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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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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530楼 发表于: 2009-08-27


在“不平常的春天”里 [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广西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对毛泽东作过这样的评价: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邓小平,《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随着毛泽东走过那些严峻的岁月。

  跨入1957年,毛泽东开初的步子是正常的。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

  三天之后,毛泽东致函胡乔木——

  乔木同志:

  此篇有用,请在《人民日报》上转载。南京一篇,上海一篇,尚未转载,请给我,写上按语。

  毛泽东4月30日

  毛泽东提及的“此篇”,即北京大学教授、著名遗传学家李汝祺在1957年4月29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

  遵毛泽东之嘱,胡乔木关照《人民日报》转载李文,当时加上毛泽东所写的“编者按语”:

  “这篇文章载在4月29日的《光明日报》,我们将原题改为副题,替作者换了一个肯定的题目,表示我们赞成这篇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

  毛泽东将李文改题为《发展科学的必由之路》。

  毛泽东重视李汝祺的文章,因为他在1957年2月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最初的题目为《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中,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笔者访问过李汝祺的高足谈家桢教授,据告,遗传学曾一度被打成“伪科学”,所以李汝祺《从遗传学谈百家争鸣》一文引起毛泽东注意。

  毛泽东还注意到1957年4月13日《大公报》的社论《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嘱令:“送胡乔木同志阅。可惜《人民日报》缺乏这样一篇文章。”

  毛泽东于4月26日致函胡乔木,批评了《人民日报》:“大公报、中国青年报的理论水平高于人民日报及其他京、津、沪各报,值得深省改进。人民日报社论不涉及理论(辩证法、唯物论),足见头脑里没有理论的影子,所以该报只能算是第二流报纸。”毛泽东这一批语,是写在4月24日《大公报》报头上,注明“乔木阅”。

  毛泽东对《人民日报》的批评,促使胡乔木亲自执笔为《人民日报》写社论。

  5月2日,《人民日报》列出胡乔木所写的社论《为什么要整风?》,从理论的角度,阐述了中共中央关于实行整风运动的意义。

  那些日子,倒是被《大公报》的社论说中了——“在社会大变动的时期里”。在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写了一篇极为重要的文章。此文最初题为《走向反面》,拟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排出清样后,毛泽东在文章上批了“内部文件,注意保存”八个大字,并把文章的题目改为《事情正在起变化》。既然是“内部文件”,署名也就相应改为“中央政治研究室”。这“内部文件”,直到6月12日,才印发“中央一级若干同志”,署名又改为“毛泽东”。

  《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意味着大转弯。此文直至收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才于1977年4月公诸于世——已是整整二十年后了。

  毛泽东写道:

  “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

  毛泽东以为:

  “有一部分人有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这些人大都是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就是看问题的方法有‘左’的片面性。”

  也就是说,教条主义虽“左”,不过是方法问题罢了。

  毛泽东又以为:

  “****的右派——修正主义者。”

  “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

  “右派大约占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依情况而定。”

  也就是说,修正主义,亦即右派,是立场问题。

  毛泽东尖锐地指出:

  “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

  这份在二十年后才发表的内部文件,表明了毛泽东下决心发动一场反右派斗争,而且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

  在他此文中所表露出来的“‘左’是方法问题,右是立场问题”的思想,后来导致了宁“左”勿右,导致了中国的航船向“左”偏航,以致导致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

  在毛泽东6月12日印发《事情正在起变化》之后,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胡乔木写了《是不是立场问题》,于6月14日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强调了“坚决反对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是“立场问题”。

  紧接着,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胡乔木所写的著名的社论《不平常的春天》。此文是经毛泽东审阅后发表的,毛泽东作了若干修改、补充。

  胡乔木一开头便写道:

  “1957年的春天,对于我国的政治界和知识界,是一段不平常的时间。”

  胡乔木写及:

  “历史是在斗争中前进的,人们的思想是在争论中前进的。整风是不可避免的争论,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批判也是不可避免的争论。现在有争论,将来还会有争论。”

  他还写道:

  “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不会想到天气的寒暖。虽然立场之说还不能人人同意,但是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这却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在我们社会主义者看来,目前的天气确确实实是一个大好春光的艳阳天。是的,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不言而喻,胡乔木谈论天气,显然是针对费孝通教授1957年3月24日在《人民日报》所发表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费孝通成了资产阶级右派的头面人物。

  《不平常的春天》一文,被列为反右派斗争的必读文件。这篇社论,在1957年曾是广有影响的。

  此后,胡乔木又接连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配合反右派运动的社论:

  《这一次人民代表大会》(6月26日);

  《斗争正在开始深入》(7月8日);

  《党不能发号施令吗?》(7月10日);

  《在朋友问题上驳斥右派》(7月18日);

  《用人可以不问政治吗?》(7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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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与王翰早年在上海的隐蔽行动 [转帖]


    一位是被毛泽东赏识为“是个人才”的胡乔木,一位是被江泽民赞誉为“革命信念,始终如一”的王翰。由于早年求学在外,两人虽为盐城同乡,彼此却无缘相识;是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两位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沪结乡谊,从此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情。本文展示的是20世纪30年代胡乔木与王翰相遇沪上,并肩苦战于孤岛上海的片断。

  胡乔木三到上海滩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一座“冒险家的乐园”!
  胡乔木自杭州抵沪后,在闸北江湾路租了个亭子间住了下来。
  三年前,北平团市委被解散后,由于胡乔木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的身份暴露,无法再返清华完成学业,于是听从父亲建议并经组织同意回盐城隐蔽,1932年3月途经上海交通大学时,结识了与哥哥胡达新同在一系读书、时任中共学生支部书记的王翰,并与他们进行了两个月的交往。一年后,家乡盐城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胡乔木在成功摆脱了叛徒的严密搜捕后(胡乔木于1932年秋经时任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介绍入党,先后创办过《海霞》、《文艺青年》等进步刊物),于1933年9月第二次避到上海并与王翰相聚,当时王翰建议他转赴浙江大学读书,这样可以一面坚持学习以完成学业,一面继续从事党的地下活动,考入浙大外文系二年级后,胡乔木很快结识时任学生会主席的中共地下党员施尔宜(施平),于是单枪匹马地办起了旨在宣传抗日救国的《沙泉》壁报,其刊头画便是“移植”自王翰寄来的《中国论坛报》中的一幅插图;办壁报遭校长郭任远“训话”后,又在外文系组织读书会,利用同学们懂外文的有利条件,组织大家阅读马克思主义的外文原著;后来,干脆利用郭任远与学生们的对立情绪,在全校组织成立了一个旨在“驱郭”的罢课委员会,这样,在浙大仅读一年,即因参加并组织学运被校长郭任远视为赤色分子而开除!眼下,怀揣着教务长费巩教授私下开具的“学籍证明”,胡乔木又第三次来到上海滩。
  两年前,回乡隐蔽的王翰自盐城返沪时,曾劝说过胡乔木:“你学业未就,应继续读书,因为在校读书同样可以做革命工作,****的组织各地都有。”然而,眼下的中国到处是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热血青年又怎么会熟视无睹于窗外时局而静默于书斋?自己于清华和浙大的两次经历不正是如此么!寻找组织?与北平的联系早已中断,盐城的党组织亦已瘫痪,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又叛变自首……
  一筹莫展之际,胡乔木突觉眼前一亮:对,找王翰去!

  胡乔木与王翰共做“社联”工作

  1935年2月,胡乔木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部长的王翰取得联系。
  王翰,这位后来与胡乔木结下深厚革命情谊的盐城同乡,建国后曾任中南行政委员会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主任,中央人民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监察部常务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57年因被列为国务院内的大“右派”而遭受不公正对待,历经磨难,直至1979年3月23日中组部作出《关于王翰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改正结论》后,才正式恢复其政治名誉,恢复其党籍;然而,21个月后的1981年1月2日,王翰却不幸因病逝世。
  比胡乔木年长一岁的王翰,原名陈延庆,其父陈曙东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既带有旧时代思想烙印又接受现代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与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同为盐城知名人士,两家交往密切。王翰于1923年在家乡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中学,后因参加学运转入浦东中学,1930年考入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1931年发动并帮助上海学生抗日救国会组织600余人赴南京示威,因在宁组织捣毁《中央日报》社被捕,经营救获释后,参加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并加入上海“社联”组织;1932年加入中共并很快成为交大党支部书记,曾因组织捣毁白俄《柴拉报》报馆而被捕;1933年被交大开除后,任中共南市区工委组织干事,后因组织遭破坏回家乡盐城隐蔽,同年返沪,免试插入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四年级;1934年出任“社联”常委、“社联”党组成员并兼任宣传部长,次年1月出任“社联”组织部长。
  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虽说遵义会议的召开,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在上海,因中共地下组织屡遭破坏,秘密电台亦被国民党警察搜走,上海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一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实际上已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之中。
  身为“社联”组织部长的王翰,一方面要继续领导沪东区的工作;另一方面还领导着“社联”编辑部的工作,大量的组稿、编辑、校对、发行及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忙得他不亦乐乎。因此,急需人手的王翰,一见胡乔木到来,高兴得连连叫道:“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王翰立即汇报并介绍胡乔木参加“社联”。很快,胡乔木被任命为沪东区干事会干事,并参与“社联”编辑部工作,隶属于王翰领导。

  王翰介绍胡乔木重新入党

  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上海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以及“左联”、“社联”的负责同志和一些****员计约30余人被捕。其后,上海中央局先后又间接遭受6次破坏。
  面对如此恶劣环境,胡乔木与王翰一起坚守阵地,勇敢接受考验,努力办好“社联”机关刊物《盟报》。针对所谓“红军垮了”、“毛泽东被杀害了”、“朱德正被悬赏捉拿”等众多谣言,胡乔木写下《评红军是不可消灭的》文章发表于5月的“社联”刊物;与此同时,王翰采写的关于国民党特务破坏复旦学生反对“何梅协定”的报道也一起发表出来。一时间,以刊登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镇压抗日救亡运动、杀害****人和革命群众、传播朱毛红军的北上抗日为主要内容的“社联”《盟报》,社会反响很大。为此,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查禁,而《盟报》则采取或更换刊名,或迁移地点,或调换印刷厂家,以灵活多变的形式显示出了自身顽强的生命力,使每期的出刊发行数量始终保持2000多份。不仅如此,“社联”还不时地推出一些宣传小册子或传单,并出版一些社科方面的知识读物。

  这期间,胡乔木还为《知识》创刊号写下了《友乎、敌乎?!》一文,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亲日派徐道邻的《敌乎,友乎?》谬论,主编钱亦石评价胡乔木的文章:像个老手笔!
  是年5月,胡乔木经王翰介绍重新加入中共,实质是重新接上了组织关系,代表党组织找其谈话的是时任“社联”党团书记的陈处泰同志。不久,胡乔木便升任“社联”常委、宣传部长。他与王翰一起,继续负责《盟报》的编辑工作。
  此时的上海,在经历了7月份的又一次大破坏之后,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上海的各区区委等,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全部破坏,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也不复存在。

  胡乔木出任“文总”党团书记

  1935年夏,上海重新组建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扬任书记。10月,在“文委”的领导下又成立了新的左翼文化界总同盟领导机构,胡乔木出任“文总”党团书记,王翰、邓洁分别为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文总”是左翼文化人的大本营,它领导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世界语小组等八个文化组织,并创办有《文化斗争》、《文化月报》等刊物。
  这样一来,胡乔木又成了王翰的领导。然而,无论是谁领导谁,他们都互相尊重,互相支持。王翰对胡乔木是钦佩有加,乔木的才思敏捷、工作细致、处事沉稳等诸多特点,给王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连毛泽东这样的伟人都赏识“乔木是个人才”。胡乔木对王翰也十分敬重,他对王翰敢说敢为的品行、雷厉风行的作风、诚挚坦荡的胸怀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渝,倍加赞赏。1998年12月30日,江泽民曾为《王翰传》一书亲笔题词,赞誉王翰“革命信念,始终如一”。

  解散“文总”组织抗日统一战线

  1935年秋,正当胡乔木、王翰等为失去上级党组织的领导而倍感苦恼,期盼着能尽快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之际,他们在苏联驻华使馆新办的书店意外地买到了英文版的《共产国际通讯》和《莫斯科日报》,上面竟刊有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包括季米特洛夫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报告,更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同时还买到了登有中共《八一宣言》内容的英文版《救国报》!
  终于有了党中央的消息!终于有了党中央的指示!胡乔木、王翰等阅读着虽不齐全、但却透露了党中央许多新精神的英文刊物,内心充满了兴奋和激动。
  根据中央精神,“文总”立即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把《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译成中文并组织学习,尔后讨论工作转变,提出了准备解散“文总”和各个“联盟”以迎接抗日高潮的问题。因为“社联”、“左联”、“教联”等组织所吸收的对象要求过高,组织生活的方式同支部没有什么差别,开展的活动也太左,而过“左”的做法又不便于团结进步力量,更不适合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后来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也确实推动了“文总”工作转变的完成。
  恰在此时,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很快得知了来自莫斯科的密信,信中要求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这样一个非常时期,“左联”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要“追随”并“符合”抗日统一战线,即: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取消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为了统一各组织行动,使上海地下党工作更加适应新形势,以胡乔木为党团书记的“文总”,在东方地下党工作更加适应新形势,以胡乔木为党团书记的“文总”,在东方旅馆及时召开上海各革命组织联席会议,讨论《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组成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随后,又与王翰等具体研究上海革命组织的现状。

  成立“临委”领导抗日救亡运动

  1936年2月,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邓洁任“临委”书记,胡乔木和王翰分别为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重大事情由他们三人商讨决定。
  “临委”成立后,由胡乔木起草宣言,宣布“文总”解散,“文委”则依然存在。“临委”与“文委”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双方在人员和工作关系上互有交叉,互有配合。
  江苏“临委”成为领导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机构。
  2月25日,胡乔木的一篇关于萧军《八月的乡村》书评,在《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发表。未料想,书评一出,很快引来张春桥化名“狄克”的批驳文章。“狄克”这篇旨在攻击鲁迅的书评,发表在3月15日《大晚报》的副刊《大地》上。鲁迅看穿了这个假“左”派的反动本质,随即写下《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不久,文艺界又发生了以鲁迅和周扬为代表的所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胡乔木认为,周扬号召各阶层、各派别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其目的是对的;但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具有片面性,容易使作者忽视无产阶级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他对王翰说:“鲁迅先生的口号,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我们不应该对他采取攻击。”
  在后来由周扬、邓洁、胡乔木、钱俊瑞4人参加的讨论会上,邓、胡、钱3人都不赞成周扬对鲁迅的态度。鲁迅后来对代表江苏“临委”前去看望他的邓洁也说过,对蒋介石不能抱有过多的幻想,这就好像一个有毒的东西,不是用一块肥皂就能洗得干净的。我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能因此放弃无产阶级文艺的原则,不要无产阶级文学。

  冯雪峰秘密返沪传达党中央指示

  1936年4月,一位重要人物秘密而至。他会见鲁迅,接触胡风,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则全然不知。显然,由于长时间地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这位负有重要使命的人物,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持有谨慎观望态度。
  很快,周扬等亦风闻中央已派来要员。经多方打听,方知来人为冯雪峰。

  冯雪峰,原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文委”书记。1933年因被国民党特务盯梢而奉命离沪,秘密前往中央苏区,后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这次秘密返沪的任务是:迅速弄清上海地下组织的情况,尽快恢复其与党中央的直接联系;同时,利用鲁迅关系,努力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
  冯雪峰的秘密返沪,终于使上海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江苏“临委”总算结束了孤军奋战的岁月。据王翰后回来回忆:“冯雪峰来沪后,正式向我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带来了一批中央文件,如十二月瓦窑堡会议决议,红军将领致东北军军长董英斌的信,以及‘逼蒋抗日’的精神和有关文件。在建党问题上,邓洁向我们传达了冯雪峰带来的中央指示,指出要上海暂时不要发展党。这样,临委就通过冯雪峰在中央的指示下进行工作了。”
  是年5月,北方局派人来上海,带来了刘少奇的文章和北方局的文件。胡乔木、王翰等迅速将其翻印,并将刘少奇的《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等文章挑选出来,认真组织党员和积极分子进行学习。白天,他们奔走于各群众团体之间,实地进行着抗日救亡的活动指导,夜晚则与活动分子进行座谈,具体了解社会各界之动态,及时把握青年学生的思想状况,有时,他们还频繁地走访社会各界人士。兼管着全国学联工作的胡乔木,在这段时间内还应陆璀之请,为全国学联机关刊物《学生呼声》,撰写过如《今年“五四”的纪念》、《五月底的三个惨痛纪念》等较有影响的文章,呼吁广大的青年学生们要立志爱国,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

  胡乔木西行王翰南下

  由于特务的盯梢,邓洁、丁华等江苏“临委”负责人,又于1936年9月先后落入了国民党特务手中。随后,各救国会、武自会、共青团等许多抗日团体也相继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11月23日晚,国民党当局竟然又制造震惊全国的“七君子”事件: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邹韬奋、史良等救国会领袖不幸被捕!
  “七君子”事件的发生,使上海的白色恐怖再次升级。胡乔木、王翰等必须立即隐蔽!于是,位于新闸路的培明中学很快便来了一位自称“胡定九”的英语教员。盐城籍的校长见这位年轻的同乡才华出众、教学在行,高兴地接收了他。
  “胡定九”不是别人,正是化了名的胡乔木。此时的王翰则与胡乔木的妹妹方铭喜结连理,住于徐家汇法租界西爱威斯路的一个里弄内。
  胡乔木和王翰分头转移并各自隐蔽下来之后,方铭以妹妹和妻子的合法身份,穿梭往返于哥哥和丈夫之间,努力保持着他们之间密切的工作联系。然而,由于长期的日夜操劳,此时王翰的胃病已日趋严重。经组织同意,他于是年底回家乡盐城作短暂休养。但王翰仍没忘记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工作。
  1937年1月,改组后的新的江苏临委成立,成员为李凡夫、胡乔木、王翰、钱俊瑞、徐雪寒,李凡夫任“临委”书记,胡乔木、王翰仍分别分管宣传和组织。原“临委”书记邓洁,经组织保释出狱后已先赴延安。三个月后,胡乔木接到冯雪峰通知:速离上海,与李凡夫同赴延安!
  于是,25岁的胡乔木在上海西郊真如车站告别战友,登上西去的列车,从此开始了日后与毛泽东珠联璧合、风云中国文坛和政坛的“党内第一枝笔”的非凡人生!
  同年10月,王翰衔命南下武汉。就这样,胡乔木和王翰从此天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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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气旺盛”的钱钟书和后代[转帖]


