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陈嘉庚访问延安的发现与惊喜[转帖]

　　　　南洋实业家、华侨领袖陈嘉庚,向来对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都有着巨大的资助,因为他看到南京政府举着孙中山三民主义大旗,又得到国际一些重要国家承认,他作为国民应该乐从。1936年,蒋介石50大寿,南京政府特请陈嘉庚发动南洋华侨捐款购机祝寿。原想能得到10万元国币购一架飞机即是幸事,没想到陈嘉庚为了增强国力,抵御外侮,积极领导华侨捐得国币130多万元,可购10多架飞机。望着如此丰厚之寿礼,蒋介石笑逐颜开。抗战爆发后,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南侨总会)募捐巨款支持祖国抗战。据统计,1939年国民政府军费为18亿元,而华侨汇款达11亿元,其中南洋华侨捐款占华侨捐款总数的70%多,这对战时财政经济的支持,起了巨大的作用,使为财源不足而苦恼的蒋介石愁眉舒展,可想当时蒋介石对陈嘉庚该是何等敬重和爱戴。然而,陈嘉庚对毛泽东与中国****却了解甚少,他所听到的都是****如何“共产共妻”,“杀人放火”,“状如土匪”,“破坏团结”,“不服从中央”,“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专事摩擦”等蓄意挑拨的语言,为此,陈嘉庚心中甚是不安。
　　1940年,他发起并组织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实地考察国内团结抗战情况。他以南侨总会主席身份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3月15日,陈嘉庚及随行四人,乘飞机抵达重庆。蒋介石对陈回国慰劳十分重视,在重庆一地即准备8万元经费用于接待,以博得陈嘉庚之欢心。可是陈嘉庚对这样奢侈应酬十分反感,认为全国军民艰苦抗战之际,如此铺张,极为不妥,故在重庆各报刊登启事,说明慰劳团一切费用已经带来,不需消耗政府和民众财力,敬请政府和社会民众谅解。
　　抵渝不久,陈嘉庚便拜见蒋介石夫妇,表达华侨对“抗战领袖”及全国军民的慰问。蒋介石心情愉悦,一副“谦恭”面容,紧紧注视陈的脸,留神细听每一句话。当陈说将献一块由南侨总会赠送的“万世永赖”之牌匾致敬时,蒋连忙摆手说:“噢,不必送东西了,您老人家来了,比什么都还宝贵!”
　　十几天后,蒋设宴招待陈嘉庚。宴罢叙谈,蒋特别地表现“虚怀若谷”和“领袖风度”,恳切地询问对重庆的观感。陈嘉庚回答说:“余对政治是门外汉,重庆工厂还没参观,提不出什么重要意见,唯市区人力车及汽车脏污不堪,与马来西亚大不相同。”蒋介石一听马上掏出笔记本,仔细地将此意见记下来并即刻下令全市各种公用车辆要注意清洁卫生,脏污必须洗刷干净。
　　陈嘉庚在渝的日子里,蒋的党政机关对他招待极为周到,恭维至极。但他并不为这些表面现象所蒙蔽和陶醉,而是自己用眼看,用耳听。于是他发现所听言词下面掩盖着奢侈、腐败,达官贵人花天酒地,挥金如土,连行政院长孔祥熙都开起宾馆酒店,而监察院却不过问。再说,大街上男着长衫马褂,满清制服犹存;女则唇红口丹,高跟旗袍;酒楼茶馆林立,宾客盈门,汽车如流水,用油免计核,路灯整日亮,管理乏精神,等等,足见这战时的首都虚浮乏实,没有一项稍感满意之事,与全国艰苦抗战极不相称。如此种种,令他失望。中国何地有光明,抗战前途在哪里?他忧心忡忡,沉默寡言。更让他焦灼的是国共两党矛盾日深,摩擦加剧,这可是直接威胁祖国团结抗战之大事,广大侨胞绝不愿看到国内分裂局面。陈嘉庚想着,忽然觉得有必要亲至延安访问,以了解毛泽东及中共对团结抗战之态度。
　　那是5月初,蒋介石在成都邀请陈嘉庚共进午餐。餐罢,蒋试探地问他到成都后,还往何地。陈答延安通车亦欲前往。一提延安,似触蒋最灵敏神经,于是他借机大骂****口是心非,无民族思想,但他又不得不说要去亦可以,不过千万不要受其欺骗。陈嘉庚心中不快,你这不是拿我当三岁孩童了吗?
　　1940年5月26日,陈嘉庚一行在兰州等地进行慰劳活动后抵达西安。次日,第18集团军总司令朱德访见陈嘉庚,并请他到第18集团军驻地西安办事处吃午饭。陈嘉庚慨然应允。但陕西省政府招待负责人寿家骏借故力阻其行。朱德只好改订下午3点,并说从延安经西安往重庆的周恩来也在此一同候见。陈嘉庚再次允诺。不想寿家骏有意将接待车驶往别处,拖延很晚方回。陈嘉庚十分恼火,所闻西安政治不良,果非虚传。
　　5月30日,陈嘉庚一行乘车由西安去延安,第18集团军办事处派车随行。临行时寿家骏忽然提出省政府已派他送陈到延安,于是同行。实际他是奉命监视陈嘉庚的行动。车行途中至洛川,蒋密令一伙“民众”阻拦陈车,控告**,言词空洞大同小异。陈嘉庚视此为闹剧,一一撕碎丢在路边,不愿将“宣传品”带到延安去丢丑。
　　第二天下午5时,延安各界5000多人,齐集南门外欢迎陈嘉庚的到来。陈嘉庚走下汽车,深为欢迎人群的热情场面所感动,不时地向欢迎人群鞠躬,挥手致意。欢迎会上,陈嘉庚动情地说:我早就希望来延安访问,现在实现这一愿望我很高兴,广大华侨热切盼望国共两党坚持合作,共同抗战,唯有这样才能进一步激发侨胞爱国之心,为祖国抗战多做贡献!晚宿边区政府交际处窑洞客房。
　　6月1日上午,已回延安的朱德和夫人康克清,陪同陈嘉庚参观延安女子大学。从女子大学出来上车时,陪同陈回国慰问的南侨总会秘书李铁民,头部不幸碰到车门,流血不止,即送延安中央医院住院治疗。陈嘉庚原计划在延安逗留三四天,因李住院一时走不了,于是便有较长时间深入了解延安。
　　下午陈嘉庚在朱德陪同下,前往杨家岭会见毛泽东。远远就望见毛泽东在窑洞门口迎候。二人相见,热烈握手,互致问候。进得洞内,只见墙上挂一地图,陈设简单,仅十几只大小高低不一的木椅,及一个旧式乡村民用木桌而已。
　　叙谈中,陈嘉庚表示对中共进行摩擦斗争不理解,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问题上,****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对此,毛泽东作了耐心坦诚的解释。毛泽东说,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限制、消灭我们,他们总想扫除****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本。我们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对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还击……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以团结求团结。毛泽东诚挚地表示:我们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拥护中央政府的领导,赞同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总之,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但是只有在进步的基础上,才能达到真正的团结。

　　陈嘉庚对毛泽东所言,当时并未能全部理解和接受,但他为毛泽东的诚恳言词所感动,同时也直接了解到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关于团结抗战的立场和态度。之后,毛泽东于门外露天设晚宴一席,取一旧圆桌面放在方桌上,因陈旧不光洁遂用四张白纸遮盖以当桌巾,一阵风吹来将白纸吹走,索性弃之不用。饭菜虽无丰盛可言,然而陈嘉庚却吃得舒坦有味。
　　这以后,毛泽东多次到交际处拜访陈嘉庚,或同进午餐或晚餐。陈嘉庚又提起两党摩擦事,恳望“贵主席以民族国家为前提,降心迁就,凡有政治上不快之事待抗战胜利后解决。此乃内部兄弟自生意见,稍迟无妨”。毛泽东当即应承,表示完全理解,并说中共完全没有恶意,所有摩擦生端,皆由对方下级人员造成,而中央多为误认,望先生竭见蒋委员长时,代为表白,并将在延安所闻代向侨胞报告。陈慨然应允,心中拿定主意,凭着自己的人格和良心,决不指鹿为马,不管谁问起延安情形,我都当据实以报。
　　在与毛泽东的多次会见中,一些小事引起了陈嘉庚的注意和惊奇。一次他和毛泽东在谈话,一些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学生走过来,不敬礼便坐,并参加谈话,绝无拘束。还有一次,他在毛泽东办公室和毛谈话,总司令部内的人都参加,顷刻席间坐满,有一勤务兵迟到,望见长凳上毛泽东身边略有空隙,便塞身坐下,毛泽东向他望一望,把自己身躯移开点,以便让他坐得更舒适些。

　　毛泽东烟瘾很重,有时烟刚抽一半,忽有客求见,他舍不得扔掉那半截,遂将烟火熄灭,客人走后又将那半截烟蒂拣回吸完。毛泽东单独请陈嘉庚吃饭时,仅以白菜、咸饭相待,外配一味鸡汤。毛泽东抱歉地说:我薪俸有限,没钱没鸡,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知我有远客,送给我的。
　　又一下午,毛泽东到交际处与陈嘉庚交谈,晚餐毕,问寿科长在何处,陈朝近处一个窑洞指了指,毛泽东便去寿家骏窑洞谈话。陈以为毛去去就回,便在窑洞前等与毛相辞,但久等不出,乃回窑洞暂歇。半点钟后复出,仍未见毛泽东出来,已近10点,因洞外晚风寒冷,遂入洞安眠。第二天早上才知道,毛泽东竟与国民党一小科长相谈许久,至深夜方回。
　　这些事,可见毛泽东平等待人、勤廉朴实、虚怀若谷。陈嘉庚大为感慨,钦佩至极,联想到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他时,陪席的都是中央级大员,当门口传令长官喊一声“蒋委员长到”时,在场者肃然起立,毕恭毕敬,连大气都不敢出。等到蒋介石进来,卫兵为其卸去大氅,蒋挥手示“请”大家才小心入席,正襟危坐,有如大臣朝见皇帝一般。这两相对比,差距竟如此之大!
　　在延安陈嘉庚除和毛泽东交谈外,还和朱德、肖劲光等领导人交谈。他相信他们的话是真的。他还亲自走上街头,深入市场,察看中共及边区政府政策执行情况。他发现路边大小商店绝大多数都是私人开的,与政府无关,政府抽税很轻很少;大街上没有长袍马褂、唇红口丹者穿行,也没看见女子缠足者,男女衣着也较好,过往行人皆洋溢着昂扬奋发之精神,也没有发现城内有无谓的应酬及奢侈、浮华而浪费的交际。
　　陈嘉庚还从各基层交谈中了解到,边区农民土地不没收,而且赋税很轻,一亩地最多要7斤半粮,其他捐税一概没有。部队自己种地种菜,既保证军粮供应,又减轻农民负担。边区政治良好,无失业游民,无盗贼乞丐,县长都是民选,对官吏贪污者都予以严惩。他观察男女间的关系,发现男女行踪往来,坐谈起居,自然有序,一切正常,如有互相恋爱,可自由结婚,只向政府有关部门签押注册即可。陈嘉庚是个细心的人,他怕有关负责人所谈非实,特意与在延安学习的南洋华侨男女学生多次畅谈,就心中所疑,细心询问,这些学生也能敞开思想,无拘无束地反映延安情况。结果所见所谈都是一样,这下陈嘉庚心里踏实了。
　　6月7日,延安各界代表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欢送晚会,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出席。朱德致欢送词后,陈嘉庚登台讲话。他的讲话非常诚恳,非常动情。他说这次访问延安最满意的是,真正看到了中共方面坚持国共团结,坚持抗战到底,立场坚定,态度诚恳,真正感受到延安党政军民所激发的艰苦奋斗精神,所形成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因此,他对抗战胜利有了绝对信心。
　　陈嘉庚延安之行,实地了解到延安之****,打破了国民党对中共的一切造谣诬蔑,什么“共产共妻”,“破坏抗战”,什么“民众生活惨苦”,一概烟消云散。正如他后来所说:“余久居南洋对国内政治虽素有风闻,而未知其事实究竟如何。时中共势力尚微,且受片面宣传,更难辨其黑白。及至回国慰劳,并至延安视察经过,耳闻目睹,各项事业,见其勤劳诚朴,余观感之余,衷心无限兴奋,梦寐神驰,为我大中华民族庆幸。”这段发自肺腑之言,的确道出了陈嘉庚的心声。
　　这以后,他到洛阳、老河口等地慰问前线抗日将士,后在成都稍作休息,于7月17日抵达重庆。三个月前,陈嘉庚离重庆时,还为国家民族前途感到无限忧虑,而今他再次回到重庆,则心情愉快,精神焕发,他满怀信心地对随行者说:“中国有救星,胜利有保证,大家要更加努力啊!”
　　7月24日,陈嘉庚应国民外交协会主席陈铭枢之邀,前去演讲“西北观感”,听者颇众。他说,到延安八九天,所见所闻与原来所听说的大相径庭,那里并没有实行“共产共妻”制度,社会风气及治安秩序良好,这些都是据实而言,并无虚假浮夸。陈嘉庚此番讲话,国民党人大为不满,称陈处在华侨领袖地位,却在为****人涂脂抹粉。陈嘉庚不为所动,以手杖戳地,爽直地说:“余凭良心与人格,将在延安所见所闻发表,其中并无一句失实。”此后无论在何处,如有要他演讲回国见闻,他都心口如一,决不指鹿为马。
　　陈嘉庚如此态度,立即受到蒋派人监视,直到和蒋介石彻底决裂,走向拥护人民革命,拥护中共的一切主张和政策。
　　

　都有血泪账 国民党将领遗孀的凄惨岁月[转帖]

　　孟良崮一役，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在国民党军内部，有人认为，七十四师之结局，责任在李天霞(整编八十三师师长)，在黄伯韬(整编二十五师师长)，在汤恩伯和陈诚!

　　
　　陈诚言而无信，坏了七十四师的士气。据王玉龄回忆，邱维达在香港曾亲口告诉她，邱继任七十四师师长后，陈诚带着他上了前方，汤恩伯抱着邱维达痛哭，并说自己对不起七十四师。

　　蒋介石、顾祝同，加上汤恩伯，一个“总统”、一个“总长”、一个“兵团司令”，三个人，三级统帅，竟然指挥不动一个整编八十三师，管不了区区一个李天霞。

　　黄伯韬慑于严令，拼死营救，但飞机大炮，美国装备，整整一个师，三天打不下一道天马岭。李天霞发现陈毅主力后，首先逃跑，逃向青驼寺，靠近六十四师，以图自保，使七十四师右翼完全暴露，陈毅粟裕数十万大军，从容包围孟良崮，把七十四师围得与铁桶相似。

　　战至最后，蒋介石亲自命令李天霞向前推进，向孟良崮靠拢，拼死解救七十四师，这个李天霞胆大包天，他竟然指派一个加强连，冒充整编八十三师，虚张声势，向孟良崮攻击前进，声言拯救张灵甫。其主力呢，按兵不动，作壁上观，眼睁睁地看着友邻七十四师覆灭。

　　这就是战场，这就是当时的国民党的军队，这就是电影《南征北战》向后人展示的“张军长”呼喊“李军长”那一幕的真实原型。

　　七十四师喊冤，黄埔系大哗，纷纷为张灵甫抱不平，不由得让蒋介石怒气冲天：

　　张灵甫捕捉的战机，他蒋中正亲自批准的作战计划，而且张灵甫已经成功地吸住了数十万解放军，外围部队也已经把这几十万解放军团团包围，为什么会功亏一篑?

　　蒋介石决心杀黄伯韬、李天霞，以谢张灵甫亡灵。

　　南京，华东战场军事检讨会议正式召开，未等蒋介石说话，总指挥顾祝同为了自己面子，首先指示黄伯韬上场，大骂张灵甫违抗命令，擅自行动；然后慷慨激昂，拍着胸脯表示，愿一身承担所有责任，与顾总指挥无关，与兵团司令汤恩伯也无关。

　　黄伯韬侃侃而谈，发言长达两个小时，显然经过精心准备，并且与顾祝同、汤恩伯有过密谋，他们为了一己之私，为了逃避责任，把张灵甫说成了千古罪人。

　　李天霞做贼心虚，本来是准备受罚的，可是会议开始，他就发现有机可乘，于是急忙追随黄伯韬，也把失败原因归罪于自己并称张灵甫目中无人，自作主张，大意轻敌，导致全师败亡……那天李天霞口若悬河，唾沫横飞，把张灵甫骂得一钱不值，把自己夸得花朵一般。

　　俗话说，法不责众，何况这里面还有顾祝同、汤恩伯，他们结成团伙，官官相护，连蒋介石也顾忌三分。

　　毕竟张灵甫走了，以后打仗过日子，蒋介石还得靠着这帮人呢!

