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转帖]
邓小平曾经指出:“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是中国人民有骨气有智慧的见证,也是新中国第一代领袖毛泽东的革命英雄浪漫气概的一次淋漓尽致的展现。
一、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想到了要有自己的原子弹。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书记处会议,决定发展自己的原子弹
1949年春季,在毛泽东的同意下,周恩来批准拿出外汇让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首次访苏,更加重了他自己手里要有原子弹的想法。毛泽东访苏期间,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地进行了参观游览,还看了不少电影,如《拿破仑》《彼得大帝》等。其中有一部是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苏联于1949年9月23日成功进行了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回国后的一天,毛泽东突然问卫士长:“你说原子弹厉害不厉害呀?”卫士长回答说:“原子弹的威力真大,确实厉害!”
毛泽东没有说话。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1950年5月19日,由毛泽东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从事核科学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院(现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纷纷从美、英、法、德等国回国,来到原子能所。从1950年到1954年,在毛泽东的关怀下,在周恩来的具体支持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做了基础准备。1953年,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一行26人前往苏联进修核技术,但此行并没有触及核心技术,苏联方面只让一些不相干的技术人员与进修人员接触。
是时,世界爱好和平的人士也直接向毛泽东建议:新中国要发展自己的核武器。1951年10月,居里夫妇的后人、女婿、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委托即将回国的中国放射化学家杨承宗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就必须要有原子弹;原子弹也不是那么可怕的;原子弹的原理也不是美国人发明的。他还将亲手制作的10克含微量镭盐的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
1954年秋,毛泽东决定由彭德怀率领中国军事代表团前往苏联观看核爆炸试验。
1955年1月初,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了解了核反应堆、原子弹的原理和发展原子科学技术所需要的条件。周恩来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
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这次会议极为机密,迄今在中央档案之中没有任何正式文字记载和影音资料。仅有的文献就是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几行字和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以及当事人事后的回忆。
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住地丰泽园主持召开了这次会议,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参加。会议听取了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和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关于核物理和铀矿地质学的介绍。钱三强从最基本的讲起,用最通俗的语言,把原子弹的原理讲清楚,使中央领导同志能够听清楚。李四光事先把铀矿石包起来放在桌子上。有人说,这是铀矿啊,结果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用手去摸。李四光赶紧说,哎哟哟,摸不得,摸不得,这个有放射性,赶紧去洗手,洗干净手再喝茶。李四光还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
毛泽东说:“我们要不要搞原子弹啊,我的意见是中国也要搞,但是我们不先进攻别人。别人要欺负我们,进攻我们,我们要防御,我们要反击。因为我们一向的方针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不是消极防御的。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今天要比昨天更强大,我们不仅要有更多的飞机大炮,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周恩来表态说,对人才培养要大力加强。
毛泽东看看大家,接着说:“你们看怎么样,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吃饭的时候到了,大家来到餐厅,餐厅里摆了三桌饭菜。毛泽东坐的那桌,他的右边是彭德怀,左边是李四光,钱三强坐在他的对面。开始上菜了。因为是毛泽东请客,意义又不一般,破了四菜一汤的规矩,特意加了两个菜,摆了六个菜。毛泽东平时滴酒不沾,这次却特意斟了一杯红葡萄酒。毛泽东站起身来,举杯大声说: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大家共同干杯!中国原子能事业就此拉开序幕。
会议结束后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国核武器计划,代号为02。同年6月,成立了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工作。
1956年1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此后,制订规划活动展开,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有全国757位科学家参加,历时7个月完成草案,全称为《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这个规划提出57项重点任务,集中发展核科学等相关现代科学技术。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第51次会议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11日改名为第二机械工业部),具体组织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
