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假钞困扰世界各国[转帖]
 

印度：假钞占货币总额25%

根据印度情报机构和印度央行的数字，目前在印度流通的卢比假钞总额多达510亿美元，而印度卢比真币的总额也就1400亿美元。照此推算，印度市场上流通的卢比中假币占到了大约25％。

印度警方称，假钞制造的水平越来越高，也越来越难分辨。由于印度卢比假钞泛滥，尼泊尔政府曾一度下令该国海关和银行拒绝接受500卢比和1000卢比的大额印度钞票，声称假币制造者在尼泊尔大肆伪造印度卢比，冲击尼泊尔金融市场。

美国：“经济恐怖主义”

在美国，负责打击假钞的是原属财政部、现属国土安全部的联邦特勤处。据特勤处官员称，目前市场上美元假钞出现的频率达到了5年来的新高。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美元自然是假币制造者的“宠儿”。 2007年统计数字显示，世界各地流通的每100万张100元美钞中，就有30张左右是伪钞。美国官员曾称假币泛滥是“经济恐怖主义”。

由于经济不景气，企业大量裁员，一些普通美国人可能冒险利用电脑、喷墨打印机等办公设备制造假钞。

欧元：60亿假币在流通

从2002年1月1日欧元正式问世之日起，欧元就成了假币制造者的新目标。 2007年的统计数字显示，全世界当时就有 60多亿欧元假币流通，欧洲各国每月没收的假欧元多达4万张；而在中国境内，也曾有出现欧元假钞的报道。

欧盟刑警组织曾警告说，“作为排在美元之后的第二大货币，欧元的重要性使欧洲货币对造假者具有很大的诱惑力”。以保加利亚和立陶宛为首的东欧各国成为欧元造假最猖獗的地区，哥伦比亚犯罪集团也是欧元假钞的主要制造者之一，其所制造的欧元假币质量之高有时连专家都目瞪口呆。 （摘自1月13日《广州日报》）

1992年邓小平南方之行与苏东剧变[转帖]
 

　　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

　　1992年初春，88岁高龄的邓小平从1月17日离开北京，途经武昌、长沙于19日抵达深圳、23日到珠海、31日到上海视察，2月21日返回北京。沿途与当地领导人作了关乎中国社会主义命运的一系列重要谈话。

　　对这次邓小平的“南巡”谈话，当时为很多人不理解，认为邓小平已正式退休，如此重大的问题，不在北京当面与中央领导层直接对话，仅从组织层面看，也是欠妥的。当我们把邓小平这次“南巡”，放到当年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下考察时，就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客观形势使然。

　　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

　　1989年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选举中遭到惨败，由胜选的团结工会进行组阁，波共由此失去政权。接着是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10月发生分裂，自动放弃了政权……　1991年12月，苏共解散、苏联解体。当年的社会主义阵营，竟然在短时间内像多米诺骨牌那样倒了下去，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深思——它与1950年代开始，尤其是1980年代重新兴起的社会主义各国的改革潮流是什么关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三大确定的路线和发展战略是否应坚持下去？中国的改革方向是否要重新选择？

　　就在东欧发生剧变的最初时刻，中国国内在1989年春夏也发生了一场政治风波。一时间，宣传舆论中反和平演变的声浪调高。

　　在这种背景下，本来就存在的一种担心改革开放会滑向资本主义的思想情绪增长，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因而对改革开放中许多问题提出疑问和诘难。焦点则集中在计划与市场问题上。一些人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直接同坚持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联系起来。

　　苏东剧变的教训

　　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兴起的改革，竟然最终导致****失去政权的后果，其原因何在？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相当一部分人坚持认为，是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导致的恶果。事实果真如此吗？请看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究竟说了什么：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党和托洛茨基主义者及右翼资产阶级国家主义者进行激烈的斗争并在思想意识领域内解除了列宁主义的一切敌人的武装……在这里，斯大林起了积极的作用……如果1928年至1929年前后兴起的右翼政治路线在我们中间得到蔓延的话，如果我们沿着‘复兴服装工业’（原注：指轻工业重点主义）及保护富农的方向前进的话，事情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呢？恐怕我们今天不会拥有强大的重工业了，恐怕也不会有集体农庄了，恐怕我们已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下解除了武装而变得衰弱不堪了。”

　　以上引文向我们表明，赫鲁晓夫不只是肯定了斯大林的领导作用，而是把斯大林作为捍卫列宁主义的代表的肯定，更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肯定，也就是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的肯定。

　　正因为此，国内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赫鲁晓夫的改革有如下评说：在国内改革问题上，与其说赫鲁晓夫失之于离开社会主义方向，还不如说失之于未摆脱传统的体制而改革不彻底。赫鲁晓夫既没有改变斯大林时期的经济管理理论和产业结构，也没有完全抛弃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和方法，既没有调动起工农群众真正的生产积极性，也没有依靠一批得力的智囊、充分发挥知识和科技的力量。

　　如果说，上述看法只是学者的声音。那么，我们不妨听听从1954年开始就任保加利亚****中央第一书记，到1989年下台整整主政35年的日夫科夫是怎样反省的。

　　日夫科夫说：

　　我们共同体各国的社会主义悲剧。我们将向马克思做什么样的总结呢？显然，在这个总结中不能漏掉马克思如何经常从源头、从主要方面被伪造。他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还有，不能漏掉马克思所奠定的原理怎样没有被进一步发展，以致使我们能从所处的死胡同里找到出路。特别重要的是，它没有被进一步发展到让我们能够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

　　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

　　那么，曾被认为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原则是什么呢？简单说，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计划经济＋无产阶级专政。日夫科夫称，这是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是从源头“被伪造得已不成其为马克思了”。遗憾的是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

　　斯大林死后，苏联和东欧国家，曾经因长期积累的矛盾而不断试图进行改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动到被奉为经典的社会主义原则，于是就碰到了如日夫科夫所说的，“要还是不要社会主义”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成了所有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难以逾越的障碍。

　　历史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国内东欧问题专家就东欧各国的经济战略、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存在的问题有过如下分析：一是东欧长期仿效苏联实行以速度为中心的赶超战略，其核心是“优先发展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其结果是导致国民经济结构严重失衡，食品和日用消费品严重短缺。二是始终没有明确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一方面要建立产品的自由市场，另一方面又不让劳动和资本进入市场，各国对经营不善的亏损国营企业，不是向市场引导扭亏为盈，而是由国家直接包揽扶植。三是财政补贴与高举外债，为安抚人民对生活水平下降的不满，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1983、1984两年，东德就求救于西德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伐利亚州总理施特劳斯，从西德借了20亿西德马克。各国长期违背价值规律，结果是加快触发了经济危机。正是由经济危机导致政治危机，这才是苏东****最后倒台的深层原因。

　　邓小平高瞻远瞩拨正航向

　　与日夫科夫等一代苏联、东欧****领导人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就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提出质疑，提出：总结历史经验，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又说：“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这可以说是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问题。它不单纯是从中国本身的曲折发展中悟出，更是纵观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发展悟出来的。因此，邓小平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市场取向，一经明确就坚定不移。

　　1989年5月31日，邓小平在同李鹏、姚依林谈话中就有针对性地指出：改革开放政策不变，几十年不变，一直要讲到底。要继续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连语言都不变。邓着重强调说：“十三大政治报告是经过党的代表大会通过的，一个字也不能动。”

　　1991年12月，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12月26日，苏联解体。就在苏联解体后仅20天的1992年1月17日，邓小平启程南下，开始他一次历史性的南方之行。其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在当时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邓是带着对中国改革开放极其忧虑、极其紧迫的心情上路的。

　　邓小平在沿途与各地领导人的谈话，中心是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针对姓“社”姓“资”的争论，邓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　’。‘左’带的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由上可见，真正看透社会主义在苏联、东欧各国失败的根本原因的，是邓小平。如果说，1989年东欧各国****纷纷倒台，已经引起他的高度警觉。但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竟然也在一夜之间倒塌下来，这就不能不使邓小平产生一种紧迫感。也就是说，如果再继续对姓“社”还是姓“资”喋喋不休地争论下去，中国就会错过时机，以至导致改革夭折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邓小平这时何以采取这种不寻常的方式，大声呼吁。

　　中共十四大终于接受了邓小平的意见，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拨正了改革开放的航向。1992年邓小平的南方之行，也以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阶段载入史册。（来源：北京日报　摘自：《国史札记．事件篇》）

宦官的特权：太监为何多三妻四妾？ [转帖]

　　唐代，《贵妃醉酒》一剧中以与杨玉环调情而闻名于世的太监高力士，不但确有其人，而且此人的权势相当显赫，唐玄宗时，官至骠骑大将
　　军渤海郡公。唐室权臣如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虽有才宠，然皆厚结力士，故能位至将相。大臣称之为“翁”，皇帝亦呼之为“将军”而不名，可见他的气势，是如何的浩大！

　　河间有刀笔吏吕言晤，供职京师，有女国姝。力士见其美而慧，遂娶以为妻。后来力士利用权势，擢言晤官至少卿，子弟仕宦皆王传。言晤妻死，中外赙赠送葬，自第至墓，车骑不绝于途。这是太监娶妻的第一件著名的故事。

　　唐代宗时代的太监李辅国，当时也是炙手可热，权势熏人。皇帝因为宠幸他，便替他娶了一房夫人，这位夫人，是元擢的女儿，元擢因此得为梁州刺史。户部侍郎元载为元擢同宗，因与辅国有这么一段瓜葛之亲，两人便结为至交。元载遂因辅国的拔擢，扶摇直上，由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直升至天下元帅行军司马。

　　五代前蜀主王建之子王衍，继承大位之后，曾经私通了一位太监夫人。这位风流太监名叫王承休，以黠慧得幸。其妻严氏，有绝色，王衍见之，惊为天人。承休窥知帝意，遂纵使严氏与帝通。后来王衍以承休功高，派为天雄军节度使。承休携妻赴秦州就任，王衍日夜思念不置，乃于宋太祖乾德七年（969）十月幸秦州，想与严氏一诉离情。不料是年后唐庄宗派郭崇韬领兵伐蜀，王衍的车驾行至绵谷，而唐师入其境，未几国亡。

　　以上各节事实皆出正史，或见于诸家笔记的。明人叶盛《水东日记》云：明宣德中，赐太监陈芜两夫人。天顺初，赐故太监吴诚妻两京第宅庄田。朱熹《朱子类语》谓太监梁师成妻死，苏叔党、范温皆亲临吊丧。由此看来，太监娶妻可以说并非奇事了。明人黄瑜《双槐岁抄》谓：“此曹男性犹在，必须近女。”这也是片面的理由。平心而论，除了本能问题之外，在古代宗法社会，成家立业、传宗接代，也是宦官本人及其宗族一致的要求，自然便有娶妻、收养子的事发生。由于历代社会对女子的身价看得不重，同时女家为了财势与富贵，也乐得攀一门权贵的亲戚；因此，即使是太监，也有愿意把女儿送上门的。就翁婿二家来讲，各有其不得已的衷肠，但是便苦了作为太监夫人的女孩儿们了！

　　这还不算奇怪。清人孙承泽《春明梦余录》中又有一段可笑的记载。书中大意说:汉时宫中多将宫中太监、宫女配合为夫妇。武帝时陈皇后无子，命宫女穿了皇帝的衣冠，与后同寝。武帝戏之，责以为女而男淫。于是后世宫女，率与太监配为夫妻，其亲昵的情形，甚于真正的夫妇。由此看来，这种事情，实在太多了，足见专制政体下帝王与宦官之荒唐淫乱及官吏之趋炎附势。

　　至于清代末年的李莲英，名为太监，传说亦能人道，而且还有妻妾四名，儿孙绕膝，以后我有专文详述，都是经过相当考证的。

　　摘自:《被阉割的文明:闲话中国古代缠足与宫刑》

　　科学解释：太监为何娶妻妾？
　　书馆太监，是在少年时被阉割掉睾丸而充任宫廷奴仆的。他们即使步入成年，也不完全具备男性第二性征：不长胡须，喉结不突出，肌肉欠发达，声调较高，阴茎短小如童而不能勃起，因此，是皇帝为了保持他所拥有的三宫六院后妃宫女“贞洁”的理想“工具”。按理，这些不男不女，既不能行房事
　　，也无生育能力的太监，对女色是不会感“性”趣的。

　　其实不然，清代有钱的太监，常在宫外“金屋藏娇”，如清末大太监“小德张”，他在天津租界的居住处，曾先后娶纳四房妻妾。太监为何娶妻妾？过去一直认为：其一，碍于体面，既为炫耀门庭，抬高身价，又为享受家庭之“乐趣”。其二，可借助“夫人外交”，进一步攀高附贵。如清末太监古玉秀，就是利用其秀色可餐的“名誉老婆”为其活动，从而使他爬上了御膳房大总管的宝座。

　　但是，国外最近公布的一项“试验”报告，却极大地动摇了这种解释的可靠性。

　　14年前，一位因医疗事故失去阴茎的男孩子，被父母和医生强行改变了性别，不但连“根”摘除了男性的性腺，而且还定期给他注射大量的雌性激素。进入青春期时，这位男孩已出落成一位亭亭玉立、娇俏可人的少女，父母和主治医师都为这一变性手术的成功而欣慰，谁知好景不长，后来发现，这少女也贪恋女色，且常以“男子汉”自居。看来，这一改性手术无疑是失败的。

　　本“性”为何难移？原来，人类的性别决定，主要是受细胞内的遗传物质的载体──染色体来控制的。人细胞中的23对同源染色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决定性别的染色体，叫做性染色体，在男性体内为两条异型X与Y染色体；在女性体内为两条同型的XX染色体。另一类是与性别无关的染色体，叫做常染色体，男女体内均为22条。

　　从分子水平来看，人类的性别是由“SRY基因”决定的。SRY基因只位于Y染色体的非同源区段端，X染色体一般不含其成分。尽管SRY基因的大小只占Y染色体的1/500，但它不仅能在精卵细胞“接吻”的瞬间决定性别的差异，而且还是触发精巢形成、操纵下丘脑活动的“总设计师”。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医疗心理学家乔恩·马奈经过15年的观察和研究后指出：人“性”的真正中心是下丘脑，其机能受性基因的调控。

　　马奈研究了一些童年时被切除垂体的病人，他们终生将在没有基础内分泌腺的调节作用下生活；定期用激素治疗后，他们能保持正常人的形态，但却完全丧失了对美好“爱情”的感受能力。因为他们的下丘脑神经通道的某一特定部位出现了“短路”，这部位恰好在垂体附近，当进行垂体手术时已受到了“诛连”，因而使之永远失去感受“异性相吸”的能力。有的人即使因某种原因不具备完好的生殖器官，但只要下丘脑是完好的，那么，该处的某种神经就能分泌某种特殊物质，从而使人“品味”到爱情的甜美。

　　由此可见，导致变性手术失败的原因在于：外科手术只是改变了“她”外表的“包装”，并未改变“他”真正的本“性”；雌性激素也只能激发和维持“她”的第二性征，并不能改变“她”体内SRY基因对下丘脑的“指令”程序。同理，虽然太监的睾丸已被摘除，不能产生精子和雄性的第二性征，但是他的“爱情中心”──下丘脑的结构是完好的，功能并未消失，对于SRY基因的“启发”、“引诱”、“教唆”还能作出相应的本能反应，所以，太监虽然不能过正常男人的性生活，但雄“性”仍在，娶妻纳妾乃是一种亲身体验的“精神享受”，是性本能的正常生理需求。

金援蒙古30亿，能养多大一只白眼狼？ [转帖]

