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风格切换切换到宽版
  • 106696阅读
  • 2117回复

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70楼 发表于: 2009-08-29

滴血认亲与中国古代验血秘术[转帖]
 

  近来,关于血型话题又多了起来,如在日本,相亲求职招聘升迁,都要看血型。血型在日本如同中国人事档案里的姓别籍贯一样,是基本资料之一。

  A\B\AB\O四种类型,在现代被发现和确定,不过百余年时间,但并不等古人不知道血型,而且重血型也不是日本人的习惯,中国古人很早就发现了血型的不同与遗传关系,甚至对血液的好坏都标准,用之于祭祀。

  如在商代,商王祭祀重要的神灵时,往往会选择白牲取血,所谓白牲就是毛色纯白动物牺牲。用人牲的血献祭时,会选择“白人”,即皮肤白皙的人(也有学者认为是“白种人”)。


  在后来风俗中的“血祭地母”现象里,往往也会选择不同人的血来献祭。著名人类学家费雷泽在作品《金枝》一书中,便记录了这样的一个古代风俗:在欧洲的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中,祭祀地母神时便喜欢杀掉一名孕妇,取其血祭洒于地里,祈求大地丰产。同时,在古代有的地方还有用童牲血祭祀神灵的现象,这都是古人在血的认识上的反映。
  
    中国古人还很早知道血型的遗传关系,并运用之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难题。如过去民间常用的“滴血认亲”,可以看成是最原始的DNA检测法,而且有一定的准确性。

  清代文人纪晓岚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槐西杂志》(卷11)便收录了这样一个故事——

  晋人有以资产托其弟而行商于外者,客中纳妇,生一子,越十余年,妇病卒,乃携子归。弟恐其索还资产也,诬其子抱养异姓,不得承父业,纠纷不决,竟鸣于官。官故愦愦,不牒其商所问其赝,而依古法滴血试,幸血相合,乃笞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刺血验之果不合,遂执以上诉。谓县令所断不足据。乡人恶其贪媢,无人理。佥曰:其妇夙与其私昵,子非其子,血宜不合。众口分明,具有征验,卒证实奸状,拘妇所欢鞫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妇逐子,窜身逃去,资产反尽归其兄,闻者快之。

  此故事后来被现代剧作家范紫东改编成秦腔《三滴血》,而广为流传。但情节有很大出入,滴血认亲引出了一桩冤情。

  “滴血认亲”手段,如果是在世的人之间认亲很好办,取各自的血合到一起便见反应;如果一死一生则较麻烦,往往要取死者的骨头,将之洗净,然后将生者的血滴入骨上,如血很快沁进骨质内,则会被认为是亲人,否则非然,这是“滴血认亲”派生出来的手段,又叫“血骨认亲”。

  鲁迅辑录的《会稽郡故书杂集》中录有《会稽先贤传》一文,此文是三国时谢伟平所作。谢伟平即谢承,吴国皇帝孙权宠妃谢夫人的弟弟。谢文中便记载了一起“陈业滴血认亲”的故事。陈业的兄长渡海殒命,同船死了五六十人,因为尸身腐烂无法辨认。陈业仰天痛哭,后想起了“吾闻亲者血气相通”的古话,便将自己的血滴到他认为是兄长的尸骨中。怪事发生了,血很快沁入骨内,据此兄尸遂得以辨认,其它遇难家属纷纷仿效。

  因为存在血缘关系者血液相溶的现象,并在实践中证明有一定的真实性,所以,古代法官常会如纪晓岚文中提到的县官一样,采取“滴血认亲”,或“血骨认亲”的手段来断案。宋代有名的刑办官员——提刑官宋慈便常用这种方法,作为断案的辅助手段,屡屡有效,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中再现了当年“滴血认亲”情形。

  中国历史上最为滑稽的“血骨认亲”事件,发生在南北朝时期,竟然掘墓杀人,这也是一起荒唐的皇家丑闻。南朝梁武帝萧衍有一个儿子叫萧综,萧综的母亲叫吴景晖,本是南齐荒唐皇帝萧宝卷的宠妃。萧衍从萧宝卷夺得皇权,坐上宝座后,将萧宝卷的后宫女人也全部“接收”,戏剧性就出在这里。

  原来,萧衍接收萧宝卷后宫时,吴景晖已有身孕,女人怀胎九月,吴景晖七个月就生了,生下的便是萧综。萧衍并没有怀疑,视之如亲子。谁想吴景晖后来把****告诉了已近成人的儿子。萧综不相信,于是将萧宝卷的墓掘开,挖出尸骨,“滴血认亲”。

  《梁书·列传第四十九》(卷第55)是这样记载的:“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骨,沥臂血试之。”

  新出版的《帝王秘事》比较详细地谈了萧综这件事。当时,虽然自己的血沁入萧宝卷的骸骨内,但萧综仍不相信,又残忍地杀害了一名不相干的男子,进行“滴血试验”,看结果的异同。在证明自己与萧宝卷是“亲生父子”后,萧综“自此常怀异志”,主动提出到边远的、别人都不想去的地方去任职服役。后来萧综反叛,客死北朝,萧衍又派人去盗墓,将这个“儿子”弄回袝葬于萧氏墓地。

  纪晓岚在《槐西杂志》也曾提到了“陈业滴血认亲”一事说,但称此事收录于《汝南先贤传》之中。纪氏认为,“滴血认亲”也不能拘泥于古法,因为简单做一下手脚便能“弄真成假”——


  骨肉滴血必相合,论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冻使极冷,或夏月以盐醋拭器,使有酸咸之味,则所滴之血,入器即凝,虽至亲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谳。

  另外,如果想让两种没有亲缘关系的血相溶,古人也一招,将白矾调于水中,虽非父子亦可相溶。

  说到古人验血做手脚,古代民间有一种鉴别处女的“秘术”,便是通过“验经血”来处理的:将女人的经血滴入水中,如果没有散开,而是凝结起来,便被认为是处女,否则此女已失身了。因为古人相信“处女之血,滴入水中不散而凝如珠。”

  需要说明的,这种验血鉴别处女之术并不可信,如果有博友看了我的文字后“试验”自己的女友,就傻了,因为古人早就有招破之:如滴亲认亲一样,如果事先在水里悄悄地溶入白矾,经血也溶散,那不冤枉了姑娘?如果用盐醋拭器,使有酸咸之味,经血入器即凝,虽非处女也“凝如珠”,这不又弄假成真了,如现代处女膜修复术一样骗人?

  现代科学已证明同型的血相溶的现象,但并非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的都相溶,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只要是同型的也不凝结,这道理现在小学生都明白了。想了解的话请看一下附录中的资料。


  附录:ABO血型的遗传规律

 

  血型是遗传的,子女的血型由父母的血型所决定。1900年,现代科学家揭开了 ABO血型的遗传方式,有了血型的概念。

  一个人的血型是由父亲的精子的血型基因和母亲的卵子的血型基因所决定,其基因的组合称为基因型。ABO血型中O基因为隐性基因,A和B为显性基因。这就是说,当O基因与A或B基因组合在一起时,只显示A或B基因的性状,即A型或B型;而A和B又互为显性基因,当A和B基因组合在一起时,同时显示A和B基因的性状,即AB型;只有当O基因与O基因相结合时,才产生O血型。

  ABO血型共有6种基因型,由于基因间的显隐性关系,表现型仅仅为四种:O、A、B和AB四种血型。

  父母的血型与子女的血型可能并不一致,或同一对父母的兄弟姐妹的血型不相同,这是正常的现象,是ABO血型遗传的现象。ABO血型的遗传规律是:父母的一方是O型时不会产生AB型的子女;父母的一方是AB型时不会出现O型的子女;父母的血型为O型与AB型的配合时,子女的血型不是A型就是B型,子女不会与父母任何一方的血型相同。

  具体如下:

  父母血型 子女中可能出现的血型 子女中不可能出现的血型

  O×O O A,B,AB

  A×O A,O B,AB

  B×O B,O A,AB

  AB×O A,B O,AB

  A×A A,O B,AB

  B×A O,A ,B,AB ——

  AB×A A,B,AB O

  B×B B,O A,AB

  AB×B A,B,AB O

  AB×AB A,B,AB O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71楼 发表于: 2009-08-29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红十字公约)[转帖]


      摘自《世界通鉴》  
    A郭金才 主编
        上卷·军事刑事民事卷
    《影响人类生活的一百个国际公约》


        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病者         
    境遇之日内瓦公约(红十字公约)       
    (1949年8月12日)
   
  下列签署之各国政府全权代表出席自1949年4月21日
至8月12日在日内瓦举行之外交会议,为修订1929年7月
27日在日内瓦订立之改善战地伤病军人境遇公约,议定如
下:   
   第1章 总  则
        第1条   
   各缔约国承诺在一切情况下尊重本公约并保证本公约之
被尊重。
        第2条   
   于平时应予实施之各项规定之外,本公约适用于两个或
两个以上缔约国间所发生之一切经过宣战的战争或任何其他
武装冲突,即使其中一国不承认有战争状态。        
   凡在一缔约国的领土一部或全部被占领之场合,即使此
项占领未遇武装抵抗,亦适用本公约。   
   冲突之一方虽非缔约国,其他曾签订本公约之国家于其
相互关系上,仍应受本公约之拘束。设若上述非缔约国接受
并援用本公约之规定时,则缔约各国对该国之关系,亦应受
本公约之拘束。         
        第3条       
   在一缔约国之领土内发生非国际性之武装冲突之场合,
冲突之各方最低限度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实际参加战事之人员,包括放下武器之武装部队
人员及因病、伤、拘留或其他原因而失去战斗力之人员在内,
在一切情况下应予以人道待遇,不得基于种族、肤色、宗教
或信仰、性别、出身或财力或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 
   因此,对于上述人员,不论何时何地,不得有下列行为:
  (甲)对生命与人身施以暴力,特别如各种谋杀、残伤肢
体、虐待及酷刑;       
  (乙)作为人质;     
  (丙)损害个人尊严,特别如侮辱与降低身份的待遇;
  (丁)未经具有文明人类所认为必需之司法保障的正规组
织之法庭之宣判,而遽行判罪及执行死刑。
  (二)伤者、病者应予收集与照顾。  
   公正的人道主义团体,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得向冲突
之各方提供服务。       
   冲突之各方应进而努力,以特别协定之方式,使本公约
之其他规定得全部或部分发生效力。
   上述规定之适用不影响冲突各方之法律地位。
        第4条
   中立国对于在其领土内所收容或拘禁之伤者、病者、医
务人员、随军牧师及所发现之死者,应准用本公约之规定。
        第5条
   本公约应适用于落于敌人手中之被保护人,直至他们最
后遣返为止。
        第6条
   于第10、15、23、28、31、36、37及52各条明文规定
之协定之外,各缔约国对其认为需另作规定之一切事项得订
立特别协定。是项特别协定不得对本公约关于伤者、病者、医
务人员或随军牧师所规定之境遇有不利的影响,亦不得限制
本公约所赋予他们的权利。
   除在上述或后订之协定中有相反之明文规定,或冲突之
一方对彼等采取更优待之措施外,伤者、病者、医务人员及
随军牧师,在本公约对其适用期间,应继续享受是项协定之
利益。    
        第7条
   在任何情况下,伤者、病者、医务人员及随军牧师不得
放弃本公约或上条所述之特别协定——如其订有是项协定
——所赋予彼等之权利之一部或全部。
        第8条       
   本公约之适用应与保护国合作并受其监察。保护国之责
任为维护冲突各方之利益。为此目的,保护国在其外交或领
事人员之外,得自其本国国民或其他中立国国民中指派代表。
上述代表应经其执行任务所在国之认可。  
   冲突各方对于保护国之代表之工作应尽最大可能予以便
利。       
   保护国之代表,在任何情况下,不得逾越本公约所畀予
之任务,彼等尤须顾及其执行任务所在国之安全上迫切的必
要。仅遇有迫切的军事需要时,始能作为一种例外及暂时的
措施而限制其活动。      
        第9条       
   本公约之规定并不妨碍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或其他公正的
人道主义组织,在有关冲突各方之同意之条件下,从事保护
与救济伤者、病者、医务人员及随军牧师之人道主义活动。
       第10条      
   各缔约国得随时同意将根据本公约应由保护国负担之任
务,委托于具有公允与效能之一切保证之组织。       
   当伤者、病者,或医务人员及随军牧师,不拘为何原因,
不能享受或已停止享受保护国或本条第一款所规定之组织的
活动之利益时,则拘留国应请一中立国或此种组织担任依照
本公约应由冲突各方指定之保护国所执行之任务。     
   若保护不能依此布置,则拘留国应在本条之规定之约束
下,请求或接受一人道主义组织,如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提
供服务,以担任依本公约由保护国执行之人道主义的任务。
   任何中立国或任何组织经有关国家邀请或自愿提供服务
而执行任务时,在行为上须对本公约所保护之人员所依附之
冲突一方具有责任感,并须充分保证能适当执行其所负之任
务,且能公允执行之。   
   各国间订立特别协定,如其中一国因军事关系,特别是
因其领土之大部或全部被占领,以致该国与其他一国或其盟
国谈判之自由受限制,即或是暂时的,本公约上列规定不得
因该项特别协定而有所减损。
   凡本公约中提及保护国,亦适用于本条所指之代替组织。
       第11条
   保护国认为于被保护人之利益适宜时,尤其遇冲突各方
对于本公约之适用与解释意见有分歧时,应从事斡旋以期解
决分歧。  
   为此目的,各保护国得应一方之请求,或主动向冲突各
方建议,可能在适当选择之中立领土召开代表会议,负责管
理伤者、病者之当局代表和医务人员与随军牧师之代表尤须
参加。冲突各方对于为此目的而提出之建议负有实行之义务。
各保护国得于必要时,提请冲突各方同意,特邀一中立国人
员或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委派之人员参加此项会议。
  第2章 伤者与病者
       第12条
   受伤或患病之下条所列武装部队人员或其他人员,在一
切情况下,应受尊重与保护。
   冲突之一方,对于在其权力下之此等人员应予以人道之
待遇与照顾,不得基于性别、种族、国籍、宗教、政治意见
或其他类似标准而有所歧视。对其生命之任何危害或对其人
身之暴行均应严格禁止;尤其不得加以谋杀或消灭,施以酷
刑或供生物学的实验;不得故意不给予医疗救助及照顾,亦
不得造成使其冒传染病危险之情况。     
   只有医疗上之紧急理由,可予提前诊治。        
   对于妇女之待遇应充分顾及其性别。  
   冲突之一方被迫委弃伤者、病者于敌人时,在军事的考
虑许可范围内,应留下一部分医疗人员与器材,以为照顾彼
等之助。    
       第13条      
   本公约适用于下列各类之伤者、病者:
  (一)冲突之一方之武装部队人员及构成此种武装部队一
部之民兵与志愿部队人员; 
  (二)冲突之一方所属之其他民兵及其他志愿部队人员,
包括有组织之抵抗运动人员之在其本国领土内外活动者,即
使此项领土已被占领。但须此项民兵或志愿部队,包括有组
织之抵抗运动人员,合乎下列条件:(甲)有一为其部下负责
之人统率;  
  (乙)备有可从远处识别之固定的特殊标志;      
  (丙)公开携带武器;  
  (丁)遵守战争法规及惯例进行战斗。 
  (三)自称效忠于未经拘留国承认之政府或当局之正规武
装部队人员;         
  (四)伴随武装部队而实际并非其成员之人,如军用机上
之文职工作人员、战地记者、供应商人、劳动队工人或武装
部队福利工作人员,但须彼等已获得其所伴随之武装部队的
准许;    
  (五)冲突各方之商船队之船员,包括船长驾驶员与见习
生,以及民航机上之工作人员,而依国际法之任何其他规定,
不能享受更优惠之待遇者;
  (六)未占领地之居民,当敌人迫近时,未及组织成为正
规部队,而立即自动拿起武器抵抗来侵军队者,但须彼等公
开携带武器并尊重战争法规及惯例。
       第14条
   在第12条规定之限制下,交战国的伤者、病者之落于敌
人手中者,应为战俘,国际法有关战俘之规定并应适用于彼
等。     
       第15条
   无论何时,特别在每次战斗之后,冲突各方应立即采取
一切可能的措施以搜寻并收集伤者、病者,加以保护借免抢
劫虐待,而予以适宜之照顾,并搜寻死者而防其被剥劫。
   应商定停战或停火或局部办法,以便搬移、交换及运送
战场上遗落之受伤者。   
   冲突各方之间亦得商定局部办法,以便搬移、交换被包
围地区之伤者与病者;并使送往该地区之医疗与宗教人员及
器材得以通过。       
       第16条      
   冲突各方应尽速登记落于其手中之每一敌方伤者、病者
或死者之任何可以证明其身份之事项。   
   可能时,此项记录应包括:        
  (甲)所依附之国;   
  (乙)军、团、个人番号;        
  (丙)姓;
  (丁)名;
  (戊)出生日期;     
  (己)身份证或身份牌上所表明之任何其他事项;   
  (庚)被俘或死亡之日期及地点;    
  (辛)有关伤病之情况或死亡之原因。 
   上述登记材料应尽速转送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
遇之日内瓦公约第122条所述之情报局,该局应通过保护国
及战俘中央事务所转达上述人员所依附之国。        
   冲突各方应制备死亡证书,并通过前项规定之情报局互
送死亡证书或签证之死亡表;并应搜集并通过该局转送死者
尸体上发现之双身份牌之一半,遗嘱或对于其最近亲属具有
重要性之其他文件、金钱及一般具有实质价值或情感价值之
物品。此项物品连同未能辨认其所有人之物品,应以密封包
裹寄送,并附说明书载明死者身份之详情以及包裹内容之清
单。       
       第17条      
   冲突各方应保证在情况许可下将死者分别埋葬或焚化之
前,详细检查尸体,如可能时,应经医生检查,以确定死亡,
证明身份并便作成报告。双身份牌之一半、或整个身份牌,如
其系单身份牌,应留于尸体上。
   除因卫生上迫切之理由,或出于死者所奉宗教之动机外,
尸体不得焚化。如举行焚化,则在死亡证明书或经证实之死
亡表上应详注焚化之情况及理由。
   冲突各方更应保证死者得到荣誉的安葬,可能时,应按
照彼等所属宗教之仪式埋葬之,其坟墓应受尊重,于可能时,
按死者之国籍集中一处,妥为维护,并加以标志,俾随时可
觅见。因此,冲突各方在战事开始时应即组织正式坟墓登记
处,以便事后迁葬,并保证认明尸体,不论坟墓位置如何,及
可能运回本国。此项规定应适用于骨灰,骨灰应由坟墓登记
处保管,直至依照本国愿望处理时为止。
   一俟情况允许,并至迟在战事结束之时,各坟墓登记处
应通过第16条第2项所指之情报局互相交换表册,载明坟墓
之确实地点与标志以及有关该处埋葬的死者之详细情形。
       第18条
   军事当局得号召居民以慈善精神,自愿在其指导下,收
集与照顾伤者、病者。并对于响应此项号召之人予以必要之
保护及便利。倘敌方控制或再控制该地区,则对于上述之人
亦应予以同样之保护及便利。
   军事当局,即令在侵入或占领地区,亦应准许居民或救
济团体自动收集与照顾任何国籍之伤者、病者。一般平民应
尊重此种伤者、病者;尤不得施以暴行。
   任何人不得因看护伤者、病者而被侵扰或定罪。
   本条规定并不免除占领国对于伤者、病者给予身体上及
精神上照顾之义务。      
第3章 医疗队及医疗所  
       第19条      
   医务部门之固定医疗所,及流动医疗队,在任何情况下
不得被攻击,而应随时受冲突各方之尊重及保护。倘落于敌
方之手,在俘获国自身对于发现在该医疗所及医疗队之伤者、
病者未能保证必需之照顾期中,其人员仍应有执行其任务之
自由。     
   负责当局应保证上述医疗所及医疗队尽可能如此设置,
以期不致因对军事目标之攻击而危及其安全。        
       第20条      
   1949年8月12日改善海上武装部队伤者病者及遇船难
者境遇之日内瓦公约所保护之医院船,不得自陆上加以攻击。
       第21条      
   医务部门之固定医疗所及流动医疗队应得之保护不得停
止,除非此等组织越出其人道主义任务之外,用以从事有害
于敌方之行为。惟如经给予相当警告,并依各个情形,指定
合理之时限而警告仍被忽视时,始得停止保护。       
       第22条      
   下列情形不得认为剥夺第19条所保证的对于医疗队或
医疗所之保护:         
  (一)医疗所或医疗队之人员配有武器,且因自卫或保护
伤者、病者而使用武器; 
  (二)医疗所或医疗队因无武装勤务员,而由警卫或哨兵
或护送卫士保卫;      
  (三)医疗所或医疗队发现有由伤者、病者身上所解除之
小型武器及弹药而尚未缴送主管机关者;
  (四)在医疗所或医疗队发现有兽医人员及器材,但并不
构成该所或该队不可分之一部;
  (五)医疗所或医疗队或其人员扩展其人道主义的活动及
于伤病平民之照顾。    
       第23条
   平时各缔约国及战事开始后冲突各方,均得在其领土内,
于必要时在占领地内,设立医院地带及处所,加以适当的组
织以便保护伤者、病者,及在该地带处所负责组织与管理工
作以及照顾集中于该处人们之人员,俾免受战争影响。
   在战事开始时,及其进行中,有关各方得缔结协定互相
承认其所设立之医院地带及处所。为此目的并得执行本公约
所附协定草案之规定,连同其所认为必要之修改。
   为便利此等医院地带及处所之设立与承认,保护国及红
十字国际委员会当被邀从事斡旋。
     第4章 人员
       第24条
   专门从事寻觅、收集、运送、医治伤者、病者及预防疾
病之医务人员,专门从事管理医疗队及医疗所之职员以及随
军牧师,在一切情况下应受尊重与保护。  
       第25条      
   武装部队中曾受特别训练以备于需要时充当医院勤务 
员、护士或辅助担架员,从事寻觅、收集、运送或诊疗伤者
及病者之人员,如其执行任务时与敌人接触,或落于敌方之
手,应同样受尊重与保护。 
       第26条      
   凡经本国政府正式认可并核准之各国红十字会及其他志
愿救济团体之人员,如担任第24条所述人员同样之任务,则
应与该条所述人员处于同样地位,但此类团体之人员应受军
事法规之约束。         
   每一缔约国应将在其责任下准许从事协助其武装部队的
正规医疗工作之各团体之名称,通知其他一方。此项通知,应
于平时,或战事开始时,或战事进行中,但无论如何,在实
际使用各该名称以前为之。 
       第27条      
   凡中立国认可之团体,必需经其本国政府之事先同意及
有关冲突一方之核准,始得以其医疗人员及医疗队协助该冲
突之一方。此项人员及此等医疗队应受该冲突一方之管制。
   该中立国应将此项同意通知接受协助国家之敌方。接受
此项协助之冲突一方在利用之前,必须通知敌方。     
   此种协助在任何情况下不得视为对于冲突之干预。  
   对于第1款所指之人员于离开其所属之中立国前,应发
给第40条所规定之身份证。
       第28条
   第24及26各条所指人员之落于敌方手中者,仅在战俘
之健康状况精神需要以及人数上均有此要求时,方得留用之。
   因上述情形而留用之人员不得视为战俘。但至少应享受
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所规定之利
益。上项人员应在拘留国军事法规范围内,并在该国主管部
门管辖下,本其职业之道义,继续为战俘,尤其属于其本国
武装部队者,执行其医疗及精神任务。此等人员为执行上项
任务,应享受下列便利: 
  (甲)彼等应许其定期访问战俘营外之劳动队或医院中之
战俘。拘留国应供给所需之交通工具。
  (乙)关于每一战俘营中留用医务人员之职务上活动,由
该营最高级医官对该营军事当局负责。为此目的,在战事开
始时,冲突各方应就医务人员相当等级之事取得协议,其中
包括第26条所列团体之医务人员之等级。上述医官及随军牧
师有权直接与该营之军事及医务当局接洽有关职务之一切问
题,该军事及医务当局应予彼等以有关此项问题之通讯所必
需之便利。 
  (丙)营中留用人员虽应服从内部纪律,但不得令其从事
医疗或宗教任务以外之任何工作。
   在战事中,冲突各方应制定关于可能时遣返留用人员之
办法,并决定遣返之程序。
   上述各规定并不解除拘留国对于战俘医疗及精神上之福
利所应尽之义务。      
       第29条      
   第25条所指人员落于敌方手中者,应为战俘,但于需要
时应令其担任医务工作。   
       第30条      
   非系第28条所规定之必需留用人员,一俟归路可通及军
情许可,应将其送回其所属之冲突一方。  
   上述人员在等候回国期间,不应视为战俘,但至少应享
受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所规定之利
益。彼等并应在敌方指挥下,继续执行其任务,尤以派其照
顾其所同属冲突一方之伤者、病者为宜。  
   彼等出发时,应携带其所有行李、个人用品、贵重品及
工具等。    
       第31条      
   依第30条规定,送回人员之选择,应不拘种族、宗教或
政治意见之任何考虑、但宜按照其被俘日期之次序及身体健
康之状况为之。         
   自战事开始时起,冲突各方得以特别协定,按照战俘之
人数之比例及战俘营中此等人员之分配,决定留用人员之百
分比。     
       第32条      
   第27条所指之人员落于敌方之手者,不得拘留。  
   除另有协议外,应许其返回本国,如其不可能,则一俟
归路可通及军情许可,应准予返回其所服役之冲突一方的领
土。       
   等候释放期间,彼等应在敌方指导下,继续其工作,尤
以担任看护其所服役之冲突一方之伤者、病者为宜。
   彼等出发时,应携带其行李、个人用品、贵重品、工具、
武器,并于可能时,其所有之交通工具。
   冲突各方对于在其权力下之此种人员,应予以与本国武
装部队相等人员同样之食物、居所、津贴及薪给。在任何情
形下,食物之质,量及种类均应足以维持上述人员之正常健
康状况。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72楼 发表于: 2009-08-29

