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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毛泽东首次北京之行：职位低微无人理[转帖]

1918年8月19日，一列从湖南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坐着二十多名湖南学生，他们准备到北京学习法文，然后再赴法国勤工俭学。这次活动的组织者毛泽东是一位高大英俊的年轻人，这一年他刚刚25岁。

毛泽东来到北京之后，起初住在湘乡会馆，后来搬到了东城区鼓楼豆腐池胡同，住进了他在湖南时的老师杨昌济的家里。

当时，在北大哲学系任职的杨教授住在一所幽静的两进院落的四合院内。前院的北房东侧是杨先生的卧室，住在北房西侧的是他的女儿，名叫杨开慧。而毛泽东则住在前院靠院门的房间里，与他同住的还有提前来到北京的蔡和森。

18年后，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曾经谈到了这次北京之行。他说，那年夏天，我决定到北平去，那时叫北京。当时湖南有许多学生打算用“勤工俭学”的办法到法国去留学……虽然我协助组织了这个运动，而且新民学会也支持这个运动，但是我并不想去欧洲。我觉得我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得不多，我把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因为当时来北京的新民学会会员居住得较为分散，联络不太方便，毛泽东等人就在景山东街三眼井租了三间平房，从杨昌济家里搬了出去。当时住在这里的除毛泽东外，还有蔡和森等另外七名新民学会会员。由于人多屋小，房间里就显得十分拥挤，睡觉的炕上每个人仅有一块砖那么宽的地方，要想每人各盖一条被子都不可能。正如毛泽东在《新民学会会务报告》里所说的：“隆然高炕，大被同眠。”

1918年夏天，在离紫禁城东北角不远的沙滩，北大的新校舍建成了。新校舍的主体建筑，是一座五层的工字形楼房，由于它通体皆为红砖，所以被人们称为“红楼”。在红楼有一层全部为图书馆，有更为宽敞的资料库，更为明亮的阅览室。

在杨昌济教授的推荐下，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谋到一份差事，主要是在图书馆的第二阅览室打扫屋子，登记每日新来的报纸和来看报纸人的名单，以及管理15种中外文报纸。

在84年后的2002年5月，原北大红楼作为“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在陈列室内展出的一件文物十分有趣，那是1919年2月北大职员的“薪金底册”，也就是当时北大财务部门使用的“工资表”。在那份“薪金底册”上，陈独秀的名字位于蔡元培之后，月薪300元；时任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居中，数量是120元；而作为图书馆助理员的毛泽东名列表格末端，月薪仅有8元。

尽管毛泽东已经是新民学会的领导人之一，在湖南小有名气，但在北大这块精英聚集之地，他还只是一个普通的外地青年，没有人会注意到他，更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带着湖南乡土气息的图书馆助理员，在不久的将来竟会成为中国***的著名领导人，蒋介石悬赏25万银洋要他的头颅。

多年之后，毛泽东曾以一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回忆这段在北大的经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灰心，能够在北大工作，使他得到了许多听课的机会。他对政治的兴趣日益增长，他的思想也越来越激进。

1918年的年末就要到了，25岁的毛泽东仍然在北大图书馆默默工作着，按月领取他每月8元的工资，同时也更广泛地接触新事物、接受新思想。而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他爱上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

毛泽东在湖南读书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杨开慧。那时的杨开慧还是个14岁的小女孩，但现在已经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在北京，他们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渐渐萌生了爱情。杨开慧后来曾经说道：“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毛泽东也真诚地爱上了杨开慧，他曾经写过一首叫《虞美人·枕上》的词来抒发自己的恋情，其中说道：“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色长天总难明，无奈披衣坐起薄寒中。”那充满柔情的诗句，与他后来戎马生涯中所作的那些气势磅礴的诗篇形成强烈的对比。

两年后，毛泽东和杨开慧在长沙结婚。又过了十年，杨开慧被叛徒出卖，在长沙惨遭反动军阀杀害。许多年后，毛泽东对他的第一位爱人仍然充满深深的怀念，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蝶恋花·答李淑一》：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1918年即将过去，而此时住在景山东街三眼井胡同的毛泽东正准备离开北京。在第二年春天，他南下去了上海，为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学生们送行。后来自上海返回湖南，结束了他一生中第一次北方之行。

当然，那时他自己肯定不会想到，1949年，当他又一次来到北京的时候，已经成为著名的革命领袖。他在战友们的簇拥下登上当年可望而不可即的天安门城楼，以难以抑制的激动向全世界高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他在中南海里的新住所，离他的三眼井那个破烂的小院仅隔着一段很近的距离，即使是步行，也只需几十分钟。而走完这段路程，他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

平淡的1918年就这样过去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行色匆匆，在不经意间为这平淡的一年涂抹上一层绚烂的色彩，让她成为历史长河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

这就是北京的1918年。 

[转帖]
 

　　何虎生　编著

　　毛泽东搬进中南海后，住在丰泽园菊香书屋的紫云轩内，这组简单朴素的房子成了毛泽东的起居室和办公室及身边工作人员的住所。毛泽东工作非常紧张，工作人员为照顾好其饮食起居及保健煞

　　费苦心。

　　紫云轩与菊香书屋

　　中南海的红墙内，在南海北岸的西侧，从西数第一个大门即是丰泽园。这是一所古式的大建筑群。在丰泽园的大院内，被小的院落分割成一些较小的建筑群，作为中央部分领导人办公和居住的地方。每个独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有名称，都挂有匾额。

　　在丰泽园大院的东侧，有一个院落，这个院落出入的门厅上的匾额为“菊香书屋”。走进这个院落向北，有北房五间，在北方称为正房，是毛泽东的起居室，大门的匾额是紫云轩。在北京，毛泽东工作和生活中的多一半时间都是在紫云轩度过的，他非常喜欢这个地方，说它有家的感觉。因此，大家也常常称他为紫云轩主人。

　　在菊香书屋的大门口，从挂着菊香书屋匾额的过厅进去，穿过它又是一所院落。这院落是标准的老北京式的四合院的建筑形式，由东、西、南、北房合围成的院子。院子里没有一株菊花，也没菊花的馨香。只有数棵苍劲、挺拔的古柏，分布在院子里小路的边侧，显得十分凝重。

　　进院后，沿着向北去的小径，约二十余步，就到了北房门前的台阶了。因为北房有较高的台阶，显得比东、西、南房高些。在台阶两侧的窗下，各栽种着一棵约有胳臂粗的“伞槐”，也称龙爪槐。其树干直但不高，树枝分枝很多，而且都弯曲向下垂落，加上茂密的叶子，极像一把绿色的阳伞。踏上数个台阶，抬头向上看去，在双开门的门框上方，也横挂着一块木匾，上面雕刻、彩涂着三个大字：紫云轩。

　　紫云轩三个字饱含着典雅含蓄的书香之气，唐朝著名诗人李贺曾经诵咏端砚曰：“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李白曾有诗句云：“东海泛碧水，西关乘紫云。”

　　从紫云轩大门进去，也是一个过厅。这过厅东西两面的墙上相对着各开一门，东侧的门里就是毛泽东的起居室。

　　在菊香书屋的过厅中，南、北墙上有痕迹表明，它原来是与南、北的西厢房相通的，因为在南、北两侧的墙上尚留有被堵上的、相对称的门的轮廓。被堵上的北侧的两间书屋正是毛泽东书室的一部分。如果将被堵起来的北侧门打开，在书室里再放上几盘菊花，那么菊香书屋之称，就名副其实了。

　　通过菊香书屋过厅走到院内，可以看出这院子是南北向的、长方形的结构，是北京标准的旧式四合院的建筑形式。有北房、南房和东、西厢房。

　　北房五间成一明两暗的形式，挂有紫云轩匾额的房子是这五间中的当中一间，是个过厅。东侧的两间是通间，是毛泽东的起居室，成东西向的长方形。西侧的两间有墙相隔，靠过厅的一间曾是江青的寝室，但她在这里住的次数很少，更多的时间是住在本院的南房。西侧的里间与西厢房相通，都是毛泽东的藏书室，是名副其实的书屋。穿过北房的过厅出北门，则是一个小小的院落，可称为后院，与中海岸边上的马路仅一墙之隔了。这个小院内有个简易的防空洞，是进驻后由卫士们挖的，毛泽东从未使用过。这里杂草丛生，只有在防疫搞卫生时才清除一次。这样，过厅的北门也就不开了。

　　南房与北房的结构相同，东侧的两间是江青的起居室，靠近过厅的一间是卧室，东边的一间是盥漱室，中间一间是过厅，南可去南院，北可去菊香书屋的院落。西侧的两间，毛泽东的女儿曾住过，这南房实际上也是北房，因为穿过它的过厅出南门又是一个院子，被称为南院，这样菊香书屋的南房就成了南院的北房了，因为这所房屋的南、北门窗是一样大小、一样格式相对称的。

　　在东厢房的五间中，中间的一间是过厅，靠北侧的两间是通着的，这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与过厅相通。靠南侧的两间不与过厅相通，也不在菊香书屋院内开门，而是开在东厢房东面的夹道内。这里是贮藏室，若去这贮藏室，需要走出菊香书屋这所院子。

　　西厢房也是五间。挂菊香书屋匾额的过厅是西厢房中间的一间房子，南北两侧的两间房都不与这过厅相通，北侧两间是毛泽东藏书室的一部分。

　　北房外面的东头有个夹道。夹道西侧的房屋从南往北数，南侧两间是卫士值班室，北侧的两间是厨房。夹道的北头有个便门，走出去就是中海西岸上的马路了，毛泽东去怀仁堂开会时，常从这个小便门出入。夹道的西侧北头也有一个便门与另一群建筑相通，去贮藏室时就从这个便门出入。从西便门走出去，经过弯弯曲曲的夹道就是南海北岸上的马路了。毛泽东很少从此门出入，它常常是警卫人员进出的地方。

　　南房的东头外侧也有一个夹道，它通往南院，这是毛泽东的孩子们以及毛泽东和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走的通道。这条夹道比较忙，因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常与他的孩子们打交道，毛泽东的孩子们也常经此到菊香书屋屋内来，找毛泽东，找卫士等。

　　南院的东房是毛泽东孩子们的宿舍，准确地说是孩子们的集体宿舍。这里住着江青的姐姐李云露老太太，她是照看李讷的。她的儿子王博文也住在里屋，外屋住的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毛泽东的儿媳刘思齐，以后又加进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这里又好像是“客栈”。孩子们上中学后，都在学校住宿，只有节假日来这里居住。

　　出了菊香书屋直对面有一处西房，它曾是杨尚昆住过的地方。他乔迁之后，为了工作方便，毛泽东的保健医生王鹤滨住在那里。这里与菊香书屋之间是个青砖铺地的院子。院子的南面是颐年堂的北墙外侧，北面是放外国政府或朋友赠送给毛泽东礼品的房间，相当于一个小小的展览馆。据一些书籍记载这里可能是澄怀堂。靠东头的房子是放乒乓球桌的地方，毛泽东在这里打过球，也曾在这里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过面条汤，度过他的生日。

　　与菊香书屋的西厢房北头相接的一处东房，是叶子龙的住房，在这东房前也是一个院子，南面是礼品室的北墙山，西房和两层楼的北房则是机要室。

　　由于菊香书屋院内的柏树阴影，加上古式建筑瓦房的飞椽，使得毛泽东的寝室和办公室内的光线很差，射进去的阳光很少。一到秋末、冬、春季节，即使是在白天，也须要借用灯光照明。

　　毛泽东要外出开会或接待外宾，都必须步行到丰泽园的门外，或走出紫云轩东侧夹道北头的便门，才能上车，这给毛泽东的工作和生活带来很大的不方便，因此，负责行政管理部门的人老想将这套古老的房屋加以改建，或进行大的修建，但都遭到了毛泽东的拒绝，他再三表示不要修建，也不同意搬家。

　　起居室和办公室

　　摆满半床书籍的睡床　　进到毛泽东的起居室，最使人注目的就是那张睡床了。床横摆在寝室的中间部位，引人注意的不是床的位置和大小，而是那床上的半床书籍。此床头向北紧靠着北墙，在两窗之间，与北墙成丁字形向南伸开。

　　在床头系着一个电铃的按钮，它通过电线一直伸延到卫士的值班室。毛泽东常在醒后按动它，告诉值班的卫士新的工作日开始了。此时，毛泽东如有什么吩咐，就给卫士下达指示，吩咐要办的事情，如果是找身边工作人员交代任务时，就比较随便了。王鹤滨也是常在毛泽东醒后未起床以前去察看他的健康情况，检查心肺或测量血压，这样都比较方便。在紧靠床头的西侧放着一个小床头桌。桌上有一盏电灯，台灯戴着一顶大灯罩，以避免灯光直接刺激眼睛。在台灯的东侧，放着一个茶色的玻璃质的烟灰缸，烟灰缸旁放着盒火柴和打开封口的一盒香烟。

　　靠近寝室的西墙，有一个旧的、普通木质的立柜，里面挂着几件平时替换的衣服。在柜的一侧，立着一个木质的三角衣架，上面挂着当**的外衣或大衣，裤子则放在靠近床边的椅子上。此外，室内还散放着两三把椅子备用，毛泽东向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任务时，常坐在这些椅子上。墙上挂着半尺多长的木框温度表，体积比较大，容易看清温度表的刻度。除了那只温度计外，那些旧的铜质床架、木质立柜、木质普通椅子等，都是随着北京和平解放带过来的。以上就是毛泽东起居室的陈设了。

　　寝室北山墙的东头开了一道门，进去便是盥漱室，是毛泽东住入紫云轩后扩建的。在马桶旁边放着一个长方形的小木凳子，上面放着烟灰缸、火柴、香烟、手纸，有时也放着书或文件，以便坐在马桶上兼顾阅读和办公了。在马桶的北侧是浴盆。在盥漱室的南墙靠近西墙，装有洗手、洗脸用的搪瓷盆，其上有一面长方形的木边镜子，镜框的下端有一横板，托着肥皂、牙膏和牙刷等。毛巾则搭在西墙和南墙夹角之角拉起的一条铅丝上，两头用铁钉子固定着。

　　紫云轩过厅里放着一张圆形的八仙桌，周围有几把椅子，这里是毛泽东睡前、醒后用餐的饭厅，工作人员陪毛泽东吃饭也多是在这里。

　　毛泽东的办公室占据了东厢房的两间，连过厅共三间。走进过厅，这里也摆着一张八仙桌子，它是供毛泽东工作之中用餐的地方，也是他招待内宾吃饭的地方。

　　从这过厅惟一的北门走进去，就是毛泽东的办公室。

　　办公室呈南北长的长方形。在进入办公室门口的西侧窗下，放着一个东西向的大写字台，与西窗成丁字形。写字台面上有绿色的衬绒，这是合乎视觉卫生的。在上面压着一张与写字台面一样大小的厚玻璃，从医学角度看，办公桌上的玻璃板对健康来说则是有害无益的。写字台上的西头放着待办的文件，桌子中间部分的前边，放着文房四宝的笔、墨、砚及铜墨盒，办公用纸放在了与文件相近的地方。办公桌的中间还放着一个旧的、那种小学生用的脱了漆的铁皮铅笔盒，里面放着长长短短的十来只中等硬度的铅笔。每日，值班卫士把铅笔削好，放在铅笔盒子里，毛泽东不让浪费，只要铅笔能拿得住，就不能扔掉，所以铅笔盒里老是有些铅笔头儿。此外，铅笔盒旁还放着一块橡皮。

　　办公桌与南墙之间，放着一把旧转椅，这是毛泽东坐着办公用的。这样，在他办公时的面前显得是比较宽阔的，背对南墙，采用从左侧西窗射进来的自然光线，正方便右手执笔办公。办公室的东墙上没有窗子，南北向，放着一个长沙发。长沙发前放着一个玻璃面的茶几，茶几两头一南一北各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与长沙发合抱着茶几。有时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开会时，就坐在这里。

　　在办公室北山墙的西头，立着一个木质的三角衣架，上面挂着毛泽东外出办公要穿的大衣。此外，靠近北山墙还有个板式的大衣架，呈东西向摆着，是供来毛泽东办公室开会的首长挂衣服用的。北山墙东侧有个门，那里是卫生间，里面的设施和用具与起居室的盥漱室相同。

　　寝室和办公室之间没有走廊相通，不管是刮风、下雨或下雪，毛泽东去办公室时，都得穿过这露天的院落。厨房与寝室、办公室之间也没有走廊相通，不管什么天气，都是值班卫士靠那个木质的方提盒，将饭菜提来送给毛泽东吃。

　　身边的工作人员

　　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可以说是毛泽东的保卫、保健、生活方面的总管，总的负责人。