　　所以这个杀气腾腾的军事会议最终开成了这么一个软绵绵的结果：

　　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撤职留任；

　　第二十五整编师师长黄伯韬撤职留任；

　　第八十三整编师师长李天霞撤职下狱；

　　重新组建七十四整编师，邱维达任师长。

　　号令一出，军心人心凉了一半儿。有见识的都叹气：唉，国民党的江山，没几天了!

　　当时，王玉龄什么也不知道。

　　先生走了，她的天塌了，整整一年，她好像什么也听不见，什么也看不见。

　　惟一能看见的是妈妈的泪；

　　惟一能听见的是儿子的哭。

　　她自己早已把泪流干了。

　　她，当时才只有十九岁。丈夫死时，他们的儿子刚刚降生十天。

　　二

　　蒋介石当然没那么傻。

　　他是搞政治的，他完全懂得人心的重要。

　　所以他此时两手都用上了：一手袒护着李天霞他们这些人；一手抚恤着王玉龄他们这些孤儿寡母。

　　追认张灵甫为中将——直到战死，张灵甫也不过是个少将军长；

　　为张灵甫设灵位，建“忠烈祠”——这灵位走哪带哪，至今仍陈列在台北的“忠烈祠”……

　　张灵甫做了国民党所谓第一“忠烈”。王玉龄成了国民党第一“烈属”。

　　“烈属”的待遇怎么样?

　　抚恤金由国民党政府发放，多少呢?很少，也可以说少得可怜!

　　生活待遇，由抚恤处发放，多少呢?大概每月只有一袋米，一袋面；到了台湾，就更少，少到几斤米、几斤油、几斤灰面，还要自己去领，自己去办手续。

　　政治待遇，由“国防部”主持，每年5月16日，定期为张灵甫开追悼会，风雨无阻。作为遗属，王玉龄应邀出席，也必须出席。因此，追悼会成了她的噩梦，成了她的精神负担，成了对她个人灵魂的折磨，每年一度，每12个月一次，循环往复，轮回周转，一连就是好几年，直到她不堪重负，一个人去了美国

　　所有的待遇都算上，就这些。

　　张灵甫走后十几年，从大陆到台湾，王玉龄享受到的也就这些。

　　所以，王玉龄后来说：这些年，我回到大陆，年到****善待军烈属，看到干休所里老干部们颐养天年、其乐融融，她说，就这国民党也比不了。

　　看到他们的经济抚恤、政治待遇、社会地位、家庭生活，他们在干休所里作诗、旅游、上老年大学，哪一样也比她好得多!

　　王玉龄这么讲，许多人都不相信——不相信“国民政府”给予第一“烈属”的竟是如此待遇。

　　其实，张灵甫在孟良崮上，念念不忘的，死不瞑目的，就是王玉龄母子。

　　王玉龄是他的一切，王玉龄也能改变他的一切。

　　在他心中，爱妻最重要。

　　他最后那份电报，内容之一，就是告诉蒋校长：他没想到形势变化会这么快，他对家里根本没有作任何安排，因此希望能予照顾，照顾他的娇妻和他的幼子，对个人死后则没什么考虑!

　　　　校长是如何“照顾”的?

　　校长是先生的老师，是高高在上的“总统”，张灵甫追随了他一辈子，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是他最忠诚的学生，他对他惟一的照顾，就是王玉龄从台湾赴美的时候，他下令放行，并且批了五千美金的配额，当然这也不是白给的，还得自己花一笔钱去买。

　　最好的学生最年轻的遗孀，“总统”就照顾这么多。

　　这还是看了张灵甫的面子，一是看他替他卖命为他死的面子；二是看他临死之前发电报为妻子求情的面子。

　　对别人就不会这么“宽厚”了。

　　譬如杜聿明，同是黄埔生、同是陕西人，因为在战场上做了俘虏，所以他的妻子曹秀清申请赴美，不批；他的儿子申请赴美，也不批——杜公子无可奈何，只好自尽，横死台湾。

　　蒋夫人宋美龄，说起来还是王玉龄伯父王士健的干妹妹。为此，许多人都说她和王玉龄关系密切，说她一星期一次光临西华门张家，俩人进进出出，密切得不得了；还说宋美龄满怀慈悲，处处施恩，厚恤“烈属”遗孤，帮着张家办了不少事——

　　王玉龄说这一切一概不实。

　　张灵甫死后，只有一次，“总统府”发来了邀请信，说宋美龄要召见——还不是召见她一个人，而是同时召见几个，都是军长太太和师长太太。她们的先生都死在了孟良崮，是为蒋家而死的——她们是一群死了丈夫的高级寡妇。

　　张灵甫刚刚战死，孩子刚刚满月，心力交瘁的王玉龄还在丧夫的悲痛中，不能自拔，所以她不想去。

　　可“总统府”的人一再劝说，她只好成行，极不情愿地去了。

　　一等再等，寡妇们坐在那里，等着这位尊贵的第一夫人接见。最后等来了一个海军军官。

　　海军军官说：对不起各位太太，夫人今天不舒服，你们回去吧。

　　这就是宋美龄，这就是宋美龄接见战死的高级将领的遗属。

　　还在月子里的王玉龄、性情刚烈的王玉龄牢牢记住了这一幕，刻骨铭心。

　　三

　　不止一个王玉龄。

　　十年“剿共”，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民国遗孀一串串，一行行，长长无尽头。

　　此类贤妻良母、孝子贤孙，心境之悲凉，谋生之艰辛，命运之沧桑，难言难语，难描难画……

　　1948年，兵团司令黄伯韬战死，尸体被部属偷偷埋在徐州碾庄的一片苇塘里。埋尸的人就两个，一个军长杨言君、一个副官李文杰，都是黄伯韬的心腹铁哥儿们。

　　黄伯韬夫人柳碧云，苦苦哀告，终于求得蒋介石同意，命令杨军长和李副官再偷偷潜回解放区，把黄伯韬的尸体运回来。

　　杨军长慷慨激昂，满口答应，可第二天就化装逃往马来西亚，一去不回头。

　　剩下一个李副官，柳碧云送着钱、流着泪、几次下跪，他才答应启程——但有条件：柳碧云必须再雇几个亲戚或者朋友帮忙，否则不去。

　　柳碧云花钱再花钱，最后凑足了五个人。副官李文杰，黄伯韬生前友好、商人张文远和侄儿张昌庆，菜农徐明哲及其远房亲戚王大忠。

　　一行五人，很快出发，很快找到尸体，并且很快挖出来，装进棺材抬上车，使劲推着往回走。

　　可没走几天，副官和两个商人就卷着钱跑了。

　　只剩下两个农民，风餐露宿，推着灵车往前走。

　　他们俩过了一关又一关，终于来到了淮河南岸国民党地盘上，找到了国军一个团长吕鲁宝。

　　吕团长认出了黄伯韬遗体，他决心干掉这两个农民，然后跟蒋介石和柳碧云说，黄司令官遗体是他异回来的，把赏赐全给他!

　　团长的伙夫听到消息，连夜救出了这两个农民。

　　临走之前，三个老实人把黄伯韬遗体抬到另一口棺材里，和另一具尸体调换了位置。

　　吕团长不明就里，推着假黄伯韬的遗体进了南京城。

　　柳碧云一眼认出那不是自己的丈夫，于是当着蒋介石的面放声大哭。吕团长吓傻了眼，被国军中将高参郭汝瑰一枪击毙。

　　柳碧云住在南京扬子江饭店，被世态炎凉、人情冷暖折磨得悲痛欲绝，每天号哭不止。

　　可蒋介石再也没有理睬此事。

　　最后是两个农民听到了黄夫人的哭声，他们费尽周折，摸进饭店，跟柳碧云陈述了一切。

　　黄司令官的遗体终于找到，黄夫人静悄悄地把他埋葬在了上海徐家汇。

　　下葬之前，她跪在地上，捧出大洋一百块，厚谢那两个忠厚善良的农夫。两个农民，只取了四块大洋做路费，然后扶起没了丈夫的黄夫人，告辞而去。

　　……

　　1949年，黄夫人携全家去了台湾，不久，儿子黄效先就因触犯刑律，杀人被捕入狱，后因黄的青天白日勋章才保住了一条命。

　　李天霞太太更可怜。

　　这是一个仅有初中文化的太太，出生于湖南邵阳，只因家境不好，才孤身一人来到李天霞的整编八十三师，当了一名文工队员，唱歌跳舞。

　　李天霞李师长看她长相不错，很快就把这个可怜兮兮的小姑娘据为己有。新鲜劲儿一过，李天霞就把她抛在一边。

　　经常是，送太太回南京，不过一个钟头，李师长就把别的女人接过来。

　　就算撞上了，李也不怕，她也不敢说。

　　在国军中，李天霞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是出了名的。

　　给这样的人做太太，又有什么话可说的呢?只有逆来顺受，与别的女人共事一夫吧。

　　1949年9月，李天霞去了台湾，被军事法庭判处八年有期徒刑。

　　这年8月，陈诚下了死命令，要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坚守福建平潭岛，可是枪声一响，这个李军长，却把几万弟兄一扔，跳上船就跑。

　　逃到台湾，追究责任，他又口口声声，说是李延年要他跑的，他是奉命撤退。

　　一句话，交代了他自己，也毁了李延年。

　　两个人，一个八年，一个十二年，从此在监狱里苦度岁月。

　　大家都说，在战场也好，在家里也罢，谁挨着李天霞谁倒霉!

　　1947年是张灵甫倒霉；

　　1949年就轮到了李延年。

　　李延年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一无所有，一贫如洗，每日三餐，馒头蘸盐，或者蘸辣椒水，就那么吃；想抽烟了，找老部下，借钱买烟抽，直到1974年11月默默病死，也没几个人知道。

　　李天霞在监狱，能吃能喝，干了多少丢人事儿，多少人骂他，全不在乎。他的太太常去探监，每回见面，李天霞就说：我终身坐牢，你趁年轻嫁人吧。

　　有人把李天霞这些话告诉了王玉龄的妈妈，罗夫人听得目瞪口呆。

　　她叹口气，说，换了张灵甫，是决不会说出这些话的。李天霞这个人真没有什么品格。

　　比王玉龄大一岁的李太太，跟着李天霞，学会了赌钱——而且是一天到晚的赌，是一掷千金的赌，是豪赌。

　　后来，李天霞出狱了，两口子一块儿赌，赌到倾家荡产，赌到变卖李太太的首饰做赌资。

　　最后，实在没钱了，就由李天霞出面，出去借钱，借了就赌。

　　不久就骗财骗出了事儿来，又被关了进去。

　　此外还有邱清泉的太太，杜聿明的太太，以及许许多多去了台湾的太太，几乎人人都有一本血泪账，家家都有一部辛酸史。

　　杜太太因为女儿嫁了杨振宁，又因为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奖，名满天下，所以才得以逃出台湾，经美国回到祖国大陆。

　　邱太太、黄太太，她们留在那里出不来，处处看脸色，处处遭白眼。再后来，邱太太到过美国，她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也都在美国，与王玉龄还常有往来。

　　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去求蒋介石，求“国防部”。

　　蒋介石不管不问，“国防部”不问不管，她们就三根蜡烛两炷香，三个碟子两个碗，跪在那里给丈夫烧香，哭灵

　　无数将领遗孀，就过这样的日子。

王明两次回国夺“帅印”始末[转帖]
 

　　王明在1925年加入中国****后，就去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由此走上职业革命者的道路。他在七十年的人生中，有三十年的时光是在莫斯科度过的。在他四次回国的经历中，有两次对于他更具有特殊的意义，那就是夺取中共中央的“帅印”，企图以自己的意志改造党，指导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派我们回来做领导工作”

　　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王明凭借机灵和张扬，很快引起当时的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的关注。1927年1月，米夫受共产国际的指派来中国参加中共五大，王明被米夫选为随身翻译回国，这是他出国两年后的第一次回国。是年6月25日，他随米夫回到苏联。而此时，莫斯科中山大学因拉狄克被解除校长职务而空缺，副校长米夫当上了校长，并很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

　　在米夫的“关照”下，王明很快就控制了中大支部局的领导权。王明要想达到权力之巅，还有许多障碍要排除。中共六大在苏联召开期间，王明一手杜撰的“江浙同乡会冤案”，便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建党时期的老资格中**员俞秀松等人因这次事件被打倒。紧接着，王明又把矛头指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瞿秋白。在处理“江浙同乡会”时，瞿秋白没有同米夫、王明同流，因而受到他们的排挤。王明等人向共产国际告状，给瞿秋白戴上“调和路线”、“布哈林分子”、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从而使共产国际作出了撤去瞿秋白代表资格的决定。

　　1929年3月，王明第二次回国。行前，米夫以共产国际东方部的名义给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要求中共中央妥善安排王明的工作。王明到达上海后，中央分派他到沪东区委任宣传干事，后又调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任编辑。时间长了，自负的王明认为自己的才华没能充分发挥。在调到全国总工会工作时，王明对罗章龙说:“我们是国际直接派来的，共产国际东方部派我们回来不是做普通工作，而是要做领导工作。”

　　后来，王明由“全总”调到中央宣传部工作，当时的中宣部长由中央秘书长李立三兼任，也就这时候，李立三全面推行“左”倾盲动主义路线。路线一出笼，就遭到党内多数同志的强烈反对。王明对照共产国际的文件，认为李立三已经背离国际的精神，所以在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政治讨论会上，王明摆足理论家的派头，开始他的长篇讲演。李立三十分恼火，当场撤消了王明的中宣部秘书职务，后又给王明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

　　共产国际得知此事后觉得李立三走得太远了，很快便派瞿秋白和周恩来回国，主持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处理李立三的错误。可是，时隔不久，共产国际于10月又给中共中央来信，不仅给立三路线无限上纲为政治路线问题，而且严厉批评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是一个月后得到共产国际10月的来信，而在此之前，王明已通过由前苏联回到上海的沈泽民等人得知了来信的精神。已经打算背起铺盖去苏区的王明，一下子被激活了，他以最快的速度给中央去信说，李立三的路线是“与国际路线完全相反的”，他自诩为反“立三路线”的正确代表。王明很快就受到中央的批评，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针见血地指出，在知道有国际来信的情况下，不首先向中央汇报，“反而突然在工作会议中提出来”，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米夫扶植下王明掌帅印

　　王明不但不理会这些警告，反而变本加厉地反对三中全会，攻击瞿秋白。他利用自己的强项，搬弄“主义”、“路线”的学院式的名词争论，完成他的长篇大论《两条路线》。一番狂轰滥炸后，他正式亮出自己的底牌，公开地赶瞿秋白下台。由此可见，王明想掌控中共帅印、取代瞿秋白的心情，多少有些急不可耐、昭然若揭了。

　　1930年12月中旬，米夫受共产国际的派遣来到中国，米夫一下车就与王明密谈。12月16日，中央政治局根据米夫的指示，作出撤消对王明处分的决议。王明一下子成了反立三路线的“英雄”。

　　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李立三和瞿秋白相继下马，中共中央的领导层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米夫来华前，中央正准备在近期召开紧急会议，以形成统一的领导核心。米夫知道后盘算着:按照当前反立三路线为提拔干部的唯一标准，恐怕谁也没有何孟雄、罗章龙坚决，他们最有可能在紧急会议上被推选入中央决策高层，而王明却是一点把握也没有。于是，米夫有意树立王明为“反立三路线”的典型。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也被米夫取消，代之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可是按照正常的程序，王明没有资格参加中央全会。米夫虽然说服一些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支持王明，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米夫干脆让清一色的“王明派”15名普通党员列席四中全会。虽是列席会议，却和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一样，既有发言权又有表决权。对持不同意见的正式委员，米夫则设法不让他们参加会议。

　　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就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的错误进行讨论。米夫对会议作了结论，他除批判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外，还批评了何孟雄和罗章龙。在此铺垫下，他特别赞扬王明等人“是坚决的与站在国际路线上面来反对立三路线”，是运用在莫斯科所学的理论，“坚决去执行国际路线”。随后，米夫终于抛出拟定好的选举名单，他把王明、沈泽民、夏曦等九人作为新的中央委员候选人，将王明等五人作为新的中央政治局候选人。这份名单一公布，立即遭到罗章龙等人的反对。米夫一再强调他的这个名单是共产国际远东局提出的，按照国际的组织纪律，理应为大家所接受和通过，最终这个名单终以多数票通过。

　　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更令他惊喜的是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不久，他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很短的时间，王明由一名普通的中**员，象坐直升飞机似的，终于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米夫扶植王明夺得帅印，是他一生中最得意的杰作。