这是我见过的最狮子大张口的外交诉求：
蒙古国1月15日“要求”中国政府提供30亿美元的贷款，以应对其国内的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
是“要求”而不是“申请”。
据蒙古国国家统计局的报告，蒙古国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8.35亿美元，比前一年增长9.9%。GDP增长率也是处于世界前列的，相当相当高！
但它向中国“要求”的贷款额度就等同于其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相当于中国向某国一次性借4万亿美元的贷款，美国一次性向某国借13万亿美元的贷款。
看来，蒙古国的领导人和蒙古国的人民，其实不用搞什么生产，只要有人肯向他们贷款，每年的GDP就可以疯长。
这太……太……太不要脸了！
不知道他们想没想过向中国借比全年GDP还多的钱，要拿什么还？又什么时候能还上？
之前看到许多资料，中国就是在当年经济最最困难的时候也曾向一些东欧和东南亚的“兄弟国家”金援数百亿人民币（那时人民币与美元的汇率远高于现在），光是大米就运过去数万吨，但你看看现在那些被中国“喂”肥起来的国家都哪儿去了？
我就纳闷了，2005年乔治·布什第一次访问蒙古国时，蒙古国不是说美国是它的“第三邻国”吗？2005年蒙古媒体的调查还显示，蒙古年轻人最喜欢的国家是美国，会说英语已经是件很时髦的事，蒙古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内陆国，它一切的对外通道都被控制在中国和俄罗斯手里，但2000年以来的很长时间里，这个国家似乎试图把打破中俄的外交局限而和美国搭上关系，再和日本搭上关系，作为一项非常崇高的国家战略，这次如果向美日借这么大一笔钱不正是它拉近关系的好机会吗？
蒙古国政府在向中国“借钱”的声明中说，向中国申请的30亿美元贷款包括两个部分，10亿美元为稳定其银行系统，另外20亿美元则将用于道路建设、工业和农业项目，以扩大与中国贸易。而蒙古国财长称，如果铜的价格继续下降，将削减经费。他还透露，蒙古国政府正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可能的贷款进行谈判，目前还不清楚蒙古国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的具体金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官员称目前正在乌兰巴托就此事进行磋商。
据美联社评论，蒙古国向中国“要求”援助这一行动“反映了中国正从冷战时期的敌人，发展成为蒙古最重要的出口市场”。
什么意思？
就是：中国为了把蒙古从“冷战时期的敌人”买通为“蒙古最重要的出口市场”必须付30美元的买路钱，妈的，小小蒙古，曾经的中国领土也跟着美帝国主义学会了这样的强盗逻辑――难道中国不付这30亿美元，蒙古国还要继续和中国做“冷战时期的敌人”不成？
中国，你瞧瞧自己吧，连GDP还不如你一个市县的蒙古国都有当你“敌人”的资格，你怎么混的！
关于蒙古，我看到过一条算得上触目惊心的来自民间的说法：
1990年蒙古国在脱离苏联控制就直接投入了美国的怀抱，在蒙古国最上层的领导人中，许多都得到美国的资助去美国留学，这个国家包括思维方式的完全西化程度在亚洲国家中数一数二，据在蒙古生活过的中国人讲，而蒙古人对中国人的感情可以从许多蒙古Hip-hop歌曲上看到，比如有一首《Fu×k Chinese》，赤裸裸的宣扬对中国人的仇恨和法西斯主义，许多蒙古青年认为蒙古的落后和贫穷是中国人造成的（中国控制着它的出海口和空中航线），在民间，蒙古国的民主选举是就是对中国仇恨的放大器，政客们只要大声的对中国人辱骂，就能骗得选票，这就是蒙古的政治现实，但却没有几个中国人知道。而现在在其首都乌兰巴托，中国人经常被蒙古人袭击，整个乌兰巴托你几乎看不到一个汉字，但是可以看到韩文、日文、英文，蒙古国的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新法西斯团体，赤裸裸地宣扬对中国的种族主义。
每年8月，蒙古国代号为“可汗探索”的大型军演。这项演习被国际军事观察家和政治分析家视为蒙古国试图游走中美俄三大强国之间，寻求最大发展空间的微妙平衡手段。2008年的“可汗探索”演习因为北京奥运会而推迟1个月举行，许多观察家把原因归为奥运期间中国的禁飞令让外国空军无法借道，也有人认为是美国太平洋上的战略力量要以保卫出席北京奥运的布什总统和美国高官为主业；但2008年9月5日“可汗探索”军演还是由蒙古国联合美国、印度等其它4个国家的军队如期打响；据2006年第一次“可汗探索”大型军演的消息，该军演是由蒙古国武装力量总参谋部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美国“国际维和行动倡议基金”共同举办，演习费用由美方承担，这就是为什么蒙古国已被称为是美国楔入中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肉中刺”的一个主要原因。美国以反恐为幌子，利用与蒙古举行联合军事演习的机会，在蒙古境内设立了雷达测控和电子监控站点，并在边境地区提供巡逻无线电通讯和工程支援。美国最大的国家智库兰德公司曾经出炉一个报告认为美国一旦与中国开战，美国从蒙古秘密基地出发的特种部队，将为美国空军精确寻找指示大庆油田等目标，切断可能的中俄石油管道，破坏京哈铁路，切断东北与内地交通进行心理战。如果在蒙古设置军事基地，只需部署部分机动部队和中程导弹，即可起到由北亚、东亚直至中亚地区的战略威慑。
据日本媒体2008年4月8日报道，中日蒙三国的一个所谓民间跨国组织（纯粹的一个出卖中国利益的组织，居然有中国地方政府的参与）正在推动一项名为“东方大通道工程”的资源运输计划，旨在通过铁路及海运将蒙古国丰富的地下资源运往中国和日本。报道称，在这一运输计划下，蒙古的资源将通过铁路从东部的乔巴山经中国的吉林省运至俄罗斯临海港口扎尔比诺，再通过海上运输将资源运至日本的秋田、舞鹤等地。从采矿基地乔巴山至蒙古国境需要修筑约500公里的铁路。而从那里至扎尔比诺则可利用现有铁路。铁路总长度将达到1800公里左右。预计工程耗资近50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4亿元），有望在2012年完工。
在这项计里里，明明是完全控制着蒙古国资源出海口的中国，只能是一个通道提供国（修铁路的干活），赚一点小费，而不能在其能源出口上分得一杯羹。
我记得当时，我的朋友、外交评论家单冰茸先生曾专门撰文指出这一计划本身就旨在根本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是“蒙古想利用日本来制衡中国，而日本则想利用中国为它廉价运输蒙古的资源并对蒙古从经济上、政治上和战略上进行渗透”。
因为蒙古国天生就是一个地理上受制于中国的世界最大内陆国家，它离开了中国的大量经济援助和政策支持，国家经济恐怕两个月都撑不住，现在，是谁让蒙古国可以一边嘴里吃中国的，另一边却和美国、日本眉来眼去打得火热！一个GDP不如中国某市县水平的国家居然也玩弄起“大国外交”来制衡中国－－从国家之间尊严平等的道义层面上说，蒙古国有这样的想法本无可厚非，但中国，你让蒙古国有这样的想法并敢于实践就大有问题了。
这也是为什么蒙古国一年一度的“可汗探索”军演不但不邀请中国而且还要将中国作为假想敌的主要原因。
好！
但是！
2009年初，蒙古国最终“得瑟”到向中国伸手的时候了，而且一伸手就是30亿，美金。
据我所知，其实，从1950年代开始，因为苏联的关系，中国一直没有停止对蒙古的援助，1950年代初中国曾派遣援蒙员工两万多人，帮助蒙古国建起了一座座工厂，一条条贯穿各地的马路，然而，1950年代末中苏关系紧张之后，2万名中国劳工最后却被蒙古国驱逐。改革开放之后，更是有大量的中国商人进入蒙古做生意，据说2007年入境蒙古的中国商人数量达到20万人，而此时蒙古国全国的总人口才280万人，中国商人的经营活动在蒙古国已经可以涉及到任何一个商业领域，蒙古国GDP近年以每年接近10%的速度增长，其中最大的外援力量就是中国商人。
但无论是在民间和官方，蒙古国对中国的态度都是排斥的，除了国家层面以每年以与美国的联合军演以与日本的能源输出合作抗衡中国外，在民间，中国商人和企业在蒙古投资经商得不到安全保障的事例比比皆是（见附文），这些虽不多见于公开媒体，但网络间这样的控诉可以查到许多，所以，蒙古国恬脸要向中国伸手借30亿美元渡难关，证明已经到了它再不能从那些曾帮它制衡中国的“第三邻国”手里再借到钱了。
“乐善好施”的中国还能借钱给蒙古国吗？
答案是“借”，没什么不可以借的，但要看怎么借，借多少。
单冰茸先生给出以下中国可以向蒙古提供这笔贷款的条件，也是“要求”式的：
在国家层面上：第一，蒙古必须完全停止与美国、日本等国举办的并由美国人买单的联合军演；第二，为中国提供其矿产资源的优先开采权，以现在中国商人和中国企业在蒙古国的存在，中国可以名正言顺地垄断在蒙古的外国资源开采权；第三，中国绝不为日本或其他第三国投资蒙古矿产提供运输通道，想买就把钱交到中国人手上。
在民间层面上：第一，确保中国公民在蒙古国生活经商的人身财产安全，不能出现第二个“印尼排华潮”（印尼排华潮其实是该国官方与民间双重意志的作用），要让中国公民有尊严地在蒙古生活；第二，蒙古国地方警察与法院必须对危害中国公民安全的不法之徒绳之以法。
除此之外，之所以支持中国对蒙古国提供贷款，我还有一个理由是，中国根本不用按其开出的30亿美金的巨大额度的提供贷款，只需要最多提供3亿美金足矣。
据说，现在温州就有700亿美元的民间游资因为金融危机的打压无法释放，可以到蒙古买矿山，蒙古国是世界矿产资源大国，其矿产蕴藏量居世界前20位。已发现和确定了80多种矿产，目前有800多个矿区和8000多个采矿点。主要有煤、石油、铜、锰、钨、钼、铝、铅、锌、汞、锡、金、萤石、岩松石、磷、石棉、石墨、云母等矿产资源。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还不是中国借多少钱给蒙古国，而是这一次能不能让蒙古国政府彻底认识到，它们的那些得罪中国或者试图与美国拉近而制衡中国的作为，本身就是愚蠢的自找的灾难。
正像本文发表后一位读者在评论中写道的：在世界大格局的博弈场上，中国的份量越来越重，一味缩手缩脚只会失去主动权和制胜良机。
附文：中国人在蒙古国受到打压
之一：
中国在蒙企业是这蒙古国对中国的那种抵触情绪的最大受害者。山东正元公司2003到2005年间在苏赫巴托省开发金矿时，当地的环保警察与县长经常会来找麻烦。2006年在公司另外一个项目场地，地方环保警察让所有中国工人站成一排，在太阳底下站着，自己则坐到蒙古包里喝起酒来。“这是一种侮辱，但我们又不得不忍气吞声，其他的外资企业便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正元公司负责人李德亮对此表示无奈。在乌兰巴托，曾有多名中国劳工向我倾诉自己在蒙古被打被抓的遭遇。在二连浩特的一个中国人曾在苏赫巴托广场被小偷偷去手机，谁知追到小偷后却被当地警察带到警察局，小偷被放走，自己反而挨了打。在蒙古的中蒙混血儿，一般不会主动对别人谈及自己的中国血统，特别是有中国血统的蒙古官员对此更是讳莫如深，因为这是断送政治前途的危险举动。
之二：
曾有两个在天津大学就读中医的蒙古女学生说过：“以前在乌兰巴托，我们对中国人印象很坏，因为他们总蒙骗我们，但来到天津后，才发现中国人不是都那样。”问题是，绝大多数蒙古人接触不到各阶层中国人，所以容易把有损中国人形象的小商小贩以偏概全。经济上严重依赖外国的蒙古，对今天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却始终充满戒心。在蒙古一定要记住：千万不能说“外蒙古”一词就如同在朝鲜千万不能说“韩国”，只能说“南朝鲜”一样。蒙古人对于“外蒙古”的称谓耿耿于怀、极为反感，因为，这种称谓意味国家主权的高度敏感性。同我国对于蒙古报道极少一样，蒙古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也不多。相邻的两国彼此其实很陌生，最近，蒙古出现一家独立电视台专门介绍中国。不过，是专门批评中国政府和在蒙的中国劳工和中国商人的。这个节目强化了蒙古人民对于中国社会的误读，极大地毒化了两国的民间交往。
之三（据网上一位蒙古国留学的同学的帖子）：
2007年10月22日22点，蒙古国，东方省乔巴山市某旅店，嘭嘭的敲门声把我从睡梦中唤醒，开门看警察站在面前，敌视的目光扫遍一个中国人的身躯。对我们进行例行检查。在呵斥声中，我穿上衣服踏上了异国的警车，22点30分,和其他9名同胞一同被带到了警局，下车后随即被一声类似魔鬼般的嚎叫声驱进屋，警局的局长勒令示意我们一字型的排靠在墙边，一个同胞因站的靠前了些被警局长飞起的兽蹄踢在了裆部，疼痛不堪，警局长手中拿着被收缴上去的我们十本上面烙有庄严中国国徽的护照，被这个畜生羞辱蔑视的撇到了地上，这一脚踢没了我们的自尊，踢没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张作霖与他的“编外夫人” [转帖]
 

　　　　这是一个鲜为人知近似荒唐而又真实的传奇故事。
　　张作霖刚发迹任27师师长之时,按照当时潮流,像他这样的官职,除正房外,还可纳二房、三房。开始他并不想纳妾,眼看部下的几个团长、营长都有了姨太太,那风光的劲儿使他眼红了,于是改变了主意,决定纳一个美妾。
　　张作霖虽出身绿林,略识文字,说话粗俗,但极要面子,认为自己是有身份、有地位的官员了,选什么样的美女作妾,也不能胡来。有人帮他出了个好主意,说学校美女多,以训话的形式可在她们里面任意挑选。这话正中张的下怀,他一摸后脑壳,笑道:“中。”
　　原来两年前,东北已刮起了洋风,仿照西洋人的做法开设了一所女子中学。校长姓吴,虽是一位前清举人,但比较开明,早对张作霖敬佩三分,听说他要亲自来校选美,认为是对他们学校的一种信任,于是将女学生集中在操场上,只说张大师长要给大家训话。女学生们一个个蒙在鼓中,谁也不敢怠慢。刹时环佩叮当,脂香阵阵,佳丽如云,排着整齐的队伍恭候张大师长的到来。张作霖在营长汤二虎等人的陪同下来到现场,只说一句话:“今天我没什么话,主要是检阅你们的队伍。”他看了一圈,觉得并没有出色的,忽然眼中一闪,发现操场旁边的窗户上映着一个人头影儿,心里就来了气,疑心吴校长故意藏美不献。他朝窗子那边一指,问:“那是谁家姑娘?”吴校长额头冒汗,“是——是——”好半天也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吴校长的异常举动更加深了张作霖的疑心,他指着人影吼道:“我选的就是那个女子,如有了主,我姓张的不做缺德事,没主嘛,他妈那个巴子的就是我的人了!今日晚了,明天我来接人。”说罢,带上随从怏怏而去。
　　张作霖学着皇帝的板眼,金口玉言,说要就娶。第二天他派人抬着花轿将那位姑娘抬到了家里,但一看,他傻眼了,眼前的姑娘论面容、身材倒是狗赶鸭子上架——顶呱呱的,可是却是一副瘸腿!他只得自己骂自己,怎么办了这样的荒唐事?为了面子,他没有把瘸腿姑娘送回去,而是将她安排到一栋小楼里,按姨太太的标准,人家房里该有的,她瘸姑娘也一应俱全,却无心合欢,只是偶尔来坐一坐,说几句客套话。
　　不久张作霖做了“东北王”,登上督军大帅的宝座,陆续又娶了几房,但人们只知道张大帅有五房姨太太,却不知道五房之外还有个“编外夫人”,更不知许多惊奇的故事就出现在这“编外夫人”身上。
　　其实“编外夫人”才华横溢,聪明过人。张作霖从山上收编了一支1000名敢于拼命的新军,这伙人大都出身绿林,由于没有文化,流氓习气严重,但很会打仗。张作霖想把他们训练成正规军,可是军训时老是走不好步伐,不管教官怎么骂、打都无济于事,喊动左脚,他们却动了右脚,总是步调不一致。张作霖气急败坏地回到家中,砸杯子、丢碗筷。“编外夫人”问明原因,对他说:“我以为大帅有什么大事,这种小事由小妾来收拾就是。”张一愣:“你一个妇道人家有何能耐?”“编外夫人”说:“你下令按照新兵脚码做1000只左脚红鞋,1000只右脚黑鞋。”张如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但当即传令,火速办理。
　　军令一下,几天就完工了。红鞋黑鞋做成后,“编外夫人”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教官。教官命令各人按照鞋码左脚穿红鞋,右脚穿黑鞋,又再三交待:喊红鞋,动穿红鞋的脚;喊黑鞋,动穿黑鞋的脚,大家要记住。教官喊出口令:“红鞋、黑鞋。”新兵按照口令果真统一了。经过一番艰苦训练,习惯了左脚右脚,队伍训练得整齐如一。张作霖一把抱起“编外夫人”嘿嘿大笑:“你他妈的那个巴子的真神!”当晚便与她过夜了。
　　正是这位“编外夫人”,还救过他的命和挽救危局呢!
　　张作霖当“东北王”不久,一天,日本侵华司令部打来电话,要他去赴宴。张作霖知道其中有诈,急忙来到“编外夫人”房间,告诉她在这之前,曾发生过一件大事,他的手下郭松龄倒戈,是他向日本人求援才平息了这场叛乱的,此刻日本人召他赴宴是不是向他讨人情债,他一时摸不准道儿。“编外夫人”略加思索对他说:“大帅只管说话悠着点,妾想好对策之后,令汤二虎即来救驾。”
　　“编外夫人”根据情况分析,认为此次是日本人设的“鸿门宴”。待张作霖一走,她赶紧叫来汤二虎,如此这般交待一番,并再三叮嘱:“只许办好,决不能失败。”汤二虎连连点头,乘上一匹快马急驰而去。
　　汤二虎来到日军司令部,不出“编外夫人”所料,看到日军五六个头目围住张大帅,逼他在一个条文上签字盖章。张作霖一看,大惊失色,原来是一份卖国条约。他苦思应变办法,等候“编外夫人”的良策,只好虚与委蛇拖延时间,说:“没印章怎行……”就在这时,汤二虎在门外大喊一声:“大帅您要印章吗?我给您带来啦!”边说边闯进大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掏出手枪抵住侵华司令的脑袋,杀气腾腾地命令道:“快将大帅送回大帅府,不然叫你小鬼子头上开花!”日军司令没法,乖乖地将张作霖送回了帅府。
　　两道难题,均为“编外夫人”巧破,张作霖把她看重了,决定让她正式做自己的姨太太。可是瘸姑娘却说:“名分、金钱、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如过眼云烟。我敬重大帅的民族气节,只要大帅今后多为百姓着想,将日本人赶出中国,本姑娘才不枉来到这世上一遭,算我没白活,就叫我‘编外夫人’吧。”瘸姑娘的惊人之语,不得不使绿林出身的张大帅更添了几分敬重。从此,他一有空就往瘸姑娘房里钻,除了亲热之外,更重要的是一些军机大事均和她商量。“编外夫人”趁机给他讲古代民族英雄抗敌御侮的故事,还教他读书、写字。张作霖的一手毛笔字还是瘸姑娘手把手地教的呢。从此,“编外夫人”又成了他的秘书。
　　日军头目自上次受辱之后,心中不服,挖空心思寻机报复。见张作霖无文化,专门找他出洋相。一天拿来一幅山水画,恭请大帅题个字。张作霖知道又是难题,特请“编外夫人”作陪。“编外夫人”鼓励他说:“大帅你就写上名字加‘手墨’就是了。”张作霖气沉丹田,不慌不忙,运腕抖笔,随着一阵轻微的落笔声,“张作霖手黑”几个遒劲有力的汉字赫然入目。“编外夫人”心中一愣。日本人皮笑肉不笑将字画端详了一会儿,突然提出:“请问大帅,这‘手黑’二字,在贵国的文字中作何解释?”