　　当时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员，可以分成三大类或三个层次：即基层、中层和高层。随着毛泽东工作、行动的性质和活动的地理范围的大小，所涉及到的人员层次多少也不同。如果毛泽东在工作的间隙，不出菊香书屋院子，在院内散步或看书，有值班卫士在身旁就行了。如果毛泽东走出丰泽园在中南海范围内散步，这就需要有叶子龙、汪东兴随行。如有大型会议，或外国使节呈递国书时，杨尚昆常常出场。到工厂视察或到部队各兵种视察，首先杨尚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一定会参加。到外地视察工作，随行除杨尚昆、罗瑞卿外，还有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等。他们此时既是毛泽东的随行人员，也是各负一方责任的重要领导。

　　汪东兴在新中国建立初的一两年是中央警卫处处长，属军委总参领导。以后改为中央警卫局，汪东兴为局长，受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双重领导。以后汪东兴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兼任警卫局长。叶子龙一直是中央办公厅的机要室主任，两位都是红军战士。叶子龙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最长，从延安时代起就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了，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陕北前线的“亚洲部”，叶子龙曾是参谋长，汪东兴是副参谋长。

　　接触毛泽东最多的是他身边的卫士和保健医生。他们有王鹤滨、李银桥、孙勇、王振海、张宝金、李家骥、孙鹤桐、马武义、张仙鹏、李连成等人，王鹤滨曾担任过他们的组长。从保健工作来说，最初有男护士朱保贵，以后又有老护士高云倩(主要服务对象是江青)。此外，毛泽东的两位小女儿也对工作人员常有帮助，他们常常去请李敏、李讷到办公室把毛泽东拖出来散步，增加他的体力活动，请她姐妹俩监督毛泽东少吸烟，拉毛泽东去跳舞、看电影等，调节他紧张的脑力活动。

　　保健医生王鹤滨每天要检察一下毛泽东的健康情况有无变化，记录下睡眠的好坏、血压的高低、心肺有无出现异常，限定他的吸烟量，限定安眠药的服量。服安眠药这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非常清楚地表现出毛泽东所担负任务的繁重程度，超负荷的工作量与生理机能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要靠安眠药来调节。因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性质大不相同，体力劳动主要是由肌体的运动系统(包括肌肉、骨骼、韧带等)来完成的，受人的意志(主动的或被迫的)来支配，停止了劳动，体力就可以得到恢复。

　　脑力劳动就不同了，要想立即休息下来，转入到睡眠状态是极不容易的。睡眠并不完全是由人的意志来决定的，而主要是由肌体需要时发出睡眠的要求而决定的，要想改变这种生理的自然规律，就不得不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依靠药物的帮助。

　　毛泽东是根据工作量来安排时间的，这样在工作要求与生理机能之间就发生了矛盾。当遇到重要的外事活动、国事活动或大型的会议时，要他马上终止正在进行的脑力劳动，必须被迫进入睡眠状态，以便醒后参加重要的活动，这就非求助于安眠药不可了。其次，想办法增加毛泽东的体力活动量，如散步、打乒乓球、跳舞等体力活动，也可在这些活动中缓解脑力劳动的兴奋程度。同时也采取被动性的肌肉锻炼，于是聘请高级护理师王力训练卫士学习按摩技术，在毛泽东欲睡前由值班卫士给他按摩肢体，促进血液循环，增强肌肉的力量，同时将肌体内的血液，诱导到肢体，供应大脑的血液相对减少，又利于进入睡眠状态，以减少安眠药的服量。

　　由于毛泽东体力活动少，加上工作紧张，饮食调节不够，喜爱吃辣椒等，致使他常有便秘倾向。

　　毛泽东很少吃水果。一方面认为吃水果费时间，要削皮或剥皮，更主要的是牙齿损耗的结果使神经末梢暴露，对冷、热、酸的敏感度增加，尤其是对水果的酸性显得更敏感。因为吃水果时的咬合动作，上下牙齿相击会出现牙齿的酸痛。卫士李家骥想出来一个办法，把梨子或苹果削皮、去核，然后稍加点糖，放在碗里蒸熟后给毛泽东吃，他很满意：“这样，我就能吃水果啦！不费时间，牙齿也不酸痛。”

　　这个办法虽然把水果中的维生素丙破坏了许多，但对肌体仍补充了不少有益成分，对缓解便秘也有一定的好处。

　　保健上的业务工作是直接受傅连领导的，行政建制属于中央警卫局。

　　从医生的观点看，吸烟有百害而无一利。吸烟既是肺癌的元凶，也是心血管和脑血管痉挛、硬化的重要因素，劝毛泽东戒烟是一项重要任务。

　　只要毛泽东一开口说话，就会使人看到那被香烟熏黑了的牙齿。从那被熏黑的程度推测，吸烟一定是老资格的了。王鹤滨曾向毛泽东宣传过吸烟的害处，劝他戒烟，同志们也想了点儿办法，如在他的衣袋里放瓜子或糖块。在大家的帮助下，他也同意戒烟，也同意试试这些措施，但效果不大，能坚持做下来的，只是把一支香烟截为两半。

　　毛泽东说：烟！我吸进去的并不多，大半是在手中燃烧掉的。没有烟拿在手，在思考问题时，好像缺点什么。有了香烟在手，就好像补充了这个不足，糖和瓜子起不到这种作用。也是最后的办法，由值班卫士将烟截成两段，使毛泽东每天吸烟的支数下降了些。

　　请毛泽东看电影，开始算是有效的，可能是他的工作太紧张，再请就不顶用了。越是工作紧张，工作人员越是特别想增加他多休息的时候，他则越不能休息下来。工作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均不允许他休息下来，这是多大的矛盾呀！

　　一次，保健医生王鹤滨去请毛泽东缓解一下紧张的工作状态。走到办公室看到他工作的注意力稍见缓散的时候，趁他点燃香烟的空隙，插嘴说：“主席！去看看电影吧！”

　　“你们喜欢看，你们就去看去，干吗非拉我去呀！”毛泽东厌烦地回敬了一句。

　　为了使毛泽东多看电影，达到休息的目的，保健人员煞费苦心。有一次，王鹤滨在报刊、杂志上知道了美国的滑稽明星劳来、哈代一瘦一胖搭档演出的片子，幽默逗人可以消遣，正好有他们合作演出的片子，就请毛泽东来看。这个片子王鹤滨事先也没有看到过，看过之后，江青不满地说：“王医生！你怎么选的片子，结尾是两个骷髅在那里走路，使人看了紧张……”

　　几乎每逢周末就在中南海春藕斋中举行交谊舞会。从保健的角度来说，交谊舞不失为体力活动的好形式。节奏缓慢，动作自主性很强，中间还可停下来休息，也可和舞伴说说笑笑。了解一下职工的生活，这对首长们的紧张的思维活动有缓解作用。毛泽东是经常参加舞会的，但多半不是参加到底，半途中断，又回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摘自《毛泽东初进中南海》，中**史出版社出版

台湾核计划流产的经过[转帖]
 

　　王光远编著

　　1964年10月，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蒋介石闻知后大感意外，惊恐万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就发出“建设现代化国防”的号召，他说：“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

　　所钻研的，是钻研社会主义工业，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成立了国防技术委员会和国防工业委员会。

　　1955年1月13日，周恩来召见了钱三强和李四光，询问了发现铀矿资源的情况。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1月31日，国务院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苏联建议帮助中国永久和平利用原子能问题的决议》。经周恩来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多次谈判，苏联答应为中国提供一座七千千瓦的重水型实验性反应堆，一台1.2米的回旋加速器。1956年成立了主管原子能工业的第三机械工业部（后改为二机部），宋任穷任部长。1958年，二机部提出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962年，中央成立了专门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主任，有7个副总理和7个部长参加。周恩来还向二机部提出：“要做到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1963年3月，研究人员拿出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理论设想方案。12月24日，在西北核试验基地进行实验获得成功。

　　1964年10月16日，在罗布泊地区原子弹爆炸成功，蘑菇云冲天而起。17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郑重宣布：“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

　　大陆原子弹爆炸成功，使蒋介石大为震惊。1964年初，美国曾多次提醒蒋介石，中共可能于近期爆炸原子弹，他却一直持怀疑态度。4月16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访问台湾，表示中共在年底或明年爆炸原子弹，蒋介石认为中共三五年内不可能制造出原子弹。9月29日，美国根据拍摄的太空照片，发表了一个特别声明：“中国将在最近进行一次核爆炸试验”，10月2日，台湾外交部发言人却出来澄清，声称这一消息是不可信的。10月5日，蒋介石接见来访的美国《时代周刊》的创办人卢斯时也说：“腊斯克关于中共即将爆炸核武器的声明，只不过是痴人说梦。”

　　大陆原子弹爆炸的消息，在台湾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蒋介石佯装镇定地说：“事先已从美国方面获此情报，并不感到意外，但也未忽视此一事件对亚洲政治及心理上的不良影响。”行政院长严家淦也对美国记者说：中共核子试验，决不影响光复大陆政策。外交部长沈昌焕也说：国际间如欲避免中共核子威胁，端赖台湾反攻大陆。

　　10月19日，蒋介石夫妇约见美国驻台大使赖特，就中共爆炸核武器问题举行会谈。他对赖特说：“中共核爆炸成功，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而深远的心理冲击，各国对中共的态度将因此而改变。希望美国和中华民国能从现在开始，重新审视对中共的政策，并联合制定新的解决办法。”

　　蒋经国也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派一个由高级官员组成的工作组，来台湾共商解决办法。美国务院决定派原中央情报局台北站站长克莱恩赴台，他与蒋氏父子私交甚笃。10月23日，正在日本活动的克莱恩来到台北，立即与蒋经国、沈昌焕等人举行会谈，美国人明显感到国民党对大陆原子弹的恐惧心理，沈昌焕一开始就说：现在台北的市民都奔走相告，中共只要三颗小炸弹，就可以连续摧毁高雄、基隆和台北。

　　第二天，蒋介石听完蒋经国的汇报后，表示：美国防御台湾的保证不足以平息中共核爆炸引起的恐慌，美国仅仅对中共采取孤立政策是不够的，中共反而利用这段时间完善其核武器。中共的目标是他本人和台湾，如果台湾被消灭了，整个亚洲将受严重的威胁。美国政府一直以“美国的核威慑将是防御中共核武器的最大保证”来安慰蒋介石，他认为这是“美国朋友让他们等死”。最好的办法是美国修改对中共的“遏制”战略，并帮助国民党反攻大陆。重新考虑建立“亚洲反共联盟”。

　　11月7日，国民政府秘书长张群宴请美驻台大使赖特，张群表示：现在有许多人包括媒体和立法委员，都建议蒋总统去美国访问，但不知蒋总统本人有什么意见。赖特明白这是蒋介石授意的。本来蒋介石曾郑重宣布：不光复大陆，决不离开台湾，现在却主动要求访问美国，赖特立即报告了国务院。

　　美国务院认为：接受蒋介石来访，有利于巩固国民党的国际地位，可以向立场动摇或者怀疑美国对台政策将会改变的国家表明美国将继续支持国民党的态度。但又担心蒋介石来后，会以怎样一个形象出现在美国公众面前，他要求反攻大陆，不符合美国的既定政策，必定失望而归。最后以“时机不当”加以拒绝。

　　11月23日，蒋介石致信约翰逊总统，祝贺他当选成功。同时提出：台湾是中华民国政府解放大陆的基地，时刻受到中共的威胁，随着中共成功地爆炸原子弹，其对亚洲“自由事业”的威胁大大增加，亚洲各国若各自为战，很容易被各个歼灭，希望美国能提出一个保卫亚洲安全的大战略，在亚洲组成反共联盟。“若您觉得眼下这一行动不切实际，美国可以退而求其次，向中华民国政府提供必要的物资和技术援助，以摧毁中共核设施，这必有利于稳定亚洲人心和提升美国作为自由世界领导人的地位。”

　　12月10日，台湾情报部门发表大陆在福州地区布置IL—10型飞机，蒋介石怀疑这是进攻台湾的先兆，立即请求美国提供“小牛”导弹。21日，约翰逊回信表示：大陆布置飞机，并不意味着对台湾威胁的增加，也无须导弹支援。对大陆的胜利，主要通过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

　　其实，蒋介石早在四十年代就想制造核武器。抗战胜利后，魏德迈曾向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表示，美国可以接受中国人学习制造原子弹。蒋介石极为高兴，立即命令军政部长陈诚和俞大维负责，拨款10亿法币，进行研究。陈诚请来吴大猷、华罗庚、曾昭伦三位教授，他们认为关键是培养人才，于是决定三人各带二名助手，前往美国考察学习。物理方面，吴大猷选定清华大二学生李政道和助教朱光亚；数学方面，华罗庚选定孙本旺和徐贤修；化学方面，曾昭伦选定王瑞和唐敖庆。

　　1946年，美国在比基尼岛进行原子弹试验，蒋介石派中央大学物理学教授赵忠尧以观察员身份前去参观。实际上，美国为了垄断这一高新技术，连他最亲密的盟友英国都严密封锁，更不会给中国什么实质性的帮助了。后因蒋介石逃往台湾，此事也不了了之。

　　大陆爆炸原子弹之后，1965年7月，蒋介石下令拨专款1.4亿美元，拟定了一个“新竹计划”，以12年的时间，建设一座重水反应炉，一家重水生产厂，一家重水分离厂，由德国西门子公司设计并建造。1966年2月，台湾“核能研究所”所长郑振华和一位副所长前往以色列，参观核设施。1968年4月，美国在台北举办了“原子能应用示范展览”，协助台湾解决了部分技术问题。

　　1968年，台湾正式成立了“中山科学研究院”，由国防部次长、英国剑桥大学毕业生唐君铂任所长，集中了一万多名科技人员，其中有博士四百多人，硕士二千八百多人，大学生七千多人。下设4个研究所，6个研究与制造中心，第一研究所就是核能研究所。

　　台湾研制核武器，主要有两个难题，一是缺乏技术设备，二是缺乏核原料。后从加拿大进口了一台4000万瓦特的核反应堆，供科学院使用。为了进行核武器试验，1971年2月，台湾宣布退出国际原子能委员会，这就暴露了其发展核武器的野心。美国担心台湾用核武器惹祸，把自己拖下水，因而对他们研制核武器，表示强烈反对。在美国的压力下，1972年，由蒋经国出面，公开承诺不从事核武器的研究。

　　蒋经国时代，仍想秘密从事核武器的研制，1988年，“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长张宪义逃往美国，揭露此事，在美国的干预下，只好被迫停止。

　　　（摘自《蒋介石在台湾》，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7月版

“王婉”之死[转帖]

王国华

　　人到了老年，写下的文字里面总有自己以前的影子存在。孙犁尤甚。即使一些所谓的“小说”，他也好像在当回忆录写。除了改一下主人公的名字，事件虚化一下外，他几乎都很严格地尊重了事实。比如，在一篇文章中，他写到当时《天津文学》的两个领导找自己谈话，有一些话不中听。文章发表后，当事人给孙犁打电话，说给他
安的头衔不对，自己不是副总编，而是编辑部负责人之类。这篇文章再收入集子时，孙犁特意作了说明。孙犁这样的老人，饱经风霜，见识过大小文字狱、文字祸，明白了这样的道理：无论你的文章以什么体裁的名义发表，只要人家找上来，总是麻烦。因此，事实严谨一些，总不是坏事。也正如此，在《老荒集》中看到这篇不足两千字、名为《王婉》的小说时，我犯了对号入座的毛病，忍不住把他说的事和我脑子里的记忆一一对照。

　　我和王婉在延安鲁艺时就认识了，我们住相邻的窑洞。她的丈夫是一位诗人，在敌后我们一同工作过，现在都在文学界。王婉是美术系的学生，但我没有见过她画画。他们那时有一个孩子，过着延安那种清苦的生活。我孤身一人，生活没有人照料。有一年，我看见王婉的丈夫戴着一顶新缝制的八角军帽，听说是王婉做的，我就从一条长裤上剪下两块布，请她去做。她高兴地答应，并很快地做成了，亲自给我送来，还笑着说：“你戴戴，看合适吗？你这布有点儿糟了，先凑合戴吧，破了我再给你缝一顶。”

　　她的口音，带有湖南味儿，后来听说她是主席的什么亲戚，也丝毫看不出对她有什么特殊的照顾，那时都是平等的。

　　看到“主席的亲戚”，我立刻对上了号——王曼恬。因为，这篇文字里还提到，“1953年，文艺界出了一个案件，她的丈夫被定为‘分子’”。天津的诗人、“胡风分子”，自然是鲁藜了。鲁藜的妻子就是王曼恬。

　　王曼恬的父亲王季范和毛泽东是姨表兄弟。她是王海容的姑姑。

　　鲁藜当年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很多文章，是圈内公认的“七月派诗人”，但他和胡风只见过一面，之间的来往似乎也仅限于写作上的交流。

　　《我所亲历的“胡风案”》一书中详细地描述了抓捕鲁藜时的一幕：

　　当时，两口子正在家里做家务。公安人员来了以后，鲁藜问：为什么抓我？

　　天津市公安局副局长江峰说：“参加反革命活动。”