　　坐镇莫斯科遥控临时中央局

　　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不折不扣地套用苏俄斗争方式，从而诱发敌人更疯狂的破坏和镇压。1931年4月下旬，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叛变。时隔两个月，中央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并叛变。顾、向二人的叛变，使中共地下组织遭受致命的破坏，王明此时也成惊弓之鸟。恰在这个时候，共产国际调离王明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临行前，王明重点进行中央人事安排，提议博古、张闻天、卢福坦、李竹生、康生、陈云等组成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务，博古负总责。王明将权力交由博古，是实现他遥控中共的关键一步。

　　到达莫斯科的第三天，即1931年11月10日，他便来到共产国际机关报到。作为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之一，王明不仅可以“责无旁贷”地指导中国革命，而且可以参加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的领导。这让王明感到十分惬意。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后，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代表，而是设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此来指导中国革命，瞿秋白是首届代表团负责人。王明就不一样了，以他为首的代表团俨然是中共中央之上的中央，常常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宣言和指示。临时中央对王明等的指示几乎唯命是从，并将发来的指示，稍加改动后，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基层党组织。

　　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前苏联的外交政策在不断地调整和变化。共产国际在经历实际斗争的挫折后，开始检讨政治策略中的“左”倾错误，王明也感觉到这些变化，有意识地修正自己的一些错误。1934年1月，中共中央的六届五中全会把“左”倾冒险主义推到极致，王明看到六届五中的政治决议后，于8月3日，与康生联名给中共中央写出指示信，严厉批评六届五中全会的“左”倾错误。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正式提出建立广泛的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王明是第一次出席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他作为主席团成员在会上出尽了风头。

　　六届六中全会梦想成泡影

　　随着战事的深入，前苏联已在西面战线与纳粹德国进行了生死较量，而东面战线就全赖中国人的支撑。斯大林把东面战线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的身上。当毛泽东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时，斯大林唯恐这样会得罪蒋介石，使他的战略设想不能实现。沿袭贯有的思维，斯大林派王明回到中国。

　　1937年11月14日，王明夫妇和康生、陈云、曾山等乘坐前苏联的军用飞机飞往延安。到达延安不过十天，王明便催促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他在会议上作主题报告，他批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等。

　　会议的最后一天，王明突然拿出一张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并在名单排序上作了手脚。他把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的名字，由前面降至第七名，这种做法在会上引起短时的骚动，会议最终决定增补王明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并成立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王明任书记。12月政治局会议对王明在党内的特殊地位，给予了一定性的认可。王明由此产生错觉，认为毛泽东、张闻天等缺乏一定的领导能力，从而目空一切。会后，以他为首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中央代表团常驻武汉，负责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负责与国民党的谈判。

　　王明到武汉后，以长江局凌架于中央书记处之上，凡事先斩后奏，甚至很少向中央请示汇报。蒋介石欣赏王明关于国共合作的一些提法，在与王明的接触和会谈中，多次希望王明“在汉相助”。王明竟真的成了蒋介石的传声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在军事上要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

　　毛泽东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建议王明不要再到武汉去。后来经会议讨论后同意王明去武汉，但是却明确规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就回来”。王明到武汉后，并没有把中央的意见放在心上，而是一直待到六届六中全会，才很不情愿地由武汉来到延安。1938年3月，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报告中国的实际情况。这些直接而又生动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实际情况有所了解，消除了很多误解和成见。七八月间，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回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中央政治局决定召开会议，讨论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并筹备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至关重要，他说，共产国际“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政策”。并强调“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王稼祥还说，季米特洛夫亲口对他和任弼时说，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出来的领袖，请告诉王明，不要竞争了吧。

　　王明一直梦想“重演”六届四中全会的一幕，再次夺得执掌中共的“帅印”，没想到共产国际和季米特洛夫的当头棒喝，彻底粉碎了他的“黄粱美梦”。一向反应机敏的王明，立即见风使舵，对六届六中全会的各项决议表示赞同，对毛泽东也表示出谦恭的态度，提出要“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六中全会决定撤消长江局，王明也因此失却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盘。

　　老照片：苏联红军在东北

元稹和白居易哥俩好 借白居易歌女1个月[转帖]
 

　　在绍兴任上，元稹和当时在杭州的白居易除了互相写诗咏风花雪月之外，而且还无所顾忌地向白居易借歌女。杭州有个叫玲珑的歌女，很得白居易赏识，元稹听说了就向白居易借走玲珑一个多月才还回去，哥儿俩还分别为玲珑写诗作为纪念。

　　“磊落小人”元稹

　　王青笠

　　在唐代，元稹和白居易齐名，以至于“元白”的称号一直流传至今。

　　不过，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元稹就把自己的名声给搞臭了，以至于人人侧目。

　　不择手段，为升官弃情人

　　元稹虽然早早就诗名在外，但他最出名的事迹，还是提供了崔莺莺这一家喻户晓人物的原型。

　　元代王实甫就是以元稹的《会真记》为蓝本，写出了现在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可能是为了提高发行量，王实甫鼓捣了一个大团圆结局，而实际情形并不是那么回事。

　　《会真记》差不多就是元稹的亲身经历，元稹23岁那年，偶遇他的亲戚崔莺莺一家，元稹死皮赖脸地骗取了17岁少女崔莺莺的纯真感情，丫头红娘在这段孽缘中起到了婚姻介绍所起不到的关键作用，这是妇孺皆知的一段情节。

　　往后的事情和《西厢记》就大相径庭了。崔莺莺的老娘发现生米已经煮成熟饭，也只好认栽。这时元稹入长安应试，虽然落榜却得到了长安“市长”韦夏卿的赏识，没几天就娶了韦夏卿的女儿。

　　韦夏卿不仅是地位显赫的三品大员，韦姓更是当时的名门望族，权贵显要遍于朝廷。对于元稹这样的穷小子，做阔人家的女婿是向上爬的一个捷径。从元稹以后的一贯风格就知道，利用裙带关系追求飞黄腾达对他来说完全不算一回事儿。崔莺莺就成了这小子贪婪欲望的牺牲品，论起来，元稹还是陈世美的老前辈。

　　始乱终弃还不是这个故事里最恶心的部分。元稹对崔莺莺并非毫无留恋，然而在长安想起崔莺莺的时候，他想到的是，自己不在，崔莺莺很可能被别人占有了，并且为此妒火中烧。元稹还自我庆幸，幸好自己在他人之前占有了崔莺莺，起码抢了一个先。难怪清代评论家送了他一顶“小人”的桂冠，以志表彰。不过，有了这样的念头，居然还敢堂而皇之地写下来，元稹好歹可以算是个“磊落小人”了。

　　或许是唐人开放的作风使然，或许是文人的通病，元稹把这段艳史写成《会真记》到处吹嘘，以此为荣，很有些沾沾自喜的劲头。而且他还为自己辩护说，凡是崔莺莺这样的天生尤物，早晚不害自己就害别人，我元某人的德行不足以娶这样的女子，所以只好忍痛割爱啦。

　　倡廉反腐，却受权贵欺辱

　　谁都有过年轻向上的岁月，元稹早年也曾经意气风发过。左拾遗是唐朝的谏官，可巧的是，像杜甫等不少著名诗人都当过这个看上去可有可无的官，而且都在这个职位上倒了霉。可见文人往往拿鸡毛当令箭，元稹在当时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从上任开始，他就接二连三地批评朝政，一直搞到宰相大人心情非常不愉快，把他打发到地方上才了事。

　　然而，元稹还不服气，不久后他担任纪检干部，抓住剑南东川节度使的腐败问题一查到底，一口气掀翻了七个地市级干部。此案轰动一时，元稹本人也大出风头。可是谁没几个哥们儿啊，这下元稹开罪了一堆掌权官僚，为以后的倒霉埋下了祸根。

　　元稹正在兴头上，再接再厉地又在山西查处了一件腐败大案，又有一串干部因此落马。此后没多久他就被调离了原部门，这本是个小小警告，是让他少管闲事的意思。但在一年间，元稹先后揭发办理了十几件大案要案，反腐倡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好像没想过很多人会为此感到不痛快。

　　但很快元稹就开始倒霉了。他在回长安的路上投宿宾馆，半夜，著名实权派公公仇士良也大驾光临。仇士良一看，总统套房被元稹占了，就让他识相点把房间让出来。说让就让也太没面子了，元稹自然没肯答应。一来二去地叫起了板，仇士良是牛惯了的，脾气好不到哪儿去，言语不合动手就打，元稹顿时吃了亏，脸上还挂了彩。

　　事情闹到长安，仇士良是权倾朝野的人物，当然不会有错，那元稹就一定不对了。这个时候，元稹大搞廉政工作时得罪的人纷纷出动落井下石了。调查结论是元稹举动有失官员体面，他再次被赶到地方上当了个小官吏。

　　仗势欺人，误了李贺终身

　　大约是汲取了以前的惨痛教训，元稹感受到了人脉的重要性，在贬谪期间很快就和太监崔潭峻拉上了关系。

　　过去的太监，可不像现在电影、电视剧里那样，动辄武功盖世、位高权重，当时哪怕是当权太监，在群众心目中也不怎么体面。想想太史公在选择宫刑和死刑之间那么犹豫再三，就知道当太监是连死都不如的事情。

　　崔潭峻回到长安后，把元稹的诗稿整理出来给皇帝老子看，皇帝一看就高兴了，这不就是歌坛新天王吗？元稹立刻被召回首都任职。借着崔潭峻的拉拢，元稹和一大帮太监都成了哥们儿，尤其和实权在握的魏弘简关系最铁。

　　那时，太监的势力已然形成，不要说文武百官，就连皇帝都被他们弄死了好几个。交上了这么一群好朋友，元稹的事业开始一帆风顺，最后居然做到了宰相。不过元稹出任宰相的消息一传出来，大家不是肃然起敬，而是争相当笑话讲，只因为他是被太监捧起来的。

　　有一次，元稹的一群同僚在办公室里吃瓜，元稹来了，一同仁就一面轰走停在瓜上的苍蝇，一面嚷嚷：“从哪儿来的东西，跑这里来了！”完全就是当面骂人，可元稹也只能忍气吞声。

　　有传闻说，元稹曾经想结交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李贺，可李贺见都懒得见他，并嘲讽他“连个进士都没有考上的人，来见我干吗”？

　　李贺的老子叫晋肃，“晋”和进士的“进”同音。后来李贺准备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憋了一肚子火的元稹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打击报复的良机，他极力主张按照避讳的习俗，说李贺没有资格考进士。古文宗师韩愈为此特意写了《讳辩》为李贺喊冤，但除了后来被作为模范作文收入《古文观止》外，没给李贺帮上什么忙，李贺生生为这事郁闷了一辈子。

　　老来荒唐，向乐天借歌女

　　元稹的宰相没有能够干长，才三个月就因为政治斗争被挤下来，发配到地方上混事了。以后元稹就有点破罐子破摔的意思了，正经事不干，荒唐事倒干了不少。

　　在绍兴任上，元稹和当时在杭州的白居易除了互相写诗咏风花雪月之外，而且还无所顾忌地向白居易借歌女。杭州有个叫玲珑的歌女，很得白居易赏识，元稹听说了就向白居易借走玲珑一个多月才还回去，哥儿俩还分别为玲珑写诗作为纪念。好兄弟做到了这个份儿上，“元白”、“元白”，还真不是白叫的。

　　元稹在浙江前后待了六年，闲来无事，其间忽然怀念起当初在成都结识的老相好薛涛来，一度曾经准备派人去接薛涛。恰在此时，元稹遇到了当地一个乐工的老婆，此女名叫刘採春，不但歌声动听，而且姿容出色。薛涛虽然是唐朝一代才女加美女，到底比元稹大了十来岁，此时已经年长色衰，元稹有了刘採春，就把薛涛给扔到了脑后。

　　离开浙江两年后，元稹在湖北任上结束了他充满是是非非的一生。对于一个人，历史有历史的审判，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标准。后人可以欣赏元稹，也可以不喜欢他，但不能否认，就像他和白居易共同宠爱过的那名歌女的名字一样，元稹是个很“玲珑”的人。

中国人能否再次成为儒家？ [转帖]

■王博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洋人能否成为儒家？这个问题其实包含着很多子问题，诸如儒家能否接纳外国人，儒家是一种地方性的知识和价值还是普遍性的知识和价值，外国人（异质文化的载体？）是否能够真正地理解儒家，以及外国人是否需要儒家，即有没有成为儒家的意愿？但我们还是首先从整体上进行讨论。
儒家是开放的

　　至少有两个理由是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给出肯定答案的。第一个理由是从儒家内部出发的，这个原本由孔子在鲁国所开创的学派经过了几百年的努力，通过被皇权认可的方式，在汉代终于成为“天下”普遍的知识。在以后的历史中，中国尽管经历了不断的分裂，佛教的传入，蒙古族和满族政权的统治，这种知识仍然在权力世界和民间社会中延续着，并占据着核心的地位。历史学家经常津津乐道于北方少数民族在统治中原过程中的被同化，我们知道，这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儒家化。此种情形足以说明儒家的生命力和开放性。就后者来说，它首先是对所有人群的开放，不分地域、文化和种族。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儒家，并有机会成为儒家的圣人。在过去的时代中，儒家的影响并不限于中国，还包括日本、韩国以及越南和东南亚等地区。既然如此，它为什么不可以传播到更大的区域呢？

儒化与权力的选择有关

　　还有第二个理由。如果我们把“文化”一词读成动词的话，那么人类都有一个被“文”所“化”的过程。把时钟倒拨到两千五百多年以前，这个世界上本没有儒家，当然更没有儒者。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的中国人原本就有一个“儒家化”即接受并成为儒家的过程。这种接受当然有多方面的理由，譬如儒家所继承的深厚传统，对秩序的注重和强调，对人类自然情感的肯定和维护等。但不能忽略的是来自于权力的选择，正是这种选择让中国社会的儒家化最终成为现实。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是可以改变的，权力的选择也是可以变化的。我们可以被此“文”所化，又可以在另一个时候被彼“文”所化。如局部中国社会在儒家化之后的佛教化，或者过去几十年的马克思主义化。

文明差异对儒家的抵抗

　　这两个理由，即儒家不断超越地域和民族的影响力以及文化的变动性，客观上都会支持我们对于“外国人能否成为儒家”这一问题给出肯定的回答。当然可以成为，但是障碍也是明显的。最大的障碍来自于文明之间的差异甚至冲突。时至今日，我们并不是在一张白纸上来谈论所谓的外国人。他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天主教徒、犹太人或者伊斯兰教徒，他有自己的语言，既定的价值信念和生活方式，而这些价值信念和生活方式与儒家是不同甚至对立的。成为儒家意味着放弃自己曾经的身份，并接受一个新的东西。但是这样做的动力是什么？是原有的文化和信念已经无法支撑现实的生活，以至于必须要寻找某种新的文化？还是出于某种外在力量的强迫？就后者来说，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想象。而对于前者而言，问题似乎更加复杂。一方面，文化自身的更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让这种文化可以应付变化的环境和时代；另一方面，当儒家在自己的国度面临着强烈的批评甚至某种“游魂”处境的时候，它对其他传统中的人群能够有什么超出于好奇状态之外的感染力呢？

不仅是外国人，中国人能否再次成为儒家？

　　暂且不说是否能够成为儒家，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外国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理解儒家？有时候，理解汉语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更何况是进入语言背后的心灵呢。欧洲的一个著名汉学家曾经告诉我，他可以听清楚中国相声里的每一个句子，可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笑。这的确是个令人哭笑不得的现实，技术性的东西和灵魂总是隔着遥远的距离。我无意于借此贬低汉学家们的工作，恰恰相反，我对他们充满了敬意。优秀的汉学家们不仅丰富了研究传统中国思想和文献的方法和技术，还从他者的立场拓展了了解中国心灵的可能空间。阅读美国汉学家狄百瑞所著《儒家的困境》，你会看到一种既来自外部但又很内在的关于儒家的冷静的观察和思考。这种思考超越了我们在中国学者中经常看到的情绪化的东西，因此显得更加客观和真实。同时，由于是在比较之中进行的思考，因此它又具有某种开放性的特点。但是，这是有限的几位学者的工作，和成为儒家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于儒家传统而言，它的主要要素是仁义价值、礼乐秩序和内圣外王的理想，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经过了和西方世界的持续对话，以及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省，儒家的独特性和普世要素都逐渐地被人们所认知。我们不再把儒家看成是完全过去的东西，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存在着：在经历了巨大的政治、社会和思想变迁之后，中国能够再次成为儒家的国度吗？一定会有不同的答案。乐观者也许认为儒家总有一天会收复失地。即便答案是否定的，那也不意味着儒家在这个国家中完全失去了它的位置。空间也许得到了挤压，以便给外来的东西腾出地盘，但却永远不会消失。