    作者:吴东平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钱钟书其人

  钱钟书(1910—1998),著名学者兼作家。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1910年出生在江苏无锡钱氏大家,国学大师钱穆、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等人均与他出自同一家族。其父钱基博是著名学者,历任清华大学、圣约翰大学、国立蓝田师范学院等校教授,曾参与20世纪初的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

  钱钟书先生青年时代曾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辅仁中学,19岁时被清华大学外国语系破格录取。1933年大学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7年,钱钟书先生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并获副博士学位。随后又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法国文学。1938年回国,先后任西南联合大学外语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他由湘西回家探亲经上海时,时值上海沦陷,被羁留,于是创作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一书,已译成英、法、德、俄、日及西班牙语,在世界许多国家发行。该书也是钱钟书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代表作。夫人杨绛说《围城》的作者“是个‘痴气旺盛’的钱钟书”。

  其后,钱钟书曾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在此期间,著有多卷本的《管锥编》等书。该书对传统的中国文化经、史、子等古籍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考释,并将中西文化和文学在进行比较的基础上进行阐发,辨析。因此书中的见解颇多,在学术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钱钟书先生的夫人杨绛也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学者和翻译家。1978年,她翻译的《唐·吉诃德》中译本出版的时候,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在接见西班牙国王时,把这本书作为礼物送给他。1986年,西班牙国王授予杨绛先生“阿方索”十字勋章。杨绛1911年出生在北京,祖籍也是江苏无锡。父亲杨荫杭,是上海鼎鼎有名的大律师。母亲也是有着很深厚文化积淀的知识分子。杨绛的三姑母杨荫榆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曾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早在东吴大学已被人称为南国佳人的杨绛先生考进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后,攻读外国文学。一进校,杨绛就听人说,三年级的本科生中有一个赫赫有名的才子钱钟书,也是无锡人,据说此人架子很大,一般低年级学生根本不敢冒昧去见他。杨绛来到清华后,也想一睹这个老乡的风采。这一年的春天,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里,杨绛经人引荐认识了钱钟书。似乎是缘分注定,他们两人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谈得十分火热。谈家乡、谈文学,谈得是那样投机。从此这位“清华才子”和“南国佳人”便一见钟情。

  在无锡老家,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和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当地名士,他们两人曾被前辈大实业家兼教育家的张謇誉为“江南才子”,钱杨两家又都是无锡有名的书香世家。因此人们称钱钟书和杨绛的结合真是门当户对,珠联璧合。

  1935年的夏天,钱钟书与杨绛终于在两家老人选定的“黄道吉日”,在无锡七尺场钱家新居举行了婚礼。婚后不久,钱钟书带着妻子杨绛告别双方的父母和朋友,相伴前往英国牛津大学深造。

  1937年,他们的女儿钱瑗降生了。这对“天造地设”的恩爱夫妻从此呵护着他们惟一的孩子钱瑗,直到她长大成人。

  1997年的早春,钱钟书和杨绛的女儿钱瑗因患癌症不幸去世了。

  第二年,1998年末,钟书先生驾鹤仙逝了。

  为了纪念死去的亲人,杨绛先生强忍着失去亲人的痛苦,在她92岁高龄时完成了《我们仨》一书的写作。该书向读者披露了她和钱钟书及女儿钱瑗三人的家庭故事。书的内容分三个标题写:“我们俩老了”、“我们仨失散了”以及“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然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彼此人间天堂的他们“仨”之间永远弥漫着浓浓的亲情。

    女儿钱瑗:母亲的杰作

  钱瑗(1937—1997),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副主任,教授。1937年出生在英国,小名圆圆。在她出生后的第二年,钱瑗在父母的相伴之下回到了祖国。

  一

  圆圆自幼聪明过人。那还是在抗战期间,2岁的小圆圆跟着妈妈杨绛住在外公家里。有一天,杨绛和姐姐拿出一本上下两册的《看图识字》给圆圆玩。从没有念过书的圆圆,接过书,将它倒过来,从头念到底,一字不错。对此,大家感到万分惊奇。经过仔细的分析,原因终于找出来了,原来杨绛姐姐有一个女儿,大圆圆两岁,杨绛的姐姐每天教女儿读《看图识字》时,小圆圆总是坐在表姐的对面听。聪明的小圆圆也就在暗地里跟着姐姐将《看图识字》上的字也全记下来了,不过小圆圆认的全是倒字。

  后来,杨绛的姐姐也为圆圆买了一匣方块的数字教她。小圆圆听大姨教了一遍,就学会了。就这样,小时候的圆圆那些小儿书上的字只要别人教她一遍,那上面的字她就全认识了,并且记得很牢,也不用复习。

  大人们还惊奇地发现,小圆圆识字时翻书的样子与父亲钱钟书一模一样,走路的神态也与父亲完全相同。之所以如此,就在于小圆圆从小注意大人们的一举一动,具有很强的模仿能力。

  钱钟书和杨绛是一对对学习怀有十分虔诚态度的学者。尽管如此,他们对女儿钱瑗总是以一种包容的爱心呵护和关爱着她成长。从钱瑗很小的时候开始,崇尚一种自然的爱和教育的钱钟书夫妇,没有给女儿规划过什么未来。即使是女儿长大了,也很少向女儿提出什么具体奋斗目标,而他们只是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来影响女儿。希望女儿做一个有道德、治学严谨、不爱慕虚荣的人。钱瑗从小到大,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一直受到人们的称赞。

  钱瑗小时候身体虚弱多病,且有较长一段时间休学在家,妈妈杨绛就成了她的全科教师。圆圆小学和初中的课程基本上都是母亲杨绛教的。正是母亲的辛勤培养,使女儿能顺利地考上高中。

  二

  钱瑗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在外语系工作。她学的是俄语,而研究的是英语文体学。这是一门介于语言学和文学之间的新学科。正是钱瑗教授的努力,才在我国高校中首次建立了“英语文体学”这门课程。她编写的《实用英语文体学》教材,分别获国家、教育部及北师大三个大奖。

  社会上一般的人只知道钱钟书、杨绛先生是学者,其实他们的女儿钱瑗也是学者。当有人称杨先生是学者时,杨先生总是说:“钱先生和钱瑗是学者,我不是。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杨先生称女儿钱瑗是学者并不是过誉之词,是对女儿钱瑗教授的诚恳评价。

  钱瑗教授对工作是极其认真负责的,尤其是教学工作。她的课备得很仔细,所有的例证既有学术性,也有趣味性,因此学生都爱听她的课。钱瑗教授的家离学校有几站路,但她每天去学校讲课时,从不搭“的士”。就这样每天匆匆地来,匆匆地去,从不迟到。有一次,钱瑗教授早上起床后,为了急忙赶到学校上课,忙得一只脚上穿的是黄色鞋子,一只脚上穿的是黑色鞋子。到学校后还是别的老师发现的,没有办法,只好临时找别人借了一双鞋穿着去上课。

  即使身患重病住进医院里,钱瑗对她在国家教委、北师大和外语系里负责的工作仍然放心不下。在医院里,她几乎每天都要处理文件、写信、看书。钱瑗教授将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地贡献给了教育事业,贡献给了她的学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钱瑗教授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之时,也就是在她病逝的前几天,她还在病床上给妈妈杨绛写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几句话:“牛儿不吃草,想把娘恩报,愿采忘忧草,藉此报娘生。”信的最后还画了一只嘻笑的丑脸。无论是从信的内容和信后的画都可以看出其中饱含着母女诀别之际,女儿对伟大母亲的无限崇敬与爱。

  三

  钱瑗教授也有过自己美满的婚姻。然而20世纪中期发生的那场十年动乱,夺走了她丈夫王德一的生命。王德一是山东济宁人。1955年9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在学校里,王德一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学生。那时学校里评定成绩也是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方法,实行五分制,王德一的各门功课都是5分。1956年,各高校开展了“向科学进军”的活动,王德一曾被评为优等生。在大学读书期间,王德一还担任过班长和系学生会主席。

  钱瑗是1955年9月考入北师大俄语系的,与王德一是同届同学。那时的北师大俄语系和历史系同在“文史楼”,俄语系在一、二楼,历史系在三、四楼。那时钱瑗和王德一都会绘画,绘画水平也不错。业余时间,他们两人都参加了学校的美工队,因此,他们也常常在一起出黑板报,画海报。于是,两个人之间接触也就多了。据说,那时王德一曾向钱瑗表露过自己的爱慕之情,而不知什么原因钱瑗没有积极回应。不过他们两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据同学们猜测,很可能是钱瑗将自己对王德一的爱深埋在心里。

  1959年,钱瑗和王德一两人毕业时,同时留校。王德一留校后被分配到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组当助教,钱瑗则在俄语系当助教。此间,他们二人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钱瑗才向王德一表示了自己的爱,从此两人才明确恋爱关系。直到1968年初,二人才结婚。可见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很认真的,是在经历了相识、相恋的漫长过程之后,才确定下来的。

  1969年冬,“文化大革命”正处于十分激烈的阶段,钱钟书先生一家都受到了冲击。父亲钱钟书先生被下放到干校劳动,钱瑗在北京一个工厂劳动,丈夫王德一在另一个地方劳动。每逢星期天,钱瑗和王德一都回到了父母身边。这天,王德一一回到家里,就将学校的运动情况告诉杨绛先生说:现在学校里正抓“5·16”分子,我又不知道“5·16”分子是怎么一回事,工宣队还要我交出“5·16”分子的黑名单,真是莫名其妙。但是既不能顶撞工宣队,又不能顶撞群众。我又不会说谎,编些瞎话来害别人。说到这里,王德一告诉岳母杨绛先生说:“妈妈,我现在心里乱得很,没心思去理发店理发。我的头发长得太长,你替我理个发吧!”在这个家里杨绛先生可说是一个高明的理发师。平时丈夫钱钟书、女儿钱瑗的头发都是她亲自理。钱瑗也跟着妈妈学了点手艺。今天,一听王德一要理发,也想练练手艺的钱瑗,于是拿着剪子就在王德一的头上剪了起来,结果把王德一的头发理成了一个台阶形。这时王德一大叫起来:“妈妈,你快来!”钱瑗就笑他说:“你又喊妈妈救命了!”

  杨先生走过来,接过钱瑗手中的推剪,一边为女婿理发,一边宽慰女婿说:“德一,人的一生总会遇到许多挫折的,晚遇到不如早遇到,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们一家人都会支持你。”

  谁也不曾料到,这竟成了王德一人生最后的一次理发。过了一两天,王德一被驻校“工宣队”隔离起来,进行审察,其主要“罪行”是“炮打林副统帅”。工宣队还多次组织历史系和俄语系的师生对他进行批判。就这样,一个年轻的生命,在他们的威逼之下,走上了绝路。从此,钱瑗失去了自己的丈夫,钱钟书和杨绛先生失去了他们惟一的女婿。

  对王德一的死,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许多老师为之惋惜。值得庆幸的是在王德一去世一年之后,“炮打”的“林副统帅”因飞机坠毁,葬身于蒙古的温都尔汗大草原。粉碎“四人帮”后,王德一的问题得到彻底澄清,并彻底平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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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怜鸟兽父母心 [转帖]


  郭耕

    我们常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无疑,那是专指人类,但同在蓝天下的芸芸众生、包括各种鸟兽,有无父母心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没有父母,何来后代呢?最近,我参加中央台《视觉》栏目的一个节目,在演播室就此话题

  淋漓尽致地发了一番感慨,直说得善于言表的主持人心事沉沉、无语凝噎。为什么?大概是这一桩桩、一件件有关鸟兽亲情的可怜且可悲的故事,触动了她蕴藏于内心的良知。

  ◎ 某猎人在追杀一只藏羚羊,眼看猎物走投无路,突然,这只藏羚羊不再奔跑,而是面对猎人跪下了。“奇怪,这个畜生还会求生?”猎人思忖着。但他并未因之而动恻隐之心,举枪将近在咫尺的这只藏羚羊打死了。

  回到驻地,一解剖发现,这只羊的腹中竟有一个胎儿,猎人怔住了,“这是一个就要生产的母亲”,猎人明白了:她的求饶是为了孩子。猎人的铁石心肠融化了,“我干了些什么?真是禽兽不如!”终于,这位猎人丢掉猎枪,金盆洗手。

  ◎ 古代,有一学士名叫周豫,一次,在烹调鳝鱼时,见热锅里有只母鳝总爱向上曲拱身体,甚感蹊跷,剖之,发现其腹中有仔,才知,这条母鳝鱼曲身避汤的原因是为了护仔。周豫被此情景感动,从此不再烹鳝。

  ◎ 在非洲稀树草原,某探险家曾与一猎豹遭遇,人兽相斗,难解难分,双方均受重创,最后,探险家终因将拳头塞进猎豹的口腔而使猎豹窒息死去。看着这只尽管双眼圆睁、却已一动不动的猎豹,探险家艰难地爬起来,带着一身伤痛,踉跄着跑回营地。

  他找到一助手来抬猎豹的死尸,可回到事发地点,大吃一惊,猎豹竟然不见了。循着血迹,他们来到一棵大树前,见树根下有一动物巢穴,猎豹就在里面,美丽的豹纹清晰可见。鼓捣了老半天,没有动静,原来,猎豹已死,待他们把死猎豹拽出来,都愣住了,大豹的身后居然还有两只没睁眼的、嗷嗷待哺的小豹。此时,探险家明白了,猎豹之所以死不瞑目、拖着垂死之身跑回巢穴,是为了给两个饥饿的孩子喂上最后一口奶。

  ◎ 屠格涅夫曾写了一篇名为《麻雀》的散文。一天,这位文豪正在遛狗,忽然,狗好像发现了什么,放慢脚步,蹑足潜行。原来,前边有一只羽毛稀疏、嘴带黄边的小麻雀,刚从巢中跌落,眼看就要被狗打了牙祭。这时,麻雀妈妈飞身扑到狗的面前,她浑身战栗,羽毛竖立,叫声凄厉,尽管麻雀在狗之前显得极其孱弱渺小。力量对比悬殊,可母鸟此时表现出的一种比理智更强烈的力量,使狗先是一怔,继而惊惶而退。好心的屠老先生赶紧唤回了狗,怀着对麻雀的敬佩之情走开了。之后,屠格涅夫感慨地写道:我尊敬那只小小的、勇敢的鸟儿,我佩服她那爱的冲动和力量,爱,我想,比死和死的恐惧更强大。

  ◎ 有时,即使不存恶意地进入动物的领域,都给动物造成伤害,更别说蓄意屠杀了。不久前,我听到印度的一位同行讲的一则有关犀牛的故事令人心酸:游客在骑象游历森林时,遇见了大小两只犀牛,为了获得更好的观看效果,游人驱象而上,走到了两只犀牛的中间。哪知,母犀因看不到幼犀而大怒,冲向大象,保安为保游客,开枪射杀了母犀,游客无恙,可是,从此,世界上却少了一位母亲,多了一个孤儿。

  ◎ 目前唯一一条人工饲养的白鳍豚叫“淇淇”,雄性,他已在武汉水生动物研究所形单影只地生活二十多年了。为其配偶,1996年曾捕到一只雌性的叫“珍珍”的幼豚,可惜未过半年,“珍珍”便忧郁而死。

  当时捕起两头(网三头,放一头),想不到放走的是母亲,第二天她还在原地打转、哀叫。而捕到的乃是父女,女儿年小体弱,屡屡下沉,父亲唯恐女儿憋死,用尽力气托起女儿,最后,自己衰竭而亡。刚刚失去母亲,转眼又失去父亲的“珍珍”孤零零地活了几个月,便被带到“淇淇”的水池中,可她尚未成熟,便病死了。至今“淇淇”年事已高,可还孑然一身。

  ◎ 在女儿郭爽五岁时,我曾给她讲过一则智捕老狼的故事:两位少年为锄掉老狼,便趁着母狼外出觅食之机,把几只小狼从狼窝里掏走了。他们将小狼分别放在两个篮子里,然后各自爬上一棵大树,两棵树相距约数十米。二少年等啊等啊,果然没过多久,母狼便凭着敏锐的嗅觉寻了过来。她焦急地来到一棵树下,眼巴巴地仰望着树上的孩子,还没站定,另一棵树上的男孩狠狠掐了小狼一把,随着小狼的一声惨叫,母狼赶快奔向那棵树,可才到了树下,那边树上的男孩也狠狠地拧着小狼,小狼惨叫的声音刺痛母狼的心,她又掉头跑回来;刚刚回来,身后又传来小狼凄凉的哭喊“妈妈,我痛,快来救我!”……就这样,两个少年你一下、我一下地折磨着小狼。小狼痛在身上,母狼痛在心上,她来回地奔跑,用发自喉咙深处的呜咽给狼崽以安慰:“孩子,别哭,妈妈在呢,妈妈来了……”,可是,不久就没声了,母狼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倒地而死,少年成功了。

  故事讲完了,故事的本意(标准答案)是要宣扬人类的智慧、少年的聪明,可是我的女儿却泪水涟涟地说:“狼妈妈真可怜!”她的出人意料的评价令我心动,一个小孩子当然不会懂得什么生态伦理、动物权利、众生有灵一类的深刻理念,可那“人之初、性本善”的天性。却令我们成人自愧弗如。对于这有违故事本意、不符合标准答案,甚至有悖常理的回答,我们家长是横加指责,还是因势利导、肯定她善良的本性和强烈的同情心?我们当然应选择后者。

  鲁迅曾写过这样一首诗:“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於菟即老虎,即使是兴风狂啸的老虎,也有怜子之情,何况人乎!

