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国 [转帖]

　　1945年8 月15日中午12时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体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计，静静地听一段广播讲话。那是一个断断续续、语气既坚定又无奈、比实际年龄要苍老疲惫得多的声音，那是他们的天皇的声音。他宣布，接受盟国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将他这份用文言文发表的“休战”书直白地翻译出来也就是，日本无条件投降。

　　复杂的感情：仇日还是憎美

　　整个日本一片震惊，随后是伤心屈辱、惶恐茫然。一个又一个有泪无声或声嘶力竭捶胸顿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进自己的肚腹，颟顸地倒在污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边，尤其是中國，却鞭炮锣鼓一片欢腾。战争结束了，而且是中國赢得了最后的胜利，晚清以来一百年民族失败的耻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这个自参与八国联军打下北京，就一直在庞然大物的中國面前凶恶、狂妄、刁蛮、残暴地跳来跳去闹腾个没完的小个子国家，乖乖认输了！纵观二十世纪，如果说只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國人骄傲和庆贺的话，那就是抗战的胜利。中國人站起来了，虽然他后来又站起来了好几次；中國掼掉了扣在头上的“东亚病夫”的帽子，虽然他注定还要在贫穷、动乱和饥饿中继续熬过漫长的岁月；但毕竟不会再像以前那样任人欺凌宰割，毕竟与美苏英法一道跻身于“世界五强”。

　　也许不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能够体会得到中國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负，民族的自卑和自贱，多少年以来，而且还将不知多少年地左右着我们的情绪、观念、自我定位、心态和生态。在别的国家眼里，中國人真是难以理解。一方面，对战败国抱着“以德报怨”的宽宏大量，将大批侵略军优先用军舰送返日本，只对极少数战犯提出起诉，放弃巨额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又为对方老是以怨报德、忘恩负义而激忿，什么参拜靖国神社、拒不公开认罪、篡改历史教科书、钓鱼台岛纠纷、极端右派分子的言论和表演、电脑软件《提督的决断》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旧恨。一方面，大量回忆和描写抗日战争的出版物、影视作品，大屠殺纪念馆，慰安妇的控诉，民间索赔，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惨痛的过去；另一方面，却多少表现得有些“馄饨挑子一头热”地跟日本套近乎，发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人的感情是复杂的，——对广岛和长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听到美国大兵强奸日本少女，心里头又象邻村的二妞教洋鬼子糟蹋了一样不好受；满心信任和称赞日本商品的同时，打心眼儿里嘲笑蔑视它们的制造者：“小日本做的！”

　　学者余英时曾用一个词形容中國人对美国的民族感情，叫“羡憎交织”。其实，这个词用来形容对日本人的态度更为确切。美国太遥远了。美国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坏，总不至于让中國人牵肠挂肚或是金疮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轻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动不动就能让你既惊且惧，既慕又叹，既恨还爱。你说不清他们到底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是亲戚还是宿敌，是谦卑还是骄狂，是聪明还是蠢笨，是刻板还是滑头，是战争还是和平。

　　说起对美国的“羡憎交织”，其实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几无敌手，最终败在美国人手上。二次大战后，占领军统帅麦克阿瑟主导了对整个日本社会的结构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复战争创伤，成为“坐二望一”的世界经济强国。美国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师又是竞争对手，不由得它不对之“羡憎交织”。“日本可以说不”，就是这种情结的最好注解。

　　当电视里面出现，西方七大工业国领袖济济一堂，规划着世界的经济版图和秩序时，一个头发梳得油光发亮、个头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们总不免要多打量他几眼，——用所谓“羡憎交织”的目光。我们不会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德国人、意大利人，更谈不上英国人、法国人、加拿大人，当然也不会这样去看美国人。历史上美国对中國是有恩的，谈不上有什么过不去的“仇”。美国从来没有侵占、分割过中國的领土，相反却在抗战中给予中國最大的援助。中國军队在韩战和越战中与美军交过手，韩战可以说是打了个平手，而越战却是美国输了。有人说，韩战中中國志愿军的被俘人员数十万，而美军只有上万，中方死伤数字也大大超过美方，怎么好意思称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双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战争的结果。韩战的结果是回到战前的起点，参战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线”为停火分界。连美国将军也承认，板门店谈判是美国第一次，在结束一场没有打赢的战争的协议上签字。

　　难以獨立打赢的一场战争

　　如果不是以结果，而以双方被俘、死伤的数字作为衡量战争胜负的依据，岂不是可以这样说：中國的抗日战争没有胜利，中國应该算是战败国，而日本是战胜国？这显然是荒谬的。中國抗战中死伤的巨大数字，无法做具体统计，一般认为当数以千万计，其中绝大多数是平民。直接死于战场的军人，达132 万4 千多人。中國军队被俘或投降的数字也很大，仅被改编为伪军的就有几十万人。经济损失更极为惊人，三千万人丧失家园，战前战后物价相差一千八百倍（重庆2613倍，昆明6894倍）。为战争花费的巨额款项，已经大大超过了中國人民的纳税能力。

　　谁都知道，中國是惨胜。中國只是理论上和道义上，赢了这场战争。日本是向盟军投降，而中國仅为盟国阵营中的一员，耗时最久，代价最大，伤亡也最惨重。如果没有盟国的参战，中國要赢得这场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者无妨这样讲，如果不是日本主动攻击同盟国而引发太平洋战争的话，中國连这样的惨胜都会觉得奢侈。有人把中國的抗战，形容为一个羽量级对重量级的拳击大战。这位羽量级拳手，被那个重量级的家伙连续打击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后，极度痛楚、疲惫地倒在绳栏上，忽然裁判一声口哨，将他的一只胳膊高高地举起，宣布是他“赢了”！情况就是这样。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军企图令驻沁县日军放下武器，遭到拒绝，于是发生恶战。日军仅一个大队（营级建制）守城，而八路军出动一万余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价仍未能拿下该城。沁县日军击退了八路军，转眼将地盘、武器交给了阎锡山的国军，八路军却又轻而易举地从国军手里夺了过来。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晚年尝撰写回忆录，承认八路军是他在中國作战时遇到的最有战斗力一支军队。后来的国共内战也证明，由八路军为主组成的人民解放軍，能够势如破竹地击败数百万装备优良的国军。但即便是这支军队，在日落西山的日军面前也如此不经打。

　　1945年4 月至6 月间的╳会战，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國打的最后一次大的战役。中方投入十九个师，日方投入三个师团、一个旅团和一个联队（团级建制）。按史家的评说，这次战役以日方的失败告终，所谓“╳大捷”。双方的伤亡数字是，日方死1500人，伤5000人；而中方伤亡13713 人，为日方的两倍。中方还特别提到，俘虏日军军官17人，士兵230 人，为七七事变以来俘虏人数最多的一次。日军以“强弩之末”在中國作“垂死的挣扎”，仍有这样战绩，八年抗战打的是怎样一种窝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个谜语：“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國古人名”。据说猜出来好几个谜底。一为“屈原”，屈服于美国投掷的原子弹；二为“苏武”，苏联动武，向日本宣战；三为“共工”，即共產黨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战功。是不是还有一个“蒋干”，蒋介石干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忆录》中，对于日本最高决策层下决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历程，做了较为细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还是屈服于美国。更直接地说，还是怕原子弹。原子弹的威力，使得以凶顽著称的数百万皇军丧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只能给整个日本带来一片焦土，甚至种族灭绝。毛澤東说，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实上，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國军民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是日本最终战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战败不等于投降，投降则是承认战败。如果没有美国参战，或者说如果美国没有发明和使用原子弹，日本绝不可能那样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样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说七十年日本皇军一直有视投降、被俘为绝大耻辱的传统，即连日本历史上也从未有过对外投降的记录。纵使日军在各战场失利，向本土节节败退，其作战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国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盟军可能还要付出上百万人的牺牲才能取胜。从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弹的爆炸也给了他决定终战的最有力的借口。因为军部领袖们一时方寸大乱，提不出任何对付该武器的良策，当然更无力再阻止天皇作出决断。

　　二战完全可能有另一种结局

　　晚年旅居美国的李宗仁，在检讨八年抗战中中日双方的优劣成败时这样认为：

　　“……日本既处心积虑要征服中國，就应乘欧洲多事之秋，一举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时国防军有二十个师团，稍一动员便可递增至四、五十个师团。如果芦沟桥战事发动前夕，日本便动员全国，首批派遣三十个师团同时分途进犯。用闪电战方式，主力由平汉、津浦两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实行战略上大迂回，占领兰州，一举切断中、苏的交通，并与沿陇海铁路西进的部队相呼应，夹攻陕西，占领西安，得陇望蜀，威胁成都。同时利用海道运输的便利，向长江、珠江两流域西进攻击，与其南下的主力军相呼应，使西南各省军队不能调至长江流域作战，则占领凇沪、南京、武汉、长沙等战略要地，既无异探囊取物。然后右路越秦岭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峡，入夔门，占重庆，左路经广西，向都匀，入贵阳。一举而占领中國各重要城市，将我方野战军主力摧毁，将零星游击队赶入山区，支解我们整体抵抗的局面，陷全国于瘫痪状态，并非难事。到那时，我政府只有俯首听命。等到大势已去，纵使我们的极端主战派也只好钳口结舌。则以蒋、汪为首的反战派和三日亡国论者自将振振有词，率全国人民屈服于暴力之下了。然后，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欧战发展到顶点时，日本即可挟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亚洲防卫力量薄弱的地区，进行狂风掳掠性的战争，则南进北进，均可游刃有余。如此，二次大战结束的面貌，恐将完全两样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

　　李宗仁在抗战中担任第五战区司令官，指挥过台儿庄战役，为著名抗日将领，战后被选为国民政府副总统，并在蒋介石下野后任代总统。他对于日本侵华战略的分析，应是全面和老到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他说得再明了不过：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國，就应倾全国之力，一举摧毁中國的抵抗力，而不是几个师团几个师团地逐次增兵，一点一点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國只有屈服一条路可走。也就是说，日本战败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谋远虑的大政治家，及气魄雄伟的大战略家。否则，中國实难取胜。

　　日本在中國战场上的失败，是战略的失败，亦即它并没有达到征服中國的目的。但就战争本身而言，它实在是相当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称赞昔日战场上他的对手：“日本陆军训练之精，和战斗力之强，可说举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阵时，上至将官，下至士卒，俱按战术战斗原则作战，一丝不乱，令敌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将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扬，但其作事皆能脚踏实地，一丝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书）所有与日军交过手的盟国军队，对此也有极为深刻的印象。认为这是一支卓越、顽强乃至伟大的军队。德国战败后，西方各国尚允许它重建武装部队。而日本，被占领军下令解散皇军，永远不得再建军队。因为它太厉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战略，或者不管以什么战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國，将会是怎样的一个局面？在日本投降半个多世纪以后，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似乎有点“假设历史”的可笑。而事实上，在抗战之前和抗战之中，这种假设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正是这一假设，成为中國军民奋起抵抗的动力。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犯下的种种罪行，令人发指，更加深了中國人的仇恨和危机感。“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抗战打赢了，我们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输了，我们就成了人家的奴隶，就成了亡国奴。不做亡国奴，是任何国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义和最强大的一面旗帜。

　　正是时光的流逝，正是在安然地度过了那场民族危亡的灾难之后，我们才有可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重新思考和推演历史，——相当于围棋的“复盘”。

　　轴心国与盟国不是单凭正义来划分的

　　首先，我们看看被征服的国家，一个是德国，一个是日本。这两个国家都是二次大战的战败国，长期遭到异国军队的占领，成了亡国奴。国土被分割，巨额的战争赔款，工业设施被摧毁、劫掠殆尽，重要城市大都化为废墟。但它们都是战后经济成长最迅速的工业国家，而今在世界经济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尽管它们仍被排斥在联合国安理会常务理事之外，一直未能进入“五强”，其实力足以排进前三名却是世所公认的。这两个国家自然资源并不丰富，尤其日本，国土狭小，人口密集，几乎毫无资源可言。而日本的钢铁年出口量，长期超过除美国外七个工业强国的总和。日本还是联合国的第二经济支助国，通俗点说，就是联合国的二老板。而且钱还出得不含糊，不象大老板美国那样总是拖欠大量款项，搞得不痛快。

　　日、德两国战后的杰出表现，说明和平发展比发动战争争取“生存空间”有效得多。也说明承认战败、被征服、甚至被占领不一定是件坏事。你可以说，幸亏这是盟国胜利了。如果是轴心国胜利了，情况不会有这么好。盟国代表“民主阵营”，而轴心国代表“法西斯阵营”，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非正义，一个是侵略一个是反侵略，意义是不一样的。

　　固然如此，却又是相对的。苏联谈得上什么民主？它的專制獨裁，较纳粹德国有过之而无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数，要远远超过死于纳粹种族屠殺的犹太人。如果以种族决定人的存亡是人类不可饶恕的罪行，那么以意识形态和经济状态决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里呢？美国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的大本营，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面的记录，并不比德国逊色。对外而言，苏联侵略、占领和吞并的国家还少吗？波兰亡国，是德苏两个恶邻合伙炮制的“杰作”。外蒙獨立，是苏联出于“战略目的”威逼利诱中國政府就范的结果。盟军阵营中的英国和法国，都属于老牌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国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国为业，所占领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岂是战时德意日三国可比。德国挑起两次世界大战，主要原因都是“发展空间太小”，要与已将世界瓜分完毕的英法等国抢地盘。日本除了“生存空间太小”要抢地盘，还有一个动听的口号：把亚洲人从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如果没有英法等西方国家侵略在先，何来“解放亚洲”之说？二战结束后，原来的盟国之间划分各自的势力范围，又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冷战。由“正义的、反侵略的民主阵营”发动的战争，丝毫不见得要“温良”多少。韩战、越战就是明证。小小一个越南，美军投掷的炸弹就超过整个二战的总和。1968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出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一下开进六十万军队，五万九百辆坦克，八百架飞机，两千门大炮，而1940年希特勒进攻法国，仅用了两千五百辆坦克。

　　二战将结束时，盟国阵营的英苏就划分欧洲势力范围谈判，东欧社會主義集团就是主要战胜国私下交易的成果。苏联军队反击德军，攻克柏林，实施残酷的报复，其中也包括杀俘和强奸。德军杀害卓娅的那个团，整个都被苏军杀掉了。柏林大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也被尽情地运往苏联，半个世纪以后仍宣布永不归还。美军占领日本，烧、杀、抢的事件倒至为罕见，唯强奸案多到不胜枚举，据说多时每天达上千起。这还是无条件投降带来的优待。日本人似乎没有中國人那种“宁死不受辱”的羞耻心，或者说，没有机会给他们表现这种羞耻心。为了保护广大的一般的妇女，日本政府竟组织“慰安妇”，号召有“献身精神”、“爱国”的女人们去当军妓。战犯东条英机这样宽解他的前部属、同事：他也有几个女儿，“她们肯定是被迫这么做的，如果没有黑市和这种赚钱方式，谁能够在我们的国家生存下来呢？”德日两国遭到的战争报复也许不值得同情，看看他们的战争罪行，我们还会认为这种报应实在来的太晚也太轻了。我只是想说，幻想那一方会出现所谓“仁义之师”，是简单、幼稚和可笑的。象中國这样主动放弃战争赔款、礼送百万侵华日军出境、放弃起诉和关押大批日本战犯，并不合乎现代国际环境的“潮流”。

　　最大的运气：中國加入盟国

　　日本并非一开始就同德、意联合，直到1940年9 月才正式结成三国轴心。而日本高层对此也有不同意见，昭和天皇就屡次表示反对。美国成为盟国的主要成员，也犹豫和观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与亲德的法国贝当政府建交。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自身遭到重创和奇耻大辱，才下决心向日本宣战。苏联也不是纳粹德国扩张的天敌，1939年它还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合谋瓜分波兰。直到1941年6 月遭到德军闪电式入侵，才慌慌张张开始卫国战争。中國加入盟国阵营，也晚至1941年12月10日，跟在美国的后面向德、意两国宣战。这之前，中國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日本。如果还要算一个敌人，那就是苏联，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蒋介石曾设想“联德抗日”，国民政府十余年间聘用大量德国军事顾问，多时至百余人，由德前国防部长萨克脱任顾问团团长。德国长期向中國提供军火，为中國训练了数十个师，组建了第一个机械化部队。中國和意大利的关系也相当不错，德意两国都帮助中國建立空军。意大利和德国还是西方国家中最早将驻华使节升格为大使的两个国家，分别为1934年9 月（墨索里尼政府）和1935年5 月（希特勒政府）。欧战爆发后，蒋介石遣使企图联合英、美、法，遭到拒绝，一气之下竟又转向德国。1940年11月，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约见中國大使陈介，希望中國能与日本议和，并加入轴心国。直至苏德战争爆发，德国希望日本攻苏，承认了汪精卫的南京政府，重庆政府才宣布与德断交。

　　二次大战是世界性战争，国与国之间的联合与反目，并不以政治理念、社会体制、意识形态来划分，而是取决于国家民族的利益，有时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国与日本都是君主立宪制国家，意大利与苏联都是“社會主義”獨裁国家，它们却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在盟国阵营中，英、法、苏俄与中國均结有世仇。法国占据了中國的属地印度支那；英国占据了中國的属地缅甸，占据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制了西藏。英国在中國抗战吃紧的关头，将中國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下令封闭三个月之久。法国有盟国阵营的戴高乐政府和轴心国阵营的维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后者，不愿放弃在中國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國与维希政府建有外交关系，1943年8 月才断交。沙俄前后侵占了中國数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苏俄又控制并力图分离外蒙。日本曾与美苏分别签订《美日谅解法案》、《日苏中立条约》，日美苏三国都不惜以出卖和损害中國的领土完整换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苏联合声明：

　　“苏联保证尊重满洲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证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41年4 月13日于莫斯科）

　　日苏瓜分中國的计划，使中國陷于两难。联日抗俄，则失满州；联俄抗日，则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张前者，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张后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块是好？日蒋之间一直酝酿谋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说，中國到底是加入轴心国，还是加入盟国，一是押宝，二是契机。归根结蒂，中國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而美国加入盟国阵营，所以中國也就跟着加入盟国。

　　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各国的利益所在。利益永远是在道义之上的。当然相对而言，美国还算是比较“讲道义”的，它没有英、法、俄那样沉重的历史包袱，战火也没有燃烧到它自己的国土上。对于中國的抗战来说，珍珠港事件是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消息传到重庆的当天，整个山城一片欢腾，工厂、学校、机关、单位都上街抢购报纸，相互祝贺。而日本的首都东京，此刻也陷入偷袭成功的狂喜之中，民众涌上街头，欢庆胜利。两个敌对交战国的都城，在同一时刻为同一件战事欢欣鼓舞，弹冠相庆，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观。

　　侵略战争的另一面

　　侵略战争的性质是不义的，然而侵略的结果却要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纳粹德国发动欧战，是不义中的不义，但它动摇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统治，导致战后埃及、阿尔及利亚等国的獨立。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也极为不义，却使印尼得以脱离荷兰，缅甸、马来西亚得以脱离英国，法国无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战后东京大审判，印度许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对以战犯罪名惩罚侵日军将领，认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击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利于亚洲的解放。出席远东法庭的印度法官帕尔，在最后的审判时写下自己的保留意见，25名被告都应该无罪释放。日本侵华，是想独吞中國，不使之落入西方国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强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战，重挫俄国霸占东北的企图。如果当时是俄国赢了，我们想想对中國可有半点好处？东北一直到斯大林时代都被认为“原本就是俄国的”，许多沙俄军官家庭甚至把旅顺当做他们的“家乡”。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后，日本将北平、上海、广州等各地的外国租界及治外法权一应废除。此举你可以说是“假惺惺的欺骗”，事实却是迫使各国先后向南京或重庆表示承认，从而结束了慈禧太后、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国中之国”的奇观。李小龙在电影中怒砸租界公园门口“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还捎带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顿。殊不知为中國人彻底端掉这块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说抗战胜利，租界自然会还给中國。此话是没有根据的。帝国主义势力就象灰尘，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就想赖掉维希政府放弃租界的承诺，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里废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愿地拖到1946年2 月才勉强接受这一既成事实。英国在战后并没有把香港“自然地”还给中國，而是死皮赖脸地又占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眼见日本将要落败，赶紧策划外蒙完全獨立，更证明“自然归还论”之荒谬。倒是美国总统罗斯福曾提议，胜利后将法属印度支那交还中國，这是个顺水人情，不损失美国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却为蒋介石拒绝。

　　历史上，中國有过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经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来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来民族的后裔所建立。其他还有许许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國至有今日版图之庞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今日之众多，没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照道理，以中华文明领先世界的优势，应该是中國对外征服为主。事实并不如此。由中國发动的领土扩张，从来都费力不讨好，劳民伤财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规模侵占和征服的结果，都扩展了中國的版图，同时给中华民族注入了新鲜血液。被侵略的规模越大，征服得越彻底，中國的扩展就越迅速，越辽阔。这么说太不好听了，却是事实。（参见《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的中國》）

　　世界上没有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建立过像英国那样庞大的跨越五洲、环绕全球的殖民帝国。按说它应该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侵略者，它发动的鸦片战争把中國带进了漫长的冤孽般的耻辱历程。但一百五十年后，它还给我们一个现代化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试种茶叶，虽说是为了脱离中國做准备，毕竟给封闭落后的雪域打开了一扇窗口，带来了新的气象。印度被英国统治百年，到1947年獨立时，已有铁路五万余公里，超过面积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國，直到40年后才追上。英国人给许多国家地区带来了工业革命的曙光，中國也是在跟这些鸦片贩子打交道的时候才受到的启蒙。

　胜负乃国家之常事 [转帖]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说，既然侵略战争有这么多“好处”，我们就应该肯定它，当外敌入侵时，不但无须抵抗，还要打起旗子欢迎它呢？

　　不是这样。外敌入侵，当然要奋起反抗。无论侵略的结果有多好，其过程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对，抵抗。这是一个最简单不过的，无庸置疑的道理。但我们在观照和思考历史的时候，不能简单化。以八国联军的入侵为例，义和团保卫家园是对的，而它以愚昧疯狂的行为挑起事端，又确实无法为国际公认的法则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国联合出兵干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过谈判？当时的情况是，拳乱四起，朝廷都无法控制，外交使团连生命财产安全都不能保证，找谁去谈，谁说了算？何况还有中國将领僧格林沁撕毁两国停战协议，偷袭外国军队的前车之鉴。人家认定你是个不讲道理不讲信义，狂妄自大顽固守旧的政府，跟你讲好的没用，就象今天的人们去看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塞因一样。总之，这是一场悲剧，而中國是这一悲剧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个民族不善于从中接受教训，那么肯定地，悲剧还将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来说，一定要抵抗这是对的。不过要做好两手准备，即有可能赢，也有可能输。中國人都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么也是国家常事。打赢了好说，打输了怎么办？尤其是彻底输了，亡了国，被征服，怎么办？在大敌当前之际，这样的讨论或许太“低调”，太影响士气；但在远离硝烟的和平年代，在仔细观照历史的时候，这个话题就不仅不是多余，而且还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战胜了中國”，结果会怎么样？

　　根据历史的经验，可以推断，结果显然是：日本成为中國的一部分，还要加上朝鲜这个自古跟中國关系密切，而并未拥有全部主权的属国。中國的疆域将第一次越过日本海，囊括忽必烈当年两次都未曾征服的东瀛岛国。

　　有人说，历史不会如此简单地复写。问题在于，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简单地复写历史。日本侵华的决策者们，一直悉心研究中國被外族征服的历史，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采取行动。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它所进攻的主要目标就是中國。日本入侵时宣扬“日中一体”、“同文同种”，固然是为了掩饰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对其目的作了恰当的注解。那就是，实现十六世纪统一日本的领主丰臣秀吉的梦想，“打到北京去当皇帝”，入主中原，成为中國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國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从哪里来的？当然不会是从海里来的，也不是岛上固有的。最有根据的推测，是从中國东渡而来。民族学家们认为，大和民族由来自西伯利亚及中國东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岛的马来人、中南半岛的印支人、长江下游的吴越人，及汉人和朝鲜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说，“中國人”是组成日本民族的主体。1996年开始，中國及日本的一些学者们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调查团”，对中國江苏省发掘出来的春秋至西汉时代（即公元前六世纪至公元一世纪）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县绳纹至弥生时代的人骨，进行了三年的对比研究。经过DNA 检验分析，两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证明两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说，日本人的祖先为中國人。中日两国，不但同种，而且同宗。（日本《产经新闻》1999年3 月19日报道）

　　前文说到的李小龙是美籍华人，因好莱坞歧视亚裔形象，转向香港发展，终于“威震”国际电影界，成为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当然中國人更是把他当做充满爱国精神的现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国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龙的传记片《龙》，有一场戏颇是耐人寻味：李小龙与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电影，片中一个面容丑陋、动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国观众（包括他妻子）一阵阵的哄笑，唯李小龙的表情越来越沉，终于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里，日本人和中國人是一样的，奚落一个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國人，中國人看了可能会比日本人看了还生气。李小龙自己的电影里表现出的中华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国人一解读，变成了反省“种族歧视”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说一部电影。以爱国著称的影片《火烧圆明园》中，蒙古将领僧格林沁率领骑兵一次次冲向英法联军的枪炮阵，硝烟弥漫，浴血奋战。他们是在保卫自己的祖国，保卫家园，大凡中國观众都会被这一场景激动得热血沸腾。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联军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铁蹄横扫整个中國，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里叹零丁”。更不用说，代表中國共御外侮的满清政府，两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鸦片战争，英国侵略者占据香港，一百年后，它却同中國人一道抗击日本侵略军。历史的复杂性，使一切简单化的思维与论断苍白无力。