　　在讨论外国人能否成为儒家的同时，甚至之前，也许我们更该讨论一下中国人能否再次成为儒家的问题。
 

“少共国际师”的来龙去脉[转帖]
 

　　一点五整理

　　略知“革命史”的人，对“少共国际师”这个名词应该不会陌生，但也似乎仅限于此。为配合七部委的打击低俗，我决定挪出些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宝贵时间，从张爱萍、肖华等将领的回忆录中揖出有关“少共国际师”的文字，以飨网友。

　　通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我党先后在全国多个地方建立了自己的根据地——红色苏维埃。在各苏维埃的群众组织里，除了青年团，还有一支支隶属于青年团的少年先锋队（简称少先队）。

　　少先队最初的任务，是参与苏区的站岗放哨、侦察敌情、拥军优属、劳动生产等活动。据张爱萍将军回忆，整个红色根据地的少先队员“约有三十多万”。历经一、二、三次“围剿”之后，各根据地的“扩红”压力剧增，正是在这个情况下，少先队开始成为“红军后备军”，走上了战场，用张爱萍将军的话说，“成千上万的优秀少先先队员为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1932年，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战斗中，已先后组建了两个“少先队模范团”，配合红军战斗。1933年夏，少先队中央总队举行了两千多人参加的“全红区少先队模范队代表大会”。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作出了在8月份完成组建“少共国际师”的决定。

　　少先队中央总队立即响应这一号召，决定以少先队员为基础组成“少共国际师”，并在中央根据地普遍掀起了加入“少共国际师”的高潮。与此同时，还动员少先队员参加同时组建的“工人师”。

　　中央根据地的少先队乡队长、区队长、县队长们，带领整连、整营的队员加入了“少共国际师”，最多的一位是宁都县队长刘学钧，他率领800多名少先队员加入了“少共国际师”。

　　1933年8月5日，在宁都举行了“少共国际师”的成立誓师大会，一万多名少先队员在这一天加入了红军。随后开赴石城，展开了紧张的战斗训练，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少先队员们的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训练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此时，国军“第五次围剿”已经开始，十月初，少共国际师开始投入中央根据地的北线战斗。

　　在中央根据地的十几次防御战斗中，“少共国际师”打得英勇顽强，和其他红军老大哥部队一样树立了良好的战斗作风。1934年10月初，中央红军长征，“少共国际师”承担了掩护主力部队转移的任务，在壮烈的石城保卫战中，“少共国际师”牺牲过半，只剩下5000多人，但队伍也因此锻炼得更加坚强。

　　1934年10月16日，“少共国际师”开始长征，改归一军团建制，担负掩护军委机关纵队的任务。遵义会议之后，减员严重的“少共国际师”被整编，剩余部队并入了红一军团。从此，“少共国际师”这个光辉的名字，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不可磨灭的一页。
　　

抗美援朝战争中十大“王牌军长” [转帖]
 

一. 38军军长梁兴初
38军是原东北野战军1纵，是东野的主力部队。在国内战争中，相对于其他野战军的兄弟部队来说，38军虽然战绩赫赫，但要说全军排头，那肯定会有许多部队不服气。如果没有朝鲜战争，38军就绝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
38军初入朝鲜第一仗就是打熙川，本来是要包了韩8师，结果却夹生了。原因仅仅是得到了误报，说熙川有一个美国黑人团。梁兴初一含糊，韩8师就跑了。为此，老彭发了雷霆震怒，连“斩马谡”的话都出来了。
二次战役可以说是38军的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初，梁兴初就打了包票，要独个打下德川，结果一仗就端了韩7师。接着38军插向军隅里、价川方向，准备大迂回兜住美第9军。在戛日岭，38军和土耳其旅练开了刺刀对长刀，把这帮突厥人的后裔打了个落花流水。突破之后，38军迅猛穿插，其113师14小时跑了145里，终于抢占了三所里和龙源里，卡住了美第9军的南逃之路。接着，就是一场惊天动地的血战。38军独自一个军顶住了南逃的美第9军美2师、美25师、韩1师的进攻，又击退了北援的美骑1师和土耳其旅。南北之敌最近处只相距1公里，可就是冲不过去。后续中国军队源源赶到，整个价川地区成了一个巨大的肉搏战场。万般无奈之下，美第9军只好抛弃全部重装备，向西翻山越岭逃至肃川沿海公路，会合美第1军南逃。整个二次战役中，38军独自毙伤俘敌110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239门，汽车1500余辆，歼敌总数占全军歼敌总数的33%。彭德怀大喜，当即去电嘉奖，高呼“38军万岁！”梁兴初和他的部队终于一战成名，奠定了中国陆军部队中的老大地位。
在四次战役中，38军担负西线战场的阻敌任务，为保障东线横城反击战役的胜利，拚死阻击美军的进攻。这一路都是美精锐部队，包括美骑1师、美24师、英27旅、韩6师、希腊营等。在火力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38军官兵以血肉之躯苦苦拒敌。当时的台湾报纸就幸灾乐祸的称这一仗为“火海洗人海”。在左右友邻部队都撤过汉江后，38军仍独守南岸，终于完成了保障东线进攻的任务。在接令后撤不久，汉江就解冻了，好险全军覆没。这一仗几乎将38军的精锐打光了一半，是其军史上最惨烈的一仗。
38军参加了朝鲜战争一至四次战役，然后奉调回国休整。1952年，38军再次入朝，前往中部战线担任守备任务。在当年的秋季攻势中，38军负责攻取白马山。因战前一个参谋叛变投敌，导致军情泄露。结果这一仗打成了艰苦的攻坚战。当面之敌韩9师极为顽强，双方反复拉锯，白马山打成了红血山。经9天苦战，38军伤亡6700余人，仍然没能攻占全部高地，不得不撤出战斗。韩9师也伤亡9000余人，几乎打光。这一仗成全了韩9师，战后被韩国国防部授予“白马部队”称号。后来的韩国总统朴正熙时任韩9师参谋长。其后不久，38军撤回西海岸守备，再就奉调回国，结束了其“万岁军”的朝鲜征程。

 刘邦和朱元璋的另类比较[转帖]
 

　　刘邦是朱元璋的偶像，但他们两个皇帝在夫妻生活中，或者说后宫生活上面，在帝王史上却留下了截然不同的一面。这里，便来聊聊刘邦与朱元璋的故事，特别是在“夫妻生活”上的不同。

　　刘邦与朱元璋的“夫妻生活”揭秘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地位显赫的开国布衣皇帝：一是汉高祖刘邦，再是明太祖朱元璋，刘、朱二人创造了历史的辉煌，汉朝与明朝都成为中国的“大朝”、“盛朝”。朱元璋也为此自豪，称“惟公与我起布衣而有天下”，其中的“公”，即指汉高祖刘邦。

　　但他们两个皇帝在夫妻生活中，或者说后宫生活上面，在帝王史上却留下了截然不同的一面。这里，便来聊聊刘邦与朱元璋的故事，特别是在“夫妻生活”上的不同。

　　刘皇帝与朱皇帝是“哥们皇帝”

　　刘邦是朱元璋的偶像，这已为史学认同。

　　当年，朱元璋称帝后，拜祭历代帝王庙时，仅给刘邦敬了一杯酒，原因就在这句话里——“惟公与我起布衣而有天下”：两人一样都是从平头老百姓起家当上皇帝的。

　　从史书的记载上看，刘邦与朱元璋这两位“皇帝哥们”出身和经历有相似之处。都起于淮楚之地，刘邦是今天徐州人，朱元璋是凤阳人，两地相距并不很远，在历史上交流频繁，习俗相通。

　　在位时，都很有作为，在巩固政权的手段上，治国谋略是惊人的相似，就是初期杀尽出生**的文武忠臣，刘邦身边的韩信、彭越、英布等都被他杀了。朱元璋也是，开国之臣李善长让他逼自杀了，大将军徐达让他赐发物蒸鹅给弄死了。

　　在休养生息政策上，刘邦和朱元璋都采取了不少有益于民众的措施，促进了当时社会稳定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

　　刘皇帝在前，朱又视之为偶像，如果说明代的政策是承袭了汉制，似无不可，有一脉相承之迹象，当然说受到影响可能更恰当。

　　刘皇帝朱皇帝女色喜爱程序不同

　　但是，两人也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对待女色上，在后宫生活中的反差相当大。

　　在性生活，在美色消费方面，刘邦是很滥的，性取向混乱。而因为汉皇在性事上的随便，史上有“烂汉脏唐”的说法。

　　秦汉时期从民间到宫里，纵欲之风盛行（目前出土有大量汉代性用具，就是一个佐证）；很可能刘邦的性取向即受此淫风的影响，而吕后与戚夫人之间的明争暗斗，也给刘邦的丰功伟绩上抹了一笔黑。

　　朱元璋在这方面的形象似乎很好。虽然滥杀了众多大臣，亦有众多嫔妃，但那是中国传统帝王专制制度造成的，比起刘邦，可以说朱元璋在性事方面规矩多了，特别钟情于妻子马秀英。

　　马氏也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一位好皇后，她死后，朱元璋多年不册立新后，如果在民间，他们真的就是一对“模范夫妻”了。

　　假如要在帝王中评模范丈夫，刘邦自然就没有资格了，朱元璋倒是最佳人选。

　　刘邦未当皇帝前的“性史”

　　先来聊聊刘邦的后宫。

　　多读历史的人都知道，刘邦的后宫是充满血腥味的。刘邦的正妻吕后，名雉，字娥姁，今山东单县人，迁居徐州沛县。吕后在中国众多的皇后中，算是心毒手狠、极有心计的一个女人，如果没有唐代的武则天，想来就数她最著名了。

　　刘邦是徐州市沛县阳里村人（一说今丰县城西），本是一个好吃懒做的人，“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整日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无所不会，40岁时还是光棍一个。

　　这么大的人还没有老婆，怎么解决性需要？除了嫖娼，刘邦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找性伙伴，常年与一个姓曹的女人鬼混，还把曹肚子搞大，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刘肥。刘邦当了皇帝后，刘肥被立为齐王，这是后话。

　　虽然是个混混，但刘邦脑子好使，什么东西一学就会。后来，经人指点，给当地的官员跑腿，混上了泗水亭长。从此，他与县里一班官员有了来往，如萧何、曹参、夏侯婴。虽然已是个地方小官，但因为有劣迹在前，此时仍娶不到老婆，良家不愿把闺女嫁给这个“流氓”。

　　但贵人自有吉相，《汉书•高帝纪》（卷1）称：“高祖为人，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据说吕雉的父亲会相面，觉得刘邦相貌不俗，有将王之相，将来必成大器，于是将当时已是“大龄女青年”的闺女吕雉嫁给刘邦，刘邦这才有了老婆。

　　其实，在今天看来吕雉嫁给刘邦时并不算大，才25岁。当时乡亲们都嘲笑刘邦的老丈人嫁女行为很愚蠢，刘邦后来做了皇帝，村人才知道吕父的眼光是如何厉害。吕雉当年也觉得丈夫将来会有出息，据说她看到，刘邦到哪头顶上总有一团祥云跟着。

　　刘邦老婆是“偷情”高手

　　吕雉其实并非良家闺女，并不守妇道，还曾“红杏出墙”呢。

　　在刘邦与项羽南征北战，连性命都不保时，吕雉却在家里与同村的名叫审食其的男人勾搭成奸。本来刘邦考虑自己常年征战在外，家里无人照应，让审食其帮着照料自己妻小的，谁想性欲难忍的吕雉却与他眉来眼去，日久生情，在家过起了“夫妻生活”。

　　后来，项羽把他们作为人质扣留时，吕雉与审食其仍同食同宿，外人竟然发现不了，故有史学家称吕雉不只是“毒妇”，还是“偷情高手”。

　　刘邦称帝后，吕雉还提请封审食其为“辟阳侯”，为刘邦同意。此后，两人“偷情”时，审食其在床上更卖力了，答谢吕雉为自己的努力。刘邦虽然是战场上的大丈夫，但在情场上则是戴绿帽的皇帝，后宫失守啊。

　　可叹的是，他死时也不知此事啊（也许是故意装着不知）！

　　刘邦与戚夫人的“一夜情”

　　吕雉给刘邦生了一儿一女，除了惠帝刘盈，还有鲁元公主。但吕雉好争风吃醋，在当了皇后后更做了许多“人做不出来”的事情，如把戚夫人制成“人彘”，成就了她中国历史上最毒“毒妇”的骂名。

　　刘邦是很有女人缘的，结婚之前就把一曹姓女人勾上手了，在婚后一样走桃花运。在与项羽争夺江山期间，前期老吃败仗，但却收获到了一个年轻美貌、后来影响后宫的女人——戚夫人。

　　得到戚夫人的故事很浪漫，说是有一次败给项羽后，连饭也没得吃，逃到一村子里遇见一个老人。老人姓戚，带着18岁的闺女在此躲避战乱。一见带兵的刘邦，老人吓得连忙下拜，并带他回家里弄菜弄酒给他吃。

　　刘邦见到老人的闺女，顿时动了心思，得知女孩尚未嫁人后，心中窃喜。老人看出意思，就说相面先生讲他闺女有贵人之相，难道遇到大王，就是她的前世姻缘？于是要把闺女许给刘邦为妻。

　　虽然说刘邦心里暗喜，考虑家有妻室，已有吕雉，也客气了一番才应下。据说，刘邦是解下自己的玉带作为定情之物，老人当晚便让闺女陪刘邦睡觉了，刘邦这第二位“老岳父”看来比今天的父母们还想得开呢。

　　但因为这次“一夜情”，戚家闺女从此跟定了刘邦，后来成为刘邦后宫的宠妃。

　　到此，刘邦已有了三个女人，一个情人曹氏，第一房妻子吕氏，第二房妻子戚氏。

　　刘邦后宫女人争风吃醋隐情

　　刘邦与吕雉的感情本来是不错的，她毕竟是打光棍时的发妻。

　　但在夺了天下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吕雉比戚夫人大多了，戚与刘邦“一夜情”时，是才18岁的黄花大闺女，也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美女之一；而吕当年是有嫁不出去之嫌的女人。年龄一大，吕雉自然就成了“豆腐渣”，年老色衰敌不过戚氏。两人分别当了刘邦的皇后和爱妃（夫人）后，就开始明争暗斗起来了。

　　起先戚夫人占上风，刘邦每次外出都由戚夫人陪侍，而把吕后丢在后宫。戚夫人长得漂亮，歌舞也好。乐得刘邦天天把美人搂在怀里，而冷落了吕后，渐渐刘邦与吕后之间的情感就出了问题。

　　本来已定下吕后生的儿子刘盈为太子，戚夫人却希望让自己10岁的儿子如意继位。刘邦也不看好刘盈，觉得性格不像自己，而如意却很聪明，有自己年轻时的样子。当刘邦把自己废太子的想法拿到朝中商议时，如果不是有口吃的大臣周昌冒死力谏，戚夫人的阴谋差点就成了。

　　后来，戚夫人又多次向刘邦提出立自己儿子为太子的事情，但年老的刘邦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在吕后的精心策划下，太子的势力已形成，没有办法废了。年幼的如意被迫离开京城到三千里外的封地为王。

　　刘邦死后，刘盈继位，史称惠帝。贵为太后的吕雉卷土重来，“恶毒妇人心”显露了出来。她第一件事情是把“情敌”戚夫人罚为奴隶，让人用钳子把她的一头秀发统统拔光，搞成了秃子，罚她去舂米劳动，限每天要舂一石，如果少半升则要打她一百棍。

　　据《汉书》记载，自知命运不济的戚夫人悲从心中来：

　　“子为王，母为虏，终日舂，薄暮常与死相伍，相隔三千里，谁当使告汝？”

　　吕后闻讯，心生毒计，把戚夫人的儿子如意诱进京城，暗暗把他毒死了。如意死时是七窍出血，连已称帝的刘盈也于心不忍，大哭了一场，用王的礼仪将同父异母的如意葬了，谥号隐王。

　　但就这样还不解恨，吕雉最后用“人彘”之刑把戚夫人活活给弄死了。自己的兄弟死后，刘盈很悲伤的，但吕后竟然让他去看“人彘”表演。刘盈也不知“人彘 ”为何物，便跟着太监去看了，七弯八绕到一间厕所里，看到一个血人，四肢全被砍了，眼珠被挖了，剩下两个血窟窿，人还没有死，身子还能动，嘴一张一张的。

　　刘盈便问太监这是什么，一听是戚夫人，他差点被吓晕了。原来，吕雉对戚夫人下了毒手，施了酷刑后，又给她硬灌了药，让她听不见，不能语，半死不活地扔到了厕所里。惠帝因为受此惊吓，从此也不敢“治天下”了，终日饮酒作乐，仅做了七年皇帝就死了。