  生态道德,有时,孩提不逊成人,古人高于今人;像大家习以为常的笼养野鸟、吃野味、垂钓、狩猎等,早已受到古代先贤的抨击。可如今,我们还对鱼翅、燕窝等津津乐道,殊不知,那鱼翅乃是鲨鱼之鳍,即其肢体,燕窝乃是金丝燕用唾液筑就的哺育后代的巢,我们为了区区口腹之欲,便要断人家臂膀、断人家后代,何德之有?万恶第一为杀,天地大德曰生。若为真君子。必有好生德!古人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说,爱吾爱以及人之爱。关于鸟兽是否有母子亲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我们留下了一首字字珠玑的诗,可谓意味深长:

  谁道群生性命微,

  一般骨肉一般皮。

  劝君莫打枝头鸟,

  子在巢中望母归。

   (摘自《山居心情》,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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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年代元帅们的爱情 [转帖]


1、朱德初婚的妻子叫萧菊芳,昆明师范学院学生。1912年结的婚,1917年生了孩子后,得了类似赤痢的热病不幸去世。第二次结婚对象陈玉珍,参加过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16年的革命活动。南昌起义后,朱德得悉妻儿殉难。1928年朱德和伍若兰在工农革命军第1师师部举行了婚礼,1929年底三次反围剿时,伍若兰去世。1929年43岁的朱德在井冈山与17岁的女战士康克清结为伉俪。这一对白头到老。

2、彭德怀婚姻生活比较不幸,初恋情人表妹周瑞莲是被地主家逼迫不成,跳崖而死的。1922年彭德怀勉强同意与一位货郎的女儿刘细妹结合了。 彭德怀娶了刘细妹后便给刘起名“坤模”(女中楷模也),又令其放足。不料后来彭德怀领导平江起义,攻打长沙,从此与之失去联系,也与老家断绝了音讯。于是,刘坤模在彭德怀音信全无、生死不明的情况下,在武汉又与他人成婚。后来北上延安寻夫,也没有破镜重圆。多少年后,彭德怀谈起这段往事还叹息道:“这不能怪我,也不能怪她。”后来在延安彭德怀看上了北师大的女学生、著名浦氏家族中的小妹浦安修(浦氏三姐妹———洁修、熙修、安修),1938年10月结婚。婚后没有孩子,文革中浦安修与彭脱离关系。

3、林彪早年在家乡有一个订了亲的未婚妻汪氏,这个姑娘等了林彪一辈子,有缘无份。1937年初,林彪与陕北姑娘张梅在延安结婚。后在苏联养伤时生女林晓琳。1942年初林彪回国,与张梅的婚姻也因缺乏感情而告结束。不久,林彪与祖籍福建来延安的叶群结婚,先后生女林立衡、儿林立果。

4、刘伯承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便作主在家乡为他选定了一门亲事。由于军务繁忙,夫妻很少在一起。1924年,刘伯承在重庆养伤期间,结识了吴玉章、杨闇公等,并在他们的影响下加入了****。从此,长期南北征战,与家中失去了联系。1936年他才又与红军战士汪荣华喜接良缘、并陪伴终生。

5、贺龙在家乡时有个比他大七岁的童养媳月姑,第二年秋,徐月姑生了个女儿叫贺金莲。几年后徐月姑病故于南昌暴动。这是贺龙的第一次婚姻。1935年,和萧克娶了一对出生名门的姊妹花,贺龙的妻子是姐姐蹇先任,萧克的妻子是妹妹蹇先佛。蹇先任出身门,结婚后与贺龙感情甚笃,跟随贺龙,生有一女贺捷生1942年,贺龙与薛明结婚。

6、陈毅第一个妻子肖菊英是位才貌出众的学生,1930年十月结婚,1931年,由于肃反扩大化,波及到当时的陈毅。一天,陈毅接到了通知.,要他到吉安开会,他预计此行凶多吉少。陈毅原本能如期归来,未料途中遭到白匪袭击,马被打死,只好与警卫员绕道步行返回兴国城。等到陈毅回来时,肖菊英因误认为陈毅已死而跳井自尽了!当时才二十岁出头。1932年,在时任江西省委书记李富春和省委组织部长兼妇女部长蔡畅这对“月老”的关心下,陈毅与赖月明结为夫妻,1934年11月,红军反围剿当中失散,据宋生发打探到的消息,赖月明回家乡被捕,一个姓方的乡丁看中她,硬要娶她。赖月明宁死不从,跳崖自尽了。1940年2月陈毅与张茜在水西村江南指挥部结为伉俪。

7、罗荣桓青年时代离开家乡时,为了不连累妻孥,曾写过一纸离婚书,劝前妻颜月娥改嫁。但颜氏依旧生活在罗家。不肯再婚,靠一手好针线活,含辛茹苦,将女儿罗玉英抚育成人1937年春,林月琴在延安与罗荣恒相识、结为伉俪。

8、徐向前徐向前和程训宣是1929年底结婚的,1932年搞肃反,程训宣被抓走后,保卫局用了种种刑法,严刑拷打,逼她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并要她揭发“同伙”。她始终不承认是反革命,最后被杀害了。程训宣的死,对徐向前打击很大。此后十多年,他一直不愿再娶,一直到1945年,他遇见了他在武汉军校任教时女生队的学员黄杰。1946年“五四”青年节结婚。两人都不是初婚

9、聂荣臻家乡有没有老婆不知道,1928年4月,聂荣臻与机要交通员张瑞华在香港结婚,如果元配没有,他就只有一个老婆了

10、叶剑英一生中有九位女人,最多。第一位:叶帅的第一次婚姻是包办的,无子女。第二位:1924年初,和医务工作者冯华在广州结婚。留下了 一子一女:是叶选平、叶楚梅第三位:1927年,和教导团女战士曾宪植结婚。不到十八岁就嫁给了叶帅,曾宪值人长的非常漂亮,称的上是美若天仙,她给叶帅生了个儿子叶选宁,后因工作关系而长期分居,这样日子久了叶帅还是和她离了。第四位:1937年和危拱之结婚,无子女。第五位:1940年,和南方局机要工作人员吴博结婚。吴博生下了个女儿,后来当了导演名叫叶向真,拍过著名的电影“原野”。第六位:1948年底,和华北“军大”学员李刚结婚,这次的夫人给她生下了一子一女:叶选廉、叶文珊,后因感情不合与1955年离异。从此没再正式结过婚,在此后的日子里,叶帅身边长期的还有过三个女人,主要是照顾叶帅的生活而没有正式身份。第七位:不详。第八位:不详。第九位:叶帅的最后一个非正式夫人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一个副院长的女儿,是名护士。这位夫人在叶帅九十高龄去世时才年仅30岁。当叶帅和她的最后一名守护在他身边的女性发生关系后,这个副院长曾找叶帅讨过说法,最后呢,这名女士就守护在叶帅身旁负责照顾叶帅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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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党历史上鲜为人知的"北京特科" [转帖] 


鲜为人知的"北京特科":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

2009年02月17日

“北京特科”是30年代一个严格遵守周恩来的指示:“不与党的地方组织发生联系,单独进行情报、兵运、保卫、锄奸等活动”的党的隐秘机构,由一批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所组成,他们受在上海的党中央和中共北方局领导,利用各种方式为党提供各种重要情报。著名的红色间谍潘东周,小说《红岩》里华子良的人物原型韩子栋,都是北京特科的谍报员。

陈赓北上组建北京特科

1931年4月的一天,乔装打扮的陈赓,由上海登上了开往天津塘沽的一艘英国客轮。顾顺章的叛变,虽然在钱壮飞的暗中努力下,上海党中央未被一网打尽,却也损失惨重。陈赓是特科的情报科长,又和顾顺章一起在苏联“契卡”受过训,为防不测,周恩来命他立即设法转移天津,到北方去开展革命斗争。

陈赓身穿灰色丝绸长衫,深色绸裤,脚蹬一双崭新的布鞋,脸上是商贾惯有的似笑非笑。随行的还有他的妻子王根英和3岁的儿子知非,王根英扮成“老板娘”。“账房先生”是陈养山,还有一个叫张麻子的“帮工”。

陈养山是周恩来特意安排的随行,肩负两个使命,一是护送陈赓一家安全到达天津。顾顺章叛变,处境最危险的是周恩来和陈赓,周恩来避走广州前,叮嘱特科身份没暴露的陈养山,一路确保陈赓的安全。二是跟随陈赓到北方继续搞特科工作。

在海上颠簸了4天后,客轮到达塘沽,住进了法租界的交通旅馆,对外称陈赓来天津开店做生意。住下后,陈赓马上让陈养山去北平联系胡鄂公。没想到,胡鄂公在陈赓到天津的时候也动身去了上海。原来,顾顺章叛变的两个月前,中共顺(天)直(隶)省委遭到严重破坏,京津大批****人被杀害,安子文、周仲英、陈原道、刘亚雄等同志被捕,关押在天津警察局。周恩来得知后,指示北平的胡鄂公和杨献珍赶往天津设法营救。

化名“王同志”的陈养山设法与留在天津的杨献珍联系上。杨献珍当年住在天津大同公寓,他得知陈赓来天津后很高兴,马上把陈赓和“王同志”秘密请到自己住处。不久,杨献珍到北平送情报时不幸落入魔爪,出狱后与“王同志”再没见过面,直至半个多世纪后、北京市公安局党史办公室主任于行前辗转找到杨献珍了解这段经历时,杨献珍方知当年和自己同居一室的“王同志”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陈养山时,不禁哈哈大笑。

杨献珍向陈赓汇报说,因为中共顺直省委被毁严重,天津已不具备重建条件,所以,新的中共顺直省委在北平刚刚成立。

胡鄂公带着赎金从上海返回天津后,与陈赓见了面。陈赓告诉胡鄂公,自己此次来天津的任务是在北方建立一个与上海中央特科同一性质的地下组织。“最好是在特委和军委里工作过的同志,他们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能最大程度发挥作用,同时减少党的损失。”

吴成方受命创建北京特科

胡鄂公第一个想到了吴成方。吴成方是湖南新化人,1926年加入中国****,曾任中共中央特委华北政治局保卫局局长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胡鄂公是北京市委所属的“特别支部”的秘密党员,受吴成方直接领导,深知吴成方是出色的领导者。

作为中共顺直省军委的特派员,吴成方刚刚结束石友三部队的兵运工作回北京,胡鄂公就找上了门。

胡鄂公把陈赓来天津的目的告诉了吴成方。吴成方当即表示全力协助陈赓在北方开展工作,并跟随胡鄂公直奔天津。

吴成方希望特科建立在北京,因为他对北京的情况很熟悉,工作基础厚实。陈赓表示同意。陈赓到天津后,多方了解天津和北京的情况,认为特科建在北京比建在天津更有利。一则,原来设在天津的中共顺直省委几乎被毁,原地恢复困难太大,并且,新的中共顺直省委也建在了北京;二则,北平虽失去了首都的地位,但各种资源依然雄厚,比在天津开展情报工作的优势明显。

在讨论机构名称的时候,吴成方问陈赓:“这个组织叫什么贴切呢?”

陈赓想了想说:“苏联叫政治保卫局,要不,正式名称就叫北方政治保卫局。因为属于上海中央特科的下属机构,内部就称北京特科。”

吴成方表示赞成,“好!”又问陈赓:“谁来领导呢?”

陈赓回答:“北京特科直属中央特科,所以,由周恩来同志领导。”

陈赓向吴成方明确了三项工作:一是搞特殊的军事活动,组织北方红军;二是搞特殊的政治活动,联合各政治派别孤立蒋介石;三是千方百计搜集敌人情报。

告别陈赓后,吴成方立即回北京着手物色组织成员。

完全仿照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

陈赓向吴成方布置任务的时候说:“周恩来同志要求开展工作要根据具体情况办事,绝不能执行打倒一切的政策,要广泛联合华北的爱国力量开展工作。”

吴成方根据这个原则,开创了党在北方工作的新局面,他甚至在敌人各个部门发展特科工作关系,把情报工作做到了国民党省党部、宪兵司令部、中央军分校、北平市警察局、法院、市政府、电信局等部门。

这个工作模式和上海中央特科的模式完全一样,甚至,专门负责营救与复仇工作的“打狗队”的名称也和上海中央特科的一样。

至于北京特科暗杀叛徒的行动究竟成功没有,我没有查到确切的资料记载。但我愿意相信是因为特科的纪律守口如瓶,事件不留记载。

北京特科的秘密工作地点设在北京西单绒线胡同西口的春秋书店。这是一个二层小楼,楼下除了卖公开发行的书籍外,也秘密出售被国民党禁止的进步书刊。楼上则是特科情报人员的秘密工作点。

从这个春秋书店里走出很多党的优秀儿女,韩子栋和潘东周是其中的典型代表。韩子栋正是在北京特科的历练下才成长为特殊材料铸成的钢铁战士,在深牢大狱里书写出一段名垂青史的传奇。

潘东周也是北京特科精心物色的红色特工,为粉碎敌人的反围剿立下奇功的他暴露身份后,把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身份暴露

北京特科得到了一份情报:“九一八”后,张学良的思想陷入苦闷,向身边的工作人员透露,希望能与****取得联系,了解****的政治主张。

吴成方认为这是一条很重要的情况,决定让张学良身边的李渤海从中搭桥,把潘东周介绍给张学良。李渤海原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被张作霖抓去后投靠了张作霖。

潘东周与张学良第一次见面,就博得了张学良的好感,潘东周的博学,特别是对时事的评论,让张学良很折服,认为潘东周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潘东周也适时表示了愿意为少帅效力的愿望。于是,当蒋介石任命张学良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的时候,张学良特意把潘东周从北平调到武汉,委任他为机要组的中校秘书,在自己身边工作。

潘东周的学问让张学良很是仰慕,他不但虚心请潘东周讲述马克思的《资本论》,还很认真地听取潘东周关于中共团结抗日的战线、方针和政策等的讲解。特别是,他把潘东周主编的《匪情辞通》作为随身携带的书籍之一。

潘东周之所以主编《匪情辞通》,是因为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由华北调到华中“剿匪”过程中,连续遭到徐海东领导的红25军的沉重打击,这让张学良感到不可思议,决定做一番研究和探索。同时,他也思考能不能联共抗日。于是责成“剿总”机要组长黎天才搜集有关中共和红军的资料,黎天才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潘东周。

潘东周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就把中共和红军的有关资料仿照《辞源》的体例编成一本小册子,取名《匪情辞通》,得到张学良的赞赏,张学良亲笔写了序言,印发各部队作为工具书。

取得张学良信任后的潘东周,利用工作便利,把国民党豫鄂皖三省“剿匪”的军事行动情报及时传给北京特科,北京特科又立刻报给红军作战前线指挥部。潘东周的情报对红军摆脱国民党围剿堵截,并且出奇制胜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但不幸的是,中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潘东周提供给红军的一些文件落入敌手,致使潘东周的身份暴露。蒋介石急电张学良,立即把潘东周抓起来,并且催促张学良抓紧结案。张学良认为潘东周是个有用的人才,想方设法想保住他的性命,甚至让潘东周在蒋介石的一个别墅里讲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

但蒋介石不为所动,命张学良限期处死潘东周。爱才的张学良下不了手,电复蒋介石,为潘东周求情,“这个人通6国语言,很有才华,这样的人,中国还极少。”招致蒋介石严厉斥责。担心张学良作伪,蒋介石指定参谋长钱大钧监视处决潘东周。

潘东周牺牲后,中共北方局特科联系张学良的线从此中断。1949年武汉解放后,周恩来亲自发电报到武汉,指示一定要找到潘东周的家属,并作为烈属对待。

1934年秋冬,对北京特科来说是残酷无情的。11月7日,北京特科成员李光伟、杨青林、刘子奇、袁国振、陈红、鲁克明、冀丕扬、贺善培、宋兰坡、陈东阜、阮慕韩、沈一平、佟子实、李雪飞、姚文秀、冀文广、龙殿林、贺林、郝任夫、李澄之、隋灵壁、王慎明(王恩华)等20余人突然全部被逮捕,各地党组织也遭受了沉重打击。这是国共两党间谍战中我党损失空前的一次。

为了捣毁北京特科,国民党北平当局几乎出动了河北省党部、北平警察局、宪兵三团等全部军、警、宪、特力量,捕获了北京特科全部人员。经过紧张的侦审后,李光伟、刘子奇、杨青林、陈红、袁国振、沈一平、鲁克明被押解到南京。随后,杨青林、刘子奇被杀害于南京雨花台。刘子奇的妻子陈红在监狱临盆,产后惨死狱中。

从创立到被毁,短短几年时间里,北京特科全体成员怀着崇高的信仰和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利用所能利用的条件,出生**,果敢机智地为党做了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很多人没能等到革命胜利就为理想而献身。由于环境残酷,性质特殊,北京特科成员人数绝不止上述搜集到的这些,北京特科成员的名单也许永远是残缺的,许多不为人知的往事沉睡在那段轰轰烈烈的红色岁月里。(摘自《档案春秋》2009年第一期 穆玉敏)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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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重的周恩来还善意地劝告波尔布特,不宜这样做 [转帖]

 

数以万计的柬埔寨人于1月7日聚集在金边的国家奥林匹克运动场内,热烈庆祝柬埔寨脱离红高棉统治30周年的纪念日。 这个由柬埔寨执政党人民党所举办的大型纪念活动,共吸引了超过4万人前来参与,首相洪森以及人民党的数名党员也出席了这场盛会。柬埔寨参议院主席谢辛在致词时表示,这个纪念日的意义重大,它标志着“柬埔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页”已告一段落。谢辛特别感谢邻国越南“拯救了柬埔寨”,高度评价越南志愿军为消灭红棉政权屠杀人民的暴行而作出了重大牺牲,并及时阻止了人民遭进一步屠杀的厄运。(柬埔寨《星洲日报》2009年1月8日)

谢辛对于越南的感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1979年2月17日中国发动的“****”,也让人对那场战争的正当性表示质疑,虽然中国现在尽量回避和不提起那场战争,但面对历史,我们必须要有勇气正视,客观公正去看待和判断。中国当时发动的“****”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越南入侵柬埔寨。30年后,面对那场战争,柬埔寨人为什么向“入侵”的邻国越南表达了诚挚谢意,而对中国只字不提呢?我们很有必要回顾对于柬埔寨人来说简直就是梦魇的那段恐怖岁月——红色高棉政权统治时期。