　　比较中國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与中國的文化最为接近。从文化脉络上说，它应该最容易融入中华民族。日本文字是汉字，字意基本同于中文原意，用不着象秦国统一中國后还得动一次“书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长久为农耕民族，不象以游牧或渔猎为主的匈奴、鲜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满州人，无须对生活习俗作较大改变即能完成汉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袭中國，就连宗教、服饰、习俗及民族特性、价值伦理也都受中國影响甚久甚巨，超过任何一个“加入”中國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维吾尔人，乃至壮、苗、彝、瑶、傣……人，更像“中國人”，——更像占中國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汉人。近年美国摄制的中國历史题材动画片《木兰》，很多人指责其服饰不象中國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轻视中國文化的表现。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装，正是一千多年前从中國引进的，故和服又称“唐服”。倒是中國本土的民族服装一千余年来多次发生巨大变化，尤其清朝入关，汉人被强迫改成满装，后来旗袍、长衫、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國的“民族服装”。

　　比中國人还像中國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领的“满州国”来看，日本侨民的确是在迅速地中國化。所谓和、满（汉）、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论实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种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张。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满汉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制东北才十几年，到它投降之际，日本侨民绝大多数都会说中國话，适应了大陆生活，除了还保留一些民族服饰及饮食习惯外，与一般中國人已无二致。平民之间的民族矛盾也远不及元、清初年那样激烈，中日联姻比比皆是，日本战败后，许多日侨宁可选择继续留在中國而不愿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遗孤被中國家庭收养，都说明这一点。

　　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國，自身则为中國的文化所征服。这就是所谓“汉化”。中國文化的优劣与否，是另外的论题；它所表现出来的强大的同化力，却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当然也包括融合外来文化，有时甚至是大量融合外来文化，大量接纳外族的血统。与其说是单向的同化力，毋宁说是一种巨大的包容力。这种力量在中國本土尤为厉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华洋杂处的香港、澳门，是中國文化与欧洲文化较量、交流最为激烈的地方，中國内地通过这两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东西！遍布国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國城、唐人街，又将多少中國的东西一点一点地渗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种足以抵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强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种能迅速接受外来文化的文化是充满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國属于哪一种呢？

　　日本人对中國文化的理解与景仰，几乎不加掩饰。日本侵略军在中國杀人、强奸、抢掠，干尽了坏事，唯独对中國的文化不故意破坏和毁灭，有的还悉心保护。电影《霸王别姬》里，有一位酷爱京剧的日本军官青木，没有人会怀疑这个角色的真实性（据说其原型为高级文化军官长谷川）。日本占领军尊重梅兰芳、齐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请他们出来做官，不愿合作的也不加伤害。沦陷区的文学创作十分活跃，出现了张爱玲这样优秀的作家。有的小说写到主人公出走参加抗日游击队，也居然能够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较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兴文字狱，乃至（咱们“自己的”）国共两黨政权的暗杀和迫害作家、反右及纹化大革命，显然“开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对中國文化的熟知为自豪，在数不清的电影、文学作品中，许多日本军官满嘴中國话，自诩为“中國通”，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红灯记》里的日宪兵队队长鸠山，原是一个日本医师，并不专门研究中國学，却精通中國的语言与人情世故，搞一份密电码懂得要先“设宴交朋友”。可以想见，一旦日本征服中國成功，这些侵略者会比中國人还要中國人。至少，普通话就说得要比绝大多数的南方人要溜。你让蒋介石、毛澤東及其他满口乡音的那么多国共两黨的领袖与鸠山们站在一起，让初学汉语的西方人从口音去分辨，谁是中國人谁是外国人，他们准得弄错。

　　日本自古受中國文化的影响甚钜，视汉学为“上国之学”，以为论政治国的根本。明治维新以后，固然引进了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但加固皇权，群士号召“尊王攘夷”、“神州不灭”却更加中國化。甲午战争前，日本比较严肃的文学作品大都用汉文出版，这是为了向读者保证，该书不是写给无知识的妇女或儿童看的。

　　日本对中國语言文字的巨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强调的都是这一面，而忽略了另一面：即中國文化，尤其是近现代以来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单向的，是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的。这当然不是指中國人从抗日战争题材的电影中，模仿了几句“大大的”、“统统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类洋泾浜鬼子话。绝非那样简单可笑。中國的语言文字，政治军事，改革革命，科学教育，……乃至风俗礼仪，无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响。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对于中國文化的影响上超过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将来小律师”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马之新名词》的书中说，自戊戌变法以后，日文行于中土，列举流行的新名词五十九个。有少数除了历史题材的作品中还能见到，如支那、哀啼每吞书（哀地美敦书）之类，现在已不大使用。但绝大部分我们至今还广泛的使用着，并且早已成为现代汉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试想，如果我们象“抵制日货”那样，拒绝使用这些日本词语，中文将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取缔、取消、引渡、样、手续、的、积极的、消极的、具体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权力、义务、当事者、所为、意思表示、强制执行、第三者、场合、又、若、打消、动员令、无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师、代价、让渡、亲属、继承、债权人、债务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损害赔偿、各各、法人、重婚罪、经济、条件付之契约、从而如何如何、卫生、文凭、盲从、同化。

　　这还是民国初年的粗略统计，实际远不止59个。如果现在再来做这项工作，结果会更令我们惊叹。如：干部、代表、压力、排外、野蛮、公敌、发起、旨趣、什么什么族、派出所、警察、宪兵、检察官、写真，……简直俯拾皆是。“经济学”、“哲学”和“社会学”，中國以前叫“资生学”、“智学”和“群学”，——听起来这倒是象“日文”，但它们却是地地道道的中文。这些“日”常用语，有些其实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词，日本人将之赋予新意使用，遂成规范。而中國拿来，也易如反掌。孙中山发动反清起义，初始自称“造反”，陈少白拿了一份日本报纸给他看，云“支那革命黨孙文”，孙抚掌曰：“好，好！自今以后，但言革命，勿言造反。”还有“经济”一词，原意为治理国家；如今谁还用“经济”来“治理国家”呢？早就专门用“政治”了！

　　小学读书时，孩子们就被教导不要生造名词、形容词，要保持中國语言文字的纯洁与规范。可想“新词”的产生，不允许随心所欲和草率从事。词汇是一种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词，带来的绝不仅仅是语言表述方面的新意，而必然伴随着对社会结构、思想观念、文化形态的巨大冲击和革新。当然并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来说，它以“排日”为借口，不断对中國施加“压力”，“从而”“发起”“野蛮”“侵略”，终成为“世界”“公敌”（引号内为日本词定）。

　　当年大量新名词涌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当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办洋务、以思想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云不要使用新名词，他的幕僚辜鸿铭却告诉他：“不要使用新名词”中的“名词”二字便是一个新名词，来自日本。辜鸿铭是一位学贯中西、享誉世界的大学者，爱中國爱到病态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认为，继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华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汉唐时代形成的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后来游牧民族的入侵给打断，给蹂躏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传了。日本则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进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传。他甚至断言：“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辜鸿铭文集。中國文明的复兴与日本》，原文发表于1924年）

　　东渡扶桑：学生变成老师

　　辜鸿鸣的言论，为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借鉴”和利用，成了共建“大东亚文化”的依据之一。这确是历史的悲剧。然而辜鸿鸣的话并非一无道理。唐代以后，汉民族由极盛转向衰落，游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为中國的主人。虽然征服者承袭中國的典章制度，并最终都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汉化”，毕竟人为地打断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无法保持汉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断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断裂。尤其是清代，连服装、发式都被迫改制，那里还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国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发生深刻变化，强烈的自尊与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于看似崇高、实则琐屑无谓的道义之争，而失去汉时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观日本，从审美情趣到风俗礼仪、服饰器具，倒是保留了较多的汉唐之风。前面说到电影《木兰》的服装，即为一例。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國，发展成中國特色的禅学，而后却在日本发扬光大。围棋是中國发明的，日本却能够将它形成制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产，茶道却形成于日本，并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学习中國文化只重形式不重精神，有买椟还珠之嫌。我以为这没什么根据。“珠和椟”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业价格论，当然椟不如珠；而从文化角度来看，椟的意义很可能胜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体表现就是形式，连形式都没了，还侈谈什么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筑几乎都被焚毁一光，你要欣赏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筑”，只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腊的文化精神，还继续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筑废墟上。同样我也不信，汉唐那种气度飞扬的文化精神，能够在明清以后的房子里和谐地安居至今。椟之不存，珠将焉附？

　　甲午战争后，汉文在日本学校课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视为“上国之学”。这道理是很自然的，别怪人家势利眼。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好的装备，打不赢人家，说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确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势利吗？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当“夷”，说什么“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败了，又赶紧派人去学，买人家的枪炮船舰。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当“奴”；被人家打败了，割地赔款之后，又赶紧派人去学；人家投降了，又说人家是“小日本”，这不行那不行，摆出一副“大人不记小人过”的姿态放它一马，该赔的不赔，该罚的不罚，该杀的不杀，该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经济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强，这边又看得“羡憎交织”，一会儿要它道歉，一会儿要它赔款，一会儿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里把人家骂得猪狗不如，却对日本货表现出近乎狂热的信任和偏好，……这还不势利吗？一个国家强大，一个民族强势，它的文化对世界产生足够大的影响，自然会成为世人羡慕、学习和吸收的主流；反过来你不行，还一定要别人保持对你尊敬，一定要以你为师，这心理毛病就大了。

　　从1896年起，大量中國学生涌入日本学习，仅1906年就有大约8 ，600 人。这样大的数字，是到当时为止世界史上规模最大的留学运动。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学生的目的不是学习日本文化，而是学习西洋文化。或者叫，学习日本人学习西洋文化的方法，当然也包括从日本转手得到的，已经打上浓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识。这些留学生集中了中國的有志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寻找科学救国、教育救国、文学救国、军事救国……，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们中有章太炎、陈天华、邹容、黄兴、蔡锷、宋教仁、汪精卫、蒋介石、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鲁迅、周作人、郭沫若、郁达夫、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驱，国民黨的绝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创始人“南陈北李”，三分之一的仲共一大代表（李达、李汉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东渡日本留学。

　　日本书籍的翻译也随之进入高潮。民国建立前十五年间，共有956 本日文书译成汉文；同一时间内，日本从汉文译过去的书只有16本；民国成立后十五年间，日译汉的书有1 ，759 本。日文以汉字构成，大量译书尤其是翻译教科书刊行中國，对文化和教育的影响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内容之一，是白话文运动，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运动，则源于明治时代的日本。前面说到的大量新名词，实际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这一文化资源，对于中國文体的演变，发挥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说、新诗、新戏剧，也都受益于日本文学的启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诗集《女神》在日本写成；郁达夫的《沉沦》看得出日本私小说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显带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鲁迅的杂文里总有一个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响的改良与革命[转帖]

　　不但新文化运动从日本起步，中國的体制改革和社会改良，也以日本为楷模。日本对西方势力的压迫，及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冲突，有着跟中國人一样深切的感受。美国炮舰以轰击港埠作威胁，强行捅开日本对外贸易的大门的经历，令中國人想起鸦片战争的炮声。明治维新的成功，使日本“脱亚入欧”，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为中國树立了一个极佳的榜样。1898年戊戌变法，光绪颁布的改革诏令，大部分是从《日本变政考》中照搬过来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这一年也来华游历，打算为中國的改革做点事，帮忙出些点子什么的。当时有一种提议，要聘请伊藤当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变骤发，葬送了维新派的理想和命运，伊藤只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贡献是起草明治宪法和组织两院制议会。由他来中國推行变法，只要人际关系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驾轻就熟，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朝鲜拍过一部电影《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写成一个贪婪、霸道、专横的侵略者、暴君，终于被爱国者安重根一枪打死，大快人心。其实伊藤是一个很开明的政治家，虽然也是一个侵略者。他派兵战败了中國，是日本本国的利益使然，就象历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边”一样；他在首相任上，还取消了英国在日本的治外法权。他出任朝鲜总督，一直采取温和、同情的态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陆军兼并朝鲜之议。1909年他被迫辞职遇刺，朝鲜才为日本完全兼并，继任总督寺内正毅随即实施严厉的高压统治，朝鲜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来袭汉城”。

　　不但变法源于日本，中國的革命也从日本起步。孙中山足迹遍及各世界强国，最终选择以日本为革命的大本营。他将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逃到横滨，便剪掉辫子，穿上日本裁制的适合亚洲人体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忆道：“中日战争后，日本开始更受人尊重，因此当我留了发须后，就可以毫不费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后他终身都是这么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装”，也是从日本式学生装演变而来，后成为“两朝国服”即“民国服”和“毛服”的样本。孙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读作Nakayama（那卡雅马），不料竟以此名传世。他创建的兴中会的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甲午战争中大败清军北洋舰队，迫使清廷签订马关条约，吞并朝鲜和台湾的日本不必“驱除”，反而还得联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满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驱除的“鞑虏”。为了达此目的，甚至策划招募日本军人参加他的起义军，并以未来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担任几个重要职位作为回报。此计划后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会，由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共同拟定六条政纲，其中第五条即为：“主张中日两国国民的联合”。孙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务省秘密资金的支助，已经不再是秘密。

　　从日本方面而言，主张“日中一体”、“共存共荣”，亦由来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们的一厢情愿。甲午战争后，日本人多以“支那”称中國，而回避称“大清”国名，及汉文中通俗称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颠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词即英文China 的日本拼音读法，在中國人看来含有污辱之意，日本投降后正式作为战胜国的要求强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国”正是蓬勃发展的后起之秀，可以带动中國共同繁荣。

　　两厢情愿的“中日亲善”

　　与辜鸿铭的论调一样，许多日本人也意识到，日本才是中國传统光辉的继承者。既然东方与西方，即黄种人与白种人之间的最后对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显然需要与中國联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没有能力作出反应，或者对日本优越性的种种臆说毫不妥协，那么日本人就必须考虑支持另一个政权来取代现政权。这“另一个政权”，或是孙中山，或是袁世凯，或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或是溥仪、溥杰兄弟，或是蒋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吴佩孚、唐绍仪，或是梁鸿志，或是汪精卫。

　　日本人中一些“有志者”，开始大胆深入中國、朝鲜进行活动，收集情报。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义”，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号召密切中日合作、联合，坚决认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种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对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对外别无选择：“中國人民的生存决不只是事关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为此，日本人必须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与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热门话题。在当时日本的通俗读物中，充斥着“到北京去”一类的流行口号。

　　孙中山身边的宫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务省的派遣和经费，渗透、影响、参与中國革命黨的活动，向日本政要汇报中國的情报，利用反清势力牵制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负责此项牵制策略的，正是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养毅（后出任日本首相）。孙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务追随和施加影响，如黄兴身边的萱野长知，宋教仁身边的北一辉。兴中会最早见诸名单的129 名会员中，即有犬养毅、宫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岛、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参加。实际参与者远不止这几位。据萱野记载，跟着孙中山积极活动的日本人，大约有三百人。仅惠州之役，参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岛田径一、宫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战死。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里说是帮助中國推翻專制王朝，往坏里说都是些对中國深怀幻想的扩张主义分子冒险家，是土肥原贤二一类“对华活动家”的先驱。除了政界名人，还有财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谓“大陆浪人”，他们由山县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军部首脑提供经费，同时也接受政黨和军方的操纵。

　　一方面对中國进行侵略、渗透，一方面又希望中國强大以抵御西方势力；一方面歧视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面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面不无善意和诚意地拉拢扶植中國的革命黨、反对派，一方面掩饰不住恩赐的傲慢及冷淡。这些看来矛盾的态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罢不能的中國情结：你不行，而我行，由我来经营中國，肯定不是你这个样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个问题。首先是，日本人有什么资格过问中國的事务？就算中國搞得一塌糊涂，腐朽透顶，就算中國專制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内战不休，又干卿底事？当然日本人不这么看，他们有危机感，紧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國后来也以这种感觉出兵朝鲜，出兵越南，培训缅甸、柬埔寨的共產黨丛林游击队。更早些，有两三百年前清兵入关建立外族政权的镜鉴。只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于是中國再经历一次改朝换代，等于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终能获得中國人的认同而载入正史。

　　孙中山为了筹措革命经费和赢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动地向日本提出以东北、蒙古作为交换条件。日本在有计划地对中國进行渗透的同时，不断地受到革命黨和军阀的让步、许诺、暗示的鼓舞，逐步发展和完善了吞并中國的政治野心。1915年1 月11日，日本驻华公使面交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一份二十一条决议书，史称“二十一条”，要中方俱签。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对当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报。2 月5 日，中國政府刚刚与日本方面就签约一事谈判，讨价还价之际，孙中山却擅自在日本东京与日方秘密签订了一份“中日盟约”，共十一条。这份盟约，与著名的卖国条约“二十一条”，竟有颇多相近似处。革命黨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军阀要来得“前卫”。

　　日本治下的中國土地

　　日本先占朝鲜，再占台湾，再占满州，再占华北、华东和华南。这些沦陷区，在大的战事结束，社会回复到“稳定状态”之后，虽然游击队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骚扰未曾停歇，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却都抱持一种“看你怎么折腾”的态度。台湾割让了五十年，收复也超过五十年，现在老一代的台湾人，竟有许多对日据时代的生活充满怀念。日本人讲法制，不象后来的国民黨大搞白色恐怖。教师和警察，是日据时代最受尊敬的两种平民职业。李登辉自称“二十二岁以前还是日本人”，对日本访客大套热乎，如果没有一点老台湾人的“民意基础”，早该被轰下台了。

　　日本治台时期，开始实行较为科学的数字化管理，设立银行，兴修铁路，不断扩建基隆、高雄两大港口，建立无线广播电台，铺设自来水及下水道，开发民用瓦斯（煤气），开发制糖业（一度占台湾工业产值的六成），兴建电厂，兴修夸耀亚洲、集灌溉、排水、防涝于一体的嘉南大圳与桃园大圳，创立直接服务于产业研究的“台湾总督府中央研究所”，制定各项都市计划及各项法规，不但对台湾的交通、卫生、治安、经济及生活品质的全面提升大有助益，也为光复后台湾的现代化建设制定了蓝图。有些软体建设，作为殖民地的台湾，甚至走在“宗主国”日本的前面。1940年，台湾的工业产值已为农业产值１. ４倍，实现了工业化。（杨永良《日据时代的台湾建设》）我们可以说，日本建设台湾的“出发点”是不好的，手段态度也过于专横、强制，结果却替台湾完成了近代国家的基本条件。用一位作家的话说：日本为了让台湾这只鸡生蛋，却把原本瘦弱的鸡给养肥了。（伊藤洁（刘明修）《谜之岛。台湾》）

　　满州是清朝的发祥地，本以渔猎游牧经济为主，广袤的处女地长期吸引着内地农民“闯关东”去开垦种植。日本投降时，东北已是重工业基地，份量约占中國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國数量最庞大和素质最好的产业工人队伍，还有较为合理的经济结构、生产布局。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时将无数工业设备拆卸、劫掠一空，但无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铁路线，其密度在今天仍远远超出其他地区而居中國首位。大连更是中國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结构上还能看出日本人数十年规划营造的痕迹。

　　海南岛是中國的“天涯海角”，自古蛮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领后，以为可以经营成第二个台湾，于是进行建设性开发，尤其是它控制较稳、将其当“自个儿地盘”经营的西线。日本人到村子里检查卫生，还给中國孩子糖吃（“满州国”也一样，日本人惯使这种“小恩小惠”）。东线因中國游击队活动频繁，反倒处于“战时状态”，军民（中日）关系紧张恶劣。唯一的一条西线铁路是日本人修的，还兴建了一些矿厂设施。共產黨接手以后，海南岛废省，几十年无甚建设，只对其资源作破坏性、掠夺性开发。好象那块地方本不是咱们的，随时都怕别人来争，捞一把算一把，采了赶紧运走，到大陆去加工。这种情况，直到改革开放，海南成为大特区后才彻底改变。

　　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是世界文学作品中的名篇，饱受过侵略之苦的中國人，读它时多会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写普法战争给法国人带来的失土之恨，——老师用法语给孩子们讲最后一堂课，因为从明天开始，占领者当局不许学校课堂上再使用法语，强迫使用德语。从这点来说，中國的沦陷区算是幸运。日本占领者从未有过“不许用中文授课”的规定，在教育方面，甚至还表现出相当程度的宽容。以“求学”为目的的青年学生，允许其离开日占区去国民政府控制的大后方。以八年抗战最先沦陷的北平为例，日本投降时，几所著名大学的设备、图书都有增长。抗战前的1936年，中國高等学校是１０８所；1945年抗战结束时，中國高等学校为１４１所。高等学校的教师，从7 ，560 人增至11，183 人；学生从41，922 人增至83，984 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诚：《现代物理学在中國率先发展的原因》，華夏文摘总四○四第期）许多新大学建于沦陷区，如上海的交通大学、上海医学院、德国医学院、雷士德工学院、上海商学院、上海音乐院等六所光复以后不为政府承认的“伪校”。照一些“爱国人士”观点，沦陷区应该不办一所学校，青少年没地方读书才有利于中國的复兴。张春桥的“宁要……不要……”论，其实既不是他的独创，也不是他的首创。

　　向日本学习“学习的方法”

　　固然这一切“业绩”，不足以抵偿日本侵华造成的破坏、损失之万一，但可以从中看出日本人的经营、治理能力，看出他们确比我们行的一面。许多年以来，有许多出版物对于中日两个民族进行过文化上的比较。一般来讲，应该各有其优劣。一些文章带着偏激的民族情绪，对日本民族进行嘲弄、辱骂，似乎不这样便不叫“爱国”。我是很不以为然的。无论是战场上的激烈较量，还是和平年代的实力竞争，恐吓和辱骂都绝非战斗。我们去看看那些抗战名将写的回忆录，字里行间哪有这种市井屑小式的轻薄和鼓噪！

　　人类有自己的弱点，一个民族也有一个民族的积弊，在丑陋的中國人之外，还有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美国人、法国人、英国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俄国人，也应该有丑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为什么丑陋？因为这世界总还有一个抽象的相对美好的形象，为最多的人所公认。本世纪二十年代初，鲁迅为我们刻画了一个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Ｑ。说实话，这个形象够丑陋的了，却又确是“我们”的真实写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们不是这样糟糕，何以人口只有几千万的一个蕞尔小国，打得我们难以招架、几乎亡国？同样的，日本人也坏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张狂、穷兵黩武，到处开打，落得个无条件投降的下场？不过坏归坏，它的另一面又十分优秀。日本人刻苦勤奋，积极上进，办事认真，讲究实际，绝不马虎苟且，对强手、先进的心服口服、虚心求教，善于模仿与吸收，勇于牺牲，团队精神，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善于汲取教训，……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学习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组织结构严密，一丝不苟，高效率，在狭小的夹缝中求生，自觉“生存空间”受到威胁时不惜对敌人进行自杀式攻击。除了最后一条，这些特点都非常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完成它的工业革命，又能在战后迅速走进经济和科技强国的行列，其国民的总体素质是不可忽视的。

　　一个民族应该善于向其他民族学习，尤其要善于向敌人学习。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师，而近代日本却是中國的恩师。它打了咱们，把咱们家里搞得一塌糊涂，损失惨重，血海深仇，还能叫它恩师吗？是的，它还是恩师。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杀。即使它干的坏事罄竹难书，我们还是无法否认，它教给我们的东西太宝贵了。我们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如果轻易丢弃，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学习过英国，学习过法国，学习过苏联，还打算过学习南斯拉夫、新加坡，现在学得多的是美国，而学得最持久、最深入的还是日本。我也不愿承认这一点，但不管承不承认，它都是事实。学习英国，并没有使我们完成工业革命。学习法国，也没有使我们的社会获得多少自由。学习苏联，我们跟着它栽进了覆辙。学习美国，发现距离太大，国情也差得太远。学习日本，我们却打败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个极善于学习的国家，学什么象什么。学中國就尽量做得象中國人，学西方就力图脱亚入欧，一点也不含糊，不在“为体”还是“为用”的论争上无休止地瞎耗工夫。现在我们打量打量它，发现其现代化的程度，可与世界上最现代化的国家媲美；其传统文化的地道，足令我们这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汗颜。

　　同是向西方学习，早在甲午战争那场“考试”中，中日双方就交出了优劣悬殊的两份答卷。日本海军的人数和装备皆不及中國，对同中國打仗并没有多少信心。战前北洋水师到日访问，日人登舰参观，见中國水兵懒懒散散，家属也住在舰上，到处晾晒着衣物，诧异之余心中窃喜：打这样的军队不成问题！中國在向西方学习失败后，从日本那里学习到了“学习的方法”，才逐渐向现代型社会转变。

