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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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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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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未解迷团:希特勒为何两次派人去西藏[转帖]
 

希特勒两次派人进西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的西藏远离战区,躲过了战火与硝烟,但并没有躲过纳粹德国的视线。1938年和1943年,经希特勒批准,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亲自组建了两支探险队,他们深入西藏,寻找“日耳曼民族的祖先”——亚特兰蒂斯神族存在的证据,寻找能改变时间、打造“不死军团”的“地球轴心”。1945年,苏军攻克柏林后,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前身)军官在德国帝国大厦的地下室里,发现了一名被枪杀的西藏喇嘛。这一切都使纳粹在西藏的秘密行动成为二战中一个难解的谜团。

希姆莱想打造神族部队

1933年,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大肆鼓吹种族优越论,称人类每700年进化一次,最终目的是将雅利安人?穴在纳粹语言中,雅利安人有时指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更多是单指日耳曼人?雪这样的“优秀”人种进化为具有超常能力的新人类。希特勒手下的纳粹党卫军头子希姆莱也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种族主义者。他在组建党卫军之初,便明确规定,只征召那些身高在5英尺9英寸(1英尺=0?郾3米,1英寸=2?郾5厘米)以上、金发碧眼、受过良好教育、具有纯正雅利安血统的年轻人。在选拔党卫军军官时,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要求被选拔者能够证明自己的家族自1750年以来未曾与其他种族通婚。为印证元首的理论,希姆莱在1935年,组建了一个服务于纳粹教义的“祖先遗产学会”,网罗了包括医学家、探险家、考古学家甚至江湖术士、精神病患者在内的各色“专家”,对人种、血统、古代宗教、古代遗址、神话传说等进行考察研究。到战争结束时,该学会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40个部门的庞大机构,它不仅对犹太人进行活体实验,还通过占卜、占星等手段指导德军的军事行动。

在欧洲,长期流传着一个关于亚特兰蒂斯的传说。在传说中,亚特兰蒂斯大陆无比富有,那里的人是具有超凡能力的神族。有关它的文字描述,最早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于公元前350年撰写的《对话录》中。他写道:“1?郾2万年前,地中海西方遥远的大西洋上,有一个令人惊奇的大陆。它被无数黄金与白银装饰着,出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山铜。它有设备完好的港口及船只,还有能够载人飞翔的物体。”亚特兰蒂斯的势力远及非洲大陆,在一次大地震后,这块大陆沉入海底,一些亚特兰蒂斯人乘船逃离,最后在中国西藏和印度落脚。这些亚特兰蒂斯人的后代曾在中亚创建过灿烂文明,后来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向西北和南方迁移,分别成为雅利安人和印度人的祖先。一些纳粹专家宣称亚特兰蒂斯文明确实存在,并认为雅利安人只是因为后来与凡人结合才失去了祖先的神力。希姆莱对这个神话传说深信不疑,他相信,一旦证明雅利安人的祖先是神,只要借助选择性繁殖等种族净化手段,便能创造出具有超常能力的、所向无敌的雅利安神族部队。

为了寻访先祖遗民,1938年,希姆莱奉命派遣以博物学家恩斯特·塞弗尔和人类学家布鲁诺·贝尔格为首的“德国党卫军塞弗尔考察队”奔赴西藏,这支队伍的其他成员还包括植物学家、昆虫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这些纳粹分子拍摄的纪录片《西藏秘密》显示,他们受到了不了解他们目的的当地领主的款待。但是,这群心怀叵测的党卫军成员并没有忘记他们此行的任务。贝尔格测量了很多西藏人头部的尺寸,并将这些人的头发与其他人种的头发样本进行比对;他们还通过被测者眼球的颜色来判断其种族纯净程度;为保留数据,这些纳粹分子用生石膏对十几个藏族人进行了面部和手的翻模,制作了这些人头部、脸部、耳朵和手的石膏模型。

这次考察中,队员们还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有一个名叫沙姆巴拉的洞穴,据说那里隐藏着蕴含无穷能量的“地球轴心”,谁能找到它,就可以得到一种生物场的保护,做到“刀枪不入”,并能够任意控制时间和事件的变化。1939年8月,考察队回到德国,受到希姆莱的热烈欢迎。希姆莱向塞弗尔颁发了“党卫军荣誉剑”。1943年1月,纳粹在慕尼黑大学设立了以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命名的考古与人类学学院——斯文·赫定学院,塞弗尔经希姆莱推荐,被任命为首任院长。与塞弗尔同行的贝尔格也被希姆莱提升为党卫军高级军官。由此可见,纳粹分子的第一次西藏探险活动,受到了纳粹高层的充分肯定。

寻找“地球轴心”

1941年12月底,在苏联战场上的德国军队以损失50万人、1300辆坦克、2500门火炮的沉重代价,在莫斯科会战中遭到惨败。同年冬,百万德军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陷入被动。面对这些坏消息,希特勒和他的总参谋部一筹莫展。

此时,希姆莱也在为如何摆脱军事上的被动处境冥思苦想。他一方面组织江湖术士通过在大西洋地图上悬挂吊锤的荒唐办法,来寻找盟军舰队。另一方面,他想到了那个在遥远东方的“地球轴心”。此后,希姆莱面见希特勒,提出派遣一支特别行动小分队,前往西藏沙姆巴拉洞穴,找到那个能够控制全世界的“地球轴心”,然后派数千名空降兵到那里,打造一个“不死军团”;与此同时,可以颠倒“地球轴心”,使德国回到1939年,改正当初犯下的错误,重新发动战争。为此,希姆莱与希特勒密谈了6个小时,还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2000页的报告,其中的一张地图标出了沙姆巴拉的大体位置。

1943年1月,由海因里希·哈勒率领的纳粹五人探险小组秘密启程赴藏。曾是职业登山运动员的哈勒是一名出生在奥地利的铁杆纳粹分子,早在1933年就加入了纳粹党。1938年德奥合并后,他又加入党卫军。在一次瑞士举行的登山比赛中,哈勒一举夺冠,充分展示了雅利安人的“优秀品质”,受到希特勒的亲自接见并与其合影留念。哈勒等人的旅程并不顺利,1943年5月,他们在印度被英军逮捕。在几次越狱失败后,哈勒等人总算成功逃出战俘营。开始,他们打算投奔日军,但后来还是决定继续执行寻找“地球轴心”的使命。由于当时的英国印度总督派驻西藏的官员理查德森对德国人采取了宽容的政策,冒充德国商品推销员的哈勒开始了他在西藏的七年之旅。没有人能够说清哈勒和他的探险小组都去了什么地方;有荒唐的传说称他们最终找到了“地球轴心”,但不知道怎样操纵它。也没有人说得清哈勒手下的3个同伴去了哪里,因为直到战争结束时,哈勒的探险小组中只剩下他和希姆莱的心腹彼得·奥夫施奈特。1948年,哈勒在拉萨成为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和政治顾问。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时,哈勒仓皇逃往印度,为逃避审判,他选择了定居列支敦士登。此后,哈勒与达赖长期保持着密切联系。1977年,当一些知情者揭露了哈勒的纳粹分子身份后,达赖竟然在一个记者招待会上公开为他的这位“恩师”辩护说:“我当然知道海因里希·哈勒的德国背景,而且是在德国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忏悔人站在全世界面前的时候。但是,我们总是被‘咬输了的狗’所感动,并因此认为,德国人在40年代末已经受到盟军的足够惩罚。”后来,哈勒撰写了回忆录《西藏七年》,但在书中并没有透露他受希姆莱之命秘密寻找“地球轴心”,以及他纳粹分子的真实身份。

目前,按照德国官方的说法,纳粹第一次进入西藏所拍的纪录片在1945年秋天的科隆大火中被烧毁。哈勒1951年从拉萨回到奥地利时随身携带的大量档案被英国人没收,哈勒本人也已死去。纳粹进入西藏的档案保密级别较高,按德国、英国和美国的规定,有可能在2044年后解密,也有可能永远尘封在历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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鳌拜其人[转帖]


鳌拜,满族瓜尔佳氏人,生年不可考,隶属清太宗皇太极直辖的镶黄旗,年轻时常常随皇太极征战,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因而深得皇太极宠眷,于1634年就被授予牛录章京(汉译“佐领”),任甲喇额真(汉译“参领”)。1637年,皇太极发兵进攻明边防重地辽宁皮岛,贝子硕托、武英群王阿济格率军多次进攻未克。在危急时刻,年轻的鳌拜挺身而出,立下军令状,获准后即率军大呼而上,强攻登岛成功,然后率先举火引导后续部队冲上该岛。皮岛遂克。皇太极闻报大喜,以鳌拜首功,超升三等男爵,赐号巴图鲁(勇士),后又擢升鳌拜为最重要的镶黄旗护军统领,成为清王朝的主要将领。

1644年清军入关。鳌拜率军定燕京,征湖广,驰骋疆场,冲锋陷阵,为清王朝统一中国立下汗马功劳。这年10月,他率军取道陕北,进攻西安的李自成军。第二年5月李自成在被追击途中遇害。1646年鳌拜又随肃亲王豪格出征四川张献忠,在南充偷袭大西军军营,“大破之,斩献忠于阵”。鳌拜又以首功被顺治皇帝超升为二等公,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皇帝禁卫军司令)。自此,鳌拜参议清廷大政,随侍帝侧,权势日增,处于清廷核心地位。康熙八年,鳌拜因“专擅弄权”而被拘禁,不久就死于幽所。

摘自《北京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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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的政治理论:瑞应说与谴告说[转帖]


《大中华文化知识宝库》(1)
主 编  武冈子
副主编  易学金 王建槐
库屠左夫 OCR

古代的政治理论:瑞应说与谴告说

  天人感应,是中国古代影响最为深远的基本观念。它将
“天”看成是有意志的至上神,主宰人类社会的一切,而人类
社会不过是天意的某种体现。人合天意,就将受到福佑,此
为瑞应说;违反天意,就会遭受祸殃,此为谴告说。
  瑞应之义是指吉祥的征兆,如景星、河图、洛书、黄龙、
凤凰等等。其中多是少见的自然物,亦有一些虚构的东西。吉
祥征兆的意义主要有二:一是表示受命于天的新王朝即将诞
生。此说源于战国时齐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大盛于汉代;二
是指继位之君实行德政而受到上天嘉勉的结果。德行愈大,社
会愈清明,人民愈安乐。瑞祥就愈多。
  谴告意谓上天对人君的戒告。上天戒告人君是借助日食、
月食、地震、水旱、飓风、雷雨等一类自然现象或自然灾害
来表现的。而人君受到天的谴告的原因,又在于失德。根据
人君失德程度,天的戒告分为轻、重两类:轻者为灾,是不
太严重的自然变异;重者为异,是更大的灾害。此说亦最盛
于汉。
  瑞应说与谴告说在古代一直为政治服务的理论工具,它
们以唯心主义的天命论为基础,具有神秘主义倾向,但又包
含儒学德治的成分,故具有某些合理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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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登上珠峰的外国人[转帖]


  近一百多年来,攀登上珠穆朗玛峰是全世界登山爱好者的最光荣的目标。从18世纪中叶开始,便陆续有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探险家、登山队,前往珠峰探测奥秘。而到了19世纪,便形成了人类第一个攀登珠峰的高潮。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限制,一直没有人实现登上顶峰的理想。2003年5月的《环球与环境》杂志介绍:在19世纪中叶以后的近60年中,全球先后有90余支登山队和探险队向世界屋脊发起冲锋。这些登山队分别来自印度、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波兰、瑞典和俄罗斯等国。在这些登山队中,有40余次都出现了人员伤亡事故。其中有8次登上南坡海拔6700多米为最高纪录,有4次登山队和探险家因遭遇雪崩而全军覆没。直到20世纪50年代以后,才有人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登上珠峰。外国登山队和探险家通过多次考察,曾把位于我国西藏境内的珠峰北坡称为“人类永远也不可攀登的路线”和“死亡的路线”。

  英国人八次攀登均告失败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向珠峰发起冲锋的国家之一。早在1919年3月,英国登山俱乐部就开始积极组织和筹备征服珠穆朗玛峰,在1921年至1938年的17年间里,英国先后组织了8次攀登珠峰的活动,但均告失败。
  第一次,1921年,英国登山队在队长克·哈瓦德巴里率领下,首次从我国西藏境内攀登珠峰。他们没能越过北坳,自己宣称的高度是6985米。由于登山队登顶没能成功,他们对外宣称这是一次预先安排好的侦察登山活动。
  1922年,英国第二支登山队在队长吉·布鲁斯的率领下,仍从珠峰我国境内的北坡登山。当他们越过北坳,到达8225米高度时,因有7名登山队员先后在暴风雪中死亡,登山队只有后撤,宣告登山失败。这是英国登山队在那8次登珠峰行动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
  1924年,英国登山队第三次在队长弗·诺的率领下,仍从珠峰我国境内的北坡登山。当他们到达北坡“第二台阶”下边的8572米附近时,因氧气不足而被迫下山。队员玛洛里和阿宾坚持继续攀登,却一去不返。8572米是英国当时攀登珠峰的最好成绩,也是当时全人类登山的最好成绩。
  到了1933年,英国登山队再次组织了强大的登山阵容,队员由16人组成,队长是赫·卢托列吉。他们的任务不仅是要再次向珠峰发起冲击,而且想找回上次攀登珠峰时失踪的两名登山队员。当这支英国登山队中的温·哈利斯和威格尔两名登山队员到达海拔8570米高时,发现了1924年英国登山队队员玛洛里登山时用的冰镐,证实了玛洛里等二人在攀登珠峰时遇难。英国登山队这次雄心勃勃的登山活动仍以失败告终。
  第二年,英国人米·威尔逊异想天开,竟单独驾驶一架轻型飞机攀登珠峰。结果飞机损坏在孔布冰川附近,威尔逊也受了轻伤。后来,他又雇用当地一些夏尔巴人协助登山,但在一场暴风雪后,他被冻死在东俄布冰川上。
  1935年到1936年,英国登山队连续两年组队向珠峰发起冲击,两支登山队分别由7人和10人组成。值得一提的是,这两次攀登珠峰都是在登上珠峰北坳附近才返回的。英国登山队事后宣布:北坳海拔高度是7000米(而我国登山队在1975年实地测量后,计算出北坳的确切高度是7050米)。
  1938年,英国登山队7名队员由队长葛·狄尔曼率领,仍从位于我国境内的北坡攀登珠峰。尽管他们顽强地翻越过珠峰的北坳,但在到达海拔8290米高度时,再一次宣布攀登失败。英国登山队前后8次攀登珠峰失利,难怪外国登山队把从我国境内的北坡攀登珠峰的路线,称为“死亡路线”。

  首次登上珠穆朗玛峰

  1950年以后,西藏地区获得解放。我国政府曾不允许外国登山队任意从西藏境内进行登山活动。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外国登山队改从尼泊尔境内的南坡攀登珠峰。
  1950年到1951年,一支美国登山队、两支英国登山队和一名丹麦人,分别尝试攀登珠峰,结果都以失败告终。1952年5月,由10人组成的瑞士登山队,从南坡尼泊尔境内攀登珠峰。队员勒·兰比尔和雇用的搬运工藤辛(尼泊尔人),在到达海拔8540米的高度后,因天气变坏而攀登再次失败。值得一提的是,他们首次开创出一条从珠峰南坡通向顶峰的新路线。经过近百年的不断冲击,人类终于在1953年征服了珠峰。
  1953年5月29日,一支由10人组成的英国登山队,在队长约·汉特的率领下,向珠峰发起强有力的冲击。有两名队员最终成功登上顶峰,他们是新西兰人埃德蒙·西拉里,尼泊尔人藤辛·诺尔盖。藤辛·诺尔盖表现特别优秀,他在一年前,即1952年春、秋两季,随瑞士登山队两次登上8000米的珠峰。英国人在攀登的峰顶纪录里,使用高度数据是8848米,此后,世界各地登山运动员陆续攀登珠峰成功。从1953年到1975年22年间的统计数字来看,有11次登顶成功的纪录。

