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王永民:围绕汉字“大做文章” [转帖]
 

　　1984年秋的一天,一位身着廉价西服的黄皮肤人自信地应邀走进联合国大楼,在当时号称世界第一的AT微机上插进五笔字型软件。操作员信手轻弹,眨眼间,一行又一行方块字飞快地跃上屏幕。击键停止,计算结果:每分钟112个汉字。这一数字如一石击浪,轰动了联合国。
　　“汉字一串一串地出来,是怎么一回事?”联合国的专家吃惊不已。“这叫做‘词语输入’,不管多长的词,只需击四下键即可打出,而且‘字词兼容’,见字打字,见词打词,字词之间不用任何附加操作。”在那位黄皮肤人解说的同时,操作员按下了“口、亻、人、口”四个键,“中华人民共和国”七个字一下子蹿上了屏幕。“奇迹!”“字词兼容,举世无双!”赞叹声此起彼伏。
　　这位黄皮肤的“解说员”就是今天已闻名全球的五笔字型(王码)发明人王永民。他曾作为东方文化的使者六次走上联合国的讲台,讲述中国汉字的奥妙和汉字技术的进展。

　　攻克中国文化史上的“癌症”

　　也许没有人会想到,就在王永民第一次走上联合国讲坛之前的一个多月,有则消息让这位王码创始人有点心忧。
　　1984年8月,中国的体育健儿肩负着祖国的重托,代表着民族的尊荣,在美国洛杉矶奥运会的赛场上,顽强拼搏,频传捷报,曾使我中华振兴的号角响彻全球。十亿同胞,包括侨居海外的炎黄子孙,为之欢欣鼓舞,豪情激荡,世界看到了东方巨龙腾飞的希望。然而,就在这时,《参考消息》上却出现了这样一条报道:“法新社洛杉矶8月5日电……新华社派了22名文字记者、4名摄影记者和4名技术人员在奥运会采访和工作。在全世界报道奥运会的7000名记者中,只有中国人用手写他们的报道……”
　　中国人,只有中国人,一手高擎着金牌,一手紧握着钢笔,在采访奥运会的7000名各国记者中,笔耕墨种,用手写自己的报道。英雄的巨人,落后的工具,是多么的不协调!
　　汉字是联合国六种工作文字之一,使用汉字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字数多、笔画复杂的汉字难以用电脑处理日益成为事关汉字命运的世界性难题。从20世纪70年代起,国内外就形成了强大的舆论:中国的汉字必须废除,否则中国便不能广泛地使用计算机,中国也不可能实现四个现代化。一时间,“汉字不亡,中国必亡”、“中国文字注定要走拉丁化”的论调比五四时期更加高涨起来。汉字,这一记录了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似乎成了中国现代文明的拦路虎和绊脚石。
　　王永民似乎听到了命运的叩门声,他庆幸自己早在几年前便选定了个人一生中最大的“大事”,那就是解决“汉字输入电脑”的这一世界性难题,攻克中国文化史上的这一“癌症”。
　　他要挽救汉字的命运。这源于他对中国文化的朴素感情。当他从“一二三”开始学习汉字时,那优美的笔画、奇妙的结构以及古典诗文中所包含的深邃内涵,常把他一步步导入中国文化的美幻境界。从上小学开始,他就背古诗、刻图章、练书法、写古体诗词,那婀娜多姿的汉字造型、那抑扬顿挫的诗词韵律,在他幼小的心田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以横、竖、撇、捺、折为基本笔画的汉字,记载了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书写过盛唐气象,作为中华文化的遗传密码,融入到世界上每个华人的血液之中……“汉字文明的血脉长河,绝不能在我们这代中国人身上断流!”王永民深深地认识到,自己的课题已远不只是一个键盘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面更广、影响更深远的崭新的学科。他在极为简陋的十平方米工作间里,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一边治病,一边以惊人的毅力抄录编写了摞起来有12米高的十万张卡片。从甲骨文到简化汉字,王永民对汉字进行了浩繁的历史的研究和分析,公布了世界上第一个《汉字字根组字频度表》和《汉字字根实用频度表》,以他文、理兼备的学科优势,在多学科的接壤处,对汉字电脑化的基础理论做了开创性的研究。
　　1982年6月,他的研究成果得到了当时的河南省副省长兼科委主任罗干的亲切关怀和大力支持。王永民以实干家的魄力,当场给罗干立下了“军令状”:一年为期,拿出成果。
　　1983年8月29日,面对信手每分钟打出100多个汉字的测试结果,来自全国的40多位专家教授鉴定:五笔字型是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汉字输入方案。与会的著名学者郑易里先生激动地宣布:“从今天起,汉字输入不能与西文同日而语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在我国民众心中,谁是最有影响的发明人?国家知识产权局与中国发明家协会联合开展的发明与专利问题调查活动统计显示,在被调查会选择的20世纪中国最有影响的前五位发明人依次是:杂交水稻的发明人袁隆平、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发明人王永民、激光照排的发明人王选、散货抓斗的发明人包起帆和“倪志福钻头”的发明人倪志福。
　　五笔字型,这是一项石破天惊的重大发明!这是汉字文明史上的一次辉煌壮丽的当代涅。世人把五笔字型誉为“王码”。此后的十年之间,中国的书报公文的印刷告别了“铅与火”,以五笔字型这一划时代意义的发明为桥梁迈入了“光与电”,实现了中国文字工具的历史性变革!

　　农家小屯走出的大发明家

　　王永民出生在河南省南阳市南召县一个农民家庭。一出生,母亲就害了一场差点送命的病,王永民没能吃上一口奶,只能靠面汤喂养,致使他从小体质虚弱,骨瘦如柴。
　　从记事起他就像小大人一样不声不响地帮助妈妈拉风箱,烧火做饭,上山割草拾柴,帮父亲在菜地里浇水、逮虫子。一到收获季节,他就和姐姐比赛捡粮食、遛红薯。他不仅从父母那里继承了吃苦耐劳的品质,而且培养了“万事不求人,一切靠自己创造”的自我奋斗精神。
　　一次在外婆家的小河边玩,他意外地发现弯曲的管子可以把水从低处带到高处,再流下来。他灵机一动,忙活了十来天,精心刻制了十几个带叶片和带齿的轮子以及许多管子,要做一台“引水上山、流水推磨、周而复始永不停”的机器。“永动机”当然失败了,年幼的王永民百思不得其解。

　　父母为了维持这个少吃缺穿的家,一年到头太忙碌,对王永民的学习、考试从不过问;对他那多种多样的小制作、小创造,也从不干涉。前些年,有几位教育家研究王永民时,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样的家庭环境和“家教”,可以培养孩子的创造才能。
　　小学五年级,11岁的王永民与教算术的教务主任在课堂上发生过一场轰动全校的争论。课堂上,老师拿着一个木制的直角三角板,按在黑板上,用粉笔在周围画了三下。“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请看,这儿有一个直角。”老师用手指着直角说。然后,老师把同一个三角板的长边放平,又画了一周,宣布:“这是一个锐角三角形,请看,它有两个锐角。”老师用手指着斜边两头的锐角说。
　　王永民立即举手站了起来:“老师,您说的不对!明明是沿同一个三角板的三个边画出来的,只不过一个睡着,一个站着,为什么就是不同的三角形?”老师说这是书上说的,没有错。王永民不经许可,便跑到讲台上一边比划,一边给全班同学讲了一遍,跟老师辩论了起来。
　　这场争论,以班长王永民取得胜利而告终,老师调走了。从此,王永民懂得了一个道理:大人、老师和书本,有时候也会错的。既要相信别人,也要相信自己,凡事必须独立思考。不过,王永民的“狂妄自大”,也就从此出了名,他怎么努力也始终无法摘掉这顶“帽子”。

　　报考大学,王永民雄心勃勃,第一志愿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二志愿还是中国科技大学,第三志愿才是清华大学。果然,他不负众望,1962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科技大学,成了全地区的“状元”。
　　科大毕业后,王永民到辽宁盘锦大洼39军115师农场劳动改造一年半,“官”至班长。到国防科工委四川永川1424研究所工作八年,可是患肝病六年,自言一事无成。
　　1977年,王永民回南阳后抄卡片十多万张,研究汉字。以五年之功在南阳研究汉字输入法并发明“五笔字型”,以多学科之集成和创造,提出“形码设计三原理”,首创“汉字字根周期表”,发明25键4码高效汉字输入法和“字词兼容”技术,在世界上首次突破电脑汉字输入每分钟100字大关,获英、美、中三国专利,被誉为中华文明史上“其意义不亚于活字印刷术”的重大发明。

　　为人与科研一样的“通俗易懂”

　　1994年4月,王永民打“面的”到位于中关村试验区大楼的公司上班,当司机得知他去王码公司时说:“王码公司可有名了!王码是上亿资产的大公司,公司的老板坐的都是卡迪拉克。”王永民问他:“你认识吗?”司机回答:“我不认识,只听说那位河南来的发明家很有本事。”王永民说:“我就是王永民。我没有卡迪拉克,一辆桑塔纳开了六年,大修去了,我常常打的。”
　　那司机看了一眼,满腹狐疑,不敢相信。王永民递过去一张名片,司机激动之中,一扭方向,立刻把车开到路边上停下来,双手握住王永民的手,连声说:“我太荣幸了,我太荣幸了!做梦也没想到我这面的会拉您这样的大老板,拉了一位大号发明家!”下车时,王永民交他十元钱车费,司机再三坚持说:“能为您这样的名人开车,是我的荣幸,我哪会收您的钱呢?名片就是钱!”王永民将钱放在车上走了。
　　第二天,这位家住石景山的司机带着老婆孩子到王码公司,还带来一封信,信中还夹着十元钱。他在信中说:“尊敬的王教授,您是名人,您还坐面的,真了不起!您使我改变了对有真本事人的看法。十元车费还给您,我永远记住您,向您学习!”
　　王永民坦荡正直,热情幽默,人称“通俗易懂”。为事业能吃别人不愿吃的苦,有耐心干别人摇头的麻烦事。王永民是个有名的“工作狂”,下班从没点,对自己、对别人做的事都不完全放心,不厌其烦追求完美,他的一丝不苟令人几近厌烦。他认为自己的终生憾事是,“1989年因工作太忙,最主要的还是不孝顺,没有警惕,竟然误了父亲的病,未能实现他老人家到北京看一看的愿望”。
　　2003年9月6日,由中国发明协会和中国王码集团联合举办的“王码走向国际研讨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与会者人手一册《王永民诗词选》。没想到的是,大发明家王永民居然还写得一手好诗词,居然还有“天地恰与我胸宽”的大气!

　　在键盘上苦心演绎创新思维

　　“我国汉字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吗?”对此,王永民表示,我国“汉字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被完全解决,汉字产业还没有真正形成。“只有从中小学起,就进行汉字输入法的教育,让孩子们从小就熟练汉字的编码和输入,我国民众的电脑应用水平、工作效率才会大为改观。”“目前市场上除一些应用软件之外,软件中的操作系统,硬件中的PDA产品及其他可处理汉字的数字产品,大多数都是进口产品。试计算一下,十多亿人的日常电脑产品,主要靠进口,一年得花多少钱?汉字产品在世界上特别是在东南亚有着巨大的市场,我们拥有汉字的关键性技术,理应形成民族特色的产业,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
　　王永民说,汉字的国际地位有待进一步提高。随着中国国力的迅速增长,以汉字输入技术为核心的汉字工程,其软件和硬件产品,包括汉字芯片技术,不但必须在国内普及,还要尽快走向世界,造福海外华人。尤其是数以千万计的手机,每年要发送数百亿条短信息,但是输入汉字之慢而烦,早已使国人怨声载道,实在到了国产化、规范化、实用化的时候了!在汉字工程领域,我国的汉字技术,同样与外国公司存在着激烈的技术竞争和产业竞争。不可设想,泱泱大国,数千年文明,在本民族文化领域,我们要是落后了,或者市场被别人占领了,也像个人电脑的操作系统那样,每台手机都要向“老外”交输入法的专利费,那将是一种什么滋味?
　　同时,王永民指出,在汉字技术方面,我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秩序,还有待完善和加强。“20年来,先后有18家国际著名的公司购买了王码专利的使用权,可在我国尽管差不多每台电脑都装有王码,但是签约购买王码软件或专利使用权的却没有几家。”的确,知识产权保护要落到实处,确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年来,社会上流传有千百种汉字输入法。输入法哪个好、哪个差,现在已不再有很多人讨论了。因为归结起来,无非是“让实践检验,听用户说话”。王永民认为,输入法在音码和形码两个方面,将并行不悖,互不取代,像火车有两条轨道一样“双轨并行”,各自走向规范和统一。他希望汉字输入技术尽早出台国家标准,结束“万码奔腾”时代。“事关汉字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软件和硬件的产业化,理应成为‘汉字产业’。有没有一种好的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对一个民族来说,文字的落后是致命的落后;同样,在信息时代,文字的混乱和文字技术的缺乏标准,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将不仅仅是落后,简直就是灾难!”
　　王永民强调,汉字的“书同文,文同码,码同键”这“三同”是一个必然趋势。“书同文”是指统一字种、字形、字音和字义;“文同码”是指对同一字形有统一的电脑内码、输入码和查字码;“码同键”是指同一个编码要用相同的键位指法输入。只有实现操作技能的统一,才能在全国甚至世界范围内做到“电脑通用,人员通用”。
　　王永民说,汉字实现“三同”之后,汉字将在字形、字种、内码、输入码以及软件、硬件、教材、辞书、通讯等一切涉及汉字的领域实现“大一统”。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标准,这必将形成许多个新兴的大型产业,而这些产业不但将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更将借助于汉字的“三同”,使汉字文化实现伟大的复兴!

