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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县政管理的特点与启示[转帖]

《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１）
主　编　　武冈子
副主编　　易学金　王建槐

　　中国古代的县级政权，历来被视为巩固封建专制统治的
支柱，“州牧县令，乃亲民之官，治之始也”（《清世宗实
录》卷１，雍正谕）。不仅如此，古代县制也为近现代县制的
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一、古代县政管理的特点
　　１．实行县首长集权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在全国范围
普遍建立郡县制到清朝灭亡，县级政权长官的名称虽有不同，
但县官编制只有一位（后魏每县设三令长例外），无官冗掣肘
之患，权力比较集中。从县官与其辅佐官的关系来看，二者
的关系是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县官集行政、司法、财政、文
教诸大权于一身，而辅佐官（县丞、县尉，有时也设主簿）只
负责处理文书、刑狱等具体事务。
　　２．县级政权主要依靠吏员进行运转。吏员，主要指书吏，
在衙门内负责文书缮写、档案管理等具体工作，是政府内的
低级办事员。他们熟悉民情，精通律例，擅长处理机关内部
的行政事务。广义的吏员还包括那些役类人员，如捕役、狱
卒、差役等，他们在衙门内负责拘捕、收税、维持治安。在
古代，县级官府与老百姓的联系，必须依赖吏，吏是“官民
交接之枢纽”（梁章钜《退庵随笔》）。
　　３．实行县官限任制。我国古代县官的任期是有明确规定
的。一般来说，任期为３年。
　　４．县官任用实行回避制。中国自汉代始有回避制度，后
经历代发展完善，使之成为古代一项非常重要的人事管理制
度。①地域回避。唐代规定官员要回避本籍。清代地域回避
十分严格，官员回避本籍、寄籍五百里以内，连羊肠小道都
计以里程。不回避而隐瞒的要受处分。②亲属回避。魏晋即
有亲属回避。唐代，亲属不能在同一部门为官。即使不在同
一部门，但于履行职务有妨碍，也应回避。唐代，亲属（姻
亲和血亲）同官一省或衙门，都要官小者或后任者回避。③
特殊回避。如刑事审判回避。清代规定，凡官吏与诉讼人有
服亲及婚姻关系，受业师关系及素有仇隙之人，都要回避，违
者要受笞杖等处分。　　　　
　　５．对县官实行定期巡察。定期巡察，重在纠举不法，使
县官时有所警，忠于职守。汉、隋、唐都以“六条”问事，考
察县官吏善恶、户口流散、赋役不均、农桑不勤、仓库减耗、
豪滑盗贼等。金代，以县令良莠不齐，御史不能周知，另派
选官巡访。定期巡察制度与县官之上司经常考察监督制度相
辅相成，旨在保证县政管理的有效性。　　
　　６．颁布各种《官箴》，加强对县官的督责和指导，使之
行为规范化。“官箴”是县官的“入官之法”、“为官之道”，统
治者常以法令的形式将“官箴”颁发各州县官，令其遵照从
政。湖北云梦出土的秦简《为吏之道》，是封建国家对官吏提
出各种要求的范本。以后各种形式的“官箴”不断问世，成
为官吏从政的必读教科书和从政指南。　　
　　７．严格加强对县官亲属的管理。如明代规定，凡在官者，
其族亲犯法，县官要负连带责任，应解职还乡。清代更严格
规定，县官亲朋干预公事，招摇撞骗，县官要被革职。县官
家人私出扰害或县官纵容家人外出扰害，县官也要被革职。某
种意义上说，官亲犯法与官员犯法具有同样的恶劣影响，都
会损害官威，败坏政制。
　　二、古代县政管理的启示
　　县官是否得人，往往关系到县政管理的成败，正如雍正
所言“牧令为亲民之官，一人之贤否，关系百姓之休戚”。历
史证明，县官得人的时期，必为县政管理和国家吏治比较好
的时期。如汉代郎官出宰百里，天子不轻以授人，历代论治，
皆称汉代。唐太宗重亲民之官，将守令姓名书于屏风，“其人
善恶，必书其下，是以州郡无不率理”（《通典》卷３３）。反
之，县官不得人的时期，也必为吏治败坏的时期，如五代
　　　　　　“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县令，故
天下之邑，率皆不治”（《日知录集释》释九）。朱元璋在总
结元朝灭亡的教训时也说：“朕向在民间，常见县官由儒者多
迁而废事，由吏者多奸而弄法，蠹政万民，无所不至，遂致
君德不宣，政事日坏，加以凶荒，弱者不能聊生，强者去而
为盗，此守令不得其人故也”（余继登《典故纪闻》卷４）。可
见，县政管理的好坏与县官的素质高低有很直接的关系。
　　县政管理应顺民心、重民意，这是古代统治者对县官的
最重要的要求，他们往往把民心向背与国家兴衰联系起来。基
于此，百姓推崇的县官往往得到褒赏以至升迁，如朱元璋时
“尝遣行人敕赐县令，旌其治行，或因士民之请留良吏，辄进
秩而留任。并有坐事被逮，百姓列状上闻，亦复其官，且转
加超擢者”（《明吏·魏观等传》）。朱元璋的用人思想是“长
民者能爱民，虽有过，可用也”。另一方面，重惩贪官污吏。
宋代，许吏民告县令佐，情况属实者有赏，县令贪赃处以极
刑。明太祖朱元璋从自己的切身遭遇和感受出发，遇官吏贪
蠹为民害的，严加惩治，以致“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
当上指（旨），吏治焕然不变矣”（《明史》卷２８１，循吏传
序）。清代又有惩治县官职务犯罪的法规，明确规定，县官断
案有误致成冤案，县官要受被冤屈者的惩罚。当然，封建国
家的任何制度、法令都不是为人民的，且少有贯彻始终的，但
为官应体察民情、关心民间疾苦，这不能不说含有积极因素。
　　我国古代县政权也具有不可克服的弊端，那就是县政权
实行的是“人治”政治。这就决定了县官为政只对君主及县
官的上司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于是“国家的目的就变成
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第３０２页）。清未有副对联
描绘县官“下官拼万个头，向上司磕去；尔等把一生血，待
本县绞来”（徐珂《清稗类钞》讥讽类），从县官对其上司和
老百姓的不同态度上刻画出县官的本质。如征收钱粮是县官
的重要职责，县官为了完成任务，往往拼命催征，以致“民
相望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顾
亭林文集》卷１）。其次，县官权力高度集中，也导致属下的
不负责任。县官属僚权微位低，丧失责任心，严重扰乱县政
管理。　　
　　从整个封建官僚系统来看，县官权力太小，表现为职、权、
责不统一，影响其职责的完成。理想的政制应是官员的职、权、
责相关联。在其位者必有其权，有其权者必负其责。县官在　　　　
地方长官中权力最小，正如明末大思想家顾炎武所言“在所
有的官员中，州县官拥有最小的权力”，大多数行政事务县官
必须请示上司并取得同意，县官很少有灵活处理县政的权力。
在其位而无其权，必然影响县官履行职责，“守令无权，而民
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顾炎武《日知
录》卷９）。值得注意的是，县官行使权力还常常受到上司身
边各种人员的干扰和牵制。　　　　
　　最后，古代县政权本质上是维护君权的长治久安，而不
是促进社会的发展。我国古代县官的职责“其要有三：曰息
讼，薄赋，兴教而已”（陈宏谋《从政遗规》卷下），说明县
政权作用的局限。这从古代考核县官的范围和标准上也可得
到证实。古代以农桑垦殖、人口增衍、断狱平允、赋入不扰、
赈恤饥贫、兴修水利、整治吏役等为县官称职的标准。这些
标准当然不乏较科学的内容，如重农桑，农桑是衣食之本，社
会要发展，首先应解决老百姓的生存问题，但古代统治者重
农是以抑商为代价的，统治者重农的真正目的是保证封建统
治的物质基础，而不是把农业发展视为整个社会发展的一个
必要条件。兴教育，主要不是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和社会文
明的进步，而在于使“民习于礼义而全其性，如是足以为善
治矣”（余继登《典故纪闻》卷９），使老百姓成为专制政治驯
服下的奴隶。弭盗意在维护社会治安，但也是消弭任何在害
于封建统治的反抗因素。凡此，都说明县政权是巩固封建专
制统治的支柱。　　（赵秀玲）

轰动津门的箱尸奇案[转帖]

　　　　1947年秋,京畿重地天津市发生了一桩千古奇案:一位少妇被杀,凶手又残忍地将尸体支解成头、身、腿三截并将头部烧得难辨人形,装在一只柳条箱内置于他人库房。此案虽经侦破,但凶手却迟迟没有得到应有的惩处。新中国成立后,凶手才被处以极刑。
　　若干年后,天津电影制片厂将此案搬上了银幕,在天津乃至全国影响很大。然而,剧中情节多为艺术加工,与事实颇有出入。现笔者依据档案史料及报刊资料,将此案****公诸于众。

　　线索指向车夫图财害命

　　1947年10月30日,《天津民国日报》登出了一则寻人启示:
　　寻人:李董玉贞,年35岁(系已故董师长政国之长女),于36年10月25日下午5时,由十区大理53号乘三轮车外出至今未回,遍找无踪,如有知其下落者请赐信,备有重谢,绝不失言。李允之谨启。
　　住址:第十区大理道53号,或用电话通知三局四四四零。
　　见此寻人启示,认识李允之和董玉贞的人边猜测边议论,因为他们知道董玉贞为名门之女、李允之的阔太太;李允之(名李宝)是天津中天电机厂副经理,是家住小洋楼、出门坐汽车的阔主,另外,还养了一房姨太太,那姨太太名叫施美丽,是个中德混血儿。有的人干脆就找到李宝的家,以求弄个究竟。等到了大理道53号,却见警察已到了李家了解情况了。原来董玉贞的妹妹董玉芝已向天津警察局报案。
　　李宝向警方讲述了董玉贞失踪的经过:董玉贞与他们的四个孩子住在镇南道(今睦南道)22号。李宝 与施美丽住在大理道53号。日前,李曾经施买了一件大衣,董得知后,于24日将李叫回家中,向他也索要一件大衣,李当即答应。晚上,李又请董玉贞、四个孩子和董的母亲孙庆勋到中原酒楼吃饭。席间,李答应明日一早陪董到天祥商场去购买呢子大衣。饭后,李又回到镇南道与孩子们嬉闹到午夜时分,才驱车回大理道。
　　心急的董玉贞早9时即来到大埋道。因李宝与施美丽“结婚”后的两年中,董玉贞少有几次至此,所以,他们俩款待得格外殷勤,还令仆人打电话通知起士林送来一桌西餐和两瓶洋酒。所以,午饭后,他们三人都感觉有些头晕,遂在卧室睡了一个午觉。醒来时,已近下午5时,李对董说:“晚上,我还有应酬,不能陪你买大衣了。”董说:“你把钱给我,我改日自己去买。”
　　李给了董1300元美金,并想用车送她回家,董说还要去一个朋友家,就坐三轮车走了。李还推测说:“我想,她准是在三轮车上露了白,车夫抢去了美金,对玉贞下了毒手。那车夫穿了一身粗布蓝衣、脚下穿黑布鞋,30岁左右,身材很魁梧,模样没有看清。”他最后顿足捶胸地说:“我要是用车送她回家就好了,就不会发生意外了,我真后悔呀!”
　　警方又询问了李宝的仆人张俊、张鸣有和刘王氏。他们说:“五奶奶(即玉贞,因李宝在家排行老五)什么时候来的我们不知道,后来五斧让我们通知起士林送饭时,才知道五奶奶来了,进屋送饭时,见五奶奶正坐在餐桌前,还说她已经饿极了。下午5时许,我们听见五斧在大门口送五奶奶走的声音,知道五奶奶走了,谁知这一去竟没了消息。”
　　警方又询问李宝,为何董玉贞来此,竟无一人知晓?李宝说他听玉贞说,她来得太早,在门外听听没有动静,就绕过房门,从汽车房进院,径直到的卧室,此时仆人还没起,当然不知道了。
　　临走时,李宝塞给警察一叠钱说:“请你们一定把那图财害命的车夫找到,我一定重金酬谢。”
　　警方随后又来到镇南道22号,询问了孙庆勋老人。老人一边抹着眼泪一边叙说道:
　　“玉贞出事的头天,姑爷回家请我们到酒楼吃饭,玉贞说要买一件大衣,姑爷说明天跟她一块去买。吃完饭,回到家,他们一家子又玩又闹,很开心。后来,我就睡了。我以为姑斧住下了,一大早玉贞过来告诉我,她要去大理道,我才知道姑爷昨晚回去了。我嘱咐玉贞多穿件衣服,她就走了。到掌灯的时候,见玉贞还没回来,我就着急了,打发佣人老崔去大理道看看。一会儿,老崔回来说,玉贞5点钟就回来了,我就更着急了。正这时候,姑爷来了,说玉贞坐三轮车去朋友家了,让我放心。他坐了一会儿,说还有事就开车回去了。我一直等到天亮,也没见人回来。一大早,我就叫佣人到曹府找玉芝。玉芝随佣人一道回来,说昨晚也没见玉贞!我一下子就晕倒了。醒来后,知道姑爷和玉芝都在各处找人。可到现在已经5天了,怎么连一点信儿也没有呢?
　　警方经多方查询,未能获得有价值的破案线索。暂且依据李宝的“车夫图财害命”之说,一方面撒下暗探,在全市的车夫中进行调查;另一方面,调查董玉贞下落,即使她真的被害了,也要找到她的尸首。

　　亲夫有谋杀妻子之疑

　　30日正午时分,董玉芝复又来到警察局,她向警方讲述了李宝、董玉贞及施美丽三人的微妙关系。
　　董玉贞是国民党师长董政国的大女儿:董玉芝是她胞妹,在已故总统曹锟家做媳妇;胞兄董绍周,在天津经商,前几天刚出门到张家口谈生意。在董政国驻守唐山时,他就有心把女儿玉贞许配给开滦矿务局的董事、李家的五少爷李宝。民国十三年,董政国托人,为董李两家订下了婚事;民国十八年,16岁的玉贞和18岁的李宝在唐山完婚。李婚后在天津工商学院学习。后来,董政国也携家眷移居津门。因董政国的原籍是山东即墨,又依其在军界的地位,所以,就任了天津山东同乡会董事,并被推举为会长,李董二人夫妻感情甚笃,生了6个孩子,虽有两个夭折,但仍有二男二女绕膝。家中生活优裕,雇有数名佣人,又有孙庆勋老太太料理家事,小两口恩恩爱家幸福美满。
　　李宝出身于富豪门第,家有巨资,不仅在开滦矿、启新洋灰公司、耀华玻璃公司、唐山新纱厂有股份,而且在天津的中国银行、中兴煤矿公司、中天电机厂等也有股份。他在天津工商学院大学毕业后,在家人的安排下,到中天电机厂任副经理。他是一个好色之徒,1941年,他竟和一个红舞女勾搭成奸,直至公开姘居。董政国怜悯其女,出头与李二爷(李宝的二哥)好言相劝,李宝到底慑于董政国的威力,最终给了那舞女一笔钱,了结了这桩风流韵事。但他与玉贞的感情已不似从前。其后,董政国患病在医院休养(1947年5月20日因病去世),李宝旧病复发,并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于1945年8月1日,在北平,悄悄地在一个私人教堂即基督教牧师瑞谦韩森家中,以宗教仪式秘密“结婚”,并将施美丽带回天津。李宝为其租下了波兰人陆保禄的几间房子即大理道53号,并雇了3个伙计、一个老妈。董玉贞获悉后,闯进大理道53号与施美丽、李宝争吵起来,并愤怒地将其门窗砸坏。为此,房东也出来与董玉贞理论。后来,只好请张律师从中斡旋,才被迫与李宝立下分居协议。协议规定:李宝继续负责董玉贞及其老母和子女们的生活费用,董玉贞则不得干预李宝与施美丽的生活。至此,一个美满的家庭破裂了。

