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武汉叛逃秘闻[转帖]
1938年4月,正当全国人民与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军殊死斗争时,中共内部却发生了中共一大代表、时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的张国焘叛逃事件。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和中共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及长江局的其他领导同志,在武汉多次苦劝张国焘,真是做到仁至义尽。
一
1938年4月8日晚,抗战的临时首都武汉,位于汉口长春街57号的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仍在忙碌着,机要室的译电员正在紧张地收发报。蓦地,一份发自西安的电报令译电员大吃一惊,开头一句是:“张国焘私离延安到西安,可能近日抵武汉。”这份电报是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伯渠发来的,大意是:张国焘借祭黄陵之机,未经中央允许,私自带警卫员赴西安,又从西安乘火车到武汉,声称要找周恩来做蒋介石的统战工作。译电员接到这份火急电报后,半点不敢耽搁,急交中共长江局机要科长童小鹏,童小鹏也半点不敢耽搁,“咚、咚、咚”直上中共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的办公室,将电报交给周恩来。周恩来接过电报,迅即看完,感到事情严重,他那两挑浓眉凝皱着,思索着对策。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从1937年起,每年清明节时,国民党方面和****方面同时派代表到位于陕西中部县(现为黄陵县)的黄帝陵,向黄帝祖先致祭。国民党方面代表就近从西安派出,****方面的代表则从陕甘宁边区政府派出。此次活动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项内容坚持了下来。1938年4月初,时值清明扫墓之际,中共中央拟派人又一次前往黄陵致祭。这次派谁去呢?时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中央实际负总责的毛泽东拟派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理茹去。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张国焘得悉后,一连几日数次找毛泽东,要求带队祭黄陵。在张国焘的再三要求下,毛泽东只好同意了,但叮嘱他说:“你一定要去,就快去快回来吧。”得到毛泽东的应允,张立即着手筹办祭陵事宜,写祭文、安排随行人员等。
4月4日,张国焘带边区政府陆秘书、警卫员张海和一班警卫战士乘一辆卡车从延安出发南下,中午到达黄陵镇。国民党方面派往祭陵的西北行营主任蒋鼎文也到了那里。下午,国共两党人员一同到黄帝陵,张国焘和蒋鼎文各自在陵前念了祭文,然后,双方一起游览了陵园。晚上,祭陵人员在镇上住下。在此期间,张国焘与蒋鼎文一见如故,打得火热,有相见恨晚之感,两人吃住都在一起。第二天,祭完黄陵后的张国焘理应返回延安,但他却叫陆秘书和警卫班长李开国带战士们先走,说他要到西安找林伯渠商量边区的事情。陆秘书等听张国焘这样说,就和警卫战士们乘车先回延安去了。待陆秘书他们走后,张国焘带警卫员张海与蒋鼎文一行同乘国民党的车前往西安。
傍晚时分,车到西安,张国焘对警卫员张海说:“小张,天色已晚,我们就近找个旅馆住下再说。”于是,他们住进了蒋鼎文介绍的专住国民党高级将领的西京招待所。张国焘住进西京招待所后,又与住在这里的国民党高级将领频繁接触,而且一住就是两天,只字不提找林伯渠的事。张国焘的举动引起了张海的疑心,但张海对西安市区的道路不熟,加上张国焘一时要他倒茶,二时要他打洗脸水,无法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报告。直到7日,张国焘才把西安八办的电话号码告诉张海,要他去打个电话给林伯渠,叫林伯渠到火车站来一下,说他要到武汉去找周恩来副主席,有要事同他商量,车票都已经买好了。张海不解地问:“张主席,你不是说要找林主席吗?怎么一下子又要到武汉去呢?”张国焘顿时不悦,说:“这事不用你管,我自有主张,你只管去打电话,不要多问!”见状,张海不便多问,就去打电话。