  攀登珠峰的后起之秀

  攀登珠峰成为世界登山运动的热点后,一些登山运动发展较晚的国家,都想通过攀登珠峰来提高该国登山队、乃至整个国家在世界上的威望。日本和意大利登山队就属于这种情况。
  1970年春,日本组建珠峰登山队。在70岁的老队长松方三郎的率领下,登山队分两组对珠峰进行冲击。一组从珠峰正南面沿一条长达800米的陡峭岩壁直插珠峰顶峰,另一组仍然是选择传统的老路线。日本人之所以兵分两路,而且敢于向珠峰南坡正面的岩壁挑战,与当时的世界登山趋势有关系。日本人以为,从南坡沿传统的路线登珠峰,走别人走过的道路,对正在快速发展中的日本登山运动,无太大的意义。
  70岁高龄的松方三郎,以他在日本登山队中的威望,一直在大本营中亲自指挥。他既没有参加过适应性行军,也未参加过登顶活动,但他的参加足以说明日本登山界对突击珠峰的重视程度。然而,日本登山队从南坡正面登山受阻,于是不得不全力依靠传统路线攀登。1970年5月11日、12日,该队先后有4人从传统路线登顶成功,他们是松浦辉夫、植树直己、平林克敏,以及尼泊尔籍的搬运工人乔塔里。值得一提的是,1973年秋,日本再次组织登山队,队长水野祥太郎继续沿1970年日本队未获成功的珠峰南面路线登顶,尽管又遭失败,但他们在10月26日沿东南山脊传统路线登顶成功,创造了秋天攀登上顶的世界纪录。


  意大利是一个登山运动发展较晚的国家。1973年2月至5月,意大利军事登山队在国家军事登山学校校长基多·蒙齐诺的率领下,组织了一支包括意大利陆、海、空军人,以及海关、医务、气象和其他军事科学工作人员在内的庞大珠峰登山队,于5月5日和5月7日,前后分两次攀登珠峰。他们每次4人一组,共8人登顶成功。这次登山活动中,意大利军人就有60人左右,是外国登山队到尼泊尔登山人数最多的一次。他们雇用了300多名尼泊尔人做搬运工和向导,还动用了包括军用直升飞机和坡地牵引车等所有现代化山地运输工具。意大利军事登山队的登顶路线,原来也是两个方案:一是沿西南山脊,即美国登山队1963年的攀登路线;另一条就是备用方案,即沿比较保险的东南山脊传统攀登路线。攀登结果是,第一方案受阻,备用方案成功。

  人类攀登珠峰之最

  最早攀上珠峰的登山队员埃德蒙·西拉里是新西兰人。他出生于1919年7月20日。父亲是一名老兵。二战期间,西拉里在空军服役,战争结束后,开始迷恋登山。一次在和好友乔治·洛攀登欧洲的阿尔卑斯山时,他突然冒出攀登珠穆朗玛峰的念头。他的这一想法得到当时世界登山协会的重视。1953年,西拉里攀登珠峰成功后,被女王册封为爵士。但他感到名不副实。他曾在书中这样写道:“(被封为爵士)对我来说,是无上的荣誉,但是我所做的,实在与我得到的头衔不相符合,我甚至感到不能相信自己已得到了册封。”西拉里成名后,建立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基金会目前在尼泊尔等地建立了27所学校、两家医院,以及十几个诊所。
  1975年,西拉里的妻子、女儿去尼泊尔参加基金会活动时,不幸因飞机失事而丧生。1984年,西拉里与他的工作伙伴、好友、登山专家米格鲁的遗孀结为夫妻。如今,西拉里已是83岁高龄,尽管已久不登山,但他非常乐于帮助那些登山爱好者。
  最早登上珠峰的向导是诺尔盖。1953年5月29日,当新西兰人西拉里终于实现攀登珠峰的梦想时,西拉里激动地把担任他向导的尼泊尔人藤辛·诺尔盖紧紧地抱在怀里。1914年,诺尔盖出生在夏尔巴族一户普通人家,他的家门就面对白雪皑皑的珠穆朗玛峰。18岁那年,诺尔盖离家出走闯天下。1935年,他说服了一支试图攀上珠峰的登山队,让他加入到登顶探险的行列。在以后的几年里,诺尔盖先后五次向珠峰进军。在登山队中,帮助搬运行李,担任向导。诺尔盖登珠峰成功闻名世界后,曾去过许多国家和地区,向人们讲述他攀登珠峰的经历和经验。诺尔盖晚年一直呆在家里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令人不解的是,诺尔盖一直反对他自己的孩子继承他的登山事业,他对自己的孩子说:我已经替你们上去过了,你们不必再亲自登上珠峰顶。1986年,诺尔盖离开人世,终年72岁。
  攀登珠峰年纪最大的女运动员是在波兰出生的安娜·克泽文斯卡。2000年5月22日,时年55岁的安娜从尼泊尔一侧登上珠峰,成为当时登顶成功年纪最大的女子登山运动员。安娜曾是药剂师,33岁才开始从事登山活动。为了登山,她离开了自己从事的医学行业。1977年,她和登山队友登上马特霍恩峰,成为首位攀登此险峰的女性。随后十余年,她先后登上数座8000多米高的高峰,在欧洲登山界引起轰动。进入2000年后,她先后登上七个大洲的最高峰,成为轰动世界登山界的优秀女子登山运动员。目前,她已经离开登山界,成了名商人,掌管一家商业公司。她擅长写作,去年12月还出版了一本书,描写她攀登七个大洲最高峰的难忘经历。
  征服珠峰最年轻的女运动员是迪基·多尔玛。1993年5月10日,19岁的多尔玛成功登上珠峰,成为世界上登上珠峰最年轻的女运动员。多尔玛生于印度最多山的希马查尔州,山区文化对她影响很大。她曾是印度马纳利滑雪登山学院的学生,天生就有超人的体能,曾获得过国家女子滑雪比赛冠军。1991年,多尔玛开始学习基础的登山课程,后来学院推荐她加入国家珠峰女子登山队。多尔玛所在的登山队队长巴琴德里·帕尔,是1984年印度首位登顶珠峰的女性。她当时率领七名女子登山队员,成功登上珠峰。多尔玛入选国家登山队后,经过三年训练,从预备队入选进攀登珠峰的最后阵容,最终随登山队登上珠峰之顶。1995年,多尔玛作为一名滑雪教练,在滑雪中和她未来的丈夫相识,两人在1999年结婚。多尔玛现在继续留在马纳利滑雪登山运动学院任教,并担任学院的滑雪和登山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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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才子”朱光[转帖]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女作家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写道:“红军中有两个才子,一个是廖承志,另一个就是朱光。”
  朱光(1906~1969)原名朱光琛,广西博白县松旺镇松山村茂山屯人。他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考入广州国民大学,任共青团广州市委委员并参加广州起义,1928年1月任共青团广西省委书记,1930年加入中国****,1932年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1935年参加长征。曾先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科长,延安马列学院秘书长,八路军前线指挥部秘书长,广州市副市长,市委书记,广东省副省长,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安徽省副省长等职,“文革”中遭受迫害致死。1978年平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朱光风流倜傥,能诗能画能演剧,被誉为苏区红军中的才子之一。他与毛泽东等领袖人物有着君子之交。他抗争张国焘,险为枪下鬼,戴着手铐走完长征路;他主政三市(齐齐哈尔、长春、广州)业绩斐然,确是一位不可多得的人才,一位有作为的中国****人。

  多才多艺尽风流

  朱光出生于一个破落官僚地主家庭,7岁丧母,11岁丧父。小时候时学时辍,后来到远离家乡的开果私立高等小学就读,受业于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先生。1926年,他来到玉林第二省立高中就读,得到该校校长、广西著名的革命先驱朱锡昂的栽培。
  朱光自幼聪颖好学,成绩优异,喜爱书画,能两手同时执笔写字,他的书法作品常被同学视为珍品。1925年,广西博白县立初中校园内,同学们第一次看到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的画像。这张列宁素描便出自19岁的朱光之手。1927年12月11日,广州起义革命志士们脖颈上系着的那一条条鲜红的领带,便是时任共青团广州市委领导人之一的朱光设计的。1928年,上海成立了以宣传革命为宗旨的“上海艺术剧社”。这个剧社领导着上海大、中学校的戏剧活动,十分活跃。这个剧社就是以上海艺术大学学生做掩护的广西共青团省委负责人朱光积极组织发起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那象征着劳动者掌握自身命运的标志——第一张人民币便是朱光亲手绘制刻版的。
  1937年在延安,由朱光领导的“中国文艺协会”戏剧组首次亮相,演出话剧《炭矿夫》。廖承志演老矿工,朱光饰老矿工之子,后来还演出了朱光为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六周年而编的话剧《血祭上海》,连演10天,规模空前,轰动边区。毛泽东观后大加赞赏:“这个班子不要散了。”并当场敲定要以最大的力量成立艺术学院。1938年4月,由****人自己创办的综合性艺术学院——鲁迅艺术学院挂牌成立,学院发起人之一的朱光任学院秘书长,并和廖承志一起被誉为红军剧社杰出演员。
  1938年5月,朱光担任第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秘书兼八路军前敌指挥部秘书长。1940年春,调任第18集团军129师宣传部部长。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指导员工作条例》和《连队党支部工作条例》便是以当年朱光撰写的《政治指导员工作暂行条例》和《连队支队工作暂行条例》为原本制订的。
  1941年9月,朱光精心组织了一次129师全师运动大会,白天举行军事、体育各种项目的比赛,晚上则是文艺表演比赛。他还独出心裁,在运动场周围搞全师战利品展览室、战史陈列馆,以及政治、文化、教育、美术、卫生等展览,盛况空前。当时的《新华日报》报道:“在敌后,特别是在紧张的战斗环境中,举行如此规模宏大的部队运动大会,不仅在八路军是第一次创举,而且在全国,在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空前罕有的……”

  与毛泽东争名著

  朱光与毛泽东的关系不寻常,彼此同志之谊,悠久良深。在延安时,尽管毛泽东对“主席”这个称呼已经习惯,但朱光仍把他与毛泽东的关系看做是用道谊结交的朋友。他一直认为,为人要“相尚以道”,即使那人“握赤符,乘之龙,得圣人之时”也应该如此。
  1937年,朱光与毛泽东曾发生了一场颇有戏剧性的“夺书事件”:
  当年平型关大捷之后,青年作家殳从山西五台山赴延安途中,从被日军炸毁的废墟中捡得莎士比亚的四部名著《哈姆莱特》、《奥瑟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和《石索》、《三希堂》残帖两卷。到延安后,经朱光引见,殳在一所简陋的窑洞里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竭诚欢迎,殷勤款待殳,殳大受感动,便慷慨地从挎包里把名著和字帖通通掏出来,送给毛泽东。嗜书如命的毛泽东喜出望外,连声称好,谁知朱光眼快手疾,从旁一把就把四部莎翁名著夺走。毛泽东勃然大怒:“岂有此理!”朱光却面无愧色,振振有词地说:“见面分一半……再说,我是南国社元老,当然有权决定剧本归谁。”两人互不退让,唇枪舌剑,殳不知所措,连忙调停,结果是一分为二,朱光强行夺走《奥瑟罗》、《李尔王》和《石索》碑帖。拿到了书的朱光笑问毛泽东:“这样分配合理了吧?”毛泽东看了一眼这个比自己年少10多岁的朋友,只好礼让割爱,无奈地点头了。
  1949年9月,开国大典前不久,时任长春市委书记的朱光奉调广州。他利用南行之机入关进京,先后去看望自己的老上级朱德总司令和老朋友毛泽东主席。在毛泽东的书房,当他看到琳琅满目的书籍时,不免一阵心动。毛泽东猜透了他的心思说:“你个朱光,还想夺哪几本书呢?”朱光连声道:“岂敢,岂敢!”两位老友侃侃而谈。毛泽东挥毫为朱光书写了一幅《长征》诗。脑袋瓜灵活的朱光也乘兴抒情,书写诗一首:“四载风云塞北行,肩钜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归客,回首山川觉有情。”落款是“朱光1949年建国前夕古都中南海书法家之府”。毛泽东看罢,将“法”改为“癖”,又把“府”改成“家”。临别时,毛泽东还怀着殷切的期望,挥毫为朱光写了“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团结在一起,将南方工作做好,这是我的希望”的条幅,作为赠言勖勉。


  戴着手铐去长征

  1932年春,朱光被派往鄂豫皖苏区,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当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由于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张国焘在战略上的错误,致使部队遭受重大损失,被迫撤离根据地。广大指战员对张国焘日益不满。12月9日,当部队到秦岭山麓城固小河口时,朱光、曾中生(原鄂豫皖根据地特委书记)、邝继勋(原红四方面军军长)、张秋琴(原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等人开会,讨论西进的得失,酝酿派人到中央揭发张国焘的错误,要求党中央迅速采取紧急措施。张国焘被迫于12月10日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意见。会上,朱光、曾中生、邝继勋等人严肃地批评了张的家长式作风和战略上的错误。张不但不承认,还怀恨在心,伺机报复。1933年2月,张将朱光等人诬为“右派”、“托陈取消派”、“AB团”,对朱光进行严刑逼供达一月之久,并开除党籍。张还残酷地杀害了曾中生等数以百计的红军优秀干部。朱光因写得一手好字,又能绘制地图,才免遭杀害。他与廖承志、罗世文一起被关在保卫局,戴着手铐,从事油印、石印、书写标语、绘制地图、印发钞票等工作。后来又背着沉重的油印工具跟随部队三过草地。朱光历尽艰难险阻,戴着手铐走完长征路。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后,中共中央西北局组织部部长傅钟代表中央宣布解除对朱光、廖承志、罗世文等人的监禁,撤消处分,恢复党籍。至此,他们三年多被迫害、遭拘禁的囚徒生活才告结束。但尽管受到张国焘残酷的打击报复,朱光始终坚持真理,从不低头,表现了一个革命者的铮铮铁骨。

  主政三市绩斐然

  1945年10月,朱光奉毛泽东迅速在西满建立军区,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粉碎国民党进攻的命令,同刘锡五、曹里怀、郭维城等人率先北出山海关,千里跋涉,直奔西满的齐齐哈尔,出任嫩江军区副政委、齐齐哈尔市委书记。
  齐市是一个开辟较早的城市,历代省会都在此。抗战胜利后,昔日投靠日本人的汉奸、特务、地痞、流氓摇身一变,成了正统的国民党,他们秘密建立武装,组织所谓“解放委员会”,妄图控制局面。而该市又正处于苏军管制下,局面十分复杂,中共要在此建立政权,困难重重。朱光到齐市后,先是不动声色,暗中观察,发现一般市民不信****能成什么大气候,工人和知识分子则对前途忧心忡忡。针对此情,他果断提出“舆论先行、攻心为上”的八字方针,并亲自急速起草了宣传党的有关政策、揭露蒋介石投降卖国、断送东北、陷东北人民于水深火热的宣传提纲。他犹如当年在延安舞台上表演那样,亲临街头演讲。他热情澎湃、昂扬激越的演说鞭辟入里,深入浅出,赢得了听众。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朱光团结各阶层人士,建立了“齐齐哈尔市民主大同盟”。他大刀阔斧地创建了“嫩江军政干校”,亲任校长,广招工、农和知识分子入校,培养了八千余名工作骨干。他又细致地制订了宣传党的各项政策和接收政权、镇压反动势力等主要工作的各阶段具体方案,成功地开展了齐市工作,使市民复业、复学、复工,稳定了社会秩序。由于他的业绩出色,1948年5月,上级让他出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秘书长,管理更多的城市。
  5个月后,吉林省省会长春市解放,朱光被任命为中共长春市委书记。他匆匆地从齐市来到这个伪“满洲国”的首都。长期的战乱使长春的经济遭受到灭顶的破坏。40万人逃离市区,近10万人饿死街头,市内万户萧疏,阴森可怖;郊外荒冢累累,白骨嶙嶙。进城后,朱光身先士卒,率部队和百姓“救生埋死”,并以工代赈,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入城仅短短三天,即迅速开通了铁路运输、输电线路和自来水供应,市内交通等城市公共设施也相继修复。他又精心组织人力物力,开辟贸易市场,保证蔬菜、粮煤等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并对市内工商业实行登记整顿,发放低息贷款,限期开门开市。由于措施得力,仅仅两个月,就使三千余家大小工厂恢复生产和五千多家商店恢复营业,这座饱经战难、市井萧条的死城又渐显生机。
  朱光主政的第三座城市是华南重镇广州。1949年9月,朱光背着一条旧军毯,怀揣毛泽东在中南海为他书写的题词和那首气势磅礴的《长征》诗,率领200名两广籍干部跨黄河渡长江,进入广州市。1927年,他曾在这里读书、投身革命和参加广州起义,而眼前这座自鸦片战争至今百多年来饱受列强蹂躏的花城,却社会秩序混乱,伤痕累累,满目凋敝凄凉,土匪恶霸横行,流氓赌棍如毛。身为广州市副市长的朱光和他的战友们顾不得旅途辛苦,在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叶剑英率领下,以当年广州起义时的大无畏精神同恶势力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解放初期,为了广州的建设,朱光曾从香港建筑巨商——爱人余修的父亲手中搞到了大批建筑材料应急供应广州市建设,为此,他的岳父大人差点破产。
  “食在广州”,这话不假,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中游的,人工养的,树上结的,都能做成地道佳肴。有一次,共和国副主席董必武来广州,朱光不事奢华,不事逢迎,把董老邀至家中,与夫人余修仅以家制萝卜糕馈赠。不想董老食后大加赞赏,并即兴提笔书写《戏谢朱光同志馈家制萝卜糕谢享羊城美味》一首相赠。
  广州人喜花,养得精细,赏得有趣,朱光来后入乡随俗。对花,尤其是梅、兰两花颇有兴致,在他的小庭院里,夫妇俩精心培育了近千株各色各样的兰花。爱吟诗作画的朱光,笔下的梅花枝干奇崛,花蕾清新,别具特色。每画一幅还要配以题诗。“红梅潇洒似红旗,独立西风傲雪欺,不与繁花争烂漫,丹心铁骨是先驱。”“不写时花爱写梅,圆圆点点破寒开。指到冰肌香扑鼻,满天风雨也快哉。”诗意画意,跃于纸上。
  “广州好,城古越千年。饱阅沧桑消劫烬,缅怀缔造接前贤,山立五羊山。广州好,花木四时春。旖旎繁英堆锦绣,缤纷香蕊落衣巾,只是为劳人。广州好,解放十春秋,苦难已随流水去,繁华事业仗群谋,与众乐淹留。”这是1959年朱光写的《广州好五十首》长诗中的三小节。他热情赞美了巨变后的广州。时至今日,《广州好》还被羊城人民咏叹。而这位建国后开市元老之一的朱光在这里做了许多好事,广州人至今仍怀念着他。
  1961年,朱光调离工作、生活了12年的广州市,到北京出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那年,妻子余修挑了几盆丈夫最喜爱的兰花让他带去北京,朱光却没有点头。离家那时,他特地请广州市园林局的领导来舍,把花全部无私地献给了园林部门,并建议建造一座兰圃供人们观赏。如今,这凝聚着朱光一份心血的兰圃已具规模。每逢花节,上万盆兰花散发幽香,观者如潮。
  栽花人早逝,清香留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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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海明威肩负使命到中国[转帖]