天机冥冥?毛泽东最后一次生日面条全烂锅里[转帖]
 

  面条全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是整的。这一幕惊呆了毛泽东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着泪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也感觉到十分意外。

  1893年12月26日,毛泽东出生在湖南湘潭县韶山冲。

  延安时期,他拒绝别人为他做寿。新中国成立后,他依然坚持不过生日。

  步入老年后,毛泽东似乎开始注意自己的生日,但他仍旧不接受别人的宴请。只是在每年12月26日这一天,邀请一些友人聚一聚。只摆几个简单的菜和一些红白酒,与亲朋聊一聊。即便如此毛泽东的生日也不是年年都过,过法也不同,一切由他自己决定,具有鲜明的“毛氏”特征,既有趣又耐人寻味。

  60岁生日 在京刚过完,江青又安排

  195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的“花甲”大寿。党中央收到世界各国马列主义政党、友好团体和人士发来的贺电、贺信,热情祝贺毛泽东六十大寿。毛泽东决定,对于这些贺电、贺信,一律不准公开发表。可是,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抑制不住对主席的敬仰之情,想给他祝寿。这天,中央办公厅警卫科长申虎成很早就来到值班室,他走到毛泽东床前,把大家的心意报告给他,并祝他健康长寿。毛泽东听后微笑着点点头说:“谢谢同志们。”稍停,又对申虎成说:“你去备点酒,让老廖师傅做四个菜,一个汤,请大家一起吃顿饭。”毛泽东还特别叮嘱说,别忘了告诉烧锅炉的工人和秘书同志们,请他们一起来。

  这次简朴的“寿宴”只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参加,没有他的亲属。当天毛泽东就启程赴杭州,晚上住在西湖边上的刘庄。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来杭州,此后又多次来到这里,他把杭州视作第二故乡。毛泽东这次来杭州,一住就是两个半月,第二年3月14日才回北京。主要工作是亲自主持起草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随行人员有中办主任杨尚昆、公安部长罗瑞卿、秘书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以及叶子龙、江青。

  毛泽东住下后,江青找到负责接待的浙江省公安厅副厅长王芳说,主席不愿意人家向他祝寿,但我们得有个表示。1954年元旦快到了,是否请浙江省委以庆祝元旦的名义,请主席吃饭,并以此向主席表示祝寿。但不要说“祝寿”、“长寿”什么的,意到话不到,免得主席不高兴。浙江省委完全同意这个方案。12月30日晚,毛泽东高兴地赴宴。餐桌上除了酒菜外,还摆放了花生、红枣和面条,意为庆祝华诞、祝愿长寿。席间气氛热烈愉快,大家轮流向毛泽东敬酒,他高兴地一一回敬。毛泽东平时很少喝酒,那晚却喝了不少。酒宴最后,毛泽东面前还有四杯斟满的茅台酒没有喝光,他就冲王芳说:“你喝了吧,别浪费。”王芳遵命,一扫而光。几年后,毛泽东还传话给王芳,要他少喝点酒。

  69岁生日 作诗设宴请老乡

  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虚岁70岁)生日,他比较看重这个生日。此时,他的心情是沉重的,紧张的。因为中苏两党积累下来的政治分歧和矛盾经过一段缓和之后,1962年底又发展到一触即发的地步。一些欧洲国家的****相继召开代表大会,在苏共的指挥下,发声明,作决议,结伙攻击中国****。此外,西方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也在疯狂地反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迎来他的69岁生日。“诗言志”,他把这一阶段蓄积在心中的思想情感,以诗的形式喷发出来。这天,他写了一首《七律·冬云》:“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其实,这次生日毛泽东是当作70岁(虚岁)生日过的,这是中国旧时计岁的习惯。他向来对自己的生日漠然,但这次却不同。也许是想到了这是“古稀之年”,是大寿,所以他决定举办一个小型家庭寿宴,这是前所未有的。

  这天,毛泽东在菊香书屋,备了两桌便饭。参加寿宴的除了毛泽东的亲属之外,他还邀请了四位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其中有三位是他的湖南老乡:章士钊(81岁,湖南长沙人,1919年就与毛泽东相识,时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程潜(81岁,湖南醴陵人,1949年响应中共号召率部起义,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季范(毛泽东的姨表兄,湖南一师读书时的老师),另一位是叶恭绰(广东番禺人,时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82岁)。毛泽东考虑到这些朋友年事已高,所以发请柬时关照,每位来客可以带一位子女来。饭前,毛泽东同四位老人谈笑风生,说古道今,气氛欢快。

  70岁生日 一次“像样”的家宴

  1963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0岁大寿。古云“人活七十古来稀”,加上此时全国经济形势明显好转,中苏论战初获胜利,毛泽东心中充满喜悦。他第一次主动提出,自己出钱办酒席,设家宴请大家,一起过这个生日。

  宴席设在颐年堂,时间定在12月26日晚上。对于吃什么菜、喝什么酒、请什么人参加、设几桌菜等,毛泽东都作了具体交代。从12月25日下午,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顾作良与厨师们一起,讨论制订菜谱。最后决定不搞什么山珍海味,也不上什么名贵酒水,大多是毛泽东平时爱吃的普通菜肴,再增加几道有祝寿意义的菜,办一个既普通又有庆祝意义的宴席。他们把这个方案报上去,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12月26日,毛泽东厨房的两位厨师,加上从服务科请来的一位厨师,就开始了紧张而忙碌的准备。晚上7时,准备开宴,有三十多人参加。厅内灯光明亮,洋溢着喜庆气氛。毛泽东与身边的工作人员同席,他的亲属们坐另一桌。大家推杯换盏,欢声笑语,同祝毛泽东健康长寿。毛泽东站起来笑着举杯答道:“谢谢,大家健康长寿!”然后喝下一口酒,大家鼓掌欢笑。

  庆寿家宴结束后,毛泽东提出要与每个人照一张像留念。人们鼓掌欢迎。

  毛泽东的大女儿李敏和丈夫孔令华、侄女毛远志和丈夫曹全夫及他们的女儿曹立亚、毛泽东的表侄孙女王海容,都来看他,毛泽东显得很高兴。饭后,他还特意穿了那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兴致勃勃地与孩子们一起照了相片留念。

  71岁生日 规模最隆重的一次

  1964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1岁生日。这次生日过得很特别,是应大区书记们的要求,他自掏腰包,不让子女参加,在人民大会堂的小餐厅请了三十来人吃饭,规模算是“空前绝后”了。

  在12月2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四清”的性质发生了当面的冲突,几天后就是毛泽东71岁生日。几位大区书记想通过某种方式,缓解会上的紧张气氛,就鼓动陶铸劝毛泽东在生日那天请客。毛泽东说,以前有规定,中央领导人不做寿。陶铸说,不是做寿,就是要你拿稿费请客。毛泽东只好说:你们都要我请客,那我就请吧。

  参加12月26日晚宴的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少数部长、劳模、科学家。领导人有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陈毅、贺龙、薄一波、陆定一、彭真、邓颖超、曾志等;劳模有董加耕、陈永贵、邢燕子、王进喜等,他们刚参加完人代会。科学家有钱学森等。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安排几位科学家和劳动模范与毛泽东同坐主桌。三大张桌子按品字形摆着。

  毛泽东到得比较晚,他一进来,大家起立鼓掌。坐定后,毛泽东就宣布说:“今天既不是请客,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四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这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在一起,不光吃饭,还要谈谈话嘛!有些人一摸到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东西不要翘尾巴,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

  81岁生日 在长沙放了鞭炮

  1974年12月26日,毛泽东81岁生日。这个生日是在湖南长沙过的。

  毛泽东从武汉乘火车,于1974年10月13日清晨抵达长沙养病休息,住在湖南省委宾馆九所。院落不大,平房前桂树枝叶繁茂,花坛里腊梅、茶花飘香,是一个非常幽静的处所。毛泽东在这里接见了几批外宾,还要操心筹备中的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以及设法扼制“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无法专心养病,自己的健康状况日益下降。所以他的心情并不轻松。26日这天清晨,宾馆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将一束鲜花摆在毛泽东的会客厅内,又把盛有几种湖南风味小吃的果盘,悄悄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毛泽东来到客厅时,发现这里有了新的“变化”,朝着工作人员会意地点头微笑,似乎在说“我心领了,谢谢!”

  过去,毛泽东一直反对别人为他祝寿,这次是在他的故乡,所送“礼品”又都是家乡的土特产,所以他破例接受了大家的这种盛情。中午,宾馆厨房特意为毛泽东做了寿面,并准备了一瓶深红色的芙蓉酒。当晚,宾馆工作人员在院子里燃放了几挂鞭炮,向毛泽东表达家乡人民对他81岁寿辰的祝福。

  毛泽东在解决四届人大的问题后,放心不下的仍是他认为具有根本意义的“反修防修”问题。就在他生日的那天晚上,他又与来长沙汇报和商讨工作的周恩来作了一次单独长谈,直到次日凌晨。这也是相处近半个世纪的两位老战友的最后一次长谈。长谈的全部内容已无人知晓,据周恩来说,谈话涉及两个方面:一个是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一个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问题。

  最后一个生日 面条全碎在锅里

  1975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82岁生日,也是他最后一个生日。这天,毛泽东特地请来了以前在自己身边工作过的几位同志。一早,毛泽东的女儿李敏、李讷和护士长吴旭君、秘书张玉凤等来到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居室立刻传出了欢声笑语。

  这次生日,毛泽东的餐桌上也很简单,只是比平时多了几样菜。负责毛泽东生活事务的吴连登给田树滨师傅打电话,田树滨是中南海的面点师傅,面食点心做得特别好。毛泽东生日的长寿面,每次都是他擀的。田师傅接了电话说:“哟,你现在才来电话,今天是主席生日,我一直守在电话旁边哩。”田师傅拿上工具到毛泽东的厨房擀面条。没多久,毛泽东说要吃饭。田师傅把面条下入沸滚的锅里,但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面条全碎了,一节一节的,没有一根是整的。这一幕惊呆了毛泽东厨房的庞师傅、于师傅和吴连登。田师傅流着泪说:“不得了了!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面条。”吴连登也感觉到十分意外。

  毛泽东吃饭的时间短,菜又不多,只等吃寿面。再擀面条肯定来不及了,吴连登当即决定:煮挂面。几十年后吴连登说:“主席临终也不知道这件事,他哪里知道这最后一碗长寿面不是手擀面,而是挂面。但他吃得还是很香。”这顿生日饭,毛泽东还喝了胖头鱼汤,他高兴地说:“胖头鱼汤好香噢!”吃的时候,他坚持自己用勺舀汤喝,不让别人帮忙。

  毛泽东的这个生日,金日成又送来了朝鲜的大苹果表示祝贺。毛泽东见了老朋友送的礼物,自然高兴。他拿出一个又红又大的苹果,端详片刻,然后对身边的人员说:“这苹果,留下两个,其他的你们分着吃吧。”他总是让身边的人跟他一起分享快乐。在分享中,毛泽东过了他人生中最后一个生日。○摘自《党史纵横》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73楼 发表于: 2009-08-29


这才叫智勇双全:解放军7人俘敌700多[转帖]

 

这才叫智勇双全:解放军7人俘敌700多

2009年02月09日 来源:新华博客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被围困在广西南部的国民党一二五军所辖一八二师、三六二师,企图通过沿海城镇钦州渡海逃跑。当他们路经横城时,被我人民解放军截住并将其大部歼灭。当时,我是参战的四十军后勤部长。战斗结束后,我收到了军长韩先楚命令我去离钦州不远的门头篓—四十军三五六团驻地处理战利品的电报。于是,我就和供给部长翟子春、参谋于林松,还有两名警卫战士、两名饲养员出发了。

由于战斗刚结束,还有不少被打散的国民党溃兵出没,因此,我们必须一边赶路,一边随时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

果然,当我们走到一个山垭口附近时,突然发现垭口边有两个带枪的敌兵。大家立刻把目光投向我。怎么办?我忖量了一下,然后向于参谋使了个眼色。于参谋带着两个战士一个箭步冲到他们面前,高喊一声:“缴枪不杀。”这两个敌兵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吓呆了。当他们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经晚了,不得不慌忙举起枪,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们,我们投降。”

“把枪放下!”战士命令道。敌哨兵把枪放在了地上。

我走向前去问道:

“你们是哪一部分的?”