　　接纳日本加入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曾在长达上千年的时间里领先世界各国，并非毫无根据。接纳和融合外族的血缘、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个重要原因。秦统一中國，实现各国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汉代的强大。鲜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国实行汉化，为随后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清朝的入关更是如此。中國若果能如孙中山所期望的“联合”，接受整个日本的加入，从民族性来讲，其正面效果将显而易见。

　　中國人不是一个民族主义观念强烈的族群，这样才有历代侵略者与亡国奴共建“中國”的传统。宋代因遭外族压迫、打击，特别强调忠节观念，但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爱国”。在忠节义士们眼里，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却事二主。中國历史上最有名的几位民族英雄，如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当然，在一定的意义上，“忠君”也是“爱国”的表现之一，但二者毕竟是有本质区别的。岳飞鎮壓杨幺之乱，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只能说明他“忠君报国”，也就是忠于赵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并无忠于汉族、南人的“爱国情操”。他也不反对他的兄弟文天祯仕元，因为他兄弟没做过宋朝的官，不会背上“贰臣”的罪名。抗清明将史可法死后，被清朝建祠祭祀，飨堂眉额大书“气壮山河”，以弘扬其忠诚不贰的气节。清王朝对史可法精神的认同，在于他的“节操”，不在后人赋予他的“民族主义”精神。乾隆时，曾指定史官作《贰臣传》，将那些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马功劳的明朝降将叛官们尽列其中，也是为了警省后世为臣为民当忠诚不贰，绝非鼓励所谓“民族大义”。清朝入关既久，当初重名节绝不致仕，乃至图谋反清复明的前朝旧臣和名士鸿儒们，也默认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识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习惯于“胜者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谁会在乎胜者是“本地人”，还是“外来户”呢？

　　日本军队侵略时犯下的种种罪行，会使中國人牢记这血海深仇，永远不可能从感情上接纳他们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不会的。中國人是最善于忘记仇恨，最宽宏大量的民族。战犯可以不予追究，赔款可以一笔勾销，钓鱼台岛的纷争可以留给聪明的后人去解决，只要这阵子能关系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这不还没成为咱们中國人呢，要是他们成了中國人，过去的一切岂不都是“兄弟阋墙”，一笑而泯恩仇？
 

　　中國历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转帖]

　　在中國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战国时的秦国为例，几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杀人。公元前331 年，败魏，斩首八万；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307 年，破宜阳，斩首六万；前301 年，败楚于重丘，斩首二万；前300 年，攻楚取襄城，斩首三万；前293 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80 年，攻赵，斩首二万；前275 年，破韩军，斩首四万；前274 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 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56 年，攻韩，斩首四万；又攻赵，斩首九万；前234 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据翦伯赞主编《中外历史年表》）一场统一中國的战争，到底斩掉了多少人头，已不能精确计数。可以肯定的是，以当时中國人口不过上千万，其杀人比例之高、之酷烈，远远超过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国的创业者，也是中國元朝的太祖，可以说是蒙古人，也可以说是中國人。严格的意义上，他生前是中國的侵略者，死后才成为“中國人”。蒙古人的铁蹄曾横扫欧亚大陆，征服数十个国家，每破一城，绝大多数人民尽皆屠殺，所有财物尽予劫取，只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与俊美男女儿童供其利用与玩乐。许多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沦为废墟，人烟断绝。蒙古军大举侵略中國时，因起用汉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为宰相，对中國人采用攻心为上的怀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敛。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将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拟循例屠城，为耶律楚材力争所免。但他们对别的国家，仍旧不改残忍习性，所到之处，杀人如麻，积尸遍野。蒙军攻下花剌子模国旧都玉龙赤杰，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万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杀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爱孙中箭身亡，城破，令将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鸡犬不留。拔都率军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杀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万只人耳。破波兰与日耳曼联军，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达佩斯，辱妇女，焚教堂，劫财宝，逢人便杀。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将札喇台征高丽，所过城邑灰烬，俘男女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人无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讨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垒数百个，包括不战而降的城池四十余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几尽屠殺。大食国都报达开城投降，蒙军屠城七天，将全城八十万居民杀个精光。（据陈致平《中华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种族灭绝政策，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皆不能望其项背。然而成吉思汗却以“伟大的民族英雄”载入中國史册，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并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于内蒙古伊金霍洛旗阿腾席连真东南十五公里处，建筑面积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辉煌如同宫殿。远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举行公祭盛会。为什么没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残暴的子孙们当做战犯？因为他赢了，成就了“功业”，胜为王而不是败为寇。如果日本人赢了，也就没有人把他们当做战犯，他们的战争罪行也就会为“伟绩”所掩盖，他们的亡灵也就会被供奉在比“靖国神社”阔绰、辉煌和神气得多的纪念堂中受后人祭祀，而不至于像今天这样猥琐于一隅，接受几个行藏闪烁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國最后一个大王朝，也是历代最好的一个王朝。清朝征服整个中國的过程，同样极为血腥。在与明朝争夺辽东的时候，清军就曾对迁安、永平两地进行屠城，只将财物和少数妇女掠走享用。因破坏了皇太极对汉人的怀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为“国贼”遭到惩处，但皇太极本人拒绝对此事负责，而且后来也没能制止此类屠殺。明将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属，其余官百余人，兵三千余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属妇女儿童一千二百余人没为奴婢。明总兵祖大寿投降，清军得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军入关占领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发布旨令通告全中國：“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书”，其后就有著名的“扬州十日”与“嘉定三屠”。扬州十日杀了多少人？当时的估计是八十万（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有人不同意这个数目，估算是二、三十万，这也够惨的了。不光是杀，任何妇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轮奸，和三百年后日军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样。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妇女被双手钉在床板上轮奸。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业——清朝开国史》）清军陷昆山，在那里抵抗了三天的义军逃走了，于是对平民实行大屠殺，当天的死难者就达四万。江阴抵抗清军八十天，城破，七万人死于屠殺。不光杀汉人，对其他民族也实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鲁特人几乎被杀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灭。

　　明清之际，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饭。满人杀汉人，清军中的汉人也杀汉人，不然杀不过来（满人太少）。侵略者杀老百姓，农民军也杀老百姓，张献忠在四川就杀人一百万。李自成在北京，开始杀明朝降官，杀到后来控制不住，烧杀抢掠行同强盗。老百姓有机会也杀人，清兵占领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机报复，成群结伙袭击掉队的大顺士兵，将他们捉了烧死或砍头，大约有两千人被杀。明朝的官军也杀百姓，动不动就“纵兵劫掠”，滥杀无辜。

　　“王道”：从屠殺到怀柔政策

　　我不知道这世界上，是否发生过文明的、不残暴的侵略战争。作为一种“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实例我却没听说过。英国是最早完成工业革命的国家，它为了征服中國，竟以大规模贩毒，麻痹和残害整个民族的身心作为手段。法国是近代启蒙运动的精神家园，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焚掠圆明园，曾遭到法国作家雨果的痛斥。苏联是中國的盟国，又是世界无产階級的“解放者”，它的红军在东北干的坏事却教人叹为观止，还拿它毫无办法，——国共两黨都要巴结它，以换取在东北的优势。美国号称现代民主和保障人權的楷模，当年在印度尼西亚“帮助”苏哈托清除共黨势力上台，杀了60万颗人头。后来据说因为“良心发现”，中央情报局曾承认有大约5 千人是自己亲自下手。1973年美国对柬埔寨实行“饱和式轰炸”，使50万平民丧生。越南战争中，美国军队的狂轰滥炸、施放毒气和直接屠戮，杀死了300 万越南人。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强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联军共两万两千人，其中日本军队八千人，俄军四千，英军三千，美军两千。日军不但人数最多，而且打头阵。义和团兴起，与德日两国结怨最深。但日军却没有像其他同伙那样，在战斗结束后对占领地采取血腥报复行动。一位叫蓝登的西方记者报导：“日本兵是联军中唯一对艺术品有欣赏能力的。虽然他们也当然像别人一样的抢劫，但都做得安静优雅。没有乱摔东西，也没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坏。他们搜集喜欢的东西，但不象抢劫的样子。我曾看到一处有日本兵进去过的房子。里面藏有一柜子的瓷器。他们像鉴赏家一样加以抚摸，并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对于粗劣的美国、俄国、法国、英国更不必说德国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铜器、石器之外，几乎没有不打破的，实在难以比拟。”（梅龙。哈利斯、苏西。哈利斯《日本皇军兴亡记》）

　　日本军队相对的文明，缘于对中國文化的尊重与认同。是否还有“同种”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现出特别的残暴，是发动大举侵华战争后，以南京大屠殺为标志开始的。其暴行引起举世震惊与公愤。为振兴军纪，“压制犯罪和不正当行为”，日本陆军省于1940年9 月颁布了《改进军纪计划》的小册子，详细列举“中國事变中罪行和不当行为的特质”，要求每一军官“应时时记忆在心”。虽然我们不能期待发动侵略的战犯们，会对其军人“不当行为的特质”作出恰当的判断，但这本小册子至少显示了日本军事当局承认了一部分罪恶，并试图有所改过。七七事变爆发后的两年间，有588 名日本士兵受到军事审判，其中420 人犯抢劫或抢劫加强奸致死，312 人犯强奸或强奸致死。这是日本方面的记录，实际罪犯的数字当然远不止于此。单是南京大屠殺的集体犯罪中，人数就得以万计。攻占南京的第六师团长谷寿夫，一次斩杀300 名中國人的田中军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竞赛”闻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两少尉，十年后才在南京军事法庭被判处死刑。

　　我们一般所说的沦陷区，是指被侵略者势力控制的地区。就日军而言，控制区又分为“治安区”与“准治安区”两种。“治安区”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面组织的伪政权，社会秩序相对稳定，“良民”大体上能够接受日伪的统治：“准治安区”则日伪势力较为薄弱，时有游击队、民兵、敌后武工队、抗日救国军之类小股抵抗力量进行骚扰。在“治安区”内，日本士兵较能遵守军纪的约束，一般发生杀人、抢劫和强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惩处。而“准治安区”则军纪不保，犯罪行为常与“军事行动”一同发生。

　　从侵略者的角度来看，南京大屠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为，一是为了对顽强抵抗的报复，二是为了震吓对手，摧毁对手的士气与尊严，三是树立征服者主宰苍生命运的威势，四是借此激发原始的血气之勇。但要想最终达到征服占领地的目的，光靠这些是远远不够的，有时效果更适得其反。因此他们也得在“治安区”内推行怀柔政策，宣扬“同文同种”，宣扬“共存共荣”，宣扬“讨蒋爱民”，也就是实行“王道”，制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将之一概地称为“欺骗”，要知道这种政策对于饱经战乱、贫困，深受过本国官府、军阀、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实在太具实际意义。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间有杆秤”？

　　以中國人的感情，强奸、轮暴是比杀头更难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写抗战的书籍中，似乎日本侵略军只强奸中國妇女，而较为优待第三国尤其是西方人士。这样更足以证明，日本人只不拿咱们中國人当人。事实并非如此。较为优待的是没有与日本交战的国家的公民，而不是什么“西方人士”。一旦开战，凡敌对国家，都没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后，一批英国女医护人员落入日军之手，被关到地下室摧残了一个多月。其中一位女医生战后回忆，这段日子她们每人每天要被至少十个日本人强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强奸。另据一位目击者、加拿大陆军随军牧师巴莱特在东京国际法庭的证词，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阵地的170 名英军及伤员被俘后全部杀害，七名女护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杀。其中一名英籍女护士甚至被绑在尸体上轮奸。荷兰妇女也曾遭到类似的暴行。在对待战俘和战败国方面，倒是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电影《桂河大桥》，真实反映英军俘虏被迫当奴工的故事。1942年4 月，马尼拉沦陷，美菲俘虏及难民共八万人在转移至收容所途中，约有一万七千人被日军虐待致死，其中美军士兵1200名。西方人称之为“死亡之旅”。1944年12月，“马来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万岛一次烧死150 名美军战俘。

　　为了通过“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兽欲，日本军部特意建立“慰安妇”制度。这是一种惨无人道的制度，其中大部分是韩国妇女，还有一部分台湾和中國妇女，甚至西方妇女，但日本妇女也不在少数；有许多是被迫的，被强拉的难民，甚至是女战俘，但也有“为圣战而贡献青春”的妓女。“慰安妇”们以自身遭受摧残为代价，多少缓解了沦陷区广大妇女的遭受蹂躏的压力。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时任日第11军团长的冈村宁次中将，曾对军中不能杜绝强奸罪行十分气恼，下令宪兵分队长重藤宪文中佐亲自坐镇，加强安抚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军法会议处理。当他听到法务部长、宪兵队长为罪犯辩解，认为不能构成犯罪时，冈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说！我知道，强奸罪要亲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枪面前，谁敢亲自控告？没有反抗？三个轮奸，怎么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适于战区现状吗？我们出兵不是号称‘圣战’吗？这是个‘圣战’的样子吗？”（陈道阔《长河落日。武汉会战纪实》）

　　就是这个后来晋升为侵华日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在其晚年的的回忆录中，专门有一章节以《贯彻爱民方针》为题，记载了1940年2 月召开的一次师团长、参谋长会议，他的参谋长讲的一段话：

　　“纵然基于战斗上的需要，将房屋焚毁后，不论如何进行宣抚工作，亦毫无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夺强奸，而进行宣抚工作的地方，当敌人发动攻势作战时，当地居民，亦均继续表示好感，而协助搬运物资；但前者的场合，敌人来袭时，居民通敌，于我不利，到现在始痛感需遵守军司令官的爱民方针。”

　　当地居民表示好感，协助军队搬运物资，这颇有点像共產黨描绘的“军爱民，民拥军”的景象。这是神话吗？是侵略者一厢情愿的幻想吗？——不是。1942年至1943年春，日军进攻河南，当地民众主动为日军带路，甚至帮助日军缴中國军队的枪。仅此一役，就有五万中國士兵被自己的民众缴了械。（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

　　近年中國有首流行歌（电视剧《宰相刘罗锅》主题歌）中唱道：“天地之间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两军对垒，当中國军队在民众饥饿难捱，挣扎在生死线时，仍只顾横徵暴敛，毫不体恤；而日本军队趁机收买人心，发放军粮救济百姓。中國驻军把城周十数里地的农作物放马蹂躏，士兵进村强索一切供应，稍有不遂，武力随之，更滥征民间车马人力，弄得怨声载道，家破人亡；毗邻的日军则用现金雇工人筑路，不但不侵扰百姓，还施以小恩小惠。在这种情况下，“秤砣”于是向侵略者那边倾斜，什么“民族大义”，“爱国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在“秤杆”上压不起足够的分量。

　　对老百姓而言都是“官军”

　　中國军队和日本军队，对于老百姓来讲都是“官军”。如果你杀人放火强奸抢劫，不顾百姓死活，你就是强盗、土匪；如果你尊重民众，友好相待，你就是仁义之师。我们可以指责这条简单的法则近乎“浅薄和愚昧”，却又没有任何其他一条“深刻和智慧”的法则比它更接近历史的事实。有人认为：在绝对正确的爱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本主义。孟子曰：“民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赞成这个观点。进一步说，我认为国家利益应该高于黨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应该高于国家利益。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适，也曾写过一首诗《你莫忘记》，借一位老人之口表达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儿，我二十年教你爱国，──

　　这国如何爱得！

　　你莫忘记：

　　这是我们国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枪毙了高升！──

　　你莫忘记：

　　是谁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谁把你的老子打成了这个样子！

　　是谁烧了这一村，──

　　哎哟！──火就要烧到这里了，──

　　你跑罢！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来！──

　　你莫忘记：

　　你老子临死时只指望快快亡国：

　　亡给‘哥萨克’，亡给‘普鲁士’，──

　　都可以，──

　　人总该不至──如此！──

　　胡适的这首诗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上，大约为1918年。“我们国家的大兵”指的是军阀部队，而亡国的假想敌则是哥萨克、普鲁士。不过不论放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意思都是一样的。抗日战争无疑是神圣和伟大的，但没有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国别和民族、任何军队有理由残害百姓，不顾及人民的利益。
 

　中國军队带来的水深火热[转帖]

　　看几个例子：

　　1938年6 月9 日，为了阻挡中原日军西进，国军在河南郑州东北郊花园口炸决黄河大堤放水。洪峰突发，夺路东去，其咆哮汹涌之状据说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黄河决口。豫、皖、苏三省44县市受灾面积一万三千平方公里，受灾人口一千二百五十余万，三百九十多万人流离失所，九十万人死于非命，财产损失不计其数。人民付出惨重的代价，“战果”又如何呢？日军土肥原的第14师团一部分被困于中牟，经工兵接应耗费三天结集到开封；中岛的第16师团一两万人陷在黄泛区，经航空兵团空投物资救援，终于度过难关。——如此而已。黄河毕竟没有像大合唱中歌颂的那样，“发出愤怒的吼声淹没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只有珠江的八分之一，只能淹没那些没有航空部队和工兵部队救助的中國老百姓。一个歪点子，死掉九十万人，这个数字是南京大屠殺死难者的三倍。

　　1938年11月12日凌晨两点，湖南省政府得到日军已迫近的报告（事后才知道是假情报），为实行“焦土抗战”的既定方针，下令自焚长沙。由省警备团出动执行焚城任务，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　药包、手榴弹用以炸开封锁的大门。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报、正在睡梦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许多居民被活活烧死，烤死，呛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酱，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闷死。这场大火不停不歇地烧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历史文化名城被焚毁成一片碎瓦颓垣。后来统计，确认死于大火的人数约两万，其他不能确认的外地难民、伤兵则难以计数。文物损失无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图书珍本、名贵字画化为灰烬，仅一家金号就有440 颗汉代印章融为铜饼、铁锭。绝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筑被毁。长沙素以中國最大米市之一著称，一次被烧掉大米、稻谷200 万担。列为“四大名绣”之一的湘绣业，因几辈人存积的优秀画稿和版本毁于一旦，从此在中國的刺绣界黯然失色。我们斥责日本鬼子大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其中一光便是烧光。日本军队烧村庄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长沙大火？

　　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写过抗战时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一曲《南泥湾》，更是唱得家喻户晓。然而，大生产除了开荒地种粮食、蔬菜、棉花，还种过什么呢？还种过大量的鸦片！国民政府不给共產黨拨款，延安要从经济上支撑远远超编的八路军、新四军，实感困难。粮棉蔬菜只能解决部分衣食自给问题，于是获利较大的鸦片则受到青睐。有作家为了撰写仲共领袖的传记，采访当地的百姓和当年的战士，据他们回忆，每有外国记者来参观，就发动战士们连夜把鸦片挖出来用土盖上，记者走了再翻过来种上。可见共產黨也知道，种鸦片不是件光彩的事。为什么还要种呢，因为要钱来“打日本”。至于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面叙述国军抗战的书中，有一段这样的纪实：“总指挥部和纵队，支队司令部，以摊牌民间妇女作杂活为名，选派年轻有姿色的妇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挥部和司令部去缝军衣、做布鞋、洗衣、做饭，妇女们请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归，均遭拒绝，要求一律在军营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轮换一次。凡去当差的妇女，大多遭到强奸，先后被奸污者达几百人。有的回家悲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轮奸致残，甚至含恨自杀。广大百姓对其暴行恨之入骨。”（纯子、蔡农、老加《一江血水向东流——中日武汉大会战实录》）这是谁的队伍？是日本军队吗？不，是中國的政府军。由蒋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是抗日的队伍。他们派夫派款，强拉壮丁，贩运私货发国难财，倒也罢了；最可恶的是强奸民女。日本侵略军最令人仇恨和恶心的战争罪行，也是强奸民女，但它在“正常”的社会秩序建立之后总还不至于敢公开这样干，要不也不会组织专门的慰安妇了。而国军却是代表政府的，本身应该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证，这样的罪行只能说是执法犯法，比日寇有过之而无不及。1943年，爆发随北十万民变，李宗仁的第五战区派出三个师进行鎮壓。

　　内斗的惨烈甚于外斗

　　1944年12月24日夜，重庆歌乐山军统局为中美合作所全体美方人员举办晚会庆祝圣诞节，结果台上唱戏，台下秩序大乱。中统局长戴笠特意约了几十个女人陪美军官兵跳舞，有些被当众强奸。这种事发生在战时国都重庆，由“政府机构”出面组织慰问援华友军，次日便有密报呈送蒋介石侍从室，也只好不了了之。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犯下的强奸罪更是超过关东军十几年所为。而且还不许声张，一些对苏联红军的暴行表示过不满的仲共干部，解放后长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延安种鸦片，本国和盟国军队强奸妇女，都是一个问题：为了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略去手段的恶劣。如果这种道理站得住脚，那么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谅了：他们是为了“拯救”腐败堕落的中國，为了实现一统大中國（或“大东亚共荣圈”）而进行的“圣战”。

　　有人会说，宁可死在自己人手里，也不愿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宁可被黄河淹死，“人或为鱼鳖”，也不给鬼子劈死；宁可自己一把火先烧光，也不留给鬼子去烧；宁可吸共產黨种的鸦片，也不吸日本人贩来的鸦片；宁可给国军、美军、苏军强奸，也不给日本鬼子强奸，……这话或许有他的道理。不过，这叫什么道理？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记载，抗日战争期间，他在河南听到过这样的民谣：“宁愿敌军来烧杀，不愿汤军来驻扎。”“汤军”是汤恩伯的部队，蒋介石的嫡系。抗战胜利后，沦陷区的百姓也有民谣：“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同时或前后深受过侵略者和“自己人”灾害的平民百姓，是不会同意一些人的高论的。鲁迅也早就表示过，死在自己人手里是最悲哀的。这是因为，“自己人”最防不胜防；这种死最无价值；内斗往往比外斗更为残酷和激烈。后来发生的国共内战、纹化大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

　　内斗超过外斗，并不是中國人的专利。美国的南北战争，就超过它的獨立战争。五十年代韩战的激烈，远非抗击日本入侵时可比。从生物学的角度，同类物种之间的争斗，也超过不同物种之间生存斗争。不同的物种，所需要的资源是不一样的。牛、羊、鹿在狮子、豺狼袭来的时候，只顾各自逃命而不会像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样，“团结起来用利角去抗争”，却在争夺配偶的决斗中不惜折腿断角抵死相拼。人类社会比生物界要复杂得多，有些简单的道理却是相通的。严格地说，决堤、放火还不是内斗，只是“误伤”。皖南事变才是典型的内斗，国军一次围歼新四军八千余人。而在此数月之前，新四军仅一“黄桥决战”，就歼灭国民黨第八十九军一万一千余人，成为共军战史上一次辉煌的战例。可惜黄桥、皖南虽在抗战期间，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國人。

　　为了防止共產黨势力控制东北，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以出卖外蒙作为争取苏联承诺的代价，也可算作内斗的一种“谋略”，尽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们承认不承认，抗日战争的结果是收回了东北和台湾，却放弃了面积超过两倍于东北和台湾的外蒙。外蒙獨立的意义还不止于领土的丧失，它动摇了元朝的“合法性”，更动摇了“五族共和”的国本，为中國的进一步可能的分裂撞开了一条隐约的、难以弥合的罅隙。

　　小国比大国容易被征服

　　有人认为，大中华思想是不对的；有的西方学者提出“小就是好”，如果秦不统一中國，今日中國就会像欧洲那样好。我以为，小有小的利弊，大有大的得失，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还是大一点好。欧洲在世界上占据领先地位，也不过四五百年时间，不能由此得出“小就是好”的结论。国与国之间一旦发生战争，小国缺乏战略纵深和自然资源，就很明显的要吃亏。日本最终就败在这里。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肥。”中國在抗战中什么都不如人家，唯领土辽阔，可以一退再退。所谓“以空间换取时间”（蒋介石），其实就是仓皇逃跑、回避；所谓打一场旷时日久的“持久战”（毛澤東），其实就是各据一方，静待其变。在西方人看来不可思议的“逃避战略”，最终竟然奏效。拿破伦、希特勒横扫欧洲各国如入无人之境，却都在无边无际的俄罗斯的土地上铩羽而归。以日本军队的善战，对付美国也只能采取偷袭其海外基地的策略，对攻击和占领辽阔的美国本土不存丝毫妄想，一当太平洋战争失利，它自己那狭小的国土就成了可以肆意打击的靶子。这时候它才知道，当初轻视身边这个“不堪一击”的庞然大物，提出“三个月亡华”的计划，以至于未能倾全国之军力先行征服中國，是多么的轻率、愚蠢。

　　中國历史上，外族入侵而成气候者，多是国家处于分裂状态，亦即“大国变成小国”之时。周室威权衰落，再也不能号令诸侯统一发兵征战，遂有秦国的各个击破。东汉末年分裂成三国，虽短暂统一于晋，但诸王割据，使国家化整为零，遂在“八王之乱”后外族相继涌入中原，史称“五胡乱华”。唐末国家再次分裂，契丹入侵，建立辽朝；而后女真人建立金朝，趁辽宋对峙，灭辽与北宋，占据中原；再后蒙古人入侵，灭掉各占中國半壁江山的金与南宋。西晋和北宋毕竟是“大国”，所以北方强敌入侵时尚能退守江东、江南，建立东晋、南宋，各延续了一百多年的命脉，不至于被赶入绝境。当北方强敌再度入侵，已经成了“小国”的南方王朝再无地方可退，只好乖乖投降，或者跳海了。明代是中國的“统一”时代，但其末年国家为朱氏朝廷、李自成、张献忠三大政治势力所控制，形成实际上的国土分裂局面，清军趁势入关。分裂状态，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为入侵者所利用，不能够同仇敌忾地共同抵御外敌，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实际统辖的国土狭小，没有回旋余地，容易被占领和征服。