　　张作霖一看,原来是自己一时粗心,将“手墨”去掉个“土”字,成了“手黑”,一时额头上急出了汗珠。“编外夫人”正颜厉色道:“‘墨’字去掉土,表示张大帅对中国的领土寸土必争!否则,别怪我夫君心狠手黑!”日军头子哑言以对,自讨没趣。
　　1925年秋,东北军的东北讲武堂第一期学员即将毕业,要举行隆重的毕业典礼,有人想请“东北王”张作霖到讲武堂致词。张作霖说自己不擅言辞,拒绝了,他手下的人便极力游说:“这些未来的军官是大帅将来统一中国的骨干,他们经过您的亲自栽培,就像子侄一样,哪有儿子、侄子到了嘉期,父亲、叔叔不来祝贺的?”张作霖无可奈何,只好答应了。
　　当天晚上,张作霖求“编外夫人”连夜赶写了堂而皇之的演讲词,熟读强诵,以备演讲用。
　　第二天天气晴朗,张作霖在部下的前呼后拥下,春风得意地登上了讲台。举目一望,只见讲武堂毕业生黑鸦鸦一片,个个正襟危坐,场面非常庄严。张作霖虽阅兵无数,但此时也禁不住紧张地干咳了一声。他缓声说道:“我张作霖戎马半生,饱经事变。”说完这两句,脑海顿时一片空白,他又重复一遍,想慢慢记起下文,可惜无济于事。会场上下千人屏息,针落之声可闻,张作霖最害怕的尴尬场面出现了。汤二虎暗示他拿讲稿,可是他一摸,讲稿竟忘在家中了。
　　为了顾面子,只见张作霖沉思片刻,突然一拍桌子,大声说道:“小子们,我本来把夫人给我写的演讲稿背得滚瓜烂熟,谁知今日一高兴,全他妈那个巴子的忘了!”随即阔步走下讲台,巡视了一周,还向坐在外围的学生问起姓名、籍贯。见到这些意气风发的热血男儿,他由衷兴奋和喜爱,情不自禁第二次登上讲台高声说道:“你们知道今天的潮流吗,中国是谁的?就是咱们的!你们都是好小子,站起像杆旗,睡倒像杆枪,要好好干,如果愿意到我张某旗下,我派你们去当排长,有功劳升为连长,只要不贪生怕死,有功劳的我必赏,营长、团长、旅长都可以,要什么都可以给你们,只有一样却不能——”说到这里,他一下停住了,大家也愣住了,不知大帅什么东西不能给。张作霖莞尔一笑:“我的那个‘编外夫人’不能给你们!”会场沉寂片刻后,突然全场暴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和掌声。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日本人炸死后,张的几位太太数“编外夫人”最为悲痛,她咬破食指,在一块白布上写下“以血还血”四个大字。据说张学良十分敬重这位具有民族气节的后娘。
 

蒋经国不是蒋介石亲生？蒋纬国临终开口[转帖]

　　
　　 华夏经纬网

　　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３日，蒋纬国在台湾刚刚逝世不久，一家名叫《商业周刊》的杂志，便最先刊发了一条有关蒋纬国生前的秘密，其中最让世人震惊的是：蒋经国并非蒋介石所生!

　　原来，台湾中兴大学教授范光陵，在蒋纬国临死之前，曾有幸携带一架小型录音机，数次来到“荣民总医院”蒋纬国的单人病室里，面对面与蒋家第二代惟一健在的传奇人物交谈，并留下了八盘录音带。

　　《商业周刊》在引述范光陵教授所提供的录音资料时，曾加编者按语说：“蒋纬国先生曾在１９９４年夏天亲口对范光陵说过：蒋介石在四五岁时，曾经误将取暖用的‘夹炉’当成坐的‘板凳’，致使他的臀部和阴囊都受到了严重的灼伤，后来为了止痛在其阴囊上涂沫了猪油，但是他确实是因为狗的咬伤，从而丧失了生育的能力。”这个按语最能吸引读者。蒋纬国将蒋介石多年不肯露出的底子，一下子给揭了出来。

　　《商业周刊》专文指出，若从蒋经国登记的出生时日推断，其母亲在受孕之时，蒋介石当时正在日本，怀孕期间蒋介石并没有回国，而毛夫人也没有远行赴日本，因此蒋经国的身世便留下了不可解开的疑团。另外，该刊也举证说，蒋介石生前曾经娶了四位妻子，但却只有蒋经国这一名子嗣。

　　该刊在引叙蒋纬国的说法时，直指毛氏夫人与婆婆王采玉与同族亲属××的关系密切，特别是在蒋介石留学日本时期两人的关系更是非比寻常，也因此才招致了蒋介石的休妻之举。但是有关蒋、毛的仳离，各方说法不一。也有人认为蒋经国是抱养来的，并非出自毛氏。《商业周刊》的文章说，由于此事涉及毛夫人的名节，范光陵教授极为谨慎。他对记者说：蒋纬国也许会忘记或错记，但是决不会说谎。范光陵表示：此事蒋纬国曾经多次向他们这帮朋友们提及，也曾一度要求他不得公布出来。然而，在蒋纬国死后，他们觉得有必要让****公布于世。范光陵说。蒋纬国对蒋经国并没有恨意。但对蒋经国的生母颇有一些微词。范光陵说：哥哥对他的不快，多次是起因于毛夫人向蒋经国反复灌输的对姚夫人和他(蒋纬国)的敌意。

　　该刊的文章表示，范光陵与蒋纬国生前极为熟悉。蒋纬国生前在病榻上曾多次对他提及身世问题，并留下了八盘录音带，范光陵说：蒋纬国的这些遗言，并不是想诬陷某个人，他只是想澄清外界的传言，以及为什么与蒋经国之间不睦。

　　具有苏州人性格的蒋纬国

　　临终不再“忍”

　　１９９４年夏天，范光陵获悉老朋友蒋纬国病重住进“荣民总医院”的消息以后，他作为学者也作为朋友，希望为蒋纬国录下一些日后可供史家们研究的资料。在那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去“荣民总医院”的六病区———那个蒋家辉煌年代不准普通患者随便进入的特殊病室。如今物换星移，蒋纬国所住的房间里空空荡荡，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治病的地方，甚至连普通患者的病房也不如，冷冷清清。范光陵正是见到这种处境，更认为有必要为不久于人世的蒋纬国留下一点什么东西，所以他那以录音留存历史见证的想法变得更加强烈了。

　　范光陵在那段时间，多次与蒋纬国以聊天的方式，了解到许多从前闻所未闻的蒋家内幕。其中特别让他感到吃惊的是，蒋经国并非蒋介石的亲生!以及蒋介石在四岁时，被野狗咬坏了生殖器，从而失去了男人的生殖能力等事情。

　　范光陵十分了解蒋纬国的为人，一生都是最讲“忍”字的，他认为蒋纬国具有苏州人的性格。而关于兄长蒋经国，从前蒋纬国是从来不敢有任何微词的，即便是在最要好的朋友范光陵面前，蒋纬国多年以来也是谨言慎行，从不敢多说一句话。

　　范光陵迄今还记得，蒋纬国是以一种多么艰苦的心情，向他娓娓说出积郁在心里数十年不敢向外人倾吐的往事。凭着范光陵的直觉，他认为蒋纬国对他说的都是发自肺腑的真话，决不会有任何图报复和泄私愤的成分，那是他的感情的真实流露!

　　风波迭起的记者招待会

　　不久之后，孔祥熙的后人孔令仪公开站出来质问蒋纬国，并且否认蒋纬国对范光陵所讲的那些话具有真实性。这一消息，对范光陵来说当然是打击最重的。因为任何人的否定他都可以不加理睬，可是惟有孔家的人出来说话非同一般。因为宋美龄的讲话最让世人信服，而孔令仪恰好是宋美龄在纽约居住时身边最亲密的人士之一，也可以说孔令仪就是宋美龄的代言人。

　　范光陵急忙去看台湾《联合报》上登出的发自美国纽约的电讯：“孔祥熙的长女、宋美龄的侄女孔令仪在纽约指出，蒋经国是蒋介石的亲生骨肉，毋庸置疑，外间传闻实为无稽。”

　　“孔令仪指出，蒋介石与宋美龄于１９２７年１２月结婚后，宋美龄曾经怀孕。但因意外不幸而流产，之后宋美龄便不曾再次怀孕。孔令仪此说，推翻了近日外界所称蒋介石早年即已丧失了生育能力的传闻。”

　　“孔令仪说，几十年来，蒋、宋、孔、陈家人从未闻听过蒋经国不是蒋介石所亲生的说法，外间各种推测实为穿凿附会。”

　　“至于蒋纬国的身世，孔令仪说，她记得早在祖国大陆时，蒋介石有一天即当着宋美龄的面，将蒋纬国找到眼前，对他说出他的真正身世。”

　　“蒋纬国的亲生父亲为戴季陶。此事是确实的，早年蒋、孔、宋家人即了解，但仍视蒋纬国为一家人，宋美龄尤其爱护蒋纬国。”

　　范光陵虽然握有足以让世人相信的证据———蒋纬国生前最后岁月对他的谈话录音，可是那些谈话到底能否在孔令仪的只言片语面前站得住脚呢?他不能不感到有些忧虑。

　　１９９７年１０月４日午后在台北凯悦大饭店记者招待会上，范光陵第一次面对如此众多的台湾记者，难免有些紧张。因为孔令仪在美国的发言，对他来说十分被动。就连刊发他提供录音带的《商业周刊》也在一夜之间成了众矢之的，这不能不大出范光陵的意料之外。

　　等会场里的杂声渐渐消逝以后，范光陵说：“１９９４年７月，我有幸从月初开始，断断续续地和纬国先生在‘荣民总医院’进行过多次秘密的交谈。许多内幕我过去也不知晓，现在我可以公布这八盘录音带中的有关部分。希望各位记者在报道的时候，一定以纬国先生的谈话原意为准，不要随意改动纬国先生的原意才好。”

　　会场上一片寂然，一台录音机开始传出蒋纬国那淳厚但却有些沙哑的声音，那些平日熟悉蒋纬国的记者们，马上就从录音机传出的声音里，断定讲话的就是蒋纬国本人!

　　记者们默然倾听着。蒋纬国是以闲聊的方式，先谈他本人的身世，接着，他又谈了自己在奉化乡间所度过的童年。以及当年与兄长蒋经国之间的友谊。特别是当蒋纬国谈到他与养母姚夫人来到奉化以后，住在柴房里面，又要受到毛福梅的虐待之时，记者群里发出了惊愕的嘘声。当录音机里传出蒋纬国那苍凉的语调，谈到他和姚夫人在奉化时的苦难生活，特别是在有关蒋介石夫人毛福梅不守妇道，产下蒋经国这个私生子的情节时，黑压压的记者群里顿时发出意想不到的惊讶叫声，接下去就无人再说话了，会场上一片寂静，只能听到开关录音机时的轻响、笔在记事本上的沙沙声和低微的喘息声。

　　“范先生!”突然，一位官方记者从人群里站了起来，“现在外界传说的，都是有关蒋经国先生并不是蒋介石所生，以及蒋介石不具备生育能力这两件事。可是，你所提供的蒋纬国的录音中，根本没有涉及到这一敏感的问题啊!这又何以正视听呢?”

　　“对，请问这两个问题的出处何在?”又有几位记者问。

　　“这……”范光陵急忙欠身向台下解释：“是这样，这段非常重要的谈话内容，根本就不在录音带上。”

　　“为什么不在录音带上?”

　　“是这样，请大家不要吵!”范光陵见大家七嘴八舌地追问情由，只得说出当时的真情，以解释这八盘录音带没有上述内容的真正原因，他说：“当时，纬国先生在谈到上述这一重要情节的时候，示意我必须在关闭录音机以后，才能够说出真情来。”

　　记者们听了这话，再次发生了波动。人们一哄而起，大声向范光陵质问道：“这不可能!既然纬国先生想对你说出历史的****，那么他就决不会让你关闭录音机!”会场上嘈杂四起，一时气氛变得紧张了起来。

　　范光陵边用帕子拭汗，边对记者们说：“纬国先生对我讲有关毛夫人和经国先生的关系时，曾经悄悄叮嘱过我，说这件事情很敏感，一定要我关闭录音机，但又允许我可以用笔把他的话记录下来，当我把纬国先生讲的话都记录下来以后，又当场给他读了一遍，最后纬国先生对我说：‘好吧，将来这段话也要保密。’但是，如今纬国先生病故了，我认为有必要让这些鲜为人知的内情都公布于众，所以才有了《商业周刊》上刊载的那些内容。我敢保证，我把纬国先生当时对我谈的话，毫无保留地告诉给了新闻界，也从来不敢歪曲纬国先生的原意。我相信我的所有谈话，都忠实于已故的朋友纬国先生，他在九泉下有知，也会为我提供证明的!”

　　范光陵继续不慌不忙地对记者们说道：“诸位先生、女士，纬国先生有关蒋经国先生身世的谈话，内容本身究竟是真是假，因为我不是历史学家，没有资格去评论它，我也不想评论。我只是想替死去的纬国先生尽一点朋友之心，把他当年想说却又不好对世人说的话，都一一向世人披露出来，因为这是我的责任。至于在座各位相信与否，世人相信与否，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好在世人对是是非非，均有公断，又何必怀疑我录音带是否作伪呢?再说，我又为什么作伪?所以，我劝各位，不要再从鸡蛋里找骨头了，谢谢各位。”

　　当记者们还想继续向他提出各种刁钻古怪的问题时，忽然发现范光陵不知何时已经不辞而别了。他那八盘录音带也随之拿走，由于记者们采取了群起发问的不恭形式来对待这位被采访者，致使那八盘录音带只有一小部分内容公开披露，更多的部分则被范光陵永远藏之于密室，从此秘而不宣了。

　　(摘自《蒋氏家族三代男人死亡之谜———来自蒋家“特别医疗小组”的报告》华夏出版社出版，作者窦应泰。)

尼赫鲁扬言中国不敢打　主席手一挥：扫了它！[转帖]
 

　　　　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资料图） 　　40多年前，印度政府悍然挑起一场大规模的侵蚀中国领土的战争，中国政府被迫进行了一场短促而有限的自卫反击战，并全胜收兵。自此以后，西南边疆保持了数十年的相对稳定。当年，毛泽东亲自决策了这场反击战……

　　毛泽东对印度的挑衅一忍再忍

　　早在建国之初，即使在中印关系最友好的年月里，印方也有过一些不友好的举动。1951年，印方趁中国抗美援朝之际，抢占了中印边境东段“麦克马洪线”以南的9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接着又占领了边境中段部分中国领土。得知消息后，毛泽东出于对中印传统友谊和根本利益的考虑，对印方的寻衅滋事一直保持着克制和忍让态度。

　　但是，印度当局对此置若罔闻，短暂的沉寂之后，又开始了新一轮蚕食中国领土的行动。

　　1959年11月，中国政府最高层决策会议在杭州举行。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彭真等人、主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避免中印边界冲突。

　　会议首先由总参谋部的雷英夫汇报一段时期以来中印边界不断发生的流血事件。雷英夫汇报时说，中印边界的我方指战员已经到了怒不可遏的程度。然后，他提交了总参和外交部共同研究的避免中印边界冲突的几项措施，如不许打第一枪，不许还击等等。毛泽东听着汇报，面色肃然，不停地抽烟。

　　当雷英夫讲到一些部队觉得避免冲突有困难时，毛泽东摁灭了烟蒂，插话说：“我们有些同志打了几十年的仗，可还不懂得这样一个起码的道理：两军的边防战士一天到晚鼻子对着鼻子站在那里，手里都拿着枪，一扣扳机，子弹就会打死人，冲突怎么能避免呢？”因此，他提出实行隔离政策，双方各自后撤20公里，如印方不干，我单方后撤。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在这次杭州会议上，中央确定了避免边界冲突的隔离政策。中国政府单方面命令军队后撤20公里后的两年内，印度军队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中国境内进攻。