　　吕后的恶毒其实与刘邦有直接关系：他没有处理好夫妻之间的感情问题，特别是在称帝后十分好色，纵欲，把宠爱全给了年轻美貌的戚夫人，让结发之妻吕后独守冷宫，从常理上讲，吕后对戚夫人怀有不满是可以理解的。戚夫人希望自己的儿子当太子，也是感到刘邦死后自己的日子会很难过的，所以才希望刘邦废了刘盈。

　　刘邦在历史上是个十足的淫乱皇帝，他不仅十分好女色，性取向也十分混乱，还是个同性恋，或者说“双性恋”。他的男宠据说叫籍孺，刘邦经常与他同寝共枕。

　　刘邦的同性恋取向，可能与汉代人相信“美男破老”的习俗有关。道家养生有一种说法，年老男人与年轻的美少男同房可以延年益寿。

　　从这性事上可以看出，在女色节制方面，刘邦确实是不能与朱元璋相比的。

　　新媳妇为救朱元璋烫伤乳房

　　再聊聊朱元璋的后宫。

　　刘邦没有一个好的皇后，朱元璋的后宫却很幸福，自然是因为皇后马秀英的仁慈。因为马皇后的出现，中国帝王的后宫里才多了一位值得称道的女性。

　　在与马秀英认识前，朱元璋不像刘邦那样有前科，既无情人，也不游手好闲。他放过牛，做过和尚。因为瘟疫，家里的人全死光了。因为贫穷，父母哥兄死后只能用草席埋了了事。朱元璋成了孤儿，可以说家境比当年的刘邦差多了。

　　但就是这样，《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

　　“奋起淮甸，仗剑渡江，英贤云集，平伪汉，伐伪昊，定关中，廓清中原，遂平元都，混一海宇，不十年而成大业。”

　　与刘邦一样，朱元璋的妻室也是人家“送”的。不同的地方是，刘邦是名声不好，娶不到，朱元璋则因家里贫寒，娶不起。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三月，朱元璋投奔郭子兴时，其时还是一个穷和尚。郭子兴是安徽定远县有名的土财主，因无法忍受元人的欺侮，在濠州发动起义。

　　收了朱元璋后，郭子兴常带他在身边，当亲兵用。

　　在智慧上，朱元璋与刘邦都有过人的地方。因为有勇有谋，才受到郭子兴的信任和器重，投奔两个月后，郭子兴与夫人张氏做主，将义女马秀英嫁给了朱元璋，这样也好拴住朱元璋的野心，让他忠心效劳。

　　马秀英是安徽宿州人，父亲名字不详，史书上只称“马公”，母亲叫郑媪，在马秀英很小的时候就死了。马秀英的父亲因为杀了人，从宿州逃到定远，把闺女托付给有交情的郭子兴，这样马秀英成了郭子兴的义女，寄养郭家。

　　后来，马父客死他乡，郭子兴待马秀英更如亲生闺女，据说亲自教她读书写字。马氏长大后，端庄秀丽，但天生一双大足，时人称天足，未缠过脚。因为这双脚，民间戏称马秀英为“马大脚”。

　　马秀英嫁给朱元璋后，很是疼爱自己这位小和尚出身的丈夫。据说有一次因为伤了郭子兴的面子，郭一气之下将他关了禁闭，也不给吃的。还是新媳妇的马秀英一听急了，从伙房偷了一个刚出锅的馒头送给朱元璋，路上碰巧碰到了义母张氏，便慌忙把馒头往怀里藏，结果把乳房都烫伤了，可见朱元璋与马秀英之间的恩爱程度。

　　朱元璋不再另立皇后之谜

　　正因为这样，朱元璋当皇帝后，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皇后马娘娘，生怕马秀英不高兴。而马氏因为恪守妇道，人品好，后宫嫔妃没有人不服，史学家称马氏是一个称职贤惠宽厚仁慈的正宫娘娘。

　　史书上对马皇后多有褒言，《明通鉴》称：

　　后，宿州人，仁慈有智鉴，好书史，佐上定天下，恒劝以不嗜杀人为本。及册为皇后，勤于内治，暇则讲求古训，告六宫以宋多贤后，命女史录其家法，朝夕省览。……妃嫔、宫人皆厚待之。命妇入朝，如家人礼。爱诵《小学》，尝求上表章。上决事或震怒，辄随事微谏。虽上性严，为缓刑，戮者数矣。

　　从这段记载上可见，吕雉与马秀英是两个完全不能相比同论的皇后，一个恶毒，一个仁慈；一个不守妇道，搞乱后宫，一个恪守女道，稳定后宫；一个烦神，一个省心。

　　在这一点上，刘邦确实是不幸的，而朱元璋则是幸运的。马皇后为他生育了不少儿子，《历代陵寝备考》称，“后生懿文太子、泰王樉、晋王桐、成祖、周王”（注，有史书称马皇后不能生育，朱棣非其亲生），还为他的政事操心。

　　马皇后多次劝朱元璋：“诚如陛下言。妾与陛下起贫贱，至今日，恒恐骄纵起于奢侈，危亡起于细微。故欲得贤人，共理天下。”如果不是马皇后，朱元璋还不知要滥杀多少人呢。而刘邦的皇后吕雉呢，则嫉贤妒能，为了坐稳自己的皇后，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朱元璋也深知自己妻子的贤能，在马皇后生病后，朱元璋为她请来了良医，还亲自送饭，亲手喂药，大臣也为她祷祀。《明通鉴》载，马皇后告诉朱元璋：

　　“死生命也，祷祀何益？且医何能活人，使服药不效，得毋以妾故罪诸医乎？”

　　《国榷》也称：

　　后微时，依郭子兴家，事上备极艰苦。每佐征讨大策，补缝行间，虽贵极，谦素不渝。上或谴怒，辄婉辞。朝夕尚食，手剂之，其谨微类此。疾笃，不复饮药。曰：“药无益，徒为医者累”。

　　临死时，朱元璋问她有什么话留下，她说，“愿陛下求贤纳才，慎终如始。”洪武十五年，马皇后死了，时年51岁。当时朱元璋是泪如雨下，至死也没有再立一个皇后。

　　死后，朱元璋给马皇后很高的荣誉，谥之“孝慈昭宪至仁文德承天顺圣高皇后”，孝陵之名即由此而来。嘉靖十七年，加谥“孝慈贞化哲顺仁徽成天育圣至德高皇后”（《明史•后妃传》）。

　　朱元璋到底碰过多少女人

　　老百姓有言，古代皇帝没有一个不好色的（除了小皇帝啊），此言有道理。

　　虽然朱元璋与马秀英两人之间感情极好，但并不是说朱元璋的后宫生活就不丰富，朱元璋也是男人，是男人就喜欢美女，他性生活同样出色。

　　《明会典》称，“太祖四十妃嫔，惟二妃葬陵之东西，余俱从葬。”又有史书称是四十六嫔妃。不论到底哪一个数字正确，至少可以证明一点，朱元璋死前碰过的女人不低于40名。

　　具体见《国榷》中记载，有昭敬充妃胡氏、成穆贵妃孙氏、淑妃李氏、安妃郑氏、庄清安荣惠妃崔氏、安妃达氏、碽妃、宁妃郭氏、惠妃郭氏、顺妃胡氏、郜氏、韩氏、余氏、杨氏、周氏、贵妃赵氏、贤妃李氏、惠妃刘氏、丽妃万氏，等等。

　　朱元璋对女人管理很严，甚至很残酷。一旦发现身边的女人对他不忠，或如刘邦的老婆吕雉那样有“红杏出墙”之嫌，那必死无疑。民间有一种说法，朱棣非马皇后所生，其母亲是碽妃。但生下朱棣后，碽妃便受铁裙之刑惨死。

　　“铁裙刑”是中国古代男人惩罚不忠女人的一种酷刑：将铁片做成刑具，形如裙子，逼犯人穿到身上，然后把“裙子”放在火上烘烤。刑具受热，犯人的皮肉如被烙铁烙，其惨状不言而喻，结果可想而知。

　　碽妃怀孕不足月便产子，受铁裙之酷刑。

　　朱元璋为什么要这么对待自己早产的女人？原来朱元璋怀疑她与人私通怀孕。当然，朱棣生母之死是一种民间传说，并不真实。但是，从中透露出朱元璋对待不忠女人的态度，还是有几分道理的。

　　性生活态度决定历史形象

　　汉、明两朝的帝王们，在生活上都是很荒淫的，两朝都出了很多风流帝王、荒淫皇帝。如汉武帝“金屋藏娇”、汉成帝“牡丹花下死”、明武帝“豹房纵欲”、明世宗“炼丹恋色”。

　　但是，朱元璋虽有众多嫔妃，连政治对手的女人也不放过，却独独没有“荒淫皇帝”的骂名，令人称奇。

　　刘邦不同了，同样是开国之君，民间则认为他是一位“流氓皇帝”。这到底为何？对性生活的态度决定历史形象。

　　刘邦与朱元璋历史形象的明显区别，也许还与他们各自的生理需要不同有关，不过最终还是各人在对待女色、对待妻子（皇后）态度上的不同所致。

　　刘邦一见吕后年老色衰，就拿结发妻子不当妻子了，而独宠戚夫人。朱元璋则不同，虽然马皇后生的是一双大脚，这在过去是很丑的女人，但朱元璋一直视之如贤妻。马皇后病了，他是“朝夕尚食，手剂之”。这种只能在寻常夫妻中才能看到的情形，出现在朱元璋的后宫中，实在是难得啊。

　　马皇后在朱元璋的女色消费上，也不是不管不问的，还是有节制的。但马皇后对朱元璋并不采取性控制的手段，让他专宠她一人（事实上也不可能），而是允许、甚至鼓励朱元璋纳妃子，包括前朝元顺帝的妃子洪吉喇氏（有人称是朱棣生母，后文会说此事）、朝鲜女人李氏、对手陈友谅的小老婆。如果是吕后，这些女人恐怕早给折磨死了。但马皇后却很好地理顺了这么多女人之间的关系，宽厚仁慈，同样难得！

　　家有贤妻旺夫啊。对于帝王来说，这道理是一样的。刘邦和朱元璋虽然都出身平民，但在史上留下了不同的评价，我想与两人皇后的优劣不无关系。但归根到底，还是与两人对性生活态度的不同造成的。

　　如果刘邦如朱元璋那样，性生活讲点规矩，对老婆善待一点，吕雉的行为或许也会收敛一些的。可能吕雉当年真的就是这样想的——你刘邦能乱搞女人，我为什么不能养汉？！

 人人都应知晓的外国典故[转帖]
 

　　第二十二条军规 本是名著《第二十二条军规》的书名，作者为美国的约瑟夫·海勒。军规规定：面临真正的、迫在眉睫的危险时，对自身安全表示关注，乃是头脑理性活动的结果。如果你认为你疯了，可以允许你停止飞行，只要你提出请求就行；可是如果你提出请求，就证明你不是疯子，就得继续飞行。此语常用来比喻圈套、枷锁等。一套自相矛盾的诡辩逻辑，任何人也逃不出它的手心。

　　柏拉图式爱情 柏拉图(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古希腊著名哲学家。其哲学思想对唯心主义在西方的发展影响极大，代表作有《理想国》、《法律》等。他主张人的绝对精神，而忽视肉体感受。“柏拉图式爱情”即指没有肉体性欲的男女爱恋。

　　诺亚方舟 出自《圣经》。上帝对人类所犯下的罪孽非常忧虑，决定用洪水消灭人类。而诺亚是个正直的人，上帝吩咐他造船避灾。经过40个昼夜的洪水，除诺亚一家和部分动物外，其他生物都被洪水吞没了。后来人们常常用此语来比喻灾难中的避难所或救星。

　　滑铁卢 1815年，在比利时的滑铁卢，拿破仑率领法军与英军、普鲁士联军展开激战，法军惨败。随后，拿破仑以退位结束了其政治生涯。因此，“滑铁卢”常常被用来比喻惨痛的失败。

　　缪斯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9位文艺和科学女神的通称。她们以阿波罗为首领，分别掌管着历史、悲剧、喜剧、抒情诗、舞蹈、史诗、爱情诗、颂歌和天文。古希腊的诗人、歌手都向缪斯祷告，祈求灵感。后来，人们就用“缪斯”来比喻文学、写作和灵感等。

　　斯芬克司之谜 斯芬克司是希腊神话中以隐谜害人的怪物，埃及最大的胡夫金字塔前的狮身人面怪兽就是她。她给俄狄浦斯出的问题是：什么东西早晨用4只脚走路，中午用两只脚走路，傍晚用3只脚走路?俄狄浦斯回答：是人。在生命的早晨，他是个孩子，用两手两脚在地上爬行；到了生命的中午，他变成壮年，只用两条腿走路；到了生命的傍晚，他年老体衰，必须借助拐杖走路，所以被称为3只脚。

　　俄狄浦斯答对了，斯芬克司羞愧坠崖而死。“斯芬克司之谜”常被用来比喻复杂、神秘、难以理解的问题。

　　鳄鱼的眼泪 西方传说，鳄鱼捕到猎物时，会一边吞噬一边流泪。因此，“鳄鱼的眼泪”常喻指虚假的眼泪，伪装的同情。

　　山姆大叔 1812年美英战争时期，纽约州一位诚实能干的肉类包装商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山姆大叔”。他担任纽约州和新泽西州的军需检验员，负责在供应军队的牛肉桶和酒桶上打戳。人们发现该厂的牛肉桶上都盖有E．A—U．S．标记。本来,E．A是一个军火承包商的名字,U．S是美国的缩写。碰巧山姆大叔(Uncle Sam)的缩写与美国的缩写(U．S)相同,人们就管美国叫“山姆大叔”。

　　美国人把“山姆大叔”诚实可靠、吃苦耐劳以及爱国主义精神视为民族的骄傲和共有的品质。1961年，美国国会正式承认“山姆大叔”为美国的民族象征。

　　多米诺骨牌 一种西洋游戏。将许多长方形的骨牌竖立排列成行，轻轻推倒第一张牌后，其余的骨牌将依次纷纷倒下。“多米诺骨牌效应”常指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象牙塔 出自19世纪法国诗人、文艺批评家圣佩韦·查理·奥古斯丁的书函《致维尔曼》。奥古斯丁批评同时代的法国作家维尼作品中的悲观消极情绪，主张作家从庸俗的资产阶级现实中超脱出来，进入一种主观幻想的艺术天地—象牙之塔。于是“象牙塔”就被用来比喻与世隔绝的梦幻境地。现在也有人把大学说成是“象牙塔”。

　　潘多拉的盒子 潘多拉是希腊神话中的第一个尘世女子。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给人间后,主神宙斯为惩罚人类,用黏土塑成一个美貌而狡诈的姑娘,取名“潘多拉”,意为“具有一切天赋的女人”,并给了她一个礼盒,将她许配给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埃庇米修斯。后者不顾禁忌地接过礼盒,潘多拉趁机打开它,于是各种恶习、灾难、疾病和战争等立即从里面飞出来了。盒子里只剩下唯一美好的东西:希望。但还没来得及飞出来,潘多拉就将盒子永远地关上了。故此“潘多拉的盒子”常被用来比喻灾害的根源。

　　硅谷 旧金山往南，从圣克拉拉到圣何塞，有一条30英里长、10英里宽的地带，这就是闻名世界的“硅谷”。这里聚集着惠普、苹果等数以千计的微电子工业和其他高技术企业，成为信息社会的发祥地。自1981年第一台个人电脑问世以来,从286、386、486一直到“奔腾”,都是在这里酝酿和诞生的。用“硅”制成的半导体芯片是微电子工业的基本产品。因此，1971年《微电子新闻》开始称这个地带为“硅谷”。这里是美国第九个最大的制造业中心，是美国经济增长最快、最富裕的地区，可是这里见不到一个烟囱，听不到一点儿机器的声响，它不像人们习惯理解的工业区，倒像是一个大花园。“硅谷”已成了尖端技术、信息产地的代名词。

　　达摩克利斯剑 达摩克利斯是希腊神话中暴君迪奥尼修斯的宠臣，他常说帝王多福，以取悦帝王。有一次，迪奥尼修斯让他坐在帝王的宝座上，头顶上挂着一把仅用一根马鬃系着的利剑，以此告诉他，虽然身在宝座，利剑却随时可能掉下来。帝王并不多福，而是时刻存在着忧患。人们常用这一典故来比喻随时可能发生的潜在危机。

千古之谜：唐伯虎究竟点没点过秋香？ [转帖]
 

