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伊斯兰世界与奴隶制的渊源[转帖]

我所看过的穆斯林领导者们宣扬伊斯兰的一个方法就是大谈特谈伊斯兰文明的辉煌。伊斯兰帝国被说成是一个公正的体系，一个负责世界上一切美好事物的体系。每当做出这些言论时，往往对西方基督教文明进行一番批判，说它是败坏的残忍的。这种宣扬伊斯兰的方法因为以下两个原因而大行其道：

大多数西方人对他们自己帝国的历史感到有些惭愧，所以当有人攻击西方文化时他们也就默认了这些过错。
大多数西方人对伊斯兰的历史知之甚少，所以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伊斯兰领导者们对伊斯兰帝国的言论一定是真的。

在这篇文章中，我恳请你开始了解一下伊斯兰的奴隶制度。伊斯兰从穆罕默德时起，在奴隶制的历史上就一直扮演着主要的角色，他们从欧洲跨越大海贩运奴隶到印度尼西亚，进而南下非洲。但是不像西方的帝国那样，伊斯兰从来不为此道歉并感愧意。实际上，穆斯林领导者们在吹捧他们帝国的同时，隐瞒了它的堕落和残酷。

我想感谢巴拿巴基金会（Barnabas Fund）准许我刊登这篇文章。我的注释附在[方括弧]里。以下为原文。

《伊斯兰和奴隶制》

首次发表于巴拿巴基金会的2007年4－5月刊《Barnabas Aid》杂志，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对人类的强制奴役在美洲、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所有古文明中都被实施过。因为债务关系，被家庭成员卖给了奴隶市场，或者在战争中被俘虏，或者被奴隶掠夺者和海盗绑架，这几种情况都是让人变成奴隶成为别人财产的原因。现今社会，虽然像这样的奴隶制度在几乎每一个国家都受到禁止，但仍然存在人们被迫在苛刻条件下强制被雇用的情况。比如，在巴基斯坦，他们可能是“抵押劳动者”，因为未能还清他们雇主的债务，而不能换其他的工作。类似奴隶制的情景还发生在沙特阿拉伯的外国工人身上，他们的雇主扣压他们护照，将他们锁在屋子里防止他们逃脱。这类人除了叫法不一样之外，实际上等于是奴隶了。在某些国家，仍然还有真正的奴隶。

欧洲的奴隶交易妇孺皆知，但伊斯兰的奴隶买卖却不为人所知。而且，伊斯兰甚至参与了欧洲的奴隶交易，阿拉伯的商人与非洲首领同谋，为欧洲人提供非洲奴隶。

在过去，宗教试图正当化奴隶制的做法。所幸的是，现在大部份宗教都抵制这种做法，伊斯兰是个例外。

穆罕默德和奴隶制

伊斯兰的先知穆罕默德占有奴隶。他的一位传记作者伊本·卡因姆·嘉伍兹亚（Ibn Qayyim al-Jawziyya）说他有四个女奴再加上二十七个男奴（有些被他释放了）。

许多奴隶是在打胜仗之后作为战利品而被发配的。627年在打败一个叫巴庐古莱扎（Banu Qurayza）的犹太部落之后，穆罕默德处死了所有的男丁（数量有600到900），妇女和儿童被抓来做奴隶。在这一次，他将该部落首领的妻子雷哈娜（Rihana）夺来做自己的妾。这个故事显示在经典的伊斯兰里，战犯、奴隶、和妾之间紧密的关联。一个战犯自动是一个奴隶，如果她是个女性，也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妾。

穆罕默德不但占有奴隶，奴役战俘，而且还参与奴隶交易[1]，就像那时候阿拉伯半岛上他的同伴和许多其他人那样。他还接受别人作为礼物送来的奴隶。他其中的一个妾科普特的马利亚（显然是名基督徒）就是被埃及的统治者送给他的。

穆罕默德，一贯被穆斯林认为是他们行为的完美典范，所以他的行为典范使得任何伊斯兰奴隶制的反对者都举步维艰。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这个社会是正常的是可接受的，但在现代社会是不正常的不可接受的，但这个观点对于只对抄袭穆罕默德的榜样有兴趣的保守的穆斯林来说只能起一点点皮毛作用甚至根本没有份量。

古兰经和奴隶制

在古兰经里奴隶制的存在是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的，还经常提到奴隶的事。俘虏的妇女可以娶来当作妾，有一节古兰经经文给了穆罕默德这么做的特别许可：

先知啊！我确已准你享受你给予聘礼的妻子，你的奴婢，即真主以为你的战利品的，你的从父的女儿．你的姑母的女儿．你的舅父的女儿．你的姨母的女儿．她们是同你一道（从麦加）迁居的。信道的妇女，若将自身赠与先知，若先知愿意娶她，这是特许你的，信士们不得援例－我知道我为他们的妻子与奴婢而对他们做出的规定－以免你感受困难。真主是至赦的，是至慈的。（古兰经33：50）

这段经文清楚地表明，根据古兰经的说法，战争中据人为奴是一项真主赐予的权利。这些奴隶被看作是战利品，妇女通常注定会成为获胜战士的妾。穆罕默德在被奴役的妇女中得到了他的那一份。

穆斯林可以与女奴发生性行为的权利在古兰经23：1－6中有表明，经文说穆斯林有跟他们的妻子和那些“他们右手摆布”的人性交的权利。

许多经文指出如果他们的主人行为不端，奴隶可以被当作一种流通货币来使用以支付对他们主人的罚款。例如，古兰经4：92解释说一个穆斯林误杀了穆斯林可以通过释放一个信道的（即穆斯林）奴隶和赔偿受害人亲属的方式来赎罪。如果给不起一个奴隶，那惩罚就是两个月的斋戒。

[奴隶就是应许给穆斯林在天堂的许多报酬之一（古兰经56：17；76：19）。]

虽然古兰经不谴责奴隶制，但它确实鼓励善待奴隶。古兰经24：33教导穆斯林，如果奴隶要求得自由的话，要允许品德好的奴隶买回他们的自由，甚至告诫奴隶主要捐助他们一部分财产。这节经文还禁止强迫不愿意的女奴卖淫。

…你们的奴婢中要求订约赎身者（让他们可以用钱挣回自由），如果你们知道他们是忠实的，你们就应当与他们订约，并且把真主赐予你们的财产的一部分给他们。如果你们的婢女，要保守贞操，你们就不要为了今世生活的浮利而强迫她们卖淫…

释放奴隶被列入良善行为的名单（古兰经90：12－13），还有地方古兰经赞赏花钱为奴隶赎身的行为（古兰经2：177）。

沙里亚和奴隶制

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法）说到了关于奴隶的许多方面，包括奴隶的获得，奴隶的交易，奴隶的释放，女奴的地位，如何处理逃走的奴隶和丧失劳动能力的奴隶。在攻打非穆斯林的战争中，战俘要么被处死，要么用来交换穆斯林战俘，要么交赎金获释放，或者被奴役。妇女和儿童同样被交换或奴役。关于奴隶主迎娶奴隶和纳奴隶为妾的做法，有许多规定被写了下来，为的是给女奴所生孩子确定父子关系和所有权。给她的主人生了孩子的奴婢将可以提升为um walad（他孩子母亲）的身份，且她的孩子跟法定的子女享有同等的地位。她不能被卖掉，主人死后可以重得自由。如果一个妾被释放了，她没有作为妻子的合法地位，但可以作为主人的情妇跟他住在一起，她的孩子将视为私生子。沙里亚还有关于奴隶之间互相嫁娶的规定。

继承穆罕默德的四大哈里发不鼓励对穆斯林进行奴役，并且最终将之禁止，但对非穆斯林的奴役却飞快地延续着。如果一个非穆斯林的奴隶皈依了伊斯兰，那他或她将仍然是个奴隶。然而，如果主人出于慈善的话，一个奴隶可以被解除奴役，但只有信道的奴隶配得自由。在穆斯林的土地上，一个奴隶几乎没有什么民事或法律权利：奴隶没有在法庭上作证的权利，没有财产所有权，他设法积累的任何东西都是被他的主人继承而不是被他的孩子继承。只有在主人的准许下他才可以婚嫁；他不用施舍或朝觐；他被看作是纯粹的一块财产。

在奴隶制的实施过程中，对奴隶的实际对待各有差异：有些主人仁慈点，有些主人残酷点。

伊斯兰扩张与奴隶制

伊斯兰靠武力（圣战）扩张时，在几个世纪之内从大西洋延伸到了印度次大陆，再蔓延到东南亚、中亚和非洲，随着它的扩张，大量的人被奴役。奴隶的供应必须经常不断地补充，因为他们当中有很高的死亡率。而且，奴隶之间的婚姻是不提倡的，还有许多男奴隶都被阉割（经常致命的一种手术）。但是生活在伊斯兰国家保护之下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少数民族则不用受奴役。所以更多奴隶的需求成了继续扩张和侵占非穆斯林领土的一个推动力。

奴隶交易的巨大网络形成了。在伊斯兰国家，有来自中亚、拜占庭帝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欧洲的奴隶。就印度尼西亚而言，抓捕和买卖奴隶的生意非常繁荣，甚至在二十世纪早期，穆斯林亚齐人在“搜猎”奴隶方面还很活跃。

奴隶除了用来做家庭事务，耕田种地和为人妻妾之外，有些奴隶还被要求参军。这些奴隶兵，比如土耳其的马穆鲁克军事集团，最后成为了伊斯兰内部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并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国家。

要阉人得支付很高的价钱，阉割的做法从9世纪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初期。伊斯兰禁止身体上的损毁，所以许多阉人在进入伊斯兰领土之前都被阉割了。

奴隶交易成了穆斯林国家一项巨大的财富和力量来源，直至进入20世纪，它仍然是部份穆斯林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份。

奴隶制在非洲

黑人奴隶从非洲通过许多条向北的穿越撒哈拉沙漠的路线被输入穆斯林世界，也有通过海上航线进入阿拉伯和波斯湾的。对运送奴隶的数量估计有很大的不同，但起码超过一千万，也许甚至是这个数的两倍。

非洲奴隶的三分之二是女性。男性被认为比较棘手。来自西非的奴隶爆发了一次奴隶起义，即辛吉起义（Zanj），从869年开始直到883年结束。这些奴隶被贩运到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三角洲，用他们艰辛的劳动来开垦那里的盐碱沼泽地。

因为恶劣的条件，奴隶的死亡率相当之高，但奴隶买卖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于商人并没有被高额的死亡人数所吓倒。痛苦的目击者叙述了非洲那大规模的奴隶交易和奴隶的悲惨境遇。十六世纪七十年代，有人看见成千上万的非洲黑人公开在开罗的集市上出售。1796年，一位英国旅行者看见一个商队载着5000名奴隶驶离达尔福尔（Darfur）。被阉的黑人最受王室女人们的喜爱。甚至在1807年英国宣布奴隶交易为不合法之后，还有2百万非洲人被穆斯林商人奴役着。

在黎巴嫩、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海湾国家，阿拉伯语abd一词─意思是“奴隶”或“仆人”─就是用来侮辱黑人的一个词语。

奴隶制在奥斯曼帝国

在奥斯曼军队侵犯基督教国家的时候，将被抓的战俘奴役是奥斯曼帝国国家体制的一部分。在1453年他占领了君士坦丁堡之后，苏丹麦哈默德（Mehmed）给各方面的穆斯林统治者写信吹嘘他是如何对其基督徒人口进行奴役的。奥斯曼帝国的人还组织了从直布罗陀到中亚的奴隶买卖勾当。

奥斯曼帝国巴尔干的基督徒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尤其是在残忍的、万民怨恨的抓孩子充军的壮丁制度（即devshirme制度）之下。从十五世纪到十七世纪早期，奥斯曼人每年从基督徒村庄抓取一定比例的男孩，强制他们皈依伊斯兰，并训练他们成为战斗的中坚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禁卫军（Janissaries）或者成为国家幕僚。壮丁制度被严格地执行。如果有任何基督徒父母试图想阻止带走他的小孩的话，他将会被立即绞死在自家门框上。据估计有五十万到一百万的年龄从8岁到20岁的男孩子被这样抓走了。偶尔也会有反这种制度的武装起义发生，但它们被很快镇压下去了。有些孩子逃跑，但最后只得回来，放弃了，因为他们的父母都被折磨。许多人通过行贿来逃脱充军。到了十七世纪早期的时候，壮丁制度被废除了，奥斯曼人有了他们新的奴隶来源，就是高加索山脉格鲁吉亚人和切尔克斯人，还有通过克里米亚半岛的鞑靼人抓获并贩卖过来的斯拉夫人和中亚人。到了十九世纪前叶的时候，这种奴隶供应减少了，奥斯曼人转向非洲。

被阉割的奴隶在奥斯曼帝国有很旺盛的需求，主要作为伊斯兰女信徒闺房的守卫者。布拉格成了输往奥斯曼帝国的欧洲奴隶的一个重要的阉割中心。

奴隶制在印度

阿拉伯人是侵略印度的第一批入侵者，他们俘获并奴役了大量的印度居民。在七世纪和八世纪，以及后来在迦色尼王朝（Ghaznavids，962－1187）的统治下，大量的印度教徒变成了奴隶。更多的人在德里苏丹政权（Delhi Sultanate，1206－1526）、帖木儿王朝（Timurid jihad，1398）和蒙兀儿王朝（Mughal，1526－1857）的统治下受奴役。K. S. Lal说纳取奴隶显著地增加了穆斯林在印度的人口：“…在战争中俘虏的、或者是在市场上买来的、或是为顶替赋税或供奉而被送来的每一个奴隶，他们都不可避免地皈依了伊斯兰，所以中世纪印度的纳奴做法是最盛行的最成功的宣教。”

贵族拥有大量的奴隶和供养着大规模的奴隶军。例如，一位十四世纪的苏丹就占有十八万个奴隶，其中有四万个奴隶是宫廷的侍卫。在这种奴隶充裕的情况下，女奴隶的价格变得非常低。在战争中被俘虏的大量奴隶要么在当地市场上被卖掉，要么被送往中亚的奴隶市场。

奴役西欧人

从公元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来自巴巴里（北非）海岸的穆斯林海盗在他们政府的授权下，疯狂地抓捕和奴役来自西欧的白人基督徒。他们不但攻击船只，而且侵扰沿岸的村庄。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首当其冲的同时，巴巴里海盗还经常纠集海盗船开赴葡萄牙、法国、英国、爱尔兰甚至冰岛进行抢劫。奴隶生活在恶劣的条件下，许多人都劳累致死了，尤其是那些不够幸运被选去划海盗船的人。

在1530年和1780年之间，至少有一百万欧洲的白人基督徒被奴役在巴巴里海岸。大约1600年的时候，估计有约35,000人被抓去当奴隶。寄回家的许多信件记录了奴隶们忍受的非人的遭遇，有许多记录还现存着。有些人为了得到更轻松一点的活而皈依了伊斯兰，或者有些闺房里的妇女为了能跟一直作为穆斯林带大的她们的孩子住在一起，也会皈依伊斯兰。

奴隶的唯一希望只能寄托于用赎金去被赎回。教会为了这一目的募集捐款。许多带着钱前往北非谈判奴隶释放事宜的人是教会的领袖。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赎救奴隶被看作是一种崇高美德的行为：“他们（唯一）的错，他们的罪，是把耶稣基督当作是至高的救主…还表示祂就是真理。”

英国的奴隶在很大程度上被他们的祖国所忽略，跟那些来自南欧国家的人对比起来更是如此。他们知道这点，于是心灰意冷。在英国，从海关收入里抽出一部份“阿尔及利亚税”以赎回奴隶，但大部份钱都被挪作他用了。许多英国的奴隶在囚禁中死去。

奴隶制在现今时代

虽然突尼斯、埃及、奥斯曼帝国在来自西方的压力下于十九世纪就废除了奴隶制，但在东非和其他一些地方，它仍然持续到了二十世纪，驱使国际联盟和后来的联合国谴责这种做法。阿拉伯半岛的国家是最后一批宣布奴隶制为非法的国家：卡塔尔，1952年；沙特阿拉伯和也门阿拉伯共和国，1962年；阿拉伯联合酋长国，1963年；南也门，1967年；阿曼，1970年。

沙特阿拉伯

在1962年宣布废止奴隶制之后，沙特阿拉伯估计有的15000－30000名奴隶其中大约10000名奴隶得到释放。1965年，沙特皇室仍然囚有好几百个奴隶。甚至时至今日，沙特阿拉伯还有许多人鼓吹恢复奴隶制。Sheik Saleh Al-Fawzen是一名顶尖的学者，又是学校一本宗教课本的编写者，他说，“奴隶制是伊斯兰的一部分”，那些反对奴隶制的穆斯林是“无知的，不是学者”。

在沙特阿拉伯，移民工作者的境况跟奴隶差不多。家庭佣工经常被剥削，被强行欺诈，痛打，食不果腹，有时还被强奸。这些工人的生活被沙特社会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宗教歧视和种族歧视所进一步恶化。政府的政策，私营雇主的做法，和不公平的法律程式联合一起压迫大量贫穷的、试图在沙特阿拉伯谋生的外国人。

毛里塔尼亚

古时候，奴隶制在毛里塔尼亚是很普遍的。到了八世纪，毛里塔尼亚受伊斯兰的统治。在此之后，只有非洲黑人在毛里塔尼亚被奴役。

在结束了殖民主义之后，组建奴隶军的旧做法又复兴了起来。毛里塔尼亚的黑人被强制参军，并被送进非洲的村庄去征服和屠杀当地居民。然后士兵们就驻扎在村民的土地上，被授权进行自我防卫和承担镇压当地居民的惩罚性运动。

有几条法律／宪法条文规定奴隶制为非法的（1905年的法规，1961年两次的法规、和1981年的法规都提到），但它们都没有发挥什么效力。在1994年的时候，仍然还有估计九万名毛里塔尼亚黑人（Harratin）被掌握在他们的阿拉伯／柏柏尔主人手里。另据报导，约有30万被释放的奴隶由于心里或经济上的依靠而仍然伺候着他们的前主人。1981年废除奴隶制的法令批准给予奴隶主因失去奴隶的赔偿，但是赔偿款不兑现，所以这也许是大多数奴隶主继续占有奴隶的一个原因。

虽然有人尽力为这个制度辩护，指出许多奴隶的家庭一连几代都是为同一个家庭做工，并声称他们只不过是为他们生计而工作的仆人，但是少数逃离出来的人的证词讲述了如奴隶制的残酷的待遇和艰辛的生活。

当前，似乎没有确切的数字显示马里塔尼亚的奴隶数量，但很显然，奴隶制在那里仍然继续存在着。

苏丹

随着1983年以北部为基地的阿拉伯伊斯兰政府强迫推行伊斯兰法律，苏丹的陈旧奴隶制做法又聚集了动力。从1983年爆发直到2005年的内战期间，被俘虏的南方人经常受奴役。男人往往被枪毙，儿童被当作奴隶（看顾牛群或做其他无酬劳的工作），而妇女则成为他们主人的性奴隶。这样的奴隶制在2005年结束内战的和平条约中被废除。

从1986年以来，据估计丁卡部落有超过二十万的人经过买者、卖者和中间人的复杂网络成为了奴隶，许多奴隶受到残忍的对待，有些人还被强迫皈依伊斯兰。

巴基斯坦

在巴基斯坦，许多人的生命都被摧毁，因为无数的人作为“包身工”，不能离开他们劳动强度超大而工资低廉的工作。这些人中，受雇于穆斯林雇主的基督徒工人占高比例。

2006年，旁遮普的基督徒村庄发生的绑架和奴役男童的事件被曝光，事件策划者是一个武装伊斯兰组织－伊斯兰慈善组织（Jamaat-ud Daawa）－的一位领导成员。这些年龄从6岁到12岁的孩子在以每人约一千七百美元的价格被卖进性交易场所或家庭奴役市场之前，被关在无法形容的恶劣环境中，遭受殴打，食不果腹，不准说话、玩耍或祷告。

结论

许多穆斯林同意在现代世界中不应有奴隶制，但没有人对这种做法做持续的批判。面对穆罕默德的榜样和古兰经、沙里亚（大部份穆斯林认为是不可改变的）的教导，要对抗它们是极其艰难和危险的，所以这会让伊斯兰里任何内部的争论徒然。虽然奴隶制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仍然存在，但极少有穆斯林领导者会对过去表示忏悔，会讨论赔偿问题，或者对奴隶制表示出深恶痛绝的态度，而西方人的这些态度最终导致了它在西方的消失。现在该是穆斯林大力地公开谴责任何形式的奴隶制的时候了，该是保证修改他们原先的支持奴隶制的法典的时候了。

基督教和奴隶制

圣经没有把奴隶制当作是神所颁布的律令，而是当作人为的状况。[圣经禁止某些形式的奴隶制：

任何绑架别人的，并把别人出卖或持有的人，当被抓到的时候，一定要处以死刑。（出埃及记21：6）]

使徒保罗明确地对奴隶贩子进行了谴责（提摩太前书1：9－10）；他告诉奴隶如果能够的话就去尽量获取他们的自由（哥林多前书7：21）；他还鼓励腓利门欢迎逃走的阿尼西母，他现在已经是基督徒了，不再是个奴隶，而是“亲爱的兄弟”（腓利门书15－16）。保罗因藏匿阿尼西母使自己可能遭受惩罚，他明确表示腓利门应该释放阿尼西母。没有什么地方认可奴隶制度；相反，自由的目标遍及新约。

[圣经没有应许奴隶是作为天堂的一项报酬。]

在西欧，奴隶制事实上到11世纪的时候就已经灭绝了，直到1450年，才兴起了持续了近四个世纪的邪恶与残忍的跨大西洋的奴隶交易。奇怪的是，这段时期里奴隶制和奴隶交易竟然被欧洲和北美的一些教会高级领导者所认可，有些领导者还拥有奴隶。他们甚至用神学的论点来试图将这种做法合理化。然而，也正是18世纪英国的一小部分基督徒在反对奴隶制的长久艰苦卓绝的斗争中起到了先锋带头的作用。最广为人知的一个名字就是威廉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圣经中人是按神的形像而造的教导（创世记1：26），和耶稣关于我们想别人怎样待我们、我们就必须怎样待别人的指示（马太福音7：12），成为了他反奴隶制的动力。他们的斗争最终使得奴隶交易被废除（1807年），然后整个大英帝国的奴隶制本身也被废除（1833年）。之后其他国家也跟着废除了奴隶交易和奴隶制。[正是基督教文明宣布了奴隶制的非法性并努力地叫停全世界的奴隶制。]

本文翻译自Samuel Green的在线文章“Islam and Slavery”

解放战争毛泽东指挥三大失误 两次遭粟裕纠正[转帖]

　败仗，也有两种涵义，一种是被敌人消灭，如解放战争时期的金门战役，9000多人上了岛一个也没回来，毫无疑问，这是败仗；还有一种是消耗仗，我们没有被敌人消灭，但伤亡不小，没有达到作战目的，这在当时来说也叫败仗。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在西柏坡指挥全国战局。 中新社资料图

　　1938年5月26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讲演《论持久战》，至6月3日结束。毛泽东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是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姚杰，1924年出生于江苏无锡，1940年参加新四军，长期在司令部机关做参谋工作。1951年开始从事军事历史研究，曾任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室主任。主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解放战争卷)，还与他人合写《谋略制胜》等著作。

　　谈起解放战争，姚杰如数家珍。今天我们不谈毛泽东打了多少胜仗，却请教他毛泽东是否打过“败仗”。姚杰说：战争情况瞬息万变，任何决策都不可能万无一失，除非他是神……

　　访问人：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军事家，是当之无愧的。有传奇色彩的是，毛泽东身经百战，却没有在身上留下一块伤疤。这使我们想到了一个问题，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毛泽东，指挥过数百次大大小小的战役、战斗，它是不是百战百胜呢？

　　姚杰：这个问题不太好回答。主要在概念上要有统一的说法。

　　比如，什么叫胜仗？什么叫败仗？弄不清这个前提，就无从谈起什么是百战百胜。根据我的体会，从我军历史上讲，胜仗有两个涵义，一个是消灭了敌人，一个是虽然没有消灭敌人但达到了预期的战役战斗目的。如苏中七战七捷，这七捷中有五仗是消灭了敌人，当然是胜仗，有两仗不是消灭敌人，但完成了任务，达到了预期目标，这也是胜仗，所以叫“七捷”。败仗，也有两种涵义，一种是被敌人消灭，如解放战争时期的金门战役，9000多人上了岛一个也没回来，毫无疑问，这是败仗；还有一种是消耗仗，我们没有被敌人消灭，但伤亡不小，没有达到作战目的，这在当时来说也叫败仗。如果被敌人完全消灭掉才叫败仗，那么整个解放战争，只有一个金门战斗。如果把消耗仗叫败仗，那历史上就多了，无论何人都有。如1946年的大同战役，我们歼敌8000多，但都是杀伤的，很少俘虏。自己伤亡也很大，城没有攻下，最后不得不撤出战斗。我们说这是消耗仗，也是败仗。