柬埔寨****于1950年代成立,当时是越南****的分支。至1970年代改为柬埔寨民主党(Party of Democratic Kampuchea),后被称为法语的“紅色高棉”。1970年3月18日,朗诺将军(Lon Nol)趁西哈努克亲王(Norodom Sihanouk)出国访问时,推翻其政权。西哈努克其后流亡北京,当时赤柬(红色高棉)与朗诺政府为敌,西哈努克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扶持红色高棉(赤柬)去夺取朗诺政权。1975年4月17日,赤柬攻占金边,推翻了朗諾政府,并建立了“柬埔寨民主共和國”(红色高棉),其领导人波尔布特。红色高棉政权从此在柬埔寨开始了近四年的血腥统治,柬埔寨人民坠入了人类最为黑暗的悲惨世界。

波尔布特执政期间,推行非常恐怖统治,试图将柬埔寨改造为不分任何阶级的社会,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到农村,进行全国大清洗。波尔布特政权以美军将空袭金边为借口,向金边人民喊话,要求居民疏散到乡下,并许诺三日后可以返回首都,要求居民不必带任何财产,金边居民下乡后,大部分遭到红色高棉政权的屠杀,能活着回到原住地的不到一半。红色高棉执政初期,被清洗者包括原城市居民,特別是与西方有接触、受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为朗诺政府工作的人员。后期,被清洗者则包括紅高棉革命时的各级干部。在波尔布特的统治下,货币被取消,人民于公社內劳动,并禁止在公共食堂以外取食。在赤柬近四年的管治下,大量人因饥饿、疾病、过度工作而死亡;也有大量人因为政治原因、或因犯各种小错而被刑决。据不同的统计,红高棉统治期间死亡的柬埔寨人估计在一百二十万至三百万,占柬埔寨当时人口的约四分之一,其中还包括21.5万柬埔寨华裔,并几乎杀光了1万余名在柬埔寨的越南裔。

1978年5月,红高棉大清洗激发了反波尔布特的叛乱,流亡者在越南成立了“柬埔寨民族团结救国阵线”,领导者是红色高棉曾任师长、省委书记的高层领导人韩桑林(现任柬埔寨人民党名誉主席、柬埔寨国会主席)。1978年 12月25日,在韩桑林的带领下,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发动势如破竹的进攻。虽然不少柬埔寨人对越南军队的到来感到恐惧,但越南军队仍在不少投诚的红色高棉人士和受赤柬残酷统治的柬埔寨百姓引领下,仅用两周时间,于1979年1月7日,越南人攻占金边,推翻了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中国政府随后以越南军队侵犯柬埔寨为由,于2月17日,中国发动了“****”。

30年后,当柬埔寨人在庆祝推翻红色高棉政权时,谢辛代表柬埔寨人民向越南协助推翻波尔布特政权表示了感谢,让我们对那段历史有了重新认识和了解。在2006年1月25日,中国《参考消息》报在第3版刊发了消息,标题是《审判红色高棉程序即将启动》,根据联合国与柬埔寨政府达成的协议,一个特别权力机构正在为成立审判法庭作准备。“现在终于有望看到,对在1975年至1979年期间导致数百万柬埔寨人死亡的人,采取一定的司法措施”。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于1998年死于心脏病,目前被法庭拘留等待受审的红高棉领导人,包括二号人物农谢(Nuon Chea)、前外长英萨利(Ieng Sary)和妻子英蒂丽(Ieng Thirith)、康克由(Kaing Guek Eav)。康克由的审讯预计在2009年3月展开。其他人由于年事已高或患病,审讯则将展延到2010年或以后。这些人将面临战争罪、群体灭绝罪及反人类罪起诉和审判,以告慰被他们残害致死的数百万柬埔寨无辜民众。

当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以血腥和残暴在书写人类的野蛮史时,历史必将对这些残暴和毫无人行的人类垃圾进行清算,把他们牢牢的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国曾是红色高棉的支持者,迄今没有人站出来对那段历史进行反思。自称是“毛泽东学生”的波尔布特(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2页)1975年6月在中国,已经病重的周恩来还善意地劝告他们,不宜这样做。波尔布特等人却骄傲地宣称:全世界的革命者都可以从柬埔寨学到很多经验,“从金边撤出所有人口这样的创举,是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见《国际广角》一书第221页,《百年潮》精品系列丛书之一,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12月第1版)。

红色高棉制造的那段惨无人道的历史,必将随着正义的审判而剖开隐藏在他们自称庄严革命理想下的无耻行为。中国曾在让无产阶级革命火种蔓延全世界的精神感召下,给予了红色高棉无私的“支持援助”,正是波尔布特所谓的崇高革命理想,却把柬埔寨数百万人推进了万劫不复的地狱。红色高棉顶着赤色的光环,终于在历史的正义车轮下湮灭了光环,留下一道凄惨的人类血红历史。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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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河南省看守所 [转帖]


  ——一个文革造反派的狱中杂忆之三
     
    袁庾华
 
  (本文时间、地点、人员及内容没有任何虚构,文中涉及的人员大多还在,如看到不准确的请告知纠正,顺致以问候,对已故的难友谨表示怀念。)  
  
       我们乘坐的军用吉普车驶进了河南省委北院,停放在主楼西侧。一位穿空军军服的人走过来和下车迎上去的老张说了几句话,然后,老张回到车旁对我说,他有事先走了。我点点头,什么也没说。也至此,至今再没有见过此人。车启动出北门向东驶去,一直驶进了挂有“河南省看守所”牌子的院内,我的所有一切猜想、侥幸——是找我了解什么问题或者进学习班——已全部破灭。  
  
       在看守所办公楼一楼东侧的一间大办公室内,进行了个人和所带物品的登记(直至近两年半后还是看守所的军代表斥责专案人员中我才知道,我来这里居然没有逮捕证和拘捕证等任何手续)。我脑子一片空白,随着一个满头白发的工作人员穿过一片小树林,进入有士兵站岗的另一栋楼内,又一直进入最里面的一间囚室,待他锁上门后在门上的小门内(监视、观察口)上对我说,“你的代号是‘ 231’ ,记住了!这里不准用名字。”我靠门坐下,旁边一位高个老人很亲切地问我,因为什么问题,我说“不知道”,至此,我确实不知道,他说“你静下心来,好好回忆一下最近或者过去发生过什么麻烦事没有”。  
  
      哦!这一天是 1970年6月3日 ,距离我走出郑州市看守所还不到半年。上次一年零三个月的关押是说我“书写反动标语”、“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还有“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等“罪行”,根本问题是要搞掉我这个“窃取”权利的造反派头头。那么这次我什么也不是,又抓我什么辫子,扣什么“罪名”呢?又到底是什么问题呢?我努力地回顾了这不到半年的情况和这次被带来的情况。  
  
      上次出狱后和朋友们相聚了几天,父母和全家在战备疏散中下到黄委会下属的安阳修防处(在濮阳)去了,我先是住到文革前所在的工厂班组的一间盐库内,后又搬回到厂里的集体宿舍。记得头一天进门,厂门口大字报栏内又一幅大型漫画迎接我,把我画成了一个大肚和尚,身后撑着一把大伞,前面跪伏着一群“牛鬼蛇神”,有的背上就写有厂里一些曾参加造反派的人的名字,是当时“清理阶级队伍”中被 “揪出来”的“有问题”的人。但是我回厂上班以后,倒也没那么紧张。驻厂7249部队(空降部队的一个团)的军代表也没有找我谈话。厂里多数群众对我还算热情,尽管有些人看我的眼光不那么自然,也有一些背后的议论。文革前被称为“四大风流公子”之一的一个干部王凯(文革中也是保守派重要骨干)甚至在厂大门口就和我高谈阔论起来,这在当时应该是难能可贵啦。  
  
    我出狱后的首要任务是恢复身体,出狱后我连一身棉衣的“毛体重”才102斤。正是冬天,班组里有暖气可取暖,有煤火可煮饭,还常有朋友们送来的营养品,也有硬塞些钱的。但催肥速度太快(不到40天,体重就增加了40多斤),手臂、腿肿了几次,我也懒得锻炼。  
  
   上班的工作量不大,还可以背点诗赋、英语(没老师,混不了几天)。下班后看书,听“敌台”,或者跟朋友们聊天、听音乐,尤其周末常有聚会,有的是文革前在省图书馆的书友,有的是文革中的战友,也有狱中的难友。聊的时事主要是“深挖洞”以及和苏联打仗的可能性及其前景,常聊文革的几位有的是文革中搞“动态”(文革中情报工作和相关部门称为“动态”和动态部)的高手,有的是后来被称为河南几大女思想家的,但她们都没有“当官”,加上我这个被清除的。我们的总结研究都把自己置于文革的局外,我自己也随风以读马克思的原著(包括全集、通讯集)为时髦,并以此衡量毛泽东和文革。这些人中消息还是比较灵通的,比如我们刚下海的核潜艇情况、因糖尿病刚在开封去世的刘少奇等。对于我们自己的未来,就数我的野心最小了,仅希望能当一个大图书馆的管理员或苗圃工人。和上次狱中出来的难友交往则少些,主要是江湖义气,记得其中一次在市中心的二七广场,恰巧碰上两大伙年轻人一触即发的群殴,大家出于对我这位文革中打仗出名的“老总”的尊重而化解。  
  
    1970年大年初一的上午,我所在的郑州肉联加工厂召开紧急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的三个“红色文件”,军代表还传达了林副统帅“要杀一小批、关一小批、管一小批”的指示。而且当时就把我厂造反派的另一派——“红军”的一号头目李洪玉等人捆得嗷嗷叫,随后一批造反派骨干又被关进“学习班”。社会上,市公安机关军管会不久就召开第一次审判大会,一下子判了14个人的死刑,主要是监狱中关的历史反革命,显然是“杀鸡给猴看”。也有一位年轻的“现反”刘长湘(参看我的另一文《“九大”前后在市看守所》)。整个社会从此进入十年文革期间最 “恐怖”的阶段,天天都能听到各种“反革命案件”,似乎处处都有“反革命标语”,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而此时确实有人“趁火打劫”,郑州出现四大反革命案件,尤其是“3· 11” 最为反动,在市中心的各主要场所张贴传单,“及其恶毒地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  
  
       但是就基层群众来说,似乎没那么紧张,尤其是文革中参加保守派组织的甚至是参加过造反派的一般群众,倒没有把这形势当多大一回事,照样上班、生活,讨论公安军管会发下来的“民愤很大”的准备判刑人员的材料(小册子),大家照样谈不同意见,甚至“鸣冤叫屈”。让大家检举“偷听敌台”的,我们班组一女工刘淑云立即公开承认,马上几十个人都承认,组长也就傻脸啦,因为大家都心知肚明,该整谁是有数的。一个姓王的女工在全厂大会上撕下一张标语垫着坐,结果少了一个字的整条大标语立即变成“反革命标语”,并立即被几千人看到,结果也不过是口头检查了几句就没事了,用大家的话说——“整她干啥!”  
  
     大多数工人的热情其实都投进了迎接四届全国人大和“四五”计划所掀起的“小跃进”中。当时全国到处都在上项目、填空白,大搞“技术革命”、“技术革新”。也正是厂里的“双革”中,我厂有辆货车去北京肉联厂拉设备,我就请探亲假趁机乘此车先去北京。  
  
       在北京有车方便,我和出差人员、其他乘车人员也去玩了十三陵等处。这些天只记得有两件事麻烦点,一是住我姐夫父母家(东单)的一天,接触了被赶到他家院内的原公安部长罗瑞卿的秘书一家。秘书本人还被关押,我 和其 夫人聊过时事,在她家听过音乐,回来后我姐夫的母亲抱怨说,林彪最恨的就是这个秘书。(我这次出事后,她对我家里说可能就是出在这件事上。)二是我们厂几个人去北京新桥饭店(北京三大西餐厅之一)吃饭,因走了专门接待外国贵宾的正大厅被人家工作人员挡了,我就对他们说了一些及其刻薄的话。其它没什么事。  
  
     待我自己坐火车去探亲,在濮阳转车时,却遇到了一个自称是空17师的姓张的军人,来向我要我借其部队一朋友的一本地图册和《艾森豪威尔大战回忆录》,说部队急用,麻烦我和他先回郑州来取,他们有车再送我回来,我一头雾水,也就同意了。当晚住在县武装部招待所,半夜我厂李心安和另一军人突然赶到,我才感到麻烦,就给家里写了封信,还引用了一句诗:“醉不成欢惨将别,别时茫茫江浸月”。我和他们也就没话可谈了。第二天乘车回郑州,在一些路口都看到部队(几年后才听说为抓我,附近几个县和黄河桥都戒严了,我厂乘车先回去的那几个人也都被押到审查站去了)。  
  
     
    被关进哨所的当天下午和晚上,就在这些回忆和思索中糊糊涂涂的过去了。第二天上午刚八点,我就被提审了,而且接下来是每天上午下午,连续突击了五六天,气氛曾一度很紧张。提审者清一色军人,陆军、空军都有,主审者是空十三师参谋长陈大个(后来林彪事件中自杀了),我们原来认识。  
  
     很快,我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上月,郑大一个学生造反派骨干张铁炉被学校工宣队关进学习班后,他妹妹张春凤来找我,我对她讲,也被关在学习班的全国著名的郑大造反派党言川已被周总理点名要补选为四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没事啦,铁炉自然也没事。我还给张铁炉写了一张小条,让春凤夹在钱里给她哥送过去,结果这个十六、七岁的小女孩去时一慌张就被关押人员发现,条子被送到省里。当时省里一把手刘建勋被军队排斥已住院,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中除耿其昌外全是军人,他们认为,我在文革中曾参与过“扶耿倒纪(登奎)”,“和耿关系不一般”,肯定是耿把党言川补人大代表这一消息泄露给我的。并听说我最近可能去找过省军区副司令员陈贵昌、参谋长钱治安,并基本判定陈、钱两人就是给我提供消息的一条渠道,只待我承认了,以达到他们借此整耿、陈、钱这几个支持造反派的人的目的。  
  
       我却只记得我是听××(现主持整我的省军区一名领导人)在公开场合说的,提审人员说我是“反咬一口”,那位陈大个,此时早和我翻脸了,拍着桌子对我吼道:“你要是不承认,你一辈子也休想出这个大院,也没任何人知道你在这个大院。”……就这样结束了第一轮提审,然后近一年没提审我,我也只有在这个院子里长期“生活”下去了。  
  
      省所这个大院里还套着一个院子,被一座三层的丁字形建筑隔开,后者就是监舍院,和前面办公楼隔着一片果树林。监舍院内有十几亩菜园,也是被囚禁人员放风散步的地方,院内西南角有一露天旱厕,旁边就是积肥的地方,看来是我们自己“养”自己。种菜的也是被囚禁人员,和固定的炊事员、医生不同,有一个并不固定的“劳动(监)号”,其他监号也有临时到菜地干活的,被关人员大多是希望有这样机会的,哪怕是拔一会儿草,也多晒会儿太阳。收获的菜,把好的拉到市场上卖(这里的芹菜尤其好,最受欢迎),其余为被押人员伙食。  
  
    被囚禁人员大多集中在丁字楼的南栋一层;东栋一层当时有间女监号,关着我的“同案”张春凤和另一中年女人,我来后不久春凤就放了;西栋住了一位“高干”戴季英(大别山根据地领导人之一,红军保卫局长),我们去西栋理发、洗澡时曾看到和他住室相邻的监舍,是有卫生间等设施的。而我们南栋是一间公用大卫生间,下雨天在此放茅(解手),另有一间洗漱间,也可洗衣服。一般囚室则都是木板通铺,对外窗户高一些,但比较大,利于通风。每个囚室门上有上下两个小门,下面打饭用。每个人都有两个瓦盆,分别盛菜和开水,另有一个瓷碗则盛熟油,尽管每人每月只有几两油,但伙房每顿饭都用一种特制的小器皿,分给你一定量的熟油,自己可以将其浇到菜里或蘸馍吃。平常都是红薯面窝窝头,自己种的菜,也有少量的是从市场上买的,一些很次的菜,如萝卜缨,还有红薯干,可以多给你些填肚子。据同号人介绍,文革前被关人员的伙食是分等级的,最高的是戴季英,每月30元,自己做饭,不包括菜园里的菜和煤,他的家里还常送来营养品(儿子是现役军人高干);其次有二十多元的,如国民党特务;有十几元的普通人员;刑事人员仅6元。同一监号的人,饭的标准都不一样,所以长期形成一个一个打饭的习惯。文革中造反,都平等成6.5元。到1972年,伙食标准一下子提高到11.5元,粮食标准也提高到29斤(原25斤),已经高出当时郑州市民最低生活费8元的标准,军代表对此的解释是说,被关押人员只有这唯一的生活费来源,和社会上不同(参见我另一篇文章《我们不要一个警察世界》)。伙食标准猛提后,做饭人员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被押人员每月有一次家里送东西的机会,一般都是衣服或日用品,也有个别送吃的。一些没有家里送东西的,包括我这个“没有任何人知道”的特殊户,其日用品如手纸、牙刷、牙膏、肥皂、毛巾,还有的需要衣被的,看守所都按规定时间配给,在这方面,尤其是那位因其表情太严肃加上偶尔的脾气而被称为“牛魔王”的牛所长是相当认真的,不会错后一天。和牛所长表情相反的是满头白发的“韩干部”,相当和气,还有一个姓张的干警,这些人也没见怎么发过脾气。军代表是文革期间看守所的“最高长官”,我在的几年,前后两任一个姓刘,一个姓杨,都是省军区的,都一样黑瘦,在执行政策上都是大家没有异议的。我在的这二、三年,发生过一次看押士兵跺了一位被押人员的屁股,军代表去号内进行了调查。  
  