民国才女张默君[转帖]

 
　　在湘乡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曾出现过不少名人。在这些名人中,男性占了绝大多数,女性则是凤毛麟角,而张默君要算这些凤毛麟角中的杰出代表。

　　锋芒初露的少年时代

　　张默君于1884年10月5日(清光绪十年,农历九月初六)出生在湘乡二都湘西乡(今龙洞乡)的一个士大夫家庭。初名昭汉,乳名宝螭。其父张伯纯是前清举人,清光绪年间曾协助曾国荃督办两江学务,1905年12月26日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临时大总统府秘书。其母何懿生,通今博古,善诗词歌赋,有海内女师之称。受父母的熏陶,张默君极早启蒙。3岁读《诗经》,4岁读《唐诗三百首》并学作对联,6岁进私塾。学诗之外,通读经史子集,并临摹碑帖。其母将其7岁前所作联语订为一册,取名《宝螭墨戏》。此书1909年毁于长沙大火中,实为可惜。她的思想早熟还表现在对姐姐缠足一事的反抗上。她认为裹脚造成脚骨畸形,是摧残妇女的一种十分愚蠢十分残忍的陋习,应该彻底废除。于是,她痛斥裹足的残忍,畅论放足的理由,使反对者哑口无言,无从辩驳,因而更加得到父母的赞赏。那些堂而皇之的道理出于一个7岁的女儿之口,使张伯纯大为诧异。后来张伯纯出资赞助李佳白牧师倡建的“天足会”,张默君便和母亲一道将“天足会”会章与劝导文件印制十万余份分发各地,宣传缠足的弊害以及世界诸国进化强盛的道理,号召妇女大胆放足,自己解放自己。此举在当时可谓大逆不道,是很需要一点胆识的。据说当时邻省有某秀才写出“怪湘乡,弯弯张,半截小观音,赫赫威名扬,道是千金小姐,实为大脚婆娘。”的俚词中伤张默君,张默君当即慨赋《天足吟》一绝以回敬:
　　悲悯人天动百神,
　　看从苦海起沉沦。
　　秉彝毕竟同攸好,
　　还尔庄严自在身。
　　此诗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比“大秀才”的白帖式俚词要强上百倍千倍,作者在诗中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情怀及其纯熟的思想品质,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赏,因而动摇了那些陋习坚持者的决心,尤其令那些迂腐“秀才”汗颜。因此,小小年纪的张默君,便引起了当时人们的普遍注意。许多人由此推测,此女日后不凡。

　　血气方刚的青年时代

　　1900年,帝国主义列强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维护其在华侵略利益,组织了八国联军,发动了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张默君带着满腔义愤读王夫之的遗书以及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戚继光等人的传记。她读《黄帝魂》、读《书》,读《革命军》《仁学》《新湖南》《洞庭波》《浙江潮》《女学报》《警世钟》《狮子吼》等,毅然接受了资产阶级革命学说。她说:“吾曹顶天立地,禀气含义以生,固应以身许国,定乱扶危,吊民伐罪……不要‘浑浑噩噩,老死牖下’。”于是积极从事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倡导用革命形式推翻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驱除外国侵略者,实现独立。她于1906年6月17日加入同盟会,与秋瑾、赵声等在江浙一带进行革命活动。
　　1907年7月15日清晨4时,秋瑾在绍兴古轩亭口英勇就义,张默君闻讯后既悲且愤,带泪复读着秋瑾“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的绝笔誓言,革命意志愈坚。是年,张默君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务本女学后,即被委聘担任江苏粹敏女学教务长一职,在学科设置、学校管理、训导等方面多有兴革。未几又在该校增设中学,并相继在江宁倡设模范小学14所,积极从事教育工作。1909年,与革命党人龚炼百交往,被敌所察。在危急之时,与母亲一道将支持革命党人的枪械子弹十余箱沉入户后深塘,使敌一无所获,免遭一劫。
　　1911年10月10日晚上,武昌起义爆发。张默君与父亲张伯纯赶赴苏州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起义。程德全见大势所趋,宣布独立,自任江苏都督,同时任张伯纯为他的参军,并委托张默君主办《江苏大汉报》。该报每天出一大张,张默君既任社长又做编纂,每期社论几乎都出自她手。她以涵秋、大雄的笔名为文,鼓吹民治,倡导大同;笔锋犀利,义正辞严,报纸供不应求,有时不得不数次加印。此外,她还组织“神州女界协济社”,并任社长。该社筹备了不少经费支援南京临时政府,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同时,她还在母亲的帮助下创办了神州女学。这是张默君深感要实行真正的男女平等,必须先求学识上的平等而创办的女子学校。该校依次开设小学、中学至大学专修科班,毕业学生一千余人,大多致力于政教,名声甚大。可惜该校1927年毁于战火之中。
　　1915年,袁世凯为了做皇帝,全部接受了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张默君义愤填膺,自绘一骑马仗剑冲杀者的油画以示抗议,大有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气概。
　　1918年,34岁的张默君赴欧美考察教育,并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教育。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本来是胜利方的中国,理所当然地在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废除外国在华的特权,废除“二十一条”,收回青岛等正义要求,却遭到了操纵和会的英、法、美等国的无理拒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张默君在哥伦比亚大学组织“爱国会”,以多种形式批评北洋军阀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卖国的罪恶行径,要求“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声援国内学生运动。主稿急电,敦促北洋军阀政府命令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签字。迫于国内外各种爱国力量的压力,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最终命令中国代表退席并拒绝签字,使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中成为悬案。张默君为之废寝忘食、奔走呼号的爱国行为,在中国留学生中产生了十分积极的影响。
　　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张默君顺道考察了法、瑞、比、德、南洋等各国教育然后回国,仍主办《神州女报》及女学,旋应聘为江苏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她以“真善美”为该校校训,除注重学生之品格的修养和体格之锻炼外,鼓励学生参与校外学术研究、演讲及其他社团活动,同时也注重家事教育,成效卓著,在多届全国教育展览中,有“宁一女师,无不第一”的美誉。

　　1921年,张默君担任中国教育改进社女子教育组组长及交际主任,为首发起“中国平民教育运动”,在各地设立平民学校,扫除文盲,并在江苏一女师附设失学妇孺夜校,于是各省纷纷仿效。张默君提倡男女受教育的机会平等,力主大专学校开女禁,这于当时很具进步意义,并对后世教育也有一定的影响。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张默君被任命为中央政治会议上海分会教育委员兼杭州市教育局长。1929年,南京考试院成立,她出任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同年7月,国民政府于首都举行第一届高等考试,她受命为典试委员。受任时有人赠周代镇圭尺及汉代黄律尺各一件,张默君知其用意,遂作七言绝句一首云:
　　天开文运此堂堂,
　　玉尺还凭玉尺量。
　　青眼高歌迈前古,
　　独怜崇嘏作男装。
　　此诗在当时传为佳话,也因此有了“玉尺量才”之语。张默君是中国建立考试制度以来的首位女考官。此后,她历任国民政府各届考试委员,数十年如一日,为国举才,不遗余力。

　　壮心不已的中老年时代

　　1938年,张默君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她在韶峰东麓(今龙洞乡石塘村)买了一栋住宅,取名“蓉庐”,还修了一个阁楼,题名“听韶”。她在这里潜心作诗、绘画、写字,教育儿女。
　　1940年,蒋介石把张默君接到重庆,依然供职于考试院。1947年9月13日,被蒋介石亲自圈定为国民政府第一届国民代表大会代表,出席了在南京召开的国民代表大会。会后,她再度回到故乡,竞选所谓立宪国大代表。在湘乡逗留期间,曾应邀在湘乡各界召开的一次大会上演讲,宣扬她“做学问先学做人”、“建国先建人格”、“革命先革人心”、“办党先除腐恶官僚化”、“经济先济民困”、“教育先教忠孝信义廉明”、“建军先建智、仁、勇”、“财政、外交先大投机洋化”、“立法先守法行法”、“国防先筑科学与精神之万里长城”的“十先”主张。尽管这些主张在当时颇具煽动性,但她依然在湘乡选区落选了,其根本原因是地方势力把持,分配给她的20万张选票也与当选票数相去甚远。
　　张默君自幼聪颖好学,学贯中西,其所著书刊已印行出版的计有《中国政治与民主哲学》《宪政评论》《中国古玉与历代文化之嬗晋》《中国文学源流与历代书法之演进》《邵翼余先生遗墨》《玉渫山房遗墨》《大凝堂集》等共30余万言和《大凝堂诗集句联选》《正气呼天集》《杭州市教育行政六年规划》等书,给后世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史资料和文艺作品。后人评价她的书法作品苍劲古朴,有气势、有变化、有聚有散,尤其是她的草书在当时女性作品中罕有其匹。她的诗作甚多,古体、律诗、绝句都有佳品。
　　张默君平生喜好收藏古玉,自1929年获古玉尺后,其兴倍增。在各地旅游时,每次都留意文化艺术珍品,虽节衣缩食而不吝收购。数十年间,共藏有上古圭瑗,古白玉精刻双龙三星圭,夏璧、商璧等50件玉石并悉数于1957年元月赠与台北国立历史文物美术馆。馆方按例付款,张默君坚拒不受。
　　由于张默君忙于自己的事业,未曾看重自己的婚姻,她也许真的没有什么多余的时间来谈婚嫁,直到1924年与邵元冲结婚时,已经整整40岁了。这在现在,可算是一桩地地道道的晚婚。然而这在当时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了。她的丈夫邵元冲,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立法委员、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36年在西安事变中中流弹不治而亡,两人在一起仅过了13年的婚姻生活。张默君后来一直没有再嫁。有人背地里叫她“邵寡妇”,她知道后,除了勾起对丈夫的怀念外无其他反感。她认为,守寡是事实,不是别人讲出来的,再说嘴巴长在别人身上,想堵是堵不住的,人家想喊她什么,就由人家喊什么好了。此种宽容大度的姿态,据说叫她“邵寡妇”的人反觉得不好意思了。
　　1965年1月30日,张默君因胃癌病逝于台北空军总医院,这位资产阶级革命活动家、文学艺术家、收藏家、教育家走完了她81年的生命旅程。

“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赴中央苏区内幕[转帖]
 

　　1934年元月中旬后,由博古主持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第五次反“围剿”血和肉的拼搏中,在中央苏区瑞金召开了。
　　在会上,博古把邀请坐在会场主席台中心位置的李德介绍给大家时,来自各地的中央委员和列席会议的代表们听说这位坐在列宁挂像下的蓝眼睛、满脸胡须的外国人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时,大家显得非常惊异,惊讶的目光都投向了他,就像人们从未见过动物园里的大猩猩,被这外来的庞然大物给怔住了,而后,会场上人们一阵阵私语起来。
　　在中共最高会议上,请外国军事顾问做贵宾,坐在主席台上给中央委员们讲国内外形势和任务,在中共建党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也是博古的独创。但他说明,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领导权完全掌握在这个外国人手中,也正是这位中国****的“太上皇”一手指挥下,使瑞金这条载着中国革命命运的小船几乎葬于血海。
　　李德何许人也?对于他有很多扑朔迷离的传说,他来到中央苏区,更是令人难以猜测的“谜”。
　　李德,原名粤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在德国慕尼黑市的一个工人家庭,1919年加入德国****,曾在德共中央机关从事情报工作,两次被捕入狱。1928年4月越狱后到苏联,化名巴格奈尔参加了苏联红军,从当士兵到班长、排长、连长,很快升任苏联红军骑兵师师参谋长,后被送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32年夏毕业时,正值1931年苏联在上海的军事情报机关“佐尔格小组”成员鲁格夫妇被国民党政府查获逮捕,佐尔格小组通过关系上下活动,国民党方面才答应将鲁格夫妇以四万美元赎出。于是莫斯科军事情报总部便派李德和另一个德国****员作为秘密交通员,身着西装,带着奥地利的护照,经中苏边界满洲里进入中国,并在苏联驻华情报机关哈尔滨佐尔格情报站报到,后派往大连苏联情报机关转接,各带两万美元赶赴上海,与共产国际秘密驻华代表团负责人尤尔特取得联系,他们把钱运到目的地,使鲁格夫妇于1932年8月获得释放。这期间,他认识到苏联情报人员德国人理哈尔德·佐尔格,并与佐尔格情报组织有特殊联系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接上线。此时,他的一切活动与共产国际所谓军事顾问身份毫无关系。
　　李德成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关键是通过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负责人尤尔特与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多次接触,了解到不少中共内部的军政情况,并参与了一些问题的讨论。本来博古与李德在莫斯科时就已相互认识,现在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
　　1933年元月,上海白区形势特别紧张,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滩难以存身,决定迁往中央苏区瑞金。这时,李德向尤尔特提出派他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身份前往苏区。他对尤尔特说:“中国红军是一支流寇式的军队,他采取的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这显然完成不了中国****交给他的历史任务,派他去担任军事顾问,可以彻底改造这支军队,使其像苏联红军一样,成为共产国际满意的军队。”因而,尤尔特向博古提出后,博古十分高兴,他早就想启用这位“洋人”。因此他们很快向莫斯科发出电报。不久,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发出指示:“同意李德作为没有指示权力的顾问,受支配于中国****中央委员会。”就在李德“受聘”为军事顾问时,共产国际“军事代表”即驻华“军事总顾问”曼弗雷德·施恩特来到上海,他对李德发出指示:我留在上海,你负责在中央苏区严格执行我的一切指示。为了保证在危急情况下能够直接联系,我们只用一个密码联系,只有你和我两个人知道。
　　曼弗雷德·施恩特其实是一个苏联军事情报部门的负责干部,他是澳大利亚一匈牙利的混血儿,曾经参加过在德国鲁尔和汉堡1923年的起义,那时,他叫斯坦恩,在此前后又化名叫吉尔伯特·赫伯·哈伯特和克番贝尔等等。曼弗雷德·施恩特是他来华前夕所取的名字。是苏联红军总参情报部派驻在中国的高级情报军官,也是李德的顶头上司。他们在这之前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本不属一个系统,是后来风靡全球的“克格勃”组织人员。
　　李德受博古的“邀请”当上了“军事顾问”,在接受曼弗雷德·施恩特指示后,准备与博古、张闻天等随临时中央机关迁入中央苏区瑞金时,由于李德所持护照需要办理入广东的护照签证,故没能与他们同行。直到9月间,中共中央上海局为其办妥护照签证后才从上海动身前往中央苏区瑞金。李德一进入苏区瑞金,就脱去进入苏区时穿的神甫外装,换上一套崭新的红军制服。当天晚上,博古就代表中央宣布“李德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中央决定从今天起,李德同志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领导红军训练及部队后勤工作”。
　　李德是一个不懂中国国情的人,而作为军事顾问,他与王明、博古在军事战略上的认识十分吻合,李德是他们最好的军事指挥同盟,也正是李德的到来,把瑞金中央苏区这艘载着红军的航船完完全全推向了偏离航向的血海……
　　

 《剑桥中国史》:权威的垮台[转帖]