“报告长官,”其中一个高个子挺直了腰,立正回答道:“我们是三六二师一○八四团一营的。”

“就你们两个吗?”

“我俩是哨兵,里面还有。”他指了指身后的山垭。

“有多少人?”

“一个营,七八百人。”

一听到这一情况,大家的神色顿时紧张起来,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

“你们营长叫什么名?”

“营长叫赵正伟,副营长叫杨忠和。”

“还有其他长官吗?”

他想了想,“嗯—对,还有一位长官,听说是师里的副官主任,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

经过进一步审问,情况清楚了:在前几天的战斗中,一个师部副官主任带着一个营逃离了战场,企图经过钦州渡海逃跑,后来发现钦州已被我攻占,就躲在这条山垭里,想寻机再逃。

我把翟部长、于林松叫到一边商量,一致认为:硬拼显然不行,通知大部队,得需要时间,一旦敌人逃进深山老林里,那就会后患无穷。最后我们决定唱一出“空城计”,迫使他们投降。

我把一个匪兵叫来,对他说:

“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你马上回去通知你们长官,立即到这儿来听候命令!”

那个士兵说了声“是”,却没动。他瞅了瞅地上的枪,又看了看我,脸上露出了乞求的神色。

“把枪还给他。”我说。

战士拾起枪,递给他。他背上枪,十分认真地给我敬了个礼,就向山沟里跑去了。

过了半个多小时,从山垭里走出了两个人。前面一个衣着讲究,是个少校。他的后面跟着一个矮个子下级军官。那个少校一边走着一边向四周窥视着。当他看到我们时,便慢慢地停住了,接着转回身又向山垭里跑。那个矮个子迟疑了一下,也跟着跑。显然,他们对我们的实力产生了怀疑。这时,早已埋伏在山垭口的战士端着枪高喊一声:“站住!”便截住了他们的退路。“跟我们走!”战士将他们两个押到我们面前。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敝人叫周鹿生。”他满面灰尘,疲惫不堪,两眼挂着血丝。

“三六二师的副官主任就是你吧?”

“啊?啊!是,是!敝人就是,贵军是—”

“现在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必须立即缴械投降!”

“我们愿意投降,我们愿意投降,不过……”他皱了皱眉头,“不过事关重大,有些事情还得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这时那个矮个子军官走到他跟前小心翼翼地说:“周主任,刚才不是都商量过了吗,弟兄们……”

周鹿生转过脸瞪了他一眼,那个矮个子嘴巴张了张,不敢吱声了。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矮个子。

“回长官的话,我叫程明哲。”

“你是哪儿人?”

“老家四川。”

“家里有什么人?”

“有老母,还有老婆和三个娃。”

“不在家好好种地,跑到外面混什么?”

“哎!”他叹了一口气,“家里要有地种,谁还来吃这口饭啊!”

我走上前一步,说:“现在四川已经解放了,各地都成立了人民政府,你也该回去和家人团聚了。”

“不瞒长官您说,我早就想不干了!”

“周主任!”我转过脸,“他们不愿打仗,你也应该为部下想想啊。”

“是,是,本人也早想解甲归田,不过……”他眼珠转了一下,“山垭里的部队是个建制营,本人不是直接长官,这事还得回去和营长商量,要是他不同意,本人也没办法。”

“周鹿生,你要放明智些!”我严厉地说。

“中央人民政府已经成立,蒋介石已经跑到台湾去了,大概你已经知道了,钦州已经在我们手里,你们渡海逃跑已经不可能。顽抗到底吗?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你这几百个人还能残喘多久?现在摆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条是缴械投降,我们可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另一条路就是彻底灭亡!”

周鹿生的脸色红一阵,白一阵,汗珠从额头上沁了出来,脑袋慢慢地耷拉了下去。片刻以后,他猛地抬起头,用嘶哑的声音说:

“我们投降!”

“你可以回去和他们商量一下。”我一字一句地说。

“不用,不用,兄弟能做主,能做主。”

“程明哲,你立即回去向赵营长传达你们周主任的命令,叫他把部队带到门头篓待命。”

“是!”程明哲面带喜色,疾步向山垭里走去。敌人全营共计七百八十二人被带到门头篓附近的一个小广场上。按照我们的指令,他们一路纵队将手中的武器放到指定位置上。他们交出的武器有:美式八一炮一门,六○炮一门,三○式重机枪七挺,三○式轻机枪二十三挺,冲锋枪、步枪、短枪数百支。

连日来的作战和逃窜使他们一个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我们的炊事员给他们送来了米饭,还搞了一点猪肉。

饭后,敌工干事向他们宣传了俘虏政策。结果,一部分士兵参加了我军,一部分领了路费回乡了。包括周鹿生在内的军官送往南宁由上级统一处理。

临行前,周鹿生小声地问我们一个战士:他(指我)是个什么官?我战士对他说是后勤部长,他听了一怔,接着问:包围他们的有多少部队?战士笑了笑说:你不都看到了吗,七个人。这时,周鹿生像泄了气的皮球,一屁股坐在地上……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74楼 发表于: 2009-08-29


 小香烟票折射大历史[转帖]


  那天,我埋头在书房里整理一堆老书刊。不经意间,一张蓝色小票证倏地一闪掉到了我手上。它是一枚香烟票证,长4.5厘米,宽2.1厘米,是由安徽省供销合作社1962年印制的。凭此票在当时可购买一条香烟。有效期为一年。

  票面设计很美观、大方,印刷质量也很精细、考究,不仅上下边缘部分都绘有飞翔着的凤凰图案,左右边角处还有对称的麦穗做装饰。空白处印有浅淡的防伪线条。票面正中位置则是醒目的“安徽省供销合作社”红色印章。最耐人寻味的是,在红印章下面印着这样一行字:“奖售棉、菸、麻、茶专用票”。让人不由得想到,上世纪60年代初期经济困难,供销合作社竟想出印制香烟票,用来奖励农民多种多收农副产品。

    (《齐鲁晚报》1.7 桦明文)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75楼 发表于: 2009-08-29

肯尼迪总统遇刺**** 重重疑团未解[转帖]
 

  肯尼迪伤势真实情况,第一颗子弹在他的脖子正中开了一个洞

   刺杀肯尼迪谁是杀害肯尼迪的真凶?神秘特工是凶手还是替罪羊?副总统约翰逊是幕后主使?肯尼迪兄弟双双遇刺,谁是连环刺杀事件的策划者?肯尼迪家族与黑手党集团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

  枪声响起

  1963年11月已经就任三年的肯尼迪在内政和外交上表现杰出。他不仅成功处理了上任之初一直困扰美国政府的“古巴导弹危机”、“柏林危机”,缓和了紧张对峙的美苏关系,而且他对国民采取的温和扶助的政策深得民心,也因此赢得了越来越多美国人的爱戴和支持。面临 1964年的新一届总统大选,肯尼迪为了帮助所在的民主党开展竞选活动募集资金和为谋求连任做准备工作,计划了这次达拉斯之行。

  为了让热情的达拉斯市民一睹总统夫妇的风采,肯尼迪所乘的林肯轿车没有安装防弹罩,市民如愿以偿地看到了他们心中的总统,却也将他无情地暴露在了刺杀者的枪口前。

  中午12∶00,总统车队以每小时15公里的缓慢速度驶入达拉斯市,市民对总统的到来表现出极高的热情。总统车队先是由迪利广场入口进入了休斯敦大街,接着左转行至埃尔姆大街,12∶30∶30正当肯尼迪和妻子杰奎琳向市民频频挥手致意的瞬间,一颗急速飞至的子弹深深嵌入了肯尼迪的喉咙,紧接着是致命的第二颗,这一次它击中了肯尼迪的后脑,顿时脑浆四溅,鲜血流满全身。

  几分钟之后,肯尼迪便躺在了手术台上,但由于伤势过重,最终于美国中部时间13点抢救无效而亡。另据为肯尼迪做最后仪式的牧师透露很有可能在去往医院的路上,总统就已经死了。

  真凶还是替罪羊?

  至于那个杀害肯尼迪的凶手,达拉斯警方在刺杀事件发生80分钟后在一个电影院里将其逮捕归案。凶手名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是教科书仓库大厦的一名员工。与此同时,警方还在枪杀事件不久于教科书仓库大楼六层发现了一支6.5mm×52mm的意大利产卡尔卡诺M91/38手动来复枪,外加一颗军火序列号为C2788的子弹。它与现场发现的子弹类型相同,且枪上粘有奥斯瓦尔德的部分指纹。

  凶手当天晚间即被转至警察总署接受审讯,然而就在审讯后的第三天,奥斯瓦尔德竟在有70名警务人员押送的情况下,被一个名叫杰克.卢比的夜总会老板枪杀在警察总署门前。在刺杀事件的7天之后,由继任总统约翰逊任命的调查谋杀事件的沃伦委员会成立了。10个月之后,委员会呈上了一份近20万字的调查报告,得出结论称:“暗杀总统纯属奥斯瓦尔德的个人行为,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证明有人帮助奥斯瓦尔德制定谋杀计划或组织其实现。”

  到此为止,肯尼迪遇刺案仿佛已经****大白,然而,沃伦的调查报告并未让众人信服,事实上这起谋杀事件中的重重疑点,引起了越来越多人的广泛猜测。一个后来成立的官方调查委员会-众议院遇刺案特派委员会,从1976年到1979年再次对总统遇刺案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取证,并得出结论认为,奥斯瓦尔德刺杀肯尼迪绝不是个人行为,甚至奥斯瓦尔德的凶手身份都有待于进一步证实。

  
  第二颗子弹打掉了他的部分头盖骨,使大脑暴露在外

  惊世阴谋

  1963年6月5日肯尼迪、约翰逊和德克萨斯州长康纳利在华盛顿一家饭店开会,两个德克萨斯人极力说服肯尼迪作了秋天到达拉斯的许诺。康纳利与约翰逊的关系非同一般,他的绰号就是“约翰逊的小伙计”。在刺杀案发前5个月,只有约翰逊、亨特、康纳利知道总统的这个计划。7月,亨特的手下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官员、西奥尔良商人克莱.肖雇用一个刺杀小组,其中包括法国籍的优秀射手马克斯,他在枪杀案发生之后被逮捕,但在两小时后就被秘密驱逐到加拿大了。此前,曾有人在新奥尔良看到他与另一个人在一起,那人正是奥斯瓦尔德。如若情况属实,那么这个法国人也许就是第二个刺杀者。

  对于总统车队在达拉斯的行车路线约翰逊等人也作了周密安排。原本行车路线应由民主党官员确定,而这一次却是由州长康纳利制定的。这样一来就难怪在第一次呈送给白宫的行车图中对到埃尔姆大街要拐弯之事只字未提了。而正是拐弯限制了行车速度,从而使子弹命中的可能性提高。此外,总统车队周围的安排也发生了“巧妙”变动。护送总统座车的摩托车护卫队被削减了一半,原本安排在总统汽车前面的新闻记者被放在了最后,以致在事件发生时竟没有一位新闻记者能及时拍摄下遇刺场面。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破绽-从一个摄影爱好者拍摄的胶片中可以看出,枪响前的几秒钟,约翰逊保镖的车门已经打开了,此举是为了提前下车保护约翰逊。

  而在肯尼迪尸骨未寒之时,约翰逊就在飞机上匆匆宣誓就职,也多少显示出了他的不安和急不可待,尽管前第一夫人就站在他的身边,衣袖上沾着肯尼迪温热的血。

  肯尼迪遇刺身亡后,约翰逊专挽总统大权,控制着对整桩案件的调查,他亲自任命的“沃伦委员会”就是为替他及其帮凶开罪服务的。

  案发后不久,约翰逊就下达了清洗敞篷汽车的命令。接着,他委派他的亲信将康纳利州长带血的衣服取回洗净(康纳利因与肯尼迪同乘一车而受伤),并再次下令销毁物证。肯尼迪乘坐的敞篷车一直在白宫警卫的看管下,留着弹痕的挡风玻璃11月25日就被更换。此后他又命人对肯尼迪尸体解剖鉴定作了修改,捏造了X 光片。1966年10月肯尼迪大脑神秘失踪也与此有关。(来源:《书摘》)

  
  时隔40年,葬礼现场诡异的气氛仍旧依稀可见,似有阴谋隐形其间。

  
  奥斯瓦尔德的罪犯档案照。此时他已是众矢之的,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是无辜的

  
  约翰·肯尼迪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1968 年6 月5 日,他在加州进行竞选时遭枪杀

  
  肯尼迪有别于老气横秋的总统形象,深受新一代美国人的喜爱

  
  照片中的约翰逊春风得意,他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美国总统。然而他的政绩和他的名声一样糟糕,因为正是在他的倡导下,美国全面深化了那场臭名昭着的越南战争。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76楼 发表于: 2009-08-29

****:六盘山下三百红军突然死亡之谜[转帖]
 


就在长征快要胜利结束时,驻扎在六盘山下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死亡300多人!他们究竟是怎么牺牲的?多年来一直是个谜。


50年后,两个军人利用科学终于揭开了谜底。


1935年10月7日,中央红军越过六盘山主峰,在青石嘴与国民党何炷国骑兵军第七师十九团展开了一场激战。毛泽东果断地对林彪和左权说:“吃掉它!”林彪、左权遂指挥一纵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下山去,不到一个时辰战斗即告大捷,毙敌200余人,俘敌近百人,缴获战马150多匹。由此装备了一个侦察连,红军开始有了自己的骑兵部队。


战斗结束,毛泽东站在六盘山一座巨石嵯峨的山头上,诗兴大发,纵情吟词一首《清平乐·六盘山》:“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这就是毛泽东!他把战争诗化了,升华了!接着,他又幽默地对身边的指战员说:“你们这些从江西熬到现在的红军战士,个个可都是宝贝呀!你们是革命的种子,不久的将来要撒向全国去,那可是一大片一大片地开花、结果!”


可就在第二天黎明,毛泽东被紧急送来的一份报告惊呆了:耿湾镇夜间发生了一起红军命案,驻扎在镇外宿营地的红军将士一夜之间竟无声无息地突然死亡300多人!


报告称,三个营的指战员在昨天到达这里,宿营前还一个个生龙活虎,可睡下后就再也没有发出一点声息。如此集体死亡,其原因初步断定是食物中毒。


300多号人啊!这个数目对历尽千难万险由最初从江西出发的近9万人,到走出草地后剩下7000多人的中央红军来说,损失实在太大了!就在袭击敌人的骑兵团,而后在洪德县城突围脱险时也未死伤一卒一兵,怎么会在脱险后的耿湾宿营地,无任何交火迹象的情况下,如此奇怪地死了300多人。他们连敌人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就被莫名其妙地从红军实力中一笔勾销了,而对方显然没有费一枪一弹就制造了一桩骇人听闻的惊天命案!


毛泽东扼腕顿足,无比愤怒,令保卫局即速查办谋害这些红军将士的凶手。


耿湾镇泣声一片。究竟谁是凶手?经过一番调查分析,大都认为是国民党派遣特务投毒所致。可敌人在哪儿?他们从哪里来?现在又隐藏在何处?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军立即组织力量进行侦破,也抓了一些可疑人员进行审讯,但案情没有丝毫进展。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仍惦记着这桩命案,派专人又返回耿湾镇对此案再次进行侦破。但经过数月调查,仍未找到任何线索……


毛泽东的《清平乐·六盘山》在后来传遍神州,妇孺皆知。然而,发生在六盘山下的这起红军命案却一直未破,被尘封在共和国的历史档案中,成了许多我红军将士终生没有解开的一个谜团。每当毛泽东谈起“六盘山”的诗句,讲起长征最后到达陕北的这段岁月,他总是忘不了这300多红军将士的冤魂,扼腕叹息。他曾亲自部署让周恩来负责侦破此案,然而周恩来查遍了全国的重要特务案和间谍案,却无论怎样也与此案联系不上,终是未得其解,成为悬案。
时光匆匆流过了50多年,此案终于被破解是在1989年秋天。兰州军区驻宁夏的某部给水团奉命到环县进行水质勘探调查,在与当地政府有关人员的一次偶然交谈中,得知了当年红军在六盘山下发生的这桩多年未破的奇怪命案。

给水团水文地质工程师王学印、王森林等了解了这一悬案后,开始怀疑此地的水质很可能有问题。受职业的敏感与促使,他们决定揭开这个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红军命案之谜。他们翻山越岭,踏遍了六盘山麓的千沟万壑,在走访当地老百姓时听一些老人回忆说:“红军从六盘山下来打了一仗后,一部分人马沿罗家川、马坊川等沟谷川道来到了耿湾镇。当时天色已晚,队伍里很多人饥渴难忍,就到沟谷里找泉水喝。可是万万没想到,第二天这地上躺倒了一片一片的人,再也没有醒来。”


了解了这一情景后,给水团的官兵们心情十分沉重。他们根据已掌握的当地水文地质资料和现场勘察及采水样分析,甚是震惊地发现:这里的泉水和沟水咸而苦涩,水中钾离子含量高得惊人,一吨水中纯钾含量高达2至3公斤。而正常情况下,一吨水纯钾含量只有300至500克。同时又发现这里的水中钠离子含量更高,并且这里有些地方的泉水和沟水溢出外流时,有不少气泡呈间歇状冒出来,且散发着一股难闻的气味。这表明该地为石油分布区,断层构造发育活跃,这些气泡从油层冒出,就很可能带有大量氰气。而氰气与钾结合就生成氰化钾,与钠结合便生成氰化钠,这是两种剧毒性化合物,人体若摄入50微克,即可造成中枢神经阻断型死亡,无任何痛苦和知觉就无声无息地死去。当年300多名红军是否与饮用了含有这两种剧毒性的水而死亡有关系呢?