　　施美丽祖籍浙江,是个中德混血儿。其父施炳元毕业于美国雪力罗斯大学机械系,曾多年在德国柏林数家工厂任机械厂工程师。回国后,历任天津西门子洋行机械工程师、怡和洋行机械工程师、开滦矿务局机电处工程师兼技术秘书。其母施爱兰是德国人,随夫携子到中国定岁居。施炳元夫妇有一女一子。施美丽6岁时,就跟随父母到了中国,在天津德国学校上学;17岁时,在礼和洋行轮船部做秘书;23岁时任家庭教师。1937年,她与李在北戴河海滨相遇并相识,那时,施16岁、李26岁。1944年,李遂通过其五妹从中牵线搭桥,与施来往更加密切,直至在北平秘密“结婚”。此后,施辞去了家庭教师的职业,专门照料家事,其二人出双入对,在外场面及与外国人谈生意时,更不少了施陪伴左右。
　　自李宝与施美丽“结婚”后,董玉贞就再也没有好日子过了。李不但经常违背协议不按时给付生活费,而且还限制董的生活自由,董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李的一顿毒打。李殴打妻子的方法很凶狠,先把房门反锁,不许人劝解,然后拳脚相加,还曾用茶几的棱角,拼命磕董的膝盖。他们现在4岁的儿子家普,就是董怀孕7个月时,被李一场痛殴后小产的。董的小手指也是被李打断的,以致贸下残疾。
　　奇怪的是,近两个月来,施忽然说要回美国去,并找到董说李家的家业被李宝兄弟五人败光了,她不想再跟李了,等筹足旅费就回美国。李也有同样说法,而且说趁夫妻三人离别之前,大家何必不快活呢?施还送了董一盒口红,董特地拿给亲友们看,说施已成了她的“好妹妹”了,这个“好妹妹”还要给她买一只钻石戒指。亲友们对于这一“亲善”都表示怀疑,但董却信心十足,大家也不好拦阻。
　　董玉芝最后说:“我觉得我姐姐这次出事一定跟他们有关!”
　　警方随后根据这一线索又开展了调查,但调查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李宝没有谋害妻子的痕迹。

　　车库里惊现支解女尸

　　正在警方准备放弃对李宝调查的时候,一个外国人来到了警察局。30日晚9时许,警察局十分局第一分驻所的柏专员,接待了这位自称叫芮乐的报警人。
　　芮乐,拉脱维亚人,年25岁,任联合汽车修理厂经理,与夫人玛雷娜住泰安道22号景明大楼6号。由于生意上的往来,他与李宝相识多年,关系一直很好,自李与施“结婚”后,他们两家互有走动,开经常一起外出旅游。26日下午9时许,施派佣人送来一封信,上写:我计划离开大理道家,在市内其它处居住,请在您处暂存毛毯一块,物品数件。我夫李允之之大妻屡至我宅,因胆怯,无法继续居住,但我不欲我夫李允之知悉此事,待另为向其解释。
　　芮乐夫人看后,即复函同意其请求,并对来人说:“转告你家二太太,所存物品可以让芮乐和卡车拉来。”
　　正午时分,李与施搭着一只柳条箱子进来,芮乐夫妇忙上前迎接,四个人共同把箱子搬至库房。芮乐一是感觉箱子十分沉重,二是闻到一股腥臭味,就开口问李:“这箱子好像有股怪味呀?”施忙接过话茬说:“因我的那只懒猫在上面撒了尿。”
　　第二天,芮乐夫人又接到施差人送来的第二封信,上写:亲爱的玛雷娜,今晨过分讨扰,请勿见怪。余颇欲立刻将余之地毯打好,以便施行,此事余已告知允之矣,拟请准由允之前往测量柳条包,明日或后午饭时或午后,余将箱子送上,届时由允之自行将柳条包放入箱内,用钉子钉好。千乞勿怪为感,隆情自当不忘,余对尊夫妇厚情感激之至。
　　芮乐夫妇见信后端详了半天,不大明白其意,遂复函询问:“将地毯打好待运究系何竟?并劝告施:“如拟离李允之他去,万勿牵连我们。如在大理道宅内感觉不能忍受,可在我处暂住一时,切勿仓促行事!”
　　28日一早,李匆匆地量了柳条包的尺寸而去。
　　29日正午12时,李令几个伙计搬来一只木箱,将柳条包装入木箱内钉好。
　　那日,芮乐夫人略染微恙躺在床上休息。钉完箱子后,李前来探视,并告知芮乐夫妇其大妻董玉贞已失踪多日。芮乐夫妇闻后大为惊讶,详细询问了失踪经过,并不断地安慰着李,李说还要赶去报社登寻人启示,就起身告辞了。
　　李走后,芮乐夫妇就董失踪的事议论了半天,下午5时许,施又前来探视芮乐夫人。谈及董失踪时,施一口咬定是三轮车夫图财害命。
　　30日,芮乐夫妇读着报纸上的寻人启示,想着李不去专心寻找妻子,却为一只箱子往返数次;那箱子搬进来的日子也正是董失踪的第二天;他们夫妻原来就不知,上次还请律师……想到此,芮乐夫妇一同来到库房,重新打量着那只箱子。箱子虽很严密,但那股腥臭味还是比搬来时更加强烈了,而且她家的小猫也一直围着箱子转圈。此情此景,他们已不敢想象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了。晚饭后,芮乐匆匆地来到警察局。
　　芮乐的报告立即引起柏专员的特别注意。晚10时半,警察局派刑二组组长口吴慕周、刑警队萧志纯队长等,赶赴景明大楼。待刑警撬开木箱的那一刻,人们都惊呆了,眼前分明是一具真真切切的被支解的女尸!

　　主妇被凶夫恶妾残忍支解

　　萧队长忙布置吴慕周等严守现场,自己回局报告。警察局遂通知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派法医莅场勘验。因死者的头部已被焚烧毁容,无法辨认,遂又通知原报案人董玉芝前来认领。经董玉芝辨认死者残疾的左小手指及身体其它特征,确认死者正是董玉贞!董玉芝一下子扑在姐姐身上失声痛哭,此有此景,让芮乐妇也出了一身冷汗。
　　在萧队长的带领下,侦警人员急赴大理道53号,将正在熟睡的李宝、施美丽一并逮捕,并查封了其住宅。
　　31日上午9时,警方会同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检察官刘尊极及相验人员,对董玉贞尸体进行了详细查验,填具了相验报告和洗冤图。检验医师张文广做出的验断结论是:李董玉贞系生前被钝器击伤,身死后,将头刃落,用火焚烧,两腿死后被锯支离,放入木柳箱内。在查验李的汽车时,警方从其车后厢内检出带血地毯一条。
　　当日,警方分别审讯了李宝和施美丽。

　　在预审室内,施到底还是个涉世不算太深的年轻妇女,面对检察官的严厉追问和无可抵赖的事实,她终于供认了其犯罪经过。
　　25日上午9时,董突然闯入李与施的卧室,当时,他二人还未起床。李急忙穿上衣服,将董引至卧室的套间。董说要买呢子大衣,让李随她一道去,李说总不能空着肚子去吧,等会儿吃了饭再说,这时,施也已起床来到套间,一边倒咖啡,一边附和着说一会儿叫起士林送西餐来,随后,3人便闲聊起来,中午时,起士林送来了西餐和酒,他们3人就喝起酒来。喝酒时董李二人争吵起来,董破口大骂,情急之中,抓起酒瓶就向李掷去,李闪身躲过,董又随手抄起桌上的一把铁榔头朝李的头上砸去,李用手一挡,榔头击中他的左手背,李反手夺下榔头握在手中鲜血直淌,挣扎着欲站起来,施上前用双手按住董的双腿,李趁势用铁榔头连击董的头部十数下,直到董气绝身亡。时下午1时。
　　面对董的尸体和满地的血污,李、施呆愣了近4个小时,经过苦思冥想,李想出移尸芮乐家的主意。他们先把尸体用带血的地毯裹好,抬至浴室,放进浴盆,用报纸盖好。又将屋子收拾妥当,恢复原样。为掩人耳目,他又在下午5时趁院中无人之机,故意在大门口高叫:“玉贞真好!”嗣后,他又神速地独自驱车到河北大经路(今中山路)福裕祥藤椅铺,用9.5万法币买了一只旅行用柳条箱。是晚7时,为了不露破绽,他又驱车到董家安慰孙庆勋老太太,并制造车夫图财害命的迷雾。晚9时,他又强打精神,如约携施到乡村会应酬,后又是至马场俱乐部跳舞、吃夜宵。
　　午夜时分,李、施二人驱车回到大理道53号。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进浴室,把准备好的柳条箱打开,铺好头来的毛毯和绳子,戴上乳胶手套,把董的尸体在浴盆中冲洗后抬出,可是柳条箱太小,尸身已经僵硬,无法装进去。二人拿出美国制造的钢板锯,剥下董的外衣、内衣,锯下董的头,用报纸裹好,放在一边;又锯下董的两条大腿,用报纸擦去颈部、臀部及两条腿锯口处的血迹。李又将人头丢在壁炉里焚烧,待使人不能辨认时才取出,连同身、腿一起放入柳条箱内,又洒上樟脑粉随后,二人又一起将血衣、报纸等塞进壁炉内烧毁,以图杀人灭迹。
　　第二天,他们二人共同将箱子拉至芮乐家。只因芮乐闻出异味,李到恒顺拍卖行找经理陈焕才订做了木箱,并亲手将木箱牢牢钉死。下午,他又让施到芮乐家散布车夫图财害命的迷雾……
　　审讯李宝就没有那么简单了。预审室内,李披着一件黑色呢大衣,青蓝色纯毛西装坦露在外,咖啡色毛衣上口嵌着红色领结。他承认杀害了董,但是因为酒喝多了,头脑不清醒时杀的,另外,他还强调杀害董是他一人所为,施并没有共同参与。

　　杀人凶手终于伏法

　　董玉贞被丈夫所杀并被支解尸体的惨案发生后,在津门掀起轩然大波,舆论纷纷谴责李、施二人的罪恶行径,要求严惩杀人犯。在津各报连续报道了此案的经过。
　　天津木齐学校校长卢毅仁女士偕王兰女士,亲赴警察局拜见齐副局长及刑警队萧志纯队长,探询此案经过。她们说,今天这一行动纯系站在妇女立场上,要求保障妇女人权,取缔一夫多妻制。企盼社会公正人士支授司法机关,对此案做出合理公正的判决,呼吁全国妇女都起来声援。
　　11月7日,警察局将此案连同预审卷宗移送到河北天津地方法院。8日上午9:30分,监车开抵法院。法院门前围观者人山人海,都想一睹二个杀人犯的真面目。监车停于待质所前,李先下车,施下车时李曾作搀扶状。李身材高大,面容沉郁,行路微跛;身着深灰人字呢大衣、绛色方格西服、猎式裤、灰毛衣、天蓝色衬衣、蓝花领带、黄皮鞋。施着黄色皮毛大衣,内着绛色白格短大衣、粉红色衬衫、灰法兰绒长裤,黄鹿皮鞋,头上系以紫红头纱,戴椭圆形黑眼镜,手提深蓝色玻璃皮包,戴黑手套。两人下车后,即被押入待质所。
　　下午2时半,检察官冯浩光对他二人进行审讯,审讯历时1小时20分。其间施始终以英语回答问话,李为其作翻译。此次侦讯,大体与预审时相同,唯施矢口否认帮助李紧按董双腿一节,诡称是预审时听不懂中国话。
　　10日,死者之兄董绍周、妹董玉芝向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提起告诉。
　　历时月余,12月10日,河北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对此案侦查终结,并以共同杀人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1948年1月5日上午8时,河北天津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推事王涵礼宣读了判决书。其主文为:被告李允之(即李宝)共同杀人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共同损坏尸体处有期徒刑3年,应执行死刑,褫夺公权终身;被告施美丽共同杀人处无期徒刑,共同损坏尸体处有期徒刑3年,应执行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
　　同年1月13日和16日,被告不服判决,分别上诉至河北高等法院第一分院。
　　5月29日下午4时,该院做出“驳回上诉”的判决。
　　同年6月12日、18日,李、施因不服判决,又上诉至南京法院,9月25日,该院做出“原判决撤销,发回河北高等法院天津分院(即第一分院)更为审查”的判决。
　　判决发回后,河北高等法院天津分院还未及再次审理,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军管会接管了法院,天津市人民法院成立了。
　　1951年3月30日,天津市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判决:被告李允之因杀人、损毁尸体罪处死刑:被告施美丽因共同杀人、损毁尸体罪处无期徒刑。
　　5月11日,李宝通过天津市人民法院,向北京最高人民法院呈交了5页3000余字的上诉字。
　　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上诉驳回”的终审判决。
　　7月24日上午10时,天津市人民法院遵照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命令,监提李宝、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施美丽被押往天津监狱,开始了她漫长的铁窗生活。
　　这起历时近5年,轰动津城的箱尸案,终于以正义战胜邪恶而告结束。
　　

红色高棉统治下柬埔寨华人的悲惨遭遇[转帖]
 