《剑桥中国史》选　　第１５卷
作者：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权威的垮台

　　　　　　　红卫兵的出现

　　八届十一中全会批准了毛用“发动群众”的文化大革命去批判“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的修正主义倾向的设想。这样，全会就把毛思想中从60年代初就形成的两个主题结合在一起：第一，党本身要对中国从大跃进以来产生的修正主义负责；第二，反击修正主义最好的方法则是发动中国的普通群众——尤其是年轻人——反对之。
　　十一中全会通过的文化大革命“十六条”设想出一个群众参加的机制。这个机制仅存在几个星期。计划是：在基层单位，从工厂和公社到大学和政府机关，建立由群众推选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它以1871年巴黎公社为模式，革委会成员由普选产生，并且随时接受选举人的批评，可随时被撤换。简言之，他们在由其组成的机构中要有广泛的代表性。
　　重要的是，无论如何，文化革命委员会不会取代党委和行政机构。相反，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多少有点矛盾地把它们说成是“保持我党和人民群众密切关系的桥梁”。一方面，这些委员会被看成是批判修正主义和反对“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常设机构，但在另一方面，决定又强调他们将仍然置于“中国****的领导之下”。
　　从毛主义者的观点来看，问题是文化革命委员会这个构想具有内在的缺陷，这些缺陷削弱了革委会的战斗力。一开始就规定革委会接受党的领导，使得地方党委有可能与之合作，或者通过确保群众“推选”思想比较保守的人成为委员会成员而控制它们。规定委员会由推选产生。实际上保证了至少在大学，委员会代表了日益分化的学生团体的利益。在许多情况下，文化革命委员会为高干子女所操纵，这不仅因为干部家庭的子女肯定要在大学生中建立最大的单个组织，而且因为上级党委有可能赞成其同僚的大学生子女成为群众运动的领袖。更重要的是，文化革命委员会只关心他们自己各个单位的问题，而不是毛主义者有意作为文化大革命更重要的中心的更广泛的国家政策问题。
　　但是另一种群众参加的方式却是立即可行的，这就是红卫兵。就在十一中全会批准文化革命委员会的构想之前，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的红卫兵代表复信，很巧妙地认可了这种组织形式。虽然十一中全会决定连红卫兵的名字提都没提，但会议大厅里却有红卫兵的代表。与文化革命委员会相比，红卫兵肯定会超出只关心基层团体事务的范围，向考虑更广泛的问题和批判高级领导人的方向发展。而文化革命委员会似乎有可能落入党的机构的控制之下，红卫兵可能更乐意听中央文革小组的话。①
　　因此，在十一中全会闭幕后一周之内，北京开始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红卫兵集会。虽然文化革命委员会从未被抛弃，甚至在这一年的后一段时间里还偶而见诸报端，但很清楚，他们与红卫兵相比已黯然失色了。从1966年8月18日到11月26日的三个月中，红卫兵组织在人民解放军的后勤支援下，先后组织了由全国各地1300万红卫兵参加的8次集会。①有关这些事件的电影片展现了这些欣喜若狂的年轻中学生的生动形象：一些人泪流满面，高呼革命口号；另一些人向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他们的超凡人物挥舞着毛主席语录本。连红卫兵组织的名字都带有军事色彩，如“红旗营”、“三面红旗团”、“彻底革命团”等等。许多红卫兵身穿军装，毛自己也佩戴了一幅红卫兵袖章，这就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即红卫兵得到了毛和人民解放军的支持。文革小组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布的指示授予红卫兵组织示威游行、使用印刷机械、出版报纸和张贴大字报来批判任何一级党委的权利。
　　本章前面部分讨论了红卫兵运动招致的许多社会经济的分裂和不满，尤其是产生了作为中国教育体制成功的标准的阶级背景和学术活动之间的紧张关系。除此之外，红卫兵的发动还受到其他几个因素的推动：被国家领导人号召参与国家事务的激动之情；参加文化大革命会对个人前途产生根本影响的机遇感；暂停上课和入学考试使数百万大中学生解除了学业负担，而更重要的是，想周游全国以“以交流革命经验”的红卫兵可以免费乘坐火车。被红卫兵组织所引吸的不仅有城市青年，而且有很大一部分是在60年代初下放到农村去的年轻人，他们乘当时混乱之机回到了城市。
　　但是在1966年秋，红卫兵运动并未实现毛所预期的目标。一开始，红卫兵仍沉迷于那些毛主席肯定认为是次要的、甚至琐碎的问题中。他们认真执行十一中全会关于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和旧习惯）的指示。红卫兵走上街头，寻找“资产阶级”文化的证据。留长发的青年男女被拦在街上当场剃光头，穿紧身裤的妇女须接爱“墨水瓶测验”：如果墨水瓶从裤腰放进去不能痛痛快快地落到地上，就要把裤子割成碎条。店主们被迫取下写有传统店名的牌子，换成更革命的牌子。红卫兵们常常自作主张，更改街道名称，有时还为改哪个名称更进步而争论不休。一群红卫兵提议改变交通信号，使代表革命的颜色红色表示“走”而不是“停”。
　　另一个来自北京一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列了一份有一百个“破旧立新”的样本的单子，给文化大革命增添了一些情调。他们让“流氓阿飞”去“剪掉长发”，“脱掉你的火箭式皮鞋”。他们要求人们戒酒、戒烟，丢弃“养蟋蟀、养鱼、养猫、养狗这类资产阶级习惯”。他们说，“洗衣店不要为‘资产阶级家庭’洗衣”，“浴室要把不给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服务，不给他们按摩作为一条规定”。这群红卫兵还要求把他们自己学校的名称“第26中学”改名为“毛泽东主义中学”。①
　　一些红卫兵的活动更不令人愉快。教师和学校行政人员，在中国常常被视为主要的“资产阶级”代表，说不清有多少人被他们自己的学生骚扰、拷打或折磨——常常致死。以前的资本家和地主的家常被以搜查“私货”或藏匿财物为名遭到侵袭和抢劫。艺术品被没收，典雅的家具被毁坏或被涂成红色，墙壁上刷满毛泽东的语录。一些成分不好的阶级（如地主）成员，被集中起来赶出大城市。仅在北京大学，一百位教职员工的家被搜查，书籍及其他个人财产被没收，有260人被迫在脖子上挂着列有自己“罪行”的牌子被“监督”劳动。50000447_0150_1②
　　尽管没有怎么得到官方的支持，但愚笨莽撞的暴力和兽行却一直持续发生且不断加剧，在同年早些时候的“五十天”里就在党的领导下开始了对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是知识分子的恐怖统治。
　　从一开始，红卫兵运动就为严重的派性所困扰，他们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学生之间的分歧围绕着60年代初的教育政策所导致的错误方针。①出身干部或军人家庭的学生主张红卫兵运动要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试图缓和对党的机构的批评，把斗争矛头引向其他目标：知识分子、学者、前资本家和地主，以及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带有“资产阶级文化”标签的阶层。
　　相反，出身资产阶级背景的学生，则把文化大革命看成是一次消除60年代初他们所遭受的歧视的机会，那时越来越注重阶级背景使得他们在大学招生、入团和入党及工作分配问题上处于不利的地位。在他们看来，红卫兵运动给他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以证明其参加革命行动的程度将不会受其讨厌的家庭出身的限制，也使他们有机会向党的机构合法地发泄不满。在过去“五十天”里遭到压制和处分的毛主义的同情者现在看到了推翻工作组强加给他们的裁决的可能性。
　　对北京和广州的红卫兵组织的许多事例的详细研究可以看出学生运动中出现的分裂，一份对广州近2200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表明，占压倒多数的（73%）干部子弟参加了保卫党的机构的组织，而半数多点（61%）的知识分子的子女和许多（40%）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学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尽管分析有所不同，但同样的数据表明，“保皇派”组织吸引的大部分成员（82%）是干部和工人的子女，而“造反派”组织则主要从知识分子家庭（45%）吸收其成员。②
　　在毛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最大的讽刺），并不像当时大讲特讲的那样，参加反修革命运动最激进的学生是无产阶级的代表，而是资产阶级自己的代表。然而，从一种不太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学生运动内部的分化就更容易理解了。对党批评最激烈的是那些从党的教育政策中得益最少的人，是那些其家庭是党的“阶级路线”的主要受害者的人，而那些支持党反对对党的攻击的人，则是在入党、上大学和工作分配等现行体制中受益的党的官员的子女。

　　　党的机构的反应

　　红卫兵运动并未按照毛的意图发展，却陷入混乱、派性和暴力，这可归咎于许多原因。部分地是因为“十六条”所包含的对群众运动的限制不足以抵消该文件、党的官方报纸和中央文革小组领导人富有煽动性的言辞；部分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进行方式明显偏离了十一中全会最初的设想。按这种发展，文化大革命不是由革命委员会在党的领导下进行，而是由红卫兵把反对党的权威作为其权利和义务的方式来进行。也许最重要的是因为党的决定，这个决定要发动数百万不成熟的年轻人，在当时十分激烈的政治环境中，鼓励他们进行反对那些规定得模糊不清的目标的“革命斗争”，并将任何把他们置于领导或控制之下的企图谴责为“压制群众”。
　　其他使红卫兵运动出现困难的原因，可在党的机关内部的反对派中找到。官员们对其成绩要由大中学组织松散、身穿军装、手舞红色毛的语录本的几伙人来评价的观念只能感到迷惑不解。但显然他们的饭碗已难以保得住。十一中全会的决定公开宣布要解除党内走资派的职务。而且林彪在十一中全会的讲话中谈到同一个问题时，措词更为严厉。林彪说：文化大革命要依据三条政治标准，“对干部进行全面的审查和调整”。这三条标准是：他们“高举不高举思想红旗”，“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以及“有没有革命干劲”。符合这些标准的将获得提升或保留官职；不符合标准的将被免职，以便在支持和反对毛的计划的人之间“打破僵局”。①令人惊恐的是，事态很快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更多行业的人将被卷进来。如上文所述，截止当时，已有不知多少教师和校长被自己的学生拷打、折磨甚至谋杀。党的干部绝难避免遭受类似的暴力行为。仅在红卫兵运动的头几个月，就至少有一位党的干部——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在激进学生搞的批斗会上丧命，另一个——黑龙江省的潘复生——在被绝食四天后住进医院。①
　　在一些地方，干部可能已注意到党的命令而无拘无束地接受红卫兵的审讯和批判。但官员们接受审讯和批判的方式总的看来，他们是想尽力拖延、转变或分化这场运动。②刚开始，一些干部试图完全禁止红卫兵组织，根据是他们还没有得到十一中全会的正式批准。另一种策略则与“五十天”中工作组采取的方法相似，他们允许红卫兵成立组织，然后对其活动规定严格的限制，禁止他们举行示威游行、张贴大字报，或者出版他们自己的报纸。
　　然而，在北京举行的大规模的红卫兵集会以及赞扬性的社论在中央党报的发表，很快使得否定红卫兵组织的合法性成为不可能。随后地方干部开始采取一种更为圆滑的方法。一些人试图牺牲几个下属（用中国象棋作比喻，中国人常用“丢车保帅”这个习语来形容这种策略）的方法来证明他们忠心耿耿而不会使自己有危险。有些人举行“大辩论”讨论他们的党委是否真正实行了“革命”领导，但又巧妙地控制会议以确保产生正确的结果。一些人在墙上刷上毛主席语录以阻止红卫兵张贴大字报和标语，因为他们坚信用大字报盖住毛主席的话就等于是对毛主席的亵渎。其他人正通过把他们的干部转移到地方兵营内以躲避红卫兵，因为激进的学生是不得进入兵营的。
　　然而，省和地方干部的主要策略还是鼓励成立保守的群众组织以保护他们免遭激进学生的批判。通过各大中学校的党组织和共青团做工作，就有可能把那些维持现状对其有利害关系的学生组织起来，把那些较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描绘成寻求向党报复的资产阶级家庭的成员。通过工会做工作，地方领导人还把更为保守的工人组织进“赤卫队”，以保护党和政府的办公地免遭激进的红卫兵的袭击。这些措施的结果，使起初以大中学校校园为基地的红卫兵运动，开始向外转向工厂的各级劳动大军。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策略得到了有利于党的机构高于文革小组的中央的一套规章的促进。起初，中央的政策只准许出身于“红五类”——工人、农民、士兵、干部和革命烈士——家庭的学生加入红卫兵组织，并且禁止“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学生参加红卫兵运动。这不仅限制了学生运动的规模——在1966年夏末秋初，只有15—35%的大中学生是最早的红卫兵组织的学生，①但这又自相矛盾地正好把红卫兵成员局限在更有可能保护党的机构的学生之中。
　　为什么官员们用所有这些方式抵制红卫兵运动？其答案部分在于，面对一场他们肯定认为是无政府的和失控的红卫兵运动，他们有自我保护的欲望。但是地方和省的官员肯定还认为他们有北京撑腰，而且最好的战略就是尽力渡过这场运动最险恶的时刻，并希望尽快把这场运动引向结束。毕竟无论是刘少奇、邓小平还是周恩来都没有被十一中全会开除出政治局。刘的确在排列表上靠后了，但他依然是人民共和国的主席。邓和周保留了党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的职务。前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6月初被任命为党的宣传部部长，他也试图防止红卫兵运动产生太多的受害者。所有这些中央领导人，在他们的讲话中，都积极支持为把红卫兵成员限制在“红五类”家庭的学生中，保持红卫兵组织的团结和纪律，并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使激进的少数派服从较保守派的多数派所做的各种努力。

　　　　毛主义者的反应

　　因此，到9月底，对毛、林和中央文革小组来说，文化大革命并未按初衷发展已是愈益明显了。对“四旧”批判太多，却几乎没有怎么批判最主要的官员。只有几个低级别官员被迫辞职。党的机构的主要趋势是躲避、暗中破坏和应付这场运动。
　　因此，10月初，文化大革命大大地激进化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以牺牲党的机构为代价而得到加强。这个发展最先反映在10月1日国庆节之际的一系列讲话和社论中，其中大多数社论是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执笔的。这些讲话批评了党的干部对文化大革命的抵制，重申红卫兵有权反对党组织，强调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党内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不是保守组织所说的“四旧”。也许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宣布要推翻对红卫兵组织成员的限制，从而使出身“坏”家庭成分的激进学生能够合法地参加这场群众运动。
　　此外，从10月9日到28日在北京举行了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以对到当时为止的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作出评价，并寻找克服所遇到的阻碍的办法。①首先，毛和林向代表们再次保证了这场运动的目的，以寻求得到代表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支持。他们许诺，只要是欢迎而不是试图躲避群众的批评，大多数干部是可以“过”文化大革命的“关”的。毛说：“你们有错误就改嘛？改了就行，回去振作精神，大胆放手工作。”毛甚至进行了自我批评，他承认在60年代初出现修正主义，部分地是他“退居二线”和决定放弃负责日常工作的结果。而且，毛承认他未料到发动红卫兵会产生“大问题”。①
　　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代表仍未被宽心，本来预计三天的会议开了两个多星期，原以为平和的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②陈伯达在一篇报告中指出，在60年代初已很明显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路线斗争现在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得到了反映。毛泽东和林彪不再对有顾虑的干部给予安慰，而是猛烈地攻击那些试图妨碍和躲避运动的干部。毛抱怨“只有极少数人坚决地把‘革命’一词放在其他之前，绝大部分人把‘畏惧’放在第一位”。林把对党的抵制归罪于中央一些干部的阻挠，并点名说刘少奇和邓小平可能应对此负责。他们二人被迫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1966年事态发展的结果，将大大减少保守的群众组织的影响。③年底，北京的一些保皇派组织进行了最后一次反抗，他们攻击激进的红卫兵组织，批评林彪，捍卫刘少奇，坚持认为正确的路线是“踢开中央文革小组，闹革命”。但他们显然已是强弩之末。一些保守组织作了自我批评，有些被激进的学生接管，另一些则因他们的首领为公安局逮捕而垮台。
　　中央文革小组在1966年底也得以加强了群众对党的机构的进攻，放松对加入群众组织的限制使得激进派人数剧增。与此同时，中央文革小组加强了与那些他们认为最有同情心的组织的联络，驱策他们合并成更大、更有战斗力的团体。在11月和12月，已允许红卫兵进入工厂和公社，工人也有权组织他们自己的“革命造反”组织，这就打破了以前由党委机关把持的对组织工人、农民的有效的垄断。免费乘车去北京已被取消，以鼓励红卫兵结束他们的“革命旅行”，返回他们所在的城市和省去进行反对地方党委的“革命”。
　　最重要的是，中央文革小组开始甄别群众组织要攻击的高层官员，并向友好的红卫兵提供可作为他们用以进行批判的根据的情报。红卫兵代表带着哪个干部要经受“考验”的十分具体的指示从北京派往主要的省城。激进的红卫兵组织已被告知刘少奇和邓小平反对毛泽东，可以作为批判对象。中央文革小组还向红卫兵提供了刘、邓在10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所作自我批评的副本，11—12月，攻击二人的大字报开始大批出现。根据1980—1981年在审判“四人帮”的法庭上提供的证据，张春桥曾于12月18日在中南海会见清华大学激进学生代表蒯大富，要他公开羞辱刘和邓。据说张说要“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①快到年底时，陶铸因为企图保护省委、中宣部的和文化界的干部免遭批判，以及据说要剥夺中央文革小组对这场运动的领导权而被撤销职务。其他五位重要的中央官员——杨尚昆、罗瑞卿、陆定一、彭真和贺龙在北京的群众集会上被连续批斗、辱骂了数小时。
　　这些事件传递的信息表明：在中国，除了毛泽东本人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免遭批判；而且批判的方式的确是很严厉的。