这一边,住西安八办的林伯渠一接到张海打来的电话,感到事情紧急,立马赶到火车站。此时,国民党西北行营的人已把张国焘送上了火车。林伯渠疾步上到车厢,劝张国焘下车,有什么事回去后再说。张国焘执意不肯,非要到武汉去找周恩来,并说了些不利于党内团结的话,发牢骚。林伯渠批评他不应该这样,还是劝他下车。张国焘置之不理。此时,火车已拉起了汽笛,缓缓启动,林伯渠只好下车。下车后,林伯渠匆匆赶回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给中共中央和中共长江局发了两封电报,这即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二
且说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中共代表团负责人和中共长江局副书记的周恩来接到西安林伯渠的电报,立即转给长江局其他领导同志看,并一起商量对策。正商量时,机要科长童小鹏又急匆匆送来一份中央来电,大意是要设法找到张国焘,促其觉悟,回党工作。接到中央的指示,周恩来等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派长江局秘书长李克农、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副官邱南章、吴志坚等人到铁路部门查询西安至武汉的各趟列车及行车时间。经打听,当时西安开往武汉的列车只有一班,到站是汉口大智门火车站。根据李克农他们了解的情况,周恩来掐指一算,张国焘是7日离开西安的,估计最早9日可抵汉。于是,他吩咐李克农他们从次日起到大智门车站去接,一定要赶在国民党特务前头截回张国焘。
从9日开始接连两天,李克农、邱南章、吴志坚等人专程赴大智门火车站接张国焘,都没有接到。武汉地下党组织也派了几个同志配合,他们化装成卖盐茶鸡蛋、油炸臭干子、算卦的等,占据着车站广场的有利地形。张国焘是7日离开西安的,按火车行车时间推算,早则9日,最迟10日即可到汉,为什么没有如期到达呢?难道这当中又出了什么异端?原来事情确出有因,张国焘与警卫员张海7日乘坐的不是客车而是国民党的运兵车。车上,张国焘又与国民党的军官们谈得火热。到洛阳站,张国焘叫张海去发了两封信,一封是给毛泽东的,大意是他此次不辞而别,想到武汉去做些工作;一封是给当时住延安的老婆杨子烈的,说他在延安很苦闷,现到武汉去,希望杨子烈带儿子海威来武汉住。火车到郑州后继续向徐州方向开,张国焘和警卫员张海下了车,拟在这里转车去武汉。由于当时没有到武汉的车,他们在铁路边的一家旅馆住了一宿,次日才乘上西安去武汉的列车。
这一边,周恩来等中共长江局的领导揪着心。11日上午,周恩来决定亲自去火车站接张国焘。他和李克农等七八人来到大智门火车站。10时许,从西安开来的列车徐徐进站,车刚停稳,周恩来等人就迎上去,在人群中寻找张国焘。可是,待旅客全部走完了也没有见到张国焘的身影。难道今天又扑了空?周恩来觉得诧异,叫李克农等几人上到车厢去逐一查找。李克农等人便一节节地查看。一节,没有,两节,没有,三节、四节……直到前面10多节车厢都查完了,还是没有。只剩最后一节了,忽然,“国”字脸的张国焘出现在大家面前!他正坐在靠窗的简易桌前与两个男人谈笑风生。一见李克农等,张国焘的笑脸马上变得严肃起来,说:“李克农,你们来干什么?”李克农说:“张主席,是周副主席请你,他也到车站来了。”张国焘将背对着李克农等,板着脸说:“我的事不用你们管!”这时,那两个坐在张国焘对面的旅客模样的人见到身着八路军军服的李克农等,连忙溜下了车。原来他们是国民党特务,正在车上与张国焘等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人来接。闻讯,周恩来上到车厢。张国焘一见周恩来,苦笑着说:“你们好。”周恩来和蔼地对他说:“老张,我们得知你从西安来的消息,一连到车站接了三天,今天总算接到了。”张国焘解释说:“我们在郑州转车时耽搁了,所以来晚了。”周恩来要张国焘到武汉八办去住,张国焘不肯,非要住那价格不菲的大华饭店不可。周恩来见他执意不肯去八办,只好先让他住大华饭店再说,但把副官邱南章留了下来。周恩来关切地说:“这样也好,老张,你就先住大华饭店吧。你坐了一天车,累了,先休息休息。不过老张,你是该好好想想,有什么心事,希望你都讲出来,我们晚上再来看你。”
