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在《〈鲁迅诗稿〉序》中说：“鲁迅先生无心作书家，所遗手迹，自成风格。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朴质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逾宋唐，直攀魏晋。世人宝之，非因人而贵也。”或许，郭的说法有一定的依据，可鲁迅若是一位默默无闻的人呢？虽然假设始终不是事实，但有先例可循，若鲁迅不是名人，他的字写得再好，亦一抄书匠耳。
在活版印刷术未流行之前，抄书这一行业应颇为吃香。在我国古籍中，从事该类职业的人称谓“佣书人”、“书人”、“书手”、“书工”、“群书手”或“经生”等，当然，这个吃香不是社会地位高，而是属于较为稳定的职业，特别是佛教流行的时代，从敦煌写经洞流出的手抄经卷中不难想到当时抄书匠的辉煌。
据说，过去抄写一部六百多万字的《大般若经》的酬劳是3000多斤小麦，算计起来，约一年才能完成，即一个月赚近三百斤小麦，这在过去也算不错吧，但绝不属于高收入。
清末民初时期，一个绸缎铺的掌柜先生每月薪水8-10银元，普通职员4-6元，一个下等巡警的月收入是大洋8元，稍好一点工厂工人的月收入也有8元，吴趼人（1867-1910年）在江南制造局作抄写员，每月也是8元。清末民初时期，一个大洋的购买力在大城市有人称约等于现在250~300元，但在一些偏远的地方则超过现在的1000元，所以不好肯定。不过，将过去的普通职员收入比现在的地方最低工资略高一点来计算，应最为实在。吴趼人所在的江南制造局在当时是很牛B的（有兴趣了解的可自行在网络中查阅一番），在其中工作的工人收入比外间的高出不少，8个大洋一个月的，应属局内收入普通的阶层了。
由此可见，过去的书法的社会地位高，并非抄书匠的推崇，完全是统治者的偏好，将其与功名捆绑在一起以及文人墨客的显摆所致。至于那些抄书匠的作品之所以吃香，除统治者偏爱外，另一原因是作者去世已久，流传稀少，才被世人高看一眼。
只是到了今天，抄书匠们喜欢将自己当成是古代的文人墨客，并对书法大吹特吹，究竟是他们无知还是无耻呢，这就不是我所关心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