　　　省级权力的垮台
　　
　　1966年最后5个月，文化大革命升级造成的结果，在中国因地方不同而各异。在较边远的省份，发动激进的学生是困难的，因而省的领导人尚能牢固地守住自己的地盘。而那些已发动起来的省份，其结果如毛所期望的那样，不是省地方官员挨整，而几乎是省级权力机关的彻底垮台。
　　上海就是这后一种情况的典型。①10月份中央领导人火上浇油的言辞推动了第一个激进的全市范围的工人组织——“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在11月初的成立。该组织显然是由一些低层干部（如国棉十七厂的王洪文，他在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全国性的显赫人物）在激进学生的帮助下，主要组织下层工人，如徒工、临时工而建立的。上海市市长曹荻秋虽然有些勉强，但出于某些原因，还是愿按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指示办。但是他抵制建立“工总司”，理由是中央尚未准许建立独立的工人组织，而这样的组织必然干扰生产。
　　当“工总司”去找曹以寻求官方的承认和物质支援时，曹拒绝了他们的要求。一气之下，“工总司”的头头们强征了一列火车开往北京以把他们的问题提交给中央领导。曹命令火车停在上海郊外某站的一条侧线上，在那里，他的代表再一次试图解释他的态度，给他们做工作。
　　起初中央文革小组支持曹的立场。但在工人拒绝返回工厂之后，北京激进的领导人派张春桥去同他们谈判。张春桥以同意承认“工总司”而给了曹荻秋重重的一击，条件是他们的革命行动不得妨碍正常的生产任务——对于这个决定，曹荻秋除了同意之外别无选择。
　　在聂元梓到了上海之后，市政府的地位进一步被削弱，聂显然随身带来了揭露市教育局局长为修正主义者、指责曹荻秋庇护他的指示。在她抵达之后，一群激进分子接管了地方报纸《解放日报》，要求它印发聂的讲话。几天之后，市政府停止了抵抗。
　　然而曹的权力的垮台，并非主要是激进的工人和知识分子的行动所致，而是更保守的上海市民反动员的结果。在《解放日报》被占领期间，“赤卫队”和其他支持者们曾试图冲击报社大楼，把它从激进派手中重新夺回来。邮电工人拒绝分送载有聂的讲话的报纸。“赤卫队”要求曹拒绝向激进派“投降”，他对他们未作任何更多的让步。
　　根据安德鲁·沃尔德的认真研究，曹对这种两极分化过程的反应是，两派“送到他办公室的任何要求他统统签署”。①其结果是在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组织纷纷提出经济利益方面的要求。那些降为临时工和被解雇的合同工工人要求恢复原职和补偿工资。固定工人四处活动，要求增加工资和提高利润，指责激进派干扰生产使他们的奖金减少。
　　在激进派和保守派之间爆发了武斗和骚乱，据报道，在一次有8个保守派分子被打死的事件发生之后，“赤卫队”呼吁进行了一次总罢工。这加上包围市政府的战略——以满足各派的要求——导致了上海市经济的崩溃：挤兑存款、抢购商品、供电和交通中断。到12月底，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已陷入一片混乱。

活捉王耀武 抗日名将威风不再[转帖]

　　王耀武在寿光县境内被俘

　　　　　1948年9月24日，大明湖北岸成仁祠东，一片寂静。

　　约中午11时，一位国民党将领率百十名士兵，匆匆来到铁公祠附近的地堡前。就在弯腰钻入地堡洞口逃走时，他忽然回头，对送别的人说:“昭建兄，你还记得两年前，刘先生摔茶杯时说的那句话吗？今日竟被他言中！”

　　这位国民党将领便是王耀武，时任济南战役中镇守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山东省政府主席。送别的则是王昭建，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秘书。60年风雨逝去，现年99岁高龄的王昭建老人回忆起那血与火的8天8夜，恍若昨日。

　　A“不出两年，你就要当俘虏”

　　“从济南战役打响，到王耀武逃走，这8天我一直跟随在他左右，没人比我更了解那段历史了。”2009年1月19日，在居所内，王老一字一顿地回忆，语带沧桑。

　　王昭建与王耀武之间的缘分，起于王耀武口中那位“刘先生”。“刘先生”即刘子衡,原名刘位钧，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满腹经纶，不慕虚荣，人称“布衣大师”。“刘子衡是我的朋友，又是王耀武的经史老师，他介绍我和王耀武认识。”

　　谈起刘子衡，王老念念不忘的是他对王耀武的预言——

　　1946年初冬，时王耀武上任不足一年。他携全副美式装备，借军士余勇，打通了胶济、津浦两线。蒋介石连发贺电嘉奖，王耀武大摆庆功宴。

　　事后，王耀武约刘子衡喝茶，他有些得意地说:“老师，您看我打仗本事还可以吧？”闻听此言，刘子衡把茶杯重重掷在桌上，厉声道:“佐民(王耀武字)，你别高兴得太早！我看不出两年，你就要当俘虏！”

　　19个月后，王耀武兵败大明湖，逃亡途中，在寿光被俘。刘子衡“一语成谶”！

　　据王老回忆，当初蒋介石发动内战，派王耀武镇守山东。彼时王耀武戎马经年，厌战情绪已经非常强烈，颇有些迟疑。

　　他去请教刘子衡，刘直截了当地说:不去。接着，刘说:“8年抗战，是民族之战，仰仗的是国共合作以及全民支持。这场战争中，你屡立战功，将来会青史留名。但如果涉入内战，必然殃及万民。一将功成万骨枯，不如一圣功成万民苏。不如急流勇退，免得留下骂名啊。”

　　此言深深打动了王耀武，于是，他遵从老师之计，称病请假，并迅速住进医院。但后来终于自食其言，到了济南。

　　
　　B 抗日名将威风不再

　　王耀武出身农家，做过店员，打过杂，能吃苦，韧劲足，有勇有谋，善于处世，在商场也长袖善舞，聚财颇丰，有充足实力打理上下关系。1926年毕业时，王尚为少尉排长，10年后便坐上了少将师长宝座，统领千军万马，备受蒋介石赏识。

　　1937年7月抗战开始后，王耀武的军事生涯迎来一个高峰。从“八一三”淞沪会战一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王耀武从头打到尾，转战数省，驰骋千里，大小战役上百次，重创日军，屡立战功。上高会战和湘西雪峰山战役中，他分别率七十四军和第四方面军，均获大胜，两战分别击毙日军15000多人和28000多人，七十四军由此被称为“抗日铁军”。

　　关于七十四军虎威，当时还不认识王耀武的王昭建已多有耳闻。“三李不如一王啊！”这是当年黄埔系军人们中流传的一句口头禅。三李，指的是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一王，即王耀武。他们同是山东老乡，又都出身黄埔，论资历，“三李”个个是黄埔一期学长，早年军衔也比他高。但8年抗战下来，王耀武如同坐了直升机一样，飙升到“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与卢汉、汤恩伯等平起平坐，令“三李”望尘莫及。

　　王老说，历史不会忘记王耀武抗日战功。然而，抗日名将在内战中却威风不再。

　　“想想刘子衡的那番劝导，如果王耀武听他劝，没有走上内战之路，或许就不会有‘打开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传奇了。”王昭建说完又摇头叹道，“当然，历史不会有‘如果’！”

　　1946年1月，42岁的王耀武当上“山东总督”，七十四军则被蒋留作御林军，他麾下所统的七十三军，实力无法与他一手带出来的七十四军相抗衡。

　　1948年9月16日午夜12点，济南战役打响了。9月17日清晨，王昭建走出省政府，一路走，一路听到阵阵不息的枪炮声。“当时城区一直到东关一带，市面还没有过大的波动，市民仍然正常生活，机关在上班，学校在上课，街头有些商店还照常营业。”

　　司令部内，王耀武正在议事。见到王昭建进来，王耀武说:“作战了，省府的事你多与兰谷(秘书长刘玉田字)商议，回去告诉大家照常工作。东面山头我们即可收复，七十四军已在空运，即可到济。”当时他还气定神闲。

　　然而第二天，由于飞机场受到炮击，整七十四军的援军只运来一七二团的7个连，王耀武依赖援军的心愿顿成泡影，开始沮丧。18日晚，王昭建站在省政府碉堡顶层，看到马家庄争夺战激烈上演，大小炮、手榴弹、机枪，响成一片，整个马家庄陷入火海。

　　吴化文的起义让王耀武开始动摇。19日晚，得讯后的王耀武长叹一声，他自知大势已去，想逃走又怕蒋介石降罪责罚，于是下令缩短战线。20日，吴化文手下一个拒不起义的副师长杨团请见王耀武，后者说:“吴化文这个人太不够朋友了，不能怪他，应当怪我太轻信他了。”安慰一番后，他回头向罗幸理说:“立刻向南京发电，汇报杨团一副师长等人的忠贞。”

　　　
　　D“回家照顾老母亲去吧”

　　济南战役的最后两天。1948年9月22日上午，王耀武突然对一直陪在身边的王昭建说，现在战况到了如此地步，你回家照顾老母亲去吧。

　　王昭建摇头断然拒绝。王耀武思索片刻，说:“那么，我们一块到大明湖北极庙设‘司令官指挥部’去！”他从腰间摘下手枪，放在抽屉里锁上，然后将钥匙递给王昭建，说:“要记着带走它，不要丢在这里。”

　　这只手枪，是抗战胜利后，麦克鲁将军送他的，带有钦佩其战功之意。

　　两人乘车先到南门守军那里，王做了一番动员讲话。士兵们听完后，士气振奋，忍不住一阵欢呼。不料惊动了市政府高楼上的解放军，他们居高临下，向南门城楼开了一阵火。王耀武叮咛几句，转而来到坤顺门。

　　守内城的战斗进行得十分惨烈。解放军原十三纵一O九团副参谋长梁风岗回忆:“仗打得太苦了，也太惨了。登城部队在突破口上拼搏了四个多小时。进攻时我们是2700多人，到天亮时只剩下1200人了。部队打了一夜，又饥又渴，也没了弹药。全团的炊事班都包了包子，几百人站在城外往城墙上扔包子，扔手榴弹。城上的同志一边打仗，一边吃。掉在血里的一扒皮就吃，什么也不顾。包子和手榴弹在空中乱飞。”

　　最让王昭建难忘的是，走到按察司街北口时，王突然命令停车，又对王昭建说:“你不是住在附近吗？下车回家吧，照顾好你的老母亲！”王昭建立即叫司机开车，表示危急时刻，绝不弃他而去。王耀武叹气说:“看来你真要‘过门不入’了。”

　　　　
　　　　E假扮商人出逃终被活捉

　　王耀武在大明湖“司令官指挥部”呆了三天。刚到大明湖“司令官指挥部”，一看到“成仁祠”三个字，他就直摇头，没说话。

　　平时他脾气很大，常见他发火拍桌子，这三天内，王耀武异常平静。但平时烟酒不沾的他，却变得大口喝酒，猛力吸烟。除了偶尔打个盹，三个昼夜，他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9月24日清晨，他命令提前开饭，然后把下属召集到大殿中，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

　　他说，我们校官以上的军人，都有校长(蒋介石)给的一把短剑，上面刻着“成功”和“成仁”二字。意在让我们作战时一定要死战，不成功便成仁。所以那天我一看到这里“成仁祠”三个字，立刻就觉得犯了“忌”。现在我们外无援兵，内有叛逆(指吴化文起义)，在十倍于我们的重兵之下，已经苦战了8天，尽到了军人的天职，无愧于心。

　　接着，他说，至此，我王耀武已经无“用武之地”，但我们不能“成仁”。第一，我们已经尽了天职，第二，这是内战，不同于抗日。假如我们自戕，必遭后人耻笑。因此，我奉劝大家，放下这已无用的武器，该投亲投亲，该投友投友，自求生路去吧。而我是黄埔三期学生，不能擅自投共，我将亲率军士，向北突围，以报校长栽培之恩！

　　谈话间，不少人痛哭失声，王耀武眼圈发红，大声说:“大家冷静，哭是没用的。”

　　王耀武突围。时国共两军城北对峙，相距三华里之遥。其间全是稻田、池沼。王耀武突然率兵北突，待解放军反击，他又让突围部队迅速退回，自己却和几名卫士躲在一个小村庄的民宅中，扮作商人。遇解放军搜索，他们假称青岛来的商人，道路不熟，迷了路。解放军把他们送出村外。于是，王耀武安然脱逃，直到寿光境内，终因瞒不过民兵盘查而被俘。

 徒弟杀师傅，认钱不认亲[转帖]

作者：蔡德金 编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上海著名流氓小八股之一的高鑫宝，以抢土（鸦片）、运土、贩土起家，在麦特赫司脱路（今泰兴路）开了一家丽都舞厅，自任经理，居然出入汽车、居住洋房，摆出一副阔佬派头。上海沦陷以后，高鑫宝更抖了起来，因为沪西歹土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曾替他开过汽车，还向高磕过响头，拜高做了“先生”（吴原拜青帮荣炳根为“老头子”，按青帮规矩，拜过老头子的不能再拜别人，否则便属“欺师天祖”，有犯帮规，为众所唾弃。但拜“先生”不在此列，因为拜“先生”不算正式进帮。）所以高与吴，不仅是主仆，且属“师生”之谊。现在高的“学生”在上海吃香了，高自然更吃得开了。时沪西歹土赌台林立，高通过吴世宝，搭上了李士群的关系，除在沪西的几家大赌台投资充任股东外，还凭着自己在公共租界里的恶势力，与捕房方面“兜得转”，在丽都舞厅楼上也开了一间半公开的小型赌台。倒也“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比它公开的舞厅还要赚钱。沪西的大小赌台，对76号每月都要送钱“孝敬”的，对吴世宝个人，也有“孝敬”。丽都餐厅楼上开赌台后，因地处租界中心，非76号势力所能及，所以高鑫宝的这只台子，把“月规孝敬”自动从略了。可是吴世宝的一只手，却伸了进来。这对高鑫宝来说，怎会买这笔账?再说高开赌台，李士群对他尚属眼开眼闭，你吴世宝过去挡过四儿盘（开汽车），磕过头，叫过“先生”，也算自己的底下人与小辈，却无半点情面，居然敢于犯上，心里委实恼火。所以对吴除不予置理外，还在人前背后大骂吴世宝，把吴世宝与他的一段历史，逢人便说，见人就讲。

高之所以这样，无非是藉此掀掀吴世宝的臭疮疤，冲冲自己心里一股乌气而已。事情很快地被西园赌台当年丽都舞厅的舞票老板李筱宝的女人告诉了朱顺林的老婆；朱的老婆又在无意中，在佘爱珍跟前漏了出来。这样一来，吴世宝当然也知道了，大为恼火。因为流氓最恨别人掀他的底，砍他的招牌，何况今日的吴世宝，已非往日的阿瞒，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对高鑫宝起了杀机。在1939年的秋末冬初，吴世宝暗地里派了他的徒弟赵嘉猷、唐万芝，将高鑫宝暗杀于西藏路一品香旅社门前。在上海霸道了一世的流氓头子，竟死在自己的“高足”手里，这是他至死没有想到的。

高鑫宝被暗杀后，高的儿子尚德，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给谁杀的，觉得在他父亲的许多“徒弟”、“学生”中，这时以吴世宝最吃得开，于是亲自去请吴代为查究杀父的凶手。别看吴世宝是个一字不识的粗坯，对装腔作势，倒也另具一工，对小高的请托，居然装得义愤填膺似的，还说：所以一定要替先生报仇。

“这不是打我先生，简直是打我，”在高鑫宝大殓的时候，连高的衣裳、棺木，都是吴世宝送的。吴还当众对高尚德说：“丽都舞厅，与它楼上的台子，还是先生的事业，尚德你继续下去，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吴在表面上是撑了高尚德的腰，实际却把高尚德捏在自己手里了。至于在高鑫宝活着时他要不到的东西，这时却能如愿以偿；同时在场的那些流氓，倒个个深羡高鑫宝有这样一个好“弟佬”（徒弟）哩!