　　毛泽东决定“以战止战”

　　1962年10月18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颐年堂举行。周恩来在总参和外交部雷英夫、乔冠华汇报了中印边境冲突和各方面的反应之后，认为应立即实施自卫反击作战。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毛泽东说:“多年以来，我们采取了许多办法，想谋求中印边界问题的和平解决，印度都不干。他们蓄意挑起武装冲突，且愈演愈烈，真是欺人太甚。既然尼赫鲁非打不可，那我们只有奉陪了，来而不往非礼也。也许我们反击一下，边境才能安定下来，和平解决边界问题，才有希望实现。但我们的反击仅仅是警告惩罚性质，仅仅是告诉尼赫鲁和印度政府，用军事手段解决边界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目光投向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听说印度的军队还有些战斗力，我们打得赢打不赢？”张国华回答说:“打得赢，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打得赢。”

　　毛泽东说：“也许我们打不赢，那也没有办法。打不赢时也不怨天怨地，只怨我们没有本事。最坏的结局无非是印度军队侵占了我国的领上西藏。但西藏是中国的神圣领土，这是世人皆知，天经地义，永远不能改变的。”毛泽东特别强调，我军没有同印军作战的经验，切不可麻痹大意，要精心部署。

　　这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同意了总参谋部和西藏军区共同拟定的反击作战计划，同意反击作战的时间为10月20日。中央领导为使我军在政治上处于主动地位，给自卫反击作战规定了四条原则：一是我军打到喜马拉雅山下，到鹰窠山口、比里山口、莫吉山口就停下来；二是主动撤到实际控制线以北；三是主动交换俘虏；四是主动交还武器枪支。

　　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就要返回西藏指挥作战了，毛泽东和有关领导特意召见了他。一惯喜欢碰硬的毛泽东听说尼赫鲁扬言中国不敢打他，就把张国华叫到一张巨大的军用地图前，指着地图上标出的印度据点。突然挥起手臂，高声说。“扫了它！”

　　总参谋长罗瑞卿问张国华:“你有没有把握打赢？”张国华回答:“有！”“根据呢？”张国华说:“我们面对的敌人，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有打仗，我们却刚刚平叛（注:指平息西藏武装叛乱）；他们未到过高山，我们却常住高山；他们训练也赶不上我们。”

　　听到这样的回答，毛泽东和在场的邓小平、罗瑞卿等人都欣慰地笑了。

　　中国军队完胜印军

　　1962年 10月20 日7时 30分，东方刚刚露出鱼肚白，我人民解放军的炮火便铺天盖地地向入侵克节朗的印军阵地倾泻。”9时30分，印军的第一个据点被攻下。到晚上8时多，克节朗战役即告结束。

　　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张国华指挥的两次战役和一些零星战斗都取得了胜利。歼敌3个旅，生擒印军王牌旅长达维尔和另一名准将旅长辛格，共毙、俘敌7000余人。经过两个阶段的战斗，我军歼灭了印军3个整旅和5个旅的大部。

　　在我军基本到达中印边界传统习惯线之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为了给和平谈判造成有利条件，我们准备就地停火，部队后撤。”毛泽东回答说:“我看可以，就地停火，退避三舍，我们让他们一点，也看出谈判的诚意。”

　　1962年11月21日24时，中印边境的中国军队都收到了毛泽东签署的主动停火的命令。于是。11月22日零时，中国军队停火，从12月1日起开始主动后撤到1959年11月7日的实际控制线20公里以内。

　　这次历时仅一个来月的自卫反击作战，沉重打击了印度扩张主义的野心，维护了祖国的尊严，给中印边界带来了数十年的安宁。（来源：环球视野）

《德皇陛下的革命家》被收买的革命-列宁：靠德国皇帝资助发动“十月革命” [转帖]

临近2007年终，德国明镜周刊第50期以列宁和德皇威廉二世、德文密档和十月革命旗帜为刊头图，以十一页文字和照片的篇幅刊登了该期的标题文章《德皇陛下的革命家》RevolutionaerseinerMajestaet.封面副题则是《被收买的革命》，并附赠有关的影片光盘。

200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九十周年。过去都以为共产主义革命跟马、恩两位德国思想家有关系，现在才知道还有第三位重要的德国人物，就是德皇威廉二世。没有他出钱出枪，扩大革命喉舌《真理报》，列宁的武装政变绝无成功的可能。明镜周刊组织了六位专业作者撰写这篇文章，披露了历史的****，俄共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列宁与德皇陛下的黑白两道人物****，获得皇家政府暗中大量资助，成功地制造了十月革命。文章说，列宁想要颠覆沙皇，而威廉二世皇帝则要取得在东线的胜利。至今不为人知的密档现在证实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合作的规模。德意志帝国接连数年以千万计的马克和后勤援助支持了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人。

一群簇拥着列宁的俄国革命者和簇拥着威廉皇帝的德意志帝国主义者之间，恐怕是二十世纪最富有特征的政治利用联盟，后来终因利害的冲突而以外交关系的中断而结束了。这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死敌之间的共犯结构，是阴谋家和阴谋技巧的精巧结合。这些密谋者书写了世界的历史:没有威廉二世对列宁的帮助，就没有九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没有德国的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就无法维持执政最关键的第一年（1917至1918），很可能也就没有苏联的出现，没有共产主义的崛起，也没有古拉格群岛千百万遭受党政机关指控的死难者。

这个德俄之间肮脏的勾结是以共同的对立面促成的，根据一句古老的现实政治要诀，就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德意志帝国跟布尔什维克首脑共同密谋反对沙皇尼古拉二世、协约国法国和英国。最后，罗曼诺夫王朝的结局是德国的胜利和平与列宁的接管政权。柏林用马克、武器弹药支持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及其他革命力量，以此为结束沙皇专制贡献了力量。德国外交部直到1917年年底至少支出了两千六百万帝国马克，相当于今天七千五百万欧元。

当沙皇尼古拉在二月革命中最终垮台，流亡在瑞士的列宁确认，德国皇家机构有可能在战争期间让他返回祖国。1917年4月17日，德国在斯德哥尔摩的情报机构头目向柏林总部发出电报说:"列宁幸运地进入了俄罗斯。他已完全按照所愿行事。"这时候他开始反对此时在彼得格勒当政的临时政府。半年以后，列宁在十月革命中也是利用德国的资助掌握了政权。

很快，新成立的苏维埃国家就跟德意志帝国缔结了和平，和平带给德国在东线的安宁，让德国对东欧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威廉曾经梦想过，建立一个对抗西方的同盟关系或者友好结盟关系，就像二十多年之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勾结一样。尽管这个同盟的两方协议信誓旦旦，但是从来没有忘记想要把对方送上绞刑架。反向的结果表明:受德国皇帝支持的列宁帮助德国的同志们准备去进行反对帝制的革命，而威廉二世则不仅支持布尔什维克，同时又去支持它们的反对派。1918年11月4日利害冲突导致德皇政府借口一宗意外事件中断了与俄国新政权的外交关系。双方相互利用的阴谋关系告一段落。

文章详尽地描述了一名爱沙尼亚的前布尔什维克分子，后来具有多重身份和面貌、往来于德俄之间的神秘人物赫尔方特Helphand。从解密的档案来看，向德国情报机构介绍列宁、建议给予资助，穿梭往返联系，甚至携款支付的角色都是此人，一名德国情报人员。明镜发掘了欧洲多国的档案资料，瑞典、瑞士和英国的安全机关档案，普鲁士警察机关的文献，德国外交部和俄国档案中的备忘录、以及瑞士银行的流水帐单。还有当时驻节俄国的欧洲外交人员留下的日记和笔录材料。这些密档和历史文献证据确凿，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列宁与德皇政府之间的真实关系。

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今天我们才知道了十月革命到底是什么样的一场革命。根据俄国学者的证实，进攻冬宫的浩大场面，都是后来的艺术化编造；实际是一支不到两千人的赤卫队占领了彼得格勒全市的战略据点，部分武装人员采取了逼宫行动，阿芙乐尔巡洋舰当时并没有实弹炮击，而是发射了一发礼花炮弹。政府武装十分微弱，主张民主自由的临时政府没有任何抗拒就被赤卫队逮捕了。十月革命不是人民的自发革命，而是是布尔什维克武装队伍向二月革命建立的合法临时政府“夺权”。

著名俄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普列汉诺夫（1856-1918）曾是列宁的导师。可是十月政变使他看出了列宁残忍狂暴的面目。临终岁月他口授了一份《政治遗嘱》预言了俄国社会的基本走向。结果很多内容都得到了历史的证实。苏联解体后，这份遗嘱重见天日，1999年在俄国《独立报》发表，2000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研究》第二期翻译出版了这份历史文献。

按照普列汉诺夫《政治遗嘱》的说法，列宁"为了达到既定目标什么都干得出来，如果有必要，他甚至可以同魔鬼结盟"。为了实现夺取政权的目标，列宁不惜同德国皇家政权的情报机构合作，领取他们的大量资助，使得布尔什维克党有钱有枪，而且扩大《真理报》这样的舆论工具，影响了大量的工人、士兵和市民。其他党派没有这样的资助，没有财力和武装，没有发行量巨大的报纸，根本不可能发生重大的影响。在列宁鼓动军队反战，农民要求土地的时候，德国情报机构从各国发回的密电都报告说，列宁正在按计划进行。布党夺权以后，立刻与德方和谈，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大片土地拱手割让给德方。按照和约的内容，这些土地是永久割让的。只是后来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逆转，德军全线崩溃，俄国意外地重新赢回了这些土地。列宁说过，沙俄帝国是各族人民的大监狱。其实沙皇政府对于革命者还是相对仁慈的。列宁被逮捕以后，没有酷刑侍候，仅仅是判处流放。所谓流放，仅仅是送往西伯利亚地区，并没有苦役和监禁，仍有相对自由。

根据旅美学者程映红教授的介绍，列宁的母亲写信给沙皇当局要求照顾列宁的健康，获准安排他到西伯利亚的北国江南地区苏申斯克，气候温和，饮食无虞。列宁来到这个地方，每天游泳、打猎、钓鱼，主要是散步。每月享受八卢布的政府津贴。参加了一位流放同志的婚礼后，觉得应该借此机会跟他的女友克鲁普斯卡娅完婚。于是接来母亲和未婚妻，到教堂举行了婚礼。还雇用了一名当地女孩为他们一家煮牛奶做饭，新夫人则教女孩认字。这样悠闲的流放生活简直是后来被克格勃逮捕关押的囚犯们不可想象的天堂之梦。

列宁也曾被关押在监狱里。很多中国人在小学时代都读过《一天吃了六个墨水瓶》这篇课文。有一年，列宁被沙皇政府逮捕了，关在一间狭小的单人牢房里。这房间黑乎乎的，只有一个窗户透进一点微弱的光。在这样的环境里，列宁仍然坚持学习和工作。他让家里人送来了许多书。他一边读书，一边秘密的写了不少传单和小册子，指导监狱外边的革命斗争。列宁在监狱里写这些秘密文件，要是被看守发现了，就得延长期限。列宁想了个巧妙的办法。他把面包捏成“墨水瓶”，装上牛奶，在书上空白的地方写字。牛奶干了，只要在火上一烤，字就会显出来。列宁写的时候非常小心，一听见门响，他就把“墨水瓶”放进嘴里大嚼起来。看守一天要来检查好几次从来没有发现这个秘密。有一天，列宁在写给同志的信里很风趣地说:今天真不走运，一连吃了“六个墨水瓶”。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沙皇的监狱比苏联古拉格宽容多了。列宁坐牢没有从事过苦役劳动，还能读书，指导狱外的革命活动。他还有笔能写字，写革命传单和小册子。列宁的行为如果被发现，仅仅可能被延长关押，而不是吊打、反铐、小号站笼等酷刑。最令人们惊叹的是，列宁有足够的面包和牛奶，当作墨水瓶和墨水。

而在沙俄监狱里受优待的到列宁和斯大林却创建了古拉格劳改营模式，后来成为各社会主义国家劳改营的典范。数以千万计的人民在劳改营中从事繁重的苦役，大量的人犯在饥饿、寒冷和病痛中死亡。其中包括许多诗人、作家、学者、科学家和艺术家。列宁、斯大林正是这一历史罪恶的始作俑者。普列汉诺夫写道:"列宁为了把一半俄国人赶进幸福的社会主义未来中去，竟能够杀光另一半俄国人"。

普列汉诺夫回忆过去，曾经跟列宁一起谈论过法国革命，列宁认为"雅各宾党共和国之所以垮台，就是因为斩首机砍掉的脑袋太少了"。当时以为不过是他的玩笑话。后来夺权后，列宁真的大开杀戒，契卡（肃反委员会）杀人不眨眼。电影《列宁在1918》中，高尔基忍不住向列宁谏言，列宁发表了一番议论，在生死搏斗的时刻，谁能说明哪一拳是必要的，哪一拳是不必要的？为肃反扩大化滥杀无辜作辩解。

十月革命为世界人民描绘了人间天堂的理想，却建立了历史上罕见的人间地狱。列宁时代的恐怖屠杀和饥荒，斯大林时代的大饥荒和大疯狂（逮捕和虐杀），东德的六一七镇压，波兰的波兹南惨案和匈牙利的1956年事变，柬埔寨的大屠杀，都是这人间地狱的重大悲剧，不绝如缕。

历史的教训说明，苏联在倒塌前早已没有人相信那些理想的谎言，其拥有氢弹、导弹和最先进的坦克和飞机，依然没有保住党的权力，帝国依然如普列汉诺夫的预言所说，“将像纸牌搭成的小房子那样坍塌”，而且几乎没有干部站出来为党抗争。（原文转自网易）

反击越南：解放军10条秘密军规大显神通[转帖]

　　　　（1）红色的禁忌

　　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三天部队伤亡很大，除了指挥程序有问题外，与佩戴的红领章、红帽徽成为敌人的射击目标点也有很大的关系。后来下令全部取消佩戴红领章、红帽徽，进攻时也不再举着红旗进攻。

　　发现这一现象的是部队里的一名班长和战士。有一次部队在往前开进的时候，班长叫一名战士背一袋红色的米袋子，这位战士不肯背。班长问他为什么不肯背？他指了指在前面山坡上行进部队，班长一看就明白了。原来那红色的领章和红色的帽徽是那么的耀眼，就更别说那迎风招展的红旗了。于是班长取了一条备用的绿色军裤，将红色米袋子里的米倒了进去，并将这一发现报告了上级机关。

　　上级首长对此非常重视，马上下达紧急命令，红色一律禁忌。红领章、红帽徽和红旗在以后的战斗中就很少出现了。

　　后来这个班荣立了集体一等功，当然不仅仅是这一个方面的事迹。希望在今后的战争中能记住，这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

　　（2）不许自伤

　　逃兵，在我们的宣传教育中是怕死鬼，是一个很不光彩的角色，在有一些电影中还有枪毙逃兵的镜头。那么在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前有一个紧急规定就是不许自伤，枪毙逃兵要团以上机关批准。做出这一决定的是一些打过仗的部队首长，因为真正的战争与我们宣传品中的战争是有一些区别的。

　　后来的战争实践证明，这一决定是非常英明的。因为在和平年代的宣传教育中是不会把自己误伤自己的事情讲出来的。　

　　79年2月16日晚，我们就进入了战壕。早上4、5点钟就开始了炮火攻击，那时天还没亮，但整个炮火把天空都打红了。我们的炮兵阵地也打的浓烟滚滚，分不清是我们的炮打过去了，还是越南人的炮打过来了。因为就是在平时的演习中也没有见过这种场面，　没有见过打这么多炮弹的，　有一些兵的腿不听招呼在那里哆嗦发软。在部队发起进攻的时候，有一位衡山籍的兵怎么也爬不起来，最后是班长背着他往前进攻的，但缓过了这一阵子之后，这个兵反而变的很勇敢，打死了很多的敌人，后来成了战斗英雄。

　　如果当时班长一气之下把他给枪毙了，　岂不是冤枉了他，也给后面的战斗造成了非战斗减员。

　　（3）打死不许动

　　部队在行进、夜间留宿的时候，尤其是打穿插时，会与敌人遭遇或遇到敌军的偷袭。在这种情况下部队又作出了一个英明决定，那就是打死不许动。

　　这一招果然很灵，战斗进行的第五天，我们在某地留宿。晚上越南人来袭击，由于大家都能严格遵守打死不许动这一条铁的纪律，整个的反偷袭战斗是很成功的。尽管敌人是光着脚来，走路听不到声音；带着手榴弹来，不暴露打枪的火力点。但我们采取的做法是，对凡是走动的人或站着的人实行开枪即打的战术，使得敌人难以实施他们从中作乱的偷袭计划。第二天早上天亮一看，打死的全是敌军。

　　在行进中也是一样，遇到袭击，只要大部队不乱，用机枪和82无后座力炮，或派一个班就能很快把敌人消灭掉，或视情况再作出下一步的军事行动。

　　还有一次我们的侦察兵在执行侦察任务的时候，一个兵不慎被敌人的阻击手打伤，但他并没有慌张，而是马上卧倒在地一动不动，这时越南人也弄不清是打死了自己人呢？还是打死了中国人？于是过来了四个越南人来看一下情况，结果被潜伏的侦察兵一举全部歼灭之。

