3月9日的“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刊登了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所著的《南方为何多方言》一文,笔者读后,心里有几分疑惑。作为一个平素对方言颇感兴趣的非专业研究者,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并不能苟同。《南方为何多方言》一文选自《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乡音难改》一节,出于严谨起见,笔者购来此书,细读之后颇有启发,但有几点仍欲与作者商榷,并请教于方家。
“国语”之争
首先,《乡音》一文提到,“据说民国初期,很多议员来自广东,提出用广东话来做官方的标准口音”云云。此说在网上流传颇广,有人就据此演绎出“广东话差一票成国语”的段子。实际上,“____话差一票成国语”几乎是网上随处可见的选择题了,空白处的地名,绝不限于广东一地。
大家都是“差一票”
但这些终究只是“据说”而已,拿不出什么证据(因为本来就没有)。
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追根溯源的话,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6月,清政府学部中央教育会议开会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这标志着在官方层面,“国语”正式取代此前广泛使用的“官话”一词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代称(清代原来的“国语”指“清语”即满语)。这个会议决定,“各方发音至歧,宜以京音为准”,也就是宣布以北京音为标准音,没广东话或者其他方音什么事了。当然这句话后面也有个尾巴,所谓“京语四声中之入声,未能明确,亟应订正”。这里就要解释一下,所谓“四声”即“平上去入”,有个很好记的例子,即“天(平声)子(上声)圣(去声)哲(入声)”。随着语音的演变,清代北京话里已经没有入声,口语里派入平上去三声,这就是“未能明确”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