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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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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妻子陈香梅[转帖]


  要使我自己“适合”于陈纳德将军,不但涉及我生活中某些地方的改变与调整,并且要自觉地避免其他任何的变动。我为了深爱我的丈夫,欣然地接受这两种条件。
  我发现,譬如,在这样整体的精神及物质关系中的两个人,
对于起床与休息的适当时间,观点竟相当有别。

  多年来,任记者之职,我养成晚睡的习惯,十点早餐,工作到夜晚,午夜前少有上床的机会。我不久就知道,将军是一名“早起床,工作久”的信徒,在工作限度及社交生活许可下——十点半就休息。这也变成了我的作息表。我们七时进早餐,在满布朝露的花园散步,八时前即动身赴办公室。

  我一直不曾分享他的两个习惯——午睡及过量的香烟。我们在民航队同时供职时,难得接受午餐的邀约,通常午餐是用简单的点心,餐后,我常往南京路或同孚路一带,购买零星用品,而将军则到他办公室中特备的“午睡榻”休息。在他每日“霎眼四十下”时,他得到有效的保护,不接电话或访客。

  已经五十岁了,他还是一位优秀的运动家。网球场上,他身手敏捷,技巧娴熟,我从未见他玩羽毛球时败北。救总空中运输工作开始后不久,他组织了一个棒球队。他亲自参加球队出战,担任“投手”,和当地其他球队比赛中,获得多次冠军。当他被询及如何保持其速度、精力及优越的健康时,他归功于每天半小时的午睡。

  在此期间,他仅有的毛病是支气管炎的偶尔发作,这个病从他早期飞行时代,就一直在折磨他。然而我所关心的乃是他的大量吸烟。醒的时候他采取一种连锁吸烟的方式,遇到麻烦或不能解决的问题,使他无法成眠时,他会吸着烟,在地板上不停地踱来踱去,呆呆地默想。我一定会醒来同他讲话。有时由于我的片语只字,他得到安慰,甚至鼓励。也有的时候,他会说:“睡一下吧,小东西。我必须想一会儿。”

  “不要吸烟太多。”我经常力劝,却招来他的微笑。“这是我仅能有的少数消遣之一。”他会这样回答。

  在婚姻生活的和谐气氛里,如果我觉得有什么必须重新调整的,那么,有两件事情,是将军希望我永远不要改变的:

  “我要求你两件事,亲爱的,”我们婚后不久,有一天他说道:“一件是,继续做一个中国妻子。第二是,保有你美丽窈窕的身姿。”

  我确知后面的要求,是一个做丈夫的一般希望,不过将军特别不喜欢超过体重的女人。他认为这种女人对丈夫的爱心不足,因为她不为他保有美色。

  他希望我继续做一名“中国妻子”,也是千百万的丈夫们,纵或他们的妻子并非中国人,与他同有的希望。将军所谓的“中国妻子”,我应加以解释,就将军的意思,“中国妻子”是让他为一家之主,而不是像许多女人似的,总想自己管理事务。

  一个中国妻子首先并最重要的特色是服从——不是奴隶性或屈从,而只是具有技巧与美德,使她的丈夫感觉,他真正是一家之主。

  依据中国传统,良好的妻子避免与丈夫争辩,相期以爱、了解、奉献和一种自觉的满足,让他决定家庭大计并领导一切。

  中国妻子知道,在小的问题上退让,而在重要的事务上运用高超、温和的溶解艺术。譬如对孩子们的照顾与管教,通常是可以控制家庭生活的主要形式。她满足于表面的失败,却是实质的胜利,给他丈夫占有表面的胜利,却在实质上是失败的。一言以蔽之,她是聪敏、文雅的女性,她将外交家的机智与精神病学者的方法互相糅合,但所用的方式却是小心翼翼的努力。

  再者,她是女性化的,并且满足于继续如此甘心乐意接受女人的角色。她不期望她的丈夫料理一些琐事,譬如烧饭、清扫,或者照顾孩子。她也不期望,经常得到崇拜及侍奉,反而喜欢串演妻子的传统角色,注意她的丈夫得到适当的照料,以及必要时饱以甘饴。

  在社交的场合里,她可以参加讨论政治,可是绝不至于达到和她丈夫发生剧烈争执的程度,如此才不会让她的丈夫丢脸,或者造成她与他意见不合的印象,使得两个人同时丢脸。

  对于西方世界的许多女人,这种哲学可能听来有点古老,特别对美国女人。我可以说,这不仅是陈纳德将军的观点,认为妻子应当以此持身,并且就我的意见,是大多数东西方男人所共有的观点。我更进而相信,假如更多的女人遵守这种哲学,就会有更少的不快乐家庭,争吵,及离婚。我这种观点是基于自身的经验,以及对别人婚姻生活的观察。

  就我自己的情形,虽然我是个性很强的人,在达成将军要我继续永远为“中国妻子”,我却发现我已得到幸福与满足。我纵然绝不想跋扈,还避免争辩,却从不会感觉被忽视或规避,因为将军是体贴的,他知道要两个人才能促使婚姻的成功。

  本文摘自《一千个春天婚姻的自述》,陈香梅著,文汇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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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的美容秘诀[转帖]

 

秘诀一:松仁粽子糖

  慈禧的很多病症都是因为压力过大、心情不好所致,而松仁粽子糖是由多种中药配成,有清痰润肺、健脑强身等作用,对体虚脱发有特殊滋养功效。内病祛除了,容颜自然也就焕发光彩了。

秘诀二:人参

  每天,慈禧
都会吃一钱人参。她的吃法非常奇特,不咽而是含在嘴里,直到含化为止。曾经有人写文章说,慈禧口齿不太清楚,其实不然,试想慈禧经常含着人参说话,当然会让人听着费劲了。

秘诀三:珍珠粉

  慈禧10天吃一次珍珠粉。把珍珠碾成粉末,调成粥状吃下去,然后用一杯温水倒进嘴里和珍珠粉一块咽下。

秘诀四:玉容散

  慈禧年轻时就得了面部痉挛,脸左侧自眼以下带额头的肌肉经常抽搐,直到她45岁那年才被彻底治好。这一年,御医李德立、庄守和为慈禧研制成功了“玉容散”。慈禧使用的玉容散,材料是白芷、白牵牛花等,再加上白丁香、鹰条白、鸽条白等八味药,磨成细末洗脸用。而其中的白丁香、鹰条白和鸽条白,分别是麻雀和雄性鹰、鸽子的粪便。别小看这些鸟粪,它们有化积消黯和防皱灭痕的功能。

秘诀五:化妆品

  慈禧在美容养生上只信国货。比如说慈禧用的胭脂,就是用北京西郊妙峰山玫瑰园中的玫瑰花捣制而成。口红就更复杂,先把凤仙花捣成碎末,再把棉纸裁成小块,在凤仙花汁中浸泡、晾干,等到用的时候在唇间一抿,便上了色。

秘诀六:特制面膜

  据清宫医案里说,面膜是御医张仲元献给慈禧的,“用一枚鸡蛋,磕一小孔留清去黄。在蛋内装入朱砂的细末,然后用蜡将小孔封住。再将鸡蛋放回鸡窝里,让母鸡孵。等别的鸡蛋孵出小鸡的时候,把朱砂蛋取出当面膜用。据说可以让皮肤白里透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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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商文化之解读[转帖]

 

 央视开年大戏《走西口》的热播,使人们又开始关注晋商文化。
  提到中国金融鼻祖,首先想到的就是李大全、雷履泰两位山西人。在两位天才大师的推动之下,山西商家不仅凭借智慧积累了巨大财富,创造了经济奇迹,而且他们独创的经营模式,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形成了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力的
精神家园,后人称之为晋商文化。择其要有六:

  第一,重商轻文观念。明清两代直至民国前期,晋中百姓的择业观念普遍倾向于重商轻文。在人们的眼光中,读书成名固然好,但那是一条独木桥,一百个学子中有一个能考取功名就不错了,而经商却是一条广阔的路子。所以更多的家庭将最有出息的孩子在十二三岁初识些文字便送到字号学徒,父母最大的期盼是儿子将来凭经商出人头地。当时平遥民间流传一首歌谣:“大儿雷履泰,二儿毛鸿翙,三儿不成器,还是个程大培。”其中雷履泰是日升昌票号大掌柜,毛鸿翙是二掌柜,程大培是三掌柜。从这首歌谣可看出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理想取向。

  第二,羡富心态。山西商人所从事的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自我,有利于乡亲的大事业,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集智者强者勇者富者于一身的人格魅力有着极强的感召力。人们以成功的富家为楷模,奋起仿效。

  第三,最早创建了自我特色的商业黄埔军校——学徒制。这是一种特殊的德智体全面培训最为有效的方式,不收学费,信用担保,考核极为严格,优胜劣汰自成规则。这种学徒制在票号之前已有积累,票号产生之后更加规范,选拔人才、理论学习、技能培养、实践历练,形成完整的制度,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式MBA商学教育。

  第四,首创相与制。他们以诚信为纽带,为了最大限度规避风险,创立了战略合作伙伴机制,行业间实行最惠国待遇,是晋商特色的WTO。凭着这种机制的有效运行,晋商保持了百年长盛不衰。

  第五,打破垄断,培育竞争机制。日升昌票号在中国金融史上开创了一个崭新时代,连锁分庄形成覆盖全国的金融网,成为全国唯一的汇通天下金融垄断财团。然而雷履泰以未雨绸缪的目光透视到了这样一个危机:没有竞争的垄断,长此以往势必会走向衰萎。那么怎样才能打破这种独家垄断的局面,以保持票号业旺盛的生命力呢?唯一高明的选择是设置竞争对手,具体操作只能是再开一家或几家票号。那么谁可堪担当此任呢?最佳人选便是毛二掌柜。于是雷履泰忍受着被世人误解和后人曲解,导演了一出极为高明的反垄断大戏,以特殊方式“逼”毛鸿翙离开日升昌,借助侯百万的财力二次创业,一举创办成功蔚泰厚等五座票号。后来,雷履泰又不失时机创办日新中票号,这样,两大集团七家票号,商海鏖战数十年,在激烈的竞争中都强化了自身,推动了中国票号业大规模发展。咸丰年间票号业扩大到了相邻的祁县和太谷,形成晋商票号业真正意义上的汇通天下大势。

  第六,以敬业和诚信为第一要义的晋商精神。

(《深圳特区报》2.2 克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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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人吃人肉:心脏做醒酒汤[转帖]


  日来从书架抽出《清明上河图》画册来翻,画游于斯,果可得汴京酒菜、声色、人肉包子、****之气息。图的也是熏得那古道颜色中的半分气魄、一点灵性。《清明上河图》隔些日子我就要去翻翻的;人肉的文章已经做过,那是由于去年入夏,我想生啖吾乡一帮小泼皮心脏之故,生啖,就很生猛,但手法上还不够雅。大凡吃颗心脏也有吃的讲究,《水浒传》里的矮脚虎王英就知味。因为吃多了,手下的那些个小喽啰也无需他再教唆:“只见一个小喽啰掇一大铜盆水来,放在面前。又一个小喽啰卷起袖子,手中明晃晃拿一把剜心尖刀。那个掇水的小喽啰便把双手泼起水来,浇那心窝里。原来但凡人心都是热血裹着,把这冷水泼散了热血,便脆了好吃。”

  ——他们这是要做道醒酒汤来吃。

  吃人肉最好是烧烤,宋江问道:“哪个兄弟替我下手?”(枭雄声口)。

  “只见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我看他肥胖了,倒好烧吃!晁盖道:说得是!教取把尖刀来,就讨盆炭火来,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与我贤弟消这怨气!李逵拿起尖刀,笑道:你要快死,老爷却要你慢慢死!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割一块,炙一块。”完后,心脏当然不能浪费,还是“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

  北宋吃人肉在民间是不少见的。到了靖、康,庄季裕在《鸡肋编》说:“人肉之价贱于犬豕,肥壮者一枚不过十五钱,全躯曝以为脯。又:登州范温率忠义之人,泛海至钱塘,有持至行在充食者。”

  《知堂集外文1926—1948.往昔·修禊》杂诗中就记此典故:……次有齐鲁民,生当靖康际,沿途吃人腊,南渡作忠义,待得到临安,馀肉存几块,哀哉两脚羊,束身就鼎鼐,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

  知堂一度自赞:犹幸制熏腊,咀嚼化正气。一句,可以算是打油诗中最高之境界,自己也觉得仿佛是神来之笔。如用别的韵语形式去写,便决不能有此力量,倘想以散文表出之,则又所万万不能者也。

  诗中的“两脚羊”是人肉黑话之通称。若按细致地分类,老的男子谓:饶把火;妇人少艾称: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

  知堂老人的诗文看似雅趣横生,实则有无量的悲苦。他总像不动声色的老僧,坐在清幽的树下,慢条斯理地陈述,历史的烟云静落在那儿,人间的苦乐映现在那儿。你觉得红火的存在都已过去,荣辱明暗不过瞬间的泡影。这种大悲凉之静谧,在他含蓄的法帖中,隐含的恰是人间的苦痛。

  在那首《往昔·修禊》杂诗注释之收尾处他说:“昔日鲁迅在时最能知此意,今不知尚有何人耳。(文/的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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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魏陶俑”高仿品骗过专家[转帖]
 


  1994年夏天,一中年男人将在北京潘家园买到的骑马俑带到了自己的单位——国家博物馆。陶俑刚摆上桌,就引起专家们的注意,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件北魏时期的珍贵文物。这些出土陶俑可能是前不久在河南被盗掘的北魏大墓里的陪葬品。在专家的呼吁下,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拨出专款,派出专家,抢救性收购市场上出
现的北魏陶俑。短短几个月就从古玩市场收购了数百件北魏陶俑。
  接下来,奇怪的事出现了:北魏陶俑越卖越多,价格越来越便宜。于是,有人提议重新对这批北魏陶俑做一次集体鉴定。这次鉴定专家们出现了分歧,有人说真、有人说假。国家文物局决定暂停收购,并联合河南省文物部门对此事彻查。

  调查结果出乎意料:最近所有涌进北京古玩市场的北魏陶俑,都出自洛阳北邙山上的南石山村村民高水旺家。

  据当地公安人员讲,他们跟高水旺打交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头一年,海关查获了一批运往境外的“唐三彩”马与乐俑,经专家鉴定和仪器测试,都一致证明是鲜卑拓跋氏政权时期的文物。公安人员抓到了卖主,要按倒卖国家一级文物定罪。卖主大叫冤枉,说这批唐三彩是高仿品,全都出自乡党高水旺之手。

  公安人员请了专家来到高水旺家。全傻眼了——像这样的“唐三彩”,堆满了高家后院。专家们突击收购的那种“北魏陶俑”,在高家还有数百件。这种局面让专家们感到很尴尬。

  为什么那些唐三彩做检测能顺利通过呢?有个卖主揶揄说:“蒙专家太容易了,无非就是掌握好胎,釉、型、工、旧这几个方面的诀窍,做得和故宫里面的—模一样,他们就认。过检测关也不难,让唐三彩和陶俑坐坐飞机就行了。”

  的确如此,那些农民带着这些高仿品在机场登机时必须经过X线检查,而实验证明,经过X线照射的陶瓷,每一秒钟会将釉面老化程度提早200年左右。这一来二往的,一件新仿品便变成了通过仪器检测的“文物”了。

(《羊城晚报》1.28 吴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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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走了[转帖]

 

作者:李新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中共北方局整风的高潮是在1943年,但从毛泽东1941年5月发表《改造我们的学习》之日起,我们关于整风的学习就开始了。那时,我在北方局青委工作,主要的任务是办青年干部训练班,训练县青委书记以上的青年干部。杨献珍当时是北方局的秘书长,同时又担任北方局党校的教务长,实际上党校的工作都由他负责。北方局党校和青训班驻在一起(同住一个村)。我和献珍同志关系很好,他认为我不但政治上可靠,而且能干、会办事,不像他那样书呆子气(杨献珍自己这样说)。他把北方局秘书处和党校的一些事情都委托我办理。因此,这个时期,中共关于整风的函电,我全都看过。

关于中央发出来的函电,有一件闹了个大笑话,那就是《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文章的误读。中央用电报发出了这篇文章,北方局和《新华日报》(华北版)都收到了。其中有一句说:“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电码中“哗众取宠”有错(或不清楚)。献珍同志因电码不清,便回电延安要求重发。在未收到重发稿前即不往下传。《新华日报》收到电稿后,明明看不清“哗众取宠”这四个字的电码,却凭估计,臆想这四个字为“雾中取宝”。更荒唐的是他们不仅错误地发表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这篇重要文章,而且还写了一篇类似社论的文章来加以赞颂和解释。这篇文章的题目竟然是《雾中焉能取宝?》,真是可笑极了!杨献珍一看见这篇文章就很生气,等延安重发的电稿来到,他确知“雾中取宝”是“哗众取宠”的误释之后,气愤地批评了《新华日报》的领导人:“你们把毛主席的文章弄错并发表,就已经犯了大错误,你们竟敢擅自发挥,而且是胡乱发挥,你们把毛主席和他的文章置于何地?”虽然《新华日报》的领导人(何云)连连认错,杨献珍还是气愤不已。直到1988年,杨老(献珍)已年逾九十,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情,我们同住北京医院,他和我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我们大笑不已,旁边的护士听了,也都觉得可笑。

1941年,北方局书记的职务由彭德怀代理。他对中央发表的一切指示,都奉命唯谨。所以,《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延安还没有受到重视时,我们北方局却认真地学习了。

根据整风学习的要求,我们一方面认真地学习整风文件,一方面根据文件精神,认真地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经过自我的思想检查,发觉自己过去在工作中,有不少主观主义,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地方。当发现自己的毛病那么多,而过去却常常沾沾自喜,自以为年轻有为、党对自己还重视不够时,就感到自己对不住党而非常痛苦。可是,经过大家友好的讨论和帮助,自己进一步学习和思考,便认识到自己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和缺点,乃是党性的提高,战胜了自高自大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这便是无产阶级思想战胜了小资产阶级思想,是个人思想上的进步,这正是整风的要求。看来,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经过整风改造自己的思想,才能改变立场、观点和方法,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成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合格的一员(合格的****员)。

随着整风文件的增加(后来增加到22种),我们学习的范围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特别是对《联共(布)党史》第四章第二节和《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的学习,领导上(当时的领导叫学习委员会)要求得格外严格。大家逐字逐句地学了又学,把“十二条”几乎能一字不差地背诵出来。随后还要根据文件精神,联系实际,检查自己的工作和思想。当时我们这样做,确是自觉自愿的,并不勉强,而且这样做的结果,也确实把自己的思想纳入了整风要求的框框里。正因为全党都纳入了这个框框,所以才能达到全党思想的统一,统一于“毛泽东思想”,终于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个思想框框,是很难突破的,直到20世纪末的今天还是如此。

