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刘伯承曾密会朱德：咱们把这所谓的主席绑了吧[转帖]

　　核心提示：在当今的红军长征历史书籍中，都有这么一段史实：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即红一方面军）在雪山之中与张国焘徐向前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在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里，有四方面军的大部和编入的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和第九军团。张国焘南下分裂中央分裂红军，遭到包括朱德、刘伯承等原红一方面军将领的反对，于是张国焘对反对他的人进行打击报复，撤了刘伯承的红军总参谋长职务，还抓了一大批原红一方面军中的中高级将领进行审查、批判，因此这些将领秘密商议要带队脱离张国焘的领导，北上寻找党中央毛泽东，但这件事被朱德制止了。其实，除此之外，还有更惊人的内幕。今天我们采访老红军——当年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员王泉云时，他道出了历史上未曾揭开的绑架张国焘未遂之谜。

　　提起绑架张国焘之事，话还得从一四方面军会师说起。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四川省西北部雪山深处的懋功地区会师，然后准备过草地北上，8月，两个方面军的红军又混编组成左路军和右路军，分路准备粮草北进。

　　我是红四方面军总部的警卫战士，两个方面军混编后，我仍在张国焘所在的左路军总部。当时，原红一方面军的朱德总司令、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领导也随红军总司令部编入左路军，与张国焘等人一同指挥左路军行动，因此我就有机会接触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总参谋长。刘伯承当时没有结婚，朱德身边有康克清照顾。我被安排为刘伯承的特别警卫人员，照顾其衣食起居安全等。

　　 张国焘分裂中央害忠良，两将领沉着应对寻良策

　　1935年10月初的一天，总部通知刘伯承去开会，我送刘伯承来到一个大寺庙去开这个会，这是阿坝一个叫卓木碉的寺庙。还未来到会场，就见寺庙四周全副武装的岗哨神情严肃地站了好几层，各条道路口都站了不少岗哨。我预感到可能有啥子重要事情发生，于是我问："总参谋长，今天这样子，有啥重要事情哟？"刘伯承只顾骑马前行，没有立即回答，走了几分钟后，他才说："或许是吧！"我预感情况有些不妙。

　　来到寺庙前，刘伯承下马后径直朝寺庙大步地走了进去，两旁的岗哨相继向总参谋长敬礼。在会场外的我牵住了总参谋长的马走到旁边的大树下，同我骑的马拴好。根据规定，首长开重要会议，警卫人员都不能进入会场内，我只好在外面拴马处等着。寺庙周围有好些马和陪送的警卫战士。在外等候的时候，又见有不少首长来了，如朱德总司令，董振堂军长，徐向前总指挥等等。总之，个个都神情严肃，匆匆忙忙。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就听得会场内闹喳喳的，有争吵的，有起哄的，有笑的声音，总之乱哄哄的。我在外面是听不清楚的，外面的岗哨听得里面的吵闹，也都把钢枪握得紧紧的，神情更加严肃。又过了一会儿，好像听到里面有喊口号的声音，仿佛是：反对啥子北上逃跑……打倒×××××，拥护啥子主席，打倒××吃大米……听到这些，我也紧张起来，同时，本能地将右手握住挎在身上的盒子枪手柄，以防意外发生的事情。一会儿又听到寺庙内鼓掌的声音，我担心会拉几个人出来杀头示众，因为过去在遇到这类事情时，张国焘主席一般都会拉几个人出去杀头的。所以，我的心一直处于紧张状态之中，密切地注视着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真有些担心发生什么不测。

　　这样的会开了两天，每天都是这样，天天都吵吵闹闹，很不和谐。

　　在开会的日子里，我们是不能同首长接触的，被安排在与首长们隔离的地方。会议开到最后一天结束时，各位首长都准备赶回各自的驻地。我见刘总参谋长走出会场，急忙起身，将马牵了过去。刘总参谋长依然一脸严肃，不说一句话，他骑上马就往驻地赶去，走得比来时快得多。见到这场景，我猜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至少是不愉快的事。出于对刘总参谋长的关心，我很想问一问，但考虑到四周都有不少红军将领、警卫员、岗哨，我觉得这时候问很不方便，所以就没有问了，也同样骑上马，护卫首长而去。在途中，红军将领们各走各的道，与会人员分散开去之后，我见四周无人，便问："总参谋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刘伯承一路疾驰，一言不发。

　　回到驻地，他还是不愿说话。

　　这些天，我一直密切注视着总参谋长的神情变化。他始终不快的心情和特别严肃的表情，让我放心不下，我想是不是与9月中旬发生的事情有关呢？于是我想起了半个多月前发生的事。

那天，也是送总参谋长去一个寺庙开会，这就是"川康省委扩大会议"，也叫阿坝会议。这个寺庙叫格尔登，当时也是周围岗哨林立，那天开会的人比今天多得多，是在寺庙里的大殿内举行的。我在外面，当时心情很复杂，在庙外看着不远处藏族坟头上飘着的彩色经幡出神。我虽不识字，但一看会场上的气氛，就知道两个方面军会师以后，由于种种原因扯扯绊绊，肯定出事了。果然不出所料，会场内一片"打倒×××，声讨×××"的声音此起彼伏。在此之前，我是知道一方面军队伍中有个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张闻天是党中央总负责人。那天，我好像听到会场内在高呼打倒这些人呢，过去曾听说这些人物如何如何好，今天怎么突然变了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后来，总参谋长找我谈过话，他说："小王，目前有些事情难以琢磨，现在上面意见发生了分歧，你若听到什么请及时向我报告，我这里的情况千万别向人透露。""总参谋长，我担心别人向我问到你的情况时，不晓得该咋个说呢？"我问。刘伯承说："首先不用紧张，天塌不下来的。"然后又说："平时咋个工作就咋个说。如果五军团、九军团、总司令部的人来，或者我去他们那里，你就更不能说了。"我听到总参谋长这么一说，知道他可能处境有些不妙，当即向他保证，绝不乱说一个字。

第二天，朱总司令果然来了。我端上奶茶，让他与总参谋长摆谈，自己就在门外站岗警戒。我先在屋前屋后查了查，别的警卫员都站得远远的在藏房前后警戒，两位首长在屋里的声音，外面根本听不见。我在最里面的一道门上站岗警戒，还负责端茶递水。当时，朱总司令对我不太放心，示意我离远点。刘总参谋长做了一个手势，仿佛是告诉总司令，这个警卫绝对可靠，但说无妨。总司令才放了心。但我也知趣，做一些服务工作后，退到了门外。

在门外，我却能听得首长的摆谈，虽然两人谈话的声音较小，但我还是听得见。两人寒暄几句话后，刘总参谋长首先开口了，他说："这个张总政委太不像话，昨天开会反对毛周张博北上，又排挤一方面军的同志。总司令，你得想个办法呀。"

"对呀，正是为这件事，我今天来找你交换一下意见。我有一个前提，北上方针不能反对，中央曾经开会，我是举手赞成的，他张国焘也是举手表态赞成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弄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总司令也有些疑惑不解，"毛泽东、周恩来他们悄悄地北上，也不给我朱德讲一声，他们率领一三军团单独北上，叫人家抓住了把柄，说是右倾逃跑，分裂红军。"

"总司令你说得对。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同样想找你谈谈想法。"

两位首长就在屋内谈了很久，他们一直反对张国焘强加在毛泽东等人头上的罪名，他们相信红军只有在毛泽东领导下才有大发展。但目前这种局面，首长研究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先不随便说哪方对与不对。我清楚地记得总司令说："要想法获得张国焘的秘密文件，弄清毛周张博单独率军北上的真正原因才行。"但刘伯承总参谋长说："这确实是一件难事，张国焘对我们原一方面军的人防了又防，绝密文件是看不到的。"显然他们两位首长都痛恨张国焘。我知道在两军混编后，张国焘收了红军总司令部的电台，使得两位首长目前无法与毛泽东他们取得联系。谈话中，我仿佛感觉到两个方面军的矛盾已很深了，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得知毛泽东他们9月9日晚上单独率领右路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中的一三军团北上了，并且这个消息是两位首长在开会时听张国焘的秘书黄超说的。好像张国焘对这件事非常生气，他动不动就发脾气，专找红一方面军的人出气。

朱德走后，刘伯承问我他们两人的谈话听见没有，我说听见了。他再三向我说，军机大事，走漏不得半点风声，今晚谈话，就当没听见一样，否则有生命危险。我牢牢记住总参谋长的话，不吐半个字实情。

过了几天，有人问我总司令到总参谋长那里来做什么。我说不太清楚，好像是谈执行张主席的南下打到成都吃大米的事。那些人没再问什么就走了。事后，我向刘总参谋长汇报此事，他夸赞我机灵，答得好。我听得夸赞，心里当然很高兴。

想起这件事情和今天发生的事情，我更加感到事态的严重性。这些天，已有部分原一方面军的同志被抓了起来，说是不反对毛周张博北上"逃跑路线"的人。想到这些，我真为刘总参谋长和朱总司令的安全担心呀，于是对刘总参谋长说："首长，你要小心哟，部队里发生了那么多抓人杀人的事件。"

我对首长安全的担心完全是对首长的尊敬和红军前途的担忧。刘总参谋长对我是放心的，他连抽了几支烟后说："张国焘虽然过去是你们的老领导，他对建立川陕苏区立了功，壮大了队伍，但不能看不起中央，看不起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能打到今天这个局面，中途遇到的艰难是难以尽说的，但在遵义会议后中央恢复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革命才转危为安，从一个胜利走向一个胜利。"接着刘总参谋长说，"一四方面军的矛盾，完全可以坐下来协调解决嘛，何必搞个啥子第二中央。那天，我在张国焘召开的川康省委会议上顶了张国焘等人批判毛周张博北上‘逃跑‘，今天，他宣布成立第二中央开除毛周张博党籍时，要我表态，我和朱总司令等几个人又反对他的这个自封的伪中央。"刘伯承越说越生气："毛周张博北上是中央会议决定的，应该说是对的。张国焘说他们右倾逃跑，还要通缉叶剑英、杨尚昆。但是我想毛周张博他们单独北上肯定是有原因的，否则，他们不可能不通知我们。"我想总参谋长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这段时间，刘总参谋长的牢骚也特别多，动不动就会生气地骂张国焘一通，我也越来越感觉到了刘总参谋长处境的艰难。总部对刘伯承总参谋长的警卫加强了，说是保卫首长的安全，同时不断有人向我打听刘伯承的情况。除新增的警卫向我打听外，张国焘的秘书黄超，还有李特等人也来打听情况。这些人打听刘伯承总参谋长的情况前，还得先向我讲一番张主席如何如何对待四方面军的同志的，要忠于张主席，红军革命要真革命，不能假革命。很明显，他们是想让我监视刘伯承的行动。我知道刘总参谋长是好人，那些人的话，我听着，表面上装着愿意接受，实际上却在悄悄地想法保护刘总参谋长。他们问我总参谋长的情况，我说一切都好好的，跟过去没什么两样，有时还夸赞几句红四方面军的将领作战勇敢，是常胜将士，他夸赞张主席陈昌浩政委领导有方，能将一万余人的队伍壮大到十几万人，特别敬佩四方面军了不起的是发展了一支妇女武装---红军妇女独立师。那些人听后，还很满意，找不到刘总参谋长的漏子，也就只好走了。事后我把这些情况一一向刘总参谋长作了汇报，他点头表示满意。

但是无论怎么说，刘总参谋长几次在高级干部会上，顶撞了张国焘等人。张国焘是个心眼非常小的人，川陕苏区就有曾中生、许继慎、旷继勋等人顶撞了他而惨遭杀害的事发生。尽管我尽力为刘总参谋长打掩护，并且过了关，但我还是担心刘总参谋长受到迫害。

果然不出我所料，没过几天，刘总参谋长被张国焘撤去了红军总参谋长的职务，调入红军大学任校长。刘总参谋长此时失去了军权，他虽是校长，但实际上只是一位普通的教员。张国焘调刘伯承到红军大学的理由是急需培养大批军事人才，刘伯承在苏联读过高级军事学院，又在中央苏区创办过红军学校，是培养人才的人才。

刘伯承失去军权后，心里真是憋了一肚子气，他常自言自语地说：不就是不赞成张国焘的南下路线，反对他成立第二中央，反对他批判毛周张博北上路线嘛。每当在这个时候，我总是劝刘伯承首长少生气，别伤了身体。后来，听说为此事朱总司令还据理力争过呢，张国焘就让总司令也靠边站，让他当个空头司令，不让看文件，不让参与重大事情的决策，不让做事情。张国焘还派人去下面制造事端然后让总司令来解决，给总司令以难堪。从内心来说，朱总司令心里也是很生气的。

我对张国焘同样生气，不仅是因为他迫害刘伯承朱总司令等人，早在川陕苏区时就对张国焘不满了。那时，谁要是说"到中午了，咋还没开饭呢？"要不了两天，就会被张国焘控制下的保卫局抓去秘密杀害。我的几个好战友在行军途中，因为饿了在路边买几个饽吃，就被说成是"吃喝委员会"惨遭杀害。那次幸好我没去，否则我早就没命了。这些事，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从内心产生了对张国焘的反感情绪。但这种反感是无论如何也不敢在言行上表现出来的。

众将领出谋北上寻找毛泽东，总司令竭力制止绑架张国焘

张国焘成立第二中央后，原红一方面军的同志受到的打击就更大了。红四方面军中经常将红一方面军的将领抓去开批判会，进行所谓的洗脑壳，让其交代揭发"北上逃跑路线"的错误。还派人在红一方面军中大力宣传张国焘南下的好处，批判北上的错误，揭发红一方面军干部的"罪行"。弄得人心惶惶，红一方面军中的将士大有受到俘虏般对待的感觉。

特别是1935年冬天，红四方面军在天全宝兴百丈关地区同十倍之强的国民党军队作战，当时张国焘提出：攻下百丈关，消灭蒋介石的中央军和川军，打到成都过大年。当时，刘伯承就根据敌我力量的对比和百丈关地形特点，认为红军不宜在平原地带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展开决战。他向张国焘提出过反对意见，张国焘很生气，大骂刘伯承："动摇军心者斩！念你是南昌起义的参谋长，否则我毙了你！"刘伯承只好保留意见，保持沉默。事实正如刘伯承所预料，百丈关之战必定失败。结果不但未实现在成都过大年的计划，反而损失了大约一半的红军将士。张国焘见百丈关一战，损兵折将这么多人，不得不改变计划向西撤退，部队不得不进入道孚、炉霍、甘孜等深山密林和草地之中。百丈关失利后，张国焘再没有开战前那么神气了，整天闷在屋里抽烟，他的脾气更为暴躁，骂人时的口气更恶劣。好像这失败是五、九军团造成的，是朱德、刘伯承造成的，总是对红一方面军中的将士看不顺眼，大开杀戒之意有之。

俗话说，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左路军中原红一方面军的将领经常或亲自或派人来找朱总司令、刘伯承校长述说苦衷，交换意见。我记得李伯钊、董振堂、陈伯均等人都来找过刘伯承述说心中的不满与怨愤，纷纷要求朱总司令和刘伯承拿主意，脱离左路军，北上寻找党中央毛主席。

刘伯承受了打击，心中委屈是不用说的，他得知这么多人愿意北上找毛主席，自然十分赞同。

日子一长，一些事情就不捅自破了。尽管张国焘严密封锁曾下令解决毛周张博之事的消息，事情还是被杨尚昆派来通知李伯钊的警卫员给秘密捅了出去。朱德、刘伯承、董振堂等将领非常吃惊，同时明白了毛主席为什么单独率领一、三军团北上的真正原因是张国焘要谋害党中央毛主席。张国焘真是可恶，他们都同情毛周张博单独北上。这件事使张国焘批判毛周张博的错误行为不攻自破，更激起了原一方面军中将士的反张国焘的情绪。五、九军团将士说，他张国焘敢下令武力解决中央，抓毛主席周副主席，我们何不以牙还牙，武力解决张国焘，捉拿起来一同北上。刘伯承对张国焘恨之入骨，他早就有此考虑，并积极同五、九军团将领密谋行动方案。但刘伯承认为，这件事，一定要获得朱总司令的支持，请朱德总司令挂帅才行，他是左路军中的二号人物，他的话一言九鼎，即使是红四方面军的人也不敢反对。

刘伯承、董振堂等人在秘密地作了一番准备后，寻找机会同朱总司令商量。

一天下午，刘伯承来到草地上，这里是空荡荡一大片，他让我骑马去红军总司令部通知朱德交换修改红军游击战的文稿而将朱德总司令请了出来。当然，朱总司令出门，也是带了警卫员的，不是一个两个，而是六七个警卫人员。

朱总司令一路飞奔来到了红军大学附近草地的小丘上时，刘伯承校长已等候多时了。当时，刘伯承手下没有兵，就由朱德的警卫人员来警戒，朱总司令肯定能猜测到刘伯承要"修改文稿"的意思，然而秘密的东西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所以他将警卫战士警戒的范围放得远一些。而刘伯承之所以把与总司令交换意见的地点选在空旷的草地上，也是为了防止监视，进行堂而皇之交换意见，才不至于引起怀疑。红军大学内的学员大多数是原红四方面军的中高级将领，这些将领多数是张国焘手下的人，他们一方面学习军事，一方面监视刘伯承等人的言行。这些情况，我心里十分清楚。
 

起初，刘伯承将游击战的文章送朱总司令审阅，这是有意的安排，以便即使有人发现朱德与刘伯承单独见面，告到张国焘那里去，也有个借口。

朱总司令很快就浏览了一遍文章，刘伯承抓住时机向朱总司令陈述自己的想法："目前，我们的日子不好过，处处挨整受排挤，一方面军的中高级将领分别找我谈了他们的想法，准备打到北方去寻找党中央毛主席，请你来就想请你作个定夺，作个统率，具体行动我可以想办法。"

朱德听罢，他两腮微颤："伯承，告诉队伍，万万不可感情行事。目前，我们一方面军仅有五军和九军，两个军加上军委纵队的人不足一万人；人家仅正规军就有10万人，还有6万后勤保卫人员。人家武器比我们强，个个都是强悍精壮，打过不少胜仗的，我们怎么斗得过人家？！本来嘛，红军是一家，你们这样做，对谁都没好处。你想一想，你们走，人家肯定不会放你走的，假如你一走肯定会引起内乱来，这样的结果只能让蒋介石高兴……他老蒋趁机坐收渔利。这样的事干不得，干不得。"朱德连连摆手。

"现在，无论他张国焘咋个搞，红军还是****的队伍，自己人不打自己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接着朱德又说，"五军团和九军团的同志千万走不得，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伯承啊，我们越是艰难的时候越要冷静，从大局计议，我们既要团结四方面军的同志，又要设法粘住他张国焘，使在红军南下过程中尽量减少人员伤亡的损失，为革命保留火种。"朱总司令想起了两三个月前，因五军团有几十名战士单独北上，离开部队驻地十多公里远了，被张国焘的人发现追了回来，说要全部枪毙。"要不是我那次想方设法极力相救，说不定这几十个人早就没命了。"总司令再三劝阻不要单独北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说，"我的马丢失了，警卫人员被张国焘的秘书黄超全给我换了，安上他张国焘的亲信，说是把我的警卫人员送去学习‘换脑筋‘，实际上是接受批判、审查，想从警卫口中寻找我朱德的罪证，结果一无所获。我虽然受别人的监视和控制，但我不计较这些，主动找张国焘研究工作，树立我在红军中的总司令形象与威信，他张国焘目前是不敢把我怎么样的，目前红军还需要总司令这面旗帜的。"