　　国家的领土辽阔，对于现代科技和经济，也有极大好处。以航天工业为例，欧洲和日本皆远不及美俄中三国，其土地面积的狭小是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经纬度上建立地面站，只有大国才能办得到。欧洲是近代工业革命、近代科学、资本主义经济、现代文明和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终因其“春秋战国”式的版图格局，在本世纪由盛而衰，输给了只有两百年历史的美国。这和一堆小公司，竞争不过一个托拉斯的道理是相似的。近年西欧各国力图打破促狭国境的限制，实现经济上的统合，以提升在世界上的竞争能力，既是明智之举，又是不得已而为之。欧洲的衰落还有两个原因。一是两次世界大战的洗礼，都源于“生存空间”也就是国土面积太狭窄，而战乱一开，小国的战争创伤更难以平复。二是海外殖民地纷纷獨立。这两条实际上也都牵涉到国家领土（及属土）的大小问题。

　　日本“加入中國”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國，不论它是以什么方式，想再退出中國，就不那么容易了。那就是分裂祖国，就是极端民族主义，全体“中國人民”坚决不能同意。除非出现象孙中山、蒋介石那样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划出日本为代价，换取别国的经济支持。中國“不是菜园子”，你想进的时候就进，想出的时候就出，没那么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个惯用伎俩，将侵略中國说成是“进出中國”，这是因为他们都没学好历史，不懂得中國进来容易出来难。成吉思汗横扫欧亚大陆，灭国四十余个，也包括中國，而蒙古后来成了“中國的蒙古族”，没有成为别的什么国家的蒙古。清兵入关，也使满族成为“中國的满族”。中國人习惯将入侵者说成是“外族”。什么叫外族？说直白了就是外国民族。不然，怎么不以“外族”去称呼今天中國的少数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瑶族、壮族、土家族，……怎么就从来没当过“外族”？

　　“加入中國”有哪几种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國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國一道被第三国征服（清初蒙古模式）；

　　四，占领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國领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国而最终完成合并（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历史上与中國关系密切，视中國为“上国”、“天朝”，汉代即派使臣到中國朝贡，接受中國皇帝的册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汉光武帝赐“倭奴国王”的印绶，有点“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于中國的关系悠久得多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脱亚入欧，这个惯于点头哈腰的小“附庸”，忽然变成了小霸王，中國反倒成了破落的“穷措大”。这种情况下，“西藏模式”显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间还隔着个高丽，也长期是中國的附庸，如果它都没能以这种方式并入中國，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日本从来没有对外战败过。它遭受过的最大的侵略战争，是在中國的元代。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发兵大举征日，结果一无所获。当时中國南宋尚存，蒙古人挟同高丽参战。六年后，南宋已亡，忽必烈利用（南宋）中國善水战的优势，再度攻日，还预先设置了“日本行省”，不料大败而归，不及逃走的十几万元兵大部分被日兵杀死。以蒙古人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英勇善战，尚且在日本败得如此之惨，看来“清初蒙古模式”也难奏效。

　　中國从来都把打外国（族）说成是“征伐”、“平定”、“讨逐”，把外国（族）打中國说成是“入侵”、“侵扰”、“犯边”。自古中國“征伐”外国的战果甚少佳绩，往往不及外国“入侵”能大奏奇效。匈奴“侵扰”中國好几个朝代，才被中國“平定”，平定后还老大一阵子不安分，弄出的事比入侵还麻烦，是一个耗时耗力、劳民伤财的跨世纪工程，代价太大，在现代社会似乎更加得不偿失。“匈奴模式”走不通。

　　最终结果是中國征服日本

　　最有可能的，是“清朝模式”和“金朝模式”。甲午战争直至清朝覆亡之际，是日本重演清朝入关的最有利的时机。中日双方的政治、经济、军事、科技实力极为悬殊；中國还有象孙中山这样鼓吹“中日一体”、唯恐日本不出兵的革命黨人作为内应，条件比明末清初时还要好，至少不会更差。但是它错过了，拖了四十年，到民国才重新开打。这时中國已在国民黨领导之下，初步建立了现代国家体制，及现代装备的军队。难是难得多了，但如果它能按李宗仁事后制定的战略方针打，征服中國仍大有希望。但它又错过了，进退失据，只好重演“金朝模式”。

　　金朝自公元1126年底攻占北宋汴京，制造“靖康之耻”，到1234年初亡于蒙古，凡一百零七年；如果算上攻取辽国五京的时间，凡一百一十一年。日本自1937年攻占中华民国首都，制造南京大屠殺，到1945年向同盟国投降，只有八年；即使算上发动“满州事变”占领东北的时间，也才十四年。金朝先是扶持建立张邦昌、刘豫伪政权；后干脆自己来干，成了代表“中國”的两个“合法”政府之一。日本也扶持建立了伪满州国和汪精卫政府，但来不及“自己干”，来不及“合法”就投降了。这样短的时间，使它终于没有能够融入中國，被“汉化”成“中华民族”的一员；也使得中國人始终无法消弭“外国入侵”的心头之恨。

　　如果时间足够长，——到底要多长？不好说，反正十年、八年是绝对不够的。无论如何，日本总归是照着金朝的样子“野”了这么一把，这笔账咱们得记着，说不定将来有那么一天，它还会以某种方式加入中國。清朝的建立者满洲人，是金朝建立者女真人的后裔，而满清初建时的国名就叫“后金”。满清实现了他们的先人的梦想：占领和统治整个中國，而最终也被整个中國所吞没。如果是这样一个结果，我以为即使日本赢得战争的胜利，对中國而言未见得就一定是坏事。可以推断，中國征服和统一日本，与日本征服和统一中國，最终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那就是：只有一个中國。一个日本这样的国家，和一个中國这样的国家，都不足以真正令西方人畏惧；而一个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國，或一个中國那样庞大的日本，却足以使所有的国家不敢小觑。

　　有人会说，这是善良的中國人的一厢情愿。不对。这恰恰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的“一厢情愿”。虽然一百年来，中國一直在试图以各种方式、走各种道路努力成为象日本那样发达的中國都未获成功，但还是要比日本成为象中國那样庞大的日本，要“容易”多了。咱们关起门来反复折腾就行了，走多少弯路、摸多少石头、交多少“学费”、耗多少资源、死多少人命，都是“自己家里的事”，与别人无碍。只要世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我们“迎头赶上”，只要我们能无数的打击之下“挺得住”不再被分割、瓦解，就可能熬到“中國的世纪”那一天。而日本，只有发动战争一条路可走，并且还没打赢。毕竟地球上的“生存空间”是有限的，时间的感觉却是“无限”的。何况，必要时咱们还可以“空间换时间”，拖垮拖死一切竞争对手与来犯之敌。

　　设想日本打赢了中國，当然不能排除“细节”的考虑。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之下，西方各国出于自身在远东的利益，能否坐视中國为日本所吞并？日本得了中國这片土地，能否暂抑疯狂扩张、进而称霸世界的欲火？是马上四处出击，驱使中國庞大的人力资源为其征战他国，还是为稳固这块辽阔的新殖民地，先停下来进行建设、发展和同化，而后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甚至一如历代外来王朝那样，终于为他们所仰慕的汉文化熏陶，一改凶悍顽强的民族风格，变得跟汉民族一样儒雅柔弱，不再存称霸之心？

　　任何一个“不坏”的结果，都不能说明过程的必要与合理。人类发明了战争，发明了自相残杀的武器，发明了以一种文明摧毁另一种文明，或者一种较高（较低）的文明征服另一种较低（较高）的文明，甚至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都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为战争和武器所毁灭，今天的人仍不得不承认，战争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往往起到的促进和催化作用。明白地说，就是所谓“进步作用”。但战争终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的过程是非人道的，哪怕现代国际社会设计出那么多的“人道”的战争公约，也还是设计不出一种“人道的战争”方式。

原载：思想的境界

　　作者:赵无眠 

 王补宣先生家的“文物” [转帖]

　　要说爸爸一肚子学问尽是洋货一点不假，但他的操守，却是地地道道传统中国文人的，他们一代的坚定与我们一辈的多变，恰成对比。
王补宣先生家的“文物”

　　家里不多的洋货里，有一台电唱机和不少唱片。我爸爸这个人很古板，虽然他对人很和气，但是他不愿跟人分享的东西，是不会随便拿出来的。印象里我只见过这台唱机两次，都是大舅妈从上海来玩儿的时候。她是德国人，嫁到中国以后，在四川待了很长时间，讲中文带四川官话口音，喜欢在我们楼后面的树林里散步。爸爸拿出了我从
来没见过的唱机，他们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音乐。我发现这个唱机很有趣，放唱片的时候不是听完一面再翻过来的那一种，而是将一套片子一起放上去，等到唱针走完一面到了中心的时候，会自动抬起来，然后有一个装置从下边往上一顶，最上边的一张就滑到旁边，唱针又落回来放下一张唱片。所有A面听完以后再全翻过来听B面。家里有这么一个好玩的东西，却从来没见爸爸用过。他们静静地坐在这架机器旁边听音乐，就像去音乐厅听人演奏那么严肃。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没等人家来抄家，爸爸那些唱片就被自行处理了。看到和洋唱片一起清出来的，还有一盒子一盒子的京剧唱片，才知道原来爸爸的这些东西，全是给爷爷娱乐用的，听说爷爷在世时爱听戏。爷爷在我没出生以前就去世了，估计有的东西，压在箱子底下就一直没人动过。

　　真的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们家的另一件洋货：收音机。

　　这个收音机是我爸爸从美国带回来的，样子很难看。因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用的，铁皮的外壳是橄榄绿颜色，侧面用白漆写着“P.H.Wang”，爸爸英文名字的旧式缩写。不像别人家外壳是木头的那种，没有漂亮的胶木旋钮，光光溜溜，什么装饰感全没有。爸爸说这种军用收音机质量好，灵敏度高，能收短波，过去不拆附件装置的时候还能当收发报机用，还强调说回国进海关的时候填了正式申报单子的。从我记事起，这东西就放在玻璃橱上边，平常就像家里那条美军毛毯一样，不是什么秘密，天天用。这个像鞋盒子大小的铁皮匣子里边一亮，照在收音机的面板上又温暖又柔和，侯宝林和郭启儒的相声，孙敬修老师的故事，还有“小喇叭”令人难忘的清脆号声，成了我们幼时平静的生活里非常美好的回忆。

　　爸爸的收音机，在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突然成了一个罪证，有人揭发我家藏着发报机！

　　来抄家的那天晚上，气氛特别不一样，屋子里翻得乱七八糟，可是却安静得出奇。所有人都闷着头在那里翻，平时见着面得叫叔叔阿姨的，这会儿谁都不理我。爸爸的房间突然间大放光明。那些抄家的人也很辛苦，找点东西哪那么容易，把那些摞在一起的箱子一个个打开，比换季的时候捣腾衣服还累。翻桌子开抽屉也麻烦，写满了字的纸片，信件堆得到处都是，打都打不开。不要说外人，就是主人自己都害怕收拾，更何况这么胡猜瞎琢磨。其实他们就想找那个听说已经拆掉的收发报装置，只要一发现这个部件，特务的罪名就算坐实了。

　　我刚上初一，正是好奇心最重的时候。看到家里出了事，又惊讶，又激动，急着要看个究竟。无奈屋里屋外全是人，等了半天最后还是睡着了。他们怎么离开的，我一点也不知道。搜出了什么我也不清楚。究竟有没有像“密电码”那样的东西？收音机他们是拿走了，因为很明显，原来的那个地方已经空了，只剩下尘土。

　　往后的几个月里，爸爸天天受审查。虽然没有专政机关那些有震慑力的仪式，也没有穿制服带行头的出现，天天让人逼着写交代材料的日子，一定很不好过。爸爸很少讲话，看得出来他的心情并不好。老实说，比他倒霉的人有的是，起码他每天还可以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问题不够严重，就在那一段时间里，先后有许多人想不开而寻短见的。

　　事情过去那么多年，如今我爸爸过得挺好的，我也还算成长顺利，而且我在美国生活居住的年头，比起爸爸留学和访问的时间加起来还长几倍。回味往事自然多了几分体会。

　　等我年龄稍长，开始能理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历次政治运动的主要参与者。他们最重要的政治资本不是苦大仇深，而是年轻。从肃反、镇反、思想改造、反右、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他们从老一辈学者、学长一直斗到“一二九”学潮起家的老革命，学校里的人，都让他们给得罪遍了。到了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上有恢复地位的老一辈学者，下有在社会各个角落里憋了十年一拥而入的新学人，他们的存在让老一辈人的恶梦挥之不去，让新生一代莫名其妙。

　　最让我想不明白的是我爸爸那股读书的劲头。在他无罪扛枷、厄运当头的年月里，他还那么起劲地读书，似乎从来没有动摇过。爸爸对读书的偏执近乎宗教信仰，他从工厂回到家，就趴在桌子上写。有趣的是，他就写在那种牛皮纸封面上印着红字“工作日记”的小本子上，有很长时间，我都以为他写的是思想汇报或者劳动锻炼心得。他偶尔拉拉计算尺，用三角板很工整地写一些计算公式，这么陆陆续续记了有十几本。“文革”以后，他出版了新书《工程传热传质学》上册，原来那些“工作日记”，是他为书稿预备的素材。

　　有一次我问爸爸，这些政治运动，哪一次最痛苦？他说，思想改造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我和爷爷划清界线，批判他，说他是地主剥削阶级，人都死了，还说他干吗？说爷爷坏，我说不出口。我问他有没有想过自杀，他说想过，在清理阶级队伍的时候，他说再逼我，也就这么多可说的，总不能瞎编吧？把我逼急了，不如就像陈祖东那样，走了算了。陈伯伯是我们的老邻居，1968年秋天清队运动才开始不久，就在圆明园上吊自杀了。

　　小时候，陈伯伯见我拿着一把木制玩具宝剑，兴致勃勃地楼上楼下跑得欢，就问我愿不愿意跟他演戏？我问什么戏？他说京戏。京戏我不会，他说不会没关系，我教你。此后我就一直追着陈伯伯学戏，最后他带我排了一折《三娘教子》，他演老家人薛保，我演顽童倚哥。我们化装演出了两场，一场为我们单元里楼上楼下的邻居，另一场是过年的时候给他的亲戚朋友。不知道陈伯伯后来以生命拒绝揭发交代的人，是不是就坐在这群人里。一个非常和善的老人，想不到竟这么刚烈。如今能有几个清华大学的教授，有耐心和邻居的孩子一同唱戏，并有雅兴在自家客厅里办堂会呢？最难忘的，是陈伯伯那绵绵不绝的长腔和沙哑苍凉的嗓音。

　　20世纪90年代初我完成了在美国的学业，也找到了一份说得过去的工作，但爸爸却希望我回国去发展。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觉得他是想儿子和孙子想糊涂了。我爸还感慨道：我们过去留学、选专业，都是想中国缺什么？国家需要哪方面的技术和人才？现在的人，都想自己喜欢什么，哪一行出来好挣大钱，时代真是不一样了。难道他就不怕我们出一家子特务吗？不，他不怕，因为他相信，只有国家富强我们个人才能过得好。要说爸爸一肚子学问尽是洋货一点不假，但他的操守，却是地地道道传统中国文人的，他们一代的坚定与我们一辈的多变，恰成对比。

　　前些天我打电话给哥哥，问他：爸爸那台美军电子管收音机呢？他说早扔了。我说：呦！怎么扔了，那是文物！

　　本文摘自《家在清华》，史际平、杨嘉实、陶中源等编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4月第一版

周恩来租借卫星地面站[转帖]
 

周恩来在外事工作中处处维护国家主权，体现出见微知著的卓越外交智慧。这在租用卫星地面站一事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72年1月，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黑格一行（包括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十八人来到中国，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技术安排，其中之一是有关电视转播问题。白宫发言人齐格勒向中方提出：在尼克松总统访华期间，随行的大批记者将通过通讯卫星播发电视、图片、电讯等，请中国政府给予方便。美国人民渴望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总统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实况，尼克松本人对此事极为重视。

接到美方的请求，周恩来指示外交部熊向晖约请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会讨论此事。会上，“四人帮”的爪牙于会泳抢先发言，他以极“左”的口气说，我们绝对不能在中国向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为尼克松进行电视宣传，这也是“首长”的意见。这个“首长”指的是江青等人，当时，江青等人把持着中央组织宣传工作的大权，与会的其他人听后，只好一言不发。

此事一度中断后，熊向晖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了情况。周恩来说：岂有此理！过去美国政府一直敌视中国，现在美国总统要来中国访问，这是历史性的转变。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亿万人民通过电视看到尼克松访华的情况，就会引起思考，增加对中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这是为尼克松做宣传，还是为新中国做宣传？一席话掷地有声，令人无可辨驳。

周恩来决定原则同意美方的要求，并要美国方面帮助租用一个通讯卫星，在转播技术方面也请美方协助。

熊向晖向齐格勒转达了周恩来的决定。齐格勒听了，认为租用通讯卫星的经费可能有一百万美元，中国政府不必花钱租用，因为美国政府已经准备了代美国记者使用的通讯卫星，因此只要求中方在北京、上海、杭州修建地面站即可，费用由美国承担。熊向晖听后，立即表示修建地面站的费用由中国政府支付，只要美方技术协助，至于是否租用通讯卫星一事，再作考虑。熊向晖之所以这样表示，是想为中方节省一百万美元租金。

不料周恩来听了汇报后，马上批评熊向晖，认为他一听一百万美元租金就想缩头的做法不妥当，他说：这不是花多少钱的问题，这是涉及我国主权的问题，在主权问题上绝不能有丝毫含糊。为了维护主权，同时又圆满地解决卫星租用的问题，周总理让熊向晖向美方转告三点：第一，请他负责为中国政府租用一颗通讯卫星，租用期是北京时间1972年2月21日上午1时至2月28日24时；第二，在租用期间，这颗卫星的所有权属于中国政府，美国方面事先向中国政府申请使用权，中国政府将予同意，中国政府向使用者收取使用费；第三，租用费和使用费都要合理，要齐格勒提出具体数目。我们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国际上的一般价格，不做“冤大头”。

三点“约法”既维护了主权，又精明合理。齐格勒听了很惊讶，镇定一会儿才说，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谈判对手。我完全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前两点办法。请放心，租用一定很合理。我知道，租用费和使用费是互相关联的。我现在提不出具体数目，但我可以设想，这两项费用之间将会划个“等号”。我很佩服你们的精明，我更佩服你们处处注意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尊严。我将把这一深刻印象报告尼克松总统，并告诉我的同事和亲友。我还要坦率地说，现在我完全同意基辛格博士的看法：周恩来总理是世界上罕见的，令人敬佩的政治家和军事家。

河鱼天雁，灯火梅山，和“饭桶”忆往[转帖]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张小弟

　　《河鱼天雁多消息》和《灯火梅山守岁声》，是老赵为我父亲雕刻的核桃大小的两枚闲章。之所以用书名号括起来，是因为往事如烟四十多年，岁月流逝犹如书页翻过，但“字迹”却越来越清晰。赵树理是作家，会唱会拉会演戏还会许多，但其会刻章、会绘画还会朗诵，大概鲜为人知。两枚阴文篆字图章，一枚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了，一枚保存了下来，老赵逝世已近四十年，我的父亲也去世多年。赵树理是我父亲的朋友，我应称呼伯伯，但因记述父亲于老赵的交往，本处且随我父亲和大众，我也称赵伯伯为老赵。

　　在太行山的窑洞里，我父亲结识了赵树理，40年代整风期间，两人同住一孔窑，那时老赵还未成名，《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等名篇都还没诞生。即使后来大红大紫，老赵也是个普通人，也有心情不顺的时和事。一些小的不能再小的事，比如当时的领导张磐石，外号张老磐（中共早期党员，时任太行区党委宣传部长，进城后的中共中央宣传部老一代副部长之一，还担任过人民日报社社长），一段时间不知为何十分看不上老赵，总是言语磕打老赵。（大家其实都认为老磐是好人，就是太厉害了些。不过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随父母亲看望已近九十高龄的张老磐伯伯和他的老伴王定坤老太太，我所见到的老磐老夫妇非常的和气慈祥，实在是是好老头和好老太太。）工作缺点的数落就不说了，生活上也有故事。有段时期老赵和一个通讯员小鬼同住一屋，大清早老磐就进屋吆喝小鬼起床，吆喝间会转身对着另一床上还在睡的老赵呵斥，“你怎么不起，叫小鬼就是叫你呢嘛”。如此等等，时间长了，某次老赵和老磐行军前往某地，老赵以他的赵式幽默和略带反抗的情绪对老磐说“磐石同志，要不你当老子我当儿子好了”，老磐根本不理会，立刻怒斥说“什么老子儿子，革命队伍！嗯？怎么能讲这些？开会！”

　　老赵和我父亲住在一起时，大概讲述了这些挠头之事，并且埋头写了小说《福贵》。父亲和老赵谈天谈地，太行太岳，区党委，各救会，日本人扫荡，反扫荡，文学世界，农民们，上党梆子，襄垣秧歌，估计还讲了一些宽慰并起了作用的话。（后来老赵和老磐也相乐融洽，这是后话）进城后老赵成了著名作家，同在北京，父亲与他不时通通电话，再后来父亲因工作调回山西，联系渐渐不多。1965年某天，在太原我家，也调回山西不久的老赵，一大早就登门来看我父亲，那一天，我记得父亲高兴，清茶招待，还有一盘炒葵花籽，中午我母亲做了西红柿揪面片，晚上是稀饭馍馍，老友相聚，老赵坐了一整天，月上树梢才兴致未尽蹒跚归去。

　　那天快中午时，山西书法家徐文达闻讯赶来一同雅兴。老赵高兴，唱了梆子，又画画又写诗，还刻图章。画，画了好几张，宣纸用了不少，其中一幅大画，画面是一只杂毛公鸡，正威风凛凛站在谁家房顶上撅着尾巴弯着脖子向苍穹嘶吼高歌。有趣的是这公鸡不是其他人画的那种大冠子大尾巴漂亮完美却显然软弱没用只能做肉菜的类型，而似一只斗败了却不服气的倔头，冠子似乎破了尾巴也折了，狼狈愤怒,还有些幽默，落荒逃跑了但又杀了回来，说是撅尾巴，不如说是撅屁股，在向着黎明和日出叫阵，真是凝重又传神。父亲在空白处题了“一声撅一撅，两声撅两撅。三声唤出扶桑日，扫净残星遮住月（我父亲多次说这朱皇帝的草莽诗挺好）”。以后裱了，挂在我家客厅。

　　诗词，写了许多张，留下来的只有几首。大概他们聊了一些家事国事，“桃花扇底看南朝”之类。老赵走笔默写了录唐代诗人张籍的《寒食内宴》：

　　“朝光瑞气满宫楼，彩蠹鱼龙四面绸。廊下御厨分冷食，殿前飞骑逐香球。（原诗有作“香骑逐飞球”，此处飞骑为老赵原笔。）千官尽醉犹教坐，百戏皆呈未放休，共喜拜恩侵夜出，金吾不敢问行由。”

　　老赵还写有一幅，“秋风秋雨祭鉴湖”七个大字。

　　我父亲也写毛笔字。铺纸写了若干条幅，其中一幅写了晚清高旭“感谭壮飞词：砍头便砍头，男儿保国休。无魂人尽死，有血我须流。”再写“变法风吹菜市口，肝胆昆仑谭壮飞”。

　　老徐也兴致挥毫，录写毛主席诗词，两首，一为《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一为《忆秦娥，娄山关》。

　　刻图章，主要是阴文，老赵留给我父亲两方核桃大的方型章上刻了“河鱼天雁多消息”和“灯火梅山守岁声”各七个字。梅山，是旧山西省委驻地，再老是阎老西的督军府所在地，院中有张之洞任山西巡抚时修的人工山，山有草木，上有箭楼，楼上有塔，成为太原市的登高点，塔身四面有大钟，可供地面百姓、草根、各类“行走”们看时间。早年还有报时钟声，夜传悠远。那时我家也正住在这梅山脚下。这枚“梅山”石章和此次画的多幅画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没了。

　　下学（小学）晚饭的我进家，见老赵正在写字台前，父亲说，“看，赵伯伯这是悬腕”。侧面看老赵，只见他瘦高身材，脱了外衣，穿着非常干净的白衬衣和毛背心，头发梳得很整齐，绝不似坊间流传的“老赵是农民作家就总是以带着满身农民土气为荣”，我见他的感觉：一个大知识分子，很是精致整洁。胳膊肘悬空，只用手腕笔走龙蛇，旧式书写是由上至下由右至左，大幅宣纸挥洒写来，确实非常帅气。如此悬腕，老赵的画，色彩斑斓，沉雄有力；字体是类似茅盾先生那类的瘦金体，一笔一划，绝少游丝连笔，成篇后看起来既沉稳尊严，又铁划银钩，极为精神。