　　反观有一些部队就做不到这一点，遇到一点越军的偷袭，整个部队就打乱了。造成班不成班，排不成排，连不成连，整个指挥也就失灵了。从第一天进去遭遇伏击开始，到最一天撤军，整个前线都有这个部队散落的兵，一直就没有收拢过部队。这就是没有铁的纪律的危害。

　　（4）错一点都不行

　　或许有人不同意或不理解这种提法，如今社会流行一种“一个人干，两个人看，还几个在捣蛋。”的说法，在这里不去评论这种说法的对与错。我只能说，在战争中对于军人来说，错一点都不行。在战争中出错，对于军人来说付出的是生命与血的代价。就像毛主席所说的“保密工作九分之九都不行，非十分不可。”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撤军的前一天，有一个连队在一座山头上驻守。通信员拿了一封电报给连长看，连长看也不看，就把它卷成一团丢在了山坡上。等到几个小时过后，发现山底下怎么有越南人在活动，　再一看其他兄弟部队都不知道到那里去了，结果这时候才想起那封电报，等找过来一看原来是要他撤军的命令，时间耽误了。由此给部队造成很大的伤亡。

　　还有一个接力排长，营长叫他带一个班去一座山头上开通接力机。他满口答应的好好的，可是去了四、五十分钟后还没有开通，营长急了跑到山上一看，接力天线没带。这就是出错带来的危害。

　　（5）步兵角色的转变

　　2003年4月9日美军很顺利的拿下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一些军事评论家对此也解释不清。其主要原因是没有认识到，步兵的角色已在现代战争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再做更多的解释，也会跟前面的解释发生矛盾。

　　79对越自卫还击战刚开始的时候是用炮火进行攻击，后来步兵开始出击。由于对方的阵地上还有不少活着的越军，因此给冲锋的步兵造成很大的伤亡。一些指挥员马上醒悟过来，不能这么冲。于是调整了策略，规定凡发现敌人明显的用枪扫射的，先用炮打。等到对方没有动静了，再派少量的步兵前去看看情况，这样伤亡大大减少。而有的部队打下一座山头也只牺牲两、三个人。本身步兵营里就配有机炮连，大炮打完了，小炮也要发挥作用。加上还有坦克车的配备，就更不应该实行大量步兵的冲锋作战。

　　2月19日，我们在一座山上看坦克打对面山上敌人的火力点，简直是神了。从发现敌人的火力点算起，到我方坦克的炮弹打出，最快只用了三秒钟。逼着越南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不敢一个劲的扫射。按照坦克兵的考核标准优秀是，从发现敌人火力点，到炮弹将目标击中是七秒钟。可见我方一些坦克兵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但作为军队的指挥员应该发挥他们的优势，而不要派大量的步兵去冲锋。像这样的指挥员，受到了战士们的很高评价。

　　实战证明步兵已经从过去的进攻主力角色发生了转变，作为指挥员一定要清醒的认识到这一点。

　　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就应该把步兵训练成：

　　1、侦察员，会发现敌人的火力点和重要的军事设施，会报坐标，以方便炮兵的开炮；

　　2、通信兵，对发现的情况要会报告，要会使用通信工具；

　　3、指挥员，要会指挥炮兵开炮；

　　4、最后才是步兵，将剩余的残敌消灭尽。

　　作为现代步兵一定要想到在你的身后有炮兵、有飞机、还有导弹等等，不是你一个人和一个兵种在作战，而是诸兵种在协同作战，不要冒然的冲锋，这样伤亡就会大大减少。　

　　（6）远离百姓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越南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全民皆兵。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主要打击对象是越军，而不是老百姓，但对老百姓也不能不防范。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我们在进去的第三天，部队到了晚上需要驻扎在一个村庄里，有经验的师首长叫我们把越南老百姓赶走，当时一些老百姓不肯走，一位广东兵端着冲锋枪就打，老百姓听见枪声跑都不跑。其实，这是事先就准备好的，枪里上的全是空炮弹，伤不了人。当然只有这一个兵是这样，其他兵的枪里全是实弹。到晚上自然也就不会有老百姓的骚扰，也不会出现一些兄弟部队的教训。

　　（7）不要搞假的

　　战前中越两军，在边防上还是讲话的，一个越南兵问中国兵，一天的训练量是多少（不少的越南兵会讲中国话）？中国兵告诉他是五公里。并反过来问了越南兵，你们每天的体能训练量是多少？越南兵说是八公里。战争开始后的一个间隙，一个中国兵在河边洗手，突然跑出一个越南兵，两个人撞到了一起，连枪都来不及开就抱到了一堆，越南兵的体力明显的不如中国兵的体力强，很快就当了俘虏。经审讯后，得知越军每天的体能训练只有五公里，而我军的后期训练却达到了八公里。

　　77年我们在师里举行的大比武中是没有什么对手的，还代表师里到军里参加了大比武，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到了78年师里举行的比武时我们的一些优势项目，纷纷败给了一个兵团。象什么五公里武装越野，五百米放收线、夜间紧急集合都输掉了。

　　当时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到了2000年战友聚会的时候这个团的一位战友才道出了其中的真伪，原来他们把五百米的为双线的被复线将其中的三百多米改为了单线，这样重量就减轻了。五公里越野该带电池也不带，当然比我们跑的快。到了79年打仗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出来了。要他们架一条线不通，又架一条线还是不通。最后师里把我们派上，架到哪里通哪里。一条十多公里的线，仅用了四十多分钟就架通了，比平时的比武还快，让他们看的目瞪口呆，其实我们是利用了越南人即有的空明线和高压线架通的，不然哪有这么快？利用高压线通电话，还创造了军史上第一例。同样与越南人遭遇，这个团的班长牺牲了，我们却把越军打死了。到了后来这个团的通信股长凡遇有架线任务，经请示师里后，一律用我们的线。还要我们帮他们整线，在帮他们整线的过程中剪掉了一些单线，当时并没有想到这就是他们平时作假的结果。

　　其实在我们入伍的时候，就听一些老兵讲作假的危害。六十年代初，来偷袭东山岛。我们的一些部队遇有情况，还是改不了作假的恶习，以为又是演习，结果是机枪手不把子弹带够，无线兵不带电池，步兵手榴弹也不带，等到部队赶到现场的时候，那还能形成什么战斗力？结果是眼看着蒋军从海上乘船跑走。　

　　（8）小心到底

　　刚开始进越南的时候，以为越南到处是地雷和插有竹签子的陷阱，丝毫不敢乱走乱摸，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越南哪有那么多的钱来埋地雷呢？于是有人开始麻痹起来了，明明知道步兵在前面攻打一座山头，山脚下的人也不注意隐蔽，更有甚者有的在公路上还大摇大摆的走动起来，结果被在山头上的越南人用高射机枪一下子潦倒了好几个。

　　3月15日最后一天撤军回国途中，一个连队的男卫生员要拉尿了，其实打仗的兵都是男的，他也不知道害的什么羞？偏偏要跑到越南老百姓的一个房角边去拉尿，结果踩中了地雷，人被炸腾空落地后又中了一颗地雷，就这么牺牲了。

　　（9）创新是战争之魂

　　越南人很多的战法是跟中国人学的，像《地道战》、《地雷战》和《英雄儿女》中的一些战法都被越南人学会了。他们也知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也知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知道埋地雷。像《英雄儿女》中王成那样整个阵地摆的都是枪，打完这枝枪后再打另一枝枪。甚至误导中国军人打完枪后就空着手往后跑，中国军人以为可以抓活的，谁知他跑了一段后在地上又捡了一把枪继续打。其实这都是他事先就设计好的，因为越南人的枪比较多。中国军人也是很聪明的，　越南人见打不赢后就钻了山洞。

　　过去日本人拿那些钻地道的中国人没办法，而中国人却办法有的是，要么就丢几个烟幕弹下去，呛的越南人一个个自己跑出来；要么就把整个山洞炸垮了。最多时一个山洞就打死了70多人，中国这边一个都没有死。还有的越南人钻到了半山腰的浅浅的山洞里，这样中国军人就绳子吊着手榴弹将其炸死；或直接用高射炮将其消灭。

　　在排雷方面中国军人也有很先进的武器。他们打出一条25米或50米长的像鞭炮一样的东西，然后爆炸，炸出一条1米或80厘米宽的通道。这种以爆制爆的办法很好，不用再去出现用人的身体滚雷的英雄了。

　　到了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没有床，垫的棉絮也没有，他们就采了一些树枝和树叶替代棉絮，然后铺上雨衣就可以睡了。为了防止越南人的偷袭，他们把一些吃完的空罐头盒剪烂，丢在哨位的前面。因为越南人喜欢光脚偷袭，正好可以当刺扎他们。哨兵放哨时贴地观察，枪都是顶上膛的，保险都是打开的。只要发现有人走动开枪就打，不用问口令，也省去的打开保险的环节。遇有夜间行进时，实行的是责任观察法，即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前面，一个看右面，一个看后面，发现敌人要做到先敌开火。只要坚持这么做，部队伤亡就会大大减少。

　　一些炊事员在没有锅子的情况下，利用空罐头盒煮面或煮饭，及时保证了前面战士的饮食供给。一些通信兵利用敌人的即有空明线和高压线通电话，创造了军史上的第一案例，还发明了边架线边通话的放线器，给整个战争增添了不少的色彩。

　　甚至有人提出为减少因炮弹的炸伤，建议将钢盔放大制成一个钢罩，可以把整个人罩住。只可惜已到了战争的后期，做也来不赢了。

　　（10）“三不”男子汉

　　即便是今年的战友聚会，还有不少的战友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他们始终固守着当兵时形成的概念，认为这三样东西都不是好东西。

　　在我们部队有一位副指导员，他的父亲是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父亲从小就教育他别喝酒，别抽烟，别喝茶。他入伍后，把自己号称为“三不”男子汉，在他的影响下全连9名干部，除司务长一人因工作需要抽烟外，其余的均不抽烟和喝酒。

　　79年对越自卫还击战中我们缴获了一些越南人的酒，全连尽然没有一个人提出喝酒的。事实也证明不喝酒、不抽烟、不喝茶确实对战斗部队有很多的好处。像不抽烟，晚上就不存在暴露目标的问题；不喝酒，就不存在迷迷糊糊或睡过头的问题，也不会发酒疯；不喝茶，也就不存在烧开水泡茶喝的问题。但在后来的一些电影和电视中经常看到表现军人喝酒、抽烟、喝茶的一些镜头，甚至还出现了临战前还喝酒的镜头。这实在是一种误导，至少不是优秀军人的表现。

　　其实即便我们回到了营房，遇有逢年过节也是不喝酒的和禁止喝酒的，最多也只是喝一点带甜味的酒。因为我们是野战部队，要担负战备值班任务的。（来源：凤凰网　摘自：《纵横》）

“舞蹈诗人”杨丽萍[转帖]
 

　　杨丽萍,云南大理白族人。一直以来,人们将这位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神秘舞蹈家称为“巫女”——一位善于用肢体说话的人。她1971年进入西双版纳歌舞团,此后在台上舞了33年,台湾及东南亚的观众称她为“舞神”。杨丽萍的艺术感悟力极强,独到的艺术思维方式和真实的生活体验,造就了这位个性独特的舞蹈家。

　　生活砥砺出英才

　　杨丽萍很小的时候父母就离异了,她和两个妹妹一个弟弟跟着母亲杨鲜果过。生活窘迫的童年和现代风光无限的都市生活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她说,妈妈是白族人,父亲用一驮盐巴就把她娶过门了。那时,一些外来的日用品稀缺,像糖、服装、鞋子都没有。她在家里排行老大,自小肩负着照顾弟妹的责任。她那时除了买一些日用品外,其他的都靠自己去挣,根本没有多余的钱。在杨丽萍的童年记忆里,许多事都与贫穷和歧视有关,但正是那种窘迫的生活和来自家庭的压力铸就了她坚韧不屈的个性。回头想想,她认为这段苦难的童年经历是一种宝贵的人生财富。
　　说起自己的父亲,她一脸的崇敬:“我爹上过初中,在部队当过侦察排长,本来我妈希望他别回农村,在外边找份挣薪水的工作,可他硬是带着一千多块退伍费回村子了。我记得当时家里一下就好过了,用石头盖了几间房子,而村里多数人家的房子都是土筑的。”
　　她从小酷爱舞蹈,没有进过任何舞蹈学校。1971年,13岁的她从村寨进入西双版纳州歌舞团。她主演的大型民族舞剧《孔雀公主》曾荣获云南省1979年调演表演一等奖。1986年她创作并表演了独舞《雀之灵》,寄托了她对圣洁、宁静世界的向往,一举成名,曾荣获第二届全国舞蹈比赛创作一等奖,表演第一名。
　　1990年在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闭幕式上,她主演大型舞蹈《雀之灵》。1992年5月她成为大陆第一位赴台湾的舞蹈家。1993年在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她创作、表演的双人舞《两棵树》获一等奖。1994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授予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称号。同年12月独舞《雀之灵》荣获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作品金奖。她导演并主演的电影《太阳鸟》1998年荣获特利尔国际电影节大奖。
　　多年来她出访世界很多国家进行艺术交流,相继在菲律宾、新加坡、俄罗斯、美国、加拿大、台湾、日本等国家和地区举行专场舞蹈晚会。菲律宾国家民间舞蹈协会赠予她终生会员荣誉。杨丽萍酷爱舞蹈艺术,在舞蹈上独辟蹊径,自成风格。

　　对舞蹈的独特感悟

　　“我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舞蹈对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感召。这里没有电、没有电灯,但有舞蹈。”
　　小时候她的奶奶曾告诉她,跳舞很简单,跳舞就是为了和天地沟通,和神灵对话。许多年之后,杨丽萍似乎明白了奶奶的话。每当伸展开双臂起舞时,她只感觉到臂膀在无限延伸,就像神灵握住她的手,她能感觉到灵魂从身体里飘荡开来……
　　这种美妙的感觉无可言表。跳舞好的人在当地被称作“嬖摩”。其实是没有什么神的,那只是一种精神,一种希望,是人们对于自然万物和人类心灵的一种崇敬和想象。
　　在家乡,舞蹈就是生活的一部分。小时候,一到晚上,村寨里的年轻人就聚在小油灯下跳舞。遇到有月光的夜晚,就三两一群到小河边载歌载舞。村子80%以上的年轻人都会跳舞。在家乡,很小的孩子,只要唢呐一响,就会不自觉地动起来。杨丽萍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在这样的环境中。而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使她对舞蹈有了独特的感悟。

　　人们对杨丽萍的理解

　　对于杨丽萍这样一个宛如传递着天地自然生息的神秘使者,一个美丽动人的轻盈身影流泻出丝丝入扣的生命律动,人们感觉颇为惊奇。杨丽萍所舞出的纯净柔美的舞蹈,是特殊的艺术形象、特殊的灵慧气质、在自然原始的人文风貌里孕育出的艺术瑰宝。初看,令人赞叹她的指尖细腕的微妙语言;续看,你会领悟到其舞蹈神韵中含有一份灵气;而再三欣赏时,便可沉淀出一股隽永的心灵之美——在云南遥远的深山里,生活着她和她的族人们,她们依附在大自然里。
　　杨丽萍式的舞蹈风格,最大胆和成功之处在于她将舞蹈中原本动态的艺术表现形式,转化为静态的,而且她的舞蹈风格又大多源于自然和真实的生活。在杨丽萍的意识中,大自然是最美、最真实、最深刻的体现,通过感悟,她力争用自己朴实的语言去构架人类最美的梦想。所有看杨丽萍舞蹈的人,都会进入她构架的如诗如画的意境,都会情不自禁为她所表现出来的美所动容。
　　1999年元月,在西藏气候最为恶劣的季节,杨丽萍去了拉萨进行创作生活体验。在参观大昭时,一缕极透的阳光从屋顶泻下来,射在壁画上,慢慢地在移动。杨丽萍突然眼睛一亮,旋身融入阳光之中,情不自禁地摆起来。她就是这样地酷爱着舞蹈艺术。每当杨丽萍站在舞台上,看似每一次都是在重复她自己,但每一次又都是不同的,因为她每一次的舞动,既是自然的再现,同时又是一次艺术的重生。
　　她在舞台上,有一种深不可测的魔力,一举一动,哪怕是一个休止符,都有如微风从一泓止水上空掠过,寂静的身体里,便有了细浪追逐的声音。她让人动情于自己的感动,自己的发现,她的世界无需用人的语言便能读懂。
　　杨丽萍的舞很纯很纯,离现实的炊烟很远很远,却离我们心灵所渴求的东西很近很近。她的舞总是和“灵”、“魂”有关,借助人们熟悉的意象来表现人的内心境界、空间、梦想和意识活动等等,她的舞总给人以超然、空灵、淡泊、抒情而又自我意识强烈的印象,她是一位真正的“舞蹈诗人”。