少年时期的唐伯虎能诗善文，他十三岁时，父亲花重金为他请了一位六十多岁的塾师。在塾师的指导下，唐伯虎进步很大。一天，他对着墙上陶母剪发图中陶母手中的金钏，对老师说:“金钏可以用来换酒，剪头发为什么要用这个呢？”小小年纪问出这种问题，令老师惊叹不已。十四五岁时，唐伯虎拜著名画家周东村为师，画艺日趋精湛。几年后，唐伯虎的山水、人物、仕女、花鸟画都已经出类拔萃。他也与当时著名文人和书画家祝枝山、文征明、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唐伯虎十六岁时，一举夺得了苏州府府试头名秀才的桂冠，一时誉满江南，“童髫中科第一，四海惊称之”。

正当唐伯虎踌躇满志，立志有一番作为时，不幸却悄悄降临。父亲突然中风过世，母亲因太悲伤也随父亲而去。不久，妻子在生育孩子时，产后热盛，悄然离世。而小婴儿在出世3天后，也随亲娘而去。亲人接连病故，对唐伯虎打击甚大，料理完4位亲人的后事以后，唐伯虎把身边惟一的亲人、待字闺中的妹妹远嫁他乡，但是没过多久，又惊闻妹妹在夫家丧亡，这使得唐伯虎意志消沉。他在《答文征明书》中这样写道:“不意今老，事集于外，哀哉哀哉，此亦命矣……不幸多故，哀乱相寻，父母妻子，蹑踵而殁，丧车屡驾，黄口嗷嗷。”但是后来在好友祝枝山、文征明的鼓励下，唐伯虎重拾古文，发愤苦读，“名不显时心不朽，再挑灯火看文章。”结果乡试名列榜首，“解元公唐伯虎”一时名遍南京城，他也自诩为“江南第一才子”。

唐伯虎27岁时续弦，娶了何氏。可惜，好景不长，在第二年的会试中，唐伯虎受到科举舞弊案的牵连，吃了一连串冤枉官司，从此科举无门，功名路断。何氏见唐伯虎失去仕进希望，与唐伯虎日日争吵，唐伯虎一纸休书将何氏送回娘家。后来，唐伯虎娶青楼女子沈九娘为妻，俩人情投意合，唐伯虎自此也潜心作画，在丹青上大有进展。唐伯虎31岁开始“千里壮游”，足迹遍及江、浙、皖、湘、鄂、闵、赣七省，贫困之下以卖画为生。唐伯虎擅画山水及工笔人物，尤其是仕女，笔法秀润缜密、潇洒飘逸，“唐画”为后世画家所宗。他的传世作品有《牡丹仕女图》、《骑驴归思图》、《秋风纨扇图》、《李瑞瑞图》、《一世姻缘图》、《山路松声图》等，诗词散文有《六如居士全集》。

明正德四年（公元1509年），唐伯虎在苏州城北建成桃花坞，他自称桃花坞主，曾作《桃花庵歌》:“桃花坞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种桃树，又摘桃花换酒钱……”唐伯虎的后半生主要生活在桃花坞，一生中的主要艺术作品也产生于此。唐伯虎坎坷一生，晚年生活贫困凄苦，享年54岁。

既然唐伯虎并没有娶秋香为妻，那么“唐伯虎点秋香的故事”又从何而来？秋香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吗？

唐伯虎点秋香故事的雏形最早出现在明代的笔记体小说中。明代小说家王同轨在他的《耳谈》中叙述了另一个苏州才子陈元超与唐伯虎点秋香一模一样的故事:“元，少年倜傥不羁，尝与客登虎丘，见官家从婢姣好姿媚，笑而顾己，悦之。令人迹至其家，微服作落魄，求佣书焉，留侍二子。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师大惊，不知出元也。已而以娶求归，二子不从，曰:‘室中惟汝所择’。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 二子白父母，嫁之。元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贵公子，何自贱若此？’曰:‘汝昔笑顾我，不能忘情耳！’”这个故事到了明末冯梦龙手上，就变成了《警世通言》中的《唐解元一笑姻缘》。而在戏曲中的唐伯虎故事，最早有明末孟称舜的杂剧《花前一笑》，后来人们觉得“一笑”太不过瘾，又从“一笑”发展到“三笑”，出现了王百谷的《三笑缘》弹词、卓人月的《唐伯虎千金花舫缘》杂剧。乾隆、嘉庆以后，苏州评弹艺人口中常唱的弹词有《三笑姻缘》、《三笑新编》、《三笑八美图》、《笑中缘》等等。到了清朝末年，民间开始流传弹词唱本《九美图》，开始有了唐伯虎娶9个貌美如花老婆的说法。

故事的女主角秋香也确有其人。唐伯虎那个年代确实有一个叫秋香的女子有点名气，不过她并非是大户人家的婢女，而是当时南都金陵风月场中的名妓。秋香本名林奴儿，字金兰，号秋香，她琴、棋、诗、画样样精通，当时被誉为“吴中女才子”。秋香早年被迫堕入青楼，从良嫁人后还有些老主顾来找她，她不仅拒绝了，而且还在扇子上画了一幅画叫《新柳图》，题诗曰:“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如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据明代《画史》中记载:“秋香学画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笔最清润。”在《金陵琐事》中，还记载了秋香曾经向唐伯虎的绘画老师沈周学过画画。沈周是明代相当著名的大画家，曾为秋香画过一幅丹青画，写过一首词。秋香虽与唐伯虎生活在同一个时代，但据考证，秋香是生于明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比唐伯虎足足大20岁，唐伯虎16岁出道时，很难与金陵秦淮河畔的秋香产生感情。唐伯虎点秋香只不过是后人把一些才子佳人的风流韵事，附会到他们身上罢了。

点评中国近代22位大军事家[转帖]

　　　曾国藩

　　从灿若星河的近现代军事家中精心遴选22位加以点评，这些人，虽其政治立场、道德品行不尽相同，然就其军事成就来说，均可称之为中国近现代顶尖军事家和世界级军事家。更可贵者，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救国于危亡、救民于水火的正义战争中成就伟业、建立功勋的。其中所列中国人民解放军之军事家，业绩尤为骄人，堪与世界一流军事家媲美。

　　曾国藩

　　湖南湘乡人，湘军缔造者、最高统帅。以进士从戎而成一代军事统帅和晚清军事近代化奠基者之一。1853年，曾国藩奉命帮办湖南团练，鉴于八旗、绿营已腐败不堪，地方团练又不可恃，遂仿明代戚继光的“束伍成法”编练一支新的地方武装——湘军。其建军秘诀是网罗有“忠义血性”的书生为将，招募朴拙诚实能吃苦的山民为兵，按将必亲选、兵必自招、层层节制的原则进行编组，以营为战术单位，每营500人。在此基础上，加以“勤练精训”，灌输“忠信”、“仁礼”思想，并引进西洋军事技术，终使湘军成为超越八旗、绿营的劲旅，成为打败太平军的主力军。鼎盛时期，湘军达12万余人。作战指导上，以“稳慎徐图”、“谋定后发　”为基本原则；以总揽全局、审势审力为制定战略的出发点；以稳定后方、保障粮运为克敌制胜之必备条件。其人学问深厚，见识高远，文武兼擅，并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胡林翼、李鸿章、左宗棠等人均曾得其提携，堪称中国近代历史之祖师级人物和超一流儒将。其人生道路与思想学问对蒋介石、毛泽东等人影响甚大。

　　胡林翼

　　湖南益阳人，湘军统帅。进士出身，经历与曾国藩极似。善治军，亦善作战。治军首重选将，认为将领得人，兵少可战；军无良将，终归于败。而良将必智勇兼备，有智无勇，有勇无智，均非良将。重水师、马队建设，认为马队可以一当五，水师可以一当十。用兵主张水陆结合、步骑协同，每战必留强大预备队，以为应变之兵。在与太平军作战中，善用围城打援战法，主张以杀伤敌有生力量为主，得土地、城池次之。这一杰出思想后被毛泽东继承吸收，用于同蒋介石的较量，卓有成效。后人蔡锷将曾、胡二人之治军作战思想合编为《曾胡治兵语录》，成为中国近代最著名军事著作，流传甚广，影响深远。

　　左宗棠

　　湖南湘阴人，湘军统帅。早年曾为私塾先生，后入湘军而成为统帅之一。年轻时即自称“亮白”，以诸葛亮自居，后又自许“文章西汉两司马，经济南阳一卧龙”，委实有些自夸。然其人的确才学杰出，视野远大，颇具战略眼光，主张“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反对放弃新疆只重海防，力主海防、塞防并重。作战重视战前准备、战略构划、武器装备和后勤保障。用兵善区分轻重缓急，胆大心细，决心坚定，力避冒险深入，主张“宁肯缓进，断不轻退”。一生战功卓著，收复新疆一战堪称经典之役、代表之作。时人评曰：“历古以来，书生戎马，而兵锋所指，东极于海，西尽天山，纵横轶荡，未有如宗棠者也。”

　　李鸿章

　　安徽合肥人，由湘军起家而为淮军创始者、最高统帅。选将不重出身，唯才是用，善以功名利禄激励士气；但治军欠严，军纪甚坏。在同辈中，见识出众，事功突出，为梁启超所推崇。倡导学习西方技术，创办军事工业；筹办海防，组建北洋海军；创办军事学堂，派遣留学生；较早提出持久战思想，主张以持久战对日本速战求成之诡计。然其作战指导思想消极保守，甲午战争中令北洋舰队避战保船，招致该舰队全军覆没，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综观其人，魄力与曾国藩相当，学问、修养则逊之。与沙俄订立卖国密约，并收受巨贿，为其一生最大之污点。

　　李秀成

　　广西藤县人，太平军统帅。出身雇农，文化不高而才智出众。以士兵位跻统帅，作战经验丰富，且善于团结友军，协和诸将。用兵稳健多谋，注重策略。1857年天京内讧之后，东王杨秀清被杀，翼王石达开出走，李与陈玉成同掌军令，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主帅，受封为忠王。其得意之作为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和全歼湘军李续宾部的三河之战。在与湘军的交战中，互有胜负。然短于攻坚，不善硬仗。1861年春，领兵30万开抵武昌外围而骤然东撤，不救安庆，为其一生最大失策。1863年12月，苏州失守，浙江告急，天京危殆。李秀成向天王建议“让城别走”，遭拒绝，遂困守天京。天京陷落后，李被俘，终被处死。

　　袁世凯

　　河南项城人，北洋军创始者、最高统帅。其军事业绩主要不在作战，而在建军。早年投淮军，派驻朝鲜期间初显军事才能。因清军在甲午战争的惨败而痛感整肃军政、改革军制之必要。1895年开始在天津小站以西法练兵，仿照德国陆军模式创建新式陆军，定名为新建陆军，后改称武卫右军。1901年袁氏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武卫右军为基础编练北洋常备军，至1905年北洋常备军达6镇（相当于师）7万余人。袁氏由此成为北洋军阀首领，拥兵自重，权倾朝野。北洋军系由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辎重兵组成的中国最早的近代化诸兵种合成军队，战斗力超越湘、淮两军。此为袁世凯军事上最大之功业，袁氏也因此成为中国军队近代化的主要奠基者，堪称中国军队近代化之父。后来的国民革命军军制模式，多由北洋军沿袭而来。袁氏为人处世老谋深算，手段阴毒，野心极大。1915年冒天下之大不韪，悍然复辟帝制，遗臭万年。

　　蔡锷

　　湖南邵阳人，护国军统帅、军事教育家，追赠陆军上将。为梁启超之得意门生，才华卓绝。曾与蒋百里一起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成绩优异。在军队与国防建设方面有卓越主张，如：军队应编成野战军、守备军、补充军、国民军和特种队，以便于平时、战时遂行不同任务；义务兵役制必须实行征之能来，来之能教，教之能归，归之能安，临战即至的“五要件”；军事训练应做到人与器、兵与兵、军与军、军与国的四个一致等等。针对英法列强觊觎我西南地区，曾主持制订《五省边防计划》。对曾国藩、胡林翼治军用兵思想推崇备至，曾编辑《曾胡治兵语录》。其人风流倜傥，而思想进步，爱国心极强。袁世凯称帝后，毅然起兵反袁，以近战和迂回包围战术屡胜北洋军。病逝时年仅34岁，为时人所惜。

　　吴佩孚

　　山东蓬莱人，北洋军直系统帅，追赠陆军一级上将。秀才出身，早年因纠纷杀人，被迫离家从戎，逐级晋升为直系首领。其人多谋善断，用兵大胆果决，尤善用夜战奇袭战术打击敌方枢要，以较少兵力速战速决。1920年在直皖战争中采用侧翼迂回战术，大败皖军。1922年又在直奉战争中适时捕捉战机，击败奉军。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因冯玉祥倒戈而惨败，后一度东山再起，终为北伐军所败。思想守旧，个性刚强，重气节操守，一生奉行“三不主义”：不入租界、不占地盘、不攒钱。抗战爆发后，严拒日本诱降，克保晚节。1939年，因牙疾经日本医生施行手术后暴卒。

　　蒋介石

　　浙江奉化人，国民革命军最高统帅、军事教育家，特级上将。早年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日本东京振武学校。曾任黄埔军校校长。靠军事起家，故极重军权，喜着戎装。个性甚顽强，一生屡仆屡起，从不轻易言败。军队建设上，眼光开阔，强调精神建军，重视军官培养，注意吸收外国先进军事制度和军事技术，发展空、海军和机械化部队，开中国军队现代化先河；战争指导上，主张军事与政治手段并用，对弱敌采取速战速决方针，对强敌实行持久消耗战略，重视战略后方建设；战役指挥上，动辄赴第一线，好越级指挥，随意插手，时常导致混乱，效果甚差。观其一生，政治能力较军事能力为强，军队建设较战争指导为强，战略指导较战役指挥为强。

　　蒋百里

　　浙江海宁人，军事理论家、军事教育家，追赠陆军上将。早年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同窗蔡锷分别以第一、第二名毕业，获天皇颁授军刀。此成绩引起日本同学嫉视和校方不安，从此将留学生与日本学生分堂就读。后赴德国实习军事。曾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和陆军大学代理校长，桃李遍天下。在国防建设、国防教育、国防战略方面，均有卓越见识。抗战爆发前，曾预测中日大战不可避免，两军将在湖南一线形成僵持；抗战爆发后，断定日本必败、中国必胜，所言均一一被战争进程所印证。一生著作宏富，代表作为《国防论》。

　　冯玉祥

　　安徽巢县人，西北军统帅，陆军一级上将。早年投淮军、北洋军当兵，逐级晋升。后另立门户，自成一路诸侯。其人身躯高大，声若宏钟，豪爽激昂，质朴诙谐。治军极严，重军纪，爱百姓。长于练兵，以传统武术和军体操施之于训练，所部官兵体格强壮，善搏杀能吃苦，战斗力不在中央军黄埔系之下。弱在不善用兵，中原大战中因用兵过于谨慎而错失生擒蒋介石之战机。所部西北军一度发展至40万，叱咤风云，睥睨一时；但因家长作风过甚，动辄喝斥罚跪，为部将所惧所厌，从而埋下解体之祸根。爱国心极强，力主抗战，为国民党内最坚定之抗日派。旧部张自忠、吉鸿昌、孙连仲、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均为抗日名将，对抗战贡献甚巨。与蒋介石为结拜兄弟，是国民党内少有的敢于当面批评斥责蒋介石之人。解放战争后期与蒋决裂。1948年由苏联归国参加新政协会议，途中在黑海因轮船失火遇难，事故原因至今不明。

　　李宗仁

　　广西临桂人，桂军最高统帅，陆军一级上将。曾受系统军事教育，早年由护国军、粤桂边防军基层军官迅速崛起而自成气候，尔后联络黄绍竑、白崇禧等，先后击败旧桂系陆荣廷部和滇军唐继尧部，统一广西，成为新桂系首领。所部桂军战斗力颇强，曾在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中建功。其人头脑敏捷，处事乐观，个性平易，善用人，善团结友军。用兵灵活，不拘一格，善以不同作战形式结合运用，尤以迂回包围战术见长。得意之作为北伐之龙潭大捷和抗日之台儿庄大捷。轻估困难、言大而夸为其缺点。

　　白崇禧

　　广西桂林人，回族，桂军统帅，陆军一级上将。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早年由桂军连长起任，逐级晋升，终成新桂系首领之一，与李宗仁并称李、白。治军、练兵、作战均有所长。曾提出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的三寓政策，深得李宗仁赞同，巩固了广西势力地盘。主张军事训练内容由战场需要而决定，应融讲堂、操场、战场于一体。用兵重运筹，讲韬略，素有“小诸葛”之称。抗战期间，颇为重视游击战之作用，提出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指导思想，为蒋介石所采纳。代表之作为北伐之龙潭大捷和抗战之昆仑关大捷，后者为抗日战争首次攻坚作战的胜利。