整整3年时间,给水团工程师王学印和王森林登六盘、下银川,往返数十次,跑遍了银川所有水文地质和石油化工科研单位,通过科学检测,证明他们的推断和采样分析完全正确。当年到沟底喝了这种水的红军将士很快就窒息而死,而没来得及下沟喝水或到了宿营地吃饭喝另外水的红军们就躲过了这一劫。检测结果由兰州军区报中央军委。


六盘山下红军牺牲的悬案终于破解。是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开国领袖已去世十多年,他们始终未能得知那300多名红军将士的死因。尽管在当时他们曾经考虑到身体这个原因,甚至联想到刚走出草地时有些红军战士因久饿后而饱餐致死的情景,但如此几百个人的同时死亡又怎能不让人惊疑且坠入重重迷云中呢?!


红军命案发生后,由于敌情紧急,国民党毛炳文部和宁夏“马家军”(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奉蒋介石急令猛扑过来追剿红军,毛泽东等人来不及在耿湾镇为死难的红军将士举行任何追悼活动,在草草安葬亡灵后,当即就又率领人马向东急进,于10月16日到达木瓜城一带宿营。毛泽东难以忘怀耿湾镇发生的惨案,就近日陕甘支队的行动部署致电彭德怀:“现在每天走路不多,请令各部利用时间进行教育,并尽力改善给养。”彭德怀接到电文,遂命令后勤部长杨立三把好伙食关,不准部队随便喝生水吃生食,违令者严肃处理。彭德怀在后来写的自述中谈及此案依然心痛难忍:300多号人在敌人的围追堵截中都没有倒下,却在长征就要结束的时刻无声无息地倒下了,怎不令人万分心痛!


10月19日傍晚,陕甘支队穿过黄土山谷——头道川,到达陕西黄土高原心脏地带的一个小镇——吴起镇。这时“马家军”和毛炳文的骑兵又追了上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要想办法打他们一下,砍掉这条讨厌的‘尾巴’,不能让他们一直跟到陕北,这对我们很不利。”彭德怀遂向部队下达命令,进入埋伏阵地。彭德怀作战前动员时说:“300条命不能就此白白丢掉,要让敌人加倍偿还!”经过一夜激战,这条“尾巴”终于被砍掉了。


硝烟渐渐散去,毛泽东登上马梁山顶眺望,方圆皆是绵延的浅褐色的黄土山丘,和被雨水冲蚀得干裂的沟壑,山顶上有块高大的界碑,碑的正面刻着“分水岭”三个大字,作为甘肃、陕西两省的分界线。毛泽东看了碑阴(碑的北面)文字,兴奋地对大家说:“我们已经走过了10个省,走下山去,就进入第11个省——陕西省了,那里就是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家!”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77楼 发表于: 2009-08-29

杨雨青1925—1927年前苏联在旧中国的密探组织[转帖]


转载 华程网

1924年5月《中苏解决悬案大纲》签订以后,中国与前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苏联在中国建立了大规模的侦探组织,派遣大批密探到中国进行活动,搜罗及教练各种探访人员,散布各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27年中苏断交之后。苏联为什么要成立密探组织?各级密探机关是如何构成的?雇佣了什么样的人员充当密探?密探的活动又是怎样的?本文根据中、苏双方的史料,为读者披露这些鲜为人知的史实。
  
  成立目的
  
  苏联之所以要在旧中国组织密探机关,进行侦探活动,主要是为了调查、了解和掌握中国的局势,以便制定相应的对华政策。
  当时,中国的情形十分复杂,直(吴佩孚)、皖(段祺瑞)、奉(张作霖)三大军阀派系你争我夺、明争暗斗,国民军(冯玉祥)在北方崛起,国民党(孙中山)在广东复兴,工人、农民及知识分子参加的国民运动也正在发展中。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政局中,苏联不仅同北京中央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也同中国各派政治和军事势力取得了联系,并且密切注意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态度。要充分掌握这些派别和势力的各种情报,仅靠外交人员、新闻记者等是不够的。因此,苏联决定在中国组织密探局,随时搜集有关军事材料,研究中国实力派的组织及兵力,注意其军队发展及扩充情形,以及日本和英国等援助中国的数量。侦查出的情报要随时寄往北京及莫斯科,并由海参崴寄往西伯利亚军司令部。所有莫斯科中央对于中国的意向及计划,都要根据驻华侦探的报告来确定。
  
  苏联进行密探工作,也是为了研究苏联与日本及中国是否有发生战争的可能,研究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会不会引起欧美国家对苏联的封锁。出于维护自身安全和利益的考虑,苏联密探局特别规定,要详细研究中国北部及朝鲜各地的情形,因为这些地方可能就是未来的战场;还要研究将来在抵抗日本、英国、美国及其他各国时,苏联与中国联盟的可能性。因此,苏联在中国设立密探局的目的还在于设法通过中国防止与日本发生战争,以及保卫本国免受帝国主义干涉。
  
  具体任务
  
  苏联对中国的内外事务极为关注,凡有关各军阀势力、各党派、各政治派别、各政治当局、各外交团体、各种会议、各种消息及情况,甚至军政人物的性格、动向以及相互关系,都是苏联政府要求密探要注意和打探的。
  20世纪20年代,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的触角都深入中国,影响和干预中国的内政外交。苏联大使馆在给各密探,尤其是军事侦探的训令中,让他们详细侦知英、美、日各国对于中国问题的态度,诸如英国与日本关于中国问题的态度及相互关系,两国间的各项谈判及协商等,日本在满洲及蒙古方面对于苏联的政治方针,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日本是否会以其他人员替换奉张,帝国主义各国对华政策的协调及分歧,英、法、日、美各国对于山东问题和广东问题的态度,各帝国主义国家对于中国关税自主、取消治外法权及其国民运动的政治态度等等。
  20世纪20年代,也是中国各阶层政治运动风起云涌的时期,对于中国内部情形,苏联在华密探局要求特别注意中国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例如农民阶级划分程度、农民团体发展情形、国民党对于农村的政策、广东及广州政府新占领各省内****与农民运动的前途等;还有各省工人的数目、工人团体及其政策、罢工运动、职业运动及其发展趋势、各运动领袖间的相互关系等等。此外还要求密探注意各地方资产阶级的一般情况、资产阶级与外国资本的相互关系等。
  对于当时的北京政府,苏联在华密探的具体任务有调查政府的经费预算、对内对外政策、奉系张作霖与直系吴佩孚关于政府问题的相互关系等。各派军阀的动向和实力则是苏联最为关心的,密探们要详细侦查各军阀实力、军队基本组织、分部数目及驻扎地点、政治状况、教练、经费、枪械及服装、粮秣等问题。具体到各系军阀,还会有针对性地布置调查任务。例如,关于奉系,要调查张作霖与奉系各首领的相互关系,各首领之间发生意见歧异、相互抵触的性质及原因;关于直系,指令调查吴佩孚与孙传芳的相互关系,吴、孙二人与各地方资产阶级及外国人的关系,他们与英美两国的联络情形等。
  苏联在华密探也负责调查国民党、****与国民军的情况,比如国民党的党务、政策,党内各派别的性质及其形势,反对派及中央各委员的性格,中央派及其在党内的关系等,国民党右派在广东及其他各省的影响,国民党左派的党纲,****内部的状况,****与国民党的关系,冯玉祥与国民党及蒋介石的关系等。蒋介石是其中最受重视的人物,苏联密探局曾接到特别指示:“蒋介石为军事政治首领,必将其性格报告。”
  
  组织分布
  
  根据《苏联在华密探组织法》的规定,苏联在北京设立中央密探总部,作为考察中国全国情形及核编各处报告文件的总机关,设置总密探长1人,侦探处处长1人,宣传处处长1人。总密探长和侦探处处长之下各设1人,宣传处设4人,分管政治经济事务,直隶军事,中国北方、朝鲜、国民党及国民军的宣传事宜。另外还有打字员、翻译密电员、送信员、译员以及其他雇员若干。北京中央密探部管辖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甘肃、察哈尔、热河、绥远等省,并与莫斯科、库伦、海参崴、东京等地联络。
  除总机关外,苏联还在中国各地设立密探分机关,受北京中央密探总部管辖。苏联认为,中国各派势力和外国的势力范围大体可以这样划分:奉系为东三省,日本为朝鲜与关东,直系为扬子江流域,国民军为西北各省及京北地区,国民党为中国南部,特别是广东。其中,苏联特别注意中国北部,因为这里与苏联、蒙古、朝鲜接壤,地理位置极其重要。在苏联看来,如果将来苏联与日本发生战争,军事运输必然要经过南满铁路一线,而旅顺、安东、奉天、四平街、吉林等地都是重要地区。
  根据以上分析,苏联在上述区域相应设立密探分机关,而重点则放在中国北部。1.哈尔滨密探分机关部:下设哈尔滨、海拉尔、吉林、齐齐哈尔4个内勤密探分部,每个分部至少设2-5人。同时又在这4处设4个外勤密探分团,每团都有若干密探散布于黑龙江和吉林省各地。2.奉天密探分机关部:下辖奉天、四平街、安东、大连、营口、锦州6个内勤和6个外勤密探分部,各处内勤密探至少有2-6人,主要分布于奉天大帅府、省长公署、交涉署、兵工厂、电报局、日本兵营,安东海关及电报局,四平街车站及兵营,大连总督衙门、海港、兵营,营口电报局和兵营,锦州兵营等处;各外勤密探团若干人,散布于辽宁省各地。此外,在上海、汉口、广州以及朝鲜的汉城(今韩国首尔)也设有密探分机关部,也都隶属于北京总机关。当然,因各地情况的变化,各地密探组织的分布及人员也经常发生变动。
  各密探分机关部之间均不许得知除自己之外的机关所在地及工作人员,各分机关部打探到消息后,各自报告给北京总机关,再由北京转达莫斯科,“无论如何以能保全秘密及随时探寄消息为要”。密探组织主要与苏联大使馆及各地领事馆、国际****机关部、国民军内苏联顾问、商务代表处、商船处、远东银行及中东铁路机关等有工作上的合作关系,彼此协助,互换材料。各密探分机关部可以藏匿于领事馆或商务代表处等机构内,也可以暗设于饭店、商号之中,以托庇护,并节省经费,便利工作。但是,苏联在华密探组织是独立于其他在华机关的,各分部直接由北京密探总局指挥,与其他在华机构职位平行,密探局在当地的工作必须与苏联驻华大使馆、大使馆武官处及国际****部三处的动作一致。
  
  密探分工
  
  苏联在华密探主要分两种,一种是外勤密探,一种是内勤密探,他们有不同的分工和职责。

 由于中国形势复杂,军阀纷争、战争不断、政变频繁、军队变化倏忽不定,外勤密探又分常驻一地密探和周游各地密探,以便随时打探各地消息,并且跟随流动的军队,随时报告军队的动向。又因铁路常常阻滞,电线也有时断路,为迅速传递消息,还专门设有递信员,保证苏联能随时掌握中国情况。
  外勤密探的职责主要是详细调查中国各军队的组织、人员、数目、器械和服装,军队集合的地点与时间,运输方法和布阵情形,作战情形及结果,兵站及给养方式,军队气势及人民舆论等。
  驻在各地的外勤密探由军人、巡警、小贩、饭店老板、卖报人、铁路人员等充当,一般是当地的汉族人、朝鲜族人或回族人,特殊情况下为使人难以辨别,也雇用不懂中文且无苏联护照的德国人,在东北三省有时也用沙俄白党。
  在苏方文件中有这样一份履历,详细记录了一个名为郭济和(译音)的密探员的简历及雇用经过,颇有代表性。此人外号庐智妙(译音),山东人,40岁,无党派,职业是小商人,曾在苏联某教练团中充当翻译,略懂俄语,据称在山东军界中交游极广,与山东督办的帮办亦熟识。郭某是由苏联使馆的随员介绍来的,北京密探部先派他赴太原接受两星期试用考察,而后把他派往济南分部作常驻密探员,月薪定为华币120元。此外,北京密探部又挑选了一个名叫邹日颂的26岁的饭馆老板(地址在前门外朱家胡同富盛居),前往济南作郭济和的递信员,月薪50元,每送有用报告一件,以每字5分计算,另给酬劳费,如果是特别重要的密报,还会格外从优给予报酬。
  一般情况下,外勤密探团设密探长1名,副密探长1名,密探员2-5名,游行密探员1-2名,递信员2-3名,总人数5-9人,战争时可扩充至15人。密探长掌握全分团人员的情况,密探员则只知道密探长和与其直接联系的递信员,各密探员之间彼此不准认识。分团密探长与上级分机关部发生直接联系,其余各分团的活动也一概不许得知。
  内勤密探主要分布于中国各军队司令部、北京政府各部院官厅、军部、兵站、兵工厂、电报局、火车站、商港、海关等处,负责内部监视。他们的主要职务是调查各官厅、各军队司令部的工作,注意外国人之间的关系,搜集汇编舆论及报纸上的材料,搜罗各种秘密出版物等。内勤密探也由当地的中国人、朝鲜人或日本人充当,有时也雇用在兵工厂或其他机关内任职的白党分子。
  内、外勤密探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内勤密探员直接服从侦探机关或该机关的特定人员,与该机关下属的外勤密探分团的人员,彼此间各不相知。偶尔因工作需要,内勤密探员有受外勤密探长指挥的,但这是极少数的情况。
  
  密探活动
  
  苏联对中国东北地区最为重视,因此东三省的密探机关最早设置并开展侦探活动。苏联曾假托中东铁路局领馆名义,设置暗探,以铁路局的钱接济密探经费。很快,东北三省北部密探组织就已布置妥帖,均在苏联人掌握之中。
  奉天密探分部雇用了很多密探,调查东北、中东铁路、奉军、兵工厂、日本势力、白党动作等各方面情况,据该部部长多聂次基(即驻奉副领事苏阔鲁果夫)报告,大约有十多名探员,每个人均有代号。例如,第1301号密探张福林(假名译音),真名唐玉川,年约35岁,会俄语,曾代理东三省交涉署交际处长。1925年1月多聂次基到奉天后,即由领事馆彭秘书介绍与他相识,多次请他吃饭,两个月后张开始提供政治材料,多聂次基以送礼的方式给了张七八十元,6个月后张被认可并受到雇佣,即从1925年7月起按月给他薪金,让他专任军事侦探,报告奉天军事政治情况、奉军各部驻扎地点及动向、大帅府会议事项等,较有价值的报告每件都付给他银洋8元。
  又如,第1302号密探张玉平(假名译音),真名王树人,国民党员,会俄语。他利用任奉军第10军司令部参谋处中校的便利条件,多次向苏联提供关于奉军军情、军部命令、各种统计表、军队编制、张学良军队驻扎地点、日本人在奉军中的行动及郭松龄倒戈等事件的报告,颇受赏识。为便于传递消息,奉天密探部还帮他开办了一个小铺,将他的岳父安置在小铺中充当递信者。
  东北北部的密探工作虽较为完善,但是也有种种不足。比如,齐齐哈尔方面所送材料虽多,但无价值;吉林方面则颇沉闷,一筹莫展。密探活动掣肘之处甚多,最主要的莫过于经费不足。因此,“此处所办自然难令西伯利亚军区及莫斯科方面满意”。负责人员认为,此类调查必须有相当数量的专门人员,并且必须有专门的调查费用,否则实难成事。
  东北南部密探工作的中心在大连,因为在苏联看来,大连是最重要的地点:其一,旅顺口为日本军事政治中心;其二,南满领事等均遵照大连总督的命令行事,有领事都是总督的秘书,军司令部也设于该处,所有关于南满的军事命令均由该处发出;其三,大连是个中立地点,失势人物常常在此躲避,“倘若吾方有能力及时间同此等人往来,可作许多事务”。从1926年1月下旬起,大连密探分部开始从事直接的密探事务,利用当地的苏联侨民调查华人及朝鲜人,接触日本人,考察日本在满蒙势力的根底,日本对于满蒙所采取的军事和经济方略,以及日本的军事政治计划。
  据负责人列维斯基汇报,大连方面共有探员4人,别洛夫调查当地白党俄侨的行动;沃伯洛吞因擅长英语,专任调查各国领馆方面的事务;雇用的日本新闻记者亚克伯里与南满铁路职员联络,特别是与调查处、运输处及军事处来往,以记者名义拜访由此往来经过的中日名人,刺探情报;华人探员王某则与当地中国****机关合作,编送工人问题报告及提供各种经济材料等。
  在中国其他地区的密探活动与东北大体相同,主要都是调查当地的军事政治情形。密探局还在各地设立侦探学校或培训密探人员的速成科,搜罗、培养密探人才。
  总体而言,密探局虽然努力工作,但还是存在不少问题。各机关开办时间有早有晚,有长有短,组织都称不上稳固,有些甚至是极端薄弱。很多地方缺乏优秀的翻译和有经验的密探,对中国各地情形的调查当然也就比较缺乏,只有对东三省和奉系的调查较为完善,对朝鲜的调查次之,对直隶吴佩孚方面几乎毫无调查,而国民军方面虽有苏联教练及顾问多人,功效也不甚显著。此外,工作中的缺陷也不少,如递信速度太慢,密探所知甚少,往往事件发生之后,密探的消息才传到,有时还赶不上新闻报道的速度,或是还不如新闻界所得的消息详尽。各地密探员按指令对中国各军阀及国民革命各军展开调查,但是,他们往往忽视重要动向。譬如,在国民军由北京退往西北时,苏联最关注的是内蒙、山西、陕西、甘肃各处的政治和经济情形、地方财政、国民军行进路线及运输方法等,但是当地探员对此并未加以注意。又如,广东方面预备北伐,如此重大的事件,却一直未受到密探们的重视。苏方密探员对于已经过去的事件,能够提供很详细的材料,恰恰是在紧要关头如政变发生或战事紧张时,反而缺少报告。突出的例子就是国民军由南口、张家口退往包头,经陕西、甘肃退往西安一事。国民军于1926年8月14日开始撤退,而且预备撤退之前已有计划,但是实施撤退一个多月以后,苏方还没有得到各地探员任何报告。因此,苏联对密探工作并不满意,苏联大使馆在给各密探员的训令中指出调查材料存在的两个缺点,一为时间过晚,没有侦探性质;一为各种材料系由报纸印刷品采录而来,不见新颖。训令要求各地密探报告要及时,做到随时知晓各地发生之事,甚至将来所发生的政治与经济的重要变化也能预先料定。
  尽管存在种种问题,从1925年到1927年,苏联在中国各地建立的密探机关,设置大量密探人员进行各种调查,利用各种侦探手段打探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方面的情况,研究中、日、英文新闻报刊杂志,编纂各省及各区域的情报汇编,收集中国各种统计数据及铁路建设等项目的材料。所有这些活动,都为苏联了解掌握中国的局势,制定相应的对华政策提供了材料,打下了基础。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78楼 发表于: 2009-08-29