是日晚,汉口大华饭店,周恩来带李克农、罗炳辉来到张国焘住的房间。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张国焘说:“老张,你是一个老同志了,有什么心事,请不要顾忌,都讲出来,是对是错让大家来分辨。”张国焘反驳道:“错?我有什么错?我参加革命比谁晚?工作比谁少?长征二万五千里,我比谁少走半步?”罗炳辉指责他:“你没错?长征中你另立中央分裂红军分裂党,你这算什么?”李克农也插话:“你这次私自外出,又算什么?”周恩来打手势示意他们不要再往下说,仍用温和的口气对张说:“老张,可不能这样认识问题,党组织和同志们都十分关心你。对你过去的错误进行批评,是为了今后更好地工作。****人从入党那天起,就把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都交给党了,在党面前,难道连自己的错误都不敢正视吗?我们连牺牲都不怕,难道还怕批评吗?”张国焘无言以对,耷拉着脑袋坐在一边。周恩来又继续开导:“老张,你这次代表中央祭黄陵,祭完后就应回延安去,你怎么能不回延安又不打招呼地到西安、武汉呢?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我希望你冷静地思考思考。”张国焘对此避而不谈,而是抱怨中央在延安会议上对他的批判和作的结论不对。周恩来严肃指出:“老张,中央过去对你所犯错误的揭露和批判是完全正确的,当时你是承认了的,怎么今天又翻案呢?你不仅在红军时期有错误,而且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中也有错误。即使你对中央有意见,也只能向中央提出,怎么能擅自离开中央自由行动呢?”张国焘又是缄口不言。见状,周恩来说:“老张,你既然到武汉来了,那就歇两天再回延安吧,不过,我们还是希望你搬到八办去住。”这次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两点钟。临走时,周恩来叮嘱张国焘一定打个电报向中央承认错误,并请示对他今后工作的指示。
迫不得已,12日上午,张国焘给中央发了份电报:“毛、洛(即洛甫,张闻天):弟于昨日抵汉,不告而去,歉甚。希望能在汉派些工作。国焘。”与此同时,周恩来等长江局负责人也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发了份电报,介绍了张国焘在武汉的情况。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即给陈(绍禹,即王明)、周(恩来)、博(古,即秦邦宪)、凯(丰,即何克全)回电:“为表仁至义尽,我们决定再给张国焘一电,请照转。”中央给张国焘的电文是:“国焘同志:我兄去后,甚以为念。当此民族危机,我党内部尤应团结一致,为全党全民模范,才能团结全国,挽救危亡。我兄爱党爱国,当能明察及此。政府工作重要,尚望早日归来,不胜企盼。弟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晚上,周恩来拿着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的来电到大华饭店,将电报交给张国焘,并详细地向他介绍了当前武汉地区人民群众高涨的抗战热情,又一次与张国焘促膝谈心至深夜。周恩来苦口婆心地说:“老张,当前全民抗战的热情是如此的高涨,你作为一个老党员、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可不应落在群众的后头哟!党中央的来电讲得很清楚,边区政府的工作在等着你,边区的人民在等着你张主席,你可不要辜负中央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希望哟……”并一再劝说张国焘先到八办去住,一切都可当面商量。张国焘敷衍了几句,仍坚持不住八办。
13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长江局会议。会上分析了张国焘自祭黄陵以来的表现,认为他到武汉的目的很有可能是投靠国民党,但我们还是要把他拉回来,做到仁至义尽。会上决定让张国焘自己活动一天,以观动静。这天,张国焘先后找了陈立夫、周佛海及当时已被中央开除的陈独秀。乘张外出之机,按周恩来的布置,李克农和邱南章到大华饭店把张国焘的行李转到了长春街八办。待张回到饭店,生米已煮成了熟饭,只好到八办住下。
在八办,周恩来等长江局的领导人又一次开导张国焘,但张仍充耳不闻。14日,张国焘提出要到武昌去见蒋介石,向他报告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工作。周恩来只好同意,并陪同前往。在蒋介石官邸,张国焘一见蒋就卑躬屈膝地说:“兄弟在外糊涂多年。”周恩来立即针锋相对地说:“你糊涂,我可不糊涂。”接着张国焘语无伦次地说了些有关边区政府的事。蒋介石一看这场面,也不好多说,只哼哈了几句。从蒋介石那里出来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张国焘在蒋介石面前低声下气的态度。在武昌轮渡码头等船时,周恩来遇见一个熟人,与他交谈起来,眨眼工夫,警卫员张海说张国焘不见了。周恩来和张海找遍了整个码头,也不见张国焘的踪影。周恩来脑海里顿时闪过一个念头:张国焘跑了!