　　访问人：把消耗仗称为败仗，您的把握程度如何？

　　姚杰：这种消耗仗比较难下结论，在一定意义上说，这可以称之为失利战斗或败仗。因为作战目的没有实现，伤亡较大，当然，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比如长征路上我们有很大的消耗，损失极大。毛主席说，如果说这是局部的失败，暂时的失败，我们是承认的，但张国焘说，长征完全失败了，这是不对的，因为我们到了陕北，胜利了。其实消耗仗不能叫做真正的败仗，因为我们的主力还在手里，没有被消灭。比如毛泽东军事思想中就有一条“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作战原则。你能笼统地说“打不赢就走”就是吃了败仗？因此，毛泽东是不是百战百胜，不能笼统讲，要分析，是什么样的胜，是什么样的败。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比较难说清楚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战争指导和战役战斗的指挥范畴不一样。作为毛泽东来说，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亲自指挥过许多战役战斗，如第三次反“围剿”，六战五胜，一仗打成消耗战，这样的胜或败自然同他的指挥有直接关系。但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全军统帅，重要的战役战斗他当然要过问，但主要的精力放在战略决策上。如果说他有失误，那是战略决策上的失误，不是一般战役上的失误。当然某个具体战役战斗的失利，可能是受了毛泽东某个电报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他，起决定作用的是战场指挥员。同时毛泽东在战役指导上总是强调下级指挥员要临机处置，不要事事请示中央。所以要看毛泽东是否百战百胜，在这些问题上必须弄清楚。

　　第三，战役战斗失败的原因很多，有决策的问题，也有指挥的问题，还有各部队动作的问题。如果笼统地说是不是毛泽东打败了，那就说不清楚。因为原因很多嘛，比如，大同战役的失利，应该说与作为统帅的毛泽东有关系，但同战场指挥也是有关系的。所以要谈毛泽东的失误，还要看他的失误是在哪一个方面？哪一个层次？要进行综合考虑、分析与研究。

　　失误之一：

　　访问人：当您谈了这些问题之后，就请您谈谈毛泽东是不是百战百胜？有没有失误？我们想，这也是人们比较关心的问题。

　　姚杰：我主要搞解放战争史的研究，我就谈谈解放战争中的情况。

　　据我看，总的来说，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战争艺术进入巅峰状态的时期，也是他军事思想最成熟的阶级。解放战争只用了四年多时间，就消灭敌人八百多万，解放了全中国，这样大的胜利，世界范围内也少见。在这个意义上说，这与毛泽东的正确决策是分不开的。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那么大的胜利。这是前提。必须肯定。然后我们再问，毛泽东在战略决策上有失误没有？我们说，“失误”并不等于“失败”，整个解放战争，失败的是蒋介石，不是毛泽东。据我看，有失误，有不符合客观实际之处，但是不多。

　　第一个失误是1946年初，对形势是向战争还是向和平过渡的判断上。从时间上来讲也就是两三个月的样子，对以后的战争应该说产生了一些影响。当时的失误不在于要不要和蒋介石谈判。谈判是正确的，只有通过谈判，才能认清敌人、教育群众、争取暂时的和平，也才能赢得自己准备所需要的时间。问题是1946年1月13日国共两党达成停战协定后，对形势估计太乐观了，对和平肯定过多。据我看，毛泽东对蒋介石是很警惕的，失误出在对美帝国主义的判断上。毛泽东在去重庆谈判前，曾一再说到，如果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不能成功的话，美英苏可能出来干涉，干涉后还可能出现和平。毛泽东过去直接同美国打交道并不太多，况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美英和苏联总体上还是合作的，因此，毛泽东觉得经过美英苏三国的共同努力，以国际力量的压力，是可以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我分析失误主要在这方面。当然没有什么材料，毛泽东自己也没有讲过，这只是个人的分析。

　　访问人：认识上有这样的失误，表现在决策上就会出现问题。当时有哪些决策上的错误呢？

　　姚杰：一是部队复员多了些。1月，国共达成停战，政治协商会议又通过了五项决议。1946年2月25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双方军队整编方案，毛泽东认为和平希望较大。准备执行协定。3月6**提出部队分两期复员，第一期复员1／3，第二期再复员1／3。当时我军共有130多万人，如经过两期复员，就只剩下40多万了。

　　访问人：有种说法，晋察冀区在解放战争时期不够得力，其原因就是按中央的意图复员太多了。

　　姚杰：晋察冀复员几万人，应该说与中央决定有关系。但军区本身不能说毫无关系。中央的指示是面对全军的，为什么其它野战军没有缩小，相反有的野战军还扩大了。

　　访问人：这个问题有点儿不太好理解，说是晋察冀很好地执行了中央指示，还是他没有更多的理解中央的意图？

　　姚杰：我看开始是执行了中央的指示，但后来当形势已经变化了，毛泽东发出了好多作战指示，晋察冀转弯子慢了一些，野战军没有迅速恢复、扩大，所以打大同、集宁时，就兵力不够用。兵少，仗就很难打了，当然，大同、集宁没有打好，其他原因还很多。

　　访问人：我们在想，毛泽东如果没有那个复员的指示，就不会产生晋察冀这样的后果了。

　　姚杰：所以我们说他有失误。但话说回来，毛泽东在复员问题上还是留了一手的。同样在3月6日的指示里，他还讲到要很好地安排复员，把人员和武器放到农村里，以备形势万一变化。3月以后，随着蒋介石面目的逐步暴露，毛泽东就提出要立足于打，用打来争取和平。

　　访问人：是确有其事，还是一个传说？

　　姚杰：有电报说明确有这种考虑。

　　访问人：我记得好像毛泽东和赫尔利说过，搬到淮阴，不知那儿的气候怎么样，习惯不习惯。

　　姚杰：他还说我不到南京去，我在淮阴住着，淮阴离南京不太远，在那里工作起来也挺方便。毛泽东确实是有这种想法的。这也表明毛泽东对实现“和平、民主、团结”是很乐观的。

　　访问人：为什么？

　　姚杰：重庆谈判前，中共中央在1945年8月23日、8月26日开过两次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讲过这样的话：将来国民党要搬到南京去，全国的中心会在南京，抗战的两个中心重庆和延安的地位就要降低。所以要把党中央机关搬到淮阴，也就是考虑，在国民党恢复南京的统治中心地位后，中国＊作为参政党把机关设在淮阴是便于处理各种问题的。淮阴地处苏北平原，如果从战争的角度考虑问题，是不会选中淮阴这个地方的。

　　访问人：这个搬迁计划实施了吗？

　　姚杰：没有。时间很短，形势变化也很快。1946上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还把重点放在和平上，到3月15日的指示，就既强调争取和平，也强调道路是曲折的，要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前后不过两个多月。还应该说明的是，毛泽东在这段时间里，也就是从1945年11月，因劳累过度生病开始休养，直到12月底才慢慢恢复工作，以后一直到三月份，都是半工作半休息。那段时间主要是刘少奇在主持工作，所以后有些责任算到刘少奇头上。其实问题不在于谁有责任谁没有责任，中共中央是集体领导。包括毛泽东在内，应该说对许多重大问题认识是一致的。“和平民主新阶段”也是共同的认识，有当时一定的历史背景。所以，对当时决策上的某些偏差，我认为同样应该这样看。

　　失误之二：

　　访问人：这是毛泽东的一个较大的失误，还有其它失误吗？

　　姚杰：有的。第二个失误就是内战爆发后，毛泽东从力争打胜仗以争取和平这个观点出发，布置了南线和北线作战，这是一个不太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作战计划。南线计划，我们通常叫做三军进击津浦路，即晋冀鲁豫、山东、华北三支部队在津浦路两侧作战，第一个阶段以山东野战军打徐州到蚌埠之间；晋冀鲁豫野战军打陇海路的开封到徐州段，华中野战军打蚌埠到浦口之间，然后再视情况晋野、山野出到淮河以南作战。这个计划是进攻性质的，他的目的在于争取大的胜利，迫使蒋介石接受和平。如果说，我们后来采取的是把敌人引到解放区来打的积极防御方针，那么1946年6、7月间毛泽东考虑的是主动打出去，是进攻的方针。所以我们说它不太符合实际情况。因为我们那时的力量还不足以打到外线去，敌人很强大的。

　　访问人：南线计划造成损失没有？

　　姚杰：没有。南线计划实际上没有执行。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南线计划制定后，粟裕有个建议，他说，根据他手上的兵力，到淮南作战(蚌埠到浦口段东西地区)有困难。一是淮南情况不熟，二是那里太穷，大兵团无法活动。相反粟裕在苏中活动了八年，情况非常熟悉，打仗根本不用地图。群众条件很好；同时苏中很富，人口多，所以他建议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出击津浦路时，华中野战军第一步先在苏中打，第二步再转战淮南。毛泽东看到这个建议后，告诉陈毅，你们先停一停，我们再考虑考虑。可见毛泽东在考虑原来的计划能不能完全执行。随后，又接到周恩来的情况通报，说蒋介石马上要发动全面进攻，不光进攻中原解放区，还要进攻其它解放区。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说，我们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在政治上更主动，同时还可以看出敌人的弱点。这正是战争初期要掌握的两个基本问题。政治上有利，可以赢得民心。看出敌人的弱点，因为蒋介石到底有多大本钱，特别是美械装备的部队，能不能消灭掉，我们心里没底。这样一来，南线计划就有所改变了。后来逐步看到我们在内线作战的有利条件很多，因此毛泽东对粟裕说，你们就在苏中打，苏中打了胜仗，对其他地区作战配合作用很大，其他计划先不考虑。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看法已经变成哪里能打胜仗就在哪里打了。1946年7、8月份的苏中七战七捷，再加上其它地区内线作战的胜利，更使毛泽东认识到实行内线作战、积极防御更为有利，虽然要丢掉一些地方。但丢掉地方并不可怕，关键是消灭敌人。到10月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三个月总结》，就明确指出：过去三个月，已歼敌25个旅，今后要继续按照现在的办法打下去，歼灭敌人第二个25个旅，“我军必能夺取战略上的主动，由防御转入进攻。”

　　访问人：我个人看法，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作战原则上有一个明显的区别，毛泽东强调消灭敌人，蒋介石强调要占领地方。

　　姚杰：毛泽东的军事思想，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打运动战。运动战最能把人的灵活性、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高程度。运动战的目的就在于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以消灭敌人为目的。蒋介石占领延安后很得意，毛泽东却说，那是蒋介石失败的开始。所以，南线计划的制定，是一时的失误，而南线计划的很快改变，却是符合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思想的。同时说明毛泽东善于从下面吸取合理的建议来修正、充实自己的决策，善于从实践中总结经验，这一点也是蒋价石所不及的。蒋价石是个很刚愎自用的人。

　　访问人：北线计划指什么，它造成损失没有？

　　姚杰：北线计划又称三路四城计划。三路，指要占领平汉路的一段、正太路与同蒲路。四城，指要攻下石家庄、保定、太原和大同。这个计划造成了一些损失。主要反映在打大同问题上。大同战役从1946年7月开始，先在外围打。打应县时，很长时间没有打下来，我们的伤亡也很大。8月1日毛泽东就有电报问晋察冀军区，说应县久攻不克，究竟是什么原因？请你们考虑一下打大同的把握如何？如果大同打不下来，结果会如何？希望你们赶紧研究答覆。这说明毛泽东也在考虑，因为打应县都很困难，那么打大同有没有把握呢？2日，晋察冀军区召开高干会议研究，认为目前最有利的还是打大同。打大同还是有把握的。于是正式决定打大同，结果没打下来。大同失利，我军开始陷入被动，很快张家口就被敌人占领了。

　　同失利怎么看，我看与三路四城计划有关，因为大同战役是在执行三路四城计划的情况下发起的。从当时的情况来看，我军还缺乏攻城的经验，装备也差。三路四城计划是以攻取城市为主，所以这个决策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么是不是光毛泽东一个人的责任呢？我看也不是。因为晋察冀的电报里说得很清楚，大同敌人虽然有18000多人，但基本都是由国民党地方部队与伪军编成的，七拼八凑，战斗力并不强，只是工事修得好。如果战场组织得好，指挥得好，打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所以大同失利，同战场指挥员也有关系。

　　访问人：三路四城计划是否贯彻到底了？

　　姚杰：没有。大同之战，打了一个多月，才肃清外围和城关守军，这时，由归绥出援的敌人已逼近集宁。大同前线指挥员决心停攻大同，改为包围，转移主力迎歼进攻集宁的敌人。又由于种种原因，未能达成歼敌目的，集宁失陷，包围大同的部队也只好主动撤围休整。大同、集宁之战失利后、毛泽东实际已经放弃三路四城计划，改为实行内线歼敌方针。9月18日，他给晋察冀一份电报，指出：要争取歼灭进犯张家口的敌人，但此种歼敌计划，是在保卫察哈尔的口号下进行动员，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此后，我们虽然丢了张家口，但开始了在更广阔的地域里依托解放区的有利条件进行有效地消灭敌人的作战。南北两线积极防御战略的及时确立和执行，逐步缩小了敌我兵力对比上敌强我弱的差距，为我军尔后转入战略反攻和进攻打下了基础。

　　失误之三：

　　访问人：毛泽东还有失误吗？

　　姚杰：第三个失误是1948年初毛泽东要粟裕率领三个纵队挺进江南。当然这个决策是否正确，目前党史界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失误。1947年7月至9月，刘邓、陈谢、陈粟三路大军挺进中原到10月全面展开，把内线的敌人调到中原战场，使我军在山东、晋南、陕北等内线地区形势好转，并逐步转入反攻，收复了许多失地。毛泽东从这个经验里认为，如果把战场继续引向蒋管区，中原地区的局势可以改观。因为当三军在中原地区完全展开后，蒋介石把主要兵力又都集中到中原，中原出现了僵持局面。为了打破这种局面，毛泽东要求粟裕准备带领三个纵队渡江开辟新的战场。两个半月后，也就是1948年4月18日，粟裕经过慎重考虑，发了一个电报给中央，建议暂时还是留在中原地区打仗，利于消灭敌人。这时，中原形势也发生了有利于我们的变化，根据地已逐渐巩固，并开始打一些中等规模的战役，如洛阳战役等。所以，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要粟裕和陈毅来中央再研究一次。实际上，毛泽东也在研究原来的计划究竟行不行，不然他不会叫粟裕到中央来。5月初开了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了粟裕的意见，放弃了原先下江南开辟新战场的计划。

　　访问人：看起来毛泽东作出要粟裕下江南打到蒋管区的计划，是没有预见到中原战场改变。那么，如果中原形势不改观的话，这个计划是否就是可行的呢？

　　姚杰：也不能这么说。我个人认为，把蒋军吸引到中原地区以改善内线战场的形势，这是条好计策。但想让粟裕南下深入蒋管区以吸引敌军一部分主力随之南行的计划就不同了。第一，江南多水网地区和山区，活动起来不像在中原地区那么容易；第二，中原地区已经由我军经营了几个月，逐渐具备了打大仗的条件，江南则没有；第三，中原作战可以依托后方的支援，江南则远离后方，需要有一个很长的发动群众、经营地方的过程；第四，原来中原战场蒋军的有些精锐部队到江南后因受装备限制，发挥不了作用，因此不一定会跟着到江南。

　　所以毛泽东的这个决策是不符合或不完全符合当时南线战场的实际的，所以我说他在这个决策上有失误。当然，我们不能说粟裕带了三个纵队南下后一定会出现如何如何不利的局面，因为历史是不能凭想象假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整个战局不会有后来那样的顺利发展，有没有豫东、济南、淮海战役都很难说。

　　访问人：这个失误也像上面谈到的那样及时纠正了吗？

　　姚杰：是的，并没有造成什么损失，只是决策过程中一度出现的偏差。在战略决策上，毛泽东总的来说是正确的，而且确实是个伟大的统帅。但局部的失误，局部的不符合当时客观实际的决策也是有的，因为战争中敌变我变，双方都在动，都力求保密，所以任何决策都不可能万无一失。可贵的是，当他做出决策之后，还时刻注意前方的变化，时刻倾听下面的意见，逐步修正自己的决策使之更完善、更正确。我想这是比作出一个正确的决策更重要的，也是他很少失误，走向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访问人：解放战争后期的金门战役失败，是毛泽东的失策吗？

　　姚杰：打金门失败，我看主要责任还在战区指挥。当时刚建国，要解放的问题千头万绪。毛泽东没有精力多过问作战问题。金门没有打下来，有客观的原因，也有主观的原因。战前准备不充分，战机没有掌握好，战场指挥没有高度集中统一，战区指挥员的精力也没有都放在打金门上。这都影响到这次战役的失败。发起进攻很他促。一味想赶在蒋军增援部队到来之前拿下金门。渡海登陆时，原来设想一个晚上能够过两批部队，但实际上，第一批部队渡海到金门岛里，天已经快亮了，而且又是退潮，结果般搁浅在沙滩上回不来，被敌人飞机都炸沉了，又没有后备的船，第二批部队没有船跟进，上不去，上了岛的三个团苦战三昼夜，全军覆没。

　　访问人：轻敌了，而且对渡海作战缺乏经验。

　　姚杰：如果说，中央对此有些责任的话，就是对金门之战不够重视，对渡海作战的特点没有考虑充分。所以金门失利后，再打海南岛就接受了教训，各方面的准备都很充分。毛泽东也亲自过问此事。结果一鼓作气打下海南岛。

　　访问人：解放战争的胜利的确是毛泽东千里疆场运筹帷幄的大手笔杰作。相对应的，是蒋介石的惨败。形势的改变这样快，那么，作为蒋介石他的失误在哪里呢？

　　姚杰：这方面我没有系统的研究。我的感觉是单从军事思想上来说，将介石思想僵化，墨守成规。蒋介石有一句著名的话，就是“无都市即无政治基础，无交通就无政治命脉”。他认为我们不能占都市是个“致使弱点”。所以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是第一步要占领我们的重要都市和交通据点，第二步纵横延伸，控制全部交通线，最后再消灭敌人。当然，这是从军事上说的。其实，最根本的还是蒋介石集团政治上的腐败自己把自己打垮了。

　　访问人：就军事上来说，山沟沟里走出来的毛泽东还是比科班出身的蒋介石技高一筹。

　　姚杰：的确技高一筹。

　　1992年9月27日于军事科学院。

“大毁大誉”吴佩孚[转帖]

　　吴佩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内忧外患、军阀割据时代所特有的人物。他以一破落秀才而横空出世,做到手握重兵,势倾朝野的大军阀,几度失势,几度雄起。最终落魄北平,以癣疥小疾而死。他性格里充满矛盾和悖逆,既凶残奸狡,双手沾满革命人士的鲜血,又以关、岳、文、史自况。面对日本侵略者,义正辞严,表现出中华民族浩然气节。毁誉一身集之,盖棺犹难论定。
　　吴佩孚家境贫寒,曾中过第27名秀才,是一名大烟“爱好者”。按他不第穷秀才的身价,向来只配在鸦片馆次席过口瘾就走。一次,误入铺设大红毯的“雅座”,被里面一个有头面的乡绅轻蔑地翻翻眼睛,一脚踹出了门。孰料这一脚倒踹出个日后龙盘虎踞,叱咤风云的上将军。
　　吴自觉羞耻,背井离乡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城,希望能找条出路。但两眼一抹黑,只能倒腾着写些春联卖。大约“生意”不景气,又改行做算卦先生,胡乱说些神神鬼鬼的东西,骗取有限的几个铜板果腹。后来经人劝告到袁世凯帐下的天津巡警营吃了兵粮,做了个社会地位低下的“丘八”。
　　吴佩孚面目清秀,在兵营里并不吃香。军训时常常因动作不合格而被教官惩罚躺在地下,把枪压在身上示众,人家蔑称他“吴傻子”。一来二去被“委任”为“戈什哈”,就是勤务兵,给长官当佣人。按说是混得狼狈到家了,但世事福祸互为因果,吴反而得到巡警营一个幕僚郭梁丞的赏识。
　　他奉命跑腿替郭送一份公文函件,发现郭用错了一个典故,顺口嘟囔了出来,不意这郭老夫子平素眼高于顶,却颇有几分古人风范,最是惜才。和吴攀谈起来,发现这个勤务兵见识不凡,认为竟是个难得的伟器,专意提拔,不特和他拜了把子视同兄弟,时常唤到自己家里吃饭,还对人说:“子玉(吴佩孚的字)日后前途无量,我等都得仰仗他。”后来,拉关系走后门推荐吴在武备学堂做了名士官生,这才使吴有了起步的基础。
　　事实证明这位郭老先生眼光不赖,吴佩孚平生最重恩义,发迹后对这郭恩兄言听计从,保举他做到了省长。
　　据老报人陶菊隐先生著文,吴佩孚报恩郭梁丞还有段趣话:
　　民国成立后,改朝换代,郭梁丞作为过气人物归隐胶县。当时吴已经当上了师长,有“长胜将军”的称誉,在军界崭露头角。郭的一个老相识报喜:“不得了啦,你的老把弟一头扎进云端里,有大出息了,你不如去投靠他罢!”郭斜睨他一眼:“区区师长,能容下我这等人物?等他做到督军再说。”吴佩孚被北洋政府授衔“孚威将军”,该“喜报神”又来殷勤,怂恿郭出山。郭仍旧不慌不忙:“将军不过候补督军,等他是实授再说。”不料,吴佩孚在报上发表了自己“不要地盘,不做督军”的两不主张,“喜报神”可慌了手脚:“郭夫子,咱们吴将军一辈子不做督军,难道您一辈子不出山?”郭梁丞大奇:“他做不做督军,我出不出山,你怎么倒比我们更着急?”那人倒也诚实,噗嗤一笑:“您是明白人,正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嘛!”
　　后来,吴做到了直鲁豫巡阅副使兼两湖巡阅使,郭才改颜相投。吴佩孚读四书五经出身,浸润透一股知恩图报的情结,对郭梁丞不止宠信,简直就是“娇惯”。他自被踹出鸦片馆后深以为耻,痛恨大烟,严禁三军将士沾染,却特许郭保留这一嗜好。郭偶尔害病,吴衣不解带亲自服侍。他和太太丈母娘闹家务吵得一塌糊涂,郭一劝就灵。后来,郭起了衣锦还乡的念头,吴保举他做山东盐运使,他嫌小,闹了一阵子脾气,说:“难道我就不够当一任省长吗?”于是吴又保荐他做省长。他继续闹花样:“我不做省长则已,要做就在山东本省露脸,这才光宗耀祖。”孰料人的福禄有限,当吴大费周章地为其谋到山东省长位子的同时,郭梁丞沉疴不起,伸脚逝世。
　　吴佩孚当年在郭梁丞家混饭吃时,郭的如夫人曾嗤笑说:“子玉,你大哥说你能成大事,我看你扭扭捏捏,就像咱娘们一样,不像个有出息的样子。”吴当了威震八方的大帅之后,她还对手帕交回忆:“想起从前说的话,怪不好意思去见他。”
　　吴佩孚在历史上扮演何等角色自有史家藏否月旦,但做人方面不乏可圈可点处,盖世间一阔脸就变,忘恩负义者多矣,知恩图报这一点,吴确有可称道之处。
　　吴佩孚当管带(营长)时,在自己地盘碰到那个一脚踹他出门的劣绅翁钦生,按说功成名就后快意恩仇是人生快事,何况吴乱世掌兵,杀个把人不过一挥手的事,如风雅些,也可以效颦王播碧纱笼的故事,羞辱一番。但吴自有想法,他想,如非当初这一记飞脚,自己难保一辈子在蓬莱县做穷秀才兼大烟鬼。于是殷勤话旧,相款甚厚。后来当了大帅虎踞洛阳,翁钦生厚颜投靠,还得了个不大不小的职位。
　　吴佩孚附庸风雅,跟幕僚蒋罗宾学画竹,却死也画不了叶子,只画竹竿,竹叶由蒋补上。昔年同在开平武备学校当士官生时,蒋曾买过柄白折扇,被吴提笔挥毫,糟踏得个一塌糊涂,还说:“保不准他日咱家的一幅字求也求不到哩。”蒋没长前后眼,不依不饶要赔,吴只好赔了他一把新折扇。后来蒋到洛阳投靠已起居八座的吴佩孚,做了军事参议,拿着宣纸恬颜来求大帅“墨宝”,吴说:“别人要字,成。你要,不成。还记得我赔你扇子吗?我不能老赔你!”蒋又是个诚实人:“此一时,彼一时也。如今大帅脚踩过的烂泥也是香的。”
　　吴委用故旧,也看其能力。同学王兆中来依附,给了个上校副官,王不满足,想当县长,上条陈自夸自赞:“文武兼资尤富于政治常识,大帅如不信,可令河南省长以优缺委任,必有重大贡献。”吴批了个“豫民何辜”?原件发还。此公果真是个如假包换的草包,居然搞不明白吴大帅的冷幽默,还在做梦等委任状。不过他倒不缺乏锲而不舍的钉子精神,碰壁后居然又搞了个条陈,想当旅长:“愿提一旅之师讨平两广,将来报捷洛阳,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大帅这次更幽默,批复:“先种树再说。”

　　吴佩孚戎马半生,春秋无义战,早期大都打的是狗皮倒灶的军阀混战,末期疯狂反动。作为直系势力最大的军阀头子,盘踞两湖与先进的国民革命军为敌,恶行不绝如缕。在河南及湖北的民众运动星火燎原时,派军队剿杀当地工会组织,枪击炮轰,整村整村的清洗屠戮,滥发“军票”、“省票”,引发经济雪崩。但反动势力最终仍抵挡不住历史的趋势,几十万部众最终被国民政府的北阀军打得风流云散,凄凄然东奔西走,惶惶乎豕突狼奔。军事资本输个精光。自民国二十一年起,在北平闲居,做了光杆大帅。
　　吴是反革命,但有所信仰,素以云长、武穆自许,最重民族气节,这也是后人对他首肯和尊敬的一点。他痛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凌,生平不进租界。直奉大战中兵败如山倒,被倒戈的冯玉祥逼得穷途末路,仍不肯稍做权宜进入天津租界躲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吴已然下野,见到张学良第一句话就厉声质问:“你怎么不打(和日本打,作者按)?!”被革命军驱逐下野初期僻处白帝城,他不蓄私产,闲居以来生计窘迫,辞退了好多仆佣。日本人来拉拢,表示给其借款100万,提供枪支10万支及钢炮弹药等,助其东山再起,他断然拒绝:“我过去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何需要引外援?中国事中国人自治,盛情不敢领教!”