     我进省所的第一个监号,已有三个都超过50岁的老人,尽管规定不准说案情,实际上没有不说的,在我之前刚进来的老电工姓李,是省建筑一公司的,罪名是猥亵幼女,他自己不承认;那位高个子杨运凯,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大陆解放初曾在美国和国共三方间充当多面特务,他还懂军事,曾去参观过美国航空母舰;另一位个儿低、干瘦、大谢顶,穿一件有很多补丁的“百衲衣”的叫刘钟,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河南工作站的负责人。两个特务形象风格截然不同,刘是个不讨人喜欢的家伙,他自己也不打算讨别人喜欢,他认为在监狱内就需要这样,“只靠近政府”,他每天写不完的外调材料,据杨背后说刘很会迎合外调人员的需要,也会打同号的小报告;杨却十分注意自己的形象,头发每天都梳得很整齐,衣服也有补丁,却相当整洁,走起路来一看就像个标准军人,他擅谈历史,我们常聊,遇到观点、立场不相同的,双方都聪明地绕过去,从不吵架。但这种平静很快就被刘钟打破了。一天我们号最后放风在菜地拔草时,刘军代表蹲到我旁边一边拔草,一边聊。他问我:“231,你那么多吃的东西(原准备探亲带的,还有姐夫家送给我家的),都吃完了?”我回答:“是。”他又问:“是你自己吃的?”我说:“当然不是。”他说这里规定不允许将自己的食品给别人吃。我说以后注意(反正吃完了,还好的是,我趁着士兵不注意,给每个号送巧克力,刘钟没看见)。他又问我,是不是天天和×××(杨)聊天,你知不知道他是个军统特务?!我问道:那为什么你们把我和他们关在一起,是利用他们监督我吗?回到号内后刘钟解释说,他本来不应该吃的,但看到很多年没见的白花花的奶油,就控制不住自己啦,事后他斗私批修写了一份检查……真让人恶心!没几天,我被调到“劳动号”去了。这年秋天,杨运凯被转到市看守所判了死刑。走时他是知道的,只带了条白毛巾,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气概,我专门走到门口和他告别。李和刘后来被释放了。  
  
       这个常劳动的监号原来也有三人,一个刘铁头,玩杂技把戏的,是外省收押审查不清转来河南的,他说家乡是濮阳的,却不知道哪乡哪村、父母的姓名。另两位也是省一建公司的,戴眼镜的年轻技术员名叫李希文,罪名是叛国,揭发者是其漂亮的女朋友蔡小虹的母亲,揭发动机是破坏他们谈恋爱(多年后,我曾见过他和蔡的女儿)。李的文史功底较好,又写一手好字,我曾跟着练了一阵子,稍有进步。另一位叫史本立,工人,因男女关系被判,他也不认,却总结出他们省建一公司被抓来的全部是二七造反派。史很本分,菜地活很专业。他很尊重李,李抽烟厉害,后来不出外劳动,没有烟源时,他们在菜地里找到新鲜烟叶偷带回监号,挤干后,史用自己小腹部的热量烘干让李吸。号内还曾来过国民党名特务师冠平,此人聪明,解放前就脚踏两只船,对****有好处,解放后没抓他。这次来省所是来写外调材料的,因外调太多,都去他农村老家找他太费事。省所对他比较照顾。我们几个人在号内没事就拿他逗趣,他也讲解放前和胡蝶这些影星之间的风流事给我们听。我们五人相处得很好,后来师、刘走了,李、史也在我之前走了。  
  
    我再调号,就没有这种气氛了。一个农学院的工人,也姓史,也是男女关系,也是造反派,东北人,很会生活,分到号里的落果(前面苹果园里落地的苹果)。经他手一调,就是一盘出色的菜。他给别人掏耳朵更绝,既干净又舒服。他还会做针线活,我有些不服气,一和他赌气就撕了条灰色裤子自己设计缝制了一双棉袜,尽管不像个样子。另一位肤色相当黑的高个子,兄弟三个都是放蜂被抓的,据他说关在隔壁号的他大哥是省财政厅的,因要整他这个造反派,才牵涉他的兄弟。号内还有一个大胡子是郑州机床研究所的技术员陈远辉,父亲是在泰国的华侨,杀猪的,我和他开玩笑说,你是屠夫出身的知识分子,我则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屠夫。他的罪名是叛国,他并不多解释,和别人也不大好相处,却喜欢琢磨东西,例如他在放风大便时,就从大便中研究伙房人员和我们吃的饭有什么不同。  
  
       还有一位在当时看守所里年龄最大的、70多岁的省人民医院名中医杨慈云,身体很好,满面红光,罪名是解放前的一桩所谓的人命案。省人民医院在这次“一打三反”运动中关进省所的还有肝病治疗专家黄河,因职务需要在病人死亡通知单上签字最多,加上出身不好,就被扣上阶级报复,据说此人被抓后也是一条硬汉。其他被抓的还有脑外科专家程德馨、一位姓林的华侨,一个共同点:都是造反派,抓他们主要是为了整省人民医院的革委会主任张洪基。  
  
       这位 杨老 先生在监号里收了我这个非正式徒弟,每天早晨,我帮他整理好床铺,然后恭恭敬敬记录他讲课的内容,他还手把手教我切脉,有时我的学习令他满意时,他就劝我别搞政治了,改学医吧。我只笑笑却没有答应。我后来出狱不久他也出狱了。我只要有病,妻子总是要我去他那,由于他对我的了解,总是看得很准。  
  
       后来号里来了一位“名人”,就是前面说的“3·11”大案的作案者,此人叫徐贞祥,是农林厅下面林科所的技术员,五十年代考上北京林学院,第一次看到让别人擦皮鞋居然可以把脚伸到别人怀里,把他气坏了,在学校“大放厥词”,正值反右,不是因为他是学生中少有的出身好的就打成右派了。他还是不干,学也不上,回家务农了,学校和地方好做工作才把他请回学校。如此性格文革中当然是造反派,而他们农林厅造反派还老挨整,所以早就一肚子气,终于放出来了,他在传单中“及其恶毒地”攻击辱骂毛主席,他自己却讲他很崇拜毛主席,但不这样做引不起他们(当局)注意。他作案甚至没带手套,还有他很差的“书法”,很快就被破获了,在省委党校关了近一年(追其后台),然后才正式逮捕来省所。他一来全号总动员帮他整卫生,其衣服洗了十几盆水都是稠的,也是我这个不太讲卫生的人见过的最脏的衣服。大家忙完了他的事,他也就开始忙他的理论研究,长时期的黑屋关押却活跃了他的思维,一个挑战的姿态是他处处唱反调,什么“一分为三”,物质可灭定律,能量不守恒定律等等。文章就写在发黑的卫生纸上,也不在乎这个危险的地方会因此加重自己的处罚。他每天要思考、写作一二十个小时,可是饭量却不大,大家都饿肚子,他却吃不完还经常支援我,尽管我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也是他的主要争论者。他的研究一直继续到他出狱后(他又是沾出身好的光,教育释放,关了几年回去后,户口的手续都没销,粮食一直供应着),上世纪70年代初由于他到处演讲“一分为三”等理论,被社会誉为郑州一位民间哲学家。  
  
     
    和我最后同号的两位年轻人,省会计学校的小刘、省商业学校的小崔,都是文革中造反派头头,早已分配工作现在又揪回来算老账。我们三个年轻人在一起就经常给那些烦人的看押士兵找麻烦,大概是“倚小卖小”,军代表对这个号也比较宽容。  
  
     1971年由于一位战士要揭露我被关在这里的秘密,一夜之间军代表和整个看守部队全部调防。这位战士叫徐文立,高中毕业生,长得浓眉大眼,用现在的话说是个特帅的小伙子。他在得知我是被秘密绑架到这里来的事实后,愤愤不平,经常在夜里替别人站岗来和我交谈,还多次给我们号送来花生油等食物。他非要把我秘密关在这里的情况通知我家里,结果被发现。他本人被开除团籍军籍。后来我平反后他也在其家乡湖北随县被平反,入党提干,现在也在做生意。   
  
       这一年对我的审讯又来了一轮,不过并没提徐志立的事。这一次掺来一个文职人员老屈(原中国烟草公司总经理)。此时正是“深挖516”高潮,他们在我这里毫无顾虑地把锋芒直接指向河南的三个重要领导干部刘建勋、纪登奎、耿其昌,有些问题甚至指向江青。他们知道我反对纪登奎的态度,但是我也不可能被他们所利用,毕竟还有一个人格问题。这一轮审讯仍毫无进展,就把我又搁下来一年多不管,这大概是最厉害的惩罚了。这一次搁下的时间长,估计还有一个原因是出了林彪事件,我们是从新来的人员中得知的。  
  
   1972年11月5日 上午一直到10点钟还没有放风,终于等到军代表来了首先打开我们监号,和我开了一句玩笑就抱起了我的被褥衣服让我跟他走,一出门走廊里各小门的难友们纷纷向我告别。走进前面办公楼里的第一间屋,老屈和小赵(省军区的,也是我的专案组的)迎上来和我握手,这是近两年半来第一次,也是第一次称我同志。老屈说他们受省委委托来接我出狱,也说了几句我受委屈了的话,然后告诉我出去后还不能立即回单位,要在省里学习一段时间,说我还不知道中央出了林彪的事,需要看的文件太多了。这边尽管老屈在提高嗓门说话,仍然压不住那边军代表的骂声,待我们过去取东西时还听到军代表在骂:什么东西!什么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家抓来一关几年……  
  
  但是他们对我都很热情,所有工作人员都过来为我送行,我和他们一一握手感谢他们在很多方面对我的照顾。他们一直目送我们所乘的小车驶出省看守所的大门。  
  
       仅仅几分钟,车就到达目的地,位于纬五路的原省农机局办公楼。第二天早上老屈抱来至少有一尺厚的文件给我,对我说,这里是“省三办”,是个省军级单位,很多文件是你那个县级单位所看不到的。我出狱当天把行李放到对面省水利厅招待所一间为我准备的宿舍里,我问已宣布照顾我生活的小赵,我可不可以去照个像(后来这一张原汁原味的出狱留影不知洗过多少张、送过多少人)。当晚我又像上次出狱一样直奔省图书馆的赵振兴家里,他告诉我“省三办”类似于国民党的“二办”,是专整“5· 16” 的 ,说我是“省三办”三大专案之一。他说前天(11月3号)王新(省委书记、省军区第二政委)在北京被捕,河南代表团昨天回到郑州,“三办”一支委王玉杰和省知青办陈俊生向省委揭发了我被秘密关押的情况,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立即召见“省三办”主任刘俊才、政委王索元,他们承认了此事。刘通知他们说省委决定让我列席省委批林整风扩大会议,才有我今日的出狱。在随后召开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新任省公安厅厅长陈蕴贤代表省委专案组的发言中说,在两年零五个月的秘密审查中,袁庾华同志没有出卖任何一个领导,没有出卖任何一个同志。据说纪登奎来河南时批评省公安厅一个干部经不住考验时也引用了这段话。刘建勋说,“这孩子多灾多难啊!什么问题啊搞了个三进三出!”我出狱时省保卫组给我的平反结论中保留了我还是有错误的尾巴,我在不了解情况的状态下签了字,后来在刘建勋秘书黄松高的帮助下推翻了它,另作了一个干净的平反结论。也是受上述气候的影响,1973年在郑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张振江的帮助下,对我1968年的问题也彻底平反了,恢复了我在厂革委会的职务。而1968年前后被清洗的当时造反派的激进份子在文革中后期又被平反的情况是很少见的,看来是这一次遭难促成的。1972年底的平反使我重返政治舞台,又为1976年秋的政变后更大的一场灾难埋下了“祸根”,这是无可奈何的事!也是“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的道理吗?  
  
       (两年前搁下没有动笔的这段记忆,昨日看到“躲猫猫”及其相关的报道后一气写成)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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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暗道凿穿5道关卡 [转帖]


CA991国际航班接到机场空中指挥中心明确指令后,关闭舱门,滑向跑道,准备飞往目的地加拿大。这时,航班乘务长突然发现,机舱内乘坐旅客人数竟然比核定人数多出两人。事件发生在2006年2月3日的下午时分。

让警方震惊的是,这两名福建女子居然成功避开海关、办理登机手续、边防检查、机场安检以及检验登机牌等5道国际旅客必经的正常查验程序,在随身没带任何证件也没有机票的情况下,持伪假登机牌登上CA991国际航班……直至2007年12月28日又一起偷渡案败露,多达12名机场内部工作人员涉嫌参与的偷渡大案才最终大白于天下。

2009年2月10日上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这起首都机场偷渡案。警方的侦破进程,清晰地勾勒出了这起偷渡大案的犯罪轮廓。

据机场“内鬼”介绍,廊桥与机身连接通道中间有一个门,门外有固定梯子供特殊许可者通行,梯口下面有专人把守。如若打通这一关节,让偷渡者进入停机坪抵达特定廊桥的梯口下,只要把守者放行,偷渡者就不必通过登机口。

为此,最初的方案是:偷渡者购买国内机票进入国内候机区,在卫生间换上机场工作人员制服及胸牌,然后经“内鬼”引领带路,走员工专用通道进入停机坪,再由货运公司运营专用车司机暗地里将偷渡者悄悄送到特定廊桥梯下,再买通监护员,偷渡者就可以登梯进入廊桥,与经过登机口检验的登机旅客混在一起登机。

不过,此方案在实施中会有败露风险。因为就算躲过国际登机口检票、验护照混入机舱,但登机固定人数在进入机舱时还要再经统计,倘若乘务人员心细,统计人数后就会暴露有人非法登机。为规避风险,修正后的“替代方案”出台:偷渡组织者找外国人当“托儿”,从北京购买国际机票,让偷渡者与“托儿”在廊桥中间会合,拿着经过登机口检验过的登机牌登机。 “托儿”从廊桥中间门下梯,由机场专用车司机接出机场。

一个问题又产生了:毕竟,当着众多从廊桥登机国际旅客的面,一伙人交换登机牌,脱下工作制服转身登机,万一旅客中有人心生诧异通报管理人员,万一有警务人员便装登机,偷渡败露的危险依然很大。于是,更大胆的想法产生了。既然能把外国“托儿”直接送出机场,为什么不把偷渡者直接送到国际航班舷梯下呢?“内鬼”发现,并不是所有国际航班都能使用廊桥,“远点登机”——即需用摆渡车将乘客送至停机坪登机时,检查比不得廊桥严格,有时甚至没有检查人员守在舷梯下检票验护照。当外国“托儿”与其他乘客从摆渡车下车时,被收买的机场专用车司机将偷渡者送到舷梯下,这一刻,偷渡者只需从外国“托儿”手中接过登机牌登机,外国“托儿”再趁乱钻进送偷渡者的机场专用车,悄悄离开机场,一切就都妥当了。

身为首都机场工作人员的12名涉罪被告人,其工作及职务有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工人、航空安保公司通道班副班长、通道警卫员、飞行区航空器监护员、国航地面服务部工作人员、国航货运公司运营基地司机、国航站坪运行中心摆渡车司机。这些涉罪嫌犯在协助偷渡的过程中表现“抢眼”。

2007年12月28日发生在CA991航班舷梯下的偷渡案,体现出偷渡团伙“周密协作、精确配合、指挥缜密”的惊人特点。在T3航站楼建成前,T2航站楼拥有近机位35个,远机位120个。国际航班停靠近机位还是远机位,只能提前两小时获知。因此,及时搞清偷渡者所需搭乘的国际航班停靠何处,极为关键。而能获得如此重要信息的人,只能是机场内部可以接触到这一信息的工作人员。

另一个关键点是,要即时观察有无检查人员把守在特定的国际航班舷梯下。涉案人员采用了“双保险”的方法:有“内鬼”驾驶机场专用车在准备偷渡登机的国际航班周围游动巡查,还有“内鬼”站在航站楼内最恰当的位置即时观察 望。

为确保偷渡成功,12名涉案机场工作人员伪造登机牌和机场工作证件,提供机场工作制服,引领偷渡者通过专用电梯进入停机坪,驾驶机场专用车的司机接应偷渡者在偏僻处等待指示,场内巡查和近处观察者注视侦探检查人员的位置及动态,再及时汇报偷渡指挥者。如果偷渡条件成熟,载有偷渡者的机场专用车辆就跟随在载有国际航班乘客的摆渡车后面。一般情况下,摆渡车司机停车后只打开面向舷梯一侧的3个车门,但为了给偷渡者趁乱与外国“托儿”换登机牌提供机会,被买通的摆渡车司机会开启两侧的6个车门……

在如此巧妙的运作之下,“内鬼”们成功将13人偷运出境,直至2007年12月28日——那天,担任巡查的两拨“内鬼”大意,未发现 CA991国际航班舷梯下站有检查人员,使得4名偷渡者被当场擒获。

(摘自2月19日《法制日报》作者杜萌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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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陈云的孤苦岁月 [转帖]