不久，李士群风闻其内幕，遂以此问吴世宝。吴在李面前不便隐瞒，只好承认。李以高已经死了，且是高与吴师生间的问题，也不愿使吴过于难堪，惟吴的行动事前未得他的许可，有违特务纪律，因此把吴训斥了一顿，便也了事。不意，这个秘密又为高尚德所知。高便以此去问吴，吴发誓赌咒，坚决否认。好在高也奈何他不得，只好隐忍下去。后经吴多方打听，才知道都是朱顺林闹的鬼，于是又预备要对付朱。事为季云卿的老婆“金宝师娘”与卢老七得知，从中调停，又经佘爱珍力阻，才算了事。

高鑫宝的“事业”——丽都舞厅与楼上的赌台，在吴世宝的支撑下，由高尚德克绍基裘继承了下来；就连高鑫宝从长三堂子里娶来的绰号叫小老虎的老婆，也被其子接收过去，做了自己的太太。

摩根的四次决断[转帖]

　　2008年9月29日，“股神”沃伦·巴菲特的最新传记《滚雪球》新鲜出炉。传记作者爱丽丝·施罗德有幸近距离接触到这位“当代最成功的投资者”，并将点
　　点滴滴积累成册。虽然也是记录巴菲特的投资哲学和决策力，不过现实的经济形势却让读者对这本传记的关注度有些下降。

　　出现这种情况的现实原因是，就在华尔街金融风暴愈演愈烈之际，巴菲特开始出手，试图扭转危机。“股神”从2008年2月份就开始不断大笔吃进多
　　支股票，并建议政府出资8000亿美元，向陷入困境的部分美国债券保险商施以援手。但人们发现，这种努力收效甚微，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仍然急速下跌，巴菲
　　特也无力回天。

　　其实不仅是巴菲特，各国央行、甚至无所不能的美国政府都没有遏制住经济颓势。此刻，一个名字被大众广泛回忆起来，他曾传奇般的以一人之力拯救美
　　国经济，没错，就是J·P·摩根。特别是从1862年到1912年的50年时间，摩根数次翻云覆雨。现在看来，摩根在危机时刻的几次决断非常值得我们深
　　思。

　　1862，从黄金贩子到民族英雄

　　1862年，J·P·摩根只有25岁，大学毕业后在纽约邓肯商行已经工作了几年，业界也小有名气，不过由于经常受到限制而感到束手束脚。在了解情况后，父亲老摩根为他在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对面的一幢建筑里，租了一间办公室——摩根商行。

　　同样是这一年，美国的南北战争已经爆发，战争债券备受青睐，交易也十分红火，华尔街证券交易所也因此身价倍增。

　　一天，一个朋友与摩根闲聊，有意无意地说：“我父亲在华盛顿打听到，最近一段北军的伤亡惨重”。就是这一条关于战争的消息马上让摩根跳了起来：“如果有人大量买进黄金，汇到伦敦去，一定会使金价疯涨”。

　　朋友听了这话，对摩根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在摩根的策划下，他们先秘密地买下400万〜500万美元的黄金，到手之后，将其中一半汇往伦敦，
　　另一半留下。然后有意地把往伦敦汇黄金的事泄露出去。这时，许多人都知道了北军新近战败的消息，金价应声而涨，于是摩根再把手中的另一半黄金抛售出去。后
　　来不仅纽约的金价上涨，连伦敦的金价也被带动得节节上扬，摩根大获全胜，发足了财。

　　随着战争的推进，美国联邦政府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联邦政府为了稳定日趋恶化的经济和支付购买武器的开支，决定发行4亿美元的公债。摩根凭借
　　自己敏锐的嗅觉，再次预感到发财的机会又来了。政府的代表找到了已经小有名气的摩根，摩根则是信心十足，他答应政府承担2亿美元的国债发行。

　　开始，摩根并不急于发行公债，而是不断向美国的报界和新闻界施加影响，频繁参加新闻界举办的各种聚会。在各种场合，摩根对美国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战局的变化侃侃而谈，他的主张和言论也不断地见诸报端，发行国债的条件就这样日趋成熟。

　　万事俱备后，摩根进行了一系列慷慨陈词的演讲，煞有介事地大讲爱国主义，主张每个人都要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贡献力量，而且自己在一路演说的同时
　　慷慨解囊。在报界的推波助澜下，摩根发行国债的活动异常顺利，奇迹般地为美国政府发行了2亿美元的公债，而他自己在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大笔发行费的同时，
　　还俨然成了美国的民族英雄。

　　1894，做美利坚的债主

　　自1884年11月以来，美国财政部的黄金开始大量外流，市场上掀起了抢购黄金的风潮。当时有个谣言很快传遍了华尔街，说美国政府不得不放弃以
　　黄金支付货币的做法。克利夫兰总统担保这不是事实，但是用抛售美国证券换回黄金的做法仍在进行，致使国库告急，落到了几乎无力偿清债务的地步。

　　为了救济金库空虚带来的经济恐慌，就必须立即筹集到一笔巨额资金。政府财政当局的估计至少要1亿美元。摩根知道在这股抢购黄金的风潮中，政府已
　　到了无计可施的地步，于是他同贝尔蒙商定，由他们两家银行组成一个辛迪加，承办黄金公债，这样他们既可解救财政部危机，又可获得高额利润。

　　但因为他们的苛刻条件，美国国会并没有通过这个建议，总统也难以接受。为筹集资金，当时的财政部长卡利史尔使出苦肉计，以超出面额的117点公
　　开募集5000万美元公债。这一招打破了投资金融界的惯例，欺骗了投资银行，也惹恼了摩根。所以，当这位财政部长匆匆忙忙赶赴纽约召集银行家寻求帮助时遭
　　到了冷遇。出于无奈，摩根再次被总统召入白宫，互相摊牌。这时候的摩根胸有成竹，甚至在同总统面谈时，也“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拘小节”，步步紧逼。

　　但不久后，当摩根再次被总统召入白宫时，得知国库存金只剩下900万美元，于是对白宫宣称，除了他和罗斯查尔组成辛迪加、使伦敦的黄金重新流入
　　国内，似乎没有第二种办法来解救陷于破产中的国库了：“现在，我手头就有一张1200万美元的支票没有兑现⋯⋯要不要我在这里拍电报，现在立刻汇到伦敦
　　去？”

　　克利夫兰总统不得不以去洗手间为名，每隔5分钟与在外等候的财政部长卡利史尔商量对策。摩根吸着总统讨厌的雪茄烟，耐心等待对方投降。

　　结果总统在走投无路的情形下，不得不答应摩根提出的条件，白宫在华尔街面前甘拜下风。当夜摩根即取出大量美元交给财政部，帮助财政部渡过了难
　　关。摩根在向政府承包的公债价格与市场差价中就净赚了1200万美元，并且还安排了一项国际协议，在公债发行结束前，不用美元兑换英镑，也不购买美国的黄
　　金。这时候摩根在商业界的声望超过了美国政府，他在金融界的声誉无人能比，是名副其实的金融界第一号人物。

　　1907，运筹帷幄，大兵团作战

　　进入20世纪以来，美国的经济逐渐好转，从1905年开始，美国经济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这一时期，一些新兴工业崛起，如电力、汽车、化学等。

　　有这么多新兴工业的崛起，这一轮高涨本来可以指望持续时期比较长。但是，创业投机猖獗，这一轮高涨暴起暴落。在美国，这一时期大量个人企业转变为股份公司，发行掺水股票，从中牟取暴利，这种泡沫最终引起了经济危机的发生。

　　1907年，美国第三大信托公司尼克伯克信托公司大肆举债，在股市上收购联合铜业公司股票，但此举失利，引发了华尔街的大恐慌和关于尼克伯克即将破产的传言。

　　银行纷纷收回贷款，股市暴跌，民众挤兑，几家大银行濒临倒闭。纽约一半左右的银行贷款都被高利息回报的信托投资公司作为抵押投在高风险的股市和债券上，整个金融市场陷入极度投机状态。到10月24日，股市交易几乎陷于停盘状态。

　　此时，摩根正在欧洲旅行，当他返回美国时发现副国务卿兼财长布鲁斯·科特在码头接他，并交给他一个信封。摩根回到办公室打开信封发现是国库的钥匙，当时美国国库仅存2500万美元，美国政府把希望又寄托到摩根身上。

　　当纽约证交所主席来到摩根的办公室求救时，他声音颤抖地表示如果不能在下午三点之前筹集到2500万美元，至少50家交易商将会破产，他除了关
　　闭股票市场将别无选择。下午两点，摩根紧急召开银行家会议，在16分钟里，银行家们筹足了钱。摩根立即派人到证交所宣布借款利息将以10％敞开供应，交易
　　所里立即一片欢呼。仅过了一天，紧急救助的资金告罄，利息再度疯长。8家银行和信托公司已经倒闭。摩根赶到纽约清算银行，要求发放票据作为临时货币以应付
　　严重的现金短缺。

　　11月2日，摩根开始他的下一步“拯救”计划，对象是风雨飘摇之中的摩尔斯莱公司。摩根将纽约金融圈子里的大腕悉数请到他的图书馆，共商救援计
　　划。11月3日星期天晚上，摩根派人星夜赶往华盛顿，务必在下个星期一上午股票市场开盘之前，拿到总统老罗斯福的批准。银行危机使大批企业倒闭，失去一生
　　积蓄的成千上万愤怒的人民形成了巨大的政权危机，老罗斯福不得不借重摩根的力量来稳定大局，他在最后时刻被迫签下城下之盟。

　　在美国财政部将2500万美元（相当于今天的5.5亿美元）资金交付给摩根，就这样，摩根担当了美国央行的角色。摩根和他相识的金融大腕敲定了一套救市计划，在数周的市场跌宕之后，这次大恐慌最终落潮。

　　1912，沉没的前奏

　　到了1912年前后，摩根创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摩根联盟。摩根联盟由摩根家族和摩根同盟组成。这一金融集团占有全美金融资本的33％，总值近200亿美元。另外还有125亿美元的保险资产，占全美保险业的 65％。

　　根据美国国会普裘委员会1912年的报告，摩根和他的亲信在100多个大公司中占有300多个董事席位。而对一些新公司，摩根还规定其所有有表
　　决权股票在他的信托公司存放几年，以确保投资受到保护。这300多个席位中只有20几个席位是摩根及其投资合伙人，大部分席位是各摩根所投资公司的管理
　　者。通过此公司管理者到彼公司董事会任职这种办法，摩根实现了主要通过人力资本对人力资本的监督。

　　摩根联盟富可敌国，几乎控制了整个美国的经济这日益让美国政府感到如芒在背。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美国政府采取法律手段，加强反托拉斯立法，而摩根财团首当其冲成为美国政府打击的对象。

　　l912年4月,摩根财团精心打造的泰坦尼克号豪华游轮沉入海底，这似乎是个不详的预兆。在这年的11月27日，75岁的摩根被迫参加了“金钱托拉斯听证会”。

　　“⋯⋯银行与信托都很讲究贷款者信用，而信用就该是财产的抵押，但据说没有抵押您也放贷，是吗?”众议院银行货币委员会主席普乔问摩根。

　　摩根神态自若、仪表威严地回答：“主席先生，请别忘了，这个世界上除了财产的信用，还有人相信人的信用。”

　　“请问，你是不是说谁都可相信，不管他有没有钱?”

　　“对!”

　　“即使他一文不名?”

　　“是的。许多身无分文的人到我的办公室来过，我可以当场开给他一张百万元的支票，如果我信得过他。”

　　“难道商业信用不依赖金钱与财产吗?”

　　“除了金钱和财产不是还有人格吗?”

　　“哪一项最重要?”

　　“当然是人格，金钱买不到人格!”

　　就这样，已经垂老的摩根做了自己人生最后一个正确的决断，3个月后的1913 年3 月31 日，摩根在去欧洲旅行途中去世，一个属于金融大佬的时代结束了。

清中叶之外交观　[转帖]
 

　　　自乾隆十二年金川叛乱，迄五十七年尼泊尔征定，其间用　　　　　　　　　
兵凡十余次。战役上虽未尝无一二败北事，然其终局，常得自　　　　　　　　　　
然之胜利。故是时有十全武功之称，谓两定金川，两定伊犁，　　　　　　　　　　
一定回部，一入缅甸，一定台湾，一复安南，两胜廓尔喀也。　　　　　　　　　　
此等武功，于宣扬国威，恢张领土上，固有伟大之效力。然令　　　　　　　　　　
朝野上下益傲然自大，轻视外国，误用其惯法以对付欧罗巴，　　　　　　　　　　
渐至酿成种种之失败者，此亦其一大原因也。俄罗斯学士贝斯　　　　　　　　　　
德纳失，尝于所著对华意见中纵论之，略言支那康熙、乾隆间　　　　　　　　　　
武功极盛，若黑龙江地方之占领，若西藏之归服，若外蒙古人　　　　　　　　　　
之归化，若准噶尔之征定及布哈尔汗国近旁诸部之降服，若土　　　　　　　　　　
尔扈特之脱归，皆此数十年间发生之事实，无一不足长支那之　　　　　　　　　　
傲慢心者也。支那人既以此等事实长其自大之风，蔑视外国矣。　　　　　　　　　
而又适当欧罗巴诸国遣使北京，遂谓为己国强大之所致，愈增　　　　　　　　　　
其焰。何则？支那人以为外国公使之来北京者，皆朝贡使也，　　　　　　　　　　
朝贡国若是其众，历代中未尝有如我清朝者也。而支那政府又　　　　　　　　　　
常思乘机发达臣民之爱国心，故每当外国使臣之至，辄称为朝　　　　　　　　　　
贡，布告全国。其官吏则又奏诸皇帝，谓陛下聪明至圣，总裁　　　　　　　　　　
万机，德加四海，兼统万国，兆民悦服，是以各国派遣使臣，　　　　　　　　　　
前来朝贡。政府即又以此等奏文刊布四方，揭示诸城门，通谕　　　　　　　　　　
人民。彼欧罗巴公使固未尝不熟闻其说，然起而向支那政府诘　　　　　　　　　　
责其处置之不当者无有也。抑岂惟不于此等文告致其诘难而已，　　　　　　　　　
虽支那边吏，于欧洲诸国使臣之赠品，附以标帜，而题曰某国　　　　　　　　　　
王奉献中国皇帝之贡物，彼等亦恬然有所不顾也。而此贡物自　　　　　　　　　　
边境送达北京，途中人民之见之者，直以为欧罗巴诸国服从支　　　　　　　　　　
那，而确认此累累者为贡品无疑矣。此其语虽不无过当，然观　　　　　　　　　　
于乾隆朝与俄罗斯增订之条约，及与英吉利交涉之文书，而知　　　　　　　　　　
当时自尊自大之习惯，实有出于吾人想象之外者矣。　　　　　　　　　　　　　　

《外交小史》　
　　 （清）佚名著

周恩来利用矛盾，争取主动[转帖]
 