　　父亲说：“赵伯伯是大作家，可向他请教怎样写作文。”看来老赵也和我这个小学六年级同学研讨作文。问我什么难，我说开头难，老赵说，先要注意想好，是写给谁看的。一般说来，可以直接写。我想了想，说比如给农民们看，就可以是“阎家山的李有才，外号叫气不死……”，老赵笑了。问我柳亚子这个名字，我知道毛主席诗词里提到过，其它不知。老赵当即抑扬顿挫慢悠悠一字一句很清晰地咏道：“中国是个问题国家，饭桶们都爬上了（“了”字读作“料”，老赵家乡晋东南沁水口音）高位，于是什么都成了问题……”。这是柳亚老某文开头。我父亲和老徐都大笑，说这讽刺国民党，小孩子哪里听得懂。老赵没怎么笑。于是老赵说，小说红岩开头是这么写的，写得好：“抗战胜利纪念碑隐没在雾海里……”。

　　文革开始后，老赵成了最早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之一，正巧我父亲也是第一批被省上级组织和革命群众发现认定并抛出来的“走资派坏干部”之一。那时的坏干部都会得到许多头衔，如赫鲁晓夫的继承人、刘少奇的走狗、彭德怀的爪牙、黑帮分子、三反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对世界革命、疯狂向党进攻、小爬虫、应声虫、害人虫、贫下中农的死对头、攻击合作化的新农村不是一片新面貌、瞎说有的农村社员劳动一年一个工分不到一分钱，那里是“八厘公社”，妄想变天等等。有一天在我家门口，我的二哥说了一句对造反派抄家打人不满的话，被造反派听见了，立刻有一群人冲进我家把我父亲推走了，关在一个地下室，很长时间才放回。造反派凶神恶煞，和流氓土匪完全一样，甚至不如盖世太保,盖世太保似乎还有些文致彬彬，虽说是伪装的。总之，吓得我们全家魂飞魄散。惊魂未定中，几天后忽听到老赵被造反派打断了肋骨……也听到了社会流传的关于老赵的一些小镜头，一是老赵去医院看伤病，医生诧异问“你真是赵树理”？老赵平静地赵式幽默，“这时候啦，谁还愿意冒充我。”二是那年月造反派发明一种凶狠的批斗会，一大群人近距离围紧被批斗对象，说是革命群众要和走资派辨明路线大事大非：造反派口沫横飞加拳打脚踢，却根本没有走资派还嘴的可能。造反派还象是受了委屈一样，把这叫作是革命群众和反革命“拼刺刀”。这样批斗老赵时，在造反派打人打累了时、已经被刺刀“拼”得坐在了地上的老赵，出人意料地说了句话，他平静地纠正了批斗者们的一个“语法”错误，说“拼刺刀嘛，你拼我也拼，就是你来我往，你们现在这样，准确地应该叫做捅刺刀。”大概正是这些刺刀前的血色幽默，使父亲倔劲上来了，说一定要去南华门（作协宿舍）看老赵。年代久远，现在的人已经想不出那时被公认为是阶级敌人的处境——犹如奥斯威辛的幽闭中，暗中****被发现会有塌天大祸。河鱼天雁，父亲不但自己要去，还要带上老婆孩子，招摇上老赵的门，偏以显示作为牛鬼蛇神一丘之貉。同为坏分子、走资派——我的父亲、母亲看望了被打断肋骨的老赵。那天老赵脸如黄蜡，穿着一件黑色的薄棉袄，勾着身子执意将我父母亲送出门，又慢慢送到胡同口拐角，催我父母快离开。老赵后来听说是被送回了沁水原籍，不久就逝世了。如果他还在，2006年应该是他百年。
 

 
红岩档案里的真实故事[转帖]
 

■郑一奇

远观渣滓洞监狱全景

　　1961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红岩》。小说讲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在重庆的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的多种形式的斗争。
面临崩溃的蒋家王朝，进行疯狂反扑，大肆逮捕****人，集中关押在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革命者在狱中展开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小说依据史实，进行艺术创作，塑造了江姐、许云峰、成岗、刘思扬、小萝卜头等英雄形象。革命烈士的高尚品格、牺牲精神深深地教育了几代青年。小说至2007年，已印刷68次，总印数超过1000万册。这部小说最初拟名是《锢禁的世界》，后取名为《红岩》，据我理解，是因为重庆的红岩村曾经是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共南方局驻地。重庆地下党的斗争，是在中共南方局领导下展开的。小说《红岩》是党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英勇斗争的重要体现。《红岩》书名象征了革命者的远大理想与崇高气节。

　　自小说《红岩》出版后，对“红岩精神”的阐说，一直是循着两个方向：一是文学艺术的再创作，如电影《在烈火中永生》，歌剧、戏剧《江姐》《华子良》，舞剧《红梅赞》等；二是革命英烈斗争史实的深入挖掘及相关史实的研究与展示。20世纪80年代的《红岩魂——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斗争事迹展》和21世纪初的“红岩魂形象报告展演”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成果。

　　2008年11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红岩档案解密》一书，这是红岩历史文物搜集整理、红岩文物档案全方位研究的新成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被历史尘封的档案被解密，相关的人物、事件的史料被梳理公布，使读者可以更全面、深入地了解这段历史。这部书是由“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厉华主编，具有史料的真实性，资料的丰富性，研究的科学性，也就具有特别的感人之处。

　　这部书分三个部分：解密红岩档案、解密红岩人物、解密《红岩》小说。第二部分“解密红岩人物”是书中最吸引人的部分。这部分以广阔的视野讲述了在监狱之外中**员、进步人士在重庆进行的多方面的斗争。今天读来，我仍然为这些革命先辈的眼光、信仰、勇气、智慧而感动。书中讲到有“红岩村”的房东饶国模；打入“军统”电台，后英勇牺牲，又长期被误解的张露萍等七位英雄；为党报警，不畏艰险，又饱受曲辱而始终对党忠贞不渝的老党员谢育才；铁骨铮铮的新四军军长叶挺；林伯渠对红岩村的深情与红岩诗作；在重庆进行反战宣传的日本友人绿川英子；长期埋伏在“中统”的中共情报员黎强（解放后曾任中央政法干校副校长）；蒋介石身边的速记员，中共南方局领导的情报员沈安娜（为国家安全局离休干部，现93岁，仍健在）。这一部分的史实，有的过去略知一二；黎强、沈安娜的斗争事迹，我是首次读到，让人不能不佩服中共南方局的秘密战线工作，实在是超一流的。可惜的是，限于篇幅，这方面还有些故事并没收入，比如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的原型，中共地下党员，重庆广大华行的总经理卢绪章的事迹，也是应予介绍的。

　　这部书的第一部分“解密红岩档案”具体讲述了白公馆、渣滓洞的历史变迁。对中美合作所的由来、作用作了全面剖析，并首次公布了这一时期的叛徒的典型史实。后两部分内容，让人感到档案“解密”的深度。关于中美合作所的来龙去脉，过去出版的书是没有全面讲清楚的。过去还习惯把国民党当局在重庆歌乐山下设立的两所政治犯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统称为“中美合作所集中营”。这本书依据史实指出：“中美合作所做为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产物，与军统集中营并没有任何直接的联系，其也曾经为抗战胜利做出了一定的积极贡献，只是由于在后期被卷入了反共的一系列活动，才使中美合作所逐渐偏离了其最初设定的工作轨道。”这个看法是比较全面的。关于“叛徒群像解密”，是新披露的史实。《红岩》小说中成功地描写了一个叛徒典型“甫志高”，这是由几个真实叛徒的事实概括塑造的。在当时你死我活的搏杀中，也确实出了一些叛徒。这本书披露了9个类型的叛徒：如曾经满怀激情，后来叛变的“老党员”；两面双料型叛徒；街头混混型叛徒；光环消散型叛徒；江湖流氓型叛徒；先软后硬型叛徒；先硬后软型叛徒；年龄大、党龄长、职务高的叛徒；既未被国民党当局处死，也未被人民政府镇压，充当“活化石”的叛徒。这一部分史料尘封已久，现在披露，仍让人感到当年斗争的尖锐、复杂、残酷，仍是发人深省！书中指出，这一部分史料，既是重庆地下党党史反思的重要镜鉴，也是今日加强执政党党风廉政警示教育的反面教材，这是很中肯的。

　　这本书的第三部分“解密《红岩》小说”，讲述了6个与《红岩》文学典型有关的历史原型人物故事：有“红色作家罗广斌”；“红色恋情：江竹筠的爱情故事”；刘思扬的原型刘国鋕的故事；成岗的原型陈然的故事；小萝卜原型宋振中的故事。还对小说中国民党大特务徐鹏飞的原型，军统少将徐远举的一生，作了详尽讲述。徐远举以一名热血青年进入黄埔七期，后来变成国民党的“鹰犬将军”，对人民犯下十宗大罪，在解放战争中逃窜，被云南卢汉的起义部队抓获，长期被人民政府关押，在北京“秦城监狱”中接受改造，1973年病死。他的家人、后人的情况，书中也作了记述。书的最后还讲述了当年地下党策划搭救狱中同志而未获成功的故事。

　　读完这部充满血与火，内容沉甸甸的书，不由得让人陷入沉思，发生许多联想。我想许多读过《红岩》并喜欢这部小说的新老读者，一定会对这部“档案解密”很感兴趣。读了“档案解密”我们了解了更多的真实历史，也对《红岩》忠实于历史的艺术创造更为赞赏。许多到重庆参观《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参观白公馆、渣滓洞的人，也会读读这本书，了解在重庆发生过的许多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故事。不同的读者读了这本书，会有不同的感受。但是一再出现的“红岩文化热”，说明红岩文化独有的历史价值会不断向社会提供观察人生、观察信仰、观察价值观的新视角、新视野。红岩精神会不断地给人们提供行为坐标的参照系，以净化自己的心灵，这就是这本好书会受到读者重视的根本原因。

《红岩档案解密》，厉华主编，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11月第一版

 神童小宁铂“向科学进军” [转帖]
 

作者：陈煜、钱跃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78年的中国，知识开始受到尊重。

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召开，迎来了郭沫若在会上高呼的“科学的春天”。从此，知识分子从“臭老九”一跃而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更是在那个科学的春天里激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让无数中国人一下子记住了两个名字：陈景润和哥德巴赫。

“向科学进军”，成了当时最为响亮的口号。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广播都在报道一个小孩：宁铂。

报道上说，这个13岁的神奇少年2岁半时能够背诵30多首毛泽东诗词，6岁开始学习《中医学概论》并能使用中草药，8岁能下围棋并熟读《水浒传》，擅长古诗词，通晓天文、地理等百科知识。人们把这个聪慧过人、智力超群的第一位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大学生，誉为“第一神童”、“宁铂现象”。宁铂与方毅副总理下围棋的照片，宁铂率少年班同学仰望夜空指点星象的情境，留在了很多人的记忆里。他的故事甚至成了手抄本题材，广为流传，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1977年10月，宁铂父亲的好友、江西冶金学院教师倪霖，给当时兼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写了一封信，举荐了这位江西赣州八中高二年级的天才少年。11月3日，方毅批示中科院下属的中国科技大学：“如属实，应破格收入大学学习。”

很快，学校便派出两位老师来到江西赣州，根据举荐信中的内容对宁铂进行了考察。

据倪霖回忆：这种考试是特殊的。问他医学方面，什么病拿什么药来治，剂量多少，怎么开处方，宁铂回答全部正确，而且有一次老师说错了，宁铂还把他矫正过来了。考到最后，他们说宁铂你写一首诗吧，他们就出了一个题目《报考有感》，他讲，宁铂你在这里只管写，我们两个出去走一圈，到院子里走一圈回来。他们两个走出去20分钟还不到就回来了，宁铂已经坐在那里等他们，诗已经写好了。

宁铂的传奇故事传开之后，更多的推荐信从全国各地寄往中国科技大学。

不仅仅是宁铂，少年班其他的孩子们也频频出现在报刊的照片上和纪录片的镜头中。神童们的故事激励了成千上万的孩子，少年班也成了这些孩子心目中神圣的科学殿堂。

入学一年之后，少年班学生开始选系。宁铂告诉班主任汪惠迪，科大的系没有他喜欢的，汪惠迪就帮他给学校打了一份报告，请求调到南京大学去学天文。报告交给了教务处，当时的领导立即批复：“既来之，则安之。”回绝了宁铂的要求。他只好选择了毫无兴趣的理论物理专业。1983年，宁铂毕业后留校任教，并在19岁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助教。在此之后，宁铂渐渐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

从1982年开始，宁铂曾经三次报考研究生，却都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加考试。在科大任教期间，除了上课，他把大量时间用于围棋、哲学、宗教和气功。1993年，他开始接触佛教，并且开始吃素。这之后两年间，他一度下海，最远跑到了海南，最终他还是回到了中国科技大学。

2003年，已经研究了十年佛教的宁铂出家为僧。

 前外交部副部长符号及“北方书店”一案始末[转帖]

　　我国外交部前副部长中有一位叫符浩,湖北省宜昌市前副市长中也有一位叫符号,曾为交通部交通出版社负责人的也有位叫符号。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三个符号频频见报把人搅得晕晕乎乎。其实这么大个国家,有几个同名同姓者也不算稀罕,稀罕的是他们都在传媒上亮相。这里介绍的是从交通部离休曾为湖北省仙桃市政协委员的符号。

　　符号出山

　　1930年8月16日,上海《申报》以《天津捕获**二十余人》为题发文,文称:“本报天津专电:昨晚9时许,天津方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入北方书店,共逮捕符号等20余人。书店为**秘书机关,仅为掩人耳目。”
　　符号,祖籍湖南益阳,出生于湖北仙桃。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在汉阳加入中国****。1928年与后来成为中国文坛著名作家的谢冰莹于武昌斗级营结婚。1929年,夫妇俩奉调去北平,谢冰莹考入女师大兼为《民国日报》副刊编辑,而符号因革命需要,去了天津。
　　天津火车站有囤货仓库,铁路局副局长林骥才给符一个肥缺:栈务员。不论管不管事,到月拿薪水。以天津济难总会干事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蒋小海,拉符当他的助手,不经天津新闻署备案,由符一人办起了两个刊物,一个叫《星星》,半月刊;一个叫《夜鹰》,月刊,都是宣传共产主张的。没出几期,遭到查禁。
　　天津有毛泽民主持的中共地下印刷厂,生产能力不差,承印不少公开印刷品,混杂中印制地下报刊,宣传革命。毛泽民想在天津出版一份公开发行的大报,跟符号商量,由符的妻子谢冰莹出名到天津新闻署登记注册。此时的谢冰莹因《从军日记》出版并由林语堂译成英文在国外出版,是京、津、沪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毛泽民别出心裁为这张大报取名“好报”,因主办人谢冰莹系女子故。但因谢在北平,报在天津,号召力不大,便设法请出李遇安为《好报》发行人。为什么请李遇安?因李是天津公安局督察长。督察长是什么?就是专门审讯****人的国民党官员。其实,这全是幌子。《好报》的编辑、记者,乃至出版、发行,一概与李遇安无涉,百事不问。毛泽民管全面,薄一波管钱财,符号管编排,蒋小海搞校对,宋少初跑外勤。
　　《好报》在天津一出版就很行销。这张报纸不拆滥污,不耍流氓,不敲诈勒索,不贪污受贿,堂堂正正;发表的消息确凿,言论合乎大众胃口,调笑文字高雅;除了内部人士大量撰稿外,还吸引了不少社会贤达为之供稿。做发行调查时发现,在茶馆酒肆中,读者向报童买报,拳头一握,竖起大拇指叫道:“喂,来一份《好报》!”由此可知读者的评价。
　　与天津其他报纸不同的是,《好报》天天都刊发一篇长短不一的社论。所谓社论,就是对时政的评价,引导读者了解世界,把握天津动态,拿出独特视点,极受各阶层人士欢迎。社论谁写?毛泽民极具眼光,他请风靡全国的《大公报》主管王芸生捉刀。谁都知道,当日的《大公报》跟蒋介石“吊膀子”,搞的是小骂大帮忙的勾当。王芸生写这样的社论,十分受憋;为《好报》代笔,可以用得上“畅所欲言”这个词。王芸生构思奇妙,出语不凡,点击之处,必会绽放朵朵火花,耀人眼目。由于他在这里不怕蒋的约束,故尔能纵横驰骋,写出篇篇惊世骇俗的社论,把蒋政权有时骂个痛快淋漓。由于《好报》发行面广,连稍有阅读能力的卖笑女和人力车夫,都常手持一份,一睹为快。《好报》在当时的天津十分光彩。符号是《好报》编辑,不仅领受到事业有成的喜悦,而且收入不菲,他常捎钱给已有身孕的谢冰莹。这一段日子,符号常奔走于平津两途,日子过得惬意。
　　但是,世间不会有不经过斗争,舒舒服服就完成革命任务的便宜事儿。当时中**内受极左思想影响,组织上通知隐蔽战线上的人,也得参与“飞行集会”,也得和游行示威的学生一道上街,一道举旗呐喊,一道散发传单。李遇安作为打入敌营的中共地下党员,虽身为天津公安局督察长,也免不了要上街散发传单。当李遇安与反对国民政府的学生游行队伍一道喊口号走过金钢桥时,被林立的岗警发现。岗警见上司过来,不知他在进行革命活动,一眼认清,便举手行礼,李遇安硬着头皮给岗警回礼的同时,赠给一份革命传单,继续前进,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头,直到将组织上分配给他的革命传单发完为止。
　　警察们将李督察长发给自己的传单,毫无保留地全部奉呈局长郑延毅。郑延毅与李遇安均系军校六期同学。郑局长原先对《好报》的作派百思不解,这时才找到了答案:原来同学李遇安竟是**!于是请来李遇安,先讲一番关系、亲热,再板起面孔,公事公办。郑说:“不必用假话蒙哄。想你在****里头官大,所以才这样铤而走险,真教人费解。这飞行大会你也敢参加?不是自我暴露,此地无银三百两!我不能也不敢庇佑你,唯一能做到的是,一不审问过堂,二不施加刑罚,只请你去坐黑房,自反自省,等我报告校长得到明确指示后,再向你转告结果。”
　　李遇安的督察长身份到此结束,《好报》发行人也当不成了。《好报》因之停刊,符号等“失业”。但从狱中传出了李遇安的诗作:
　　三十年华思逝日,
　　一腔心事盼来朝。
　　而今岂应科头坐,
　　锻炼正好在监牢。
　　符号将此诗铭记于心。在1942年,桂林形成文化城时,符与陈迩冬(解放后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第八编辑室主任)办《大千》文学期刊,李遇安诗终于由符作注,公之于世。而李遇安的下落,符查找许久,不知所终。

　　神秘大箱

　　《好报》停办,符号由蒋小海领导,用天津招商局的名义,在英租界租了一家楼房。楼下住的是“二房东”夫妇,楼上则由符号“一统天下”。符号的任务是看管一批大木箱。这些大木箱乍看全是些戏剧道具箱,实则是国际济难会的公文。每到晚上,符号便闭上门窗,扭亮电灯,打开一只只大木箱,按着白天由外边进来的一位女佣交付的“函件”,对函件号码将箱内文件编号存档。不必翻译,也不需了解内容,如此机械性操作,夜夜如此。

　　夜静更深,长时间开灯,开箱、关箱,又是木板楼,哪有不声不响的,一有响动,便招来楼下二房东夫妇的询问:“干嘛子的哟?”时间一长,一大堆木箱,加女佣收送公文的来往,便引起了二房东夫妇的注意。他们倒不怀疑这是****的什么机构,而是怀疑这些箱子里藏了大烟土。一天,男房东蹑手蹑脚上楼来,挨符坐下,讨好地说:“先生年纪轻轻,能做这样大的生意,真有胆识,佩服,佩服!”符号只得信马由缰地予以应付,嗯嗯哈哈。可是男房东不肯就此罢休,进一步紧逼:“我自幼吸食鸦片,怎么戒也戒不下,眼下市场上此货奇缺,恳求符先生多少卖一点;如果货物数量太大,不要紧,我可以找人代销,路子很宽,不信问问天津老居,我讲义气。有财,大家伙都发点嘛。”符号张口结舌,无以为应。幸好这日有从北平来津度假的谢冰莹,立即为丈夫解围:“老板不必误会。箱子里是不是鸦片烟,我们两方面说了都不算数。如果老板能为这笔财产在招商局面前负责,符号可立即找缉私处来人,三人六面,开箱验货,如是烟土,由我们认罪领罚。”男房东听漂亮的女大学生这么一说,立即道歉:“对不起,对不起,误解了,请包涵。”边说边瞟着几口大木箱,摸索着栏杆退下楼去。
　　男房东并没因谢冰莹的强硬声明信服,他将当面直说改为旁敲侧击,借些理由,狠揍其老婆,让老婆鬼哭神嚎,嚎够了,房东老婆摸上楼来,向谢冰莹痛说婚史,由婚史转入“正题”:“真不知这些大箱子里装的是些什么宝贝!”进一步探听虚实。谢冰莹告诉她:“什么宝贝,是宝贝,不用武装护卫,可以这么随便搁置?实话告诉你,这是一批古籍,招商局从大连运来,正与北平图书馆联系,不久起运,只是等待工人,候出了太阳,出晒、防蛀。”谢的轻描淡写,似乎使二房东奶奶有些相信。然而,二房东夫妇始终耿耿于怀,时时刻刻紧盯着符号,还有那位每日必到的女佣。符号将这一情况报告了蒋小海,蒋小海不得不更换看箱人,而且不久就将大木箱转移到安全地方。

　　“中国脸谱”

　　因为天津地下党组织出现了叛徒,不少地下党员被捕。蒋小海通知在女师大的谢冰莹暂留北平,近期不得来津与符谋面,再是将符调到国际济难总会东方联络点华北商店,以当小伙计遮身。
　　华北商店设在天津法租界24号路,距天津法文图书馆很近,商店经理柳直荀,亦即毛泽东诗词中“我失骄杨君失柳”之柳直荀。符号当日怎知他的身价,只知叫他柳经理而已。柳经理很讲究派头,西装革履,很像场面上的人物,言词敏捷,跟符号常以武汉腔对话。他很赏识符号一笔娟秀的毛笔、钢笔字。
　　华北商店开的是古董行,门面由瓷砖砌成,木框玻璃大门,地下为水磨花岗石,柜外摆红木硬席沙发、茶几,柜内博古架上搁置古玩,标记夏、商、汉、唐,似乎都是价值连城的国宝。但业内人知悉,全系摆设装门面的仿制水货,无一真品。柳直荀嘱咐符号,一定要把守好商店大门,无客上门挺好,有客来了,热情接待,任他评论,不作辩解,行话说买卖不成人情在。

　　柳经理见符一人照店显得孤单,不久又调来一位叫刘学义的小伙子,与符的年龄都在二十四五岁之间,总算有了伙伴。他俩自炊自食,生活标准不低,每天的餐桌上都能翻新花样。他们工作是,除了看管那些满架子上的水货外,还从邮政局投递员手中接过各种报纸、杂志,多为中文版,也有英文版、日文版、法文版的报章。收件人姓名是位叫“贝当”的法国小姐,拆件人皆为符、刘。报纸、杂志卷筒被拆开后需叠好,放到柳经理的老板桌上。柳经理少有时间来到华北商店。要是来了,那劲头非同一般,他拼命阅读中外报刊,大半天不吃不喝不挪位也不上厕所,一目十行地翻阅着,手中的红头铅笔,不住打杠、划圈,这样把一大摞国内外报刊浏览完毕,才高高伸起双臂,连叫几个啊哟,然后请来符号,指着积如小山的报刊说:“凡属划了红杠红圈的,全部剪下、贴到报册上去,待查。”柳直荀不仅中文底子厚实,且通英、法、日文。但从符与柳的长期交往中,符知悉柳擅长法语,他写了一本书,题名:《中国的戏剧脸谱》,不用一个汉字,全部法文,令具有一定英语基础的符号望而兴叹。《中国的戏剧脸谱》用法文出版,印数几百本,不知柳送给了哪些人,符号从不打听。最有趣的是柳直荀从北平天桥购回各式各样的纸盔脸谱,又在天津天桥买回许多泥人脸谱,摆挂一屋,煞是好看、有趣。
　　摆弄古董玩器是华北商店的本行。天津人精明极了,谁也不上门购买这些“珍品”,仅仅时不时有洋人光顾,洋人也只是问问,及至符劝他购买时,洋人只是几个“噜噜”之后,耸肩摊手而去。因为这些水货上的标价不低,不低就是为吓唬人而定的。也有例外,一天一位碧眼金发的摩登法国女郎进店了,跟符号一个礼节性的招呼后,指着一张京剧旦角梅兰芳的脸谱,用不熟练的中国话问道:“这是多少钱一张?”符号只是一瞟,随意回答:“25元!”因为从无开张过,符号绝不怕得罪了顾客。真没料到,法国女郎爽快地甩出25元,取走了梅兰芳脸谱。待符仔细辨认梅像标价牌时,这才发现写的是2.5元,高出了十倍价卖给了人家,这时候,人家怕已远走了几条街了,茫茫人海,何处寻觅法国女郎!
　　柳直荀经理第二天来店,符号捧出这25元,诚恳地向经理讲述开张数月来的第一笔生意成功的经过。因为卖了惊人的高价,符表示认错又无法纠正,谁知柳直荀哈哈大笑好久后,才气喘吁吁地、一字一顿地说:“笑话,笑话,天大的笑话!这梅脸谱在天桥,零售一毛一个,批发(12个以上)还不到8分,真是‘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合古了!好罢,我宣布,符号、刘学义,关店,今天出门去吃日本料理,不吃完25元不准回店!”
　　不要看这守店、吃料理是这么轻松愉快,柳直荀的规矩可够厉害:一、不许与家人通信,更不允许向家人交待现在工作地址;二、与一切熟人包括新近认识的人必须断交,哪怕处于闹市,除了经理允许外出的地方外,得老老实实守店;三、只接待自行上门的顾客,不允许在大门口招徕客人;四、循序渐进学法语,课文就是柳经理的大作《中国的戏剧脸谱》。