当然,在整风学习期间,我们的思想也不是没有矛盾的。例如:延安开了文艺座谈会,提出了文艺要为什么人和如何为法的问题,毛主席发表了著名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在我们心中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与此同时,北方局推荐了赵树理的作品《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这在太行山引起的震动更大。我们一方面认为我们过去的思想太落后了,没有和广大的工农兵站在一个立场上,因而痛责自己,以后一定要把屁股转过来,和工农坐在一条凳子上。但同时在思想深处,仍有未能解决的疑问:难道古今中外的文艺都要为工农兵服务吗?难道只有为工农兵服务的才算是文艺吗?此外就没有文艺了吗?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读过不少中外的文艺名著,很自然地会发生这些疑问。我们想:屈原、李白的诗当然不是为工农兵的,但能说它不是好诗吗?《西厢记》不能算是佳曲吗?《红楼梦》不能算优秀的小说吗?就是鲁迅的作品,也大多不是为工农兵写的,难道也不能算文艺吗?那毛主席在抗战时期为什么又把鲁迅鼓吹得那么高呢?对于西方的文艺,我们更想不通。希腊的文艺算不算文艺?文艺复兴算不算文艺复兴?但丁、达?芬奇、莎士比亚……等等,一切世界文坛、艺坛上的大师、名人,难道都要被否定吗?这些疑问都曾在我的头脑中闪过。但也只是一闪就过去了。因为那时整风学习正紧张,我们正要用无产阶级思想去克服头脑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这些疑问,这些“错误的疑问和思想”,只能埋藏在心底。直到今天,我们的文艺界还在争论这些问题,还被这些问题所苦恼呢。

还有一个更突出的问题是青年工作的独立性问题。我们当时从事青年工作的同志,都认为青年工作应该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服从党的领导,这是天经地义。但是,青年工作应符合青年的特点,符合青年的特殊要求。只有这样,青年团体(当时叫青年救国会)才能具有真正的群众性,青年人才能自觉自愿地自由参加,并成为青年团体(青救会)的主人。而不至于像国民党那样,建立许多官办的团体,结果是死气沉沉,并无群众基础。我们在整风学习中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觉得我们过去在工作中虽然犯过不少错误,但在青年工作应有相对的独立性方面,并没有错。而在这方面各地党委领导却把青年工作卡得太死了,有不少地方,干脆把青救会取消了,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在讨论中,我们青委的干部思想上大体是一致的,妇委(中共北方局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同志们也大都同意我们的意见,因为她们也认为下面党委对妇女工作重视不够。

当时中共北方局对青年工作比较重视,并不认为我们有闹独立性的问题。特别是组织部长刘锡五同志很支持我们,所以1942年5月以后就把我调到组织部去了。但北方局下属的各级党委,大多认为青委爱闹独立性,不听从党的指挥。尤其是太行区,从区党委地委直到各县委,都发生过这方面的问题。太行区党委书记李雪峰一直和他的青委书记有矛盾,说青委不听他的话,不服从党的领导,并指责北方局青委支持太行区青委闹独立性。官司打到北方局,北方局既不支持他,也不批评他,最多不过是劝他要对青年人宽宏大量一些。因此,太行区青委书记不断换人,在我的记忆中,从刘南生、张罕涛、石民以至彭华,没有一个能和他搞好关系。但他都把责任推到青委方面,党委方面(就是他自己)则没有错。张罕涛从太行调到冀南,临走时诚恳而又严肃地向他提了意见,他也拒绝接受。不久张罕涛在冀南牺牲了,据说,李雪峰听到噩耗,也曾落泪,非常沉痛。1963年我在邯郸见了他,谈起张罕涛,他知道我和张关系好,特地对我说:张罕涛是个好同志,我不该让他离开太行。

从1941年到1943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时期。日军的“扫荡”频繁,使得我方根据地缩小,经济困难,有时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但只要一安定下来,我们的整风学习还是继续进行,而且联系当时的困难情况来思考,可以说整风学习更深入了。尤其是1942年5月“扫荡”后,胡服(刘少奇)同志经过太行时,批评了北方局的工作,更启发了我们的思考。

我们这班青年人,十分天真,过去总是认为下面有错,而北方局是不会有错误的。因为北方局的领导人,都是老革命,是经过千锤百炼的人,怎么能有错误呢?但胡服说,北方局自从他离开以后,没有及时发动群众,所以经不起敌人残酷的“扫荡”,有被敌人搞垮的危险。胡服说:建立敌后根据地是有规律的:第一步,用军队打开局面;第二步,即应抓住时间,实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让农民翻身做主(当然也要注意统一战线,团结开明士绅和一切抗日力量);第三步,即依靠农民,发展和重振武装力量(建立民兵游击队和分区性以至全区性的正规军)。同时建立、建设政权和多种群众组织,从事根据地的多种建设事业。他说:这是他从华北和华中敌后工作中总结出来的规律。必须按照这条规律办,根据地才能坚如磐石,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都打不垮我们。如果我们把华北和华中的抗日根据地都巩固了,并把它们联结起来,将来抗日战争胜利了,大半个天下也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听了胡服同志的讲话,用整风精神来加以思考,觉得他讲得好、正确,而北方局确实犯了不少的错误。由此可见,即便在当时战争时期,敌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对整风学习还是抓得很紧的。

1942年秋后,为了实行精兵简政,北方局在它的属下成立了太行分局,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区党委。这样,北方局下属便只有晋西北、晋察冀和太行三个分局而没有直属的区党委了,它的机构非常精干,每个部只有三几个人。例如组织部便只有部长刘锡五、部员郭森(干部科长)、部员李新(组织科长)和一个干事周金光。成立太行分局后,我被调到分局任青委书记。分局驻地在河北省涉县的赤峰村(一二九师的驻地),和北方局驻地(山西省辽县的麻田镇)都在太行山中间的清漳河畔,相距大约70里,步行有一天路程,骑马半天多可到。我到分局后,因为整风检查,多半要联系到过去的青年工作,所以我常常到北方局青委去参加他们整风学习的讨论。

1943年春,太行分局在温村(太行区党委所在地,离赤峰村大约三里路)召开了一次全分局的高干会议,四个区党委所属的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来参加了。在这个会上,薄一波、安子文对北方局过去的工作提出了很尖锐的批评。认为从1939年的黎城会议以后,北方局就执行了一条不但不敢发动农民,反而压制农民起来斗争的右倾路线。我没有参加过黎城会议,听说前任黎城县委书记说过,对地主应“先打击而后团结之”。他的这一“理论”在黎城会议上受到严厉的批判,他本人也因此受到很重的处分。

我听到这些情况后,对薄、安的批评意见很同意。但北方局的领导人彭德怀、罗瑞卿等拒绝接受这些意见。温村会议由于这场争论没有结果,实际上是不欢而散。随后中央把争论双方的主要人物都调回延安“整风”。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彭德怀受到“围攻”,就是所谓“操了几十天的娘”,这是中**史上抗战时期的一件大事。不过在温村会议上,薄、安等人却没有提“百团大战”,因为那时人们都认为打日本没有错,谁也不能提出打日本是犯了错误,特别是“百团大战”这样的大战役,在前方,谁如果说它错了,人们心目中都会认为他的思想是汉奸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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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鲜为人知的三大志愿[转帖]
 


我有三大志愿:一是要下放去搞一年工业,搞一年农业,搞半年商业,这样使我多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我不当官僚主义,对全国干部也是个推动。二是要骑马到黄河、长江两岸进行实地考察。我对地质方面缺少知识,要请一位地质学家,还要请一位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起去。三是最后写一部书,把我的一生写进去,把我的缺点、错误统统写进去,让全世界人民去评论我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
——1961年8月在庐山和卫士张仙朋的谈话
这是毛泽东没有能够实现的三大志愿:下放两年半;千里走单骑考察长江和黄河;写一本披露自己心迹的自传。
其实这三个志愿,表达的都是毛泽东的一种渴望,那就是试图打破他和外界的阻隔,进而沟通中国社会实际层面。个人威望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普通的要求也就成了奢望。
这是战争年代的毛泽东不曾有过的体验。在苏区,只要有几天战斗的间隙时间,他就会找来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甚至地主,开调查会。本地的社会结构、风土人情乃至一块豆腐卖多少钱,哪家的水酒最受欢迎,土布和盐、洋火等日用品从哪里进的货,他都了如指掌。在延安,他光着头,穿着和农民几乎一样的棉袄,走在街上。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人和他打招呼,想停下来就停下来和他聊天,大到边区政策的建议、小到农民骂他的一句闲话,他都能声声入耳。那些时侯,外有强大的敌人,飞机大炮围追堵截,一天也没有让人安生过;内有不同路线的纷争,夹杂着共产国际这个太上皇不停地指手画脚。28年无数的艰难曲折,毛泽东是兢兢业业走过来的。他走得扎实,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步步落在实处。他从不妄诞,从不虚言,就是和蒋介石的军事决战,也是到了辽沈战役后才最终提出来。
建国后不同了。战场上的敌人是看得见的,经济建设这个对手却面目不清,并且一切事情似乎都那么顺利。抗美援朝,证明美帝也不过如此;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开了斯大林的盖子,看到了苏联存在的问题;没收官僚资本、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这样的民主革命任务仅仅用了3年就完成了;接着,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全面改造、在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制度这样的大变革,也只用了3年。
1957年以后,毛泽东的威望已迈上个人崇拜的台阶,凡是他视为正确的,都要不遗余力贯彻到底。于是,一切困难便都不在话下了,一切制约也似乎都不存在了;于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办不到的事。然而,这时经济规律露出的绝不是纸老虎而是实实在在的真老虎的狰狞面目。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造成了国民经济严重失衡和混乱,一时天灾人祸,怨声四起。
毛泽东说过不止一次,中央领导机关只是一个制造思想产品的加工厂,如果不了解下情,没有原料,也没有半成品,怎么能出产品?他说:我在北京,差不多听不到什么,以后要多出来走走。他实在不甘于身居红墙内靠听汇报发文件左右中国大局。
只要有可能,毛泽东从不放弃出来走走的机会。1958年是他出京最多的一年,只有两三个月在中南海办公,其他时间都在外省走来走去,足迹遍及17个省市。然而,他似乎从来没有走出过人的包围圈;警卫以及警卫拦都拦不住的欢呼的人群。
——1952年在武汉,毛泽东游黄鹤楼,不得不戴着口罩,但还是让一个孩子认了出来。刹那间,人群潮涌,警卫使出浑身解数才保驾下山。毛泽东对此感叹道:真是下不了的黄鹤楼!1958年的8月13日,毛泽东在天津又重演了一幕“下不了的黄鹤楼”。那天,他参观了南开和天津两所大学,想到外面吃顿饭,就去了正阳春饭馆。饭是普通的饭,因为事先并没有打招呼说是谁来吃。不料,饭吃到一半,毛泽东无意向窗外望了一眼,却正被对面楼上晒衣服的一位妇女瞧个正着, 一声毛主席万岁,喊来了街前街后的人,顿时黑压压一片,万岁之声不绝,交通陷入瘫痪。毛泽东没法吃饭,只得连连到窗口和热情的人群打招呼。直到下午3点,最后警备区派出了一个排的精干小伙子才把他的座车从人群中推进去又推出来。据说,事后清扫现场,竟收了7筐半人们丢失的钢笔、手表和鞋帽。
毛泽东沉醉于其中。沉醉之余,高处不胜寒的滋味是不是也深深引发了他冲出包围圈的渴望?当年骑马自由驰骋于天地之间的岁月,还能找回来吗?
为了扭转1958年“大跃进”和3年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困境,1961年1月他做了自我批评:解放以来,特别是最近几年,我们调查做得少了,不大摸底了。大概是官做大了。从前在江西那样的调查研究,现在就做得少了。他在随后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提议: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1961年要搞个实事求是年。根据他的意见,这年,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等几乎所有政治局委员都下了基层。
毛泽东搞的还是间接调查。他让田家英、陈伯达和胡乔木各带一个工作组,分别到浙江、广东和湖南农村,每组都调查一个最好的生产队,一个最坏的生产队,半个月后到广州会合向他汇报。这次调查的结果,就是毛泽东主持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六十条,对人民公社等农村存在的一些问题作了调整和规范。这个冷一冷头脑,纠正一些左倾错误的过程,延续到1962年1月底2月初,开了个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史称七千人大会)。会议开得顺利开得热烈,原本到1月28日结束的会开到了2月7日,七千人的春节都是在大会上过的。会议对1958年以来所犯错误的责任统一了认识: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其次是省市自治区各级党委,然后是省以下的各级党委,各有各的账。毛泽东再次做了个自我批评:
“少奇同志蹲过点,我没有,我是搞工作组,间接的。同志们呀,你们不要学我这个坏作风,你们要学倨嫱镜暮米鞣纭N艺飧鋈耍?提倡调查研究多少年了,进城以来这几年,自己不做,也不提倡了。
到了去年——1961年,才重新提倡。一个省委第一书记不下去蹲点;省委各书记不下去蹲点,怎么会叫地委一级、县委一级去蹲点,去做调查研究呢?我们应当到大队里去,到生产队里去,到工人里去,军队的同志到连队里去。我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做过保证的,我说,我一定得下去蹲点,但是到今天我还没有实行。”
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有错误要纠正,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有一条根本原则不容动摇,那就是这些错误和其成绩相比,只是十个指头中一个至多两个三个指头的问题。1962年,中国曾经有一个改变“大跃进”错误方向的契机,然而,这个契机注定就像流星一般,仅仅在中国的天空一划而过。
1962年4月,毛泽东和即将调到西安工作的机要秘书高智再次提到去黄河的事。他要高智为他去陕西走黄河做好准备,他说:“我们东渡黄河的事,你还记得吧?我的老青马被挤下黄河,它回头游上了岸。”他略停片刻,道:“转战陕北时,你经常打前站、号房子;这一次,你还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要走一趟……”
1962年,毛泽东没有去。这年的9月,中国政治生活波澜再起,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而且,还要求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1963年,毛泽东没有去。他忙于在农村搞“四清”,在城市搞“五反”,在党内搞反对修正主义。他还说: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1964年,为了实现毛泽东走黄河的愿望,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郊山区秘密组建了一支骑兵大队,开始训练马匹。这一年8月,在北戴河,年逾古稀的毛泽东在卫士簇拥下试着骑上了一匹大白马。但到年底,视察黄河计划被取消了。骑兵大队解散,毛泽东骑过的那匹白马因病而亡。
1965年,高智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叹息:我也有些好高骛远,我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可是脱不开身,一直不能如愿……
毛泽东终于没能走黄河。中国的历史,在1965年之后,再次拐弯,陷入了另一场更大的浩劫之中。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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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普希金决斗未死,沙皇将下令绞死他[转帖]
 

  普氏名作《自由颂》:“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1837年2月10日,俄国伟大诗人、俄罗斯近代文学的奠基人亚历山大·普希金逝世,年仅38岁。他的主要作品有浪漫主义诗歌《鲁斯兰和柳德米拉》、叙事诗《南方组诗》、长诗《茨冈》、长篇诗体小说《叶夫根尼·奥涅金》和关于普加乔夫起义的长篇小说《上尉的女儿》。

    这是位于俄罗斯普希金城的普希金雕像。 新华社发

  作为12月党人的朋友,普希金写过《自由颂》,诗中曰:

  我憎恨你和你的皇座,

  专制的暴君和魔王!

  我带着残忍的高兴看着

  你的覆灭,你子孙的死亡。

  人人会在你的额上

  读到人民的诅咒的印记,

  你是世上对神的责备,

  自然的耻辱,人间的瘟疫。

  

  普希金夫妇雕像

  1837年1月29日,被誉为“俄罗斯诗歌的太阳”的伟大诗人普希金在与丹特士的决斗后死去。此后,俄国社会盛传,这是沙皇尼古拉一世蓄意制造的杀害案件,即沙皇故意听任丹特士激怒普希金并迫使普希金与之决斗,从而借丹特士除掉他们所仇恨的普希金。最近,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РГВИА)发现一批档案,进一步揭开了关于普希金死亡的内幕。这卷名为《御览军事司法案件报告:1837年2月到4月》的档案,是 1837年俄国总检察院、最高军事法庭呈送沙皇尼古拉一世关于普希金与丹特士决斗事件的材料。新发现的档案材料中,正有涉及普希金决斗案件的决议等材料。这些材料能够进一步佐证,在诗人普希金的死亡事件中,沙皇宫廷扮演了极为卑劣的角色。

  1837年1月27日,这是一个异常严寒的日子,在彼得堡郊外的小黑河畔,“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在这里同贵族丹特士进行一场中世纪式的决斗。

  
  (本文来源

  普希金决斗中弹不治身亡

  27日下午4时,普希金在一家甜食店里喝完了他一生中最后一杯咖啡,然后在朋友丹扎斯的陪同下,走出店门,乘上雪橇来到小黑河畔。这一天,天空布满了阴霾,在凛冽的寒风中,普希金与丹特士选择以中世纪式决斗来了结他们之间的恩怨。在丹扎斯的公证下,丹特士获得了首先开枪的权利,死一般的静穆下,一声清脆的枪声响起,曾经胜过一次决斗的普希金这次没有那么幸运。结果普希金腹部中弹,两天后,“俄罗斯诗歌的太阳”从此陨落,年仅38岁。

  普希金与丹特士之间的恩怨,源于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普希金娜。娜塔丽娅不仅容貌出众,而且比普希金小,1831年2月18日,普希金与娜塔丽娅成婚。随后,这对恋人共同生活了6年,并先后生了5个孩子。但是法国青年丹特士的出现,破坏了普希金家庭的安宁。丹特士外表健壮,风流潇洒,但被认为是个好色之徒。1835年6月17日,普希金夫妇在偶然间遇到丹特士。随后,在沙皇的支持下,丹特士开始疯狂追求娜塔丽娅,一时间,娜塔丽娅与丹特士之间的流言在当时俄国上层社会流行开来。为了自己的妻子,也为了自己的荣誉,普希金最终选择了决斗的方式来了结同丹特士之间的恩怨,并为此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娜塔丽娅

  决斗是被挑逗的

  1836年11月,普希金和他的朋友们同时收到一封用法文书写的匿名信——这封被命名为“绿帽子”证书的信件写道:“荣誉勋章协会、尊贵的绿帽子和骑士勋章协会在会长、S.E.D.L.大勋章获得者纳雷什金主持下召开了会议,大会一致同意任命亚历山大·普希金为该协会副会长和功勋史学家”。这种羞辱性的匿名信深深地激怒了普希金。经过调查,该侮辱信是丹特士的义父、荷兰驻俄国大使盖克恩男爵策划的。