汪伪特务为诈钱财，抓了国民党税官[转帖]

作者：蔡德金 编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何嘘云，不仅是国民党财政部江苏印花烟酒税局的总务科长，还兼任四明银行的出纳科长，不论是居官还是从商，都是和钞票打交道

的，腰里有的是钱，当然住则洋房（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出则汽车。还有一个姓洪的（失其名），官衔比何还要大些，是财政部驻沪办事处的处长，也兼任四明银行的什么科长。他以“处长之尊”，甘于俯就一个银行里的科长，当然也看在钞票面上。除他们俩人外，还有一个江苏印花烟酒税局的科长，与何嘘云算是同事。这三个人都小有财名，撩得吴世宝眼睛里火辣辣的，因为这时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吴世宝放下方向盘（司机）还不久，视野还很窄，因此把这些小贪官，看做大财神了。好在他手里有的是喽啰，“招待”他们有的是地方，于是嘴巴一歪，这三位仁兄便给押进了76号。

因为这是他的小货，当然不能通天，76号的两个头头，丁默邨与李士群自然不会知道。他们的家属，在人被抓去以后，当即四处打听，居然给他们探得了来踪去迹，得知是在歹土的杀人魔窟。就凭“76号”三个字，已使人听了寒毛凛凛，还能把人塞进老虎口去吗?于是都急得乱找门路，终于一个个找到了马啸天。马虽是中统的老牌特务，可也在财政部税务督察处待过，与何嘘云等都是熟人。他们的家属都找到了马，自己当面托了还不放心，犹辗转托财政部的秘书兼财政部的驻港代表方畹倩，从香港写信给马啸天，要他大力斡旋，从中设法。马因不知就里，便去向李士群乞情。李根本不知道有这件事。马初以为李在推却，李也知道马在误会他，就叫吴世宝来。吴无法抵赖，只好把何等三人加上莫须有的罪名，承认下来。李当然知道吴的意图，可又不便当面戳穿，使吴下不了台。便面示吴把他们暂押，但不得用刑。这是马啸天在李着人去叫吴世宝时，向李特别要求的，否则吴准会胡来一下。即使做到这样，那个姓洪的已因经不起恐惧与紧张，一再去信催促家属，托人赶快送了笔可观的数目给吴世宝。吴亲口对洪说了一声：你放心好了，问题就好弄清楚。洪知道“把儿”（钱）已到根了，紧张情绪，才松懈下来。其实洪的这笔钱不花，问题也是要解决的。

问题的解决，固由马啸天的说项，但归根还是钱的力量，至于李、吴之间如何开拆?这个不论是李士群或吴世宝，谁也不会告诉马的，至于何等获释后在马那里，还了些什么愿?那也只有马啸天自己知道了。

八路南下支援新四军 [转帖]

就在刘春雷忙着给新“公鸡”剪鬃毛、打烙印的时候，部队接到紧急通知：骑兵团编入南下支队，在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开国中将）的指挥下，跨越陇海线作战。

南下支队由冀鲁豫七团、十团和骑兵团组成，这三个红军团都是军区的宝贝疙瘩，现在一家伙全用上了。根据命令，南下支队火速从砀山、黄口之间越过陇海路，沿途不许恋战。“突破作战时，一梯队不准救护伤员，行军途中不准等待掉队人员。任何人不得以救助为名擅自脱离队列，否则按临阵脱逃处置！”

此令一出，全团惊悸。这是最紧急状况下的行军纪律，大家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都在想：南边的新四军遇到大麻烦了！

老兵们都听说过“皖南事变”，所以当时都以为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大家焦急得不得了，准备豁出命去救援。战士们纷纷表态，即便累死也不拖部队的后腿。有的人还向战友们打招呼：我受伤了不要你们管，赶紧去接应新四军，千万别给咱们红军团丢脸。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4年9月，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八里庄战斗中牺牲了，但这消息当时严格保密，并没有被透露。

10月，国民党以三个师、六个纵队的兵力对新四军四师实施南北合击，四师参谋长张震（开国中将，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担心自己抵挡不住，就向正在湖西地区的冀鲁豫军区杨勇、苏振华求援，电报落款使用了已故师长的名字——彭雪枫。

杨勇和苏振华都是彭雪枫的老部下。彭师长当红三军团五师师长的时候，杨副司令员是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苏副政委是五师十三团政委。所以，两人接到这个求援电报，当然不敢怠慢，立刻派出精锐主力火速驰援。

骑兵团不顾疲劳日夜兼程，一路不断突破顽军的拦阻。

行军越紧张，就越需要把战马调理好。部队停下，人不吃饭也要先给马匹筹粮筹料。战士们的眼睛熬得布满了血丝，困得经常从马背上掉下来。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必须时刻留神观察，发现前面的哪匹马停住了，就去捅一下，弄醒睡着的战士。徒步大队的人拽着马鞍绳跟着走，也是边走边睡。夜里赶路，大刘听见旁边的一位班长哼哼唧唧、嘟嘟哝哝，接着又嘿嘿嘿地笑，正想问他乐什么，却见他一头撞了上来，原来是睡着了说梦话呢。

敌人察觉八路军冀鲁豫部队快速南下，顿时乱了手脚，新四军四师随即进行反攻。骑兵团开赴永城时，一路上看见顽军丢弃的辎重和伤兵，知道仗已经打完了。四师副师长韦国清、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前来欢迎南下支队，先是宣布：下一步的任务是歼灭涡阳、蒙城的敌人，可过了两天又说不打了。

原来，顽军方面提出要停火谈判，新四军就根据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同意谈判。于是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冀鲁豫的三个主力团万分紧张地跑到淮北，没打什么正经仗，每天只是看演出，开大会，参观交流。新四军四师倒是挺忙的，打土顽，搞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却一点儿也用不着八路军帮忙。

新四军和国军谈判，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实际上充当了谈判的威慑力量。想想看，七团是当年的“红军三虎”之一，十团是井冈山的老红军，骑兵团是从陕北杀到冀鲁豫的铁骑兵。有这样的老牌部队兼模范主力守在谈判桌前，是够顽军们胆战一阵的。

不过，对八路军而言，南下会师变成了“南下旅游”，长途奔波一场却没捞到仗打，这让大家多少有些不自在。本来嘛，部队开的是打仗的买卖，放着涡阳、蒙城都不让打，整天看戏喊口号的算是怎么一回事！交流经验的时候，领导们讲得很起劲，底下的人却觉得挺无聊。当时，新四军还没有使用过坑道作业，所以每次开会都要求介绍这个新战术。次数多了老八路就有些不耐烦，说：“光说不练有啥意思，还不如下个命令，看我们把涡阳城打下来就明白了。”

有些人还埋怨新四军小题大做，把老八路喊来喊去的。有一次，冀鲁豫十团的一个营和新四军某部一起看戏，不知怎的就吵了起来。十团这个营长也是个二愣子，跳起来喊一声：“十团的起立，上刺刀！”硬是把别人赶了出去，害得骑兵团以后参加联欢会都不许带马刀了。

其实，骑兵团和兄弟部队的团结友谊搞得还不错。开会的时候，那边喊一声“欢迎坚持华北抗战的八路军”，这边就回一声“向善于斗争的新四军学习”；那边喊一声“向八路军老大哥部队致敬”，这边就答一句“向英雄的

新四军致敬”。大家手拉手、肩并肩，参观访问、交流经验、听报告、看演

出……忙得不亦乐乎。

11月中旬，南下支队返回沛县、丰县。

临走之前，当地财政干部拖了几麻袋钞票来，不仅发战斗津贴，还按照当地公务出差的标准发放补助，每人每天一角钱。这可是冀鲁豫以往从没享受过的待遇，刘春雷领到了三块六。当时，涡河一带的工业品紧缺，农产品却很便宜，五角钱可以买一斤牛肉，十个鸡蛋才一角钱，于是大家吃了牛肉又吃鸡蛋，开心极了。

战士们吃得高兴，干部们却有点发愁。主力部队都是有年度任务的，比如骑兵团，1944年有一项指标是缴获重武器一百件。现在眼看要到年底了，还差十多件没完成，本来以为南下作战能“捞一把”，没想到又弄成了“旅游”，这可怎么办才好？

回湖西的路上，支队一直想找机会打一仗，可是各路敌人都躲得远远的，八路军遇不到对手，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了沛县。

不过，刘春雷倒是有点收获。部队经过永城的时候，找了个大户人家住下。大刘大概是住在了别人的书房里，满架子的各类典籍他看不懂，翻来翻去，突然就翻到一本有许多插图的书。这本书是讲怎么做西洋体操的，字不多，可画了不少示意图，男的肌肉强壮，女的曲线妙曼，十分好看。那时候，成天打仗的农村小伙子没见过这个，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大家抢来抢去地看图画，结果就把书扯破了。怎么办？当排长的掏钱赔偿呗！于是，刘春雷也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可惜的是，这个体操课本没过多久就被五马分尸，大家一人一页地瓜分了；大刘最后一个体操动作也没学会，真是浪费了教材。

回到沛县，湖西这边的战役也结束了，南下支队的使命完成，宣布解散。

九团团长匡斌（开国少将）神秘兮兮地来找况玉纯，约他去单县打仗。原来，国民党山东挺进军二十九纵队（时锡久部）进驻了单县东北的插花楼。匡斌的意思是想要骑兵团先快速过去把敌人监视起来，九团再随后赶到，两家一起把时锡久消灭掉。

匡团长约骑兵团当帮手，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动作快，能追逃也能打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骑兵不擅长攻坚，真正打据点还要靠他们九团，他的算盘打得倒挺精。反正有仗打就是好事，况团长立刻答应了。不过，匡斌敢不打个招呼就把部队拉出去打顽伪军；况玉纯可不敢，于是就请示了上级领导。

骑兵团急行军九十华里，赶到单县插花楼西南五里的大朱庄村，敌人派到村里催粮款的人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八路军俘虏了。时锡久的小老婆跑到村里来玩，也被骑兵抓了起来。

几个步兵团也相继赶来。最先到达的是七团和八分区独立团，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开国中将）指挥他们迅速把插花楼据点包围起来。等九团匆匆赶到时就只剩下看戏的份了，把匡斌气得哇哇叫。那时候，打游击是个零打碎敲的苦差事，攻城拔寨的油水要大得多，九团好不容易订下的菜，却让七团先上了桌，难怪匡团长要发脾气。

插花楼这里，时锡久的千把号人多是些土匪流氓，装备和战斗力不怎么样，据点工事也很一般，八路军的主力团一个冲锋就能拿下来。多余的部队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匡斌团长就决定带部队回巨南（巨野）去。

“怎么？你们骑兵团还准备在这里等分红啊？”当时，冀鲁豫军区的团干部之间有个民主协议，叫做“战场缴获奖励分红”，差不多就是见者有份的意思，主要用意是照顾小编制团队和地方部队。

况玉纯笑着劝匡斌别急着走，按他的看法，时锡久被围之后，单县的日伪军就会出来帮忙，到时候打援一样能发财。

“二十九纵队可是国民党顽军，如果单县的敌人不出来支援呢？”匡斌有点不信。

“再等等吧，如果敌人出来支援，就一定会有日本鬼子参加。”

匡团长听说日本兵要来，就去组织部队准备打阻击。

骑兵团也一门心思地想打援。李树茂告诉大家：“单县的伪军警备大队总共五百多人，没多大意思，关键是日军守备队有炮有机枪，咱们一定要把大家伙搞过来。”战士们摩拳擦掌，兴奋得不得了。

在插花楼阵地，七团和独立团按部就班挖坑道。

刘春雷跑去看热闹，发现他们有的在挖坑，有的在休息。几个神枪手闲得无聊，对据点里喊：“喂！你们有胆量就冒个头出来啊！”顽军们倒也有趣，不敢露头却伸手在墙头上摆了一块砖，这边立刻开枪，把那砖头打成几截。于是，外边的八路鼓掌，里面的顽军也喊好，接着又摆上一块砖……八路军在阵地上唱：“晴天呀晴天，蓝个莹莹的天……”顽军也在据点里吼：“我站在城头观山景，耳听见楼下乱纷纷……”大家就好像是在做游戏一样。

看样子，插花楼这里也在等着单县的日伪军。

等来等去，11月24日，终于把日伪军等来了。

单县的日军宇贺中尉、森方小队长带领鬼子守备队和伪山东警备总队第一大队前来增援，在常老家村附近遇到了八路军九团的阻击。

骑兵们关心的是日本兵来了没有。李树茂拿起望远镜一看，高兴地喊：“来了来了，带了两门步兵炮！”接着就听见团长下命令：“出发！出发！”

刚从大朱庄出来，就听见插花楼那边“咚咚”的炮响。那是七团的人知道鬼子出动，连实施坑道爆破都等不及了，直接用迫击炮平射轰击寨门，想赶紧解决掉时锡久，再回过头来打日伪军。骑兵们心说：想得美，哪有那么好的事！鬼子的这两门炮我们预定了，任谁也抢不走！

插花楼那边开打了，时锡久的人马抵抗了一阵才发觉不对：“不好了！真的是老七团打上来了。”其实，从包围插花楼开始，战士们就一直在喊：“我们是八路军八分区七团，赶快投降。”可时锡久的二十九纵队根本不相信。

顽军不上当的理由倒也很充分。首先，老七团的名声太大，以往随便哪个土八路都喜欢借这块招牌吓唬人，游击队动不动就喊“我们是老七团”如何如何的，次数多了敌人也就无所谓了；其次，时锡久也知道八路军七团、十团、骑兵团都南下打仗去了，他可没想到南边的顽军那么不经事，七团这么快就能回来打他。

更重要的是，插花楼的顽军没有看见“老七团的行头”。

七团有个炮兵连，这个炮兵连有一门九二步兵炮。这门炮是1941年缴获的，直到1944年，冀鲁豫军区装备有大炮的八路军步兵团只有七团这一家，威风得很。每次打攻坚战，炮兵连都把大炮摆在显眼的地方吓唬人，所以见到九二步兵炮就等于遇见了老七团。

不过，虽然有炮，却缺少弹药，军区兵工厂一个月也造不了几发炮弹，七团的大炮也是摆样子的时候多，开火的机会少。这次南下，七团干脆把大炮零件拆散埋在土里了。没了行头，也就难怪时锡久的手下不认账。

八路军在外面挖坑道，二十九纵队不急不慌的，还以为对手是独立团的土八路。等仗打起来，冲锋号一响，那队形、那战术、那火力、那气

势……霸气十足啊！顽军这才发现不对头，赶紧往回缩，直喊：“完蛋，真的遇到老七团了。”

七团猛攻插花楼，骑兵团就从大朱庄出发，向敌侧后方迂回包抄。大朱庄的老百姓挺有意思，也许是距离敌人较远，他们不害怕。也许是没见过骑兵打仗，觉得稀奇，反正男女老少都端着板凳椅子上房顶瞧热闹，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像是看大戏一样。

远处，敌人正在进攻九团阵地。伪军在前面拱，日军炮兵小队在后面助威，炮兵和伪军之间是日军步兵小队，伪军有四五百人，日本兵有六十多人。骑兵团的计划是迂回到日军背后，先解决掉炮兵，再冲击步兵。

炮兵是骑兵的克星。虽然步枪、机枪火力也会给骑兵造成很大杀伤，但在冲锋的时候，只要不打到要害，战马即使多处挂彩也能保持进攻姿态，这倒不是战马的觉悟高，而是因为受伤的马匹不离群，会主动跟着大队跑。但遇到炮火就不行了，炮弹一爆炸，马就惊慌得乱奔乱跳，骑兵能不被甩下来就算不错，根本顾不上进攻队形。

可炮兵也怕骑兵。炮兵移动速度慢，如果没有步兵的有效保护，很容易受到骑兵的冲击。所以骑兵进攻时，应该避开炮兵阵地的正面，从侧后方发起攻击。

骑兵团绕弧线迂回，大队战马踏起漫天尘土，被日军发现了，他们立刻实施干扰，接连几发炮弹打了过来。说起来，这日军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枪打得准，炮也打得准。

况团长命令一、三、四连作为第一拨实施进攻，三个红军连就以纵队阵型运动接敌。刚跑了没多远，又看见旗语指示：改向西南方向的贾庄快速前进！

原来，日军看见骑兵迎击上来了，就迅速向贾庄靠拢。贾庄是个有寨墙的村子，控制着通往单县的道路，如果让鬼子的步兵和炮兵占据那里可就麻烦了。于是，双方开始比赛速度，鬼子步兵拼命跑也比不上骑兵的马快，八路军的三个连冲进贾庄时，敌人离村子还有半里地呢！

骑兵进了村，鬼子却占据了村外的一片坟地，“噼噼啪啪”地打枪。李树茂立刻命令：“冲出村去，到敌人阵地拼马刀，消灭鬼子的时候到了。”三连防守住村子，一连和四连跃马杀向坟地。

马踏敌阵，一连的机枪手石双友来不及换梭子，就用机枪猛砸。不料被鬼子抓住机枪，一把拽了下来，两个人就在地上滚来滚去。刘春雷赶到跟前，骑在马上不好下手，只得跳下来帮忙。大刘先拿手枪抵着鬼子扣扳机，卡壳了，气得石双友又哭又骂，他只好再用马刀在鬼子的腰上戳一下。鬼子瘫了，石双友也晕了过去，不知道是被累晕的还是被气晕的。

那鬼子挺倔犟，八路军卫生员给他包扎，他把绷带扯开；炊事员问他要不要“米西米西”，他咧嘴笑笑，摇头，当天晚上就死了。后来才知道，这家伙是日军的小队长森方。

一连缴获了两门步兵炮，连长匡永盛赶紧指派了六匹马拉走，生怕有谁抢了他们的战果。有了这两门炮，骑兵团的缴获任务可以算是超额完成了。其他骑兵连队也都冲了上来，剩下的三十多个鬼子撤到了朱老家村。朱老家是个只有十一户人家的小村庄，老百姓早跑光了，鬼子钻进民房里躲着。骑兵把村子包围起来，刘春雷用马刀在土墙上掏洞，准备先弄个窟窿再丢手榴弹进去。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喊“鬼子放毒气了”，一群人被熏得满脸眼泪鼻涕，纷纷往外跑。

其实，这毒气是八路军自己放的。特务连的一个小伙，南下作战时捡到个花花绿绿的罐子，弄不清是什么玩意儿，就当做宝贝藏起来。他发现这罐子底部可以打开，还露出一截导火索，就觉得一定是个炸弹（还好他没以为是罐头），现在看见鬼子躲在房子里，小伙子就决定用炸弹把门炸开。他把罐子点着了丢在门槛上，瞧了半天，炸弹不响，却“突突”地冒绿烟。过了一会儿，它把房子里的鬼子熏晕了，也把围攻的八路熏得到处跑。

好不容易毒气散去，正准备再进攻，九团的团长匡斌来了。匡团长一到，就命令骑兵们撤下去休息，把最后消灭鬼子的任务交给九团。说话间，九团三营端着刺刀“忽啦啦”就把朱老家村围上了。

骑兵们很不甘愿，可人家匡团长的官大脾气也大，李树茂也不敢惹他。大家只好重新上马，去找伪军出这口恶气。（九团三营后来用逐房逐院攻击的办法，歼灭三十多个鬼子，捉了六个活的。三营九连还有个战士一人拼死了三个鬼子兵，被评为“拼刺英雄”。）

战场上，到处可以看见跑来跑去抓俘虏的骑兵，各连各排都跑乱套了。刘春雷听见马书龙说：“我们往南边追，把那些跑得快的捉回来。”大家都同意：“好啊，好啊！”

追出去三四里，看见有零零散散的伪军了，骑兵们一边喊“缴枪不杀”，一边收容俘虏。这时，二营教导员王凤翔也来了，他提议：“再接着追，绝不让敌人跑回单县城去！”

于是又追，一直追到离单县县城只有两公里地，已经可以看见北城墙了，终于追上了最后的十几个人。这些家伙也确实跑不动了，趴在地上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骑兵们都觉得好笑。

有个伪军军官，也许是觉得辛辛苦苦跑了那么远，眼看要跑到家了却被抓回去，实在气不过，再加上刘春雷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伤了他的自尊心。这家伙本来都已经交出手枪了，却又突然发疯似的冲上来抢夺骑兵挂在马鞍上的马刀，把大家吓了一跳。幸亏教导员王凤翔抢先一步，抽刀把他砍倒了。

询问俘虏，这才知道他就是伪山东省警备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吴振海。王凤翔的这一刀挺厉害，直接把吴大队长的肩膀砍断，结果没走多远他就因流血过多而死掉了。

回去的路上，刘春雷发现路边有一口十二印的大铁锅，大概是伪军们逃跑时丢下的，他立即捡了起来。其他人都弄不清这大铁锅有什么用，可大刘自有主意。当时，骑兵团的炊事员都是用家常的普通铁锅炒菜，每次做饭都要借用好几户老百姓家的灶台和炊具，不仅麻烦，而且动作慢。刘春雷是当过厨子的，会炒大锅菜，知道这口大锅对部队开饭有好处。

打下了插花楼，消灭了日伪军，领导们都很开心，于是就轮流会餐。刘春雷的这口大铁锅和他炒大锅菜的技术立刻就派上了用场，其他连队的人到四连来会餐，觉得四连上菜又好又快，实在佩服，纷纷把刘大厨子连人带锅请去传授经验。于是大刘就从这个连吃到那个连，又从这个团吃到那个团。

缴获九二步兵炮的几个战士只吃了连、营、团三顿庆功宴，可刘春雷却吃了十几顿，搞得几个功臣直犯妒忌，嘀咕说：“嗨，咱们的两门炮还抵不过他的一口锅。”

 以色列曾计划在非洲建国[转帖]
 

　　犹太人的国度最初并未直接和以色列挂钩。匈牙利犹太人西奥多·赫茨尔于1896年出版《犹太国》一书中，提出了两个候选方案：巴勒斯坦和阿根廷。在他看来，这两个地方都存在一些“没有民族生存的土地”，正适合犹太人这个“没有土地生存的民族”安居乐业。
　　早期的“复国”方案可谓五花八门：英国曾建议将非洲的一片土地卖给犹太人，作为“犹太国家”的奠基地，还有人打过中国东北或南美的主意，思路无非是利用犹太富豪的财力，购买无主荒地建国。后来二战期间，为避免大量犹太难民涌入美国本土，美国还秘密制定过《阿拉斯加发展报告》，打算把犹太难民迁往阿拉斯加。