    不到5岁两次失去亲人,从小3次辍学,变得孤苦伶仃的陈云后来改姓过“廖”,舅父母视为己出,百般疼爱。在学生运动中,他初露锋芒——
  江南水乡青浦,位于太湖平原东侧,形如彩蝶,因境内有青龙江,东部又有五浦(赵屯、大盈、顾会、盘龙、崧子)汇于吴淞江,故名。
  1905年6月13日(农历乙巳年五月十一日),江苏省(今上海市)青浦县练塘镇下塘街西头一处前对街、后靠河的闵家小屋里传出“呱呱呱”婴孩的啼哭声,冲破茫茫夜色,长久地回荡在小镇的上空。这个新生的小男孩就是陈云。陈姓是练塘的“大姓”,沈、张、陈、王4姓在小镇上最多。
  相传五代闵国高州刺吏章仔钧与其妻练夫人曾在此居住,故练塘镇又名“章练镇”。它成治较晚,最早由吴江、六和、青浦3县共管,辛亥革命一年后才划归青浦县管辖。练塘镇距青浦县城西南18公里,呈长方形,东西走向。练塘镇虽然面积不大,仅0365平方公里,但河塘甚多,东有泖河,南有大蒸塘,是有名的水乡。一条小河俗称三里塘,更是贯穿全镇而过。沿该河两岸则是镇中两条主要的并行街道,下塘街便在其中。
  陈云出生不久即开始过早地领略着人间的悲苦。父亲陈梅堂,练塘本地人,是个纯朴善良的农民,深得大家的尊重。家里一无房产,二无田地,他除了租种些田地之外,有时还捉鱼摸蟹,或帮别人宰猪,靠辛勤的劳动和省吃俭用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母亲廖顺妹祖籍广东,其父曾任清朝水师舰长,参加过太平天国起义,身经百战,后在练塘镇落户,生有两男一女,她排行第二。
  1895年,陈梅堂在26岁时与廖顺妹成亲。后生下一女,取名陈星,8年后,陈云出世。陈云两岁那年,父亲积劳成疾,无钱医治,终于抛妻别子离开人世。之后,廖顺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苦苦度日,家里靠替别人缝衣和帮佣为生,生活非常艰难,只能勉强维持而已。两年后,他的母亲也因操劳过度、贫病交加,终于因病不治,无可奈何地丢下两个孩子告别了这个冷酷的人世。
  从此,幼小的陈云成了可怜的孤儿。人们常说,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对一个人来说,母爱始终是人世间最可贵的东西,而陈云年仅4岁多一点就失去了母爱,变得孤苦伶仃。
  于是,年幼的陈云和姐姐被外婆领回下塘街的家里亲自照料。外婆告诉他们,不要哭,只要有外婆在,就有你们的饭吃!外婆为人厚道,性格开朗,处事果断。陈云的外公去世后,家里的事务均由她做主,她一直和儿子廖文光住在一起。
  廖文光俗名龙相,温和善良,喜欢文艺,当时婚后膝下无子,后因裁缝生意清淡,改营小饭馆,勉强度日。1911年,陈云那慈祥的外婆终因年老体衰而去世,临终时老人特地把儿子、儿媳叫到床前:“你们结婚8年了,还没有孩子,就把外甥当作你们的亲骨肉吧,一定要抚养他们好好成人。这样,我和你顺妹九泉之下也就瞑目了。”廖文光夫妇俩含着热泪,握着母亲的手拼命点头,哽咽着,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丧事完毕,廖文光按照母亲的遗愿正式把陈云作为廖家立嗣儿子,并让养子陈云改姓廖,名为陈云。不过,陈云仍叫廖文光为舅父。对此,陈云20多年后曾在一封信中对人说:“我是江苏人,出身于贫苦的家庭,5岁时父母均去世,依舅父而生。”他还在另外一个场合说过:“我出身在上海,从小失去父母,是舅父把我养大的。”
  由于“廖陈云”这一称呼仅在陈云幼年时期局限于家乡有所使用,因此知道的人很少。1961年,已成为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的陈云回到家乡搞社会调查时,一天陈云正与随同人员查看猪圈,突然听见后面有人在大声喊:“廖陈云同志!”大家都感到很吃惊,特别是刚到陈云身边工作不久的同志都不知道在喊谁。陈云连忙回头一看,原来是住在公社集体食堂隔壁的一位老太太,她是小时候与陈云一起玩耍的伙伴,陈云当即上前热情招呼。人们这才明白过来,“廖陈云”原来就是“陈云”。
  不幸的经历使陈云过早地成熟。他沉静、内向,常常一个人站在旁边看小伙伴们玩耍。稍大一些,他便主动帮舅母做家务,还经常到小饭馆干些杂活。他的沉静、懂事,深得舅父母的喜爱。廖文光夫妇对陈云姐弟俩十分照顾,尽管经济条件非常有限,但逢年过节,仍然要想办法给他们作件新衣服,平时家里有好吃的,都让孩子们先吃。
  陈云8岁那年,舅舅送他到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私塾里不到10个学生,虽然读的是些传统的《三字经》、《百家姓》之类的书,但由于陈云认真念书,用心写字,在这里他很快打下了一定的文化基础。他的毛笔字写得端正有力,私塾先生刘敏安甚为赞赏。过去,在私塾里教书的先生都是非常严厉的,尤其对那些不用心读书且功课又差的学生,经常是毫不留情地杖责、罚跪,因而使许多学生对先生都心怀敬畏。不过,陈云有些破例。由于他虚心好学,成绩优秀,又很听从先生的谆谆教导,因此刘敏安老先生格外喜欢他。不仅如此,刘老先生有时还专门为陈云深入浅出地讲授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使陈云受到很大的启发。这样一来,私塾里那套沿习已久的体罚制度,对陈云而言便形同虚设了。
  1914年,廖文光把陈云送到练塘贻善初等小学读书。陈云对学校的语文、数学、手工、体育等课程感到很新奇,很好学。他每天很早起床,在店堂里读书、写字。小伙伴们找他玩,他如果没有做完功课,坚决不去。邻居们常用陈云勤奋学习的精神教育子女,要他们以陈云为榜样。
  学校老师对他十分器重,同学们也很乐意和他往来。但是,陈云是一个很谦虚的孩子,他从不因学习成绩优秀而在人们面前趾高气扬,洋洋自得。恰恰相反,他品行端正,待人诚恳,特别是对那些家境贫寒的同学,总是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帮助他们,因而深受同学们的信赖。陈云自幼喜爱文艺,尤其喜欢评弹和江南丝竹。幼年时,舅舅就常带他到离家不远的长春园书场听书,回家后就给舅母学讲一遍。上学以后,陈云仍然利用课余时间到镇上的书场听书。有时还和好友一起到城隍庙西头的隐真道院去学拉二胡和吹箫。陈云多年后在与艺术界领导谈及评弹的作用时,还曾提及这一段经历。他回忆道:“我10岁前就听书,先是跟我舅舅去听,听上瘾了,有时候大人不去,就一个人自己去听,到现在60多年了。”他诙谐地说:“我是听戤壁书(注:指在书场不花钱或花不起钱,听白书,一般都是站在墙边,将身靠在墙上听书)出身,听‘英烈’(注:俏皮话,指悄悄地站在阴暗处听,取‘阴立’的谐音)的。”

  陈云小学毕业后,因舅舅廖文光又得一子,生活更加拮据,无力继续供他读书,陈云便辍学在家,在舅舅的小饭馆做杂工。小饭馆虽然面积不大,仅够摆下区区3张桌子、几条长凳,但却被勤劳的主人每天打扫得十分清洁亮堂。舅父负责采购、记帐,舅母心灵手巧,负责厨房掌勺,炒的虽是家常菜,却烹调有道,色香味俱全。陈云姐弟俩则帮助干些洗菜、送菜、打扫卫生之类的杂活。在一家人的辛勤操持和乡亲们的照顾下,廖家的生活总算可以勉强维持下去。
  在舅舅的小饭馆里打杂时,陈云还照看身体有病的表弟廖霓云。每当陈云看见小伙伴们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去上学,心里总是十分羡慕。但他知道自己是因为家里穷才上不起学的,因此从未抱怨过。舅父每每看到聪明、懂事的陈云,实在不忍就此误了他的学业,但又苦于经济困难而一愁莫展。
  一天,饭馆的一位常客、当地比较有名望的进步教育家、练塘首届公立颜安国民小学校长杜衡伯先生来到饭馆,看到陈云在灶旁烧火,就和他闲聊起来,并关切地询问起陈云的身世。在交谈过程中,杜衡伯发现陈云口齿伶俐,记忆力好,初等小学的知识对答如流,很是吃惊,于是喜爱上了这个小孩。当得知陈云因家境贫寒而无力继续学业后,深为惋惜,便向廖文光主动提出,要免费收陈云到颜安小学高小部读书。杜衡伯的真诚和慷慨,使廖文光非常感动,便同意让陈云到颜安小学继续学习。
  1915年秋,陈云来到练塘颜安小学就读。他十分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更加废寝忘食地刻苦学习。凭着天资聪颖,加上勤奋好学,善于思考,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并且连年获品学兼优奖状。他能把《古文观止》中的著名篇章倒背如流,毛笔字写得也十分漂亮。他从不死读书,除了抓紧时间学习课堂知识之外,他还喜欢读各种各样的课外书,从中接触到了许多新的东西,视野也变得开阔起来。
  这一年,陈星和本镇一商店的职员王福生结婚,廖文光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一样,热热闹闹地为他们张罗着办了喜事,还将新房安置在了家中。后来,陈星夫妇开了一个茶馆聊以维生,不久顺利生下一女。
  为了让陈云将来能有一技之长,好谋求生计。1917年夏,家里经济稍有缓和,廖文光硬是从牙缝里抠出来攒下钱,把陈云从颜安小学转到距练塘镇40多里的青浦县立乙种商业学校读书,并得到了舅母的弟弟刘福和的资助。该校除开一般高小课程外,主科为商科和农科,传授的是简单的劳动生产知识和技能。在这里,陈云学了一手好珠算,还初步学会了写帐册,粗略接触到财务会计等方面的知识。但只学了一个多月,又因经济原因辍学回家,继续在舅舅的店中做小伙计。
  1918年,13岁的陈云又返回母校颜安小学高小部上学。在这里,陈云的思想还受到了一位名叫张子谦的老师的影响。张先生是个进步的爱国人士,他不仅讲课语言流畅、生动活泼,而且经常向学生们介绍近代历史故事,如林则徐虎门销烟、谭嗣同舍生取义、广州黄花岗起义等等。每当这时,陈云总是听得特别认真,笔记记得一丝不苟,有时还提出问题请老师解答。张老师也格外喜欢班上这位出身贫苦、聪明又勤奋刻苦的好学生,有时在课余还与陈云谈心,交流思想,共同讨论。陈云从他那里懂得了什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什么是封建主义的剥削等等,强烈的民族主义意识油然而生。
  1919年,美、英、法、日、意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也作为战胜国参加了会议。然而,这次会议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反而决定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各项特权。软弱无能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的代表居然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到国内,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天安门集会游行,喊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废止21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由此,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民主运动迅即在神州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这便是著名的“五四运动”。
  反帝爱国运动的浪潮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也传到陈云家乡,青浦县的青年学生和爱国群众立即云集响应。5月9日,青浦各校师生响应全国学联的号召,举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11日,青浦县教育会又发动全县各学校罢课3天,师生们纷纷走上街头宣讲国耻。商界亦不甘落伍,相继罢市,抵制日货,声援学生运动。一时间,青浦县的爱国运动风起云涌。
  此时,练塘镇上举行了罢市示威,陈云所在的学校也受到了影响。爱国运动的浪潮深深地吸引了他,使他再也不能坐在教室里心平气和地念书了。陈云和同学们一起,在张子谦老师的带领下,组成童子军、救国十人团和宣传队,走出校园,奔赴街头、乡村。在镇上进行演讲和表演短剧,号召人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抵制日货,不当亡国奴。一次,陈云在一个茶馆里演讲,他慷慨陈辞,越讲越激动,脚一蹬,将桌子上的茶壶都给碰翻了。他的义正词严和炽热的爱国情怀,强烈地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茶馆里不时地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据陈云少年时期的同学回忆,陈云与同学们在练塘镇附近的乡村游行、演讲时,一遍又一遍地呼吁乡亲们不要吃日本产的干贝,不穿东洋纱织的洋布,不玩用日本原料做的赛璐珞玩具。他们稚嫩的声音、慷慨的言辞、满腔的义愤,不知打动了多少人的心,有些人还情不自禁地跟着陈云和同学们振臂高呼“打倒袁世凯卖国贼”、“收回青岛”、“不要做东亚病夫”等口号。他们还利用表演短剧进行宣传活动,以更为通俗和形象化的语言来教育当地的群众。他曾在一出名叫《叶名琛》(叶名琛是清末两广总督,1857年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时不抵抗,最后城陷被俘,死于印度)的话剧中扮演了一个角色。
  颜安小学校在这次爱国运动中所用的宣传经费都是陈云和同学们自筹的。他们把平时各自攒下来的零用钱都捐献出来,买纸张,做小旗,写标语。不仅如此,陈云和同学们还发起成立了爱国贮金会,并走上街头募捐,为反日宣传活动筹款。通过这场反帝爱国运动,陈云非凡的组织才能已经显露出来,在同学们中有较高的威信,并成为颜安小学在这场爱国运动中的核心人物。这时,他立志报国的思想渐渐在心底萌发。

  这年5月,陈云高小毕业,何去何从成为摆在陈云面前的一大问题。当然,回家去帮舅父料理店务是最容易想到的一条路。但从小把陈云当作自己孩子抚养的廖文光不愿如此,担心会耽误陈云的前程。熟悉与了解陈云的老师和同学们,对此非常惋惜,张老师也非常着急。11月,张老师的弟弟张子恭回家探亲,他当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张子谦灵机一动,就将陈云的情况向弟弟作了详细介绍,请他帮助想想办法。张子恭听了哥哥的介绍之后,也很热心此事,提议不妨让陈云这次就随他回到商务印书馆去,先当学徒工,待慢慢适应后再图发展。这样一来,可以解决经济自立问题,也可利用在印书馆工作的方便继续学习、多看些书,另外在市区工作的发展机会可能要多一些。
  廖文光和陈云听了以后,都非常感激,出去可能很苦,但对穷家孩子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总不失为一条出路吧。这年11月26日,从没有远离过故乡的陈云与亲人依依惜别,离开了生他养他的故乡,只身来到了上海商务印书馆,开始了一种全新的生活。
  人虽然离开了故里,但陈云一直十分感激当年杜衡伯校长的义举与张子谦老师的知遇之恩,常回忆起曾在颜安小学学习的时光及小学培养在自己生命中所占的份量。据悉:1921年,从颜安小学毕业已两年的陈云和部分同学集资,为杜衡伯校长树了石碑,并在石碑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以资永久纪念。1955年5月,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陈云到南方农村进行调查研究时,特地返乡访问了母校颜安小学。1986年,他得知母校希望他题写校名之后,十分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欣然挥毫题名。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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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林语堂是怎么变成仇人的 [转帖]


人生不如意者,十之八九。

就在《论语》大获成功的同时,林语堂和鲁迅近十年的革命友谊却出现了裂缝。

《语丝》时期,一场浩浩荡荡的打狗运动把愣小子林语堂推到了文坛盟主鲁迅的麾下。两人驰骋笔端,打得古都京城的叭儿狗们满地找牙。然后是远走厦门的相互扶持。林语堂和鲁迅在以笔战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了深厚的情意。

然而,武汉的6个月彻底摧毁了林语堂的思路。

官场如战场。他不愿意再相信任何的政治和谎言,“对革命感到厌倦”,这些都是吃人的司芬克斯,会吞下一切鲜活的生命。

他只想做个好人,用一颗童心去辨别美丑善恶。他说:
我不梦见周公,也很久了。大概因为思想日益激烈,生活日益稳健,总鼓不起勇气,热心教育,热心党国。不知是教育党国等事不叫人热心,还是我自己不是,现在也不必去管他。从前,的确也曾投身武汉国民政府,也曾亲眼看见一个不贪污,不爱钱,不骗人,不说空话的政府,登时,即刻,几乎就要实现。到如今,南柯一梦,仍是南柯一梦。其后,人家又一次革命,我又一次热心,又在做梦,不过此时的梦,大概做得不很长,正在酣蜜之时,自会清醒过来。到了革命成功,连梦遂也不敢做了,此时我已梦影烟消,消镜对月,每夜总是睡得一寐到天亮。这大概是因为自己年纪的缘故,人越老,梦越少。人生总是由理想主义走向写实主义之路。语云,婆儿爱钞,姐儿爱俏,爱钞就是写实主义,爱俏就是理想主义。这都是因为婆儿姐儿老少不同的关系。

来上海后,林语堂高谈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鲁迅也是失意而来,却选择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

林语堂和鲁迅各有一枝笔,走向却不同了。

分化从一件小事开始。

鲁迅和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闹版税官司,郁达夫作“和事佬”。调解后,李小峰在南云楼摆酒吃饭,为了活跃气氛,除了当事人之外,林语堂夫妇和其他文界好友也在被请之列。

林语堂爱说话,人际关系却极为糊涂。应这种饭局是吃力不讨好,翠凤反复提醒:“堂,待会少开口。”林语堂不理解,觉得大家都知根知底,犯不上小心翼翼的,再说了,既然坐下来吃饭,就算有干戈,也化成玉帛了。他吃得坦然。

李小峰挺有手腕,几句玩笑话下来,众人就放开了怀抱,话题也越扯越远。突然有人提起了张友松的名字,语堂也没细想前情因果,连连点头附和。

这下子撞在了枪口上。

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曾经请鲁迅和林语堂吃饭,说也要办一个书店,并以李小峰为诫,决不拖作者的工资。鲁迅担心顺得哥情失嫂意,没有答应。但这话传到了李小峰的耳朵里,李小峰当时就很不痛快。后来,鲁迅要和他对驳公堂,李小峰本能地觉得是张友松在从中使坏,几次在背后攻击张友松。

鲁迅很忌讳这件事,听语堂一说,疑心话中有话,讥讽自己受了张友松的挑拨,当即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那时,鲁迅已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玉堂,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两人越说越上火,像一对雄鸡一样,你瞪着我,我瞪着你,对了足足两分钟。
郁达夫见形势不对,赶紧站出来。他一手按下鲁迅,一面拉着林语堂和廖翠凤赶紧离开。

筵席不欢而散。

这本是件小得不能再小的事,照郁达夫的说法,是“因误解而起的正面冲突”,可却是一个警示,林语堂和鲁迅的友谊亮起了红灯。

不久,林语堂办起《论语》,做了“幽默大师”,鲁迅更不能理解,他认为在血与火的斗争中,是没有幽默可言的,“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

虽然思想上出现分歧,但在私下的场合,两人还是有经常碰面的机会。

有一次《free谈》的编辑黎烈文做东,送郁达夫和王映霞去杭州的“风雨茅庐”。郁达夫是个风流倜傥的人物,和号称江南第一美人的王映霞被誉为“富春江上神仙侣”,这次迁往杭州,郁达夫自述说是为了躲避他人对王映霞的追求。无奈“风雨茅庐”不遮风雨,两人轰轰烈烈地恋爱,又轰轰烈烈地分手了。

林语堂和廖翠凤来得最晚。一落座,语堂就笑着问鲁迅:“周先生又用别的笔名了吧?”