  1837年1月26日,就在决斗前一天,普希金曾满怀怨恨,写信给盖克恩,对他质问和谩骂:“男爵先生!请允许我简单陈述一下发生的一切。贵公子的品行我早就了解……而阁下您自己的行为也并非得体。身为荷兰王国的代表,作为父亲,您竟然给贵公子拉皮条。他的所有行迹(相当让人感到难为情)似乎都得到了您的指示……您就像一个老淫棍一样,无处不在地尾随我妻子,对她(普希金的妻子娜塔丽娅)说您的私生子(或所谓的儿子)爱她。他染上花柳病、呆在家里时,您却说,他就要因为爱我的妻子而死掉了。您对她说:‘请把我的儿子还给我……’我不想再让我妻子听您(作为丹特士父亲)的规劝,也不能容忍贵公子在自己做出丑恶行径之后还敢去找我妻子;此外,我也不希望他再说粗野的俏皮话,装作忠诚和感情不幸的样子——而他实际上是一个混蛋、下流坯。男爵先生,我不得不请求您,结束这一切勾当……我将感到三生有幸。您忠实、驯顺的仆人,亚历山大·普希金。”

  随即,盖克恩鼓动义子丹特士与普希金决斗。1837年1月27日,普希金在与丹特士的决斗中腹部受重伤,于1月29日下午去世。

  丹特士被从轻发落

  决斗事件之后,总检察院审理该案件,同时,也收集了各级军官的意见。军事审判委员会认定丹特士中尉和丹扎斯中校(当时,按照决斗的惯例,普希金让朋友丹扎斯作为决斗的见证人)有罪:丹特士参与同士官普希金的决斗,并用手枪射击造成普希金受伤,很快他就因伤死去;而丹扎斯在决斗时在场。军事审判委员会依法判丹特士和丹扎斯绞刑。

  虽然军事审判委员会的成员对如何审判决斗相关人员意见不一,但总检察院认为,丹特士召普希金决斗,并给他造成致命伤,应该接受惩罚。尽管普希金给盖克恩写了一封带有侮辱性言辞的信,但那是被丹特士破坏其家庭安宁的行为激怒的。丹特士自己也承认,他曾送书、戏票给娜塔丽娅,并附有便条,这种行为是不值得尊重的。

  总检察院判定,丹特士因挑起决斗和谋杀,剥夺其官职和贵族称号,降为列兵,到军中服役;丹扎斯的罪过在于非法地同意接受决斗,未加制止,总检察院念他勤恳服役多年,道德良好,免于惩罚,软禁两月后恢复原职。普希金自身的犯罪行为应与丹特士一样受到惩罚,但因其死亡,就免于惩罚。

  沙皇在普希金的案件中作出如下批示:“准此(总检察院所作结论),但赫克恩(丹特士)并非俄罗斯臣民,应扣留其军官证,由宪兵将其驱逐出境。”(侯艾君)

  《诗人之死》摘录

  普希金的死,让人想起他的诗作《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情节:诗人连斯基因女人而与无赖叶甫盖尼·奥涅金决斗,最终,奥涅金杀死了诗人。该情节几乎成为谶语。而就在普希金去世后不久,对普希金十分崇敬的诗人莱蒙托夫写了《诗人之死》,指沙皇政府为罪魁祸首,一时传为名作:

  你们这些蜂拥在宝座前的贪婪的一群啊,

  扼杀自由、天才、光荣的屠夫!

  你们躲在法律的荫庇下

  公理和正义对你们向来噤口无声!

  耐人寻味的是,莱蒙托夫最终也死于决斗,而其经历和命运,竟与普希金极为相似!

  ■ 相关新闻

  沙皇曾下令处死普希金

  最近,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РГВИА)发现一批档案,在这批170年来没人碰过的档案材料中,正有涉及普希金决斗案件的决议等材料。俄罗斯《消息报》记者曾就新发现的档案问题,采访俄罗斯国家军事历史档案馆负责人弗拉基米尔·波诺马廖夫和娜塔莉亚·沙巴诺娃,以下是采访摘录:

  记者:报告是如何被发现的?

  答:档案馆保存了军部军事司法总局巨册档案和总检察院给沙皇的报告。几十年里已经积存好几百卷,是按年份排列,但没有按字母、姓名索引排列。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学者和档案专家很少利用,而这卷档案根本没到过任何人手中。现在,因为要做一个普希金作品汇编的项目,就决定翻几卷档案,以备万一。就这样,档案被我们幸运地发现了。

  记者:判决如此严厉的原因是什么——就因为这个判决,被起诉人的道德荣誉都已荡然无存?

  答:按照法律条文,他们理应被处死;尽管并无这样的先例:把决斗者绞死。谁知道法官们实际上是怎么认为和感觉的?

  记者:就是说,他们寄希望于皇帝宽恕?

  答:非常可能。

  记者:假使普希金活下来,您认为等待他的是什么?

  答:必须考虑到,在俄国,枪战是经常的,但是,决斗的事实远非都能证实。参加决斗的人可以把自己受伤的原因说成是意外导致———比如说,是在打猎时受伤的,而死亡却掩盖不了。但是,人们对禁止的事情并不谴责。在那个时代,荣誉是非常宝贵的。

  记者:我们今天看到的报告是用于什么目的、给谁的?

  答:是给沙皇的。简短地摘录一段,没有涂改,其中包含了事件的所有细节,附在报告的开头。很可能,尼古拉一世了解的情况不限于此:他知道整个事件的全过程。宫廷看到很多事情,做了很多事情,也对很多事情做出估计。难怪整个案件的调查审理只花了六星期,而通常要好几个月或花一年。当时,社会各界人心惶惶,莱蒙托夫的著名诗作《诗人之死》已经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开来。当诗人普希金还活着的时候,沙皇就命令“军事法庭要一视同仁地审理”涉案的丹特士和普希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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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入侵圣城西藏 [转帖]


   十五分钟后,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一场屠杀开始了。四分钟之后,七百多具衣衫褴褛的藏人尸体倒在荒原之上,他们身上的符箓沾着血液、散落四处。这时令英国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剩下的藏人停止抵抗,转过身去,没有逃跑,而是低着头慢慢地走开。

  攀登圣城

  “那是我见过最凛冽的寒风”,回忆起1884年4月,自己站在罗谭隘口的山坳中哆嗦颤栗的情形,英国人荣赫鹏这样说到。那一年他21岁,在驻印英国皇家龙骑士兵团服役,梦想着“见到更多美丽的山景……我决心去西藏,到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了解那里的人,成就自我,以伟大的旅行家之名扬名千秋。”

  文/国家历史记者白伟志

  
  攀登圣城

    02.拉萨街头转经的人。图/华盖

  “那是我见过最凛冽的寒风”,回忆起1884年4月,自己站在罗谭隘口的山坳中哆嗦颤栗的情形,英国人荣赫鹏这样说到。那一年他21岁,在驻印英国皇家龙骑士兵团服役,刚从一名二等中尉升任副官。

  罗谭隘口位于中印边境拉霍尔地区的喜马拉雅山区分水岭,海拔4000米以上。“罗谭”在当地土语中的意思是“骨骸”,印度人认为这里是“堪供人类居住环境的尽头”,翻过这个隘口,山的那一边,是由寒风、冰雪与无尽的荒芜交织而成的死亡禁地。

  然而,这个年轻人似乎对死亡的预警无动于衷,他兴奋地不停翻越罗谭隘口,“一路滑下去,有次还正面朝下摔倒,迅速下滑,幸亏有登山杖支撑……”。最终,荣赫鹏成功抵达了山的另一边,此时已是夜幕降临。寒冷、疲惫和饥饿,都无法替代他所看到的景象带给他的震撼:“月亮升到山谷之上,一个山峰接着一个山峰亮了起来……水晶般透明之空气,山脉积雪之皎白……有如不真实的梦境,散发着不属于人间的光华。”

  也就在此时,一个念头如星星之火一般燃烧起他潜藏于内心深处的野望,终其余生,这生命禁区将成为他永远的宿命:“我只看到了喜马拉雅山另一面山脊的一小角,我渴望见到更多美丽的山景……我决心去西藏,到那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去,了解那里的人,成就自我,以伟大的旅行家之名扬名千秋。”

  寻找“约翰长老的王国”

  西藏屹立在在亚洲的心脏地区——大陆板块的撞击耸立起绵延起伏的群山之中,海拔大多在4000米以上,直冲云霄。维多利亚时代的西方旅行家对此惊叹不已,将其称为“世界屋脊”。地处偏远的首府拉萨,因长期以来禁止外国人进入而披上一层神秘的面纱,被称为“禁城”。

  自北而南,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唐古拉山、冈底斯山-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这些世界上最高的山峰群从三面切断了西藏和其他亚洲地区的联系,有限的交通关口,常年被冰雪封锁,有效地防御着来自外界的不速之客。

  自公元七世纪中叶佛教传入藏地,这个自称是猕猴与岩魔女后裔的好战民族,气质上发生了显著变化。在十世纪他们的帝国崩溃之后,彻底退回群山环绕的天然堡垒之中,经幡、念珠、嘛呢轮、转经筒、受苦、赎罪、涅磐、天葬……这些元素构成了他们与世隔绝、隐忍修行生活的全部。

  荣赫鹏不是第一个对西藏发生浓厚兴趣的西方人。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古希腊最伟大的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到,在印度北部和西藏有一种挖掘金沙的“大蚂蚁”,于是西藏便成了欧洲人眼中的黄金热土。到了公元1145年,西方人又深信不疑一个新的传说:统治西藏的是一个叫约翰的国王,他笃信基督教,“在财富、道德和势力方面超过了大地上其他所有的国王”。

  诸如此类广为传播却又不知出处的传闻,实际反应了十字军时代欧洲对于东方的憧憬、对遥远地区进行十字军大征服的梦想。正因如此,约翰长老的故事在西方极其受欢迎,它直接促发了欧洲人前往东方寻找西藏的冲动。当蒙元帝国的骑兵横扫欧亚大陆之时,东方和西方不再是遥不可及,而第一批踏上寻找西藏之路的,是那些最为虔诚的基督徒。

  基督徒到达西藏的记录零星散布于纷繁复杂的历史记载之中,事实上在19世纪之前,只有极少数人可以突破高山和沙漠安然抵达目的地。藏人并没有禁止他们的到来,而他们的传教事业却几乎全部夭折于此,对西藏的佛教神权政治没有任何的威胁。

  但是到了19世纪,世界形势风云突变,西藏开始感受到来自相邻两个强大势力的压力。与此同时,传教士们逐渐退出,而野心勃勃的探险家们则开始登上这片雪域高原。

  “大竞力”时代

  从1833年就控制了印度的英国,稳步向北扩张,占领和征服了一系列小国诸如尼泊尔、哲孟雄(今锡金)、不丹等,将其影响力延展至喜马拉雅山区。与此同时,沙皇俄国向东向南在中亚地区大肆攻城掠地,继打通经由波罗的海进入大西洋、经由黑海进入地中海、以及占领海参崴取得东出太平洋的海军基地后,沙皇的触角又瞄准了印度洋——“要在温暖的印度洋里洗濯靴子”。如此一来,英俄陷入争夺中亚的冷战状态,史称“大竞力”(TheGreatGame)。而处于中亚心脏和枢纽位置的西藏,便成了英俄争霸短兵相接的角斗场。

  藏人对这两个外来者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是异教徒,他们的到来必然损害自己的生活方式,于是干脆关闭边界,禁止与西方人往来,就像宗主国清朝政府所做的那样。

  西藏的自我封闭反而更加激发西方人试图打开它的大门的冲动。这一时期,早期关于西藏的种种传说早已失去魔力,西藏和其他在欧洲人眼中低劣的亚洲文明并无二致。但这并不会减弱欧洲人对它的兴趣,一部分是因为冒险活动的乐趣,他们征服了南极、北极,却无人到达拉萨;另一部分则是为了科学研究,以及出于军事、政治目的的地图堪舆。于是,第一个抵达拉萨,便成了探险家、科学家与间谍们争夺的圣杯,都想第一个进入这座自1811年以后便无欧洲人涉足过的禁城。

  在19世纪后半叶,许多人都想成为第一个抵达拉萨的人,但毫无例外都失败了。俄国陆军上校普热瓦利斯基尝试了五次,即使有骁勇的哥萨克骑兵保护,还是全部失败;美国外交家柔克义两次化装成中国朝圣者试图潜入,皆遭失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扮作朝圣者进入,却在离拉萨仅有五天行程时候被发现,被迫离去……截至19世纪末,西藏在大约四十年的时间里,扼杀了约为十一次西方人前往拉萨的企图。

  但藏人手中所持的中世纪武器,终究不可能永远抵挡住外面来的不速之客。1863年5月31日,夺得圣杯的人在印度出生,他就是荣赫鹏。

  天生的竞力家

  
  03.1904年8月2日,英军进入西藏,达赖喇嘛逃亡。资料图片

  
  04.1927年,西藏,弹六弦琴的贵族妇女。资料图片

  站在罗谭隘口凛冽的寒风中,荣赫鹏无比兴奋。对于他而言,最可怕的不是险峻的山峦、贫瘠的荒原和恶劣的天气。更不是那些关于死亡的传说,而是陈腐的现实生活、压抑的人际关系以及与年少时理想的渐行渐远。

  他的父亲是驻印英国皇家炮兵团的总指挥官,毕生以帝国荣耀为己任;母亲来自英格兰西部一个富有的福音教派家庭,恪守教规,不苟言笑。荣赫鹏4岁时候被送回英国,由两个独身的姑姑照顾。这两个姑姑信教极为虔诚,小荣赫鹏任何在她们看来是品德松弛的行为,都会遭到她们用皮条鞭打的惩罚。这直接造就了他过度敏感、矛盾、压抑、害羞的性格。

  他12岁时被送往名满英伦的克利夫顿学院,那是一所秉承维多利亚时代民族主义风潮的学校。其办学宗旨便是“培养高贵绅士的苗圃,一个为国家付出最大贡献的新基督教爱国骑士团队”。而事实证明,该学院的确培养了一大批经营大英帝国的人才。这些人大多成为军人、海员、官员、法官以及殖民地公职人员,足迹遍及全球,成为撑起庞大帝国行政架构的强大而稳定的中间阶层。

  克利夫顿的每一个人都坚信将英国文化模式传播到世界各地是其义不容辞的宗教及道德责任,为此不惜发动战争甚至献出生命。身为其中一分子,荣赫鹏要在多年的人生历练后,才开始质疑这种思想,而在当时,他对此深信不疑。所以在19岁时候,在离开英国前往印度赴职之前,他对姐姐艾米说:“我预感有一天我将终成大事。”

  然而当他到达印度之后,才发现现实的残酷。在他看来,袍泽们沉溺于肉体的欢愉与罪恶,蓄奴、养马、吃喝嫖赌、论人长短……“这些龌龊的事情比较受欢迎”,荣赫鹏几近绝望,梦想中的军事荣耀与宗教成长变得遥不可及。在那样的环境中,他时常感到孤独,而本来就拘谨、压抑的性格,更使他成为同僚们眼中的怪人,“他经常几个小时一动不动用望远镜观察鹦鹉、猴子和豹,却从不开枪猎杀”。

  没有什么可以交心的朋友,军旅生活令他窒息,于是荣赫鹏将全部的闲暇与假期时间用于外出漫游。他一直梦想自己能过上儿时偶像罗伯·肖那样的生活。罗伯·肖是他舅舅,印度北部的大茶园主人以及豪勇不羁的冒险家,热衷于穿著印度原住民服饰,多次进入喜马拉雅山区旅行,曾获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奖章,英年早逝。

  沿着舅舅的足迹,他穿越了喜马拉雅山区的罗谭隘口,雪域高原摄人心魄的夜景彻底征服了他,也唤醒了这个严谨、拘束、害羞的小个子男人内心深处的全部野心。事实将证明,他是天生的“大竞力”玩家。

  投身荒漠

  有趣的是,让荣赫鹏初尝成名滋味的是中国的其他地区而非西藏。从罗谭隘口回到部队后,他立即写信给英国皇家地理学会,询问有关西藏的种种情况。伦敦的回信代表了此前数百年欧洲对于那块神秘土地所知寥寥的尴尬:“我们……所有资料几乎全部来自学会‘学者’的调查……如果您能亲自前往,相信必有有趣的发现。但我们也建议您,绘制地图路线极为重要……”。

  在荣赫鹏之前,英属印度当局已经着力培养了一批印度土人,经过间谍训练后,乔装为商人、僧侣和朝圣者,跟着穿梭于印藏之间的商队进入禁区。这些人带着特制的装备,用蜜蜡封口的装有水银的贝壳、藏着三角仪的转经轮、夹层藏有六分仪和罗盘的皮箱,迈着固定距离的步伐在藏区行走,手上的念珠用于计算步数。就这样,九死一生的幸存者测绘了最早的西藏地图,但即使如此,大部分藏区仍旧神秘而无人涉及。

  荣赫鹏很快学会了绘图和测量,他怀揣密令前往的第一个地区是满洲里。这是他据理力争才得来的任务,他认为这块夹杂在蒙古、西伯利亚和高丽间的土地有着无与伦比的战略意义,但当时大部分人对他的观点不以为然。完成任务之后,荣赫鹏写了详尽的探险报告,却被束之高阁。日后的历史证明了他的敏感:1900年,沙皇俄国借口整顿军务,挥军入侵满洲里;再后来,日本人占领了这里,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并以此为基地,将整个东亚卷入血雨腥风之中。

  荣赫鹏第二个任务是重走马可·波罗之路。1887年,24岁的荣赫鹏行走在茫茫戈壁沙漠中,为了寻找中国通往印度的新路线。他的行程涵盖了中华帝国西北数万里之广袤疆域,“我用铅笔在地图上划线时,行程中隐含的未知、恐惧和不确定使得我更加兴奋……”。这条路线的终点是位于中印边境的分水岭,喀喇昆仑山边的一处海拔高达5800米的隘口,名曰穆斯塔格。在历尽艰险爬过穆斯塔格隘口后,这个矮小而内向的年轻人,面对着雄伟的喀喇昆仑山,释放出个性中被深深压抑的一面:“壮丽的山峰在阳光下闪耀着光芒,顶峰覆盖着最纯的白雪,还有巨大的断崖……我到了白种人从未到过的地方……这个世界比我以前知道的美太多了,我因见到它而伟大!我怎么还会矮小呢?”