中**史上著名的夫妻英烈 [转帖]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数中华优秀儿女为了民族的解放、国家的独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民族解放事业。其中有许多革命夫妻为了千万人的幸福,双双为革命而献身。现辑录部分优秀代表,以飨读者。

     
田波扬与陈昌甫——田波扬,湖南浏阳人。1923年入党。曾任湖南省学联总务委员、全国学联常委、共青团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陈昌甫,湖南浏阳人。1926年入党。曾任浏阳北盛区妇联主任、共青团湖南省委联络员。1927年“马日事变”后,夫妻二人在长沙被国民党逮捕,6月6日英勇就义。

  
萧楚女与游曦——萧楚女,1893年生于汉阳。1922年入党。曾任《新蜀报》主笔、中共中央驻四川特派员、《中国青年》和《中州评论》主编、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政治教官。1927年4月22日,在广州被国民党杀害。游曦,原名游传玉。1908年生于四川巴县(今属重庆)。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重庆中法大学党支部委员、重庆市妇联宣传部主任、第二方面军教导团女兵班班长。1927年12月13日,在广州起义中牺牲。

  
周文雍与陈铁军——周文雍,1905年生于广东开平。1925年入党。曾任共青团广东区委经济斗争委员会书记,中共广州市委组织部部长、工委书记,广州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陈铁军,原名燮君,1904年生于广东南海(今佛山)。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妇委委员、广东妇女解放协会秘书长等职。二人曾假扮夫妻开展地下工作。1928年2月6日,二人在刑场上举行了婚礼,随后英勇就义。

  
刘赤生与陶元柏——刘赤生,号慈生,1901年生于湖北江陵刘家老台(今属潜江)。1925年入党。曾任荆沙总工会秘书。陶元柏,原名先彩,1901年生于湖北当阳。1926年入党。是当阳县妇女运动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回乡组建中共龙湾区委,分别担任书记和区委委员。1928年2月14日,在与反动民团的作战中,二人被捕牺牲。

  
张良栋与李逸芬——张良栋,广东乐会(今海南琼海)人。1926年入党。历任中共乐会县总支委员、共青团乐会县委书记、中共乐会县委代理书记、崖县(今三亚)县委副书记。李逸芬,广东乐会人。1927年入党。曾任崖县三区妇女协会主任。二人共同参与组织了琼崖东路工农革命军的南征。1928年2月,他们在国民党军制造的事变中牺牲。

  
曾延生与蒋竞英——曾延生,字麟书,1897年生于江西吉安。1924年入党。曾任中共九江地委书记,江西省总工会组织部部长、代理委员长,南昌起义革命委员会粮秣管理委员会委员。蒋竞英,1901年生于浙江宁波。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九江地委妇女部部长。1928年初,他们赴赣州建立中共赣南特委,分别担任书记和秘书。不久,二人在赣州被捕。4月4日英勇就义。

 
张朝燮与王经燕——张朝燮,江西永修人。1924年入党。曾任中共江西地委组织委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工人部部长、中共江西地委委员兼永修县委宣传部部长。1927年4月14日,在与国民党斗争时牺牲。王经燕,字翼心,江西永修人。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赣北特委委员,永修县委组织部部长、书记,江西省委组织部代部长。1928年6月被捕牺牲。

  
王鉴与夏国仪——王鉴,号吉永,湖北黄安(今红安)人。1921年入党。曾任黄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特派员、高桥区农民协会委员长。1928年夏,因积劳成疾病逝。夏国仪,又名夏聪,湖北黄安人。1925年入党。历任黄安县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国民党黄安县妇女部部长、黄安县妇女协会常委、黄安县审判土豪劣绅委员会委员。1927年冬,由于叛徒告密,在武汉被捕牺牲。

  
易赞国与何民逸——易赞国,化名华斌,湖南华容人。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华容县委执行委员、华容县革命行动委员会主任。1928年9月在战斗中牺牲。何民逸,湖南华容人。1925年入党。曾任长沙市郊区农民协会妇女部部长、湖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1928年12月被捕牺牲。

     
汪群与贺服丹——汪群,1904年生于江西贵溪。1925年入党。曾任共青团江西省委常委、中共江西区委宣传部部长、吉安地委书记、赣南特委书记。贺服丹,1906年生于江西安福。1925年入党。曾任南昌妇女解放协会候补委员、江西女青年社负责人、中共江西女子师范支部书记、赣南特委机关秘书。1928年10月,夫妻二人在赣州开展地下工作时被捕。1929年1月英勇就义。

  
翦去病与王月贞——翦去病,又名遂如,湖南桃源人。1926年入党。曾任湖南省总工会秘书长。王月贞,又名王悦贞,湖南常德人。1922年入党。曾任湘阴农民协会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部长、湘阴县特别法庭庭长,有“女县长”之称。1928年6月,夫妻二人在常德被国民党军警逮捕。不久,二人相继被杀害。

  
陈芬与毛泽建——陈芬,1903年生于湖南耒阳。1923年入党。曾任中共耒阳党支部委员、湘南特委委员、衡山县委书记兼宣传部部长。毛泽建,1905年生于湖南湘潭。1923年入党。曾任省立三师党支部书记、湘南学联女生部部长、耒阳游击队队长。1928年夏,二人在耒阳被敌人逮捕,陈芬随即被杀害。1929年8月20日,毛泽建在衡山县英勇就义。
  

陈觉与赵云霄——陈觉,原名炳祥,1903年生于湖南醴陵。1925年入党。赵云霄,又名凤培,1906年生于河北阜平。1925年入党。大革命失败后,二人从莫斯科回国,参加了醴陵年关暴动。1928年,陈觉任中共湖南省委特派员,赴常德组建湘西特委;赵云霄任湖南省委机关联络员。同年秋,因叛徒告密,二人被捕,分别于1928年10月14日和1929年3月26日在长沙就义。

  
韩盈与钟竹筠——韩盈,广东遂溪人。1923年入党。曾任广东农民协会南路办事处书记、中共遂溪县委书记。1927年5月21日,被国民党逮捕杀害。钟竹筠,原名秀贞,广东遂溪人。1925年入党(湛江最早的女党员)。曾任国民党广东南路特委委员兼省党部妇女部特派员、南路特委妇女部部长、防城县党支部书记。1927年9月被捕。1929年5月30日在北海英勇就义。

  
颜昌颐与傅凤君——颜昌颐,1898年生于湖南安乡县。1922年入党。曾任南昌起义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党代表、中共东江特委主任兼红二师党代表、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江苏省委委员。1929年8月30日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傅凤君,湖南安化人。在长沙以教书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曾任湖南省妇女运动委员会负责人。1928年4月在长沙被国民党杀害。

  
张国庶与晏碧芳——张国庶,1905年生于江西萍乡。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中央巡视员、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晏碧芳,湖北武汉人。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交通员、省委妇女部部长。1930年5月,由于叛徒告密,夫妻二人在九江被逮捕,7月5日英勇就义。

  
王环心与淦克群——王环心,江西永修人。1924年入党。曾任国民二军第一骑兵旅俱乐部主任、中共江西地委委员、永修县县长、九江地委委员、永修县委书记。淦克群,字客卿,江西永修人。1925年入党。曾任江西省妇女协会委员、中共永修县党支部妇女干事、永修县妇女协会主任、永修县委委员。1927年11月,他们在组织农民暴动时被捕。1927年12月27日、1930年8月1日,二人先后在南昌就义。

  
刘光夏与蓝亚梅——刘光夏,广东兴宁人。1926年入党。曾任广东工农革命军第十二团团长、红十一军第五十团团长。1930年3月在率部攻打江西寻乌澄江圩的战斗中牺牲。蓝亚梅,广东兴宁人。1927年入党。先在兴宁等地领导妇女运动,后任中共兴宁县委委员。1930年9月被国民党逮捕杀害。

 

李国柱与吴澄——李国柱,字剑英,1906年生于云南巧家县。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云南临时省委委员、省委委员,共青团云南省委书记兼滇东北地区区委书记等职。吴澄,1900年生于昆明。1926年入党(云南第一位女党员)。历任中共云南特支书记、省临委委员、省委委员、省委代理书记等职。1930年12月,他们在昆明被捕,英勇就义。

     
何孟雄与缪伯英——何孟雄,字国正,1898年生于湖南酃县(今炎陵县)。1921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地委书记兼组织委员、京绥铁路总工会秘书长、中共唐山地委书记、汉口市委组织部部长、江苏省委农委书记、上海沪西区委书记等职。1931年2月在上海被杀害。缪伯英,1899年生于湖南长沙。1921年入党,是中共第一位女党员。曾任中共北方区委妇女部部长、中共湖南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妇女部部长、中共上海沪东区委妇女运动委员会主任。1929年10月在上海病逝。

  
杨善集与林一人——杨善集,字义甫,广东琼东(今海南琼海)人。1924年入党。曾任共青团广州地委书记、中共广东区委特派员、琼崖特委书记兼琼崖讨逆革命军党代表。1927年9月在椰子寨战役中英勇牺牲。林一人,广东琼东人。1926年入党。曾任琼东县妇女解放协会主任、琼崖妇女解放协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1931年夏,在琼东开展工作时牺牲。

  
恽雨棠与李文——恽雨棠,1902年出生,江苏武进人。1923年入党。曾任上海市政总工会主席、黄包车夫罢工委员会主席、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李文,原名李萱,江苏武进人。1929年入党。曾任上海市政总工会党的机要员。1931年1月,二人在上海被捕。2月7日英勇就义。

  
蔡博真与伍仲文——蔡博真,1905年生于广东梅县。曾任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党团书记、中共沪中区委书记。伍仲文,原名杏仙。1903年生于广东南海(今佛山)。1925年入党。曾任共青团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31年1月,因叛徒告密,二人在上海被捕。2月7日英勇就义。

  
蔡和森与向警予——蔡和森,字润寰,1895年生于湖南湘乡永丰(今属双峰县)。1921年入党。曾任《向导》周刊主编、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两广省委书记。1931年8月4日在广州被广东军阀杀害。向警予,1895年生于湖南溆浦。1922年入党。历任中共中央妇女部主任、中共汉口市委宣传部部长。1928年5月1日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武汉。

 
王文明与邢慧学——王文明,字钦甫,1894年生于广东琼东(今海南琼海)。1924年入党。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十二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中共琼崖地委书记、琼崖工农革命军党代表、琼崖苏维埃政府主席、广东省委委员。1930年1月17日在定安县母瑞山区病逝。邢慧学,又名东梅,1904年生于广东文昌(今属海南)。1926年入党。曾任国民党文昌县党部妇女部部长、琼崖妇女委员会主任、中共琼崖特委委员。1932年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

  
栩栩与石青——栩栩,原名许炎生,号美卿,1903年生于湖北沔阳(今仙桃)。1923年入党。曾任中共沔阳县委宣传部部长、《赤色沔阳》报主编、沔阳县委书记、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经济部部长等职。石青,又名官生,1908年出生于湖北洪湖。1929年入党。历任沔阳县东南区妇女主任、沔阳县苏维埃执委会妇女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7月,他们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于洪湖瞿家湾。

  
彭湃与蔡素屏、许玉罄——彭湃,1896年生于广东海丰。1924年入党。曾任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广东省农委负责人、中共广东省潮梅海陆丰办事处主任、中共东江特委书记、中共中央农委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9年8月在上海被捕牺牲。第一任妻子蔡素屏,1897年生于广东海丰。1926年入党。曾任海丰县苏维埃妇女委员会主任、妇女解放协会主任。1928年6月在广州英勇就义。第二任妻子许玉罄,又名许冰,1907年生于广东揭阳。1926年入党。曾任揭阳县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任、东江妇女解放运动委员会主任、东江特委委员。1933年秋,在大南山战斗中被俘,不久在汕头惨遭杀害。

  
吴钦民与李华英——吴钦民,湖南平江人。1924年入党。曾任平江长寿区总工会委员长、黄九区农民协会会长、中共平江县上东乡特委书记。1929年10月在与地主武装“挨户团”作战时牺牲。李华英,湖南平江人。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平江县上东乡特委宣传委员、少共湘鄂赣省委负责人、中共湘鄂赣省委妇女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办公厅主任。1933年10月在瑞金病逝。

  
张昆弟与王兰英——张昆弟,1894年生于湖南益阳板溪(今属桃江)。1922年入党。曾任中共北京区委工人部部长、河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华铁路总工会党团书记、中共山东地委书记、顺直省工委书记、湘鄂西省总工会党团书记。1932年秋,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于洪湖瞿家湾。王兰英,字肖云,1908年生于济南。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山东地委委员兼妇女部部长。从莫斯科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全国总工会、湘鄂西苏区工作。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秘书长。1933年,因叛徒出卖而被捕,不久在广州惨遭杀害。

     
白德胜与任志贞——白德胜,陕西安定(今子长)人。曾任陕甘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一分队队长。任志贞,原名海棠,陕西安定人。1931年入党。曾任陕甘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一分队指导员。1933年11月,二人在延川与敌作战时被捕。1934年2月13日,他们被敌人杀害于瓦窑堡。
 

李鸣珂与李和鸣——李鸣珂,四川南部县人。1925年入党。曾任南昌起义军中共前敌委员会警卫营营长、中共四川省委委员兼军委书记、红军川东游击军第二路军中共前委书记。1930年4月19日在重庆被捕牺牲。李和鸣,四川南部县人。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交通员、南部县苏维埃政府第六区妇改会主任、红四方面军被服厂指导员。1934年8月在“肃反”扩大化中遇难。

  
阮啸仙与高恬波——阮啸仙,1897年生于广东河源。1921年入党。曾任中共广东区委农运书记、中共中央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审计委员会主席、赣南省委书记兼赣南军区政委。1935年3月在江西信丰突围战中牺牲。高恬波,1898年生于广东惠阳。1924年入党,广东省第一位女党员。曾任共青团广东区委妇女支部书记、北伐军救护队队长、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1929年12月在南昌被杀害。

  
刘伯坚与王叔振——刘伯坚,原名永福,1895年生于四川平昌。1922年入党。曾任西北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红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3月在江西会昌突围中被俘,21日在大余英勇就义。王叔振,原名淑贞,1906年生于陕西三原。1927年入党。曾任西北军总政治部秘书、中共闽西新泉(今属连城)县委书记、苏区中央局秘书科长。1935年3月在“肃反”扩大化中被错杀于福建长汀。

  
罗屏汉与张瑾瑜——罗屏汉,广东兴宁人。1926年入党。曾任东江游击队政委、中共兴宁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兼会昌县委书记、江西省军区第三作战分区政治部主任、粤闽赣边区游击队纵队司令员。1935年6月在兴宁一带作战时牺牲。张瑾瑜,广东兴宁人。1928年入党。曾任中共兴宁县苏维埃政府妇女部部长、会昌中心县委妇委书记、中共赣南省委执行委员。1935年5月在江西安远县突围时牺牲。

  
李翔梧与刘志敏——李翔梧,1907年生于河南洛宁。1925年入党。曾任红五军团四十师政委,红十三军政治部主任,红十四军政委,红军总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宣传部部长。1935年3月在江西会昌突围战中牺牲。刘志敏,1904年生于河南罗山。1926年入党。曾任中共建宁中心县委常委、妇女部部长,闽赣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闽赣省委常委、妇女部部长等职。后在宁化棠地战斗中被俘。1935年6月在福建漳州英勇就义。

  
杨林与李秋岳——杨林,原名金勋,又名毕士悌、杨宁等,朝鲜人。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红二十三军军长、中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参谋长、红一军团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红军干部团参谋长、红十五军团七十五师参谋长。1936年2月率部东征山西时,牺牲于陕西清涧河口。李秋岳,原名金锦珠,又名张一志,朝鲜人。1925年入党。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妇女委员、珠河中心县委妇女部部长、铁北区委书记、延(寿)方(正)特支书记。1936年9月在通河开展抗日活动时,不幸被捕牺牲。

  
张耕野与金凤英——张耕野,原名宗儒,黑龙江双城县人。1901年生,1932年入党。后在佳木斯从事抗日活动。任中共桦川区委书记、佳木斯市委组织部部长。1938年到抗联第三军四师政治部工作。是年10月在黑龙江依兰县与日军作战时牺牲。金凤英,又名金鹏年,黑龙江双城县人。满族。1901年生,1933年入党。曾任中共桦川中学党支部书记。1938年3月在哈尔滨被捕牺牲。