鲁迅的文章常被新闻检查处枪毙,为了省下不必要的麻烦,只能不停地换笔名。他先后共用过150个左右的笔名,署名鲁迅的文章反倒不常见了。林语堂等人都知道这一点,常以猜鲁迅近来又有什么新的化名为乐。

“何以见得?”鲁迅反问。

“我看新近有个‘徐懋庸’,也是你。”语堂自信满满地说。
鲁迅哈哈大笑,他指着一个20出头的青年说,“这回你可没有猜对,看,徐懋庸的正身就在这里。”徐懋庸当时正青春年少,来上海不久,文风辛辣老练,与鲁迅有几分相似。

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起身,向语堂打了个招呼。

众人见幽默大师当场被拆了西洋镜,哄堂大笑。语堂则点燃烟斗,也咪咪地笑了起来。

饭后,大家不约而同地抽起烟来,一时间,烟雾缭绕。

语堂也好两口烟,翠凤逼着他戒,可他戒了几回都不成功,就放任自流了。看着众人吞云吐雾的样子,语堂脑中光亮一闪,有了!

“周先生,你每天都抽几只烟?”他兴致勃勃地问鲁迅。
“大概很多吧,没有统计过。”
语堂一脸兴奋,正准备接着问。
“你是不是在替《论语》找材料?”鲁迅的口气突然冷起来。
语堂在最近的一期《论语》上发表了《我的戒烟》一文。鲁迅公开批评语堂尽拿些吸烟、戒烟之类的生活细节做文章,是退回去了,今时今日之中国是不适合这种西洋式幽默的。

“我准备广播一下!”语堂没有留意鲁迅口气的变化,老老实实地回答了。
“这其实很无聊,”鲁迅有些不快,很不客气地说:“每月要挤出两本幽默来,本身便是件不幽默的事,刊物又哪里办得好!”

《论语》就像是语堂的孩子,他颇以此为荣,这么一大盆冷水猛地泼下来,他气得发昏,连辩解都忘了。

旁人都停止了说话。闹哄哄的屋子里一下子静悄悄的,气氛紧张得可怕。
黎烈文看到这光景,赶紧打岔,“达夫,此次你去杭州,不知何时才回来?来,敬你一杯!”
众人连忙举起杯子,争相敬郁达夫酒。郁达夫也有意缓和气氛,一口一杯,喝得畅快。王映霞看不过眼,发话了,“达夫近来身体不好,遵从医生嘱咐,不能喝酒!”

有人打趣道:“这禁酒令到底是太太的命令,还是医生的命令呢?”

这句玩笑话来得正是时候,大家哈哈大笑,一触即发的紧张氛围被酒精一搅和,总算是平复下来了。

在座的两位女士,林夫人和郁夫人不失时机地交流起管理家政的经验,氛围越发地轻松起来。

林语堂恢复了常态,海阔天空地瞎扯起来。他谈起欧洲中世纪时,贵族和骑士在出征前用铁制的“贞操带”锁住女子下部的奇闻轶事,他还谈起雍正皇帝,满族的婚礼,妙语连珠,如天女散花,众人应接不暇。

临别前,黎烈文说出了请客的真正目的,就是请诸位文坛健将来年多多为《free谈》写稿。向来严肃的鲁迅开起了玩笑:“你要是能登骂人的稿子,我可以天天写!”
“骂谁呢?”
“该骂的多着呢!”
“怎么骂?”
“骂法也多着。”
“鲁迅骂的,终不坏。”
又是一阵哄堂大笑。
王映霞也来凑热闹,“尽管周先生会骂人,却骂不过他儿子!”
周海婴当时还不满5岁。

林语堂早忘了先前的尴尬,接过话头说:“鲁迅的公子终不会忠厚的。”

因为是谈孩子,鲁迅听了也不生气,笑着说:“是的,我的孩子也骂我。有一次,他严厉的责问道:‘爸爸!你为什么晚上不睡,白天困觉!’又有一次,他跑来问我;‘爸爸,你几时死?’意思是我死了之后,所有的书都可以归他;到了最不满意的时候,他就批评我:‘这种爸爸,什么爸爸!’我倒真没有办法对付他。”

又是一次误会。

1932年底,蔡元培和宋庆龄有感于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绝食抗议、陈独秀被捕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专门营救被政治迫害的文化名流,争取言论、出版、集会等free。

林语堂是蔡元培的英文秘书,宋庆龄又是他敬佩之人,他理所当然地担任了宣传主任,是仅次于蔡、宋和杨杏佛的第四号人物。林语堂曾说过“决不做政治家”,但是民盟只是民间组织,干的又是营救生命之事,与他的宗旨不冲突,他的土匪心又复活了,干劲十足地投入了民盟的日常工作。他拿起笔来,讽刺嘲笑中外法西斯,连希特勒也不例外。

胡适是民盟北平分会的会长,发文反对“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林语堂认为他违背了民盟的章程,不顾与胡适的私人交情,坚决赞成把他开除会籍。

鲁迅也是民盟的积极分子,两位语丝战友又并肩站在了一起,为人道公义而奔走。

由于蔡元培和宋庆龄的国际影响力,民盟的工作备受世界瞩目。每次开会,都有外国记者在场,林语堂说英文,鲁迅说德语,是民盟通向世界的耳朵和眼睛。

蒋介石祖国万岁政变后,加大了对文化领域的控制。民盟的活动,让南京当局很恼火,想暗地里除之而后快。蔡元培和宋庆龄在国际上有很高的名望,杀掉他们,波动太大,他们选择了向杨杏佛下狠手,杀鸡给猴看。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乘车刚驶出中央研究院的大门,就响起几声沉闷的枪声。杨杏佛即刻伏住身边的少年,背部中了好几枪,当场死亡。研究院隶属的法租界明令不准许有政治暗杀的行为,南京政府居然胆敢在这里下手,足见他们镇压民盟决心之大。

惨案一出,世界震惊,所有的舆论都倾向于同盟一边。可杀人的政府是不会管这些的,特务机关“蓝衣社”放话出来,说他们有一张五六十人的暗杀名单,民盟主要领导人都榜上有名。

上海的空气霎时间紧张起来,人人自危,就怕和民盟扯上关系。

宋庆龄向记者指出,杨杏佛被暗杀是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他的死不会影响民盟的发展。但实际上,民盟被迫停止了所有活动。

林语堂作为民盟的宣传主任,受到的冲击可想而知。荷枪的便衣每天在林家门口晃来晃去,他只要迈出大门一步,就会有人前来闹事。廖翠凤时时刻刻坐立不安,非得林语堂进了家门才会松一口气。这种情况足足持续了两个星期。

门禁解除后,语堂还得接着到中央研究院上班。可他心里实在堵得慌,每次路过杨杏佛罹难的地方,总不忍走过。林语堂和杨杏佛都是中央研究院的英文编辑,语堂贪闲,总是把具体的要务推给杨杏佛做。杨也是好本事,一目十行,常常一边和语堂闲聊,一边不停地写信,居然还能出不少佳作。每次想到这些,林语堂只能用力地拍拍胸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一个月后,林语堂写了篇《谈女人》,声称“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我们要谈女人了!”

这当然只是一时气话。他把心里的闷气憋了几个月,最终还是忍不住,奔泻而出,这就是著名的《论政治病》,他字字讥讽地写到:

做了官就不吃早饭,却有两顿中饭,及三四顿夜饭的饭局。平均起来,大约每星期有十四顿中饭,及廿四顿夜饭的酒席。知道此,就明白官场中肝病胃病肾病何以会这样风行一时。所以,政客食量减少消化欠佳绝不稀奇。我相信凡官僚都贪食无厌;他们应该用来处理国事的精血,都挪起消化燕窝鱼翅肥鸭焖鸡了。据我看,除非有人肯步黄伯樵、冯玉祥的后尘,减少碗菜,中国政客永不会有精神对付国事的。我总不相信,一位饮食积滞消化欠良的官僚会怎样热心办公救国救民的。他们过那种生活,肝胃若不起了变化,不是奇事。我意思不过劝劝他们懂一点卫生常识,并提醒他们,肾部操劳过甚,是不利于清爽的头脑的。

这篇文章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杨杏佛,可读者看到南京政府的荒淫无耻和丑恶嘴脸,谁不会哀叹杨之死何其无辜?这可以说是别具一格的写给杨杏佛的祭文。

好友的故去让林语堂悲痛欲绝,更让人难过的是,他和鲁迅又产生了误会。

6月20日,举行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林语堂正在被严密监控,出不得门。鲁迅去后没有见到语堂,很生气,“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林语堂就没有去,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事实上,据《申报》报道,林语堂参加的是7月2日杨杏佛的出殡下葬仪式,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去的。那一次,鲁迅没有去。

林语堂没有向鲁迅解释。他觉得清者自清,没有必要自我辩护。

然而,鲁迅对林语堂的印象就此大打折扣,两人的裂缝朝着不可避免的方向越拉越大。

1934年,林语堂和章克标意见不和,一气之下离开《论语》,另起炉灶,办起了《人间世》。

谁也没有料到,这竟是林语堂和鲁迅友情的终点。

在《人间世》之前,语堂和鲁迅闹过误会也好,分歧也罢,但始终还是朋友。

据当时另一知名文人陶亢德回忆,《人间世》创刊前,语堂请文坛好友来家里吃饭。客人来得差不多了,就差鲁迅。大家都知道语堂和鲁迅最近闹得不太愉快,有人好心提醒他,要不要催一催。语堂摆摆手,很有把握地说,不必,他一定会来的。话音刚落,鲁迅就拖着胶皮鞋,嘀嘀嗒嗒地走进来了。

《人间世》走的是《论语》谈幽默的老路子,只不过取法晚明的公安派,更强调“闲适”和“独抒性灵”,林语堂在发刊词上说:“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为人间世。”

照理说,借着《论语》的大热,又是幽默大师亲自操刀,《人间世》一炮而红是可以想象的。但林语堂1933年的鸿运似乎走到了尽头,《人间世》从创刊之日起,就在各路人马的夹攻中摇摇欲坠。

首先引起轩然大波的便是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

为了给《人间世》造声势,林语堂把周作人的自寿诗抄给相熟的文化名流,再索取和诗,同时刊发在《人间世》创刊号上,并佐以周作人的巨帧照片。这一番精心渲染,周作人的诗作和《人间世》果然轰动一时,满城传诵。

一些小报也来凑热闹,争相转载,唱和者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周作人的诗作隐晦曲折,表现的是free主义的两难心境。他们抛弃了“主义”的信仰和追求后,却不能忘怀现实的残酷,所以,闲适中满是说不尽的苦味。但唱和者多是文才平庸之辈,哪里读得懂背后的真意,一桩文坛雅事竟慢慢变成了肉麻的互相吹捧。

左盟早就看不惯林语堂提倡幽默的那一套,而自寿诗事件又确实有使文艺界庸俗化之嫌,一些血气方刚的革命小将带头造反了。野容(廖沫沙)写了《人间何世》,指着林语堂的鼻子骂了一通。自此,左翼联盟系统地开骂了。盟主鲁迅骂得最凶,攻击林语堂文学上的趣味主义和free主义,说幽默文学是“麻醉文学”。

先前,《论语》的幽默杂文开罪了不少右派作家,右翼分子也一哄而上,恶言恶语地声讨起来了。

林语堂前半生骂人骂得多,这么被骂还是头一次。可他就是叛逆心理,别人越骂得凶,他越要坚持,号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

其间,又发生了几件小事。

在一次饭桌上,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说得兴致盎然,其他人听不懂,想插嘴都插不上。林语堂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滨英语,表示是鸡同鸭讲,逗趣一番。没料到鲁迅厉声到:“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林语堂哑口无言。以前据理力争,因为争得起。现在的景况,是没有必要了。有人说,他是怕了鲁迅;也有人说林语堂聪明,明知争不过,不如装“气量、风度”,输也光彩。

鲁迅曾写信劝告语堂不要搞这些小品了,多翻点英文名著才是正途。语堂回信,“等老了再说”。时过一年多,鲁迅给曹聚仁写信,提到了这件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语堂听说后,无奈地解释道:“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文学立场的泾渭分明,再加上一次又一次的误会,鲁迅不再把林语堂当朋友了。

徐在上海大观楼补摆婚宴,鲁迅来得晚,一看见林语堂夫妇在座,二话不说抬腿就走。而他的《天生蛮性》一文,只有三句话: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林语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鲁迅的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两年之后,林语堂远赴美国,终此一生,两人再没有相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林语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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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为人知的“瓦罕走廊”: 中阿边境“东突秘密通道” [转帖]


  
  瓦罕走廊
中国和阿富汗边境有一条瓦罕走廊,整个瓦罕走廊东西长约400公里。其中在我国境内由塔什库尔干县的公主堡至中阿边境近100公里,南北宽约3至5公里,最窄处不足1公里;其余300公里在阿富汗境内,因此国际上也称阿富汗走廊。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0余公里。
  瓦罕走廊历史上曾是中国领土,玄奘取经曾从此路过,“丝绸之路”也为她增添了不少历史风采。后来沙俄入侵以及俄英两国不断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1895年3月11日,英俄抛开了两个最重要的当事国中国与阿富汗,签订了《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不但划定两国在帕米尔的势力分界线,而且将兴都库什山北麓与帕米尔南缘之间的狭长地带划作两国间的“隔离带”,即“缓冲地带”。1963年11月,中阿两国通过签订《边界条约》,正式将两国在瓦罕走廊的边界线法律化、明确化。依照该协议,两国边界线南起海拔5630米的雪峰,北至海拔5698米的克克拉去考勒雪峰。

邻近“三股势力”活跃地区
  8月15日,记者离开中国-巴基斯坦公路拐入一条土路,翻越明铁盖达坂隘口西行,从通往卡其拉古和克克吐鲁克相交的三岔路口进入阿富汗方向的谷地。从三岔口附近的边防某部驻地到克克吐鲁克路程全长73公里,即到达我边防部队最前方的驻地。而从克克吐鲁克到阿富汗边境仅有21公里。出于国防战略考虑,我边防部队早在“9·11”事件之前就修通了通往阿富汗边界的公路。正是这条公路为我军在美国对阿富汗动武之后在中阿边境地区加强边防创造了便利条件
  车过明铁盖继续西行至克克吐鲁克,克克吐鲁克有中阿边境日常防卫最前段的一支部队。正西方向是名叫木孜吉利嘎的冰谷,这是通往塔吉克斯坦的山谷,由此可达中亚政情和社情最为复杂的费尔干纳盆地,那里也是“三股势力”包括境外“东突”分裂势力比较活跃的一个地区。朝西南方向有另一平缓的宽谷“瓦罕吉尔”,意为“朝向瓦罕的山谷”,翻过去就是瓦罕走廊了。
  瓦罕走廊是帕米尔高原上的一条狭长的谷地。历史上这是丝绸之路的一条重要通道。汉朝张骞出使西域、唐僧玄奘取经、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及瑞典探险家斯坦都曾途经这里。
  在通往边界的20多公里的路程中,高山融雪形成的细流汇集成河,奔流而下,发出阵阵轰鸣,伴着低啸的山风在山谷回荡。在整个河谷,除了牧民的牛羊外,出现最多、最活跃的就是一对对的旱獭。看见来人一点也不慌张,还好奇地直立起来张望。

边防军驻守5400多米高的雪峰
  “9·11”之后,我边防部队曾在此安营扎寨,以防止难民或阿富汗武装力量进入我国境内。但实际上原先担心的局面并没有出现。2002年入夏以前,随着阿富汗局势的缓和,我守边部队调整了部署。
  阿富汗在此没有边防军。瓦罕走廊由地方少数民族部落或部族控制。近百公里以内没有固定的居住人家,只有天气转暖季节有阿富汗境内的塔吉克族牧民放牧时接近边境地区。
  中阿两国的界碑还是30年前两国竖立的,水泥方柱,约有两米高,位于边界山谷的缓坡上。界碑周围地面为积雪覆盖。界碑上的文字中方一侧是“中国;1;1964”,阿方一侧则是用普什图族文字写的“阿富汗;1;1964”,标明是1964年两国埋设的两国间第一号界碑。界碑所在的一线正是两国的分水岭,从山上融化的淙淙雪水分别从这里流向两国方向。
  记者在阿富汗境内步行了一段。目力所及,没有发现人工修建的道路,是一片非常安静的无人区。除了局部裸露的山体和在河床乱石中静静开放的两三种野花外,仍然是冰雪世界。在当年漫长的冬季里,封边部队爬冰卧雪,冒着零下30到40摄氏度严寒守卫在这里,其艰苦情景可想而知。记者采访的一位营长表示,封边时在海拔5400多米的中阿边境守防,尽管气候恶劣,高寒缺氧,但官兵们却表现出良好的精神面貌。中央军委和有关方面也为改善封边部队官兵的战备和生活条件给予了极大的关心和支持。

军民齐心防堵“秘密通道”
  在瓦罕走廊我方一侧,记者看到,战士们在正常地训练和休整。一组骑兵正在巡逻。塔吉克族牧民正在怡然自得地放牧牛羊。离帐房近处则步行放牧,往远处则骑马代步。对于记者的到访,牧民们从远处开始就伫立招手致意。塔吉克族牧民对客人热情友好,谦恭地端茶、往帐房让座。塔吉克族人口不多,在中阿边境地区沿途几十公里我们也只见到十多户人家。当地的军民关系很好,不仅是逢年过节,平常来往就很多。
  中阿边界线与其他邻国比起来是比较短的,约92公里,由于两国没有领土争端,局势相对平静,我方常年直接守卫的部队规模并不大。当地的塔吉克族牧民也是一支不在编制、永不撤离的守边部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县委主要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不论男女老少只要发现陌生人进入都会及时向附近的驻军或边防派出所、地方政府报告。所以无论是民族分裂分子还是境外敌对分子企图从这条通道潜入潜出都是很难得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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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瓦罕走廊Vakhan Corridor[转帖]