二、赫鲁晓夫要留一手对付不听话的毛泽东,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弹的计划突然变卦
实际上,毛泽东在1955年伊始提出搞自己的原子弹,是他看到,作为一个大国,靠苏联的核保护,毕竟不是办法,也是靠不住的。赫鲁晓夫对中国发展原子弹的想法并不赞同。1954年9月赫鲁晓夫率领庞大的代表团参加我国国庆五周年庆祝活动。当时赫鲁晓夫刚坐上“龙椅”,地位并不稳固,为寻求中国的支持,答应苏联军队于1955年底以前撤出旅顺口海军基地,将该基地交还给中国;将中苏合办的新疆有色及稀有金属公司、新疆石油公司、大连轮船公司和民航公司中的苏联股份于1955年1月1日起完全移交中国,中国数年内用出口货物偿还;给中国5.2亿卢布长期贷款,帮助中国新建15项工程,扩建141项工程;还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政府关于中苏关系和国防形势各项问题的联合宣言》及《关于对日本关系的联合宣言》。在10月3日中苏领导人最高级会谈时,赫鲁晓夫问毛泽东:“你们对我方还有什么要求吗?”毛泽东说:“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赫鲁晓夫一听愣住了,支吾着说:“搞那个东西太费钱了!我们这个大家庭有个核保护伞就行了,无须大家都来搞它。搞那东西费钱费力,又不能吃、不能用,生产出来还得储藏起来,不久又过时了,还得重造,太浪费了!”毛泽东一听很不高兴,将香烟掐灭:“也好,让我们考虑考虑再说。”赫鲁晓夫以教训人的口气说:“目前你们还是集中力量搞和平建设,发展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事业,改善人民生活为好。”毛泽东软中带硬地回敬说:“我们之间在对外方面,要多进行协商,协调步调,一致对外;在对内方面,则互相帮助,互通有无,岂不很好吗?”接着,又不失时机地提醒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做事要谨慎,说话要注意分寸,要有内外、亲疏,不要让敌人抓住话柄,钻空子。”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毛泽东不同意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也不同意他的“和平共处”、“和平过渡”等理论观点和政策纲领,并在内部表明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在这个问题上,赫鲁晓夫就用原子弹来说事,言下之意,我有原子弹,你敢离叛我?毛泽东毫不畏惧,这就有了两人间著名的一段对话。毛泽东豪气十足:“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赫鲁晓夫心灰意懒:“亲爱的毛泽东同志,你这样的观点使我很吃惊。在原子弹面前,双方军队的数目对真正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结果已经没有任何意义,谁的军队越多,他的炮灰也越多!原子弹的阴影下,军队只是一堆肉,一堆灰!”毛泽东掷地有声地回答:“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还可以在废墟上重建我们的家园……”
赫鲁晓夫知道了,毛泽东希望自己有原子弹,在自己没有之时,他并不惧怕原子弹。是啊,原子弹再多,也不可能与毛泽东的“死一半人”相敌。
转机出现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发生后,赫鲁晓夫为了拉住中国不倒戈,于1957年10月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支持中国发展原子弹。
从1953年1月到1956年8月,中苏两国政府在原子能领域共签订了四个协定。其中1955年1月22日签定了一个重要的共同进行新疆地质勘探,开采铀矿的协议,作为回报,中国政府向苏联提供一定的铀。地质部门开始了艰苦的铀矿勘探,在牺牲了十几个干部战士之后,发现了一条铀矿异常地带。结果发现,新疆具有丰富的原子核武器的原料矿藏。但是,正规的矿山来不及为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原料。1958年,成千上万的农民漫山遍野采掘近地表层的铀矿,他们用双手奉献了第一批150吨铀矿石。
1956年4月7日,中苏签定了关于帮助建设军、民用设施的协议,铺设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以便向预定设在罗布泊的第一座核武器实验中心运送设备。
1957年10月,两国政府签订的“国防新技术协定”,里面列有苏联援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条款,主要包括苏联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数学模型和图纸资料。苏联首批派出了640名科学家,在原子能的和平利用、放射技术、计算机开发及核武器研究方面提供技术支持。
原子城的选址工作随后展开。根据地理条件和居民分布情况,参加踏勘的专家们认为青海海晏县最合适。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代表中央予以批准。于是,几千人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会集到1170平方公里的这片草原上,开始了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基础性建设工作。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筹建核试验场;6月,中苏合作建立了第一座重水型核实验反应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毛主席站着作讲话:“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它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搞一点原子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两枚地对地近距离导弹模型,中国科学家也做好了原子弹爆炸的模拟实验的一切准备工作,苏联专家因没有接到苏联当局的指示,以安全系数不高为由,没有进行试验。
平地起波澜,靠苏联的帮助发展原子弹的想法很快就破灭了。苏联的支持是有交换代价的。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在中国设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这个海军舰队的指挥权由苏联控制,被毛泽东一口回绝。毛泽东对来谈此事的苏联大使说:“中国不同意和平时期在本国领土上建立苏联的海军基地,我们只同意你们帮助我们建立我们作主人的军事基地。”赫鲁晓夫大为火冒,决定报复。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以“争取和平、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提出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9月,在中国和印度的边界冲突过程中,苏联方面无理偏袒印度一方,将中苏分歧公开化。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从容说道:“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当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赫鲁晓夫对毛泽东说,不要“用武力去试验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定性”。随后,单方面撤走全部援华专家,中止了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三、自己干,周恩来是具体的执行者,“596工程”在困难中前进