提起当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人们会首先想到1998年前后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和愤怒谴责的印尼“五月暴乱”。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东南亚各国的排华事件便一直此伏彼起，柬埔寨华人在波尔布特集团统治下的遭遇更是一起鲜为人知的排华事件。
1975年前的柬埔寨华人
柬埔寨古称扶南、真腊或吴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此居留，称“唐人”或“****”。
根据法国殖民当局1921年的人口调查，在1890年时，柬华侨人口有13万。本世纪20年代、30年代后期和二战后初期，出现过中国人移居柬埔寨的三次高潮；特别是在战后的1946～1949年期间，华人由30万猛增到42万，占全柬574万人口的7．4％；1975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国前夕，则达60万之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民主柬埔寨政权（1975～1979年）的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到30万左右。
柬埔寨华人在当地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尽管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看，占全国人口极少部分的华人大多处于剥削者的地位，但受柬埔寨国民虔诚的佛教信仰和华人儒家文化的调和，阶级矛盾未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不幸的是红色高棉在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资产阶级”阵营，从而使其面临着比高棉民族更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压力。红色高棉政权普遍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进步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
1974年4月28日，便发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柬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受了苦刑，有的甚至被折磨死。
暴政与劫难
1975年4月17日，以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直到1979年1月7日金边被侵柬越军攻占时止，在红色高棉（柬共）执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而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城市居民遭到大驱逐、大掠夺、大迫害红色高棉接管城市，夺取政权后做出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立即强行将城市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这项措施因其涉及人口之广、破坏之烈，而成为波尔布特集团暴政的正式开场。
被“疏散”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二百万金边市民和难民，其中有华人约40余万人。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军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受到市民包括华人的热烈欢迎，人们载歌载舞、奉茶送饭，庆祝和平的到来。可是不久，军队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通过广播喇叭要求人们立即疏散到农村去躲避三两天，并派了一些军车帮助市民搬家。到了次日，因人们心怀疑虑，响应者寥寥，军队便全城鸣枪，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线立即撤出城里；一周后，全城数百万人悉数撤走，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如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这次“疏散”行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疲惫不堪的金边市民才先后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被指定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中或荒芜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开始农垦生活。但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栅，“安卡”（柬语“组织上”之意）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乱、水土不服和疟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深山密林地区迁移。如靠近泰国边境的马德望省珠山市，解放后不到几天，全体市民就被勒令退出城去；因市民大多数都不愿走，红色高棉军队便规定出最后期限，届时如不退出即行枪决，且出城之后不准返回。
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便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
显然，如此大规模地驱赶城市居民下乡务农，既非为着防空，也不只是单纯为了解决粮食匮乏问题。实际上，红色高棉是想通过此举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波尔布特式的高度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依波尔布特集团所为，城市居民即使是产业工人，亦一概受到波及，并无例外。只有少数城里必需的车床技工、纺织技工、华语翻译、厨师等，才得以回城工作。自1976年起，为了进一步取缔“资本家”的财产，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红色高棉还对从城市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次的迁移。迁往马德望省各处农村去的华人甚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国粮荒最严重的地区，华人死亡率高达80％以上。
柬埔寨历史上一直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全国的工业化是必不可少的。但红色高棉建国后，不是着眼于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而是单纯地执行“以农立国”的政策；在组织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并实行一系列集中营式的残暴管制措施，给广大人民包括华人带来无尽的苦难。
在将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后，柬埔寨几乎已是“全民皆农”了。为实现“超大跃进”的理想，民主柬埔寨政府于1976年制订了全国稻谷增产指标: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3吨；1977年，又将指标增为3．5吨到7吨（而原先全国平均每公顷产稻仅为1．2吨到1．4吨）。为了完成高指标，基层生产单位除了虚报产量外，还通过解放初期即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强化对农民的奴役与压榨:
第一，延长劳动时间。在合作社里，社员每天必须劳动十二三小时甚至十五六小时。通常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夜里九点半才许收工，说是为了“不分昼夜地尽快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增加劳动强度。合作社社员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容不得有丝毫的偷闲，社员只有到了进餐的时间，才有休息的机会。为监督社员无休止地劳动，社里还通过密探或设立自行车游车队，到田间地头巡视，不准社员聊天或歇息。平时，社员除大病不起者外，小病不准请假，违者重罚。
第三，无休止的思想灌输。即使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安卡”也要农民集中起来开会，接受千篇一律的宣传灌输，如讲，到了1977年农民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汤；到了1980年则可3天吃一次；15年实现全国现代化等等。
第四，开办“大食堂”。初时，农民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小灶，过了不久，即被迫全部吃“大食堂”。“大食堂”开始尚能供应一顿稀粥、两顿米饭通常是在稻谷收获期，后来便仅剩下两顿稀粥了。造成粮荒的原因是，“安卡”将丰收后的稻谷大部运走了，只给农民留下大约仅够三四个月的米粮。为了弥补伙食的严重不足，有些人在家里和住处周围喂养家禽家畜，种植蔬菜，但结果都被“安卡”巧取豪夺了。一些农民经不住饥饿，到合作社的果园和菜园里偷东西吃，如被发现，轻则罚一二天不准吃饭，重则处死。
繁重的劳役和严重的饥荒，摧垮了无数华人的健康身体，人们因缺医少药而大量死亡。但是，红色高棉为防范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人民的人身控制甚严，人民没有通信自由，甚至还被剥夺了拥有收音机的权利。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他们是绝对无法私自离开所属乡村的；若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即便初犯，被抓到后亦必惨遭毒打，命丧半条。在农奴式制度的禁锢下，华人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苟且偷生。
“清理阶级队伍”，肃反扩大化
民主柬埔寨成立之初，城市中的华人群体尽管遭受了迫迁的厄运，但尚未像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自由高棉”及朗诺部队残余分子那样直接遭到成批的屠杀。然而不久，由于红色高棉实行的极“左”政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加以内部派性斗争不断，波尔布特集团遂屡屡发动政治运动，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一再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和肃反运动的大拘捕、大屠杀中，华人亦每每受到株连。
1977年6月，柬共下达文件指出，国内外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但目前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特别注意两种人:散布反对党和社会主义言论的人，他们是反革命的后备军；懒惰的人，他们是剥削分子的根苗。同年柬越交战及翌年湄公河以东地区发生“三•二三”兵变后，波尔布特集团随即在全柬范围内反复展开了残酷的“肃反”大屠杀，民柬大批高级军官逃往越南，韩桑林、谢辛、洪森等人就是在此时投靠越南与红色高棉决裂的。被大批杀害的不仅包括越侨、政治上的反对派及嫌疑分子，而且殃及广泛的人群:资本家、商人、知识分子、医生、教师；一切患有不治之症者；干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或经常请假被认为懒惰怠工者；在日常生活中敢于流露对干部或现实不满、意见稍有不同或不服领导者。最后，在暹粒省和菩萨省等地，还发展到屠杀一切城市移民的空前严重程度。
华人因多属商人，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即便是柬共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如符宁、胡荣、张东海等，最终也遭到“清洗”，不能幸免。而在张东海（分工主持商业部日常工作的商业委员会委员）于1978年3月被捕后，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了。更有甚者，华人在家中讲华语，亦会被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诚然，波尔布特集团的暴政罄竹难书，以上所述仅是举其荦荦大端者而已。其它如没收私人财产，实行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共产主义”措施，都给柬埔寨人民和广大华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在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作主的“配给制度”下，华侨少女被强行婚配给伤残军人的不在少数，许多人因此而自尽。
求助无门
众所周知，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上。在华人遭受此种大劫难时，中国政府是否曾经施加影响、予以制止？
笔者掌握内部资料不多，不得而知。但从所见的众多难民回忆资料中可以肯定，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第一种，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忍”下去；第二种，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三种，则干脆立即避开。华人完全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
应当指出，中国在柬埔寨华侨问题上所采取的不闻不问的“不干涉”态度，尽管有其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原因，其引发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在柬华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不免发出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能为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无数柬华难民的这种表白，正反映了他们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如何医治柬埔寨华人的心灵创伤，无疑至今仍是个遗留在国人面前的严肃的课题。

苏联红军俘虏溥仪始末[转帖]
 

1945年8月18日夜,苏联红军的空降兵空袭奉天(沈阳)机场,俘虏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本文将这鲜为人知的一幕呈现给读者。

随日军仓皇逃离长春

1945年8月9日夜,苏军出兵进入日军占领的中国东北。日本首相铃木贯太郎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上宣布:“今天早上苏联的参战将我们逼入绝境,从而导致这场战争即将结束。”
而此时,占领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却还试图负隅顽抗。此人身材矮小,瘦弱;在过去的日子里,他说话不紧不慢,颇有些风度。而今天,当他和关东军参谋长一起来到溥仪的房间时,却像换了一个人似的,话语急促,并且显得很不耐烦。他力图让溥仪相信,关东军有能力挡住苏联的进攻,日本一定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外面就响起了让人揪心的空袭警报。在转入地下掩体后,已经明显减弱了语气的山田乙三便匆匆离开。
第二天,日军准备撤退。为了防止溥仪落入苏军之手,成为日本侵华的证人,日军决定带着他一起从伪满洲国首府长春撤退到靠近中朝边境的通化市。
溥仪开始收拾东西,准备上路。
自1931年伪满洲国建立,14年来,溥仪和身边的人记录了许多事情,有的还拍下了照片。由于文件和胶片太多,他命令手下人将其焚烧。烧了大半天,才销毁了三分之一。而从北京故宫带出来的一大批奇珍异宝,加上他的行李,已整整装了57个大木箱。
8月11日晚,伪满宫廷武官、监护溥仪的日本将军良田来到了溥仪的住所,通知他出发。此前,溥仪的兄弟、姊妹和侄子们已经被送到了车站,只剩下了溥仪和他的两个妻子。
火车开了三天三夜。由于害怕苏军的空袭,原经沈阳直达通化的计划改为经吉林、梅河口,再到通化。由于没考虑到临时改变路线,随行的食物不够,于是在两昼夜间,他们只吃了两顿饭。最后,他们在大李(粟)子沟镇下车,这里与朝鲜只有一江之隔。溥仪一行被安置在山脚下的一个日本矿长家中。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后,美军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命令太平洋舰队停止对日军的一切军事进攻。是日,良田将日本投降的消息告诉了溥仪,还告诉他,美国政府已经答应维持天皇的封号和地位,并保证天皇的安全。随后,良田又对溥仪说,天皇要求他前往日本。天皇虽然不能保证溥仪的王位,但至少能保证他的安全。但如果他落入苏军手中,后果难以预料。溥仪双膝跪地,朝着东方磕了几个头,嘴里叨念着:“感谢老天爷,祝愿天皇安康!”
8月17日,溥仪准备飞往日本。临行前,良田告诉他,必须减少随行人员和物品,因为飞机太小了,坐不下那么多人。于是,溥仪选中了最小的弟弟溥杰、两个妹妹、三个侄子、医生和几个仆人随行。
溥仪的一个嫔妃哭着问道:“我怎么办?”
“飞机太小了,你们坐火车去吧!”
“坐火车能到日本吗?”
“当然能!”溥仪毫不犹豫地答道。
飞机起飞了。按计划,他们将于上午11点到达沈阳机场,从那里转机到日本。
溥仪被俘时试图自杀
日本宣布投降后,其关东军并没有立即放下武器。8月16日,他们在一些地区继续向苏军反攻。
苏军为了迅速拿下满洲里附近的几个关键城市,决定出动空降兵部队。
8月19日夜,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员罗季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给苏联军事委员会全权代表、后贝加尔方面军司令部政治主任亚历山大•普里图拉将军下达命令:带领空降兵占领伪满军事要地——奉天,逼迫关东军无条件投降;寻找伪满皇帝溥仪。
一个小时后,普里图拉将军和副官来到机场。在那里,225名空降兵已经整装待发。在机场,将军做了一个简单的动员,让大家知道,他们将作为一把尖刀,直插沈阳。这是一座非常重要的城市,目前还在日军占领之下。日军以它为依托,还在拼死抵抗。苏空降兵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沈阳。
随后,数十架飞机冲上天空,直飞沈阳。这是一个飞行编队,与空降兵一同执行该项任务的还有数架歼击机、强击机和轰炸机。轰炸机装满了炸弹,而歼击机则是由最优秀的飞行员驾驶。如果日本军队负隅顽抗的话,他们将受到毁灭性的打击。
飞行编队临近沈阳时,前方突然出现暴风雨,于是编队紧急降落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这里已经被苏军占领。在这里,编队作了加油,与此同时,几架战机又加入编队。雨停后,飞行编队再次起飞。
飞行编队一路上没有遇到任何阻碍。抵达沈阳上空后,空降兵们就看到了地面上的日军高炮群,于是苏军飞机首先进行了一通狂轰滥炸。也许是苏军的袭击太突然了,日军没有一点反应。随后苏军顺利降落在沈阳机场。
飞机降落后,守卫日军纷纷缴械,只有几个日军军官和飞行员做了一点抵抗,但已无济于事。苏军迅速占领了机场。战斗中,有四架日军飞机成功逃脱,随后,他们在机场附近徘徊,苏军以为他们要攻击机场,立即做好了战斗准备。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四架日军飞机突然同时向一个方向俯冲,触地而毁。
这时,从机场大楼里走出一个人,他体魄粗壮,头发灰白,身着日本军装。他走到普里图拉将军面前,用一口纯正的俄语说道:“将军同志,我是俄罗斯侨民,现任机场日本警卫队队长。我向您报告,满洲皇帝溥仪一行政府人员就在候机大厅里。”
普里图拉将军带着人走进候机大厅,里面有沙发、安乐椅、茶几,还摆放着威士忌和啤酒。大厅里约有20几个人,他们看到普里图拉将军后都站了起来,只有溥仪依然坐着没动。但不久,他把手里的茶碗放在茶几上,也站了起来。普里图拉走到大厅中央,大声宣布:“我以苏联政府的名义劝说你们投降,请交出武器。”
伪满洲国的部长们一个接一个地交出了武器,溥仪是最后一个。他从怀里掏出一把手柄上镶有宝石的手枪,放在手掌上看了看,随后扔在了枪堆里。普里图拉将军后来回忆道:“虽然我不是一个心理学家,但我敢肯定,当时溥仪皇帝正处在自杀的边缘。我不知道是什么因素影响了他,使他最终放下了手枪。因为对他来说,在那个时候,一切都结束了。”
 

 中国政府宣布施行‘民主宪政’和‘军队国家化’内政方针[转帖]

945年9月3日，日本政府正式签署了无条件投降条约。消息所到之处，神州大地一片欢腾，庆功锣鼓声震天响。

疮痍陪都重庆泪笑齐飞，普天同庆

自从1945年9月3日全国放假三天以后，国民政府随后将之法定为“抗战胜利纪念日”。1946年，国民政府决议，以每年9月3日为抗战胜利纪念日。

百年历史照片（一）<br>1944年，开罗。蒋介石夫妇与罗斯福、丘吉尔。

就在1945年9月3日，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当天，蒋介石代表国民政府向全国宣示抗战后的内政方针:

希望各方促成国民大会及早召开 尤愿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 国大代表名额及有关问题亦可合理增加合法解决 决克期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并将制定公布政治结社法 完成国家统一前提为军队国家化.