  几乎是自杀式的探险壮举为荣赫鹏赢得了他梦寐已久的名声,英军驻印总司令向他发来贺电,英国皇家地理学会正式向他发出入会邀请,于是他决定衣锦还乡。称赞他进行了“人类最伟大的登山壮举”的声音不绝于耳,而一贯高傲的皇家地理学会更是发给了他象征荣誉的金质奖章,还请他登台演讲。“那是个令人永生难忘的夜晚,”姐姐艾米想必是回忆起当年初离英伦时弟弟说的话:“我亲爱的弟弟站在那些博学的先生们之间,讲述他的旅行,看上去如此年轻和俊美。”

  宿命无常

  看上去一夜之间荣赫鹏成为了帝国宠儿,但那只是浮云表象。事实上,声名鹊起使得原本孤傲、呆板、拘谨的他陷入了更大的麻烦之中。中国之旅让他负债累累,每月的薪饷被勒令扣除200卢比。让他更受打击的是,军团上校毫不留情地警告他,绝对不允许再度擅自离开。他梦想中的西藏瞬间变得遥远无比,所有的计划都变成了体制和人情的牺牲品。他只能回到“无趣和无意义”的军旅生活中,整个一个夏天,他都在高温下行军、敬礼,“整日检阅士兵制服上的尘土”。

  理想破灭使得荣赫鹏脾气更为古怪、乖戾,所有人都无视他的存在,升迁之道早已停滞,并且娶了一个强迫他答应永不做爱的老女人。一度伟大的探险家在他最年富力强的年月,陷入穷途末路之中。

  直到认识了另一个“大竞力”的玩家:乔治·寇松,荣赫鹏的命运才再度发生重大转折。

  与荣赫鹏一样,寇松对西藏迷恋无比,并且坚信沙俄是英国在中亚最危险的敌人。这位“粉红脸颊,头发一丝不乱,总是微弯着腰以卓越风度和人交谈”的年轻的英国下院议员很早就开始关注起荣赫鹏的探险活动,并谋划着有朝一日送荣赫鹏进入禁城。

  机会终于来了,1899年1月,年仅38岁的寇松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第一时间找到了自己的朋友荣赫鹏,让他做好前往西藏的准备。荣赫鹏等待这一天,已经等待了整整15年。

  拓殖

  寇松就任印度总督之时,正值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狂潮汹涌。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以《辛丑条约》的签定为标志,清政府在实际上已经没有能力控制地方了,遑论边疆。用一位美国驻华公使的话来说:“清廷除了直隶一省而外,事实上没有地方剩下来给美国了。”

  在争夺西藏的竞赛中,沙俄似乎走在了英国人的前面。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亲政。沙俄扶持下的蒙古喇嘛德尔智在取得西藏喇嘛上层人物的普遍信任后,大肆鼓吹俄国乃是佛经中所说的理想国“香巴拉”,他竭力让达赖相信“英国北侵,藏事威迫,清政府不足恃,只有依靠俄国才可挽救喇嘛教的命运”。于是在三番五次互遣密使交往之后,达赖正式亲笔向沙皇提出要缔结“俄藏条约”。

  拉萨与彼得堡之间的眉来眼去,自然引起了英国的极大不安。寇松分别给达赖写了三封信,要求与西藏谈判、通商。不出所料,英国人的要求被拒绝了,让寇松更为难堪的是,达赖甚至连信都没有拆,原封不动退了回来,理由是:根据清政府规定,非经驻藏大臣同意,“我不能给任何外国政府写任何信件”。

  达赖的谎言让寇松勃然大怒,眼看着俄国即将据西藏为己有继而逼近印度,他如坐针毡。此时,英国和日本业已结盟,日俄两国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争夺已趋白热化,日俄战争一触即发。寇松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对西藏发动战争。

  血腥旅途

  
 05.被英军俘虏的藏兵

    06.民国时期,西藏,马上的骑兵。资料图片

  1903年5月20日,即将迎来40岁生日的荣赫鹏,被寇松邀请到避暑胜地西姆拉的一个赛马场。坐在躺椅上,看着马匹在面前走动,寇松告诉荣赫鹏自己决定“对西藏采取强制措施”,并对他说:“全印度没有人比你更加胜任……”。荣赫鹏的反应让他的朋友无比满意,“我毫不犹豫地建议尽快破处喇嘛们的权力,以避免他们继续自私地阻碍西藏与邻近英国地区的繁荣。”

  在等待多年之后,荣赫鹏终于踏上了去往西藏之路,只不过这条路注定因他而以血腥作为标志。1903年12月,荣赫鹏率领着两千士兵,越过则里拉山口进入西藏。后面跟着由一万多名苦力、七千头骡子、四千头牦牛、三千匹矮种马以及六头骆驼组成的散乱部队。随行的还有几个媒体记者,他们不想错过这个堪称新世纪头条的重磅新闻。

  在起初的四个月内,英军未曾遭到任何阻拦。士兵们所要抵抗的最大敌人,是恶劣的环境。冻疮、雪盲,这些常见的高原病症困扰着他们。而荣赫鹏看上去并不受影响,他每天早上洗冷水澡,并且长时间在户外阅读、书写、冥想。

  四个月后,英军到达了古鲁镇,藏人的抵抗终于出现了。广阔的荒原中央,大约1500名藏兵聚集在临时搭成的低矮的土墙后面,等待着敌军的到来。他们的人数多于英军的先头部队,但武器却落后三百年,大多数是大刀、火药枪、弯弓和弩矢,有些人还穿着中世纪的甲胄。

  马克沁机枪、现代步枪、重炮,一齐对准了藏军。不时还有英国人嘲笑藏人的声音划破令人难受的宁静氛围。那一道低矮的土墙,隔开的不仅是两只军队,还有文化、时空与信仰的悲剧式深渊。

  西藏部队的将军赖丁代本前来交涉,荣赫鹏不为所动,他给了藏人十五分钟时间解除武装,否则就将进攻。然而这些藏兵在来古鲁之前,就已经接到了达赖的命令,即使无法战斗也不能让开。他们的胸前都挂着一个小包,里面装着达赖加持过的符咒与祝福,达赖告诉他们这小包可以使他们刀枪不入。纵使不相信,他们也别无选择,即使面对被屠杀的命运。

  十五分钟后,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一场屠杀开始了。四分钟之后,七百多具衣衫褴褛的藏人尸体倒在荒原之上,他们身上的符箓沾着血液、散落四处。这时令英国人震撼的一幕出现了:剩下的藏人停止抵抗,转过身去,没有逃跑,而是低着头慢慢地走开。士兵兰登回忆说:“他们那缓慢的步伐,令人不寒而栗、毛骨悚然。”《每日邮报》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默默注视着溃散的藏军,看着他们痛苦地表情,他尝试着理解他们的心境:“祈祷、咒语、符箓,以及至高无上的圣人都背叛了他们。他们低头而行,就像是他们的神幻灭了。”那一天,是1904年3月31日。

  闯入禁城

  藏人的圣人的确背叛了他们,1904年7月31日,十三世达赖土登嘉措仓皇逃往内地。而几天之后,8月3日,英军兵临拉萨城下,他们未受任何抵抗,大踏步地进入了禁城。

  荣赫鹏曾经希望以间谍的身份潜入拉萨,现在却扮演者征服者的角色。然而他无法掩饰自己的失落之情:“许多旅行家都强烈希望看到拉萨,我们现在就在这圣地。除了布达拉宫,这里没有什么很重要的地方。”

  拉萨的居民们对英国人的到来表现出十足的满不在乎,除了乞丐,街上很少有人。人们从店铺和门槛内向这些侵略者投去一束束满不在乎的目光,甚至没有愤怒和敌意。这让侵略者们感到非常失落,他们将此次行动的意义转向布达拉宫,而达赖喇嘛的逃走,亦使占领这座高达巍峨的建筑物失去了它强大的满足感——达赖的离去,拉萨在某种意义上也就不再是一座圣城。

  经过一个月的时间,在和留守的上层僧人以及驻藏大臣的谈判之后,英国人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一切。荣赫鹏敲开了西藏的大门,为他的祖国和他年轻时期的梦想赢得了利益,但直到他将离去时,西藏才给了他真正的礼物。

  达赖逃走后,在藏传佛教格鲁派中地位仅次于达赖和班禅的甘丹墀巴活佛被请来主持谈判。这位和蔼可亲、目光敏锐且“令人赞叹地绝对严守戒律”的老人,给荣赫鹏极其强烈地心灵震撼,他瞬间消除了对喇嘛的种种偏见。

  而当9月22日,英军离开的前一天,甘丹墀巴活佛找到荣赫鹏,送给他一座小铜佛,对他说到:“我没有钱,只能送你这座普通的佛像。我们佛教徒注视着佛像时,心中只会想到和平。每当你看到它时,我希望你能想到造福西藏。”

  荣赫鹏心怀感动地收下了佛像。翌日清晨,他早早起床,将佛像放在马鞍里,朝着附近的山脉策马而去。万里无云的天空显现着青藏高原特有的湛蓝色,远方的山峰笼罩在紫霭之中。他下了马,坐在岩石上,凝望远处的群山,思考甘丹墀巴的话。突然间,他发现自己的内心和周围的环境充满了莫名的从未有过的喜悦。“这是我生命中极其重要的一刻,”数年后,荣赫鹏写到:“一如初恋的浑然陶醉,这样的喜悦揭示了人间必需的美善。我领悟到人的内心都是美好的,邪恶不过是其表象,简单地说,人心即佛……我再也不会产生坏念头了,再也不会与任何人为敌了。整个自然界和人类都将沉浸在玫瑰色的灿烂光芒之中……”。

  荣赫鹏沉浸在某种神秘的宇宙性灵体验中,此刻他对世界充满了炽热的爱恋。

  回归

  这次的征服、胜利和条约并没有给荣赫鹏带来英雄的荣耀,反而又招来一大堆麻烦。沙俄首先向英国发难,美、法、意等国继而指责英国垄断西藏贸易……一时间英国在外交上极为被动。另一方面,自由党将入侵西藏作为指责保守党政策的把柄大肆利用;而在印度,总督寇松与国务大臣布罗德瑞克的明争暗斗也波及到了荣赫鹏。他最终做了政治斗争的替罪羊。

  舆论方面,对此次入侵持否定态度也是主流。亨利·克顿爵士直捣帝国主义者的忌讳,质问入侵西藏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他说那些所谓“无法抗拒西藏禁地散发的荣耀”,打着“促其进入文明时代”的旗号,“想要踏进达赖喇嘛的宫殿一探究竟”的若无旁人的心态,无非就是“想把他从宝座上扯下来加以羞辱”,而原因不过就是“仅因为他是那个古老王国的统治者”。

  “再也没有人类不曾堪绘过的地图,或者未曾拍照过的禁城了。我们为什么不留下至少一座城池呢?”《每日邮报》的随军记者埃德蒙·坎德勒反思这次入侵,心情十分复杂。

  寇松本人也不无抱歉地写信给斯文·赫定:“我非常羞愧侮辱了你朝思暮想的新娘……”。

  荣赫鹏从西藏回来之后,表面上仍忠于他的帝国,相继担任省长、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等职,但也开始热衷于提倡印度自治,并主持建立了世界信仰大会,该团体致力于倡导不同信仰人群相互容忍共存。他依旧热衷于攀登高峰、探险,同时也沉溺于心灵神秘体验、外星人等话题。

  1942年,大英帝国早已褪去往日的荣光,在世界大战的炮火中苟延残喘。7月31日,荣赫鹏离开了人世,甘丹墀巴送给他的佛像一直伴随在他身旁,最后又陪着他进入了坟墓。他最后的愿望是在墓碑上刻上他赢得可悲胜利与得到终极救赎之地——拉萨——那座矗立在过去与未来的禁地核心的圣城。

  西藏的神秘吸引力并未因荣赫鹏的征服而削弱,这种诱惑始终顽固地存在于西方人的思想中。一批又一批的人来来往往,仰望着他们幻想中的高山。关于西藏的故事永远都是从梦想到现实,然后又回到想象的轮回。永远不变的只有寂静、悠远的雪域高原,一阵风吹过,发生的故事便消失的了无痕迹,只有一串串经幡在风中摇曳。
  [资讯]

  探索中国西部的外国人

  ◎湄公河考察队

  1866年,法国派出湄公河探险队,领队为德拉格莱中校,副手是加尼埃上尉,队中有一名博物学者托雷尔,他们从西贡出发,经过昌孔,进入云南景洪,经过思茅、普洱、元江到达昆明。继续往东北至东川,再西行到蒙菇,度金沙江,经四川会理到大理。在大理考察队企图与回民起义首领杜文秀建立关系,结果话不投机被勒令36小时离开。

  ◎谭卫道

  原名阿尔芒·戴维,法国遣使会会士,是第一位到我国西南青藏高原边缘山区采集的博物学者。他1869年来到四川,共收集到标本约3000种,发现物种除了大熊猫、金丝猴、还有扭角羚、小熊猫、角雉、云豹、藏马鸡、绿尾虹雉等等,所收集鸟类标本后来编写成《中国的鸟类》、植物标本由植物学家弗朗谢整理成《谭卫道所采植物志》。

  ◎普热瓦尔斯基

  1870年,俄国探险家普热瓦尔斯基在俄军参谋总部和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的资助下,对中国进行了一次历时3年的考察,涉及我国蒙古、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1876年6月,第二次来到我国西部考察,进入俄国占领下的伊犁地区,然后经天山东到罗布泊,1879年与1833年他又试图进入西藏地区考察,未成功。

  ◎斯文·赫定

  1890年,斯文·赫定参加瑞典王国外交使团出国,用了一年多考察了土耳其斯坦以及我国新疆西部。1893年他组织了一支中亚考察队,再次来到中亚。1899年6月,他第三次来到我国西部,在罗布泊意外发现楼兰古遗址。1906年第四次来华考察,目标西藏,从克什米尔的列城出发,越过喀喇昆仑进入西藏北部,南下日喀则,考察了冈底斯山及藏南大片地区。

  ◎橘瑞超

  1908年,日本探险家橘瑞超参加大谷光瑞第二次探险队,前往中国新疆,1909年在楼兰发现著名的李柏文书,轰动一时。1910年,橘瑞超前往英国会见斯坦因,同年回到敦煌,从莫高窟藏经洞又搜购走一批中国政府未及运走的文书。

  ◎科兹洛夫

  俄国探险家,5次来华,前3次都是作为普热瓦尔斯基、罗波夫斯基的助手,后两次自己领队。1899年,他担任队长,率领22名考察队员来华,从西伯利亚进入中国,历时3年。1907年他再次来华,在蒙古、青海、四川北部、西藏东部考察,发现了西夏古城“黑城子”,盗走了很多文物。写了《蒙古与喀木:1899-1901科兹洛夫探险报告》,《1907-1909年蒙古、安多和死城哈拉浩特探险记》。

  ◎欧内斯特·威尔逊

  英国园艺学者。他从1899年开始先后五次来华进行生物收集,前四次在中国的湖北、四川工作长达11年,共收集了65000多份植物标本,其中有珙桐、黄花杓兰、岷江百合、绿绒蒿以及猕猴桃等,被西方称为“打开中国西部花园的人”。

  ◎塞缪尔·柏格里

  1887年作为基督教英国循道公会联合传教团的传教士来到中国,在1903年成为首次访问凉山彝族的西方人。1904年以后,以贵州省威宁的石门坎为中心,在贵州、云南、四川等省的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活动,在那里建立了教区,建成了50多所教堂、学校。

  ◎鸟居龙藏

  最早对中国少数民族进行调查研究的日本学者。1905年到湘、黔、滇、蜀对苗族、瑶族、彝族进行调查,出版了《中国西南部人类学问题》一书。

  ◎纽约自然博物馆中亚调查团

  1921年,在我国进行地质学、地形学、古生物学、植物学、脊椎动物学和人类学的考察,重点在内蒙和新疆。前后经历10年,团员超过一百人,包括各种博物学者,比如人类学家奥士朋、古生物学家葛兰格,鸟类学家查平、植物学家钱耐,考古学者尼尔森、地质学者波凯,在内蒙收集到恐龙、恐龙蛋以及许多古生物化石,发表了《中亚自然史》。

  ◎约瑟夫·洛克

  1922年,洛克第一次来丽江,主要任务是来完成当时美国农业部给他的采集滇缅边境植物标本工作的。之后,他又获得美国农业部、地理学会、哈佛大学、美国博物馆、美国比较动物学博物馆等单位资助,继续留在丽江等地从事植物、民族文化、地理等研究考察探险工作。他的探险见闻在《国家地理》上发表,最早把丽江推向了世界。

  ◎芝加哥自然博物馆

  1928年,芝加哥自然博物馆派出一个考察队,到我国西南及周边地区进行动植物标本收集和考察。部分成员在哈佛大学比较动物学博物馆馆长助理库利哲率领下,收集分布在我国云南和广西的叶猴。另一部分在罗斯福兄弟带领下到西南采集动物标本,主要目的是大熊猫,他们从缅甸经八莫进入云南腾越,后来北往到大理,继续往北过金沙江进入四川,到打箭炉,后在四川穆坪第一次亲手猎到熊猫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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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764楼 发表于: 2009-08-28


林肯:最伟大的美国总统诞辰200周年[转帖]

 


    今天是美国总统林肯诞辰200周年纪念日,他被公认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

    姓名:亚伯拉罕•林肯

  俗称:林肯

  籍贯:肯塔基州

  职业:美国第16任总统

  身高:1.94米

  党籍:共和党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年2月12日-1865年4月15日),美国政治家,第16任总统(任期:1861年3月4日-1865年4月15日),也是首位共和党籍总统。

  1809年2月12日,林肯出生在肯塔基州哈丁县一个清贫的农民家庭,父亲是位鞋匠,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童年是“一部贫穷的简明编年史”。小时候,他帮助家里搬柴、提水、做农活等。 父母是英国移民的后裔,他们以种田和打猎为生。1816年,林肯全家迁至印第安纳州西南部,开荒种地为生。9岁的时候,林肯的母亲去世了。

  一年后,父亲与一位贤惠的女人结婚。继母慈祥勤劳,对待前妻的子女如同己出。林肯也敬爱后母,一家人生活得和睦幸福。由于家境贫穷,林肯受教育的程度不高。为了维持家计,少年时的林肯当过俄亥俄河上的摆渡工、种植园的工人、店员和木工。18岁那年,身材高大(1.94米)的林肯为一个船主所雇佣,与人同乘一条平底驳船顺俄亥俄河而下,航行千里到达奥尔良。

  在25岁以前,林肯没有固定的职业,四处谋生。成年后,他成为一名当地土地测绘员,因精通测量和计算,常被人们请去解决地界纠纷。在艰苦的劳作之余,林肯始终是一个热爱读书的青年,他夜读的灯火总要闪烁到很晚很晚。在青年时代,林肯通读了莎士比亚的全部著作,读了《美国历史》,还读了许多历史和文学书籍。他通过自学使自己成为一个博学而充满智慧的人。在一场政治集会上他第一次发表了政治演说。由于抨击黑奴制,提出一些有利于公众事业的建议,林肯在公众中有了影响,加上他具有杰出的人品,1834年他被选为州议员。

  两年后,林肯通过自学成为一名律师,不久又成为州议会辉格党领袖。1834年8月,25岁的林肯当选为州议员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同时管理乡间邮政所,也从事土地测量,并在友人的帮助下钻研法律。几年后,他成为一名律师。积累了州议员的经验之后,1846年,他当选为美国众议员。1847年,林肯作为辉格党的代表,参加了国会议员的竞选,获得了成功,第一次来到首都华盛顿。在此前后,关于奴隶制度的争论,成了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在这场争论中,林肯逐渐成为反对蓄奴主义者。他认为奴隶制度最终应归于消灭,首先应该在首都华盛顿取消奴隶制。代表南方种植园主利益的蓄奴主义者则疯狂地反对林肯。1850年,美国的奴隶主势力大增,林肯退出国会,继续当律师。