刘伯承思索片刻，说："北上与南下的行动已成鲜明的对比，张国焘说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不会拖死也会冻死、饿死，至多剩几个中央委员到达陕北。然而党中央毛主席已顺利率领一、三军团到达陕北，还打了几个大胜仗，张国焘的错误论调不攻自破。所以五军团九军团的同志纷纷要求北上。我也有这么一种想法，早日北上早打胜仗。因此我建议如果带领五、九军团单独北上不行，干脆施个计谋，将张国焘抓起来，强行北上，以拯救红军，消灭敌人，打破蒋介石的‘围剿‘。"

朱德更为严肃地说："任何事情都不能操之过急，做事还要看时机成不成熟。抓张国焘强行北上，这样也不行，眼下四方面军还有不少人听信张国焘的，换句话说张国焘目前在红四方面军中威信最高。我们要多做他的思想工作，善于讲究策略，把四方面军将士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北上路线方面来，这才是上策。"

紧接着朱德又询问刘伯承，假如要拉队伍走的办法和抓张国焘的办法，刘伯承一一作了回答，并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捉拿张国焘计划的实施方案，刘伯承说这是我们五、九军团将士的一致请求，请总司令过目审查。朱总司令接过方案看后笑着说："不愧为智谋大师，但没到迫不得已时，不得这么做。毕竟我们要对红四方面军负责，红军是党的队伍，革命的军队，不是他张某人的队伍。"然后指示刘伯承立即将方案烧掉，以免张国焘抓住把柄，遭致杀害的危险。

朱德担心刘伯承和五、九军团红军将士因受不了张国焘的无情打击和对党中央毛主席的感情深厚，做出过激行动，招致更大的损失，再三叮嘱刘伯承：忍得一口气，免得百日忧，等待时机，以图良策。与此同时，朱德还告诉刘伯承，贺龙、任弼时领导的红二、六军团，目前正在翻越雪山向甘孜阿坝方向开来，待与二、六军团会师后，再谋北上寻找党中央毛主席的计策，我们现在暂时在这里等待一个时期。

最后，刘伯承完全答应了总司令的建议，先忍为妙，以利团结。他当场烧毁捉拿张国焘计划方案。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件事后来真的被谁反映到张国焘耳朵里去了，总司令和刘伯承被分别叫去与张国焘汇报。幸好，两位首长早就作了准备，朱总司令说："这是刘伯承撰写的在深山林区对敌作战的文章，"他拿出文稿，"我正要找张总政委商量呢！"张国焘接过文稿翻了翻，没说什么，朱德就算过了关。而刘伯承被请进总部谈话时，也同样这么说，两人是在研究修改游击战文稿，张国焘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再后来，刘伯承让我分别去通知五、九军团干部到红大学习军事，秘密地传达了朱总司令的指示，劝他们不要盲目行动，不要单独北上找党中央毛主席，更不能绑架张国焘。劝他们千万要冷静，顺其自然等待时机北上。朱总司令还利用各种机会去五、九军团安慰将士，劝其取消单独北上行动，取消正在准备中的绑架张国焘计划的实施。

正是由于朱总司令从大局出发，才避免了一场红军打红军的悲剧发生，张国焘也因此避免了一次被绑架捉拿或者是被处决的危险。然而终止绑架张国焘的行为，更是为了红军的团结与最后斗倒张国焘策略的胜利。

朱总司令深知刘伯承刚直不阿、坚持正义，担心他的安全。因此，一再叮嘱我要千方百计保护好首长的安全。他还特别安排了几名卫兵（一方面军的战士），暗中保护刘伯承的安全。并说，如果有情况立即向他汇报。

1936年7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即红二方面军）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将领对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张浩从苏联回国到达陕北，他支持毛泽东的北上路线，张国焘自知理亏，不得不撤销他的"第二中央"，被迫同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北上途中，张国焘的情绪极不稳定，朱德担心他对与他矛盾很深的刘伯承下毒手，有意将刘伯承安排到红二方面军中由贺龙保护起来，最后安全顺利地到了陕北。
 
 

汪精卫叛国“艳电” [转帖]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　　汪精卫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４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
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
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
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
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７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
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２２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
本方针的阐明：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
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
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
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
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
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
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
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第二点，为共同防
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
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
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
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
中国****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
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
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
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
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第三点，为经
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
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
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
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
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
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
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１１月３日之
声明，已改变１月１６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
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
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
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
的已达。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
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
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
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
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
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
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
自明了其责任。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
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
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
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
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
及共同利益也。谨引提议，伏祈采纳！汪兆铭，艳。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１９７７年版）
奘东归的石碑。石碑正面刻有“玄奘取经东归古道”的字样，背面有长文介绍古道的历史及发现过程。在这条连接东西方的千年古道上，从此有了一个新的地理坐标。

俄报：美俄关系发展证实毛泽东论断 [转帖]

新华网消息：俄罗斯《独立报》2月17日发表文章，题目是“我们将既斗争又妥协”，摘要如下。

　　中国****领袖毛泽东曾经喜欢说：“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既斗争又妥协。它们斗得越厉害，妥协的幅度就越大。”种种迹象表明，毛泽东对莫斯科与华盛顿关系的评判在奥巴马出任美国总统后也没有失去现实意义。

　　一方面，美国新领导人有意显著改变美国的外交政策，其中包括对俄政策。布什过去在国际舞台上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不符合奥巴马的信念。奥巴马是个与布什完全不同的人，他不接受保守主义意识形态，与军工界、特工机关和得克萨斯石油大亨没有牵连，而且投票给他的大多数美国公民期待着变化。

　　此外，客观情况也要求改变白宫的对外方针。白宫过去大肆谋求全球霸权是因为美国在冷战中的思想和政治对手自愿认输，另外美国的总体实力远远超过竞争对手。美国曾经相信自己的社会模式所向无敌，狂妄自大地以为自己是人类的领袖，应该在人类争取自由和繁荣方面充当领导者的角色。现在，幻觉的程度下降了，因为美国的经济和外交政策都遇到了危机。

　　与此同时，在改变美国战略的道路上有一些重大障碍。首先，美国当然不会放弃谋求世界主导地位的方针。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最发达、最强大、最富有的国家自愿约束自己发挥领袖作用的强烈愿望。美国现在的上层人物仍有这种愿望。奥巴马本人也有这种激情。因此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美国今后仍会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大国发生冲突，因为这些大国不仅不会同意扮演华盛顿小伙伴的角色，自己也有谋求主导地位的意向。

　　经济动机也将会对美国的战略产生显著影响。美国将继续谋求在国际市场上的支配地位，并控制能源来源和运输线。这就意味着，在这些领域同竞争者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军事工业界仍将是华盛顿攻势政策的传动皮带。五角大楼的将军们掌握着堆积如山的武器，并且很想使用这些武器。寻找敌人并镇压他们的尝试不会停止。

　　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将在新旧思潮的斗争中形成。结果将会是矛盾和复杂的。俄罗斯将会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观察美国的变化。

　　白宫在裁军、不扩散核武器、反恐、解决中东问题以及阿富汗和朝鲜半岛问题等方面提出的倡议会得到克里姆林宫的欢迎。莫斯科与华盛顿的合作领域有扩大的机会。

　　然而，在前苏联地区的冲突不可避免。受大国野心、经济和地缘政治意图驱使的美国不会放弃向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反俄精英示爱。俄罗斯永远不会容忍美国紧紧抓住对自己极为重要的空间。这种竞争首先会使俄美关系蒙上阴影。情况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冷战时期还要糟。当年欧洲被分成两个势力范围，莫斯科和华盛顿都不进入别人的“菜园”，只是在刚果、也门、越南等外围地区互相烦扰。可是现在，对抗线直接沿俄罗斯边界展开。

　　因此，在欢迎奥巴马政府发出积极信号的同时，我们认为不应幻想天堂来到了人间。

徐向前创游击战经典[转帖] 

作者：郭胜伟 出版社：中**史出版社

“积小胜为大胜，绝不可死打硬拼！”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失陷以后，华北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日军的气焰更加嚣张，一面分兵控制其已经占领的城市和交通要道，积极推行其“以华制华”的反动政策，巩固其占领区，一面抽调其主力沿津浦路南犯山东。对此，党中央在分析全国的形势时认为，上海、太原失陷说明：“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11月13日，毛泽东在给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各师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八路军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群众， 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进全面抗战的实现。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确定当前的中心任务应以山西为主要阵地，支撑华北抗战，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并决定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创建晋冀豫边抗日根据地。

此时，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在日军继续沿同浦路、平汉路南犯，占领平遥、汾阳、安阳、新乡等地后，已经处在日军的三面包围之中了。一二九师迅速分兵以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力量，建立抗日政权。尔后，从1937年冬至1938年春，广泛展开游击战，连续发动攻势行动，主动出击，寻机歼敌，不断取得胜利，从而有力地打击了侵犯华北的日军，改善了华北局势，推动了全国抗战的蓬勃兴起。

根据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徐向前率第一二九师第七六九团南下昔阳，打击和牵制娘子关方向进犯之敌。徐向前所采取的步骤是，先站稳脚跟，然后再展开战斗。于是，他要求部队进入作战地区之后，“不着急，日后有的是仗打。先‘占山为王’，像鄂豫皖初期那样，发动群众，搞游击战。到了山区，你们要放开手脚自己干，独立自主嘛！这是毛主席的主意，要珍惜力量，注意研究日军的战术特点，积小胜为大胜，决不可死打硬拼！”

遵照徐向前的指示，八路军第七六九团积极捕捉战机，在南滹沱河南岸的苏龙口、刘家庄地区开展游击活动。这期间，他们发现敌机不断地由滹沱河北岸起飞，去轰炸忻口、太原。经反复侦察，查明在阳明堡西南有一个日军机场，又从机场逃出的民工口中得知，机场有警卫队200多人，主要兵力配置在机场北端；敌机集中停放在警卫队的东南侧，防御工事仅有一些简单的掩体和掩蔽部，戒备不严。于是，根据徐向前的指示，第七六九团首长决心利用夜暗袭击敌机场，在地面击毁敌机，挫败敌人的空中攻势，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根据敌情，部队进行作战部署后，向预定地区开进。担任突击队的七六九团三营偷渡滹沱河后，确定以第十连由机场西北面攻击，主要任务是歼灭敌人警卫部队；第十一连由机场东西实施主要突击，以打炸手段击毁地面敌机；第十二连为营的预备队。营长随第十一连行动。第十一连悄悄潜入机场，一直摸到距敌机30多米的地方，敌人仍然一无所知，第十连向敌人警卫部队接近时被敌警戒发现，第十连立即展开战斗，先敌开火，将敌警戒部队压制在掩蔽部内无法反击。此时，第十一连迅速勇猛地冲向敌机。消灭了敌哨兵后，以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等对敌机展开了爆炸，敌机随着爆炸声燃烧起来，火光冲天，映红了整个机场。等到阳明堡的敌人出动增援时，我军已经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任务，及时撤出了战斗。此时仅用了一个小时，以极小的代价，取得了击毁敌机24架、毙伤敌100多人的胜利，消灭了日军在晋北地区的一支空中突击力量，有效地遏制了日军的攻势，也使得日军不得不以相当的兵力来加强其后方守备，从而大大地牵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另外，这一夜袭的胜利，也使我军总结了一条游击战的成功经验，即以小部队利用夜暗灵活机动地袭击、袭扰敌人，不仅可以给敌以一定的杀伤，还可以有效地破坏敌人的整体作战部署，甚至能够改变战区的态势。从此，徐向前更加注重以小部队，灵活机动，神出鬼没，捕捉战机，积极地打击敌人，破坏敌人的战斗部署，减杀敌人的嚣张气焰，增大敌人的后顾之忧，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

1937年12月上旬，正太路沿线的日军调动频繁，有向我晋东南地区进犯的企图。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决定，派陈赓率七七二团向正太路寿阳以南游击，寻找战机伏击进犯之敌。果然不出所料，12月下旬，日军第二十师团分六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北部大举进攻。这是日军战略方向转变的具体行动之一。

正是由于八路军在山西战略支点的形成和游击战争的开展对日军的威胁越来越大，所以，日军占领太原之后，便开始分路向我八路军占领区实施围攻。敌人的围攻于12月22日开始，首先从松塔打响。具体部署是：从寿阳出动的日军2500多人，并在3架飞机、10门平射炮、曲射炮的配合下，向部署在松塔的八路军第七七二团展开了进攻；平定方向有500多日军向部署在西寨的八路军第七六九团展开了进攻；阳泉方向有300多日军经上龙泉、广阳向马坊进攻；由榆次、长凝方向出动200多日军经阔郊向马坊进攻；由太谷出动600多日军，经范村折向水晶坡；另一路由昔阳出动700多日军，经关帝庙出击和顺。

徐向前和刘伯承指挥部队开始反击敌人的六路围攻，松塔方向战斗最为激烈。八路军第七七二团在团长王近山的指挥下，激战两日，毙敌100多人后，分别向南北军城转移，准备侧击敌人。但在半路又遇上了另两路敌人，激战竟日，不得不撤出战斗，又向榆树湾一带转移，战场形势告急。刘伯承一面令外线的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积极游击敌人，牵制和迷惑敌人，一面派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战斗。徐向前采取避实击虚的办法，与敌周旋，抓住小股敌人就狠狠地打一仗。而日军针对我游击战的特点，采取“粘网式”的诱歼战术，有意暴露侧翼，诱骗我攻击，缠住一部，然后以其主力突然扑向外翼。然而，徐向前不为敌所制，以主力军与游击队相配合，内线与外线相配合，避敌正面，击敌弱点，伏击运动之敌，以局部小胜的积累，求得全局歼敌。

部队按照徐向前的部署，第七七二团和平定游击队在内线，先以小股部队诱敌主力，然后以主力绕到敌人屁股后面，猛攻其背，打得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在龙泉、沾尚两次用此种战法，连连奏效。歼敌400多人。八路军第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秦赖”支队在外线，也积极配合作战，广泛出击，毙敌200多人。时值隆冬，日军长途奔袭，夜宿无屋，日食缺粮，地形又不熟，本想寻我主力，速战速决，但却被徐向前的游击战缠住了，战至第五天，没有占到一点便宜，便不得不向正太路沿线退去。日军的六路围攻在徐向前的游击战法面前大败而退，此次胜利大大地鼓舞了广大抗日军民坚持游击战争的信心。

进入1938年，一二九师认真总结了晋冀豫根据地的创建工作和游击战争的经验。徐向前重点讲了反六路围攻的经验和游击队的建设。他强调指出：游击队领导要坚强，纪律要严格。他以反六路围攻为例说：“平定游击队作战顽强，是因为领导好，作风严；相反，有的游击队一听到枪声就跑散了，清点人数只剩几个人。这种情况不能担负起配合主力作战的任务。在游击战形势下，游击队要像正规部队一样，加强教育，严格训练。”

与此同时，一二九师决定主力向平汉路东发展，首先进击昔阳之敌，尔后乘胜向东突进，在平汉路两侧建立新的游击区。2月16日，八路军第七七一团向正定、昔阳之间开进时。昔阳守敌出动了400多人，企图阻止八路军行动。徐向前见敌人出城，便令第七七一团以小部兵力与敌接触，主力迅速在凤凰山地区隐蔽待机，以伏击战法歼灭该敌，此法果然奏效。敌被我小股部队诱至凤凰山附近，伏击部队突然开火，打敌措手不及，伤亡100多人，余敌逃回昔阳。

2月下旬，国民党第二战区决定反攻太原，按照《反攻太原计划》，以第十八集团军为主力，配属国民党若干正规军，统由朱德指挥。我一二九师的任务是与我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协同，截断正太路。徐向前和刘伯承接到朱德电令后，即改变了在正太路担负阻击石家庄方面援敌的任务，决定向正太路东段井径进击，以第七六九团袭击日军重要据点旧关。以及引井径之敌西出增援，尔后以第七七一团、第七七二团伏于旧关至井径之间的长生口地区，围歼援敌。

22日凌晨，第七六九团三营袭击旧关。当部队冲入城内时，发现日军已有准备，占据着后山工事，居高临下顽抗。第七六九团处于十分不利的情况下，占领了街内的一座小庙，歼敌10余人，为减少损失，天亮前撤出旧关。准备向长生口方向设伏的八路军第七七一团和第七七二团，其先头部队刚进至设伏地域，就与井径的出援之敌遭遇，随即改变伏击计划，实施运动歼敌，我先后将增援的三股日军约400余人击溃，一直追到井径城下。这次战斗，共毙俘日军警备部队队长荒井丰吉少佐以下130多人，击毁汽车5辆，少有缴获，我两个团也伤亡近百人。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和徐向前一起及时总结了战斗经验，刘伯承指出：长生口战斗，战果是不小的，但是我们自己付出的代价也大了一些，是不怎么合算的，以后我们打伏击，要尽量减少伤亡。枪要打在敌人的头上，刺刀插在敌人的肚子上，手榴弹抛在敌人的屁股上。赚钱的生意我们做，不赚钱的生意我们不做。

徐向前指挥游击战的节节胜利，使日军感到后方受到了威胁。于是开始调动主力部队三万多人，分九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实施大规模“扫荡”，企图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

徐向前针对日军“扫荡”行动特点，要求八路军部队灵活采取游击战术，并强调到：

一是要集中主力，隐蔽待机，击敌一路，首先消灭从武安、涉县西来之敌；

二是以一部兵力与地方武装结合，发动群众，空舍清野，破坏交通线，多方游击和袭扰各路敌人；

三是机动作战，内线外线相配合，要活打不要死打，击敌一路，不得手时，即迅速转移，寻找战机，击敌另一路。

反九路围攻战斗，正是按照徐向前的这些指示，抓住苫米地旅团辎重队及主力一部给予沉重打击的，共毙伤俘敌2200多人，进而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

抗日战争进入第二年，****领导的游击战争，不仅向着山地，而且也开始向着平原地蓬勃发展。1938年4月21日，毛泽东发出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即在河北、山东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军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

根据这一指示，朱德、彭德怀令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与第一一五师第三三四旅一部，迅速由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实施战略展开。徐向前率第七六九团和第一一五师六八九团及曾国华支队，挺进冀南。徐向前在分析抗日战争第二年的形势时，曾预言日军对****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将愈演愈烈，提醒军民早做准备。他指出，这种相持阶段的“扫荡”，与战略进攻阶段有不同的特点，可以称之为新“扫荡”。

新“扫荡”有新特点，对付新“扫荡”要有行之有效的办法。所以，部队进至冀南后，他要求各部队在困难环境下坚持游击战，一定要保卫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处于暂时劣势的情况下，要保存自己的有生力量。他提出了如下反“扫荡”措施：

（一）尽快筹集大批粮食、衣物、款项，做好物资准备。

（二）采用多挖路沟、设路障及破坏道路、空舍清野的方法，迟滞敌人。

（三）分散作战、灵活制敌。不要死守县城和村落，而是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与敌周旋，会躲会藏会打，不打则已，打则必胜，昼伏夜袭，打了就走。