　　1903年，针对当时俄国的反犹运动，英国殖民地事务大臣约瑟夫·张伯伦向西奥多·赫茨尔领导的锡安主义团体提出英属乌干达计划，将英属东非的1．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划作犹太人家园。如果犹太人愿意移民，他们可以开绿灯。通过考察发现，虽然这里气候与欧洲气候相似，比较适于欧洲犹太人移入，但高原上充满了危险的野生动物，而且那块地方人口本来就很多，是非洲人口密度最大的地方，当地人可能不会接纳欧洲移民。锡安主义大会研究了考察团提交的报告后，婉拒了英国的提议。

　　阿根廷方案是赫茨尔当初在《犹太国》里的两个备选方案之一，原因是阿根廷潘帕斯草原地广人稀，有不少德国移民，其中很多是犹太人。但阿根廷方案很快被否决。因为当地德国移民间关系紧张，犹太人并不占上风，所以犹太商人对此计划都不感兴趣。

　　此时赫茨尔再度起到关键作用：他筹集到一笔巨款，赠送给奥斯曼土耳其苏丹哈米德三世，正饱受财政赤字困扰的苏丹投桃报李，默许犹太人回归“锡安”。1882年，14名来自俄罗斯哈尔科夫的犹太大学生用《旧约》诗篇中提到的锡安山指代巴勒斯坦，建立了一个叫做“重返锡安”的组织。1890年，“锡安主义”被奥地利人比恩鲍姆首先提出，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代名词。1908年犹太人在巴勒斯坦收购土地，安置移民成为有组织的复国主义活动。1909年，被称为“基布茨”的犹太定居点首次在巴勒斯坦出现，至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4万东欧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

西泠印人汪新士[转帖]
 

　　　　被称为中国篆刻艺术殿堂的西泠印社,创建百年,能有幸入社的不到300人,而1946年前入社的早期社员,前些年仍活跃在印坛的只汪新士一人。
　　汪新士为西泠印社创始人王福庵、丁辅之、唐醉石及马公愚的入室弟子,与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同年入社,60余年如醉如痴,游刃于方寸金石之间,治印一万余方。曾为一代伟人邓小平及彭真、陈立夫、沙孟海、关山月等刻治“私家印”或藏书章。汪新士以“人世无常,艺术永存”为信条,特别珍惜迟到的晚晴,改革开放20余年,他亲率弟子在荆州、深圳创办南纪印社和北斗印社,承传西泠精神,弘扬国粹,培养学生二千多名,桃李满天下。他那金石般生命撞击出的火花,如同铄石流星,飞落神州大地,将我国特有的至高至雅的金石篆刻艺术发扬光大于世界。他还担任了家乡浙江江山印社名誉社长和余绍宋研究学会研究员及深圳书画艺术学院篆刻研究班导师,作品多次参加中外大型书法篆刻展览并获奖。他编刻的《毛泽东诗词集句印谱》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汪新士出身名门,转益多师,作品高妙,才情横溢,但一生颠沛,经历坎坷,身陷囹圄而不忘国粹。他为人谦和,豁达大度,宁静淡泊,甘守清贫,年近八旬仍在深圳以卖字治印为生。2001年11月19日逝世那一天的凌晨3点,他仍在教学生治印,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

　　书香世家 幼承庭训

　　汪新士名开年,号不舍翁、无际老人。书斋名养气斋、锲镂轩。
　　汪新士1923年生于浙江江山县(现江山市)大陈乡的一个书香世家。大陈乡四面环山,峰峦起伏,小桥流水,满目苍翠,汪新士少时就生活在这“环山十里皆松树,天下应无第二园”的世外桃源之地,秀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艺术灵气。
　　汪新士祖父汪乃恕为光绪年间衢州首富,曾任衢州府商会会长。一生积德行善,铺路修桥、建凉亭、施医药,创办义学萃文学会(民国改为萃文中学),被誉为“清末慈善家”。父亲汪志庄为民国初年国会议员,在北京住了十年。他广交结,精诗书印,且富收藏,书画碑帖、石章印谱、钟鼎彝器、文房四宝……既多且精。伯父汪访平篆刻别树一帜。母亲余氏更是出自“文艺传家三百年”的七代书画之家。舅父余绍宋是民国时期的大书画家、理论家,与梁启超、陈师曾、叶恭绰、于右任、黄宾虹等友善。清末留学日本,学法律,曾画风霜雨雪四幅墨竹参加全日本书画展,被日本皇太后重金收藏。回国后从政,官至北洋政府司法总长。因不满意北洋政府与法国签订的不平等贷款条约而拒绝签字(即民国史上的金法朗案),愤然辞官回故里,专事研究学问,著有《画法要录》、《书画书录题解》。现此两书仍为研习书画者的理论典籍。其家乡浙江,建有余绍宋纪念馆。
　　幼年的汪新士就生活在这样一个书林画海文化氛围十分浓烈的家庭环境里。耳濡目染,使他对书、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5岁开始跟随父亲临帖写字,15岁从伯父、舅父研习篆刻,临摹西泠八大家作品。父亲常教导他篆刻应“执刀如执笔”。1948年汪新士在他的《学印师承记略》中,对他这段经历作过记述:“开年幼喜涂鸦,见家君临池,心窃好之,退诸小则摹拟以为乐,稍长好为人书,即非所求者,亦赠之,至为可笑。弱冠学治印,辛巳赴龙游省觐舅氏余越园先生……”
　　汪新士生性聪慧,摹仿力很强,几至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有一次,他去给外婆拜寿,并带着自己的书印作品求舅父余绍宋教诲。舅父展开一看,大吃一惊,以为是自己的旧作,赞叹之余,正色地对外甥说,你不要摹仿我的字,这只能“徒具形似”,却失去了个性。习字应多临古帖,刻印要以“秦汉为宗”,多摹古印,多研书法及《说文》,始有所本;不能专攻一家,尤其不能摹仿近人作品,以求自立……
　　余绍宋见外甥汪新士资质聪慧,勤勉好学,1941年,将其介绍给从他学山水画的韩登安学艺。韩登安名竞,别号仲静,书斋曰容膝楼。1933年入西泠印社,1947年为印社总干事、代理社长,也是书法篆刻界一大名家,其细朱文印人称绝艺,尤擅多字印及小印。当时汪新士在浙江丽水县碧湖镇省立联合中学艺术科就读,其美术课教师是徐悲鸿的得意门生孙多慈女士。孙继徐氏衣钵擅素描写生。因有此渊源,汪新士除兼通正草隶篆四体书、诗词、篆刻外,也善丹青,偶作墨竹,亦清新淡雅,意境幽长。

　　抗战初期,韩登安任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秘书,代省主席回信,时间比较充裕。汪新士常将自己习作寄给韩登安指点。韩登安不厌其烦地为其细加批改,评论指导,虽极细微处,亦不放过。汪新士1941年至1945年从韩登安函授学篆刻四年,功业大进。
　　汪新士十分珍惜韩登安的教诲,把有韩登安阅示的印存辑为八厚册,郑重地在封面题签《汪新士学印初稿集成》。可惜这八本“印存”在解放初期汪新士赴上海读书时未及带走而散佚。族人汪德祥父子曾拾一册,但被人用其背面作收谷账本,后由族侄汪逸羽索回,得以虎口余生,成为手抄孤本。笔者曾见到过此残本,见韩氏在每方印稿上都用蝇头小楷批示:“茂秀”、“流走自然”、“有韵”、“尚佳”、“稍细则秀”、“此为岭南一派,刀法笔意均佳”……并从字法、篆法、章法上亲作示范。老一辈印学大师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精神,令人叹服。

　　抗战时期,汪新士曾随校逃难,衣物用品多有散失,唯保存的印谱及治印之具无遗,特别是1941年他在舅父余绍宋家钤拓的《寒柯堂印存》八册,均是名家为余绍宋所刻的用印,共2000余方,保存完好,足见汪老潜心斯道之志不移。

　　转益多师师事王

　　抗战胜利后,汪新士随校回到上海,就读于上海诚明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院长蒋维乔原是江苏省教育厅厅长、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前身)校长,著名学者。汪新士亲聆其授古典文学课,因此古文功底深厚,善吟诗作对,常自吟自书,一气呵成,对仗工整,且时出新意。
　　去上海前,舅父余绍宋写了一封荐举信,将汪新士介绍给西泠印社的创始人之一———他的老朋友、书法篆刻界一代宗师王福庵。
　　王福庵(1880-1960),名,字维季,别号持默老人,浙江杭州人。曾先后在北京、南京任中央印铸局校正,创作官印关防。王福庵最工小篆,合以古籀,沉健圆润,得二李奥秘,自成一家。治印稳实浑朴,挺秀停匀,直追秦汉,开创浙派新面貌,为当代所宗。光绪三十年(1904年)王福庵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开风气之先,与丁辅之、叶舟、吴隐、唐醉石等共同在杭州创办了西泠印社。西泠印社是我国第一个研究金石书画的学术团体,也是中国篆刻艺术的学术研究中心,被誉为“天下第一名社”。1911年,孙中山先生创建民国,中华民国国玺(解放前夕,被蒋介石带往台湾),就是王福庵刻的。

　　王福庵不仅学养高深,人格也十分高尚。上海沦陷时,汪精卫派人邀他去南京汪逆伪政府任职,他严辞拒绝,并刻了“山鸡自爱其羽”一印以表心迹,曾轰动一时。他和其他几位西泠印社创始人,后人誉为西泠创社“四英”的,约定终生不任西泠印社社长。他为自己治了一方印:“但开风气不为师”。王福庵及余绍宋不畏权势、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和铮铮铁骨对汪新士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汪新士拜师王福庵前,韩登安曾多次向王福庵谈及汪新士,说汪新士为可造之才。为郑重其事,汪志庄还特意将自己珍藏的一页扇面让汪新士带去作为拜师礼。王福庵展开一看,不禁一惊,竟是他父亲王同(同治年间进士、大学问家)写给太师秋圃夫子的书法作品,大喜过望。仔细欣赏,连说从未见过,但表示实不敢受。汪新士说:“父命难违,请老伯一定要收下。”王福庵这才站立起来,屏息沐尘,毕恭毕敬对着扇面鞠躬,三拜而受之,然后为汪新士的印屏题写“新士铁笔”,收其为弟子。
　　王福庵将汪新士收为入室弟子后,汪新士每周一两次携着自己的印稿,到王福庵的寓所求教。王福庵不吝指点,勖勉有加,鼓励汪新士创出自己的风格。汪新士把老师的教导记录在自己的《治印日记》上,反复领悟,并带印泥把王福庵自刻的用印,钤在宣纸上,以便摹刻。
　　1947年,汪新士临摹王福庵1938年刻的一方苏东坡词句:“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经反复领悟,将其数处篆法改动。王老看过后,大加赞赏说:“改得好,比我的更加紧凑。”后来亲笔题词勉励这位高足:“勉力务之必有成”,称赞他“好学力行,日有进境”。

　　少年得志跻身西泠

　　当时西泠印社的大师们大多住在上海,为让这位高徒博采众家之长,王福庵又领汪新士拜见寓居沪上的西泠老人丁辅之、唐醉石两位挚友,拜其为师。丁辅之(1897-1949)名仁号鹤庐,收藏西泠八大家印500多方,其中浙派始祖丁敬的篆刻有72方,故颜其居曰“七十二丁庵”;唐醉石(1886-1969),名源邺,号醉农,现代杰出金石书法家,在文物鉴定、收藏等方面造诣极深,18岁即为西泠印社创办人之一,其外祖父李辅耀,因此而将孤山别墅连同花园赠作印社社址,以促成其事。自拜了这两位名家为师后,汪新士便经常出入于丁、唐住所,求教于这两位老前辈。丁、唐二老常在精要处加以点拨,以“小心落墨,大胆奏刀”、“以古为师”、“印外求印”等语相勉,令爱徒得其精髓。在沪期间,王、丁、唐,以及马公愚等,均向这位晚生出示了他们历年珍藏的古今石章印谱,指点他精勘鉴别。汪新士花了两年时间,将王、丁、唐的藏印共800余方,钤拓成谱。在丁辅之亲自督导下,学会了拓边之法,达到“黑白分明,油光闪亮”的八字要求;并几次亲见唐醉石老师用切中带削的滚刀法为其修改刻印,而得其真传。
　　就这样,汪新士在上海大学求学期间,在完成学校功课之余,遍访在沪的书画名家,穿行于众师之间,同时广涉前人碑帖,深研金石印章,上朔秦汉,下法邓(石如)赵(之谦),功力益进,使其在风华正茂之年而头角崭露。其印因字设形、章法自然、平中见奇,富于笔墨情趣和金石气韵。尤擅长边款,冲切结合,笔墨情趣与金石斑驳相融洽,形式多样,各体皆备,有六朝碑意。与此同时,他的书法艺术也达到相当境界,其书不留飞白,横画顺势直下并拖,竖画则从轻出,一波三折,燕尾处挑笔,节奏自出腕底,显得古拙厚重,结构天成,为他晚年在印坛自成一格打下了坚实基础。

　　汪新士还为自己的篆刻总结了一套经验:“运笔临石之初,试收神摄气以审度,平心静气以布局,沛然盛气以发刊,则气之所存,形神险巧俱随之矣。”受到众师赞赏,曰:“吾弟实为我浙后起之第一人也!”“十年之后,未有不名家者!”
　　汪新士转益多师,书法篆刻艺术造诣已达到相当水平。1946年,汪新士由恩师王福庵、韩登安引荐,加入了西泠印社这所篆刻艺术殿堂。当年与他同时入社的有一代国画大师张大千。张大千时年48岁,他24岁,是当时社中年纪最小的,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这个纪录,可谓少年得志。抗战前,西泠印社社员每年清明、中秋两节各聚会一次,每次一周左右,在一起切磋技艺,开办展览,交换收藏。1947年重阳,是西泠印社抗战胜利后补行成立40周年纪念会,汪新士有幸列其中。是日,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湖光山色,交相辉映,各位老前辈谈古论今,挥毫奏刀,乐也融融。汪新士置身其间,感到受益匪浅。2001年夏,汪新士向记者出示了1947年秋西泠印社补行40周年纪念的社员合影照,留影者多为鹤发银须,或届中年,唯汪新士少年英俊,西装革履,风度翩翩。50多年后,重睹旧物,岁月磋砣,汪新士不胜唏嘘。西泠创建近百年,先后入社的不到300人,照片中的50多位早期社员,至2001年夏,健在的只有他和晚他一年入社的高式熊、方去疾而已。

　　刻印娱亲书艺姻缘

　　1948年,汪新士完成了大学学业。1949年7月入上海华东新闻学院研究班(复旦大学新闻系前身)。为研究班授课的是范长江、恽逸群、王中等我国著名报人和新闻理论家。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急需无产阶级新闻人才,研究班的学员只学习了一年就毕业了。由于碰上特殊时期,汪新士正好成了民国的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和新中国成立后的最早一期新闻研究班学员。
　　解放前夕,汪家已家道中落。原来,汪新士的父亲汪志庄有兄弟四人。祖父汪乃恕去世后,父亲分得良田1600亩,加上祖母的一份,共3200亩。汪志庄辞官归隐后,在家乡办报纸,兴实业,开电灯公司,建电影院。他秉承祖上遗风,乐于施舍,助人求学,尝谓:身外之物不足惜,但求温饱足矣;纵使千金不复来,亦复何憾。有一次,家乡一庙宇倒塌,和尚到汪家化缘,汪志庄将卖田准备给两个儿子的学费悉数捐给庙里。诸如此类的事不胜枚举。1948年,汪志庄60岁生辰,汪新士专为父亲治了“守拙归园田”、“老不求名语益真”、“千金散尽还复来”、“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世冥”、“我愿慈闱多福寿”等20多方石印,收在他解放前印拓的《娱亲印存》中。汪新士以刻印娱亲,一时在师长、亲友中传为美谈。舅氏余绍宋在《娱亲印存》扉页上题辞:“娱亲之方法不一端,而以刻印娱其亲则前人尚未有。开年此刻实为创举可嘉也。”

　　1949年解放初,汪新士与小他6岁的张明之(原名张明珠)结为伉俪,说起来,这也是一段“书艺姻缘”。
　　汪新士就读的上海诚明文学院,校址在上海市闸北区。沦陷时学校迁到江西上饶,院址被基督教办的孤儿院占用。汪新士的老师韩登安知道后,当即给其同事的外甥张九如写了一封信,请他为汪新士解决住宿问题。汪新士搬到张宅亭子间与张九如同住。亭子间里放有一架风琴。汪新士在中学时是歌咏队长,会钢琴,经常与音乐老师的提琴伴奏演出。张明珠初中毕业时,代人上过音乐课,自己弹风琴伴唱。听到汪新士用和声弹风琴,十分羡慕,就跟着学弹起来。她又想考高中,汪新士就帮她复习国文,这样便日益亲近起来。张明珠从小由外婆抚养长大,和外婆最亲热,而外婆经常称赞汪新士勤奋好学,品行端庄,十里洋场,从不涉足。九如心领神会,就去杭州找袁家舅舅和韩登安当介绍人,把三妹许配给汪新士,造就了这段姻缘。

　　生命谷底 秦砖汉瓦

　　汪新士在华东新闻学院研究班毕业后,开始准备分配他到山东《大众日报》,后考虑到他夫妻分居两地,改分配到上海铁路局政治部宣传部,创办《上海铁道报》。宣传部长见他擅长书画,将其留在宣传部工作,并编写《铁路宣传员手册》。1953年,铁道部创办上海铁路电讯信号专科学校,缺乏师资,让他改行任教员。1956年铁路教育大发展,铁道部又在武汉筹建铁路运输学校,汪新士同夫人张明珠一起调到武汉。汪新士任语文学科主任,张明珠在校图书馆工作。
　　1957年,整风“反右”开始,汪新士一下子跌进了人生的低谷,这场运动改变了他以后的大半生命运。
　　整风运动初期,汪新士听了毛泽东主席在全国最高国务会上的讲话录音,毛泽东说,人长了嘴巴有两个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讲话,你不能不让人讲话。大鸣大放时,小组推选他执笔,写了一篇文章《救救我们的肚皮》,意思是不让人发表不同的意见,光吃饭,肚皮会撑破的。学校联系到他是大地主、大资本家出身,将其划为右派,因他不认错,又“升格”将其打为反革命,开除公职,判刑四年,投入监狱劳改,1961年方始出狱。
　　在此以前,他拿的是副教授级工资,每月96元。失去工作后,只有妻子一月59元的工资收入维持他夫妻和四个孩子的生活,日子过得十分艰难。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精简城市人口,号召居民下乡,下乡者除由政府负责路费外,还给200元安家费,带小孩的另有补助。汪新士一咬牙,于1962年带着10岁的女儿新立和6岁的儿子迎超,下到钟祥县长城人民公社肖家店孙家弯生产队。肖家店是钟祥县最落后的地方,缺水缺肥,每个工分只有4分钱,一年中有半年吃返销粮。
　　虽然队里看他是个知识分子,没有让他做田里的农活,只安排他给生产队放牛,但生活还是十分艰难,煮一锅稀饭吃三餐。他同队里的老乡一样,喂养了几只鸡,把下的蛋拿到镇上去换点盐油酱。10岁的女儿汪新立帮他放牛、洗衣、碾米、做饭和照料弟弟迎超生活,喊周围社员为大伯、大妈,农民都很喜欢她。
　　昔日的篆刻大师,在政治上、生活上都一下子跌入了谷底。但生性乐观和性格倔强的汪新士在艰难的岁月里没有失去信心,仍痴迷于他赖以为命的篆刻艺术。白天要放牛、做饭、洗衣、种菜,只有夜晚才能拿起刻刀。没有电灯,他便用墨水瓶做成煤油灯,伏在煤油灯下潜心刻印,常奏刀至半夜一二点。腹中饥饿,就喝几口用瓦罐在柴草灶里的余火煨熟的稀饭,抓一把咸菜,聊以果腹。生活上的困难他能克服,他感到最为难的是没有刻印材料。开始他一方石章六面刻满,后来带来的几方石章也用完了。一次他放牛路经一片瓦砾地,忽然想到了秦砖汉瓦,便参考秦始皇开国之印,试着在磨光的青砖青瓦上刻了几方砖印、瓦印。拿到放大镜下一看,连自己也惊呆了:这些砖刻、瓦刻别有一番风韵,那种金石斑驳的情趣,是人工难以摹仿的。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在钟祥期间,他共刻了60多方砖、瓦印。每刻完一方印,他都要在煤油灯下,用放大镜仔细观赏把玩,感到乐不可支,宠辱皆忘。

　　篆刻作品文物收藏

　　1964年毛泽东主席正式出版了他的诗词37首,北京荣宝斋准备举办毛泽东诗词全国书画展,向全国征集书画印作品。西泠印社、东湖印社为此向社员转发了通知。为表达对领袖的崇敬和爱国之忱,汪新士决心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把毛泽东诗词的精神用篆刻转换出来。通过反复研读,他发现毛泽东诗词虽只发表了37首,却涵盖了从“五四”运动到社会主义建设近半个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史实,是一卷伟大的中国人民革命史诗。于是他找到了创作的主题:“一幅悲惨壮烈雄壮瑰丽的长卷”。他从毛泽东诗词中精选了34句诗词,用三字句、七字句组合成了一组类似歌谣体的印刻———《毛主席诗词集句》:
　　怅寥廓,江山如此多娇;忆往昔,百年魔怪舞翩跹;惊回首,洒向人间都是怨;风雷激,红旗卷起农奴戟;枪林逼,敌军围困万千重;缚苍龙,红军不怕远征难;驱虎豹,红旗漫卷西风;俱往矣,天翻地覆慨而慷;天下白,百万雄狮过大江;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起宏图,欲与天公试比高;同心干,六亿神州尽舜尧;今胜昔,芙蓉国里尽朝晖;全无敌,扫除一切害人虫;迎春到,风景这边独好;看今朝,神女当惊世界殊;歌一曲,环球同此凉热。
　　在表现形式上,采取或方或圆,或长或短,或拟古或用今,共刻出印章46方,每方印分别用钟鼎文、石鼓文、瓦当文、古玺文、玉箸篆、拟秦诏版、汉碑、魏碑、元朱文、浙派刀法、白石老人法甚至毛泽东书体等不同字体刻就。在风格上,浙派、皖派及明清和当代各大流派具备,而刀法上则是单刀、双刀、冲刀、切刀、凿刀等无不运用。其中用瓦片刻标题《毛主席诗词集句印稿》、《中国人民革命诗史》、《一幅悲惨壮烈雄伟瑰丽的长卷》等八方,最大的一方直径达15厘米,篆刻作者均署名“红农”,取红色农民之意,也指印泥的红。这些作品凝聚了汪新士的平生所学,可谓篆刻艺术之集大成,也是汪新士篆刻艺术的登峰造极之作。当时他还计划结合《毛泽东选集》编写长篇边款,作为歌颂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但不久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汪新士未能如愿,此事成了他终身的遗憾。
　　1965年,《毛主席诗词集句印屏》送荣宝斋展览,好评如潮。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没有人敢公开宣扬。直到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书画展在北京展出,这组毛主席诗词篆刻作品,才重见天日。这些作品后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作为文物收藏,他获得四枚纪念章。
　　20世纪90年代汪新士在深圳,香港记者问他,你治印60年,一生刻过一万多方印章,你认为哪些印章是你的最得意之作?汪新士不假思索地说,是我在钟祥刻的那些砖章瓦印,它们确是我倾尽心力,富有创造性的作品。