  1860年,林肯成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11月,选举揭晓,以200万票当选为美国第16任总统,但在奴隶主控制的南部10个州,他没有得到1张选票。

  大选揭晓后,南方种园主制造分裂,发动了叛变。南方11个州先后退出联邦,宣布成立“美利坚诸州同盟”,并制订了新的宪法,选举总统。

  1861年4月,南方叛乱武装首先向北方挑起战争。林肯号召民众为维护联邦统一而战。

  内战爆发初期,由于南方种植园主蓄谋叛乱已久,而林肯政府试图妥协,在战争中节节失利。首都华盛顿受到威胁。为扭转战局,1862年5月林肯政府颁布了《宅地法》,其中规定,美国公民交付10美元即可在西部得到160英亩的土地,连续耕种5年就可成为其主人。9月,又颁布《解放黑奴宣言》,废除了黑奴制,规定叛乱各州的黑奴是自由人。战争形式骤然改观。

  1863年夏,北方军队转入反攻。1865年,南方叛军向北方军队投降,持续4年之久的内战以北方胜利告终。

  1865年4月15日晚,内战刚刚结束,林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院遇刺身亡。5月4日,林肯葬于橡树岭公墓。林肯领导美国人民维护了国家统一,废除了奴隶制,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障碍,促进了美国历史的发展,一百多年来,受到美国人民的尊敬。由于林肯在美国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人们称赞他为“新时代国家统治者的楷模”。

  阿伯拉罕•林肯是美国第 16 任总统,是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领导了拯救联邦和结束奴隶制度的伟大斗争。人们怀念他的正直、仁慈和坚强的个性,他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受人景仰的总统之一。尽管他在边疆只受过一点儿初级教育,担任公职的经验也很少,然而,他那敏锐的洞察力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意识,使他成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

  美国"最伟大总统"排名出炉 林肯排名第一位

  林肯是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人物之一,领导了拯救联邦和结束奴隶制度的伟大斗争。人们怀念他的正直、仁慈和坚强的个性,他一直是美国历史上最受人景仰的总统之一。通过颁布《解放奴隶宣言》,让400万奴隶获得自由;他遇刺身亡后,美国正式废除了奴隶制。林肯成功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为推动美国社会向前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林肯成为黑人解放的象征,但奴隶主却对他万分仇恨。1865年4月14日晚上,林肯被南方奴隶主收买的一个暴徒刺杀。专栏作家卡米拉·卡文迪什这样评价林肯:“努力战斗赢得内战,维护国家统一,创建一个以《宪法》为准则的国家。”《洛杉矶时报》记者克里斯·艾尔斯表示:“他是我们评判小组中最没有异议的伟大总统人选。”

  林肯诞辰两百年 福特剧院重开张(图)

  揭秘林肯遇刺

  

  

  修缮中的福特剧院,右边二楼包厢正是林肯遇刺的地方

  核心提示:为纪念2月12日林肯诞辰200周年,福特剧场在经历了十八个月的翻新整修后于本月重新开门迎客,剧作家詹姆斯·斯丢讲述林肯生命历程的新作《天堂挂满黑色》(The Heavens Are Hung in Black)也将于此上演。

  手枪的射击声被掩盖在观众们的欢声笑语里,剧院的总统包厢飘出一丝诡异的烟雾,骚动的年轻人四处逃窜,只留下舞台上一群演员自顾自地演着戏,刺客跳上舞台,挥舞着小刀,高喊一声“暴君本该如此”,便从剧院后门逃逸。1865年4月14日,当时的美国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华盛顿福特剧院看戏时遭到刺杀,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在美国历史上铭刻。

  为纪念2月12日林肯诞辰200周年,福特剧场在经历了十八个月的翻新整修后于本月重新开门迎客,剧作家詹姆斯·斯丢讲述林肯生命历程的新作《天堂挂满黑色》(The Heavens Are Hung in Black)也将于此上演。

  完好保存历史细节

  那是1865年4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艰难困苦和重重危机中度过了四年残酷内战的林肯,终于迎来了南军将领罗伯特·李将军投降的胜利消息,高度紧张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于是他兴致颇高地来到华盛顿的福特剧院看戏。

  在福特剧院里,不少当时留下的历史小细节都被完好无损地保留下来。舞台外沿上依旧留有划擦的痕迹,那是刺客布斯跳下舞台时情急留下的。而在窄小的总统包厢里,当日的场景似乎近在眼前:楼下的舞台上正上演着喜剧《我们美国人的亲戚》(Our American Cousin),与此同时布斯无声无息地挑开红色的幕帘,在距离林肯不到两英尺的后方,布斯的大口径手枪指向了林肯的后脑。

  当时,56岁的林肯先生就坐在装有软垫的椅子上,当然现在能看到的只是个复制品,原先那个已经被位于迪尔伯恩的亨利·福特博物馆收藏。林肯夫人玛丽就坐在旁边一个藤木坐垫的椅子上。当时的美国陆军少校亨利·拉夫邦尼和他的未婚妻也在一旁,在布斯枪击林肯后,拉夫邦尼少校企图阻拦他,不料手臂却被布斯锋利的小刀划伤,溅出的鲜血染红了在场的几乎每件物品。

  观众中有一位医生急忙冲过来照顾被枪击的林肯,在仔细检查了脑后的枪眼后,他说道:“这是个致命的伤口,已经不可能起死回生了。”

  一座活着的博物馆

  人群依旧没有散去,奄奄一息的林肯被抬到剧院对街一间稍宽敞点的屋子里。“我的丈夫在哪儿?我的丈夫在哪儿?”林肯夫人喊着冲了进来,她很快就被强制带到了屋子外面。当整个夜晚一批批医生和警卫人员进进出出时,林肯夫人只是不断地哀嚎:“为什么他不来杀我?为什么他不来杀我?”

  对街当时暂时安置林肯的彼得森公寓如今已是一座博物馆,由国家公园服务中心经营。这座三层楼的彼得森公寓就像个迷你的魔盒,将那个夜晚的悲剧丝丝重现。国家公园服务中心定期安排讲解员在彼得森公寓为来访者讲述刺杀当日的故事。这个计划吸引了每年百万的游客来往参观,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景博物馆。迄今为止,已经筹集超过4900万美元的投资金用于这座公寓的翻新和整修,投资总额难以估计。

  服务中心和福特剧院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要把林肯的故事永远留在华盛顿这座城市里,然而现在华盛顿并没有专门为林肯总统而设的博物馆。福特剧院的重新开业让纪念林肯有了可去之处,它成了座活着的博物馆。总统包厢俯视着整个剧院,不论是不是有戏剧上演,这都将成为展示林肯最后一刻的鲜活地标。

  平凡中显神圣

  不论是福特剧院,还是彼得森公寓,究竟是什么让这些房屋具有如此大的力量?看着彼得森公寓的后院,这个已经没有了林肯躺过的床的地方,到底又能让参观者获得多大的感触?当然,仅是参观这些地点并不能赋予参观者对历史新的注解。

  林肯夫人后来回忆和林肯去剧院时的状况,“我从没见过他那样放开心扉高兴过,他的一举一动都说明着他当时的快乐。”当林肯到达福特剧院时,演员们停下了表演,观众们长时间欢呼,整个剧院就像是民众向盟军首领致敬一般热闹。

  让我们感触特别的并不是这些特殊的地点本质上存在的东西,而是它们引起内心的一股深深的敬意和思考。这些遗址实际上都比一般的剧院或是公寓来得小,在彼得森公寓的那个曾安置林肯的房间里,站上五个人已是相当拥挤。

  站在这些地方,参观者仿佛能够想象当时弥漫在空气中的恐惧,那种热度,那种气息,还有那个夜晚总统先生脑后流出的鲜血,浸淫了整个枕头。站在总统包厢里,似乎还嗅得到那场乱战的硝烟,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不祥的预感。这些地方变得神圣起来,也正是因为它们拒绝成为神圣的代名词。

  历史的中肯评价

  今年春末,将有近5000平方英尺的空间专门用来展示林肯在总统任职期间所经历的故事,届时福特剧院地下将成为大型活动中心。同时剧院也计划在2010年前将毗邻彼得森公寓的房屋改造成“领袖教育中心”,在其中展示林肯被刺的后果和他留给后人不可磨灭的精神遗产。

  为纪念林肯诞辰200周年,福特剧院于上周三举行了重新开张庆典,之后几日的活动都将围绕这个主题。剧作家詹姆斯·斯丢的新剧《天堂挂满黑色》将探寻林肯内心世界,在他任期内最黑暗的几年里,在白发人送黑发人送走儿子后,在起草《解放黑奴宣言》时,在面对数以万计的残疾的或是濒死的年轻人的时候,这位伟大的领导人是如何战胜自己、战胜敌人的。

  在斯丢的剧中有这样一幕:倾盆大雨中,林肯跑进一座剧院避雨,正巧碰上演员们排练莎士比亚的剧目。沉思中的林肯正为南北战争中惨重的死伤忧心,他当时的心境正像是路遇掘墓人的哈姆雷特。在剧院里,他遇上了以出演哈姆雷特红极一时的演员埃德温·布斯,埃德温正是后来刺杀林肯的约翰·布斯的哥哥。

  再次冲进大雨前,困扰中的林肯引用了莎士比亚戏剧《亨利五世》中的一段讲词“如果这场事业是不正义的”。这个场景意料之外地引人入胜,一方面因为历史已经证明林肯倾其一生建立的事业给美国人民带来了幸福,另一方面爱德华·布斯的弟弟就是后来刺杀林肯的那个杀手,更因为就是在观众所处的这一个空间,伟大的林肯撒手归西成了这个剧院所上演的最深沉的悲剧。

  林达:林肯总统找到了永恒的诉求

  作者:林达,旅美作家

  卢兄:你好!

  很高兴终于收到了你的来信。你说我所讲的南北战争,和你以前读到的故事不太一样,因此很有兴趣听下去。你在信中还提了一个问题。你说,如果林肯接受了南方"邦联"的事实,结果会怎么样呢?他作为一个总统认可了这样一个分裂,是不是就会成为美国历史上的一个"千古罪人"了呢?分裂以后的美国又会是什么样的前景呢?

  这个问题是非常有意思的。

  上一封信里,我是在把这场战争的起因先整理清楚。你如果想把纠缠在一起的复杂因素分开,你只要问自己两个简单的问题就可以了。第一个问题是,如果南方不要求离开美国,只是坚持要蓄奴,林肯总统会打这场南北战争吗?答案是,显然不会。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南方没有奴隶制,可是就是要求分离,林肯总统还是会打这场战争吗?答案无疑是肯定的。所以,在我们讨论林肯总统面临的战争选择时,应该先把奴隶制问题先分割开来。否则,就纠缠在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怪圈里,咬住自己的尾巴团团转,就钻不出来了。

  当问题的本来面目清楚之后,回答你信中的问题也就简单得多了。是的,林肯总统在当时看上去似乎是别无选择,这只是出于当时历史局限下的一个"正常选择"而已。确实,他是可以有另一个选择的,就是接受南方"邦联"这个事实。我曾经对你聊起过,美国的建成是非常特别的。它是由十三个独立的区域以"自由平等"为宗旨,自愿联合而组成的。尤其特别的是,它的一批建国者,并没有利用他们在美国独立战争和建国时期所建立的威望,去建立一个自己的帝国。通常这是非常容易发生的事情。

  美国的建国者们以最大的可能,理性地营造了一块自由的土地。

  这样做的第一步,就是他们自己先退回去,退到底。回到他们在这个国家诞生之前的原来位置上去。自由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简单的道理。就是人民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一个区域的人们按照他们之间的契约,相互协调一个共存的自由生活。如果愿意,各个区域可以自愿地通过协商和妥协,达成一个契约联合在一起。这种联合的原因,必须是联合在一起的区域可以得到联合的益处,例如,共同防卫带来的安全感,更便利的贸易,等等。这样的联合不应该妨碍他们原来的自由。充分区域自治的原则,就是这样产生的。

  但是,美国的建国者们提出了一个要求,就是联合在美国这个名字下的区域,必须承认这个自由国家的基本人道原则。然而,在建国的时候,这些原来的英属殖民地还存在非人道的奴隶制这个历史问题。建国者们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认为,各个区域至少必须有愿望,也应该有能力自己逐步达到废奴。鉴于美国的建国原则,每一个地区的问题必须由它自己解决。如果一个区域坚持整个联盟认为非人道的行为,大家有权予以谴责,以共同契约的形式,即合法的形式敦促它的改变,可是,没有对它动武的权利。这就是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之前,曾经再三表示自己无意武力废奴的原因。因为在这个契约国家,人们讲好,只以建立和执行共同契约,来解决可能发生的一切问题。武力从来不是一个大家认可的解决区域之间矛盾的方式。那么,对于废奴问题是这样,对于一个区域要求离开联邦的问题,是不是就不同呢?

  我们看到,美国在南北战争时,已经几倍于它建国时的面积。即使在最初提出离开美国,建立南方"邦联"的七个州里,也只有南卡罗莱纳和佐治亚是在最初的美国版图中的,其余有好几个州都是后来加盟进来的。虽然在美国的宪法中没有明确规定,如何处理一个州要求离开美国的情况。可是,根据美国建国者们的思路和作为,根据他们自治和自愿联盟的原则,说是"只让进不让出",这样的"联邦永久性",显然不象林肯总统在就职演说中所说的,是"不言而喻"的。林肯总统当然深知这样一个原则。所以,他理解他面临一个合法性的问题。

  那么,如果林肯总统选择接受这个南方七州离开美国的事实,又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温和的南方州有可能不会全部加入南方"邦联",例如,弗吉尼亚就会依然留在美国。这样,美国的版图大概会比今天少去五分之一。之所以说"大概",是因为南方"邦联"如果以蓄奴而走到一起,在历史潮流的推动下,并不一定会维持铁板一块。

  其中的一些州,甚至整个南方"邦联",后来都可能由于他们又有了与美国共同的目标而重新回来。因为他们虽然与美国曾经有过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分歧,却没有过任何仇恨。由于理念的变化,产生这样的"分"与"合",都是自然的。

  其实林肯总统自己,都预言了南方可能的进一步分离。他在就职演说中说,"正如目前联邦中的一些州宣布脱离联邦那样,一两年后南方'邦联'中的一部分难道就不会蛮横地再行脱离吗?"可是,林肯总统只是想以这样的"前景"去阻吓南方的离去,却没有想到,人们由于不同理念的不同组合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南方的进一步分离很可能意味着美国的重新统一甚至扩大。

  关键在于,对美国这样一个联邦形式的国家,究竟是靠什么建立和维系的。在这一点上,林肯总统与美国的建国者们的理解是不一样的。

  美国这样一个建国原则,对于联邦的各个区域似乎没有什么约束力。好象肯定是离心力很大的一盘散沙。看上去美国是非常容易变得四分五裂的。可是,一个应该是导致分离的原因却奇怪地成了一个具有极大吸引力的磁心,这个磁心就是自由和不干涉区域自由前提下的互利共存。如果说,今天有许多人离开自己难以割舍的传统,文化和母语,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个富裕生活的话,当初的美国却曾是一个贫穷的地方。然而它却不但吸引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还吸引了一个个加盟的地区。因为自由是符合最基本人性的状态,不论作为个人还是一个地区,人们的本性在寻求一个自由的状态,以及在这个状态下的互利共存。联邦显然不是依靠爱国主义口号加上枪炮来维系的。这一点,林肯总统是逐步醒悟的,醒悟在怵目惊心的战场上。

  林肯总统在两难之间挣扎出一个战争决定之后,他自己就落入了一个痛苦的深渊。战线越拉开,战斗越深入,双方的死伤也越惨重,他也越明白这个选择的代价是什么。林肯总统毕竟与一些只追求自己政治目标的政客是不同的,他无法漠视死亡。因此,在整个战争期间,无论是胜是败,他都心情沉重。他已经阻止不了战争的发展,他不知如何才能摆脱自己的心灵重负,也不知道如何才能帮助这个国家摆脱这场灾难。而他深知自己对今天这个局面是有责任的。

  葛提斯堡战役是联邦军队转败为胜的关键一仗,可是,站在这个战场上,林肯却无法摆脱双方将近五万士兵的伤亡,给他带来的浓重阴影。战争还要继续,他作为总统必须说些什么,但是,他无法在死亡面前以夸耀胜利鼓舞士兵的斗志。一个无法排解的沉痛心情,这就是林肯总统在葛提斯堡战役之后,短短的演讲的基调。

  最终,林肯为自己找到一个突破口,在南北战争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为战争的目标作了一个主题切换,把联邦对这场战争的诉求从防止联邦的分裂转换为废除奴隶制度解放黑奴。这就是你印象中的南北战争是一场解放奴隶的战争的来由。之所以要作这个目标切换,就是因为林肯总统还是一个很有历史眼光的政治家。他看到,假如打一场三个月的仗,有个几百上千人的伤亡,迅速平定"叛军",维护联邦统一,兴许,在历史上就成为一个成功的定论了。因为,南方分离诉求的本身,是有它的历史阶段性的。拖过这一段,分离的原因消失,联邦的完整也就保住了。美国的子孙后代也就可能接受曾经有过的一场短短的"维护统一"的战争,死亡的将士被奉为英雄,战争被冠於爱国,只需建立一个纪念碑和不断的鲜花,战争残酷的一面就被掩盖,它的意义就会得到升华。历史上的无数战争不都是这样过去的吗?