  肩负使命访问中国

  1941年初,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炮火连天,中国抗日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刻。此时美国政府尚未参战。但是由于美国在远东有着巨大利益,所以它对日本在中国的侵略非常关注,很想寻找一个合适的人去调查一下中国政府的抗日状况,以确定美国的对华政策。1941年2月,美国著名作家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妻子玛莎·盖尔荷恩受美国《柯里尔》杂志派遣要去远东采访,盖尔荷恩鼓励丈夫一起去。海明威是个冒险家,曾经去过非洲等世界许多艰险地区,还到过西班牙参加国际纵队反抗法西斯。他对古老神秘的中国非常感兴趣,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和阿格尼斯·史沫特莱对中国****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报道令他神往,于是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美国政府获悉此事后,财政部长哈利·德克斯特·怀特立即召见了他,请求他以美国政府特派员的身份帮助政府完成一项任务:调查中国的国共关系,并写出调查报告。此时海明威确实成了香饽饽。纽约《午报》也邀请他当记者,为报纸撰写一些重要报道。《午报》主编拉夫·英格索尔要求海明威具体了解并报道远东的下列情况:一、中日之战打得怎样?二、中国内战的危险如何?三、日苏和约的签订有什么影响?四、美国在远东的作用如何?五、美国有没有同日本开战的可能性?等等。这些问题同欧洲战场的形势密切相关。当时德国法西斯已经占领了许多国家,并准备向苏联发动进攻,美国仍在观望。在亚洲,中日之战处于相持阶段,日本尚不能脱身进犯东南亚。如果日军南下,将侵犯美国利益,美日之间难免爆发战争。英格索尔提出的这些问题都是当时美国民众最关心的问题。按照美国政府的要求,海明威夫妇初步确定了此次中国之行的计划:主要是对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军队进行考察并与其领导人进行会谈。当然,如果机会允许,夫妇二人也很想见见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描绘的主人公们。

  在抗战前线访问

  1941年2月初,海明威夫妇离开美国,乘“玛特桑尼号”客轮经夏威夷稍加停留,接着乘泛美航空公司“剪子号”班机飞抵香港。他们在香港呆了一个月,为访华进一步做了准备。他们在香港逗留期间,同各方人士进行交流,了解中国的战局,其中有英国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中国人里还分主战派和主和派。他在香港同英国将军莫里斯·柯恩来交往较多。这位英国朋友当过孙中山的警卫,会说广东话,是个“中国通”。他向海明威介绍了不少中国政界和军界情况。他对蒋介石的印象不好,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明威对蒋介石的印象。
  海明威夫妇于3月下旬从香港乘机飞越日本战领区,随后坐车来到韶关的第七战区。此前,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曾致电国民党战地党政委员会副委员长李济深:美国现实主义作家海明威来华,已经到达韶关,将很快到达战区进行前线考察,其此行的目的是了解中国的抗战情况,因此要求工作人员谨慎准备下列问题:一、中国抗战能否坚持到底?二、假如美国供给飞机,中国驾驶人员是否会用?三、国共关系问题。电报特别强调,在谈话时要特别注意分寸。从这份电报中不难看出,国民党当局对海明威夫妇访华是十分重视的。其中的原因很简单,国民党政府急于争取美国援助,所以把海明威夫妇二人视为上宾。
  海明威夫妇在第七战区呆了一个月,受到国民党士兵和当地村民隆重而热烈的欢迎。他们对司令部到军、师、团以及前沿的先头部队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3月26日,海明威拜访了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上将。谈话中,海明威详细询问了华南战局的情况,余汉谋指着军用地图,详细分析了敌我态势。3月28日,海明威一早便由战区司令部和政治部特派员陪同,去前线参观访问。他们夫妇跟着军队活动,坐船、骑马、步行,所经过的地区天气潮湿,有时阴雨绵绵,所有的人十几天都没有穿过干衣服。海明威的妻子盖尔荷恩抱怨不止,尤其不满意居住的卫生条件。但海明威情绪始终很好。对妻子的抱怨,他的回答是:谁叫你来的?经过对战区艰苦生活一个月的体验后,海明威对第七战区部队的印象是:这个部队的防御能力很强,士兵生活、医疗条件很差,但很能吃苦。

  蒋介石破格接见

  4月6日,海明威夫妇搭乘一架运钞机到达重庆。他们一行到达重庆以后,财政部长孔祥熙设宴招待。宴会之奢华,令客人瞠目结舌。盖尔荷恩追忆到:“某个晚上,我遇见了孔夫人,她很会穿着打扮。她的衣服是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一件,是中国古典式,黑天鹅绒的。旗袍从衣领到下摆的小扣子都是钻石。据说孔夫人还有红宝石和祖母绿的扣子。蓝宝石是因为显不出来,所以就不用了。”那时中国抗战已经四年,沿海被日军封锁,物力艰难,广大军民难求温饱。国家如此困难,财政部长家却如此阔气,难怪海明威夫妇对孔祥熙之流如此反感。
  作为访问国民党统治区的少有的美国记者,海明威夫妇自然受到蒋介石的破格接见。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请海明威夫妇共进午餐,还整整谈了一个下午,由宋美龄当翻译。国民党高级官员也纷纷出场,与海明威夫妇见面。蒋介石与海明威交谈时,连假牙都没有戴上。据说,这是对待外国贵宾的一种特殊“礼誉”。当时,蒋介石刚刚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行为受到国内外进步人士的强烈谴责。斯诺和史沫特莱等人在美国报刊上作了公正的报道,引起美国进步人士的强烈反响。这使得蒋介石十分不安。他想通过海明威向美国舆论界作宣传,以改变美国人对自己的印象,所以他的话题总离不开“皖南事变”。他不但矢口否认自己制造的事件,而且指责****军队经常解除国民党军队的武装。席间蒋介石问海明威夫妇,对西方报纸上刊载有关中共的一些文章有什么想法。海明威说他们谁也没有见过,就谈不出看法来。蒋介石用不同的方式,四次谈到“皖南事变”,海明威都不作回答。
  25年后回忆此事时,海明威夫人认为:蒋介石夫妇口若悬河般向我们作宣传,其效果就像给沙里泼水,没有起作用。其实,海明威完全听懂了蒋介石的意思,但他一直未写关于“皖南事变”的文章。原因正如他回国后所声称的:“由于这些言论只能使国共感情冲突火上加油,易于制造内战气氛,因此我没有发表它。”这位特派员最后强调:蒋委员长的很多说法与他过去的言论不一致,也与众所周知的****参加抗战的事实相矛盾。经过调查,后来海明威在写给他的朋友摩根索的信中详细地谈了自己对国共问题的看法。他认为,不要忘记蒋介石剿共十年,“西安事变”后在****影响下才转向抗日的。但是,国民党官员仍然把****的存在看成是他们的“心脏病”,把日本侵略仅仅看作是“皮肤病”。蒋介石称他拥有大量军队可以消灭****,用这种“外科手术”来治疗所谓“心脏病”。

  秘密会晤周恩来

  鉴于国民党方面向海明威夫妇灌输的许多错误思想,歪曲在敌后战场抗战的中国****军民,中国****方面也在争取海明威夫妇,打算与他们夫妇二人好好谈一谈。这一行动是经过周恩来秘密安排的。盖尔荷恩回忆说,1941年4月14日,她去重庆的一家市场,遇见一位金发碧眼的外籍女子悄悄地向她打招呼,问他们夫妇想不想会见****的周恩来。事后才知道,这个接头的外国女子是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干部王炳南的德籍夫人王安娜。回到宾馆,盖尔荷恩转告了丈夫。海明威本就想见见周恩来,便欣然首肯。于是,她又遵嘱于次日到市场与王安娜接头,商定了会面的日期。第二天,海明威夫妇按事先的约定到街上溜达,甩开了密探的跟踪后找到王安娜。王带着他们七拐八拐,穿过迷宫般的小巷,再次甩开特务的跟踪,最后匆忙坐上人力车,用车帘盖住车头跑了一段路。他们终于来到了一间墙壁粉刷得雪白的地下室。屋里有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周恩来站在桌子后面迎接他们。
  周恩来穿着一件短袖开领的白衬衫和一条黑裤子,十分朴素大方。他和海明威夫妇的谈话是用法语进行的。周恩来有个翻译,但海明威夫妇从周恩来炯炯有神的眼神中知道他明白他们的谈话,无需通过翻译。宾主双方谈笑风生,毫无拘束。海明威向周恩来讲了一些广州前线的情况,周恩来则谈了“皖南事变”和中国****的抗战方针。还针对国民党政府总参谋长何应钦和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关于“皖南事变”的声明专门写了两个纪要交给海明威,希望美国政府能仔细读读它,作为了解国共关系的参考。
  双方谈话时间虽然不长,但周恩来的良好风范给海明威夫妇二人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盖尔荷恩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我们认为,周恩来是个胜利者,是我们在中国所见过的唯一真正好人。如果他是典型的中国****人的话,那么中国的未来将是他们的。对我来说,我已被这位魅力十足的人强烈地吸引住了。”正因为有了这种印象,所以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盖尔荷恩看到当年在重庆一间地下室里秘密会见他们的周恩来就任总理兼外交部长时,她一点都不感到惊讶。海明威则回忆道:“周恩来是个具有极大魅力和智慧的人,他与所有国家的驻华使馆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成功地使几乎每一个在重庆与他有过接触的人都接受****人对于所发生的任何事情的立场。”

  对中国现状的报告

  4月16日,海明威夫妇离开重庆飞往昆明,然后从昆明乘汽车沿着滇缅公路南下到达仰光。海明威在仰光停留了一周,然后飞往香港。盖尔荷恩从仰光飞雅加达转马尼拉。5月6日,海明威从香港乘飞机去马尼拉与盖尔荷恩相会,然后一起飞回美国,结束了为期三个月的远东之行。
  回国后,海明威写了六篇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苏日签订条约》《日本必须征服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在中国的地位》《中国空军急需加强》和《中国加紧修建机场》。这些报道分别发表在1941年6月10日至18日的纽约《午报》上。同时海明威还写给美国政府一份关于国共关系紧张的详细报告。夫妇二人也曾一起到华盛顿去回答关于中国问题的咨询。海明威说:这场战争后,****人一定会接管中国,因为那个国家里最优秀的人是****人。他在报告中批评了蒋介石对内排除异己的政策,把日本看作是“皮肤病”,而把“中国赤祸”视为心腹之患。海明威在给摩根索写的报告中,详细谈了访华观感和他对国共两党冲突的见解,并提出了解决办法:“为使整个事情尽可能简单化,我想我们可以肯定一点:除非苏联与重庆政府达成某种协议,规定中国的一部分为真正的‘苏区’,并划定国共双方都遵守的可防御的边界,否则国共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我相信,如果我们的代表们在任何时候都能清楚地表明我们不对内战提供任何资助,我们就能无限期地拖延重庆政府和****人之间全面内战的爆发。”至于美日之战会不会出现,海明威告诉英格索尔,这只是个时间问题,时间对美国人有利;对日本人来说,时间正在消失;没有人能够预测,战略决战何时到来。历史表明,海明威的看法极有见地。遗憾的是美国政府却最终选择了扶蒋反共的政策,到头来弄得一无所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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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战时海军轰击公约[转帖]

 

资料选自《影响人类生活的一百个国际公约》


   关于战时海军轰击公约    
 (1907年10月18日订于海牙)
  
    (各缔约国元首称呼略。)
     
   为了实现第一届和平会议关于海军轰击不设防港口、城
镇和村庄所表示的愿望;   
   考虑到可取的办法是海军轰击应遵守能保证居民的权利
和保全较重要的建筑物的一般规则,其方式是尽可能将1899
年陆战法规和习惯的章程的原则扩大适用于这种作战行动;
   渴望能因而有助于人类的利益并减轻战祸的严酷性; 
   决定为此目的缔结本公约并各自任命全权代表如下: 
     (各全权代表名单略。)      
   上列全权代表提交全权证书认为妥善后,议定条款如下:
  第1章 关于对不设防的港口、城镇、村庄、      
           居民区或建筑物的轰击
        第1条       
   禁止海军轰击不设防的港口、城镇、村庄、居民区和建
筑物。     
   一个地方不能仅仅由于其港口外敷设了自动触发水雷而
遭到轰击。 
        第2条
   军事工程、陆军或海军设施、武器或战争物资仓库、可
用于满足敌国舰队或军队需要的车间和设施以及停泊在港口
内的军舰不包括在禁止轰击之列。如果任何其他手段均已无
能为力,而地方当局也未在规定期限内毁坏上述目标时,海
军指挥官得在发出警告的合理期限后,用炮轰摧毁之。
   在此种情况下,该指挥官对轰击可能造成的无法避免的
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如因军事需要立即行动而对敌军不得有所延误,在第一
款所指的情况下,禁止轰击不设防城市的规定仍然有效,指
挥官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尽可能减少对该城市的损害。
        第3条
   如地方当局经正式警告后,拒绝为停泊在该地的海军征
集所急需的粮食和供应,则经正式通知后,海军可对该不设
防的重口、城镇、村庄、居住区或建筑物进行炮轰。
   此项征收须与当地的资源成比例,并且只有以有关海军
指挥官名义才能提出,并应尽可能用现金偿付;否则须给收
据以资证明。
        第4条
   禁止由于未支付现金捐献而对不设防的港口、城镇、村
庄、居住区或建筑物进行轰击。
   第2章 一般条款    
        第5条       
   在海军进行轰击时,指挥官必须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尽
可能保全宗教建筑、文艺、科学和慈善事业的建筑物,历史
纪念碑,医院和伤病员集合场所,但经谅解,上述建筑物不
得同时充作军事用途。    
   居民应将这些纪念碑、建筑物或集合场所,用明显的记
号标出,即在大的长方形木板上按对角线划分为两个三角形,
上面部分为黑色,下面部分为白色。     
        第6条       
   如军事情势许可,海军进攻部队指挥官在进行轰击之前
应尽力向当局发出警告。   
        第7条       
   禁止对即使以突击攻克的城市或地方进行抢劫。    
   第3章 最后条款    
        第8条       
   本公约的规定应在缔约各国之间、并只有交战各方均为
本公约缔约国时才能适用。 
        第9条       
   本公约应尽速批准。   
   批准书交存于海牙。   


   首批批准书的交存应作成记录并由各加入国代表和荷兰
外交大臣签署。       
   此后批准书的交存,应以书面方式通知荷兰政府,并附
送批准文件。         
   首批批准书交存记录、前款提到的书面通知以及批准文
件的经核证无误的副本,应由荷兰政府通过外交途径立即送
交被邀请出席第2届和平会议的各国以及加入本公约的其他
国家。对前款所指的情况,荷兰政府应同时把收到通知的日
期告知上述各国。      
       第10条
   非签署国可以加入本公约。
   愿加入的国家应将其意愿以书面通知荷兰政府,同时向
该国政府送交加入书,该加入书保存于荷兰政府的档案库。
   荷兰政府应将通知和加入书的经核证无误的副本立即送
交所有其他国家,并注明收到通知的日期。
       第11条
   本公约对参加首批交存批准书的国家,于此项交存作成
正式记录之日起60天后生效,对此后批准或加入的国家,则
于荷兰政府收到其批准或加入通知之日起60天后开始生效。
       第12条
   如一缔约国要求退出本公约,则退出须以书面通知荷兰
政府,由该国政府立即将通知的经核证无误的副本转送所有
其他国家,并告以收到通知的日期。
   退出只对发出退出通知的国家,并于通知送到荷兰政府
1年后生效。 
       第13条      
   由荷兰外交部保存的登记簿载明按照第9条第3款和第
4款交存批准书的日期,以及收到加入通知(第10条第二
款)或退出通知(第12条第1款)的日期。        
   每一缔约国均得查阅该登记簿并可要求提供核证无误的
摘录。     
   各全权代表在本公约上签字,以昭信守。        
   1907年10月18日订于海牙,正本1份,由荷兰政府档
案库保管,经核证无误的副本通过外交途径送交被邀出席第
2届和平会议的各国。    
  (代表签字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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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人祖先来自中国西域 被匈奴赶走? [转帖]


   印度-欧罗巴人与中国上古文明有关?