回到八办,周恩来立即发动长江局和八办的同志们分头去查找张国焘,重点放在武昌地区。武汉市由汉口、汉阳和武昌三镇组成,武昌不同于汉口和汉阳,这里是当时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聚集地,蒋介石的行营、胡宗南第八战区司令部等均在东湖一带。根据张国焘连日来的表现,他很可能要与国民党特务接头。到武昌去找的有李克农、童小鹏、邱南章和吴志坚四人。他们先从张国焘贪图享乐着眼,逐一查询武昌的大饭店、大酒楼、大旅馆,但不见张国焘的踪影。眼看天快黑了,四人都很着急。张国焘究竟钻到哪儿去了呢?忽然,李克农大叫一声:“有了!”大家都问:“什么有了?”李克农兴奋地说:“我怎么就忘记了张国焘还有一个名字叫‘张特立’呢?说不定他会用这个名字登记住宿。另外,他为避开我们的视线,会不会打破常规不住大饭店而住小旅社呢?”听完李克农的话,大家都说有道理。于是四人又逐一地查询武昌的小旅店、小饭店,终于在一家地处偏僻很不起眼的小旅馆找到了张国焘,登记簿上果然用的是“张特立”名字。见到李克农一行,张国焘满脸惊色,说:“你们怎么找到这里来的?”忽又板着脸说:“怎么老跟着我!”不由分说,李克农四人连拉带拽地把张国焘“请”回了八办。
八办,夜已深,张国焘的住房仍亮着灯。周恩来再一次苦劝张国焘:“国焘同志,你不要忘记你还是一个****员,你信仰过共产主义……”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那是过去的事了。”周恩来严肃地说:“不,党组织和我个人都期待着你。你过去虽然有缺点,有错误,但我们还是殷切希望你改正错误,不能怨天尤人,不能消极悲观,更不能对过去的信仰产生怀疑、动摇。”张国焘蛮横地说:“我现在就很怀疑、动摇!”周恩来沉思了一会说:“老张,像你这样的知识分子党员,又担任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对党的信念可不能有半点的动摇啊!一定要慎重,不能凭一时感情冲动,更不能凭意气办事……”
15日,张国焘一早就起了床,吩咐警卫员张海上楼去看看周副主席起床没有,说有重要事情向他汇报。张海上到四楼,向周恩来转达了张国焘的话。周恩来觉得不对劲,说:“小张,你赶快下楼去,张国焘可能又要溜!”张海急忙下楼,一看,张国焘果然不见了。张国焘再次逃脱!周恩来发动长江局和八办的工作人员、警卫战士又一次出外查找。同时,他与长江局其他负责人在一起开碰头会,商量对策。根据张国焘近日的表现,大家认为张国焘要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无疑,挽回的可能性很小。会上商定出对张国焘的三条办法,必要时给他下“最后通牒”。
再说分头查找张国焘的几拨人,在汉口像梳辫子一样每一条街、每一条巷地搜寻,直到夜幕降临都没有发现张国焘。难道这回他不在汉口,而在武昌、汉阳?周恩来与李克农等分析,张国焘这次逃走,带有一口装着衣服和大量钞票的皮箱,加上身体肥胖,不可能走得太远,一定会借助黄包车等交通工具,可以通过我地下党组织在拉黄包车的工人中查询。于是,大家又分头行动。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不久,一位黄包车工人急匆匆赶到八办,送来一张字条,字条上写着:“张国焘现在太平洋饭店。”周恩来得悉后,立即与李克农等赶到太平洋饭店。在饭店登记簿上,他们查到“张特立”的名字。在二楼一间装饰豪华的房间里,张国焘正在看报,忽见周恩来等人,神情顿显沮丧。周恩来严厉批评了他,并叫他回八办去住。张国焘死活不肯。周恩来见状,也不便硬拽,就义正词严地向张国焘提出与王明、博古、凯丰等议定的三条办法:一、改正错误,回党工作。这是组织和我个人所期待的。二、向党请假,离开工作岗位,暂时休息一个时期。三、自动声明脱党,党宣布开除你的党籍。张国焘不假思索地说:“这第一条是不可能的,后两条可以考虑。”周恩来痛心地说:“老张,对这样重大的问题,一定要慎重又慎重啊!这样吧,给你两天时间考虑,我们过两天再来看你。”张国焘说:“那就让我闭门静思两天吧。”临走时,周恩来叮嘱张海:“好好照顾首长,有事随时找我。”
次日,根据张国焘愈演愈烈的表现,周恩来与王明、博古、凯丰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建议书记处负责同志利用作报告和讲话的机会,说明张国焘路线应由他一人负责。对原红四方面军干部应表示亲切团结,以便为最近公开反对张国焘作政治上的准备;同时不要因此事增加红一、红四方面军的隔阂,而应更加增强全党的团结。