　　在劫难逃再陷囹圄

　　汪新士下到钟祥的第二年春节,夫人张明珠从武汉赶来看望他和小孩。见他拖着两个孩子在农村劳动,十分艰难,特别是两个孩子的教育问题很难解决,意欲将小孩带回武汉。但此事谈何容易。因当初下放时,新立和迎超的户口都随父亲转到农村,要想再转回城市,比登天还难。在苦苦作了一番思想斗争后,汪新士一咬牙,又作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与十多年相濡以沫的妻子张明珠离婚,以便子女随母将户口转到武汉。出此下策,实在是万般无奈,但为了子女们的前途和今后免遭连累,他与妻子不得不默默地承受着这巨大的痛苦。张明珠携儿女回城后,为负担一家大小的生活,白天在学校上班,夜晚到职工夜校教课,含辛茹苦、艰辛备尝,直到20年后汪新士重获自由,他们夫妻、父子(女)才得以重新团聚。这是历史所铸成的人间悲剧。
　　当时汪新士在农村虽是改造对象,但他和村里的农民相处很好,平时帮社员写信,春节为老乡写春联,有时还教队里小青年学书法、唱歌和识音乐简谱。淳朴善良的农民没有将他作“四类分子”看待,仍然亲切地称他为汪同志,队里还安排他去教小学二年级。这使他感到了人间的温暖。
　　但即使这样的“好境”也不长,不久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一开始,就不准他再在耕读小学教书。桀骜不驯的性格和不谙世事的书生气又让汪新士做了一大糊涂事,他竟然上书中央某大报,写了一篇什么“建议书”,结果他被抓去无休止地批斗、挂黑牌、游街。身体上的折磨,他尚能忍受,而令他心里滴血的是抄了他的“家”,将他几十年耗尽心血珍藏的书法作品、印章、印谱,包括他精心刻制的《毛主席诗词集句印谱》的原件,统统抄缴一空,其中有陈伏庐(清末翰林、民国初国民政府秘书长,即陈叔通的二哥)和他的先师王福庵、唐醉石、马公愚、韩登安等为其书写的书法篆刻作品,以及1948年他为父亲刻的多方印章。所幸的是,他侄儿汪乐夏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还是为他保存下了一些非常珍贵的作品和资料。那时,也许是汪新士对“文革”初期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政治风云有所觉察,或者是对自己斗胆上书中央提建议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后果有所醒悟,他于1966年初将随身收藏保存了20余年的两本印存、两幅印屏寄给了汪乐夏,并嘱咐侄儿妥为保存。寄给侄儿印谱时,他无意中将1947年西泠印社补行纪念成立40周年的合影照及社员题名录也夹了进去。汪乐夏受叔父重托,将印存、印谱连同那帧珍贵的照片视为生命,绞尽脑汁、冒着风险,不避艰辛地将其藏匿在大柜底、悬置于农村大屋的房梁上、包裹在破烂的衣物中,甚至多次转移到亲戚、同学、朋友家。尽管自己家也被抄,个人所珍爱的制印工具及带纽石章被抄走,但三叔托管的这批文物还是躲过了十年浩劫被保存下来。1985年,他将这些东西完整无缺地送还了汪新士,后被收入到汪新士出版的《汪新士篆刻书法集》里。因“文革”时西泠印社也被抄,照片及题名录已佚失。汪新士将那帧弥足珍贵的西泠印人合影照片赠给了西泠印社,使这一珍贵文物能留存于世,真乃不幸之幸。
　　1973年清理阶级队伍。汪新士不仅是右派、反革命分子,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的孝子贤孙,而且还清理出他二哥在解放初期逃往台湾,表姐夫现在香港,有着复杂的台港关系,加之他斗胆上书中央等罪名,在批斗会上由军管会当场宣布将他逮捕,判刑15年,再次投入监狱。这年,汪新士50岁。

　　狱中收徒“高墙教化”

　　汪新士身陷囹圄,仍不忘他的篆刻艺术。他在狱中刻了两方印章投寄《湖北新生报》被刊载。监狱领导见他有一技之长,便将其安排到监狱办的建筑工程设计室绘图。
　　在监狱的管理干部中,有一位21岁的统计员昌少军,稍懂书法和绘画,见狱中有此高人,便萌发了向汪新士学习篆刻的念头。一天,昌少军以到设计室统计数字为名,拿着那张报纸悄悄对汪新士说:“我想拜你为师。”汪新士会意地点点头。当天晚上,昌少军写了一封拜师信。汪新士见昌少军态度诚恳,便在狱中收了这位徒弟。当时汪新士住在设计室三楼的一间阁楼上,每天夜深人静,昌少军就悄悄溜进汪新士的住处。汪新士收上活动楼梯,盖上木板,教昌少军学治印,师徒二人浸沉在艺术的殿堂之中,经常“三更灯火五更鸡”刻印到东方发白。学了一段时间,昌少军学业大有长进,在一些书法绘画展览会上频频得奖。昌少军便将自己这一奇遇告诉了荆州日报记者、书协会员鲁家雄和江陵县文化馆馆长、画家肖代贤。鲁家雄带着相机到狱中采访、拍摄照片。肖代贤与汪新士的老师唐醉石之子是同学,早就仰慕西泠印社,便赶忙来到监狱观看了汪的作品,并和管理汪新士的指导员商量,让汪新士为文化馆办的书法篆刻学习班学员讲课。指导员断然拒绝。
　　肖代贤见说不动指导员,又找到在荆州地委担任领导职务的书法协会顾问张一正,张虽与监狱长是战友,但监狱领导认为放服刑人员出去讲课属原则问题,不敢擅作主张,此事又被搁了下来。1983年肖代贤又找到荆州行署分管政法工作的孙华明副专员。恰好孙华明刚从省劳改局开会回来,他也听说荆州监狱关有一名西泠印社的早期社员,才华出众,便偕同肖代贤一道到监狱去了解情况。监狱长、政委见分管领导都这么重视,便应允了肖代贤的要求。但有个条件,汪新士只能在监狱中讲课。这样便由文化馆出面,招收了30多名学员,在狱内办起了一个特殊的书法篆刻学习班。办班之前,监狱长、政委一起找汪新士谈话,要他不要保守,表现好可以酌情减刑。
　　就在此时,沙市也办了个50多人的书法篆刻学习班。沙市的学员闻讯后便赶到荆州监狱来听课,学习班人数猛增到90人。监狱的会议室装不下了,监狱领导在做了妥善安排后,只好作出让步,将学习班搬到了工人文化宫。开始,汪新士在监外授课,后面还跟着一个狱警。后来狱方根据具体情况,认为没有必要再这样做,便不跟了。再后来又将汪新士调到狱外的基建队描图,这样汪新士讲课更方便了。
　　就这样,汪新士在特殊的环境下以特殊的身份,为文化馆开办的三期书法篆刻学习班授课。
　　古有“高台教化”之说,然而,荆州监狱发生的这段极富传奇色彩的“高墙教化”的故事,可谓首开教化先河。这一举措已在荆楚文化界及城乡人民中广为流传。

　　铁笔生花 再创辉煌

　　1985年,汪新士被提前三年释放出狱,从此摆脱伴随他27年的厄运。
　　1986年端午节,汪新士在荆州创建南纪印社。
　　1991年,汪新士来到深圳,创立了北斗印社。
　　至此,我国已有西泠、东湖、南纪、北斗“东南西北”四印社,汪新士是唯一身为东南西北四印社的印人。他还计划再办一“中原印社”,这样便东南西北中都齐全了,可惜竟成遗愿。
　　2001年11月19日,汪新士刚过完80岁生日半个月,驾鹤而去。
　　2004年5月,汪新士的弟子出资出版了《汪新士纪念文集》。

歌剧《江姐》首演与打入冷宫内幕[转帖]

歌剧《江姐》剧照

歌剧《江姐》首次公演是1964年金秋，当年参加过1964年版《江姐》创作演出的同志，健在者都已进入了古稀之年。 《党史纵横》2009年第一期刊登了耿耿的文章，记叙了《江姐》首次公演前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现摘编如下。

《江姐》初审会上，音乐部分居然被全盘否定

1958年，空政文工团设立总部，团长黄河，政委陆友，下辖歌剧团、歌舞团、话剧团和空军军乐队。 1959年全军第二届文艺会演，推出了许多优秀剧目，而空政文工团的几台剧目社会反响有点平淡。为此，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批评了空政文工团，说：“帅有问题。 ”刘亚楼的一句话，把团领导一个个弄得忐忑不安。

1960年，编剧阎肃建议：“我看《红岩》那本书不错，里头有个‘江姐’，咱们就写一个‘江姐’吧。 ”不久，阎肃就揣着小说《红岩》去辽宁锦州探亲休假。在那里，他用18天时间写出了初稿。阎肃早年在重庆参加过学生运动，多次去歌乐山的“中美合作所”，他熟悉重庆的革命斗争史、乡土人情和风俗习惯。 《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看了剧本后，都予以了肯定，就是因为阎肃有比较坚实的生活基础。

完成创作后，阎肃把稿子带回了北京，音乐创作的重任便落到了羊鸣、姜春阳、金沙的身上。三位音乐大师使出了浑身解数，不分白天黑夜连轴转，写完了曲子。文工团召开了第一稿审查会，陆友主持会议，由阎肃念剧本，羊鸣、姜春阳、金沙三人唱。老同志黄寿康回忆说：“阎肃第一稿剧本写得长着呢！‘江姐’哭丈夫一场，后来只有20多句，阎肃最初写了100多句，还不得把演员累死啊。但总体看，文学上能站得住，人物、情节、高潮都有。三个作曲的唱得也挺得意，摇头晃脑的，还带着表情和手势，自我感觉良好……”

没想到几位领导听了光摇头，不点头，都不太满意。这几位领导在音乐方面可都是专家。会议结束时，陆友作了一个结论：“剧本还要修改，这第一稿的音乐全部作废！太肤浅，不行，一个音符都不要，推倒重来！ ”结果剧本修修改改了3年，直到1963年9月，《江姐》才终于通过了审查，进入了试唱排练阶段。

刘亚楼精雕细刻改《江姐》

1963年11月29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吴法宪、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在北京东交民巷22号空军小礼堂观看了歌剧 《江姐》的连排。刘亚楼一边观看，一边和陆友交谈，对情节、唱腔、歌词、道白都提出了修改意见。刘亚楼早年留学前苏联近10年，毕业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在莫斯科大剧院看过西洋歌剧，对西洋歌剧的套路比较了解。

刘亚楼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主题歌。他说：“主题歌你们琢磨一下，不够响，要一字一句推敲。《洪湖赤卫队》的主题歌就很突出，主要是顺口。现在的问题是整个曲子没有核心，没有主调。 《红梅赞》曲子不突出，目前还不能成为主题歌。我主张现在的《红梅赞》不要，离开它来写曲，写完曲再填词。可不可以用这种办法来把主题歌写好？（旋律）可以采用一些地方戏曲和民歌，可以移植，可以模仿，但是必须要有特色。 ”

根据刘亚楼的指示，《江姐》剧本四次修改，音乐反复加工，仅《红梅赞》就八易其稿，修改达二十多次。一曲《红梅赞》传唱了40多年，经久不衰，这无疑与当时创作的精益求精态度分不开。由于刘亚楼对《江姐》的排练采取高标准的要求，剧本从1962年初创作至1964年9月公演，期间长达两年之久。而首都文艺界谁都不知道空政文工团憋了两年多，是在埋头于一部大歌剧。

毛主席说：“江姐那么好一位同志，为什么让她死了呢？ ”

1964年8月2日，刘亚楼在空军会演时观看了《江姐》，基本表示认可，认为再改一改就可以公演了。同年9月，空政文工团团长和政委分别随艺术团出国访问演出，团内决定由副团长刘敬贤主持工作，《江姐》争取在国庆节前公演。

1964年9月4日，空政文工团在中国儿童剧场首次公演七场歌剧《江姐》。第二天，外交部副部长刘晓和夫人观看后，对《江姐》赞不绝口，回去就告诉了周恩来总理。次日黄昏，周总理和夫人邓颖超事先没通知，也没带随行人员，坐车到剧场，并在售票处买了两张票。演出期间，周总理聚精会神看戏，没多说什么。随着音乐的旋律，他的手在座椅的扶手上轻轻打着拍子。幕间休息，团里同志请周总理作指示，周总理微笑着把脸转向邓颖超说：“你就说说吧。 ”邓颖超高兴地说：“你们演得很好，情节很感人，歌曲也很好听。 ”

1964年，10月12日夜里，刘敬贤忙了一天正想休息，有个干事跑来报告：“毛主席明天要来看演出，地点定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 ”刘敬贤马上打电话给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王静敏，王静敏要求对演员暂时保密，并特别强调：“要保证安全。 ”此时演员们都已上床，一个紧急通知把他们叫了起来。刘敬贤向大家布置了任务后却犯了嘀咕，他在琢磨“要保证安全”是什么意思？那时候是讲政治成份的，他不敢马虎，连夜查看扮演江姐的三位女演员的档案。一查“问题”还不少，三位“江姐”谁上谁不上，他不敢擅作主张，再次打电话请示王静敏。王静敏考虑片刻后决定：万馥香演上半场，蒋祖缋演下半场，郑惠荣作预备。

13日晚，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彭真、薄一波、罗瑞卿、杨尚昆、江青等观看了歌剧《江姐》。毛泽东看戏很能入戏，他神情专注，脸部表情随着剧情的发展而变化。观摩期间，毛泽东说了一句充满感情的话：“江姐那么好的一位同志，为什么让她死了呢？ ”周总理听了，会意地笑了笑，没有吱声。坐在一旁的江青却把这句话记在了心里。 10月14日，毛泽东接见空政文工团有关同志，又说：“看了你们的歌剧，剧本改得不错嘛。是否不要‘江姐’死，要把沈养斋抓住。”至于如何抓沈养斋，毛泽东说：“就让双枪老太婆把沈养斋包围住，不要让他跑掉了，要抓住嘛。 ”

江青说：“《江姐》用南方小调，能反映革命先烈吗？应该用河北梆子唱。 ”

1964年12月初，江青在一次舞会上遇见空政文工团女演员洪文玉，对她说：“我在《光明日报》上看到一篇你们团里牛畅写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提出了文艺创作‘三化’的问题，我同意他的观点。你回去跟他打个招呼，我准备同他谈一次话。毛主席看了《江姐》后说，江姐不应该死，我对这个戏也有点儿意见。我想另搞一个《江姐》，还叫你们搞。”洪文玉回到团里，一字不漏地向总团副团长牛畅作了汇报。牛畅越听脸上的表情越严肃，压低声音对洪文玉说：“这件事要绝对保密，对任何人都不准讲。”洪文玉也知道，此事非同小可，一旦团里同志得知江青要另搞一个《江姐》，肯定会人心大乱。

牛畅这几年一直在抓 《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没有分管《江姐》的具体业务。当年6月，周总理看过京剧《奇袭白虎团》后，给空政布置了一个任务，要求创作一部反映抗美援越的作品。空军方面已决定派牛畅等三人到越南采访，他由此想出了个脱身之计。

12月中旬的一天，牛畅接到了电话通知：“江青同志指示，请你明天下午到中南海来谈话。 ”第二天下午一点多，在中南海紫光阁，江青一见牛畅先把他夸奖了一番，然后问：“《江姐》还在演吗？ ”牛畅回答说：“正在上海演，很快去广州、深圳（演）。”江青拖长音调说：“你们团搞的那个《江姐》，我和主席都看了。主席对这个剧有点儿意见，说江姐不应死，应该让双枪老太婆带着游击队打进渣滓洞，把江姐救出来。我觉得《江姐》立意不好……音乐也要改。《江姐》用南方小调，缠缠绵绵、悲悲切切，能反映革命先烈吗？应该用河北梆子唱，河北梆子唱起来多么高亢，你回去说一说，《江姐》不要在南方演了，不要再凑热闹了。我要重新搞个《江姐》，京剧全本的。 ”

牛畅听江青一会儿说要把《江姐》改成河北梆子，一会儿说要搞京剧全本的，反正要把歌剧《江姐》来个彻底推翻。他也没有硬顶，使出了想好的脱身之计：“这件事我可能参加不了，我马上要去越南。 ”

“去越南干什么？ ”江青愣了一下。

“总理给我们布置了个任务……”牛畅简要把任务说了说。

后来，江青又和牛畅谈起了乐队的编制、京剧的改革等，最后江青说：“你把你的想法回去写个文字材料给我。我讲的几件事，由你去抓一下落实。半个月后，我要听你汇报。 ”

回到团里，牛畅凭着记忆整理了一个谈话记录，上报空军党委。文工团内部仅向几位主要领导透露了些事，没有公开传达。王静敏看了报告，当看到江青说用河北梆子唱《江姐》时，又好气，又好笑，嘟哝了句：“南方小调有什么不好？南方也有几亿人口，就不要啦！ ”这两句话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反江青的一大罪状。

江青实在忍不住了，阴阳怪气地说：“你们那个《江姐》该停演了！你们风头出得够多了，该刹车了！ ”

《江姐》在上海一亮相，就引起了轰动。有条件的剧团纷纷登门取经，调集精兵强将开始排练，先后有5家剧团在沪上演 《江姐》，6家剧团在同一城市同演一部《江姐》，时间长达两个多月，形成了戏剧界罕见的文化景观。

八个样板戏有一多半出自上海，江青见空政文工团的《江姐》在上海如此受到欢迎，心里窝了一股火。江青特别向牛畅强调“《江姐》不要在南方演了”，可是刘亚楼当时在上海，空军不买她的账，继续在上海演。上海演罢紧接着去广州。当时，毛泽东、林彪都十分器重刘亚楼，所以江青也不敢得罪刘亚楼。刘亚楼病重在上海住院期间，政委吴法宪和空军常委们轮流守侯在病房里。牛畅整理的拓本化记录，刘亚楼不一定能看到，但吴法宪肯定是看到了。然而，吴法宪也没买江青的账，还让黄河替牛畅向江青汇报。

可是，毛主席对《江姐》的指示，刘亚楼一直记在心里，即使在病床上，他还在琢磨如何修改的问题。关于《江姐》尾声的修改，刘亚楼提出：江姐挺立在红岩上，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少先队员面向江姐而立，满天红霞，《红梅赞》歌声起……大幕徐徐关闭。刘亚楼设计的这个方案是一个模糊方式，回避了江姐死没死的难题，全剧结构无需大动，观众也可以接受，同时也贯彻了毛主席指示的精神，可谓是两全之策。

江青说的话，空军没有听，还在南方越演越红，江青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搞的几个样板戏，也没有《江姐》风头出得足。中国京剧院一团的《红灯记》和歌剧《江姐》几乎同时到达广州，又同时在广州演出，《江姐》无意中颇有点和《红灯记》叫板；唱对台戏的架势。因此，《江姐》在武汉演出时，江青实在忍不住了，她对吴法宪阴阳怪气地说：“你们那个《江姐》该停演了！你们风头出得够多了，该刹车了！ ”吴法宪这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把正在武汉公演，并准备去郑州、西安演出的《江姐》剧组召回了北京，改成内部演出，仅演几场就刹了车。

1965年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逝世。一年后，“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八个“样板戏”大红大紫，而歌剧《江姐》则被打入了冷宫。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后，1977年空政文工团复排歌剧 《江姐》。 2007年10月，空政文工团第五次复排的《江姐》，唱响在新落成的国家大剧院。

（郑源镐摘编）

从天乳运动到义乳流行：民国内衣的束放之争[转帖]

从小马甲的流行，到天乳运动的束放之争，乳罩进入中国，泳装横空出世，乳罩广告堂而皇之发布，西风东渐给民国时期的服饰时尚变迁带来巨变，而对内衣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观念的更新。

小马甲流行一时
早上的太阳光透过东窗的薄纱，洒到桌上、椅上、床上，原本奶油色的家具，镀上了太阳光斑驳的黄金色，小资情调的女主人还没有起床。“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天蓝色沙丁绸旗袍，玄色绸的旗马甲，白棉线织的胸褡，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紧带的短裤，都卷作一团……（女主人）还没醒，两颊绯红，像要喷出血来。身上的夹被，早已撩在一边，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弯的贴身背心，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珠络纱筛碎了的太阳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动的水珠。”（茅盾《创造》）
像《创造》中描述的状况，在民国初年、上世纪20年代是普遍存在的。女性即使睡觉，也要穿着长过膝盖的长背心，减少身体的裸露，出门时在旗袍、大褂里面，必须穿上马甲、胸褡。从民国初年，一种由“捆身子”内衣演变而来俗称“小马甲”的内衣，在女性中流行开来。小马甲多半以丝织品为主，普通人家则用布，其形制与穿在外面的坎肩不同，一般都比较短小，在小马甲的前片，缀有一批密纽，使用时将胸乳紧紧扣住。

上海锦江饭店创办人董竹君女士，十五六岁时穿的服饰就是“一件灰色无花的绸面灰鼠皮袄（那件皮袄相当大，穿起来不合身的），一件紧胸的布背心（当时女孩子都要把胸部捆得紧紧的），一条黑缎裤，一双黑鞋和白洋布紧袜套。”（《我的一个世纪》）
紧身背心遮住胸乳，具有保守的风格，但是对于追求开放的女子来说，紧身背心也能演绎出风情，在当时有采用轻薄纱料制成背心，外罩网纱，露胳膊现肌肤，因为裸露而受到保守人士的攻击。1918年夏，上海市议员江确生致函江苏省公署：“妇女现流行一种淫妖之时下衣服，实为不成体统，不堪寓目者。女衫手臂则露出1尺左右，女裤则吊高至1尺有余，及至暑天，内则穿衣粉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纱之纱衫，几至肌肉尽露。”
这等暴露服饰最初在妓女中流行，随后良家妇女也逐渐效仿，以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江议员认为这是一种淫服，有“冶容诲淫”的副作用，致使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要求江苏省、上海县及租界当局出面禁止，“以端风化”。1920年上海政府发布布告，禁止“一切所穿衣服或故为短小袒臂露胫或摹仿异式不伦不类，并称其“招摇过市恬不为怪，时髦争夸，成何体统。”“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露胫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照此公告，女子只要穿着低胸露乳、裸露胳膊、小腿的服装，就将面临逮捕入狱之灾。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此时的中国已经沐浴着“西风东渐”思潮，西方、东洋的开放观念进入，以女性胸乳的裸露，内衣的解放为攻击对象的“万恶淫为首”的老调重弹，又有多少市场？江议员之流的斥责、辱骂，政府当局的禁令，虽然也曾发布、执行，但是解放了的女性胸乳与女性内衣，又岂甘被束缚、禁锢？倒是随之而来的一场轰轰烈烈的天乳运动，让女性扔掉了束缚胸乳发育的束奶帕。

改变风气的天乳运动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洋装成为时尚，一些妇女开始模仿西洋女子束腰凸胸提臀的样子，穿起文明新装。但是保守观念仍然统辖着人们的思想，女性身体曲线，女性高耸的胸部与裸露小腿都被视为淫荡。当时在女性中仍然采用束奶帕遮掩女性的性感特征。
1924年，由于身体发育得比较早，15岁的卫清芬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妈妈不得不给她束胸，用一根花布条缠住发育起来的乳房，缠了一圈又一圈。
当时的女子都用白布束胸，束胸布，称之为“束奶帕”。三寸金莲的小脚，是中国历史上残害女性脚部发育的一种禁锢方法，让经历过的女子痛苦万分；对胸乳的束缚，则是另一种枷锁。
等到出嫁后，卫清芬束胸的事，就落到了丈夫身上。卫清芬的公公是个封建保守的人，对媳妇束胸管得严格，不时地叮嘱儿子严加管教。

这时候，一些新潮女子开始放胸，当年称为天乳运动，就是放开束缚胸部的白布，不穿内衣，让女子乳房自由呼吸，自主生长。性学博士张竞生先生便是天乳运动的倡导者。他认为“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征不能表现出来，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会失了多少兴趣。”（张竞生《美的人生观》）
1927年，政府倡导“天乳”，反对束胸，对于不执行放乳政策的，要进行罚款。卫清芬女士大着胆子扔了束胸带子，那个时候还没有胸罩，要么束胸，要么就光着身子穿一件衣裳，抢眼得很。刚好又被公公看到了，立马将卫清芬的丈夫叫到正房里又训了一顿。
因为公公的反对，卫清芬女士才放了几天的天乳，又束了起来，结果上街时被女警察检查到，属于违反政府令，罚款50块大洋。夫妻俩将罚款条拿给公公看，公公嘴还硬，“罚就罚，我还出不起这钱？”同时叫儿子不要让媳妇上街，惹人眼睛。然而，躲是躲不过去的，某天，一个妇女组织上门来检查，发现卫女士还束着胸，又罚款50块大洋。这下老公公心疼起钱来了，嘴上不说，可此后再也不过问卫女士束胸不束胸了。（文白《追逐的狂潮》）
此时，追求思想解放的新潮女性纷纷扔掉束奶帕，向“冬烘先生”叫板。在当时的小说中，往往有详细的记录，比如茅盾的《蚀•动摇》中就曾写道：
原来是孙舞阳，她穿了一件银灰色洋布的单旗袍，胸前平板板的，像是束了胸了。……（方罗兰）惊讶的眼光直射孙舞阳的改常的胸部。（孙舞阳）仿佛也觉得方罗兰凝视着她的胸脯的意义，又笑着转口问道，“罗兰，你看着我异样么？我今天也束了胸，免得太打眼呵！”
……孙舞阳说着伸了个欠，就把一件破军衣褪了下来，里面居然是粉红色，肥短袖子，对襟，长仅及腰的一件玲珑肉感的衬衣。……同时，她的右手抄进粉红色衬衣里摸索了一会儿，突然从衣底扯出一方白布来，撩在地上，笑着又说：“讨厌的东西，束在那里，呼吸也不自由；现在也不要了！”
方罗兰看见孙舞阳的胸部就像放松弹簧似的鼓凸了出来，把衬衣的对襟纽扣的距间都涨成了一个个的小圆孔，隐约可见白缎子似的肌肤。