  
宣中华与吴先清——宣中华,1898年生于浙江诸暨。1924年入党。曾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国民党浙江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常委兼宣传部部长、中**团书记。1927年4月17日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杀害。吴先清,1904年生于浙江临海。1924年入党。曾任中共上海区委妇女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谍报组组长。1938年在苏联“肃反”扩大化中不幸遇难。

  
高希敏与梁淑媛——高希敏,曾任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灵石县特派员、洪洞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山西第六专署秘书。梁淑媛,1914年出生于山西平遥。1935年入党。曾任平遥、洪洞县牺盟会负责人,山西第六专署宣传科长。1939年在“十二月事变”中,夫妻二人在临汾被捕牺牲。

     
明安娄与冯杏娥——明安娄,1910年生于湖北阳新。1929年入党。曾任湘鄂赣军区独立第三师七团政委、红十六师政委、湘鄂赣野战军政委、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新四军军部留守处处长。1937年底,在江西德安、瑞昌改编红军游击队时被误杀。冯杏娥,1903年生于湖南平江。1927年入党。曾任乡苏维埃主席、中共平江县委妇女部部长、湘鄂赣省委妇女部部长、湘鄂赣特委妇女部部长等职。1940年3月被杀害。

  
陈明与辛锐——陈明,字少微,1902年生于福建龙岩。1926年入党。历任中共福建临时省委书记、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部长、山东省战时工委副主任兼秘书长。辛锐,原名树荷,1918年生于济南。1938年入党。曾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秘书、山东纵队姊妹剧团团长。1941年冬,日军对沂蒙山抗日根据地进行大“扫荡”。11月30日,陈明在沂南大青山英勇牺牲。12月7日,辛锐在费县壮烈殉国。

  
克凡与瞿淑——薛克凡,原名洪生,1917年生于江苏江阴。1938年入党。瞿淑,化名徐明,1913年生于江苏靖江。1938年入党。抗战爆发后,两人分别进入陕北公学和抗大学习。毕业后,赴湖南衡阳从事革命活动。后分别担任新四军三支队五团军需主任和二支队三团服务团队员。1941年在皖南事变中被俘。1942年6月,二人在福建崇安(今武夷山市)赤石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

  
蔡耿达与马雪卿——蔡耿达,原名蔡名泉,1918年生于广东揭阳坤头(今属揭东)。1938年入党。曾任潮普惠中心县委青年部部长、汕头市区区委书记。马雪卿,1918年生于广东潮阳。1939年入党。曾任中共潮阳工委妇女部部长、潮惠南县委妇女部副部长、汕头市区区委妇女委员。1942年3月,二人因叛徒出卖而被日伪军逮捕,6月20日英勇就义。

  
苏蔓与罗文坤——苏蔓,原名裕源,广西苍梧人。1936年入党。罗文坤,又名罗娴,广西苍梧人。1937年入党。抗战爆发后,二人在上海进行抗日救亡工作,后一起筹建中共广西省工委。苏蔓任省工委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罗文坤任省工委妇女部部长兼桂林市委书记。1942年7月9日,二人在桂林被国民党逮捕,后被杀害。

  
吴亚鲁与苏同仁——吴亚鲁,1898年生于江苏如皋潮桥(今如东)。1922年入党。曾任中共徐州支部书记,南京地委宣传委员,福建、山东省委宣传部部长,新四军平江嘉义留守通讯处秘书主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委员兼秘书长。1939年6月12日在平江惨案中遇难。苏同仁,字更生,1905年生于江苏宿迁。1925年入党。曾在中共福建、山东省委宣传部及赤色工会工作,后任共产国际联络员,奉命到新疆进行反间谍工作。1943年被捕牺牲。

  
陈潭秋与徐全直——陈潭秋,字云先,化名徐杰,1896年生于湖北黄冈。1921年入党。中共一大代表,中央委员。曾任中共武汉地委书记,湖北省执委会组织部部长,江西、满洲及福建省委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部部长,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负责人。1943年在迪化(今乌鲁木齐)被军阀盛世才杀害。徐全直,1902年生于湖北沔阳胡永台(今属汉川)。1923年入党。曾任湖北省妇女协会常委、中共江西省委妇女部部长、满洲省委妇女书记、中央机关交通员。1934年2月1日在南京就义。

 
王成林与武健——王成林,1914年生于黑龙江宾县。历任山西安邑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兼政卫一支队政委、山西新军二一二旅政委兼党委书记、八路军三八六旅十八团政委。1945年3月在河南宜阳东赵堡战斗中牺牲。武健,原名岳润清,1922年生于山西临猗。1939年入党。先在太岳职工学校做政治教育工作,后任合作工作队指导员。1943年4月在反“扫荡”中牺牲于沁水县端化镇。

  
秦邦宪与刘群先——秦邦宪,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1925年入党。曾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部长、共青团中央书记、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1946年4月8日在由重庆乘飞机回延安时,因飞机在山西兴县黑茶山失事而遇难。刘群先,原名琴仙,江苏无锡人。1926年入党。曾任无锡总工会女工部部长、中华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红一方面军妇女队队长、陕甘宁边区总工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部长。1941年,德军轰炸莫斯科时,在疏散中失踪。

  
庄征与杨瑞玉——庄征,福建莆田人。1937年入党。曾任中共南平特支委员、闽江工委和特委宣传部部长、古田工委特派员、闽江工委书记、闽浙赣区党委委员兼城市工作部部长。杨瑞玉,1921年生于福州。1939年入党。曾任中共古田工委妇女委员,协助丈夫开展地下斗争。1947年秋,夫妻二人因“城工部事件”而蒙冤罹难。

     
朱瑞与陈若克——朱瑞,1905年生于江苏宿迁。1928年由联**员转为中**员。历任红十五军、红三军政委,红五军团政委,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第一纵队政委,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山东分局书记,东北军区炮兵司令员兼东北炮兵学校校长。1948年10月在解放辽宁义县时不幸牺牲。陈若克,原名玉兰,1919年生于广东顺德。1936年入党。曾任晋冀豫区党委党校组织科副科长、山东纵队直属科科长、山东省妇救会常委、山东分局组织部科长等职。1941年11月在日军“扫荡”沂蒙山抗日根据地时,不幸被俘,26日在沂水被敌人杀害。

  
何志相与张雪泉——何志相,浙江诸暨人。1927年入党。曾任中共绍兴独立支部书记,萧山县委书记,路东县委副书记、副县长等职。1947年8月21日在与反动武装作战中牺牲。张雪泉,浙江诸暨人。曾任姚南民运指导员、路东县政府被服厂负责人。1948年3月8日在会稽英勇就义。

  
齐平与周竞——齐平,山西定襄人。1936年入党。曾任太岳军区太原情报站站长。先后打入日伪保安司令部、阎锡山的“特种警宪指挥处”,任上尉军需、组织科科员,收集了许多重要情报。周竞,山西定襄人。1937年入党。曾任汾城县妇救会主任、太原情报站政委。1947年10月,由于叛徒出卖,夫妻二人被捕,齐平旋即被杀害。1948年冬,周竞也英勇就义。

  
冰波与刘家祥——冰波,原名王启霖,1915年生于贵州仁怀。1938年入党。曾任中共贵州省工委宣传部干事、统战支部书记。刘家祥,1922年生于贵阳。1938年入党。曾任中共贵阳女中支部书记。皖南事变后,二人以教书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1949年6月,二人在贵阳被捕,不久被秘密杀害。

  
王璞与左绍英——王璞,原名孙仁,1917年生于湖南湘乡。1937年入党。曾任中共湖南韶山党支部书记、韶山区委书记、湘宁中心县委组织部部长、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时工委书记、华蓥山游击队政委。1948年9月在组织华蓥山武装起义时牺牲。左绍英,1919年生于四川合川(今属重庆)。1939年入党。曾任重庆北碚黄桷棉纺织生产合作社党支部组织委员、川东临时工委交通员。1948年4月被国民党逮捕,1949年11月27日在重庆渣滓洞大屠杀中遇难。

  
彭咏梧与江竹筠——彭咏梧,原名庆邦,1915年生于四川云阳(今属重庆)。1938年入党。曾任四川万县中心县委副书记兼云阳县委书记、重庆市委宣传部部长、川东临时工委委员兼下川东地委副书记、川东游击纵队政委兼奉大巫支队政委。1948年在组织下川东武装起义时,牺牲于奉节。江竹筠,原名竹君,1920年生于四川自贡。1939年入党。曾任中共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下川东地委委员。1948年在组织下川东武装起义时,不幸被捕,1949年11月14日在重庆英勇就义。

  
宋绮云与徐林侠——二人均于1904年生于江苏邳县(今邳州)。1927年入党。宋绮云曾任中共邳县特支组织干事,邳县、东海县委书记,中共西北特支委员,河北省临时政府政治处副处长兼组织科长,国民党第四集团军总部少将参议兼总部干训班副教育长。徐林侠曾任中共邳县县委委员兼妇女会会长,协助丈夫从事革命活动。1941年9月,他们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诱捕、囚禁,1949年9月6日在重庆被秘密杀害。
 

 

 

日本投降仪式为何在军舰上举行[转帖]

 

1945年9月2日,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的仪式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这一仪式为什么不在盟军总部所在地横滨新大饭店进行,而偏要选在这剑拔弩张、杀气腾腾的军舰上举行?原来,这里面另有隐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陆军上将麦克阿瑟为远东盟军最高司令,并由他负责安排受降仪式。对此,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愤愤不平。他认为,海军从瓜岛一直打到冲绳岛,是赢得太平洋战争胜利的主角,现在却让陆军代表接受日本投降,这不公平。他向杜鲁门总统表示,如不能体现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他将不出席受降仪式。这使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感到很为难。后来,由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从中调解,提出一个折中方案:让麦克阿瑟以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代表盟军各国,尼米兹则代表美国,分别在日本投降书上签字;签字仪式由麦克阿瑟主持,签字地点则定在海军的军舰上。

“密苏里”号当时在东京湾的停泊点,距离横滨盟军总部只有30海里。 “密苏里”号是美国最大的战列舰之一,特别是“密苏里”号是以杜鲁门家乡命名的战列舰,而且还是由杜鲁门总统最宠爱的女儿玛格丽特给取的名字。有了这样一层关系,杜鲁门总统欣然批准了这一建议。

(摘自《环球军事》2月上半月刊 作者 马庆恒)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79楼 发表于: 2009-08-29

揭秘:毛泽东心里最恨的人是 转帖]
 


  揭秘:毛泽东心里最恨的人是谁?

  如果没有赫鲁晓夫从吹捧斯大林到焚烧斯大林,毛泽东会不会作出以后的一系列尝试? 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1956年苏共20大曾经震撼了世界。苏共20大重要的内容是打开了否定斯大林的大门。斯大林1924年从列宁手中接过领导权,到1953年去世,近30年的时间里是苏联说一不二、一言九鼎的人物。斯大林加速苏联工业化和抗击战胜德国法西斯是他一生的光彩;斯大林在党内搞残酷斗争、消灭肉体、搞个人崇拜并镇压民主化进程,也是他犯下的罪行。他在世时党内积怨甚多,但没有人敢对他有任何抗争,都不得不昧着良心用肉麻的字眼歌颂他。但斯大林一旦离开人世,就由不得他了。斯大林去世3年后的苏共20大不仅批判了斯大林,而且把斯大林制造的大量冤假错案翻了过来。到了1961年苏共22大,党内外已经对斯大林时代的残酷斗争深恶痛绝。赫鲁晓夫做为苏共领导人,是批判斯大林的核心人物,在22大上通过一个让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瞠目结舌的决议:

  "大会认为在列宁墓中继续保留约.维.斯大林的水晶宫是不适宜的,因为斯大林严重地违反了列宁的遗训,滥用权力,大规模镇压正直的苏维埃人,以及在个人崇拜时期的其他行为使他的灵柩在弗.伊.列宁墓中成为不可能。"

  很快,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被拉到火葬场焚烧。

  其实,斯大林被火化,是苏共做出的决议,而非赫鲁晓夫一个人的意旨--斯大林也在生前为自己掘开坟墓。

  这个举动引起中共领导人毛泽东的最大反感。从此赫鲁晓夫成了毛泽东眼中最坏的人。早在20大后中苏关系就急剧下降,甚至造成苏联撤走全部专家,使因为极左路线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困难雪上加霜。22大之后,中苏两党全面论战。

  毛泽东对准赫鲁晓夫炮轰,并不是多么感念斯大林。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大国沙文主义早就厌恶之极,中共尚在艰苦斗争中,斯大林并未全力支持,甚至建议中共军队打到长江就不要南下,让中国南北分界。这也是斯大林害怕有个强大统一的中国。毛泽东没有听斯大林的。在夺得政权几个月后,毛泽东就到苏联,没想到傲慢的斯大林居然没有到车站迎接,也没有认真和毛泽东谈过一次话,毛泽东在莫斯科深感寂寞和不满。

  但赫鲁晓夫把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中移出火化,却让毛泽东换个视角看待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毕竟领导苏联30年,在世时享尽全党全国的拥戴与由衷赞美,死后却遭到焚尸扬灰。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这样在领袖生前好话说尽死后鞭尸批判的人是十足的两面派、野心家,是必须引起他高度警惕的。

  从此毛泽东开始警惕"中国的赫鲁晓夫"。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很大程度就是要把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揪出来以防后患。毛泽东亲自制定接班人的五项标准,其中条条都把赫鲁晓夫当作反面教员,比如提倡"接班人"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同时"要特别警惕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再如提倡接班人"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从此赫鲁晓夫成了"修正主义"的同义词,也成了在中国挨骂最多的外国人。为了防止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隐藏在党内,毛泽东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上下一起寻找"中国的赫鲁晓夫",直到后来曾与姚文元齐名的反动文痞戚本禹借批电影《清宫秘史》首创"中国的赫鲁晓夫""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 "揪出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使赫鲁晓夫几年内成为频率最高的名词。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80楼 发表于: 2009-08-29

“两弹之父”和他的目不识丁夫人[转帖]

 

    王淦昌(1907—1998),苏州常熟支塘镇人,著名核物理学家,我国核科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被誉为“中国原子弹、氢弹之父”。王淦昌在科学圣坛上是一个闪光的人物,而这光芒的背后却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人,这人就是他的妻子吴月琴女士。

  一

  王氏出生于江苏常熟县一个颇有名气的中医世家。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凭着祖上遗传下来的国医绝学,王家世代过着殷实的生活。然而,当王淦昌4岁的时候,一生悬壶济世的父亲突然英年早逝,把一个家族的重担扔给两位已经成年在常熟县里谋生的哥哥。九年之后,与他相依为命的母亲又早早地撒手人寰,空留下一座寂寥的大宅院给这位刚刚小学毕业的江南少年。望着最小的外孙王淦昌过早地失去了父母之爱,像一叶漂泊的乌篷船没有一个可资停泊的生命的港湾,慈祥的外婆决定赐给他一个温馨的小家和女人。
  一天傍晚,拿着小学毕业证书的王淦昌蹦蹦跳跳地跑到外婆家,刚一踏进门槛,就被坐在太师椅上的外婆叫了过去。老夫人怜爱地伸手帮外孙擦去脸上的汗珠和泥水,长叹了一口气说:“淦昌啊,你总不能这样没爹没娘地过日子,外婆这些天寻思着想给你成个家,帮你找一个像妈妈一样烧火做饭,像姐姐一般疼你爱你的女人……”
  “真的?”乍失母爱却不明白成家是啥含义的王淦昌好奇地问。
  “嗯!”外婆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有家了,又有人给我洗衣做饭啦!”王淦昌笑着跳着跑出了厅堂。
  望着不谙男女之事的外孙消失的身影,老夫人露出凄楚一笑。不过娶亲的事情仍然紧锣密鼓地展开了。当晚,外婆就派人到邻乡的老中医世家——吴家提迎娶的事情。原来,吴家与王家是世交,淦昌才3岁的时候,父亲就为他与吴家大他3岁的女孩月琴订下了娃娃亲。此时,吴月琴16岁,按照中国人的千年习俗,也该到了出闺论嫁的年龄了。尽管王家父母双亡,但是崇尚礼义诚信的吴家毫不犹豫地兑现了当年父母之间的媒妁之言。
  芦荻悠悠河汊相接的乡间石板小路上,一队迎亲的队伍正朝小镇上的中医世家——王氏老屋前缓缓走来。13岁的少年王淦昌身着一套黑色的杭纺长袍马裤,胸前挂着一朵红绸编成的大花,头戴瓜皮小帽,一副娃娃脸上荡着少年不知愁滋味的喜悦。他跟着吹唢呐的队伍,一蹦一跳地绕着大花轿嬉戏玩耍着,一点也没有当新郎的老成和庄严。
  迎亲的队伍刚走近王家的大门口,一串千响鞭炮噼噼叭叭炸响了。在一片硝烟袅袅之中,媒人哗地掀开了大花轿的门帘,身着古色古香的绸缎红嫁衣、头顶上蒙着一块红盖头的新娘吴月琴,便迈着颤颤悠悠的三寸金莲,蓦然出现在王淦昌面前。当媒人将大红绣球的绸带一端塞到他的手里,让王淦昌牵着新娘进家时,他才勇敢地仰起头来,看了遮着红盖头的新娘一眼,发现新娘子居然比自己高出了一大截,本来就爱脸红的他脸上顿时羞得一片殷红。
  “大花轿,颠又颤,大媳妇牵着小郎官入洞房!”站在王家大门旁边围观的一群少年突然众口一声地起哄开了。王淦昌一听窘得无地自容。
  夜一片死寂,新娘吴月琴羞涩地等着小丈夫掀开她的红盖头,但忽然间懵懵懂懂成了新郎的王淦昌,窘迫得连抬头看新娘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哪还敢上前掀开新娘的红盖头。对这位比他大3岁的新娘,与其说是将她作为大媳妇,毋宁说是当做大姐姐来接纳。