国民政府蒋主席三日在庆祝抗战胜利典礼时致词全文：

全国同胞们：日本已向我们联合国家正式签订降书，世界反侵略战争至今已经完全结束了。我们中国八年来艰辛的抗战，到今天终算达到了最后胜利的目的。今天是四海腾欢的一天，也是我全国同胞在饱受艰难备尝痛苦之余，应该庆祝鼓舞的一天。我们遥祭国父，吿慰我们中华民国开国导师在天之灵，也可以吿慰国民革命先烈和抗战期中慷慨捐躯的军民先烈之灵。我全国军民经过这八年来无比的痛苦和牺牲，纔结成今日光荣的果实。这一个光荣的果实是全国同胞每一个人所应该充分尊重而保持的，只可使之发扬光大，不可使之有所损害，以至于丧失。中正个人追忆过去全国的奋斗，抚念当前的满目疮痍，更觉得感想万千，不知所云。在此从战争到和平的紧要关头，我们正与各盟邦结束五十年来日本侵略主义造成的险恶局势，共同缔造东亚与世界普遍永久的和平与安全。我们更须在四境亲睦，四境安定之中，收拾残局，恢复秩序，救济收复区被难同胞，抚恤死伤军民的中遗族，安抚闾阎，医治疾苦，而且为使过去牺牲眞正有代价。更必须在此时际，开创民主宪政的规模，巩固国家统一的基础。我全国同胞在过去曾经团结一致以支持抗战，争取胜利，在今后必能团结一致，使民主与统一共底于成，使民生主义的政策与计划在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之中，得以贯彻实施。因此在薄海欢腾同祝胜利之今日，谨以国民政府关于内政最重要最具体的方针，陈述于我全国同胞之前，共资策励。

减轻农工负担 实施民生主义

第一，我们革命抗战的目的，不只是在战胜敌人，并且要建立三民主义新中国。在此八年抗战之中，我全国军民历尽艰辛，今当抗战结束之后，全国同胞应有休养生息的机会。我们中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全国人口大多数为农民，其次为工人，我们作战部队兵员的补给，以农民为主要来源，而后方武器与民生物资的生产以工人为基干。在此抗战的绵长岁月之中，工商都市大抵残破不堪，于是军队兵员的补充与国家战费的负担，乃大部分都落在农民的肩上。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农民之服役者与工人之生产者皆应使之早日减轻其义务与负担。国民政府体念及此，决定在今日颁发明令，全国兵役自今日起一律缓征一年，全国军队现役士兵，亦由军政机关拟定退伍步骤，分步实施。国民政府对于战士授■的办法，亦已依照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一次减免一年，后方各省亦定于明年度豁免田赋一年。并责成主管机关和地方政府，依照二五减租的原则，参酌各地实况，修订减租办法，限于本年十一月十二日以前，呈请国民政府核定，予以实施。我们认为，必须农工有喘息之机，而后社会有苏生之望。而且必须农村生活有提高的方法，而后工商都市有复兴的基础。所以国民政府为全国同胞谋休养生息的最低限度办法，不得不着重于农民与工人的负担之减轻，使其生活得以改善。至于其它积极方面，民生主义政纲和政策之实施，国民政府自当视此为实现三民主义之首要，引为政府今后最大之职责。

实施民主宪政 必以法治为宪政基础

第二，抗战结束之后，民主宪政不容再缓。国民革命的最高理想是全民政治，实现理想的最要关键，是还政于民，而国民大会是国民政府还政于民必经的阶段，也就是国民革命必须完成的重要程序。在抗战发动之初，我们预期抗战胜利与宪政实施毕其全功于一役。今当抗战胜利结束之际，我们认为宪政实施愈早愈好，因此召开国民大会不可再事迁延。我恳切希望全国同胞与各方贤达能一致眞诚的为国为民尽■■■政■■一个政策，促成国民大会的及早召开，以祈求民主法治能及早完成，而不可再加以阻挠，当此长期抗战胜利结束的时期，正是■■大■■■的际会。政■■■的方针必■本于大公，出以至诚，只要是在革命建■■■高原则■民主义不至动摇，和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的法统不致紊乱的前提之下，一切问题无不可以推诚相见，共同商讨，求得合理合法的解决。尤愿社会贤达，各党领袖，皆能参加政府，共策和平建国的百年大计。而在召开国民大会之前，政府甚愿博访广谘，期无缺憾。

就是国民大会的代表名额和其它有关的问题，政府亦可顺应舆情，使之合理的增加，和合法的解决。至于保障人民自由问题，国民政府除已切实施行人身自由保障法以外，且已决定克日取消新闻检查制度，使人民得言论的自由，并将制定公布政治结社法，使人民有结社的自由，务使各政党皆有共同的轨道和合法的地位。如此，民主政治始能跟踪英美，以树立五权宪法的■■。

总之，我们要实现民主政治，必以法治为政政的基础，以宪政■民■的保障。军阀时代以武力作政争，抢地盘以巩固的恶习，早成过去，决不是现代民主国家所常有，亦不是和平建国时代■■■。必■■内一切■题皆循此■方法求■解■，■■■■■我革命先烈及全国同胞五十年来所共同新求的根本大法，不至蹈■民国初年的覆辙。这是我国政府■■的方针，也是全国人民最迫切的需要。

军队国家化

凡受国家编组和恪遵军令的军队其待遇必一视同仁

第三，国家的统一，是近代立国绝对必需的要素。抗战结束之后，国家统一必因国民全体的协力爱护而有坚实的保证。我们知道，国家统一是抗战胜利的保证条件；我们更要知道，国家统一是民主宪政的惟一基础。惟有统一的国家，纔能收获最后胜利的成果：亦惟有统一的国家，纔能保障民主制度，发扬民意，集中民力，维护主权的独立，完成建国的大计，以贡献于国际和平与世界繁荣。我们要完成国家的统一，惟一的前提就是要我全国军队国家化。

在我国家领土之内，不再有私人的军队，亦不再有任何一党的军队。惟有军队不受个人私利一党私见的支配，而后国家的统一乃有确实的基础。我今日代表政府特别负责声明，凡受国家编组和谨遵军令的军队，其待遇必须一视同仁，决不有所歧视。而今中国国民党二十年来之军队党部今已完全撤销，以树军队国家化的先声。我们希望全国同胞，认定军令政令的统一为国家存亡所系的命脉，共同一致，期其实现，加以维护。谨掬衷忱，为我国家的前途与人民的权利作恳切的呼吁。

切望同胞共矢精诚 实现前项迫切要求

上述三点，是我们当前最低限度的设施和最为迫切的要求。只要全国同胞抚循革命的历史，接受抗战的敎训，自能领悟破坏之后必须次之以建设，则破坏时期所受的痛苦牺牲纔算是获得了■■的代价。八年以来，我沦陷区同胞或流离转徙于异乡，或流连病困于穷途，亟待救济，尤其是残臂断肢的战士和孤儿寡■的■族，尙未抚恤，我后方同胞服兵役者为国忘家，从事生产者负担沉重，言念及此，不■战■，所以我们今后的工作，不独要恢复战时为平时，并且要转化无业为有业。我们国家的基础比联合国任何一国为薄弱，我们抗战的时间比联合国任何一国为久长，我们不独要在战后的废墟之上精诚团结，一德一心建立现代国家，并且要充实国力，与联合国共同负起国际和平世界繁荣的责任。我们在■巨痛深的破坏之后，面对着任重道远的建国大计，深觉工作的纷繁，弥觉责任的重大。我诚挚希望全国同胞，对于上述最低限度的设施和最为迫切的要求，要举国一致积极推行，期能完成。

我们过去的工作是军队第一，胜利为先，我们今后的努力，则在国家统一，政治民主。我们只有共循统一与民主的道路，完成建国工作，践行国父的三民主义，方能达成■国力充沛民生富足的境域。五十年国民革命所追求，八年抗战所■■，就在于这个最大最后的成功。 总之，我们必须以和蔼亲睦共■互助的精神，正视八年来国内残破创■的现实，而导国家于■■。更必须以坚毅刻苦，自■自勉的精神，使我中国立于平等自由的现代国家之林，以慰国际友人的期望。我在今天溯忆抗战的初衷，敬悼忠勇的先烈，感谢友邦的援助，怀念人民的痛苦，益觉■感想无限。特以这个内政方针，普吿于全国国民。切望眞纯坦白，共矢精诚，同负责任，以实现我们国家民族迫切的要求，达成我们全国一致奋斗共同建国的使命。

就在1945年9月3日蒋介石宣告中国施行民主宪政化改革和军队国家化的第二年，还没有来得及举行纪念抗战的活动时，国共内战的枪声就打响了，连续三年，这个日子的喜庆气氛被残酷的内战冲淡了。
 

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的政治“铁三角”不复存在，林彪的毛家湾消失了，只剩下毛泽东、周恩来的中南海，和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钓鱼台。

忽地，在钓鱼台不见康生了。虽说那里的八号楼仍保存着康生的住房，但是，他搬回家去住了——他的家，在北京旧鼓楼大街西侧的小石桥胡同。

康生为什么离开钓鱼台？

此人堪称老奸巨滑。他从林彪、陈伯达的垮台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已是仅次于毛泽东、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却自知“高处不胜寒”，说不定会成为下一次党内斗争中的林彪、陈伯达。何况，步步上升着的江青，迟早会嫌他碍手碍脚。经历了一次次党内斗争的康生，深知其中的奥秘。他称病在家，虽说他也确实有那么一些病。

康生朝后缩，江青向前进。随着毛泽东写给她的那封信的印发、传达，她的自我感觉越发“良好”，何况，江青的个性向来是好胜争强的。由于康生称病，她实际上迈入了第三号人物的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和周恩来了！

北京传言颇盛：“江青要当副主席啦！”

其实，江青岂止是要当副主席，她还要当主席哩：因为她比毛泽东小二十一岁，比周恩来小十六岁，比康生也小十六岁，何况她有一张万夫莫敌的“王牌”——毛泽东夫人！虽说她没有上过井冈山，没有爬雪山、过草地，却也住过延安窑洞，吃过小米，跟随毛泽东转战过陕北。她不是“三八”式，是1933年的中**员，论资历也还是过得去的……她在中共九大时，便要争当副主席。眼下，林彪死了，陈伯达倒了，康生“病”了，她怎不跃跃欲“上”呢？

1972年1月11日《人民日报》所载报道《首都隆重举行追悼陈毅同志大会，伟大领袖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清楚地显示了江青的政治地位。报道在提及“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之后，紧接着提到的便是“政治局委员江青”。

《人民日报》的报道，明明白白地把江青排在第三号地位。

陈毅的去世，使江青又少了一个政敌。但是，两个多月后——3月26日，江青则失去了一个得力的政治伙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等一系列要职的谢富治病逝了。

江青亲手“培养”的张春桥和姚文元，此时成了她政治上最为重要的“嫡系”力量。在中**内，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地位，仅次于江青。当时的外电，称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为“文革新贵”。他们借着“文革”发家，平步青云，登上了权力的巅峰。

张春桥的自我感觉也极为“良好”。在庐山，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张春桥成为林彪、陈伯达一伙集中攻击的目标。如今，林彪、陈伯达一伙成了反革命集团，张春桥受他们攻击，成了不可多得的政治资本。张春桥不时估计着自己的政治前途：要么成为党的副主席，要么当国务院总理。

姚文元自从陈伯达倒台之后，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舆论总管”。这位以评《海瑞罢官》而一鸣惊人的“秀才”，对江青言听计从。他深知“第一夫人”的力量。他当年正是在上海骑着自行车前往锦江俱乐部，见到了这位“第一夫人”，才得以直上青云。

三位“文革新贵”踌躇满志。尤其是毛泽东、周恩来明显地衰老了，他们益发为自己的“年龄优势”而兴高采烈。不言而喻，中国未来的权杖，必定落在他们手中。

江青早在中共九大前就声言自己“有掌握国家全盘领导的能力，就是许多人不了解我”，此时江青更是要“掌握国家全盘领导”了！

1972年2月21日上午十一时三十分，锃亮的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机场，成为举世瞩目的时刻。这时正是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十时三十分，收看电视的黄金时间。中美双方精心挑选了这一时间，让美国总统尼克松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握手的时刻，出现在大洋两岸数以亿计的电视荧光屏上。

中美关系的冰河，从此解冻。

尼克松到达北京才四个小时，毛泽东便出乎意料地迅速会见了他。这是毛泽东临时决定的，虽然事先双方商定的程序表上列有这一最重要的会见，但没有确定时间——因为毛泽东正在病中，中国方面无法事先定下毛泽东何时能够会见尼克松。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及他目击的毛泽东病态：

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引者注：指周恩来）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以发出锐利的目光。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只安排我们会晤十五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尼克松还描述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显露的病态：

毛陪我们走到门口。他拖着脚步慢慢地走。他说他身体一直不好。

“不过你气色很好。”我回答说。

他微微耸了耸肩说，“表面现象是骗人的。”

尼克松的目光是异常敏锐的，毛泽东确实在病中。就在几小时之前，毛泽东还不是出现在电视镜头上的“光辉”形象：他的头发很长很长，胡子也好多天没有刮了。急急召来理发师“突击”，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换上新做的“毛式”衣服，他这才变得“容光焕发”，才变成观众们熟悉的往常的形象。只是他的那双脚，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他的脚肿得很厉害，以致穿不进原先的鞋，不得不新做了一双格外肥大的圆口黑布鞋。尼克松注意到了他步履蹒跚，但他肿胀的脚被宽大的裤子遮住了。

毛泽东的体质是不错的。虽说他年轻时得过肺病，但后来一直很健康。1971年林彪的严重挑战，使他的精神颇受打击。“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开始患病。他的沙发之侧，总要放着痰盂了，起初是感冒，转为支气管炎，转为大叶性肺炎。

考虑到毛泽东在病中，定于1972年1月10日下午举行的陈毅追悼会，没有安排毛泽东出席。毛泽东看到了有关陈毅追悼会的文件，于1月10日中午突然决定出席追悼会。当时时间已很紧迫了，他连睡衣都未换下，只是套了一身“毛式”外衣，就上车直奔八宝山公墓礼堂。

回来后，毛泽东显得异常疲乏。过了些天，毛泽东竟突然休克！

周恩来闻讯，火速跳上轿车，从中南海西花厅赶来。他竟由于过度的紧张，许久下不了车！

毛泽东是由于肺心病伴严重缺氧，导致休克。他的护士长吴旭君首先发现险情，马上告知毛泽东的随身服务员张玉凤，急请大夫。医生们随即赶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上前用手放在毛泽东的鼻孔处，发现呼吸已经停止。他马上采取了紧急抢救措施，对毛泽东进行人工呼吸。胡旭东原是北京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因医术高明，进入中南海，成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

几分钟之后，毛泽东的心跳恢复了，救护车也赶到了。

毛泽东终于从休克中苏醒。他在病中仍不失风趣，说道：“我好像睡了一觉！”

毛泽东这次休克，表明七十九岁的他，已明显地在走下坡路。毕竟岁月不饶人，他老了!虽然报上仍用“神采奕奕”之类仿佛他的“专用词”来形容他，虽然“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口号声仍响彻中国大地，但是自然规律无法违抗，毛泽东已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了”。

在抢救毛泽东时，周恩来说了一句动情的话：“这个国家的担子，我担不起来，不能没有主席。”

那时，正处于美国总统尼克松准备访华之时，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忙于准备那历史性的会见。然而，毛泽东在病中，无法事先安排他和尼克松会面的时间。

正因为这样，在尼克松到达北京之后，毛泽东突然决定立即会见他，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忙得团团转。

当毛泽东病倒时，在他身边护理的，除了护士长吴旭君，便是张玉凤了。

张玉凤本是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1968年，二十四岁的她，和在铁道部工作的刘爱民结婚。不久，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香港《文汇报》记者阮纪宏的《张玉凤回忆在毛泽东身边的日子》 (注：连载于1988年7月23日至25日香港《文汇报》。)一文中，记述了张玉凤进入中南海的经过：