  印欧语族的中国起源猜想

  20世纪50年代,德国学者金布塔斯提出了印欧语族(现代欧洲人的祖先)起源于南俄大草原的观点。1990年,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纳兰扬提出了不同观点,他认为印欧语族起源于古代中国西域以及周边的广大地区。这个观点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支持。

  无论是史料记载,还是考古发掘,都显示印欧语族中的吐火罗人与克罗马农人均曾在今新疆地区繁衍生息数千年。

  库车9世纪佛教壁画:左边是青眼赤须、眉骨粗硕的吐火罗供养人,与右边有着优雅地中海式容貌的女性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大夏即吐火罗

  在商代甲骨文和《易经》爻辞中都留存着与西方强梁民族“鬼方”长年作战的记录,不少学者推测鬼方与吐火罗人有关。

  德国学者马括德、嘉兴沈乙庵氏根据《新唐书·西域传》提出“大夏即吐火罗”一说,广为近世史学界接受。吐火罗(Tochari)一词,To即汉文的 “大”,“罗”为语尾,“火”相当于“夏”。 “大夏”“吐火罗”“敦薨”“去胡来”“睹货逻”等等,是不同时代的汉文史册对同一对象的不同译音而已。古籍有“大夏兹白牛”(《逸周书·王会解》)、“ 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山海经·海外东经》)、“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史记·封禅书》)等记载。“大夏”之国,看似神秘缥缈,事实上却关涉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夏。现代著名史学家徐中舒解释所谓大夏、小夏,指的都是夏民族。疑古学派宗师顾颉刚的高足刘起则说:“以其整个地区都是夏人之居,因而凡夏人居住的地方都可称大夏,夏亡后称为夏虚。”如此说来,大夏(吐火罗)就是大禹建立的夏王朝。

  当年,夏桀被商汤打败后,夏人余部与姻族有虞氏(大月氏)一同向西北撤退至西域地区。

  西域遗骸为印欧语族人

  1980年,新疆考古所与中央电视台《丝绸之路》摄制组合作,组织考察队,在罗布泊北端、孔雀河下游铁板河三角洲发现了两处古楼兰人墓葬,并出土了一具保存完好的女性干尸,她便是著名的“楼兰美女”。

  由于罗布泊低凹、干燥、高热的地理环境,很多遗址的发掘都伴随着古人干尸出土。令人惊奇的是,他们大部分都具有鲜明的白种人特征。譬如距今3880 年的“楼兰美女”,头发棕黄,深目高鼻,望之与现代欧洲人几无二致。而1979年孔雀河下游古墓沟原始社会氏族墓葬群发掘所得的一批遗骸,经著名人类学家韩康信等鉴别,均属古欧洲人种,其中一具干尸曾送南京大学地理系作碳14测定,距今6400年;另一个头骨则与欧洲旧石器晚期克罗马农人(距今5万~1万年)十分相似。此外,罗布泊、哈密曾出土大批距今1万~7000年的细石器,其中的桂叶形石簇为克罗马农人的典型石器。

  古楼兰国是《史记》《汉书》所记西域三十六国之一。公元前2 世纪,张骞出使西域,开辟联系欧亚的丝绸之路。楼兰“数为匈奴耳目”,遮杀汉使。公元前77年汉使傅介子刺杀楼兰王,更立国主,改国名鄯善。公元5世纪末,“鄯善为丁零所破,人民散尽”,楼兰古国沦为空城,逐渐被“死亡之海”塔克拉玛干沙漠吞噬。直到上世纪初才由横越亚洲腹地探险的瑞典人斯文赫定发现。楼兰曾使用过吐火罗语。吐火罗语是一种已消亡的原始印欧语,大量文献于20世纪初在新疆库车、焉耆、吐鲁番、敦煌藏经洞等地发现。曾几何时,新疆大部分地区,以至甘肃敦煌,都可纳入吐火罗文化带。库车(古龟兹)的佛教洞窟壁画上准确反映出吐火罗人的印欧种族体质。德国学者克林凯特说:“在库车附近的克孜尔洞窟内,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吐火罗人是君侯供养人……是高大的白皮肤人物,有一部分是蓝眼睛红头发。”具有明显印欧人特征的“楼兰美女”生活于古印欧语系吐火罗文化圈中心,毫无疑问,这位“美女”的身份只可能是吐火罗人。

  西迁以至远离中国

  吐火罗人在西域从游牧文化发展为城邦文明,无论商、周、秦、汉多么强大,始终难以撼动其根本。直到匈奴崛起,称雄漠北,攻破月氏,大月氏与大夏才再次相率远徙,西逾葱岭,渡妫水(中亚阿姆河),从此离开中国,永远消失于汉人视野。随着数百年后西域诸国衰亡,吐火罗——大夏文明的影响亦泯灭无踪,徒然留下蒙古、新疆草原上的巨石墓葬、阴山、天山的双马神(吐火罗人崇拜的神,也就是史籍里的“龙”原型之一)岩画等历史遗迹,让我们抚今追昔,不胜唏嘘。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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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为何反感“微服私访” [转帖]
 


 秦全耀

古代的官员办公务时是要穿官服的,即使上街也要穿官服,回到家里则穿回便服(和平民百姓一样)。微服私访就是说官员穿着老百姓的衣服到社会上了解民情。当代官员的衣服已与老百姓无异,微服私访就是说官员以老百姓身份暗自到社会上了解情况。

古时候没有电视,没有报纸,没有电影,皇上大臣长什么德性,没几个人知道,所以不论康熙、乾隆动不动就爱微服私访,不白去,说不定还能碰上什么艳遇桃花运一夜情呢。

自从有了报纸电视,微服私访几乎成了一句空话,毛主席在世时,家家都挂他老人家的像,如果连毛主席长相都不知道除非是瞎子。同样 毛泽东身为领袖,却因此而失去部分“自由”。他不能自在地四处漫步,更不能随意地串门。只要他离开那座古色古香、警备森严的中南海,自由活动的权力就离他远去。毛泽东每次外出,身前身后总少不了陪同的首长、神情严肃紧张的保安人员,他们将毛泽东紧紧挟在中间。不仅如此,如果毛泽东走出中南海或巡游时的居所,保卫部门就会要求他戴上口罩、墨镜。面对种种制约,毛泽东既感到不满,又无可奈何。

毛泽东非常怀念延安时期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时他不也是主席吗?可他能够比较自由的活动,从来不曾出现过前呼后拥、警卫森严的情景。他很反感和平时期的这种“微服私访”做法,曾多次“愤怒”地对公安部长罗瑞卿等人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嘛?要我脱离群众?”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几乎每年都要到一些省市走走,借此了解一下情况。每次外出,随行的工作人员都要为他准备好墨镜、口罩。当时,保卫部门认为国际国内形势错综复杂,台湾国民党特务仍然在活动,如果不掩饰行迹,随便外出,极有可能发生意外。他们认为戴上口罩、墨镜可以避免被人认出,减少围观、拥挤的危险。毛泽东听了这些解释有些啼笑皆非,但他不能反对,因为这是他外出时必须答应的先决条件。

1952年,毛泽东在武汉准备游黄鹤楼。他说,几十年前登过,不知风貌是否依然如故。此次毛泽东南行,公安部长罗瑞卿奉命作陪。黄鹤楼是著名风景点。游客如云,安全保卫有较大难度。罗瑞卿要求毛泽东戴上口罩、墨镜。保卫人员解释说:“现在正在抗美援朝,美蒋特务蠢蠢欲动,必须严加防范都能保证万无一失。” 同时,武汉街头毛泽东的画像又高又大,连三岁小孩都能一眼认出来,若不遮掩就会暴露身份。他们取出口罩、墨镜,准备为毛泽东戴上。毛泽东不想使下发感到难堪,顺从地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他戴上墨镜,风趣地说:“这样是否就没有人认得我了?”

其时正值春节,游客还真不少,黄鹤楼周围人山人海。毛泽东在罗瑞卿、李先念、王任重、杨尚昆、杨奇清等陪同下来到这里。故地重游,毛泽东感慨万千。二十多年前,与夫人杨开慧在武昌工作时多多携手,多次至此。现在物是人非,他平添几许惆怅......

突然,一个小女孩注意到了毛泽东。尽管他戴着口罩,这位小女孩还是认出了他。她情不自禁地叫了一声:“毛主席?!”毛泽东听到叫喊,猛然回头,寻觅着这声稚嫩而亲切的童音。毛泽东的猛回头证明了小孩准确的判断,她欢呼雀跃,警卫人员也阻拦不住。游山的人驻足而观,如潮水般涌至。当他们证实了信息后,黄鹤楼湮没于“毛主席万岁”的声浪之中。公安部长罗瑞卿感到大事不好,但这位人高马大的部长面对狂热的欢呼人流,仍然能保持了冷静的头脑。他马上下令:保护毛主席下山!说完立刻挤到毛泽东跟前,拉起一位高大卫士的手勇敢地朝汹涌而来的人流挡过去。杨奇清、李先念、杨尚昆及其他保卫人员也手挽手构成人墙,将毛泽东围在中间,艰难地随着罗瑞卿等人开出的“小道”前进......终于从人流中挤下山。毛泽东登上了江岸的轮船,这时大家才感到松了一口气。

毛泽东伫立船头,兴奋异常。他摘下口罩、墨镜,面向山上山下依然在涌动的欢乐人群不断招手致意。顿时,江岸上掌声雷动,欢呼声惊天动地,震耳欲聋......事后,保卫部门为这次旅行向有关领导作了检讨,但毛泽东却毫无责怪的意思。

“黄鹤楼事件”说明戴口罩、墨镜也并不十分保险。此后外出,当保卫部门要求毛泽东乔装打扮时,他就重提这桩令他兴奋不已的旧事。这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保卫人员因此十分难堪。但不管怎样,保卫部门有着自己的解释,因为是否乔装毕竟大不一样,口罩、墨镜还是要戴的,戴了总比不戴好。所以毛泽东出门时还得戴上口罩、墨镜。

有一次毛主席到了浙江绍兴,戴上口罩、墨镜进了个民间茶馆喝茶,万幸没有被人认出。但喝茶又不能不摘口罩,刚刚摘下就被当地陪同人员拍了照片。为了光辉形象,上级有特别规定领导人戴口罩、墨镜微服私访一路上禁上拍照。

上面这张毛主席微服私访的照片就很独特,外面的人不知道里面“藏”着个毛主席,毛主席在里面又被人“看”着,不能随便出去。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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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开国十大将的辉煌人生[转帖]

 

十大将的成长和进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缩影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设有大将军衔,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共有10人。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 光达。

十大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资历、威望、战功、素质、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被评为大将是众望所归。同时,他们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缩影。

十大将领导或参加的革命起义:陈赓,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六团第一营营长。许光达,1927年8月上旬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三营十一连三排排长。粟裕,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1928年1月22日参加了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五连党代表。谭政,1927年9月9日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二营营部书记。王树声,1927年11月14日参加了黄麻起义,时任麻城农民自卫军队长。徐海东,1927年11月14日参加了黄麻起义,时任黄陂农民自卫军队长。黄克诚,1928年1月22日参加了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永兴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张云逸,1929年12月领导了百色起义,时任起义总指挥。没有参加上述起义的萧劲光正在赴苏学习,罗瑞卿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二连副班长。

十大将在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时的任职:黄克诚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团长,谭政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党委秘书,粟裕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三连连长。此时,在其他地区,陈赓任上海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萧劲光赴苏学习,王树声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第一队党代表,徐海东任黄陂游击大队分队长,罗瑞卿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许光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学兵团教育副官,张云逸任国民革命军海南岛绥靖司令。


共和国开国十大将的辉煌人生
 
十大将的成长和进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缩影

中国人民解放军1955年第一次实行军衔制时,设有大将军衔,被授予大将军衔的共有10人。他们的排名顺序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 光达。

十大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资历、威望、战功、素质、能力都是有目共睹的,他们被评为大将是众望所归。同时,他们的每一点成长和进步,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辉煌历史的缩影。

十大将领导或参加的革命起义:陈赓,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三师六团第一营营长。许光达,1927年8月上旬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七十五团三营十一连三排排长。粟裕,1927年8月1日参加了南昌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学员班长;1928年1月22日参加了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五连党代表。谭政,1927年9月9日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二营营部书记。王树声,1927年11月14日参加了黄麻起义,时任麻城农民自卫军队长。徐海东,1927年11月14日参加了黄麻起义,时任黄陂农民自卫军队长。黄克诚,1928年1月22日参加了湘南起义,时任工农革命军永兴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张云逸,1929年12月领导了百色起义,时任起义总指挥。没有参加上述起义的萧劲光正在赴苏学习,罗瑞卿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第二连副班长。

十大将在1928年4月朱毛红军井冈山会师时的任职:黄克诚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五团团长,谭政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一团党委秘书,粟裕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二十八团第三连连长。此时,在其他地区,陈赓任上海中央特科情报科科长,萧劲光赴苏学习,王树声任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第一队党代表,徐海东任黄陂游击大队分队长,罗瑞卿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教导师政治部宣传科干事,许光达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军学兵团教育副官,张云逸任国民革命军海南岛绥靖司令。


十大将在南昌起义前的主要经历:

张云逸,1911年4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后加入革命军,充当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1921年任粤军香山护沙营营长。1924年任广东许崇智部旅长。率部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1926年任第四军十二师张发奎部参谋处长,后又任二十五师参谋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了国民党部队。

萧劲光,1919年五四运动时在长沙长郡中学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0年8月进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外国语学社。1921年春与刘少奇、任弼时等赴莫斯科,入东方大学学习。其间曾在初级军事学校学习一年。1924年1月作为东方民族代表,为列宁守灵。同年秋回国,到安源路矿从事工人运动。1925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第六师党代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再次赴苏,进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

陈赓,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1年脱离湘军,在长沙参加爱国活动。1922年12月加入中国****。1924年5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后留校任连长、副队长,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和讨伐陈炯明的东征等多次作战。1926年秋赴苏联学习,1927年初回国。