　　王曼恬站在一旁，完全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

　　鲁藜看着妻子不解的目光，问道：“你相信他们说的我是反革命吗？”

　　妻子没有回答。

　　江峰说：“是不是反革命你跟我们去了再说。”

　　鲁藜用手指着自己的妻子对江峰说：“我是不是反革命，她完全可以作证。我比当代的任何一个作家都更有机会接触毛主席，更有机会钻进党中央去。但我从来都不用我妻子与毛主席的这种亲戚关系，从来都是认认真真当我的作家，为人民写作，这难道有什么罪吗？”

　　鲁藜后来回忆，他说完这句话之后，王曼恬惊讶的眼睛里一下子涌满了泪光。

　　从这些细节上可以看出，当时鲁藜和王曼恬还是有感情的。但在变化莫测的局势面前，王曼恬作为一个女人，且作为领袖的远房亲戚，她更无助、无奈、惶惑和凄然。

　　身为天津市文协（文学工作者协会）主席，鲁藜面对院子里看热闹的同事，苦笑了一下说：“这也是生活。”孙犁也提到了这句话：“‘文化大革命’开始，王婉受到冲击。她去卧过一次铁轨。后来就听不到她的消息。我的遭遇很坏，不只全家被赶了出去，还被从家里叫出来，带着铺盖和热水瓶关到一个地方。我想到了王婉的丈夫被捕下楼时说的一句话，‘这也是生活！’我怀疑，这是生活吗？生活还要向更深的地狱坠落。”

　　后来，王曼恬和鲁藜离婚了。别人是在领袖和丈夫之间选择其一。而她要在丈夫和表舅（领袖）之间选择一个。在“胡风”问题上，毛泽东曾问过周扬他们一句话，鲁藜怎么样？周扬自然了解毛泽东的意图，说挽救不了了，毛泽东也就没说话。事情传出来，大家都说“毛主席大义灭亲”。对于王曼恬的惶惑，孙犁这样描述道：“每年过春节，文联总是要慰问病号的。还在担任秘书长的王婉，带着一包苹果，到我家来，每次都是相对默然，没有多少话说。听说主席到这个城市，曾经问过王婉是不是‘分子’。那时她已经离婚。”

　　后来，卧过轨的王曼恬忽然成了江青的红人。她先后担任了天津市委的负责人和文化部负责人。这个彷徨无依的女人，开始说一不二，呼风唤雨。在孙犁蜗居的天津，被王曼恬召见，已经成了众人求之不得的事情。这天，王曼恬派人找孙犁谈话。“一位高级军官，全市文化口的领导，在她面前，唯唯诺诺，她说一句，他就赶紧在本子上记一句。另一位文官，是宣传口的负责人，在她身边转来转去，斟茶倒水，如同厮役。”

　　这次谈话后，孙犁成了京剧团的顾问。人们开始议论纷纷：“好家伙，王婉接见了他！”“听说在延安就是朋友呢！”“一定要当文联主席了！”

　　孙犁的这篇小说，叙述平静，淡然。唯一有点波澜的地方，或者是高潮，大概在下面这个地方：

　　因为被折磨得厉害，我的老伴，前不久去世了。有一位在“文化大革命”中处境艰难，正在惶惶然不可终日的老同志，竟来向我献策：“到王婉那里去试试如何？她不是还在寡居吗？”

　　他是想，如果我一旦能攀龙附凤，他也就可以跳出火坑，并有希望弄到一官半职。

　　这真是奇异的非份之想，我没有当皇亲国戚的资格，一笑置之。我知道，这位同志，足智多谋，是最善于出坏主意的。

　　我不知道，孙犁到底是怎么想的，但那时跟王曼恬提出这种问题来，会得到什么样的答复？那位献策的“老同志”，有没有拿孙犁开涮的成分？甚至盼他闯祸的成分？我也想知道，这位“最善于出坏主意”的同志到底是哪位呢？起码应该也是个圈里响当当的人物吧？期待有见识的人赐教。

　　“文革”结束后，鲁藜老树发新芽，比他小二十四岁的刘颖西女士主动找上门来，要照顾他的晚年生活。刘颖西在50年代就认识鲁藜，她比鲁藜的女儿仅仅大一岁，非常崇拜鲁藜。两个忘年交结婚以后，鲁藜生活安定，继续写他的诗，直到去世。而王曼恬作为“四人帮在天津的代理人”，被隔离审查了。重新置身于焦虑和抉择之中的王曼恬似乎已经无所选择。这一次，与二十多年前面对选择时有所不同：她享受了那么多人所羡慕的尊贵、荣华（不管她愿不愿意，是不是她自己主动去追求的），似乎也够本了。

　　害人的人被抓起来，也算是恶有恶报了。为情势所逼、被压抑成善的“恶”开始蠢蠢欲动。我们这个民族中，很多人喜欢以牙还牙。

　　孙犁评价道：“使王婉当年卧轨而死，彼时虽可被骂为自绝于人民，然日后可得平反，定为受迫害者。时事推移，伊竟一步登天，红极一时，冰山既倒，床下葬命。”王曼恬最终用一条扯破的床单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些计划用慢慢折磨她来换取安慰的人大概会怅然若失吧？

　　王曼恬死了，孙犁也走了。其他人慢慢地也都走了。

　　（摘自《闲话之无关娱乐》，青岛出版社2008年6月版

蒙古帝国对中国的统治[转帖]
 

　　 马可波罗所见的杭州市廛，是中国都市的外貌。马致远笔下的元曲，是士大夫地主阶层在象牙塔中的安闲生活。事实上大多数中国人都在水深火热中，接受亡国奴的待遇，包括马可波罗所称道的杭州那些衣服华丽的男女人民。
　　 蒙古人在上世纪（十三）曾发挥出他们可惊的军事才能，缔造一个空前庞大帝国。但他们的政治才能却远为落后，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更为落后之故。蒙古人向外扩张，并没有任何政治理想，如中国儒家学派所倡导的吊民伐罪，也没有任何高级情操的动力，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传播福音到天涯地角。蒙古人向外扩张的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掠夺财富；一是满足征眼欲望。了解蒙古帝国的野蛮本质和立国精神，就容易了解汉人所受迫害的沉重。
　　 蒙古人根本轻视汉人，所以列为第三等和第四等国民。在蒙古人眼中，汉人除了供给他们固定的田赋外，没有别的用处。而中亚人（色目人·回回）则不然，他们在商业上的贡献，要超过汉人很多倍。蒙古人上自亲王公主，下至小民，都愿意把银币借给中亚人，以收取利息。一两纹银的利息，十年后能高达一千零二十四两，这是一种恐怖的剥削，当时称为“羊羔儿息”，只有中亚商人付得起。——方法很简单，必要时，中亚商人只要向地方政府报案，说他在途中被盗匪抢劫，地方政府就得如数赔偿。所以汉人自然要比中亚人低一等或低二等。第一任大汗铁木真即曾规定，杀蒙古人的偿命，杀中亚人的罚黄金四十巴里失（一巴里失大概折合二两银币），而杀死一个汉人，只要缴一头毛驴的价钱就可以了。遇到征伐战争，差别待遇较平时更甚。像上世纪（十三）一二八六年，为了明年进攻安南王国，征用全国马匹，中亚人三匹马中只征两匹；而汉人的马，无论多少，全部征收。以后不断征马，每次如此，汉人的马就成为珍品。
　　 蒙古统治中国，从基层起就有严密而彻底的控制。每二十家编为一“甲”，首长称“甲主”，由政府委派蒙古人充当。这蒙古人就是这二十家的总管，这二十家就是这蒙古总管的奴隶，衣服饮食，他可以随心索取，女子和财产，他更可以随心所欲。元政府有严厉规定：禁止汉人打猎，禁止汉人学习拳击武术，禁止汉人持有兵器，禁止汉人集会拜神，禁止汉人赶集赶场作买卖，禁止汉人夜间走路。
　　 “甲主”以上的地方政府首长，全由蒙古人担任。当蒙古人不够分配，或中亚人贿赂够多时，则由中亚人担任。蒙古官员大多数是世袭的，每一个蒙古首长，如州长、县长，他所管辖的一州或一县，就是他的封建采邑，汉人则是他的农奴，他们对汉人没有政治责任，更没有法律责任。蒙古婴儿和幼童，往往很早地就继承了州长县长的位置，他的家人和侍奉他的奴仆，构成一个小型的宫廷。蒙古人都不会汉话，不识汉字，地方官员如此，中央官员也如此，蒙古大汗更很少会汉话和汉字。一百年间的政权，也只有两个汉人出任过宰相，一是上世纪（十三）帝国初创时的史天泽，一是本世纪（十四）帝国瓦解前夕的贺惟一，而贺惟一早已蒙古化，改名拓拔太平，忠于蒙古超过忠于中国。正因为这种缘故，蒙古大汗是以奴隶总管的身分，控制中国，所以对汉人毫无感情，对中国文化，自尊心也不允许接受。
　　 蒙古官员的贪污腐败，跟他们的初期武功一样，在历史上也属空前。本世纪（十四）初一三○三年，第八任大汗铁木儿曾大力整顿官吏，一次就有一万八千四百七十三个贪官撤职。然而他不能坚持下去，他的后任大汗复行放任，以致每一个蒙古官员都是一个百万富翁。而蒙古帝国特征之一是官员特别多，一块玉石的发掘或一张弓的制造，都会有若干官员管理，所有官员都靠贪污勒索维持高级享受。帝国的繁重赋税，也是促成贪污腐败的要素之一，他们最初是采取包商制，上世纪（十二）第二任大汗窝阔台时，曾打算把元帝国的赋税，以一百四十万两银币包给中国籍巨商刘廷玉，大臣耶律楚材极力反对，才算作罢。可是不久中亚维吾尔籍巨商奥都喇合蛮出价二百二十万两时，窝阔台怦然心动，终于包给了他。以后每一位大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财税上，他们不知道鼓励生产，只知道盲目而凶恶地剥削。本世纪（十四）三十年代全国各项赋税，平均额较上世纪（十三）七十年代，几乎增加一百倍，这都出在中国人身上。
　　 然而，仅只上述的这些压榨，痛苦还是轻微的。更大的迫害是赐田制度，蒙古大汗可以随时把汉人视如生命的农田，连同农田上的汉人，赏赐给皇亲国戚——亲王公主或功臣之类。宋帝国破灭后所举行的一次赏赐中，少者赏赐数十户数百户，多者竟赏赐十万户。每户以五口计，一次就得到五十万个农奴。汉人忽然间失去他祖宗传留下来的农田，而自己也忽然间从自由农民沦为农奴，没有地方可以申诉。除了大汗的威力无法抗拒外，任何一个蒙古人，都可以随意侵占，他们经常突然间把汉人从肥沃的农田上逐走，任凭农田荒芜，生出野草，以便畜牧。
　　 蒙古帝国暴政中最特殊的一项是吐蕃宗教国的僧侣，世人称他们“喇嘛”、“西僧”、“番僧”。这些以慈悲为怀，普渡众生的所谓活佛，却是汉人的灾难之一。大汗既然尊称“法王”为国师，无论这种尊崇是政治性的，或出于真诚的信仰，结果都是一样，即喇嘛在蒙古帝国所属的元帝国中，具有强大力量，虽然还未到干涉政治的程度，但对汉人逞暴，却绰绰有余。像江南佛教总督杨琏真伽，驻扎杭州，把宋帝国皇帝和大臣所有的坟墓，全都发掘，挖取陪葬的金银珠宝；并且至少有五十万户农民（约二百五十万人）被他编为寺院的农奴。喇嘛所过之处，随从如云，强住汉人住宅，把男子逐走，留下妇女陪宿。第九任大汗海山对喇嘛教尤其狂热。本世纪（十四）一三○八年，海山下诏说：“凡殴打喇嘛的，砍断他的手。凡诡骂喇嘛的，割掉他的舌头。”幸而皇弟爱育黎拔力八达，极力反对，才收回成命，但喇嘛仍受到形势的鼓励。他们在街上很少买东西，只径行夺取。一个柴贩曾向大都（北京）留守长官（留守）李壁伸诉，李壁正在处理时，众喇嘛已手执木棍，呼啸而至，把李壁摔倒痛殴。李壁向大汗控告，大汗立即下令赦免喇嘛。又一次，喇嘛跟一位王妃争路，竟把王妃拖下车辆，拳脚交集，大汗的反应仍是下令赦免喇嘛。对高阶层统治者还是如此，居于最下层的汉人，可以推断出所承受的蹂躏。
　　 汉人知道，苦难不仅来自暴政，而更是来自鞑子——鞑靼。鞑子，是汉人对蒙古人轻侮的称谓。除非铲除鞑子，解除颈子上亡国奴的枷锁，暴政不会停止。
　　　

汉人激烈反抗

　　 蒙古暴君不久就跟辽帝国第二任皇帝耶律德光一样，发现中国人并不像他们想像中那么容易奴役。就在蒙古帝国鼎盛的上世纪（十三）八十年代，江南即爆发抗暴革命二百余起。蒙古用残酷的杀戮来镇压，但再多的流血都堵不住全民族愤怒的火山口，汉人的反抗，跟蒙古人的统治相终始。
　　 本世纪（十四）二十年代之后，随着蒙古帝国内部日增的腐烂，各地民变更不可遏止。四十年代时，仅山东、河北地区，就有三百余起农民暴动。——这比六世纪北魏帝国领土的民变，超过十倍，可看出蒙古统治者比鲜卑统治者的残暴程度更要严重。遍地战乱一定引起灾荒，旱灾果然大规模发生，赤地千里，最惨重的是黄河下游，饥馑逼人发狂，互相袭击烹食。一三四四年，黄河又在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向东倾泻，六百公里狭长地带上的村庄和人民，全被淹没，直入黄海。河水泛滥所及，又增加数十万无处投奔的饥民，成为武装群众无尽的兵源。在千百个群众领袖中，以下页表中所列六个人物，给蒙古统治的伤害最大：　　

　　 上表显示出两个特征，第一、群众领袖都是平民出身，没有一个是士大夫。说明士大夫爱国的言论多于爱国的行动，即令有行动，也没有影响力。第二、推翻蒙古统治的，只有民变而没有政变和兵变，说明在蒙古帝国里，政权、军权都在蒙古人手中。蒙古人认为仅此一点，汉人就无可奈何，料不到民变一旦发生力量，跟政变、兵变一样地具有摧毁性。
　　 正当汉民族革命排山倒海而起之际，蒙古帝国政府却在决策上犯了一项错误，即引使黄河恢复故道。工程由宰相脱脱亲自主持，一三五一年，征调民夫十七万人，用五个月工夫，把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决口堵塞，使黄河仍向东北流入渤海。这本是一件建设性的伟大工程，但它选错了时间，尤其是用错了方法；在人心沸腾的年岁中，把十七万满怀怨恨的劳工，从他们的家乡强逼征调，集中在一起。完工之后，又没有妥善安置，而任他们向四方流散。刘福通早就命他的教徒，刻一个一只眼的石人，背上写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埋在黄河故道黄陵岗（河南兰考东北）附近。当民夫在施工中把这个石人掘出来的时候，人心大为震动。工程完毕后，除了少部分还乡外，大多数都集结在刘福通的红巾之下，成为主力。红巾，跟二世纪的黄巾一样，是刘福通抗暴力量所使用的一种标帜。
　　 就在同年（一三五一），群众领袖之一的徐寿辉称帝，建立天完帝，占领长江中游，派军进入江南，扫荡蒙古势力。刘福通于一三五五年，迎立白莲教故教主韩山童的儿子韩林儿称帝，建立韩宋帝国，占领淮河流域和黄河以南地区，整个中原进入掌握。
　　 白莲教是佛教中的一个神秘支派，以反抗暴政为重要宗旨，就是韩山童开创的。韩山童曾宣称：“白莲花开，弥勒佛降世。”设立白莲会，吸收信徒。
　　 ——关于汉人的抗暴革命，有一个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据说，刘福通最初在颖州（安徽阜阳）发动民众暴动时，因蒙古“甲主”监视严密，汉人既不能聚会宣告，又不能派人逐家传递消息，无法约定同一时刻举事。于是刘福通请“甲主”准许向家人分送像月亮一样的圆形甜饼，称为月饼，以便汉人为大汗祈福。“甲主”允许了，而月饼中夹有中国字写的字条：“八月十五日杀鞑子。”汉人准备妥当，当晚夜半，大部分“甲主”和他的家族，都死在汉人棍棒之下。
　　 汉人所负的是民族深仇。蒙古统治阶层的残忍屠杀，举世皆知，对被称为“蛮子国”的汉人，更是轻蔑。像兴化（福建莆田）不过一个小城，上世纪（十三）蒙古兵团攻陷它，全城男女被屠之后，就血流有声。
　　 韩宋帝国宰相刘福通是反抗蒙古统治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毫无私心地用他新兴的武装力量，打击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蒙古帝国。一三五八年，他于攻陷开封（河南开封）作为首都后，即向蒙古发动总攻，分三路进兵。东路由大将毛贵率领，攻山东省；西路由大将白不信率领，攻陕西省；北路由大将关先生率领，攻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路兵团于扫荡了山东省蒙古人的势力后，直指大都（北京），挺进到距大都只五十公里的柳林村蒙古第十八任大汗脱欢帖木儿，一个标准的亡国型君主，手足失措，准备放弃大都，向北逃亡。但宰相拓拔太平（即汉人贺惟一）坚持固守。毛贵攻击不顺利，孤军不能久留，仍退回山东。西路兵团深入关中（陕西省中部）后，战败溃散。只北路兵团势如破竹，穿过山西，摧毁蒙古所有抵抗，攻陷开平。开平距作为首都的大都只二百八十公里，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南下攻大都，先行把蒙古大汗擒获。北路兵团没有这样做，却向东推进，攻陷辽阳（辽宁辽阳），进入高丽王国（朝鲜半岛），高丽向北路兵团投降。可是，这批所向无敌的革命部队，经过长途远征，军纪已全部败坏，引起高丽人民极大的痛恨。高丽有计划地出动大批美女，跟战士们交往缠绵，男子们则乘机把他们的战马和武器藏匿。一切妥当后，发动反击，包括关先生在内，大部分被杀。只剩下万余人辗转脱险，逃回中国，又被盛怒等待他们的蒙古人，一网打尽。
　　 韩宋帝国三路出征，把自己的力量完全消耗。但蒙古帝国的墙基，却被掘空，只需要最后轻轻一推。