三
在张国焘闭门思过期间,周恩来的心一直揪着,还是希望张国焘能回党工作。17日,周恩来正准备与王明、博古等一起到太平洋饭店,去听张国焘的最后答复。突然,张海气喘吁吁地跑来,边递给周恩来一张字条边说:“周副主席……张……国焘……又跑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17日上午,张国焘给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打了个电话,约戴到饭店来谈话,表示他要公开投靠国民党特务机关。随后又给胡宗南的第八战区司令部驻汉口办事处处长打了个电话,约其谈话。不多久,特务机关的两辆小轿车驶进太平洋饭店,从车上下来几个便衣特务直奔张国焘的房间。张海问他们是干什么的,特务们不理会他,其中两人冷不丁把张海死死抱住,另两个把张国焘拉上车后,才把张海放掉。离开时,特务们还故意对张海吹口哨,气得张海直跺脚。听完张海的诉说,周恩来等人不禁义愤填膺。当天,中共长江局召开会议,决定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张国焘的叛逃经过,并拟出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草案,建议中央迅速向党内军内进行解释,利用开除张国焘的机会,加强党和军队的团结。
4月18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并向全党公布。决定指出:“张国焘已于4月17日在武汉自行脱党。查张国焘历年来在党内所犯错误极多,造成许多罪恶。其最著者为1935年进行公开的反党反中央斗争,并自立伪中央,以破坏党的统一,破坏革命纪律,给中国革命以很多损失……此次不经中央许可的私自离开工作,跑到武汉,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路线表示不信任,对中国革命的光明前途表示绝望,并进行破坏全国抗日团结与全党团结的各种活动。虽经中央采取各种方法促其觉悟,回党工作,但他仍毫无改悔,最后竟以书面声明自行脱党。张国焘这种行动不是偶然的,这是张国焘历来机会主义错误的最后发展及其必然结果。中共中央为巩固党内铁的纪律起见,特决定开除其党籍。并予以公布。”为统一全党认识,4月19日,中央又向党内发出《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报告大纲》,把张国焘的叛变事件当作党内的反面教材。4月20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党员大会上,周恩来先讲述了张国焘自祭黄陵以来的叛逃经过,接着张国焘的警卫员张海以切身经历介绍了张国焘的举止言行,然后,周恩来郑重宣布《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宣布完后,他感慨地说:“同志们,张国焘不听组织劝告,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我们一定要引以为戒!我们一定要在当前艰苦复杂的斗争面前坚定无产阶级立场,永远忠于党,革命到底……”4月22日,中国****在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发行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张国焘叛逃时,他的妻子杨子烈和儿子还在延安,当组织上把张国焘叛变的消息告诉杨子烈时,她表示要到武汉对丈夫进行规劝。党中央同意了她的要求,把母子俩送到武汉八办。周恩来希望杨子烈对张国焘好好进行劝导,不要对党做得太绝了,并派副官邱南章把他们送到武昌胡宗南第八战区办事处与张国焘团聚。
张国焘叛逃后,叫人带信给八办,要警卫员张海回到他那儿去。周恩来问张海去不去。张海说:“我是个****员,难道他不革命我也不革命吗?”坚决表示不愿意去。周恩来夸奖他:“你是个好同志,不去对!”后来,张海回到了延安保卫处。
“张国焘叛逃,连一个勤务员也没带走。”周恩来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