（四）坚决镇压汉奸，警惕国民党制造摩擦，防止新编杂色武装倒戈等。

11月15日，日军对冀南的第一次“扫荡”开始了。出动的兵力有独立混成第三旅团及第一一四旅团各一部约3700多人。兵分四路，由石家庄、德州、邯郸、邢台出动，向冀南根据地心腹地带南宫合围。敌人来势汹汹，又占据着交通要道，八路军按照徐向前确定的作战指导方针，陆续放弃了隆平、故城、武城、恩县、高唐、夏津、临清、南宫等县城，躲过敌人的进攻锐气。同时，坚壁清野，把粮食都藏起来，让“扫荡”的敌人既打不着我，又得不到补给。紧接着，化整为零的八路军，又利用广大的平原乡村，灵活机动、神出鬼没、游击敌人。徐向前率指挥机关在南宫、威县、清河交界地区，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军民配合，同仇敌忾，作战28次，毙俘敌伪军600多人。敌人不但找不着、也打不着八路军，得不到物资补给，反而还一次次地遭到八路军的袭击，饱尝了深入我根据地的苦头，“扫荡”被迫终止，主动撤出了冀南中心区。

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态势仍没有改变。日军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转为重点保守已占领的区域。为此，向华北大量增兵，采取“先控制平原地，后进攻山地”的方针，妄图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1938年底，敌人在华北的兵力已由13个半师团增至22个师团，其中用于包围八路军冀晋鲁豫根据地的兵力即达11个师团，约20万人，形势依然是十分严峻。日军虽然撤出了冀南中心区，但宁晋、永年、故城、恩县、高唐、聊城等仍被敌人占领，而且这种态势已经构成了对我冀南中心区三面包围的局面。徐向前估计到，这种局面预示着日军很快又要对我组织第二次更大规模的“扫荡”了。

1939年1月，日军更大规模的“扫荡”果然开始了。这次“扫荡”，日军出动了5个师团共3万多人，兵分11路，从平汉、津浦东西两线出击，向我冀南中心区合围过来，所采取的战法是：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企图消灭或驱逐冀南八路军，控制冀南枢纽地带，摧毁抗日根据地。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均在南宫，他们认为，“目前冀南整个局面正处严重关头”，徐向前与他们分析研究后，还是决定采取基本的游击战，具体战法是“先溃后收拾”，即先主动放弃主要的县城、据点，避实击虚，经过一段时间的消耗，使敌人疲惫或兵力分散之后，再转入反攻，以游击战的形式，到处去打击分散之敌，给敌以重创，收拾局面。具体部署是，将冀南和进入山东的部队区分为5个战斗集团，“完全以游击态势，分区活动，在保存有生力量的原则下，经常以小部队保持与敌接触，但不放松有利时机、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

进攻的日军一开始就以其咄咄逼人之势，逐步侵占冀南主要县城。并进一步控制乡村要点，企图压缩八路军回旋余地。八路军且退且战，寻机打击敌人，使日军每占一地都要付出相应的代价。比如，由隆平进攻邢家湾的日军，中途不断受到阻击，140华里的路程3天才能达到，而且还付出了伤亡百余人的代价。平乡日军东犯广宗、威县，半月没能达到目的。曲周日军步骑百余进占安儿寨，全被消灭。宁晋日军进占大杨庄，遭八路军夜袭，200余人全部被歼。在香城固的日军，步骑200余、汽车9艘全部被消灭。从德州往临清沿河行驶的日军汽艇9艘，被击沉一艘，30多人毙命。被根据地军民的游击战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日军，又以南宫、巨鹿、威县、广宗等地为重点，反复“扫荡”，徐向前指挥军民坚持游击战，不以敌小而不战，不以人少而不打，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至5月间，前后大小战斗达400多次，杀伤日伪军5000多人，有效地实施了平原地的游击战，有效地坚守了冀南平原根据地。

一年前，毛泽东还曾说：“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5个月的反“扫荡”证明，八路军不仅坚持了游击战争，而且打得日军走投无路，不得不望而却步。

徐向前这种积小胜为大胜，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的作战指导，充分反映了敌强我弱，敌优我劣的客观实际，也完全适用于游击战的战法。正如他对冀南平原地作战利弊条件分析的那样：“冀南根据地，北靠德石路、东西两侧紧邻津浦路、平汉路，沿线的重要城镇，均有敌重兵把守。敌人进攻根据地，交通方便，合围迅速，增兵容易，几天之内，便可直捣我腹心地带。在这种地区与敌作战，无疑比偏远的山区或平原困难得多”，然而，“敌人虽有机动方便的条件，但兵力有限，不敷分配，占了县城，控制不了乡村；顾了前面，顾不了后面。我军依托广大乡村，分散游击战，与敌周旋，零敲碎打，避实击虚，便能变被动为主动，弄得敌人疲于奔命，捉襟见肘。久而久之，敌人经不起兵员、物力的消耗，只得结束‘扫荡’，仓皇撤走，天下还是我们的。由此说明，平原游击战争大有文章可做”。的确，徐向前结合冀南的实际情况，总结出了一套十分经典的平原游击战争战法，这就是：

（一）战略上是持久的、防御的，战术上是进攻的、速决的。行军要秘密而迅速，飘忽不定，让敌人摸不着头脑。

（二）冬季防守，夏季进攻。夏季有青纱帐，敌人的快速部队不易活动；冀南多枣、梨、杏等果木树，加上大面积的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利于我到处隐蔽，伏击敌人。

（三）白日隐蔽，夜间行动。

（四）破坏道路，迟滞敌之交通。

（五）指挥与勤务机关随时准备战斗。

（六）无固定后方作战。

（七）开展麻雀战。

（八）部队不断转移位置。

这些原则，不是机械地照搬山地游击战战法，也完全有别于其他平原地游击战战法，而是完全符合冀南这一特定平原地区的游击战战法。所以，运用这些战法，使得冀南的游击战争搞得轰轰烈烈，节节胜利。打得敌人寸步难行，连连败退。

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局面一经奠定，新的使命又将徐向前调到了山东战场。来到山东战场之后，他仍然是首先了解分析山东战场的实际，研究山东战场反“扫荡”作战的新特点，由此制定相应的作战指导。

徐向前在研究山东根据地的游击战争时指出，敌人新“扫荡”的特点是：把后方转变为前线，以碉堡形成巩固的点与线，“扫荡”不平衡，次数加多，规模变小，时间短促，烧杀与封锁并用，以“游击战”对游击战，同时强化汉奸政权，利用汉奸、特务进行破坏，顽固派摩擦全面化。

根据这些特点，徐向前要求根据地的全体军民一定要正确认识自己的力量，由于“扫荡”不断加剧，游击区逐渐缩小，八路军暂时还将处于劣势，根据地建设困难将增多。他还提醒大家，不要有不切实际的天真想法，要反对太平观念，反对失败主义，反对妥协投降；要坚持、忍耐，要以有利自己的游击战争去消耗敌人。他号召每一个指战员、事务员、工农学商、各阶层、男女老幼，都明确树立“一切为了迎接敌人的新‘扫荡’”、“一切为了粉碎敌人的新‘扫荡’的思想”。

军事打击是粉碎敌人新“扫荡”的主要手段。所以，根据当时的主客观条件，徐向前提出粉碎敌人新“扫荡”的原则和战术是：

第一，基本采取游击战，但要争取运动战，只有巧妙地把游击战与运动战配合起来，才能各个击破敌人的分进合击。

第二，正规军游击兵团，灵活的适时的集中力量寻求运动战。在数路敌人“扫荡”围攻下，用游击战来粉碎敌人的“扫荡”是不可能的，因此要机动以集中兵力击破敌人一路，或机动地来打击敌人。

第三，要善于保存自己的力量，不要被敌人所暗算。不会保存自己的力量与不肯积极打击敌人，都是没有前途的。

第四，力争主动，反对被动，反对防御。在战略上说，游击战是防御的，在战役战术上应采取进攻的方法，无论游击战或运动战，在进攻敌人时固然是主动，在不利情况下。适时退却，转移另求机会，也是争取主动。如像有人分兵把口子那样做自处防御地位，都是不了解争取主力权的原则的。

第五，加强正规兵团的补充、整顿、训练，是刻不容缓的任务。

第六，整理地方游击队，扩大游击队，加强对游击队的训练。

第七，加强主力兵团及地方游击队部队的政治工作。

第八，注意交通联络与侦察网的建立。必须在事前确保这些工作的健全而严密，保证在任何战斗环境中，不至受到严重损害。

第九，游击队与主力兵团，要达到确实有机的配合。主力兵团孤军奋斗，游击队单独游击，双方都不能完成其任务；同时也不能使游击队在斗争中有迅速的锻炼与进步。只有游击队与主力兵团配合作战，才能打击敌人，粉碎敌人的“扫荡”，使游击队走上正规化的道路。

第十，要与友军密切配合作战。反对隔岸观火、坐观成败的恶习，发扬互相策应、互相帮助的优良作风，至于专门制造摩擦、消减抗日力量的罪恶行为，必须予以彻底肃清。

徐向前所提出的这些思想和原则，对山东军民粉碎日军新“扫荡”，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根据斗争形势和山东部队的实际，徐向前还提出了武装力量建设的“九化”要求，即：主力兵团正规化；地方武装基干化；游击队组织化；自卫团普遍化；党的领导绝对化；战斗力顽强化；行动积极化；生活艰苦化；纪律严肃化。为达到这一要求，徐向前还提出了一套具体办法：

一是大量培养、选拔、聘请干部。聘请各种人才，如骑兵、技术兵、炮兵人才，技师、技术人才，如无线电人才，只要愿意真正抗日，都欢迎他们来参加八路军。使山东真正成为抗日根据地，需要各种人才开辟树立各方面的工作。

二是加强军事和政治训练。

三是加强参谋、机要工作和军需供给工作，开办参谋人员的训练班，学习参谋业务，制定参谋工作制度，要求技术参谋进到战术战略参谋。

四是解决军需供给，自力更生，开源节流，这是以减轻人民负担为出发点的。每个干部发一块银元，规定要自买鞋穿。部队用槐树花、谷草灰染布。在战斗中注意收集弹壳。打一枪后，马上把弹壳收藏起来，不要只收集自己的，而且还要收集敌人遗弃的。

正是在徐向前的正确领导下，他在山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是在发展山东的武装力量方面却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在山东军政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由于各部队的积极努力，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山东我军的发展与扩大是比较迅速的。山东纵队1939年6月至7月间部队的数量是2.5万人，到1940年我离开时，主力和地方基干部队达到了5.1万人，还不包括拨给兄弟部队的3.2万人。”

 淮海战役:解放军与“化武”死神擦肩而过 [转帖]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都成了人民解放军的俘虏。这一战役,人民解放军歼敌47万,东北全境解放,平津和华北甚至整个长江以北,都成了解放大军锋芒所慑之处。国民党反动政府内部一片慌乱,一些人已成惊弓之鸟,一些人也在打算自己的“退路”。此役之后的第四天,淮海战役紧接着开始了。坐在南京总统府的蒋介石就像热锅上的蚂蚁:美国人既然靠不住,那么靠什么挽救自己濒临的灭顶之灾呢?特别是前线传来的坏消息———1948年11月23日奉命前往解围的黄维第12兵团,也被围在安徽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使他更乱了方寸。看来只有孤注一掷了!蒋介石即刻传令召见时任国民党少将化学兵司司长的爱国人士汪逢栗,要他呈送“现存化学弹药统计表”,他要亲自过目自己手里的这张王牌。
　　汪逢栗察知蒋的意图后心里一惊:在内战战场使用化学武器,这不等于自己动手杀自己的同胞吗?是极不人道的。日本侵略者用化学武器杀中国同胞,已激起全中国人的愤恨,也引起世界热爱和平人士的强烈谴责。如果此事成为事实,将是怎样一种结果呢?自己不就是民族的千古罪人吗?汪逢栗不寒而慄。当蒋向他发问的时候,他便采用铺陈困难、强调不利的说辞,要以种种客观原因冷却蒋介石对使用化学武器的炽热。蒋仔细看过“统计表”后问:“只有这些?”汪答:“只有这些。”“为什么不多造一些呢?”“没有原料。”“可以向美国买一点。”“缺乏外汇。”就这样,一个又一个不冷不热的软钉子,直让蒋碰,迫使他不得不回避这些事实,只好自己搭梯自己下台:“这个,这个问题,你们先回去研究一下,明天把研究结果告诉我。”
　　第二次召见时,蒋介石根本不提前面所要求“研究”的情况和结果,根本不像第一次召见时与部下尚存一点“商量”的意思,而是毫无婉转地命令:“目前,黄维兵团正被共军包围,我想造十万颗化学炮弹解救黄维,你看要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汪逢栗见蒋露出了真意,而且已经决定了。想了想,又推出一个当时无法克服的困难:“十万颗,数量倒不大,只是现在我们不但缺少化学原料,还没有化学炸弹壳。”蒋介石听后颇为不满,用质问的口气说:“用普通炸弹壳不行吗?”“不行,化学炸弹壳不一样,弄得不好,就变‘对付敌人’为‘对付自己’了。”
　　汪逢栗说的既是实情,也是有意要断绝蒋介石内心刚刚萌发的一线希望。但蒋介石并不是那样容易被折服的人,他骂了句“娘希匹”:“就那么不一样!”仍然命令“再作研究”。
　　果然,蒋介石虽然为生产化学武器的实际困难条件所“障碍”,但并不因此而罢手。他在第三次召见汪逢栗及另外有关人员时,转而决定使用现有的一种毒气,让人看不见,又能毒死人。此前,一个归汪主管的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郦垒厚提供了一个汪不知道的情况:1936年,为准备对付日本侵略者,我们曾做了一万颗毒气弹,每颗15公斤,抗战胜利后运到四川泸县23厂储存。蒋命令把这批毒弹运回南京,经试验,催泪剂效率为90%,芥子气为65%。蒋要求兵工厂昼夜加班制作引信,在12月11日完成。
　　就在这天下午,蒋又一次把汪逢栗找去,“我现在已决定使用这些炸弹,你的意见怎么样?”汪见蒋一意孤行,但又必须把他心中的那股邪火打下去,便在不引起蒋的反感的前提下,作了委婉的警告性的陈述:“这些东西的效果十分有限,效果很不理想。芥子气的试验数据为65%,远远达不到‘致胜’的要求,在高度、气候等条件作用下,其效果还会降得更低,因此,没有太多的应用价值。况且,化学炸弹是特种武器,一旦使用,便背上不人道的骂名。我国不少同胞死于日本的化学武器之下,政府曾对此向联合国提出控告,也曾向各盟国发出通报,反对使用化学武器。内战中如果使用化学武器,效果不理想不说,还势必引起国内外的舆论反对,很可能是个蚀本生意。”
　　有根有据、有理有节的这段话,蒋介石仍然听不进去,竟然说:“这无大干系,这些炸弹,我是一定要用的。”话说到这一步,深知蒋为人的汪逢栗,不得不暂时不说了。他觉得自己在蒋面前人微言轻、人单势孤,不足以对蒋的思想构成强大的压力,必须在最短时间里,寻找更有力量的人员,来协助自己制止这股邪火。
　　时任交通部长的俞大维,素与汪逢栗交好,由于他一向对蒋忠心耿耿,深受蒋的器重,蒋对俞虽不是言听计从,但在一些具体的专门性的问题上,往往能够采纳俞的意见。于是汪逢栗接着说:“这些炸弹是12年前俞大维任兵工署长时造下的,性能、效果他最清楚。委员长可听听俞大维对这些东西的意见。”一席话,既贬低了化学武器的作用,又拉出了俞大维做自己的同盟———因为他知道俞的为人,既懂国际法,又敢于同蒋争辩。

　　蒋果然中了汪逢栗的计,第二天中午,汪奉命进入“候见室”,只听到俞大维正在蒋的接见室里,以他固有的高嗓门同蒋争论。见此景况,汪觉得成功又多了一分希望。为了进一步扩大“战果”,还须找几个帮手。汪对空军副司令王叔铭说:“委员长如果真的使用这些炸弹,你的飞机在战区空投,飞行高度必须在500码才能有效,到时候要看你的表演喽!”
　　这番话正说到王的心底,飞机飞这么低,那不是自找死路吗?他马上站到汪的一边说:“这事你可得对委员长说说,飞机遭殃且不说,那不人道的罪名也够咱们背的呀!”
　　焦急中,汪逢栗等待着蒋的再一次召见,不出所料,汪被召见了。这次召见,是人数最多,也是最后的一次。也许蒋听了多方面的意见,一改过去的那种霸道作风。蒋说:“大家不要拘礼,我们商量一件事,黄维兵团已被共军包围在宿县以西地区,形势对我不利,我想空投毒气炸弹为其解围,特请大家发表意见。”

　　几个人互相看了看,虽然各自的意见大体一致,可都不想“开头炮”。最后蒋将目光停在了汪逢栗身上。汪明白此时是自己发言最恰当的时机:一是应蒋的所请,不管怎么说,蒋也不会当着众人的面,在会议上发脾气,说不定,还会在众人舆论的压力下作参考;一是把话讲完,尽量做到有理、有利、有节,使人无法辩驳。即使有不同意见,完全推翻自己的主张也不容易,可起一锤定音的作用。他想,从正面讲的道理不必讲了,应从反面讲化学武器对我们自己的损害———这种利害关系对于蒋这样的人,往往比民族大义、人道主义、社会舆论更有作用。因为用化学炸弹的目的,是杀伤对方,解救黄维,而达不到这个目的,用它还有什么意义呢?他说:“偌大的战场,要想用我们的那一点毒弹解围,恐难奏效。我们的毒剂炸弹性能不好,已有数据说明在前,此处不再赘述。飞机空投又必须在500码以下的低空才能有效,这就很容易被共军击中。飞机被击中这样的例子已有很多,也不必赘述了。还有一点更是不能忽视,****士兵作战勇敢,而芥子气是后效性毒剂,等到他们中毒时,战斗已经结束了。况且双方战斗呈胶着状态,彼此距离很近,毒气发生作用,是不分敌我的……”
　　汪逢栗这一番利害攸关的分析,加之这些天来种种与蒋不同的意见,终于使蒋介石打消了使用化学武器的念头,也使无数的同胞免遭无辜的伤害。

徐恩曾要了王阆仙的命 [转帖]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除了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或者文学爱好者，很多普通人可能对于“朦胧诗”时代早已经毫无印象，随着诗歌进入低谷，有关诗歌的疯狂记忆需要我们到记忆深处打捞。

　　但凡走过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人，尤其是喜爱诗歌的人，几乎无人不晓“朦胧诗”。从最初的“不懂”、反感，到后来的大家诵读模仿，“朦胧诗”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时尚标志。

　　在中国诗歌史上，还从来没有像“朦胧诗”闯入诗坛这样引起人们惊骇万状、激烈争论的情景。从197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朦胧诗”如一个不速之客突然登上中国诗坛，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规模最大也最激烈的争论。诗人、评论家、编辑，还有大学生们，互相之间为这个不速之客争论不休、大动肝火，甚至多年的熟人旦夕之间怒目相向、几挥老拳。当时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卷入了感情冲动、言辞激烈的大辩论。