　　符号与刘学义也从无多少交谈的资料,每日抄写法文诵读法文不止,但对此谁也产生不了兴趣,只是照经理指示,机械式执行而已。

　　再掉“饭碗”

　　正感寂寞、约束难受,蒋小海从招商局来了。他问符想不想换个环境。符答:这要看是个什么样的环境。蒋小海平淡地说,上级要求在法租界天祥市场旁边开家书店,店名都有了——“北方书店”。这是党的情报机关、联络点。听说要开公开书店,符号高兴了,连说:去,我去!就这样,符号由华北商店调入北方书店。
　　由于有了一些经营知识,又是符喜欢干的工种,符便全力以赴地工作。他首先与上海的几家大书店联络,开去这边要购进的书目及所需数量,零售与批发兼营;又出版了一张不定期四开小报,取名《北方书刊》。因为不定期,又以报道新书目录为主,避免了新闻检察官的注意。此间,符号不仅做书生意活跃,而且勤于笔耕。他熟知一位女子,名叫周铁忠,十分男性化,凭着一双放大小脚参加了北伐军,在扛枪打仗时学文化写文章,参加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在社会上传为神话人物。符号以此为基础,加入神秘化的演绎描述,终于写成千多行的长诗,书名《铁大姐传奇》,由北方书店出版。虽说印数是区区800本,销售也不旺,至少积压一半,但初试牛刀的喜悦,让符号的心境久久难平。这本书后来传到了北平,着实让畅销《从军日记》的作家妻子谢冰莹,也为之专函祝贺。懋中洋行的翻译张竟成,系美国《新群众》杂志社的特约作者,他把符的作品片段译出寄给《新群众》刊登,这给符号的鼓励很大。

　　符号这般活跃,纯属革命需要。除了吃饭是书店供给,几乎连每月理一次发、洗一次澡的钱,都由自己筹措,别想有像卖高价脸谱吃日本料理那么好的运气了。谢冰莹的书用几种文字出版,可是收不到一笔版税或稿酬。虽为《民国日报》副刊编辑,每月编辑四期,其总共收入,够不上一周的伙食。既无符号的支持,又要交纳女师大的生活费,谢冰莹简直无路可走。最叫冰莹尴尬的是,这时身怀毛毛,不说营养,连一日两餐也糊不上口了。
　　符号只得造访北平教育界知名人士吕沁,痛述其困境。吕怦然心动,立即书函,请大名府顺直省第五女子师范关照。很快,五女师给吕沁作复,愿意接纳吕介绍的人。但谢冰莹不能为饭碗而弃学业,还有《民国日报》的编辑一职。符将情况向顶头上司蒋小海报告,蒋同意符号替妻子上任,并且将符的党员关系转到大名府第十一中学。
　　顺直省立第五女子师范的校长名叫黄淑范,刚从国外学成归来,一腔热情,名副其实的新官上任三把火。黄校长见符号一手字写得不赖,又一表人材,还有武昌中华大学的毕业文凭,欣喜不已,委以重任——要符号教女师毕业班。因为组织关系在第十一中学,符常去领旨,便认识了姓薛的校长。谈吐中,符号不时运用英语词汇,薛校长又聘请符号兼了这所中学初中班的英语课。这样一来,符号夫妇便从拮据的困境中走出来了。
　　本该这样过些好日子,哪知“狗肉将军”张宗昌率师来到大名,使大名躁动起来,热血青年符号能够回避么?因为“狗肉”来了,符号便化名给《顺直日报》写文章。什么《三不知》,什么《小白脸与小美人》等等。
　　张宗昌是北伐军把他撵出大上海的,大名府却是张的驻防地,出出进进几多回。大名府留下了张宗昌的不少趣闻轶事。符号化名为文,所有资料,无不来自民间口头传闻,故而写得生动活泼,令人发噱。如“三不知”写的是张宗昌一不知自己库房里有多少银子,二不知队伍里有多少枪杆子,三不知家里有几多小老婆。符行文至此,也该让人笑笑就此打住,他却笔锋一转:“笔者知悉,将军还有大大一个不知,即四不知:张将军屠刀下,砍下了几多平民百姓的脑袋瓜子!”一下子由喜笑怒骂转到愤怒的声讨。这样的文章怎不令人一气读完,由衷解恨。张宗昌暴跳如雷,下令追查作者及其背景。
　　因为符号写文章一是化名,二是不留通信地址,张宗昌对骂他的文章也就无可奈何。
　　张宗昌虽说文化不高,但也工于心计,他知道写文章闹事的人所在地方必是知识分子聚集之地——学校。他要求大名府地方官员带他到各中等学校去演讲,收买人心。
　　女师校长黄淑范接到当局通知,张宗昌元帅要来学校视察。黄校长作全校总动员,师生更装列队欢迎驻军首长。学校还分给小旗,张贴标语,把“狗肉将军”大大捧热。
　　黄淑范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尊严,对张宗昌恭敬如神,其毕恭毕敬之态实在过分,又由于是女捧男,媚气忒重,令符号非常反感。
　　张宗昌改不了流氓性质,全不顾是在女子师范里,听讲的全是女生,且已成年。他开口一个“妈那个巴子”,闭口一个“奶奶的个×”,极不文明,学生们听得皱眉捺眼,而黄校长还带头在陪座席上为之鼓掌。张宗昌讲去讲来,始终讲不出一个什么名堂,但有个中心,亦即刺激点:“只要你们不被**赤化,我他奶奶的,奖你校1000大洋,改善改善伙食。如果本帅下次来学校,仍然没有赤化,本帅加倍奖赏。”黄校长激动得站起身来鼓掌,领头叫喊感谢张大帅恩赐1000大洋的口号。
　　“狗肉将军”走了许久,学生生活并不见得有任何的改善。有教师质疑:“这张帅是否对他的许诺负责任呢,1000大洋该不会随风而逝吧?”有好事者向张部的后勤经理打听,问这千元下落,后勤经理斩钉截铁回复:他亲手付与黄淑范校长,并出示了黄校长盖有校章的领款字据。这下可好,“黄校长贪污了1000大洋”的呼声鹊起,“群雄”争讨,追查这千元下落,于是酿成全校大罢课。
　　黄校长认为,符号是由自己接纳入校的,应跟着自己走,毫不动摇,于是令符号向学生为校长“辩污”或叫“辩诬”,为校长洗身子。符号回答:“这是难办的事,我会夹在中间‘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学生说我偏袒了校长,校长要我给学生做说服,与其两边互不信任,不如我不开口……”校长见符号委婉拒绝为自己当说客,证明符是站在学生一边的。立时,黄淑范笑了:“那就不强人之所难。”符号的感激话尚未开口,黄校长接着说:“符太太(谢冰莹)月份(怀孕)重了,符先生也应回北平照料去了,待下学期开学再聘符先生任教。”说毕,不再听任何回复,弃符而去。

　　既没有谢冰莹给黄校长要求符号回北平照料的信函,又没有谢直接对符提此要求,足以证明,符因不听话而被黄校长辞退。无奈,符号只得到十一中去转党的关系,夹着行李回北平。
　　谢冰莹红头赤面地责备符号:“这区区千元,与政治毫不相涉,你居然团结学生反对校长!这可好,又敲破了一只饭碗。何处再觅呢?”

　　飞行集会

　　北平法政大学二部接受了符号从大名转回的党组织关系,但在经济方面,组织上不能给符号以分厘的照顾。符号向接收关系的同志打听:“难道组织上对自己的同志没有任何周济么?”这位同志除了摇头,还能说些什么安慰的话呢?党的政策,对进行革命活动的党员无任何经济上的帮助,丝毫没有改变,但革命的首要任务,是“飞行集会”。北平的党组织通知所有党员:“‘五一’节将至,全市党员须以最大的热忱参加‘五一’大示威。”展开活动前,需预习一次。活动领导人是清华大学杨缤(即后来的周总理办公室主任、《人民日报》总编杨刚)为总指挥,女师大谢冰莹为副总指挥。组织上考虑到谢冰莹身孕月份已重,改由符号替谢。
　　预习“五一”大示威的方式仍然是老一套办法。所有党员必须参加活动,由杨缤掌大旗领行;符号则携“万响鞭炮”,包裹严实,潜入大前门的箭楼,等待集会队伍形成队列后点燃鞭引。当一声炸响,劈里啪啦之时,杨缤招展大旗,数千名大学生紧跟,示威开始了,口号声接连不断——
　　“反对军阀混战!”
　　“打倒帝国主义列强!”
　　“打倒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
　　事先闻风等候在主要路口的军警,立时举棍擎棒,打击为首几人后,众游行者不再继续游行,而是找巷子胡同,尽快避开,避免损失。
　　符号在箭楼上放鞭炮——怕不着引,难得连贯造势,便拿着火种守候,直到鞭炮放完、声绝。符号完成放鞭炮任务下楼,却已是人去街空,游行队伍不复存在,只有稀疏的路人匆匆,军警也不再盘查询问。符号大摇大摆地回到舍中,只见风尘仆仆的杨缤跟谢冰莹正在叙说着发生在不久前的游行情节。杨缤见符号进门,便高兴起来:“爆竹挺爆,声大声疾,挺能壮威。最棒的是爆竹响时,看不到箭楼上的点放人,好似神灵相助。”谢冰莹听了自然喜形于色,不断地抚摸那腆着的大肚。杨缤这才收起笑容正经地问道:“小宝贝怕是快要出生了?”谢冰莹幸福地直点头。
　　符号没有任何收入,连每天两餐也是靠谢冰莹的稿酬支撑。妻子即将临盆,医院花销忒大,怎么办?找朋友们借贷么?极不现实,大家都是在穷困线上挣扎,怎能腾出手臂给符以帮助。符终于想到了“我本楚人廖士楷”。符号上门,向老乡、大绅廖士楷告贷“生产费”,廖士楷乐善好施,话说明白:“助你一百大洋,祝冰莹母子平安!”医院是当时连护士都多是洋小姐的协和医院,收费奇贵,廖大绅士幸而给的是百元,若是数目少了,符、谢又从哪里借贷!谢冰莹生下一个女婴,哇哇大叫,特别响亮,声音飞出窗外,令草地上散步的人都感到惊奇。符、谢在武昌结婚时就协商预定:因两人都是军校出身,都参加过北伐打过仗,生下的孩子,不论是男还是女,都不习惯地遵父姓抑或母姓,而是姓小,名号兵。果真小家伙在产房里吹起了战斗的军号,为父母的贫困鸣不平!谢冰莹作品的翻译者林语堂先生,闻谢冰莹喜得贵女,又别出心裁地取名小号兵,便在玩具商店里定制了一个口吹洋号的布娃娃,邮寄北平。夫妇俩常将这件珍贵礼品与小宝贝扎在一起,不时帮忙用指头捏响号嘴,发出嘀嗒之声,分散女婴的注意力,有抑止哭声的作用。
　　孩子出生了,家里开销大增。冰莹拼命为《安琪儿画报》写稿。往往,文字占有画报的主要篇幅,目的是为了多挣点稿费。无奈画报发行量极为有限,稿费无论如何也提不上去,故尔,收入不得增加。面对这样拮据的局面,作为男子汉的符号,心里自然很难受。他跟妻子相商:为了小号兵不挨饿,能健康成长,爸爸要做得名副其实——再返天津谋职赚钱,养家口。
　　符号的主张得到妻子的极力赞成。可是符号手中空空如也,连买火车票去天津的钱都没有。怎么办?符号有个胞弟,学医,正在陆军医院学药剂。尽管弟弟享受的是士兵待遇,因他没有成家,手中还攒了两块大洋,见胞兄如此困难,将全部家产和盘拿出,外加送上一套旧军装,连布质徽章也钉在胸口。符号着装上火车,“老虎皮”管用,不花分文到天津。一下车,符号直奔北方书店。书店顾客寥寥,反是楼梯上下军人来往频繁。符见这儿多是新人,颇觉失望,陡然见到一个搬书的人来了,是熟人——书简工任作轩,于是他俩亲热得不得了。任作轩表示了惊诧:“你怎么当兵了?”符说一言难尽,请任作轩带他去见经理。
　　经理早已不是柳直荀,而是新来的刘庸僧。符把刘庸僧当成上司、同志、亲人,一口气吐出了急于求职,须养家口的心情,而且还希望接受从北平转来的组织关系。不知是天津的党组织被破坏得太多还是信不过符号这一身老虎皮,刘庸僧的回答,令符号十分沮丧。刘庸僧低沉地说:“第一,我不是同志,而且这儿的联络点早已撤销;第二,我是书店经理,营业是每况愈下,根本赚不着钱,保不了本,算是混日子;第三,这儿住的是阎锡山的龙虎部队,楼上兵满为患,你难得插足进来,实在抱歉。”
　　刘庸僧把话都说绝了,毫无通融口气,符号只得起身,拱手告辞,踯躅天津街头。本来是漫无目的,不知怎么游荡到了懋中洋行大门前,符号陡然一拍后脑:“张竟成不是在这吗?”正要闯入,不料张竟成下班出门。两人相见,自是热络。张竟成将符号引到住处,买了两个熟菜,从食品柜里取出一瓶“可可亚”法国酒,对酌起来。酒能助兴,符号又吐出窘迫的苦水。张竟成是位不错的听众,让口若悬河的符号尽情倾吐完毕,才问符号还有说无说。见符号摇头后,他才凄然回道:“天津党都被‘飞行集会’飞垮了,所有露过面活跃的积极分子均已下狱。党中央只得派来薄一波、周黎杨、陈云祥一批同志。新来的人又有什么办法?为纪念巴黎公社诞生60周年,又搞飞行集会,周黎杨等十余人当场被捕。顺直省委毫不为之所动,不愿总结失败教训,又下达‘五一’示威游行指示。这下可好,连薄一波、张福民等这样的领导人也被捕去……”讲到这儿,符号插话讲述了杨缤在北平搞飞行集会的情形。两人对中央采取的政策——自我暴露,十分抵触。张竟成接着说:“同志们对于这种睁眼尿床的指示表示了不满,根据《党章》规定,由罗龙章起草,集体上书党中央,对一而再搞飞行集会,使党的实力大受损失的政策提出严肃批评,并请求改组顺直(即河北)省委,产生新的领导人,企望有新的主张产生……罗龙章的上谏函受到许多党员的欢迎,纷纷签名,表达意愿。你所熟识的老上级蒋小海,也在函上签名。然而顺直省委拒不承认错误,大搞‘无情打击、残酷斗争’,凡在函上签名者,一律打成反革命!”张竟成把话说完,站起身来,从皮箱底层翻出四块银元,抚着符号的肩膀说:“你看天津局势这么紧张,同志们未被逮捕的,也在夹缝中过日子,你还是今天乘晚班车回北平的好。”

　　符号说:“好,时间尚早,我俩散步到北方书店看看,看这刘庸僧究竟是哪路神仙!”

　　“宣传部长”

　　夜幕降临,灯光闪烁。灯影下,北方书店陡然热闹起来,读者拥挤。符号认为刘庸僧“混日子”的说法不切实际。他携着张竟成的手,挤入书店,一眼见到白天见过面的任作轩,便问:“经理在班上吗?”任作轩这时像变了个人似的,恶狠狠地反问:“什么经理?”符的神经仍旧松弛着:“你看你,刘庸僧经理呀!”不待任作轩作答,从任身旁钻出一个牛高马大的短装人回符:“你专门来找刘庸僧?他被请到巡捕房去了。”这时,符号始知有变,装作轻描淡写地回答:“我找他干嘛?”可恼的是同来的张竟成,这时脑子也未设防,本可了解形势有变后立即回避、出门,不巧他也凑过来问符号:“刘在吗?”高个子又问张竟成:“你是干什么的?”张竟成这时才醒悟过来:“干什么,到这儿来不都为买书?”说着,张竟成鬼使神差地从胸口摸出一张印有洋行职员身份的名片。高个子不吃这一套,又问符号:“他跟你一道?”符怕张竟成牵连进去,便坦然回道:“不一道。”高个子笑了:“不一道就是一道,请你俩一道去巡捕房。”张、符想瞅空一犟,溜之大吉,哪知,看书的人全是来捕人的卧底。张竟成、符号喝法国酒、倾诉心曲时,北方书店被破坏,刘庸僧等被捕走,而任作轩留下作线儿,又钓上张、符二人。

　　张竟成、符号进入巡捕房,几问几答后,由巡捕房很快引渡到天津公安局。公安局看守所人满为患,符号能认识的人不少,如一道办过《好报》的薄一波、早已认识的上司彭真、蒋小海,才认识不久的刘庸僧等,尽在“所”中。
　　预审员来了,问符号:“你叫什么名字?”符号回答:“符沙!”预审员问任作轩:“你说,他是叫符沙吗?”任作轩摇头回答:“鬼知道他叫什么东西!”刘庸僧自告奋勇:“我知道,他不是符沙,真名叫符其实,是****的宣传部长,他出版的书名叫《铁大姐传奇》。”
　　刘庸僧将符号的底子和盘托出,让符有口难辩。
　　预审员冷笑:“连名字都怕说出口,先打嘴巴!”打手如狼似虎,拥上前,绾袖齐肘,五指并拢,左右开弓,直打得符号满口牙松,两颊如火,耳朵听不见了,满嘴淌血,但不吭一声。
　　预审员经过几番周折,打听到符沙确有其人,是北平陆军医院的药剂员,便打长途电话给陆军医院,要符沙接电话。陆军医院这边回话时摸清对方底细后回道:“符沙请假回湖南长沙乡下去了,让他回来了,你们再打电话过来。”其实符沙就在话机旁。接电话的是另一个药剂员刘昭德。刘昭德的妻子谢天,是谢冰莹的堂妹,符号的连襟掩护连襟的弟弟,也是掩护了连襟符号。因为陆军医院直属中央政府,中央政府的机构不买地方公安局的账,算不了什么。
　　对符号一案,除了刘庸僧的指证外,预审员再也找不出旁证。但“宣传部长”(其实符号没有这个头衔,一名普通地下党员而已)一职足使看守所另眼相待,连彭真、薄一波等领导人都只能住大牢房(皆没有暴露),而符号因受刘庸僧的“抬举”,竟被请进楼上单独房间里,“享受”一人一间的特殊待遇。
　　特殊待遇是不好享受的,看守所给符的下马威是一顿耳光,这只算做小试牛刀,接下来让符坐老虎凳,连尿、屎全都拉在裤子里了,周身火燎火烧,他几次想寻死路,却无条件。受刑时也顾不得思念家里生活及可爱的女儿。
　　两天后,伤处自己生肌,疼痛缓解,刚入夜,单室门开,推入一人。微弱灯光下,符号便打量起这个新伙伴来:浓眉大眼,高颧骨,薄口唇,清瘦,灰白脸,毫无血色,一副抽大烟的模样。他进来就从墙角落取来一卷草席,慢吞吞铺好后,才慢慢躺下来。彼此沉默,谁也不吭声。及至半夜符号肚子里唱洋戏,身体在恢复,需要大量的营养,可口渴得连生水也没有,只能是干熬着。这时后来者才开口了:“老兄,打的什么官司?”符号无好气:“只能问‘吃’的什么官司!”后来人又问:“那人家为什么提审你?看这么多人。”符号觉得这人问得有道理,也不管肚中如何饥饿,终归可以发发牢骚了:“你看我家吃了上餐无下餐,生了孩子无接生费,我像个当官的么?”后来的人直是点头:“当的****的大官?”符号怒喝:“当你娘的抓米官!什么党不党,穷人认穷。”后来的人再问什么,符号是再也不开口了,肚子里实在提供不了能源,让嘴巴作无谓的消耗。
　　因为太劳累、太疲乏,符号饿着肚皮入睡,睡得很沉。一觉醒来,几个窝窝头加一碗细米稀饭都送进房里了,安放在墙边。这时,符号才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饥不择食,一阵风扫残云,端进来的食物被全部干掉。这时他才想起昨晚的那位牢友,怎么,天亮就不见了?今天的伙食这么充足,想必是双份,为何又只一只碗一副筷呢?令符号估摸不透。几十年之后,符号才想过来,悟透彻:那晚进房的不速之客,是来诱供的,可惜什么也没让人家得到,要不然,可以大大耍弄他一番。
　　又过了几天,符号被押解至天津西第三监狱新监所,又回到了大伙儿中间,那个出卖符号的刘庸僧和任作轩,均在一起。谁也不吭气,相互戒备、提防。任作轩一口咬定自己是个店员,不知****任何情况,于是被取保释放。而刘庸僧呢,咬一顿人之后,似乎也安于监狱生活了,不时对符号有所表示,只是没有开口:“对不起,我打算供了你减轻我的刑罚,谁知你我是同‘罪’的呢?”符号也表现大度,对刘并不横眉竖眼,以平常态度对之。

　　四年狱灾

　　自从上海《申报》报道天津“北方书店”一案后,引起各界关注。尤其是南京政府,特指令素有“猛虎检察官”之称的叶寅,专办此案。叶主张办案,尤其是办****案,他是宁冤不纵的。对符案,起诉书上说的是:“虽无实据,但有同案犯指证。”即刘庸僧的那句“宣传部长”。因此,符号应判有期徒刑两年零六个月;想借此头功表现的刘庸僧万万没有料到,也是被判两年半。这叶寅是如何推理的呢?刘庸僧虽没查出任何实据,那只是刘的狡猾。但叶以为符既为**高官,刘在**内也该有很高地位。这才叫害人又害己,这是刘庸僧当日信口开河没能预料到的。

　　南京政府于20世纪30年代初,颁布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该法伸缩性大,具有极大的活动性。如犯×××法,第六条规定是处一年到九年徒刑,真是胡作非为,叶寅在操作《治罪法》时,从不考虑开头的第一个“一”字而只喜欢用最尾后的“九”字。无具体罪行,叶寅便在判决书上写道:“该犯语声嘹亮,态度激昂,能言善辩,具有煽动性本事……”还有,“该犯南腔北调,图谋不轨”“虽属低层文化,但系冒充小贩,混迹游行示威现场”这些不确定语言,竟成为施行《治罪法》的依据。
　　当时,国际法律代表团来到中国,经过有限调查,了解到中国的法治不少地方十分荒唐,指出其不懂法却违法造法。南京政府硬着头皮说,中国司法已经改良并在进一步改良,应收回治外法权。在天津的****组织,通过关系,在《大公报》第二版辟一《法律评论》专栏,跟南京政府针锋相对,揭露其司法中的种种黑暗手段,从而发动“反无理判决”活动,向最高法院上诉冤屈。符号得知《大公报》的活动后,与张福民(解放后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刘仁的化名)、刘万福三人联名上诉,执笔是符号。对于坐在一旁不作声的刘庸僧,符号不计前嫌,也动员他向最高法院申诉。最高法院对天津三监狱新监中的申诉,置之不理;符号却十分勤笔,反正坐监无事,天天推敲词语,不断向南京申诉。南京见每次申诉,其字体秀俊,语言逻辑规范,便将集体申诉中的没执笔者张福民(刘仁)、刘万福撤销原判,取保释放,单单留下执笔的符号,直到第二年(1934年)驳回符号、刘庸僧的上诉,维护原判。未判决期间,一年时间只算服刑半年,故两年零六个月的刑期坐了四年牢。快出狱了,组织上派人来监,告诉符号有两处与党接头的地址:去南开大学找章功叙,此人系著名作家靳以的胞弟,与符号曾有几次接触;或回北平间接找张福民即刘仁。所谓间接是符号先给隐蔽在北平协和医院的张福民写信,获准后方可见面。来传达组织意见的人,还给了一本两年前由上海出版的《小说月报》(郑振铎编辑发行)。这是组织上对符号的关怀,因为符号的妻子谢冰莹已经离开北平,带走了小号兵,特意在上海《小说月报》发表离婚申明:《爱的清算》,亦即《与符号决裂》。各地转载时,用题不同,内容一样,就是离婚。符号见到《小说月报》并不稀罕。因为,三年前,谢冰莹到天津狱中探监,让符号在离婚协议上签过名的。
　　释放符号的当天上午,监狱长找符号谈话,适巧,刘庸僧也在一旁。监狱长对符号说:“释放你,不是因为刑满,而是见你腿肿,允许你回家治病。”又对同案犯刘庸僧说:“你年纪大了,思想昏聩,政府不愿赔你一副棺材,你回家去死吧。”两人均默默无声地走出监狱大门。监狱长又扯住符号叮嘱:“你今天就离开天津,如果逗留一天哪怕是半天,一定抓回,叫你坐穿牢底,你就不要怨人了!”符号还有心思幽了一默,手指刘庸僧:“对他呢?”监狱长迟疑了一会:“上面未交待。”符号握住刘庸僧的手说:“你得多留天津几天!四年同监,这是缘分啊!”刘庸僧真的老了,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只有悔恨的浊泪涟涟。
　　看来,南开大学去不成了,章功叙见不到,只能是回北平。谢冰莹或许又改嫁作他人妻了,且也不在北平。天涯何处是符家?到北平找一家最便宜也是最脏乱的小旅社住下再说。住下后,符号要做的第一桩事,便是给在协和医院的刘仁写信,要求见面,要求解决生计。一天、两天、三天,连等一周,不得刘仁半个字的回应。符号急煞,幸有邻居两个仗义的女子,一名廖思化,一名俞方,对符号处境深表同情,解囊相助,帮助他结了房账,符号才能回到湖北武汉。在大智路口,符号见到了一同喝过洋酒、一道被捕,只是早先获释的张竟成。张竟成来武汉奉有上级特殊指令,不允许与任何人接触,包括相识的同志。不过,张竟成为符提供了一个消息,在南开不能接头的章功叙,正在武汉,可能要搭乘外江轮船……符号立即赶往武汉关,可惜去重庆的轮船已经开走。符号心急,随之登上下一班轮船去重庆,费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章功叙。章功叙苦笑说:“我也失掉了组织联系,已经接天津党的指示,两处接头,两处失败。”章在困窘中仍给了符号几块大洋,使符号回到了武汉。
　　抗战时期,符号在战时文化城桂林,开办大千书店编大型杂志《大千》,得到桂林才子陈迩冬、大诗人柳亚子的大力支持,有机会与许多当时中国文化名人接触。有趣的是,在此地谢冰莹重会符号,各已再度成家,无法重温旧梦。