炎黄春秋：坐失机遇的预备立宪百年祭[转帖]

坐失机遇：预备立宪百年祭

2009-2-21 炎黄春秋2009年2月号 王铁群

　　1908年8月清朝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宪政时间表。在此前后，清廷为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工作，中国社会呈现民主社会的雏形。

　　一

　　宪政也称“宪政民主”、“立宪政体”，是指以宪法为前提、以民主为核心，以保障人权为目的的政治形态或政治过程。宪政的本质是限制政府权力和保障公民的权利，其作用是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公民的自由和权利。宪法与宪政有别，宪法是文本、宣言；宪政是实践、制度。有宪法未必有宪政，有宪政必然有宪法。

　　清朝最后10年，是中国由专制向民主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外力的压迫和国内要求变革的形势，清朝在1901—1911年对社会各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这些改革被称为清末新政。在清末新政中，最重要的是日俄战争后的政治改革，即1905--1911年的预备立宪。

　　1904--1905年在中国领土上爆发了日俄战争，结果君主立宪制的蕞尔小国日本战胜了农奴制的庞然大国俄罗斯。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日胜俄败，是立宪战胜专制的铁证。战争初期西方报纸就曾指出：“此战非俄日之战也，乃立宪、专制两治术之战也。”国内报纸也强调，这场战争“非日俄之战，而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也”；“非小国能战胜于大国，实立宪能战胜于专制”；“日本以立宪而胜，俄国以专制而败”。

　　在这一背景下，实行宪政、加快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成为许多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的强烈呼声。

　　日俄战争一爆发，1904年2月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便联电奏请变法。1905年6月，袁世凯联合两江总督周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电奏，请以12年为期实行立宪。7月周馥又单衔奏请实行“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和地方自治的立宪政体。同月湖南巡抚端方入朝领受闽浙总督一职，也建议实行立宪。两广总督岑春煊也奏请“欲图自强，必先变法；欲变法，必先改革政体。为今之计，惟有举行立宪，方可救亡。”出使各国大臣孙宝琦、杨枢、梁诚、汪大燮等也纷纷上奏朝廷，一致赞同立宪，强调“保邦致治”，“全出宪法一途”。1907年10月，著名学者马相伯在政闻社成立大会上大声疾呼废除专制，他在《政党之必要及其责任》的演说中指出：“天下虽无绝对之良政治，而有绝对的恶政治…质而言之，则曰专制。专制政治，束缚人人之神我，使不得申，故有国家曾不如其无。故生为专制之国民者，必当以排除专制为唯一之义务。”

　　这些高级官员和社会贤达在立宪问题上的共识和呼吁，成为清末预备立宪的重要动力。

　　在朝野上下一致要求立宪的形势下，慈禧太后为首的清王朝顺应时代潮流，开始了史无前例的宪政改革。

　　二

　　1908年8月，清朝宣布了宪政时间表：预备立宪出9年为限。在其《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设计了预备立宪的进度：1909进行省咨议局选举；1910年资政院开院；1917年召开国会，实行宪政!清朝预备立宪，就是试图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为实行正式的民主政治打下基础。

　　早在1906年9月1日，清朝就发布了《宣示预备立宪谕》。谕旨指出：“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君民一体，呼吸相通，博采众长，明定权限，以及筹备财政，经画政务，无不公之于黎庶......时处今日，惟有及时详晰甄核，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以立国家万年有道之基。”鉴于规制未备、民智未开等，“俟数年后，规模粗具，查看情形，参用各国成法，妥议立宪实行期限，再行宣布天下”(《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2页)。虽然仍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不可否认，该谕旨是中国专制统治者第一次对宪政制度的肯定和对两千年专制制度的否定。

　　两年后，清朝宣布了9年预备立宪期限。l908年8月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谕》，指出：“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内外臣工同受国恩，均当警觉沉迷，扫除积习......所有人民应行练学自治教育各事宜，在京由该管衙门，在外由各省督抚，督饬备属随时催办，勿任玩延。”谕旨明确要按期完成9年预备立宪：“至开设议院，应以逐年筹备各事办理完竣为期，自本年起，务在第九年内将各项筹备事宜一律办齐，届时即行颁布钦定宪法，并颁布[召]集议员之诏。”(《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有学者指出，这是慈禧太后生前颁布的最后一道谕旨，也可说是她的政治遗嘱。

　　在宣布宪政时间表前后，或曰在预备立宪期间，慈禧太后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

　　1、考察西洋宪政

　　1905年9月清朝派遣载泽、戴鸿慈、端方、徐世昌、绍英5大臣出使西洋，考察宪政。24日5大臣及随员登上火车，不料遭遇革命党炸弹恐怖活动。革命党吴樾怀揣炸弹，混入五大臣专车，“适因接驳车辆，车身猛退，而所携之炸弹，撞针受震，未及抛掷，轰然一声，血花铁片，飞溅人丛”。结果，炸伤载泽、绍英等人，吴樾也被炸死。《时报》评论说：“五大臣此次出洋考察政治，以为立宪准备，其关系于中国前途最重且大，凡稍具爱国心者宜如何郑重其事而祝其行。乃今甫就道，而忽逢此绝大之惊险，虽五大臣均幸无恙．然此等暴徒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其罪真不容诛哉!”

　　恐怖没有动摇清廷取法西方的决心。端方在致上海报界电中说：“炸药爆发，奸徒反对宪政，意甚险恶，然益征立宪不可缓也。”(《时报1905年9月29日)1906年夏秋之季，考察团(徐世昌、绍英由尚其亨、李盛铎替代)先后回国，他们进呈了强国必须宪政的考察报告，力陈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强盛，“实以采用立宪政体之故”；中国之所以贫弱，“实以仍用专制政体之故”。强调中国若想国富兵强，“除采用立宪政体之外，盖无他术矣。”(《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6，47页)他们还编成《列国政要》133卷及《欧美政治要义》18章，供立宪参考。

　　此后，清廷又多次派人出国，学习西方的民主制度。

　　2、设立专职机构

　　1905年11月25日，清朝设立了专门的政治体制改革机构“考察政治馆”，其职责是“悉心研究，择各国政法之与中国治体相宜者，斟酌损益，纂订成书，随时呈进，候旨裁定。”(《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1907年考察政治馆改为宪政编查馆。该机构为筹划预备立宪做了大量切实工作。

　　3、成立资政院和咨议局

　　清朝预备立宪时期所设资政院和咨议局，分别是国家议院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

　　1907年9月20日，光绪帝颁布《设资政院谕》，明确提出设立资政院：“立宪政体，取决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未能成立，亟宜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这表明统治阶层已公开认同现代民主制度。

　　1907年10月19日光绪帝又发布《着各省速设咨议局谕》。上谕要求“各省督抚均在省会速设咨议局，慎选公正明达官绅创办其事，即由各属合格绅民公举贤能作为该局议员，断不可使品行悖谬营私武断之人滥厕其间。”咨议局的职责是讨论“地方应兴应革事宜”，”指陈通省利病，筹计地方治安，并为资政院储才之阶”(《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81页)。1908年7月，清朝颁布了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随即各省举行咨议局选举。1909年3月清朝下诏命各省当年内成立咨议局。到当年10月中旬，全国有16省的咨议局相继建立起来。1910年9月全国资政院开院。

　　资政院和咨议局的创设，使两千年中国政制发生了质的变化，在中国民主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4、颁布《钦定宪法大纲》

　　1908年8月27日，清朝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是一部君主立宪性质的法律文件。由专制政体升始向立宪政体过渡，自然希望并且习惯于君主保留较多的权力，这是不奇怪的，如规定了“统帅陆海军”等“君上大权”。但皇帝权力毕竟受到了限制，如虽规定皇帝“在议院闭会时，遇有紧急之事，得发代法律之诏令，并得以诏令筹措必需之财用”，但“惟至次年会期，须交议院协议。”(《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8页)在与《大纲》同时颁布的《议院法要领》中规定：“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即经济大权也非皇帝专制了。

　　《钦定宪法大纲》宣布，”臣民于法律范围以内，所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事，均准其自由”，还规定臣民的人身、财产、居住等权利均受法律保护。人民的权利第一次得到了法律的承认，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

　　对《钦定宪法大纲》的两项规定：“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人们常常斥其为象征专制。其实该规定并不违反立宪精神，因为清朝试图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而世界上君主立宪国家都是君主世袭制，君主为国家元首，其尊严不可侵犯，何以清朝的这种规定就代表专制了？

　　《钦定宪法大纲》确认了君主立宪制的政治改革方向，是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宪法意义的法律文件，在中国法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5、推行地方自治

　　1905年8月清朝在奉天和直隶开始试办地方自治。1909年、1910年清廷接连颁布《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和《京师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地方自治章程》、《府厅州县议事会议员选举章程》，在全国推行民主自治。

　　辛亥革命前，很多省区的地方自治机构已经成立过半，遍布全国的地方自治局，自治研究所。自治讲习所等官方机构，培训了大批推行民主选举的骨干，地方自治运动蓬勃开展。

　　6、改革官制

　　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以三权分立原则，对中央和地方官制进行了改革。中央官制废除了隋朝以来沿袭了一千多年的三省六部制，立法属资政院，行政属内阁各部，司法属法部(以大理院任审判，法部监督之)。地方则仿照中央，以省咨议局为立法机关，以总督、巡抚为地方行政机关，以高等审判厅为地方最高审判机关。各府、州、县的机关也按“三权分立”的原则设立。官制改革，为预备立宪奠定了基础。

　　7、实行君主立宪

　　1911年11月3日，清廷公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简称《十九信条》)，宣布采取英国宪法的“虚君共和”制，实行责任内阁制。《十九信条》对君主的权力作了很大限制，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O4年版，第149页)，实际上这是一部议会君主制宪法。后来的一些宪法学家对其评价很高，认为它是“有清一代之唯一宪法，亦我国历史上之第一次宪法也”(杨幼炯：《近代中国立法史》第56页)。“《十九信条》深得英宪之精神，以代议机关为全国政治之中枢，苟其施行，民治之功可期，独惜其出之太晚耳。倘能早十年宣布实行，清柞或因以不斩，未可知也!”(陈茹玄：《中国宪法史》第15页)

　　三

　　清朝预备立宪，使中国社会成为民主社会的雏形，即形成初步的、不成熟的、不完全的民主社会。

　　在选举方面。民主选举国家或地区的领导人，是民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是民主国家的根本标准。“选举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民所必须享有的最低限度的、起码的政治权利......如果人民没有选举权，不能选举官吏和代议士，则这个国家决不是民主国家......凡是真正的民主国家，就必须让人民享有选举权。”(《论选举权》，《新华日报》1944年2月2日)

　　1908年按照清朝颁布的各省《咨议局章程》及《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各省举行了咨议局选举，选举出的议员既有读书人，也有从政者和从事地方公益事业的人，他们具有问政的能力，质询、辩论，有声有色。英国《泰晤士报》记者莫里循对陕西等地的咨议局选举评价说：“良知和礼节是首次各省咨议局开会的特点”(转见傅国涌：《不能小看的晚清咨议局》)。咨议局选举尽管存在不成熟现象，但公共事务的管理者毕竞是由选票产生的，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在分权制衡方面。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会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宪政的本质就是制衡政府权力，保障公民的各种权益，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三权分立是目前政治科学所知道的唯一能防止民主制度变成独裁制度的方法。清朝宣布预备立宪后，即以三权分立为原则，设立中央和府、州、县机关。

　　作为国会和省议会的过渡形式，资政院和咨议局一经设立，便履行起民主制衡和监督职能，行使起三权分立之一权，绝非今人熟知的橡皮图章所可比拟。《钦定宪法大纲》所附的《议院法要领》规定了“国家之岁入岁出，每年预算，应由议院之协赞”等权力，1911年预算案，资政院的议员们行使权力，详细审核，在我国破天荒第一次实行了预算监督。一个在华的西方记者观察说：“临时议会已在某种意义上掌握了过去从未指望的权力”(《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第675页)省咨议局亦然，如张謇为议长的江苏咨议局，对督抚代表的强势行政力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监督和制衡，当行政力量蛮横地抵制对他们的监督时，他们则用集体辞职的方式表达抗议。再如l911年湖北、四川等省的咨议局领导的反对清政府“铁路国有”政策的保路运动，最终成为辛亥革命的导火线等。这些机构还组成联合会，领导国会请愿运动，如1910至1911车由各省咨议局和咨议局联合会领导了四次请开国会运动。总之，资政院和咨议局成为制衡和推动政府前进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其行动表明它们是具有独立品格的机构。

　　在舆论监督方面。舆论监督是民主的基础，即公民有权接触多种独立的信息来源，并对范围广泛的各种政治事务，享有自由表达意见的权利。

　　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言论和思想自由。预备立宪时期，民间各种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人们可以自由指陈时政，议论国事，抨击政府，宣传民主。“人人皆得本其本心之所自信，自由发表意见而无所屈避”(《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第628页)。出版界可以大张旗鼓地介绍西方国家的政治、法学、财政、政党、历史、教育等学说，如《民约论》、《万国宪法比较》、《议院提要》、《选举法要论》、《地方自治要鉴》、《立宪国法制述要》等上百种著作被翻译出版，其民主、自由、平等的思想，对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1904—1907年问世的刘鹗《老残游记》、吴沃尧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李宝家的《官场现形记》，这些作品带有鲜明的社会批判色彩，表现了对社会的强烈不满和绝望，没有宽松的言论自由空间，它们是难以面世的。

　　在结社自由方面。在民主社会，公民有权结成独立的社团和组织，包括独立的政治党派和利益团体，以便组成压力集团，实现自己的各种权利。

　　预备立宪期间，中国有了很大程度的结社自由，预备立宪一宣布，“预备立宪宜先组织政党”的呼声便此起彼伏。到“1911年上半年，政学会、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宪友会相继成立，中国的第一批合法政党出现。”“据考，清末仅商会(含总会和分会)就有900余个。到1909年，各地共建成教育会723个......农学会到1911年至少有总会19处，分会276处。仅此三项相加，已达2千有余”(桑兵：《清末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74页)。

　　总之，清末新政打开了结束旧体制、开创新制度的通道，使中国自由度空前提高，公民社会的雏形已经形成。，

　　四

　　清末预备立宪的实行，使中国两千多年的皇权专制为君主立宪所取代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经过数年的改革实践，民众，士绅和各级官吏的宪政认识渐趋一致，进行实质性政治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它昭示专制者，应该顺应时势，强力推动民主的实现。

　　但关键时刻，慈禧太后去世。2008年是慈禧过世一百年，慈禧一生恶行不少，但也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一切行为，尤其是她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了君主立宪制的时限，并采取了一系列预备立宪的措施。

　　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离世后，摄政王载沣和隆裕太后无能，使清廷陷入极为被动的境地。宣统皇帝登基次日，即1908年12月3日，发布《重申仍以“宣统八年为限实行宪政谕》强调9年预备立宪“期在必行，内外诸臣断不准观望迂延，贻误时机”(《近代中国宪政历程：史料汇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1909年3月6日清廷再次重申预备立宪。后又把预备立宪的年限由9年缩短为5年，并于1911年5月组织了失去人心的“皇族内阁”。即令最后颁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接受君主立宪，但和平演变的时机已被暴力革命切断。