　　1979年，在揭露“四人帮”的诗歌热潮中，《诗刊》3月号发表了北岛的诗——《回答》。 这首诗被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朗诵，被打上经典的烙印。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到1980年，《诗刊》4月号刊出“新人新作小辑”，发表了“朦胧诗”人顾城的《眨眼》，王小妮的《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傅天琳的《一个快乐的音符》等作品。8月号刊出“春笋集”专栏。发表北岛的《迷途》、《习惯》，杨炼的《织与播》，舒婷的《馈赠》，王小妮的《印象二首》。10月号推出震动全国的“青春诗会”，发表了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等作品。

　　这些诗歌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闷、思考和叛逆精神，同时也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30年前，我国刚刚涌动改革开放的初潮。诗歌，尤其是“朦胧诗”成为斩解禁锢的利剑，为人们提供精神松绑和喘息的空间。

　　1978年12月23日。《今天》杂志第一期在北京出刊。刊出的诗作有蔡其矫的《风景画》、《给》、《思念》，舒婷的《致橡树》、《啊，母亲》，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北岛的《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当时，被激情和自我表达燃烧着的诗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席卷中国的朦胧诗潮自此波涛涌动。

　　人们传诵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其实在《今天》创刊之前，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间就已涌动着后来被称为“地下诗群”的潜流。比如，这股新诗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开始酝酿了。一批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初的青年从“地下”悄然崛起，如北岛，他写《回答》是在1976年4月，舒婷写《珠贝——大海的眼泪》完成于1975年11月。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北京有不少类似“太阳纵队”这样的文学小组或小沙龙。他们私底下热情地写诗，跨校组织诗歌朗诵会。20世纪70年代初，食指、黄翔、贵州诗人群，多多、根子等“白洋淀诗群”紧接着纷纷亮出诗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岛、芒克、江河、杨炼、顾城、舒婷等以不凡的气势及勇猛的力量撞开诗歌的新纪元。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选》记录了先行者的脚印。

　　《今天》共出版九期，除刊物外，还出版《今天》文学资料三期，《今天》丛书四种。其间，在玉渊潭公园组织过两次诗歌朗诵会，两次协助举办当时的先锋美术活动“星星画展”。1980年9月，《今天》停刊，其后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由于《今天》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组织者和撰稿人在“新诗潮”中的地位，《今天》、“今天诗群”的作品，在后来的诗歌史叙述中，被看做“朦胧诗”的核心。

　　“今天诗群”这个时期的作品真正被命名为“朦胧诗”，缘于章明先生的一篇质疑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文章以“朦胧”尖锐反诘“今天诗群”。可能作者也不曾想到，原本的批评之语居然成为“今天诗群”最准确的命名。

　　有关“朦胧诗”的争论开始之后，春风文艺出版社敏感的编辑们立刻以此为名组织编辑出版《朦胧诗选》。淡绿色的书封、雨后落花般朦胧的设计，充满了现代主义的内在……《朦胧诗选》一经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那时，穿着牛仔裤、戴着墨镜、手执一本《朦胧诗选》的形象，几乎成为标准的时髦青年模式。

　　《朦胧诗选》的出版为“朦胧诗”引发的洪流迅速加入了大众读者。随着主流诗刊、大量报纸刊载“朦胧诗”的作品及评论，“朦胧诗”已在全国形成摧枯拉朽之势。朦胧诗人成为一代受追捧的偶像，成为社会上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社会上对于诗人群体的追捧使得诗人的身份以及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

　　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在《诗刊》编辑室，一对男女突然出现。他们取出一面旗帜，“呼”的一下展开，上面书写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字样。那名男子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来北京咬人了！”

　　当时全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团体和流派，如杨炼和芒克组成的“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周佑伦、蓝马发起了“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活动等等。

　　黑豹子也是个诗歌团体。说话的男诗人身患重病，他说自己是瞒着医生爬上了火车。“我太爱诗了，”那个病人攥着拳头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

　　这些火热的故事，让当代人觉得无法理解。对此，著名诗人西川曾一言以蔽之：“20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

　　1984年，“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应邀参加《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诗歌节。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无票者照样破窗而入。听众冲上讲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得北岛生疼。一个小伙子甚至掏出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的爱，对诗歌的爱！”

　　一年后，北岛首次出国参加国际诗歌节，发现绝无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自带刀枪。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必要时鼓掌，从未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

　　1986年12月6~9日，星星诗刊社在成都举办大型“中国·星星诗歌节”，庆祝《星星》诗刊创刊30年。被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当代青年诗人”的10名诗人（舒婷、北岛、江河、顾城、叶文福、杨牧、傅天琳、李钢、叶延滨等）与读者见面，并举办三场讲学活动，场场都有几千人参加。

　　会场之热烈是今天不可想象的。一位诗人在台上演讲，台下竟有人高呼“诗人万岁”，全场响应。诗人们演讲结束，需要警察保护走出会场。人们在多个通道等着索要诗人的签名，等着与诗人合影。一次，舒婷根本无法走出会场，几个警察架着她，几个警察在前边开道。到了接她的车门口，人们高呼着“舒婷，舒婷”的名字，伸出无数只藤蔓般的手臂，几乎把她挤到车底下去。还是警察硬把她塞进车里。而最近，当有人问起舒婷当时的状况，她答非所问地说：“那是诗歌的时代，现在就很难了。”

　　那的确是为诗歌疯狂的时代。

　　文化圈的很多人则把当年的诗歌比作政治天气预报。《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会预告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外国使馆频频向《诗刊》询问这是不是为刘少奇平反的信号。

　　在当时，这种反映人民心声的职责本来应该属于媒体，但由于没有其他渠道，人们只好借助诗歌来表达。

　　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那个年代那些难忘的场面：一位听众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的《呼声》，激动地捏碎了收音机；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一项诗歌评选能收到数十万张选票；《诗刊》80年代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朗诵会，其场面比今天周杰伦的演唱会还喧闹。

　　多年后北岛终于明白：“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在“朦胧诗”的热浪中，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也伴随着诗歌的升温而不断地上升、上升、上升，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54万份的顶点。“诗歌繁荣，诗坛兴旺，诗人自信。”一位老编辑这样概括那个已经不再的年代。

　　对于“朦胧诗”，一些习惯于传统诗风的人为此大为恼怒。有的说这些诗“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的说：“如果思辨的诗朦胧而又晦涩，那就不仅不会有感染力，而且让人望而生畏。”有的说“朦胧诗”“是张天师的符咒”，“看上去漆黑一片，无所谓诗美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有的习惯性地“扣帽子”：“让人不懂的晦涩诗或很朦胧的诗，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是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贫乏。”有的甚至打起了“棍子”：“‘朦胧诗’的出现，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个倒转的漩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

　　当然，今非昔比，思想解放的潮流滚滚而来，“朦胧诗”也拥有了很多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首当其冲，高度称赞“朦胧诗”是新的崛起，代表了未来的希望。他说：中国诗歌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六十年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诗坛充斥着“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作。他毫不隐讳地说，希望就在这批青年人身上。他认为这些青年朦胧诗人是诗坛的主要冲击力量。

　　在2008年，面对记者的采访，谢冕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朦胧诗’永远不可能被超越。因为‘朦胧诗’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你不要想去超越它。此外，单就文学价值来说，‘朦胧诗’有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尤其在意象化方面。但它和时代因素这些是一体的，你很难把它剥离开来。”

　　面对诗歌的低谷期，谢冕心态平和，他说，诗歌可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写诗不是。不可能人人都写诗。诗是很贵族的，不是平民的，不是谁都能写的。这是我的一个理念。要说人人都写诗，都是诗人，这是不正常的。1958年就是这样，是不正常的。

 保存毛泽东遗体 华国锋与"四人帮"的激烈争论[转帖]

韶山滴水洞，夏日凉风习习，气候宜人，毛主席喜欢这个地方，1959年6月26日，他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毛主席对当时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你们省委研究一下，在这个山沟里修几间茅草房，省里开个会，其他领导来休息一下也可以嘛！”毛主席又讲:“我老了回来住一住。”此后在长沙，毛泽东又多次对当地领导人提过，希望最后能回到韶山来。毛泽东临终前，希望能落叶归根。现坐落在韶山“毛泽东纪念园”中的毛泽东墓，就是根据他的这一意愿于60年代修建的，墓内现呈放着毛主席生前主要经历的照片和毛岸英等6位亲人的“灵位”，一位老人在“墓”内守候着。
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是政治局里第一个在文告上签字逝世后遗体火化的领导人。当年建造“毛主席纪念堂”、保留毛主席遗体是各种政治势力博弈的结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当晚，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确定要保护主席遗体，让各界人士吊唁、瞻仰，时间初步定为15天。就在追悼活动进行期间，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进行永久的遗体保护，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永久性的瞻仰。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因为当时中央情况十分复杂，在主席遗体处理问题上，每个人都不便发表真正意见，江青、张春桥、王洪文一是借机躲避，观看事态发展，以便秋后算账；二是借机以此发难。
9月11日开始举行吊唁活动，毛泽东的遗体被安置在人民大会堂,中央政治局委员们每4人一组,轮流为毛泽东守灵,其余的都在附近的房间里开会。这天的会议临结束时,张春桥忽然提出了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主席的追悼大会由谁主持？由谁致悼词？”这实际上关系到谁接毛主席班的问题，当时中央有华国锋、叶剑英、王洪文三个副主席，让谁主持,谁来致悼词,等于是向全世界公开宣布谁是毛泽东权力继承人。华国锋不好回答，叶剑英打破了这令人困窘的沉默:“我的意见,追悼会由洪文同志主持，国锋同志代表中央致悼词。”众人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两位副主席，王洪文皱皱眉没有吭声。“叶帅德高望重,还是请你给主席致悼词吧！”华国锋推辞道。
叶剑英用手杖猛击地板,大声道:“你是第一副主席,你应该牵这个头。这也是主席生前的愿望。”由华国锋致悼词，王洪文主持，这使“四人帮”很不好受，张春桥摘下眼镜，盯了一眼华国锋，严肃地说:“国锋同志,有件事我要向你汇报一下。”“什么事？”华国锋不解。张春桥回答:“关于主席的遗体安置问题。”华国锋说“这件事不是中央有了决定吗？主席遗体作永久性保存，以供后人瞻仰。”张春桥点点头:“是啊,是啊,这个决定是政治局一致通过的。但我听医生同志讲，由于没有及时采取防腐措施,遗体已经变质,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了。”张春桥说得很轻，可立即在会场激起一阵响动。
张春桥还是不紧不慢,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我听医疗小组的同志讲,凡未采取防腐措施而超过3天的遗体,便不能再作永久性保存。” 一听这话，江青抢先跳了起来,嚷道:“华国锋，这事你要说清楚,你为什么要毁掉主席的遗体！你安的什么心？”江青对着华国锋大喊:“现在，我可把主席的遗体交给你了，要有三长两短,你要负责！”华国锋不买江青的账:“为什么让我一个人负责？大家都是中央委员嘛！” 王洪文幸灾乐祸:“刚才不是作了决定,18号由你代表中央致悼词嘛！你对我们说这些话有什么用,请你到电视上向全国人民解释去。”
华国锋额角青筋暴起,极力控制住冲动的情绪,竭力平静地说:“如果你们有意见,我可以不致悼词,我也可以辞去职务；但我决不能承担这个责任！”叶剑英一拍扶手，大声道:“不，你不能辞职，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嘛，你是第一副主席,你现在主持中央工作，主席的遗体你能不管吗？你能不负责任吗？”华国锋更着急了:“叶帅,主席的遗体已经放了3天,我就是舍出性命也保不住了！” “还不足3天，我们还可以想想办法嘛。”叶剑英安慰他。并说“其实，即便主席的遗体保存不住这也没什么，主席本人就不同意保留遗体嘛！” “只怕全国人民从感情上接受不了啊。”华国锋心情沉重地叹了口气。“更是怕有人借死人整活人噢！现在有人要借这个问题发难。”叶帅意味深长地说道。
面对“四人帮”的发难，在多方权衡下，唯一一个可能不给对方留下话柄，同时平衡当时全国人民群众悲痛情绪的最佳处理方式，就是将毛泽东的遗体永久保存下来。9月12日一早,华国锋去守灵。江青一见他就嚷开了:“华国锋,主席的遗体怎么办？我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华国锋不动声色:“好,好,等一会儿就开。”江青抹起眼泪:“主席去了几天了,主席的遗体怎么办?” “现在是国锋同志负责,主席的遗体自然是国锋同志负责了。”张春桥又将火烧到华国锋身上。姚文元也开始帮腔,摊开一大堆文件,朝政治局委员们一扬,说:“这是从人民日报整理的群众来信汇编,群众要求保存主席遗体。”华国锋已经得到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同志的支持,心里有了底。在政治局会议上任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几个人表演,华国锋最后才说:“我现在向大家宣布,经过越南专家组和中国专家的共同努力,主席的遗体已得到了妥善的保护,可以永久保存了。”江青又一次发威:“可是,我刚才得到报告,主席遗体已经毁坏了,腐烂了。谁干的？政治局一定要追查。”华国锋当众宣布:“我提议,在天安门广场立即修建纪念堂,安放主席遗体，供全世界人民和我国人民瞻仰。”他的话被掌声淹没。为此，为毛主席遗体展开的政治势力博弈终结。
自古道“盖棺事定，入土为安”。按中国传统说法，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其所，家属方觉心安。1959年许世友探亲，许母已经作古。许世友跪在母亲的坟边，喃喃自语:“娘，忠孝难全，你老人家健在时我未能服侍你，我死后，一定来为你守坟。” 1979年10月22日，许世友决定死后回到母亲身边，他有了土葬的想法。1985年刚过了元旦，许世友交代秘书给党中央写了报告，说自己来日不多，对组织别无他求，要求党中央在他死后实行土葬，理由是自幼参加革命，报效生母不足，活着尽忠，死了尽孝，葬在老母坟边以尽孝道。许世友逝世后以吊棺安葬在老家河南新县的一个山坡中，实现了他“活着尽忠,死后守坟”的愿望。
毛主席曾两眼含着泪光沉静地讲道:“老祖宗是不能忘记的，我至今还很怀念我的母亲，我母亲非常善良，非常慈祥，济困扶贫，爱老怜幼，我不能忘记她啊！”谁能理解主席的孝母之心呢？毛主席为中国的革命和事业操劳一生, 多位亲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的本愿是想百年之后回到故里与父母和其他亲人团聚，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并未实现。

 鲜为人知的反间谍战：克格勃在中国一次秘密行动[转帖]

中国作为曾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一度抗衡的对手，自然不会被克格勃所忽略。克格勃在中国寻找任何可能的机会进行渗透和活动，而中国反间谍卫士时刻警惕，与克格勃间谍作斗争。

河南中医名医郗范被克格勃女色拉下水，他在为克格勃收集情报时被捕。以下讲述的是在监狱中发生的故事。

间谍治好管教科员

1971年，中国监狱管教科发现犯人郗范是名医，自是重视，把他分配到监狱医务所去干医务劳役，狱内称"医务犯"。

郗范在给干部看病中，治好了一个名叫纪凡艺的皮肤病，此人是管教科科员。纪凡艺心里对郗范颇为感激，有事无事总来医务所坐坐，和郗范聊聊天。

郗范自被捕以来，天天在头脑里默念一个地址：河北省保定市河西街91号张览先，有时在睡梦中还惦记着。现在，他决定开始实施"营救行动"。"文化大革命"时监狱对犯人管理因为定位于"阶级斗争"这个高度，所以非常严格。按规定，犯人一个月只能发一封信，收信人必须是入监伊始所填的登记表上的直系亲属。"张览先"当然不会上登记表，所以，干部肯定不会给他发信。郗范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请纪凡艺发信。

于是，郗范执笔写"营救信"。信写得很短，郗范在信中告诉"张览先"，自己现在什么监狱什么部门服刑，仍做医生，请给寄些参考书来。"营救信"写好以后，郗范搁了几天。等到纪凡艺又一次来医务所和他聊天时，他把信递过去："纪队长，麻烦您给我寄一封信，写给我一个亲戚的。"纪凡艺把信象征性地看了一遍："好呀，你把信封起来，明天给你发。"

"国家干部"乔装出现

郗范的"营救信"寄出后的一个半月，他所服刑的监狱接待了一位来自郑州的客人。此人三十多岁，身材高大，相貌堂堂。他走进接待室，自我介绍是省高级人民法院特种刑事案件复议办公室副主任，姓任名保安。

这个任保安，真名叫武仲钧，原是黑龙江一个农场的普通干部，"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造反得势，成为新贵，利用职权大捞钱财、玩弄女性并残酷迫害干部、群众。不到一年就因群众举报而下台，随即被公安机关抓起来，准备查清罪行，依法惩处。武仲钧乘一次提审的机会脱逃，辗转来到边境线，伺机逃往苏联。20世纪70年代初，克格勃派他来中国活动，这次委以险任营救郗范。

营救郗范的方式，克格勃的间谍专家一定反复精心讨论过。应该承认，这确实是一个看似冒险实际上具有最高成功概率的方案。当时还没有《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办案方式缺乏一种法定的程序，往往外调、提审、宣布刑事裁定都只派一人前往执行。只要来人证件齐全、手续完备，说什么就办什么。克格勃的方案就是钻了这样一个空子。

被忽略的细节

监狱办公室副主任杨大雄接待了"任保安"。坐下后，"任保安"掏出了工作证和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河南省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大印的介绍信，介绍信的内容是"派特刑室任保安副主任前往××监狱向在押服刑人员郗范宣布无罪释放"的刑事裁定书。

杨大雄拿起面前的证件等一一检查。"任保安"非常镇定，克格勃伪造的证件、文件，能够以假乱真。但是，杨大雄比克格勃专家还要高明，他一看之下马上发现了破绽。他漫不经心地问道："任主任是老法官了，经常出差在外？""可不是，干咱这一行的，一年起码有三四个月在外面跑。"杨大雄突然变了副脸孔，冷笑道："哼！这工作证是1966年换发的，至今已有5年。你自己说一年有三四个月在外面出差，那这工作证掏出放进不知用了多少回了，怎么还是崭新的？"

"任保安"脑子里轰的一下，他知道苗头不好，却佯作不解，打着哈哈问道："怎么，杨主任认为这工作证有问题？"杨大雄一拍桌子，大声喝道："岂止工作证，连你这个人都是假的！"办公室的门被推开了，四个身强力壮的武警旋风似地刮进来，把"任保安"按在椅子上，麻利地扣上了手铐。

一切早在掌握之中

原来，郗范被捕后没几天，一个晚上睡觉时，说了一句梦话："张览先，苏联人让你来救我，你怎么还不来啊？"这句梦话，被同监房一个犯人次日向看守所报告了。

监狱管教部门于是开始研究如何对付这个克格勃间谍，首先即是该犯提出发信给未列入登记表上的人，则须特别注意。

郗范治愈纪凡艺的皮肤病后，纪凡艺有了接近郗范的理由，郗范果然上当。请纪凡艺发信后，侦察员来到监狱，提审郗范。一提"张览先"，郗范大吃一惊，脸色倏变，但还要硬撑，说"不知道"。侦察员把那封信的照片扔在郗范面前："这个，你总知道吧？"郗范无法抵赖，只好乖乖招供。

公安机关根据郗范的口供，对可能出现的种种营救方式作了分析，其中包括冒充法院干部前来宣布"释放裁定"，分别作了防范安排。这就有了武仲钧落网之事。

武仲钧后来被判无期徒刑，也被关在郗范服刑的那个监狱。据说两人初次见面时，相视无言，唯有苦笑。

郗范为此事加刑3年，监狱仍让他当医务犯。后来他因能认罪伏法，积极改造，于1978年被提前释放。（东方明）

 斯大林炮制的“大饥荒”：保守估计饿死3000万人[转帖]