作者：胡长明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无数的谈判实践证明，作为谈判的一方，如果内部意见不协调一致，往往会陷于被动。因此，聪明的谈判者总是一方面尽力协调内部关系，做到步调一致，不给对手以可乘之隙，另一方面则充分利用对手内部的一切矛盾、斗争和缺口。周恩来便是这样的谈判高手，他能发现和充分利用对方内部哪怕是一点点的细微差别，抓住不放，重点进攻或实施分化策略，让自己掌握谈判的主动权。这也是中国****的法宝之一即统一战线在谈判活动中的具体运用。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举行谈判。在9月21目的会谈中，双方围绕中共军队的数目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国民党代表张群说，中共军队之整编数目应为十二个师以外另增几个补充师，并强调这是政府所能接受的最高限度，除此以外，别无所谓最初数字和最后数字，亦无所谓过渡办法，其态度较为强硬。而国民党另一代表张治中则在张群说此话之前，曾表示中共军队数目至多不能超过五个军十六个师，另增几个补充师。显然，张群与张治中二人的观点有出入，周恩来及时抓住这一出人，穷追不舍地质问：“文白先生刚才所提之标准不是五个军十六个师吗？”尽管张冶中反复作解释，说这个数字乃个人之见，未获政府承认，但周恩来在日后的谈判中却重点主攻张治中所言之数字。蒋介石对张治中的表态甚为恼火，有次两人为此事争论不休，张治中认为给中共二十个师可以接受，蒋则不同意。此时正好美国特使马歇尔进来了，问是何故，蒋板着脸说：“我正在和****的代表谈判！”最终在《双十协定》中，对方不得不承认“中共所领导的抗日军队缩编为二十个师的数目可以考虑”。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反华顽固派杜勒斯开始是美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会议刚开了一星期，杜勒斯便因病回国了，由副国务卿史密斯代理团长。杜勒斯一走，经验十分丰富的老资格的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来看望周恩来，向他透露了史密斯对美国现行外交政策不满，认为美国对中国实行敌对政策是不明智的信息。周恩来思索着点头说：“看来，帝国主义阵营不是铁板一块，就连杜勒斯自己率领的代表团都不是铁板一块哟。我们不应该放弃做工作的机会。”

1954年6月16日，当周恩来发表了全面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六点方案后，史密斯即兴做了一个发言，他说：“周恩来先生的建议包含着可供讨论的内容。”当然，这是史密斯个人的意见，并未征得美国政府的同意。果不其然，第二天开会再讨论这个问题时，史密斯借故离去，留下他的副手罗伯逊来主持。这位罗伯逊先生曾经在北平呆过，是一个反华顽固派。他一上来就批驳周恩来的话，说中国代表团的意见不值得考虑和讨论，把昨天史密斯的表态推翻了。周恩来抓住史密斯与罗伯逊的差别，很严厉地责问罗伯逊：“你们美国代表团说话算不算话？你们的团长史密斯昨天表示我们的意见可以考虑，今天怎么变卦了？”罗伯逊脸色青一阵紫一阵，很是狼狈。周恩来抓住对方内部的意见分歧，有力反击，第一次让美国代表在公众面前丢了脸。以后周恩来便重点找史密斯谈，就这样，周恩来意外地在中美之间的巨大鸿沟上架设了一座中美官员接触的桥梁。

如果说让罗伯逊难堪，还只是周恩来在外交场合利用对手矛盾的一个小插曲，那么，他对和平解决印支问题所采取的总的谈判策略，则是他利用对手矛盾的大手笔。在讨论印支问题时，周恩来客观分析了与会国的力量对比，采取利用英法与美国之间以及法国主和派和主战派之间的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集中打击并孤立美国及法国好战势力的统一战线策略，使一度已很渺茫的恢复和平的可能变成了现实。

当时与会各大国的态度是：中国和苏联基本观点一致，在谈判中属于东方阵营；美国、英国、法国属于西方阵营，但西方阵营三大国参加谈判的目的和利益关系则各不相同。美国在印支战争中支持法国是从全球反共的角度着眼的，在支持法国的同时又总想排斥法国，企图取代法国在印支的殖民统治。其参加谈判是想趁火行动，染指印支，并以此为基础遏制中国，故坚决反对停火。法国由于战争拖得太久，在经济、政治上都有困难，国内反战呼声高涨，对主战派构成重大压力，且主战派也意识到，如果战争继续，美国是否干涉都非好事。拉尼埃政府倒台后，新上任的总理孟戴斯·弗朗斯鉴于战场失利和公众要求和平的情况，希望尽早地达成协议，体面地从印度支那抽身，同时也不愿看到美国从中渔利。英国在印支战争中虽然是“旁观者”，但它的殖民势力范围与印支毗邻。它既怕共产主义浪潮冲击它在亚洲的殖民体系，又怕美国势力大规模介入危及自己的殖民利益，还怕自己再度卷入同中国的战争。因此，英国需要印支和平的恢复。

周恩来对这些矛盾看得一清二楚，认为只要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策略，就能使和平力量压倒战争力量，而关键在于孤立美国。为此，他在会上和私下都对英、法代表团作了大量的工作。6月1日，周恩来会见法国外长皮杜尔时说：“真正的危险是美国的干涉，这种干涉与法国利益、印度支那及东南亚利益都是不相符合的。”皮杜尔是主战的拉尼埃政府的代表人物，所以周恩来对他的工作的效果不太大。6月12日，拉尼埃政府倒台，皮杜尔也随之失势。周恩来抓住机遇，决定采取“拉孟戴斯－弗朗斯政府一把，孤立美国及法国主战派”的策略。他对北越总理范文同说：我们要争取各国离开美国，接近我们，法国尤其是法国主和派是我们今天争取的主要对象。他建议范主动找孟戴斯会谈，主动提出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具体意见，坚定其和平信心，顶住主战派的压力。6月23日，周恩来秘密前往伯尔尼会见孟戴斯－弗朗斯，两人一见如故。周恩来说，法国对其前殖民地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法国有自由、平等、博爱的传统，应以“开明外交”来表明恪守这一传统。他表示：在印度支那问题上，我们的条件就是和平，就是反对美国干涉，不让美国把战争国际化，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建立军事基地。第二天，即6月24日，孟戴斯终于会见了范文同。周恩来成功地促成了他们的对话。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周恩来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一直相处得很好，这几乎与他同杜勒斯形同陌路同样地引人注目。也许是直觉的、细心的才智这一共同点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但更为重要的是，周恩来精确地把握住了艾登希望和平的心态，对他进行了成功的统战工作，使英国疏离了美国。

周恩来的纵横捭阖，助长了西方阵营中美国与英国、法国的矛盾，以至于它们互相埋怨和拆台，而这正是周恩来所希望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1954年7月11日写信给法国新总理孟戴斯－弗朗斯，无可奈何地表示：“美国从四月初起就寻求与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密切工作，以图采取一个强硬的共同立场，然而事实却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后，法国外交部又反过来埋怨美国：“有美国人在，问题就更困难了。几个月来美国的印支政策惊人地变化不定。华盛顿的领导人在对外政策的考虑和选举的忧虑中左右为难，既受到反共斗争和对红色中国进行战争的鼓吹者的压力，又要考虑派遣美军进入亚洲大陆的决定在选民中可能引起的反应，因而华盛顿的领导人从来未能制定并执行一条确定的路线。这种情况不利于法国在日内瓦进行的谈判。因此法国除了与****国家进行谈判外，还不得不与我们的海外盟友进行一场货真价实的谈判，以说服他们不与最后解决方案公开决裂。”尽管美国、英国、法国并不一定十分清楚这与周恩来施展分化策略有关，但它们的互相埋怨却从反面说明了周恩来利用其矛盾的成功。

击落“天皇号”背后的秘密[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一
《朝日新闻》报道1939年5月5日，日本陆军航空兵派遣荒莳大尉等乘九七式司令部侦察机冒险前往天皇号坠落之处抛洒鲜花，进行慰灵飞行——萨的问题：如此兴师动众，他们是去给谁“慰灵”？

日军1939年1月31日派遣九架轰炸机配合地面部队向湖北荆门县的沙洋攻击，由陆军航空兵“天皇号”指挥机长渡边广太郎大佐率领。中国军队第四十四军第一四九师第八九三团团长李禾农指挥全团重机枪向日机射击，“天皇号”被击中，迫降在沙洋镇东北约十公里的襄河东岸。渡边和藤田雄藏少佐等六人跳伞落地后，打死船工，抢得木船一只，企图从襄河顺水而下前往日军占领区。

中国军队乘船拦截，渡边等一边向中国军队开火，一边将随身携带的文件等物抛入河中。中国军队将敌六人悉数击毙。收缴文件、地图、日记、手枪等七十余件。在渡边的日记中，有他两次指挥轰炸重庆的记载，在他的军刀上刻有“天皇御赐”字样。

——摘自《俘获日皇座机“天皇号”始末》

在我国的抗日史料中，击落日军“天皇号”飞机，一直是一个带点儿神秘色彩的传奇事件。在纪念抗战将领李浓的报告文学《西充名将威震日寇》中，对此有着更详细的记载。李浓（1907－1998），川军抗日将领，即上文中的八九三团团长李禾农，按照他的回忆，击落天皇号时，该团正驻守在湖北省沙洋附近的杨家峰、新城等地。日机被击中迫降后，他下令所部西充籍营长阳怀本率部拦截，经警告无效，将持枪顽抗的五名日军飞行员全部击毙，并缴获其携带的武器文件等物。一说当时三十七师吉星文将军的临时指挥所恰在附近，见到日机坠落，曾派出参谋和警卫人员参加战斗。湖北百姓素性剽悍，因痛恨这伙日军杀人夺船，也主动赶来助战，并在战斗后对日军尸体砸以乱石泄愤。据记载，天皇号被击落后吉星文将军曾来该机坠落处视察，并登上飞机检看被机枪击中的地方。由此可见，“天皇号”并不是日军所说的故障坠落，而是的确被打了下来。

空军第八修理厂的修理纪录，也可证明这一点。这架天皇号飞机，被中国方面修复，一度作为轰炸机使用。负责修复工作的是空军第八修理厂修造课少校课长黄渭雄，他带人到达沙阳以后，经两个月努力工作，将该机修复，并在当地河滩上开辟一条2000米长的临时跑道，由飞行员将该机开回重庆。其间，还发生了因为该机带有日军机徽险遭己方击落的插曲。有趣的是，执行这个任务的飞行员也是个传奇人物，是朝鲜族飞行员李英茂。此人二战后返回朝鲜，后来成为韩国第一任空军司令。

而该机的归宿则一直是个谜团，一说该机修复后停于成都凤凰山机场，因日军对此事恨之入骨，专门策划在一次轰炸中突然派飞机降落在机场跑道上，浇汽油将其烧毁；一说该机一直使用到抗战结束，其间还曾在各地展出。

并有说法称渡边被击毙后日本东京曾举行隆重悼念活动，并说这架被击落的天皇号并非轰炸机，而是一架日军一百式运输机。

老实说，当我最初看到这些资料的时候，心中曾有些疑惑，这里面有很多让人觉得矛盾和难以理解的地方。

比如，当时检查该机的中方人员描述，这是一架“巨型飞机”，“钢架铝皮，双星式九缸发动机，有正副驾驶各一座，另有无线电通信员、领航员各一座……机头侧面有恭楷所书‘天皇号’字样”，而且“内部布置典雅，设施豪华，机舱里也未置武器”。

所谓“巨型飞机”，显然是相对于日军常用的轰炸机而言，我一度曾因为在日本见到一张渡边广太郎身着飞行服立于日军侦察机旁边的照片，而认为所谓“天皇号”，实际应该是一架侦察机。

然而，如果说双发动机的“巨型飞机”，那就和侦察机不搭界了。照片上的侦察机只是一架单发动机九九式司令部侦察机，编号キ-51，全重2.7吨，乘员三人。中国空军当时最经常迎战的日军九六式轰炸机自重即达4.7吨，再怎么样黄渭雄也不会把两吨多的九九式当作“巨型飞机”吧？此外，中方纪录，击毙的日军共计五人，九九式司令部侦察机根本装不下。当时中国空军号称万国牌飞行部队，黄渭雄可不是没见过世面的人，从又修又看新鲜的劲头，这“天皇号”显然是架他老兄没见过的古怪玩意儿。

其实看对这架“天皇号”的描述，里面真是迷雾重重。

首先，有的说法击落的是架轰炸机，可“天皇座机”怎么会是轰炸机呢？这天皇是不是也太穷了点儿？而且，天皇在日本，抗日战争其间从来没来过中国，他的座机怎么会跑到中国来？

那么，会不会就是一架普通轰炸机或者运输机呢？但又有说法该机没有武装，而且装潢豪华——这样的飞机你到前线来干嘛？就算是运输机，也没有“装潢豪华”的道理啊，那还能装货吗？再说，日军的一百式运输机是1940年才试飞的，根本不可能在1939年被击落。

要说是要员专机，比如某个日军司令长官的座机，这倒有点儿可能，当年日本华中派遣军总司令塚田攻的座机也是让中国军队的高射炮打下来的。但是，塚田攻那是在自己后方飞行，才疏忽大意被一二八师打了靶，这沙洋当时可是在日军前线以外呢，哪个日本要员吃饱了撑的会往这儿跑？

再说了，那机头上还写着“天皇号”的字样，就更荒唐了——要知道天皇在日本可不是能随便当商标贴的，随便提“天皇”那叫“大不敬”，有哪个飞行员敢把飞机改名叫“天皇号”？他活腻歪了他上头的总不能都活腻歪了吧？

会不会是国民党军夸大了战果？

直到我看到《朝日新闻》1939年6月5日对“天皇号”乘员葬礼的报道，才感到——恐怕这边不是夸大了战果，而是没明白到底战果有多大。

以下，就是这篇报道：

在我国航空事业留下伟大足迹，而凋谢于大陆前线天空中，卓越的六位勇士——渡边广太郎少将、藤田雄藏中佐、高桥福次郎少尉（以上特晋），以及泉泽延雄、粕谷佐助、新村寅次郎三官兵之共同葬礼十四日下午两点钟开始。

仪式在立川町陆军航空技术研究所盛大举行。

放置六人遗骸的朝所内机库里面彻夜灯火通明，满怀深切怀念的同僚们彻夜不眠为其守灵，自参谋总长亲王殿下（即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译者注）以下，陆军大臣、航空总监、东京市长、帝国大学航空研究所、朝日新闻社等各方面敬献了一百多个花圈。接受各界公祭的、在祭坛上方悬挂的纪录六人姓名的白幡，令人回想他们的功绩。白木祭坛上遗骨的上方，六勇士的照片投射出凝固的微笑……

原来这一战击毙的日军里面包括一个将军。

不过，就是一个将军，也犯不着这么折腾吧？侵华日军里面，被打死的将军可不止十个八个呢。第二天，《朝日新闻》接着进行连续报道，日本方面在东京为死者举行慰灵飞行，担任驾驶员的是臂缠黑纱、两眼红肿的日本著名飞行员饭沼正明。前一年，饭沼刚驾驶神风号从东京飞到巴黎，创造了国际航空联合会承认的飞行速度世界纪录（94小时17分56秒）。

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天皇号”被击落，不但打下来的飞机奇特，打下来的人也一样的奇特……

从哪儿说起呢？

 邓小平访日二三事[转帖]
 

谈起邓小平1978年访日，担任日方“接伴员（陪同人员）”的中江要介先生说有几件小事令他至今记忆犹新：一是10月28日那天，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奈良饭店用午餐时，宴会厅隔壁正在举行的婚礼吸引了他。
邓小平用餐后走到婚礼现场，与这对新婚夫妇握手祝福，这个富有人情味的场面被一位青年拍了下来，照片被冠以 《意外的祝福》之题刊发在次日的《读卖新闻》上，一时被传为中日友好的佳话。