　　《云南映象》出笼不易

　　2004年3月8日,《云南映象》一举夺得中国舞蹈的最高奖——第四届中国舞蹈“荷花奖”,杨丽萍个人获最佳编导奖。《云南映象》全长120分钟,是一台传统和现代之美兼而有之的舞蹈新作。它深入发掘了云南民族文化,将原始乡土歌舞的精髓和民族舞蹈语汇进行整合重构,用新锐的艺术构思表现出少数民族勤劳、朴素、善良、纯洁的生活和爱情。舞剧由“云”、“日”、“月”、“林”、“火”、“山”、“羽”七场歌舞组成,来自滇山村寨的数十名舞蹈演员,用极其质朴的歌声和肢体语言,展现了彝、苗、藏、傣、白、佤、哈尼等民族原生态歌舞的绚丽色彩。古典抽象的画面构成,加之空灵悦耳的音乐,心灵的回归、生命的激情、灵魂的升腾被尽数诠释。

　　然而,美丽的《云南映象》却出笼不易。2002年春天,杨丽萍回到了家乡云南,准备息舞隐居林泉。但紧接着发生的一件事,打乱了她的计划,并产生了《云南映象》。原来,面临节目老化、经济赤字的云南旅游歌舞团,急需一台能反映云南形象的新节目,来摆脱面临倒闭的危机。他们找杨丽萍帮忙编一个新节目,把那些原汁原味的少数民族表演重新组合,在舞台上创造一个新的亮点。杨丽萍爽快地答应了,随即萌生一个想法:做一台名为《云南映象》的少数民族歌舞剧。“云南是民族歌舞之乡,许多有代表性的原生态民族歌舞已濒临消失,把这些民族歌舞的精髓抢救下来,传承下去,这是我多年的心愿。因此,我决定编排这样一台节目。”

　　为此,杨丽萍不仅调动了自己30年舞蹈生涯的积累,而且还和自己的创作人员一起,在生于斯、长于斯的云南,在各民族山乡村寨,进行了长达15个月的采风,边听边看、边感受边寻找。她从各民族原本的乡土生活中找到100%的舞蹈素材,加上服装、道具、器乐、面具等等,几乎构成《云南映象》所有艺术成分的东西,都取自生活本身。
　　与歌舞团签约后,杨丽萍开始实施她的大胆设想,排演一台反映云南特色的原汁原味的歌舞,演员从民间挑选,直接由农民演出,把原生态的民间艺术保留下来。任何专业的东西都可能破坏民间艺术的质朴。为此,她亲自深入各民族的山寨,直接从民间挑选“生态”演员,此举是全国所有正规演出团体所没有的。一年时间,她的足迹踏遍了云南各州县,共挑选了60多个农民演员。让从没接受过训练的农民上台演出,这行吗?当这些又矮又黑的“生态”演员出现在专业艺术人员面前时,马上招来一片反对声:“这样的演员岂不把观众吓跑?”“他们从娘肚子里出来就能跳舞呢。”杨丽萍说,“又不是跳芭蕾舞,跳民族舞当然要这些汲水能歌、取火能舞的天生的舞者。我要奉献给观众的是一台名副其实的云南原生态舞剧。”歌舞团深感失望,终止了和杨丽萍的合同,撤资退出。
　　这对杨丽萍是个沉重的打击,投资的所有债务都转到她身上,而此时,排练正在进行中,七八十名演员的费用以及组织演出的所有经济负担全压在她身上。个性倔强的杨丽萍决心坚持下去,她把自己的积蓄全拿出来。但是,坚持是何等的不易,每月几十万元的开支,她不得不卖掉了大理的住宅。但是,经济的压力越来越大,剧团从某歌舞团宿舍搬至城郊,演员们每天排演浑身是汗,可是因为欠着房租,停水停电,一些演员开始离开。杨丽萍被逼入绝境。
　　排演这台剧目需要几百万元,到哪里筹这笔巨款呢?近年来,电视屏幕上全是影视明星的广告,但杨丽萍却信守自己的原则——不做广告,这使杨丽萍在演艺界确立了另一种形象。可是,为了这台剧目,她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原则,开始做广告。剧目开始彩排,杨丽萍已是山穷水尽。此时,她的一个朋友借给她一笔钱,剧团这才得以维持下去。
　　经过两年的精心准备,2003年8月8日,《云南映象》在昆明会堂首演,这台70%演员由农民承担的原汁原味的云南民族舞蹈马上产生了轰动效应,非专业演员却演出了专业演员无法演出的水平,这些来自田间地头的“生态”演员成为民族舞蹈的传承者和继承者。
　　接着,杨丽萍率团巡演全国,每到一地都引起轰动。2003年11月29日在杭州首场演出,剧场爆满,精湛的表演深深地折服了杭州观众。从首演到现在已演出100多场,出国巡回演出已在计划之中。

　　个人的感情生活

　　很少有人知道,杨丽萍曾经有过一段不成功的两岸婚姻,从那以后,她一直回避谈起那段经历和女儿的情况。在杨丽萍的感情世界里,她是一个非常向往自由自在生活的人。“我向往的爱情是觉醒过的爱。没有觉醒的爱,会太激情,太狂妄了。这种爱是会伤害人的。我觉得婚姻是一种关系,或者是一种缘分,两个人相爱,就结合在一起,觉得没有关爱了,缘分到了就散了。所谓的外界怎么看,所谓对方什么心情,都不用考虑,这就比较直接。我会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和我的品位去选择。”
　　两年前,在央视三套《艺术人生》节目中,杨丽萍说,结婚对于舞蹈或者事业没有影响,这是生命历程的必经阶段。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有两种人,一种是有能力,可以把婚姻和事业等方方面面都协调好的,一种是处理不好的。这是个能力问题,我们可以运用智慧去处理。“如果要是我的话,我觉得我不会选择一个很糟糕的男人作为丈夫,比如说他酗酒或者他肆无忌惮,整个就是一恶棍。我会按照自己的审美标准和品位去选择。”
　　杨丽萍现在的家庭生活非常好,比她年长8岁的丈夫Tony是北京一个很成功的商业投资人,跟杨丽萍的工作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家安在北京。这三年来,杨丽萍因为《云南映象》总在云南泡着,她先生也经常去云南看她。2004年5月,《云南映象》在重庆演出期间,她因劳累过度病倒了。Tony在北京获悉杨丽萍生病住院的消息后,第二天一大早便赶到了重庆,饭也没吃便冲到了医院。看着病床上的妻子,心如刀割的Tony对自己说:“一定要挺住,丽萍这个时候最需要我。”
　　Tony不分昼夜24小时照顾着杨丽萍。虽然组委会专门派了三名工作人员照顾杨丽萍的起居生活,但是他还是放心不下,时刻陪伴在她左右。杨丽萍在输液,Tony再困也不会打会儿盹;杨丽萍疼得睡不着,他就讲故事,像哄小孩子一样哄她睡觉。一次,Tony对妻子说:“这次是将以前未能陪伴你的遗憾通通弥补回来。”话还没有说完,杨丽萍已经热泪盈眶。但他们现在没有孩子,杨丽萍说不是为了献身艺术,那种以“艺术的名义”为舞蹈献身的精神太狭隘。
　　虽然杨丽萍在重庆市急救中心住的是单人病房,但是每天来看望她的观众却络绎不绝。医院方面为了避免打扰杨丽萍治病,对探视人员作出了严格的限制,许多观众很自觉地将礼物交到工作人员手中就安静地离开。杨丽萍的病房堆满了观众送来的鲜花,杨丽萍非常感动,笑称自己整天都被观众拥抱着。
　　

章含之阻拦“恶化江青事件” [转帖]
 

摘自《江青全传》
作者　[美]罗斯·特里尔
河北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1994.5
库屠左夫　扫描校对

　　．318·
　　许多人把江青看成是诡计多端的皇后。七十年代中期，她
这样的人——回顾一下在上海戏剧界，她作为唐纳夫人所享受
的乐趣——正在获得新的独立。但是，末开化的、保守的舆论
并没有——在这不同寻常的、特定的政治领域——承认她作为
独立者的权利。“老娘”扬言说她并不怕，不过，她不得不把自
己看作“老娘”未免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1975年中期，毛在谈到江青的三位上海同伙时对她说：“不
要搞‘四人帮’。”　(对这个四人集团有这样一种说法：　“江
(青)头，张(春桥)手，王(洪文)腿，姚(文元)嘴。”)当
着全体政治局委员的面，毛批评了他夫人的阴谋诡计和极左观
点。尽管江青受到伤害并很恼火，她还是写倍做了自我批评。后
来，她对一位富有同情心的人士说：“因为我不想影响团结，所
以承担了一切非难。”
　　江青觉得邓小平正在利用毛对她的批评，把它夸大，并以
此企图摧毁上海激进派(这是她在想象中极力要对邓采取的方
式)。她指出：“主席一直在批评双方，但(邓)从来就没有提
到过对他和他同伙的批评，而是继续夸大对我们，特别是对
我的批评。”
　　江青常常忍不住要咒骂邓小平。有一次，她大胆地对自己
的一位同伙宣布：“中国有个叫邓小平的国际资本家代理人。”缓
了口气，她又承认道：“可是，我们的主席却一直在保护他。”
　　毛是一口大锅的锅盖，他阻止了锅中的相互倾轧。他可能
一度极希望邓小平，后来是华国锌，能成功地与江青合作(而
且邓和华可能一度也这样做过)。
　　江青决定到大寨去参加一系列政治会议。会上，高级领导
人都在激烈地争吵，同时又都在尽心讨好毛。同时，他们又凌
驾于毛之上而对中国公众所忧虑的毛之后的未来自告奋勇。江
青乘专列来到山西省的这个山区小镇，随行人员有一百多位。她
要求在宾馆挂上黑窗帘以挡住每一丝光线，还要安装新的日光
灯，因为现有的那些启动时的嗡嗡声太响。她还要求，在她逗
留期间，禁止机动车辆驶入这个大队。
　　为了联络自己与当地人的感情，江青忽发奇想，要在附近
一座虎头山上建一防空洞。在摄影师的陪同下，她亲自在开土
动工时挖了5分钟。
　　“我这个人天天挨骂！”江青在大寨讲话时这样叫嚷，“共产
党员还怕骂?算什么****员?”她的那些耐心的听众和年轻的
左派知识分子花费了巨大开支，从各个城市赶来听她的周末发
言。她向这些人表露了她的痛苦和反抗精神。“最近在北京我刚
跟他们斗了一盘。我就是不伯骂。”
　　江青向她的听众总结了她主张的策略，“修正主义分子“和
一些军人不是正在话毁文化大革命造就的文化艺术成就吗?让
他们中伤吧。“不过嘛，恩，我又要骂人了，他们简直是混帐王
八蛋。”
　　江青声称：“党内有温和派，有左派。”她庄严地挥了挥手，
又用食指指了指自己的鼻子，“左派的领袖就是鄙人。”
　　在大寨的政治斗争庆典——对外说是农业会议——中，邓
小平、华国锋及其他人的发言都发表了。但是当江青的发言稿
送到毛的办公桌上时，他表露出强烈的反对态度，很皖不起它。
他加的旁注说：“放屁，文不对题。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故，
讲话不要印。”
　　毛不仅不喜欢他夫人的讲话，也不喜欢她在大寨大队的整
个行程中所表现出的哗众取宠的本性。
　　康生患病进了北京的一家医院。他的秘书传话说，他要见
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来到这位善于于秘密和肮脏勾当的可怕
的头目床边。康生解释道，他快要死了，最后还有件非常重要
的事情要告诉毛主席。
　　·320·
　 康生喘着粗气，向这对年轻人说；“江青，还有张春桥，历
史上是****的叛徒。”他还说，“江青给我看过张春桥叛变的
材料。”至于江青的问题，康生非常清楚她在三十年代与蒋介石
势力勾结的内幕。他要王海容和唐闻生在向主席作全面汇报之
前，先去拜访两位老干部，他们能提供江青和张春桥政治上堕
落的更详细的材料。　个叫吴钟兆(音译)，三十年代在上海做
过地下工作。现是北京一个博物馆的干部；另一个是王观澜，他
是江青在上海的密友徐明清大姐的丈夫．徐大姐曾和江青一起
从西安到延安。
　　江青和康生的密切联系建立在同乡观念之上，并由多年来
的暗中互助而巩固，即使是这种关系也没能经受得住阴谋、猜
疑、背叛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康生认为，江青不会接替毛，所
以他要努力保护自己的名誉。
　　康生和江青相互间竞有如此之大的差异！康生欺骗、操纵
和谋杀，他是冷酷的权力工程师，他很清楚自己在干坏事。江
青则过于沉溺于自我的表现。与康生为扩充自己的权力而进行
的有计划的努力相比，江青对自我表现、自我辩白和报复的追
求几乎太幼稚了。不过，这是一种绝对的、贪婪的追求，与康
生清醒地使用各种手段相比，它具有同样的破坏性。
　　王海容和唐闻生对卷入如此可怕的激流是否合适产生了一
连串的怀疑。她们认为，在见吴钟兆和王观澜之前，应该向外
交部长乔冠华和他漂亮的妻子章含之请教一下。乔冠华是她们
的顶头上司．章含之则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1975年夏的一个
炎热的夜晚，王海容和唐闻生来到外交部长家。他们诚挚地劝
阻了两位年轻的密使。乔自己并不认识王观澜和吴钟兆，当然，
有些材料涉及到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多彩的私生活，但是对她
政治上曾叛变一事，乔冠华和章含之则一无所知。
　　．321．
　　外交部长及其精明的夫人明智地作出了反应。后来，章含
之汇报说：“我们劝王海容和唐闻生别把康生的话带给主席。我
们认为，倘若康生真的有事想对主席说，他可以口授给秘书。我
们觉得没有理由去鼓励这两位许多事都不了解的青年同志来转
达他的话。”
　　王海容和唐闻生从自己的立场提出了她们的看法，党组织
无意“恶化江青事件”。但是，她们应该“置身于政治中心之
外”，并“隐居以度残生”，仍是一种广为流传的观点。王海容
和唐闻生暂时保守了秘密，未公开这一爆炸性事件。

袁世凯与韩国明成王后有染？ [转帖]

　　跨国恋情并非现代社会的专属产物，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也不乏“中西合璧”的跨国恋情，比如明成祖朱棣、唐玄宗李隆基甚至是袁世凯，都曾经有过“洋情人”……

　　古代历史上的跨国恋情：明成祖朱棣与“权妃”

　　明成祖朱棣是大明王朝第三代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六朝古都南京。洪武三年，也就是公元1370年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就藩北京，多次受明太祖朱元璋的圣命参预北方军事活动，两次率师北征，加强了他在北方军队中的影响。朱元璋晚年，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樉先后死去，朱棣不仅在军事实力上，而且在家族尊序上都成为诸王之首。朱元璋去世后，其孙建文帝朱允炆实行削藩，朱棣遂于建文元年，即公元1399年仲夏发动靖难之役。建文四年六月攻入南京，夺取了皇位。次年改元永乐。因此明成组朱棣就是世人常说的永乐皇帝。

　　朱棣即位后五次北征蒙古，追击蒙古残部，缓解其对明朝的威胁；同时着手疏通南北大运河；迁都和营建北京，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定都北京的汉人皇帝，奠定了北京此后五百余年的首都地位；并组织学者编撰长达三点七亿字的百科全书《永乐大典》；更令他闻名世界的是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沟通了中国同东南亚和印度河沿岸国家，创造了大明王朝的永乐盛世。明成祖虽然因发动靖难之役倍受争议，但他仍不失于雄才大略的一代英主。清朝康熙皇帝就曾在朱棣的神功圣德碑上写下“治隆唐宋”四个大字，也算是后世帝王对它的公正评价。

　　朱棣去世后，人们不是为他创造的永乐盛世歌功颂德，就是谴责他所发动的靖难之役给人们带来的苦难，但很少有人过问他的感情生活，而对他曾经有过的一场跨国之恋更是无人问津了。

　　这场跨国之恋的男主角自然是明成祖朱棣，而女主角则是来自朝鲜的女子权妃。权妃是朝鲜国家工曹典书权永钧的女儿。名门望族的闺秀，书香世家的千金，出落得自然是兰心慧质，知书达理。加上她容貌秀丽，风姿绰约，少女时代就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

　　从元朝开始朝鲜就被迫向中国朝廷进献美女，明初仍是如此。明朝开国时，太祖朱元璋的后宫中就有不少朝鲜妃嫔，成祖朱棣便是朝鲜人硕妃所生的朱门之后。也许是有一半朝鲜血统的缘故，也许是希望从朝鲜美女的身上找到自己年幼时死去的母亲的影子，总之，成祖在登基以后，不断地下诏派人到朝鲜选秀女入宫。权妃便是在这个时候来到了中国的宫廷。

　　公元1408年，也就是永乐六年，成祖派内使黄俨等人出使朝鲜，赏赐朝鲜国王花银一万两、丝五十匹、素线罗五十匹、熟绢一百匹，作为对朝鲜国王向大明的朝廷献马的回报。同时要求朝鲜广选美女，晋献北京，以充后宫。于是朝鲜国王下令禁止婚姻嫁娶，大选美女，以备进献。当时，朝鲜国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离家数千里的异国去做宫女的，因此选上来的都是些不漂亮的一般女子。黄俨看了很不满意，便责令朝鲜王廷重新挑选。朝鲜王廷只得分遣各道巡察司加大选拔力度，同时通告各地方官府，凡大小守令、品官、乡吏、日守两班、乡校、生徒、百姓各户之女，如有姿色，一律选送上来。倘或躲藏或用针灸、断发、贴药等方法逃避挑选的，一律国法处置。通过这一强制手段，总算选出了一批美貌秀女，黄俨等人亲自过目后，从中挑选中五名，第一个便是权妃，当时十八18岁；其他是：仁宇府左司尹任添年之女任氏，十七岁；恭安府判官李文命之女李氏，十七岁；护军吕贵真之女吕氏，十六岁；中军副司正崔得霏之女崔氏，只有十四岁。她们连同十二名侍女、十二名厨师一起被送往数千里之外异国都城。离开家乡时，被选淑女的父母、亲戚哭声载道。五名朝鲜淑女频频回首，珠泪滚滚，从此家乡将只有在梦中出现，万里一别永分离！