斯大林炮制的“大饥荒”：保守估计饿死3000万人
前苏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的披露

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乌克兰在首都基辅的“乌克兰之家”展示了保存完好的克格勃档案:在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仅苏联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就饿死了七百万至一千万人！每天饿死二万五千人。但是学者指出，当年的官方档案并不完善，实际上每天饿死三点二至三点三万人，总共饿死人数占乌克兰当时人口的三分之一！

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在万人的追悼纪念集会上发表演说，他认为一九七三年前的档案曝光，这一千万人被活活饿死，是前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灭绝罪行。“每分钟有十七人饿死；一天大约死亡二万五千人。比法西斯纳粹在集中营杀害犹太人还要多。”

在饿殍遍野的时候，斯大林把搜刮出来的小麦向美国出口了四万吨，以吸取西方资金，表示苏联的“强大”。俄罗斯的普京政权认为，这场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的，因为全苏联普遍遭殃。乌克兰是重灾区？还是普通受害区之一？人们要求俄罗斯公布历史档案。

苏联产生大饥荒的原因

这场大饥荒、“种族大屠杀”由何而来？它的原因有四条:一、列宁破坏了苏联的经济；二、是斯大林规定人民全部加入集体农庄造成的；三、让城里的流氓到农村随便杀人抢粮；凡是家有粮食的富裕户，都被打成“新富农”，没收土地房产，枪毙或者流放。

一个前苏联人的惨痛回忆

“许多农民被先后打死啦”；“乡村几乎被摧毁了！”这是不久前远东军区七十九岁的中校军官亚历山大·巴夫洛维奇在介绍自己一家人是靠“吃人肉活命出来的”而接受采访，回忆叙说的。

这位中校的童年生活在富饶的伏尔加格勒，他说:“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三年集体农庄运动开始，苏联农民更大的苦难也就从那时候发生了。那一年深秋，从城里派出大批工作队下乡。他们一家一户的搜查，翻出来一点隐藏的粮食，也要把全家人枪毙。粮食被全部搜查出来掠夺走。”

靠吃死人尸体活命

“ 这时候已经进入冬天了，气温在零下25℃--30℃。寒冷异常，村庄里被枪杀死和饿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无人掩埋，变成冷冻僵尸。半年的长冬，我每天出去寻找尸体和新被屠杀死、饿死的人。那时候宣判执行枪决的人家，部分逃跑出来了，躲藏到森林里和其他地方。寻找死人吃来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经成帮结夥了。在那两三年间，躲藏在白雪覆盖的深山老林里，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饿死了；依靠吃死人尸体的才活了下来。”

巴夫洛维奇一生特别痛恨列宁和斯大林灭绝人性的政策:“被枪决打死的人和活活饿死的人，太多太多了！苏德战争期间，苏联人都没有那个时期的遭罪、挨饿、困苦，朝不保夕。万恶的斯大林，在一九三三年逼迫大家走集体农庄的道路，抢劫粮食造成大饥荒、大灾难。”

幸存者揭露大饥荒****

他的太太卓娅说:“我家在毗邻新西伯利亚的阿勒泰地区，一九三三年同样的罪恶政策也施行到我们那里。父亲被定为新富农。全家人被扫地出门，房屋财产全部没收。父亲逃到深山里，免遭处死。”

“母亲带领我们十三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湿阴暗的地下室里。后来孩子们陆续长大了一点，就送到了孤儿院。父亲东躲西藏还是被抓住，强迫他到军队前线送死。还算幸运，父亲由于能干、会做饭当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烫伤了双腿，才活著回来了……。”

以上两人在不同地区的经历，也是苏联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大饥荒的幸存者的自述，暴露了苏联大饥荒的****。

伏尔加格勒是苏联（今日俄罗斯）最富饶的地区。伏尔加河又称为苏联的母亲河。在这个广袤大地、富饶的地区大批地饿死人，大批屠杀镇压善于耕作的农民。

可怕的数字让人毛骨悚然

再来看乌克兰，这个多少年来号称“苏联的粮仓”。

乌克兰的人口历来占苏联人口的五分之一至六分之一，也就是三十年代大约三千多万人（一九八九年统计为四千一百万；同期苏联人口二点二亿；苏联解体前人口二点八亿，乌克兰为五千一百万人）。如果像莫斯科当局所说的，“大饥荒”不是针对乌克兰，全国都一样的话，当时苏联的大饥荒至少饿死五千万至六千万人！（苏联解体前笔者在外兴安岭，与一位七十多岁的俄罗斯妇女交谈，她说:“那时候饥饿的人们，在地里挖出来一个生土豆，没等吞入口中，就被国家安全局人员打死了！”）

即使把苏联其他地区罹难的人数减少一千万，另外的十四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最少死亡人口在两千万，加上乌克兰的一千万人，最保守计算，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三年的集体农庄运动，苏联的死亡人数在三千万以上。 （来源:网易）

长征中的姊妹花:蹇先任 蹇先佛[转帖]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亘古未有的伟大创举。当年凡是参加长征,无论是走完全程到达陕北会合或者是在半途壮烈牺牲的同志,都是了不起的英雄。蹇先任(贺龙元帅的原配夫人)、蹇先佛(肖克将军夫人)姐妹带上未满月的孩子胜利地走完长征路,得到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高度赞扬,周恩来称她们为“长征中的姊妹花”。

　　少女红军不言愁

　　娄澧二水像雌雄两条巨龙交汇于慈利县城北门,成为一道亮丽的水上风光。沿河的北街上有户小商人家,户主叫蹇承宴,幼年家贫,成年后靠货郎担走村串户,有了些积蓄,到此定居,开设一作坊,煮酒熬糖,薄利多销,生意逐渐兴隆,克勤克俭,日子过得顺当。夫妇俩所生子女7人,除长女外,6个儿女均被送进学校,先任是老二,先佛是老三,老四叫先为,老五叫先超。先任和先为原在长沙读书,正值革命大潮风起云涌,年仅15岁的先为第一个参加了中国****并担任了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的交通员。这个秘密,先为一直守口如瓶。不料一天,被姐姐先任看出了一些端倪,姐姐不仅没有反感,反而她也毅然地参加了革命,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一时曾成为青年女子中的佼佼者。
　　就在此时,蒋介石指使湖南军阀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马日事变”,残酷屠杀****人,先任与先为身份被暴露,敌人向全省发出通缉令,处境极为危险。先为闻知贺龙在桑鹤等湘鄂边区开展游击战争和“扩红”工作,便果断地加入红军队伍。1929年夏,先任也来到了贺龙领导的这支队伍中,成为湘西第一个女红军。由于她文化素质好,又善做鼓动工作,被党组织安排为文化教员。红军战士多是贫苦人家出身的大老粗,他们除打仗外,便向先任学习文化。贺龙本人也不例外,他曾戏称她为“任先生”。
　　此时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初创的红军队伍,受国民党大军的“围剿”,收编的一些杂牌队伍很不巩固,面临这种险恶的环境,先任毫不后悔、气馁,更加坚强勇敢,她向贺龙发誓让自己的知识和青春年华与他、与革命相伴到底。贺龙向她点点头,投以深情的目光。
　　无疑作为军中唯一的女性,困难比任何人都大得多。比如行军时的大小便,宿营时的生活,都不好处理。尤其是夜晚住宿,作为她这样一位年轻而又漂亮的知识女性,军队领导自然不会让她单独睡觉,她只好和大伙儿睡在一起,夹在那些骠悍健壮的男人中间,那如雷的鼾声,熏人的汗臭味,她都默默地忍受着,力求心理上的平衡,努力适应这种特殊环境,不久就习以为常了。
　　同年金桂飘香的9月,她和患难与共、志趣相投的贺龙结为伉俪。婚后不久,先任怀了孩子,强烈的妊娠反应,把她本来不太强壮的身子折磨得死去活来。但她从未叫过一声苦,继续跟随部队跋山涉水,转战沙场。1930年,先任生下第一个孩子,取名“红红”。正逢贺龙奉令东征,见她带着孩子吃奶行军不便,将她留在湘西做地下工作。红军大队伍一走,敌人便疯狂地向根据地反扑,形势日益严酷。她背上吃奶的婴儿,东突西奔,冲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就在这时,湘鄂西几支武装队伍的领导人相继叛变,根据地与地下党机关均告丧失和打散。先任焦急万分,四处寻找党组织和红军队伍,不知何时,心爱的孩子却因病饿交加而死在怀中,她悲痛欲绝。而这时,领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弟弟先为,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敌人杀害,为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她心急如焚,欲哭无泪。当她还未从悲痛中解脱出来之时,又落入虎口,被敌人扣留。敌人见她年轻、漂亮,软硬兼施诱她投降,可她心坚如钢,敌人百般威迫利诱,始终没动摇她的信念。
　　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先任拖着病体冲出了牢笼,装作乞丐,回到自己老家,强忍巨痛,隐瞒了先为及孩子的不幸,并再次向家里人表明自己对党忠贞不二的赤心,决心找党找红军。蹇父承宴老人,见女儿心真意切,令内弟杨进元雇船载货,让她藏于船内,顺澧水而下,过洞庭,入荆江,找到了红军大本营,谁知就在她来的前三天,红军队伍已经撤离,听说又回到湘鄂边境去了。她来不及休息,又要舅父掉转船头,溯澧水而上,来到桑鹤边区。经打听,红军到了川黔边境。就这样,先任毫不厌倦、无休无止地一次又一次寻找,尽管一次又一次失望,她仍然对党坚信不疑,就像孩子寻母一样,不见不罢休。1934年10月,西征的红六军团从湘赣苏区出发直往黔东,与贺龙率领的红二军会合,创建了湘鄂川黔根据地。一个月夜,先任终于在大庸境内找到了日夜思念的红军队伍,历时整整4个春秋。连她自己也弄不清,走了多少里路,磨破了多少双鞋。她对党对红军矢志不渝的精神受到了广大红军战友的敬仰和钦佩。

　　姐妹能文也能武

　　慈利是湘西门户,水陆交通方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红二、红六军团,为了钳制敌人,于1934年12月26日攻克慈利县城。进城的前一天,贺龙带上肖克、关向应等军队领导人来到他岳父家,看望了蹇承宴这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人,请他到一家小馆子里饮酒吃饭,并要妹妹先佛及弟弟先超作陪。酒席上贺龙兴致很浓,与老岳父谈了许多家常话,一连称赞老人的品德高尚。
　　和姐姐一样,蹇先佛不仅能文,也能武,每次“扩红”、打仗,她从不落后。只要有机会就练习枪法,虽说不上百步穿杨、百发百中,但一般也是弹无虚发。军中都称她与姐姐是现代的花木兰。
　　黑云压城城欲摧。蹇老家里,经常被敌人骚扰,要他交出儿女。蹇老说:“他们大了,腿长在他们身上,我管得住吗?”
　　尽管敌人越来越猖狂,贺龙率领的东征军还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就在捷报传来之时,蹇先任生下了第二个孩子。肖克、关向应、王震等都来道贺。先任说:“你们给取个名字吧!”肖克脱口而出:“此乃她父亲传捷时降生,就叫捷生吧!”大家都说这名字甚好。
　　捷生刚出生20天,即1935年10月,蒋介石纠集130多个团,疯狂地向我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围剿。党中央为了保存实力抗日救国,实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二、红六军团奉命于19日从桑植刘家坪出发。

　　出发前夕,先任一夜未合眼,她倒不是害怕长征,而是考虑到捷生未满月,是带上她长征?还是寄居老乡家?不论哪套方案,都觉得凶多吉少。她征求贺龙的意见,贺龙深思片刻说:“就地找个老乡带吧!”先任只好违心地点点头。可是已找好的那个老乡却怕连累而开溜了,先任一时无语,贺龙望着她那憔悴的秀脸:“我看只有那一条路了。”
　　“带着孩子长征。”先任下定了决心,即使千难万险,也要带上她走完长征路。
　　贺龙向她投以钦佩的目光。
　　摆在她面前的第一步就是生死搏斗。

　　负婴不惧远征难

　　先任是在红二军团,随卫生部到达大庸县张家湾附近(即今张家界山麓),这时先头部队已飞渡澧水,并在河畔滩头上消灭了驻城敌军。由于红军主力过河时暴露了目标,敌人派了几架飞机集中目标轰炸,炸死不少红军战士,共青团省委书记周玉珠也不幸牺牲。卫生部长贺彪见先任身体太弱,将她编入伤员队伍,并给她准备了一副担架。先任和伤员们隐蔽在一片柑林中,等待时机,敌人连续来了6次,渡河的木桥也被炸毁,一天的急行军,又累又饿,孩子又要吃奶,腹中空空实在难熬,看到黄澄澄的柑桔,闻着香喷喷的味儿,恨不得吃个够。然而,她想到军纪,不仅未去摘一个,相反,她和战友们把炸掉的柑桔拾在一起放在树下。
　　夕阳西坠之时,红二军团参谋长李达命令卫生部伤病队到渡口乘船渡河。贺彪亲自撑船,划破滚滚波涛。刚到河心,敌机又来扫射轰炸,霎时,浪花飞溅,排空而起,小船剧烈地摇晃起来,大有翻船之势。伤病员都忘了自己的伤痛,合力划桨,向彼岸冲去,终于强渡了澧水。上得岸来,天色已黑,脚踏在细软的沙滩下,行走极其艰难。说也奇怪,小捷生在船上却悄无声息,一上岸就在背篓中哭闹起来。孩子的哭声不绝于耳,不仅牵动了慈母之心,也牵动了战友们的心。贺彪对先任说:“我们已是两天一夜未休息了,孩子也是两天一夜未换尿布了,又有几个钟头未给她喂奶,她能不哭?”他便动手帮捷生换尿片,一股屎尿臭气扑鼻而来,他取笑道:“刚出生20来天的姑娘满身都是臭,叔叔若不是医务工作者,早被这臭气吓跑了。”说得先任也笑了。在笑声中,他又说:“不要笑嘛,等她长大之后,我们就把今天强渡澧水、走沙滩的情景讲给她听,要她明白,当年不是母亲的辛劳,叔叔们的帮助,怎能有今天?”
　　大家相互搀扶着走完了沙滩的艰难之路,到了宿营地,先任已疲惫不堪了,从战友背上接过哭嘶声音的小女儿,给她喂奶,两只眼睛睁开又合上了。先任强支身子,给女儿换尿片、洗澡,然后放进襁褓中让孩子睡觉。当她洗完尿布、找火烘干之时,已近凌晨,刚打个盹儿,忽听到门外传令兵向贺部长传达命令说:“军部命令,你部将牺牲的同志就地安葬好,将重伤员妥善安排在群众家中寄养,多给些生活费和医药费,轻伤员随军进发,上午10点出发。”凌晨,先任找到贺彪说:“今天,我要先走了,不要为我个人的事连累大家。”贺彪说:“派副担架送你。”先任拒绝了,执意要了一匹骡子,自己骑着走。到达团部集合地点,老远就见到了任弼时、关向应、贺龙等同志。关向应一见面就关怀地问:“先任,你昨日是什么时候过澧水的?顺利不?”先任说:“是上午9点,蒋介石派飞机掩护呢!”三个人都被她说笑了,她自己也笑了。
　　任弼时政委对先任说:“你以后就随军团部走吧,不要回卫生部了,卫生部出发前准备时间长,到宿营地晚,无法休息是不行的。”任政委几句话说得她心中暖烘烘的,早听说任政委平易近人关心战士,现在看来果然名不虚传。贺龙对她说:“你现在跟二营先走,以便早到早休息。”又望着她那极度虚弱的面孔,深情地说:“你要多多保重,我不能为你分忧呀。”先任见他也消瘦多了,那嘴上的一字胡老长了,心疼地说:“你更要多加保重。”贺龙打开襁褓,逗逗孩子后,就跃马而去。
　　又是一段艰难路,部队进入原始大森林。上不见天,下不见地,脚步踏在软如棉花的林间路,比走羊肠小道还累人,约走了四、五个小时,才走出来。待赶到宿营地,先任顾不了吃饭,首先抓紧找热水给孩子洗澡换尿片,再与警卫班的战士一道开饭。饭未吃完,敌人的飞机又来了,她只好拖着沉重的双腿,背上孩子,又转移他处。

　　青春热血洒征途

　　长征途中,先任与先佛、先超基本上很少见面。因为从桑植出发时,先佛已调到红六军团政治部,先超到卫生队,相互也很难打听到消息。
　　先佛是在长征前怀孕,行军非常吃力,加上不时呕吐,几次在途中几乎昏倒过去,但她一咬牙却又挺了过来。她是倔强的女孩,凡是男同志能做到的事,她总是不让须眉。
　　当她同姐姐先任在毕节镇会面时,她已快要临盆了,腆着大肚子,不说走路艰难,就是连说话都感到吃力。姐妹见面,第一句话都问对方战斗情况,其次才问身体。先佛打开襁褓,吻着捷生的小脸蛋:“快叫我姨姨。”还不会说话的捷生回答她的只有可爱的笑脸。
　　先任关怀地问她:“你快要做妈妈了?”
　　先佛很费力地说:“我想应该是早晚的事了。”
　　说罢姐妹二人又继续赶路,一步一身汗地向前迈进。就在进入草地第一天,意料之中的事终于发生了。
　　那天烈日似火,万里无云,行人都感到天热口渴。先佛在草地上蹒跚地移动着脚步。先任在后面一眼认出是妹妹,拼命几步赶到她的身边,只见她面色苍白,满身大汗如注,直吐粗气。
　　“是不是要生孩子了?”先任拉着妹妹的手。
　　先佛有气无力地说:“大概是孩子也要赶上长征了。”
　　往哪里找地方降生呢?恰巧前面不远处有先头红军打败敌人留下的一个土围子(当地人叫堡子),姐妹二人赶快进入堡子中,从骡马身上取下被子,扶先佛躺下休息。先佛紧咬牙关,强忍阵痛,先任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剪刀、扎脐带的棉线及包小儿的布片。小捷生不知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劲儿直哭。太阳偏西之时,随着一阵徐徐而来的清风,一阵婴儿啼哭,先佛的孩子出世了!肖克闻讯,惊喜万分地飞马过来。先任向他道贺,要他取个名字,沉思片刻,对先任姐妹说:“我看叫他堡生吧!”