还有一件，中江在陪同途中问邓小平对日本的什么感兴趣，邓小平说中国老百姓冬天使用煤球，时常发生一氧化碳中毒的事情，他想知道日本有没有不产生一氧化碳的煤球……

访问期间，邓小平多次表示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首先有必要承认自己的落后。他曾幽默地说，“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

在从东京到京都的“光号”新干线列车上，中江问邓小平：“现在时速是240公里，您感觉如何？”邓小平听后微微一笑：“这对于中国太快了”，“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

中江说，现在回想起来，觉得邓小平的话意味深长，既表达了“要让国家迅速发展”的迫切心情，也指出了办什么事也不能过于着急，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不能照搬的道理。

（摘自2月4日《党史信息报》作者于青）

“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转帖]
 

■徐庆全

　　“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句名言可以说明，新时期以来文坛的复苏，恰是这一声嘹亮的号角唤醒的。人心在思考中走向凝聚。经过10年犹如漫漫冬夜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在思考中孕育和积聚的春天的力量，最终在丙辰清明的
天安门广场，引发了一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抄》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日子里，有记者就“新时期文学潮流是如何引发的”问题来采访，我翻出了珍藏的这样几本书：1、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于1977年7月1日编就的《革命诗抄》第二集；2、由“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于1977年12月编就的《革命诗抄》；3、由“北京外国语学院童怀周”于1977年11月编就的《天安门革命诗文选》；4、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12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抄》，题签是时任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中央军委主席华国锋的手迹；5、北京出版社1979年1月出版的《天安门诗文集》，题签是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的手迹。

　　经历过那段历史或者对改革开放历史有研究的人，一看这几本书就会明白，这是记录1976年清明节悼念周恩来总理的“天安门事件”（又称“四五运动”）的。那一年的1月8日，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而报纸等媒体上展现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舆论，使人们对再度从中国政坛沉寂的邓小平痛心惋惜的同时，对政坛出现转机无望。

　　人心在思考中走向凝聚。经过10年犹如漫漫冬夜的“文化大革命”，人们在思考中孕育和积聚的春天的力量，最终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门广场，引发了一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

　　三年后的1979年，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在谈到丙辰清明时说：“广大人民群众哀悼周总理，怒讨‘四人帮’，为后来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作了思想动员和舆论准备。历史是无情的，也是富于戏剧性的。‘四人帮’篡党夺权首先从文艺战线开刀，人民则用文艺的重锤敲响了他们覆灭的丧钟。”（周扬：《继往开来，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　——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一日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79年11月20日）。

　　“假如人民在诗歌当中起着统治的作用，那么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统治的日子就也更加靠近了。”把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这句名言与周扬的话相印证，自然可以说明，新时期以来文坛的复苏，恰是这一声嘹亮的号角唤醒的。

　　不过，这几本书在当年的出版过程——当年编辑出版的有关“天安门诗抄”的书很多，我的收藏仅仅是一小部分，本身也是文学史和出版史上有意义和有趣味的事情，值得钩沉一番。

“非法出版”的“天安门诗抄”

　　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了！在欢庆的呐喊声中，人们渴望的万象更新、生机勃勃的春天却推迟了脚步。由于“两个凡是”指导方针的提出和推行，人们提出的涉及纠正“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某些错误决策的正当要求，被压制了。被毛泽东定为“反革命事件”的“四五运动”，自然不能触及。

　　但是，“两个凡是”也无法阻挡人们要求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渴望，搜集和传播天安门事件中的诗文，就很自然成为人们这种渴望的一种斗争手段。

　　“四人帮”刚垮台，原七机部二一一厂资料科和工艺科的15位同志就自发组织起来，首先在厂内贴出了手抄的《丙辰清明天安门诗抄》。诗抄一贴出，反响极大，人们辗转相抄并补充。一些有心人又从公安部立案的材料中，从本单位“追查”时收缴的诗词、胶卷和照片中，共收集了1800首诗词，一百多张照片，按照时间顺序，编排成册，形成了一部完整的诗稿。这大概是第一部反映天安门事件的诗抄。

　　诗稿形成后，为了扩大影响，自然有了印刷成书的想法。原七机部的领导人顺应民意，支持这一做法。但是，在中央依然维持“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定性的情况下，诗稿在北京印刷显然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于是，有人把书稿送到了辽宁省丹东市的一家印刷厂。几经周折后，1978年9月，这部名为《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诗文集印刷成书，印数10万册。这本诗文集除编选了丙辰清明张贴在天安门广场的诗文外，还收录了1977年1月8日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张贴在天安门部分诗词。

　　1976年12月，原七机部五○二所二室和七室的二十多名同志也自发组织起来，搜集、整理和刻印天安门诗文。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之际，他们把一百三十多首天安门诗词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和中关村的墙上。而此时，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一些人，也在做这样的工作。于是，两家一拍即合，成立了“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四处搜集有关天安门诗词。他们通过各种关系，从北京市公安局、中国科学院保卫部门得到了许多立案侦察时被封存的诗稿和影印件，于1977年12月编就了《一九七六年清明节革命诗抄》。自动化所领导支持“编辑组”的正义行动，专门批了20万元专款作为印刷费用。

　　为了扩大影响，“编辑组”决定找一位著名人士题写书名。可在当时天安门事件没有平反的情况下，党内著名人士不便找，他们便想到了赵朴初。

　　赵朴初既是知名人士，又是著名书法家、诗词学家，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仅仅具有这些头衔还不够，最重要的是要敢于承担政治责任，而赵朴初就是这样一个最好的人选。

　　天安门事件后不久，赵朴初就在激愤之中，写下了一首表露自己心迹的词：

　　春寒料峭欺灯暗，听风听雨过夜半。门前锦瑟起清商，陡地丝繁兼絮乱。人间自古多恩怨，休遣芳心轻易换。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

　　1978年8月，赵朴初把这首词录给了楚庄，并题：“芳心一词寄调木兰花1976年作楚庄同志两正1978年8月赵朴初。”

　　1998年10月，我和桑思奋兄拜访楚庄时，他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把这首词展现给我们看。楚庄并逐一给我们解释，以怀念赵朴初的凛然正气。他说，“春寒料峭”指春天，当然在这里主要是指当时寒冷的政治空气。“欺灯暗”指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当天晚上，在镇压进行之前，把广场的灯都灭了。“听风听雨过夜半”，是指得知清明节那天要镇压而夜不能寐的焦灼心情。“门前锦瑟起清商”，是指天安门前人们悼念周总理。“陡地丝繁兼絮乱”，意指一阵狂风把天安门前扫荡了。楚庄说，这首词的前半段是用文学的语言记录了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至于词的后半段，“等闲漫道送春归，流水落花红不断”一句，人们都能体会到作者当时对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所寄予的希望。

　　1978年3月5日，中共中央党校校刊编辑室编辑的《理论动态》第47期上，又刊出了赵朴初怀念周总理的词《金缕曲·于西山得一幼松移植盆中持归供周总理像前因作》：

　　莫道盆松小，

　　是移来，

　　雪山筋骨，霜崖新貌。

　　遗像瞻前欣得地，

　　已见稚虬腾蹈，

　　待他日撑天夭矫。

　　自是扶持缘正直，

　　信人心所向关天道。

　　今与昔，长相照。

　　每因睹树思周召，

　　最难忘，

　　天安门外，万株衣缟。

　　泪涌江河流德泽，

　　袂举风标节操，

　　知激励人群多少！

　　大地春雷摧蚁梦，

　　喜兴邦渐展身前稿。

　　唱不尽，千秋调。

　　词中“最难忘，天安门外，万株衣缟。泪涌江河流德泽，袂举风标节操，知激励人群多少！”句，是对天安门事件的最直接的描述。这首词，当年曾被文艺界人士以多种艺术形式演唱，广泛表达了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哀思和缅怀。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们，至今仍能回想起那低昂激动的旋律。

　　赵朴初这两首广为流传的辞章表明，他是一个敢于承担政治风险的人。于是，“《革命诗抄》编辑组”找到他后，他欣然为该书题签。

　　经过一番周折，《一九七六年清明节革命诗抄》印刷成书后，却没有得到发行。有关部门得到该书后，为了与中央“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的定调保持一致，便以“非法印刷品”的“罪名”予以全部封存，并对“编辑组”的工作人员追查“政治责任”，责令他们写出“深刻检查”。但是，民心不可违。“编辑组”的人无所畏惧，他们作了两手准备：一方面准备变卖家产，赔偿所领导所拨的20万元专款，然后进监狱；另一方面则据理力争，争取该书得到发行的正当权利。经过两个多月的交涉，有关部门终于放行，但要求书名去掉“一九七六清明节”的敏感字样。因此，该书书名改为《革命诗抄》后，才得以发行。到1978年3月，这本诗抄先后共印发了二十六万多册。

　　1976年12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汉语教研室的16位教师，自发组织起来搜集和整理天安门诗文。他们把这个小组取名为“童怀周”——取“共同怀念周总理”之意。1977年1月，周总理逝世一周年之际，“童怀周”刻印成一本《天安门革命诗抄》。他们将诗抄在学院内散发，并张贴在天安门广场和王府井大街上。同时，为了能搜集到更多的诗词，他们还在天安门广场公开贴出征集布告，并留下了联系地址和电话号码。这在当时是一个危险的壮举。

　　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指令，严密监视“童怀周”的行动。三月，“童怀周”成员之一白晓朗，因在1月8日张贴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小字报，并被人联系到他编辑诗抄的活动是“社会联系较广、政治背景不清”而被捕。在查抄他的办公室时，那本油印本《天安门革命诗抄》也被抄走。为了防止意外，保存这些诗稿，“童怀周”们一同商量，决定把全部诗稿转移到家住郊区的一个人家里。

　　白晓朗的被捕，并没有延缓天安门诗稿的征集工作。童怀周的正义行为得到了诸多人的支持。那些曾经留存天安门诗稿的人，按照童怀周在天安门广场留下的联系方式，纷纷将诗稿送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的一些干警，也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诗词手稿、照片和影印资料。

　　1977年清明节前夕，童怀周编印出第一本铅印本的《革命诗抄》。7月1日，他们又编印出第二集。11月，他们又在一、二集的基础上进行了校订和整理，并和原拟编为第三集诗文补入，合为一本，定名为《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在周恩来逝世两周年前后，印刷发行。

　　印刷发行这些诗文集，都是童怀周成员们自掏腰包，承担了很大的经济压力。因此，在《天安门革命诗文选》印刷发行时，他们标上了“工本费1.20元”的字样。该书前面有30页的反映四五运动的照片，印刷精美，以当时书籍定价来看，这样的“工本费”实在不能说是高。

　　1977年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稍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文学》编辑部的四位同志，也开始从事天安门诗词的搜集和编辑工作。在“四五运动”两周年之际，这本书名为《心碑》的天安门诗文集终于问世。

　　不过，像《革命诗抄》一样，《心碑》的发行也受到过阻挠。《心碑》发行后，公安部门以外国人弄到了这本书为理由，要求对进行编辑工作的四位同志进行审查，而《世界文学》编辑部的领导则对这种无理要求予以拒绝：“天安门诗抄在香港早已出版了，这有什么稀奇的？！人民的作品为什么不能出版？”该书发行两万余册（参见童怀周主编：《伟大的四五运动》，页241—246；北京出版社，1979）。

　　这些“非法出版物”在民间广为流传着。人们从诗抄中不仅汲取了文学的养料，而且增加了要求中央改变定性的抗争的决心。

《中国青年》刊登“天安门诗抄”被封存

　　在此期间，出于对周恩来总理的热爱，一些公开的出版物，也在冲破种种阻力，将天安门诗歌公布于世。

　　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停刊的《中国青年》杂志社拟定于1978年复刊，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定于9月11日出版。复刊号有介绍“天安门事件”中勇敢斗争，在“四人帮”疯狂迫害下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报告文学《革命何须怕断头》，还选登了“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

　　9月10日，北京承印的60万份《中国青年》第一期已全部印完，北京地区已有四万多份邮送到读者手中。

　　但是，当天下午，共青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韩英接到中共中央一个副主席的电话，具体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中国青年》第一期为什么只有叶副主席题词，没有华主席题词。

　　二、《革命何须怕断头》所宣传的韩志雄，你们了解清楚了吗？这个人有问题。

　　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怎么又出来了。

　　四、没有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的文章。

　　中央副主席的命令自然分量不轻，而且这其中孕含着严厉的指责和批评。韩英不敢怠慢，马上将此意见转达《中国青年》编辑部，并宣布刊物停发，等待研究处理。

　　编辑部当即作了认真的研究，并正式写出报告，说明情况，大体内容是：第一，关于题词问题是在7月份即向华国锋请求，后又多次催请无结果，现又出国访问在外；第二，关于韩志雄材料由北京市公安局提供，并经多方查证属实：韩系共青团员代表，共青团北京市委已公开号召向其学习；第三，“童怀周”的《天安门诗抄》是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第四，纪念毛主席逝世两周年已有毛泽东1948年为《中国青年》创刊号写的手迹，并在复刊词中专门说到“以表达我们对毛主席的深切怀念”以示特别尊重。

　　9月11日，编辑部将其上述看法报告给了华国锋及其他几位中央副主席，并同时报给共青团十大筹委会。

　　9月12日晚，韩英召集杂志社干部开会传达了他同汪东兴共同商定的对这期刊物的四点意见：一、由汪东兴去请华国锋题词（华国锋已出访回国）；二、增加毛泽东的诗词三首和照片；三、删去《革命何须怕断头》一文中的“这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被‘四人帮’无情地镇压下去了……”等段落；四、删去《青年革命诗抄》的天安门题图和编者按。

　　韩英还特地念了华国锋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有关天安门事件和“两个凡是”的段落，说以上两篇文章与华国锋的精神不符，有损毛泽东的形象。

　　9月13日下午，华国锋的题词送到了编辑部，当晚，编辑部向共青团十大筹委会报告增加华国锋题词和毛泽东词三首，而《革命何须怕断头》与《青年革命诗抄》还是以不改为好。但是，团十大筹委会负责人拒绝了编辑部的这个意见。

　　在此前后，社会上已对《中国青年》出刊受阻事表示强烈的不满，也有人在西单街头贴出《救救〈中国青年〉》的大字报。

　　9月14日，编辑部再次上书华国锋及几位中央副主席，阐述理由，表示最好不要删改《革命何须怕断头》及《青年革命诗抄》。

　　14日晚上，那位中共中央副主席把杂志社小组长以上干部召集到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在紧张的气氛中从晚上8点一刻开始，一直开到午夜12点50分。会上，这位副主席说：“刚才第一个是讲出版的组织观念，第二个讲文章内容不符合华主席对天安门事件的估价。华主席在天安门问题上早讲过，为什么有人还在上面纠缠？这样行不行？嘴里讲，文章又那么写，现在还这样干，行不行？内容上有这个意见，叫韩英去谈谈，你们不改也可以。中央不知道，将来你们承担责任就是了。这期《中国青年》没有经过中央审查。已经发了四万一千份，得到了赞扬，你们不要挑这个矛盾，好像中央不让出版，筹委会不让出版。”“童怀周的大字报，贴出来，说不让《中国青年》杂志出版。大字报可以写，但《中国青年》第一期到底发生什么影响，你们要考虑一下，如果你们认为这样行，就按你们意见办。”

　　这位副主席最后说：“已发出的四万一千份换回来。”

　　《中国青年》复刊的第一期，惊动了华国锋、汪东兴等中央主要领导，也引发了上述一系列风波，但历经曲曲折折，终于“敲”定了。从《中国青年》复刊号的前前后后，也可以看出当时党内的思想斗争是多么的复杂，多么的尖锐（张湛彬：《思想解冻的春天》，页244—248；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