  阿富汗东北部一条多山的狭长地区。1895∼1896年画定边界後,该地成为俄国突厥斯坦、英属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政治缓冲地带。瓦罕河由西向东流160公里(100英里)後、后,在当地主要村庄卡勒尼亚兹贝格(Qal'eh-ye Niaz Beyg)附近注入帕米尔河。
  瓦罕走廊,也称阿富汗走廊,位于阿富汗东北部,东西走向,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高耸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我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整个走廊东西长约300公里,南北最窄处仅15公里,最宽处约75公里。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只有92公里。
  瓦罕走廊其实被牢牢夹在帕米尔高原与高耸险峻的兴都库什山之间,其东、南两面地势较高,西、北较低。若将走廊一分为二,其东部地区主要生活着在阿富汗人数很少的吉尔吉斯人(瓦罕走廊是其主要栖息地),西部地区主要生活着塔吉克人(是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占阿人口30%左右)。上述两大民族基本都信奉伊斯兰教,属游牧部落。瓦罕走廊大部分地区都是干旱缺水的沙漠,仅有极少量的耕地,那里的居民基本上靠天吃饭;瓦罕走廊南部的山麓地带零星分布着一些高山牧场,雨季时易遭山洪袭击。实际上,整个瓦罕走廊是阿富汗最为贫瘠的地区。

历史上曾是中国属地
  历史上,瓦罕走廊曾属中国管辖。19世纪末,由于沙俄的侵略扩张,中俄两国曾在包括瓦罕走廊在内的整个帕米尔高原发生争端。与此同时,俄英两大帝国由于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也不断在阿富汗地区发生冲突。为避免进一步的冲突,1895年3月11日,英俄抛开了两个最重要的当事国中国与阿富汗,签订了《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不但划定两国在帕米尔的势力分界线,而且将兴都库什山北麓与帕米尔南缘之间的狭长地带划作两国间的“隔离带”,即“缓冲地带”。1963年11月,中阿两国通过签订《边界条约》,正式将两国在瓦罕走廊的边界线法律化、明确化。依照该协议,两国边界线南起海拔5630米的雪峰,北至海拔5698米的克克拉去考勒雪峰。

名副其实的“隔离带”
  由于地处僻远,生存环境恶劣,因此尽管阿富汗长期动荡不宁,瓦罕走廊却一直保持着相对的平静。90年代中期以来,虽然塔利班控制着阿90%以上的国土,但瓦罕走廊一直由北方联盟(主要是实力最强的塔吉克族武装)控制,它远离阿富汗战火,因此不存在难民问题。
  瓦罕走廊与中国新疆的塔什库尔干基本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交通联系与人员往来,属于名副其实的“隔离带”。中阿边境两侧生活着不同的民族,中方为塔吉克族,阿方主要为吉尔吉斯族,双方居民语言习俗都有差异。两国边界线基本沿穆斯塔格山脉分水岭蜿蜒而行,各大山口通道海拔较高,几乎均为四五千米左右,而且每年除6、7、8三个月外,均为大雪封山期。另外,中阿接壤的边境地区基本上都是人迹罕至的荒漠高原,地势复杂,气候恶劣,不宜人类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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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瓦罕走廊[转帖]

    清洁酥油桶,做秋冬季转场前的准备
  
  “玄奘取经东归古道”纪念碑
  
  转场途中:牵着骆驼,载着媳妇和家什
  长400公里,宽仅3到5公里;1000多年前,法显、玄奘从这里走过;100多年前,它曾是英国和沙俄在中亚的势力分界线。
  金秋10月,驱车驰骋在帕米尔高原,冰山、河谷,蓝天、白云,在车窗前闪过。汽车沿着山路越爬越高,头顶上的蓝天、白云越来越低,让人顿生一蹴可得天、伸手可揽云的豪气。帕米尔高原在欧亚大陆腹地突兀而起,把陆地分成了东方与西方,瓦罕地区成为东西方交往的重要通道。散落在这里的丝绸古道、玄奘东归路、石头城、公主堡等遗迹,向世人诉说着帕米尔高原厚重的历史与文化。
  汽车在丝绸古道上一座大的门楼前停下,下车仰望,“丝绸路瓦罕走廊千古辉煌,公主堡汉日天种百世流芳”,门楼上的楹联大气磅礴。从这座门楼往前行不远,便踏上极具神秘色彩的瓦罕走廊之路。

故道天高
  整个瓦罕走廊,东西长约400公里。其中在我国境内由塔什库尔干县的公主堡至中阿边境近100公里,南北宽约3至5公里,最窄处不足1公里;其余300公里在阿富汗境内,因此国际上也称阿富汗走廊。走廊的主要部分位于阿富汗东北部,最宽处约75公里,东西走向,北依帕米尔高原南缘(与塔吉克斯坦相邻),南傍兴都库什山脉最险峻高耸的东段(与巴基斯坦及巴控克什米尔相接),西起阿姆河上游的喷赤河及其支流帕米尔河,东接我国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中阿两国在狭长的瓦罕走廊东端相毗邻,边界线90余公里。
  驱车沿314国道驶过塔什库尔干县城,向南驶过距县城60余公里的达布达尔乡,再向右行进5公里越过红其拉甫河,便来到瓦罕走廊入口处。停车眺望,北面对岸是由北直拐向西的克孜库尔干山,公主堡就建在该山形若犄角的山岗上。西来的喀拉乞库尔河与南来的红其拉甫河,在这里汇流成为塔什库尔干河,公主堡日夜俯视着三条河形成的河谷地带。南面红其拉甫群山簇拥的冰峰,在午间阳光的辉映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群山环绕的山谷里,绿色的草甸偎依在黑水之间,散落在山坡河谷间的牛羊,在秋日温暖的阳光下,惬意地甩着尾巴。塔吉克壮汉正赶着羊群放牧,女人们借着好天气,忙着拆洗被褥、衣裳,清洁酥油桶,做秋冬季转场前的准备,孩子们则围着大人和牧羊犬嬉耍。
  非常幸运,我们一行由塔什库尔干县扶贫办主任陈根拴作向导,老陈在县里做扶贫工作多年,走遍了塔什库尔干的每个乡村、每条山沟,是瓦罕走廊的活地图,他告诉我们,走廊口的排依克村是走廊最大的一个村,进入走廊后,就只能见到零星的牧民人家了。走廊作为塔什库尔干县最好的夏季牧场之一,放养着3个乡的五六万头牲畜。此时已是牲畜转场越冬的时节,我们向瓦罕走廊深处行进,不时见到转场的羊群、牦牛群如大片云朵般向走廊外飘移,行至近处细看,那些羊和牦牛真是个个膘肥体壮,足见走廊里的水草丰美至极。路上,老陈如数家珍般为我们介绍走廊里哪座山下生长着青兰、贝母等名贵草药,哪一段路边伫立着奇石怪石,什么季节可以看到神话般的大角盘羊……
  沿着走廊向西行,沿途断壁残垣的古驿站、坍塌破败的兵营旧址、炊烟袅袅的塔吉克牧民毡房,把我们引入超越时空的遐想。当我们驱车来到克克吐鲁克(塔吉克语“绿草很多”之意)达坂,见到了瓦罕走廊我国境内的最后一个驿站,再向前行便是南瓦根基达坂,也就是中阿边境线。一行人围着古驿站细细研究起来。石墙是如何用骆驼奶和泥浆砌起来的?无数的盘羊角是什么人堆放到这里来的?盘羊的大角有多少年?它们是怎么死的?貌似毡房的驿站建筑为何门向北方而不顺着走廊方向朝东或西……

缓冲地带
  历史上,瓦罕走廊曾属中国管辖。19世纪末,由于沙俄的侵略扩张,中俄两国曾在包括瓦罕走廊在内的整个帕米尔高原发生争端。与此同时,俄英两大帝国由于在中亚争夺势力范围,也不断在阿富汗地区发生冲突。1895年3月11日,英俄为避免进一步的冲突,竟抛开了两个最重要的当事国———中国与阿富汗,签订了《关于帕米尔地区势力范围的协议》,不但划定两国在帕米尔的势力分界线,而且将兴都库什山北麓与帕米尔南缘之间的狭长地带划作两国间的“缓冲地带”。1963年11月,中阿两国签订了《边界条约》,正式划定了两国在瓦罕走廊的边界线。此边界线是全世界时差最悬殊的陆地边境(阿富汗和中国相差3个半时区),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的陆地边境之一。
  瓦罕走廊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是华夏文明与印度文明交流的重要通道。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僧人法显从长安沿着早已形成的丝绸之路西行求佛,归来后著有《佛国记》,法显在书中描述经历葱岭(帕米尔高原)这一段路程是“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四顾茫茫,莫测所之,唯视日以准东西,人骨以标行路”。
  公元627年,高僧玄奘从长安启程赴天竺(古印度)那烂陀寺,公元645年回到长安,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一部《大唐西域记》,是今天人们研究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古代历史地理的珍贵典籍。现代印度史学家研究本国历史时,竟不得不借助《大唐西域记》。
  《大唐西域记》记载了瓦罕走廊的一个传说:很久以前,一位汉族公主远嫁波斯。当送亲的队伍来到克孜库尔干山下,突遇匪乱,随从为了保护公主,就近把公主安顿在陡峭的山岗上面,四周严密把守,每天的饮食专门用一根绳子吊上去。不久,匪乱平息,随从恭请公主启程,不料公主居然已怀有身孕!原来,公主困在山顶的时候,每天有一个骑着金马的王子,从太阳里飞出,来到山上和公主幽会。公主腹中的孩子就是“汉日天种”。忠心的随从就地安营扎寨,用石头在山顶上建起宫殿(日后称作“公主堡”),把公主正式安顿下来,并拥立为王。随从们则在山岗附近的帕米尔高原上就地开荒种粮。一年后,公主生下一个英俊的男孩,成为詙盘陀国人的祖先。
  由公主堡向前行进,过瓦罕走廊三桥,逆明铁盖河行驶约十余公里,便可看到中外著名的明铁盖达坂,此处雪山高耸,冰川形成的冰舌直泻山下。在海拔4200米的罗布盖孜沟的山坡上,我们一行人拜谒了“玄奘取经东归古道”纪念碑。碑上冯其庸先生的题跋,让我们又了解了一个令人景仰的史实。
  为了考察玄奘东归的古道,冯其庸教授曾经多次进入帕米尔高原进行考察。八十高龄的冯老,坚持带领考察队来到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口。经实地勘查考证,冯老认为玄奘东归的山口很可能就在这里。在过去十几年的时间里,冯其庸教授七次对这个山口进行实地勘查,经过对汉唐遗迹、沿途景观和历史文献进行比较研究,他基本确认玄奘东归时经由帕米尔高原的瓦罕通道。


走廊第一村
  整个瓦罕走廊被牢牢夹在帕米尔高原与高耸险峻的兴都库什山之间,其东、南两面地势较高,西、北较低。若将走廊一分为三,中东部地区生活着在阿富汗人数很少的吉尔吉斯人(瓦罕走廊是其主要栖息地),西部地区主要生活着塔吉克人(是阿富汗第二大民族,占阿人口30%左右)。其东部在我国境内则主要生活着塔吉克民族,上述两大民族都信奉伊斯兰教,属游牧部落。瓦罕走廊大部分地区都是干旱缺水的荒漠,仅有极少量的耕地,居民基本上靠天吃饭;事实上,整个瓦罕走廊是中阿两国最为贫瘠的地区。
  跨过塔什库尔干河,汽车载着我们向走廊深处进发。走不多远,山谷变得越来越开阔,蓦然间,偌大一片碧绿的草滩映入眼帘。一座座红墙土房和金黄色的高原柳,散落在蓝天碧草间,在阳光下显得那样古朴、恬静,有一种近乎圣洁的原生态美。这就是人们所讲的瓦罕走廊第一村———排依克村。
  排依克坐落在兴都库什山脉北麓山坡上,当地牧民也叫它阿特加依里,汉语意为“牧马的草场”。喀拉乞库尔河清澈的冰山雪水从村边流过,哺育着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牧民。村里有46户牧民,他们依山势地貌用兴都库什山上冲刷下来的红粘土修建房屋,院墙是红的,院子里房子的墙面是红的,高原柳枝条是鲜黄的,细长的柳叶是金黄的,背靠的山是红的,而天空是没有一点尘埃的湛蓝。我们一行人感叹天公造物,把最美的色彩泼洒在这里。也许是老天怜悯那些由西方跋山涉水一路辛劳而来的商贾僧侣,在这里巧置世外桃源的仙境,好让他们洗尘涤面,添精补气,一路向东。
  当我们的车驶到玄奘东归路的路口,有人突然发现大山白云深处有一缕炊烟随着秋风飘向山坡,我们急催司机加快速度,好让我们把这诗一般的画面拍摄下来。但令人遗憾的是,车还未到,那缕青烟已被不解人意的山风吹散了。正在房门前忙碌的一位塔吉克族大婶,见到疾驰而来的汽车先是一愣,紧接着看到我们,便高兴地冲进门里叫出儿子招呼客人。我们虽然听不懂他们说的塔吉克语,但庆幸的是我们能用维吾尔语和大婶的儿子交流。他们一家是从塔什库尔干乡库孜磙村迁到这里夏季放牧的,现在正在做回家的准备。大婶名叫厄洛玛尼,今年49岁,身边的儿子叫布达洪,27岁,已经是一个孩子的父亲了,大儿子外出放牧去了,有300来只羊和50头牦牛。布达洪告诉我们,今年天气好,没有什么雪灾、洪灾,幼畜的成活率挺高,今年收入不错。我们问布达洪,一家人在这里不害怕吗?他说,从他们家这里向左右两边的罗布盖子沟、克克吐鲁克沟走去都是他们的乡亲,瓦罕卡日土克(走廊)还有很多乡亲和他们的牛羊。
  在我们看来,这是祥和的一家。厄洛玛尼大婶正在和儿媳妇清洗酥油桶,两个孙子围着大人戏耍,他们虽然久居大山深处,依然十分有礼貌地感谢我们为他们拍照。
  正像布达洪所说,我们沿着走廊前行,见到了正在洗衣服的莎达特与她的小女儿;见到了骑着骆驼驮着粮食回来的两个塔吉克小伙子;还有一位老大爷,带着一副只有在城里偶尔能见到的老式水晶眼镜,手牵着两峰骆驼驮着家人和家什任我们拍照。
  启程返回时,夕阳还未散尽最后的光芒,东方已映出明月的剪影。瓦罕走廊沿途,仍旧是那亘古不变的雪山冰川,川流不息的高山雪水。遥望走廊另一端,阿姆河与喷赤河畔的阿富汗人民,在动乱的日子里还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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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守卫在瓦罕走廊的边防劲旅[转帖]

  中国和阿富汗边境的中国一侧,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境内,属于南疆军区的防区。驻扎在这个县的是新疆军区边防第十二团。这个番号是新华社去年报道该团一个军官之妻产下一个“心脏在体外的活男婴”的新闻中披露的。
  这个团的防地位于帕米尔高原,其标志性驻地就是红其拉甫山口。这里是连接中巴的国际通道,驻守在这里的红其拉甫边防连今年刚被中央军委授予“卫国戍边模范连”的荣誉称号。除此以外的哨卡,大多数是无人区。
  阿富汗通向中国的唯一通道——瓦罕走廊也在这个边防团的防区内,这个团的防区内的边境线近千公里,观察点、哨卡有近百个,在这个中国与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区。是目前新疆社情最为复杂的。而且全是平均海拔四千多米的雪域高原。几个通往阿富汗的山口哨卡,就是由这个团的克克吐鲁克边防连(海拔四千三百米)、明铁盖边防连(海拔四千七百米)负责看守的。
  本来哨卡与大本营之间都是不能通汽车的土路,补充给养和巡逻都要靠马拉人走。去年,南疆军区新组建的工兵团,上来的第一个任务,就是为这些哨卡修筑巡逻道,便于边防部队摩托化机动。目前,这些可以行车的土路都已投入使用。
  虽然,中阿边界线只有九十二公里,两国界山山口间的距离也只有三十公里宽,但是瓦罕走廊的纵深有三百公里,平均海拔高度达四千多米,几乎终年白雪皑皑,全是无人区,人类在这里很难生存,边防团的给养全部是要从几百公里以外喀什运送过来的。人放多了不行,人少了,有事的时候又显得不够。据我们抓获的“东突”分子交代,他们的人和手中的武器弹药绝大多数都是从这几个山口潜入和运进来的。
  应该说,边防第十二团的训练水平是不低的。在克克吐鲁克边防连,在四千多米高原进行阵地对抗训练,一组训练要包括身背单兵装备进行悬崖攀登、排雷、射击、运动中偷袭等多个子课目,而且进攻时要根据地形图绘制攻击线路,防守时人人要进行狙击考核。平时体能训练,就说百米跑,成绩好的只用二十五秒左右,差一点的也不过多个十秒八秒。要知道这可是海拔四千多米高原,常人躺着喘口气都难。凭借这样的素质,敌特分子要遇上了,干赢是没问题的。
  这个团的信息化建设,水平也不底。借助已铺设的光缆,建起了视听系统,正在建无线数据化通信系统。借助这两套系统,边防的通信、指挥已实现信息化,反应能力也大大加快。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这儿一年里大多数时间是冰雪封山期,人徒步行走都很困难,根本无法摩托化机动。敌特分子往往就是利用这段时间搞渗透潜入、向境内偷运枪支弹药等。就是花大钱在边境线上安装红外传感器,能够做到及时发现目标,部队也很难通过陆地机动做出迅速反应。唯一的办法就是空中机动,由直升机直接对目标攻击或者运送人员到事发地点投入作战。除此外,防务形势很难根本改观。
  加快陆航部队建设,搞出适应高原的国产“黑鹰”,实在是当务之急。如果一个边防团配备一个直升机大队,可以大大扩大管辖的防区、减轻巡逻的强度,效费比很高。说到这儿,又要对中国航空工业叹口气。
  我设想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与阿富汗政府签定边界防务协议,允许我们的部队从陆地和空中过界巡逻。这样边防部队就能够从被动的、固定的“点”防守,改成移动的、可主动选择的“线”防守,可以大大增强部队的隐蔽性和机动性,另外利用直升机或者固定翼飞机可以从山口进入阿富汗,对瓦罕走廊纵深地带进行空中巡逻。根据地形,这个纵深有个五十到一百公里就够。一旦发现不明目标,经过双方热线联络,要么赶回去,要么干掉,或者待人进入我方境内再处置。
  总而言之,边防第十二团训练水平不低,是一支能让人放心的部队。但受地形条件的限制,在加上美国人插手中亚的情况下,中阿边境还需要空军的介入并加快陆航部队的建设,当然信息化也要继续投入。否则边境防务不容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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