黄克诚,1922年春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1月在广州入国民党中央政治讲习班学习,老师有林伯渠、毛泽东、周恩来等****员。1926年6月转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训练班,7月训练结束后被派往北伐军唐生智部,曾任连、营、团政治指导员。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被派往永兴从事秘密革命活动。

徐海东,当过11年窑工。1925年被党派入直系军阀刘佐龙部学习军事。1926年夏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二师任代理排长,参加了北伐战争,在汀泗桥战役中带全排冲垮敌4个炮兵连,获嘉奖和晋升。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家乡,组织起黄陂县第一支农民自卫军,任河口区农民自卫队队长,在窑工中建立中共支部。

谭政,在湘乡县东山学堂就学期间,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爱国学生运动。1927年春到武汉参加国民革命军,在第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第二连任上士文书,后任营指导员办公所准尉司书。同年8月初,编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任九连文书、二营营部书记。

罗瑞卿,1924年在张澜创办的南充中学读书时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6年冬在武汉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许光达,1921年秋考入长沙师范学校学习。1926年春经湖南省委选调,送至广州黄埔军校,专攻炮兵。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后,随营转至武汉,编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炮科学习,并被选为中共炮科党支部宣传委员。1927年7月毕业后,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直属炮兵营,任见习排长。

粟裕,1926年11月参加支援北伐和工农革命运动的学生运动。1927年5月到以叶挺为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教导队当兵,任班长。

王树声,1926年从事组织农民协会的工作。1927年任麻城县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并任中共麻城县委委员、县防务委员会委员、县农民协会组织部长等职。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脱离国民党。
 

  十大将加入中国****的时间:
萧劲光,1922年12月;陈赓,1922年12月;徐海东,1925年4月;许光达,1925年9月;黄克诚,1925年10月;王树声,1926年2月;张云逸,1926年10月;粟裕1927年6月;谭政,1927年10月;罗瑞卿,1928年10月。

十大将授衔时的平均年龄是51.8岁。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张云逸,生于1892年8月10日,授衔时63岁。其余依次为:徐海东,生于1900年6月17日,授衔时55岁;黄克诚,生于1902年10月1日,授衔时53岁;萧劲光,生于1903年1月4日,授衔时52岁;陈赓,生于1903年2月27日,授衔时52岁;王树声,生于1905年5月26日,授衔时50岁;罗瑞卿,生于1906年5月31日,授衔时49岁;谭政,生于1906年6月14日,授衔时49岁;粟裕,生于1907年8月10日,授衔时48岁;年龄最小的是许光达,生于1908年11月19日,授衔时47岁。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大将在参加革命的资历、职务、年龄等方面,可谓是解放军建军初期参加者和实践者中的优秀代表。十大将之中,只有张云逸是从旧的营垒里冲杀出来的将领,后来成长为中国****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领导者。其余9人都是中国****培养出来的优秀将领。在南昌起义之前,张云逸进行的武装活动最早、最多,参加过辛亥革命、护国战争和北伐战争。其次,黄克诚、萧劲光、徐海东参加过北伐战争。陈赓参加过东征。粟裕、谭政、王树声、罗瑞卿、许光达等因为年轻,又都是学校学生,没有机会参加上述革命战争,但他们在学校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都支持和声援北伐战争,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
   
 
 
  十大将受衔时的任职情况:

在中国****中央委员会的职务:张云逸、黄克诚2人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谭政、粟裕、罗瑞卿、陈赓、萧劲光等5人为中央候补委员。一年后的1956年,十大将均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谭政、黄克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职务:张云逸、谭政、黄克诚3人为委员。在中央人民政府的职务:张云逸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罗瑞卿兼任公安部部长。在原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职务:粟裕、张云逸、罗瑞卿、徐海东4人为原中革军委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的职务:10人均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在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职务:黄克诚为军委秘书长。一年后,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陈赓、许光达等7人增补为中央军委委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党的监察委员会的职务:谭政、黄克诚、陈赓3人为监委委员,谭政为监委副书记。

十大将在战争年代的任职、级别很高,战功卓著

第一,十大将在解放军各个时期都担任过军级以上领导职务。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1937年2月萧劲光任红五军团政委,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委,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谭政为红二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王树声为红三十一军军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西路军副总指挥。徐海东为红二十八军军长,红二十五军军长,红十五军团军团长。粟裕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参谋长,红十军团参谋长。黄克诚为红五军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代政治部主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罗瑞卿为红四军政委,红军先遣队参谋长,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陈赓为红四方面军十二师师长,红军干部团团长(军级),红一军团一师师长。许光达为红六军参谋长。

抗日战争时期:萧劲光为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谭政为军委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总指挥兼前敌委员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粟裕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副总指挥,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兼政治委员,苏浙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黄克诚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政委,八路军第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苏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陈赓为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晋冀豫军区、太行军区副司令员,河南军区司令员。许光达为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八路军一二○师独立第二旅旅长。徐海东为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总指挥兼第四支队司令员,抗战后期休养。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为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萧劲光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后勤司令员兼政委,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政委。谭政为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副政委。张云逸为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陈赓为晋冀鲁豫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罗瑞卿为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政委,第十九兵团政委。许光达为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第三军军长,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司令员。王树声为鄂豫军区司令员,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徐海东休养。

新中国成立初期:粟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副总参谋长。谭政为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第三政委兼干部管理部部长。陈赓为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兼第三兵团司令员、政委。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许光达为军委装甲兵司令员。黄克诚为湖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劲光为湖南军区司令员。王树声为湖北军区司令员。张云逸为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广西军区司令员。徐海东休养。

十大将授衔时荣获勋章情况:10人均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第二,十大将指挥或参加了解放军重要的战役、战斗,功勋卓越。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粟裕等参加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粟裕率部执行红军北上抗日先遣任务,挺进浙南地区,开创了浙南革命根据地。黄克诚在长征中率部担任前卫,参加了突破湘江封锁线以及攻占娄山关和遵义城等战斗;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战斗。谭政参加了二次进攻长沙作战,以及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萧劲光率部参加赣州、水口等战役,后北上开辟建宁、黎川、泰宁根据地。罗瑞卿参加了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中央苏区第一、二和第四、五次反“围剿”作战,因伤没有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担负红军先遣队任务。王树声和徐海东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参与指挥了鄂豫皖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作战。王树声还担任西路军副总指挥、第九军军长,指挥了西路军诸次战役、战斗。徐海东还领导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指挥了陕南石塔寺和袁家沟口等战斗;在陕北革命根据地,率部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等战役。陈赓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领导人之一,参加了鄂豫皖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作战。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了直罗镇、东征、西征和山城堡诸战役。许光达参加了洪湖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张云逸参加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参加了中央苏区第三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长征中任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曾协助刘伯承等组织突破乌江的战役;西安事变发生后,随周恩来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

谭政、黄克诚、萧劲光、陈赓、张云逸、罗瑞卿等6人参加了中央红军的长征,王树声参加了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徐海东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粟裕坚持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许光达因战伤在苏联疗养。

抗日战争时期:粟裕参与创建了苏浙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坚持和巩固苏中抗日根据地作出了贡献;还开创了浙西抗日根据地。黄克诚在八路军期间参加了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率部驰援新四军黄桥作战;在新四军期间,领导苏北军民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织指挥了高沟杨口、阜宁和两淮等战役。谭政用笔杆子当投枪,在《八路军军政杂志》上发表了许多重要文章,指导八路军、新四军开展抗战时期的政治工作;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萧劲光担任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员,保卫中共中央、保卫陕甘宁边区。王树声参与组织领导地方武装进行抗日斗争;日本投降后,在重兵围困的桐柏山率部与国民党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陈赓参与神头岭、响堂铺、长乐村等战斗指挥,继又转战于平汉铁路中段、鲁西北和冀南平原。罗瑞卿先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后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转战于太行山区。许光达先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后任延安交通司令员、卫戍司令员,担负党中央的正常生活和安全保障。张云逸为新四军的组建、整编、扩展作出了贡献;取得了定远、半塔集自卫反击战的胜利;1943年秋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后,他代理主持新四军的军事工作。徐海东在八路军期间率部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和晋东南反“九路围攻”,指挥了町店等战斗;在新四军期间,指挥了周家岗战斗;1940年患重病后,仍随军指挥作战。

解放战争时期:粟裕参与指挥了著名的苏中战役、宿北战役、鲁南战役、莱芜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淮海战役、京沪杭战役、漳厦战役等。黄克诚指挥部队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警,攻占四平、长春、齐齐哈尔等地;后来,主抓东北民主联军的后勤工作。谭政参与领导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以及组织领导辽沈、平津等战役中的政治工作;在四野部队进军中南,追歼国民党军和剿灭大股土匪的一系列战役中,继续搞好政治工作。萧劲光指挥南满部队“四保临江”,巩固了南满根据地;率部围困长春,争取了国民党军一部起义,迫使其余部队投降;率部参加平津战役后,南下参加渡江战役,解放武汉,进军湖南,和平解放长沙,取胜衡宝。王树声指挥鄂豫皖三省部队剿匪作战。陈赓率部参加了上党战役、晋南战役,强渡黄河,进军豫西,参加了淮海战役,指挥所部横渡长江,解放南昌,进行广东战役,入粤追歼逃敌,协同兄弟部队进行了粤桂边战役,继又直抵云南边陲,指挥了滇南战役。罗瑞卿先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工作;后任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与指挥正太、石家庄、太原等战役,率部参加平津战役。许光达转战西北,为保卫陕甘宁边区作出了贡献。张云逸任中共华东工作后方委员会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指挥山东地方部队以及广大的民兵、民工支持陈毅、粟裕等组织的各大战役。徐海东主要养病。

新中国成立后:陈赓在帮助越南军民进行抗法战争中,取得了边界战役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参与制订构筑坑道工事、加强海岸防御与纵深防御的计划,对贯彻执行“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起了重要作用。陈赓也是解放军唯一一位奉命出国帮助两个友好邻邦战胜外敌侵略的大将。

 

第三,十大将在授衔时的级别很高。

张云逸、徐海东、粟裕、黄克诚、谭政、萧劲光、陈赓、罗瑞卿等8人为1952年全军评级时的第二等军委委员级;王树声、许光达2人为1952年全军评级时的第三等正兵团级。十大将授衔时大多数在军内的具体职务几乎涵盖各大总部、各大军兵种,占据军事要津:粟裕为总参谋长;陈赓为副总参谋长、军事工程学院院长兼政委;谭政为国防部副部长、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黄克诚为国防部副部长、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后勤学院政委;萧劲光为国防部副部长、海军司令员;王树声为国防部副部长、总军械部部长;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公安学院院长、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级别高、职务高,也是他们被评为大将的重要因素之一。
 

 
 十大将的战伤,印证着他们的卓著功勋

许光达,1927年8月随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在三河坝战斗中负伤,被组织安排在大埔北茂一户农家养伤。1931年1月31日,在瓦庙集战斗中,胸部被击中,身负重伤,昏迷不醒,子弹头离他的心脏只有10厘米左右。由于医疗条件所限,手术整整做了3个钟头,子弹仍然没有取出。后来,贺龙果断决定派人送许光达去上海治疗。历尽千难万险,伤势严重的许光达终于被送到了上海一家由地下党组织控制的医院,但想不到的是该医院却遭到了敌人的破坏,许光达又只好经地下党组织安排,辗转去了苏联治疗。在莫斯科,那颗距心脏只有10厘米的子弹头才被取了出来。

徐海东,1934年12月在陕南庾家河战斗中,被一颗子弹击中头部,当即倒地昏死过去。这是他第九次负伤,也是最重的一次,四天四夜昏迷不醒,幸亏有护士周东屏的护理和细心照顾。徐海东负伤那天,头上脸上全是血,喉头被血和痰堵着,呼吸极为困难,情况万分危险。医生们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这时,周东屏走上前说:“让我试一试。”说着,就伏在徐海东床前,口对口地吸出了堵在徐海东喉头的血痰,险情很快排除了。在徐海东昏睡的四天四夜里,周东屏替他打针换药,擦洗身子,换洗衣服,还不时地往他嘴里润水。到第五天时,徐海东醒来后问身边人的第一句话是:“现在几点了?部队该出发了吧?”在后来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徐海东和周东屏从相互钟情到结为革命伴侣,其间又走过了一段风雨历程,直至长征到达陕北后才举行婚礼。婚后,徐海东得到周东屏的精心照顾。因此,徐海东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是一个“因祸得福”的人。

粟裕,在战争风云中从士兵到将军,走过了一条洒满鲜血、荆棘丛生之路。他戎马一生,六次负伤。第一次负伤是在1927年10月16日,他随南昌起义军南下至闽西南,参加武平战斗时,头部中弹负伤。当时,一颗子弹从他右耳上侧的颞骨穿过,顿时血流如注,昏迷过去。排长以为他牺牲了,便摘下了他的枪,三鞠躬后带领剩下的战士默默地撤走了。后来,粟裕从昏迷中苏醒,忍着剧痛,顺着山坡滑下去,艰难地爬行到路边。恰巧走过来几个同志,替他包扎好伤口,搀扶他赶上了部队。1929年2月,粟裕参加宁都战斗时,臂部负伤。1930年3月初,在富田战斗中,他被炮弹炸伤头部,弹片一直留在颅内未取出。淮海战役时,粟裕日夜守候在指挥所,关注战场的变化,设想着临机处置的方案,曾经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头疼得受不了,他就让警卫员反复摁头,或用凉水冲头,或者用看地图来分散疼痛,带病指挥作战。这些残碎的弹片,竟伴随粟裕度过了漫长的岁月。粟裕逝世后,从他的头颅骨灰中发现了三块弹片。夫人楚青用颤抖的双手捧着弹片,翻来覆去看个不停,她终于找到了丈夫多年头痛的真正原因。1933年5月,在硝石战斗中,敌人的一颗子弹飞过来,击中粟裕的左臂,动脉血管被击破,鲜血喷出一米多远。他昏死了过去。负重伤后,由于医疗条件简陋,左臂已经感染,出现坏死现象,医生要把他的左臂锯掉。在他的连声反对下,医生不得不施行手术。后来经过整整5个月治疗,粟裕的左臂奇迹般地保住了。1934年9月下旬,粟裕在转战于皖赣边区的战斗中,右臂负伤,弹头到1951年才取出。1936年夏,在浙西南云和县的战斗中,粟裕脚踝负伤。这是他第六次负伤。

罗瑞卿,南昌起义前夕,因第二方面军军官教导团被张发奎缴械,他离队回武汉寻找中**组织。患伤寒因无钱被医院推出门外,经历了第一次大难不死。1931年5月,在第二次反“围剿”战役的抢占观音崖隘口战斗中,头部左颊负重伤,在后方医院做左颊动脉血管吻合和颞颌关节复位手术。因根据地医药缺乏,术后仍高烧不止,数日后方才清醒,经历了第二次大难不死。

陈赓,南昌起义时任营长,率部在会昌与阻截起义军南下的敌人进行的一场恶战中,左腿三处负伤,胫骨、腓骨被打折,不能动弹。敌人搜索时,他急中生智脱去外衣,滚到附近一条田沟里,弄得满身血污。等敌人走到他身边时,陈赓闭眼屏息,纹丝不动。敌人以为他死了,踢了一脚就走开了。陈赓在那里躺了两三个钟头。这时,叶挺带起义部队反攻上来,把敌人打垮了。陈赓判不清是敌还是友,仍不敢动。起义军的搜索部队过来,见他身上只穿有短裤和背心,就把他当敌人打了一枪托。陈赓睁开眼睛偷看,见他们领子上都挂有红带子,知道是叶挺的部队,便高兴地说明自己的身份,这才被救了下来,并被送往广州的福音医院施行手术,总算保住了伤腿。在1932年9月鄂豫皖苏区新集以北战斗中,已担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师长的陈赓,右腿膝盖处中弹负了重伤,组织上送他化装去上海治疗。1933年3月,陈赓在上海被叛徒发现而遭到逮捕。不久,经过党组织和宋庆龄等人的营救,陈赓逃离了虎口。

王树声,1932年初在红四方面军进行的商潢战役中任红十一师师长,战斗激烈时,一颗子弹从他的肩胛打进去,从后腰穿出,差一点击中心脏。
 
  
  十大将几乎都有改名的经历:

粟裕,幼名继业,原名多珍,字裕。17岁外出读书,即把字改成名,立志做“沧海一粟”,抱负远大。

黄克诚,原名时瑄,上学后改名克诚。

谭政,原名世铭,学名清河,号举安。1927年春,入伍到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特务营时,妻舅陈赓说:“投笔从戎,参军了,你把名字也改改吧!”谭世铭思索片刻说:“那好吧,就改两个字叫谭政。”

萧劲光,原名玉成,乳名满哥,后改名劲光。在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时,还有一个俄文名字,叫“查戈洛斯基”。

王树声,原名宏信,乳名国荫。7岁外出读书后,改名为树声。

陈赓,乳名福哥,原名庶康,字传瑾。其名为祖父陈翼琼所取。陈翼琼出身贫寒,后投奔湘军,骁勇善战,擢升为相当于师长的花翎副将,御封“武显将军”。幼年的庶康对祖父传授的“幼从戎为官致富,善战闻于当时”印象颇为深刻。所以,他13岁投湘军当兵时,遂改名为“赓”。赓的本意即继续、连续。所以,陈赓是为了继续传承祖父的事业,决心“效命沙场、建功立业”。

罗瑞卿,乳名吉娃子,14岁上高小时,老师为他取了一个新名字“瑞卿”,并解释说:瑞者,好也;卿者,官也。

张云逸,原名运镒,乳名益友,又名胜之。后以谐音改云逸。

许光达,原名德华。本来,如果按家谱取名,父亲应给他取名叫德贵,但与父亲许子贵的名字冲突犯忌,于是,父亲给他取名德华。1929年初,德华在白色恐怖下辗转河北、北平,又南下江苏、安徽找党。行前,他借鉴李白的诗句,改名许泛舟,希望像只凫雁似的小舟,即使泛遍天涯海角,也要找到党。后来,他终于在安徽找到党组织。1929年10月,被分配到洪湖根据地从事武装斗争前夕,他更名为许光达,意在经过不懈的奋斗,必达光明的彼岸。

徐海东,原名元清。1926年参加北伐军时,改名徐少奎。黄麻起义失败后,他的家被抄,房子被烧,亲属20多人惨遭杀害。但他毫不气馁,把这血海深仇牢记心里,毅然又改名为徐海动,就是决心像大海的波涛一样把反动统治搞个天翻地覆。后来人们把海动听成了海东。最后,他干脆就叫海东。


十大将的籍贯:

湖南籍6人:粟裕,会同县伏龙乡枫木树脚村人;陈赓,湘乡县二都柳树铺人;黄克诚,永兴县油麻圩下青村人;萧劲光,长沙县岳麓山乡照洲港村人;谭政,湘乡县龙洞乡楠竹山村人;许光达,长沙市东乡镇萝卜冲村人。湖北籍2人:徐海东,黄陂县夏店区徐家桥村(今属大悟县)人;王树声,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村人。四川籍1人:罗瑞卿,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马家坡村人。广东籍(现海南籍)1人:张云逸,文昌县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人。从统计结果看,十大将大部分出生在长江流域以南,个别出生在长江边沿,所以,他们都是通常所说的“南方人”。
 
 
十大将的家庭出身:

粟裕,小地主家庭出身。父亲粟周亨,字嘉会,是清末落第秀才,为人忠厚老实,写得一手好字。家庭主要靠从祖产分得的30亩薄地过日子。母亲梁满妹,共生育了5个子女。粟裕在家中排行第三,6岁读私塾,9岁到第八国民学校读书,接受新学教育。11岁起,先后读私立初小和县立高小。17岁时,先后进入第二师范附小和常德平民中学读书。18岁时,进入湖南省立第二师范读书,校址在常德。粟裕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徐海东,贫苦窑工家庭出身。父亲徐重本,母亲吴氏,共生育了10个子女,徐海东在兄弟间排行第六。因家庭生活很苦,9岁时才入私塾念书,12岁时因受富家子弟欺侮,他奋起抗争,结果被赶出了学堂。从此走进窑厂做工,一干就是十几年。艰苦的窑工生活,让他饱尝了人间的苦难,但也磨炼了他的意志。徐海东的文化底子相对较薄。

黄克诚,贫苦农民家庭出身。父亲黄清主,耕种家里的6亩土地。母亲邓龙桃,共生育了4个子女。黄克诚在家中排行第三,幼小时就拾粪、割草、砍柴、看牛,9岁读私塾,18岁读县立高小,20岁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校址在衡阳。因家庭贫寒,黄克诚在20岁要出远门读书时,才有生以来第一次穿上棉衣。黄克诚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陈赓,地主家庭出身。祖父陈翼琼功成名就后,解甲归田,置产置地,热心公益慈善诸事。父亲陈道良,字绍纯,却爱文不爱武,管理着家里的数百亩田产,平时乐善好施,同情贫苦人民。母亲彭学娴,共生育了6子6女。陈赓本是家中次子,因其哥从小夭折,所以后来在家中排行老大。6岁至11岁入私塾启蒙读书。12岁考入湘乡东山学堂学习,在这里初步接触了一些新的社会思潮。13岁时,父亲作主,让陈赓娶一个比自己大两岁的富家女子为妻。性格倔强又受到新思想影响的陈赓不愿接受这种命运安排,为了逃避婚姻,便抱着闯荡世界的决心,离家入湘军当兵。18岁时,陈赓脱离行伍,谋得长沙铁路局办事员之职,并认识了毛泽东,后来在毛泽东创办的自修大学学习。陈赓读到了《新青年》等进步刊物,政治觉悟提高很快,由一个旧时代的叛逆者成为自觉的革命者。陈赓的文化底蕴厚实。

谭政,绅商家庭出身。祖父是晚清秀才,为当地有名的绅士。父亲谭润区是湘乡县立第二高小的教书先生。母亲文氏,共生育了2子6女。谭政是家中长子,6岁至10岁在本村私塾启蒙读书,11岁又到相邻的二都乡柳树铺村继续读私塾,16岁考入湘乡东山学堂学习,19岁毕业回到家乡七星桥族立初级小学当教师。谭政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萧劲光,穷苦小手工业家庭出身。祖父和父亲以手工纺织为业,无房又无地。母亲共生育了4子2女,萧劲光在家中排行最小。祖父和父亲在萧劲光两岁时相继去世,母亲便带着6个孩子租地盖了3间草房过着苦日子。萧劲光12岁读私塾,14岁考上长沙长郡中学,和任弼时结成亲密的朋友。17岁与任弼时一道参加俄罗斯研究会,进行留学前的补习。18岁与任弼时、刘少奇等10余人一起,赴俄勤工俭学。萧劲光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张云逸,贫农家庭出身。父亲张景琚,母亲邢氏。父亲待人厚道、会干各种农活,母亲勤劳俭朴、心地善良,共生育子女6人。张云逸是家中长子,7岁时进本村长发小学学习。12岁考入头苑乡启明高等小学学习。高小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只得休学到别人家帮工。16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广州陆军小学。1912年,张云逸由革命政府派送到广州陆军速成学校学习。张云逸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罗瑞卿,破落地主家庭出身。父亲罗春庭,母亲鲜氏,共生育了6个子女。罗瑞卿是家中长子,6岁读私塾。14岁考入南充北区大林寺高等小学。17岁考入南充县立中学学习。中途因家境困难,弃学到绸缎铺当过一段学徒。20岁考入成都高等蚕桑学校,但因凑不足学费未能入学。罗瑞卿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王树声,小地主家庭出身。父亲王泽香,实际上是农村小知识分子,没有直接参与剥削,富于正义感。母亲王徐氏,共生育了4子1女。王树声在家中排行第三,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人称“老五”。后来,父母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在王树声6岁和9岁的时候相继去世。家道中落,王树声在祖父母操持下,于7岁时读私塾。17岁时,进入武昌高小补修学校读书。18岁时,考入麻城县高级小学。19岁时,毕业回家乡任私塾教师。21岁时,任乘马岗区初级小学校长。王树声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许光达,贫农家庭出身。父亲许子贵,母亲刘氏,共生育了5子2女。许光达在家中排行第四,在堂兄弟中排行第五,人称“五伢子”。8岁读私塾,8岁半到家乡许家园小学读书,11岁考上长沙县立第一小学高小部,13岁考入长沙师范学校。许光达的文化底蕴很厚实。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在不同的时间、地点,毛泽东对十大将均有生动形象的赞誉和点评:称粟裕是“常胜将军”;称徐海东是“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在徐海东病重不得不离职休养时,安慰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称黄克诚为“黄老”;称陈赓是“我看陈赓行,可以当军长”;称谭政为“谈政”;称萧劲光是“我在延安靠萧劲光吃饭”;称张云逸“老成持重,威望颇高”,“数十年如一日奋斗不息,是模范的****员”;称王树声“党中央相信你”;称罗瑞卿“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称许光达“这是一面明镜,****人自身的明镜”。

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国十大将,个个功勋卓著,威名远播。他们的大将风范,令人赞叹;他们的卓著功勋,震古铄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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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鲁迅只有一个[转帖]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在上海病逝,终年56岁。鲁迅逝世后,最让我关注的,并非他的遗体覆盖“民族魂”旗帜的不世盛誉,而是陈独秀在第二年发表的一篇短文《我对于鲁迅之认识》。陈独秀写道:
  “世之毁誉过当者,莫如对于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
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

  陈独秀独具慧眼,力排众议,可谓是鲁迅生前身后的知己。

  鲁迅不光对中国社会、历史、现实、文化、国民性和民族性的认识具有惊人的深刻性和前瞻性,达到了时人望尘莫及的水平,而且富有人格魅力和道义力量。鲁迅的思想与文字,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和美学高度。

  然而,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鲁迅先是被革命化、神圣化、工具化,被奉上圣坛,凛然不可侵犯;后来又被妖魔化、小丑化、侏儒化,仿佛他从前是个神,现在是个狗,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从一个坑掉进另一个坑,一再“毁誉过当”,使其真实面目蒙上了层层烟雾,显得模糊不清。这些做法或左或右,形式不同,实质无异,皆为“无知妄人”所为。

  真实的鲁迅只有一个。无论出于什么目的及用心蓄意将鲁迅异化,都是一种背离本真的歪曲,都是荒唐可嗤、不足为训的,也终将是徒劳的。

  真正要认识鲁迅、学习鲁迅,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直接去读鲁迅本人的文本,在充分认知后得出自己的判断和结论。

(《广州日报》1.29 梁由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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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为何放弃南京、定都北京? [转帖]


    中国的版图像一只昂首挺立的雄鸡,在雄鸡的胸部有一颗闪闪的红星,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北京就地理位置,并不处于全国的中心,那么,新中国为什么要定都北京呢?事情的由头是:1949年3月,中国革命胜利在即,关于新中国的定都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在慎重考虑,但最终决定放弃南京,建都北京,是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综合考虑其历史、政治和国际背景的情况下,并广泛征求民主人士意见,通过法律程序而确定下来的。

  定都北京的历史背景

  北京原名叫北平,1949年9月改为北京。简称京,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都,早在三千年前周朝时,燕诸侯国就定都北京,称之为蓟。后来,辽、金、元、明、清均定其为国都。这座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与西安、洛阳、开封、南京、杭州并列为中国六大古都而闻名于世。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非常熟悉中国的历史,更熟悉北京的历史,并为北京悠远久长的历史文化底蕴所折服。早年毛泽东曾两次来过北京。第一次是1918年8月19日,因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之事,到京后借住在地安门内豆腐池胡同的杨昌济家。后来,他突然宣布不去法国,便由蔡元培介绍给李大钊,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半年后,1919年3月12日告别北京;第二次是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作为湖南民主运动的领袖人物带驱张代表40人到北京的。这次来的目的是争取全国特别是北京各界对湖南人民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支持。两次北京之行,使毛泽东对北京的古老文化、美丽风光及那些凝聚中华民族智慧的宏伟建筑充满了自豪感。在北京生活时,就曾感慨:故都的美对于我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有趣的补偿。更何况1919年在天安门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掀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的第一页。这场运动取得的胜利,使人民领袖更加难以忘怀北京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祥地。因此,北京在中国革命进程中所起的先导作用,北京在中国历史上所起的统一全国的作用,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考虑定都北京的历史背景。

  定都北京的政治背景

  定都北京最重要的动因还是从政治上考虑的。蒋介石政权定都南京,毛泽东把人民的政权定都北京,这种针锋相对的“一南一北”,既反映出毛泽东鲜明的伟人个性,更反映出两种不同政权的根本对立。毛泽东明确地讲过:“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

  

  从政治上考虑定都北平,毛泽东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九月会议,这是从日本投降以后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根据中国革命的进程,提出了大约用五年左右的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日程表。对彻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共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政权,毛泽东指出: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各级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种政权也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解放军叫人民解放军,以示与蒋介石政权的根本对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不同于蒋介石独裁专制的国家政权,所以,在国都选择上,决不能将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作为新的人民共和国的首都。

  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徐向前进行过谈话,谈话中透露出毛泽东和平解放北平与定都北平的心愿。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一带,我们的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答道:“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讲:“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要打。”“北平不要打”,目的是完整保存北平,以做未来人民共和国的国都。

  为了实现北平和平解放,毛泽东指示要动员一切力量,积极做好北平守军长官傅作义及上层军官的统战工作。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傅作义于1949年1月20日宣布接受和平改编,1月31日人民解放军开进北平,北平和平解放,古老的北平城得以完整保存。北平所有名胜古迹,都受到了保护,没有遭到任何损失,城市里的生产和生活秩序一切正常。

  党内正式决定定都北平,是在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必须从乡村移到城市,提出要进行广泛的城市经济建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出定都北平。他讲:“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

  在北平成立中央政府也是当时许多民主人士共同的想法。新中国第一任北京市市长叶剑英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汇报了北平和平解放的情形。叶剑英讲,很多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要与****更好地合作,并希望****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说,看来这些民主人士还不知道我们己经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把北平定为首都了,慢慢他们就会知道的,但是要最后决定还得开政协会议。

  定都北京的国际背景

  定都北平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从国际安全和国际政治格局方面考虑的。

  1949年年初,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王稼祥抵达西柏坡的当日,就与夫人朱仲丽一起去看望毛泽东。毛泽东问他: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历朝皇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还有南京或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为合适呢?