《天安门诗抄》的正式出版

　　童怀周编辑的《革命诗抄》和《天安门革命诗文选》，“七机部五○二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革命诗抄》编辑组”的《革命诗抄》发行后，他们请《人民日报》社转交给中央领导。《人民日报》社支持他们的行动，立即转交，却招致了中央一位副主席的批评。这位副主席一再下令追查是不是《人民日报》印刷的，是《人民日报》哪个负责人批准印刷的。他特别指出：《革命诗抄》最后一首诗的后两句“总理奇冤今日白，清明旧案何时清！？”，说“这个最坏”。他还说：已经讲过不要再提了，为什么还要提？

　　在此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也拿到了“非法出版”的《革命诗抄》，他们当然想正式出版，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怎样公开出版是要反复考虑的。1978年9月底，他们完成《天安门诗抄》的一切编辑、出版准备工作后，按照“文革”后期的做法，先印了少量的征求意见本分送有关领导人。然后，通过关系打听这些领导人的意见。这些领导人大都希望出版，但又无法公开表态支持。

　　转眼到了1978年的11月初，虽然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定性仍然没有改变，但是，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高层，都对改变天安门事件的定性提出了强烈呼吁。在民间，上海热处理厂的青年工人宗福先创作的直接反映天安门事件话剧《于无声处》上演，引起极大的反响。11月4日，《人民日报》率先发表了关于这一话剧演出后的报道，用的是《歌颂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斗争的时代英雄———话剧〈于无声处〉轰动上海文艺界》的醒目标题。11月10日上午，《人民戏剧》编辑部邀请首都戏剧界人士举行《于无声处》座谈会。11月14日，应文化部、全国总工会的邀请，《于无声处》剧组晋京演出。“天安门事件”不再是禁区。在党内高层1978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于当时党内外普遍关注的天安门事件，几乎各个组都提出了平反的要求。

　　1978年11月1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新华社电讯稿《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引起了极大的轰动。这则电讯稿，本来是在刚结束的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报道中的一段话，在当时中央对这件事情还没有公开明确的说法的时候，新华社单独摘出来发电讯稿，在舆论上推动了天安门事件的彻底平反。

　　在此前后，新闻媒体密切配合，推动天安门事件的平反。11月17日，《人民日报》第三版上，发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的《天安门诗抄》的前言和部分诗选；18日，又在第四版以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天安门群众活动的照片。同日，华国锋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了书名。19日，《人民日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电讯：《华主席为〈天安门诗抄〉题写书名》。

　　要求华国锋题写书名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华的欣然命笔似乎心理准备不足。华的题词送达后，全书早已印好，前言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已不能再改了，也无法以惯例加上一句感谢华主席亲自题写书名的话。只好在扉页反面用红字写明“本书承华主席题签”，连当时通用的“英明领袖”都没有，真是对“英明领袖”的不敬了（黎之：《回忆与思考——〈天安门诗抄〉出版前后》，《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2期）。

十大著名沉船残骸 [转帖]

　　在历史上曾经出现了许多次船只沉没海难事件，随着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一些曾经享有盛名，具有传奇色彩的船只已尘埃在海底，但是它们的过去和历史，却成为人们最期待探索的神秘主题。

1、“泰坦尼克”号
　　
　　“泰坦尼克”号是一艘4.6万吨排水量的“不沉底”远洋定期客轮，然而在其1912年处女航行中却碰撞在冰山上，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沉没于北大西洋，它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海难事件。直到现今为止，“泰坦尼克”号的航行、该客轮上的乘客，都成为人们讨论的富有传奇性色彩的话题。

2、古希腊装载橄榄油的货船
　　
　　希腊远古时期的货船被研究人员描述成为当时的“不间断货车”，它对于区域性货物贸易往来十分重要。考古学家对爱琴海200英尺深的海底打捞的古代货船陶罐残渣分析显示，这艘货船当时装载了大量花椒叶口味的橄榄油，经考古学家鉴定这艘货船是于公元前350年沉没海底的。据悉，这艘远古货船是由一个水下机器人勘测海底时发现的，当时发现了数百个双耳细颈椭圆土罐，其中三分之二是用于装载橄榄油，另一些罐子中很可能是装载着酒，当时希望希奥斯岛经常向外地贸易输出酒和橄榄油。

3、钻石地质学家意外发现海底宝藏
　　
　　地质学家在纳米比亚海域进行钻石勘探时意外地发现了一笔财富，他们在勘测过程中，发现了装满铜锭、象牙和金币的失事船只。这项发现由纳姆德比钻石公司发布之后，由纳米比亚和国际钻石巨头戴比尔斯公司组建的一支联合勘测小组进行了深入探索，初步分析显示这很可能15世纪末或16世纪初的西班牙或葡萄牙商船在暴风雨天气中沉没于海底，对货船上的打捞物品进行分析显示，该货船很可能是用于建造火炮或可能用于运送贸易象牙。如图所示，这是勘测人员打捞上岸的金币和黄铜板。

4、17世纪掠夺船“圣玛格丽塔号”
　　
　　1622年，一支由28艘西班牙船只组成的舰队满载着从新大陆掠夺的黄金、银子、铜币以及其他财物在经过佛罗里达海峡时遭遇了强烈飓风，其中至少有6艘船只沉没，这些船只上所掠夺的财宝也沉没在海底成为了海底宝藏。上世纪70年代，首先开启了对这处海底宝藏的打捞，80年代时，研究人员成功打捞到第二艘失事船只——西班牙大型帆船“圣玛格丽塔号”(Santa Margarita)，近年来，潜水员沿着“圣玛格丽塔号”失事的痕迹成功打捞到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宝藏，其中包括如图所示的珍珠。

5、多米尼加发现17世纪海盗的遗弃商船
　　
　　17世纪著名苏格兰海盗威廉·基德(William Kidd)遗弃了“格达号”商船，据称，沉没于海底的“格达号”很可能满载着财宝。近年来，研究人员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小型岛屿的浅海域里发现了“格达号”残骸，目前对这处残骸进行了水下保护。据悉，海盗船长基德在其海盗生涯中度过了人生多数时间，当时他和海盗们掠夺了印度“格达号”，这艘船上装满了缎子、丝绸、银制品、黄金和其他财物。1699年，基德遗弃了“格达号”，目前发现该船的所在位置在距离卡特琳那岛海岸70英尺处，该海域仅有10英尺深。

6、海盗“黑胡子”船长的旗舰残骸
　　
　　考古学家认为在北卡罗莱纳州海岸发现的火炮很可能属于18世纪臭名昭著的海盗船长“黑胡子”的旗舰。关于海盗船长“黑胡子”拥有许多传奇故事，他的真名可能是爱德华·蒂奇(Edward Teach)，1717年，他占领了法国奴隶船“协和”号，并将其改成“安妮女王复仇号”海盗船，最终“黑胡子”船长在北卡罗莱纳州海岸遗弃了这艘海盗旗舰。从打捞海域发现的几件古器物显示这应当是“安妮女王复仇号”的残骸所在地，但是一些学者对于这处打捞位置是否是“安妮女王复仇号”产生了置疑。目前正在进行的打捞和研究工作将在未来揭晓其神秘面纱。

7、英国胜利号载4吨金币
　　
　　前不久，考古学家发现1744年沉没于强烈暴风雨中的英国著名军舰“胜利号”位于英吉利海峡330英尺深的海域中。据悉，“胜利号”沉没后，虽然人们在多处地方发现了该军舰的残骸碎片，但是该军舰确切的沉没地点仍无人知道。曾有专家认为，“胜利号”是在奥尔德尼岛周边水域触礁沉没，对此舰长约翰·鲍尔钦(John Balchin)爵士和奥尔德尼岛灯塔看守人负有主要责任。但目前的发现澄清了并不是他们失职造成军舰沉没。依据奥德赛海事打捞公司宣称，“胜利号”军舰上至少有900人，其中有110门火炮，可能在舰船上装载着4吨重的金币。如图所示，这是打捞上岸的“胜利号”军舰的一个铜炮，上面刻有乔治一世的王冠图案。

8、秘鲁和西班牙争夺价值5亿美元的海底宝藏
　　
　　秘鲁和西班牙政府就1804年被英国军舰击沉的一艘西班牙军舰上的价值5亿美元银币的归属问题打上了官司，2007年，奥德赛海事打捞公司宣称发现了一处海洋宝藏，虽然该公司试图保守这只军舰的来源和在大西洋失事的具体位置，2008年这一秘密还是走漏了风声。随后西班牙政府宣称，这些宝藏属于西班牙沉没的大帆船“Nuestra Senora de las Mercedes”号，秘鲁也宣称发现的失事军舰属于本国，并表示在军舰残骸中发现的钱币是秘鲁银币，是在利马铸造的。

9、百年前美国矿砂船的沉没仍有谜团待解
　　
　　在美国苏必利尔湖面460英尺以下发现的一艘矿砂船残骸引起了研究人员的置疑，为什么这艘矿砂船仅在第二次航行时失事沉没。据悉，这艘沉没的“塞浦路斯号”矿砂船从威斯康星州的苏必利尔湖驶往纽约的布法罗市，在1907年10月11日，这艘船遭受了疾风，但是这样的暴风并不会影响现今的船只运行。当时，许多水手猜测水进入到了该船最新设计的装货口盖，由于该船建造时出现的劳工暴乱，装货口盖这部分的产品制造存在着一定的缺陷。然而这艘船仍保留着未解之谜，另一项谜团让海难研究人员十分费解——目前“塞浦路斯号”失事地点位于幸存者所描述地点以北10英里处。

10、神秘的德国航母——“齐柏林伯爵号”
　　
　　神秘的德国航母——“齐柏林伯爵号”
　　波兰海军已肯定他们发现了德国纳粹唯一一艘航空母舰“齐柏林伯爵号”的残骸所在位置，这艘航空母舰是于1938年建造完成，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希特勒逐渐对德国海军经费的削减，导致这艘航空母舰并未真实地参与军事行动。1947年，德国战败之后，苏联接管了“齐柏林伯爵号”，并将它作为射击靶子，最终这艘具有传奇色彩的德国航空母舰神秘沉没，也没有人精确知道它沉没的准确位置。直至波兰海军通过水下机器人发现到了该航空母舰的残骸。如图所示，波兰海军中校丹尼尔·贝斯泽克(Daniel Beczek)拿着一张介绍“齐柏林伯爵号”的照片，照片中顶部是该航空母舰的图样；中部中声纳系统；底部是上世纪30年代建造该航空母舰时的情景
 

谢泳：八十年代的一件小事[转帖]
 

谢泳

今年，许多报纸都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也有一些报纸找我写文章，我只写过一篇，谈邓丽君的歌声对我的影响。我认为邓丽君的歌声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内容，我希望以后专门研究流行文化的学者，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给她一席之地，有时候流行文化对思想的影响可能要超过主流文化，特别是对青年。

还有一件小事我很难忘，也写出来，或许对于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有帮助。中国近30年的进步，其实非常艰难，在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人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特别是其中一些小人物，历史不会记住他们，但历史进程中应该有他们的贡献。我从头说起。

1980年，我到晋中师专英语专业读书，因为对专业本身没有太大兴趣，我很多时间是自己看书。刚到晋中师专念书的时候，我还没有住校。当时晋中师专的条件非常差，一开始是想住校而不得，但到了学校要求住的时候，我倒不愿意住了。

那一段时间里，中国刚刚恢复律师制度，我家住处离榆次法院很近，榆次人称为衙门街，我就经常去法院旁听，那时我对律师职业非常向往。1983年，榆次第一次招考律师的时候，我已留校编报纸，我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去找了我师专的学长底安民，从他那里借了一点关于法律方面的书，可惜当时学校领导不让参加考试，我这个律师梦也就破灭了。但那段时间，法院一开庭我就去，慢慢有了一个感觉，而这个感觉至今还影响着我，那就是在法庭上看到所有被告，我感觉都是好人，都特别让人同情，当时的真实感受是被告无坏人，后来我明白，同情弱者是人最高的天性。人是非常脆弱的，再强大的人，在那种处境中，也非常可怜。后来我想，这种性格肯定是做不了法官的，因为在法庭上极容易对被告同情会影响法律的尊严和公正。

大概是1981年，我旁听了一个案子，至今还有一点印象。记忆中是一件投机倒把案。当时的法官是一位女士，那个时候榆次许多案子都是由她来担任审判长的，她的名字叫靳同（可能不是这样写，但读音不会错）。被告是一位工厂的技术员，名字我没有记住，但他的犯罪事实我记住了，是他在工作之余，帮一家工厂做了一点技术工作，人家给了他几百块钱，细节记不清了，但大体就是这样一件事。我印象中，那个技术员是南方人，年纪约有四十出头，在法庭上非常沉默，想辩解而不得，眼中含满眼水，但努力不让流下来。为他担任辩护律师的是当时榆次一位老律师，文革前可能就从事这个职业，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名字是叫张守中（至少读音如此）。这个因为利用自己的技术帮助别人，收了几百块钱的技术员，最后被判了三年徒刑（这个记忆可能不准确，但事实不会差太远）。

快三十年了，我有时候还记起那个技术员在法庭上的情景，我想在他一生中，在改革开放初期，他偶然做的一件事，可能改变了他的一生。我想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几年之后，这个技术员的案子可能早已改正（但愿如此），因为过了不久，他的行为不但不是犯罪，还是政府一度时期鼓励的，但这个技术员的一生可能已经会是另外的样子了。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其实有相当多小人物的经历构成了这个时代进步的足迹。我那时旁听过很多案件的审判，以我现在非常有限的法律知识判断，多数是不公正的，这个不公正，不是因为腐败，主要是因为当时流行的观念、法官的水平和法律不健全造成的。我相信社会进步是累进的，一步一步才走到了今天。电视台经常有“讲述”一类栏目，我想以后也应当找那些有类似经历的人出来，让他们诉说一下自己的苦处，因为在时代中流逝的小事，放在具体的个人身上却不小。老话说，为人辨冤白谤是第一天理，这也应当是纪念改革开放的题中应有之意。

 朱子南：我经历的一次会议合影[转帖]
 

关于会议合影，我想说说我的一次亲身经历，和现在不同的是，那是等领导人坐好以后，与会者们才在他们身后列队的。 1955年7月，中华全国学生第16届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其时，我是北京政法学院学生会主席，作为北京市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在会议结束之日的当天下午，全体代表乘车去中南海怀仁堂，等候周恩来总理的接见与合影。这次学代会规模不大，代表总共是195人，先在一间大屋子里等候，不久，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等同志来了，尽管事先有上届学联主席田德民打招呼，说周总理右手曾负伤，不要上去握手，但代表们还是一拥而上，争着同周总理握手了。这在现在的会议合影时也已是很难见到的一幕了。

随后，是周总理等领导人与全体代表去怀仁堂前的草坪照相。代表们四散在草坪上，周总理、陈毅副总理、胡耀邦等领导人坐下后，代表们还在东张西望，毕竟大多数代表是第一次进怀仁堂。七月的太阳很毒，西晒太阳更是使人热不可耐，陈毅脱下了短袖衫罩在了膝上，用扇子敲着头说：“热死了，热死了，快排好队！”这时代表们才在工作人员的招呼下排好了几列队伍，站到了领导人的背后。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一合影的局部，陈毅副总理的短衫就是罩在膝上的。这种潇洒的景象，于今在会议合影中也已绝迹了。

（摘自2月8日《文汇报》作者朱子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