早在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时,便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但是“那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
这种情况,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也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
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明确的: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从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
我国核工业创建伊始,就明确提出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正确方针,坚持引进技术和自主研究开发相结合,特别重视建立自己的科研基地和工业体系,独立自主地开展科研工作和培训专业人才,牢牢掌握工作的主动权。
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后,中国20几个研究所,承担了题目(课题)来配合它。科学院参加的人员占全院的三分之二,当时有五万人从事“两弹一星”的工作。
从千分之几的铀矿石中提炼高浓度的铀,是一个重大技术难题。被称为四大“化学家族”的上海有机所、长春应用化学所、大连化学物理所和北京化学所协调配合,提前找到通向成功的途径。在塞外边陲的气体扩散厂,女科学家王承书率领工作人员夜以继日地工作,排除一道道难关,生产出丰度高达90%以上的浓缩铀235。
1958年10月,我国第一座重水型研究性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在中科院近代物理所诞生。随后,沈阳金属所和上海冶金所在有关单位的协助下,生产出“真空阀门”。
1959年3月,中央军委批准核试验场定点在新疆罗布泊地区;6月,总参谋部批准将核试验场改称核试验基地;7月,中共中央决定,准备用八年时间把原子弹研制出来。
1959年6月,苏联撕毁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
1960年7月,苏联撤回了全部1292名在华的苏联专家。
中国研制原子弹的工程叫“596工程”,这与中苏两国的关系密切相连。随着中苏分歧的扩大,苏联决定,提前终止1957年10月15日苏中双方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中断若干援助项目,不再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苏联单独撕毁协定后,美、英、法、苏四个核大国对中国在原子科学技术上都实行严密的封锁。毛泽东马上召开政治局会议,在1959年7月作出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把原子弹造出来。为了记住1959年6月发生的这段“国耻”事,中国领导人特意将研制自己的原子弹的工程定名为“596工程”。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他们是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上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四、挺住困难继续干,毛泽东批准了1964年爆炸原子弹的设想
中央专委强有力的领导,大大加速了我国核工业的建设步伐。在全国各部门、地方政府和人民解放军的大力协同和积极支持下,核工业战线的广大科技人员、干部、工人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勇克技术难关。有关机构相继成立,各项工作协调进展迅速,原子反应堆、回旋加速器、铀矿选冶提炼、生产裂变材料浓缩铀的气体扩散工厂、引爆装置、原子弹“内爆法”样弹设计、罗布泊试验场区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工作相继展开并取得突破。当然,这中间并不是没有反复。
1961年深冬,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了一次由中央军委的老总们和国务院一些部门领导出席的不寻常的会议。会议讨论了中国核导弹工业的建设和发展问题,实际也就是中国还有没有能力、要不要发展导弹核武器的问题。会议由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出席了会议。会议刚进行不久,就陷入僵局。军政要员意见相左,泾渭分明。国务院主持经济工作的“大管家”们站在全国经济工作的第一线,艰难地支撑着一个6亿人口大国的吃饭穿衣,面对“大跃进”留下的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和自然灾害造成的巨大损失,国家急需输血,他们担心再拿出大笔资金发展导弹核武器,无疑会增加国家负担,影响经济的复苏,因此建议“暂缓”。
争议相当激烈。毛泽东没有在会议上出现,但在第二次会议召开时,提出让大家讨论一个问题:中国应当走什么道路?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老帅们坚决要上。他们认为,只有尽快拥有原子弹和导弹,才能早日确立我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中国说话才能有分量,也才能从根本上冲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封锁制裁及核威慑。因此,老帅们建议中央:即使卡紧脖子少吃几口,也要继续干下去。性格豪爽的元帅外交家陈毅直截了当地说:干!就是当了裤子,我们也要搞核导弹。有了这东西,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子就硬了!而平日沉默寡言的国防部长林彪,也掷地有声地说:原子弹要上,就是用柴火烧也要把它烧出来,哪怕架在火上也要把它烧响……
尽管如此,第二次会议还是在干还是停的问题上僵持不下。最后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认为,应该先将中国核工业起步的现状了解清楚,中央再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做最后的决定。经征询聂荣臻元帅的意见,决定由时任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承担这一重大调研任务。