  王稼祥作了片刻的思考,然后回答说:“能否定在北平?”毛泽东要他谈一下理由。王稼祥分析说:北平,离社会主义苏联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近些,国界长但无战争之忧;而南京虽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离港、澳、台近些;西安又似乎偏西了一点。所以,我认为,北平是最合适的地方。王稼祥的看法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中共领导人的看法不谋而合,完全相同。这种见解上的一致,正是建立在对当时国际政治格局和国家安全战略认识上的。

  在当时,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就是,“我们党要取得革命胜利,主要靠自力更生,也离不开国际的援助,首先是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定都北平正好可以更为方便、直接地得到社会主义阵营的援助。这是中国****建立新中国前后的一个基本方针。这一方针直接影响到了中共对定都的选择,而且在定都上,中共与苏共领导人也交换过意见。

  1948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关于完成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的准备,苏联是帮助我们的,首先帮助我们发展经济。”会后,9月28日,毛泽东关于九月会议向斯大林的通报中提到,有许多问题要向斯大林和联共中央通报,准备11月底赴莫斯科。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召开政协,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待我十一月到你那商定。”12月30日,毛泽东又电告斯大林:正召集高岗、饶漱石、薄一波、陈毅、罗荣桓、林伯渠等人来中央所在地开会,讨论1949年整个战略方针问题和准备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这个会开完即去莫斯科,然后回来召开二中全会。后因交通不便,又要指挥淮海、平津战役而未能成行。

  斯大林委派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于1949年1月31日飞抵西柏坡,听取中共中央的意见。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就战略方针、军事部署、和平谈判及其发展前途、政治协商会议、联合政府及其纲领、建都问题、经济政策及建设计划、外交根本政策及目前策略,以及中苏关系、两党关系等问题,同米高扬交换了意见。

  显然,在建都北平问题上,苏联是同意中共意见的。因而,在随后不久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中共正式决定定都北平。并在会议召开后不久,中共中央便从河北平山西柏坡途经保定、涿州于1949年3月23日迁往北平。

  中共中央迁往北平后,即着手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和开国大典。以尽早结束无政府状态。期间,为了争取苏联的支持,中共中央派刘少奇、王稼祥、高岗等秘密赴苏联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会晤,会谈中,刘少奇对斯大林说,从国际国内形势看,我们打算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斯大林认为,国家不可长期无政府,否则,外国可能利用这个机会进行干涉,甚至联合干涉,那样就被动了。刘少奇及时向国内转达了斯大林的意见。此后,中共中央同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各界代表人士进行反覆磋商,一致决定,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

  1949年9月21日,新中国的开国盛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662名政协代表聚集在怀仁堂,进行着一项载入史册的开基立业盛典。这一消息,通过新华社,通过红色的电波传遍全中国、全世界,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标志着新中国诞生了。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了隆重的开国大典。毛泽东等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健步登上天安门城楼,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戴。毛主席站定后,林伯渠秘书长宣布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环顾广场群众和观礼台上的中外来宾,接着便用他那特有的湘音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这具有划时代的激昂声音,象惊雷,震寰宇。宣告了中国人民受人任意宰割、凌辱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宣告了中华民族将以崭新的姿态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高瞻远瞩,集思广益,他定都北平的设想不仅得到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而且这一建议还得到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批准同意,使其具有法定效力。这就是中国****人在定都问题上与其他政权的根本区别。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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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为何赢得世人的尊敬[转帖]
 

   ----纪念周恩来总理逝世33週年

  周恩来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可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的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咱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

  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着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突然江青那副可憎的面孔出现了,她居然不脱帽鞠躬,许多电视机旁都发出了怒吼:江青脱掉帽子!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遗体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许多人都不相信这个事实,一定是江青这个臭婆娘又在搞什么阴谋。直到多少年后,我们才清楚,这确实是总理遗愿。l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念,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多少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上,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人们也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相思寄何处?中外文学史上有许多名篇都是碑文、墓志和在名人墓前的凭吊之作,有许多还发挥出炽热的情和永恒的理。如韩愈为柳宗元写的墓志痛呼“士穷乃见节义”,如杜甫在诸葛亮祠中所叹“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都成了千古名言。明代张溥著名的《五人墓碑记》“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简直就是一篇正义对邪恶的檄文。就是空前伟大如马克思这样的人,死后也有一块墓地,恩格斯在他墓前的演说也选入马恩文选,成了国际共运的重要文献。马克思的形象也因这篇文章更加辉煌。为伟人修墓立碑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传统,中国百姓的习惯,你看明山秀水间,市井乡村里,还有那些州县府志的字里行间,有多少知名的、不知名的故人墓、碑、庙、祠、铭、志,怎么偏偏轮到总理,这个万人敬仰的伟人,就连一个我们可以为之扼腕、叹息、流泪的地方也没有呢?于是人们难免生出一丝丝的猜测,有的说是总理英明,见“四人帮”猖狂,政局反复,不愿身后有伍子胥鞭尸之事;有的说是总理节俭,不愿为自己的身后事再破费国家钱财。但我想,他主要的就是要求一个干净: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饷。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1994年我去日本时曾专门到樱花丛中去寻找过这块诗碑。我双手抚石,西望长安,不觉泪水涟涟。天力难回,斯人长逝已是天大的遗憾,而在国内又无墓可寻,叫人又是一种怎样的惆怅?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的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

  一般人有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纪念故人也有三:故居、墓地、后人,后人为大。虽然后人不能尽续其先人的功德才智,但对世人来说,有一条血缘的根传下来,总比无声的遗物更惹人怀旧。要不我们现在的政协委员中为什么要安排一些名人之后呢?连孔子这个两千多年前的老名人,也要一代代地去细寻其脉,找出几个世孙来去做人大政协的代表委员。人们尊其后,说到底还是尊其人。这是一种纪念,一种传扬,要不怎么不去找出个秦桧的几世孙呢?清朝乾隆年间有位叫秦大士的名士过岳坟,不由感叹道:“人从宋后羞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可见前人与后人还是大有关系,名人之后更是关系重大。对越是功高德重为民族作出牺牲的逝者,人们就越尊重他们的后代,好像只有这样才能表达对他们的感激,赎回生者的遗憾。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救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之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要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并几乎成风。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特别是眼见和总理同代人的子女,或有子女的子女,不少都官居高位名显于世,不禁又要黯然神伤。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人们的习惯思维如列车疾驶,负着浓浓的希望,却一下子冲出轨道,跌入了一个无底的深渊。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

  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甚至不够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时,伤心得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不管住多高级的宾馆,每天起床,先由我方人员将这一套行头收入箱内锁好,才许宾馆服务生进去整理房间。人家一直以为这是一个最高机密的文件箱呢。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那样子就像一个坐在包装台前的工人。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入城就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帖,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移,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了什么?多少年来,在人们的脑子里,做官就是显耀。你看,封建社会的官帽,不是乌纱便是红顶;官员的出行,或鸣锣开道,或静街回避,不就是要一个“显”字!这种显耀或为显示权力,或为显示财富,总之是要显出高人一等。古人一考上进土就要鸣锣报喜,一考上状元就要骑马披红走街,一当上官就要回乡到父老面前转一圈,所谓衣锦还乡,为的就是显一显。刘邦做了皇帝后,曾痛痛快快地回乡显示过一回,元散曲中专有一篇著名的《高祖还乡》挖苦此事。你看那排场:“红漆了叉,银铮了斧。甜瓜苦瓜黄金镀。明晃晃马镫枪尖上挑。白雪雪鹅毛扇上铺。这几个乔人物,拿着些不曾见的器仗,穿着些大作怪的衣服。”西晋时有个石崇官做到个荆州刺史,也就是地委书记吧,就敢于同皇帝司马昭的小舅子王恺斗富。他平时生活“丝竹尽当时之精,庖膳穷水陆之珍”,招待客人,以锦围步幛五十里,以蜡烧柴做饭,王恺自叹不如。现在这种显弄之举更有新招,比座位,比上镜头,比好房,比好车,比架子。一次一位县级小官到我办公室,身披呢子大衣,刚握完手,突然后面窜上一小童,双手托举一张名片。原来这是他的跟班。连递名片也要秘书代劳,这个架子设计之精,我万没有想到。刚说几句话又抽出“大哥大”,向千里之外的穷乡僻壤报告他现已到京,正在某某办公室,连我也被他编入了显耀自己的广告词。我不知他在地方上有多大政绩,为百姓办了多少实事,看这架子心里只有说不出的苦和酸。想总理有权不私,有名不显,权倾一国却两袖清风,这种近似残酷的反差随着岁月的增加倒叫人更加不安和不忍了。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列宁讲:人是分为阶级的,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是由领袖来主持的。

  大概有人类就有党,除政党外还有朋党、乡党等小党。毛泽东同志就提到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同好者为党,同利者为党。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结党为了营私,党成了求权、求荣、求利的工具。项羽、刘邦为楚汉两党,汉党胜,建刘汉王朝;三国演义就是曹、吴、刘三党演义;朱元璋结党扯旗,他的对立面除元政权这个执政党外,还有张士诚、陈友谅各在野党,结果朱党胜而建朱明王朝。只有****成立以后才宣布,它是专门为解放全人类而做牺牲的党,除了人民利益,国家民族利益,党无私利,党员个人无私求。无数如白求恩、张思德、雷锋、焦裕禄这样的基层党员,都做到了入党无私,在党无私。但是当身处要位甚至领袖之位,权握一国之财,而要私无一点,利无一分,却是最难最难的。权用于私,权大一分就私大一丈,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做无私的战士易,做无私的官员难,做无私的大官更难。像总理这样军政大权在握的人,权力的砝码已经可以使他左偏则个人为党所用,右偏则党为个人所私,或可为党员,或可为党阀了。王明、张国焘不都是这样吗?而总理的可贵正在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康。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和,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总理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自己的弟弟。后恩寿有胃病,不能正常上班,总理又指示要办退休,说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山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化大革命”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媳妇,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有更多的机会、更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五十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当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继续北上,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说不是冒进,是跃进,并多次让周恩来检讨。甚至说到党的分裂。周恩来立即站出来将责任全部揽到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们留了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毕恭毕敬地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在天安门城楼上,在大会堂等公众场合为之领座引路。林彪的威望,或者就以他当时的投机表现、身体状况,总理自然知道他是不配接这个班的,但主席同意了,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总理只有服从。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长沙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于周恩来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9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宋代欧阳修写过一篇著名的《朋党论》,指出有两种朋党:一种是小人之朋,“所好者禄利,所贪者财货”;一种是君子之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而只有君子之朋才能万众一心,“周武王之臣,三千人成一大朋”,以周公为首。这就是周灭商的道理。周恩来在重庆时就被人称周公,直到晚年,他立党为公、功同周公的形象更加鲜明。“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周公不过是“一饭三吐哺”,而我们的总理在病榻上还心忧国事,“一次输液三拔针”啊。如此忧国,如此竭诚,怎么能不天下归心呢?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受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大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

  他一生的最后一些年头,直到临终,身上一直佩着的一块徽章是:“为人民服务”。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l至 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14小时有9天;14-18小时有74天;19-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到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惶惶然,就如《打金枝》中的皇后,劝了金枝,回过头来又劝驸马。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赴苏联求医。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1938年住到了1941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他像老母鸡以双翅护雏防老鹰叼食一样,尽其所能保护干部。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去!”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外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一个苦撑派,一个苦命人。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当时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捉弄。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但许多时候,他又只能被人们作为平衡的棋子,或者替罪的羔羊。他的过人才干“害”了他,他的任劳任怨的品质“害”了他,多苦、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

  1957年底,我国经济出现急功近利的苗头,周恩来提出反冒进。毛泽东大怒,连续开会发脾气。1月初杭州会议,毛主席说:“你脱离了各省、各部。”1月中旬南宁会议,毛主席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这时柯庆施写了一篇升虚火的文章,毛主席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吗?”1958年8月成都会议,周恩来检查,毛主席还不满意,表示仍然要作为一个犯错误的例子再议。从成都回京之后,一个静静的夜晚,西花厅夜凉如水,周恩来把秘书叫来说:“我要给主席写份检查,我讲一句,你记一句。”但是他孤对孤灯,常常五六分钟说不出一个字。冒进造成的险情已经四处露头,在对下与对上、报国与忠君之间,他陷入了深深的矛盾,深深的痛苦。他对领袖的忠诚与服从绝不是封建式的愚忠。他是基于领袖是党的核心、是党统一的标志这一原则和毛主席的威信这一事实,从唯物史观和党性标准出发来严格要求自己的。连毛主席都说过,真理有时在少数人手中,卑贱者最聪明。但是你必须等待多数人或高贵者的觉醒。为了大局,在前几次会上他已经把反冒进的责任全揽在了自己身上,现在还要怎样深挖呢?而这深深游走的笔刃又怎样才能做到既解剖自己又不伤实情、不伤国事大局呢?天亮时,秘书终于整理成一篇文字,其中加了这样一句:“我与主席多年风雨同舟,朝夕与共,还是跟不上主席的思想。”恩来指着“风雨同舟,朝夕与共”八个字说,怎么能这样提呢?你太不懂党史。说时眼眶里已泪水盈盈了。秘书不知总理苦,为文犹用昨日辞。几天后,他在八大二次会上作完检讨,并委婉地请求辞职。结论是不许辞。哀莫大于心死,苦莫大于心苦,但痛苦更在于心虽苦极又没有死。周恩来对国对民对领袖都痴心不死啊,于是,他只有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屈。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

  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奸佞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直。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惩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透,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始。1998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宣言》发表150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150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界者周恩来是第一人。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曾是积怨如山的,但是战争结束后,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2I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曾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10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在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民的爱,对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则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的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过“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以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甚至像陈独秀这样曾给党造成血的损失,当他对自己的错误已有认识、并有回党的表示时,周恩来立即着手接洽此事,可惜未能谈成。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许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如果说毛泽东是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挤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五十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六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欢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地感人至深、感人至久呢?正是这“六无”。“六有”,在人们心中撞击、翻搅和掀动着大起大落、大跌大荡的波浪。他的博爱与大德,拯救、温暖和护佑了太多太多的人。自古以来,爱民之官受人爱。诸葛亮治蜀二十七年,而武侯祠香火不断一千七百年。陈毅游武侯祠道:“孔明反胜昭烈(刘备),其何故也,余意孔明治蜀留有遗爱。遗爱愈厚,念之愈切。”平日常人相处尚投桃报李、有恩必报,而一个伟人再造了国家,复兴了民族,泽润了百姓,后人又怎能轻易地淡忘了他呢?周总理无论在自身修养和治国理政方面,功德、才智、民心等都很像诸葛亮。诸葛亮教子很严,他那篇有名的《诫子书》,教子“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他勤俭持家,上书后主说,自己家有桑树800棵,薄田15顷,供给一家人的生活,余再无积蓄。这两件事都常为史家称道。呜呼,总理何如?他没有后,当然也没有什么教子格言;他没有遗产,去世时,家属各分到几件补丁衣服作纪念;他没有祠,没有墓,连骨灰都不知落在何方;他不立言,没有一篇《出师表》可以传世。他越是这样的没有没有,后人就越感念他的遗爱;那一个个没有也就越像一条条鞭子抽在人们的心上。鲁迅说,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是命运从总理身上一条条地撕去许多本该属于他的东西,同时也在撕裂后人的心肺肝肠。那是永远无法弥补的遗憾,这遗憾又加倍转化为深深的思念。渐渐二十二年过去了,思念又转化为人们更深的思考,于是总理的人格力量在浓缩,在定格,在突现。而人格的力量一旦形成便是超越时空的。不独总理,所有历史上的伟人,中国的司马迁、文天祥,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我们又何曾见过呢?爱因斯坦生生将一座物理大山凿穿而得出一个哲学结论:当速度等于光速时,时间就停止;当质量足够大时,它周围的空间就弯曲。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再提出一个“人格相对论”呢?当人格的力量达到一定强度时,它就会迅如光速而追附万物、穹庐空间而护佑生灵。我们与伟人当然就既无时间之差又无空间之别了。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摘自《红色经典》文/梁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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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浙赣大会战内幕[转帖]


  1942年,发生在我国东南地区的中日浙赣大会战是继淞沪大会战、武汉大会战之后的又一次悲壮、惨烈的大会战。中、日双方动用了精锐部队合70多万人,也是日军从1937年芦沟桥事变以来第二次使用这么多的兵团作战(第一次为1938年的武汉大会战,日军地面部队为140个大队,浙赣会战动用地面部队82个大队,达20多万人)。由于种种原因,媒体对这次会战的起因、经过、结果鲜有披露,尤其是日军在大会战中使用了毒气、细菌一事更是鲜为人知……

  一

  1942年4月18日中午,在暖融融的阳春气氛中,日本人正在快乐地午餐。日本军队在奇袭美国珍珠港的成功及太平洋战争的节节胜利所带来的大和民族的自豪感,时时在日本国民脸上显露出来。
  12时15分,突然,天空中响起一阵阵巨大的轰鸣声,一架架大肚子飞机贴着房顶迎面冲来,一张张令日本人厌恶的白种人的面孔从机窗露了出来,不时地向下张望。随着“轰,轰”的巨响,没等日本人回过神来,那些大肚子飞机飞上半空又缓缓落下,机上的机关炮像魔鬼眨眼似地闪烁,一路扫射过去。
  东京的防空警报终于开口大叫起来,霎时间,整个东京都是怪叫的警报声,全市一片混乱,市民们惊慌失措,抱头乱窜。
  这些美国飞机像平地刮起一股旋风,把日本人精心装饰的太平世界搅得七零八落,他们从水户方向飞来,席卷了千叶、东京、神户、横滨、名古屋……
  日本飞机慌里慌张起飞迎敌,终因美机飞行技术高超,超低空飞行,无法跟踪追击,日本的防空高射炮对这批身怀绝技的美国佬,难以捕捉目标而显得无可奈何。美国飞机在其大半个日本领空恣意乱转,扔炸弹、丢燃烧弹、打机关炮。
  三个多小时之后,他们把炸弹、燃烧弹、机关炮倾泻完了,才从日本南端的九州上空向中国大陆遽然离去。
  日本海军部里吵成一团:这些美国飞机从何而来?到底有多少架?有的报告说是五架,有的说是十几架,有的报告说是近百架。有的猜测是从美国本土横跨太平洋而来,但马上被否定了,因太平洋太宽,当时任何飞机都不可能飞越漫漫无际的太平洋;有的说是从阿留申群岛来,也不是,因为日本海军早已对其进行严密监视,没有发现那里有什么动静。日本陆军部认为这批飞机是从太平洋上某处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但海军部却坚决不认账,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海军一直向国内频频报捷,并多次宣布把美、英联军打得落花流水,仅有的一点力量也被日军赶得远远的。海军还倒打一耙,说袭击东京等地的美国飞机是从陆上飞来的,因为飞机空袭后,飞向中国大陆,只有从大陆起飞,才能安全返航,况且1938年,中国轰炸机曾在日本本土撒过传单。
  美机从中国大陆起飞的说法占了上风,日本陆军感到汗颜。

