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如 歌 已经远去的往事，但却常常魂牵梦萦浮想联翩，总觉得那些简单的、有趣的、凝重的、悲壮的一桩桩、一件件，是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它们组成了一首首令人回味、百听不厌的歌，是打下了特定时代印记的歌。 我爱那些歌，因而曾经写下过《铁杆兄弟》（又名“我的几个铁杆同龄人”）之一到之六，受那些如歌的往事所感染，也受网友、同学的鞭策，让我沉醉其中而不可收，现又完成了《铁杆兄弟》之七，在这个之七见诸于众前，为方便大家的阅读，我想为它安排一个相对固定的栏目，这就是眼前的《往事如歌》。在这个《往事如歌》里，抑或以后还有之八、之九等篇章的出现，或以其它形式在此出现，敬请垂注，谢谢大家！ 我的几个铁杆同龄人之七 “悬崖舞者”的百味人生 在“悬崖上跳舞”，谁都知道它的危险，然而，我的这位铁杆兄弟阿顺，却对此乐此不疲，在“悬崖”上舞动人生，写就了百味杂陈的人生之歌。 他并非身怀绝技，也无三头六臂，是我的铁杆兄弟姐妹中最为矮小瘦弱的一个，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草根书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人生历程中，却以他生来所俱的冒险精神，演绎出了一幕幕令人肝心颤动的悲壮活剧。而我，就是这些活剧最直接的观众。虽然，包括阿顺在内的我最铁的几个铁杆兄弟姐妹无一例外都去了海外，此后也几乎都是一别难寻，一别难遇。可惟有这个顺，半个多世纪来，除了我的戎马生涯时期中断联系外，与我却一直不离不弃无话不谈情同手足。
其实，对这个与我交往时间最长，联系最紧密的铁杆兄弟的某些作派，尤其是他那骨碌碌转动的眼珠，一眨眼便有一个主意的判断形式，有时我并不怎么认同；而对他那种不顾及后果的草率冒险行为更是不以为然。我也常常纳闷，两个性格迴异的人，何以擦出友情的火花并历经半个世纪而不衰？ 生活中有些问题只有答案，而没有理由和原因。 （一） 六十年代初，顺已上小学六年级，我才上二、三年级，虽是同村同校，但年龄与年级的差异，开始几乎没有往来，一次偶然的“懈逅”，使我俩鬼使神差地走近了。 有一天，我们排着村队走在放学的路上，大家都习惯地边走边扎堆聊天，我则习惯边走边低头用手比划着默写生字，很少加入到他们的闲聊中去。我这一举动不知怎的却惹到了顺，也不知是赞赏还是讽刺，他突然直直的冲着我说：“嗬，要这么用功吗？还边走边写字，怪不得你读书这么好嘢（棒）了！” 我不满地瞪了他一眼，心想我好不好嘢关你何事！当时我也算是小有名气的好学生，莫非顺对我不服气？其实，你这个顺有啥不服的，你不就是全校出了名的捣蛋鬼嘛！ 顺的捣蛋源于1958年全民大炼钢铁的年代。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的决议，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每乡每村都大搞土高炉土法炼钢。我们村的土高炉一夜之间在村头的排球场一排排的拔地而起，从此昼夜炉火通明人声鼎沸，景象蔚为壮观。 小小年纪的顺，从中受到启示，习惯于眼珠子骨碌碌一转，便生出一个主意来，他竟可以如此这般用两块盖房用的瓦筒拼成一个空心圆柱形，用铁丝扎牢，再在下方抠出一个圆孔，活脱脱一个袖珍型的炼钢炉，再塞进一些已燃着的焦碳，又从顶端口处投入一些铁碎，然后悄悄藏进教室的课桌抽屉，再施以书本掩盖，便惟妙惟肖的炼起钢来。 讲台上，老师绘声绘色大讲全民炼钢理论慷慨激昂；讲台下，顺则鼓着腮帮全力给他的“炼钢炉”呼呼吹气助燃，忙得不易乐乎地实践着炼钢，熊熊炉火映红了顺稚气的脸庞。 老师终从顺被映照得红红的脸膛中察出端倪，旋风似的“刮”到顺跟前，一把将那烧得通红的“炼钢炉”端到讲台上“示众”。 这戏剧性的一幕，顿时令云里雾里的同学们目瞪口呆，他们感叹老师只是在理论上炼钢，而这个并不起眼的小个子顺，竟敢在小小的课桌里真正实践开炼钢炉！ 从此，“炼钢大王”的雅号便风靡校园，顺因此还被家长狠揍了一顿。 此刻，莫非这个捣蛋鬼还要挑衅我不成？我故意装作未听见，继续边走边用手比划着写我的字。见我毫无表示，顺竟向我靠拢过来，转而温和地向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问这问那，见他似乎并无恶意，我也顺水推舟敷衍着。就这样一来二去，我们的交往开始多了起来。 母亲不喜欢我与顺的往来，她常说顺这孩子欠踏实，花花肠子多。面对母亲的阻拦，我无语。 就在“炼钢大王”余波未了时，顺小学毕业并一举考上台山一中，顿令村民刮目相看，一度成了传奇式的人物，自此他的形像在我心中开始高大起来。我真的有点崇拜他了。 几年后，我小学毕业考上了台山二中。