　　随着清王朝的倒台，给中国带来无限希望的清末预备立宪也随之葬送。

　　清末“预备立宪”虽未成功，但其意义重大，值得纪念。

　　预备立宪虽有弊端，但决不是“假维新”。它是中国两千年“秦政”走向“宪政”的开端，是“宪政”在中国的最初试验。预备立宪承认了代议制、民众的基本权利、地方自治等；它的某些措施触动了清朝专制统治的根本，使中国单纯的专制制度不复存在；舆论监督、分权制衡日益发展，结社和言论自由日益扩大。这些使中国整个社会制度向着民主化方向迈进，中国呈现出民主社会的雏形。

　　预备立宪的推行，为中国民主积累了资源，准备了物质和社会方面的条件。预备立宪结束后，民主政治及有关法律有些仍在试行，新闻界和社团组织仍然发挥着民主作用，继续推动着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预备立宪的实践证明，只要政治体制改革的闸门一打开，民主的浪潮必然汹涌澎湃。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主动抓住机遇，与民间社会良性互动，积极推动国家的进步和民主。但慈禧太后之后的统治者已无力把握机遇。即使采取有益民主的措施，也失去了民众的信任和呼应。

　　最近邻邦小国不丹顺利地完成了大选，这是由国王辛格自上而下一手推动实行的民主制。凤凰卫视一位嘉宾引用国王辛格的话，解释他为什么要主动实行民主制，他认为推行民主就得趁国泰民安的时候，等到体制造成的社会问题全部暴露出来时，就可能一切都来不及了。清末预备立宪恰可做反证。

　　时光荏苒，转瞬百年。清末预备立宪曾经给中国带来无限希望，以至人们闻之莫不“额手相庆曰：中国立宪矣，转弱为强，萌芽于此。”(《申报》l906年9月l6目)百年之后，令人感慨不已：历尽一个世纪的追求，“宪政‘依然是个梦想！

　　(作者系河北大学马列教研部教授)

被慈禧打死的记者：沈荩其人其事[转帖]

　　人物风流：沈荩的冤死与英敛之办《大公报》

　　书屋

　　作者：吴永良

　　(一)

　　鲁迅在1936年10月所写《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引章太炎1903年9月发表在《浙江潮》上的两首诗。诗句悲愤填膺，溢于言表。其中一首是有关沈荩的，照录如下：

　　狱中沈禹希见杀

　　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魑魅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查阅《中国近代史词典》，其中记载：“沈荩，字禹希，原名克诚。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1900年春返回上海，与唐才常等共组正气会，旋改名自立会，任干事，主持交通，出力甚大。随后至武汉，致力自力军运动，为右军统领，活动于湖北新堤。事败后，赴上海，后潜往北京，从事反清活动。1903年因揭露《中俄密约》于报端，引发在东京的中国学生和国内各阶层群起反对，被逮捕杖杀。”

　　沈荩其人其事，至此我们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但仍然有不够明确之处。

　　(二)

　　读1993年周雨著《大公报史》(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在《大公报初创时期的报纸特色》一节中，我们有了更详尽的且互为印证的材料。文中说：“1903年，新闻记者沈荩被清政府残酷迫害致死，就是《大公报》揭露于世的。”

　　接着介绍了沈荩被捕和杖毙过程：沈荩潜居北京，应聘担任一家日本报纸的记者。1903年清廷与帝俄勾结，商定出卖东三省及内蒙古一带路政、税收及其他主权的《中俄密约》七条，沈荩从熟识的清廷亲贵大臣处获悉，发表在日本报纸上，引发群情汹涌。清廷恼羞成怒，于7月17日将沈荩逮捕。7月21日《大公报》在时事要闻栏中刊出这一消息，以后又连续报道，直到沈荩被残酷地立毙杖下。

　　2002年6月17日是《大公报》创刊一百周年，作为献礼，《大公报》香港馆出版了《大公报一百周年报庆丛书》，共十册，其中有《大公报新闻案例选》一册，编入历年的一些重要报道。书的第二十一页赫然列有《杖毙沈荩》的标题，转录了当时报纸对此一事件的全部报道。现摘录如下(当时报纸无标点符号，转引时加上)。

　　1903年7月21日第一次报道：肃亲王于23日(编者按：清光绪二十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即公元1903年7月17日)奉旨交拿人犯三名，于虎坊桥地方拿获。其被拿之故及所拿者何人，俟访明再布。

　　7月23日报道：前日本报纪肃亲王奉旨交拿人犯一节，兹探悉，被拿者为沈某。系经某大员面奏，并牵涉戊戌之事云。

　　7月24日报道：沈某在北京被拿，已纪本报。兹得悉北京来函云，沈荩系江苏太湖洞庭山人。此次被拿之故，因无赖倪某向沈借银三百两，沈未诺，倪遂衔恨。故被诬告被拿云。

　　8月2日刊发沈荩之绝命词：前北京拘拿之沈荩，已于初八日被刑。今得其绝命诗四章，照录如下：狱中铁锁出郎当，宣武门前感北堂。菜市故人流血地，五忠六士共翱翔。今年三十有一岁，赢得浮名不值钱。从此兴亡都不管，灵魂归去乐诸天(引者注：这里只录两首)。

　　8月4日报道：拿来刑部之沈荩，于初八日被刑，己志本报。兹闻是日入奏，请斩立决。因本月系万寿月，向不杀人。奉皇太后懿旨，改为立毙杖下。惟刑部因不行杖，此次特造一大木板。而行杖之法，又素不谙习。故打至二百余下，血肉飞裂，犹未至死。后不得已，始用绳紧系其颈，勒之而死。

　　9月14日报道：探闻政府自杖毙沈荩后，各国公使夫人觐见皇太后时，谈及沈之冤抑，皇太后亦颇有悔意。已面谕廷臣，会党要严拿，万不可株连良善，致离人心，等语。近日政府十分和平，绝无不合公理之举。盖恐驻京各国公使啧有烦言也。

　　9月16日报道：……当杖毙时……骨已如粉，未出一声。及至打毕，堂司以为毙矣。不意沈于阶下发声曰：何以还不死，速用绳绞我……又闻发旨之先，有政务处某君面奏于皇太后云：万寿在迩，行刑似不吉祥，宜轻其罪。皇太后遂改旨速杖毙。政务处某君原为保全沈荩，见皇太后改旨，亦不敢抗奏……

　　七则报道，记录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新闻记者，因为揭露清廷的卖国勾当，忠于职守而被杀害的全过程。镜头十分清晰地显示了牺牲者的无辜和勇敢，统治者的狡诈和凶残。

　　时下一些影剧中，频频出镜的“太后老佛爷”仪态万方，满面含春，迈着款款细步，把纤纤秀手搭在“小李子”的臂上，一付正人君子面孔。请大家务必不要忘记，她还在不时地发出“斩立决”、“立毙杖下”的旨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伪君子、两面派。

　　这个蛇蝎心肠的独裁者，当一些外国公使夫人觐见谈到沈荩的冤抑时，竟然“颇有悔意”，真是虚伪至极，所谓老虎带念珠，假充善人了。

　　(三)

　　丁淦林教授在丛书《新闻案例选》的点评中写道：《大公报》报道了沈荩遇害的全过程，有绝命词和幕后决策等细节，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为后人留下了可信的史料。

　　昨日的新闻，今天的历史。季羡林在给这套丛书的题词中说，《大公报》从第一期到现在，就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这对《大公报》来说是一种赞誉。并不是所有的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真实可信的。有些报纸的报道，歪曲事实，自毁声誉，是经不住时间的考验的。

　　按照周雨所著《大公报史》的分期，刊登上述报道的报纸，处于创始时期，即我国新闻史上赫赫有名的英敛之担任总理兼撰述和编辑的时期。他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以敢言著称，把那一时期的《大公报》办得有声有色。

　　1902年，英敛之三十五岁，东西南北奔走，艰辛地创办了《大公报》。在报纸创刊号上，作《大公报序》宣布：“报之宗旨在开风气，牖民智，挹彼西欧学术，启我同胞聪明。”救国救民之情，跃然纸上。创刊弁言中更宣布要“以大公之心，发折中之论，献可替否，扬正抑邪”。

　　他不是口头革命派，创刊第五天发表“论说”(即“社论”)，题为《论归政之利》，公然宣称要太后归政。说只要归政，就有八利。文中指名道姓地骂刚毅，批驳刚毅宁赠天下于朋友、不送与家奴的谬论。骂旧党，骂宫禁左右，只有对慈禧不作正面攻击。在当时，即使报纸办在天津租界内，也可以说是大胆已极。

　　清末官场乌烟瘴气，魑魅魍魉充斥其中。《大公报》把他们分为十派：冥顽派，威势派，牟利派，权诈派，排外派，媚外派，油滑派，奴隶派，假正直派，假振作派。又把他们比作九如：如虎之猛，如狐之媚，如蛇之狡，如虿之毒，如无知之偶，如钻泥之鳅，如黑暗之洞，如无底之渊，如毂木之蠹虫。指责吏治的腐败，痛快淋漓，鞭辟入里。

　　他在天津办报，却敢于捋坐镇天津的直隶总督袁世凯的虎须，和袁抗争了十年之久。

　　1905年，《大公报》支持反对虐待华工的反美运动，支持抵制美货，拒登美商广告，袁世凯下令禁邮禁阅《大公报》。英敛之针锋相对，发表“论说”，题为“说官”，矛头直指袁世凯。指出国家立宪维新，就应拔除凶邪，洗涤当权大官，否则改革无望。其后袁世凯几次企图对他施以收买，均被严辞拒绝。

　　英敛之虽然主张君主立宪，提倡变法维新，反对共和革命，但却公开反对清廷镇压革命党人，报纸揭发清廷杀害沈荩一事，已如上述。1907年，清廷先后杀害了革命党人徐锡麟和秋瑾，《大公报》发表论说《党祸株连实为促国之命脉》，坚决加以谴责。对于徐锡麟，文章说：“乃既杀而又剖其心，啖食其肉，此等野蛮凶残行径，不期见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对于秋瑾，文章说：“既无证据，又无口供，遽处斩刑，斯岂非野蛮已极，暗无天日之世界乎！”

　　英敛之对于中外报纸作过认真的研究，主张报纸要办成国民的喉舌。其职责一为国民之向导，一为政府之监督。强调报人要守正不阿，以身作则。

　　英敛之办《大公报》十年，颇多创新，成绩斐然，为当世所称颂。梁启超在所办的《新民丛报》上撰文说：“天津大公报有特色，有新论，实可称报纸进步之一级。”严复赠对联一幅：“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历史学家陈垣称他为“豪杰之士”。

　　1912年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他悄然离开了《大公报》。此后潜心宗教、教育和慈善事业。1925年参加创办了公教大学。1926年逝世。

　　英敛之为《大公报》的续办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应该说也为后世的新闻工作者留下了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

　　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苏联—俄罗斯历任国家元首[转帖]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917年11月）；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1917年11月至1920年3月）；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弗拉基米尔斯基（1920年3月至1920年12月）；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全俄罗斯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1920年12月至1922年12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维埃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1922年12月至1938年1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加里宁（1938年1月至1945年10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什维尔尼克（1945年10月至1953年3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克莱门特·叶夫罗莫维奇·伏罗希洛夫（1953年3月至1960年5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60年5月至1964年10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1964年10月至1965年12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尼古拉·维克托罗维奇·波德戈尔内（1965年12月至1977年6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77年6月至1982年11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1982年11月至1983年6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安德罗波夫（1983年6月至1984年2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1984年2月至1984年4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乌斯蒂诺维奇·契尔年科（1984年4月至1985年3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库兹涅佐夫（1985年3月至1985年7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安德列·安德列耶维奇·葛罗米柯（1985年7月至1988年8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88年8月至1989年5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89年5月至1990年3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总统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1990年3月至1991年12月）；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代总统根纳季·伊格诺维奇·亚纳耶夫（1991年8月）；
　　俄罗斯联邦总统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叶利钦（1991年12月至1999年12月）；
　　俄罗斯联邦代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1999年12月至2000年3月）；
　　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2000年3月至今）。
　　俄罗斯联邦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
　　列宁（1917---24）、斯大林（24---53）、马林科夫（53---56）、赫鲁晓夫（56---64）、勃列日涅夫（64---82）、安得罗波夫（82---84）、契尔年科（84---85）、戈尔巴乔夫（85---91）、叶利钦（91----2000）（后期任俄罗斯总统）、俄罗斯总统普京（2000----2008）梅德韦杰夫(2008---至今)。

大明帝国的附属国一览[转帖]
 

朝鲜国：洪武元年(1368)朝贡，李朝君主册封为朝鲜国王；至崇祯十年(1637)绝贡，向后金国朝贡。 安南国：元末之际绝贡，夺取广西思明路丘温、如嶅、庆远、渊、脱五土县；洪武元年末(1369)朝贡，陈朝君主册封为安南国王，二十年(1387)夺取思明府禄州、西平州、永平寨，绝贡； 建文二年(1400)胡朝取代陈朝，永乐二年(1403)朝贡；五年(1407)灭安南，置交阯布政使司；宣德二年(1427)废交阯布政使司，仍为安南国(陈朝)； 宣德三年(1428)黎朝取代陈朝，正统二年(1437)朝贡； 嘉靖六年(1527)以清化以北之地建莫朝，黎朝移据清化以南；十九年(1540)莫朝朝贡，君主册封为安南都统使司都统使； 万历二十年(1592)莫朝灭，黎朝统一安南，虽内部分裂为郑王、阮王二个政权，但黎朝一直朝贡至明亡。 琉球国：洪武五年(1372)中山国朝贡，六年(1373)山南国、山北国朝贡；十六年(1383)中山国君主册封为琉球国王， 永乐年间，山南、山北二国先后并入中山国； 万历三十八年(1609)为日本国萨摩藩攻占，仍朝贡至明亡。 占城国：洪武二年(1369)朝贡，明末被安南国阮王攻打。 暹罗国：洪武三年(1370)朝贡，直至明末。 爪哇国：洪武二年(1369)朝贡，至弘治十二年(1499)之后，偶有朝贡。 浡泥国：永乐三年(1405)朝贡，君主册封为浡泥国王；之后偶有朝贡。 郑和下西洋时，有吕宋、苏禄、合猫裏(猫裏务)、美洛居、婆罗(文莱)、古麻剌朗、冯嘉施兰、真腊、碟里、日罗夏治、旧港、满剌加、苏门答剌、须文达那、三佛齐、柔佛、文郎马神、地闷、西洋琐里、琐里、览邦淡巴、百花、彭亨、那孤儿、黎伐、南渤利、阿鲁、古里、柯枝、小葛兰、大葛兰、锡兰山、榜葛剌、沼纳朴儿、祖法儿、木骨都束、不剌哇、竹步、阿丹、剌撒、麻林、忽鲁谟斯、溜山比剌、孙剌南巫里、加异勒、甘巴里、急兰丹、沙里湾泥、底里、千里达、失剌比、古里班卒、剌泥夏剌比、奇剌泥、窟察泥、舍剌齐、彭加那、八可意、乌沙剌踢、坎巴、阿哇、打回回、白葛达、黑葛达等国分别朝贡。并于旧港设立旧港宣慰司。

从毛主席赠送的一颗苹果说起[转帖]

孙晋榜 2009年02月21日 来源：中国****新闻网

　　离开母校晋江三中已经40多年了。在农村，在大学，在工作单位，对母校那日日夜夜的流连、想念、向往，所有情感尽情融汇于母校那颗毛主席赠送的苹果上。那颗翡翠般光溜溜的苹果，像一件无价之宝，静放在学校的一个玻璃盒子里。校园里的一切都因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先后发生了变化。但是这颗积累母校厚重历史底蕴的苹果，与日争辉，与母校同在。因为它记载着母校师生为反干涉、反分裂、反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奋勇支前参战的光辉篇章。

　　1958年8月23日那场牵动全国、震惊世界的“八二三”炮击金门战斗至今已50年了。晋江三中，地处围头湾，是一所海防前线中学。“八二三”炮战的当天，学校由救护队和担架队组成的支前大队正好拉出去野外进行军事训练，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说有紧急情况，支前大队的同学们，立刻马不停蹄跑步回校集中。根据上级的要求，一支由103名师生组成的支前大队只用了20多分钟的时间，就奔赴7公里外的围头前线。到了阵地上，炮战已打响，阵地上硝烟弥漫，弹片横飞。队员们冒着炮火，穿梭在阵地上：抢救、护送、护理伤员；守电话机，缝补衣服、打扫卫生；搬运炮弹、弹壳、弹箱；抢修工事、挑开水、站岗巡逻。哪里需要，哪里就有他们的背影。他们的动作利落敏捷，一双双的眼睛机警而深沉。