1970年7月的一天，张玉凤在北京专列处照常打扫着车厢随时候命出发。列车长及副书记来到她跟前，问张玉凤工作什么时候能完成，通知她去中南海一趟。早上十一时，张玉凤带着战战兢兢的心情来到中南海，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及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接待了张玉凤，问她是否愿意到中南海当服务员。

在疯狂的文革年代，在一般人心目中，能够到毛泽东主席身边工作是一种多么崇高的荣誉，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可得。在这种信念的支配下，毫无一点心理准备的张玉凤一口便答应下来，可是，不管怎样，当时二十七岁的张玉凤是无法估计接受这份工作，对她以后的人生将会产生什么影响的……

就这样，张玉凤从毛泽东专列上的服务员，进入了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当服务员。那时，毛泽东已不住在丰泽园——1966年上半年，毛泽东几乎不在北京，当他在7月18日回到丰泽园，发现园内所有的房子都修茸一新，正房向阳一面还新修了一道双夹道走廊，安上双层玻璃。毛泽东大为不悦，因为这样的修缮未经他同意。他搬到中南海怀仁堂东侧的房子里去住了，一直住到1976年唐山大地震，住了十年。江青则在钓鱼台另住。

毛泽东的新住处，人们通称“游泳池”，因为他住在游泳池旁。那游泳池是毛泽东用《毛泽东选集》的稿费修建的。喜欢游泳的他，这样不出中南海也能游泳。游泳池分室内、室外两个。毛泽东住在室内游泳池之侧。他的住处，有一间不大的卧室，另有一间大厅，那是书房兼客厅。电影、电视和新闻照片中常常出现的，就是那间大厅。

张玉凤进入中南海不久，便遇上毛泽东患病。毛泽东的生活便由她细心地照护着。

江青在公众场合，总是要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代表毛主席向同志们问好！报告同志们好消息，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实际上，江青已经不大来中南海。她在钓鱼台建立她的“独立王国”。只是由于“毛泽东夫人”是她的政治护身符，所以她总是要以毛泽东夫人的身份对公众发表讲话。对于她来说“毛泽东夫人”的身份，比其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更为重要。

其实，江青当时并不能随便去见毛泽东。毛泽东吩咐，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进入中南海游泳池旁他的住处。

当时担任毛泽东的警卫战士陈长江曾回忆说：

江青见主席必须经过批准。

有一次，江青来几次电话要见主席，主席坚决不同意。我给游泳池南台检查站和北大门的哨兵交待了，没有得到命令批准，不开大门。

可是这次江青自己闯了来，气氛十分紧张。哨兵从小门往外看，见她向门口走来，板着脸。江青对哨兵说：“不要通知，我不到主席那里去，我到里面看看卫生。”

当时年轻的哨兵，也不好用手挡她。她在室外游泳池转了一圈，踱进室内游泳池北门，执意要看室内卫生。

当时，我和办公室副主任张耀祠在，见江青进来，预感风暴就要来临。果然，她见到了张耀祠就大骂：“你老糊涂了，不尊重我！”“哨兵为什么不让我进？”她头也不回往里走，我们又不好拦，眼巴巴地望着她走过南面小门拐进主席卧室。我心里有点儿紧张，主席吩咐过没有他的批准，不准江青进来。

主席发火了，把汪东兴主任找了去，问：“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同意不能来。”

汪主任连夜把张耀祠、我及另一位同志找来，共同研究，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主席同意均不能进来，江青也一样。我当时做了检查：没有给哨兵和值班同志下死命令，让江青钻空子，总认为江青是主席的夫人，不敢挡，没有当做是一项工作任务。我要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任务，加强责任心，保证主席绝对安全。（注：陈长江口述，李忠诚、伏慧敏执笔，《跟随毛泽东二十七年── 一个警卫战士的自述》。）

江青知道张玉凤成了毛泽东身边的服务员。张玉凤回忆江青如何对待她：

毛泽东患病时的医护工作由汪东兴、张耀祠同志领导，同时，也有周总理的支持。经医护人员精心治疗以及毛主席的积极配合，他的病总算一天天好起来。

开始，江青与很多当时的领导干部一样，并不知道主席的病情。后来，她知道了消息，便说：“主席的体质是好的，怎么可能病得这么厉害，你们谎报军情！”还说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和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领导同志是“反革命”、“特务集团”。

按理说，江青身为毛主席夫人，又是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应该对为毛主席健康付出了用语言无法形容的辛劳的人们充满感激之情。谁知她不仅没有给予鼓励与感激，反而扣上这个可以置人于死地的罪名。说实在的，那个时候听了江青这番话真让人感到寒心、紧张、茫然不知所措。事后，中办的负责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了毛主席。

有一天，周总理陪江青来探望康复不久的毛主席，一起前来的还有汪东兴同志。

毛主席是了解人、理解人的，他当着总理、汪东兴的面对江青说：“你说这些人（原注：指毛主席身边工作人员）是‘反革命’、‘特务集团’，你知道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我。”并用手指着自己。毛主席这句话不仅保护了我们这些无名之辈，也使身为政府总理的周恩来同志如释重负。

江青挨了主席的批评之后，心头的火无处发泄，她出得门来，便向我开火。她说：“你不懂医，又不是护士，走路这么重，一阵风吹着我了。”

我赶忙告诉她：“在这里，主席有规定，走路要响一些，好让他知道有人来了，免得他不知道给吓着。”

江青当着总理、汪东兴，还有五六个工作人员的面，厉声指责我：“你狡辩！”

周恩来总理为了不使这一状态持续下去，便走过来对我说：“你认个错吧。”也许，我当时作为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不知自量地回答“首长”责问，也是该挨批评的。我的头脑真的就是这么简单、直率，不知利害。

后来，发生了毛泽东休克事件。当时，并没有告知江青。当毛泽东醒来后，张玉凤这样回忆：

我们把周总理、汪东兴请到主席面前。主席说：“谢谢你们。”并邀他们两位一起到沙发上坐坐。他们问主席：“是否把刚才的情况告诉江青？”

主席看看大家，又看看总理，说：“不要告诉她，告诉她只会添麻烦。”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的形象，便是如此，这是常人很难理解的，我们也不很理解。因为普通人的家庭，这种情况不是太多。

张玉凤的回忆，生动而逼真地勾画出当时毛泽东和江青之间“常人很难理解”的关系。

开罗宣言[转帖]
 

　　　开罗宣言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１日
　
　　　　〔中〕蒋介石　　〔美〕　罗斯福　　〔英〕　丘吉尔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对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
致意见。三大盟国决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
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我三大盟国此次
进行战争之目的，在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
己图利亦无拓展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一
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
之一切岛屿，及使日本在中国所窃取之领土，如东北四省台
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
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
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独立。基于以上
各项目的，三大盟国将继续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斗，以
获得日本无条件之投降。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胡绳：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转帖]
 

　　　　胡绳在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　　　　　　　
　　　　　　　　讨论会结束时说的话

　　　　　　　　　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进行了５天，现在结束
了。我在这里说以下几点：　
　　　第一，对这次讨论会怎样估价？　　　　　
　　　近年来，各种学术讨论会开得很多，每次学术讨论会，都
征集了许多论文，起了推动学术研究的作用。但是，不少讨
论会——我这里只是指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有一个缺
点，就是讨论得不够。有些参加过我们的学术讨论会的外国
朋友也有这样的意见。讨论会的时间被宣读长篇论文占去了，
或者虽有讨论时间，却被一两位与会者的未必很精彩的长篇
发言占去了。当然，也有些讨论会开得比较好，能够进行比
较充分的讨论。我们这次讨论会可以说是开得比较好的一次。
　　　为什么能开得比较好？我以为，有两条说来也很平常的
经验：第一是说短话，第二是能够无所顾虑地说出不同的看
法。在有的讨论会上，可以看到，有些同志似乎不大懂得，在
学者的聚会上和例如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课是不同的。在这里，
没有必要把人所共知的事情翻来覆去地讲；为了要说出自己
在某个问题上的见解，或者说出问题的疑难所在，在同行中
间，用五分钟、十分钟发言就可以使人明白了。大家都讲短
话，长话短说，才能开好讨论会。至于无所顾虑地说出不同
意见，这当然更重要。学术研究中必然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如
果在不同意见和看法间不能交流以至争论，学术研究就会停
滞下来。　　
　　　我们这次讨论会，在很多问题上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和看
法。虽然经过讨论，但是没有一个问题得出结论。这固然因
为这次会议是以介绍情况为主，并不是专门讨论某一个问题；
但还应该说，任何有争论的学术问题，都只有经过长期的研
究和讨论才有可能解决。在讨论会上，如果能够把各种不同
的意见和看法摆出来，把问题的疑难点揭示出来，或者把在
研究方法和其他方面的不利于达到正确结论的障碍揭示出
来，我看就算有了成绩。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认为，这次
讨论会是成功的。　　　　　　
　　　这里附带说一下，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者，即自觉地
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研究问题的人，能否同不采用，乃
至不赞成这种观点方法的学者进行讨论？——我以为，这种
讨论是能够进行，并且是有益的。如果认为，在任何问题上，
从马克思主义观点出发必然得到这一个结论，而不用马克思
主义观点必然得到另一个结论，那么二者间就不可能进行讨
论；要讨论就只能是或者你说服我放弃马克思主义观点，或
者我说服你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我以为事情并不总是这样。
事实上，同属于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人，也可能在同一问题上
有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当然不可能都是正确的；而
不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的学者，也能够提出有价值的问
题，能够在这个那个问题上提出正确的或比较正确的意见。我
国现在在经济上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学术研究上也要实行
开放。对于我们的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来说，有一个重新
学习的问题：学会和不同观点方法的学者交换意见，进行讨
论。马克思主义不是贴在商品上面的商标，而是探寻真理的
观点和方法。马克思主义学说随着人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
展，它不是适应一时需要的、封闭的学派。作为马克思主义
者，我们不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和其他学派等量齐观。如果
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学派的话，那么这个学派应该是既善于
维护自己的原则立场，又十分注意防止自己成为一个狭隘的
宗派，它既能通过自己内部各种不同意见的讨论而前进，又
能在和其他学派的交往中锻炼自己，从其他学派吸收各种有
用的思想资料、有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和有价值的意见，考虑
他们提出的批评和不同看法。我以为，这是我们在广泛进行
国际学术交流中应该采取的态度。　　　　　　
　　　第二，为什么研究孙中山？　　　　　　　　
　　　这次会议上，大家提到，近几年来在中国对孙中山的研
究有较大的开展。于是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注意研究孙
中山？孙中出的研究属于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研究中的一
个部分。近几年来，中国近代（现代）历史研究的各方面，经
济、政治、文化思想等等的研究，都有较大的开展，同时也
开始进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历史的研究。其所以要
进行这些研究，我认为，可以归结为如下一个原因。今后１５
年，在我国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关键时期。在这时期，我们要
按照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社
会主义国家奠定基础。过去几年，已经有了初步成就，但在
前进中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有许多困难要克服。需要着重
说的是，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成功，就必须从中国的具
体的国情出发。一个国家的国情是和它的历史传统有关的。历
史传统中既有应该继承和发扬的积极因素，又有应该注意克
服的消极因素。说到中国的国情，就不能不注意到我国是从
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民经济和国民文化都很落后的国
家，经过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胜利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又
迅速地转入社会主义社会的。了解中国历史上长期的封建时
代也和了解中国今日的国情有关，但更和当前的国情有关的
当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时代。孙中山的研究是以辛亥革命
为顶峰的那个历史时期的中心课题，这个时期被称为旧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而且孙中山又是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入新民
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个重要人物。我们之所以有兴趣研究孙
中山和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中的其他人物，研究与这些人
物有关的事件、思想，当然还可以举出其他原因，但最重要
的一点，就是为了有助于了解今天的国情，以利于社会主义
建设。国际的中国学者近年来越来越把过去单纯研究古代的
中国，转而用较大力量研究近代（现代）的中国，我想这也
是和注意今天的中国及其发展有关的。
　　　这次讨论会中提到一个值得想一下的问题，就是研究历
史和当前的关系。忠实于历史科学的人，都反对按照现实的
某种需要来改造历史，也不认为现实的问题可以用历史的简
单类比或推论就能解决。有些历史研究者纯粹由于历史兴趣
而去进行某些研究工作，对此也不一定要予以反对。但是我
们不能不承认，关心现实的问题，常常刺激我们对探讨过去
的历史的强烈的兴趣，这种探讨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某些现实
问题。为什么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人物会被一代代人反复
研究呢？除了因为有新材料被发掘出来以外，我以为，是由
于各个时代的人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看历史的缘故。重要的
历史事件、人物都是很复杂的，研究者不可能巨细无遗地罗
列一切事实，而总要有所取，有所舍。取什么，舍什么，往
往和现实生活向研究者提出什么问题有关。所以，同样的历
史事件和人物，这一代的研究者会提出前一代的研究者忽视
了的问题，注意到前一代研究者所不重视的某一侧面或某些
材料。有些偏见和误解之所以产生，是和研究者所处的社会
条件的限制有关的，而在另一种社会条件下，研究者有可能
纠正这些偏见和误解。　　　　
　　　从认识中国现实国情的要求出发，我以为，研究者将无
所顾虑地力求准确地研究我们的历史，而且能够提出新的问
题，作出新的探索。——在孙中山的研究上也是这样。　　
　　　第三，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给我们以什么启发？　　　　
　　　这次会议的讨论给了我们很多启发，使我们看到有些什
么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使我们看到在研究方法上有些
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特别是在后一方面（即研究方法方　
面），我以为这次会议给我们的启发是很有意义的。许多发言
者提到这方面的意见，我没有能力把所有的意见都归纳起来，
只试就个人的体会说一下。　
　　　孙中山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上的民族英雄。作为一个
被压迫民族中的民主主义革命家，他有国际意义。我们要歌
颂这位民族英雄，但不只是歌颂。如果只是歌颂，写几首颂
诗就可以了。许多发言者说，孙中山不是神，而是人，是在
思想和行动上都很复杂，而且不断发展的历史人物。他的复
杂性和他的发展道路，都反映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我们的
科学研究，应该能反映出这一切。既然我们把他当做研究的
对象，就要如实地分析他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取得他的成就，
也要分析他的思想中的矛盾，他的思想和行动的矛盾，他的
主观愿望和实际效果的矛盾，等等。如果说，因为怕损及民
族英雄的地位，就不可以探讨某些问题，这样的禁区是没有
的；由于某个“权威”发表过什么意见，因而不同的意见就
不可以发表，这样的戒律是没有的。
　　　有的发言者对于我们对历史人物的研究提出一个批评，
说我们的研究常常只限于对人物的褒贬，这个缺点恐怕是有
的。这可能同中国传统史学的影响有关。在传统史学中对人
物的评论，往往只是说出他的功过、忠奸、好坏。我们对历
史人物和他做的事情，常常给以起积极作用或消极作用这样
的评价。这种评论是必要的，但有时并不能简单地划分为积
极的和消极的两种类型。而且作出这种评价，决不是研究工
作的结束，甚至只是开始。对一个历史人物作出某种价值评
论，远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
　　　我们从事孙中山的科学研究，不是当吹鼓手，不是当法
官，也不是为他当参谋或为他当辩护士。例如，对孙中山在
辛亥革命中让位给袁世凯，我们不是歌颂他的“谦让”的美
德，也不是谴责他妥协的错误，不是以当时他的处境来为他
辩护，同时也不是建议他应当如何进行斗争。这些都是没有
意义的。我们既然是作科学研究，就要冷静地分析当时国内
外形势怎样迫使孙中山实行这种让步，这种形势是如何形成
的，革命力量为什么不能抗拒这种形势，孙中山本人和当时
其他人物如何看待这一让步，其实际后果如何，等等。　　
　　　历史上的人物，总是抱着某种预期的目的来进行活动的。
但结果与预期目的不同，甚至相反的情形是常常发生的，最
伟大的人物也有时难免发生这种情形。历史研究者就要认真
分析为什么有些预期目的能够实现，有些预期目的不能够实
现或者不能够完全实现。对于孙中山和其他历史人物，我们
也必须如实地考察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怎样想的，怎样
做的，其后果如何，为什么他这样想，这样做，为什么后果
与其预期的相近或者有所不同。　　　　　　　　
　　　孙中山是代表着中国的一个历史时代的伟人。我们要从
孙中山来看这个时代的中国，也从中国的这个时代来看孙中
山。孙中山创立了辛亥革命时期最先进的思想，成为当时先
进的革命运动的领袖。他不是孤立于时代与社会之外的英雄。
他只能提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可能提出的最先进的思　
想。他的思想和他所领导的运动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先进潮流，
也不能不带有那个时代赋予的弱点。中国近代社会变化得很
快。他的先进思想很快在实践中暴露了弱点。他领导的运动
取得了成功，而又很快失败了。但他仍继续前进，进行新的
探索。这是孙中山的伟大之处。这些，都需要我们作具体的
分析。把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结合起来研究，有广阔的研究领
域。我们的研究当然有助于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中国和它以
后的发展，直到今日的中国。　　　　　　
　　　这次学术讨论会有孙中山研究的专家参加，也有其他方
面的专家参加。这也给我们以启发。孙中山的研究要由许多
方面的专家，如经济史、政治史、文化思想史方面的专家，以
至外国史方面的专家来参与，这样才能多方面地展示孙中山
及其时代这个课题的丰富内容。同时，也可以通过孙中山的
研究来加深对中国近代（现代）的社会政治历史的研究。
　１９８５年８月