戴上义乳的阮玲玉
西风东渐，风气开放，思想开明的女子开始琢磨提升女性形象，成为知性、感性、风情的新女性。旗袍的流行，胸部平坦的改变，至关重要。于是有的人用棉花塞在胸前，使胸部凸出，还有人将小皮球剖成一半，做成假乳。但是棉花充塞也好，皮球填充也罢，都缺乏一种可以容纳它们的衣物来固定，上下移动，往往适得其反。
20年代末期，乳罩飘洋过海来到中国，当时人们称之为“义乳”。乳罩是舶来品，它的发明给女性身体带来了解放，乳罩诞生最初的功能是给不愿穿跳舞胸衣的女人提供乳房的支持。1914年美国女子克劳斯贝（Caresee Crosby）用两块手绢和一条窄缎带制作了第一只无骨撑的乳罩，乳罩不再用来压平胸部，而是用来突出胸部。西式乳罩“束乳而不压胸”，“以橡皮料为主，取其宽紧如意也。”
在西式乳罩进入中国市场时，为中国女性接受是颇费一番周折。一是本来社会对女性护乳就缺乏意识，传统肚兜、抹胸只是遮挡，无保护的方法；二是即使有胸衣，女性接受的是开放式的肚兜、抹胸，西式的乳罩严密遮护乳房，并不习惯。电影女明星再次成为时尚体验的先行者，她们身体力行试穿乳罩，正是由于她们的偶像作用，才使中国女性摈弃肚兜而选用乳罩。
以出演《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蜚声影坛的阮玲玉，是民国时期的大腕影星。她精湛的演技，迷茫的美丽让影迷为之疯狂。她身着旗袍，丰姿绰约，风情万种，给后人留下了惊艳的一瞬。阮玲玉便是最早戴“义乳”的中国妇女之一。戴上义乳的阮玲玉旗袍合身，胸乳圆润，与旗袍的曲线结合的近似完美。
从此不仅原版的西式胸罩被引进，也产生了改良中式内衣。

袒胸露臂成时尚
30年代的上海滩上，风气开放，“一位半裸体的只穿着亮纱坎肩，连肌肤都看得分明的时装少妇，高坐在一辆黄包车上，翘起了赤裸裸的一只白腿，简直好像没有穿裤子……虽则尚在五月，却因今天骤然闷热，二小姐已经完全是夏装；淡蓝色的薄纱紧裹着她壮健的身体，一对丰满的乳房很显明地突出来，袖口缩在臂弯以上，露出雪白的半只臂膀。”（茅盾《子夜》）
女性曲线美的风韵之美，受到新潮人物的追捧，女装的追求性感风情，改变了传统女装胸、腰、肩、臀完全呈平直的造型风格，开始热衷表现身体立体感的设计风格，在交际场所出现了以“露、透、瘦”为特征的新颖女装。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坦胸露臂成为女性服饰的一种时尚潮流。“春江女子感文明，装束无端又变更，高底皮鞋长统袜，坦胸露臂若为情。”《上海竹枝词》就记录了这样的服饰风尚潮流。
上海滩的才女张爱玲喜欢穿着奇特服装“招摇过市”，她的服饰打扮总给人们标新立异的感觉，她对此时的内衣风尚有过经典的点评：“中国女子在紧身背心的功用实在奇妙——衣服再紧些，衣服底下的肉体也还不是写实派的作风，看上去不大像个女人而像一缕诗魂，长袄的直线延至膝盖为止，下面虚飘飘垂下了条窄窄的裤管……上层阶级的女子出门系裙，在家里只穿一条齐膝的短裤，丝袜也只到膝为止，裤与袜的交界处偶然也大胆地暴露了膝盖，存心不良的女子往往从袄底垂下挑逗性的长而宽的淡色丝质裤带，带端飘着排穗。”（《更衣记》）
袒露装不再有20年代政府禁止的遭遇，女人要想出众，穿着奇装异服、袒露装，在大街上最具回头率。40年代随着电影的传播，美国好莱坞的魅力在中国大城市也显示了它的影响，追求时尚的年轻女孩以好莱坞影星为榜样，刻意模仿，穿上了袒胸露背装，将肌肤与内衣展示在世人面前。

“秀”身材更“秀”观念
1930年内务总长朱桂莘之女名媛洪筠，穿着西式泳装在北戴河游泳，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舆论哗然。当时注视的目光并非欣赏、赞美，而是惊讶、鄙视。一个大家闺秀，不学女红，不读圣贤书，裸露身体，在公共场所亮相，恬不知耻。30年代女性走出深闺在大庭广众之下，与男性同池游泳戏水，最需要的就是勇气。
虽然说洪筠穿的泳装还是连体衣，肩背部裸露的面积也不是很大，可是在封建卫道士的眼中，已等同于赤裸。但是受过西方教育的大家闺秀、职业女性，走出了这一小步，也是对封建礼教宣战的一大步。在上海、天津、北京的公共泳池，北戴河的海滨沙滩上，都曾出现过一些身着泳装的摩登女郎。

1937年故事片《到自然去》，表现一群人因游艇失事漂流到一个荒岛上，由黎莉莉、白璐、龚智华、徐健等扮演的女孩子，穿着泳装，在荒岛上生活，悠闲自在。4个靓丽的女影星娇美的身材，通过泳装展示的淋漓尽致。电影的传播力，把泳装的开放观念猛猛地推了一把。
在内衣风尚上，影星们又一次走在风口浪尖上，胡蝶、白杨，一个个穿上泳装，走进泳池，在阳光下展示她们健康、健美的身躯。白杨还穿过比连体泳装更为开放的两截式泳装亮相，“秀”身材，更“秀”观念。
抗日战争爆发初期，有“美人鱼”之誉的杨秀琼在淞沪之战时，冒死泅水过江，给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送去青天白日旗，激励“八百壮士”勇敢抗敌，而她也是一个大胆穿着泳装，“秀”开放观念的奇女子。1935年杨秀琼穿上了国际泳装的新时尚——两截式泳装，上面是乳罩，下面短裤，她的泳装形象刊登在《中华》杂志上。时代变迁，内衣风尚遭遇两重天的差别，30年代比露胫更为暴露的服饰，不仅不会招来入狱之灾，还成为时尚潮流。
1933年在第五届全国运动会上，杨秀琼包揽了50米自由泳、100米自由泳、200米俯泳、100米仰泳四项个人第一，还获得了200米四人接力冠军，风光无限。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用自己刚打造的马车带着杨秀琼姐妹在南京兜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曾在庐山与杨秀琼姐妹合影。
民国内衣变迁的见证者，并不只有阮玲玉、胡蝶几个女子，影星徐来、黎明健、白璐，名媛洪筠，飞行家李霞卿等等，都曾身体力行，成为时尚服饰的亲历者，引领着民国内衣风尚的潮流。徐来在为无敌牌香皂拍广告时，更是用沐浴的画面来诠释香皂的润滑。开放美，裸露也是美。内衣的裸露、收放更多体现在观念的收放。

乳罩广告广而告之
“精工制裁，美观大方，如不满意，随时可换。”1946年第6期《电影画报》刊登了一幅广告。广告上的女子双手交迭，放在披肩的卷发后面，展示了戴着乳罩的双乳。40年代风气更加开放，乳罩渐渐为女性所上层社会和时髦场所的女性所接受。在妇女杂志《玲珑》上还出现了介绍假乳的文章，并被称之为“愉快的欺骗者”，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女性内衣也有了新的认识。
乳罩的进入，以及乳罩广告的出现，传递着内衣变革的信息。女性身体需要内衣的呵护，时尚女性不再羞答答掩饰对内衣的渴求，舶来品的吊袜带、西式睡衣、浴衣也被她们尽收帐中。在旗袍里面穿戴精美的蕾丝衬裙或西式内衣，胸乳部戴着乳罩，呵护乳房；腿部有长长的丝袜，系着吊袜带。在室内，也流行穿睡衣。一些镂空和透明的化纤或丝织品开始运用到内衣上，并且采用了轻纱之类的薄、透、漏的面料，以增加性感的魅力。女子胸衣在收口上缀有丝带等装饰物。
从小马甲的流行，到天乳运动的束放之争，乳罩进入中国，泳装横空出世，乳罩广告堂而皇之发布，西风东渐，给民国时期的服饰时尚变迁带来巨变，对内衣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观念的更新

共和国四位元帅密议国家安全[转帖]

引用:

20世纪60年代末，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各自矛盾的逐渐暴露，各国都从自身国家利益出发，愈加注重维护本国的安全。与此同时，中国还面对来自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从南北两个方向的压迫和威胁，国家安全环境十分严峻。为了准确判断形势，毛泽东提出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身经百战的老帅研究国际问题，密议国家安全。

　　毛泽东提议：四位老帅集中精力做好两件事

　　1969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其住处召开会议。在会上，毛泽东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提出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当务之急做好两件事：一是分别到北京四家工厂蹲点；二是共同研究国际形势，由陈毅具体负责。3月2日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国内战争临近的紧张氛围进一步加剧，分析战争的可能性和采取可行的对策已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十分紧迫的任务。

　　4月1日至26日，中国祖国万岁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九大演讲在分析国际形势时强调：“美帝国主义和苏修社会主义，妄想重新瓜分世界，既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在反华、祖国万岁、反人民、镇压民族解放运动和进行侵略战争方面，他们互相配合、狼狈为奸。”“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放松自己的警惕性，绝不能够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

　　不久，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对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的工作进行了周密安排。他指示外交部和其他外事部门要及时将涉外文电分送四位老帅阅读，并亲身选定四家具有代表性的工厂作为蹲点单位。其中陈毅在南口机车车辆修配厂，叶剑英在新华印刷厂，徐向前在二七机车车辆厂，聂荣臻在化工厂。周恩来还就四位老帅蹲点期间的劳动、休息、饮食、安全及职工应持的态度等，向所在蹲点厂的负责人作了细致交代。同时周恩来还要求四位老帅每个星期二至星期四在工厂蹲点3天，其余时间由自己支配，主要是看有关国际问题的材料。每月由陈毅召集两至三次座谈会，研讨国际形势。

　　刚开始，四位老帅认为，经毛泽东审定的九大演讲才对国际形势作了细致阐述，现在又让他们研究国际问题，对此有些不理解。于是，周恩来就向四位老帅解释说：主席交给你们这个任务，是因为主席认为还有继续研究的必要。主席的一贯思想是，主观认识应力求符合客观实际，客观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主观认识也应随着发展变化，并对原来的看法和结论及时作出部分的以至全部的修正。所以你们不要被框住。周恩来还说：现在国际斗争尖锐复杂，各部门都在集中力量进行“批、斗、改”，而且熟悉国际问题的干部大部分又尚未解放，我一天到晚忙于处理日常工作，实在挤不出时间过细地考虑天下大事。主席没有让你们回到原岗位，就是想让你们不受行政事务的干扰。你们除了蹲点以外，每星期还有几天时间专心考虑国际形势，而且你们都是元帅，都有战略眼光，能够协助主席掌握战略动向，供主席参考。这个任务很重要，不要看轻了。周恩来还强调说，你们也不要因为我这样讲就去拼老命，要注意身体，量力而行。世界风云天天变，但战略格局不是天天变，一个月讨论两三次就能够了。有了比较成熟的看法，请陈老总归纳几条送给我看，我帮你们参谋参谋再转呈主席，但讨论的内容要保密。

　　5月27日下午，陈毅按照周总理的指示，又去找前驻英代办处常驻代办熊向晖谈话。两人见面后，陈毅就对熊向晖说：你是总理“点将”点到的。前段时间，我们四位老帅各自带秘书开了一次会，我把这一情况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批评”了我。总理说，为什么要带秘书？以后开会讨论，只限于你们四位，不允许其他人参加。我一听就明白他的心意。总理是担心我们四人聚在一起，难保不“放炮”，传出去怕惹祸并连累秘书。当时我就对总理说，你的批评和指示我完全理解，非常感谢，坚决照办。但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也要努力做好，只是我们四个都上了年纪的人，有些事力不从心，能否请总理给我们派个帮手。总理说，哪就让熊向晖协助你们。我说，好，赞成！并请总理马上下命令。总理说让我间接同你谈，你看能够不能够？熊向晖说，我还没有分配工作，总理给了我向四位老帅进修的机会，我一定按照四位老帅的指示，全力以赴。由于这两年多来我脱离外交实践，不了解外交内情，建议再请外交部派一位现职工作的同志参加，这样就能使静态材料和动态材料结合，对研究形势更有益处。陈毅说，这个意见好，我马上演讲周总理。

　　几天后，陈毅告诉熊向晖说，总理让姬鹏飞从外交部司局长以上干部中推荐一位同志，并强调此人要政治历史清楚，熟悉国际情况，组织纪律性较强，不是造反派。于是，姬鹏飞就推荐欧美司司长姚广，总理立即就同意了。

　　6月2日，周恩来在陈毅6月1日上报的“国际问题研究小组”活动安排上作了批注，进一步向四位老帅明确了三项任务：一、到工厂、学校、公社去蹲点；二、对国际形势通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三、对国防问题通过阅读材料和集体讨论，提出意见。

　　6月7日下午3点半，四位老帅在中南海武成殿开会，姚广和熊向晖列席。陈毅在开场白中说，主席指定我们议议天下大事，让我牵头。平时各人看材料，用不着我牵头。上次我们谈过，材料很多，但有价值的不多。一些单位的调研演讲，差不多都是上面怎么说，自己作注脚，这种“二路货”能够不看。要重视第一手材料。《参考资料》每天两大本，内容很丰富。香港、台湾的几家报纸杂志，有时也透露一些内幕消息。对有用的材料要认真看、仔细看。对这些材料要按照主席的教导，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形成看法，开会的时候交换意见。我们每个月讨论两次到三次，地点就在武成殿或者紫光阁。时间一般定在礼拜六下午3点开始，讨论半天。每次开会之前，由我打电话分别通知大家。我们这个会就叫“国际形势座谈”，在沙发上“座”而谈之。上次开的会不算，今天重打锣鼓另开张，算作第一回。现在我们是四个老家伙，外加两位“壮丁”。一位是熊向晖同志，他不再当驻英代办，总理让他专门协助我们，包括从英文书报里选择材料。另一位是姚广同志，他的工作比较忙，不一定每次都参加，但他能够向我们通报情况，提供外交动态。开会的时候，每人清茶一杯，我请客，算是一点“物质刺激”，“刺激”大家踊跃发言。既欢迎长篇大论，也欢迎三言两语。现在开不得“神仙会”，我们就来个“自由谈”。
陈毅接着说，发言能够打断，也能够质问，还能够反驳，讲错了允许收回，但自由不能漫无边际。国际形势千头万绪，什么都议也不行，鸡毛蒜皮能够不管。要抓重点，抓要害。现在北边苏修磨刀霍霍，会不会向我们发动大规模进攻？南边美国虎视眈眈，会不会把侵略越南的战火烧向中国？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我们要作出明确回答，不能模棱两可、含糊其词。总理的批示对我们很重要，第一，脑袋里不要有框框；第二，要密切注意世界战略格局的发展变化。有些复杂问题一次议不出名堂，就多议几次，由向晖同志做记录，意见比较一致后再写书面材料上报总理。如果总理认为有可取之处，他再转呈主席阅读。讨论的过程和内容都要保密，这是总理规定的纪律，大家要遵守。

　　陈毅的“开场白”讲完后，四位老帅一个接一个地发言，毫不冷场。虽然他们没有稿子和提纲，但个个发言都高瞻远瞩，语言生动，条理分明。在连续讨论了3个半小时后，他们的精神仍然很好。此后，每次开会他们都提前几分钟到达，而且讨论的次数也超过了预先计划的次数，有时星期天也开会讨论。

　　四位老帅判断：苏联暂时不会发动侵华战争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人民日报》和国内的其它报刊杂志报道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一、继续揭露苏军入侵我国领土的****；二、愈加强调美苏以反华为重点的勾结；三、一再渲染美、苏联合日本等亚洲国家反华。在此背景下，6月7日至7月10日，四位老帅对国际形势进行了6次共19个小时的研讨，并写出了《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7月11日，陈毅将《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报呈周恩来审阅。

　　《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主要阐述了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指出国际上两大阵营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这既不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七强”并立，也不同于战后初期美苏对峙。同时强调，美帝、苏修都在布局。苏修要向西欧伸手，美帝要向东欧插足。双方针锋相对，都要争夺对方的东西。真正的、现实的利害矛盾还是在它们之间。它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指出：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在能够预见的时期内，美帝、苏修单独或联合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7月25日，尼克松在观看美国初次登月返回舱降落后，在关岛发表谈话时，承认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受挫”，宣布将在印度支那收缩兵力。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还宣布：放宽对美国旅游者购买中国货物的限制；放宽美国公民到中国旅行的限制。7月26日，尼克松动身访问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巴基斯坦和罗马尼亚。就在同一天，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突然约见中国驻苏代办，面交苏联部长会议给中国国务院的内部声明，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同时西哈努克也派人见我驻柬埔寨大使，面交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导人曼斯菲尔德6月17日写给周总理的信，要求访华并会见周恩来总理或其助手。他在信中呼吁，中美“20年长期交恶”，这种现状不应继续下去了。

　　随即，四位老帅根据当时美苏领导人的讲话进行了比较研究。叶剑英说，美国不得不从南越逐步撤军，而苏修却在大力推动建立“亚洲安全体系”。尼克松访问亚洲五国，是怕苏修接管“真空”。另外美国国务院宣布对中国实施“两个放宽”政策，步子虽然不大，但表明尼克松想拉中国而压苏联。聂荣臻说，葛罗米柯在半个月前反华的调子还那么凶，现在却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要求举行中苏高级会谈，他是害怕中美和缓。徐向前接着说，尼克松访问罗马尼亚，在东欧会引起连锁反应，苏修怕后院出问题，不得不向我们递出橄榄枝。陈毅说，“20年长期交恶”，真是概乎言之！美国人能够上月球，就是接近不了中国，说明接近中国比登天还难，这也是美帝自己造成的。美帝憋不住了，苏修也憋不住了，它们的矛盾不可开交，都向中国暗送秋波，都向对方打中国牌。局势到了转折关头，后面还会有文章，我们要继续观察。

　　8月13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苏联驻华大使馆，指出当天上午苏军侵入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制造新的流血事件，中国政府为此向苏联政府提出强烈抗议。15日，《人民日报》以《苏修头目声嘶力竭发出反华战争叫嚣》为题，刊载新华社的报道说：“勃列日涅夫诬蔑中国‘策划武装冲突’，叫嚷要‘把防御能力保持在最高水平’，猖狂地对我国进行战争威胁。苏修军事头目格列奇科?雅库鲍夫斯基更是歇斯底里地叫嚷什么‘军事能力’，公然威胁要进行核战争。”最近，苏修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不断大量增兵，肆无忌惮地进行各种军事演习。目前，苏修还把中苏边境的本国居民赶走，并在沿边界线建立一条宽达20公里的无人地带。8月27日有外电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赫尔姆斯向记者透露，“苏联可能就它对别国的核设备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问题，向其东欧祖国万岁同伙进行试探”。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文章诬蔑中国对苏联进行武装挑衅，要求全世界在为时不太晚之前认识到中国的危险，并说：“在当前拥有最现代化的技术、有效的致命武器和发射这些武器的现代化手段的条件下，如果迸发战争，哪一个大陆也不能幸免。”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下达加强战备的命令，包括赶修防核工事。
　针对时局变化，四位老帅反复研究万一苏修对中国发动大规模战争，我们能否从战略上打美国牌的问题。叶剑英说，魏、蜀、吴三国鼎立，诸葛亮的战略方针是“东联孙吴，北拒曹魏”，能够参考。陈毅说，当年斯大林同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也能够参考。姚广汇报说，外交部研究了尼克松的反华政策，已上报中央。概括起来就是美国在玩弄“遏制不予孤立，压力加劝说”的既定两手方针。一方面美国把中国看作潜在威胁，对台湾问题不断不松口，加紧对中国的军事包围；另一方面美国搞些假和缓姿势，意欲做一张牌压苏修，希望同中国接触，妄图软化我们，争取喘息时间，消除“潜在威胁”。姚广还说，外交部主要领导同志希望今后四位老帅向中央提建议时，能够原则上讲要利用美苏矛盾，如何利用，不宜具体。陈毅说，外交部的老同志关心我们，怕我们又犯“右倾”错误，我们尊重外交部领导同志的意见。

　　四位老帅通过对国际形势的认真研讨，一致认为：一、《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提出的看法是正确的，苏修不会马上发动大规模的侵华战争；二、中央决定加强战备非常必要，无论何时都不能放松战备，要立足于打，有备无患；三、毛主席说，中央领导同志都集中在北京不好，一颗原子弹会死很多人，应该分散些。一些老同志能够疏散到外地。主席从最坏处打算，我们拥护。

　　陈毅建议：借重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4日以周恩来为团长、叶剑英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到达越南河内吊唁，并于当晚回国。8日，李先念副总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前往河内参加胡志明同志追悼会。9日，李先念在胡志明的追悼会上，未与苏联党政代表团团长柯西金交谈。10日中国代表团回国。柯西金即通过越方向中方传话，希望在他回国途中，能取道北京在机场会晤周恩来总理。后因越方延误，没能及时将柯西金的这一要求传送给中方。随即苏驻华代办又向中国外交部紧急提出柯西金希望在北京同周恩来会谈的请求。在征得毛泽东同意后，此时，柯西金已经离开越南回到塔吉克首府杜尚别（现为塔吉克斯坦共和国首都）。当柯西金得知中方同意与他会谈后，立即于9月11日上午9时从杜尚别抵达北京，并与周恩来在机场进行了会谈。

　　会谈涉及的主要内容有：一、理论和原则问题的争论，不应影响两国的国家关系。两国的问题只要心平气和地处理，总可找到处理的办法。二、在边界冲突问题上，中国是被动的。中方认为，中国领土广大，有足够我们开发的空间，而且中国在国外没有驻军，更不会侵略别人。而你们却调动很多军队到远东，并说要用先发制人的手段摧毁中国的核基地。如果你们这样做，中国就要坚决抵抗到底。三、中苏不应为边界问题而打仗。中苏边界谈判应在不受任何威胁的情况下举行。中苏双方首先应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等问题，达成协议。

　　当时，对于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有些人认为是苏修大举侵华前施放的烟幕，犹如珍珠港事件前日本派特使去美国迷惑罗斯福一样。持这种观点的根据：一是柯西金在同周恩来谈话中，并未否认苏修向中国挥舞核武器，更未保证今后不向中国发动核战争。二是柯西金在返回莫斯科时，苏联的主要领导人均未到机场驱逐，这说明柯西金所作的若干缓和承诺，可能并不代表苏联政治局的意见。三是外电报道，9月10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团一位成员曾对美国一位代表说，苏联在军事上具有对中国的压倒优势，如果中国对苏联的敌对态度继续下去，一场军事较量无法避免。四是9月12日《人民日报》在题为《核讹诈救不了新沙皇的命》一文中揭露，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扎哈罗夫说，苏联战略火箭部队“随时准备立即行动”，“出其不意地进行打击”，“使敌人措手不及”。五是9月16日，伦敦《新闻晚报》刊载苏联自由撰稿人、经常透露苏联重大决策的维克托?路易斯的文章。文章说，如果中苏迸发战争，“世界只会在战争迸发以后才会知道”，并说苏可能对新疆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进行空袭。