　　蔡玉霜是支前大队的一位女队员，中国现代知名作家刘白羽是这样描述蔡玉霜的：“蔡玉霜绝不仅仅是一个和蔼可亲的救护员，从头一天上火线起，她就抢着扛运炮弹，参加战斗。她年纪很轻，身体相当瘦弱，海岸第一阵强大的炮声几乎把她震倒，可是，不，她没有倒。她眼睁睁看着炮弹快打完了的时候，她就急起来，她想：‘这怎么能够!正是我们狠狠地打击敌人的时候呀……’她立刻不顾一切，冲出坑道。这时外面很危险，战士们伸手拦阻她，她却一下跳出去往弹药库跑，还鼓舞着大家喊叫：‘同志们!不要怕，赶快把炮弹运上来呀!’一滴水能反映太阳的光辉，从这件事就可以显露出蔡玉霜在支前参战中的光辉形象。”

　　支前大队中还有另一位巾帼英雄林惠珍，在激烈的炮战中，她的腿曾被炮弹爆炸时掀起泥土严严实实地全埋住，她自己也感到下肢麻木，以为腿被炸断了。炮击停歇，她奋力把腿拔出来，原来没断，并能自己站立起来。回到坑道里，她没顾得上吃饭又跑出去帮助搬炮弹、弹壳、弹箱。还有一天晚上，天下着大雨，她跟战士和支前民兵冒雨抢修工事时间长了，全身衣服都被雨淋湿了，浑身发抖，同志劝她休息，她不肯，一直坚持到最后。她说：“在前线我亲眼看到那些为祖国为人民而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亲眼看到那些身受重伤还不下火线的战士们。从他们身上迸发出来的那种不屈的力量和英雄的气概触动着我的心灵，鼓舞着我的斗志。”蔡玉霜、林惠珍就是这样：为了保卫祖国，为了打击敌人，她们把生死置之度外。她们都是学校支前大队中的英雄，她们无愧于时代的重托。

　　炮战停歇了，新学期开始了。支前大队的同学们都重返学校上课。由于蔡玉霜和林惠珍的出色表现，蔡玉霜被评为支前二等功臣，林惠珍被评为三等功臣。1960年5月她们共同被评为全国民兵代表并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国防部还奖给她们每人一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后来她们还先后被评为省、地、县“海防斗争积极分子”。那荣誉带给她们的启迪和教育，充实了她们的人生，给她们以前进的动力。

　　支前大队的英雄事迹在当时引起了一些作家、媒体的注意。刘白羽在《金井初夜》一文的开头是这样叙述的：“前线的同志们告诉我：‘8月23日，炮声撼天震地地响起来时，有一支青年救护队从金井向围头飞奔，20分钟跑完了14里路……’这个消息吸引我去访问金井。”不止刘白羽，当时全国的一些重要的报刊杂志都先后报道了这件事。于是支前大队的名声瞬间传遍全国，传到了炮战最高的决策者毛泽东的耳朵里，他从朝鲜首相金日成赠送的一些苹果中挑选出一颗赠送给我的母校，并委托辽吉黑三省慰问团和延边歌舞团的领导来前线慰问时带下来。慰问团来校慰问演出时就把苹果移交给学校。我们说，一首诗可以成为千古绝唱。毛主席赠送的这颗苹果也成为母校发展史中最光耀的一页。

　　除此之外，晋江三中还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和司令部评为支前集体三等功；被共青团中央评为第二次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这一连串的桂冠，是母校出类拔萃表现的见证，是一曲动人心弦的不朽凯歌。一所有117年办学史的学校，有这厚重的历史底蕴，又有高考红旗的飘扬和一级达标学校的验证。如今，三中人正用自己智慧和生命实践着培养祖国建设合格人才的庄严承诺。在他们的面前还有更多、更大的空白交付于未来书写。

彭德怀长征之谜[转帖]

连载:重解长征之谜 作者：徐焰 马祥林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头号正直”的彭德怀长征之谜

　　中央红军踏上长征之路时，彭德怀是三军团的军团长，到达陕北后担任了一方面军司令员。三大主力结束长征会师陕甘宁，彭德怀又担任了统一指挥一、二、四这三个方面军的前敌总指挥。长征的严峻斗争考验，锻炼出成熟的将领和统帅，彭德怀正是这一非常时期造就的杰出人物，“彭大将军”的威名也从此冠于全军。

　　创下红军攻占省城的唯一战例

　　在红军创建时期，彭德怀就是著名的勇将，曾经率军一度攻占长沙，开创了红军时期攻占省城的唯一战例。后来他率红三军团与朱毛所率的红一军团会合，共同开创了中央苏区。

　　1934年春天进行广昌战役时，李德实施完全脱离实际的指挥，造成严重损失。一向耿直的彭德怀当面指责这位洋顾问：“你们指挥作战，从开始就是错误的。我们从第四次反‘围剿’以后，就没有打过一次好仗。”并痛斥说这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彭德怀坦率讲完自己的意见后，把仅有的几件衣服和书籍一卷，等着被撤职，甚至对被捕公审、杀头都做了思想准备。他战功显著，临时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处分他。据当年的红三军团政委杨尚昆回忆，1934年10月，部队集结于赣南于都准备突围西进的前一晚，素不花钱的彭德怀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银元，拉着杨尚昆走进一家小酒铺，两人默然而饮，对即将放弃根据地都感到非常痛惜。

　　在长征中打出威信

　　长征开始时带得坛坛罐罐太多，作战部队全成了掩护队。彭德怀气愤地仰天长叹：“这样抬着‘棺材’走路，哪像是打仗的样子?”为摆脱被动，他向军委建议，自己率三军团插向长沙方向以吸引调动敌人，红军主力甩掉笨重物迅速去湘西建立新根据地。因为，红军通过广西边界，同战斗力较强的桂军作战，是很不利的。可惜这一意见未被采纳，部队缓慢地直线前进，遭蒋桂湘军夹击，损失过半才冲过了湘江。

　　红军渡过乌江后，中共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彭德怀是第一次参加了中央会议，在会上谴责了李德的错误指挥，拥护毛泽东的讲话。因前线出事他提前离会，得知会议结果后表示“一切都高兴”。此后在长征途中，彭德怀一直拥护毛泽东的领导。

　　中央红军走出草地后，因人数大减编为陕甘支队。此时朱德率总司令部随红四方面军行动，毛泽东等领导人考虑到彭德怀的威望和指挥才能，让他接任最高军事指挥员，担任陕甘支队司令员，毛泽东自己任政委。到达陕北后，彭德怀又任一方面军司令员，指挥部队东征山西，又返回陕北进行西征迎接二、四方面军。

　　三大主力会合后，他作为军委任命的前敌总指挥，同 周恩来一起统一指挥三个方面军部队作战，打退了追敌。彭德怀在长征中建立的功绩和树立的威信，也使他后来担任八路军副总司令、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成为顺理成章的事，在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中也仅次于朱德而位居第二。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方针，1936年2月至5月，毛泽东、彭德怀等率红一方面军主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名义进行了东征战役，恢复和发展了陕北苏区，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粗中有细切掉“尾巴”

　　红军踏上长征之路后，彭德怀身为高级指挥员，却总出现在第一线。通过湘南汝城时，部队遇敌人碉堡拦阻，炮兵连续打几炮未中。曾经当过炮兵的彭德怀这时正在前沿，他不顾危险赶去亲自执炮，只一发便轰掉了敌堡。红军过湘江时，红三军团负责阻击广西军从侧面实施的进攻，彭德怀把指挥部设在渡口边几百米的一个祠堂里，指挥这场恶仗，部队在付出重大牺牲后终于掩护中央机关过了江。

　　当年有人形容彭德怀性格类似“张飞”，其实在预定实施的各次战斗前，彭德怀非常细致，总要到战场亲自勘查。到达陕北后为打好直罗镇这一仗，他和徐海东跑遍了战场附近每个山头，看了每条道路和河流，打响后又靠前指挥。由于经常靠前指挥并认真勘察战场，使他不仅能适时下达命令，也激励了部队的士气。

　　1923年彭德怀在湖南省陆军军官讲武堂学习，时年25岁

　　对彭德怀的指挥才能和英勇顽强的作风，毛泽东非常称道。中央红军进入陕北根据地时，西北马家军和东北军追来，彭德怀指挥了一场吴起镇伏击战，击溃敌5个团，俘敌700人，缴获战马约1000匹，切掉了“尾巴”。毛泽东接到胜利消息后，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接到这首六言诗后，将末语改为“唯我英勇红军”，以表示功劳应归于全军指战员。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指挥的第一军紧随追来。彭德怀决定以伏击消灭其先头部队。为了选择战场，他又到沟壑纵横、地形复杂的山城堡一带观察，发现在此干旱地带，只有这里有一股泉水，敌军肯定会到此。于是彭德怀把部队埋伏在山城堡周围，一举歼灭了胡宗南部一个旅和两个团，打赢了长征的最后一仗。

　　军团长常饿肚子

　　彭德怀一向以生活简朴著称，对腐化和违纪者非常严厉，对下级干部和战士却非常关心。红三军团教导队长孙毅说：“彭总那颗朴实善良的心，清澈可见。”在征途中，大家分到一份干粮往往非常珍惜，彭德怀看有的人未分到，就会马上拿出自己的一份与之分享，并说“见面分一半嘛！”警卫员抱怨说，军团长因此常饿肚子。

　彭德怀在行军中只有一匹黑骡子，他平时不骑，用来驮伤员或运文件。过雪山时空气稀薄，警卫通讯班长邱荣辉倒了下去，彭德怀马上让他骑上骡子。邱荣辉坚决不肯，于是彭德怀便喊：“抓住尾巴！”就这样把他从死亡线上拖过了雪山。

　　过草地时，周恩来、王稼祥都在重病中，彭德怀断然命令：“抬！”他让迫击炮连丢掉一些装备，抽出几十人组成担架队，由陈赓指挥，分组轮流抬着两位领导人走上了这段长征中最困难的路途。走了一半路程，部队就已断粮，彭德怀下令把军团部仅有的六匹牲口杀掉，饲养员坚决要求保留那头黑骡子，而他坚持杀了骡子才能走出草地，“只要人在，牲口，敌人会给送来的”。杀了牲口之后，彭德怀让军团部留下一点杂碎，肉全给了部队，救活了不少战士。他自己全靠步行，深一脚浅一脚在泥泞中跋涉，还指挥排队渡险情，用拉绳子的办法把陷进沼泽的指战员救出来。

　　红四方面军作战地点之一——四川省安县观音梁子

　　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甘当地的红军会师并重组红一方面军，将原来的红一、三军团缩编为一个军团。采用哪个番号，成为涉及到部队感情的大难题。已担任一方面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认为，为了保存朱毛从井冈山起亲自创建的部队的旗帜，还是用红一军团的番号，而撤销自己领导创建的红三军团番号，三军团剩下的四个团都并入一军团。这体现了他顾全大局、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品德。

　　【点评】雷霆之威赤子之心

　　彭德怀是从普通士兵一步步走上元帅之位的典型。他出身苦难家庭，从小养成了刚强的性格，脾气也有些暴躁。他因家贫无出路投奔湘军当兵，以战功升为团长，又因憎恨旧军队黑暗而找到****。

　　彭德怀一生性情耿直，嫉恶如仇，虽然得罪过一些人，却深受绝大多数指战员拥戴。陈赓大将曾评价彭德怀说：“他可算是我党我军内头号正直的人。”他表现出的高尚品格，长久地受到人们怀念。他在斗争异常艰难的长征中先后担任军团、方面军和全军的指挥员，显示出卓越的军事才能，其功绩也永远与长征的辉煌同在。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转帖]