　　　　　　原载《历史和现实》论文集，１９８８年３月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收音机的检查证[转帖]

防止传播反动思想，凡有短波收音机必须检查。

美蒋反动武装虽在中国大陆被彻底消灭，但它还梦想死灰复燃，还在不断地用各式各样的方法对新中国进行其阴谋破坏活动，而其主要方式之一，就是捏造与散布谣言，以图扰乱人心，破坏我社会秩序。特别是在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以后，谣言更多。敌人散布谣言的方法，不外由潜伏在各地的特务直接捏造到处流传和利用美国之音和台湾蒋匪电台广播各种荒谬新闻。对特务造谣，在人民政府镇压下，此后当可逐渐敛迹。对敌人利用电台广播虚构消息与污蔑谣言，我们也应从速加以取缔，否则对我们人民是不利的。为了维护人民利益，我以人民一分子的立场．建议凡私有短波收音机者，一律由主管机构边派专门人员进行调查登记后，予以适当的管制，以免散布毒害中国人民思想的反动邪说，危害人民。
　　
胥锦帆
1950年10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三版

 英情报专家：解放军隐密尖端武器已亮相[转帖]
 

詹尼特奎恩（英国亚洲情报专家）：中国军方隐密尖端武器已逐渐亮相！

这种隐秘科技，并包含目前我们已知的那些。以及我们一直猜测的那么更加隐蔽与神秘的科技。这里包含了中国由地面发展而来的天体可挂载屏蔽激光系统。再2005年－2006年，美国国防部，空军战略发展情报中心。NASA部门。多次发现与证实，中国再地面端实施对于美国卫星进地轨道的激光照射。

而这种激光是中国持久研制的一种大功率毁灭性激光武器。他可以导致卫星的瞬间烧毁。可以轻易击穿战略导弹的导引头部分再分裂制导前端，被高速据能所烧毁。而使得导弹完全失去中段分裂分导。

中国2005年介绍了的一辆中国产96型装甲车上，实验性安装了一部大型地面载体激光眩目武器。它是用于至盲来自任何可见与非可见光源的照射。可以再瞬间摧毁诸如"微光夜视"，"激光驾速""光学探测"等多种目标。目前，据推测他的实际作战距离可以达到1－2公里。仅低于美国再80年代中期完成的"手术刀"系统40米。而射高角度与美国几乎持平。

核动力航母。这是我们几乎可以完全预知的。中国目前拟定建造的首批航母是满载排水量46000－52000吨级的常规动力母舰。但是这并不是中国的最终目标。而常规动力母舰的持续性部署需要消耗很大的能源。而能源恰恰是目前中国与美国争夺的焦点问题。中国自1993年就已成为了石油静进口国家。因此，部署为来的航母舰队，所需要的庞大的石油储备。对于目前中国的紧张的能源问题来说，他们是没有办法尽快解决的。

因此，他们建造核动力航母的需求是肯定也是必然的。而首批航母建造数量可能仅有1－2。加之早期从俄罗斯购买的已经报废的"瓦格良"训练母舰总计3艘。而即便是解决台湾未来冲突，中国所需要的航母数量也远比这要多。因此，可以暗示出，他们建造核动力航母是十分可能的。

另外，中国建造了093/094核动力潜艇。而中国从中获得了；获得了建造新型核动力反应堆的经验。而目前正在秘密实验的095A型则已经全面改变了。他参考了目前俄罗斯采取得形式，以核动力巡航＋攻击的综合型作战潜艇。目前1艘应该已经完成。

无人战术空中部队抗击F22隐身战斗机。这是中国参考美军再伊拉克前次作战中，所采用的目前中国对此有多种考虑形式。"暗剑"仅仅是中国暴露的一个方面。

而"暗剑"的作用是为了配合中国隐身第四代战斗机。使用的。他会前期再战斗机之前发起攻击。以便使得对手暴露自己的。而中国歼14型战斗机，也是设计于隐身超音速，超机动。超视距攻击。因此，F22会被这两者任何一个遗留下来的所击落。

海基、陆基远程巡航导弹。目前中国再实验的C602实际最大射程，如果没有MR限制，他可以超过500公里，而无需中继制导。与战斧G导弹距离相当。而目前中国秘密实验的HN3，其射程超过1500公里。但是其HN4由于增程能力不足。已经导致2次失败。

但是1500公里已经可以巡航自动打击台湾大部分地区。而中国为此无需使用包含DF21在内的任何战略武器。而这种巡航导弹也是可以配属核弹头使用的。每枚弹头当量最大可以达到3千吨级。这是中国小型化核弹的成就。借此中国可以尽可能去避免使用大规模杀伤与破坏的DF21这类的战略导弹。

周恩来“16字密信”背后的故事[转帖]
 

　　上世纪60年代,周恩来曾托人给远在台湾被幽禁的张学良捎去一封十六字密信,全文是:“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有关周恩来给张学良的这封密信最早披露于1990年,10多年过去了,密信的知情人或年事已高,或已作古,或三缄其口,多年来,围绕这封密信各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20世纪60年代海峡两岸正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这十六字密信究竟是通过什么人,以何种方式传递到张学良手中的呢?

　　关于密信传递的时间

　　关于密信的传递时间,历来说法不一,有1960年说、1961年说、1962年说,其中1961年说又有年春和年底两种说法。
　　最早向外界公开这封密信的是曾在周恩来身边长期工作的童小鹏。据他回忆:“1961年12月12日晚,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北京饭店举行宴会,纪念西安事变25周年,应邀出席宴会的有张学良将军的胞弟张学铭、张学思以及与张学良有过交往的东北籍人士。席间,大家很自然地谈起了张学良在台湾的近况。张学铭向周恩来敬酒时很激动,泣不成声。周恩来也流下了热泪,他深情地说:“我的眼泪是代表党的,不是我个人的。25年了,杨先生牺牲了一家四口,张先生还囚禁在台湾,没有自由,怎能不使人想起他们就落泪呢?”回到寓所,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十六字短信……
　　由于童小鹏曾长期担任周恩来的秘书,又是第一个披露这一内幕的人,应当说他的回忆还是有很高可信度的,所以很多学者在没有做进一步考证的情况下,将这一说法加以引用。一时间,周恩来在1961年底或者1962年春通过特殊渠道给远在台湾的张学良捎去密信的说法似乎已成定论。但是,罗青长在2004年4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的《情深意重割舍不断———忆周恩来与张学良的情意》一文中写道:“1960年,周恩来总理得知张学良将军的弟弟张学铭及夫人朱洛筠要到香港探亲,便在西花厅宴请张学铭夫妇。当时我在陪。席间,周恩来谈到对张学良的牵挂,他手书了几句话托张学铭夫妇设法转达给张学良将军……”罗青长长期从事对台工作,了解许多对台工作的内幕,他的这篇文章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在文中特别提到的“当时我在陪”,更是令人毋庸置疑。
　　那么,传递密信的时间到底是哪一年呢?我们在中共中央文献档案中找到了直接而宝贵的第一手资料。这份档案内容如下: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张现住董显光家中,仅获有限度的自由。
　　这份档案的准确时间为1961年5月31日,从内容上看,它应该出自周恩来之口,而且是在得到密信已转交到张学良手中的信息反馈后,向中央做的汇报。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受总理委托完成这一使命的人,一定会在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总理,同样,总理也会将事情的经过及时间向中央汇报。由此来看,密信一定是在1961年5月底前通过安全渠道转到张学良手中的。

　　谁是密信真正的传递人

　　谁是密信真正的传递人?此前大多数学者认为密信是由郭增恺夫人传递的。此说大多依据童小鹏的回忆:“1961年12月12日晚,心情难以平静的周恩来写下了十六字短信,决定通过特殊渠道转交远在台湾的张学良。信写好后,周恩来几经思考,终于找到了理想的送信人选———郭增恺夫人。此后,郭增恺夫人不负重托将总理的密信安全送到张学良的手中。”
　　童小鹏此语一出,立即被史学家接纳。因为郭氏夫妇与周恩来及张学良夫妇皆有着很深的交情。郭增恺原为杨虎城17路军参议。西安事变爆发后,宋子文将当时关押在南京的郭增恺保了出来。宋子文与宋美龄前往西安救蒋时,郭作为宋子文的随员一同到达西安,协助宋子文做调解工作,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做了很多工作,郭增恺由此深得周恩来的赏识。当时其夫人在香港居住,不仅能自由出入台湾,而且与张学良夫妇也有交情。郭增恺夫人作为双方均信赖的朋友,完成这一使命自在情理之中。
　　但事实却与此说相去甚远,童小鹏的回忆至少有两点错误:时间和密信的传递人。关于时间前面我们已经进行了考证,而在前面我们提到的1961年5月31日的那份中央档案也明确提到“张学铭、张学思给张学良的信,已托朱五送到台湾张学良手中,我写‘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几句话已带到……”根本未见郭增恺夫人参与此事的任何依据,这是其一。
　　其二,据同样作为知情人的罗青长回忆,明确提到张学铭夫妇是密信传递人之一。
　　这样说来,至少张学铭夫妇、朱五三人都曾参与了密信的传递。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张学铭夫妇不具备到台湾送信的可能,是不是朱五将周恩来的密信亲手转交张学良?带着这一疑问,笔者走访了张学铭的儿媳吴量绩女士,却意外地获知,其实参与密信传递的人除了张学铭夫妇、朱五外,还有一位关键人物参与了此事,而且就是这个人最终将总理的信交给了张学良。她就是现居台湾的朱浣筠。

　　张学铭是张学良同父同母的胞弟,早年留学日本,1931年出任天津市市长,“九·一八”事变后,张学铭携同妻儿到西欧、美国游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张学铭由香港被迫回国,出任国民党政府东北长官部参议官中将主任、行辕参议室副主任、总参议等职。全国解放前夕,张学铭毅然决定留在大陆、迎接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成立初期,张学铭回到天津工作,曾任天津市市政工程局副局长、民革天津市委员会副主任、民革中央委员等职,深得周恩来的器重和信赖。

　　张学铭的夫人朱洛筠是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的第六个女儿。朱启钤先生1964年病逝于北京,生前颇受周恩来的敬重和关照。朱洛筠不仅是张学良的弟媳,而且和赵一荻是中学时代的同学。朱洛筠的五姐叫朱湄筠,人称“朱五小姐”。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马君武曾写过一首“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胡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家,哪管东师入沈阳”的打油诗,讽刺执行了“不抵抗命令”的张学良,诗中的朱五指的就是朱湄筠。朱湄筠后来嫁给了张学良的亲信朱光沐。张学良遭到幽禁后,朱光沐做了宋子文的秘书,当时住在美国,朱湄筠带着子女独自生活在香港。
　　朱浣筠是朱洛筠、朱湄筠的第十个妹妹,当时住在台湾,她的丈夫卢志德是蒋介石的私人医生。朱浣筠夫妇都信奉基督教,跟蒋介石、张学良同在台北的凯歌堂做礼拜,朱浣筠有和张学良接触最为便利的条件,是能够与张学良直接接触的最佳人选。
　　据吴量绩女士回忆,1960年的一天,周恩来在北京宴请张学铭夫妇。席间,周恩来谈到如何花了好多的钱,找了好多的渠道、好多的人,都不能跟张学良接触上的无奈。希望听听张学铭的意见。张学铭略加思索,向总理提议,此事找他的夫人办最合适,并向总理详细地介绍了在台湾、香港的朱家姐妹情况。当时,周恩来听了张学铭的介绍十分高兴,马上拿出纸笔写下“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四句话十六个字。考虑到张学良的安全,行事严谨的总理并没有在上面署名。总理把这封寄托着他对张学良无限思念与关切情感的短信郑重地交给了张学铭,希望张学铭设法尽快将信转到张学良的手中。
　　此后,张学铭夫妇在周恩来的精心安排下,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连同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张学思写的两封信交给了在香港的朱湄筠。1961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信交给妹妹朱浣筠,最后由朱浣筠将信安全送到了张学良的手上。