　　为此，四位老帅从7月29日至9月16日，对相继发生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进行了10次共29个半小时的研讨。9月13日，四位老帅还集体阅读了周恩来同柯西金的谈话记录。17日，四位老帅将写好的《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报呈周恩来审阅。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指出，“苏联确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苏修的战略目标是同美帝重新瓜分世界，并妄想把我国纳入其社会帝国主义的版图。最近，苏修变本加厉地制造反华战争舆论，公然对我进行核威胁，阴谋对我核设备发动突然袭击，这表明“苏修领导集团中的一批冒险分子，想趁我国‘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核武器尚在发展，越南战争尚未停止时，依靠导弹和‘乌龟壳’，对我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幻想把我搞垮，消除其心腹大患”。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认为，柯西金的北京之行，是“基于祖国万岁实用主义的需要，试图改变对我国的战争边缘政策，打出和谈旗帜，借此摆脱内外困境”，并“探询我方企图，作为苏修决策的依据”。“估计苏修可能同我谈判，要我基本上按照它的主张暂时维持边界现状或处理划界问题；在继续反华的同时，缓和并改变同我国的国家关系，以便争取时机，堵塞国内漏洞，稳定东欧形势，巩固和扩展在中东及亚洲等处的阵地；特别是想利用对我国的祖国万岁两手政策，在同美帝的争夺中，增加一点资本，求得一些主动”。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强调，“苏修虽有发动侵华战争的打算，并且作出了相应的军事部署，但它下不了政治决心”，因为“对华作战的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帝的态度。迄今美帝的态度不但未能使它放心，而且成为它最大的战略顾虑”。美帝也“绝不愿苏修在中苏战争中取胜，建立资源、人力超过美帝的大帝国”。从“美帝多次表示要同中国改善关系，这在尼克松访问亚洲前后达到高潮”即可看出此意图。与此同时，苏修生怕我们联合美帝对付它，于是在7月26日尼克松出访亚洲的第一天，就迫不及待地向我方交出其部长会议给中国政府的声明，充分表明了苏修惶惑不安的心情。苏联“对中美可能联合的担心，增加了它大举进攻我国的顾虑”。文章在列举种种有关战争因素的基础上，最终认为“苏修不敢挑起反华大战”。

　　《对目前局势的看法》还针对“在中、美、苏三大力量的斗争中，美对中苏，苏对中美，要加以运用，谋取它们最大的战略利益”时，建议：我们在对美苏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时，也可采用谈判方式进行斗争。“原则上坚定，策略上灵活。”“苏修要求恢复大使会谈，我也能够选择有利时机给予答复。这种战术上的行动，可能收到战略上的效果。”同时，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定稿后，陈毅还就如何发展中美关系提出了设想，并向周总理作了口头汇报。

　　陈毅认为，现在尼克松出于对付苏修的战略考虑，急于接近中国。我们要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并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一，在华沙会谈恢复时，我们主动重新提出举行中美部长级或更高级别的会谈，协商处理中美之间的根本性问题。我们只提会谈的级别和讨论的题目，不以美国接受我们的主张为前提，估计美方会乐于接受。如果我们不提，认为美国也会向中国提出类似的建议。如果这样，我们应该接受。第二，中美大使级会谈已经证明不能处理像缓和消除台湾地区紧张局势这样重大的问题，必须举行中美外长会议，在高级别会谈中谋求处理问题。举行的高级会谈本身就是一个战略行动，我们不提先决条件。第三，恢复华沙会谈不必使用波兰政府提供的场所，也能够在中国大使馆里谈，以利于保密。

　　此后不久，中共中央作出了两项决定：一、允许在柬埔寨逗留的美国参议员曼斯菲尔德来华；二、同意重开中美大使级会谈。应该说这两项决定的作出，与《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陈毅发展中美关系的设想不无关系。

　　后来事态发展证明，四位老帅经反复研究写出的《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和《对目前局势的看法》以及陈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设想，判断正确，并且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指导意义。后来，的确苏中战争没有发生、边界冲突也未继续。1971年7月16日中美两国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在1972年5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

围绕历史剧《屈原》的一场国共斗争[转帖]
 

　　　　1942年4月2日,重庆《新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这样一则海报:
　　五幕历史剧《屈原》
　　明日在国泰公演
　　中华剧艺社空前贡献
　　郭沫若先生空前杰作
　　重庆话剧界空前演出
　　全国第一的空前阵容
　　音乐与戏剧的空前试验
　　五个“空前”以先声夺人之势震撼了山城,轰动了整个国统区,而随后该剧演出所获得的巨大成功更可谓空前绝后。郭沫若的历史剧《屈原》的诞生不仅是抗战文坛、剧坛上石破天惊的传奇,在国人的心中,它更如同一道刺破政治阴霾的耀眼的闪电、一声炸裂浓重黑暗的惊雷,它将“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到屈原时代里去了”。由于该剧冲破了国民党对进步文化的禁锢,痛击了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及其反动文艺思潮,因此,围绕着该剧的创作与演出,在中共和国民党之间展开了一场异常激烈的特殊战斗。

　　《屈原》诞生背景

　　山城重庆,又以雾都著称。自1939年初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起,重庆的政治气候即与自然气候一样显得波诡云谲,云遮雾障。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突然宣布对其下设的政治部第三厅进行改组,在调离时任厅长郭沫若的同时,强令三厅人员集体加入国民党。郭沫若及三厅进步文化人为此愤然辞职。蒋介石担心这些社会名流涌向延安成为后患,遂决定画地为牢,另设“文化工作委员会”,以笼络、羁縻这批文化人。郭沫若名义上是文工会主任,而实际上正如他所说:“这个文工会只不过是被国民党当作一个民主的‘花瓶’来作摆设而已。”郭沫若曾气愤地称“要摔破这个‘花瓶’”。但时任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的一席话却提醒了他:“挂个招牌有好处,我们更可以同它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展开我们的工作。”蒋介石聪明反被聪明误,文工会很快成了留在重庆工作的进步文化人士以创作为武器进行战斗的主要堡垒。而郭沫若投枪匕首般的力作历史剧《屈原》正是在这个战斗堡垒中诞生的。
　　1941年11月,重庆进步文艺界隆重举行“郭沫若50诞辰和创作生活25周年”纪念活动。纪念会上,周恩来高度赞扬郭沫若有着“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和勇敢的战斗生活”,称郭沫若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号召文艺界向郭沫若学习。文艺界同仁用巨竹特制了一支如椽巨笔赠予郭沫若,上刻“以清妖孽”四个大字。纪念活动声势浩大,催人奋进,它标志着国统区进步力量的空前强大与团结,同时更加激发了郭沫若的创作热情,为《屈原》的诞生增添了动力和积蓄。
　　创作《屈原》,决非被誉为“五四”时代“诗神”的郭沫若的一时冲动。郭沫若从小就热爱屈原和他的作品,屈原是郭沫若倾慕已久的历史人物。从20世纪20年代创作自称为“夫子自道”的《湘累》、北伐途经汨罗江时的诗作《屈原行吟处》,到30年代的《屈原时代》以及40年代初的《革命诗人屈原》《蒲剑、龙船、鲤帜》《屈原考》《屈原的艺术与思想》《屈原思想》等大量文论,直至创作历史剧《棠棣之花》,郭沫若对屈原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其自身也发生了由代表“狂飙突进”的浪漫主义诗人到清醒冷峻的现实主义史剧家的转变。他对屈原抱石怀沙的感慨已由早年的悲痛惋惜完全化作崇敬景仰,而与胡适等人的长期论战,则使他对屈原精神有了更加成熟的理解和独具慧眼的发掘。随着抗战的到来以及国民党对内政策的逆转,郭沫若发现弘扬屈原精神显得尤为迫切。他认为,屈原那特立独行、不畏强暴的高贵气节正是时下国人所应有的品格和情操,在中华民族历史大变革时代更应发扬光大。他号召大家效法屈原代表人民利益的精神,诗人的诗作要使一草一木都成为表现民族气节的题材,剧作家要“借古鉴今”,使历史精神与时代精神熔铸一体,将古人的民族正义与今人反侵略、反投降的现实结合起来,自觉担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责任。
　　就在历史剧《棠棣之花》演出期间,有人向他建议:“郭老,您再给我们写一部《屈原》吧!”一句话,激活了作家多年来蓄积在胸的创作欲望。
　　1942年元旦,重庆的各大报章上几乎不约而同地刊登了一条振奋人心的消息:“今年将有《罕默雷特》和《奥塞罗》型的史剧出现。”这一消息使战时原本萧条冷寂的新年平添了喜庆的气氛。若大旱之望云霓,人们翘首以盼,默默期待着……
　　获悉郭沫若创作《屈原》后,周恩来亲自赶到他家中给予热情鼓励:“屈原当时受迫害,因‘谗陷之蔽明也,雅曲之害公也’,才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现在,我们也受迫害,这个题材好!”“这就是古为今用。”
　　虽然,郭沫若一直以革命家的胸怀和诗人的特质热情拥抱历史,也时刻敏感着时代跳动的脉搏,但他仍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从未像今天这样剧烈。他需要在整个民族奋起抗战的强烈愿望受到黑暗统治的残酷压制的现实冲突与矛盾中找到一个“引爆”的突破口,而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悲痛境遇,与一年前在“千古奇冤”的“皖南事变”中死难的抗日英烈的遭遇又是何等相似。厚重的历史积淀、强烈的正义感、责任感以及国人的期盼,终于诱发并催生了历史剧《屈原》的诞生。正如郭沫若后来在《序俄文译本史剧〈屈原〉》中所说:“我写这个剧本是在1942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最黑暗的时候,而且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最黑暗的重庆。不仅中国社会又临到阶段不同的蜕变时期,而且在我的眼前看见了不少大大小小的时代悲剧。无数的爱国青年、革命同志失踪了,并进了集中营。代表人民力量的中国****在陕北遭受着封锁,而在江南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最有功劳的中共所领导的八路军之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新四军,遭到了反动派的围剿而受到很大的损失。全中国进步的人们都感受着愤怒,因而我便把这时代的愤怒复活在屈原时代里去了。换句话说,我是借了屈原的时代来象征我们当前的时代。”

　　《屈原》的创作动因如是。因此,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必然会孕育一场尖锐的斗争。

　　孙伏园因《屈原》被撤职

　　1942年元月11日深夜。郭沫若的战时寓所——被轰炸得几近废墟的重庆天官府4号残存的一座悬脚危楼里,一个奋笔疾书的侧影透过柔和的灯光清晰地映现在窗棂上……仅仅十天,郭沫若的五幕历史剧《屈原》即告杀青。创作如此神速,堪称中外文学史上的奇迹。
　　起初,郭沫若打算借鉴歌德的《浮士德》,分上、下两部写屈原的一生,上部写楚怀王时代,下部写楚襄王时代。但落笔时,他妙思泉涌,竟“天开异想”地把屈原的一生浓缩在一天的故事情节里。连他本人也惊异于自己继《女神》时代以来的这又一个最佳创作状态:
　　“目前的《屈原》真可以说是意想外的收获。各幕及各项情节,差不多完全是在写作中逐渐涌出来的,不仅写第一幕时还没有第二幕,就是第一幕如何结束都没有完整的预念。实在也奇怪,自己的脑识就像水池开了闸一样,只是不断地涌出,涌到了平静为止。”
　　历经风霜的睿智,对古老历史的反思,对民族现实命运的忧虑,终于“厚积薄发”出《屈原》剧作的诞生。郭沫若没有辜负周恩来及文艺界的厚望,那“以清妖孽”四个大字已深深地锲刻在他的心上。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屈原》的问世无疑是荡涤乌云、抨击浊世,唤醒民众的战斗武器。郭沫若终于将这部“以英雄的格调写英雄的行为”的伟大悲剧奉献给了时代和人民。
　　当时,国民党当局正加紧实施文化围剿,凡剧本的发表、戏剧演出,都必须通过严格审查,演出还须持“准演证”,许多优秀剧作未经面世就被扼杀了。《屈原》如何发表,郭沫若颇费踌躇,但他很快想起自己那个“花瓶”头衔,“对呀,在我还没有把这个‘花瓶’摔碎以前,我还是‘文化工作委员会’的主任,你《中央日报》还得发表我的剧本!”于是,郭沫若决定:《屈原》哪儿也不发,就在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发!

　　郭沫若将剧本交给了时任《中央日报》副刊主编的孙伏园先生。孙伏园早年即参与中国新文化运动,曾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等发起创建文学研究会,是一位思想激进、正直有为的知名报人。20世纪20年代他在北京主编颇具影响的《晨报副刊》,副刊经他锐意改革后,风格清新洒脱,独树一帜,成为弘扬新文学的重要阵地。鲁迅的《阿Q正传》正是在《晨报副刊》上连载并问世的。
　　孙伏园读完《屈原》剧本后不禁拍案称奇。他以其睿慧独到的眼光断定,这是一部难得的惊世之作,于是,自元月24日起,《中央日报》持续15天连载《屈原》。继之,孙伏园亲自撰文《读〈屈原〉剧本》,盛赞《屈原》:“满纸充溢着正气”,是一篇“新正气歌”。
　　《屈原》在《中央日报》发表后,立刻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影响。面对好评如潮的社会舆论,国民党当局突然产生了政治敏感,并认为:“这是借屈原的时代折射当局。”时任国民党中常委兼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及《中央日报》总主笔的潘公展顿时大发雷霆:“怎么搞的,我们的报纸还要登载骂我们的东西?”当即下令停止刊登赞扬《屈原》的文章。
　　然而,从火山口喷出的岩浆又岂是一道禁令所能遏制的?由《屈原》剧本深刻的内涵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影响犹如嘉陵江的波涛汹涌奔腾,势不可挡。被迷雾笼罩的山城因之沸腾了!
　　面对如此局面,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和恼怒,而孙伏园自然被认定为“罪魁祸首”,很快,潘公展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撤了孙伏园《中央日报》副刊主编之职。

　　《雷电颂》响彻重庆街头巷尾

　　郭沫若之所以创作五幕历史剧《屈原》,其目的就是要将《屈原》搬上舞台。然而,《屈原》从剧本到舞台,却是一路坎坷。面对重重阻挠,周恩来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文艺要同国民党针锋相对,郭老的《屈原》是最具体的、最有效的同他们作斗争的一种表现。”“《屈原》无论在政治上和艺术上都是很好的作品,应该立即排练上演!”
　　承担《屈原》排演任务的是一个貌似民营剧团实为中共直接领导下的中华剧艺社。它成立于1941年11月,应云卫担任理事长,理事有陈白尘、陈鲤庭、张骏祥、孟君谋等,其他成员主要来自国民党军政系统控制的“中制”、“中电”、“中青”等影剧机构中的进步力量。“中艺”的成立为中共整合文艺界进步力量,利用话剧这一合法武器对国民党进行有效斗争,提供了组织保证。
　　关于演出力量的配备,周恩来指示当时公开身份为“文工会”副主任的中**员阳翰笙:《屈原》的演员要配置最强有力的阵容,以保证演出效果。所以,《屈原》采取了全明星制,主角、配角均由第一流的名演员担任。导演为陈鲤庭,演员有金山、白杨、张瑞芳、顾而已等,从而“达到了陪都这两年来剧坛上理想的阵容”。周恩来还特地将白杨、张瑞芳等主要演员请到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教导大家:“要充分理解郭沫若创作《屈原》的思想感情,这是郭沫若说给国民党听的,也是表达了广大人民的心声。可以预料,《屈原》一定会引起群众极大的共鸣。你们要下苦功,好好排练,要知道,这就是斗争!”
　　中华剧艺社对面小茶馆旁的一片空地,成为《屈原》的临时排练场。导演陈鲤庭和主要演员金山、白杨、张瑞芳等人兴致勃勃地忙碌着。那里,与其说是排练场,不如说是战场!演职员们全身心地沉浸在历史的悲剧中,但在灵魂深处却涌动着穿越时空的火热激情。他们夜以继日,视排练为战斗。其间,周恩来和郭沫若多次亲临排练场观看和指导排练,给演员们以极大鼓舞。
　　《屈原》有这样的导演和演员,排练进度自然神速,不到一个月,全剧彩排结束,预计3月26日上演。岂料,国民党再次设置障碍,阻挠演出。中共通过多方努力,才扭转了险情。4月3日,《屈原》一剧历经周折和磨难,终于在重庆市中心最大的国泰大戏院与期待已久的观众见面了……

　　舞台上。暮春季节,清晨的橘园尚有残橘悬挂枝头。由金山饰演的屈原徜徉橘园,放声朗诵《橘颂》:“辉煌的橘树呵,枝叶纷披。生长在这南方,独立不移……植根深固,不怕冰雪纷霏。赋性坚贞,类似仁人志士……”诗人咏物喻人,意味深长,演员声情并茂,忘我投入。《屈原》剧刚开帷幕,便紧紧抓住了观众的心。而屈原对其弟子宋玉的一段教诲更为震撼人心:“在这战乱的年代,一个人的气节很要紧。太平时代的人容易做……但在大波大澜的时代,要做一个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我们生要生得光明,死要死得磊落。”这些掷地有声的铿锵之语与其说是古人的训词,不如说是郭沫若给今人的警言!同样是大波大澜的时代,有多少人随波逐流,苟且偷生,甚至卖国求荣,丧失国格;又有多少人刚正不阿,独立不移,坚贞不屈,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个中是非曲直,昭然若揭。在每位观众的灵魂深处,正义与邪恶、崇敬与愤怒产生了强烈的碰撞。人们压抑已久的情感在萌动、在奔涌……
　　当舞台场景转换到屈原被禁东皇太一庙,主人翁愤世嫉俗,高吟《雷电颂》时,所有被禁锢已久的心灵的闸门都骤然打开了,它以叱咤风云、气吞山河之势,震撼了国泰大戏院,它道破了人们欲说不能的肺腑之言,让人们蓄积已久的情感终于得到了彻底的宣泄。剧场内外、台上台下群情激昂、交融一片。

　　山城震动了!战时的蒋管区震动了!当年扮演南后的著名表演艺术家白杨在多年后回忆《屈原》公演盛况时说:“《屈原》的公演,确是我国新文艺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件盛事。”“许多群众半夜三更就带着铺盖来等待买票,许多群众赶了很远的路程,冒着大雨来看演出。更有人专程从成都、贵阳、桂林等地赶来。”沙坪坝的学生进城看戏后索性在剧院坐到天亮,和演员们一起交流观后感,讨论剧情。一时间,重庆的街头巷尾到处都响彻了《雷电颂》里“烧毁了吧!”“爆炸了吧!”的声音。
　　为配合演出,周恩来亲自领导发起了一场以《新华日报》为主,各进步报刊为辅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新华日报》《时事新报》《新民报》竞相报道了《屈原》公演盛况,称其“上座之佳,空前未有”,“这实在是31年陪都剧坛上的一个奇迹”、“堪称绝唱”。董必武在《观屈原剧赋绝句》中云:“诗人独自有千秋,嫉恶平生恍若仇。邪正分明具形象,如山观者判薰莸。”他以“如山观者”,万人空巷的盛况描绘了中国戏剧史上罕见的演出景观。

　　《屈原》最终遭禁演

　　正如郭沫若所言:“《屈原》从进步方面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热烈的欢迎,而从反动方面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烈的弹压。”
　　为了抵消《屈原》的影响,遏制《屈原》的升温,国民党文化官员们煞费苦心。他们先抛出一系列“莸草”与《屈原》抗衡,以放映黄色影片和上演美化汉奸和法西斯思想的话剧《野玫瑰》来争夺观众,甚至以教育部名义给《野玫瑰》颁奖。进而利用国民党御用报刊《中央日报》《文艺先锋》等对《屈原》的创作意图、主题思想、人物塑造和运用史料等等,大肆非难,发起围攻。而攻击最多的,抑或说矛盾的焦点,就是《屈原》的历史真实性问题。
　　为使其恶意攻击的本意更具隐蔽性,国民党的御用文人们打起“文艺批评”的旗号,连篇累牍地攻击“这个剧本是失败了的”,它“对于史实是歪曲,对艺术是欠忠实”,并提出三条极具欺骗性的“论据”:剧中人物塑造有悖于史实;历史事件不符合历史真实;屈原没有写过《雷电颂》,纯属子虚乌有。这的确蛊惑了少数不明****的人,他们“人云亦云”地批评起《屈原》来。
　　对此,郭沫若随即撰文《历史·史剧·现实》,提出了独到而鲜明的观点,即“历史研究是‘实事求是’,史剧创作是‘失事求似’。史学家是发掘历史的精神,史剧家是发展历史的精神”。他不仅科学地区分了史学家和史剧家各自不同的历史使命,同时也澄清了一些人认识上的模糊。郭沫若深入剖析屈原形象,指出屈原一生忧世愤俗,悲愤难遏,终以身殉国,他是中华民族崇尚正义、抗拒强暴的仁人志士的杰出代表。郭沫若塑造屈原的形象,其全部着眼点在于对屈原精神的发掘,他没有停留于追求历史的“形似”,更注重追求历史的“神似”。而《雷电颂》则更集中体现了屈原精神的光辉。因而,虽然如同某些人所说“屈原当时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但它却完全符合屈原的思想,并跨越时空,喊出了现实人民的心声。
　　由《屈原》历史真实性的论争引发了更广泛的关于历史剧创作问题的大讨论。《新华日报》《时事新报》《新民报》等进步报刊,纷纷推出评论文章,解读剧情人物,剖析“屈原精神”的实质。著名戏剧艺术家洪深撰文《舞台上的现代化与历史》,充分肯定《屈原》的艺术真实性及现实意义;在桂林《戏剧春秋》编辑部召开的座谈会上,茅盾不仅驳斥了关于《屈原》违背历史真实的种种谬论,高度赞扬郭沫若在历史剧创作上的拓荒精神和不断推陈出新的勇气,以及其在戏剧艺术上的突出贡献,还总结了历史剧创作的经验和规律,指出历史剧可以“从历史真实中抓住一个要点发挥,不必完全顾及历史真实”。
　　关于这场论战,在当时盛极一时的《屈原》唱和诗中得到了更充分的体现。这些唱和诗刊登于重庆各大报刊,多达百余首,蔚为壮观。唱和诗作,或综观全剧,或立足某一人物,或针对《雷电颂》,或把握某种精神,从不同侧面赞扬了《屈原》艺术真实性的无穷魅力以及郭沫若非凡的胆略和卓越的艺术成就。诗作唱和历时半年之久,影响深远,成为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一道奇观。它们有力地批驳了无聊文人的种种谬论和狭隘的历史观,猛烈地抨击了国民党当局借攻击《屈原》来维护其独裁统治的核心所在。

　　《屈原》犹如一颗“重磅炮弹”,令蒋介石十分恐慌,他严厉训斥陈立夫、潘公展:“这出戏搞得如此沸反盈天,矛头究竟是对着谁?为啥还让他们去演?得赶快查办!”陈、潘二人不敢怠慢,迅速策划召集了一个大规模的“文艺座谈会”,欲意大肆抵毁、围攻《屈原》。
　　在这个虽有进步力量参加却为国民党所操纵的会议上,气氛异乎寻常,论战双方泾渭分明,一方虎视眈眈,一方严阵以待。尽管大家对会议所指心知肚明,但起初仍以缄默抗争。原山东省立剧院院长王泊生作为国民党御用文人的代表,按捺不住了,他首先摆出文化界元老的姿态,痛陈时下戏剧创作的种种弊端,继而直奔主题,矛头直指《屈原》,他指责《屈原》“违反历史,破坏团结”,并故作悲天悯人状:“假使这本戏剧扩大开来,留传下去,对于屈原简直是一种罪过。”潘公展则假意温和地说:“我们的领袖领导抗战很英明,建立了丰功伟绩,我们不能把抗战写得一团漆黑。我们的领袖不是楚怀王。”这本是心照不宣而路人皆知的事,他自己倒先对号入座了。此言既出,潘公展自觉不妥,于是话锋一转,色厉内荏道:“什么叫爆炸?什么叫划破黑暗?这是造反!这是有人借演戏搞不正当活动!这是别有用心!”并严辞诘问:“为什么要写历史剧?你们究竟干什么?”
　　针对这样的诘难,著名电影、戏剧导演张骏祥当即予以反驳:“一个作家写什么戏,是作家的事,有作家的自由。历史剧总是要有人写的。一个作家在一定时期,创作成熟了,就要写历史剧。英国的莎士比亚是如此,中国的郭沫若也是如此。再说,郭沫若的《屈原》酝酿已有20多年了,今天把它写出来了,为祖国创造一笔精神财富,这有什么好追根究底,好兴师问罪呢?”
　　一席话义正辞严,直说得潘公展张口结舌,王泊生无言以对。随即,其他进步文艺工作者也纷纷驳斥潘、王等人的无稽之言。
　　理屈词穷的王泊生恼羞成怒,公然提出要禁演《屈原》,潘公展当即表示同意。目睹这出预谋好了的双簧戏,郭沫若及进步文艺工作者愤然退出会场,以示抗议。
　　《屈原》在重庆遭到禁演后,舆论哗然,国民党当局的独裁与专横激起了民众的愤怒。在社会力量的支持下,《屈原》告别城市,深入乡村。梅雨霏霏的6月,《屈原》全体演职员来到北碚冒雨续演……
　　在《屈原》演出成功的庆祝会上,周恩来对这场斗争作了这样的评价:“在连续不断的反共高潮中,我们钻了国民党反动派一个空子,在戏剧舞台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在这场战斗中,郭沫若同志立了大功。”而围绕《屈原》的这场战斗,实际上又如屈原扮演者金山所说的“是在一种特殊险要的政治环境中打的一场政治进攻仗”,是一次“以戏剧为武器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并取得胜利的一个前锋”。
　　虽然,《屈原》最终还是横遭禁演了,但“屈原精神”却早已深入人心,那叱咤风云的《雷电颂》伴随着滚滚的抗日洪流,一路横扫阴霾,汹涌向前……

