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
你说到你父亲一代民营企业家是有理念的,你觉得民营企业家在当代社会中缺失的作用是什么?
资中筠:那一代人有人从事革命,有人主张改良。“教育救国”、“实业救国”以及“新文化”运动等等大概就是改良的途径。所以他们都离不开“救国”的目标。
举一个例子:过去中国人穿毛衣大多靠英国进口的毛线。有一位实业家宋棐卿在天津创办了东亚毛纺厂,生产的毛线的牌子称作“抵羊牌”,标志是两只绵羊头顶头。这个牌子就是“抵洋”的谐音。从一开始他就下决心要在中国市场与英国毛线竞争。经过艰苦奋斗,到四十年代末“抵羊牌”毛线质量真的已经达到足以占领一部分市场,堪与英国毛线一比高低。而且他的企业管理也相当现代化,有不错的劳工福利待遇。他们当然要追求利润,但有更远大的目标。
家国情怀、忧国忧民,和对“道”的承载,依然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现在转化为对严重的时弊和改革倒退的忧虑、对普世价值的追求,还有拒绝遗忘,追寻和揭示历史的真相的努力。主流媒体以外的报刊、杂志以及论坛,如雨后春笋,此起彼落、前仆后继,承载了当代优秀思想和探索,加之网络对冲破禁锢、活跃思想的作用,构成一道闪闪发光的文化风景线。
当下的“颂圣”不一定表现在直接颂个人,而是颂“盛世”。除媒体的直接歌颂外,在知识界表现的新特点是:以各种“理论”维护现有体制,否定必要的改革,为显而易见的弊病——特别是当前严重的社会不公和弥漫性的腐败——辩护。
一部分所谓“文人”在因颂圣而名利双收中不但堕落到无耻的地步,而且已经超越了起码的人道底线。以至于汶川地震中出现“纵做鬼,也幸福”和“含泪劝家长”那样的“作品”丑闻。实际上这种“颂圣”充斥于媒体乃至日常生活,人们对此习以为常,已经麻木,只不过那两位的言论发生于国殇之际,特别引人注目而已。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或者更早,各种版本的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大行其道。有的表现为肤浅的“国学热”,有的表现为直接排外、仇外,有的自大狂,真以为中国可以拯救世界;还有赤裸裸的恢复已经被拉下神坛的领袖的神话和崇拜,大造神像……等等。
这种极端民族主义否定了百年来洒满无数先烈鲜血的谋求民族振兴之路,甚至否定近三十年的改革。所有这些论调,殊途同归,落脚在质疑或反对普世价值,把“社会主义”嫁接到专制皇朝,通过美化古之帝王(包括暴君),颂今之“盛世”。
百年近代史上,每逢改革到一定程度,需要向民主、宪政的道路转型的关键时刻,总有以“国粹”抵制“西化”的思潮出现,以“爱国”为名,反对社会进步,行祸国之实。而这种言论总是有一定的迷惑力,因为它能打动国人一种敏感的情结——即“五千年辉煌”与“百年屈辱”,把一切弊病归之于洋人。
所以,以“反洋”为旗号的,在表面上常占领道义制高点,同时为当局所鼓励,至少默许。以“XX亡我之心不死”掩盖施政的缺失;以虚骄的对外的“骨气”,掩盖实质上与权势的默契和“颂圣”。这种论调动不了国际霸权主义一根毫毛,只能掩护国内的贪腐权势集团,误导善良的爱国者,阻挠中华民族走人类共同的进步道路。此种思潮进入主流文化,则改革头十年思想解放的成果又将遭毁灭性打击,社会不进反退,中华民族可能付出沉重的代价。
有人认为“启蒙”是某些人自以为高明,高高在上教育别人。其实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长期思想禁锢的制度下,每个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启蒙,也可以相互启蒙。当然不能讳言“闻道有先后”,先觉者有义务与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
首先,知识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争取人格独立,减少依附性,坚决抵制颂圣文化,摆脱祈盼或仰望“明君”的情结,努力面向公众,理直气壮地弘扬普世价值:人权、法治、自由、民主、宪政。这是自救与救国的需要,无关“西化”或外部压力。不断撑开文化专制的缝隙,见缝插针地做一些扎实的启蒙工作,继承百年来先贤未竟之业,假以时日,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民族精神振兴或许有望。
本文选自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