　　密信是怎样传递的

　　罗青长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提到:“周恩来考虑得十分周到,他请张学铭夫妇到达香港后,再托台湾的友人将他的信装在口红盒里,到张学良夫妇经常做礼拜的教堂,趁人不备,交给赵四小姐,就说‘大陆方面的朋友有话捎给少帅’。”这一说法似乎跟以前大多学者引用童小鹏的回忆如出一辙。此说认定郭增恺夫人带着总理的亲笔信到了台湾,由于未获准见张学良将军,一时难以完成总理交给她的这项特殊使命。不久她发现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常去教堂做礼拜。一天,她提前把周恩来的信夹在一支口红中,赶到教堂,利用做礼拜的机会,把这支夹有周恩来总理亲笔信的口红安全地交到了赵一荻的手中。但是,这一说法却被吴量绩女士否定了。
　　据吴女士介绍,从总理写信,到信送往台湾,其间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的精心策划和准备。张学铭夫妇接受周恩来重托后,即以探亲为名前往香港和朱湄筠接洽、联络。由于此事关系重大,为谨慎起见,张学铭夫妇几次往返于内地和香港之间,每次从香港回到北京,他们夫妇要当面向总理详细汇报香港、台湾方面的情况,当时朱湄筠在香港因经营不善,生活十分拮据,张学铭夫妇每次到香港都带去很多钱,作为朱湄筠的活动经费。
　　经过充分的运作和筹备,1961年春,朱湄筠专程前往台湾,将周恩来写给张学良的密信连同张学良胞弟张学铭、张学思写的两封信交给了妹妹朱浣筠。5月的一天,朱浣筠将信夹在一本《圣经》里,带到了张学良、赵一荻经常去做礼拜的凯歌堂。在教堂做礼拜时,朱浣筠巧妙地靠近张学良,将事先准备好的《圣经》快速地递给张学良,在圣歌声中,张学良打开《圣经》,周恩来写的“为国珍重,善自养心;前途有望,后会可期。”十六个字立刻映入他的眼帘。熟悉的字体,关切的话语,加上特有的灵犀相通,使张学良马上意识到这封未署名的短信,一定出自周恩来之笔。张学良与朱浣筠二人均心照不宣。

　　周恩来一直牵挂张学良

　　新中国成立后,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更是牵挂远在台湾的张学良,总是通过各种渠道、各种关系,暗中了解张学良的情况。周恩来常对身边的人说:“我们夺得了政权,但是不要忘了帮助过我们的朋友,有的现在还在台湾,等祖国统一了,一定要关照这些朋友。张学良就是其中的一位。”
　　1956年,正值西安事变20周年之际,周恩来在北京召开的座谈会上,再次提到张学良,他说:“由于西安事变,张、杨两位将军是千古功臣,这点是肯定的。张汉卿亲自送蒋走是个遗憾。张汉卿在被扣后,还给我写过两封信,多年来表现很好,始终如一,是值得人怀念和尊敬的。张汉卿将来能援救出来最好……”可见,周恩来无时无刻不把张学良的自由挂在心上。但遗憾的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受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影响。周恩来为争取张学良自由所做的努力,始终未能如愿。
　　周恩来在弥留之际,还不忘嘱咐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要忘记台湾的老朋友”。周恩来躺在病床上批示的最后一份文件后面,接连写下“托!托!托!”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萦绕在周恩来心头的仍然是对张学良无限的关怀。

 美国总统尼克松眼中的江青[转帖]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榕树的须再多一些。洪常青的装显得人短了。前奏曲应出现琼花主题。音乐上洋教条、土教条都要打掉……”江青从1963年起，便“指导排演”了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把它树为“样板戏”。

1972年2月24日晚，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北京作为一项“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演出。周恩来、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演出。这是江青第一次在重要的外事活动中露面。作为“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旗手”，江青让美国总统观看“革命样板戏”，心中充满了自豪之感。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对江青的印象：

我从事先为我们准备的参考资料中得知，江青在意识形态上是个狂热分子，她曾经竭力反对我的这次访问，她有过变化曲折的和互相矛盾的经历，从早年充当有抱负的女演员到1966年“文化革命”中领导激进势力。好多年来，她作为毛的妻子已经是有名无实，但这个名在中国是再响亮没有了，她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个名来经营一个拥护她个人的帮派的。……

在我们等待听前奏曲的时候，江青向我谈起她读过的一些美国作家的作品。她说她喜欢看《飘》，也看过这部电影。她提到约翰·斯坦贝克，并问我她所喜欢的另一个作家杰克·伦敦为什么要自杀。我记不清了，但是我告诉她好像是酒精中毒。她问起沃尔特·李普曼，说她读过他的一些文章。

毛泽东、周恩来和我所遇到的其他男人具有的那种随随便便的幽默感和热情，江青一点都没有。我注意到，替我们当译员的几个年轻妇女，以及在中国的一周逗留中遇到的其他几个妇女也具有同样的特点。我觉得参加革命运动的妇女要比男子缺乏风趣，对主义的信仰要比男子更专心致志。事实上，江青说话带刺，咄咄逼人，令人很不愉快。那天晚上她一度把头转向我，用一种挑衅的语气问道，“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到中国来？”

当时，芭蕾的演出正在进行，我没有搭理她。

原来我并不特别想看这出芭蕾舞，但我看了几分钟后，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精湛表演艺术和技巧给了我深刻的印象。江青在试图创造一出有意要使观众既感到乐趣又受到鼓舞的宣传戏方面无疑是成功的。结果是一个兼有歌剧、小歌剧、音乐喜剧、古典芭蕾舞、现代舞剧和体操等因素的大杂烩。

舞剧的情节涉及一个中国年轻妇女如何在革命成功前领导乡亲们起来推翻一个恶霸地主。在感情上和戏剧艺术上，这出戏比较肤浅和矫揉造作。正像我在日记中所记的，这个舞剧在许多方面使我联想起1959年在列宁格勒看过的舞剧《斯巴达克斯》，情节的结尾经过改变，使奴隶取得了胜利。

中国的外事活动是十分周密的，讲究纪律性。江青陪同尼克松夫妇观看《红色娘子军》，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同意的。可是，翌日晚，当尼克松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答谢宴会，事先并未安排江青出场。

晚六时三十分，江青自说自话来了，要求会见尼克松夫妇。

出于礼貌，尼克松夫妇只得跟江青会面，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可是，此时此刻，周恩来和众多的客人却在新疆厅里干等着。

这一回，轮到尼克松不断地看手表，因为他知道早已过了宴会开始的时间。

江青说了一阵子废话，这才站起来告辞——她并不出席宴会。

她的突然出现，无非是向即将离开北京飞往杭州的尼克松夫妇，显示一下她的存在——她是毛泽东夫人，中国的第四号人物。
 

女局长在畸恋中落马[转帖]
 

女局长套牢“特招生”

　　徐猛出生在四川一个贫寒的农家，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成都某财经大学，并获得了财会硕士学位，2001年，他被重庆市某区审计局特招为干部。

　　报到那天，身为局长的杨敏亲自接见了他。见到这位长相英俊的“才子”，杨局长顿时眼前一亮。徐猛的音容笑
貌、风度气质，都太像她大学时的初恋情人……可惜，这个男同学70年代时说了一些过激的话遭到批斗，最后不甘屈辱在学校自尽。

　　多年以来，她一直珍藏着男友信物，经常在夜深人静时对视哭诉。大学毕业后，她当上了一名普通教师。1979年，在家人的催逼下，她匆匆地和一名大学老师结婚，婚后一年生下了儿子。此后，她干过校长、当过县教育局副局长，39岁被提拔为县文化局局长，2001年被任命为重庆市某区审计局局长。

　　可是，杨敏仕途上一帆风顺，而婚姻生活上却一片疮痍。在儿子去加拿大留学后，她和丈夫开始了长期分居。

　　或许特殊的情结作怪，从此，杨敏对徐猛“特别相待”:2003年1月，徐猛大学毕业才一年多，杨敏就力排众议，把他从业务科室一般科员提拔到局办公室当了副主任。不到半年，她再次将徐猛提拔到重点工程审核中心当了主任，让他主管全区经济开发工程的审核大权，专门给他配备了高级的丰田牌轿车……

　　徐猛感到自己遇上了贵人，时来运转了，却从未考虑“大23岁的干姐姐”会对他有更深层次的要求和回报！

　　2003年11月中旬，杨敏带着徐猛去深圳市开一个学术研讨会。夜里，两人外出喝酒，杨敏不胜酒力，大醉呕吐。徐猛扶着她到回宾馆后，杨敏突然一把抓住徐猛扶她的手，并将其捂到胸前，两行热泪滚落地说：“姐的命很苦啊，已经好几年没人给我安慰了，你……”徐猛头脑“嗡”的一声炸响，他感觉太突然，但此时此景容不得他说“不”，他只得缴械投降……

“老少恋”错位有多苦

　　两人有了第一次肌肤之亲之后，徐猛忐忑不安了好几天。可谁知，杨敏不仅没有对徐猛有任何的怪罪之意，返回单位上班的那天，杨敏就打电话给徐猛，“鼓励”他做男人就要大气点，不要那么胆小如鼠。并对其“约法三章，”：徐猛随叫随到；每周至少两个晚上陪伴她；在同事面前，两人不得随意。

　　杨敏知道光凭她一副老脸难以拴住这位帅气的小男人，她要好好行使自己的局长权力。

　　2003年春节前夕，重庆“邦迪”会计事务所董事长张宏，来到杨敏的办公室“汇报”工作，送给她一个2万元的大红包拜年。杨敏问张宏：“你这拜年金有没有徐猛一份？他专门负责你们所的具体业务工作！”听说已经给徐猛送了1万元，杨敏这才满意。此后，无论哪里送来的钱，杨敏都要替“小情人”要一份。

　　2003年1月，该局负责对重庆市某建筑工程公司承建的区农业园区道路工程款进行审核，公司陈总经理希望杨敏给予关照。杨敏心领神会，立即授意安排徐猛带领一个工作小组审核。结果，6000多万元的工程款，竟只查出5000多元的“水分”。

　　2005年春，在郊县的一个宾馆，杨敏对徐猛说：“姐姐为了你舍得一切，可你不能辜负我啊！我要你发誓，永远做我的情人！”徐猛不敢“违令”，只得违心发了一些誓言。

　　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徐猛每当搂着这个像妈妈一样的女人，心里很不是滋味。

　　2005年4月，徐猛在网上和在重庆机场当空姐的女大学生程小菲相识，很快就互有爱慕之意。可是，原以为网恋隐蔽，结果这场恋爱还是被杨敏拆散。此后，杨敏将徐猛看得更紧。为了牢牢将徐猛控制在自己身边，她一边拼命为他花钱，一边重塑自己的威严和霸道，几次出面帮他把搞砸的工作掩盖起来……

屈辱举报“同归于尽”

　　2008年元旦前夕，徐猛又和大学舞蹈老师叶小露建立了恋爱关系。1月17日，杨敏暗中跟踪徐猛来到闹市区一个酒吧里,徐猛突然看见了她，吓得脸青面黑，见女友一脸惊愕，徐猛尴尬地说“这……这是……我们局长！”谁知，杨敏冷笑着抢过话头，怒斥道：“你胆子也忒大了吧？你前几次嫖娼、搞一夜情，乱搞了多名女人，我们正在讨论如何处分你，你现在又乱搞上一个女人啦？你不要以为你这个小主任就是好大一个官，就可以道德败坏违法乱纪了！

　　叶小露听了，“啪”的一耳光扇在徐猛脸上，然后拂袖而去。

　　两次爱情失落后，徐猛不再理会杨敏了，杨敏几度上门寻求缓和，徐猛坚决不见。于是，两人不欢而散。

　　2008年4月，杨敏主持局党委会，决定调整中层干部岗位，特别暗示徐猛有可能被安排到最没实权和实惠的综合科。

　　感情的失落，尊严的毁损，职位可能的调整，前途的暗淡，已令徐猛灰心丧气，他思来想去，决定和杨敏“同归于尽”！

　　2008年5月中旬，徐猛带着工作组去验收一个国资企业的改造工程。验收结束后，徐猛找到该企业领导，明目张胆地强行索要20万元“辛苦费”。他还特别说明这是“杨敏局长要的”。该企业给了徐猛8万元现金支票后，马上向检察院渎职犯罪侦查局报警。5月16日，徐猛拿着支票刚到银行兑现，就被渎侦局的检察官抓获。

　　徐猛被拘捕的当天，向检察官招供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贪污受贿22万元，与杨敏共同贪污公款18万多元、共同受贿16万多元等犯罪事实；同时，他还供认了自己与杨敏存在情人关系，以及互相利用的权、钱、情交易的骇人内幕！

　　9月29日，法院一审认为，徐猛、杨敏二人的行为已构成贪污受贿罪，判处徐猛有期徒刑4年零6个月，判处杨敏有期徒刑3年。12月20日，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维持一审原判的终审判决。

(《检察风云》2009年第3期　渝子文)
 

我党的情侦保卫工作不靠金钱和美色[转帖]
 

我党早期的情侦保卫工作

2009-02-23 人民网-北京日报 徐焰

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进行的。上世纪20年代大革命期间，为了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生存发展，我党不得不建立一些对付敌探和内奸的保卫组织，开展情报侦探保卫工作（简称情侦保卫工作）。在复杂的斗争中，我党领导的情侦保卫工作对于民主革命的胜利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周恩来后来曾多次回忆说，如果没有“前三杰”，我们这些人早就不存在了。

●我党领导的情侦保卫工作学习借鉴了苏联的经验，但规定不许搞党内侦察

我党的情侦保卫工作，是自1925年廖仲恺被刺后由周恩来、陈延年领导的两广区委首先创建起来的。
1926年末，中共上海区委组织工人准备武装起义时，又从秘密的工人纠察队中挑选有战斗精神并精明强干的人员，建立起“打狗队”。当时“打狗队”很好地担负了保卫领导人和惩处工贼的任务，确保了周恩来等领导人的安全，保证了工人武装起义的成功发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由武汉迁回上海，11月周恩来从广东回沪后又组建了中央特科，在建立总务、情报和通讯部门的同时又重建了“红队”（俗称“打狗队”），专门对付破坏党的叛徒内奸。1928年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特科人员培训班，指派从苏联学习过“格别乌”保卫工作的陈赓、顾顺章等人授课，还亲自规定了“三大任务一不许”。“三大任务”是指搞情报、惩处叛徒和执行各种特殊任务；“一不许”是指不许在党内相互侦察。周恩来随后还规定，情侦保卫工作绝不能像反动阶级那样靠金钱、美色，而主要通过政治信仰发展情报关系。

我党领导的情贞保卫工作学习、借鉴了苏联的情侦保卫的经验，但从一开始便同其有所区别。苏联的“契卡”（政治保卫总局）在列宁去世后便开始涉入联共（布）的内部斗争。而中共特科建立之初便禁止党内斗争中搞侦察，这一原则对防止苏共悲剧的重演起到了重要作用。

●惩处党内叛徒，阻断敌特破坏线索，是我党早期情侦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在中共中央特科刚刚展开工作之际，党内出现了一起叛徒出卖领导人的重大事件。因而，对付党内叛徒，阻断敌特破坏线索，成为情侦保卫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组织局主任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并引渡给国民党当局，六天后即遭杀害。中央特科负责情报的陈赓等人通过内线关系，了解到罗亦农被捕是由担任中央秘书和接待的何家兴、贺芝华出卖的。何家兴夫妇的叛卖，使上海党组织面临着极大危险。中央一面紧急通知重要领导人马上搬家，一面让“红队”冲进这对叛徒的住房，搜出名单后开枪将何家兴击毙，贺芝华头上也挨了一枪负重伤，就此斩断了继续叛变的线索。