　　廿年右派

　　抗战胜利,已成为书商的符号,在汉口交通路再开书店,续弦的妻子王桂叶,一连为符号生下五子。符与谢冰莹所生一女小号兵,异常聪颖,在桂林曾为柳亚子校对《南明史话》书稿。因其母谢冰莹拜柳为干爹,小号兵也就叫柳为干爷爷了。柳亚子曾为小号兵题诗:
　　可怜娇小十三龄,
　　雏凤清于老凤声。
　　同学漓江悲郭竹,
　　思亲蜀道阻冰莹。
　　……
　　解放后,小号兵参加青年团武汉市委工作,符号才关闭书店考入改造思想培养干部的“中原大学”学习。学习期满结业,被农工民主党党魁、人民共和国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指名调往北京。不久,符筹办人民交通出版社。小号兵此时用名为符冰,取父姓母名,随父调往北京,分配在中央戏剧学院工作。
　　当年符号出狱,组织上指示符去信刘仁,不知刘仁为何不复。1951年秋,符号看北京市政府公告上印有刘仁的名字,符号再不写信,直接到北京市政府找刘仁。刘仁听说符号来了,好不高兴,边出办公室边说:“开中门迎接!”符号无好气:“1934年我写信去协和医院找你,为什么不回复?”刘仁说:“你的信到协和,我已去邯郸组织暴动,年底才看到已经发黄的信函,我找到小客栈,言你仅住几天便再不见到,叫我何处觅人?”
　　17年岁月匆匆而过,两人的高兴劲真难一时说清。刘仁笑说:“走,去见《好报》会计——北京市长彭真!”
　　彭真听了刘仁的叙述,一手扶头,一手敲桌,无限惋惜地说:“我去延安,王文祥先我而至,可惜,1942年整风,他寻了短见!今天你符号一到,坐天津大牢的人,总算到齐。”
　　符号口无遮拦,又与章伯钧过往甚密,难逃大网垂天的1957年。他被押送草甸子——这处他年轻时从事革命往返的必经之地,一劳改就是五年。后到商务印书馆做校对仅两年多时间,又被遣送到湖北仙桃农村,牧牛十二载,戴一顶右派帽子共住20年牛棚。平反后,从交通部办理离休手续,上级规定他只能留居仙桃而不可以返回北京。符被安排为仙桃市政协委员,为《新文学史料》《团结报》《新闻史料》撰写了大量的文史资料,于1992年秋天去世,享年86岁。谢冰莹于1948年去台湾,执教于台湾师范大学,后移居美国旧金山,逝于2000年春,享年94岁。

 袁世凯就任秘闻[转帖]
 

　　1913年,通过制造“宋案”与镇压“二次革命”,袁世凯以为政敌已除,开始破坏《临时约法》,逼选总统,靠着梁士诒手下“公民团”的流氓手法,于10月6日第一届国会正式当选大总统。于是,确定10月10日10时10分举行就职大典。为示正统,大典放在清帝登基的太和殿举行。仪式之隆重,程序之讲究,极一时之盛。本来,这是一场应该大鸣大放咸与知照的大典,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典礼过程极不称意,袁世凯严令不得张扬外传,这才有“秘闻”一说。
　　原来,袁世凯玩弄手腕窃国之后,民间即有谶纬家为其占字,说是“袁”姓乃“吉头哀尾”,预言袁氏不得善终。事有凑巧,此日典礼有三处不祥,参与者亦多暗自揣惊。
　　其一,北方秋深之日一向少雨,那年9月直至10月9日,天天晴丽,秋高云淡天朗气清,偏偏10日那天密云布集寒雨愁淋。最为奇怪的是行礼之时,雨势尤为急甚,礼成之后却渐渐歇止,翌日清晨居然旭日高照,光耀大地,而且直至12月初才重降霰雪。前后数十日气候皆佳,独独就职之日垂雨浇注,弄得参加典礼的官吏差役冒雨往来狼狈不堪。那时,染色工艺又差,太和殿前所悬挂的五色湖绉大旗被雨一淋,色彩尽褪,模糊滴点竟犹如血泪流面。盛典出此景象,自然使一向迷信的国人产生不祥之议,都说此非吉兆。
　　其二,袁世凯乘坐八抬大轿,以金盔持戟的240人卫队为前导,完全是旧式作派,毫无新式总统的民主样子。行至太和门,不知何处窜出一犬,叫嚎奔突惊扰队列,众卫士措手不及,一时驱赶不去,生怕惊了总统轿驾,急急拔剑刺毙,死犬肝肠涂地,情景惨恻。礼场吉地,出现如此凶险之端,自然大大不吉。
　　其三,袁世凯就任礼毕,乘驷车回府,未出午门,石道雨滑,后面的一匹马蹶足而折倒,前面正在猛进的一匹骖马来不及收步,折断的辕木刺入该马腹部,骖马立即倒毙,车驾亦差点倒覆于道旁,众卫士及助御者急忙扶新任大总统换乘他车而归。
　　好好的就职大典偏偏逢雨,袁世凯本已十分扫兴,且礼前有犬惨死,礼后有马伤毙,血凶连连,实在令人颓丧懊恼。袁世凯当然知道一点历史,国君以事出行,马蹶车覆,往往预示凶祸,乃不返之谶,去了就回不来了。何况就任大典,实在晦气!袁世凯本来就迷信,回府后整日怏怏不乐,难以释怀。他知道肯定会有种种传言,于是下令凡此三凶,不得宣扬四传。所以,当时报纸皆未敢载述。只是,参加典礼者人数众多,十口相传,涟漪日扩,流播甚远。1926年,侯毅撰写《洪宪旧闻》,内中就有一篇《项城就任秘闻》,详细记述这件事。篇尾评曰:“谶讳之说近世颇为学者所诟病,但使观测所得之事十无九差。人事吉凶以预兆为可信者,不特吾士为然,西方列邦亦多有之。萃古今中外已往诸事实而加以观测印证,或不无可信之例。”无论如何,袁世凯登总统大位后不久即觊觎帝位,搞什么洪宪帝制,不过两年半真就一命呜呼,还真应了那句“吉头哀尾”。

可乐：率先扣开“国门” [转帖]
 

作者：李桂杰 出版社：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这是发生在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中一个让很多中国人都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个小男孩在废墟中掩埋了几十个小时被营救出来的时候，这个幸存者说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叔叔，我要喝可乐！”“要冰加的！”在场营救的解放军官兵在此时被他的真心话差点逗乐，而电视机前的很多老百姓却为这个“可乐男孩”百感交集。

的确，在今天，曾经被认为代表“西方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可口可乐已经成为中国最大众的饮品。而从小喝着可乐、嚼着薯片、玩着电脑游戏的80后已经长大成人，可乐已经成为这一代孩子最喜欢和迷恋的饮料。

今年已经年过七旬的老人邓志芳说：“我第一次喝可乐那是解放前的事了。”1948年以前，可口可乐在上海等地已经可以见到，“当时的印象就是觉得这种‘汽水’喝来有点像止咳糖浆。”但是5岁的小孙子对于可乐的迷恋却让他非常担忧。“整天拿可乐当水喝，电视里的广告整天播，要他别喝太多也不听！”

和邓志芳老人一样，在孩子们手里面争夺可乐瓶子的家长为数众多，今天，已经没有把喝可乐看成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尽管美国在中小学门口限制可乐的销售，但在中国，你可以在任何一家街头小超市买到可乐。

回首1979年，当时，一般的老百姓还喝不上可口可乐。可口可乐当时的销售对象严格限制在来华工作、旅游的外国人当中，销售地点主要是友谊商店。今天位于北京建国门附近的友谊商店，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已无任何神秘可言，如今在这家商店的一角还可以买到可口可乐，现在的食品部经理说，他只听说1979年的可口可乐大概是4毛钱一瓶。在计划经济年代，友谊商店就是奢侈品的象征。很多媒体在回顾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历程时，都认为从1979年起，可口可乐只能在友谊商店及涉外的旅游宾馆卖，是中方提出的强制条件。

不过，也有中国人提前喝到了这种洋饮料。据报纸记载，家住西城的周月明老先生的二儿子是外交官，用外汇券在友谊商店买了可口可乐和进口糖果招待亲戚朋友，结果这些“新鲜零食”让客人羡慕不已。

对于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中国人来说，他们只在电影里见过美国的可口可乐，而当时的可口可乐又总是和美国兵联系在一起。特别是朝鲜战争之后，其形象已经不是一种饮料那么简单。虽然开放的趋势是不可避免的，可口可乐以及百事可乐等美国公司在俟机进入中国市场，但当时的中国还不可能接受可乐这一代表西方生活方式的产品。

1977年，政治局势渐渐明朗，邓小平重回中国政治权力中心。可口可乐方面再次传达了进入中国的想法。当年，可口可乐总裁访问北京，前来探讨在中国建厂的可能性，当中方询问：“你认为现在时机成熟了吗？我们中国人能接受你的可口可乐吗？”

对方的回答是：“我们在中国设厂，并不是首先针对中国消费者，主要是针对国外消费者。到中国来旅游的外国人，特别是欧洲人和美国人。因为可口可乐差不多已经有80年的历史，现在这代美国人的爸爸、爷爷都是喝可口可乐长大的，因为欧美人习惯了它。美国年轻人不管到哪儿去，都只想喝可口可乐，有旅游者的地方就应该有它。至于你上次说到美国兵，我们和美国兵没有其他联系，只不过我们是生产者，他们是消费者，我们不过是个卖汽水加甜味来赚钱的公司。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有可口可乐工厂，60年代以后，非洲、亚洲也有很多我们的工厂，那里很多年轻人也都习惯喝可口可乐，因此哪儿有需要，我们就会到哪儿，因为我是商人。”

“因为我是商人”这句直白但与政治脱离了干系的话语成了一块敲门砖。

于是，谈判开始了。最终，经过层层的不断请示，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与可口可乐签署协议，允许其进入中国。根据《中粮志》中的记载，过程大致是这样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时任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总经理的张建华建议将可口可乐引入中国大陆，当时的外经贸部部长李强表示同意。1978年12月13日，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与可口可乐公司达成协议，采用补偿贸易方式或其他支付方法，向中国主要城市和游览区提供可口可乐制罐及装罐、装瓶设备，在中国设专厂灌装并销售。在可口可乐装瓶厂未建立起来之前，从1979年起，用寄售的方式由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安排销售。

根据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的安排，在香港五丰行的协助下，首批3000箱瓶装可口可乐于1979年底由香港发往北京。

回顾历史才发现，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在允许可口可乐进入中国的协议签订4天之后，1978年12月17日，才和美国共同发表《中美建交联合公报》，宣布“中美双方商定，自1979年1月1日起，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可口可乐作为民间“大使”，先美国政府一步跨进中国。

可口可乐首先想到的设厂地点是上海。但这毕竟是20世纪70年代末的上海。消息一出，便遭到上海方面的强烈反对——“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引进美国生活方式、打击民族工业”，种种声音一起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压来。

可口可乐不得不放弃上海，改为在北京建厂。北京方面几经周折，装瓶厂厂址最终选在了北京五里甸的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下属北京分公司的一个烤鸭厂里。厂房也只有一间，是烤鸭厂给腾出来的。双方当时采取的合作方式是：中方每年花30万美元购买浓缩汁，其他生产线全是可口可乐免费送给。可口可乐方面起初预计投资60万美元，最后建厂花了将近100万美元。

事情一开始是非常好的，但是后来很快出现了不同的意见。

可口可乐在北京设厂的事发生以后，一位老同志发话了：“中国的汽水就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吗？不能满足外国人的需要吗？非要喝可口可乐？简直是卖国主义。”要求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对此作出解释。

为此，中中国粮油食品进出口总公司专门写了报告，阐述了以下5点理由：①可口可乐是饮料，有名气是因为销售的成功。特别是美国人到世界各地都喝这种东西，改革开放外国人来得多了，成为一种必备的饮料，我们应该满足这种需要。②可口可乐里用了我们中国的桂油。有中国的成分在里面。③我们尚未掌握软饮料生产装罐装瓶技术，引进这套设施，有助于技术进步。④我们每年花30万美元买浓缩汁，但是我们的利润要比这30万美元多出2～3倍。⑤我们仅限其在北京设厂，不在其他地方设厂，也是对其有控制的。国家在政策上规定，可口可乐生产量不能超过我国饮料总产量的5%、建厂前需办理审批手续等。

通过这番解释，这场风波才平息下去。

现任可口可乐(中国)饮料有限公司副总裁赵仲彬是香港人，自己的子女有的就在内地生活，回忆起当年也是哑然失笑：“当时走在路上总要回头，害怕身边的行人里就有大陆的便衣，因为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这样的。”

北京装瓶厂投产后，可口可乐又在计划开更多的厂。第二个厂址选在了深圳，后又改为广州。1982年初，可口可乐副总裁、国际部总裁哈利去广州签署有关协议前，广州也出现了“反可口可乐潮”。此时正值全国“两会”期间。广东省领导都在北京开会，他们要求“慎重”并且推迟签字。而此时，中央有关部门已经批准哈利及其专机的入境签证，将按期在北京入境，并第二天转赴广州。紧急情况下，时任外经贸部部长代表的王品清请示国务院领导，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指示“按原计划进行”，广州厂最终于1983年投产。有了前两个厂的基础，准备在上海建第三个厂就比较顺利了。上海厂建成投产后，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前去参观并题词。

根据《中粮志》中的记载，北京厂于1981年4月投产后，产品供应旅游饭店，收取外汇。1982年初，征得商业部同意，将供应旅游饭店后剩余部分由北京糖业烟酒公司系统在北京投放市场内销。

为了尽快打开市场，可口可乐总公司开始协助北京分公司搞促销。1982年冬天的一个周末，可口可乐公司在北京的各大商场推销可口可乐，买一瓶可乐，送一个气球或一双带包装的筷子。一时间人潮如涌。据考证，这是中国现代市场上第一次卖场促销活动，很多普通北京市民就是在那一次品尝到了“资本主义汽水”的味道。

北京各大报纸对此反应强烈。《北京日报》的《内参》以“可口未必可乐”为题发表文章，认为在国家缺少外汇的情况下，引进可口可乐是浪费国家大量的外汇资源。有关高层领导批示：只准卖给外国人，不准卖给中国人一瓶。商业部根据批示，正式通知北京停止销售。

后来有人发表文章评述道：“这些风波的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出现的新鲜事物，有的人因受极左思潮影响，对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不理解，对引进像可口可乐这样有争议的产品出现抵触情绪，是很自然的。”

在可口可乐进军中国并四处建厂的同时，世界500强当中的另外一家饮料巨头“百事可乐”也开始了进军中国的步伐。百事可乐公司选定的第一个城市是深圳，他们想率先进入改革开放的最前沿。

百事可乐公司提出以合资的方式办企业，这在当时的中国又是一件新鲜事。双方在前期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在企业战略、品牌及人员管理方面都取得了一致。但是，当到了真正要将项目落实，建立合资企业的时候，问题出现了。当时，中国没有一个固定的合资合作的方法，只规定了中方要占51%，外方占49%。而按照这个标准，中方需要至少投入100万美金，这对于新成立的特区来说，无异于一个天文数字。面对这个难题，双方在诚意合作的基础上进行了变通，提出了中方提供土地和人员，外方提供设备和资金的合作形式。

深圳百事可乐公司的建立更是让当时深圳的一些年轻人成为合资企业的雇员。目前负责深圳可乐百事运营管理的陈坤华就是当初建厂时105名工人中的一个。

陈坤华回忆说：“当时整个深圳都是处于一个开发初期，柏油马路还没有，市政设施还没有。虽然说1979年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深圳当时也是在进行大范围的建设。我们第一天报到的时候，足足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工厂。因为都是山路，颠颠簸簸。我们的工厂是当地的第一个地区项目，当时的建设规模非常大，非常新。”在百事可乐一工作就是28年，谈到往事，陈坤华眼里是激动和自豪的泪光。

在陈坤华的印象中，百事可乐的发展和四个字密切相关，那就是“供不应求”。

“当时生产的产品一推出就在社会上供不应求，因为员工比较少，所以当时基本上是连轴转的，大家一边工作，一边看到我们的产量一天一天在提高。当时我们美方的总经理提出，说如果一个班一天的产量超出5000箱，我们大家就可以庆祝一下。于是大家一起努力，朝着这个目标努力，从4000箱到5000箱，在一个月的时间就达到了目标。当时美方就说在一个新的工厂，一个刚刚接触现代化设备的团队能够生产这么快，有这么高的工作效率，他们都觉得特别的认同和赞赏。”

“随着百事可乐公司和深圳特区的发展，我们家庭生活水平在提高。我们原来住在厂里分配给我们的一套房子里，80来平方米，是1985年建的一栋房子。而现在我住的是150多平方米的新房子。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都在提高。”像陈坤华一样在深圳百事可乐公司里工作了20多年的员工还有20余名。而在中国，百事可乐公司目前还有很多员工的工龄超过15年，甚至超过20年，他们都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家合资公司的角角落落。

“当时很多人看见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就说‘不敢想’了，到中国加入WTO，更多‘不敢想’的事发生了，削减关税、放开金融业……改革给中国带来巨变，改革之路开弓没有回头箭。”谈到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等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一位在外贸部门工作的梁先生这样评价。

在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外国饮料业巨头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的30年，中国食品饮料行业也发生了巨变。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统计数字显示，1982年中国饮料产能仅为40万吨，2007年饮料产量已超过5110万吨。在28年间，中国饮料产量翻了128倍，饮料产业的发展速度基本上能保持在5年翻一番。根据中国饮料工业协会的估计，中国饮料业在“十一五”期间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年增长率将不低于15％。百姓的需求旺盛，使得中国的饮料行业仍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宫廷政治：古代政治模式[转帖]
 

《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１）
主　编　　武冈子
副主编　　易学金　王建槐
库屠左夫 ＯＣＲ

　　　宫廷政治：古代政治模式

　　首先应该弄清“宫廷”一词。《辞海》释“宫”之本义主
要有二，一为“房屋的通称”，一为“宗庙”。前一种解释依
据《尔雅·释宫》，后一种解释依据《诗》“毛传”。然《尔
雅》和《毛诗》皆成于西汉，显然未必二者都是本义。“宫”
字的本义要从古籍中溯源。《诗经》中“宫”字凡十二见，其
义皆为“宗庙”。如《采蘩》“公侯之宫”，毛传：“庙也。”古
文《尚书》中“宫”字凡九见。其中，二例为刑名，二例用
于姓氏，余五字分见四篇之中。《伊训》：“敢有恒舞于宫，酣
歌于室，时谓巫风。”“舞”是祭舞，用于祭祖，舞必于宗庙，
故云“舞于宫”。《太甲》篇记伊尹放太甲，“营于桐宫，密迩
先王其训，无俾世迷。王徂桐宫。”孔颖达“正义”说：“经
营桐墓（汤墓），立宫墓旁，令太甲居之。”古代帝王居宫中
以守祖庙，处所称为“正寝”或“路寝”，所谓“寿终正寝”
乃是古代具有宗教意义的“归命”所必须。《泰誓》：“惟宫室
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尔万姓。”《大诰》：“民不静，亦惟在王
宫邦君室。”“宫”与君王联系在一起，意味着“宫”决不仅
具有建筑学的意义，而更重要的是政治和宗教意义，即
“宫”是宗庙之所在，君王是宗主，要守宗庙，要祭祖。同
《诗经》参照，其义甚明。“廷”字，《说文》云：“朝中也。”
“宫廷”的本义为庙堂之中或宗庙之内。
“宫廷”何以与“政治”纠葛在一起？这同中国古代的政
治特点有关。中国上古时期的特点之一是宗教政治或曰神权
政治。当时人们崇拜上帝，也崇拜祖先，后者是前者的一部
分和环节。当时几乎一切重要的政治活动都要在祖庙内举行，
祈求祖先的允诺和福佑。没有祖先神的诺否，政治便无法实
施。也就是说，在空间上政治活动离不开宗庙，而宗庙当时
又被称为“宫”，所以，这种政治形式被后人称为“宫廷政
治”。进入中古时代以后，虽然政治的宗教化大大削弱，但政
治与宗教始终未能彻底分离。朝廷所在必是祖庙所在，祭祖
大典与政治活动密不可分，先王遗训必为政治信条。这是上
古“宫廷政治”的衍化和发展。正因这样，人们才不自觉地
将中国古代政治称为“宫廷政治”。　　

 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转帖]

1990年2月，邓小平的女儿、《我的父亲邓小平》的作者毛毛来到上海，拜访了一位八十三岁的老人，请他回忆邓小平。

这位老人便叫张纪恩。

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这么写及张纪恩：

“1990年2月，我在上海看望了另一位革命老人张纪恩。他生于1907年，1925年参加革命，1928年到党的中央机关工作。他和黄介然一样，都曾在上海法科大学（注：据张纪恩对笔者说，应为上海大学）念书兼作学运工作，该校的校长是沈钧儒先生（注：张纪恩说，校长应为褚辅成，而沈钧儒是教务）。党中央迁上海后，张纪恩开始在永安里一三五号一个中央机关工作，后来转到五马路的清河坊坐机关，机关的楼下是一个杂货铺，卖香烟、肥皂、洋火等什物。

“张老告诉我：‘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那时候我们开很多的铺子作掩护。我这个楼上原来是政治局委员李维汉住的，李调到江苏省委当书记后，就不能住在中央机关里面了，而要搬到沪西区江苏省委的地方去，我们夫妇就调到这里来了。在我这个机关，开了好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都来开过会，会上讨论的是浙江问题和云南问题。我们还接待过许多来往的人。周恩来最注意秘密工作，提倡女同志梳髻子，穿绣花鞋，住机关要两夫妇，不要革命腔。我这个机关属于秘书处管。我曾在文书科工作过。’”

毛毛还写道：

“张老后来调到机要部门工作，他说：‘中央政治局开会，邓小平作过记录。他走了以后，叫我作记录。中央很多负责同志都是湖南人，我听不懂他们讲话，作记录可就困难了！’”

我曾在1992年7月两度采访过张纪恩，后来又再度采访他。年已九旬的他，虽说自称“老朽”，其实只是听力较差，给他打电话，每一句话往往要重复一遍，但是他起码能够自己接电话，表明听力还可以。他的记忆力仍很好。回首往事时，滔滔不绝。他说话直言不讳，反映了他直率的性格。

他指着毛毛的书中另一段涉及他的文字：

“文书科科长是张唯一，工作人员有张越霞、张纪恩等人。这个科要负责刻蜡版、油印、收发文件、分发文件、药水密写。这些工作都是分头去做的，而且都是非常秘密的。中央的文件和会议记录，一式三份，一份中央保存，一份送苏联的共产国际，一份由特科送到乡下保存。据说乡下的这一部分没有损失，解放后都拿到了……”

张纪恩说，这句“苏联的共产国际”，就是概念性的错误。共产国际是世界****的领导机构，怎么能说是“苏联的”呢？

其实，毛毛说的“苏联的共产国际”，可能是漏了一个“在”字，即“在苏联的共产国际”。可是，张纪恩看书，一丝不苟，有一点小小的纰误也不放过。

1980年，多年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张纪恩，曾受中央档案馆之邀，去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

