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我在U Zlateho tygra酒吧喝完一杯鲜啤后,沿着古朴精致的街道兜兜转转,走到了这里。在广场上,圣瓦茨拉夫雕像在阳光下屹立,我拍了几张照片,因为逆光的缘故,它呈现出一种古朴的灰色。圣瓦茨拉夫是波希米亚历史上第一位国王,但在这个广场上,最值得纪念的人却并不是他。尽管,人们将纪念的鲜花和花圈摆在了他的雕像下。
1969年1月16日,一位名叫Jan Palach的大学生为了抗议苏联的血腥镇压、维护国家主权,在圣瓦茨拉夫雕像前自焚。站在人们为他放置的花圈前,我心神激荡,站立良久,那是我在这个城市里最为激动的一刻。
当年,哈维尔也曾站在这里为自焚青年献花。此起彼伏的示威游行,在荷枪实弹的苏联军队前无畏上演。这个国家的智慧,不是如今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趋利避害和明哲保身,而是与骨气相连。
那场电台保卫战,让我为之动容,甚至为自己曾见过的某些历史感到羞愧。在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杜布切克被捕后,布拉格电台仍然坚持发声,在苏军进攻电台时,数千名布拉格民众用自己的汽车筑成街垒,保护电台。播音员在电台里说:“当你们听到捷克斯洛伐克国歌的时候,捷克斯洛伐克电台的播音就结束了,这就是说,电台被占领了。以后如果电台节目里出现了你们不熟悉的声音,请不要相信他们的话!”即使布拉格电台被占领后,捷克斯洛伐克其他城市的电台仍如接力般发声,并启动地下播出。
除了坚定,捷克人还有不同寻常的幽默感。赫拉巴尔笔下的“巴比代尔”,在布拉格之春遭遇镇压时,似乎成了每个捷克人的标签。据记载,苏联军队在占领布拉格后,一觉醒来,却发现布拉格人民摘掉了所有的路牌和门牌号码,路标方向也被掉转,布拉格成了迷宫。清晨,苏军睡得正香,布拉格人民一起按响了汽车喇叭、轮船和火车的汽笛。那些美丽的少女们穿着超短裙,与路人随意热吻,唯独不搭理远道而来的苏军。
在之后的日子里,即使知识分子们被纷纷放逐(据记载,1969至1970年间,3500名大学教授中有900人被解雇,所有文学和文化杂志被停刊,失业学者和作家成了厕所清洁工、建筑工人和锅炉房司炉,17万人被迫流亡海外),捷克人民仍然无畏。
1977年,哈维尔策划了“七七宪章”运动,为之几度入狱。1989年,也就是Jan Palach自焚的二十年后,捷克人民借纪念他的机会开始了“布拉格之春”后规模最大的示威。到了11月17日,布拉格出现超过10万人的游行,“天鹅绒革命”就此开启,捷克人民摇着钥匙示威,高呼“还给我们吧,政府!”要求专制政府将权力交给人民。在这场仅仅10天的“革命”中,没有一面玻璃窗被打破,没有一辆汽车被点燃,没有任何一个政府部门被冲击打砸,一切却都改变了。
在这荡气回肠的变化中,你仍然可以看到捷克人“巴比代尔”的一面。克里玛曾经这样回忆:“布拉格几乎所有那些用得上的地方——建筑物的墙、地铁车站、公共汽车和电车的窗玻璃、商店橱窗、路灯杆——被难以置信的巨大数量的标语标志所覆盖。尽管它们有一个目标,它们的口气却是轻快的、讽刺的。布拉格居民给他们所鄙视的统治者最后一击不是一刀,而是一个笑话。但是在这个别致的、不动声色的斗争的核心,仍然居住着激越的感情”。
喜欢穿套头衫和牛仔裤,对笔挺西装始终无法接受的哈维尔,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政治人物,他始终没有摆脱作家的气质,就像这个国家一样,“文艺范儿”十足。他曾说,捷克“对作家的要求不仅仅是写一些可读之书。许多年来,作家代替了政治家:他们创造了国内社会,保持了民族的语言,唤醒了民族的道德心,表达了民族的意志”。
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有人认为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政治联系,或者说,有人并不太看重前者的意义。这也是哈维尔和米兰·昆德拉的分歧所在。对于从未成为党员的哈维尔以及其他许多知识分子来说,布拉格之春的本质是政权的“内斗”,但以米兰·昆德拉为代表的一批知识分子则认为,这是一次意义深远的社会实践。
从情感上来说,我感动于“布拉格之春”的轰烈,从理智上而言,我倾向于哈维尔。但抛开政治见解的不同,我相信,在“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之间,还有一条隐线,那便是文学。如果没有如此光辉的文学传统,如果没有捷克人的阅读习惯,那么,也许“布拉格之春”就不会如此坚定,捷克人在面对镇压时也不会如此“巴比代尔”,让幽默与无畏共存,也许,天鹅绒革命就不会如此平顺和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