“头顶烈日,明月作营帐;饥餐砂砾饭,笑谈渴饮枯水浆。”这阙充满了乐观豪情的词,正是将军当年率考察队踏遍大漠戈壁时的真实写照。经过对西部一些工厂、矿山、研究所的扎实调研,同核工程专家和技术人员的交流,一个月后,张爱萍将军向中央递交了一份沉甸甸的调查报告:《关于原子能工业建设的基本情况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报告认为,我国的核工业已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负责,亲自领导,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制造成功原子弹并进行核爆炸是可能实现的。
这份在中国核导弹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报告,迅速在邓小平主持、刘少奇、周恩来参加的书记处会议上通过,并送交毛泽东圈阅。随后,邓小平对参加核工业会议的代表说:中央的大政方针已定,你们放心去干,干好了是你们的,干不好中央书记处负责。
1962年8月至10月,聂荣臻和罗瑞卿都向中央报告了力争在1964年或者说1965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计划设想。11月3日,毛泽东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1963年9月完成了原子弹图纸设计,1963年12月24日成功进行了聚合爆轰中子试验。
1964年秋,中国第一次试验的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个秘密工厂装配出来,但进行试验却要冒着遭受打击的很大风险。中央专委不得不制定两种方案:一是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是不怕威胁尽早试验。毛泽东最后一锤定音,以豪迈的气概说:“要尽早试验。”196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10月进行首次原子弹试验。
美国确实一直试图阻止中国的核爆炸,欲对中国核设施实行“绝育手术”。美国从1961年开始,就利用从台湾起飞的U—2高空侦察机多次飞临兰州等西北地区,还利用间谍卫星拍摄了多处核工厂及核设施照片。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强调,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那么,怎么样才能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呢?当时正值中苏关系破裂,最好苏美联手,甚至采取军事行动,迫使中国签署核禁试条约,放弃原子弹计划。1963年7月14日,美国特使哈里曼赴莫斯科,带去了肯尼迪对付中国原子弹的计划。哈里曼问赫鲁晓夫是否愿意采取“美国行动”或“苏联行动”阻止中国发展核武器,赫鲁晓夫拒绝了。把中国原子弹问题当做一个威胁,美国人在企图与苏联联手对付中国核武器的同时,也研究了单独破坏中国核武器的行动计划,其中包括对罗布泊试验场等目标由美国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或由蒋军实施空中轰炸,或实施秘密的地面袭击。单独干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和军事风险,美国无可奈何,终于没有采取行动。
位于新疆罗布泊地区的原子弹实验基地也在紧张地建设。1964年9月,在罗布泊戈壁的深处矗立起一座102米高的铁塔。为了测试这次核爆炸的性质、当量、效应,在铁塔四周方圆60公里范围内布置了90多项效应工程,3000多台测试仪器,它们包括飞机中队,坦克群,钢铁水泥工程,油料库,食品供应点等等。要测量的效应涉及几乎所有种类的物理效应,以及一部分生物、化学效应。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甘肃酒泉的一座机密工厂里组装完成。一列由中国最优秀的司机驾驶的专列火车负责把这颗凝聚着千百万人心血的炸弹运到实验基地。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专列所用的100多吨优质煤都经过专门的筛选,以防可能混进雷管等爆炸物。沿途经过的所有火车都要为专列让路,连横跨铁路线的高压输电线在专列经过时都要断电,以防电磁感应引起电火花爆炸。
1964年10月14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主任、二机部副部长刘西尧为副主任的中国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宣布了中央的命令:经中央专委确定,原子弹实验的时间定为1964年10月16日15时(北京时间)。当晚7时,组装好的原子弹被送到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并安装好。
总指挥张爱萍最后一次往北京打电话,向周恩来总理报告:“最后安装工作已经结束,请指示。”周恩来平静地说:“中央批准零时定在15时,祝你们成功。”14时59分40秒,主控站操作员按下了启动电钮,10秒钟后整个系统进入自控状态,计数器倒计时开始。当它从10倒转到0时,按事先的设计,原子弹进行着爆轰、压缩、超临界、出中子、爆炸的全过程,顿时,金光喷发,火球凌空,蘑菇云腾空而起,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在指挥所里,身经百战的张爱萍将军还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他对着话筒说:“总理,我们成功啦!原子弹爆炸成功啦!”周恩来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听得出他也十分激动,但他毕竟是总理,用极平静的口气问道:“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呢?”
防化兵进入现场后惊讶地发现,那座100多米高、用无缝钢管焊成、重80吨的铁塔,在原子弹爆炸中竟化为一小摊细细的“面条”;周围的沙砾卵石在熔解之后重新凝固成一颗颗紫色玻璃球;机群已变成一具具“骷髅”;坦克则像回炉的一堆赤色毛铁……
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时,毛泽东十分冷静地指示说:“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查清楚。”尽管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分量,他还是再次指示:“还要继续观察,要让外国人相信。”当毛泽东得到了确定的报告——火球变成蘑菇云时,他迅速让周恩来向参加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的同志提前宣布了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并在当晚22时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一消息。
也可以说,中国的原子弹是被赫鲁晓夫逼出来的,毛泽东讥嘲地说,要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
这次相当于几万吨TNT炸药威力的核爆炸产生的地震波,绕地球转了好几圈,以至远在万里之外的国际权威——瑞典乌普萨拉大学观测台也测到了它的存在。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去看,这次核爆炸在世界政治、军事格局中引起的震撼,在全球炎黄子孙心灵上引起的震撼,将是永久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