　　这五位朝鲜淑女入宫后，权妃被册立为贤妃、任氏为顺妃、李氏为昭仪、吕氏为婕妤、崔氏为美人。他们的父兄也都被授予了明朝的官职，如权妃的父亲就被授予光禄寺卿，但俸禄却是由朝鲜王廷拨给的。同时被册立的还有汉族的贵妃张氏和王氏。

　　在明宫中的这五位朝鲜妃嫔中，权妃最为成祖朱棣宠爱。成祖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便被她出奇的清丽文雅所吸引。成祖问她有何特长，权妃拿出随身携带的玉箫吹奏起来，箫声悠扬窈渺，听得成祖如痴如醉，于是把权妃选拔在众妃之上。因当时掌管后宫的徐妃已经去世，成祖便让权妃接管后宫之事。

　　权妃聪慧美丽、优雅迷人。每当成祖忙完朝政，拖着疲倦的身子，走进权妃宫中，权妃美妙的箫声宛如一缕和煦的春风将成祖的疲劳吹得无影无踪。自从权妃走进明朝的皇宫之后，果敢、刚毅、男子气十足的成祖就一直深爱着这位柔顺、温宛、妙不可言的朝鲜女子。权妃不仅宠冠后宫，而且很少离开成祖身边。

　　公元1410年，也就是永乐八年十月，权妃随侍成祖北征蒙古。自明朝建立以来，北方边境一直遭受元朝残余势力的骚扰，边患严重。洪武后期以来，蒙古部落相互混战，分裂为瓦剌、鞑靼和兀良哈三大部。成祖即位后，继续实行分化打击和封贡恩威并重的策略，边患一度缓解。永乐五年元裔本雅失里势力崛起，与鞑靼太师阿鲁台一起图谋统一蒙古各部。永乐七年二月，成祖派使臣赴鞑靼，要求与之修好，不想使臣竟遭杀害，成祖大怒，便于当年七月派淇国公丘福率十万大军征讨鞑靼。由于对鞑靼力量估计不足，加之指挥失当，十万人马在胪朐河，即克鲁伦河全军覆没。成祖为保住大明皇帝的尊严，只好亲征。成祖率五十万大军深入漠北，在斡难河，即鄂嫩河畔大破本雅失里大军，最后本雅失里仅以七骑西逃。

　　明军获得第一场胜利后，权妃的美妙箫声一时传遍千里草原，这使征尘扑扑的成祖朱棣心旷神怡，精神倍增，接着成祖便乘胜追击，又一鼓作气地击破阿鲁台大军于兴安岭下，阿鲁台带着家人远遁到大兴安岭的深山老林。这次北征以明军的大获全胜告终，于是成祖率军班师回朝。权妃随成祖返回京师，走到山东临城时，突然不幸身得重病，最后不治身亡，这一年权妃猜二十二岁，可谓红颜薄命！成祖顿失爱妃，一时不免伤痛，后来竟然伤痛成疾。成祖就地将她葬在山东峄县的土地上，并下诏当地官府出役看守坟茔。权妃死后，成祖不仅对她的家人非常厚待，而且对她的音容笑貌刻骨铭心。在一次见到权妃的家人时，竟然悲痛得泪流满面，一时说不出话来。

　　权妃猝死，死因可疑，宫中谣传权妃是被毒死的，因此竟酿成后宫一起大冤案，被无辜杀害的妃嫔、宫女无数，这可能是“冲冠一怒为红颜”的最早版本。成祖朱棣在处理这一案件时，手段残忍，令人发指，但从中也可以看出成祖对权妃的十分宠爱和无限思念之情。由于明成祖朱棣因发动靖难之役和滥杀无辜之事，也使他的累累功绩多少年来一直被淹没在一片漫天的指责声中。

韩国国母明成王后与袁世凯有一段情

　　曾在中国热播的韩国历史大戏《明成王后》以正剧的形式塑造了一位三韩国母闵妃的一生，但是该片应该是故意漏掉了一段恋情，那就是明成王后与袁世凯的一段感情。

　　1882年，袁世凯随淮军将领吴长庆进驻朝鲜，当时袁世凯23岁，年轻英俊，一点也不象后来的矮胖子，在吴1885年去世后，升任为大清国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袁世凯设计帮助韩王和王妃明成王后也就是闵氏除掉政敌大院君，得到了朝鲜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当时执掌朝鲜大权的其实是闵妃，她听从袁世凯建议，组建义勇团，并任用袁世凯为练兵大使，使义勇团成为维护闵妃统治集团统治的重要力量。

　　当时闵妃美貌无比，有世界第一美女之称，她感激袁世凯帮其除掉大敌，又仰慕袁世凯的风采，于是以身相许，袁世凯也是一人不甘寂寞，两人随即私通了，但为了不引人怀疑，闵妃想出一条计策，便回母家将其妹妹碧蝉介绍许配给袁世凯，碧蝉虽姿色不如其姐姐，但也是倾国之貌，且立志非英雄不嫁，在王妃的鼓惑下，同意了这门婚事。过门之后。闵妃几乎每天都借探望妹妹之名来袁世凯家，不久便被其妹发现，碧蝉知道之后气愤无比，向袁世凯哓以厉害，袁世凯也担心与一国之母私通之事暴露之后会影响甚大，便又按照碧蝉的方法，从河南带回自己的一个姨太太，谎称正室，主持家务，闵妃对此恨之入骨，便联合那个姨太太一起算计碧蝉进行报复。

　　后来日军开始进攻朝鲜，袁世凯回国，随同带上了闵妃和他的两个婢女，回国之后，袁世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将两个婢女也收为侧室，并按年龄大小分别成为二四两姨太太，碧蝉仅排为第三，原想成为正室的碧蝉现在还经常受到大姨太太的打骂，终日郁郁寡欢，喜怒无常，袁世凯自认有愧于她，也就随着她，对她的待遇比其他几位姨太太要特殊一些。

　　闵妃与大院君的生死恩怨

　　闵妃和大院君的经历，是100多年前朝鲜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朝鲜朝(因王族姓李，故俗称李朝)未期一段动荡历史的写照。闵妃是高宗的王妃，大院君是高宗的生父。闵妃(即明成皇后)的生存年代、弄权经历及历史地位酷似我国清末的慈禧太后。而大院君与中国清末恭亲王奕訢在许多方面有着相当多的近似处，但在对外部世界的认识方面，大院君与奕訢二人却大相径庭。奕訢是以经办洋务著称，而大院君却以闭关锁国而闻名。

　　大院君摄政

　　闵妃生于1851年，被日本人惨杀于1895年，得年44岁。不过她在世时的名号不是“皇后”而是“王妃”(朝鲜的君主是国王而不是皇帝，剧中称高宗为“皇上”、称闵妃为“皇后”是不合当时规制的)，当时人们称之为“中殿”；因她姓闵，故一般后世史书称之为“闵妃”。

　　闵妃降生时，自1392年建立的李朝已有国460年，尽显末世景象。此时西教开始传入，在李朝占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受到冲击，新旧思想展开了激烈斗争。而且，此时的李朝同我国清末爱新觉罗氏一样，王室虚弱到连儿子也生不出的地步，在长达50年间，王宫中未闻婴儿啼哭声。这种情况被王族出身的李应(即大院君)看在眼里，他心中难免暗暗盘算。

　　我们再来看看男主角大院君的真实情况。李应天分很高，但年轻时名声不佳。在他青年时代，为在王室势力倾轧中求得自保，他故意装作胸无大志、浪荡不羁的样子，整日“竹杖芒鞋”，与市井无赖交相冶游。1863年哲宗国王去世，无嗣，储位出空。李应立即显示其非凡本色。他暗中结交各派势力，频频展开“公关” 活动，终于使其子----12岁的李熙入承大统，他就是朝鲜王朝第26代王高宗。于是，李应自然而然地入朝摄政。按制，以旁系入承大统的国王之生父得号大院君，因此前他已有兴宣君名号，故历史上称之为兴宣大院君。

　　大院君执政后立即使出霹雳手段。他改组ZF，消除控制政权的戚族势力，打击党争，加强王权。由于当时西方殖民势力已进入东亚，中国、日本先后被迫开国，面对此复杂局面，他采取了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者所必然采取的传统对策：闭关锁国。对叩门的西方势力他一律视为“洋扰”，坚决打击，对经“明治维新”开始对外扩张的日本，他视之为“洋倭同类”。

　　大院君这种强硬的对内对外政策使他的政治对手们开始勾结起来。这其中最为棘手的便是闵妃集团。

　　闵妃进宫

　　其实闵妃集团的形成是他一手造成的。到1866年，高宗即位已三年，他虽然仍是一个童稚未脱的15岁少年，但在王室看来却已到大婚的年龄。执政的大院君根据多年来外戚专政的教训，提出王妃候选人的苛刻条件，即其本家须人丁萧条，无外戚专政之虑，候选人本身要温顺贤淑，无干预政务之心。这样一来，众多的豪门闺秀便被划到了圈外，因为豪门望族哪家男人不是三妻四妾、儿孙满堂？

　　寻来觅去，他的视线盯住了妻家远支的一个孤女。这位姑娘年方二八，是大院君的闵氏夫人远支族人闵致禄的女儿。闵家原本是望族，但此时已经没落。 1851年农历九月廿五日，闵致禄在四面透风的草房里得一女。这是他的独生女儿。女儿八岁时，闵致禄在贫寒中撒手人寰。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孤苦零丁的闵氏女为生活所迫，很小年纪便到京城几家亲戚家走动求助，自然对世态炎凉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这种处境造就了她机巧多思、从容处事的本领。这多少有点像大院君，也可能就是她进入大院君视野后立即被选中的原因。然而，其中也隐伏着二人难以兼容的宿命结局。

　　1866年3月，朝鲜国王要大婚。闵氏女正式成为王妃，这年她16岁，高宗15岁。

　　翁媳倾轧

　　入宫最初三年，闵妃严守国母仪制，克尽为媳孝道，很得翁婆满意。但令她不安的是，她的小丈夫对她有点敬而远之，而对另一个女人李尚宫却显示出情窦初开的少男热情。于是，妻妾争宠的好戏开始了。帝王家的后宫争宠总是弥漫着血腥味。

　　在当时的朝鲜王宫，围绕在国王身边的、有机会得到王幸的女人，除去其正职妻子王妃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副职、副副职，色彩缤纷一大片。这些女人在名份上不能与王妃争位，但只要得到国王喜欢，便可以晋级。如果肚子争气，能产龙子，而更幸运的是她儿子被选为王位接班人册封为世子，那么母以子贵，有朝一**可能会成为后宫大腕----王大妃。

　　闵妃内心产生了隐隐的危机感。但她从小炼就的遇事泰然自若的功夫使她从来不把内心的忧虑和忌恨挂在脸上。她埋头读书，排遣内心的郁闷，她将《春秋左传》及其他一些帝王治世经典读得烂熟于心，为日后弄权御国打下了基础。

　　闵妃埋头读书，国王和李尚宫一对青春男女打得火热，不久便有了享乐的结晶：李氏得子。这是1868年4月的事。

　　高宗国王高兴得手舞足蹈，其父大院君更是满脸喜色溢于言表。因为长孙出世，在大院君看来，这是王族血脉复旺、国祚延绵的显示。于是，在一片欢呼声中，这个婴儿被赐号完和君，未来的东宫世子即此婴无疑。

　　这对闵妃是一个沉重打击。熟读本朝故事的闵妃，每每想起那些成为宫廷阴谋的牺牲品的女人，就不禁惊出一身冷汗。要想把握住自己的命运，自己手中就要有决定命运的权力。而此时大权在握、一言九鼎的大院君因得庶孙而欢喜若狂的情景在刺激着闵妃，她暗下决心，为了自己的未来，为了懦弱丈夫的王位，她一定要夺权。为此她开始悄悄地行动了。

　　她组织自己的人马，不动声色地把闵氏子弟安插到政府各个部门，再拉笼大院君的亲旧部下，又结交清议寻找“枪手”。当时儒林中不乏对大院君铁腕统治不满的人，如名震一方的巨儒崔益铉等，就经常纵论大院君之失。闵妃立即指使亲族前往联络。

　　这样，一度被大院君视为后宫小女子的闵妃，就在他毫无察觉的情况下组织起了一支强大的反对派势力。

　　1871年闵妃终于得子，她兴奋异常，认为这下可有以嫡夺庶、清除头上阴影的机会了。谁知此婴儿一连数日大便不畅，大院君进山参医治，服药三天后竟然夭折，这使闵妃的期望顿时化作了清烟。她痛不欲生，更加坚定地认为这是大院君有意所为，遂暗中切齿。

　　此时朝鲜王朝正经历着空前的内忧外患。北方天灾，边民外逃；美国武装商船入侵被民烧毁，扬言报复，派舰来攻；德国人潜入朝鲜企图盗掘大院君父南延君墓未果；民间有人煽动造反；国家粮仓失火，损失惨重。更为危险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向外扩张，“征韩论”甚嚣尘上。

　　闵妃认为条件成熟了，开始出击。他首先离间国王父子关系，说服20岁的高宗临朝亲政，然后鼓动言官臣僚上疏弹劾大院君，在朝野掀起一股强劲的倒大院君风潮。

　　大院君被这突如其来的波涛打得不知所措，一时难以找到说得过去的理由阻止业已成年的国王亲政，遂被迫隐退云岘宫私邸。这样，大院君苦心经营了十年的政权，竟突然被尚是小女子的儿媳颠覆了。是年1873年，闵妃23岁。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一首唐诗常常激起先贤后人对唐玄宗李隆基一世风流的遐想。“天生丽质难自弃”的杨贵妃——杨玉环，让大诗人白居易挥就了流传千古的《长恨歌》。

　　如今，著名文史专家、文物杂志总编辑葛承雍先生经过研究发现，杨贵妃外，唐玄宗的姬妾中，还有一个“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飘转篷舞”的胡旋女，一个来自中亚的“洋贵妃”!

　　野那:“最喜欢的人”

　　唐玄宗有29个女儿、30个儿子，记录在案的皇后嫔妃有刘华妃、赵丽妃、钱妃、皇甫德仪、武惠妃、柳婕妤等20人，还有一些嫔妃失传，其中最令人蹊跷的是“曹野那姬”。《新唐书》的《诸帝公主传》仅载:“寿安公主，曹野那姬所生。”

　　葛承雍说:“对于寿安公主的生母‘曹野那’，学界长期无疑无考。但是，随着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逐渐深入，中亚的粟特人与古代中国的密切关系日显重要。”

　　在魏晋隋唐时代，“姬”是人们用来称呼年轻貌美女性的，是代表女性身份的一种称谓。“野那”是外来语，而“曹”姓是出身中亚曹国的粟特人入华后改用汉姓时常用的姓氏。“曹野那”是不是来自中亚曹国的人?

　　据记者了解，曹国是中亚粟特地区的一个国家，地跨今日的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隋唐时期，中国一般对来自粟特地区的人以国命名，著名者如“昭武九姓”。与米氏、史氏、康氏、安氏等以国为氏一样，来自曹国的曹氏是进入或居住在中国境内最常见的粟特姓氏之一。

　　葛承雍说，敦煌吐鲁番文书透露出丰富的姓名信息，大大扩展了后人对“曹”姓的研究。吐鲁番出土的文书记载有曹延那、曹野那等粟特人名，桂林西山石室有唐代景龙三年(709年)安野那题名。

　　“曹野那姬的名字无疑是汉文转写，曹是以曹国为姓氏的粟特人通例称呼，‘野那’二字明显是一个粟特人常见的名字，其粟特语原意是‘最喜欢的人’，俊男靓女都可用此名，无非是男的长相精神，女的长相漂亮。”葛承雍说。

　　葛承雍说:“曹野那的名字没有改变胡音，说明她汉化尚不深。一般说来，如果外来粟特人在取名习尚上多用汉名，则说明汉化已经很长很深，那就很难判断她是不是粟特人。

　　曹野那:中亚的胡旋女?

　　作为“开元盛世”的缔造者，唐玄宗拥有“后宫佳丽三千人”，其中一名名叫“曹野那”的女人，曾经是唐玄宗一度迷恋的姬妾。那么，作为一名外国女子，她是如何来到中国，且有机会接近唐明皇的呢?