与顺同在台城就读，便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我无意中发现，课余时间我和顺都喜欢玩收音机，但水平差异极大。当我还停留在安装矿石收音机的水平上时，顺早已能独立安装具有四个晶体三极管的半导体收音机了，为此我积极拜他为师，买来元件请他帮我也安装了一台四管的收音机。共同的喜好，兄弟的情谊，使我们越来越紧密的走在了一起，而这一时期，他的冒险精神越发地膨涨起来。 1966年夏爆发了文化大革命，顺很兴奋，很积极地投入文革初期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中去。有天中午他约我到人民电影院看《英雄儿女》，散场出来后，电影院售票窗口上分别写着的“一、二、三等票价表”瞬间触发了他的灵感，见他眼珠子骨碌碌的转着，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心想他一定又有什么新主意了。 果不其然，他即把我拉到一边，愤愤然道：“都什么时候了，人民的电影院为工农兵服务竟还有封建等级观念，不行，这“四旧”得破！拿纸来，给他们提提意见！”我当即从书包的本子上撕下一张纸，他接过便飞快地写了几行字，末了，还得意地读给我听：“人民电影院革命造反组织负责同志：……工农兵群众都是平等的，为人民服务只有岗位不同，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不能分为三六九等。为此，强烈要求你们取消电影票等级制，还我平等。革命造反有理万岁！——革命群众宣。” 读罢，便乘人不备迅速将纸条扔进售票窗，然后一把拉着我飞快地跑开，因我们担心遭对方持不同观点的造反派围攻辩论。 周末回到村里，又马不停蹄地加入到生产大队的造反派拆神台、砸树痕（坛）的活动中去。有天上午，我们参加了拆神台活动回来后，顺突然神秘兮兮的在我耳边低语：“我全身痒痒很不舒服，估计是我们冒犯了神灵，下午就不去了。” 顺除了爱冒险外，还有就是疑心特重。但疑心归疑心，眼前听他这么一说，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于是也悄悄的退缩了。 1966年冬，文革大串连活动风靡全国，对于有生以来从未踏出台山家门的我们来说，实在兴奋难耐。我和顺先是分别与各自学校的同学步行去了广州串连，十多天后回来，似觉意犹未尽，因为外面的世界太精彩。 几天后，顺悄悄约找又要徒步去广州串连。他之所以悄悄的，是因为我母亲不喜欢我跟他在一起玩。 “又去?我可是才回来。”我说。 “谁不是刚回来，我们算是落后了，现在的学生哪个不是在祖国大好河山满天飞啊！这么好的机会不抓住就太傻了，”他动员似的，接着又提醒道，“不过，千万别让你妈知道跟我去。” 于是，回去跟母亲撒了个谎，好不容易争取到5元盘缠。 “身上只有5元钱。”对着顺，我面露难色。 “足够了。我还没你那么多呢。今时不同以往，现在坐车、游览参观、住宿都不要钱，连吃饭也不用钱了，只要在接待站登个记就行。” 又是冒险，揣上5元钱就敢上省城混了。在顺的撺掇下，我气壮如牛地跟着顺踏上了去广州的徒步征程。 其实顺早就拟定了行动方案，为避开村民耳目，以防我母亲察觉，出发时间定在12月下旬某日的晚饭后，首站目标是当晚赶到公益的越华中学，计划三天走到广州。当我俩各自来到村口的公路边汇合，边走边庆幸我俩的行动神不知鬼不觉时，不料一出村就遇上了本村的一位大婶，躲不开只好硬着头皮打过招呼后，便心神不宁地往前挪动着步子，虽然我们随便编了个理由搪塞了过去，但心里还是一直在纠结，担心这个大婶会否泄漏机密。 出师不利，一路无语。 次日晚上，紧赶慢赶跌跌撞撞的我们终捱到了鹤山的沙坪镇。长途跋涉的劳累，顺一倒在床上便起不来了。他腿部重度抽筋，并不时大声呻吟着，看着他疼痛难耐的样子，又面临茫茫前路，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草草休息了一宿，次日一早，顺仍疲倦不堪，根本再无继续走完余下路程的可能，于是决定到路上拦截过往的货车，不费太多功夫便如愿以尝，一位素不相识的货车司机一看是红卫兵，便热情地将我们载至广州。 身处繁华闹市，可我们却一直忧心忡忡，怕我们的行动泄漏天机，顺怕我母亲对他兴师问罪；我则怕遭母亲“修理”。 据此，顺的眼珠子骨碌碌的转动着，“蔫”主意又来了：“你别担心，我准备在这呆三两天后就拦车回去，回去后第一时间上你家假装找你，问你妈说你到哪去了。你呢，就安心在广州玩，等过一个星期后你再回来。这样，你妈不就消除怀疑了吗？” 亏他想得出来这馊点子。不过，除此之外也别无它法，我只好默认了。后来，他上我家“找”我时虽遭母亲反诘，我回来后亦被母亲审问，但都顺理成章地被掩饰过去。想不到我带去的5元盘缠，在广州玩了一星期，临走时还买了几十个母亲爱吃的馒头，回来后竟还剩一块多钱。此乃后话。 （第二节待续） [ 此帖被钟鸣在2012-05-07 10:59重新编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