  二

  王淦昌还未真正感受到外婆帮他筑的香巢的暖意,就匆匆登上了开往上海的客船,他考进了上海著名中学——浦东中学。此时恰逢“五四”新文化浪潮的洗礼,那群负笈过海留洋归来的新运动斗士的人格、学识、理念以及反叛精神影响着他的生活和思考。每每想到自己乡下的老屋还藏着一个三寸金莲的“娘子”时,他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悔和疼。有几次,他鼓足勇气赶回老家要让外婆帮自己“退掉娘子”,但一踏进家门,一看到善良贤惠的“大姐姐”又是笑容可掬地嘘寒问暖,又是忙里忙外地烧水做饭、洗衣纳鞋,到了嘴边的话硬是憋了回去。
  上世纪30年代初,清华毕业后给中国物理学界的先驱吴有训教授当助手的王淦昌,未与家人商量便轻轻松松地考取了江苏省赴德国留学的官费研究生。一向用血汗钱资助他念中学、大学的大哥也禁不住摇了摇头:“淦昌啊,你已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了,怎么还‘我行我素’啊。一个家毕竟要靠男人来支撑,你已从清华毕业,完全可以养家口了,还留哪门子学呀!”
  入夜,三个调皮的孩子已经进入恬静的梦乡。昏黄的油灯下,吴月琴仍像往常一样,一针一线地为丈夫纳鞋底。豆大的火苗映在她的脸颊上,王淦昌倚靠在床上细看妻子,似乎这才发现妻子长得蛮漂亮的,浑身上下透着少妇的成熟之美。“月琴,我仔细想过了,不去留学啦,就守着你们娘儿四个过日子吧。”王淦昌说。
  “不许再说‘不去’两个字。”妻子柔软的纤手捂住他的嘴巴,“我想通了,好男儿志在四方,何况你是做大学问的……淦昌,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论你今后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别忘了织塘镇上有你的家,有盼着你早日学成归来的妻儿老小……”
  王淦昌一踏进柏林大学的校门,就幸运地师从被爱因斯坦赞誉为“天赋高于居里夫人”的著名女物理学家迈特内教授。虽然由于这位物理学大师过于偏爱和执拗,使得王淦昌痛失了一次发现中子而可能获得诺贝尔奖的机会,但在迈特内教授的引领下,他登上了当时世界物理学的学术高台,雄视近当代物理学坛的众多杰出人物。
  在他结束自己的留学生活之后,他又去了英国、法国、荷兰、意大利等国作学术访问,见到了卢瑟福、查德威克、埃利斯等物理学家,学习了最新的物理学理论与实验技巧。1934年4月,王淦昌回到了灾难深重的祖国。他要用所学的知识报效祖国。

  三

  四年后,获得柏林大学博士学位的王淦昌回到山东大学任教,一年后接受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教授的邀请南下西子湖畔,到著名的浙大物理系任教授。时年28岁的留德博士,他那渊博的学识一下就将浙大的骄子们迷住了。选修他的课的学生中,有一位有着秋潭似的大眼睛、常向他投来倾慕微笑的女学生。他得知这位总是仰着白玉般鹅蛋脸专心致志地听他讲课的女大学生是金陵人氏,是浙大的女才子。


  金陵才女对王淦昌的仰慕完全源于他身上的天才物理学家的秉赋和才气。她听过当年王淦昌在莱茵河畔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故事,也知道在美国科协出的那本《世界百年科学大事记》只收入两位中国人,其中一位就是王淦昌。
  然而,有一天,她悄悄地尾随“娃娃教授”步出浙大校门,发现下了黄包车的教授竟亲热地挽着一个挪着三寸金莲的大媳妇,后边还跟着几个小孩子。这不啻一把尖刀在一点点地宰割着女才子春情萌动的心。
  “这不公平!”以后随着女才子与“娃娃教授”的关系进到无话不说的地步,女才子尖刻地说,“一个大科学家娶了大字不识几个的小脚大媳妇,这本身就是一桩畸形的婚配。现在我郑重地告诉你,我是她的竞争者!”
  “那是不可能的。”王淦昌摇了摇头说,“你与她不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
  “怎么,你胆怯了?”
  “不,我已经是有家室儿女了,已经没有这个权利。”王淦昌劝解女才子,“作为男人,对月琴和孩子们,当然还包括你,我都必须有一种责任。我们的关系只能界定在师生上,只可以聊聊彼此喜欢的话题。”

  四

  随着淞沪会战国民党军队败北,杭州落入日本侵略者的魔掌,浙江大学只好跟着逃难的队伍往大后方迁徙。王淦昌在颠沛流离中染上了肺结核。校方的薪水已经好几个月发不出来了,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全都压在了吴月琴肩上。
  吴月琴在贵州省的小山城湄潭的荒山坡上开垦出了一片菜园,种上了蔬菜,养了一群鸡。校长竺可桢看到后当着王淦昌的面啧啧称赞:“王教授,没想到你这‘小脚太太’真能干呀,让她给浙大的教职工家属传传经,垦荒自足,这是教授夫人用女人的双手击退日本鬼子兵啊!”
  听到爱妻受到校长的公开表扬,王淦昌的心里别提有多甜了。
  几天后,吴月琴打听到羊奶能治疗肺结核,便从山民那里买来三只奶羊,满山遍野地赶着去放牧。傍晚时分,当妻子牵着羊回到家门口时,一直站在门前等着她的王淦昌深情地说:“这些苦活不能都让你一个人去干啊!从明天开始,我负责放牧一只奶羊。”
  从此,每逢上课,王淦昌便一手夹讲义包一手牵羊。一代核物理学大师牵着羊儿去教书做实验的往事遂成为浙大的佳话。
  悄悄地伫立在山城一隅远眺着这一切的浙大女才子终于发现,这种古老的婚姻最索然无味却最牢固,再也不忍走近这个温馨的城堡。
  抗日战争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已经名花有主的“金陵才女”来向自己的导师辞别,她噙泪对大科学家表白完“我会用心记你一生一世”的心意后,便再也没有在王淦昌面前出现过。

  五

  王淦昌的儿女们热爱自己的父母,尤其尊重文化不高的母亲,他们无不带着骄傲的神情说:“我们父亲的每一项科研成果,都有我们母亲的一份功劳。”
  新中国成立后,王淦昌代表中国前往前苏联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妻子吴月琴陪他赴苏联。一个连汉字都不会写的中国妇女,竟然来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她勇敢而认真地学俄语,从1、2、3开始到必要的对话,居然可以毫不费力地上街购买物品,回来给丈夫做可口的饭菜。
  1960年12月24日,王淦昌在莫斯科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四年任期届满,匆匆返回祖国。当时国家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王淦昌的家也和大家一样,要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然而他却把在国外节省下来的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尽管吴月琴要精打细算一家人的柴米油盐,可对丈夫的行动却大力支持。
  1961年4月1日,那是他永远难忘的日子。当时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刘杰紧急约见王淦昌,要他即刻进城“有要事相商”。这时王淦昌已经猜到八九分是什么事了。这的确是一次重要的会面,它决定了王淦昌这位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人编撰的百年科学大事记就已将其列入其中的国内外久已闻名的核物理学家,从此要隐姓埋名,默默无闻地从事一项伟大的事业,这就是将他的后半生奉献给国防工业,使他成为研究中国核弹的开拓者。
  中国,不能没有原子弹。王淦昌深深地意识到这一点。他也十分明白,自己以身许国在当时意味着什么。所有参加原子弹研制工作的人都必须断绝同国外的一切联系,因为这是国家当时的最高机密。王淦昌已是一位国内外著名的科学家,在某些领域他创造了世界第一,然而他现在所从事的研究,将决定他在若干年中不能在世界的学术领域抛头露面,不能去交流学术成果,将要失去许多名利双收的好机会。但是他欣然接受了这些条件,改名为“王京”。
  从此王淦昌化名“王京”走西部、进罗布泊,具体指挥“596工程”。每当夜幕悄悄降临,他最牵挂的是远在杜布纳的妻子吴月琴。身处异邦的吴月琴也度日如年,丈夫临走时说“过几天就回来”,然而一去不见返,撇下她一个女人在异国他乡。这时中苏关系紧张,她苦等了半年多,才登上了回国的列车。
  她回到家后,发现王淦昌变得很神秘,出差不告诉她行程和最终目的地,总是来去匆匆,问他总是遮遮掩掩地不说实话,后来她还发现丈夫连名字都改了。然而她一直默默操持着这个家的一切事务。
  1964年10月16日,寂静的罗布泊荒原上爆出一声巨响,蘑菇云冉冉升腾。不久,王淦昌终于回到了北京。一天晚上,他陪妻子去看原子弹爆炸的新闻纪录片,吴月琴在银幕上见到了丈夫的身影,不解地问:“淦昌,你怎么会在上边?”“我参与了这项工作。”“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不能说。这是总理的规定。关于核实验的事情,他连邓颖超同志都不告诉哩。”
  1969年,王淦昌随核实验队一起被安排到南方一个偏僻的地方。已是60多岁的吴月琴听说丈夫要离开北京,无论子女怎么劝说也坚决不听,毫不犹豫地办了离京手续,跟随丈夫去了蛮荒之地。
  回到北京后,王淦昌夫妇住在木樨地22号部长楼,相互体贴,相濡以沫。
  1997年7月的一天傍晚,在林阴道上散步的王淦昌老人被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撞倒,摔碎了右腿股骨胫。90岁高龄的王淦昌教授经过五个月的住院保守治疗,居然奇迹般重新站了起来。他住院期间,吴月琴老人隔三差五地到医院看望他。然而,当王淦昌教授完全可以行动时,94岁高龄的爱妻在一个夜晚竟也摔碎了右腿股骨胫,于1998年7月仙逝。百日之后,王淦昌追随着自己赴天国的“小脚夫人”化蝶而去。
  一代科学大师和他目不识丁的小脚夫人恩恩爱爱、相濡以沫走过了77年风雨岁月。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81楼 发表于: 2009-08-29

披肝沥胆为人民——忆黄现璠教授[转帖]
 


披肝沥胆为人民
——忆黄现璠教授
冯中琳

五十年代在广西师范学院(现为广西师范大学,下同)读书时,我并不认识黄老,只知道他是历史系的一位老教授,由于不在同一个系,我也不是他教的学生,当时无缘相见。后来由于我们都经历了相同的遭遇,加上他那种乐于助人、敢于仗义执言、主持正义的豪爽性格,出于一个偶然的机会,才有缘认识黄老,并与他曾有过一段难忘的交往。
黄老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后,致力于中国历史的教学和研究,特别是对壮族历史的研究,造诣较深,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老教授。一九五七年在那个不平常的日子里,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一夜之间,他成了学校的大右派,蒙受了二十多年的委屈。而我,那时是物理系的学生,也是在帮助党整风期间,为了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对当时存在的一些社会现象和鸣放中提出的一些问题,豪无顾忌的表达过自己的见解,说了一些心里话。后来又因为没有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还同情和支持了右派分子,加上自己成份不好,为此,厄运接踵而至。在当时那种指鹿为马的社会环境下,不堪忍受那种咄咄逼人的压力,我离校出走。因此,罪上加罪,我被打成反革命。当时,我是服刑不服罪,又从监狱两次逃跑,从而成了“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在铁窗下度过了二十三个春秋。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终于得到了恢复,特别是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不少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一九七九年八、九月间,我才得知与我同校当时被划为右派的老师和学生,很多都得到了平反。这时我开始写申诉,至一九八零年底,我已向各级有关部门发出了二百多封申诉信,但都石沉大海,偶尔也收到一些互相扯皮推诿的“答复”,如当时学校的答复说“我是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不是在学校逮捕的,不属于复查的范围,只负责把我的申诉转给市公安局和法院。”而法院的复函却说:“你在整风期间,有严重的右派言论,你不应趁落实政策之机进行翻案活动”等等。那时,由于我的牵累,家里的亲人都已先后去世,只我孤然一身,所以在外面也没有亲人帮我说话。正当我陷于绝望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了黄现璠教授获平反后重新工作的消息,一个念头涌上心来:是否找他帮帮忙呢。但转念一想,又否定了这种想法。虽然他过去也被打成右派,遭遇相同,但我和他并不在一个系,素昧平生,非亲非故,他会帮这个忙吗?但当时我已经山穷水尽,也顾不得那么多了,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我把申诉信寄给他。不久就收到了他的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谈到除了非常同情我的遭遇外,并表示:对解决我的问题“愿尽绵薄之力”。还安慰我说:“现在学校的右派已全部得到平反,叫我耐心等待”。此后,我的很多申诉信,都是由他帮发出的,并且还帮我贴了不少邮费。那时他已是全国政协委员,工作繁忙,年事已高,可是为了我的问题,他不遗余力到处为我奔走呼吁。他不仅把我的申诉书拿到学校,要求解决我的问题,到市里开会,也把我的申诉书拿去,交给有关领导;到自治区开会把它带到南宁;上北京开会把它带到中央,逐级反映我的问题,并把我的问题作为提案提了出来。一九八一年初,那还是个寒冷的季节,听说中央有个代表团来广西处理冤假错案的遗留问题,住在榕湖饭店,他不顾八十一岁高龄,拄着拐杖,往返数里之遥,亲自来到榕湖饭店,把我的申诉书交到代表团手中,反映我的情况。由于他无数次的向各级机关反映,终使我的问题得到解决,于一九八一年八月获得平反,宣告无罪释放。
我回到桂林,第一个就是去看望黄老,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见面。见问题已得到解决,他也很高兴,还说“如果你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下次去北京我要亲自去找胡耀邦”。可见他对我的问题,比关心他自己的事还重要。后来我从多方面获知,在平反冤假错案期间,他协助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同我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人都是在他的积极反映下,使问题得到解决的,曾被人誉为“黄青天”。
我获平反之后,近半年时间,由于在黄老家协助他工作,朝夕相处,所以对他的为人以及工作和学习情况,生活作风等等,有切实的了解。
黄老也是在蒙受了二十余年的委屈后才获得平反的,平反后,他并没有对此耿耿于怀,而是为国家教育事业拼命工作。这时他已年届八旬,领导上劝他退休,他硬要坚持工作,他总觉得能为人民多做点事而感到愉快。他常说:“现在年纪老了,时间不多了,更要抓紧时间为人民多做点工作,把过去的损失补回来。”他虽然公务繁忙,身兼数职,但不管是上北京,去南宁或是在桂林市开会,他总是有邀必到,从不缺席。有一次他正在病中,要去北京开会,领导怕影响他的身体,劝他不要去,叫他先治病,他说:“如果你们不让我去,我就拒绝治疗”,结果拗不过他,他还是支撑着病体,踏上了开会的旅途。
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又身兼不少职务,平常除了开会以外,每天来访的人应接不暇,但不管谁来找他,他都热情接待,平易近人。为了工作,经常废寝忘食,有时谈工作,饭拿来了没有空吃,冷了又热,热了又冷,或者又有人来叫他办什么事,他干脆连饭不吃就走了,这是经常的事。他一定要办完了事才吃得下饭,这已成为他的习惯。别人见到这种情况,都很过意不去,劝他先吃饭,他总是说:“吃饭是小事,工作是大事”,任何人也说服不了他。记得有一次他冠心病发作,豆大的汗珠滚滚而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他叫我拿了几片药给他吃下,刚好一点,想到工作,就马上要给(自治区人民政府)覃应机主席写信,我劝他多休息一会,他说:“我好了,我好了”,其实他起床还起不来,硬是催着我帮他口授笔录,写完这封信,他看完又改了一遍,后来叫我抄好,直到把信发出,他才放心。对待工作上的问题,他决不拖拉,遇到问题,马上就去解决。他经常拄着一支拐杖,东奔西跑,那怕是很远的路,他也要去,实在走不动,就叫人用自行车推着他去。为了工作,他经常中午不休息,晚上熬到深夜。就在他临终数周前的1981年12月28日,原准备第二天去南宁参加会议,车票都已买好,由于前几天为了赶写一篇稿件,夜以继日把稿子写好改过之后,要求我在去开会前的一天晚上帮他抄好,以便他带去南宁,也就是在这天晚上,他为了解决“漓江业余大学”的有关事宜,坐着一辆三马车到市区办事,一路颠簸,又受风寒,致使得了脑溢血,被迫住院治疗,不料一病不起,数周后就悄然离开了人世。
黄老是壮族历史学者,数十年来,潜心于壮族历史的研究,发表了不少著作。在他的书架上,不仅摆放着二十四史和一大堆中外书籍,还有他数十年来所写的大小不等、厚薄不一的各种读书笔记,内容包罗万象,应有尽有,有的完全用蝇头小楷写成,字迹工整,可见他在这方面确实注入了不少心血。一直到他临终,还是保持着这种刻苦好学的作风。在我协助他工作那近半年的时间里,我住在学校,与他家仅一路之隔,早上一吃完早点,我很快就到他家,但他比我更早,早已在门口摆起那张烂桌子,聚精会神地整理和查阅看资料,或撰写书稿。那时,他除了忙于各种社会应酬之外,在百忙中挤出时间,正在撰写《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为了完成这部著作,他争分夺秒,吃饭时也是手不释卷,一想起什么问题,把饭丢开,马上就去查资料。据他的夫人说,几十年来,很少见他看过一次电影,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工作和学习上。就是在他受委屈的日子里,他也丝豪没有放松对学术的研究;在古稀之年,还是打着个赤膊蹲在同煎笼一样的房子里,继续着他的事业。粉碎“四人帮”不久,他儿子买回一台电视机,快一年了,儿子问他:“爸,你看我买这台电视机好不好?”他回答说:“我还没看过,那晓得好不好。”可见他对工作已到了痴迷的程度,完全是个工作迷。
黄老的生活也相当简朴,不失劳动人民的本色。在他家里,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也没有阔绰的摆设,他用的是一个旧得发黑的衣柜,一张烂了抽屉的书桌,还有一张断了靠背的椅子,一个不知是几十年前买的缺少衬圈、玻璃松动的小台钟,一个摇摇晃晃的热水瓶,平时摆在门口用来当作书桌写字的,是一个用几截烂木头钉起来把脚加高的烂小方桌。他经常用的一支烂水笔,笔尖开叉了也不舍得丢。他也不讲究衣着,戴的是一个很旧的帽子,穿的也是旧衣,有时还是打了补丁的衣服。别人和他开玩笑说:“黄教授,你是全国政协委员,又是个老教授,你穿着太朴素了。”他说:“对教授又不是看衣服,主要是看他有没有学问。”他始终保持着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据经常陪他外出开会或工作的同志说,本来像他这样身份的人,外出开会或出公差乘火车是完全可以坐卧铺或软席的,但他就很少坐卧铺而坐一般坐位。而住旅馆,如果是自由选择,他决不会住豪华的旅馆。有时下县视察或指导工作,别人派小汽车来接他,他就非常不满意,认为太招摇;如果路途不远,他干脆弃车步行,他常说:“我是来为人民办事的,又不是来做官老爷。”本来他年事已高,身体又差,应该多补充些营养,吃得好些,但他忙于工作,从不讲究这些。有时为了查阅资料,连饭也顾不得吃;有时忙不过来,他就叫人到附近买回二两米粉,或是买两个烤红薯,又算是一餐。别人对他说,红薯没有什么营养,劝他吃好一点,他诙谐地说:“我从小苦惯了,就是爱吃红薯。”见到黄老如此艰苦朴素的生活,有次我问他说,你现在身份不同了,为什么还这样艰苦朴素?他终于向我倾吐了他的身世,他说:“原来我是姓甘,并不姓黄,童年时我很穷,读不起书,后来到黄家上门入赘,改姓黄,这才有了读书、求学的机会。现在虽然不同了,但总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本。”真不愧为劳动人民的好儿子!
黄老的一生,对待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上,他治学严谨,教学有方,刻苦钻研,为我国的教育事业奋斗一生,操劳一世,也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培养了大批接班人。他疾恶如仇,敢于仗义执言,主持正义,乐于助人,对不良现象都能及时向上级反映。粉碎“四人帮”后,他特别请人写了两副条幅挂在堂前,作为坐右铭,一条是“老牛不怕夕阳短,毋用扬鞭自奋蹄”,另一条是:“人生自古谁无死,只留清白在人间。”他时时刻刻以此作为指导自己行为的准则,他也确确实实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他的格言。他象一支腊烛,照亮了别人,却燃尽了自己。
值此黄老百年诞辰之际,特写下这段难忘的记忆,以寄托对黄老的追思与怀念。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二日撰于桂林王城广西师大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82楼 发表于: 2009-08-29