“辫帅”张勋办堂会[转帖]
 

　　“辫帅”张勋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名鼎鼎,他一手策划了共和时代的“复辟”丑剧。但他也是一个性情中人,也曾有过“冲冠一怒为红颜”的豪举。鲜为人知的,他还是一个铁杆戏迷。
　　他虽是粗人,但精通音律和戏曲,特好皮黄,一有空闲,便自拉自唱,自娱自乐。因自诩是张飞的后代,特好《三国演义》的戏文,还经常粉墨登场,唱几出《三让徐州》、《长坂坡》、《空城计》。当年谭鑫培先生在北京唱戏,他经常骑马到京城听戏,听完了披星戴月赶回保定。谭鑫培艺名“小叫天”,张勋自命为“小叫天第二”,可见“追星”之狂热。
　　复辟失败后,张勋下野,跑到天津当起了寓公。开始潜心研究京剧,从唱腔到行当无一不精。广交梨园朋友,京剧名角名票与他时常往来。张勋办堂会戏份很高,而且名伶们觉得能被懂戏的“张大帅”邀请,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因此非常乐意捧场,唱得非常卖力,比在戏园子里唱得出彩多了。因此,当时京津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宁听张家墙外戏,不去戏园看生上戏。”
　　民国十一年(1922年)农历十月二十五,是张勋69岁生日。杨小楼、梅兰芳、余叔岩、龚云甫、孟小茹、钱金福、王惠芳、朱桂芳、王凤卿和80多岁的京剧界老前辈孙菊仙,这些在中国京昆界赫赫有名的大腕明星齐集张家花园,唱三天堂会,可谓梨园行的一场空前盛会。张勋是戏剧内行,这些角儿不敢糊弄,各自拿出看家本领,争奇斗妍,希望能落个满堂彩。
　　孙菊仙绰号“老乡亲”,早年与谭鑫培、汪桂芬并称“三杰”,是在清宫里为老佛爷唱戏的“内廷供奉”。后来加入名气极大的四喜班,与梅兰芳的祖父梅巧玲同台唱戏,是头牌老生。不过他唱戏有个特点,来了感觉,唱得石破天惊,气势雄伟;情绪没了,吊儿郎当,不卖力气。张勋知道他的毛病,有意不安排他的戏。
　　头天第一出是朱桂芳的《蟠桃会》,来了个碰头彩;第二出是孟小茹的绝活《打棍出箱》;下面是程继先的《连升殿》,钱金福的昆曲《出山》,台下观众叫好如潮。
　　孙菊仙戴了副老式的墨晶眼镜,袍子外罩了一件坎肩,抓耳挠腮,急得乱转。张勋是专门捧王惠芳的。王惠芳的《穆柯寨》出场之前,只见张勋从椅子上“噌”一下跳上台,差点跌倒,幸亏被两个人及时扶住。他去了后台,亲自给王惠芳双份“戏份”,又鼓励一番,这才从台上跳下来,回到第一排正中间的座位上。
　　孙菊仙实在忍不住了,走到张勋的面前说:“大帅,您的好日子,我要唱一出。”
　　张勋说:“您是有名的‘孙一捋儿’,在台上光‘泡汤’。现在大家都听刘鸿声、余叔岩的,你的玩意儿过时了。”
　　孙菊仙提高了嗓子:“大帅,您就让我唱一出,看看老孙还行不行。”
　　张勋光笑不搭腔。这时,鼓响起了,过门一拉,王惠芳出场了。孙菊仙无法,只得又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第一天的大轴非常精彩,是《回荆州》。梅兰芳饰孙尚香,杨小楼饰赵云,龚云甫饰吴国太,王凤卿饰刘备。跑车一场,三人编辫子,走得既有节奏又步伐整齐。杨小楼斜身姿势最为精彩,博得满堂喝彩。
　　第二天,刘鸿声的《斩黄袍》、《探阴山》更是精彩纷呈。刘鸿声前一出唱老生,后一出唱花脸。饰演包公,唱得高亢嘹亮,喷口有力。当时堂会最高的戏份是三百块,《斩黄袍》拿了三百块。到了《探阴山》,张勋一出手就是四百块,给了花脸行当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
　　在场的老生都坐不住了,孙菊仙又去缠张勋,要求上台,又被拒绝。孙菊仙真急眼了,嚷道:“大帅,您真以为廉颇老了吗?明天是最后一天,您一定让我露露脸,看老孙比他们如何?”
　　张勋自有打算,是有意晾着“老乡亲”。他慢慢问道:“你打算唱哪出啊?”
　　“《鱼肠剑》。”
　　“这样吧,明天晚上10点,你唱《鱼肠剑》。下面还有杨小楼的《落马湖》。大轴是梅兰芳、余叔岩的《梅龙镇》。”
　　孙菊仙就这么盼啊等啊熬啊,等到了第三天晚上,他早早钩好脸,扮上伍子胥,就像一匹准备出征的战马,只等到冲锋号吹响,就奋不顾身冲上去。终于,孙菊仙扮的伍子胥出场了,高方巾,宝蓝褶子,右手持鞭,神采焕发地来了个亮相。然后左手大幅度斗袖,表现出伍子胥的英雄气概,与以往那个在台上一向“泡汤”的“老乡亲”果然有天壤之别,会场掌声雷动。下面的散板,孙菊仙使出浑身解数,铿锵有力,吐字凝练,苍凉感喟,用丹田气唱,气口险中见长,忽放忽收,细处如游丝,最后一放,则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他被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所包围,气氛达到了高潮。
　　孙菊仙一下台,来不及卸装,就跑来见张勋:“大帅,您凭良心说,老孙的戏如何?”
　　张勋说:“老孙今天学程长庚,真卖力气了。”
　　名伶与戏迷都不约而同伸出了大拇指:“今天真正看了一场叫座的好戏,以后恐怕再没机会听到了。”
　　张勋得意地说:“这是梨园行的一次群英会,但今天才算是看了一出真正的好戏,你们要谢谢我。我用的激将法,憋了老孙两天,他才肯这样卖力。可以称得上黄钟大吕吧?梅兰芳、余叔岩你们还有机会。这才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孙菊仙一拱手,说:“多谢大帅夸奖,明年70大寿一定还来捧场。”
　　张勋说:“到时谁也不请,一定请你‘老乡亲’。”他一挥手,副官端来一个大黑漆托盘过来了,上面用红绸盖着戏份。孙菊仙揭开一看,满当当、白花花的银元。周围发出一阵阵惊奇之声。
　　张勋笑着说:“这是我给你的戏份——一共是六百块,怎么样啊?”
　　孙菊仙的眼泪当场就流了出来,声音颤抖地说:“懂戏者,张大帅也!知音者,张大帅也!”
　　第二年从正月初一起,孙菊仙就掰着指头,盼着农历十月二十五的到来。岂料农历八月初二,张勋撒手人寰。孙菊仙听说,哭倒在地,说:“黄钟大吕,恐自绝响。”

谁编造了胡志明终身未婚的神话[转帖]
 

　　越南国父胡志明19岁离家前往法国寻求救国道路，在79载春秋中，他经历了跌宕起伏、大起大落，将全部精力和心血都献给了革命生涯，直到去世都没有妻室儿女。关于胡志明的独身生活，在越南群众中流传着许多感人的故事。

　　曾经有人当面问起胡志明为何不成家。一次，胡志明对工作人员说：“我年轻时在国外从事革命活动，身边也有不少女青年。只是当时我身在异国他乡秘密活动，为的是有朝一日回国闹革命。一旦成了家，便很难再保守秘密。在中国期间，周恩来和朱德同志曾劝我成家，在我说明苦衷后，他们都表示理解。”

　　抗法战争开始后，越南党中央的几位领导在越北战区经过认真审查、挑选，曾物色了一位非常优秀的年轻女干部，派到胡志明身边，担当秘书的工作。但胡志明总是说：“我这里没什么事情了，你去忙你的工作吧。”后来这位女同志与别人成了家，还担任了政府轻工业部副部长。胡志明曾说：“我们大家都希望能有一个温暖的家庭。革命者是感情丰富的人，更懂得珍惜家庭生活。只因为没有合适的条件，愿望未能实现，只好面对现实。”

　　抗法战争期间，著名外科医生武庭颂奔赴越北战区救助伤员。一天，从前线抬下来一名年轻伤员，腹部被敌人的子弹穿透，肠子流了出来。武庭颂走上手术台，发现这名伤员竟是自己的小儿子，但由于伤势过重，最终未能挽救儿子的生命。而武医生的大儿子已在两年前因病去世。胡志明得悉，亲自给武医生写信：“我获悉您的儿子为祖国壮烈牺牲了。您知道我没有家庭，没有子女，祖国越南就是我的大家庭，所有越南青年都是我的子女。牺牲一名青年就如同割去我的一段肝肠……”有关胡志明—— 越南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父.在中国人的记忆里,这是个留着长须,衣着朴素,似乎永远都那么慈祥的老人。1969年9月3日，79岁的胡志明主席逝世，老秦当时还不到16岁。说心里话，大家对他老人家特别出崇拜，为了越南人民终身不结婚。他是个共产主义的大圣人。他为了越南人民的事业终身未婚。

　　最近几年又传出了有关胡志明的新的说法，这个人就是毛泽东主席的秘书，前中央政治局常委陈伯达。陈伯达说：“胡志明年轻的时候是结过婚的。他的爱人是一个厦门人，但是很早就去世了。后来他很长时间是单身。越南革命胜利以后，他想再找一个福建籍的女人为妻，但是越南的党中央不同意，他不能不服从越南党中央的决定，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再结婚。”这是>一书中披露的。可见原来胡志明的很多事迹极有可能是经不住推敲的神话故事，是伟大领袖越南版的“生活秀”。早在1926年10月，胡志明娶广州姑娘曾雪明为妻，并举行了婚礼。当时胡志明36岁，曾雪明21岁。婚礼的地点在广州的太平餐馆。这也是一年前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请客的地方。参加婚礼的有鲍罗廷夫人、蔡畅、邓颖超及妇女运动讲习所部分学员。

　　50年代中期的一天，在广东省委担任领导工作的区梦觉带着两个妇女干部找到了曾雪明，转告了她不便就此事与胡志明主席联络的原因，希望曾雪明谅解，安心工作。生活上如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组织上一定会帮助解决。

　　1991年11月14日曾雪明在走过了86年充满坎坷的人生历程后，在自己的寓所安详地闭上了眼睛，平静地停止了呼吸。遵照曾雪明生前的嘱托，她的骨灰没有保存。由曾雪明亲属送交殡葬服务公司洒向了大海。

越南胡志明

早在1926年10月，胡志明娶广州姑娘曾雪明为妻，并举行了婚礼。当时胡志明36岁，曾雪明2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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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之女的坎坷人生[转帖]
 

　　1956年，安徽籍的中年妇女陈子美和丈夫李焕照全家，从上海迁居广州。文革期间，陈子美被打成反革命牛鬼蛇神和“中国最大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孝子贤孙”，关进牛棚，批斗游街，遭受种种折磨。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深夜，年近60、遍体鳞伤、披头散发的陈子美，用一生的积蓄和首饰，秘密请人把自己绑在一只汽油桶上，冒死偷

渡去香港。这位老妪，其实是中国****早期领导人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

    幼年辛酸　婚姻不幸

　　陈子美生于1912年，为陈独秀与妻子高君曼所生，她还有一个比她小一岁的弟弟陈鹤年。陈子美十多岁时，正是国共第一次合作、北伐战争之时，陈独秀忙于公务，顾不上家庭，他们姐弟俩很少见到父亲。父母感情破裂后，他们姐弟随母亲离开上海独居南京破草屋。生活所迫，她与弟弟鹤年不得不半工半读，进入职业学校；她先学收发电报技术，后又学妇产科。她快毕业时，母亲高君曼久病无钱医治而死。

　　一个偶然的机会，她与比她大十岁，在南京银行和供销社供职的张国祥相识、相爱。张国祥与陈子美结婚前已经有妻室子女，但他一直瞒着陈子美。1936年，陈子美生第三个孩子即二女儿张树德时，张国祥找来一个称之为“表妹”且带着个孩子的保姆来照顾她。不久，这个“表妹”保姆亮出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她就是张国祥的结发妻子蔡氏，那个小孩即是张国祥与蔡氏所生最小的女儿。此时的陈子美如梦初醒，她与张国祥大吵并要与之离婚。张国祥无奈，只得与结发妻子蔡氏离婚。

　　1937年，陈子美与张国祥携二子三女避难重庆。1938年8月，陈独秀偕同第三位妻子潘兰珍，也避难于与重庆毗邻的江津。陈子美要去看望父亲，但张国祥不让她去。原来，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后判刑关押在南京监狱，此时张国祥与陈子美已完婚，陈子美带着张国祥去狱中探望陈独秀。当陈子美把自己与张国祥的婚事告诉父亲时，陈独秀十分不快，厉声斥责道：“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父女俩在狱中吵了起来，陈子美与张国祥转身就走。后来，张国祥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所以他阻止陈子美去江津看望陈独秀。

　　1939年5月，日本飞机对重庆实施大轰炸。陈子美又匆匆逃离重庆，经昆明到香港。

　　陈子美一家在香港小住后，又取道回上海。不久，陈子美与张国祥的感情彻底破裂，她带着四个儿女另租房分居。抗战期间，上海滩物价一日三涨，生活越来越窘迫。于是，陈子美带着子女搬到南京，住在下关，过着像她母亲当年带着她与弟弟独居南京时那样穷苦的生活。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她才与张国祥正式离婚。然而，张国祥不给她及子女生活费，一个弱女子哪能养得起4个儿女？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陈子美只得忍痛割爱，丢下4个亲生儿女，毅然离去。

　　陈子美回到上海,在一家医院谋得助产士一职。不久，她又结识了在浦东开推土机的司机李焕照，并同他结婚。陈子美又与李焕照生了两个儿子。

　　20世纪50年代初期，陈子美与前夫张国祥所生的3个子女在上海读书。长子张肇山、长女张树仪先后参军离开了上海。张肇山参军后，被保送到南京航空学院学习，后被人陷害屈死于狱中，时年只有20多岁。二女儿张树德1953年初中毕业，填履历表中的社会关系一栏时，不知如何填写，去问父亲张国祥。这时张国祥才不得不告诉她，她的外祖父是陈独秀。

　　直到1956年，张树德考取山东大学，向在上海的母亲告别时，陈子美才给她看了外祖父陈独秀的照片。

　　陈子美文革期间逃到香港后，很长时间没有信息，生死不明。

30年后在美国露面

　　30年后即1997年，陈子美竟然奇迹般地在美国纽约露面。原来，她冒死“泅海”偷渡香港，在海上漂泊了10个小时到达香港后，与先行偷渡抵港的与后夫所生的小儿子，在香港短暂停留后，就去了加拿大，居住在华人区。陈子美先在华人开的医院当产科医生，积累了些钱后，开办了一家私人产科医院，很受华人的欢迎。

　　1975年，陈子美到美国定居。1982年，陈子美在纽约皇后区的雷哥公园买下一个合作公寓单元。1991年，她生病入院时，被人偷走放在寓所内的一生积蓄，生活陷入困境。年近90的她，只好向联邦政府申请养老生活补助救济金。由于每月只有400多美元，而合作公寓的维持费每月就需400美元。因此，从1993年起，她每月都无法缴清公寓维持费，到期共积欠约1万4千美元。于是，管理公司向法院起诉，面临判决被逐出公寓的困境之时，她被迫向媒体透露了自己的身世。后在中华海外联谊会的帮助下，才摆脱了困境。

　　1997年，陈子美在大陆与前夫所生的两个女儿，得知母亲还健在美国，寻求外交部门的帮助，与久别的母亲取得了联系。陈子美也想回祖国看看，与亲生女儿团圆，但因年事已高，一直未能如愿。

　　2008年2月25日，她突然发病被送进医院，4月14日下午4时，她在美国纽约皇后区圣约翰医院冷清离世，因无人过问，后事拖了一月之余。

(《羊城晚报》2008.12.29　旺文文)

开国时的献宝热潮[转帖]
 

■何季民

周叔弢捐赠宋代淳熙七年池阳郡斋刻本《山海经》

　　　1949年，神州大地翻天覆地，千百年理想的公有制来到眼前，荡涤着旧社会的一切价值观。读书人的神经尤其
敏感，以吃公家饭穿干部服为荣，不自觉或自觉地追求进步、自我改造，过去私藏的宝贝顿成烫手山芋，似乎只要赶快扔出去才能与过去的历史一刀两断，新中国第一拨献宝热潮遂告形成。

开国献宝第一人贺孔才

　　北平解放不到3个月，1949年4月28日《人民日报》发布了一则不同寻常的嘉奖令：“北平军管会顷通令嘉奖贺孔才先生捐献图书、文物的义举……本市贺孔才先生于解放后两次捐出其所有图书、文物，献给人民的北平图书馆及历史博物馆，计图书一万二千七百六十八册，文物五千三百七十一件。贺先生忠于人民事业，化私藏为公有，首倡义举，足资楷模，本会特予嘉奖。”一下子震动了中国文藏界。

　　贺孔才出身书香世家，自幼饱读古文国学，是传世古籍和文物的收藏家，青年时跟随齐白石研学治印，屡被齐老夸奖，曾获赞语：“消愁诗酒兴偏赊，浊世风流出旧家，更怪雕镌成绝技，少年名姓动京华。”他曾任过北平市政府秘书、北平市古物评鉴委员会委员、中国大学国学系副教授、河北省通志馆编纂、国史馆编纂。

　　贺孔才抗战前曾参加过营救同学齐燕铭，解放后倾向进步决心投身革命工作，以献宝国家表示抛下封建包袱告别过去，又改名谢泳穿上军装，47岁成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工作团研究室的研究员，进入武汉参加接管了武汉大学。后来回北京，由齐燕铭介绍到文化部文物局担任了办公室主任。遗憾的是没有等到展示满腹的学问，就在1951年12月不堪冤屈而自溺身亡，40年后才得平反。

周叔弢与霍明治

献宝表示进步

　　1949年8月底，报上又传来了“周叔弢霍明治先生捐献珍藏图书文物，华北人民政府准予表扬”的消息：“继北平贺孔才先生献出图书文物之后，近又有天津启新洋灰公司总经理周叔弢先生与霍明治先生献出珍藏之图书文物……周叔弢先生将他用二两黄金买来收藏的海内孤本宋版‘经典译文’交由北大唐兰教授转送高教会，与故宫博物院收藏之二十三册合并即成为完整之一部。霍明治老先生将他毕生收藏的图书共一万零七百九十册及珍贵的金石漆器等文物三千九百九十二件捐献给政府……华北人民政府对两位先生此种化私藏为公有，裨益人民的精神，认为应该表扬，已准由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分别发给‘褒奖状’，以资鼓励。”

　　周叔弢，当时是天津启新洋灰公司的总经理，周氏企业集团的代表者，被称为“北周实业传人”（南为张謇，北为周学熙）。抗战时期，周叔弢虽身在沦陷的天津，但不与敌伪合作，洁身自爱深居简出。抗战胜利后，他复出原想趁国家复兴再展鸿图，没想到才两年又面临了是走还是留的抉择。天津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已经迫令永利、久大、东亚和启新等大型企业南迁，闹得天津工商界惶惶不可终日，头头脑脑聚在“三五俱乐部”里食不甘味。是跟国民党走，还是留等****？在这个历史的关头，周叔弢与李烛尘率先站出来说话：“叔弢以数十年经营、生活之实践，不能不寄民族复兴国家兴旺的希望于一个新的政权……”他选择了做****的朋友。

　　1949年天津解放后的春天，刘少奇雪夜造访周叔弢，坐在周府书房里品茗交谈，像学生般地讨教民族资本企业的管理与经济问题。周叔弢也感动地发表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早就提出的“劳动神圣”、“双手万能”的高见，请****一定要记住中国知识分子“士为知己者死”，表示了对中共“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十六字方针的拥护。不光说，还要做，这回献宝，无疑是他重要的实际行动。

　　新中国开国盛典，周叔弢被选为工商界的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接着又以花甲之身当上了天津市的党外副市长，直到文革后还以九十高龄担任了天津国际投资公司董事长，1984年2月24日在医院仙逝。周叔弢早在1982年就立下了遗嘱：“……我死之后千万不要发讣告，千万不要开追悼会，千万不要留骨灰盒，投之沧海以饱鱼虾，毋为子孙累。存款五年定期壹万元、国库券壹万五千元，全数本息上交国家，在四化大海中添一滴水。”北周传人，身外之钱竟然只剩如此小数，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他的产业也早就献给了国家。早在1942年，他就立过遗嘱要把呕心沥血的珍藏“举赠国立图书馆”，解放后分4次向北京图书馆、天津图书馆和天津艺术博物馆捐献了全部的珍藏，也把一生献给国家。

丁惠康捐赠清华大学

　　为了配合开国盛典，北平一解放就启动了文物宣传，从8月起先后举办了“帝后生活史料”、“抗日史料”、“美帝侵华”、“赵城藏”、“人民捐赠文物”等11项文物展览；其中“人民捐赠文物”，是北平解放半年来各界人士捐赠的16962件文玩的一小部分。11月4日，清华大学又举办了“台湾、西藏及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展出的500多件珍贵文物中有200多件台湾高山族文物，包括木、竹、陶、皮革、金属、纺织、贝壳等材料的宗教法器、房屋构件、饮食器皿、武器、衣饰、雕像、模型、玩具和书籍资料等等，都是丁惠康所赠送。

　　丁惠康，著名国学家、医师丁福保的次子，自幼受家庭熏陶学医从医，抗战前主编过医学杂志，创办过上海肺病疗养院、上海虹桥疗养院，曾任中国保健协会秘书长等职，在日军侵占上海后，收藏保护祖国珍贵文物，据说曾拒汪精卫妻子陈壁君捐赠，有“三拒汪伪”的正义之举。在宝岛光复后，他请专人到台湾采集高山族文物，在沪、杭等地举办展览。

　　清华大学举办“台湾、西藏及西南少数民族文物展览”，独缺台湾高山族文物，于是专程找到丁医师，请求借作“庆祝解放展览”。丁惠康到北平参观了清华大学的文物后，慨然捐赠了收藏的全部高山族文物。回上海后，又向国家捐赠了1尊西周青铜大鼎，并解囊帮助国家收购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所藏著名石刻拓本和孤本书籍1100余册，接着又向故宫博物馆捐赠了全部家藏。

　　到1949年底，又传来了“冯大生等捐献文物，文化部拟颁予褒奖状”的消息：“大兴县冯公度先生的遗族冯大生等，秉承冯先生遗志，将珍藏的古物图书，其中包括有“周召康公”玉赤刀一柄，玉发箍一件，石屏二件，散氏盘毛公鼎铭文刻石二方，暨冯先生生前纂刻金文砚一百四十三方，图书一七六五○册，捐献人民政府……为了表扬冯氏这种化私为公，爱护人民事业的精神，文化部并正拟颁发褒奖状，以资表扬……堪为收藏家效法。”如此的献宝热潮，一直持续到文革前……陈叔通、马叙伦、柳亚子、杭州钱塘“六唐人家”后人、宁波萱荫楼主人李庆城、晋江陈盛明、陈盛智兄弟、陶瓷学专家陈万里、吴蕴初家属、顾丽江夫妇、藏书家陆心源后代、古玩名人钱镜塘、孙煜峰……在那个家藏古玩如怀抱地雷的年代，化“私藏”为“公藏”也许是最好的选择。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