　　薛岳

　　广东乐昌人，国民革命军战区司令官，陆军一级上将。肄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早年由粤军起家，后在蒋介石麾下晋升至高级将领。曾率部尾追长征之红军，由湘而黔，而滇，而川，以追击路程最长而获蒋介石表彰。抗日战争中，曾亲历淞沪、武汉、长沙、豫湘桂等重大会战，功勋卓著。善于指挥大兵团作战，用兵以逐次抗击、诱敌深入、侧翼包抄为特色。代表作为武汉会战之万家岭大捷、第三次长沙会战，后者一战歼灭日军15万人，为中国抗日战争少有之大捷。

　　毛泽东

　　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缔造者、最高统帅，军事战略家。早年书生闹革命，后被蒋介石屠刀逼上井冈山，开始军事生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最终打跑蒋介石，自己坐江山。其人雄才大略，高瞻远瞩，胆识超群，气魄盖世，乃中国历史上数百年一遇之人物，堪与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比肩。平生以“老子不信邪”自许，敢向“蒋匪”、“美帝”、“苏修”叫板。每逢重大历史关头，常冒极大之风险，顶巨大之压力，谋惊天动地之计，出力挽狂澜之策。所创“毛泽东军事思想”，博大精深，纯系中国气派之军事理论。用兵之秘诀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指挥风格与蒋介石相反，擅长运筹帷幄，极少亲赴前线。综观毛泽东一生，涉猎甚广，成就非凡，功高盖世，而军事成就为其功业中最过硬和最经得起历史检验的部分。自称得意之笔为四渡赤水，代表性军事著作《论持久战》入选人类十大军事名著。

　　朱德

　　四川仪陇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者之一，元帅。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其人和蔼宽厚，德高望重。对红军创建和早期军事斗争贡献甚大，誉称“红军之父　”，地位与毛泽东相埒，故有“朱毛红军”之说。富有游击战争经验，与毛泽东共同提出游击战“十六字诀”。在军事战略上卓有建树。后期军事作用每况愈下，决策圈内难觅踪影，几近一象征性人物。有人据此认为其不懂军事、不会打仗，实为误解。公平而论，朱为中共军事领域阅历极丰之内行人物，在政治、经济领域亦有卓越见识；后期参与军事决策和战役指挥较少，乃其他因素使然。代表性军事著作为《论解放区战场》。

　　彭德怀

　　湖南湘潭人，中国人民解放军主要缔造者之一，元帅。毕业于湖南陆军讲武堂。出身贫苦，为人刚正，胆识超群，勇冠三军。用兵能攻善守而犹擅攻击，善打硬仗、恶仗、险仗。遇事举重若轻，有雷霆万钧之势，为毛泽东最倚重的将领之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诸将帅中，战功居首，无出其右者。红军时期所创之红五军、红三军团，攻城略地，所向披靡，与红一军团同为红军之绝对主力。克长沙一役，创红军攻克省会城市之先河，震动海内。如今人民解放军王牌部队第三十八军之主体即由该部发展而来。抗战时期，屹立太行，鏖兵华北，堪称中共抗日第一将，被日酋冈村宁次视为“生平未遇之强硬对手”。解放战争时期转战西北，以少胜多，说明其谋略亦有超人之处，堪称智勇兼备的帅才。抗美援朝战争，横刀立马，力挽狂澜，使麦克阿瑟成为手下败将，足证其可与世界任何名将匹敌。难怪斯大林赞曰：“彭德怀是当代天才军事家。”毛泽东所赋“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一诗，实为对彭德怀形神兼备的写照。

　　林彪

　　湖北黄冈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毕业于黄埔四期，后在毛泽东麾下逐级晋升至军团长、野战军司令员，与彭德怀同为毛泽东最器重之将领。其人沉默寡言，城府甚深。用兵深思熟虑，细致周密，谋定后动，胜算甚大。抗战初期，因被晋军士兵误伤，转赴苏联治疗，未能发挥更大作用。善作经验总结，每战过后均留有作战详报和检讨，解放战争时期之“一点两面”、“四组一队”、“四快一慢”等一系列战术原则，均出自其手。得意之作为平型关大捷和辽沈战役。与彭德怀相比，谋稍过之，勇则不及，有时因思虑过重而迟疑不决，如：辽沈战役时在攻打锦州问题上瞻前顾后，举棋不定，险些贻误战机；抗美援朝，毛泽东本欲以林挂帅出征，然其称病不出，实有怯战之嫌。

　　刘伯承

　　四川开县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教育家。早年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后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乃人民解放军一流儒将，苏联军事理论在中国的主要传播者。对游击战术、运动战术和司令部建设理论有深入研究，著述甚丰。在战略上亦有成就，抗战时期曾提出“敌进我进”方针。处事风格与彭德怀相反，举轻若重，带兵用兵均细致缜密。作战重谋略，讲技巧，善用伏击战术和运动战术，善以较少消耗取得较大战果。七亘村、神头岭、长乐村等伏击战和挺进大别山、淮海战役为其代表之作。

　　徐向前

　　山西五台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毕业于黄埔一期，为红四方面军代表性人物。善调教部队，凡经其调教之部队，必大有起色。治军重作风与特长培养，所部有善进攻者、善防守者、善夜袭者、善追击者，各有特色，用其所长。用兵强调“狠、硬、快、猛、活”，善攻击，善打运动战役，战绩颇大。代表之作为鄂豫皖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次进攻战役和川陕反三路围攻、反六路围攻及临汾攻坚战。其成就多在红军时期，此后因身体与其他种种原因，参与战事较少。

　　粟裕

　　湖南会同人，侗族，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早年就读师范学校。足智多谋，头脑清晰，兼通战略、战役、战术，是不可多得的儒将，战争问题上少有之明白人。解放战争时期曾多次向中央提出极富创建的战略性建议，招招灵验，其中最重要者为淮海战役设想。用兵深思熟虑，视野开阔，极善集中兵力和调动敌人，屡战屡胜，战果巨大。惟因资历稍浅而指挥不便，否则其军事成就必更为辉煌。代表之作为抗日战争之韦岗战斗，解放战争之苏中七战七捷、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等。所着《粟裕战争回忆录》为同类作品中上乘之作。

　　左权

　　湖南醴陵人，红军、八路军高级将领。与徐向前同为黄埔一期毕业，并曾留学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在正规战与游击战方面均有丰富理论积累与实战经验，智深勇沉，文武兼备，德才俱佳，是彭德怀抗战时期之第一助手，极得彭之赏识。在司令部建设与参谋理论方面卓有建树。曾指挥黄崖洞战斗，参与指挥晋东南反九路围攻、百团大战和华北游击战争。可惜因受托派冤案牵累和牺牲过早而未及施展更大抱负。1955年人民解放军授衔时如健在，当授大将军衔。（来源：人民网）

 旧时征婚标准玩味[转帖]

上个世纪30年代，男女平等的思潮在城乡风起云涌，渐入人心，青年男女都有自己的择偶标准。在当时的报纸上，曾分别刊登了男青年和女青年的征婚广告（1931年7月6日上海《民国时报》）：
我所希望于女子者，约有十项：

一、要有清洁的嗜好和能力；二、要有概括的眼光和学识；三、要有缜密而周到的心思；四、要有充量而素养的情感；五、要有治家的兴趣和能力；六、不要眼光势力（利）；七、不要自我太强；八、不要太无意见；九、不要见人羞怯；十、不要态度虚浮。

可见，那时的男青年，并没有把容貌、年龄、财产放在第一位的，而是把学识智慧与修养及持家理财能力看得很重。

另一则女子征婚启事：

一、面貌俊秀，中段（等）身材，望之若庄严，亲之甚和蔼。二、学不在博而在有专长。三、高尚的人格。四、丰姿潇洒，身体壮健，精神饱满，服饰洁朴。五、对于女子情爱，专而不滥，诚而不欺。六、经济有相当的独立。七、没有烟酒等不良的嗜好。八、有创造的思想，和保守的能力。

抚今追昔，恍然隔世，上个世纪30年代女子的择偶观，与当今那些信奉“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新潮女士们相比，孰高孰低，真是立判高下。

（摘自《读者俱乐部》第1期作者姜少勇原载《中国经济时报》）

老舍被红卫兵打得血透衣衫 自杀后骨灰被弃[转帖]
 

　　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当时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1966年8月24日，中国著名作家、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北京逝世，享年67岁。他曾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代表作有《骆驼祥子》《茶馆》《龙须沟》《四世同堂》《正红旗下》等。

　　舒乙身披父亲的血衣，奔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周恩来设法寻找老舍，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死讯。“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上午9时，老舍的儿女舒乙、舒济等，从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取出父亲的骨灰盒，步行到不远处的革命公墓一区，在刚刚建好的墓穴前，将父母的骨灰盒放在一起，准备安葬。

　　墓由舒乙设计，没有隆起的墓室，墨绿色花岗岩铺地为座，墓座的左下角是老舍浮雕头像，一圈圈白色波澜由此散开。两个汉白玉矮墙与墓座围合，其一上刻老舍夫妇各自的签名和生卒日期，其二以胡絜青生前所绘工笔菊花为底，上刻老舍生前所言:“文艺界尽职的小卒，睡在这里。”

　　血衣残片入葬

　　舒乙、舒济、舒雨、舒立打开了父亲的骨灰盒，里面没有骨灰。1966年8月24日老舍投太平湖自尽后，火葬场将他的骨灰遗弃。当时北京市文联出具的证明函称:“我舒舍予自绝于人民，特此证明。”

　　“文革”结束后老舍获得平反，人们临时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安排了一个灵堂，桌上放了两个骨灰盒，其中一个盒前有一张老舍的画像，盒里有老舍用过的两支笔和一副眼镜，还有一两朵小花。

　　这一情形与老舍之父相似。1900年，老舍之父——守护北京城的小卒，死于与八国联军之战，遗体未得保存，衣冠冢里只有他临死前脱下的一双袜子。

　　舒乙往父亲的骨灰盒里放入一块木牌，上书“老舍先生生辰八字和血迹”，再将生辰八字牌放入，上书“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生于戊戌年腊月二十三日申时 ”。然后，他举起了老舍受难时的血衣残片，那是1966年8月23日老舍在北京孔庙遭毒打后留下的遗物，家人保存了39年。舒乙将血衣残片放入骨灰盒，以替代父亲的肉身。同时放入的还有老舍生前用过的毛笔和他最喜欢的香片茶。最后，亲人们往骨灰盒里撒入干菊花。

　　墓室培土之后，舒乙面对来到这里的各界人士，有的是老舍夫妇的生前友好、所在单位的代表，有的是老舍研究会、老舍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还有专程从日本赶来的友人，朗读了老舍写于1938年的《入会誓词》。

　　老舍当年入的是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他以最高票当选为协会理事，在《入会誓词》中说:“我是文艺界的一名小卒，十几年日日夜夜操劳在书桌上和小凳之间，笔是枪，把热血洒在纸上。可以自傲的地方，只是我的勤劳；小卒心中没有大将的韬略，可是小卒该作的一切，我确是作到了。以前如是，现在如是，希望将来也如是。在我入墓的那一天，我愿有人赠我一块短碑，刻上:文艺界尽责的小卒，睡在这里。”

　　舒乙对《瞭望新闻周刊》说，让父亲的愿望成真，是儿女们的一大心事。4年前，母亲胡絜青去世，骨灰一直暂放家中。儿女们从去年开始筹划将父母合葬，得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的支持。老舍的骨灰盒从骨灰堂迁出入土，可为人们提供一个公开凭吊的场所，这也免去了以往的遗憾。

　　安葬老舍夫妇的革命公墓一区，长眠着许多近现代名士，包括任弼时、瞿秋白、欧阳予倩、李可染、侯宝林等。他们有的生前与老舍相识，有的还是至交。

　　研究老舍之死的困惑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傅光明来到八宝山参加老舍夫妇葬礼。在“老舍之死”的研究中，他是一位著名人物。他刚刚完成博士论文《老舍之死与口述历史》，并通过答辩，中国第一篇研究老舍之死的博士论文从此问世。他的学术专著《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将在今年年底出版。

　　傅光明倾十余年之力完成了这项研究，走访了几十位老舍之死的见证人。“最初的动机就是想为历史留下痕迹，做历史的书记员。”傅光明对《瞭望新闻周刊》说，“只有记录历史、研究历史，才能反思历史。”

　　傅光明说，在这项研究中他面临巨大困惑，“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叙事，有的人明明是在说谎，你又很难去质疑他。有的可能就是道听途说，没有真实性可言。这样的话，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将像纸一样不堪一击。而我所做的就是寻找并对照不同的版本，得出自己的叙事。”

　　舒乙是傅光明的博士生导师，也是老舍之死的重要见证人。舒乙曾写了一篇文章，追忆父亲逝世前的情况:“病愈出院，医生嘱他在家多休养些日子，他却急着上班。命运无情地嘲弄了他的献身精神，着急啊，着急，事与愿违，他竟以最快的速度直接奔向了生命的终点。”

　　1966年8月23日是老舍病愈后上班的第一天，红卫兵在成贤街孔庙焚烧京戏戏装，老舍被从单位拉去陪斗。“在孔庙，父亲受伤最重，头破血流，白衬衫上淌满了鲜血。”舒乙写道，“他的头被胡乱地缠上了戏装上的白水袖，血竟浸透而出，样子甚可怕。闻讯赶来的北京市副市长，透过人山人海的包围圈，远远地看见了这场骇人听闻的狂虐。他为自己无力保护这位北京市最知名的作家而暗暗叫苦”，“父亲使足了最后的微弱的力量，将手中的牌子愤然朝地下扔去，牌子碰到了他面前的红卫兵的身上落到地上。他立即被吞没……是的，被吞没了……”

　　次日，不堪凌辱的老舍从家中离开。舒乙身披父亲的血衣，奔国务院接待站呈递冤情，周恩来设法寻找老舍，没想到等来的竟是死讯。“父亲死后，我一个人曾在太平湖畔陪伴他度过一个漆黑的夜晚，我摸了他的脸，拉了他的手，把泪洒在他满是伤痕的身上，我把人间的一点热气当作爱回报给他。”

　　2001年1月9日，傅光明和夫人郑实找到了一位当年参与孔庙事件的北京女八中红卫兵头目，这个50多岁的妇女1966年才17岁。她说，“打老舍的是个老初三的学生。我没让打老舍，我只让打了萧军”，“我没有碰过老舍一个指头……当时没考虑到会出人命什么的。”

　　傅光明问:“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老舍自杀的？”她答:“后来过了很长时间才知道老舍自杀了，听说就是在被我们批斗之后。我很内疚。后来又听说还有另一个学校也斗老舍了，心里觉得好受一点了。”

　　傅光明问:“文革结束后，有没有想过去给老舍的家人道歉？”她答:“想过，但不知道该怎么说。”接着，她就哭了。

　　傅光明问:“您有没有想过要改名字？”她答:“没有，没有那么严重。我还不是千古罪人，因为我觉得当时对老舍的态度还是同情的。但我有沉重的感觉，也觉得有责任把当时的情况说出来。有机会，希望能向萧军和老舍的家人道歉。”

　　傅光明和郑实在采访日记中写道，“2001年的除夕，我们打电话给‘她’拜年。并告诉‘她’，傅光明已替‘她’向老舍和萧军的家人道歉了。‘她’十分感激。”

　　墓座上的波澜

　　老舍一周年忌日时，太平湖畔出现一截小碑，上刻“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辞世处”，署“许林邨敬立”。许林邨是一位画家，住在距太平湖不远的一条胡同里。后来他回忆道，由于老街坊们暗中保护，“文革”中他未因此闯祸。刻碑时，“每天深夜干。背着家里人，更不能让外人知道，所以不敢出大响动。”

　　1967年8月24日凌晨，许林邨扛着碑来到太平湖畔，与一位朋友将它立下，然后默哀，“只当是给老舍先生开了个有两个人出席的追悼会”。

　　老舍之友、日本作家井上靖1970年写了一篇题为《壶》的文章怀念老舍，说他终于领悟了老舍曾讲给他们听的中国人宁肯把价值连城的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给富人去保存的故事。日本作家开高健以老舍之死为题材写了一篇题为《玉碎》的小说，获1979年川端康成奖。

　　1970年，地铁要修车辆段，北京西北城墙外的太平湖就势被城墙的灰土填平。在“文革”风暴中，许多人步老舍后尘，投太平湖自尽。

　　一次舒乙和冰心聊天，冰心说:“我知道你爸，一定是跳河而死！”舒乙问:“您怎么知道？”她不假思索地说:“他的作品里全写着呢，好人自杀的多，跳河的多。”