　　生了孩子,没有什么可吃,连水也没有,又得立即行走。第二天,二军团总务科抽调了4位身体强壮的战士,扎了一副担架,轮流抬着产妇前行。走到有水处,停下来,烧点开水喝,给产妇冲点青稞粉充饥,又起步前行,约走了60多里,才到达宿营地,当地群众给军队送来了一些羊肉。贺龙见她们多少日子没见油珠子了,鼓励姐妹俩喝点汤水。先任提议将青稞粉拌进去吃。然而肠胃多日未见荤腥承受不了,先是腹鸣不已,随后疼痛难支,接着是腹泻不止。姐妹相互笑道:“真是口大福小啊,没有受用之命。”红军带的青稞吃完了。唯一的办法只能吃野菜。首长发动大家遍地寻找能吃的野菜。先任姐妹因从小在城里生活,无法辩认野菜,只好跟着那些有经验的同志学认学挖。野菜的味道小孩自然难以吃进去,先任只有将汤熬浓让孩子喝。贺龙知道后,将自己口袋里的面粉末抖出来,煮了一碗面糊,姐妹二人互相推辞,结果谁都没吃,最后决定让捷生做了两天的口粮。贺龙抱着捷生说:“你不要哭吵,看你弟弟堡生多听话呀!”贺龙分手时,一再叮嘱先任说:“你有经验,多照料妹妹。”先任说感激地说:“难得你一片好意,我会尽力的。”
　　部队进驻得荣时,卢冬生突然来到军团部向先任报告了先超的情况。他说,先超真是个好少年,在行军中不知抢救了多少伤病员,让他们走完长征路。而他自己走过雪山前身体还不错,可在过雪山时,毕竟年幼体嫩,长眠在雪山了。卢冬生一面报告,一面安慰她。先任虽眼中无泪,但眼前闪现了小弟活泼可爱的面容。先超年仅16岁,参加红军后,听话懂事,在师部当卫生员,表现极好,多次受到首长表扬。他俩在长征中仅见过一面,临别时相互叮咛:“大姐,你要多加保重自己。”“小超,你别担心我,我会照顾好自己的。”先任心情沉重,思绪万千,又不禁想起先为:好一个年轻的革命干部,22岁当鹤峰县委书记,对敌斗争不屈不挠,令敌人胆战心惊,不幸内部出了叛徒,敌人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两位好弟弟先我而去,叫我内心怎不悲哀啊!但她马上想到:我不应沉浸在悲哀之中,要继承他们的遗志,为革命奋斗到底!
　　蹇氏姐妹以坚强的毅力,各自带上孩子终于胜利地走完了长征之路。但先佛的“堡生”也和“红红”一样,未能看到胜利的这一天(堡生死于日寇毒气之中)。
　　(后记:新华社北京7月29日电,中国****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我党组织战线和优秀领导干部……蹇先任因病医治无效,于2004年7月25日15时,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生张飞”张瑞贵 [转帖]

　　
　　张瑞贵(1891～1977)字玉麟,名园亚,广东钦县(今广西钦州市)钦北区贵台镇那统村人,壮族,国民党陆军中将军长,素有“生张飞”之称。

　　弃工从军

　　张瑞贵出生于十万山中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其母生下张第三天就得背着他下地干活,终年勤劳,全家仍不得一饱。张逐渐长大,除务农外,还上山打柴,挑至贵台圩卖,帮助父母维持家计。少年时,还受雇于人,牧牛看鸭,由于看鸭时间较长,乡人都叫他“看鸭张”。后因家庭生活困难,随父母前往南宁谋生,在一家酱料店做工。晚上常与同伴到武术馆学武术,还常到说书寮去听故事。他特别喜欢听各朝代英雄人物和各种小说中武侠人物的故事。
　　张瑞贵于钦防军官讲习所肄业,1909年受孙中山两次组织领导钦州王岗山、马山反清武装起义的影响,加入同盟会。1910年弃工从军,投入旧桂系部队当兵。由于作战有功,提任伍长、十长、排长。辛亥革命后随桂军林虎部入粤,任连长。当连长时,回南宁探亲,与以前已相识的韦秀英结婚。1919年,张在广东江防司令申葆藩(钦州人)的部属任营长,1921年任游击统领,后改任团长。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次年,邓本殷、申葆藩向广东南路扩张,自封八国联军正副总指挥。申葆藩设行辕于钦州白虎庙(今市实验小学),升任张为第二旅旅长,旅部设在钦城符家祠(原县级钦州市大院内)。1925年春,八国联军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张率残部400余人退回贵台马山附近的那夜洞等村负隅反抗。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一师陈济棠的部队进驻钦廉四属,1925年底张接受陈济棠改编,任第十一师补充团少将团长,团部驻廉州城。离团部不远有个菜市场,内有一个中年妇女和一位女子卖豆腐。这女子名叫陈培兰,18岁,人称“豆腐西施”,正在廉州中学读书。张经常路过市场,看见这个漂亮的女子,神魂颠倒,即叫副官谋划撮合,竟如所愿,陈培兰便成为张的二房太太。1927年,陈济棠部队调防广州,陈晋升第四军军长,张升任第四军十二师副师长。次年任第六十二师一二三旅旅长,第一独立旅旅长。这时,陈培兰入广州光华医科学院读书。1929年冬,粤桂战争爆发,第四军阵势不支,情况不妙,陈济棠坐立不安。张闻讯请战获准,率部属官兵一丝不挂,奋勇冲杀,击退桂军,从此成为陈的心腹爱将。1933年秋,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率各将领巡视潮汕东防区,一刺客手握俄式手榴弹,在陈跟前拉开保险闩,在此千钧一发之际,张瑞贵猛冲上去,一脚踢开,双手将那刺客连同手榴弹掷出数米外,手榴弹爆炸,刺客抱弹而亡,陈济棠仅足部受轻伤。陈济棠为感谢张救命之恩,除赠送洋房和金钱外,还决定把张提升为军长(未果);张1935年任第四路军第三师师长;1936年2月授陆军少将;8月任第63军153师师长,10月授陆军中将;1937年8月起任第63军军长;1946年4月,任广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同年10月退役。

　　关心教育

　　1928年前,贵台乡没有一所小学,没有一个中小学生。张瑞贵深知没有文化的苦楚,极力提倡兴办学校。他召集地方绅士,决议建立贵台小学。他率先垂范,慷慨捐献白银陆千元,并发动地方人士募捐建校,于1932年建成前后两座教学大楼(校址今贵台粮所)。是年秋,贵台小学开学上课,全校师生在校门摄影一张集体像寄给张瑞贵,张接到该小学的像片和信函后,万分喜悦。不久,即购买大批书籍、仪器寄回,内有:万有文库、辞源、辞海和各种杂志,世界地图、全国地图、动物图、植物图、矿物图、科学图、人体构造生物卫生等挂图200多幅,共数大箱。还有中型风琴一台,天津制排、篮、足球两大箱数百只,洋鼓全套,长短洋号两对,美当时最时髦汽灯一盏。此外,每月按时寄回各种报纸、杂志,报纸中除国内报纸外还有《香港大公报》、《星岛报》、《探海灯》等。1935年,张瑞贵还乡进新居,还到学校广场开会演讲,鼓励地方父老乡亲要热心教育,勉励学生勤奋学习,争取成为国家有用人才,并为学校书写“宁静致远”四个大字。此举,备受乡人钦敬,学校碑记中云:“张公以英武雄才,热诚兴学,喜惠士林,其功足以不朽”。
　　1939年11月15日,日寇在钦防的龙门、企沙登陆。16日下午,日寇占领黄屋屯、大寺。刚从钦城东郊白虎庙(今市实验小学)迁来的广东省立钦州师范的师生员工140人,在伍瑞锴校长的带领下,从大寺经桂林到广东连县东陂镇宝梵寺古庙复课。不久,伍校长调离学校,省教育厅派张开照(广东龙川县人)来接任校长。1940年11月钦州光复,省钦师的钦防子弟,要求把学校迁回钦县。张开照怕迁回钦州当不成校长,便极力反对和阻挠。学生会向各界人士发出了“为把省钦师迁回钦县的呼吁书”,张瑞贵接到呼吁书后,积极支持,复电学生会,赞成迁校返钦,并汇给钦防子弟每人100元旅费。1941年6月中旬,省钦师准备迁校,张开照又勾结省教育厅领导,企图把省钦师并入韶关师范。张瑞贵接到钦防籍学生联合“坚决要求迁校、反对并校”的请求书后,即打电话给省教育厅长,表示支持省钦师迁回钦县,厅长只得同意迁校。同时,以63军军部的名义,从坪石派出火车(客车)一节,专程搭送师生员工到柳州,终于8月中旬胜利地回到了钦州江畔的白虎庙原校址。从此,钦师得到不断的发展。

　　保护《汕报》

　　1933年,张瑞贵部驻广东潮汕一带,是年朝鲜发生义士尹奉吉行刺日本天皇失败以身殉国的事件。汕头市的《汕报》社长兼总编辑张怀真在《汕报》上发表题为《惜乎不中》的社论,指出由此事证明朝鲜国魂犹存,今后必将有更多的人投身革命,倡议我国民众向朝鲜义士尹奉吉学习,团结一致,共御外侮。此事竟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史称“汕头事件”。
　　开初,日本驻汕头总领事,以《备忘录》通知汕头市政府,大意是《汕报》侮辱了日本天皇,即封《汕报》,并扣留《汕报》负责人张怀真。汕头当局对日方的无理要求,予以拒绝。事隔数日,忽然驶来大小日舰20艘,其中7艘已驶入汕头港内,卸下大炮炮衣,威胁我方。同时,日本驻汕头总领事向汕头市政府发出“哀的美敦书”(最后通牒),限汕头市当局于48小时内实行:一、封闭《汕报》;二、拘捕《汕报》负责人张怀真,并送至日舰听候惩处;三、赔偿日舰开来汕头的军费;四、保证日侨安全;五、禁止任何反日言论,并保证今后不再有类似事件发生。汕头市长黄子信不知所向,一时全市人心惶惶。张怀真颇有骨气,第二天便在《汕报》发表申明:“①《惜乎不中》社论并无错误,即无侮辱日本天皇字句,亦无妨碍中日邦交之处。但为避免汕头人民遭浩劫,如果政府要封闭《汕报》或停版,他愿意接受;②如果政府认为他的言论有妨碍中日邦交,他愿意接受国家给予的任何惩处;③当局如果拘捕他送往日舰,则日本不只是侮辱他个人,而是侮辱我国的尊严。为了国家的体面、记者的尊严和个人的人格,他宁愿自杀殉职,以保气节,而决不能被送到日舰。

　　张瑞贵当时是独立第二师的师长,驻防汕头。张得知即表示坚决支持《汕报》的正义立场,面对日本的“哀的美敦书”,他毅然采取了果断措施:①立即宣布汕头全市紧急戒严;②强迫疏散全市民众到潮安、潮阳、揭阳等地,使汕头一夜之间变成死市。同时,张怀真一家大小亦由部队护送到潮州国民旅店妥善安顿;③派部队把全市数百名日侨的住房包围、监视,不准他们出门一步;④深夜在沿海各险要地区堆置沙包,构筑防御工事;⑤星夜往妈屿口凿沉多艘大木船,并布下水雷封锁港口。这些措施办妥后,一面经正式外交途径宣布拒绝接受日本的“哀的美敦书”,一面又经非正式外交途径暗示日方,谓不理什么国际公法私法,只要日舰敢开第一炮,我张瑞贵的部队便会把在监视中的日侨杀个精光,一切后果由我张瑞贵个人承担。这样理直气壮的强硬对策,竟把日方弄呆了。日本人只得退让,双方发表误会声明,“汕头事件”和平解决。日舰无条件撤走,《汕报》照常出版,张怀真受到各方函电嘉勉,张瑞贵“生张飞”的英名扬四方。

　　粤北抗日

　　抗战爆发,陈济棠反蒋失败,蒋介石收编粤军,任张瑞贵为第63军军长。张率部出发抗日前,电告远在德国留学的陈培兰归国抚育子女。陈培兰回国后,由穗携10个儿女(其中3个为韦秀英所生)迁居广西桂林,后到香港。韦秀英则回到老家十万大山中的贵台乡居住。
　　张瑞贵抗日主要在“三次粤北会战”。1938年秋,日军强行在广东澳头、淡水登陆西进,张率63军在守备地迎敌,终因无兵增援,惨遭击溃。广州沦陷后,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命各军转移粤北布防。63军在增城、从化外沿修筑工事,与敌对峙。1939年冬,日军全力进犯粤北,63军在从化、新丰间,时于敌前,时于敌后,与敌击战。张瑞贵命153师于新丰之羊石坳、江尾头、蒲昌等地,侧击敌之背腹。十二集团军在中央增援一个师配合,全面展开激战,敌不支而退,余汉谋令各军分头追杀。张瑞贵亲率153师所辖的459团追至增城之腊圃、曾洞时,命该团配合群众组织的百人大刀队,乘敌甜睡,冲入敌营,斩杀日军不少,但突围归来损失亦重,这是“第一次粤北会战”。
　　1940年夏,日军再度北犯。主力沿从化、新丰公路北进。张瑞贵令152、153师疏开于良口地段之石榴花顶、五指山、上江东、黄牛山等高地抵敌。以186师集结于牛背脊策应,战斗激烈,双方损失惨重。黄牛山被敌两度攻陷,终被我军克复。战斗中,连日大雨,敌机无法投入战斗。从化河水位高涨,敌为达到北犯的目的,用机船拖驳增援,张急令炮兵营集中火力轰击,敌船中弹沉没,敌兵溺死不少。敌军在我火力压制之下,全部遗退,这是“第二次粤北会战”。第三次粤北会战是在1944年冬开始的,当时第七战区情报报道:“敌企图打通粤汉线,集结主力于湘赣之间,向南推进”,情况紧急。63军待命于新丰,不久,战时广东省会韶关失陷。张率63军日夜兼程出发,先头部队459团,进至始兴县南之东湖坪、马头洞地带,与敌发生遭遇战。张以据点式的部署,将兵力分布于山地,由始兴、南雄延伸至赣边南浦,力挫敌锋。敌被缠于山地,无法前进。十二集团军另以两个军于韶关附近,与敌周旋,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惨遭失败。
　　八年抗战,张瑞贵驰骋沙场,临危不惧,力挫强倭,立下了不少战功,但仍有不周。1940年冬,重庆军事委员会给张瑞贵考核评语:“英勇有余,远见不周”。

　　附蒋反共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挑起内战,张瑞贵以年老力衰为由,请求退役获准,退居从化七星果园,过着悠闲日子。蒋介石闻知,心里不安,认为张瑞贵一生戎马,旧部流散两广不少,恐怕被人利用,为了对付两广的****游击队,于1948年1月委任张为“粤桂南区清剿总指挥”,在湛江设立指挥部。张瑞贵上任后,召开广东七、八区和广西三、四区行署专员、县长会议,部署第一期“绥靖”计划,重点对十万山区进行更大规模的“围剿”。接着,调集广东省保安第二团、第九团,钦防警察大队以及地方反动武装和他的警卫营等近万人,开赴十万山区外围,采取“肃清平原,围困山区”的战略措施,企图消灭****领导的粤桂边区游击队。1948年6月,蒋介石又派来军统要员中将张君嵩(合浦人)为副总指挥(11月在遂溪被击毙)。张瑞贵疑是监视他,即电请将湛江指挥部交给张君嵩负责,自己回钦州设立指挥所。获准后,于1948年秋率部分人员回钦,在刘永福故居三宣堂设立“前进指挥所”,调集约4000人的武装力量,对十万山区游击队进行反复扫荡。
　　1949年春,蒋介石电促张瑞贵“搜剿”十万山区的游击队,张即复电“已分令防城、钦州、上思等县地方武装,及进驻各县的保安团向十万山区推进,职亲临十万山脚之贵台‘督剿’,战情待后续报。”张赴贵台后,除上述部署外,另采取三条措施:一是政治诱降,散发《张瑞贵劝降书》,以乡亲关系写信给贵台人黄焕华(粤桂边区人民解放军二十一团二营营长),劝其合作;二是加快修筑由黄屋屯经贵台到洞利的备战公路(后未建成);三是扫墓祭祖大摆筵席,宴请当地商绅、乡保甲长,散布反共言论。1949年8月,张又带警卫营亲临贵台指挥,并将其家中保存的部分军用物资船运钦州。不料,在百龙岭被游击队截获。同年深秋,张奉令将钦州指挥所合并湛江总部,迁驻北海。行前,命警卫营开赴贵台,与韦秀英配合作战。1949年12月,北海总部被人民解放军攻陷,张狼狈逃走。1950年初,张奉令率部分兵力驻守围洲岛,不久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围攻下,登舰逃往海南岛。1950年2月,蒋介石为配合反攻大陆,委任韦秀英为“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张瑞贵在海南即派外甥李成威带“密令”潜回贵台,张还亲自草拟了一份《告同胞书》,谩骂“**”,是“苏俄的走狗”,吹嘘“国民政府派大量飞机配合大军反攻大陆”,煽动民众“携枪裹粮,踊跃参加,到处袭击**”。韦秀英接令后,即成立“粤桂边区民众反共救国军”6个纵队,在贵台拉起一支数千人的反共队伍,扼杀我新生人民政权,制造了惨无人道的“那袅惨案”,韦秀英也最终被人民解放军击毙于大那休村。
　　海南岛解放时,张瑞贵随陈济棠飞机飞往香港,后转台湾,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张在蒋经国的授意下,曾两次派其部下空投或窜入钦防一带,企图在十万山建立“游击根据地”,继续与人民为敌,但最终被歼灭。1977年3月26日,张瑞贵病逝于台湾省台北耕萃医院。

天才诗人白居易的生活秘闻 [转帖]

　　　　作者：中国散文学会 编选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天才诗人白居易的生活秘闻

　　王青笠

　　白居易，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正月二十生于河南新郑县东郭宅，武宗会昌六年(846年)八月卒于洛阳，享年75岁。晚年官至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是我国文学史上相当重要的诗人。

　　白居易在他那个时代就是偶像级人物，他的文字的影响力不仅在文化圈子里流传，同时也风靡娱乐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流传之广，即使到今天大概都不比《双截棍》差。

　　同时，也有很多人对白居易的一些作为很不以为然。

　　少年得名，被人当做偶像追捧

　　在众多名家当中，白居易大概属于天才那一类。

　　他出生不过六七个月的时候，家里人指着“之”和“无”两个字逗他玩。他竟然就此记住，以后每次有人问还不会说话的白居易这两个字，他都能准确指出来。这样的天才儿童要是放在20世纪末，没准就读上那些著名高校的少年神童班了。

　　难得的是，白居易没有像那些高校神童班的孩子们那样流星一现，他五六岁就学做诗，9岁就熟悉了声韵——这个人天生就是吃文字饭的。而且白居易读书很用功，以至于口舌生疮、手肘长茧，这样，他16岁的时候已经写出了“春风吹又生”这样的佳句。

　　白居易初到长安拜见前辈寻求提携，文名赫赫的顾况素来目下无尘，就跟白居易摆起了老资格，说:“京城米价很贵，想要居住在这里大概不太容易。”等看了“春风吹又生”之后，马上改口说：“以你这样的才华，在京城肯定能混得很好。”想来当时的首都只是米价高，房价还不怎么吓人，否则任春风怎么吹，也吹不出广厦华堂。

　　后来白居易诗名日盛，在全国的学校、旅舍、码头、妓馆这些公共场所，男女老少都在吟诵白居易的诗歌。

　　当时有个军官想招个歌伎，有个歌伎为了自抬身价，就说自己能够背诵白学士的《长恨歌》。果然这招奏效，这名歌伎的身价真的被抬起来了。白居易对此大约多少有点得意，在给朋友的信上特意炫耀了一下。

　　唐朝流行文身，社会上也不完全把文身和不良青年画等号。一位狂热的超级“白迷”，从脖子往下浑身三十多处文上了白居易的诗句，经常洋洋自得地在街头袒胸露臂，放声高唱。

　　政坛失意，与歌伎同病相怜

　　文学上的成就固然值得自负，但那不是白居易心目中的目标，建功立业才是永恒的主题。白居易生活在唐朝的衰落时期，面对军阀割据、政局动荡的混乱局势，白居易积极向皇帝进言，希望能够得到采用。