《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
作者:李锐

　　A
毛泽东早年的道路　

　A　此文为《早年毛泽东》一书的“结束语”。

　　本书的任务是从尽可能搜集到的资料，来叙述毛泽东早
年的读书生活，以及在中国****建立前后在湖南的早期
革命活动。时间的跨度是从１７岁以前在韶山的岁月开始，直
到１９２３年春前往上海党中央工作为止，也即是３０岁以前特
别是２０岁到３０岁这关键的十年时间。因此，这本书也可名
为“３０岁以前的毛泽东”。一个人在３０岁以前可说是青年时
期，即从人的整个一生来说，一般还未进入成熟时期。可是
青年毛泽东是比较早熟的，这同时代和环境有关，更同他本
人的好学储能和刻苦锻炼有关。毛泽东伟大的一生，是从他
不同凡响的青年时期开始的。现在我们就此再作一个简要的
回顾：这个历史巨人的出现不是偶然的，他的伟大成功和晚
年错误也不是偶然的。　　　　　　　
　　　毛泽东的童年和少年即１７岁以前，是在他的家乡湖南湘
潭韶山农村中度过的。他家祖辈务农，父亲是一个识字不多、
精明能干、亦农亦商的富农，只希望长子稍识文墨继承家业。
因此，毛泽东自幼的身份是小学生兼小长工或小长工兼小学
生。作田与读书，他更好读书，前后六年私塾，四书、《左　
传》等能背诵如流。虽说这些经书枯燥难懂，其实自幼熟读
就近似电脑的软件储存，成年后自便于应用；何况经过六年
师范，老师指点和自己钻研，对之作了进一步的消化。这些孔
夫子的书，显然帮助了他后来的“古为今用”（这从五卷《毛
选》中可以证实）。经书难懂，他最爱读的是《三国》、《水
浒》、《西游》这些民间流传的小说，熟记其中的人物故事，倾
心于造反的下层英雄。同时《纲鉴易知录》这类简明历史读
本，则逐渐培养了他“鉴古知今”的历史嗜好。读书认真，
“小长工”的劳动也是认真的，犁、耙、栽、割，样样都在行，
而且跟人争胜，抢干重活，１３岁就在田地里当一个整劳力使
唤。这样，自幼养成山区农家子弟本色：吃苦耐劳，勤快朴
实，不畏艰难，就靠双手。母亲的慈祥和乐于助人，更影响
儿子同情贫弱，兼爱众生。同农民的这种天然关系，促使他
一生了解农民，尊重农民，不失农民本色。好读书不仅培养
了记忆力，也提高了领悟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自幼善于
思考。养成一种自解疑难的习惯。如在《三国》、《水浒》中，
怎么没有农民当主人公呢？纳闷了两年才想通：原来文官武
将不必作田，是农民养活了统治他们的统治者。《盛世危言》
这本书使他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情况，以
及“中体西用”的改良主张，于是开始忧虑国家的现状和前
途。以至三十年后，还能向斯诺讲述这本书的大要。辛亥前
夕因旱灾引起的长沙饥民暴动，遭到官府镇压，这个事件也
使他难于忘怀，决定了他的人生取向：站在受苦受难人民的
一边。
　　　父亲的专制和刻薄，塾师的体罚和不讲理，使得这个从　
不愿受约束的少年养成特别倔犟而好自行其是的性格，在家
中有过“忤逆不孝”的抗争，在学塾有过“不服管教”的行
为。由于以强抗顽，据理辩驳，他总得到胜利。看来，从劳
动到说理，他都是从不服输且好胜到底的。生活中的最大胜
利，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媳妇；人生道路上的最大胜利，
是拒绝了父亲为他选择的职业——到县城一家米店当学徒。
经过亲友的帮助（他们看重这个可造之才），他终于离家到湘
乡东山高等小学读书。这可说是毛泽东一生的第一个转折：
１９１０年秋，１７岁时，离开了束缚身心的家庭和闭塞的山村，
来到当年的一个新式学堂。在这个学堂虽然只读了半年，但
初次打开了眼界，接触到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变法思想，由
此觉得“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尤其喜读《新民丛报》，深
受梁《新民说》的影响：“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这
种必先“变化民质”的思想，同五四时期的“改造国民性”是
一脉相通的。他还师法急切锐利、常带感情的梁氏新文体，写
得一手好文章，获得老师“气宇非凡”的赞赏。但这个学堂
仍不能满足求知渴望，他急于想到省会长沙这个新天地去。
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前夕，不满１８岁的毛泽东来到长沙，由此决
定了他一生的方向和道路。　
　　　同不能忘记广东一样，中国近代史不能忘记湖南这个地
方。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出在广东，林则徐、洪秀全
也同广东有关。谭嗣同、唐才常、黄兴和陈天华都出在湖南，
从王船山到谭嗣同，“趋时而更新”，“因时而变法”，经世致
用，弃旧创新，形成所谓“湘学”实学学风，影响至大。湖
南还出了个曾国藩，“保卫名教，收拾洪杨”，传教与事功集　
于一身，所谓“中兴名臣，一代儒宗。”他也师承王船山，并
刊刻传播《船山遗书》。不论其人如何满手鲜血，如何“忠诚
的虚伪”，列在他名下的“湘学”，标榜“禹墨为本，周孔为
用”，“贵诚蔑浮”，崇尚艰辛勤俭，影响也极大。两种政治方
向截然相反的“湘学”传统，错综复杂结为一体。当年不仅
一般青年学子，即志士仁人也方向不辨、主次不分。从梁启
超、杨昌济到陈独秀、毛泽东都佩服过曾国藩。这种历史现
象也说明，对历史人物的评价甚为复杂；反面中有正面，正
面中有反面；非中有是，是中有非，其主次、轻重就看如何
历史地辩证地对待。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湖南就是这样一
个新旧斗争特别剧烈而复杂的地方。谭嗣同、梁启超等办时
务学堂和南学会时，湖南为全国最富朝气的一个省。唐才常
自立军失败，时务学堂学生被杀害的达２００多人。清末留日
学生和同盟会会员也数湖南人最多。黄兴被称为革命的实行
家，他领导了黄花岗起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武昌起义
是以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陈作新）为依托的。“楚虽三户，
亡秦必楚”，这种当年被世人称道的“湖南人精神”，有其深
远影响。
　　　正是在黄花岗起义时节，毛泽东到了长沙。这个有志于
学的乡下青年，立即投入学生的火热斗争之中，在学校发表
政见，剪辫明志。武昌起义时，他就马上投笔从戎，正式参
军当兵，过了半年军营生活。这件事说明，革命形势到来时，
革命与求学两事相较，前者对他是第一位的。他虽然还看不
清辛亥革命实际失败了的原因（到办《湘江评论》时就清楚
了），却觉得自己在军营中已无事可做，于是转而继续求学。　
他是一个我行我素不受束缚的人，虽然写得一手好文章（这
是旧社会头等进身之阶），很被学校当局欣赏，他还是从那呆
板的课堂生活中退出来，跑到图书馆狼吞虎咽了半年，读自
己爱读之书。读书是他一生最大嗜好。这时，严复译名著特
别是《天演论》，以及其他西方书籍包括世界地图，使他进一
步打开了眼界，不仅思考中国的问题，也思考世界的问题。从
这些书籍中他受到近代启蒙教育，接受了进化论思想，认为
必须以斗争、进化、自强、自立的观点和态度，来观察和对
待万事万物，包括个人；认为中国要救亡图存，只有“早日
变计”，“力今以胜古”。他自己回忆，“这是我学习历史上最
有价值的半年”。　　　　　　　
　　　１９１３年春，已经快２０岁了，由于经济不能独立，毛泽东
只能违背心愿进了供膳宿的湖南第一师范，在这个学校勉强
自己读了五年半，于１９１８年毕业。从１９１５到１９１８年，正是
世界和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湖南长期成为南北军阀拉锯的战
场，课堂也是不平静的。他利用这个学校，专心于自己喜好
的社会科学（不好自然科学），从国学（经典古籍）、诗文、历
史、地理到哲学、伦理学，尤好哲学，中外古今或涉猎或专
攻或全书抄录。还天天读报（这也是一生习惯），关注时事。
总之，一心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和改造社会的道路。他以此
为己任，努力将自己塑造好；从学识、思想、能力到身体，力
求向上，时有变易；不动笔不看书，每天写日记；生活极有
规律，读书问难，锻炼身体，都按计划行事。他的思想随着
时代前进，处在新旧交替的急剧变化之中。他自己对这段生
活作了这样的评价：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候开始形成，我
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
　　　毛泽东幸运的是，在这个并不称心的地方，遇到了很好
的老师和很好的同学。老师学识渊博，道德高尚，教书育人
并重；同学勤学苦练，思想前进，以国家栋梁自许。他们都
忧国忧民，怀有救亡革新、改造社会的志向。影响最大的伦
理学教师杨昌济，国外留学十年，博通古今，学贯中西，批
判分析，自成体系，而且以身作则，尽力教导学生立志复兴
国家、改造社会，做一个光明磊落的有用人才。师生之间互
相切磋，有如朋友和家人。蔡和森这样，志同道合的同窗好
友，好学深思，交换心得，不分彼此。他还不以周围几个知
交为满足，敢作超凡脱俗、标新立异之举，刊登启事，广结
校外同志。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集体互助，努力向上，在
毕业之际，他们这一群时代精英，终于结成新民学会这样的
进步团体；成立时的２１人中，除罗章龙外，都是受教于杨昌
济的一师学生。
　　　在这个学校，毛泽东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施展他的学识
和才具，抱负和胆略。例如，他的异乎寻常的写作才能为老
师赞赏，同学传诵，还在《新青年》上发表极有思想见地的
大块文章；反对袁世凯称帝时，他做了有效的宣传鼓动；他
主持学友会，锻炼同学的自治能力，活跃课外生活；他创办
工人夜校，为失学的工人尽心服务；在南北军阀混战，一次
长沙城短暂真空时，他领导“学生志愿军”巡逻护校，利用
溃军不知虚实，竟缴了一支北军的枪械；为了解社会实情，他
与好友以游学方式，在暑假中不花一文钱，周游洞庭湖滨五
个县；他的“野蛮其体魄”的身体锻炼，冷浴、冬泳、露宿　
等，多是常人所不敢为。这个为老师看重、同学敬佩的特殊
学生，在一次全校学生“人物互选”中，德智体三个方面综
合票数最多，为全校第一。这件事最能说明青年毛泽东是一
个何等品学兼优的学生。可以说，他的社会科学尤其文史知
识水平，当年就在大学毕业生中也是佼佼者。一个品学兼优
的学生不过说明学校教育和学生本人的成绩。现在要说明的
问题是，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今后的征途同苦难的中国前途，
竟如此密不可分，结成一体。了解他的学生时代生活之后，使
人深深感到，这同他离开校门时两个方面打下的基础有关：一
是，他自己的学识才具和思想水平，已经树立的世界观、人
生观，身体力行、知行结合的重现实精神，为他今后接受马
克思主义和从事艰难复杂的革命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二
是，他不是单枪匹马孤军奋斗，而是结合了一班志同道合的
亲密朋友，组织成一个战斗的团体，集体行动，共同作战。终
于在湖南这个地方（也在法国勤工俭学运动中）为建立中国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两个方面确是现代中国历史的
幸运。　　　　　
　　　毛泽东在学校时还没有机会接触唯物主义，只能从古今
中外各种唯心主义和二元论哲学中，加以分析批判和选择，同
时在《新青年》倡导的民主、科学和个性解放的思潮影响下，
树立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
行”。他强调一个人要确立信仰和志向，首先要研究哲学和伦
理学，这样才能抓住宇宙和人生的大本大源。他的改造国家
和社会的志向，是同改造哲学和伦理学的思想联结在一起的。
他认为人生的目的在“实现自我”；极力主张“身心并完”，
“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至于最高”；十分强调个人主观
意志的能动作用，即“个人精神主义”；追求“独立所有”的
道德完美境界，用自己的理想，唤醒国人，来改造这个旧世
界。总之，具有救国救民“舍我其谁”这样一种英雄气概。他
这种探究大本大源思想的另一特征，就是认为运动、抗争为
宇宙人生的普遍规律。他从体育之研究，人皆乐“动”，而得
出“天地盖惟有动而已”这一理论观点，认为“动”是天地
身心的本性。他对一切差异、对立、冲突、动乱，不仅持完
全肯定的态度，而且持赞赏喜爱的态度；认为宇宙间水力、风
力因遇地势之抵阻，而益增其奔猛、怒号；战国、刘项、汉
武匈奴、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他的结论
是：“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忽乃
人生所喜也。”在日记中写的“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
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也并非单纯从身体锻
炼得来的偶感，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本源思想，并且是一贯
身体力行，也为后来历史证明的他的人格个性特点。
　　“以不断运动、顽强奋斗、克服‘抵抗’、实现自我为人
生快乐，是青年毛泽东思想和行为的主要特征。”“运动、斗
　　　　　①　
争成了他的身心存在的第一需要。”　　在这样一种精神状态
下，毛泽东和他的朋友们离开了这所学校，踏上人生的征途，
荆天棘地、狂风暴雨在等待着他们。
　　①　李泽厚：《青年毛泽东》，《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１２６页、１２８页。
　　　

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 [转帖]

　　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

　　　　　　　　一　　　　　　　　
　　　我们伟大的盟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部长会议
主席、苏联****中央委员会书记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
奇·斯大林大元帅不幸于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晚九时五十
分（莫斯科时间）逝世。为了表达中国人民对于伟大的斯
大林同志——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最
敬爱的朋友和导师的无限沉痛的哀悼，为了表达中国人民
对于伟大盟邦领袖的崇敬，兹规定：　　　
　　　一、自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起至三月九日止全国下半
旗志哀；　　
　　　二、在志哀期间，全国各工矿、企业、部队、机关、学
校及人民团体一律停止宴会、娱乐。　　　
　　　　主席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
　

　　　　　　　　二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什
维尔尼克同志：　　　　　　　　
　　　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和我自己，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
获悉了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和伟大的导师斯大林同志逝
世的消息。这不仅是苏联人民而且也是中国人民和整个和
平民主阵营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无可估量的损
失。我现在谨代表中国人民、中国政府，并以我个人的名
义，向您及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表示最沉痛的哀悼。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的
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
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
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
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
民永远感念不忘。斯大林同志的不朽光辉，将永远照耀着
中国人民前进的道路。　　　　
　　　主席同志，光荣的列宁、斯大林的党，伟大的苏联人
民和苏联政府，定将得到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政
府的兄弟般的始终如一的信任和支持。中国人民一定会以
最大的坚定性，和伟大的苏联人民永远紧密地团结一致，巩
固并加强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营，提高警惕，加
倍努力，打击战争挑拨者，为苏中两国人民的永久利益和
世界和平与安全而奋斗到底。我相信，全世界一切劳动人
民和爱好和平的进步人类，都将和我们一道，遵循斯大林
同志指示的方向，把保卫世界和平的神圣事业担当起来。
　　　　　毛　泽　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于北京
　　　根据一九五三年三月七日《人民
　　　日报》刊印。　　　　　　

历史名作:林则徐禁烟奏折[转帖]
 

　　《影响历史的一百篇名作》　
　　　吴江雄　编撰

　林则徐禁烟奏折　
１８３８年９月　　
　林则徐　　

　　再，臣接准部咨：“钦奉上谕：‘据宝兴奏：近年银价日
昂，纹银一两易制钱一串六七百文之多，由于奸商所出钱票
注写外兑字样，辗转磨兑，并无现钱，请严禁各钱铺不准支
吾磨兑，总以现钱交易，以防流弊等语。著步军统领衙门、顺
天府、五城会议具奏，并著直省各督抚妥议章程，奏明办理。’
钦此。”　　
　　臣查钱票之流弊，在于行空票而无现钱。兼兑银之人本
恐钱重难携，每以用票为便，而奸商即因以为利。遇有不取
钱而开票者，彼即啖以高价，希图以纸易银，愚民小利是贪，
遂甘受其欺而不悟。迨其所开之票积至盈千累百，并无实钱
可支，则于暮夜关歇潜逃，兑银者持票控追，终成无着。此
奸商以票骗银之积弊也。臣愚以为弊固有之，治亦不难。但
须饬具五家钱铺连环保结，如有一家逋负，责令五家分赔，其
小铺五家互结，复由年久之大铺及殷实之银号加结送官，无
结者不准开铺，如违严究，并拘拿脱逃之铺户，照诓骗财物
例计赃，从重科罪，自可以遏其流。但此弊只系欺诈病民，而
于国家度支大计，殊无关碍。
　　盖钱票之通行，业已多年，并非始于今日，即从前纹银
每两兑钱一串之时，各铺亦未尝无票，何以银不如是之贵？即
谓近日奸商更为诡猾，专以高价骗人，亦只能每两多许制钱
数文及十数文为止，岂能因用票之故，而将银之仅可兑钱一
串者忽抬至一串六七百文之多？恐必无是理也。且市侩之牟
利，无论银贵钱贵，出入皆可取盈，并非必待银价甚昂然后
获利。设使此时定以限制，每两只许易钱一串，彼市侩何尝
不更乐从，不过兑银之人吃亏更甚耳。。若抑银价而使之贱，
遂谓已无漏卮，其可信乎？查近来纹银之绌，凡钱粮盐课关
税一切支解，皆已极费经营，犹藉民间钱票通行，稍可济民
用之不足。若不许其用票，恐捉襟见肘之状更有立至者矣。
　　夫银之流通于天下，犹水之流行于地中，操舟者必较水
之浅深，而陆行者未必过问；贸易者必探银之消息，而当官
者未必尽知。譬如闸河之水，一遇天旱，重重套板，以防渗
漏，犹恐不足济舟。若闭闸不严，任其外泄，而但责各船水
手以挖浅，即使此段磨浅而过，尚能保前段之无阻乎？银之
短绌，何以异是！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
皆êaê_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
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
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蔽之，曰鸦片烟而
已矣。此亦如行舟者验闸河之水志，而知闸外泄水之多，不
得以现在行船尚未搁浅，而姑苟安于旦夕也。　　　
　　臣窃思人生日用饮食所需，在富侈者，固不能定其准数，
若以食贫之人，当中熟之岁，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即可过一
日，若一日有银一钱，则诸凡宽裕矣。吸鸦片者，每日除衣
食外，至少亦需另费银一钱，是每人每年即另费银３６两，以
户部历年所奏各直省民数计之，总不止于４万万人，若一百
分之中仅有一分之人吸食鸦片，则一年之漏卮即不止于万万
两，此可核数而见者。况目下吸食之人，又何止百分中之一
分乎！鸿胪寺卿黄爵滋原奏所云岁漏银数千万两，尚系举其
极少之数而言耳。内地膏脂年年如此剥丧，岂堪设想！而吸
食者方且呼朋引类，以诱人上瘾为能，陷溺愈深，愈无忌惮。
儆玩心而回颓俗，是不得不严其法于吸食之人也。
　　或谓重办开馆兴贩之徒，鸦片自绝，不妨于吸食者稍从
末减，似亦持平之论。而臣前议条款，请将开馆兴贩一体加
重，仍不敢宽吸食之条者，盖以衙门中吸食最多，如幕友、官
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之八九，皆力能包庇贩
卖之人，若不从此严起，彼正欲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肯
破获以断来路？是以开馆应拟绞罪，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
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几使例同虚设，其为包庇可知。即
此时众议之难齐，亦恐未必不由乎此也。吸食者果论死，则
开馆与兴贩即加至斩决枭示亦不为过。若徒重于彼而轻于此，
仍无益耳。譬之人家子弟在外游荡，靡恶不为，徒治引诱之
人而不锢其子弟，彼有恃无恐，何在不敢复犯？故欲令行禁
止，必以重治吸食为先。且吸食罪名如未奉旨敕议，虽现在
止科徒杖，尚恐将来忽罹重刑。若既议而终不行，或略有加
增，无关生死，彼吸食者皆知从此永无重法，孰有戒心？恐
嗣后吃食愈多，则卖贩之利愈厚，即冒死犯法亦必有人为之。
是专严开馆兴贩之议，意在持平而药不中病，依然未效之旧
方已耳。谚云：“刖足之市无业屦，僧寮之旁不鬻栉。”果无
吸食，更何开馆兴贩之有哉！
　　或谓罪名重则讹诈多，此论亦似，殊不思轻罪亦可讹诈，
惟无罪乃无可讹诈。与其用常法而有名无实，讹诈正无了期，
何如执重法而雷厉风行，吸食可以立断。吸食既断，讹诈者
又安所施乎？　　　　
　　若恐断不易断，则目前之缴具已是明征；若恐诛不胜诛，
岂一年之限期犹难尽改，特视奉行者之果肯认真否耳。诚使
中外一心，誓除此害，不惑于姑息，不视为具文，将见人人
涤虑洗心，怀刑畏罪，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期并无处死之
人。即使届期竟不能无处死之人，而此后所保全之人且不可
胜计，以视养痈贻患，又孰得而孰失焉？夫《舜典》有怙终
贼刑之令，《周书》有群饮拘杀之条，古圣王正惟不乐于用法，
乃不能不严于立法。法之轻重，以弊之轻重为衡，故曰刑罚
世轻世重，兼因时制宜，非得已也。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
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
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
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慄！
　　夫财者，亿兆养命之原，自当为亿兆惜之。果皆散在内
地，何妨损上益下，藏富于民。无如漏向外洋，岂宜藉寇资
盗，不亟为计？臣才识浅陋，惟自念受恩深重，备职封圻，睹
此利害切要关头，窃恐筑室道谋，一纵即不可复挽，不揣冒
昧，谨再沥忱附片密陈。伏乞圣鉴。谨奏。

　A　又名《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选自《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１９６５年版）

张闻天：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转帖]

《张闻天选集》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政治和经济　　　
　　　　　　　　（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日）