  可是,林肯总统领悟到,不论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目标对于一个总统来说,是多么地理由充足,义正词严,在美国这样一个国家,他都没有理由为此打一场历时四年,吞噬六十万生命的残酷战争。

  更何况,州与联邦的关系,自由分离的权利和联邦统一 的永久性,这些引发战争的焦点还是一个可以争执没有定论的政治学命题。如果再坚守这个"统一"的政治目标,那么,也许这个政治诉求可以光彩地坚守到战争结束,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在一个以人性和人道为原则建立起来的国家,无论林肯总统建立多么雄伟的一座纪念碑,都无法平息这六十万灵魂在地下的呻吟。他意识到,即使他打胜了这场基于政治诉求的战争,他仍将永无宁日。不论他活着,还是他死去,终有一天,他都无法逃脱历史的谴责。这是林肯总统真正高出其他一些政治首领的地方,他是一个有历史感的政治人物。他站到了历史的山顶上,看得很远,甚至超越了他自己的生命。因此,人们从来没有看到过林肯总统为战斗的胜利喜形于色,洋洋得意。他始终沉沉地揣着他的心灵重负。就象我前面提到的,他醒悟在战场上,然而,此刻的战场上已经血流成河。


 假设林肯总统没有这样一个醒悟的话,这样一个战争目标的主题切换是没有必要的。他尽可以打着原来保卫联邦的爱国主义的旗帜,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刻。而不必拾起他一开始就明确宣称是超越他的总统行政权利的武力废奴。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已经明白,他不能把这样一面爱国旗帜继续打下去了,如果没有一个高扬的道德理由,他会真的成为一个以枪炮维系联邦,因而造成近百万人伤亡的一场内战的"千古罪人"。

  这个战争主题的切换是非常及时的,而且很有道理。美国的立国精神就是平等自由。区域自治的理论源于区域自由,就是一个区域的人民有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自由。但是,这样一种自由不能建立在奴役他人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美国保障个人自由,可是,人是平等的,一个人没有侵犯他人自由的"自由"。

  所以,假如南方"邦联"的诉求是建立在"区域自由"上的"分离",而联邦的动武理由只是"不准分离"的话,在美国,这样的理由为一场如此惨烈的战争作辩解的话,是难以长期站住脚的。但是,如果动武的理由是"解放奴隶",即"还奴隶以自由"的话,那么,"为被奴役人们的自由而战"这样一个道德诉求,是"区域自由"这样一个政治诉求所无法与之匹敌的。这两个诉求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之下,"解放奴隶"这样最贴近基本人性的道德诉求,是永远可以站得住的。甚至时间越久远,越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这场战争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就是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在今天看来,大量的历史学家还是觉得,这个宣言更多的是一种瓦解敌军后方的战略考虑,而不是纯粹的道德公告。因为在这份宣言里,林肯总统宣布解放的,只是南军占领区的奴隶,而已经被北军占领地区的奴隶,则并不在"被解放"之列。然而,这却是林肯总统开始转移战争主题的一个关键步骤。

  到了四年以后林肯连任总统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上,我们看到,与他的第一次就职演说相比,他早已经全部完成了联邦军队战争目标的切换。在这个接近战争胜利的演说中,奴隶问题已经明确地被林肯总统标明为战争的起因,而解放奴隶的道德诉求已经成为这个演说的主要构成部分。可以说,联邦军队在林肯总统完成这一主题切换的时刻,已经胜利了。而且,他们可以长久地拥有这个胜利成果了。

  我必须向你强调的是,林肯总统的这个切换,并不是任意的。他能够这样做,其实是有着坚实的历史基础作为他的支撑的。几百年来,美国的精神主流为了寻求一个人人生而平等的人性的目标,进行了长期的艰苦努力。你在我以前的信中所讲到的故事中,已经可以看到了。在这样持续数代人的废除奴隶制的努力下,在北方对奴隶制深痛恶绝的普遍气氛中,战场上一个解放奴隶口号的提出,才可能是成功的。

  就和当初的"独立战争"一样,这基本上是一场白人的战争。尤其是在南北战争的初期,当林肯总统还没有对战争目标作这样的切换的时候,联邦军队是不吸收黑人参军的。即使在战争后期,黑人虽然也参与了这场以自由为目标的战争,但是他们仍然是军队中的少数。黑人士兵自己组队,不和白人士兵混编,不过军官都是白人担任。然而,我们今天不能不肃然起敬的是,这个以白人为主的联邦军队,能够毫无障碍地接受这个战斗口号,为当时在南方全部是黑人的奴隶,为他们的自由去战去流血去牺牲。并且在此后,他们的后代依然以此为荣。在一百多年前,在人们还普遍存在种族偏见的年代,这是必须在一块有着深厚人道主义传统的土地上,才有可能发生的。

  南方"邦联"对于林肯总统这个战争目标的切换,反应整整慢了一拍。其原因就在于战争开始以后,双方已经有过明确的战斗目标。在那个时候,南方不论战斗胜负,在战斗的目标上,一直感觉是理直气壮的。对于林肯总统的"解放奴隶公告",他们的理解也只是一个战略措施。等到他们醒悟过来,已经百口莫辩。虽然战争的胜负还未最后决出,可是,在战争正义性这个立论上,他们已经一败涂地。

  关键就在于,南方是有奴隶制,那几个极端南方州要求离开美国的最初动因,也是希望能够不受干扰地太太平平地把奴隶制维持下去。他们知道,他们在奴隶制是否道德,是否符合人性的问题上,是无法和美国的精神主流"探讨"的。在这一点上,他们自知理亏,甚至因此不惜离开美国,以避免北方死死追在后面,时时要求对簿公堂的"道德辩论"。

  可是,在他们提出离开美国的诉求之后,林肯总统以"保卫联邦统一"的名义,组织联邦军队一举进攻南方,发生了这场以"分离"和"不准分离"为争执焦点的战争。南方在这场战争面前,原来是丝毫没有理亏的感觉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有离开美国的权利。更何况,战火燃烧在南方的土地上,他们是被入侵者,保家卫国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他们把这场战争看着是独立战争以后的又一次争取独立自由的革命。可是,当他们终于发现对方的战争目标已经转换时,他们落入了一个挣不脱的罗网。因为,不论他们愿意还是不愿意,既然对方的战斗目标已经转换,他们的地位也就同时被转换了。也就是说,既然联邦军队是在"解放奴隶",他们就必然被随之定位在"为维护奴隶制而战"的位置上,逃也逃不掉了。

  这时的南方"邦联"真是狼狈之极。举着解放奴隶大旗的联邦军队高喊着自由的口号冲杀过来,正义凛然,死也死得其所。南方却突然之间发现自己拿不出一个相应的战斗口号与之抗衡。南方再一次理亏,可是又好象亏得莫名其妙。他们想指责林肯总统这种战争主题切换的不公道,可是又张口结舌,欲辩无言。因为,人家宣称打的就是奴隶制,而南方就是存在奴隶制,真可谓是"打个正着"在这种情况之下,南方"邦联"发现,唯一还有可能把双方拉回原来的争执焦点,"以正视听"的办法,就是使得林肯总统切换进去的新目标消失,这样,才可能回到原来战争争执的焦点。这才可能使得南方坚持认为联邦军事行动的非正义性和非法性,重新暴露出来。

  于是,南方"邦联"宣布,南方废除奴隶制。在这一瞬间,战争进入了一个荒诞的状态,联邦军队的战斗目标突然消失了。

  可是,南方的这个反应已经是在太晚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战争的后期,南方大势已去。林肯总统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继续高举解放奴隶的旗帜,一路打到胜利。南方"邦联"一直处于劣势,疲于应战,再也没有真正得到机会,重新讨论他们是否有权利离开美国的问题。

  1865年4月8日,就在联邦军队攻打南方的第一个战场弗吉尼亚,在距离当年南方"邦联"首都利其蒙六十英里的地方,一个安静村庄的两层红砖小楼里,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将军,穿着一身笔挺的一尘不染的军装,代表南军向联邦军总司令葛兰特将军投降。三天以后,南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团的士兵们,低垂着军旗,走过联邦军队的面前,放下武器,开始返回家乡的旅程。历时四年的美国南北战争就这样结束了。

  李将军代表南军投降的六天之后,1865年4月14日,也许你还记得,那是塞姆特堡陷落四周年的纪念日。这个边防城堡是在两个月以前刚刚从南军手中收复的。那一天,他们以一个特殊的方式庆祝这个联邦边防城堡的收复,他们邀请了当年驻守塞姆特堡的安德生将军回来参加一个仪式。安德生将军此时已经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六十岁老人了。并且由于健康原因已经离开了他的军职。他在这个仪式上,重新升起了四年前他被迫降下的那面旗帜,不禁感慨万千。然而,就在同一天晚上,在华盛顿的一个剧院里,林肯总统被一名南方籍的演员暗杀。这似乎预言了迄今为止美国人对于南北战争的感觉,这场战争没有胜利者,它的悲剧性压倒了一切。

  如果说,后人一定要对这场战争在是非上分出一个胜负的话,那么,自从林肯总统将一个"爱国的维护联邦统一"的政治诉求,切换成"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道德诉求的这一刻起,南方就已经输定了。战争一结束,南北双方的学者就不断地对这场战争,发表各种观点的研究成果。因为,南北战争这样一个历史上的非常状态,并没有中断美国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传统,美国人依然可以看到各种对于南北战争的学术争论和不同观点。

  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曾经有无数联邦军队的士兵,把自己的鲜血抛洒在"解放奴隶"的自由旗帜之下;也没有人能够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就是在南北战争之前,南方依然存在非人道的奴隶制。

  结果,正如林肯总统所预见的,随着历史的进步,也随着人们对于超越种族属性的普遍人性的认识越来越清楚,当年"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道德诉求的份量,也就越来越重。任何一个政治诉求,哪怕有天大的理由,也会在这样的人道诉求面前黯然失色。也正如林肯总统所预见的,在以"平等自由"的人道原则建立起来的美国,只有在"解放奴隶,为自由而战"的人道目标之下,人们才可能在长久的岁月里,认可如此众多的年轻生命的奉献。因此,在美国,人们也普遍接受了林肯总统在他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对于南北战争的解释。而且,就连林肯自己都承认过的武力解放奴隶在这个国家的非法性,都被北方民众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南方在战后的继续辩解,也显得十分苍白。

  在美国,这场战争不可能有真正的胜利者。因为战争尚未结束,对于战争伤痛的人道关怀已经逐渐压倒了一切。在南北战争最大的一个战役,葛提斯堡的昔日战场上,保留着一个纪念馆。你在里面找不到对于胜利者英雄式的歌颂,也找不到对"敌人","叛乱者"的轻辱。你能够看到的只是对于战争悲剧性的平和与客观的陈述。

  在这个纪念馆里,有战役进程的客观描述,但是没有对某一方特意采用高昂的褒扬用词,也没有对另一方采用轻蔑的贬抑用词。纪念馆里有一百多年来的葛提斯堡战役纪念活动的照片,人们在这些照片里,看到双方将士都已经渐渐地垂垂老矣,相互伸出手来,重新握在一起。

  我在这里原样照录一些简单的陈列说明。因为我想你也许可以从这些平静叙述中,体会到美国人对于这场战争的感觉。

  "威斯理和威廉.科尔普是在葛提斯堡长大的两兄弟,分别之后,都参加了军队。最后在战场上相遇-- 一个为"邦联",另一个为联邦。1863年6月,威廉.科尔普所在的属于弗吉尼亚州温切斯特联邦军的宾夕法尼亚民兵87团F连,与他的兄弟威斯理所在的属于"邦联"军的弗吉尼亚第二民兵步兵团B连,发生对战。几天后,威斯理的军团调到他的家乡参与战斗。6月3**在进攻科尔普小丘时阵亡,那是他童年时玩耍的地方。威斯理的家人听到他的死讯后去战场寻找。他们发现了刻着他名字的枪托,可是,他的尸体始终没有被找到,没有被确认。"在这段说明下面,是威廉和威斯理.科尔普兄弟两人的照片,和威斯理阵亡的科尔普小丘。

  另一个陈列说明是这样的:"当地流传另一个有关威斯理.科尔普和杰妮.威德的故事。温切斯特战役后,威斯理遇到一个年轻的联邦军伤兵,下士约翰逊.(杰克)斯凯雷。威斯理认出那是他在葛提斯堡的童年好友。他上去交谈,杰克交给他一封信,请他在路过时交给他的恋人杰妮.威德。几天后,威斯理参加了葛提斯堡战役,在第一天战斗停火后,他去探望住在葛提斯堡的姐姐,并且提到他有一封杰克.斯凯雷的信要转交杰妮.威德。他姐姐说可以替他送信,可他还是想以后亲自把信送去。6月3日,威斯理阵亡时还揣着这封信。同一天,杰妮.威德误中流弹而死。6月12日,杰克.斯凯雷死于他的创伤。"

  在这个纪念馆里,还有一张几个孩子的照片,旁边的陈列说明是这样的,"葛提斯堡战役结束后,发现在一个无名联邦军队战士的手里,捏着这张照片。几天以后,拿着这张照片的葛提斯堡居民,把这件事告诉了费城的杰.弗兰西斯.波恩博士。波恩博士要了这张照片,复制后在北方的各种报纸刊登启事,寻求协助确认孩子的父亲是谁。这个故事和照片一起出现在许多报刊杂志上,打动了很多北方人的心。求认的启事也有了回应。阵亡士兵身份被他的妻子确认,他是154纽约民兵团C连的阿莫斯.哈密斯登上士。波恩博士来到纽约的波特维尔,将照片原件送还了哈密斯登夫人。这一事件触发了为哈密斯登的孩子和其他联邦军人遗孤的募款运动。这一募款运动扩展到出售哈密斯登的孩子的复制照片,以及出售有关这个故事的诗歌和音乐作品。在这笔基金的支持下,1866年建立了葛提斯堡孤儿之家。哈密斯登夫人成为那里的工作人员,并且和她的孩子们一起搬进了这个孤儿之家。"

  在这个纪念馆里,还有一些当年士兵站立的照片,照片被放大到真人那么大。一排排站立在幽暗的展厅里。灯光投射在战士们严峻的脸上,他们的眼睛凝视着你,使你无法忽略这些逝去的,和你一样的生命。他们就是葛提斯堡的灵魂,也是这场战争的灵魂,这个纪念馆使所有的参观者,一想起这场战争,首先想到的就是这些年轻的生命,以及与这些生命所相连的,被战争毁灭的一个个幸福和感情。它时时在提醒你,这些士兵也是父母心爱的孩子,孩子们依恋的父亲,女孩们梦中的恋人,他们被毁于一旦,不论他们是南军,还是北军。甚至他们就是被毁灭在自己兄弟的手里。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可称为是一个"悲剧"呢?在这样的悲剧面前,还有什么战功和胜利是值得夸耀的呢?

  这就是南北战争从一结束起就形成的,对这场战争评论的基调。我们曾经和一位来自中国的朋友聊起美国人这种战争态度。他觉得很奇怪,总是问为什么会是这样的。我觉得,我能够回答的就是,这是自然形成的。因为这是符合他们一贯的逻辑的,既是源于他们的宗教传统,也基于这里的人们尊重个人,尊重生命的一贯态度。

  美国的制度不容许政府限制人民思想感情的表达。因此,不论南方还是北方,人们可以自己筹款,建立各种对于南北战争的纪念碑和博物馆。这样的纪念碑和博物馆在美国遍地都是。没有人能够对纪念碑用词横加干涉,也没有人能对博物馆主题"定调子"。在北方,你在读纪念碑的时候,可以看到他们提到这场战争的时候,用的是"国内战争"这样的用词,有时也会提到联邦。然而在南方,纪念碑上称呼这场战争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因为当时已经有了独立的南方"邦联"了。

  可是,不论是南方还是北方,它们的纪念碑和博物馆的基调,都不约而同地是对于逝去生命的感怀,在这块土地上,这是自然的。看到这些与我们一向习惯了的军事博物馆风格大相径庭的气氛,我们也只能这样想,在我们的出发点里,就有一些东西是不同的。而不同国家的孩子们也就在不同的气氛下,受到熏陶和渐渐长大。长大以后,他们相遇时,又会感到陌生和惊讶。

  林肯总统的整个心态,也始终没有离开这样一种沉重的悲剧感。不管一百多年前的林肯总统有怎样的历史局限,在整个过程中作了些什么决策,然而,在一百多年前,也许只能是这样的结果。而在我看来,林肯总统的伟大之处,是在于他对于这场战争悲剧的历史性认识,以及他真诚地把自己在战争问题上的醒悟,融入了自己对战后问题的决策中。

  虽然,基于美国的制度约束,林肯总统很难做到,象其它一些国家的领袖人物通常所做的,站在胜利者的优越地位上,在战后以压倒性优势,在排山倒海的舆论宣传配合下,把南方"叛乱者"们从上到下作一番彻底清算。比如说,镇压为首者,清理叛乱参与者,以战争罪,叛乱罪,刑事罪等等,处理一大批南方的"后患"。并且在舆论上颂扬北方的平叛的功绩,把南方定在一个罪恶滔天的位置上,永世不得翻身。林肯总统不能任意这样做,不过,林肯总统本人对于战后南方问题的态度,还是很重要的。

  林肯总统几乎被暗杀在战争结束的同时,然而在战争形势明朗,胜负已经基本定局的时候,对于如何处理战后的南方问题,他是坚决的温和派。虽然由于他的被暗杀,联邦对于南方的处理,有过一些反复。可是林肯总统生前的这个态度,对战后的南方和战后的美国如何走向,还是有很大影响。

  战后的南方,已是满目疮痍。我以前跟你说起过,战争是有它自己的规律的,战争机器一旦滚动起来,它的残酷性本身,就会导致许多无法控制的局面。即使是现代战争都是如此,更不要说是一百多年前的,双方基本上都是以临时招募的民兵,打出来的这么一场战争了。就象中国的说法,兵者,凶器也。美国人说,战争是肮脏的东西。前面说过,由于美国的制度,对于一场战争的回顾,发掘和表达,你不可能是由一个人或是一些人定下什么调子,然后照样本宣传。战争中曾经发生过的一切,都有可能被写下来,并且出版。

  在美国,有关南北战争的书,已经多到了如果你什么事情都不干,花一生的时间去读,都不可能读完了。而且,还在继续地出版。南方的一片焦土,也在出版的历史,回忆录和老照片集子里,永久地保留下来了。例如在佐治亚,北方联邦军的指挥官谢尔曼将军,是无人不晓的著名历史人物。很不幸的是,他的名字一直和一场场的大火联系在一起。北军打到佐治亚的时候,南方已经大势已去了,尤其是在亚特兰大市被攻陷之后。去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吸引了来自全球的旅游者。人们发现,这个城市相当于其它逐步发展的大城市来说,它的市中心除漂亮整洁之外,还有一种"崭新"的感觉。我第一次去亚特兰大,印象最深的就是"新",新得叫人觉得疑疑惑惑。后来才知道,在南北战争中,那个旧的亚特兰大,在谢尔曼将军的命令下,一把火全部烧了个干净。

  不仅如此,从亚特兰大开始,尽管谢尔曼将军领导的北军一直处于相当顺利的形势,但是为了彻底地吓住南方,他命令部队将遇到的民房一路烧下去,同时杀死所有遇到的牲畜。就这样,一路烽火南下。在接近佐治亚南方港口城市塞凡那的时候,塞凡那的人们发现根本无力抵挡北军的攻势。为了避免损失,商人们派出代表去见谢尔曼将军,表示不抵抗,希望他能够不烧塞凡那,并且在他进城之后予以协助。谢尔曼答应了。此刻,正是圣诞节前夕,谢尔曼将军高兴地给林肯总统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提到,我将把完整的塞凡那,作为送给你的圣诞礼物。该信的原件犹存,这成为今天在美国南方,人人都知道的一个"典故"。塞凡那就这样保留下来,成为今天佐治亚最美丽的一个老城市。在美国逻辑中,那些塞凡那商人也完全是正面的形象,南方人也决不会把他们当叛徒对待。

  离开塞凡那,谢尔曼将军的部队又一路向北烧将上去,一直烧到南卡罗莱纳的查尔斯顿。查尔斯顿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待到谢尔曼将军攻下查尔斯顿,已经一片断壁残垣。我们在南方周游的时候,几乎到处可以听到谢尔曼将军的名字,一百多年来,南方民众的子孙对"谢尔曼的大火"耿耿于怀,一代传一代。在我们来到查尔斯顿的时候,就问过一位在市政府的花园里做义务导游的老人,谢尔曼将军烧过查尔斯顿吗?老人说,查尔斯顿在被北军攻陷的时候,已经大半毁于炮火,所以,"已经不必麻烦他再烧了"。一出城,我们就在查尔斯顿的郊外,遇到被北军焚烧后至今还留下一堆焦黑瓦砾的庄园。

  在那次陪伴我们的澳大利亚朋友去塞凡那的时候,参观了谢尔曼将军在塞凡那期间居住的那幢房子。那是南北战争时期当地大富豪的私邸。在参观之后,我们的朋友也向讲解员了解有关谢尔曼将军烧佐治亚的情况,可见谢尔曼将军已经随着历史书在澳大利亚也出了名。那个讲解员平和地说,据他认为,这些情况也不能全部归咎于谢尔曼将军一个人,因为在战争期间,一切都在混乱之中,失控的情况常常会发生。两位澳大利亚人十分惊讶,说是没想到南方人还有这样的客观和冷静。

  当然,这份平静也是一百多年时间淘洗的结果。可是,那位讲解员的说法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枪声一响,一开始杀戳和被杀,人就被改变了,战争的双方都一样。局势也就在一片混乱中变得难以控制。例如,在南北战争中,战场上的双方士兵常常补给不足,双方也就都有饿得骨瘦如柴的战俘。在主要战场的南方,平民遭遇北方军队抢劫的情况也很多。双方在后期甚至都出现过"督战队",即向自己一方的逃兵开枪,等等。所有这些战争阴暗面和细节,都在战后,随着战争的书信集日记集,逐渐变成一本本历史书,出版并且公诸于世。

  不仅是纪念馆,这里的战争回忆录,和我们所熟悉的革命回忆录的风格也是有区别的。并不是这里所发生的内战,就比其它地方的内战流了更多的血;也并不是这里的内战,就更不人道。只是,这里的人放下武器的时候,比其它一些地方的人们更快地意识到,他们原来都是父子兄弟。他们生活在同一块土地上,有着同样的宗教,甚至来自同一个家庭。当他们已经杀死了自己的兄弟之后,他们从战争的魔魇中醒来,自己被自己的行为震慑住了。接下来的一个最自然的问题就是,他们一定要以这样的方式,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吗?