　　一位作家的命运，与他作品中的人物命运相连，引起研究者的关注。舒乙在父亲逝世20周年之际写了一篇文章:“由老舍先生投湖自尽时算起，整整20 年过去了，湖面上激起的波澜，竟会越来越大，至今，只见那波澜还在一圈一圈地扩展，君不见描写老舍之死的作品最近不是又出了好几部吗？这——由一个人的死所引发的延绵不断的愈演愈烈的波澜，说明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生命，的确是永不停息的。”

　　舒乙就把这一圈圈波澜刻在了父亲的墓座上。去年3月6日在荷兰上演的歌剧《太平湖的记忆》，是这波澜中的一环，剧作家曾力与傅光明联手，与旅法作曲家许舒亚合作，将“老舍之死”搬上欧洲舞台。荷兰歌唱家以中文完成演出，观众被剧中情节感动落泪。

武学大师叶问的真实人生[转帖]

叶问正在教授李小龙（右）咏春拳。

银幕上，一个中国男子，个子不高，穿一袭长衫，面容清秀俊朗。面对十个日本人，他施展开急速凌厉的拳脚，—气呵成，煞是威风。电影院中的观众忍不住拍手叫好——这部电影就是在2008年底掀起了一股功夫热潮的《叶问》。影片中甄子丹演绎的咏春拳，沉稳大气，收放自如。

咏春拳真的这么厉害吗？真实的叶问又是个什么样的人？

叶问（1893-1972年），本名叶继问，是广东佛山的富家子弟，在家族中排行第二。叶家祖居佛山福贤路“桑园”，占地甚广，大屋连绵达数条街道。

佛山是清代岭南一带的武学中心，洪拳名家黄飞鸿、咏春拳王梁赞、铁血捕头冯少清等都出自佛山。

叶问7岁起便拜咏春拳王梁赞的高足“找钱华”（即陈华顺，因为他入门前以钱银找换业为主，人称“找钱华”）为师学习咏春拳。当时陈华顺年事已高，对这个年幼的弟子极为疼爱。叶问13岁时，陈华顺去世，临终前着意嘱咐大弟子吴仲素好好照顾叶问，帮助他学成咏春拳。于是，叶问转到吴仲素拳馆继续学艺，随吴仲素苦练3年。

16岁那年，叶问前往香港读书。当时正值清末，中国人被称为“东亚病夫”。在学校里，英美学生经常欺负中国学生。叶问个子矮小（约1．63米），相貌清秀，更成了他们欺负的对象。谁知叶问奋起反击，将外国学生打得抱头鼠窜。后来，又有外校一些学过拳击格斗的外国学生过来挑战，都被叶问打得一败涂地。渐渐地，叶问的功夫便名声在外了。

一日，有位老者找到叶问要求 “讲手”（比试武艺）。叶问毫不犹豫便应战了。但是这次他使尽浑身解数，均被老者于轻描淡写间一一化解，而叶问竟然连对方的招式也无法看清。叶问沮丧地坐在地上。这时，老者开口问道：“你是找钱华的徒弟吗？ ”叶问大为吃惊。老者说：“我叫梁壁。”叶问如梦方醒，原来他是师公咏春拳王梁赞的儿子——人称 “壁先生”的梁壁。从此，叶问便在香港跟随师叔梁壁继续学习咏春功夫。

1913年，20岁的叶问告别梁壁，回佛山继承祖业。他时常与佛山一带的武术同仁切磋交流，咏春拳技亦臻入化境。

叶问除对咏春功夫有高深的造诣外，还不断吸收现代科学知识，常用力学原理、几何角度去解释拳法。

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佛山地区的工商业全部被日本人控制和侵占。叶家的生活陷入困顿，常常三餐不继。

叶问的功夫被日本宪兵队闻悉，找他去担任宪兵队的武术教练，但叶问断然拒绝。宪兵队遂多次指派高手与叶问比武。这些所谓的比武都是在日军的枪口下进行的。很多人劝叶问认输算了，但叶问将生死置之度外，把那些日本高手打得落花流水。后来听说日军准备采取进一步行动，叶问便到外地隐居起来。他说：“一个人的民族气节比什么都重要，在这个问题上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问才再次回到故乡佛山，在县府刑事单位任职，担负除暴安良的工作，曾亲擒劫匪。后又在广州市担任南区巡逻队长一职。

1949年，叶问来到香港，认识了饭店公会理事长梁相。梁相也是武术爱好者，他拜叶问为师，学习拳法，并请叶问在九龙的饭店公会公开传授。由于求学者众多，叶问再三扩大场地，还分出晚间若干时段，到多家武馆执教。

在他生命中的最后22年，叶问不但在港澳台地区将咏春拳发扬光大，更将咏春种子撒落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他生前培养出了梁相、李小龙、黄��梁等一班出色弟子。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电影界，叶氏门下明星众多，除了李小龙外，王家卫、周星驰、梁朝伟、狄龙等人均可算是叶氏传人。

叶问弟子中最出类拔萃者，当属让中国武术闻名世界的武打巨星李小龙。

1956年，16岁的李小龙拜入叶问门下。当时李小龙已是颇有名气的小明星，他到武馆时，打扮非同一般：穿着西装，戴着墨镜，头发抹得锃亮。最初，由师兄黄��梁（电视剧《李小龙传奇》里大师兄“忠良”的原型，原为一拳击高手，上叶问武馆“踢馆”被叶问击败后拜入其门下）指导他练习。黄一开始见到李小龙，就认为他坚持不了多久，果然一个多星期后，李小龙就对枯燥乏味的扎马步和单式操练不耐烦了，不辞而别。

奇怪的是，半个月后，李小龙又回来了。经黄��梁细问才知道，几天前他在外边跟人比武，一开头就被对方打得晕了头，情急之下李小龙想起刚学到的咏春“日字连环冲拳”，他施展拳法打败对手。李小龙认识到了咏春拳的厉害。此后，他全身心投入，从不缺课，甚至达到痴迷的地步，在街头走路的时候也是边打拳边走，常令路人侧目。

李小龙去美国发展后继续钻研功夫，有什么疑惑就打越洋电话回来向叶问请教，并把这些心得全部融会贯通在他后来创立的“截拳道”中。世人都惊奇于李小龙的武学修为，却不知其中也有叶问的一份功劳。

叶问平时举止斯文大方、潇洒倜傥，看不出是武林高手。他不大喜欢说话，连他自己也承认，“口才不大好”，若要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讲几句，他便会感到“口干舌燥”。

除了练武之外，叶问喜欢和三五弟子或好友在茶楼饮茶。此外，偶尔会打几圈麻将。仲夏之时，叶问喜欢看斗蟋蟀，广东的蟋蟀非常勇猛善战，两蟋蟀可以大战数十回合，有的蟋蟀的腿都被打断了，仍然勇猛搏杀。看斗狗是他另一爱好，叶问看斗狗，多是与另一武林高手同去，他就是蛇形刁手梁家芳，他与叶问同乡，可说是至交。

1972年，叶问逝世。咏春门人一致推崇他为咏春派一代宗师。

其子叶准、叶正继承父业，致力于向海外推广咏春拳术。目前，叶准及其弟子在世界60多个国家组织有咏春拳会近3000家。

（摘自《环球人物》1月上作者咏春门第八代传人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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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大奇异灵魂实验[转帖]
 

　 北京时间2月5日消息，据国外媒体报道，人死后是否灵魂仍存？这是一个人类最难回答的问题。一些研究人员为此进行过各种各样有趣的实验。以下是迄今实施的十个最奇异的来生实验。

　　　　1.斯科尔实验

　　1993年，四位超自然现象研究人员在诺福克村庄斯科尔(Scole)实施了一系列实验。在5年时间里，他们进行了500多次实验。实验期间，发生了物体被物化、灯光跳舞等超自然现象。发光球体能像拥有智力一样在房间内飞舞。信息还被传递到录音带。美国、爱尔兰和西班牙重新进行了这些实验。在美国，美宇航局、思维科学研究所和斯坦福大学的科学家也参加了此类试验。

　　有趣的事实：有着40年经验的职业魔术师詹姆斯·韦伯斯特(James Webster)对超自然现象进行了调查，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不能发现任何欺骗行为的迹象，我个人觉得，欺骗行为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这样说，一是因为我们发现的现象类型，二是因为发生这些现象的条件。”

　　　　2.灵魂转世实验

　　澳大利亚心理学家彼得·拉姆斯特1983年拍摄了一部名为《灵魂转世实验》(The Reincarnation Experiments)的纪录片。实验期间，拉姆斯特发现了灵魂转世的颇具说服力的证据。在纪录片中，一个女人回忆起她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生活。在处于恍恍惚惚的状态下，这个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且非常纯正无口音，用法语回答抛给她的问题，知道一些旧时街道的名称，而这些街道的名称早已改变，只有在旧地图上才能找到。

　　有趣的事实：乔治·巴顿将军就坚信投胎转世一说。巴顿经常说见到了他的祖先，描绘起来栩栩如生，还认为自己就是迦太基将军汉尼拔转世。

　　　　3.威廉姆·克鲁克斯实验

　　　　威廉姆·克鲁克斯

　　威廉姆·克鲁克斯(William Crookes)爵士是英国伦敦皇家化学学院的化学家和物理学家。克鲁克斯的一个重大成就是“克鲁克斯管”(Crookes Tube)，这最终导致阴极射线、X射线和电子的发现。克鲁克斯对灵异事件感兴趣事出偶然，皆因他年仅21岁的弟弟在1867年病逝。1870年，克鲁克斯认为，科学应担负起对与唯心论有关的现象进行实验的责任。

　　他实施这种实验提出的条件是：“必须是在我自己的房间，我自己挑选朋友和观众，根据我自己出的条件进行，我可以干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在克鲁克斯所说他看到的现象当中，就包括远处的尸体在移动，尸体的重量不断改变，尸体漂在空中，出现发光物体，幽灵现身，以及在看不到人的情况下笔在写字，这一切均指向灵异事件。克鲁克斯在1874年实施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现象无法用科学解释清楚，应该做进一步研究。

　　有趣的事实：多数科学家相信灵异事件都是骗人的把戏，克鲁克斯的最终研究报告在科学界引发众怒，以致于有人建议剥夺他皇家学会会员的资格。

　　　　4.灵魂实验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心理学教授加里·施瓦茨(Gary Schwartz)2002年写了一本名为《灵魂实验》的书。在实验中，施瓦茨利用“中间人”和“参与者”(sitter，即与已故之人关系非常亲密的人)调查人死后是否还存在生命。“中间人”不停提出有关“参与者”去世亲朋好友的特定事情和名字，这些事实是质疑者不能以欺骗行为或侥幸命中为由加以解释的。

　　对于第一个“参与者”来说，结果显示“中间人”的准确率从77%到95%不等。准确率平均为83%。第二个“参与者”的准确率同第一个“参与者”的准确率相同。为排除侥幸命中的可能性，施瓦茨还邀请来自亚利桑那大学的68名学生作为控制组参加这次研究。控制组的准确率只有36%。

　　有趣的事实：通过对“中间人”83%的准确率和控制组36%的准确率进行比较，施瓦茨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控制组出现意外差别的统计概率仅为1000万分之一。

　　　　5.哈里·胡迪尼密码实验

　　哈里·胡迪尼是20世纪初美国著名魔术大师，以其不可思议的脱逃术名噪世界，胡迪尼后来注意到了一个当时非常兴盛的行业——通灵，即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交流。从此，胡迪尼开始了一场与“通灵大师”的较量。利用自己独创的幻术技法，胡迪尼可以再现通灵者制造的各种恐怖神秘的灵异、悬浮和怪音现象。由于害怕通灵大师会在自己死后假装与他接触，胡迪尼特以给妻子留下了密码。密码用词是从柯南·道尔写的一封信中随意选取的。

　　在胡迪尼于1926年10月31日病逝后，道尔的朋友亚瑟·福特牧师宣称，通过他的心灵指导，他在一个招魂仪式上同胡迪尼及其已故母亲取得了联系。福特表示，收到的信息是胡迪尼和妻子在他死之前琢磨好的密码。但是，多数人认为这是福特伙同道尔搞的一场阴谋，还说服胡迪尼的妻子帮助他一起演好这出戏，给外界留下他已经同胡迪尼灵魂联系的假象。

　　有趣的事实：在胡迪尼病逝后的10年里，胡迪尼的妻子每年都在万圣节前夕举行招魂仪式，但胡迪尼从未出现。上图是胡迪尼与妻子和母亲的合影。

　　　　6.捉鬼队实验

　　捉鬼队是2004年首播的一部真人秀电视剧集。一个调查小组来到传说有鬼出没的地方。为锁定鬼的踪影，研究人员动用了盖格计数器、电磁场扫描仪、红外摄像头、夜视摄像头、便携式数字视频摄像机、数字录音机和笔记本电脑等先进仪器。捉鬼队宣称多次录下了奇怪的薄雾、灯光、移动物体和阴影的录像，这些事物在镜头前稍纵即逝。

　　有趣的事实：这一项目的批评者和质疑者认为捉鬼队的调查缺乏科学方法和至关重要的核查，另外，包括编辑在内的制作都存在可疑之处。

　　　　7.菲利普实验

　　菲利普实验是由加拿大多伦多精神研究学会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实施的，目的是了解虚构的历史人物是否可以通过参与者专注的努力“死而复生”。他们给这个人物取名为“菲利普”，并赋予其个性和完整的背景，甚至为了让他看上去更加真实，还绘制了一幅肖像画。

　　多伦多精神研究学会的八人研究小组还熟记虚构人物的传记，研究菲利普“活着”时的一切活动。这个研究小组的努力在最初的几个月毫无成果，直到1973年，招魂实验出现了转机，“菲利普”开始与研究人员交流，不断敲击桌子。在随后的几个月，研究小组发现，当他们提问问题，用敲一下代表“是”，敲两下代表“否”时，他们确实可以同自己的灵魂进行交流。

　　有趣的事实：“菲利普”实验结局出人意料：研究小组的一名成员打破事先约定，大声对“菲利普”的问题作出这样的回答，“你是我们造出来的，你知道这一点。”随后，所有沟通都停止了。一旦否认“菲利普”是真实的，那么他就不复存在。

　　　　8.“上帝头盔”实验

　　“上帝头盔”实验是指加拿大劳伦森大学神经科学家迈克尔·波辛格(Michael Persinger)实施的颇具争议的神经神学实验(研究神经活动和宗教体验的关系)。他让参与者带上一个经过改装的摩托车头盔上，接着磁场开始刺激大脑。波辛格宣称，通过这种方式，参与者产生了濒死体验，如亮光，上帝现身，见到已故亲属。

　　以批评宗教著称的无神论者理查德·达金斯毛遂自荐，主动提出测试波辛格的“上帝头盔”。实验后，达金斯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承认，他非常失望，没有体验到同宇宙的交流或其它一些精神感受。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个以前经历过濒死体验的人也接受了波辛格“上帝头盔”的测试，但结果并没有复制相同的体验。

　　有趣的事实：波辛格称，至少80%的参与者出现了宗教体验，使他们在本来只有一人的房间里感觉到了另外神秘人物的出现，不过，他们的感受各不相同，有的说是那是上帝，有的说是已经去世的熟人。

　　　9.死人体重实验

　　这不是此类实验的正式名称，但有人认为这一名称仍能表现它的特性。1907年，美国马萨诸塞州哈佛山的邓肯·麦克杜格尔(Duncan MacDougall)医生将六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放到一个特制的床榻上，在他们离开人世的那一刻测量其体重。根据麦克杜格尔实验结果，人死后的那一霎那的体重和死前比轻了21.3克。麦克杜格尔还在相同条件下对15条狗进行了测量，结果发现它们的体重并未发生可以察觉的变化。他通过这些实验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人的灵魂有重量，而狗确实没有灵魂。麦克杜格尔的实验曾发表于《纽约时报》和一些医学杂志上。

　　有趣的事实：麦克杜格尔在杂志上抱怨说他不能找到死于自然原因的狗，有人由此怀疑他为了实施这个实验毒死了几条狗。另外，这些实验还为一部名为《21克》的影片提供了创作灵感，该片由肖恩·潘担纲主演。

　　　　10.EVP实验

　　EVP(超自然电子异象)是一个神秘事件，来自未知来源的、听上去像人声一样的声音在录音带、无线电噪音和其他电子媒介中出现。超自然电子异象经常在录音带中被捕捉到。但是，神秘的声音在录音的时候听不到；只是在重放录音时，人们才会听到这些声音。有些质疑者表示，将任意声音翻译成他们自己语言的声音或许听上去就像是外国人说话一样。

　　有趣的事实：迈克尔·基顿2005年主演的影片《白噪音》(White Noise)就完全聚焦于EVP现象，主人公原是一个唯物的无神论者，从不相信所谓活人与死人进行沟通的理论。但在妻子神秘死亡后，他开始尝试通过EVP与已故的爱妻取得联系。(秋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