　　这个时期的白居易是坦荡刚直、勇于任事的，但无论什么时代，这样的人总是显得很不“懂事”，他管闲事甚至管到了皇帝的后宫。时值大旱，白居易居然斗胆请求皇帝遣散一部分宫女，一则缩减开销，二则减少社会上的旷男怨女。结果谁都能料到，他这分明是去找骂。

　　壮年气盛、直言无忌的白居易并没有实现他的目标，反倒给自己招惹了不少强大的敌人。事实上，他那过于急切直率的作风，让亲自提拔他的皇帝都受不了，有时皇帝老子话还没说完，白居易就直愣愣地顶嘴：“陛下错了。”皇帝当场变了脸色，事后对人说：“这小子是我提拔的，居然敢这样，多半是不想混了。”

　　虽然皇帝没有马上拿白居易怎么样，但祸根已经埋下。后来宰相被刺杀，白居易第一个建议追捕主谋，政敌们趁机指摘他越权，照例再加上些谣言，就把他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的第一个政治高峰结束了。

　　江州司马白居易虽然失意，在著名的《琵琶行》中，和偶然相遇的长安歌伎大起同病相怜之叹，但他还在等待机会，他仍旧怀着希望。

　　再次回到京城，一开始，白居易行事的风格依然不改，为了坚持立场，甚至不惜和多年好友元稹翻脸。然而政治集团之间激烈的倾轧斗争终于让他渐渐“懂事”了，白居易从忧虑到失望，再到逃离。他承认自己的失败，为了躲避政治旋涡，甘心外放，做地方官去了。

　　个人的意愿在庞大的命运车轮前显得实在太渺小，只有少数人一生都是斗士，白居易不是那种政治需求特别强烈、个人意志特别坚定的人，诗人早年的理想已经在现实中渐渐消磨。

　　老来享乐，几多荒唐几多愁

　　白居易也有老的那一天。

　　到那个时候，他开始享受生活了。

　　他人是老了，却开始蓄养大量家姬，还亲自指点她们学习乐舞。拜他的诗歌流传之赐，白居易的家姬非常有名，其中最有名的是小蛮和樊素，“素口蛮腰”这个香艳的说法，就来自于白居易。

　　不仅如此，白居易似乎还很喜新厌旧，他10年内换了3批家姬，只是因为过了几年就觉得原来的家姬老了不中看，而这个时候他自己已经67岁了。

　　当然，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生硬地评判一千多年前的古人，在那个时代，白居易的行为不论在法律上还是道德上，都没有什么不妥。不过，以白居易当时的年龄，怎么说也不够自重。当青春不再时，人往往会遇到精神上的危机，白居易在这个时刻再一次显示出了自己意志上薄弱的一面。

　　一场大病之后，白居易大约也感觉到了自己来日无多，虽然恋恋不舍，还是把他最钟爱的小蛮和樊素都遣散了，算是为她们的前途做了一点打算。当初吟唱出“江州司马青衫湿”的那个悲天悯人的白居易，此刻多少又有点回魂了。

　　然而白居易对待女性的态度一直被质疑，后来就有了他逼死朋友侍妾的传闻。关盼盼是白居易好友的妾室，好友死后，关盼盼独居10年没有再嫁。白居易听说后，写诗一首送给关盼盼，大意是感慨好友一死，好友当年在关盼盼身上的心思全白费了。本来人死万事空，这种感叹可说是很正常。但也可以理解为谴责关盼盼不够意思，没有以死殉夫。关盼盼看了这首诗，不久绝食而死。

　　这段公案后来就成了白居易的罪状。不过在漫长的时间流逝中，传说的可信度不免要打个折扣。白居易虽然晚年沉迷于声色，但也不至于非把别人的老婆逼死，他好歹没那么糊涂吧。

　　没有人是完人，白居易当然也不是。他会退缩，会消沉，但他自有掩盖不了的光彩，我们记住他，最终还是因为他的诗篇。

朦胧诗：80年代斩解禁锢的利剑  [转帖]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除了狂热的诗歌爱好者或者文学爱好者，很多普通人可能对于“朦胧诗”时代早已经毫无印象，随着诗歌进入低谷，有关诗歌的疯狂记忆需要我们到记忆深处打捞。

　　但凡走过20世纪80年代的读书人，尤其是喜爱诗歌的人，几乎无人不晓“朦胧诗”。从最初的“不懂”、反感，到后来的大家诵读模仿，“朦胧诗”成了20世纪80年代初的文化时尚标志。

　　在中国诗歌史上，还从来没有像“朦胧诗”闯入诗坛这样引起人们惊骇万状、激烈争论的情景。从1979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朦胧诗”如一个不速之客突然登上中国诗坛，引发了中国文学界规模最大也最激烈的争论。诗人、评论家、编辑，还有大学生们，互相之间为这个不速之客争论不休、大动肝火，甚至多年的熟人旦夕之间怒目相向、几挥老拳。当时几乎全国所有的报纸都卷入了感情冲动、言辞激烈的大辩论。

　　1979年，在揭露“四人帮”的诗歌热潮中，《诗刊》3月号发表了北岛的诗——《回答》。 这首诗被很多人在不同的场合朗诵，被打上经典的烙印。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好望角发现了，/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为了在审判前，/宣读那些被判决了的声音：告诉你吧，世界/我——不——相——信！/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那就把我算作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我不相信雷的回声，/我不相信梦是假的，/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到1980年，《诗刊》4月号刊出“新人新作小辑”，发表了“朦胧诗”人顾城的《眨眼》，王小妮的《碾子沟里，蹲着一个石匠》，傅天琳的《一个快乐的音符》等作品。8月号刊出“春笋集”专栏。发表北岛的《迷途》、《习惯》，杨炼的《织与播》，舒婷的《馈赠》，王小妮的《印象二首》。10月号推出震动全国的“青春诗会”，发表了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江河的《纪念碑》等作品。

　　这些诗歌用强烈的意象组合，表达了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苦闷、思考和叛逆精神，同时也抒发了对未来的希望。30年前，我国刚刚涌动改革开放的初潮。诗歌，尤其是“朦胧诗”成为斩解禁锢的利剑，为人们提供精神松绑和喘息的空间。

　　1978年12月23日。《今天》杂志第一期在北京出刊。刊出的诗作有蔡其矫的《风景画》、《给》、《思念》，舒婷的《致橡树》、《啊，母亲》，芒克的《天空》、《冻土地》、《我是诗人》，北岛的《回答》、《微笑·雪花·星星》、《一束》、《黄昏:丁家滩》。当时，被激情和自我表达燃烧着的诗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席卷中国的朦胧诗潮自此波涛涌动。

　　人们传诵着:“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其实在《今天》创刊之前，20世纪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民间就已涌动着后来被称为“地下诗群”的潜流。比如，这股新诗潮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就开始酝酿了。一批出生于20世纪40年代末20世纪50年代初的青年从“地下”悄然崛起，如北岛，他写《回答》是在1976年4月，舒婷写《珠贝——大海的眼泪》完成于1975年11月。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北京有不少类似“太阳纵队”这样的文学小组或小沙龙。他们私底下热情地写诗，跨校组织诗歌朗诵会。20世纪70年代初，食指、黄翔、贵州诗人群，多多、根子等“白洋淀诗群”紧接着纷纷亮出诗作。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岛、芒克、江河、杨炼、顾城、舒婷等以不凡的气势及勇猛的力量撞开诗歌的新纪元。1985年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朦胧诗选》记录了先行者的脚印。

　　《今天》共出版九期，除刊物外，还出版《今天》文学资料三期，《今天》丛书四种。其间，在玉渊潭公园组织过两次诗歌朗诵会，两次协助举办当时的先锋美术活动“星星画展”。1980年9月，《今天》停刊，其后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由于《今天》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组织者和撰稿人在“新诗潮”中的地位，《今天》、“今天诗群”的作品，在后来的诗歌史叙述中，被看做“朦胧诗”的核心。

　　“今天诗群”这个时期的作品真正被命名为“朦胧诗”，缘于章明先生的一篇质疑文章《令人气闷的“朦胧”》。文章以“朦胧”尖锐反诘“今天诗群”。可能作者也不曾想到，原本的批评之语居然成为“今天诗群”最准确的命名。

　　有关“朦胧诗”的争论开始之后，春风文艺出版社敏感的编辑们立刻以此为名组织编辑出版《朦胧诗选》。淡绿色的书封、雨后落花般朦胧的设计，充满了现代主义的内在……《朦胧诗选》一经出版，一时洛阳纸贵。那时，穿着牛仔裤、戴着墨镜、手执一本《朦胧诗选》的形象，几乎成为标准的时髦青年模式。

　　《朦胧诗选》的出版为“朦胧诗”引发的洪流迅速加入了大众读者。随着主流诗刊、大量报纸刊载“朦胧诗”的作品及评论，“朦胧诗”已在全国形成摧枯拉朽之势。朦胧诗人成为一代受追捧的偶像，成为社会上耀眼的明星。与此同时，社会上对于诗人群体的追捧使得诗人的身份以及诗歌在20世纪80年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狂热。

　　80年代中期的某一天，在《诗刊》编辑室，一对男女突然出现。他们取出一面旗帜，“呼”的一下展开，上面书写着“中国诗歌天体星团”的字样。那名男子开口道：“我们是贵州的黑豹子，来北京咬人了！”

　　当时全国已经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诗歌团体和流派，如杨炼和芒克组成的“幸存者”诗人俱乐部，周佑伦、蓝马发起了“非非主义”实验性诗歌活动等等。

　　黑豹子也是个诗歌团体。说话的男诗人身患重病，他说自己是瞒着医生爬上了火车。“我太爱诗了，”那个病人攥着拳头说，“只要是为诗做事，豁出命来我也干。”

　　这些火热的故事，让当代人觉得无法理解。对此，著名诗人西川曾一言以蔽之：“20世纪80年代人们并不是对诗歌有热情，而是对政治有热情。”

　　1984年，“朦胧诗”的代表人物北岛应邀参加《星星》诗刊在成都举办的诗歌节。开幕那天，尽管有工人纠察队维持秩序，但无票者照样破窗而入。听众冲上讲台，要求签名，钢笔戳得北岛生疼。一个小伙子甚至掏出匕首，猛地戳进自己的手背，说：“我要用我的血，让你们看到我对你们的爱，对诗歌的爱！”

　　一年后，北岛首次出国参加国际诗歌节，发现绝无在成都所见的狂热。听众手脚干净，没人自带刀枪。他们花钱买份节目单或诗集，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必要时鼓掌，从未喊出“万岁”之类的口号。

　　1986年12月6~9日，星星诗刊社在成都举办大型“中国·星星诗歌节”，庆祝《星星》诗刊创刊30年。被评为“最受读者喜爱的当代青年诗人”的10名诗人（舒婷、北岛、江河、顾城、叶文福、杨牧、傅天琳、李钢、叶延滨等）与读者见面，并举办三场讲学活动，场场都有几千人参加。

　　会场之热烈是今天不可想象的。一位诗人在台上演讲，台下竟有人高呼“诗人万岁”，全场响应。诗人们演讲结束，需要警察保护走出会场。人们在多个通道等着索要诗人的签名，等着与诗人合影。一次，舒婷根本无法走出会场，几个警察架着她，几个警察在前边开道。到了接她的车门口，人们高呼着“舒婷，舒婷”的名字，伸出无数只藤蔓般的手臂，几乎把她挤到车底下去。还是警察硬把她塞进车里。而最近，当有人问起舒婷当时的状况，她答非所问地说：“那是诗歌的时代，现在就很难了。”

　　那的确是为诗歌疯狂的时代。

　　文化圈的很多人则把当年的诗歌比作政治天气预报。《对一座大山的询问》朗诵会预告在《人民日报》登出后，外国使馆频频向《诗刊》询问这是不是为刘少奇平反的信号。

　　在当时，这种反映人民心声的职责本来应该属于媒体，但由于没有其他渠道，人们只好借助诗歌来表达。

　　也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那个年代那些难忘的场面：一位听众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的《呼声》，激动地捏碎了收音机；几乎每所大学都有自己的诗社，一项诗歌评选能收到数十万张选票；《诗刊》80年代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办朗诵会，其场面比今天周杰伦的演唱会还喧闹。

　　多年后北岛终于明白：“那时由于时间差——意识形态解体和商业化浪潮到来前的空白，诗人戴错了面具：救世主、斗士、牧师、歌星，撞上因压力和热度而变形的镜子。我们还险些以为那真是自己呢。没两天，商业化浪潮一来，卷走面具，打碎镜子，这些误会再也不会有了。”

　　在“朦胧诗”的热浪中，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诗刊》也伴随着诗歌的升温而不断地上升、上升、上升，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54万份的顶点。“诗歌繁荣，诗坛兴旺，诗人自信。”一位老编辑这样概括那个已经不再的年代。

　　对于“朦胧诗”，一些习惯于传统诗风的人为此大为恼怒。有的说这些诗“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有的说：“如果思辨的诗朦胧而又晦涩，那就不仅不会有感染力，而且让人望而生畏。”有的说“朦胧诗”“是张天师的符咒”，“看上去漆黑一片，无所谓诗美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看”。有的习惯性地“扣帽子”：“让人不懂的晦涩诗或很朦胧的诗，是脱离人民脱离生活的，是以艺术上的古怪来掩盖思想上的空虚和生活上的贫乏。”有的甚至打起了“棍子”：“‘朦胧诗’的出现，是‘四人帮’毒气在诗坛上的一种折光，是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个倒转的漩涡，是新生婴儿身上一个可恶的脓包。”

　　当然，今非昔比，思想解放的潮流滚滚而来，“朦胧诗”也拥有了很多支持者。北京大学教授谢冕首当其冲，高度称赞“朦胧诗”是新的崛起，代表了未来的希望。他说：中国诗歌自五四运动以后的“六十年不是走着越来越宽广的道路，而是走着越来越狭窄的道路”，诗坛充斥着“内容平庸形式呆板”的诗作。他毫不隐讳地说，希望就在这批青年人身上。他认为这些青年朦胧诗人是诗坛的主要冲击力量。

　　在2008年，面对记者的采访，谢冕再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朦胧诗’永远不可能被超越。因为‘朦胧诗’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你不要想去超越它。此外，单就文学价值来说，‘朦胧诗’有它独特的美学价值，尤其在意象化方面。但它和时代因素这些是一体的，你很难把它剥离开来。”

　　面对诗歌的低谷期，谢冕心态平和，他说，诗歌可以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写诗不是。不可能人人都写诗。诗是很贵族的，不是平民的，不是谁都能写的。这是我的一个理念。要说人人都写诗，都是诗人，这是不正常的。1958年就是这样，是不正常的。

清宫意大利画家郎世宁和他的绘画 [转帖]

　
　　聂崇正

　　我今天跟大家讲一个在清朝宫廷中供职的欧洲画家，中国名字叫郎世宁。可能大家对他会有些印象，但是在百余年前，也许没有多少人知道他。民国时期，康有为曾经说他是最早开创中西合璧绘画技法的画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郎世宁游离于艺术史之外。中国的艺术史很少提他，甚至不提他，欧洲的艺术史也不

　　提他。中国的艺术史都是由中国文人撰述，看到他是个外国人就不提他了；欧洲的艺术史中，则因为郎世宁长期生活在中国，对他在异乡他国的绘画创作情形所知甚少，所以也把他排除在外了。现在我们回过头来，从他的生平、从他的作品来看应该是很有意思的，是值得研究和介绍的。不知诸位是否关注拍卖市场，近些年，中国国内的大陆市场，还有欧洲、香港拍卖市场曾经出现为数不多的郎世宁真迹，都拍到相当高的价位。可见现在的收藏家、艺术市场对此也是相当关注的，也说明这个画家越来越受到重视，这也改变了以往艺术史对他的看法。在宫廷供职，可能会被看成是封建糟粕，再加上他是个洋人，排外思想流行的时候就很自然地将其排斥在外了。如果要以文人绘画的标准衡量，就无法给郎世宁的作品一个恰当的评价。但是我们现在看北京故宫博物院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郎世宁作品，可以发现它们有其自身的价值。今天我想通过介绍他的生平以及艺术创作来重新认识一下这位二三百年前在中国生活了一辈子的意大利画家。

　　郎世宁(1688-1766年)，原名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他是意大利米兰人，青年时期受到系统的绘画训练，很年轻的时候就加入了欧洲下属的宗教组织耶稣会。大家知道从明朝末年利玛窦、汤若望这些人到中国来之后，陆续就有欧洲的传教士到中国传教，一些人就到了宫廷，成为带有顾问性质的人。郎世宁在他二十多岁的时候（1714年，即康熙五十三年)以传教士的身份远渡重洋，那时要到中国只能走海路，其时苏伊士运河还没有开凿，他们先从地中海上船，往东行驶绕过西班牙直布罗陀海峡，绕过非洲东岸、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然后绕过南亚次大陆，进入南中国海，到达当时被葡萄牙占领的澳门。上岸后，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学习中国的礼仪，熟悉中国的文化，并取了个中国名字叫郎世宁。不久，他从澳门转到广州。当时的广东巡抚，知道来华的欧洲人中有位画家，就上奏康熙皇帝，康熙皇帝很高兴，下旨请他到北京来。郎世宁从康熙五十四年到中国，直至去世，他的后半辈子都是在中国度过的，最后安葬在了北京。郎世宁到了中国之后很快进入宫廷，成为一名很重要的宫廷画家。他为皇帝画了多幅表现当时重大事件的历史画，以及众多的人物肖像、走兽、花鸟画作品，还将欧洲的焦点透视画法介绍到中国，协助中国学者年希尧完成了叙述这一画法的著作《视学》，成为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使者。1766年7月16日(清乾隆三十一年六月初十)，郎世宁在北京病逝，终年78岁。

　　我们看见的郎世宁最早作品作于雍正元年，康熙时候的作品我们还没发现，故宫现在收藏有一幅油画，但是保存状况很差。因为清朝宫廷内没有油画修复师，也不知道如何保存油画，所以是卷起来收藏，油画上的油色一旦干了之后，就很容易剥落。我们曾经打开过一幅油画，上面画着一位中年的君主，很有可能是康熙皇帝。打开一点之后，发现几乎就无法修复了，马上仍然卷起来。这件东西也从来没发表过，我们希望能够请一些油画修复的专家，重现这幅画原来的面貌，但故宫有大量的作品需要修复，还顾及不到这些油画作品。如果这幅画是康熙画像的话，就很可能是郎世宁刚到中国的时候画的，应当是其在中国最早的作品。

　　现在可以见到的郎世宁最早的画画于雍正元年。雍正皇帝之后是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号称“十全老人”，对宫廷绘画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郎世宁是乾隆皇帝十分倚重的一位画家，他画了很多反映当时重要事件的大型绘画作品，现在有些仍然收藏于北京和台北的故宫博物院内，曾经多次展出与观众见面。我们编印的一些画册中也选有这样的作品。据当时的档案资料记载，乾隆皇帝经常下命令，叫郎世宁给他画“御容”，让郎世宁画圆明园殿堂中的装饰画。