  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这样一种自发的,出自人性本能的对于内战的反省,其结果就是,在这个国家,再也没有一个政治家胆敢试图用武力去解决国内问题,不论他是来自南方,还是北方。人们普遍理解,他们的先辈有他们的历史局限性,也许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避免这样一场内战。可是,如果再来一次的话,不论是谁,都很难避免在历史上定位成为一个罪人的结局。因为今天的人类已经又"进化"了一步。

  你一定还记得,在南方向塞姆特堡开出第一炮的时候,南方和北方,还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可是,战争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就是制造仇恨。那么在战争制造了仇恨之后,这个国家怎么办?当时,林肯总统已经被暗杀,按照宪法,由他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接替他的位置。在这个时期,几乎是美国总统和国会的关系最为恶劣的一个时期。在美国历史上,大概再也没有出现过哪个时期,有如此之多的国会法案被总统否决,又有如此之多总统否决后的提案,重新又以绝对多数被国会强行通过。所以,当你听到,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正式由国会对总统提出弹劾,也发生在这个时候,就不会感到奇怪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切只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后充满矛盾的反映。

  在战前,是南北对峙的矛盾,在南方"邦联"成立的时候,南方的国会议员们就都离开美国国会,回到南方自己的"邦联"议会去了。美国国会里只剩下了北方的议员,在这个时候,基本上都是北方议员的国会,和林肯的副总统之间,为什么会出现美国历史上国会与总统最尖锐的矛盾呢?

  战争过去了,北方胜利了。在战争后期,这个胜利还没有完全出来之前,根据战场形势,林肯总统对于胜利前景,已经非常有把握了。可是,"战胜"究竟解决了什么问题,问题又解决到什么地步呢?尽管在战争后期,林肯总统作了一个战争的目标切换,可是,他应该明白,战争的实质并没有因此而发生变化。这场战争就是用武力把逃离美国的南方,押回了联邦。即使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实质就是北方用枪逼着南方,在奴隶制问题上,统一到美国主流的制度和观念上。

  在奴隶制这个历史遗留问题上,美国自从它的建国者们提出了"自由平等"的建国理想,到这个时候,北方和南方似乎都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了。可是,解决的方式不一样,它们的结局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北方,人们逐步通过辩论,唤起大多数人的人性觉醒,最后白人自己立法,放弃这样一个对他们应该说是"有利可图"的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一部分人因此放弃或失去了一份对于他们来说是"传统的财产"。从立法通过起,所有的人遵从这个大多数人的决定。

  这样一个过程,不仅是加强了民众对于契约社会正常运作方式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这样循序渐进的一个立法过程,也是人们对于一个不人道的制度反省和认识的过程。当这个过程完成,瓜熟蒂落的时候,所得到的成果是有它坚实的社会基础的。因此,这样的矛盾是一个自然化解的过程,虽然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后,人们对于种族的偏见依然存在,但这是另一个认识过程的开始。这个新的过程站在一个可靠的起点上。你可以因此而预期到,后面的这一个认识提升过程,也会是平稳的渐进的,相对顺利的。

  那么,在这样一场林肯总统所领导的革命性的变革之后,南方又收获什么样的成果呢?这要从南方原来的社会状况谈起了。是的,在南北战争前的南方,只有百分之五的白人是拥有奴隶的,只有百分之一的白人是拥有百名奴隶以上的真正大奴隶主。可是,当时南方的白人是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中,并不存在那些百分之一的大奴隶主专制的问题。奴隶主虽少,维持奴隶制却是当时大多数南方白人的意愿,尤其是在极端南方更是如此。这些白人,用我们习惯的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说,都是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局限和教育程度低下所造成极端的种族偏见,一方面也是这样的制度维持了一个有等级的,稳定安全的保守社会。你不要以为当时的美国南方只是不喜欢黑人,其实他们更不喜欢时髦的,流动状态的,一天一个"主义"的北方白人。也不喜欢犹太人和来自欧洲的白人新移民。他们不要什么新奇的花样。就这么按照原来的样子过着挺好,主人象个主人的样子,仆人象个仆人的样子,奴隶也象个奴隶的样子。

  当种族偏见和狭窄保守结合在一起,极端南方的大多数白人就是要反对废奴,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什么奴隶。极端南方是一个很有自己主意的民主社会。所以,他们当初要提出离开美国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因为极端南方的几个州,和美国精神主流的风格和社会诉求确实相去甚远。所谓的民主社会,并不是一个完美社会的意思,它只是一个由大多数人在决定风格的一个社会。这些人的认识水平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面貌。不论奴隶制是多么不人道,在这里,这就是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的认识水平。

  说到这里,你一定也意识到,这是一个枪炮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

  可是,这正是林肯总统和北方在胜利在望的时候,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把南方押回来以后,怎么办?它是回来了,可是在实质上,它还是南方"邦联",不是美国。因此,在处理战后的南方问题上,北方产生了巨大分歧。国会以强硬派为多数,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当时北方的大多数人,对于这个问题都持强硬观点。国会议员都是民众选出来的,一般来说,在美国最能反映民意的就是国会了。

  当然,国会议员来自不同地区,所以他们代表了不同地区的民意,国会本身也就很难达成一致意见。现在,南方议员在战前就全部离开了。国会也就第一次有了相对一致的条件。可是,林肯总统在这个问题上,却坚定地站在温和立场上。

  林肯总统显然没有在战前预料到,南北战争将是这样一场持久残酷的战争。开战以前,他曾经尝试了一次强硬的态度,于是有了这场战争。所以在战后,也许对于林肯总统来说,更简单的做法还是强硬到底。可是看上去,林肯虽然已经无法改变南北战争这个现实,他却显然不想在战后继续用刺刀对付南方。战争结束之前,北方已经在这个问题上产生很大分歧。强硬派的出发点是复杂的,这里有对于积聚了战争仇恨的南方力量的忧虑,有对于"叛乱方"是否会卷土重来的担心,也有对于战后南方的黑人处境的关怀。而采取强硬立场的依据,就是战争本身造成的非常状态。美国是一个强调理性的国家,而战争本身是一个无理可讲的非常状态。既然已经连打仗了,在战后再持续"非常"一段,似乎也应该可以接受了。

  可是,林肯总统却坚持要善待战后的南方,以林肯为代表的温和派的基本观点就是,在南方表示愿意回到美国的前提下,让南方在立法上完成废奴,然后,对南方不作任何追究。逐渐把南方还给南方人,尽快回到战前美国的正常状态。

  两派观点的对立非常严重,以致于今天美国的史学界还普遍有一种讲法,就是,在林肯总统被暗杀的消息传来之后,真正感到高兴的并不是南方,而是北方极端的强硬派。因为林肯总统显然在北方民众中,有他的个人魅力和威望。假如他要坚持一个温和做法的话,推行的可能性显然就要大的多。而现在,温和派等于是大旗被砍,群龙无首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点不起眼的副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顶上林肯的总统职位之后,不但坚持了林肯对南方的温和态度,而且在做法上出乎意外的当机立断。在他上台之后,趁着国会休会期间,断然推行温和的战后措施。例如,在效忠美国的誓言之下,对南方所有的叛乱参与者不予追究,而且依然具有公民权。这就意味着他们还是具有选举与被选举权。在这一时期,南方各州几乎都有了总统临时任命的州长,州议会也都废除了原来战前退出美国的宣言,并作出了废奴的决议。当年通过了废除奴隶制的美国宪法第十三修正案。温和的结果是,南北战争结束只有六个多月,在新一届的美国国会选举之后,当初南方"邦联"的副总统,就是我提到过的,战前林肯总统给他写信的那个亚力山大. 斯第芬,已经作为南方国会议员团的代表,带了一群"昔日叛军"的新议员们,重返美国国会了。北方的国会议员们普遍不能咽下这口气去。尽管国会多数成员和总统一样,同属共和党,可是他们之间的尖锐矛盾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以强硬派为主的国会与温和派的总统几乎是对着干的。国会开始一系列的立法,推行他们对南方的强硬做法,比如说,由联邦军队进驻,把整个南方划为几个大军区,每个军区有一名司令员,参与一定的政府管理,有一点半军管的味道,实行宵禁等措施。就在这一时期,国会还通过了美国历史上非常重要的宪法第十四修正案。一般来说,人们提到这个宪法修正案,首先注意到的是,就是这条法案历史性地确立黑人的公民权。至此以后,黑人的公民权问题在法律上彻底解决了。这确实非常重要。你从我以前的信里,已经非常熟悉了美国的常态运作方式,从此以后,在进一步解决种族问题的时候,美国的精神主流再要向前推进的话,就有了扎实的宪法基础。平等自由原则在各个不同种族的实行,有了本质性的进步。

  然而,人们在提到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时候,常常忽略它的后半部分。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这后半部分的历史重要性远不能和它的前半部分相比。那只是一个战后的措施,时间性非常强。战后的重建时期一过,这条修正案的后半部分就随着它的历史时效的过去,自动走入历史,不再起作用了。可是在当时,这是强硬派的国会与总统对着干的一个重要法案。因为宪法修正案后半部分规定,凡是曾经宣誓拥护宪法,后来又从事反叛的,均不得再进入国会,竞选总统,以及担任联邦或州的文职和军职官员。在当时,第十四修正案这半部分所引起的震撼并不比前半部分小。因为,这等于是剥夺了南方最主要一批精英的公职权和部分公民权利。

  由于对于处理战后南方问题这样两种态度的存在,使得美国南北战争之后的南方重建,经历了一些摇摆。可是,我们看到,不论温和也罢,强硬也罢,如果相对于其它国家发生的各种内战,它的处理方式和结果,都是不可思议的。战争结束以后,没有出现对失败一方的任何惩罚行为。即使是所谓强硬派,没有镇压和清算"叛军"和"叛国贼",更不要说因此产生的大规模错杀了。

  两种不同态度的争执,引起了不同的"南方重建"措施。普遍认为,强硬的国会一方更为关注黑人的利益,而温和派则有"代表南方奴隶主利益"之嫌。看到这样的评论,我有时会感到疑惑。我怀疑的并不是国会所代表的多数北方民众,对于南方黑人处境的深切关怀,因为事实上,这样的关怀完全符合北方一贯表现的对于黑人的同情,符合他们历来的人道诉求,他们的行为是符合逻辑的。说是林肯的后任安德鲁.约翰逊总统有类似奴隶主对黑人的种族歧视和偏见,我想也不能说就没有可能,因为对黑人有偏见在北方也同样存在。可是如果说,作为坚定温和派的林肯总统,坚持他善待的主张也是为了"代表南方奴隶主的利益"我是不大相信的。我所疑惑的是,如果我们不去考虑这两个方面态度的主观意愿的话,到底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对于历史进步是事实上有效的呢?

  这个问题我还得想一想再给你聊。今天就先写到这儿。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8 15:43:45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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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为何把皇位传给才具平庸的嘉庆? [转帖]


    清朝初期能出现四海臣服、国威振奋的强盛局面,能够出现长达一百三十多年之久的“康乾盛世”,除了执政者们个个都具备匡扶社稷、治国安邦的杰出才干外,还在于他们都选择了优秀的继任者。如雄才大略的康熙、励精图治的雍正、锐意进取的乾隆,无一不是上任皇帝生前所精挑细选的最佳接班人。
  嘉庆是乾隆皇帝的继任者,也是清朝入关后的第五任皇帝。翻阅清朝正史,我们找不到关于对嘉庆荒淫、贪婪、昏庸、阴险行为的记载;翻阅清人野史,也查不着他的哪怕一件风流事。就是这样一个品格端方、为政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的人,却成为清朝十二帝中最没有特色、没有个性的皇帝。在治理国家方面毫无建树的嘉庆,身上最明显的标记就是乏术和平庸。那么,乾隆为何会把皇位传给他,把偌大一个帝国托付给他呢? 
  乾隆一生有十七个儿子,嘉庆皇帝永琰排行第十五。按照清朝“立长、立嫡”的皇位传承原则,排行靠后且是庶出的永琰,几乎没有继承大统的可能。乾隆最初也确实没有把他列入考虑范围。但老天似乎总是故意与乾隆过不去,嫡次子永琏、嫡七子永琮相继夭亡,其他皇子也有大多英年早逝。到了永琰出生的时候,他的十四个兄长中有八个已经死去,就连深受乾隆宠爱的皇五子永琪也在几年后早逝,诸皇子中可备乾隆选择的范围已经变得非常小了。为此,乾隆皇帝不得不放下祖制,从剩下的几个年幼、庶出的皇子中另择储君。
  皇十一子永瑆和皇十五子永琰,水落石出般的成为乾隆皇帝为数不多的儿子中的佼佼者。永瑆聪明睿智、才气横溢,做事很有主见;永琰性格内向、性情凝重,为人规矩仁孝。在大清国力日益衰减的情况下,按说由永瑆这样一位性格鲜明、颇有主张的皇子来继承皇位,应该是最合适不过的。但事实上,乾隆却把皇位传给了永琰。
  乾隆选择接班人所遵循的原则,就是后来者必须不容置疑的遵从他的意志,不打折扣的继承他的政策,不遗余力的维护他的权威,并把自康熙以来开创的盛世一直保持下去。永琰忠厚老实、规规矩矩、重视仁孝,对乾隆的话一向言听计从,无疑最符合乾隆皇帝的选嗣标准。朝中的明眼人都能够看得出乾隆对永琰的态度和用心,就连当时来京的朝鲜使者也多次向朝鲜国王汇报:“永琰为人持重、度量豁达,最为乾隆皇帝喜爱。”
  其实,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永琰做接班人,还有一个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那就是他不想放权。尽管乾隆皇帝曾有过“朕八旬有六归政”、“不敢与皇祖六十有零的年数等同”的誓言,但等他年老昏聩的时候,越发把至高无上的皇权看的比自己的命还重要,一丝一毫也不肯相让,哪怕这个与自己分羹的人是自己的亲儿子。如何做到“退而不退”,如何在有生之年继续风光的把持朝政,这是乾隆皇帝在风烛残年时最关心的事情。要做到这一点,只有选择一位恪守仁孝、老实巴交、唯父命是从的接班人,而永琰正是这样的一个人。 
  果然,乾隆在传位的同时明确宣布:“凡遇军国大事和用人事宜,决不会置之不问,仍要亲自处理。”退位后,乾隆仍然自称为“朕”,他的谕旨称为“敕旨”;对前来进贡的朝鲜使者有板有眼的说道:“我虽然归政,但大事还是我办!”;他借口已经在养心殿居住了六十年,只有这里才“安全吉祥”、便于召见群臣,无论如何也不肯搬出去;为了限制嘉庆,他还一度上演了“传位不传玺”的闹剧;本来嘉庆即位改元后,全国上下应该统一使用嘉庆新历,可宫廷中还是用乾隆年号,如乾隆六十一年、六十二年;新皇帝即位后,钱币应该改铸“嘉庆通宝”,可那几年却是乾隆、嘉庆两个年号的通宝各铸一半……在父皇的淫威下,以仁孝著称的嘉庆,只能没头没脑的做了几年有名无实的“二皇帝”。
  不能否认,永琰还是很有资质的。他勤奋好学,六岁读书,十三岁通五经,之后跟从多个师傅学习今体诗和古体诗,文化基础非常坚实。尤其是在从十四岁被秘密立储到三十五岁登基的漫长的二十多年中,他接受住了具有丰富政治经验的乾隆皇帝的时时观察和种种考验,并最终被确立为下任皇帝,都说明永琰的品质、才干绝非等闲。不过,他的这种资质才干,用在恪守仁孝、唯命是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等方面还算说得过去,但用在安邦治国、开拓进取上就会显得异常的苍白无力。
  如果天下安定、歌舞升平,凭嘉庆的能力做一位贤明的太平君主应该没什么问题。但乾隆后期国库衰竭、国力衰弱,朝廷政治腐败,官场贪贿成风,各种矛盾一触即发,沉醉于“康乾盛世”光环下的大清帝国“外面看着轰轰烈烈,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就迫切需要一位有着刚猛手腕、铁血政策的“能君”来扭转乾坤、力挽狂澜。可惜嘉庆皇帝没有遗传到前面几任皇帝治国能力和开拓气魄的基因,虽然勤政图治,一心想着有所作为,但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一位忠厚老实、波澜不惊的守成君主。
  嘉庆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于改变乾隆后期的种种弊政虽然起了一定的作用,却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清代中衰之势。嘉庆始终开不出一个根治日趋严重的腐化和怠惰的药方,对一大批“尸禄保位”的官僚只能警告、恫吓,最终徒呼“奈何”而已。他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有一定的认识,却不能真正有效地对付外来侵略者。他在位期间,土地高度集中于大官僚、大地主手中,农民大量破产、流亡,政治比乾隆后期更加腐败,社会矛盾日益加深,川、楚白莲教和鲁、豫天理教等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清王朝只能沿着衰败的道路不可避免的衰败下去。
  因为好大喜功而穷兵黩武,把原本强盛的大清帝国折腾出衰败迹象来的乾隆皇帝,至死也不承认他的统治出现了危机,他甚至还在发着“大清帝国,谁与争锋”的高烧,甚至认为自己留给子孙的仍旧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这种对当时形势掩耳盗铃似的错误估量,不可避免的导致了他在确定接班人的问题上错误选择。不仅如此,乾隆皇帝还为了贪图虚荣、操控权利,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和私利,把皇位传给了一个不足以成大器的儿子,把有着二百多年辉煌基业的大清帝国交给了治国乏术、政治平庸的嘉庆皇帝,使大清王朝由兴盛转向衰落,一败涂地,最终沦落为被列强任意侮辱和践踏的殖民地。与其说,大清帝国衰败在嘉庆手里,倒不如说是腐朽在乾隆手里。正所谓,一招不慎,满盘皆输。前车之鉴,或许能给后人一些深思和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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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秦兵的强悍的秘密[转帖]