  二

  美国飞机其实是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一切都出人意料,充满了神秘的冒险色彩。
  原来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几乎被全歼。当天,罗斯福总统向美国人民发誓,要报仇雪恨。为了鼓舞美军士气,在罗斯福总统的策划下,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袭击日本本土,并组织了一支由18架经过改装的B25双引擎的陆军远程轰炸机队。挑选曾数次打破飞行速度的海军中校詹姆士·杜立特(实为海军少将)为队长。
  杜立特的轰炸机队由海军“大黄蜂号”航空母舰秘密运至日本东海海域,飞机起飞后该航母就悄悄返航,因此美军轰炸机队从何而来就显得神秘莫测了。
  奇袭日本取得圆满成功。杜立特率领的轰炸机队朝中国大陆飞去,于当天晚上,大部分飞机分别降落在江西玉山、浙江的衢州、丽水、广西桂林等机场。但有一架飞向海参崴也安全着落,一架在浙江象山海面不慎坠落,三名飞行员葬身大海,还有一架搞错了方向,于18日夜晚降到南昌机场,五名机组人员被日军俘虏。
  19日中午,对美军飞机来路仍摸不着方向的东京日军大本营,得悉俘获五名美军飞行员,立即命令日军南京派遣军司令部严加审讯,查清飞机起飞地点。这五名飞行员当即被押送到南京,由日军总司令俊六亲自组织审讯,并动用了各种刑具。美军飞行员忍着拷打折磨的疼痛,一个个吊儿郎当地“乱供”。有的说是从中途岛的海哀尔(法国地名)岛起飞,有的说是从莫莱尔(西班牙地名)岛起飞……
  日军俊六将这些乱七八糟的“供词”,如数电报东京大本营。大本营陆军部对这些供词进行了认真的分析,还是摸不着头脑。
  原来被认为世界上最自私的美国人,其自我牺牲精神倒是很顽强的。杜立特在出发前,上司曾交待过,在未脱离日本军队攻击范围前,绝不能暴露起飞地点,否则日军得知轰炸机队是从航空母舰起飞的,那么美军“大黄蜂”航母就可能遭到日军的毁灭性打击。
  这几位美国人民的优秀儿子,在日本法西斯的严刑拷打下,誓死不吐露实情,使美军航母得以安全脱离险境。
  4月21日,五名美军俘虏被押送到日本东京。日军在连续进行四天四夜的突击审问后仍一无所获。后来,这些美军飞行员确信航母已安全返航后,才说出真正起飞地点,日军感到受了愚弄,不禁恼羞成怒,便将他们杀害了。
  日军大本营认为,由于杜立特这次空袭成功,今后,美机还会以航母为基地轰炸日本,然后飞向中国大陆,同时他们得到可靠情报,中国空军在美、英帮助下正在重建,而在当时的情况下,赣东的玉山、浙西的衢州、丽水等机场对日本的威胁最大。

  三

  日军大本营决定轰炸浙西、赣东机场群,于是从菲律宾抽调飞行第62战队到南京,从马来西亚抽调飞行第90战队到广州,同时又将飞行第84中队主力调至广州,由中国派遣军指挥。从4月19日开始的一个月内,日军轰炸衢州机场达59次,丢弹1341枚,4月25日开始对江山、上饶、广丰、玉山等地进行疯狂的轰炸,中国军民死伤达七万余人。

  日军大本营觉得仅用空军轰炸还不够,又派步兵从陆路进攻,以达到彻底摧毁东南一带机场群的目的。
  4月30日,日军大本营命令中国派遣军总司令俊六,以步兵40多个大队的兵力配合航空兵作战。
  俊六接到命令之后,认为上饶国民党第三战区主力才是心腹之患,歼灭其主力才是当务之急,于是这个曾任日本陆军大臣的总司令官按着自己的构想,调集了步兵82个大队为基干兵力,在海、空军的支援下沿着浙赣铁路的东西两段,以夹击的态势,企图一举歼灭第三战区的主力部队。虽然国民党第三战区也有40多万军队,但无空军、海军配合,加上部队分散,形成不了攻击力量。
  5月5日,东线日军第13军所辖的第10、第22、第15、第16、第32共5个师团及40师团的河野旅团合57个大队从杭州、宁波之间向西进攻。
  5月31日,西线的日军第11军所辖的第3、第6、第34、第68共4个师团合25个大队沿浙赣线向东攻击。日本海军驻九江、南京、安庆部队同时在长江中下游配合作战。
  蒋介石和第三战区司令官顾祝同开始的战略意图是以小股兵力配置在浙赣线西段,阻止和迟滞日军11军的进攻,战区主力部队集中在浙赣线东段的金华、兰溪一带,相机与敌决战;同时,以一部分兵力退到浙赣线东段之两厢,开展破袭战,袭扰其13军后方。
  会战第一阶段,日军进攻神速,仅九天时间就推进到金华外围,对三战区主力部队从东、南、北三个方向形成合围态势。三战区阵地上遭日机轮番轰炸,加上梅雨季节,部队伤亡惨重。这时顾祝同权衡双方兵力,认为敌处于优势,气势汹汹而来,锋芒毕露,若在金华、兰溪地区决战,大为不利,遂命令在金华地区的第10集团军向衢州突围转移,仅留第88军在金华、兰溪一带阻击,迟滞敌人,以便主力部队在衢州、江山一带寻找战机。
  5月25日,日军未觉察第三战区主力已转移,仍按原计划以四个师团的兵力向金、兰地区进攻。第88军全体将士在山岳水网地带和敌人进攻的线路上,大量埋设地雷,又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坚固阵地,以山炮、迫击炮狠狠打击进攻之敌,迫使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日军以优势兵力猛攻四天四夜,始终未能撞开第88军的防线。战斗惨烈程度可用尸堆成山、血流成河来形容了。整个阵地弹落如雨,一片火海。面对着号叫而来的敌军,杀红了眼的第88军指战员在子弹打尽的情况下,毅然端着刺刀,捆起手榴弹,与敌展开肉搏战。当时全军的战斗动员只有两句话:“受命之日忘其家,出征之日忘其身”,他们保家卫国,血洒疆场,显示了中国军人的本色。
  5月28日上午,日军第15师团长酒井中将带领司令部参谋及副官骑着高头战马,亲自到兰溪前线督战。酒井一行在兰溪北面3公里处,战马踏响地雷,连人带马坠入血泊之中,其左腿被炸抛出半空,接着附近接连有人触响地雷,随行的兵器部长、兽医部长等人命丧黄泉。
  酒井师的被炸身亡,在日军中引起极大震动。日本陆军军部声称:“在职师团长阵亡,自陆军创建以来还是第一个。”
  5月29日,日军主力与我军血战五天五夜后夺取了金华与兰溪,这时他们发觉扑了个空,不但没有围住第三战区的主力,就是伤亡过半的第88军也不知道到哪儿去了。
  5月30日,日第13军弄清“敌第三战区主力在衢州附近,显然是进行顽强抵抗”,俊六于是命令日第11军从东乡地区加快向东进攻,日第13军从金华地区向西进攻,两军在衢州地区夹击,企图一举歼灭第三战区主力。
  日军原定6月3日包围衢州的中国军队,可是天公震怒,雷霆大作,暴雨倾盆,衢江及附近纵横交错的大小河流暴涨,恶浪汹涌。暴雨连下了三天三夜,远道而来的几十万日军刚发起攻势,便被浇成落汤鸡,重武器施展不开,各路大军受阻,江河上的大小桥梁早已被中国军队炸毁,民船也坚壁清野。日军冒着瓢泼大雨与中国军队苦战五昼夜,付出惨重的代价扑进衢州。但中国军队主力早已突出外围。
  日军千里劳师,连续扑空,损兵折将,其战略意图受挫。于是,日军在占领区大肆“清剿”,以屠杀百姓复仇。据日军大本营陆军部记载:“因受杜立特空袭的刺激,于4月30日发令摧毁浙江机场群的作战。最初计划投入40多个大队,预定从7月15日撤退,7月末作战结束,但由于中国派遣军扩大了作战规模,投入82个大队的兵力,并附加了拆除铁路的附带任务,直到9月末部队才结束作战返回原驻地,其作战规模相当原计划的三倍。由于突然发动作战,不容选择时机,在雨天的恶劣条件下作战,部队甚为疲劳。这是日本军才能完成的艰苦作战。但只怕是一次得不偿失的作战。事实上,由于发动这一作战,使1942年为解决中国事变进行的更大作战受到了影响。”

  四

  浙赣大会战,前后历时三个多月。在这次大会战中,日军伤亡45661人,而中国军民死伤却在20多万人以上。如在衢州保卫战中,中国士兵阵亡1万多人,日军占领衢州期间,民众被杀2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5万多人,房屋被毁10万间以上;再如日军攻占江山以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尤其是对贺镇、大贝坑、湖前的老百姓进行疯狂的报复,三地有27人被杀,358间房屋被烧;日军从浙江江山进入江西,攻占广丰县的排山镇,原来这个有2000多户的繁华集镇,顿时火海冲天,被枪杀的群众达300余人;在玉山县飞机场周围的9个自然村的老百姓全被杀绝;在上饶县的皂头、田墩,来不及逃走的200多老弱病残者被活活投入火海里。
  衢州一带的机场群被彻底破坏。玉山、丽水机场的跑道被挖成无数纵横的大沟坑,机场附近的居民住宅均被炸毁或拆除。尤其是衢州机场,日军破坏达两个多月,不但破坏机场全部设施,而且引江水淹没,并在水闸、河堤附近埋设了大量的地雷。日军攻占衢州机场后,将被俘官兵7000多人用麻绳连成一串串,驱赶到机场搜地雷、挖壕沟。几日之内,又将近千中国人填入机场的沟堑里。除此之外,日军在浙江、江西境内掠夺大量的萤石矿及其他战略物资,撬走了200多公里长的铁轨,全部运到沈阳制造武器。特别骇人听闻的是浙赣会战中,日军的731部队和容字1644部队使用了毒气和细菌武器来残杀中国军民,制造了一系列令人恐怖的疫病……
  浙赣会战之前,美国曾声称派三个大队的飞机协同作战,但整个会战中没有一架美国飞机出现在浙赣上空。美国策划空袭日本之前,怕中国方面不能严守秘密,直到执行前一周才告诉中国政府。蒋介石接到美方通知后(即美军即将空袭日本本土,其飞机将在浙省等机场降落),当即“要求美军轰炸机队暂缓出击,俾得集中军队,保护各该机场”。不料,美国无视中方意见,依然我行我素,把战火引向中国,加重了中国战场的压力。宋美龄曾愤恨不已地说:“杜立特之空袭,为美国增光荣,然受牺牲者实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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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日记中的宋氏三姐妹[转帖]


 

从左至右为:宋美龄、宋霭龄、宋庆龄

 

  宋氏三姐妹都受过很好的教育,无论是孙夫人宋庆龄、蒋夫人宋美龄还是孔夫人宋霭龄,她们的一举一动都备受社会舆论
关注。因为独特的身世、特殊的姻亲关系,姐妹三人与蒋介石的关系也比较特殊。胡佛研究所蒋介石日记的公布,使人们可以从他的内心独白中窥探出他与宋氏姐妹的关系。

蒋介石称宋美龄身上凝结了浓厚的母性

  蒋介石日记中有关于宋美龄的大篇幅记载。从婚后不久的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美龄的才情、胆略与智慧非常欣赏、敬重,某些文字中甚至透露出,他对宋美龄超乎一般地依恋。

  1930年12月4**在日记中写道:“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16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此天性使然,不能遽改。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

  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刻骨难忘的经历。后来宋美龄前往西安救助他,在见到宋美龄的那一刻,蒋介石禁不住号啕大哭,这在日记记述中,他毫不掩饰,在危急关头宋美龄表现出来的勇气和牺牲精神,让蒋介石终身感激不尽。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蒋介石日记中,他也大量记载了宋美龄的出访与外交活动,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在抗日外交中十分依赖宋美龄:1943年3月2**充满自责地记载了宋美龄在美国的国事活动:“余妻昨日在纽约市政6厅演讲几至晕厥,其身心之疲乏与精神之愤懑可想而知。此余之审事不周,任其单身前往苦斗之过也。但深信其结果于国家前途必有良效也。”

每次提到宋霭龄,都会表现出浓浓的亲情

  与宋美龄相比,他对宋霭龄笔墨虽少,但在记载中总是透出浓浓的亲情。对此,一些与宋氏姐妹关系比较亲密的美国顾问,曾有过一些猜测,他们认为“蒋夫人受孔夫人的影响甚巨,政治上蒋介石信任他的姨姐孔夫人,甚于信任自己的妻子?”美国顾问的结论虽然有些武断,但在日记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宋霭龄确实充满好感。

  1927年12月他结婚后不久,就宋子文是否出任南京国民政府的职位问题,与宋子文、宋霭龄(蒋介石在日记中称之为大姊)有一次重要的谈话,他们在一起谈论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他希望宋子文能够出来主持财政部,但最初被宋子文拒绝了,“心甚悬念,其不愿负责也。”

  一周后,也就是12月28日,上午他与宋美龄外出骑马郊游,“下午假眠后,访冯夫人……晚餐后访大姊,谈时局,彼甚以余游怠为虑,且轻视之,其实不知鸿鹄之志也。”他不仅与宋霭龄谈论时局,宋霭龄似乎还扮演了师长的角色,竟然警示蒋介石不能耽于享乐。对于宋霭龄的警告,蒋介石没有生气,但是非常不服气,也非常受刺激,他认为这是她不了解他的远大志向,他决心要做出一些成绩,给宋家人看。

  宋霭龄更像是蒋介石的长辈,她的关怀和鞭策,确实能使他有所警醒。

  1934年2月4日,蒋介石再次同宋霭龄、宋美龄游览六合塔,与宋子文谈话。宋霭龄在蒋介石日记中不时地出现,表现为一个有思想,善决断,且充满人情味的长姐,符合蒋介石对亲情的需要。而宋霭龄在孔家、宋家的影响力,是此时蒋介石比较重视她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尊称宋庆龄为孙夫人

  在宋氏三姐妹中,蒋介石对宋庆龄记述最少,很少见到他们之间有所交往的记载。但是每次提到宋庆龄,蒋介石一般是尊敬地称为孙夫人。1943年3月12日下午3时,他与蒋纬国拜访孙夫人,是“以本日为总理逝世忌辰”。在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去看望宋庆龄,显然是为了表示对孙中山的尊敬,并对孙夫人宋庆龄表示慰问,当天宋庆龄也非常热情,她用酒酿蛋款待了他们。为此,蒋介石感受到了她的诚意,他得意地对蒋纬国说:“余谓此故乡宁波宽(款)待新女婿与外甥之珍品也。”

  但是,宋庆龄与蒋介石的政治主张截然不同,在蒋介石看来,宋庆龄是亲共的,当两人在政治问题上发生争论的时候,在日记中蒋介石忍不住流露出憎恨,这时他不再恭敬地称呼宋庆龄为“孙夫人”,而是直呼其名,在旧金山会议前,中、苏、美等国就旧金山会议中的中方代表中,是否要容纳中国****代表的问题曾展开过争论,苏联曾给蒋介石很大压力,但是蒋介石拒不接纳,而宋庆龄也曾与蒋介石商议,让他接受中国****的代表参加,这让蒋介石非常不满。

  这年3月中旬,他在日记中恨恨地写道:“**知我绝无指派其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之可能,彼乃间接运动宋庆龄对我说项,此庆龄与我提**事乃为十五年来第一次,当知其从不愿与我谈政治与**也,最后则以宋说项无效,乃不得不由俄国出面暗示,其挺共之态度,要求我容共。”

  蒋介石日记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从中我们看到蒋介石心目中的宋氏三姐妹,还是不同于社会的一些观感和猜想的。就蒋介石与宋氏三姐妹的关系来看,他对宋庆龄比较疏远,但除了关于旧金山会议的一次争论,并没有他对宋庆龄的其他相关不愉快经历的记载。

(《北京广播电视报》1.26 薛念文 薛斌文)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9 11:29:20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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