　
　　　　　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
基础，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这就是
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关系问题的辩证法，是反
映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的唯一科学的观点。
　　马克思主义虽然认为政治反作用于经济，但是，这个
政治最后或归根到底仍然是由经济决定的。这是历史唯
物主义的一元论，同经济决定政治、政治也决定经济的折
衷主义的或二元论的谬说，毫无共同之点。
　　无产阶级的政治，在****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下，
地位很重要。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和政治的辩证关
系的根本观点，还是不能改变或动摇。
　　如果有人以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的政治
既然有如此重要的作用，因而说政治最后不为经济所决
定，而政治却可以最后决定经济，甚至认为政治可以超脱
于经济或独立于经济之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这种政治决
定论，是一种唯心史观的古老形式，同唯物史观是根本对
立的。　　　　　　　
　　在阶级社会里，各个阶级在物质资料生产中的不同
地位，决定了它们的不同的经济利益。在资本主义社会
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处在对立的地位，因此，它们的
经济利益也是对立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反映和维护资产
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无产阶级的政治，则反映和维护无产
阶级的经济利益。由于它们之间经济利益的根本不同，所
以就有阶级矛盾，就有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不论其表现
形式是政治的、经济的还是思想理论的，其根本内容，都
是各阶级之间的不同利害关系的斗争。无产阶级所进行
的任何阶级斗争，都是为了谋求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没
有什么阶级斗争，是同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没有关系的。
谁不能在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下，看到或揭
示出不同阶级之间的经济利益的矛盾，并且自觉地为无
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利益而奋斗，谁就不配称为马克思
主义者。　　　　　　
　　一个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那个阶级的物质利益。无
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就是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阶级斗
争，就是各阶级为维护和争取本阶级的物质利益而进行
的斗争。这是唯物史观的简单、浅显、而又合乎实际的根　　　　　　　
本观点。　　　
　　马克思在谈到巴黎公社的时候说过：　　
　　“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
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
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
最后这个条件，公社制度就没有实现的可能，而是一个骗
　　〔４４２〕　　　　　　　　　
局。”　　　　　
　　恩格斯说过：　　　　　　　
　　“……旧的、还没有被排除掉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不知
道任何基于物质利益的阶级斗争，而且根本不知道任何
物质利益；生产和一切经济关系，在它那里只是被当做
〔４４３〕　
‘文化史’的从属因素顺便提到过。”　　　
　　列宁说过：　　　　　　　　　
　　“当人们还不会从任何一种有关道德、宗教、政治和
社会的言论、声明和诺言中揭示出这些或那些阶级的利
益时，他们无论是过去或将来总是在政治上作受人欺骗
　　〔４４４〕
和自己欺骗自己的愚蠢的牺牲品的。”　　　
　　毛泽东同志说过：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
　　　　　　　　〔４４５〕
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既包括眼前的和局
部的利益，也包括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为了实现这些利
益，必须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地主资产阶
级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小生产者的个体所有制转化为
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向生产的机械化、电
气化、自动化迈进。发展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民群众日
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需要。在分配上，要实行各尽
所能、按劳取酬的原则。只有这样，才能为向共产主义过
渡创造条件。任何离开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利益
的所谓政治，决不是无产阶级的政治。　　　　　
　　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任
何时候，都不能忽视或忘记无产阶级的经济的、物质的实
际利益，而空谈什么抽象的政治或伦理道德原则。一切好
听的言论、声明和主张，都必须考察其是否符合人民群众
的利益，而不能抱轻信的态度。
　　可是，现在有人却怕谈或有意回避无产阶级和人民
群众的经济的、物质的利益，似乎这样说了，就是离经叛
道，就应该戴上修正主义、经济主义、福利主义、改良主义
之类的大帽子！同志们，再没有比这更糊涂、更愚蠢、更有
害的了。为什么要把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这样一个
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说成是修正主义呢？这是在反对修正
主义吗？不！这正是在给修正主义涂脂抹粉。一切修正
主义者，口头上谈的是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实际上则是
出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他们不是为最大多数劳动人
民的物质利益而奋斗，而是攫取劳动人民的物质成果，使
少数人发财致富，大搞特殊化。
　　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还是为少数人的物质利益
而斗争，是无产阶级政治和资产阶级政治的分水岭。我们
反对修正主义那种牺牲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只为少数
特权者谋取利益的行为，但是，决不能因此就拒绝为人民
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如果谁这样看待问题，甚至荒唐
到把为人民群众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
义来咒骂，那就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
　　有人会说，人们不能光为物质利益而生活呀！人们要
为崇高的理想而斗争呀！不错，任何人都要有理想，要为
理想的实现而斗争。
　　但是，理想是各种各样的。任何阶级的理想，都不能
脱离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存在，都不能不最终归结为实现
自己的物质利益。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共产主义的
理想，就是消灭剥削、消灭私有制度，解放无产阶级，解放
全人类，大幅度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使全体社会成员日益
增长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共产主义不是要我们象现在
这样生活得差，而是要生活得更好。理想不是空中楼阁，
不是不可实现的虚无缥缈的幻想、神话或乌托邦，而是经
过努力，完全可以实现的。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
生活。
　　有人还会说，人们应该吃苦耐劳、牺牲奋斗呀！不错，
没有这种精神，共产主义的理想就不能实现。今天吃苦耐
劳、牺牲奋斗，是为了明天的幸福生活，为了共产主义的
伟大目标。但是，吃苦耐劳、牺牲奋斗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而不是目的本身。我们并不是为吃苦而吃苦，为牺牲而牺
牲，这也是很明显的道理。

　　必须指出，人们只能经过生产活动，在各种不同程度
上逐渐地认识人们之间的一定的相互关系，见物不见人
的观点是错误的。见人不见物的观点也是不正确的。马
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
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脱离了物质，人就不能生
存，也就谈不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二　　　　　
　　说经济决定政治，并不否定政治反作用于经济。否定
前者，就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而否定后者，就不是一个
辩证唯物主义者。
　　无产阶级有为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而斗争的政治。
这不等于说，在无产阶级开始形成之日起，它就有了真正
代表自己经济利益的政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产
阶级虽然经受了残酷剥削和压迫的苦难生活，但是，它并
不了解，什么是造成它的苦难生活的根源，如何才能铲除
它。那时的无产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处于“自在
的”阶段，并不知道自己的根本利益所在。只有马克思主
义诞生之后，无产阶级才由“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
级”，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根本利益，并为实现这个利益
而进行自觉的斗争。　　　　　　　　
　　无产阶级要实现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就要在科
学的世界观、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
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无产阶级只有正确认识资本
主义经济及资本主义制度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
正确认识无产阶级所处的经济地位及其历史使命，进行
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经
济，并进而消灭一切阶级，建成共产主义，解放无产阶级
自己和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必须懂得如何正确进行阶
级斗争，以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剥夺资产阶级的生
产资料，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这些问题的解决，只有
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后，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在马克思主
义诞生之后，无产阶级才有了真正代表其经济利益的政
治。无产阶级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不是偶然的、自发
的、轻而易举的。它的必然性，深藏在经济最后决定政治
和一切社会意识形态的客观规律之中。
　　代表无产阶级经济利益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是领
导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的指南针。这样的
政治，必然会被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所接受，受到他们的
拥护，并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作用于经济。因此，经济
虽然决定政治，但是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并为改造旧的
资本主义经济和为建立、发展新的社会主义经济服务。无
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旦离开了这样的政治领导，就会迷
失方向，也就会违反它自己的经济利益。
　　这样的政治，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经
济决定政治、政治又为经济服务的辩证法。因此，无产阶
级的政治，必须从实际出发，从一个社会当时的经济状况
是违反这些规律，而是认识这些规律，按照这些规律办
事。在这个基础上确立起来的政治路线，才会得到无产阶
级和人民群众的拥护，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作
用，以促进达到共产主义目标的行程。这样的政治路线，
就是正确的，符合无产阶级利益的。如果违反这些经济规
律，它就不仅不能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作用，反而只能起
促退或破坏的作用。这样的政治路线，就是不正确的，是
损害无产阶级利益的。这样的政治路线，引起无产阶级和
人民群众的不满，并在历史的进程中被否定，也是很自然
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经济可以起促进或促退的作
用，但是，就一个长的历史过程来看，它不仅不能改变经
济规律的必然趋势，而且它本身的命运，也要最后由经济
规律来判决。正确的和错误的政治路线之间的斗争，总是
或明或暗、直接间接地反映着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矛盾。正
确的政治路线由于同经济相适应，最后必然要胜利。列宁
　　　　　　　〔４４７〕　　　　　　
说的“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就是这个意思。
　　经济决定政治的观点，和劳动人民创造历史的观点，
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只
有在无产阶级的正确的政治路线领导之下，依靠群众自
己的行动才能实现。所以，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自始至
终都只能是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即毛泽东同志历来提
　　　　　　　　〔４４８〕　　　　　　
倡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无产阶级的
政治，脱离了群众，不从群众出发，不为群众服务，不信任
群众，不依靠群众，就一定要走向自己的反面，成为和经
济条件出发，从它的阶级关系出发，反映无产阶级和人民
群众的利益和愿望。这就要求对那个社会的经济情况作
严格的、科学的分析和研究，正确认识各阶级的经济利益
和它们之间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来，无产阶级的政治，必
须建立在对经济状况的科学认识上，这就是“从实际出
发”的主要含义。　　
　　在正确认识社会阶级关系和无产阶级的经济利益的
基础上，无产阶级政党才能制定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群
众进行革命并取得胜利的路线和策略。这种路线和策略，
丝毫不能脱离经济，而只能为经济服务。代表无产阶级经
济利益的政治，就是消灭资本主义经济，建立社会主义和
共产主义经济的政治。****领导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
牺牲流血，进行长期的英勇的革命斗争，夺取政权，建立
无产阶级专政，如果不是为了在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
人民大众，不是如列宁所说的，“使全体劳动者过最美好、
　　　　　　　　〔４４６〕
最幸福的生活”　，不是为了最终实现消灭资本主义、
建立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又是为了什么呢？可见，经济
不仅是政治的出发点，而且也是它的归宿点。
　　无产阶级政治斗争尽管千变万化，错综复杂，但是归
根到底，它在资本主义社会内不能违反资本主义经济规
律的必然趋势，正象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能违反
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必然趋势一样。资本主义必然要过
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然要过渡到共产主义，这是不
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政治路线，不
资产阶级的政治。
　　也许有人以为，****或党的领导人是无产阶级的
领导者，因而可以高踞于群众之上，对群众任意发号施
令。这种官僚主义、恩赐主义、家长制的想法和做法，实在
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味道。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前，
这种脱离群众的政治领导，决不可能使无产阶级取得政
权；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这种领导就会导致无产阶
级失去政权。总之，****的政治领导，离开了经济，离开
了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就失去了基础，失去了依靠，失
去了目的，失去了真理与错误的界线，当然不可能正确地
提出任务，指导运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取得胜利。反
映和维护无产阶级与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实现他们的利
益服务，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的领导。主人公是无产
阶级和人民群众；党及其领导机构，不过是他们的服务
部，党员、包括党的领导人，不过是他们的公仆，再没有别
的了。　　　　　　　
　　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
败，具有关键作用。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人民群众
的实践活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
　　〔４４９〕　　
力。”　党有了正确路线，只是事情的开始。正确的政治
路线，只有为群众自愿地接受并成为他们的自觉的行动
时，新社会的创造才会付诸实现。党的正确路线来自群
众，但是路线的制定并不等于路线的实现。它再回到群
众中，变为群众的行动，还要经历一个过程。这里不仅
需要对群众进行政治教育，而且首先需要党向群众学习，
需要群众的实践和切身经验。只有当群众看到党的路线
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实可见的利益，也就是说，能够不断
地满足他们的经济要求和保障他们的民主权利的时候，
群众才会为其实现而英勇奋斗。只有人民群众的实践，才
能最后证明党的路线是否正确。最后决定问题的是人民。
领导和群众的矛盾，常常通过党内不同的政治思想观点
之间的矛盾，通过不同作风之间的矛盾表现出来。正确
的政治思想观点和作风，适合于群众的要求，最后必然
会胜利。
　　总之，并不是任何政治都能“挂帅”，而只有作为“经
济的集中表现”的政治，即真正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
的根本的经济利益的政治，才能动员亿万人民群众行动
起来。这又一次说明，把政治和经济对立起来，或使政治
超越于经济甚至脱离经济的观点，是何等的错误。那些高
谈政治，而怕谈经济的“政治家”，请仔细研究一下，什么
才叫“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个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真
正内容吧！　　　　　　　　
　　　　　三
　　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前，无产阶级的政治，为经济
决定并为经济服务，其斗争的中心任务，是推翻地主资产
阶级的政治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当时的一切斗争，
直接服从于政治需要，在我国特别表现为服从于革命战
争的需要。为着维护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这是完全必要
的。因为不首先取得政权，不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谈不
上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当时的
任务，主要是破坏旧社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但是，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无产阶级政权的最主要的任务，则是
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了。　　
　　现在，无产阶级国家面前有三大任务：（一）镇压已
被推翻的反动阶级中的死硬分子的一切反革命活动，打
击各种刑事犯罪分子，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颠覆；
（二）教育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一切可以教育好的
人，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水平、文化水平、科学技术水
平和卫生体育水平，使他们成为有觉悟的、有文化的和
身体健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和劳动者；（三）大幅度
地提高社会生产力，创造越来越丰富的产品，为进入共
产主义准备物质条件。国家的国防、外交、公安、司法
等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一个任务服务的；文化、教育、
科技、卫生、体育等部门，主要是为完成第二个任务服
务的；各经济建设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财贸部门，主
要是为完成第三个任务服务的。无产阶级国家的这三个
任务，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是缺一不可的。这些部
门，不论它们的任务如何千差万别，都必须接受****
的统一的政治领导，都必须贯彻执行党的路线。不容置
疑，任何一个部门，如果脱离了党的正确领导，就会错
了方向，走上邪路。但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党的主
要政治任务，就是把国家的所有部门以及各种群众团体
的活动，从不同方向，直接间接地集中到为社会主义经
济建设服务这个目标上来。****领导的无产阶级专政，
如果不能在全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迅速建立起现
代化的社会主义工农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工业和现代
化的科学技术，不能在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促
进两种所有制的接近，不能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物质文
化生活水平，总之，不能迅速发展和壮大社会主义经济，
那它就不会有可靠的和强大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是巩
固的。物质产品的极大丰富，是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根本
条件。没有这样的条件，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困，居
然也要向共产主义“过渡”，只会使人民的事业受到挫折。
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归根到底，
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在无
产阶级专政下，党领导阶级斗争，进行两条路线斗争，也
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当然，这种关系不是机械的，
而是辩证的。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真正促进了社会主义
经济的发展，经济也会促进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社会主
义经济建设的每一个胜利，都真正更广泛、更深入地动员
着人民群众，使他们团结在党和国家的周围，真正能够发
展社会主义势力，扩大社会主义阵地，孤立资本主义势
力，缩小资本主义阵地，从而使阶级力量的对比，日益有
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经济建设的成就，是动
员群众，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强大推动力，对群
众认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也最有说服力。如果政治上说
得袅袅动听，而经济却搞得一塌糊涂，那样的政治，还硬
要叫群众举手称颂，群众怎么能不产生厌恶情绪呢？
　　可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在没有发生战争的条件
下，党的政治路线究竟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无产
阶级的政权究竟巩固与否，巩固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
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不能调
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能促进、推动经济发展的政治，
不管表面上装璜得如何好看，听起来如何悦耳，终究是空
洞的、甚至只能给人民群众和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灾难
的东西。正确的政治领导和经济建设的成就，必然是正比
例的关系。没有久经考验的、党的正确的政治领导，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的最后胜利是不可能的。但是必须强调指
出，政治对经济建设的领导作用，就是政治反作用于经
济、为经济服务的具体表现。领导就是服务。领导人民，
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政治领导是重要的；它的重要
作用，只是表现为为人民服务。
　　有人说，社会主义革命比社会主义建设更重要，巩固
无产阶级专政比发展经济更重要呀！当然，社会主义革命
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请问，社会主
义革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是什么呢？是
为革命而革命、为专政而专政吗？决不是的。社会主义革
命的目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目的，就是为了发展社会
主义经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
要。它只有这样一个目的，而不能有别的目的。我们共产
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为崇高理想。但是，共产主义是在高
度发展的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建成的。如果不去努
力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而一味醉心于“共
产主义”的高调，那么，共产主义就只能被糟蹋成画饼充
饥的魔术。这当然是对于崇高的共产主义事业的莫大污
辱！　
　　有人说，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正是把革命和
生产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抓革命保险吗？如果你抓的
革命，不从发展生产出发，并归结为推动生产力的提高，
那么，这样的“抓革命”，就不保险。抓生产危险吗？人们
必须首先解决衣、食、住、行方面的问题，才能从事其他社
会活动。当政的无产阶级，如果不努力发展生产，自己的
政治统治就一天也不能存在，这样的“抓生产”，谈何危
险！　
　　我这里所说的，不过是一些唯物史观的常识。所以要
不厌其烦地重温这些常识，是因为现在有些人已经把它
遗忘得所剩无几了。有人不是天天自称“高举”马列主义、
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吗？如果连这样一些常识都丢掉，那还
算什么“高举”呢？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
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

　A　本文最初刊载于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