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尖叔，
我发起本贴的讨论，用意是唤起原红卫中学毕业同学的自信心，树立我们对母校名誉尊严的尊重，你说的摆事实要落到“实”上，我深有同感！对于白暈居士说“在红卫中学读书毕业的是这所学校有史以来文化水准最低的”，我更是义愤填膺！
，这是对历史的扭曲！
文革期间是从1966年开始的，在全国掀起“罢课闹革命”后，台山侨中已告一段落，“复课闹革命”后，因台山侨中全称是“台山县华侨中学”，有“华侨”两个字的字样，在狠批祟洋媚外的“大好形势”下，才将校名改为红卫中学的。文革期间，红卫中学不是重灾区，所有参加武斗的学生包括台山一中等“旗派”、台山侨中的“总派”等所有学生也并非都是坏人，他们当时的行为举动，自己都认为是“神圣”的，都是认为在“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而别有居心仅是极少数的一些人，所以，参加武斗、参加文革期间的有关过激的行动，都并非十恶不赦，这可是罪不责众啊，而且文革期间的“另类”行动，都具有很大的蒙蔽性的，生活在草根阶层的广大群众是单凭单纯的“革命”热情和绝对服从的“愚忠”心态，是不可能不被鼓动的。这就是历史！
但是激情之后，终需平静，如果不“复课闹革命”，社会的动荡将一发不可收拾，工厂、机关和企业，都是成年人的群体，在痛定思痛之余，他们仍需生活，于是恢复秩序、恢复生产、恢复生活也就可水到渠成，逐步恢复也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心声啊，但，学校却有其特殊性，学生对事物的看法容易偏激，自我克制能力较差，社会的经验缺乏，不可能期望这些学生们能自觉地学习知识掌握技能，而且失学的少年整日在社会上游荡，将不利于社会环境的恢复，同时，在学生时代就已缺乏了必要教育，这将国家和社会以后的最大隐患！于是必须复课！必须将全部学龄少年青年都回归校园，这是国家的需要、社会的需要以及广大学生们的强烈愿望！但是如何复课？教师队伍已残缺不全（不少教师进了“牛栏”），原来以招考进校的学生也难以逐一联系（停课近两年），而且两年停学的学生已经累积了近三千人（台城地区），这些学生必须尽快复学！于是，1969年当时的政府就采取了按街道来划分，不管年龄相差悬殊，将台城地区近三千学生分别安排到台山一中和红卫中学就读。也就出现了姐妹同级、兄弟同班的现象，后来按街道划分就读中学的做法一直延缓到1980年，也就是恢复台山侨中的校名时止，共12年时间，这12年，红卫中学共培养了前后7届学生，我们就戏称为七期学子吧， 编列如下：
红卫中学73届——红卫一期
红卫中学74届——红卫二期
红卫中学75届——红卫三期
红卫中学76届——红卫四期
红卫中学77届——红卫五期
红卫中学78届——红卫六期
红卫中学79届——红卫七期
1980年毕业学生的毕业证，已盖“台山县华侨中学”的大红印章，因此不属红卫中学的。
红卫一期，这一期应包括1971年初中毕业的学生（73年初中毕业不再升读高中占入学时近半，原因是71年的工商企业人员结构上出现了青黄不接的情况，一部分员工因“三反五反”“四清”等政治运动被疏散回农村或赶进了牛栏，于是急需年青员工补充，当时，普通市民生活清贫，儿女众多，普通家庭都有3-5名子女，而当时工资水平仅为36元--60元区间，生活所需与子女读书等开支仅是“蔗得住肩头又蔗不住膝头”，加上国家多年未有对待业有分配工作的机会，现突遇政府有分配工作的少有时机，无不则涌跃报名请求分配工作，此政策下，出现了大量初中毕业生就业的情况）
这就是当时的客观情况。
由于按街道划分就读而非统一考试录取，则全部的学生成绩水平相对悬殊以及参差不一了，同时教师队伍的残缺不全，为解决教师的缺少，也只能在当时的已高中毕业的学生中挑选担任（包括李宏锐、黄超斌、黄耐芳、邝素玲等年青老师），同时也在小学抽调老师（包括谭陶坚、赵兆棠、伍园月等老师），另外，国家正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学生不但要学工、学农、也要批判资产阶级，课本内容简之又简，教育内容仍是革命加激情，文化知识不受重视，革命理论整天挂在嘴巴，学校在这种时势下，要校办农场、要校办小工厂、也要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每次革命运动和重大事件中，要反映该阶段的学生新面貌，要响应国家和政府的任何号召，要参加社会任何形式的大游行（必须停课！），要参加政府关于治理台城河和任何抗旱防灾大行动，在1969年至1980年，大大小小游行、劳动不计其数！在如此情况下，是不可能要求这些学生在成绩水平上有过高的期望，但是，所有这些措施的最大效益是消除了或杜绝了社会继续的或持续的不稳定隐患，给予了失学学生的学习机会，免致这些学生以后会成为文盲的“暴徒”，这是国家治理“文革”遗患的非常必要的重着，也是具有长远眼光的，于是，这个时期的学校责任，是社会责任高于教学责任的，是以非正面措施治理文革乱摊子的软措施，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柔性膏药！学生们整个学习阶段，虽然学不到多少文化知识，但学到面对逆境的坚韧与宽容，体会了社会动荡无奈与安定团结的可贵，感受了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候人们的恐惧与欢腾，特别在经历“林彪事件”“天安门事件”国家三位领袖逝世重要时刻以及粉碎“四人帮”的喜悦，我们学习是比不上现代的教育，但我们又遇上了新中国仅有重大事件，我们学会了思考！我们明白了个人的升降荣辱与国家的生死存亡相比，竟是如此的微不足道！也竟是如此的休戚与共！个人的得失与国家繁荣比较，简直是点着蜡烛与日月争光！在这种情况下，每一位学生的毕业，教师的感受是社会少了一个文盲而多了一个社会的有用之才！教师的感觉是欣慰的，是感到了为社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个时候，绝不会为这些学生的知识缺失而感到痛楚！而是感到这个学生不会成为社会的“暴民”，这种情感是应该非常理解的，因为文革是解放以来触及面最广破坏力最烈的政治运动，在“暴民”理念和强权政治下，没有沦为政治暴徒已属人性未泯！我们作为后辈，又何以能数典忘祖地湟论何个时期学生的知识水平高低呢，如果不考虑历史事实与历史责任而指责责难，这是对这个时期的学生的极度污蔑，试设想，白暈居士在其时其势，能否有如此的坚韧和宽容呢？白暈居士的这种表现和态度，我觉得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此帖子已被 四眼光头佬 在 2006-11-23 19:37:12 编辑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