　　郎世宁为中国的宫廷绘画作出了贡献，我觉得应该将他和他的绘画纳入中国的艺术史。他的画以中国的事件人物为题材，虽然没有记载说他汉语说得是否流利，我想基本交流应该没有问题，但他画上落款的“郎世宁”三个字可能不是他自己写的。在一些他的绘画作品上可见到“臣郎世宁奉敕恭绘”的字样，很工整，应当都是由别人代写的。我们无从得知郎世宁的汉字水平到底怎样。

　　郎世宁是受到皇帝的重视的。清朝宫廷里，画家们隶属于内务府造办处管辖，被称为“画画人”。“画画人”分成三个等级，饭钱是一样的，每个月三两；工钱则有级差。郎世宁享受的是最高一等画画人的待遇。

　　在宫里作画未必是个美差，从一个故事中可以知道。一次郎世宁正在他的画室里，皇帝带着她的若干后妃到了画室看他作画。第二天，乾隆皇帝问郎世宁说：“我昨天到你那里看画，你觉得后妃中谁最漂亮？”郎世宁回答得非常巧妙：皇帝来的时候我正在数要画的地上有多少块花砖。皇帝问他有多少，然后马上让太监去数，果然数目是对的，乾隆皇帝很高兴。在皇帝身边作画，既要心态平衡，又要有很机智的一面。这件事说明郎世宁在宫中取得这样的荣誉也是很不容易的。

　　在他七十岁生日的时候，乾隆皇帝还给他举行了很隆重的生日庆典，赏赐丰厚。

　　郎世宁去世后的二三百年，他的作品渐渐为人们所知。我们先看看他的人物肖像画。

　　图1是他画的一幅三米多高的乾隆戎装像。乾隆皇帝全身披挂，穿铠甲、戴头盔，挂箭囊、弓袋，威风凛凛，骑着一匹花马。此时乾隆皇帝大约40岁出头。他是以军队统帅的形象出现的。从郎世宁的这幅画上可以看到铠甲有一种光影的效果。画中的马匹也和中国传统画马的方法完全不同。我们经常看到的像古代画家李公麟、赵孟等都喜欢用连绵不断的线条来勾勒马的轮廓，而郎世宁是通过非常细小的笔触来表现马皮毛的质感，而且通过这种笔触来表现马的立体效果，画得很细致。这是欧洲画家的长处。

　　
　　图１　乾隆皇帝戎装像

　　图２　慧贤皇贵妃朝服像

　　图2是他画的乾隆皇帝皇贵妃的朝服像，慧贤皇贵妃朝服像带有非常浓厚的欧洲绘画的痕迹，脸部强调立体效果；座椅具有前大后小的透视关系；地毯的绘画让观者的目光有向前延伸的效果；就是衣服上的佩带，通过光影、颜色表现，也体现出丝织品的质感，甚至在膝盖处表现出转折的感觉。这些画中的人物，五官都很清晰，但是有一定的明暗效果。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些学过欧洲绘画的城市画家在延安为当地的农民画像，但画好后老农民不欢喜，说把他的脸画得白一块黑一块，因为农民们没有接触过欧洲的绘画，不明白光线的变化在脸部产生的阴影明暗。这种欧洲画法老乡接受不了。同样的原因，在当时皇帝也未必能够接受这种画法。郎世宁到中国之后就放弃了欧洲传统的表现人物肖像强烈明暗的手法，吸收了中国绘画的长处，将人物的面部处于正面光线的效果下。但他有欧洲绘画的基础，能够把握人物结构，将中西画法融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绘画面貌。

　　此外，外国画家画人物肖像习惯摆模特，中国人强调“目识心记”。晚清时曾经有个外国女画家给慈禧太后画像，慈禧太后穿戴整齐让画家画，过了一会儿她就不耐烦了，就让容龄穿着她的衣服给她摆模特，到了要绘画面部的时候才亲自去。画乾隆肖像画的时候也可能是这样的情况，当然这并未见于记载。

　　图3是《平安春信图》轴，这幅平安春信图上面并没有题郎世宁的款，但上面有乾隆皇帝题的诗说是郎世宁画的。画中的年长者是雍正皇帝，年轻者是乾隆皇帝，父子两人。这幅画下部有些空白的地方，可能没有画完。画上的竹子有立体感，与中国传统画的墨竹大相径庭。衣服表现出织物的厚重感，整个背景都涂满了，这是欧洲绘画的一个特点。

　　
　　图３　平安春信图

　　图４　嵩献英芝图

　　东西方人物肖像画中出现这样明显不同的差异，可能与人种不同有关系，中国人，面部较平，欧洲人高鼻深目，在光线的照射下，就自然会出现强烈的明暗对比。

　　再说说郎世宁的花鸟走兽画。

　　图4是《嵩献英芝图》轴，这幅画是郎世宁到中国之后在雍正年间画的作品，落款是雍正六年十月。我想雍正皇帝的生日在十月份，应当是当时的祝寿画。中国人画的祝寿画往往画个大桃子，旁边有棵古老的松树。这幅画也有棵古老的松树，有几块坚实的岩石，有一些灵芝，上面站了一只目光炯炯的鹰，表现一种歌颂的意图。

　　现在我们看到的郎世宁的作品，凡是画面上主要部分和次要部分都是郎世宁一手画的，显然是郎世宁早期的画，即雍正时候画的。而到了乾隆时候，画面的主要部分是欧洲的画法，背景却是传统的中国画法，有种不协调的感觉。这不全是画家的原因，而是乾隆皇帝指示的结果。在档案中可以看到乾隆皇帝有非常具体的指示，人物肖像让郎世宁画，背后的山石让中国画家画，出现一种画面上的不协调，但最后落款是郎世宁。这是乾隆皇帝的喜好，他欣赏郎世宁人物肖像的画法，但觉得背景应该是文人画的画法才更符合他的趣味。

　　图５　郊远牧马图

　　图5是《郊远牧马图》卷，这幅画中有八匹马，此来源于中国传统的典故。可以看到一个牧马人，画面的整个气氛是早期时候的。图6名称叫《英骥子图》，这幅作品画的是一匹白马，英骥子图画上书写有马的名字，高多少、宽多少，都有尺寸。这种画马的作品，说它是花鸟走兽画也可以。但是通过这匹马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清朝与周边的少数民族以及藩属的关系，实际上也是带有纪实功能的绘画作品。

　　图６　英骥子图

　　下面我们就专门讲一讲纪实绘画。

　　清朝有个超过前朝宫廷绘画的地方，就是它的纪实绘画特别发达。纪实绘画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个是有事可记，其时正逢乾隆皇帝开疆拓土；第二个条件，要有掌握写实画法的画家。清宫这两个条件都具备，故而出现了一大批大型的、带有纪实性质的绘画作品。这也是与郎世宁这样的画家供职宫廷分不开的。

　　图7是《乾隆观马技图》横幅。这幅画中的地点是承德避暑山庄。当时乾隆皇帝在西北地区用兵，平定了蒙古族的叛乱，一些不愿叛乱的蒙古贵族表示愿意归附，所以被封为清朝的官员。画中前面一排方阵是前来归附的蒙古贵族。在右边马队阵形前端的是乾隆皇帝。

　　图７　乾隆观马技图

　　这幅画构图上有些很有趣的地方。中国传统绘画，凡是皇帝和其他人一起出现的时候，都会有一个通常的做法，就是将皇帝的尺寸画得比一般人大。大家可以想想唐代的《步辇图》卷，唐太宗坐在步辇上，与其他人相比身材要大很多，这不是说画家不懂得比例，而是画家为了突出皇帝的地位与权威，故意这么画的。在这幅画中，郎世宁运用构图的方法来突出皇帝的形象。他画了一组锥形的人物，皇帝在这组人之前，稍稍拉开距离，通过构图的方法而不是尺寸大小来表现他的尊贵地位。这是郎世宁带来的绘画新方法。这样的构图方式，应当是郎世宁身上所具有的欧洲人文思想的体现。

　　图８　万树园赐宴图

　　《万树园赐宴图》横幅（图8）画的地点也是承德，在热河避暑山庄内，具有很明显的地域特征。在画法上，后面的山是中国画的面貌，应该是中国画师所绘，而人物则是供职宫廷的欧洲画家的手笔。这幅画也是表现当时乾隆皇帝接见蒙古贵族的场景。

　　图９　乾隆射猎聚餐图

　　《乾隆射猎聚餐图》轴（图9）表现的是一次战果颇丰的狩猎场景，乾隆皇帝每年都要到承德北面的木兰山中去打猎，这幅画就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狩猎情景。画中的人物有的在剥鹿皮，有的在切鹿肉，有的在熬鹿汤，有的在烤鹿肉。乾隆皇帝端坐在周围侍卫警戒的中间，背后是帐篷。画面同样利用构图的方式来突出皇帝这个主要人物的地位，画幅的背景是松林和群山，就好像是宝座后面的屏风一样。

　　图１０　阿玉锡持矛荡寇图

　　图10是关于一个平定蒙古叛乱的勇士的《阿玉锡持矛荡寇图》卷。阿玉锡本身也是一个蒙古族人，加入了清朝军队，带领几十个清朝勇士，夜袭叛军营地，大获全胜。我们中国人常有“勇冠三军”、“如入无人之境”之说，我想这幅画表现的就是这样的意思。此役得胜后，阿玉锡的画像被放在了紫光阁内。

　　图１１　乾隆木兰哨鹿图

　　图11也是一个狩猎场面——《乾隆木兰哨鹿图》。有趣的是，他将不同时期的狩猎场面组合在了一起。这幅画描绘的是围猎之后在慢慢收场了，这是返回营地的一幕。画面突破了时空的局限，反映了不同时空的若干片断。画中骑着白马的是乾隆皇帝。背后的山石应当是中国的画家唐岱画的。但画上只是郎世宁一个人的署名，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画家与外国画家合作的一幅图。

　　下面我们再来讲讲静物画。

　　图12是《聚瑞图》轴，画着插有一些带有祥瑞含义的植物的花瓶，例如多穗的谷子，一些奇花异草。

　　
　　图１２　聚瑞图

　　图１３　午瑞图

　　图13是《午瑞图》轴，画面上有荔枝、粽子。郎世宁的画非常真实，将没有生命的东西画得五光十色，非常逼真，带有很浓重的欧洲静物画的特点，但题材上则绝对是中国的传统。

　　下面我们再看看油画。

　　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油画被认为是民国初年由中国留学生出外求学带回来的，历史也就一百来年。但是我们在故宫收藏的文物中就发现有油画作品，所以对中国油画的发展历史也已提前到二三百年以前。油画在欧洲也就是五百多年的历史。在清朝宫廷的档案中也有郎世宁教中国人画油画的记载，这些跟随郎世宁作画的中国画家，可以称得上是中国第一批油画家了。

　　图１４　平定西域战图　鄂垒札拉图之战

　　铜版画也是欧洲的绘画品种。郎世宁以及其他一些欧洲画家合作绘画了一套《平定西域战图》（图14），是在乾隆新疆平叛得胜后制作的。这套铜版画是由郎世宁等人画的图稿，然后送到法国巴黎刻制印刷，再运送回国的。

　　这套铜版画一共16幅，画的是不同的战役，这是其中的一幅《鄂垒札拉图之战》。《平定西域战图 鄂垒札拉图之战》我想让大家注意一个非常有趣的细节。画面上清朝军队已经把蒙古包给拆了，从蒙古包里逃出的几个人居然是裸体。这大概是我们发现在清朝宫廷绘画中，甚至是中国宫廷绘画中唯一可见的出现裸体人物的绘画作品。裸体在欧洲绘画中司空见惯，但在中国一直是个忌讳。这幅画后来被乾隆皇帝颁给几个很重要的书院及寺庙，是基本代表官方思想的一幅作品。这个局部的细节想必乾隆皇帝不会没有注意到。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摘自《北大讲座》第十八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

周恩来谈叶挺将军飞机失事之迷[转帖]

　 作者：叶挺将军长子――叶正大

1946年4月8日，出席重庆国共谈判与政治协商会议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为了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和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共中央职工委员会书记邓发、教育家黄齐生等冒着恶劣天气飞返延安，同机的还有八路军军官李绍华、彭踊左、魏万吉、赵登俊、高琼和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其子阿九、其女扬眉以及四名美军驾驶人员。
当日下午，飞机在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遇浓雾失事，机上人员全部罹难。对于这一事件，当时的说法是飞机在浓雾中迷失方向导致坠毁。

1951年6月份我们回国后，我给周总理的秘书打电话请他转告周伯伯和邓妈妈，我有事情想拜访他们。过了两三天就接到中南海的电话，说周伯伯和邓妈妈要我和二弟叶正明到他们那里吃午饭。我们当然非常高兴，如期到了周总理的家。

在吃饭的时候，周伯伯问到我们家里的情况。他动情地说：“你爸英年早逝，牺牲时才50岁，你们要继承遗志，努力学习，坚持革命。关于你爸爸的座机为什么会失事，过去是说浓雾撞山失事。今天我可以告诉你们，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机上的乘客全是我们的人，其中还有我们党的王若飞、秦邦宪、邓发那样的重要负责同志，当然还有你们的父亲叶挺同志。国民党关了他五年，出狱的第二天就给党中央写报告要加入****，这就触犯了蒋介石。蒋介石是什么人？我跟他打交道已有好长时间了，可以说对他的个性我基本了解。这个人排除政敌无所不用其极。他利用特务在飞机仪表上做点手脚很容易。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延安上空，我们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了，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为了说明实际情况，这里再介绍几件事：

我父亲出狱后十个小时就写入党申请书，很快就得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我父亲在五年监禁时，国民党将领上官云相、陈诚几次说降不成，1943年5月12日晚上八时半开始蒋介石召见我父亲说降。蒋介石当时有强大的政府，有以戴笠为首的特务机构。皖南事变后我父亲和我们一家子都在蒋家特务掌握之中。现在你不但不跟我走，把你放出来第二天就重新加入****。命令特务在美国飞机上做点手脚，置你于死地，是蒋介石“顺理成章”的事。“四八”烈士证明了这点。其后刺杀杨虎城将军一家更证明这是蒋介石惯用的手法。

再让我们从航空技术和当时的天气情况来详细分析一下：12时25分，该机由中转站西安再次起飞向北飞行，又与延安美军观察组电台作过一次联络。当时它的位置是延安西南30公里的甘泉附近，飞行正常。党中央领导同志和“四八”烈士的家属，包括我的二弟叶正明、四弟叶华明都在机场等候着。当时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我弟弟说他们都听到飞机隆隆的声音了，以为飞机马上就可以降落，很快就可以见到爸爸妈妈和两个弟妹了。不知何故飞机隆隆声却越变越小，最后就听不见了。

当时大家都以为，地面下雨飞机不好降落飞到别的机场去了。党中央发电让各地数以万计的军民到四处查找，美军也派出两架飞机查找。4月9日下午，兴县黑茶山地区一位区委书记到县公安局报告，在黑茶山上有一架飞机碰在山上烧毁。经查证，证明就是“四八”烈士乘坐的飞机，机上人员全部牺牲。我手头上有一份当时兴县公安局参加清理失事飞机现场，直到把烈士遗体护送到延安全过程的干部顾逸之同志后来写的《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的复印稿。我想把其中“对飞机失事调查分析”一章中有关几条节录如下：

根据飞机出事现场的调查和向当地各方面群众的询问，我在给党中央的书面报告中曾做了以下分析：第一，飞机确实是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因为飞机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面的撞痕非常清楚明显，飞机是撞山后才爆炸和起火的。第二，从4月8日当天黑茶山地区天气情况的调查结果看，那天飞机到黑茶山时，天上云雾很浓，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驾驶人员可能是在这种天气中，因能见度太差，看不清山川地貌而撞山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第三……第四，这架飞机本来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起飞来延安的。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竟飞到东北方向来了，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后来听谭局长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方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沿途及延安的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戴有飞虎臂章的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周恩来总理以他敏锐的政治嗅觉，嗅出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的阴谋。参加清理失事现场的基层公安干部讲了四条失事情况，分析后说失事原因是不解之谜。那么今天就让我们来破解这个谜吧！

（一）飞机是从重庆出发到西安稍事加油后北飞延安直到距延安30公里的甘泉地区，一切飞行和地面无线电联系正常，隆隆的飞机声延安机场都可以听见了。正在准备着陆之前，国民党做了手脚的措施起作用了，使飞机不飞向延安，而“竟飞到东北方向，甚至飞到黄河以东黑茶山”。

（二）当时，延安在下小雨，黑茶山是山上下雪，山下下雨。就是说黑茶山的天气比延安的天气更不好。黑茶山只有2000多米高度，而飞机是“撞在黑茶山侧峰巨石上……才爆炸和起火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在巨石上了”。飞机可以飞6000多米高，而飞机在2000多米撞山，显然经过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后，飞机的高度表失灵了。

（三）在遗物中有一份有关迷失方向的电报稿。这就是说飞机承认已迷航，地面指挥也知道了飞机已迷失航向。

根据以上三个事实可以作出下面的分析：国民党特务在西安飞机稍停加油时用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飞机的磁罗盘和压力高度表线路上，当飞机飞向延安到达甘泉地区后磁罗盘和高度表同时失灵，致飞机迷失了航向和高度。

一般来说，飞行员在自己随身的文件夹中，是应该带有标示着飞行任务航线的地图的。按照地图飞过黄河那么大的目标，是可以看见或者感觉得出来的。当时下面天气不好是一片云雾，地图上肯定有山的标高，高度表又失灵了，你发了迷航电报，下面可能是一片山地，你为什么不飞高点？这里可能有飞行员和地面指挥的错误，但主要原因还是国民党特务在西安安装了定时破坏装置，把磁罗盘和高度表破坏了。飞机的航向和高度系统是飞机的“三角神经”，是非常容易破坏的。而且当时的C——47型飞机和现代的飞机不同，没有无线电全罗盘和无线电高度表，更没有卫星定位系统和飞行数据记录系统（就是普通说的“黑匣子”，出了事故后可以分析事故的原因的记录仪器）。和现代我们中国的客机比较，C——47是很原始的。因此，用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使飞机失灵。以上是周伯伯对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和我对它的认识。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接着谈第二个问题。周伯伯说：“这件事情出来后，当时我们没有确切的证据，不好直说是国民党特务干的。”我问：“为什么当时不能这样做呢？”周伯伯说：“你没有真凭实据，没有人证、物证，蒋介石是绝对不会承认的。当时全面内战还没有爆发，两党谈判还在进行，党中央处理一切事情，都需要考虑各种背景。如果拿不出真凭实据，去和国民党交涉提抗议，那将会给当时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谈判斗争带来不利的影响。我们和国民党的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啊！”接着周伯伯讲第三个情况。

周伯伯说：“我们打一仗总得总结一次经验和教训。这一次坐飞机的都是****人和美国人，并且主要的都是****的重要干部。一出事情就是我们党的重大损失，国民党则没有动一根毫毛，这太不合情理，太不公平了。不能使国民党为所欲为！这次失事后，为了防止国民党特务继续破坏，我们采取了一个相应措施，我们向国民党政府和军调处提出一个要求：以后凡是我党中央委员和高级将领坐你们的飞机，一定要有一位国民党的将军陪同。他们都答应了，以后也不得不这样做了。”

以上是1951年6月份在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家中谈论有关国民党特务陷害“四八”烈士的全部情况。按照国家保密法，30年后可以解密，现在已过了50多年，周总理对我的谈话内容应该是可以公之于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