不用“伟大” [转帖]
 


“伟大”,在各种文字里都是极好的褒义词。笔者本名“邓天纵”,在国民党反动派大喊“斩草除根”时,老师为了保护学生遂把我的名字改为“伟志”。待我长大以后,曾想改回原名,以便同姐弟在排序上保持一致。最终还是未改,其中虽然有不便的因素,但与恋“伟”之心也不是毫无关系。

在一篇文章中有几个 “伟大”,虽有词藻贫乏之嫌,虽有多得令人发腻之感,但也无伤大雅。如果在百科全书里布满 “伟大”,那就不行了。

上世纪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几千门,每个学科都是“伟大的”,每个学科里无不有几个学说、几个学派,也都是“伟大的”。不仅如此,在各个学科里,用今日时髦的话说,又有几位领军人物。他们个个都是很伟大的“领‘文’人物”呀!再加上,中国大百科力主打破了活人不上辞书的戒律。这么一来,已故伟人加在世伟人,那就是一个集团军!

有鉴于此,中国大百科全书首任总编辑姜椿芳同当时的大百科总编委常务副主任于光远,以及副总编阎明复等人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打报告,提出在条目的释文中一律不用“伟大”。不论小条目、中条目,还是大条目,都不用。“都不用”,今天说来挺轻松,可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 “伟大”充斥报刊的情况下,告别“伟大”那可是“大逆不道”的啊!看起来“大逆不道”,实际上,慎用 “伟大”、少用“伟大”早已是人心所向了。自然,也是党中央之

心所向。因此,中央很快批准,同意大百科释文不用“伟大”。

老实讲,“告别伟大”就是 “思想冲破牢笼”的生动表现,就是破除迷信的光辉范例。

(摘自 《杂文月刊》第 2期下 作者 邓伟志)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83楼 发表于: 2009-08-29

徐志摩的风流史 被陆小曼征服不能自持[转帖]
 

  徐志摩的形象在历史上已经定格,一位风流才子,毕生游历广泛,不仅新诗、散文写得漂亮,更招人耳目的是其情窦硕大,情史灿烂,三次恋爱——一说是三次半,那半次恋爱的对象为凌叔华,两人的关系半是恋人半知交,他的隐私簿“八宝箱”(即风流簿)就交由凌保管,内有他的日记与私密文件,还嘱托她为其写传(一部风流情史而已)。徐有过两次婚史,都轰轰烈烈,不仅是万人争窥的名流隐私、媒介事件;红尘散尽,即使书写民国社会史,徐的艳史也都难于割舍,平心而论,才子风流是本色。

    徐相恋相爱的三位女子都非同寻常。

  张幼仪是名门闺秀,端庄善良,外秀内慧,与徐分手后在上海经营云裳服装公司,商业上十分成功,不仅抚养老幼,还常常资助志摩。

  林徽因是新女性的代表,才高趣雅,艳惊四座,让徐穷追旷恋(徐之后金岳霖步其后尘,终生思恋),虽然未能结合,心灵与学术交流与默契仍非同泛泛,徐以三十五岁壮年奔赴黄泉,就是为赶赴北平去听林的一场报告。徐在许多场合高谈两性交往的境界为“灵魂之伴侣”,大多都是暗喻“摩-因”知交的。

  陆小曼属于灵艳型奇女子,交际花的外在魅力首先征服了徐才子,令他不能自持,尽管陆心有灵犀,戏曲、丹青、文章都属上乘,但短暂的婚姻生活,迥异的生活姿态,使徐-陆在精神上没有真正实现对接,反而徒生了无尽的烦恼,在志摩辞世若干年之后,小曼才体悟到徐的精神魅力,才真正感受志摩的精神体温,于是奋发编徐的文集。

  此时,陆的灵与肉需要是分裂的,精神的寄托牵系在徐的身上,物与欲的满足则归于另一位美男子翁瑞午,此人是晚清帝师翁同稣的嫡孙,文辞定不及徐,但家荫丰实,多才多艺,闲趣高于学识,昆曲、丹青、医药,尤其擅长按摩之术,熟谙男女心曲,善解风情,陆从他身上获得许多徐无法给予的细蜜温情。徐在世之时,陆翁就暗通款曲,徐死后,更是鸳行鸯随,同屋而栖,是陆离不开的生活“情趣”所依。历史抒写的是功名地位的贴附,现实生活中享受的却是世俗的脉脉温情,陆的一生两件都占有了。

  相反,志摩在小曼身上得到的是情色的不谐的反弹。别看他情书写得如何的缠绵,只是他迷狂的单向表达,一份文学追梦,至死,他的精神依恋还系在林徽因身上,他的赴死又何尝不是一次感情追梦(为聆听林的一次普通讲座,去完成内心的又一次爱的相知相遇的升腾仪式)。

  作为新闻事件,徐陆之恋在当时是背时的,也是挨骂的,骂势最甚者应数梁启超,他是徐志摩的老师,他对徐志摩与陆小曼大光其火,言辞丝毫不留情面,在婚礼上对学生严加训斥。他大骂学生用情不专,必须痛改前非,此次是最后一次结缡,一则暗责徐对儿媳林徽因的苦苦依恋,二则申明自己的婚恋主张。

  梁早年曾组织“一夫一妻世界会”,支持女权主义,其妻李惠仙长他四岁,容貌平平,梁又因“乱党贼子”的身份,一度四下流亡,与妻子离多聚少,但依然恪守旧缘,未生婚变,内心坚守自然是主因,外在条件也实在不允,读书时没有女同学,谋事时没有女同事,老天不给机会,绝非心如古井,一旦遭遇激情,也难免心旌动摇,梁中年流亡南洋,就曾为当地一何姓小学女教员(何蕙珍)倾倒,迷得死去活来,恋情顿生,结局当然是一个“空”字,缘由有梁反思后拒何女示爱,及何女坚拒梁的求婚两种版本。与众不同的是梁将迷恋何女的过程详细记下告知李夫人,令李夫人心头一震,赶忙为其物色“二室”,虽然梁坚持最初的“一夫一妻”理念,没有正式纳妾,却与李夫人的随侍女“王姨”(王桂荃)有着“如夫人”的关系,王还为梁家生育了三子二女。

  梁解释这种情形有一段名言:男人“凡有过人之才者,必有过人之欲”,后来觉得不符合原初的主张,便补上一句“有过人之才,有过人之欲,而无过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则其才正为其欲之奴隶。”其实,梁一念之差,没有拜倒在何蕙珍的石榴裙下,却搂了李夫人的贤惠使女,还是做了“半个奴隶”。

  梁的名言是可以关照近代史上一大串名流才子的,胡适之也莫能例外。1962年胡去世,蒋介石送去一幅挽联,上书“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意在勾勒胡一生的矛盾,在情爱关系上,胡的知行也交织着尴尬。在赴美留学前,胡(洪梓)在上海滩曾度过他人生中短暂的放浪期,喝花酒、狎妓、斗殴,一次烂醉之后猛回头,考取官费留美资格,随后一路正人君子(海外曾有韦莲司之恋,但未脱缰),归国后在南京时曾遭遇过一次“爱情瘟疫”,热恋上表妹曹佩珊,后遇发妻江冬秀剧烈反抗(以戮子相要挟),内心也遇剧烈震荡,有情人未成眷属,胡江和好,终生未发生变故,恰好符合梁启超的名言。

  细细搜寻史料,未必死水无澜,野史版的陆小曼晚年口述,说志摩死后,陆新寡,风韵万千,却与旧情人翁瑞午同居,“胡大哥”心生醋意,多次劝说陆,明示翁太俗,他愿意全力供养陆,感情上也愿意陪逢,陆未允,招来胡大哥万分嫉恨,当凌叔华征询胡徐的遗物“百宝箱”如何处置时,胡力主不能交给陆。以致《伦敦日记》失传(可能被林徽因销毁)。从这段野史看,胡也并非心如古井,仍保有才子的“风流”底色,但这一内心“波澜”并非抹黑胡适之,相反,正映出胡身上的“人间情怀”,越发可亲可爱

  《准谈风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是江晓原、王一方二人的散文随笔合集。

  全书共分对话、夜话、闲话三部分,书中他们探讨社会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其研究对于匡正今天时弊、增进国人幸福有推动作用。本文摘编自该书。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1784楼 发表于: 2009-08-29

 
彭湃到底是神还是魔鬼[转帖]


彭湃是神是魔?

作者:陈更

一切神坛上供奉的神,如关公等,对民间心灵产生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作用。在中国,彭湃是一个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人物,是近代中国政治、文化塑造的神像之一。既然神对于社会教化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世人选择某些历史人物进入神殿而成为世俗楷模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在我们惯见的各种文化资料中,关于彭湃的介绍一般是这样的:

彭湃(1896.10.22-1929.8.30),广东省海丰县城郊桥东社人。出身于工商地主家庭。1924年加入中国****。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早期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海陆丰农民运动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与毛泽东一样,被称之为“中国农民运动大王”。

1917年夏去日本求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921年回到广州,积极从事农民运动,1923年元旦,领导成立海丰县总农会并任会长。1927年10月,澎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领导武装起义后,建立了海丰、陆丰县苏维埃政府,这是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

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11月领导海陆丰武装起义,任海陆丰工农民主政府委员长和中共东江特委书记。1928年7月,在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年冬任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被誉为农民运动的大王、中国农民运动的领袖。

1929年8月24日,时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军委书记的彭湃,到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的会议。因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连遭毒刑,腿部骨折,几次昏厥,仍坚贞不屈。8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下令,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枪杀了彭湃等同志。

关于他的解贫济苦的侠义行为一般有如下记载:

彭湃于1896年出生于广东海丰县有名的大地主家庭。彭湃就此把自己分得的田契亲自送给佃户。佃户不敢要,他就把佃户们召到自己家里,当众将田契全部烧毁,并宣布:“日后自耕自食,不必再交租谷。”

关于他就义前的英雄慷慨又有如下记载:

行刑的时间到了。他将身上的衣服脱下来赠送给战友,并慷慨激昂地向狱中的难友和押送的士兵们作了最后的演说,与战友们齐声高唱着雄壮的《国际歌》、呼喊“打倒汉奸卖国贼蒋介石!”“中国苏维埃万岁!”“中国****万岁!”等口号,以无比的英雄气概走向刑场。他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仅33岁的宝贵生命。

从广泛可以看到的上述内容的史料和宣传品看,彭湃无疑是一个十分光鲜的人物,祭入神坛当属无愧。但最近读到的《剑桥中华民国史》和张戎、乔.哈利戴所著《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的故事》,其中关于彭湃和他的“海陆丰”的记述,却使我惊心怵目。读这些文字的时候,社会(人类)的畸型的酷虐残暴、生存的恐怖、生命的不测、令人发指的戕害生灵的毒邪之气,使我这因久积岁月的年轮而变得十分强韧的心也感到颤栗。我不由怀疑,这是我们平日称颂的英雄彭湃么?这是我们久所仰慕的海陆丰么?

我先看到的是《鲜为人知的毛泽东的故事》,内中关于1928年的斗争先有这样一段记载:

大半因为莫斯科的指示残忍。。。。当时的政策是:“杀尽阶级的敌人,焚毁敌人的巢穴”,“焚毁整个城市”,“豪绅的走狗都是在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暴动的口号是:“烧!烧!烧!杀!杀!杀!”朱D的人也乱烧滥杀,把郴州、耒阳两个县城化为焦土。结果农民真的起来暴动了——反对***的暴动。根据当时的报告,在动员农民,“焚尽湘粤大道五里内民房”的群众大会上,到会的几千武装农民群众听到这项命令就在会场中反了,把郴县负责人杀得精光,郴县全县哗变了三分之二。其他永兴、耒阳的农民也动起来……後经调回前线的红军来镇压,才算把有形的反动隐藏下去。但这次死的人也就在千人以上。农民把他们戴的红袖箍、红领巾扯下,打出白旗。

在这样不堪想像的残忍画面之后,张戎、乔.哈利戴夫妇以递进级的语气介绍海陆丰的情况:

这个时期烧杀最凶的地方是广东海陆丰,号称 “小莫斯科”, 那裏还修了“红场”,入口是个俄式的花哨大门。领袖彭湃把此地变成了可怕的屠场。彭湃这样推祟列宁:“他的法律,是没有什么详细的,反动的就杀,他的工人农民,不用报告什么工会、农会、政府,直可把土豪、劣绅、地主、资本家杀却”。彭湃的演讲和政策充满了这样的语言:“准群众自由杀人。杀人是暴动顶重要的工作,宁可杀错,不要使其漏网”。“将这批豪绅地主剖腹割头,无论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的就地杀戮,直无丝毫的情感”。海陆丰存在的短短两个月中,一万多人被残酷处死,“反动的乡村有些全乡焚毁。”

在这段介绍中,谁能想像彭湃是一个出身世家、长期留学东洋的中西兼璧的文质彬彬的儒生。我对张戎、乔.哈利戴夫妇的治学人格十分怀疑:恐怕是以资产阶级的眼光在透视中国历史吧!

但不期又读到了《剑桥中华民国史》,该书对于当年的海陆丰有如下记载:

不过,在海陆丰实际上也有宴会(人头宴)。有时(例如在捷胜)甚至出现拒绝吃 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为“假兄弟”。但首创这种人肉宴的是农民自己, 而不是苏维埃当局。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义(不可能有怜悯和饶恕的问题, 因为那意味着对革命者的冷漠和残忍)使人联想到圣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 但这与农民恐怖主义的虐待狂式的欢庆、丰富和巧妙发挥无关。公开行刑吗? 公开行刑比示众好;是许多农民参加,不应错过的节日,由于高喊“杀,杀, 杀”而嗓音嘶哑。至于更大量的不公开示众的处决,到两星期过了以后, 苏维埃政府也无需给行刑者以报酬:赤卫队员(大多是青年农民)非常乐于执行这种令人羡慕的光荣任务。对一个反革命来说,没有受拷问就被杀死是 一种恩典。比那些被砍下一肢,亲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后被杀死的人是 幸运的。有些人被大卸四块,另一些人(例如捷胜地区的一个地方官)被关在一个板箱里,被慢条斯理地锯成一块块,而行刑者们还不时停下来喝茶休息,以延长其痛苦。折磨这些受害者的农民们感到是在报仇。那个捷胜的官员曾处决 100 多位农民,并在处决捷胜农会主席时强迫他的父亲和兄弟亲临刑场。一不做二不休,有时亲兄弟被迫处死亲兄弟,偶尔还要让亲兄弟和儿子吃一块父亲的肉,让还没有死的父亲看着。

我前边所说“读这些文字的时候,社会(人类)的畸型的酷虐残暴、生存的恐怖、生命的不测、令人发指的戕害生灵的毒邪之气,使我这因久积岁月的年轮而变得十分强韧心也感到颤栗”——这样的感觉主要是从上边的画面来的。

当然,这还是西方学者的著作,仍然有可能是在污蔑中国革命。但相对说来,这是教科书,要相对严肃和真实一些,而且是世界顶级一流大学的教科书,其严肃性和真实性应当更强。还应当认为,历史学家们的争议,往往历史观点的争议,而不是历史事实的争议。这些想法削弱了我对这些西方书籍关于海陆丰记载的怀疑。

还有一些国内的记载值得一提。据大河报文章,海陆丰地区自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出现一股反彭思潮,至四清、文革,酿成了一种反彭运动.一切纪念彭湃的历史遗迹被捣毁,彭母被押,彭子被杀。直到1978年9月,席中勋作出极大努力,才为彭家恢复名誉。

文化革命是一个极左的年代,海陆丰人为什么反对彭湃?是认为他还不够左?还是当地人民对于历史有一种特殊的记忆,这种记忆与一贯宣传不相吻合?

我不很清楚,更准确说,我十分惶惑。在曾经发生的中国历史上,彭湃究竟是圣是魔?中国学者与西方学者对于海陆丰、对于彭湃的认识为什么这样大相径庭?

我期望有资望、有能力的学者研究这段历史,研究彭湃这个人。尤其不要忘了这样的观点:那些进入神坛的历史人物,将对世俗世界产生持久而潜移默化的教化作用,是魔万不能置于神的位置,当然也不能诬枉了神!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批量上传需要先选择文件,再选择上传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