 
古老的神州大地上,有一支至今不为人知的神秘的部队。这支部队,异常强悍,在当时中国,占据绝对的优势。直到上世纪中叶,随着秦兵马俑的出土,这才逐渐揭开她的面纱。这支队伍,就是所向披靡的,助秦始皇一同神州的――秦兵。
  
  秦兵的强悍,使人想到了野蛮。诚如是也,秦王扫六合,靠的就是这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秦兵,这支令各国不敢小嘘,闻名而胆寒的军队。但秦军的勇猛真的是所谓的野蛮,这强悍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本文,将为你一一揭开。
  
  首先,各国的军队中,都应有其精锐,在打仗时,精锐部队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支精锐,可以抵挡几倍于自身的普通军队。当然,精锐部队不能全军覆没于一场战斗,他们往往在战争的关键时刻插上一笔,就有可能改变战局,从而改变历史。战国七雄中,齐国的军队善于谋,在布阵等方面优于各国,但还是敌不过魏国带甲兵百万;而魏国的精锐,碰到秦国的“科头”军就没招了。据记载,当年的“科头”军,兵士身着布衣,不戴头盔,完全靠冲锋陷阵来破敌制胜。试想一下,一群群虎狼扑来,岂能不让敌人胆寒!为何科头军如此厉害,如此自愿地拼命,这与秦国的奖罚制度息息相关。秦国自商鞅变法以来,对战场上兵士的赏罚制度,有了优于别国的特点。比如,士兵在战场上斩得敌方一下级军官的首级,赏银,同时作为晋级官员的参考条件。这与魏国一个首级赏八两铜的制度,相差甚远。再者,军官在战斗中不得首者,斩。这也大大提高了军官的积极性,等于说,战场上,没有官级之分,除了听指挥外,都要立功才行。还有,完备的善后制度,消除了士兵的后顾之忧,更加奋起战斗。以上这点,不止针对科头军,就是普通官兵,也是如此。
  
  其次,兵种的配备。在战场上,各个兵种分工明确。首先冲阵的是轻弓兵,与重弓兵配合,放矢克敌。当然,骑兵就逊色了。由于战国时代,马军刚刚传入中原,还不能很好的在打仗中现露优势。所以,当时的骑兵,大多是进行情报刺探、扰乱敌阵的工作的。另一种与马有关的兵种是车兵。在战车上,士兵可以随战车的驰骋,用长矛或弩等兵器进行攻击。在史记中,有一段对秦国车兵的记载,当时被成为是“轻兵”,也就是轻车兵。总之,当时战车应该是战场上的主流。而弓箭兵和骑兵则有陪衬的作用。
  
  最后,兵器的精良也是克敌制胜的主要方面。就当时来说,青铜兵器应为主流。在兵器制作上面,秦国专门设置机构制造兵器。上段提到轻重弓兵的概念,其实轻弓兵就是左手拉弓,右手放箭的样子,与我们最初的印象相同;而重弓兵,则需要用脚来上箭,这样,自然就需要兵械机构制造大量箭头。箭头的生产,应该规模不是很大,因为箭头可以再利用。在战斗结束打扫战场时,可以回收,同时,还可以缴获敌军的箭。但是,秦国的箭,不但坚韧,而且打仗时,一个弓兵要背上一束箭。大约100发箭为一束,但别国的军队,多则50发箭,而秦军背的箭,数量上大大超过别国啊。弩的制造,当时应该也很红火。弩,以其射程远,威力大,胜过弓箭而著名。另外,一些贴身武器的制造,如配剑之类的,也发展起来。秦王所配的青铜剑,长120厘米左右,丝毫不逊色于越王勾践剑。
  
  有精锐之师,有完备的赏罚制度,有合理的兵种配置,还有杰出的兵器制造技术。难怪秦国会最终一统华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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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逝世后的奇事[转帖]


---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33週年

1976年1月11日,就在周总理遗体火化的当天下午,在北京八宝山发生了一件谁也意料不到的奇事——八宝山的水井突然干枯了!对此,人们议论纷纷,什么猜测和说法都有。
八宝山这口18米的深井,是明朝永乐年间建护国寺时打的,当打到18米时,打出了几个泉眼,碗口粗细的泉眼“咕嘟、咕嘟”地向外冒着清凉的泉水。其后,北京地区几次逢干旱,八宝山附近的井水皆干,惟有此井泉水不绝,附近村庄的人们都到这里拉水吃。人们说八宝山风水好,是皇上赏赐的圣地。1950年在井口安上了水车,1958年又安装了抽水泵,建了水塔,从此公墓吃水不用发愁。
上世纪70年代初,随着城市建设速度的加快,大量开采地下水,井里的水位也逐年下降,但一直没有断了泉水,八宝山人也从不为水而担忧。但在周恩来去世后,井里的水量骤减,有时水塔只够抽满,好在不一会泉水又复出,人们也没在意。
周恩来遗体火化的当天下午,人们打开水龙头,发现水龙头张着口却吐不出一滴水来。人们以为是水塔没抽上水来,电工肖义就来到水塔前,合上电闸,抽水泵声音嘶哑地干吼着,却抽不上一点水。肖义有些奇怪,难道井里真的没水了!他抬起一块石头扔到井里,井底传来清脆的石头落地的声响。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又丢了一块石头,还是没有水声。不好!他马上跑去向李兆诚副主任汇报。
李兆诚闻听马上带几个人来掏井。没有水还了得,这么多人的吃用水全指望这口井了。井里不会没水,估计是多年未掏井,泥沙把泉眼堵住了。
他们扛着梯子来到井旁,用手电向井底照了照。井底里黑乎乎地,手电光根本照不到底,照到半截灯光就无力地消失了。人们把梯子慢慢地放到井底,李兆诚第一个下去。竹梯子在李兆诚的脚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在空洞的井里听起来特别地响,越往下走,阴冷潮湿的气味就越重,抬头看看,井口只有锅那么大。头顶上,肖义等人拿着铁锹等工具下井。估计摸到底了,李兆诚停住脚,用手电向下看看,离井底还有半人高,井底全是潮湿的沙子,一点水也没有。他纵身一跳,站在松软的沙土上,用手电照着上面的人,让他们顺利地爬下来。等人们都下来了,他们便动手清理泉眼。可奇怪的是几个碗口粗细的泉眼都没被堵,全都赤裸裸地在岩缝之间,张着黑洞洞的大口。这真是不可思议,几个人越琢磨越觉得这井干得奇怪,早不干晚不干,偏偏在周恩来火化的这天干了。几个人在黑洞洞的井底愣了半天,一闪一闪的手电光中,人的模样都有些走形,变得有些可怕,巨大的身影在井壁上忽闪忽闪地晃动,人们的说话声也空洞而有回音,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人们不禁有些毛骨悚然。不知是谁用颤抖而微小的声音说:“先上去再说吧,别老在这儿呆着。”
李兆诚抬头看看高高的井口,确实呆在这里有一种远离人间、在阴曹地府的感觉。“好,先上去,等明天看看还能不能出水。”几个人一个跟着一个爬出了深井,来到外面,人们才重重地吐口气,轻松许多。
那一夜,八宝山没有水,人们只有靠上午接的水来解渴、洗漱。
第二天,井里还是没有水,只好派车到附近的单位拉水以解燃眉之急。
从此以后,这口上百年的水井干涸了,再没有甘甜的泉水供人们湿润干渴的喉咙了。
水,水到底哪去了?!
这件事惊动了八宝山,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其中也不乏带有迷信色彩的猜测。因为无从解释上百年泉涌的井好好地为什么突然干了。而且干的就这么巧,就在周恩来灵车已离开医院,到八宝山来火化的时候干了。人们无法解释这奇特的自然现象,就自然而然地发挥联想,把它同周恩来去世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总理去世,不光老百姓难受得哭,连老天爷也难过地哭,把泉眼都哭干了。”
有人说:“总理不是凡人,是天上神仙下凡为老百姓解救困苦的,自古以来有神人出现和离去的时候,总会有奇异天象出现。这不总理走了,泉水也就干了。”
还有人说:“咱八宝山公墓就是当年总理指示兴建的。总理走了,八宝山的泉水怕总理寂寞也跟着走了。”
人们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这现象到底是天意还是巧合,谁也说不好。
后来八宝山一连拉了好几个月的水吃,直到打出了新的井才结束了拉水吃的日子。但新打的机井再未打出泉水,水也没原先那口井里的好喝。(摘自《八宝山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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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768楼 发表于: 2009-08-29

陈永贵去世后 华国锋亲自到八宝山送别 [转帖]


说到陈永贵,马烽说:“社会上对陈永贵一直有不同看法,有褒的也有贬的,一会儿画成个红脸,一会儿画成个黑脸,成了川剧中的变脸……我无意对陈永贵进行评说。只不过我和孙谦因为写大寨,和陈永贵有过一些交往,打过几次交道。”本文讲述了马烽与陈永贵的三次喝酒。马烽以一个作家的视角,通过喝酒的三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或者说是意识流地,描绘了陈永贵由蓦然辉煌到倏忽熄灭的人生轨迹。
第一次喝酒 他的手和话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
马烽奉命去“大寨”
历史的机缘往往是这样:有时候,你众里寻它千百度,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有时候,你不经意间,无意识中,却会阴错阳差鬼使神差般撞到你的面前。
马烽说:“1965年初,‘四清’运动还没有结束。过完春节以后,我正准备返回原平继续搞‘四清’,接到省委通知,叫我去大寨。原来是省委主要领导之一的王大任要去大寨,点名让我跟他一块儿去。事实上还不是这么简单,那是华北局书记李雪峰要去大寨,同来的还有河北的省委书记。这样,山西

 

方面的省委领导陶鲁笳、王大任等人就都要陪同前往。只是当时我还不明白,这事为啥要拉扯上我。路上才弄清楚是怎么回事:1964年,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在北京开会,周总理给了个任务,搞一部反映大寨的电影,要山西方面拿出本子,北影拍摄。陶鲁笳回来后,与其他领导研究决定,叫孙谦写剧本。因为他此前写过一部报告文学《大寨英雄谱》,受到了广大读者的好评,产生了一定影响。写电影剧本的任务孙谦倒是接受了,但同时又向省委提出要我和他合作写。理由是:‘这是个重大题材,一个人扛不动,需要两个人抬。’省委领导也就同意了。此事孙谦曾给我透过信,我表示不愿参与。这次省委领导拉上我去大寨参观,看来是非让我参与不行了。既然省委定了,我也就只好服从安排。”
马烽的这次“遵命文学”,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
1963年秋,当年还仅是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到太原,经新华社记者的引荐,见到了山西省委秘书长毛联珏。陈永贵向毛联珏汇报了大寨1963年夏天遭灾后,坚持“三不要”,做到“三不少”的情况,讲了自力更生的好处、靠国家救济的坏处,介绍了新大寨的建设情况。毛联珏闻言大受感动,说:“你们这是坏事变好事哩!”毛联珏继续向上汇报,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听了汇报,立即决定让陈永贵给省、市干部作报告。
1963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华北局在太原开会,专门听取了陈永贵的汇报。1964年1月,陈永贵奉召到国务院有关部门汇报。国务院有关部门安排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向首都各界万余名代表汇报。1964年1月19日,陈永贵头上裹着白毛巾,走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讲台。
半个月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举办了专题连续广播《学大寨,赶大寨》,播放了陈永贵在人民大会堂的讲话录音稿。
1964年2月1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新华社记者宋莎荫和范银怀采写的长篇通讯《大寨之路》。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通栏标题是“用革命精神建设山区的好榜样”,并为《大寨之路》一文,专门配发了社论。
出席毛泽东生日宴 他一个劲地咧着嘴傻笑
1964年3月28、29日,毛泽东到河北邯郸,停车于邯郸火车站,召见河北省委书记林铁和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陶鲁笳汇报了他在昔阳蹲点的情况。陶鲁笳详细地向毛泽东介绍了陈永贵。毛泽东饶有兴趣地听了陶鲁笳的介绍,还问:“陈永贵是哪几个字?他识不识字?”陶鲁笳当即在纸条上写了“陈永贵”三个字,并说:“陈永贵,42岁扫盲,今年50岁,现在能读报,还懂得什么叫‘逻辑’。不久前陈永贵在太原作报告,赵树理听了很佩服,对我说,陈永贵的讲话没有引经据典,但他的观点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和辩证法。”
1964年12月26日,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了作为中国新型农民代表的陈永贵参加了自己的生日宴会。毛泽东的生日宴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一间不大的房子里,品字形地摆了三张桌子。毛泽东在上方的一桌,陈永贵极荣幸地被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就座。吃饭的时候,毛泽东对陈永贵笑道:“你是农业专家噢。”陈永贵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话,只是一个劲地连连点头,咧着嘴使劲笑。有人在一旁解释道:“主席说你是农业专家。”陈永贵听了立刻又摇起头来:“不,不,我不是农业专家,不是农业专家。”毛泽东问起陈永贵的年龄,陈永贵答道:“50啦。”毛泽东笑道:“50而知天命哟。”
毛泽东借用孔圣人“知天命”一词,说得颇有“一语道破天机”的意味。
初见陈永贵:
不像村干部,纯粹是农民
马烽说:“1965年春节后的一天,孙谦告诉我说,陈永贵正好来省城参加个座谈会,他已经约了陈永贵第二天到家里来和我见见,认识一下。我当然很高兴,我俩当即商定在我家与陈永贵‘共进午餐’。听老孙讲,陈永贵也是爱喝两杯,那年他在大寨,有时开会开到深更半夜,肚子一饿了,就去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两瓶酒,买两筒罐头,和陈永贵喝酒聊天。钱当然是老孙掏腰包,因为陈永贵是靠劳动分红过日子……陈永贵给我的第一印象:他不像当时的村干部,纯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山区农民。他穿一身黑色的棉袄棉裤,脚上是一双砍山鞋,头上包一块白羊肚毛巾。古铜色的长脸上刻满了很深的皱纹。嘴唇比较厚,牙也比较长,牙缝也比较宽,猛一看,好像土围墙上安了个栅栏门……我家准备的午饭尚可,除了一些下酒的冷盘热菜以外,还有一个大火锅。这大多是过春节的剩余物资。我还特意准备了两瓶汾酒,打算三个人痛饮一番。陈永贵没说什么客套话,坐下来就和我俩对酌。我们就这样‘东沟里一犁,西坡上一耙’地聊了起来。”
在马烽与陈永贵第一次喝酒时,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
马烽说:“孙谦给我们做介绍时,大约是为了引起陈永贵对我的重视,把我的职务都说了,什么省文联副主席、省作协主席、省委委员,等等。陈永贵对此没有什么特别反应,只是一般地和我握了握手。他的手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坚硬。写电影剧本的事,陈永贵早已知道。孙谦为了说明省委对这事的重视,特别强调了我本来已经担任了一个村‘四清’工作队长,是特意为写电影剧本抽调回来。
“谁想孙谦这么一说,陈永贵不冷不热地对我说:‘那你在四清中一定整出不少麻袋、票票吧?’所谓麻袋、票票,是‘四清’中的通用名词,意思是指村干部贪污了多少粮食和钱。从他问话的语气中,可以听出他对‘四清’中的做法很有意见。后来我到大寨深入生活,才了解到:就在陈永贵参加全国人代会,参加毛主席的生日宴席时,一支‘四清’工作队像搞土改时那样,在大寨扎根串连。派到大寨的‘四清’工作队的队长叫张子仪,是晋中地委组织部副部长。‘四清’运动就是要整那些‘四不清’的干部,当然就是用不信任的眼光打量大寨的领导班子。陈永贵并不怕‘四清’,他自信大寨的干部一没有贪污挪用,二没有多吃多占,三没有当官做老爷,大寨在‘四清’中也能当个先进典型。因此他就让大家协助工作队开展工作。陈永贵没想到的是,工作队完全撇开大队党支部,撇开他陈永贵,只管在下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清查账目,寻找大寨干部的毛病。张子仪不信大寨会没有一点问题,用当年张子仪的话说:‘就是一面红旗吧,旗杆上也难免生几只虫子。’在此之前,已经有了大寨隐瞒地亩、多报产量、骗取荣誉的种种传闻。工作队联络一些挨过整受过气的社员,发动群众揭发检举,白天黑夜地组织干部们开会学文件,‘洗手洗澡’,追问各种问题,走家串户地挖情况,搜寻着陈永贵和大寨干部‘四不清’的证据。当陈永贵满心欢喜地从北京回来的时候,‘四清’工作队认为已经抓住几个挺像样的问题了。村里的气氛也闹得挺紧张,社员轻易不敢跟干部说话,好像他们是阶级敌人,需要划清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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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与杂文环境[转帖]


鲁迅与杂文环境
杂文需要大的舆论环境,要说完全像网络上那样自由言论,是不行的,因为有出版纪律管着。
毛泽东曾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其实当时舆论环境大体上还是允许他发出那种声音的,他的“硬”主要表现在没有让自己的灵魂媚从权势。鲁迅如果生活在1949年以后,就只有两条路,要么是右派;也可能鲁迅早就变了,当了文化部部长,或者作为民主党派的领袖,也可能早就入****了,有专车,有独立的小院,有保卫,也就不写杂文了,就写郭沫若式的诗歌了。
所以,除了极个别的精英,绝大多数骨头软硬都和环境有关系,环境好他就硬,环境不好他就软。10万将士抗洪抢险时站在大坝上,一声令下就都能跳下去,哪怕同时都被淹死。但是,要把10万将士都蒙在幕后,然后一个个出来,谁都不知道后面有10万个人盯着,还会有多少人敢跳下去呢?战场上,几十万人、几万人大冲锋,胆儿最小的也变成胆儿大的了;还是在战场上,一经失败以后,几十万人溃败争相逃命。这同样一个军队,怎么会这样呢?这与环境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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