1929年8月24日，由于白鑫叛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湃、军委负责人杨殷等五人在上海沪西区的军委秘书白鑫家开会时突然被逮捕，周恩来因临时有事未到而幸免。彭湃等四同志遇害后，周恩来指示“一定要把白鑫干掉！”特科很快侦知这个叛徒隐藏地，并于11月派“红队”将其击毙。枪声轰动上海，使叛徒特务一时闻之丧胆，在上海街头不敢随便活动。

●实行“打进去，拿过来”方针，在敌特内部建立情报关系

中共中央建立特科后，对破坏了组织的叛徒实行惩治固然重要，但毕竟只能起威慑作用，从敌营垒中获得叛变破坏分子的线索，才能防患于未然。为此，周恩来在特科建立后为情侦工作提出了“打进去”、“拿过来”的指导方针，这项工作在1931年以前实施得也比较顺利。

中央特科从国民党特务机关中拉出来的典型，是其中央调查科（中统的前身）驻沪特派员杨登瀛。此人在大革命时期同一些****员交往并受革命思想影响，受命赴沪担负特务工作后，一方面想在国民党内继续做官，一方面又感到不能对不起中共方面的朋友。周恩来通过与杨认识的陈养山得知这一情况后，毅然决定将此人发展为反谍报关系。在三年的时间里，杨登瀛一直同陈赓、刘鼎接头，上海国民党特务机关得到的一些叛徒告密材料未送京便被截下来交给中共特科。如从苏联回国准备任军委领导的黄第洪（黄埔一期生）因丧失革命理想，返回上海便写信给“校长”蒋介石“悔过”，并准备出卖周恩来和中央机关，此消息很快便由此渠道报来。中央查实后，派“红队”佯称国民党来人找其谈话，用黄包车将黄第洪拉到一个僻静处消灭。有些打入****组织的内奸也因杨登瀛的秘密通知暴露了真实身份，很快便神秘地“消失”。

当时，我党打入国民党内最重要的侦察渠道，就是于1929年进入中央调查科内部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周恩来后来将他们称为党的情报工作的“前三杰”。钱壮飞因精明能干被任用为特务头子徐恩曾的机要秘书，曾乘机用照相机翻拍了他深藏在内衣兜中的密码本，使国民党的绝密通讯大都能被破译。1931年4月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后，要求见面蒋介石，保证在三天内将中共领导机关一网打尽。这一电报拍到南京后先被钱壮飞译出，使在上海的党中央几十处机关和数百工作人员能在敌特大搜捕前迅速转移。在顾顺章叛变的千钧一发之际，打入敌特内部的“铁三角”发挥了挽救党中央的作用，却也因自己暴露不得不撤出。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特科的大量情况被敌掌握。6月间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虽向敌屈服却被蒋介石下令枪决。同年秋天，周恩来等领导人离开上海转移到中共苏区，中共在大城市的组织此后因缺乏保卫和侦察力量而连遭大破坏，特科组织也逐渐萎缩，临时中央至1933年初被迫转移到赣南苏区的瑞金。

●中央特科创始人周恩来强调：“红队”不许搞恐怖活动，除奸时防止肃反扩大化

1927年中共中央成立特科时，创建人周恩来便强调：“红队”只能消灭危害党的叛徒和暗藏的特务和内奸，对反动统治阶级头面人物包括公开的特务头子都不要打，否则会偏差政治斗争的正确方向并脱离群众。在中共地下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的期间即1928年至1930年，周恩来在领导特科进行除奸斗争时，就一直对采用的手段有严格限制。

周恩来为党内保卫工作创建的正确原则，在“左”倾路线统治全党的上世纪30年代前期曾一度没有得到坚持，从而在根据地和红军中出现了内部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偏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周恩来总结以往党内保卫工作的成功经验和惨痛教训，特别强调了暴力手段只能用于除奸，党内政治斗争中不能杀人。抗日战争以后，毛泽东等领导人总结前一阶段肃反的重大教训，强调除奸工作必须置于党组织的严格领导和群众的监督之下，反对其神秘化和职权扩大化。这为解放战争时期制定正确的安全保卫工作原则奠定了重要基础。我党早期情侦保卫工作的成功经验，在新中国的公安和国家安全工作中得到继承，有力地保障了国家的发展和建设。

（作者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

 　唐代诗人们的召妓现象造就诗歌辉煌[转帖]

　　　中国的诗人一向有“骚客”之称。从字义上来看，这种骚客当然是忧国忧民的样子。但如果从青楼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诗人还真的“有点骚”。女人挂在嘴边的话是，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妓女想来会说，写诗的男人没有一个不骚的——我是**，你是骚客。

　　青楼女子为什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盖因为历史上的诗人确实都爱嫖，“骚客＝嫖客”，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在历代的诗人们身上都有体现。而在唐代，不嫖的，没有红颜知己的，似乎就不是个诗人，言其为嫖客时代并不为过。

　　著名的《阿房宫赋》诗作者是晚唐杰出诗人杜牧，杜牧在世时与诗歌一样著名的地方是他的浪漫史。在今天看来，杜牧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大嫖客。大家熟悉的《遣怀》写得相当出色，其中便透露出了他当年的嫖娼经历——

　　落魄江湖载酒行， 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倖名。

　　杜牧是李昂当皇帝（唐文宗）时大和二年（公元828年）进士，被授宏文馆校书郎。杜牧曾在江西、江苏等好几个地方做过官。《遣怀》便是其在扬州当官期间的“嫖娼写照”，确乃有感而发之作。

　　杜牧的官场伯乐大概要算曾任淮南节度使的牛僧孺，杜牧到扬州做官就是应牛之邀，去当了“节度使掌书记”。自古山东出响马（叛贼），扬州呢，则盛产“瘦马”（雏妓）。当年的扬州比现在繁华多了，是唐代最著名的“红灯区”之一，不然前朝荒淫的隋炀帝也不会连江山也不顾，想着法子“下扬州”玩新鲜。

　　牛僧孺给杜牧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给杜牧提供了绝好的饱览风月的条件。据说，杜牧心情一不好，晚上便会独自一个人悄悄地外出逛妓院，在妓女的温柔乡里解愁，两年间把整个扬州的妓院全嫖遍了，哪儿姑娘好，何处妓女善解人意，杜牧了如指掌。有意思的是，杜牧还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瞒着牛僧孺。实际上牛僧孺最了解杜牧了，知道他就好这一口，为了防止自己青睐的下属挨扬州街头小混混扁，牛僧孺每次都会安排便衣跟着杜牧。

　　后来杜牧得到唐文宗重用，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临别时，牛僧孺为杜牧饯行，提醒他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更要注意为官形象。杜牧力图表明自己清白和洁身自好，牛僧孺遂出示了他每次嫖娼后下人的密报，杜牧顿时脸红语塞。《遣怀》一诗中流露出杜牧对当年浪漫生活的眷恋，但也表现出了几分悔恨。连自己曾经迷恋的红颜都埋怨自己薄情负心，所以杜牧觉得当年在扬州的快活，宛如一场梦。

　　其实，杜牧并非薄情郎负心汉，而是有情有意之人，对相好妓女很负责任。每因离任而去，便会把自己钟情的妓女交托给下任，这既让妓女感激，也使下任高兴。杜牧最钟情的妓女并非扬州姑娘，而是江西的张好好。杜张相遇时，杜牧年27岁，而张好好仅是一个13岁的孩子，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张还是个雏妓。可能因为张声色俱优，清纯美丽，杜牧对她一直难以忘怀。五年后亲书《张好好诗》，此墨迹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如杜牧《遣怀》一样，因逛青楼有感而发，或是记事的唐诗很多很多，白居易的《宿湖中》便是其中之一首——

　　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这是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的狎妓诗。白居易比杜牧大一辈，都属晚唐诗坛上的大家，代表诗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白居易的风流并不亚于杜牧，可以说是杜牧的师傅，在嫖娼这点上，他们有共同的爱好。

　　从《宿湖中》一诗的写作背景上，便可知道白大诗人当年是何等风流。苏州是当时又一著名的“红灯区”，在这样有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不玩出点风花雪月，白居易是不会甘心的。公干之余，白居易会觉得不召妓便不浪漫。但妓院环境不好，白便常召妓于居所，甚至把欢乐场移至野外——有一次便带着妓女至太湖上放松。

　　太湖狎妓让白居易乐得合不上嘴，有美女作陪，月色相伴，他乐不思归，一连在太湖上玩了五天，夜里就搂着佳人宿睡在湖中、船上，所以这才有“何处宿”之感。而白居易不像杜牧那样“闷声做事”，并不隐瞒自己找妓女的事实，还把这次太湖冶游告诉了自己的“嫖友”元稹——“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

　　白居易做官之处多是中国古代“红灯区”，除了苏州，还有杭州，这也为白居易的风流提供了客观条件。后来白居易离开这些娼妓业发达之地，还念念不忘那时的欢乐，《忆旧游》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六七年前狂烂漫，三千里外思徘回。这种“狂烂漫”自然让元稹羡慕死了。

　　元稹对风月场的熟悉，与他的才情不输当时任何一位诗人一样，并不在白居易之下。

　　为什么说元稹是白居易的嫖友？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是同时代的诗人，当时就有“元白”之称，齐名诗坛，俩人少时相交，关系非同一般；二是趣味相投，对妓女评判有相同的标准，白居易看中的，元稹往往也会钟情，因此曾闹出同嫖一妓的风流趣话。

　　
　　白居易在杭州做官与在苏州时一样春风得意，风流潇洒，有不少青楼知己，他最看中的是一位艺名叫玲珑的官妓，经常携此妓外出游玩，留下了段段风流。玲珑名声远播，色艺过人，当地的文人骚客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自豪，能请到玲珑作陪，便是有面子。时在越州的元稹听说后心里痒痒，为了搞到玲珑，他花了一大把银子，才将玲珑弄来越州。元稹让玲珑陪他一个多月，之后才将她送回杭州。用今天大款嫖客的话讲，这是“包月”。

　　白居易当时并不晓得，后收到元稹写来的“调侃诗”，才知道自己被挖了墙角。

　　《唐语林》（卷2）中记录了元白两人同狎一妓的事情：“长庆二年，白居易以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杭州有官妓商玲珑、谢好好者，巧与应对，善歌舞。白居易日以诗酒与之寄兴。元稹在越州闻之，厚币来邀玲珑，白遂遣去，使尽歌所唱之曲。后元稹送玲珑归，作诗寄白居易云：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却向江边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时。”

　　元稹钟情的青楼姑娘最出名的当是成都名妓薛涛，每次元稹以中央官员的身份来到成都时，地方官都会把薛涛送到他下榻的地方，供他消费。一年二往，元、薛之间真的玩出了感情，薛涛为他写一丰多首情诗。元稹也给薛涛留下了“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等不少诗句。大概一般人很难相信吧，元稹与薛涛之间这种关系断断续续，竟然维持了七年之久，最后还舍不得放弃。

　　唐代诗人不只有逛青楼、“共妓”的偏好，还有“群嫖”的现象。但这与元朝末代皇帝顺帝的“君臣同乐”，还是有相当大差别的。元顺帝情绪上来时，喜欢与群臣亵狎，男女裸处一处，君臣不避，光着屁子一块乐。

　　唐代诗人也不时会发生“一块乐”的事情，会时常找由头聚聚，放纵一番。

　　白居易在《三月三日祓禊洛滨》的序中，无意间透露了一次集体召妓事件：“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前中书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恽、河南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伺封员外郎张可续、驾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俦、淄州刺史裴洽、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四门博士谈弘谟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

　　15个男人，都是有社会地位的男人，借“祓禊”之名招妓，而且在公众的面前，现代的前卫男人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唐代诗人却想得出来也干得出来。白居易在诗中把这次集体招妓的情况写得相当到位、精彩——

　　三月草萋萋，黄莺歇又啼。柳桥晴有絮，沙路润无泥。

　　禊事修初半，游人到欲齐。金钿耀桃李，丝管骇凫鹥。

　　转岸回船尾，临流簇马蹄。闹翻扬子渡，蹋破魏王堤。

　　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

　　水引春心荡，花牵醉眼迷。尘街从鼓动，烟树任鸦栖。

　　舞急红腰软，歌迟翠黛低。夜归何用烛，新月凤楼西。

　　“春心荡”、“醉眼迷”、“红腰软”、“翠黛低”，这真的是一次狂欢！从诗中透露的信息看，他们一直玩到月亮都转移到妓院西天边的夜里。宋代学者洪迈在其编纂的《容斋随笔》中，将这事作为前朝的一段“雅闻”记录了下来，成为后代文人酒席间的谈资。

　　“三月三”，在唐朝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浪漫的日子，有公职的人员还能休假，以便携相好女子到郊外“踏春”。我在以前的博客中曾聊过这个日子，称之为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往上追溯，“三月三”应该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遗俗，周代仍存。

　　《周礼·地官》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奔”可以理解为去户外做爱，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参加，还会受到责罚。

　　比较著名的“奔”，数当时的郑国风俗。每年此时，郑国的未婚青年男女便会在溱水洧水两条河岸上集会，尽情享受春光，也尽情感受爱慕和爱情的美妙与浪漫。《诗·郑风》中《溱洧》一诗，描述的就是这件事情——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我这里找来一段现成的译文，虽然还可译得更好，但大意是对的——

　　溱水流来洧水流，春来涨满那沙洲。

　　青年小伙和姑娘，清香兰花拿在手。

　　姑娘说道，“且去游!” 小伙子说，“虽游过; 不妨再去走一走!”

　　一走走到洧水河，地大人多其快乐。

　　到处挤满男和女，又是笑来又是说，互相赠送香芍药。

　　台湾文人李敖认为，《溱洧》是郑人的淫声，想来李敖是联系“三月三”那天男女做爱比较随便，存在互相勾诱的情况，才说这番话的。而唐代的诗人们在“三月三”这天寻欢，是不是他们重回春秋，在妓女们身上寻回久已失落的性爱自由的心态流露？

　　文人自古多风流，唐代才子胜一筹。这就是清人所谓的——“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翘有旧游”。上面所说的，仅是唐代诗人嫖客中的几个代表，更多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人的风月故事，都还没有道来。需要设疑的是，唐代诗人为什么这么性开放？

　　可能这与当时嫖娼召妓不违法，反而是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有直接关系；再者，当时的不少性工作者都是以歌妓、乐妓的身份出现，这为诗人召妓嫖娼提供了方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能受到了唐代帝王在性事和皇宫生活上过分放纵的影响。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啊，只许州官放火，难道不许百姓点灯？太宗李世民敢杀兄夺嫂嫂，高宗李治暗偷父皇妃子，女皇武则天与女儿太公平公“共夫”张昌宗，皇家都在乱来，臣子们寻寻开心总不过分吧！

　　中国文学界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表明唐代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有无可逾越的地位。从上面所说的唐代诗人爱嫖的情况分析，这份辉煌，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女人酥胸间诱激出的灵感，是与红唇摩擦碰撞出的火花——是嫖客时代创造了中国文学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