张纪恩为此在中央档案馆工作了三个多月……

中央档案馆把这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请来，为的是帮助中央档案馆对一批早年的中共中央档案进行手迹辨认等鉴定工作。

张纪恩一看这些文件，如同旧友重逢，感慨万千。因为内中有许多是他亲笔所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记录，还有许多文件是他当年经手保管的。

张纪恩向笔者说起这些文件的一个“惊险故事”：

1931年6月21日，就在张纪恩被捕的前两天，中共中央派来两位地下党员，即徐冰和浦化人，从张纪恩所住的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机关运走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

如果这两木箱中共中央文件落入敌人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当时，风声已经很紧，所以中共中央采取紧急措施，把戈登路恒吉里机关那两木箱文件转移。这表明中共中央已经估计到恒吉里机关不安全。但是还没有预料事情的变化会那么快。不然，中共中央会下令恒吉里机关迅速转移的。

由于这两大箱文件及时得以转移，使中共中央避免了一场大劫难。解放后，这两大箱重要文件全部进入中央档案馆。

考虑到张纪恩年事已高，中央档案馆每天取几份文件，请张纪恩鉴定。

张纪恩记得，内中有一份支部工作报告，下面的签名像画了一个符号，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无法辨认。张纪恩一看，马上说：“这是邓颖超的签名！”原来，当时邓颖超习惯于签一个“邓”字，而这“邓”字又写得“龙飞凤舞”，所以不知内情的人几乎无法辨认。

有几份关于工会工作方面文件的手稿上，没有留下起草者的姓名。张纪恩一看，认出那是项英的笔迹。一核查，张纪恩的辨认完全正确，因为当时工人出身的项英，负责工会方面的工作。

有一份是中共中央代表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的熊瑾玎的财务工作审查结论。中央档案馆不清楚那结论是谁写的。熊瑾玎，当时人称“熊老板”，是上海“福兴”字号的老板。他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加入新民学会，1927年加入中共。他以“老板”的身份，从事秘密工作，同时担任中共中央会计。尽管“熊老板”是绝对可靠的同志，但是对于来往账目，中共中央还是要派人加以审核的。

张纪恩一看那中共中央代表的笔迹，马上就说：“这是黄介然的字！”

中央档案馆经过查对，那确实是黄介然的笔迹。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是李立三。审核账目本来是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事。李立三很忙，就叫黄介然去审核。

张纪恩对于早期的中共中央档案如此熟悉，清楚表明他这个当年的中共中央机要主任是“货真价实”的。

毛毛那段文字中提及的“张越霞”，就是张纪恩当时的妻子。

张越霞原名张月霞，跟张纪恩同乡，都是浙江浦江县人。

张纪恩说，他出生于1907年。1923年至1924年，他在家乡参加了爱国运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1925年，十八岁的他，在杭州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团转党。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生于1911年。张越霞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她的大姐叫彩霞，二姐叫翠霞，她叫月霞。后来，是张纪恩给她改成“越霞”，“越”是浙江之意。

张越霞在1927年10月，由郭怀庆、徐素云介绍，加入了中国****。

1928年7月，在浦江县的钟楼上召开党员会议时，负责人朱锡吾介绍说，上级党组织派人来了。此人便是张纪恩。

朱锡吾在会上向张纪恩反映了中共浦江支部处境困难，还说及张越霞正失业在家。张纪恩答应可以帮助张越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

1928年7月17日（据张越霞回忆是8月17日），张纪恩奉组织之命前往上海，张越霞也去上海。他们分两条路从浦江到了杭州，张纪恩走旱路，张越霞走水路，在杭州会合，一起去上海。

一到上海，张纪恩和张越霞先在一家小旅馆落脚。然后，张纪恩很快与中共中央机关取得联系。张纪恩见到周恩来。当时，张纪恩不过二十一岁，张越霞只有十七岁。周恩来安排他们住“机关”。周恩来说，你们两个组织成一个小家庭，比较好，容易隐蔽。周恩来征求张越霞的意见，张越霞同意了。

于是，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住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提到的上海永安里135号中共中央机关。张纪恩和张越霞本来就两意相投，这时干脆结婚，成了正式的夫妻，组成了真正的小家庭。他俩到上海四川路一家照相馆拍了结婚照。张越霞负责油印文件、内部交通以及警戒等工作。那时，从事地下工作没有工资，只有生活费，张纪恩每月十五枚银元，而张越霞为五枚银元。

张纪恩回忆说，这个中共中央秘密机关，陈独秀住过，周恩来也住过。

后来，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浙江路清河坊住“机关”。这个“机关”，楼下开了个杂货铺。如前文所说，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写及“这个铺子原来是邓小平开的”，而楼上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平时，张纪恩和张越霞就以杂货铺老板和老板娘的身份住在这座楼里。小杂货铺，卖香烟、草纸之类。另外，小杂货铺还是一家“兑换店”，即把银元兑换成铜板。

小杂货店的真正的老板姓倪。张纪恩认识老板的弟弟倪忧人。倪忧人是中共地下党员，印刷工人，在上海书店工作。

张纪恩记得，这个“机关”对面，是土耳其按摩院——是指采用土耳其式按摩，并非土耳其人所开。“机关”后面是清河旅馆，抽鸦片的人常到这个旅馆里来。巡捕甚至还到这家旅馆里抓过强盗。中共中央的“机关”隐蔽在这样的地方，为的是不惹人注意。

张纪恩记得，李立三常来。那时，李立三很激动地在主张实行暴动。蔡和森那时则常咳嗽，后来发现患了肺结核。

在那样紧张的年月，面对特务的跟踪和追捕，中共中央的“机关”不断地搬迁。据张纪恩回忆，三年间，他和张越霞在上海大约住过十个不同的地方。所幸那时上海租房很方便，只要付房租，到处有房子可租。他们因为要装成有钱人，所以租的大都是一楼一底或者二楼二底的房子。这样，楼上便于作为中共中央秘密会议的场所。

1930年，张纪恩和张越霞有了一个女儿。这样，就更有“家庭”气氛了。

最后，他和张越霞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今江宁路）1141号恒吉里的一幢石库门房子，在那里大约住了半年。

这房子一楼一底。张纪恩和张越霞住在楼下。楼上的厢房，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的会议室和看文件的地方，但是布置成一个单人房间，有床铺，就连脸盆架上都放着毛巾、牙刷、牙膏。这房间看上去仿佛有人住，实际上无人居住。

张纪恩以他父亲的名义租下此房，说自己是“小开”，来沪求学住于此。

他对邻居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借给从不相识的人。

张纪恩平素编好这样的话，以便万一楼上遭到搜查，可以推脱责任。

楼上亭子间住着两位女中共地下党员：周秀清（又名仇爱贞）和苏彩（又名苏才）。周秀清以张家“娘姨”（即用人）身份住着，给张纪恩带出生不久的女儿。苏彩则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为房客。

常来楼上亭子间开会的有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向忠发、周恩来、陈绍禹（王明）、张闻天、秦邦宪（博古）以及罗登贤、黄文容（黄介然）等。

在这里，由于工作关系，博古与张越霞见过面，彼此认识。当然，这只是一般的认识而已，却为后来博古与张越霞的人生命运作了无意中的“铺垫”。此是后话。

张纪恩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机要（又称文件一处）主任。

1931年6月23日凌晨一时，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突然响起急骤的敲门声。

显然，来者不善。

周秀清赶紧下楼。张纪恩知道事情不妙，但在砰砰的敲门声之中，不得不去开门。在开门之前，他把灶间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暗号，取下后表示发生意外。

开门之后，大批穿藏青色制服的中西巡警涌入。

张纪恩回忆说：“来的是公共租界戈登路捕房中西巡捕，即碧眼黄发的外国巡捕带领中国巡捕（三道头）。此外，还有两三个中国的侦缉员，后来知道其中一人名王斌。”

张纪恩用事先编好的口供应付，说自己是“小开”等等。

巡警在楼上查出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陈绍禹用绿墨水写的手稿。巡警发现这两份文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尽管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是他“登报招租”，那些文件与他无关，还是无济于事。

张纪恩又按照事先编好的口供说周秀清是用人，苏彩则是房客，怀孕住此，与此事无关。巡警也就放掉了周、苏两人。

张越霞的衣袋里，当时放着一张纸条，写着一位名叫罗晓虹的同志的联络地址——上海同孚路大中里。张纪恩悄悄提醒了张越霞，乘巡警不注意时放进嘴里吞下。这样，使罗晓虹免遭逮捕。

张越霞曾回忆，她和张纪恩被用一副手铐铐在一起带走的。临走时，她用暗语对“用人”周秀清吩咐：她是冤枉遭捕的，拜托她把女儿带好，并请她把被捕的消息转告有关“亲戚”。

张越霞所说的“亲戚”，指的就是明天要到这里来的几位中共中央领导同志。

张纪恩庆幸，就在两天前，中共中央派徐冰和浦化人把那两大木箱的中共中央文件运走了！

敏感的中共中央，在向忠发被捕之前，就已经察觉到形势紧张，恒吉里的机关可能不安全，所以采取防范措施，预先运走了那两大木箱中共中央文件。不过，中共中央没有料到事情如此急转直下——在中共中央文件运走的翌日，向忠发就被捕，而且向忠发马上叛变，供出了恒吉里中共中央机关……不然，中共中央会在运走文件时，会立即通知张纪恩转移的。

张纪恩在被用手铐跟张越霞铐在一起时，轻声对张越霞说：“我们要经得起考验，不动摇，对党忠诚。”张越霞也轻声对张纪恩说：“你放心！”他们都明白，这一回被捕，恐怕凶多吉少！

据张纪恩说，出事之后，苏彩从此失去了党的关系。周秀清后来被分配到另一秘密机关工作，被捕。出狱后到苏联学习。解放后担任吉林总工会副主席，在20世纪60年代病故。但是，张纪恩和张越霞托她照料女儿，后来虽然经多方寻找，均无消息。

那天巡警在半夜突然逮捕了张纪恩夫妇，是因为在6月22日发生了中**史上一桩大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捕。

那是在22日上午九时，当向忠发在上海市中心静安寺英商所办的探勒汽车行叫出租车时，被密探扭捕，关入善钟路（今常熟路）巡捕房。

向忠发在上午九时被捕，下午就跪在国民党代表前求饶，供出了中共中央的秘密机关和许多领导人的秘密住所。

周恩来的警惕性甚高。他迅速获知向忠发被捕的消息，立即通知与向忠发有联系的中共中央有关领导人和机关转移。

《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写及“当时的地下工作者黄定慧（又名黄木兰）”的回忆：

“我当时和一个律师在咖啡馆，在一起的还有在巡捕房做翻译的朋友。那人说，国民党悬赏十万元的一个****头头抓到了，是湖北人，金牙齿，九个手指头，六十多岁，酒糟鼻子，他是个软骨头，坐电椅，吃不消。我一听，这不就是向忠发吗！我马上回来通过潘汉年向康生报告了。当天晚上十一点，周恩来、邓颖超、蔡畅几个人赶快转移，住到一个法国的饭店里面。午夜一点，我们布置在恩来住宅周围的装作馄饨担子的特科工作人员，看见巡捕带着向忠发来了。向忠发有恩来的房子钥匙，他们看见向忠发带着手铐，去开恩来的门，结果里面已经没有人。真险哪！”

邓颖超也这样回忆道：

“我就迅速地通知他所知道的几个地方的同志马上转移。下午又得到他叛变的消息。当时，我还有些怀疑，紧接着又得到内部消息他已带领叛徒、军警到他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看文件的地方）……”

邓颖超所说的向忠发“唯一知道的中央机关”，就是张纪恩夫妇所在的恒吉里那幢石库门房子。

于是，半夜，响起了急骤的敲门声……

向忠发在被捕的翌日——6月23日，被引渡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又过了一天——6月24日，向忠发就被处决。尽管向忠发苦苦哀求，也无济于事。

就这样，向忠发从被捕、叛变到处决，前后不到三天。

向忠发一案，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案卷上写着“赤匪向忠发”。此案的“同案犯”共四名，即黄寄慈（张纪恩当时的化名）、黄张氏（即张越霞）、陈琮英和杨秀贞。

张纪恩和张越霞，被捕之后被送往上海戈登路巡捕房。未经审问，便于翌日转往上海浙江路的“特区法院”。然后又转往位于上海南市白云观的国民党侦缉队的拘留所。

到了白云观的第二天，张越霞在上厕所时，遇见陈琮英。陈琮英悄悄告诉她，是向忠发被捕、叛变，使她和张纪恩被捕。她这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当时，在拘留所，陈琮英还带着李立三的女儿。

张纪恩在白云观也见到了杨秀贞。他记得，杨秀贞是宁波人，当时穿香云纱做的衣服。她不算怎么漂亮，但是也不难看。杨秀贞并不是中**员，所以并不知道内情。

笔者问及他对向忠发的印象。张纪恩说，他跟向忠发有过多次接触。向忠发当时五十来岁，在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中算是年纪偏大的。他个子高，讲一口湖北话，常穿一件棕色中式大衣。向忠发出身工人。那时由于共产国际强调要由工人出身的人担任中共中央领导，所以让向忠发当了总书记。向忠发因工伤，断了右手的一截食指。向忠发的文化水平不高，但是讲话简明扼要。张纪恩常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做记录，他记得每次会议即将结束时，总是由向忠发把大家的发言加以概括。他发觉，向忠发很善于抓住别人发言的要点……

在侦缉队，张越霞过了两回堂。她一直以事先准备好的口供回答他们，即自己叫“黄张氏”，不识字，从乡下来上海不久，什么都不知道，请求“青天大老爷”明断。

张纪恩仍然称自己是“小开”，楼上只是“登报招租”，所以来住的房客出事，与他无关。

半个多月后，他们被移送到上海龙华的淞沪警备司令部。

张纪恩记得，在那里，他关在二弄五号牢房，张越霞则在女监，相距不远，常常“打电话”。

在牢房里怎么还能“打电话”呢？张纪恩笑着告诉笔者：那时，沿女牢里的一条通道，可以来到男牢的后门。张越霞来到男牢后门，从墙壁的缝里塞进一枚铜板，那动作如同现在打投币电话塞硬币一样。投进的铜板马上引起走过那里的男犯人的注意。于是，张越霞就请男犯人“传呼”：“请你喊一下姓黄的！”这样，“黄寄慈”——张纪恩也就来到墙边，跟张越霞隔墙“打电话”……

跟张纪恩关在一起的是向忠发的秘书余昌生。余昌生曾和向忠发一起到苏联出席过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余昌生的妻子，是项英的妹妹项德芬。

在狱中，张纪恩还见到了陈绍禹的弟弟刘威。刘威关了两年半，死在狱中。他也见到了田汉的弟弟。

张纪恩作为“政治犯”，由国民党上海军法会审处主持审讯。首席法官叫姜怀素。

他在审问时把封面上写着“赤匪向忠发”的案卷拿到张纪恩面前，匆匆地翻了一下给张纪恩看。那案卷的第一页，贴着两张照片，一张是向忠发被捕后坐在椅子上受审的照片，另一张是向忠发被枪决后血肉模糊的身体。接着，是向忠发的供词，那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二三页。然后则是同案犯审讯笔录，有黄寄慈、黄张氏、杨秀贞、陈琮英。

法官给张纪恩看一眼这卷宗，用意是不言而喻的：你是向忠发的同案犯。向忠发已经落了个那样的下场。如果你不如实招供，也不会有好下场。

经过审讯，根据戴季陶起草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张纪恩被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处五年徒刑。

张纪恩说，解放后他曾在公安部门存的国民党警察局档案中，找到了他被捕时的照片，也找到张越霞被捕时的照片——胸前都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名字。也找到了他们的“指印档案”。只是很可惜，没有找到那份写着“赤匪向忠发”的卷宗。很可能由于那份档案被南京调阅，后来带到台湾去了。

张纪恩也曾查过杨秀贞的下落。他从上海公安部门的人口卡片上，查过名叫“杨秀贞”而年纪、籍贯与那个杨秀贞相仿的人，结果没有查到。所以，杨秀贞后来的去向，至今不明。

张纪恩说，张越霞在狱中的表现不错。她和陈琮英一直坚持说自己是不识字的乡下妇女，因证据不足，在拘留了半年后取保释放。

张越霞出狱时，对张纪恩说：“我出去了，等于你半个人出去了！”

张纪恩记得，张越霞出狱那天，他和她当着狱警长紧紧拥抱，吻数分钟之久，弄得狱警好尴尬。

她“出去”了，仍几次到上海漕河泾监狱去探望张纪恩，送东西给他。

张越霞在出狱后，中共中央特别委员会负责人陈云和她谈了话。不久，她随中共中央秘书长陈铁铮（即孔原）到天津做地下工作。

1934年10月，张越霞回到上海，从事地下工作。那时，张纪恩正好出狱了。

张纪恩虽然被判了五年徒刑，但是只关了三年多，便被释放。内中的原因是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合作”，于是宣布“大赦”，张纪恩被减刑三分之一。五年，原本是六十个月，被减去了二十个月。

张纪恩出狱后，回到家乡。张越霞到杭州时，听说张纪恩在家乡，给张纪恩写了信。

不久，张纪恩和张越霞一起又到了上海。

1934年11月23日清晨七时，张越霞在张纪恩的陪同下，到上海法租界西门路一家洋铁铺亭子间，和中**员张世民接头。

当时，张世民已经被国民党特务抓走。当张越霞以找房子的名义去敲门时，屋里走出一个不相识的男人。张越霞意识到情况有变，以找错了门为借口，转身就走，被那男人扭住。于是，张越霞第二次被捕。

张纪恩当时在门外，没有进去，赶紧躲开了。

张纪恩为张越霞请了律师，姓潘，事务所设在上海马浪路新民村。但是，请了律师仍无济于事。她还是被判处了七年徒刑，关押在南京老虎桥江苏第一模范监狱。后来又移解南京晓庄“首都反省院”。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8月20日，周恩来、叶剑英曾来到南京的首都反省院。周恩来与张越霞作了谈话。9月上旬，经八路军南京办事处的交涉，张越霞终于获释。

张越霞出狱后在博古领导之下担任中共长江局组织部干事。博古的第一位夫人叫刘群先，1928年5月和博古在莫斯科结婚。后来，刘群先和博古一起经历了长征，到达延安。她因病与李维汉的妻子金维映（即阿金）一起赴苏联治疗。苏德战争爆发之后，下落不明。这样，博古与张越霞结合，证婚人为董必武。

这时，张纪恩也另行结婚了。

博古和张越霞婚后，1938年在武汉生下一女，取名秦新华（博古本姓秦），即如今李铁映之妻。李铁映为李维汉之子。

张纪恩在1941年曾奉命调往延安。在经过重庆时被周恩来留下。于是，张纪恩就在重庆工作。抗战胜利后，张纪恩来到上海，在中共社会部从事秘密工作。

1946年4月8日，博古和王若飞、叶挺、邓发一起从重庆飞往延安时，飞机在浓雾中触山失事。当时，张越霞带着小儿子到延安机场正准备迎接博古归来。博古突然身亡，使张越霞悲痛欲绝。

解放后，张越霞曾担任中共北京市西四区委书记，中财委私营企业局秘书室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推销局副局长、日用杂品局局长、物价局局长等职。张纪恩则在军委联络部——国家安全部的前身工作。

我问起张纪恩的“党龄”。他说，他在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时，没有填过表，也没有支部讨论这样的手续，只是组织上通知他已经获准入团。那时的团员到一定年龄，就转为党员。所以，他并没有专门办过入党手续，就在中共中央工作。他在被捕后，一度失去组织关系。1941年，周恩来在重庆对于张纪恩的党籍问题，曾作这样的处理，即重新入党，不需要介绍人，也不要候补期。解放后在上海，重新审查张纪恩的党籍问题，作了仔细调查，认定张纪恩的入党时间为1925年。

张纪恩迄今精心保存着张越霞去世时新华社在1979年3月1日所发的电讯，拿出来给笔者看。电讯如下：

“政协全国委员、供销合作总社物价局局长张越霞因患心脏病，1979年2月12日在北京逝世，终年六十八岁。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陈云送了花圈，四百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张纪恩也精心珍藏着张越霞送给他的照片。

张纪恩告诉笔者，解放初，他从上海去北京出差，去看望张越霞。张越霞曾请他到北京吉祥剧院看越剧。张越霞解放后来上海，一下火车，也就来看他。那时博古已经去世多年，他曾想与她恢复夫妻关系，但是方方面面的情况错综复杂，终于无法“破镜重圆”。

张纪恩还说，几年前，他回到浙江浦江。张越霞老家对他的称呼仍是“姑夫”。

张纪恩说起邓小平的女儿毛毛前来访问他的前因，颇为出人意料……

那是张纪恩去美国时，在中国驻美大使馆里，见到厚厚的《邓小平》画册，由于他跟邓小平有过许多接触，便饶有兴味地翻阅起来。

阅毕，张纪恩感到奇怪，书中怎么没有一张张锡瑗的照片？怎么连张锡瑗的名字都没有提到？

张锡瑗这名字，对于今日的读者来说，已是非常陌生的了。张纪恩却很熟悉张锡瑗，因为她是邓小平的第一个妻子。

邓小平一生，有过三次婚姻：

第一次，1928年在上海和张锡瑗结婚。两年后，张锡瑗难产而死。

此后，和金维映结合。后来，邓小平在江西苏区因“邓、毛、谢、古”事件受批判，金维映离去。后来金维映和李维汉结合。

第三次，1939年9月，在延安和卓琳（本名浦琼英）结婚。

张锡瑗是邓小平留学苏联时的同学，比邓小平小两岁，中**员。

1927年，邓小平回国不久，在武汉的中共中央机关当秘书，恰巧张锡瑗也从莫斯科来到武汉。此后，中共中央机关迁往上海，邓小平调往上海工作，张锡瑗也调往上海，而且是在邓小平下属的秘书处工作。

这样，邓小平便在1928年和张锡瑗在上海结婚。当时，邓小平不到二十四岁，张锡瑗不到二十二岁。他们在上海广西中路一个叫“聚丰园”的四川馆子里举办婚礼，周恩来、邓颖超、李维汉、王若飞等出席。

后来，张锡瑗在生孩子时，难产而死。死的时候，年仅二十四岁。生下的孩子也死了。

在张纪恩看来，《邓小平》画册无论如何，应该有张锡瑗的一席之地。

从美国回来后，张纪恩又去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在那里也见不到张锡瑗的照片。

于是，张纪恩给出版《邓小平》画册的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写了一封信，认为《邓小平》画册应该补上张锡瑗的名字和照片。他的信，写得颇为尖锐，“但见新人笑，不见旧人哭”。他的性格便是如此，怎么想就怎么写。

据张纪恩说，他的信，由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的杨尚昆之子杨绍明转给了邓小平。毛毛看到了这封信。

后来，毛毛由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沈玉琴陪同，前来看望张纪恩。

这样，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张锡瑗妈妈》，记述了邓小平和张锡瑗的婚恋。书前，还印上张锡瑗的照片。也就是说，毛毛完全接受了张纪恩的意见。

张纪恩说起了那张张锡瑗照片的来历：

张锡瑗死得很早，何况当时从事地下工作，不允许随便去照相馆拍照，所以寻找张锡瑗的照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不过，张锡瑗有个小妹妹叫张晓梅（原名张锡珍），也是中**员，由邓小平介绍，和徐冰结婚。徐冰本名邢西萍，是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的同学。解放后，徐冰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虽然徐冰和张晓梅都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但是从张晓梅在西安的亲属家中，终于找到了一张张锡瑗的照片。

张纪恩这才明白，在编《邓小平》画册时，确实是因为找不到张锡瑗的照片，所以没有印上去，并非什么“新人”“旧人”的缘故。不过，即便张纪恩的信，写得那么言词出格，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半点责怪他。

邓小平曾说过：“张锡瑗是少有的漂亮。”果真，那照片上的张锡瑗美丽动人。

这样，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也有了张锡瑗的墓和照片。

张纪恩说，他去龙华烈士陵园，在张锡瑗的墓前，献上了一束鲜花。

张纪恩的阅历非常丰富。他劝我去采访一位阅历也很丰富的老人。他拿出一大堆名片，寻找起来。我看到他手中一一翻过去的名片，几乎都是高级干部或者高级知识分子，如杨帆、薛暮桥等等。

我见到苏渊雷教授的名片，便说起我认识他，但是我只知道他是著名诗人、书法家。

张纪恩却告诉我，苏教授也是中共早年的党员，这很出乎意料。他劝我不妨去采访苏教授，请苏教授谈那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对于研究中共早期党史会是很珍贵的口碑资料。可是，就在我准备与苏教授联系时，年近九旬的苏老却在上海华东医院与世长辞了。

在张纪恩手头的名片中，最为奇特的是越南黄文欢的名片。那名片上除了印着汉字“黄文欢”三个字以及一行越南文“HOANG VAN HOAN”之外，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印“头衔”，也没有印地址、电话。

这一大堆名片，其实也就是张纪恩的特殊的交际圈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