　　根据历史文献的线索和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对入华粟特文化的深入研究，入华中亚女性的来源主要有三种可能:

　　首先，来源于丝绸之路上的胡婢贩卖。唐代龟兹和于阗都置有女肆，西州继承高昌遗留下来的奴婢买卖市场兴盛，尤其是买卖胡人奴婢特盛。葛承雍说，当时京城长安奴婢价格相当高，每人合绢250匹，而西州才40匹，长安是西州的6倍，刺激来往中原的行客和兴生胡们购买胡婢带往关中、江淮地区。

　　其次，是长安粟特胡人聚落的粟特女子。中亚九姓胡流寓迁居长安的人员较多，特别是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胡人，常常以到长安为贸易中转枢纽或目的地，后来，他们多客居长安。

　　史载，长安西市作为唐长安最大的消费市场和商品集散地，其主力军就是胡商，他们开设铺肆，坐商经营牟利，行商奔波供货，一般皆有家口寓居长安，娶妻生有子女，出现有许多“土生胡”，即胡人血统二代或三代的移民后裔。长安酒肆中美貌如花的“胡姬”中可能有曹姓胡人女子。

　　此外，皇家梨园中有不少胡人艺术家，胡姓曹家的女子作为乐户身份入宫有可能被选为皇帝姬妾。但曹野那姬如果是出生于长安胡人乐户家庭，一般不会再使用“野那”这样的粟特名。

　　第三，是来源于中亚粟特人进贡的“胡人女子”或“胡旋女”。中亚昭武九姓胡与唐王朝正式交往经常通过“贡”与“赐”作为手段，而且次数可观，种类繁多。

　　长期致力于中西交流史研究的蔡鸿生教授根据《册府元龟》统计，唐代九姓胡从高祖武德七年(624年)到代宗大历七年(722年)计100年间，共入贡 94次，其中曹国8次。特别是八世纪上半期阿拉伯帝国向东不断军事进攻，对中亚诸国步步进逼，迫使他们向中国求救，唐玄宗时代就占了一半以上，天宝四载 (745年)曹国国王哥罗仆禄呈贡表，明确希望从阿拉伯人威胁下挣脱出来，愿做一个唐朝的小州。如此一来，进贡胡旋女也是自然的。

　　葛承雍说:“史载，开元期间俱密国进献胡旋女子，康国进贡胡旋女子，史国多次进献胡旋女子，米国曾经一次进献胡旋女子3人。作为传统惯例，曹国进贡胡旋女等自是应有之意。”

　　“作为能歌善舞、仪态万方的漂亮女子，胡旋女是外国女性中最容易接近皇帝的。曹野那应该是开元年间曹国进贡的胡旋女，因色艺赢得玄宗喜爱进入后宫。这和靠‘善歌舞，晓音律’迎合玄宗大悦的杨贵妃是一样的。”葛承雍说。
　　

逝去的历史：东德人民军[转帖]

随着世界政治风云的变化和民众要求统一的呼声，1989年12月22日，东德开始拆除象征着分裂和冷战的标志——“柏林墙”，二战后分裂的德意志民族又重新成为了一体，但是国家人民军（NVA）也将和他一直以来捍卫着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DDR）一起湮灭在浩淼的历史长河中。1990年9月，国家人民军按《统一协定》进行编遣（其实就是自行解散）。两德统一之日成了国家人民军彻底解体之时。其中有百分之六十的军人，自知即将失业，早已另谋高就，剩余的坚守到最后一刻的九万名军人中，大约仅有五万人可纳入西德编制（而且还是在两年试用的条件下），其余的也只得加入失业或转业的行列。东德军人不得不脱去人民军制服，穿上了西德军装。原东德的各类军品流散民间，成了人们手中的藏品。

统一后，东德人民军被联邦军队接收的军官不足5％，将军则一个也不留，个别校官即使留用也是降职使用，如有一位技术军官，在东德时是中校，到西德军队却只能当上尉。并且前东德军人始终受到较强烈的歧视，这种歧视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首先是退休金被削减到原来的86%；

其次，把前东德军官划分成为曾为外国服务的一类人，用原来的军衔退役都不被许可；

其三便是前东德人民军的历史被歪曲，过去在人民军中所获得的资格证书等也不被承认。

每当伏案阅读完东德末代国防部长特奥尔多·霍夫曼海军上将所著，讲述人民军那最后日子的回忆录——《最后一道命令》，看着身边的东德军品时总不禁感慨万千，也许用俄罗斯音乐家柴可夫斯基的B小调第六交响曲更能表达对这支军队最后命运的心情，因为这段乐曲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悲怆

15年后，两德人民之间依然存在种种误解、歧视、隔阂……他们并没有因为同属日耳曼民族就轻易地恢复亲情。解散了前东德军队的东德末代国防部长霍夫曼将军，多年来一直被一个问题所困扰：我当初做的对吗 .

1989年的霍夫曼统帅着当时华约国家最精良的军队之一，也是在他的命令下，这支军队被解散融入西德军队，整个过程未开一枪。

《国际先驱导报》：您第一次见到柏林墙是什么时候？

　　霍夫曼：我第一次从远处看是上世纪70年代，而到近前看柏林墙已是1989年当上国防部长以后，那时候柏林墙已经开放了。

　　《国际先驱导报》：柏林墙让你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霍夫曼：1961年这堵墙刚建时觉得它能够阻止那些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外逃，会给前东德带来繁荣。这一点也在短时期内得到了证实。柏林墙对前东德来讲并不是强大的标志，而是比较弱小的标志，因为这个国家的情况如果很好的话，人民就不会外逃，当1989年我看到柏林墙打开时人们欢天喜地的情形，我就开始问自己：这堵墙究竟对我们有什么用处？！

《国际先驱导报》：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您是否做了一些准备？

　　霍夫曼：在柏林墙倒塌之前，我和我的同事完全不知情。当时军队领导人正在开会，电视上就说柏林墙倒塌了。边防军的士兵没有接到任何命令，所以他们必须决定自己应该做什么，边防军就给我们打电话询问是否有开放柏林墙的命令？到底是谁下的命令？我们也不知道。

　　《国际先驱导报》：两德统一后，对那些当年在柏林墙值勤时曾射杀过无辜平民的前东德军人进行了审判，对此您作何评价？

　　霍夫曼：值勤的前东德边防军士兵看到有人越境，首先应该发出警告，如果越境的那个人不听警告继续前行的话，士兵可以向他开枪，但应尽量不把他打死。这些士兵的行为是按照国际通用的规定进行的。另外，还有一点必须补充的是，当时边防军士兵也有被射杀的，也就是说边境上的形势非常复杂。前东德的法律规定公民不能随便离境，可在审判柏林墙值勤士兵时，法官却说前东德不应该制订这样的法律，这便是矛盾的焦点。这些法官还讲，这些边防军应该知道，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居住地的自由，可这种公民权利在过去前东德的法律中并没有规定。

《国际先驱导报》：霍夫曼将军，请您介绍一下您目前在德国的生活情况？

　　霍夫曼：我已经退休了，现在给德国的一家小公司做事，帮助他们打开俄罗斯市场，因为我和前苏联有很多联系，自己也会俄语，现在就是利用这些关系和俄语的优势在工作着。我还经常应邀参加一些集会并发表演讲。

　　《国际先驱导报》：目前这种情况是否会使您感到失落？

　　霍夫曼：前东德若存在的话，虽然我个人会生活得更好，但现在丰富的生活用品在前东德用钱也很难买得到，我也很难像能像现在这样自由出国旅行。

　　《国际先驱导报》：这么说您还是赞同两德统一的？

　　霍夫曼：虽然我是百分之百赞成两德统一，但是我觉得现在对于过去曾在前东德政府和军队里工作过的人员，还有对科学家的一些歧视应该停止。

　　《国际先驱导报》：我们了解到您一直在为前东德人民军在两德统一后遭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呼吁，您能否简单讲一下这个问题。

　　霍夫曼：人们面对前东德人民军士兵，会指责他们过去曾经为一个集权政体服务，故而就产生了较强烈的歧视，这种歧视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首先是退休金被削减到86%；其次，把前东德军官划分成为曾为外国服役的一类人，用原来的军衔退役都不被许可；其三便是前东德人民军的历史被歪曲，过去在人民军中所获得的资格证书等也不被承认。

《国际先驱导报》：长此以往，这将对德国社会有何影响？

　　霍夫曼：不但是军队的士兵们受到不公正待遇，其它前东德公民也受到了不公正对待，有些人会感到自己被视为二等公民。这一点肯定会对两德统一带来不良影响。

　　《国际先驱导报》：如果事实如您所说，您要对国际社会，特别是欧美的主流社会讲些什么？因为他们当年最关注并且实际加快了两德统一的进程。

　　霍夫曼：不管是对西方媒体，还是对德国媒体，或者今天在这儿对您讲的话都只能是一种——我觉得我在德国宪法面前不是一个平等的公民，我的尊严受到了损害，不光我有这种感觉，许多前东德公民也有同感。事实上就连美国人也不能理解像我们怎么会受到如此待遇。美国一位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主要介绍前东德人民军在最后时刻(前东德政府垮台)的表现和实际状况。那位历史学家在书的题献上写着：“把这本书献给那些让人们尊敬的士兵，因为经过他们的努力，现在德国统一才有可能实现。”

　　《国际先驱导报》：您的想法在两德统一前后有什么变化？

　　霍夫曼：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就是当时自己做出的决定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因为后来一些前东德人受到了审判，士兵也受到歧视，我不得不考虑当初的决定是否正确，但直到今天我仍认为自己是对的，因为除此再别无选择。但在德国也有很少一部分人认为，前东德军队应该用武力来阻止东德的消失。我觉得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因为前东德的变故并不是从1989年开始的，而是从很早以前就开始孕育了。

国际先驱导报》：您能否谈一下对昂纳克的印象？

　　霍夫曼：如果回顾一下东德社会党的历史，可以得出结论，这个党曾经犯了很多错误，昂纳克作为当时的总书记负有很大的责任，但是不应该让昂纳克一个人来承担责任，当时参与决定的人都应该负一份责任，对做出的各种错误决议我也有责任！当时在新的领导层出现后，人们曾对昂纳克寄予了很大的希望，但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昂纳克做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他错过了在适当的时候开始改革的契机，但我仍坚信昂纳克的本意是想为前东德人民做出自己最大努力的！昂纳克自然希望自己成为党和人民爱戴的国家领导人，也希望前东德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只可惜现实和他的理想是不一样的。
 

关于郑和与哥伦布对比的不同论断[转帖]
 

以下是有关郑和与哥伦布同时作为世界上伟大航海家之对比的不同论断，仅供大家参考：
论断一（2004.7.12）
郑和与哥伦布都是大航海家、大探险家，海内外的专家学者对郑和与哥伦布究竟谁伟大这个课题表示极度大的兴趣，并进行了漫长时间的研究。记者就此问题访问了中国船史会会长、上海交通大学教授辛元欧。
　　辛教授十分肯定地说，当然是中国的郑和伟大。他认为郑和之所以比哥伦布伟大，主要体现在三个不同点上：
　　其一，“厚往薄来”与“东方金梦”的目的不同。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同为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两者的目的却大相径庭，反映了中西文化传统的固有差异。郑和下西洋执行“厚往薄来”的既定方针，并贯彻于下西洋的始终，这反映我中华泱泱大国的胸怀。而哥伦布的航海探险的目的却适得其反，与其它西方探险家一样，目的无非是为了一个“钱”字。在西班牙女王与哥伦布签订的圣大非协定中可以看出，哥伦布将拥有新发现领土全部财物的十分之一，并且一概免税；对于同领土进行贸易的船只，哥伦布享有投资取得八分之一股份的权利；哥伦布还享有新领地的商务裁判权，其后代世袭其一切爵位、头衔和权利。
　　其二，“和平亲善”与“殖民扩张”的手段不同。郑和是和平的使者，他在下西洋前后二十八年，通过与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把中华民族的物质和文化交流与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而哥伦布却是殖民统治者，他远航是军事殖民行动。为了慑服海地岛上的印第安人，哥伦布进行了九个月的征服战争。在短短的几年中，印第安人累世积攒起来的黄金很快被西班牙殖民者榨取一空。哥伦布这类典型的西方航海家具有航海探险家与殖民扩张分子的双重身份，与提倡和平亲善的中国航海家郑和恰成鲜明的对照。
　　其三，“造福亚非”与“祸殃美洲”的结果不同。郑和七下西洋，为亚非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国家独立、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获得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景仰。他们到处为他建庙竖碑，记载他的业绩，追思他的恩泽，定期举行纪念活动，庙中香火不绝，历年不衰。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航海家能在这么多国家、这样多的人群中受到如此普遍的尊敬。与郑和相比，哥伦布的海外殖民活动带给美洲人民的却是无尽的灾祸。哥伦布进入新大陆后给美洲人民带去两件杀伤性武器，那就是枪炮和细菌，夺去了无数美洲人的生命。当一九九二年哥伦布到达新大陆五百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欲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日期作为全球节日之一时，理所当然地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坚决反对。可见千秋功罪，自有定论。
　　此外，哥伦布远洋航行在时间上要比郑和首次下西洋晚了整整八十七年，航行次数、船只吨位数目及人数、航行里程等方面也都优于哥伦布。辛教授认为，哥伦布无论是航海之目的、船队之规模、航海之影响，都是与郑和不可比拟的。

 
　　辛教授不无感慨地说，研究郑和现象和哥伦布现象为人们既带来激情，又感受到诸多遗憾，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全人类关注，好好运用这笔无价的财富，必将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步伐！

论断二（文 / 张朴尧2004.10.31）
据说今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实际上从去年开始就有人迫不及待地要大搞一番纪念了。今年以来，有关郑和下西洋的纪念文章铺天盖地，和郑和下西洋有关的活动此起彼伏，特别是航海首发地江苏太仓，把郑和的文章作足了，各行各业竞打郑和牌，郑和的商业价值被开发殆尽。郑和，已经成为今年话语的中心，他又一次让当今的一些华人“老子当年阔多了”一回。
郑和七下西洋的历史价值历史意义毫无疑问是伟大之至的。在当时他的航海绝对是空前的，以至于在后来的相当长时期内无人能超越其上。所以说，郑和的航海活动在当时达到了世界航海事业的顶峰，增进了亚非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丰富了中国人民对海外的地理知识，促进了中国和世界的贸易发展。这些都是无可置疑的。但是，在世界航海史上，有一位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和正和具有相当的可比性。哥伦布的航海活动要比郑和晚了87年，把这两位航海家做一番比较，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彼此的差距和共同点。
下面我们简单地做一下比较。
从航海时间来说，郑和首次航海是在1405年，哥伦布是1492年，差了87年；从航海次数相比，郑和七下西洋，哥伦布四次航海到西印度群岛及美洲大陆；郑和航海的目的前三次是为了明王朝的“声威”，后四次是开辟新航路，让自古罕通中国的海外国家重泽而来并“宾服”于中国。哥伦布航海的目的是想寻找一条从西方通向中国印度和日本的新航线，寻找《马可波罗游记》中的黄金宝物；从航海规模来比较，哥伦布远逊色于郑和。郑和历次远航随员均达28000人之多，包括行政官员、军事人员、航海技术人员、船舶修理工匠、管理人员、杂务人员，船队一般由63艘大、中号宝船组成，大号宝船长44丈4尺宽18丈；中号宝船长37丈宽15丈，加上其它类型的船只，如座船、钱船、粮船、水船，每次出驶其乘百余艘。其中第一次航海船只208艘，为七下西洋之最。而哥伦布四次航海就显得十分“寒酸”了，四次航海总共才有30艘大小船只，船员总共1760余人，装备及人员配备远不及郑和的船队。从航海技术比较，郑和也不次于哥伦布，郑和把传统的海上对星发展为较先进的牵星过洋，配备罗盘定向测定针距，《郑和航海图》更是当时最先进的航海技术成果。
经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哥伦布的航海远不及郑和阔气，其规模远不如郑和的庞大。但从航海结果来看，哥伦布作出了地理大发现的伟大成就，而郑和却没有，仅此一点，哥伦布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就远远超过了郑和，至今人们说起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无不敬佩之至，哥伦布在现代地理学及航海学的地位无可争议。值得一提的是，郑和之后中国再也没有一位航海大家出现，而是闭关禁海，彻底关上了通向世界的大门，而哥伦布之后西方航海大家辈出，环球旅行此起彼伏。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如此差距？要回答这个问题，还需要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两位航海家进行一番比较。
前面的比较可以说是在“硬件”方面的比较，这方面哥伦布输给了郑和，但从二人的科学知识这个“软件”来比较，则郑和与哥伦布有着本质的不同。在郑和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是“天圆地方”，郑和压根就不知道地球是圆的这个起码的科学知识，在“天圆地方”的认识指导下，郑和深信“越走越远”。指导哥伦布航海的是《世界图志》和意大利学者托斯卡的“地圆学说”，哥伦布深信地球是圆的，并草拟了从欧洲到东方地航海计划图，他深信一直向西走定能回到出发点。当然，这不能怪郑和无知，在明朝以前的中国人还没有接触到现代地理学知识，地圆学说传到中国时，郑和已经作古。科学知识的差距是导致郑和没能作出地理大发现的最根本原因。
郑和与哥伦布的差距不仅是他们二人的差距，实际上是当时中国和西方的科学水平的差距。科学是对事物本质的内在的规律的正确认识，而技术则是属于应用范畴的东西。特别是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几乎是交了白卷的。现代自然科学的基本架构几乎完全是由西方人建立起来的。著名的李约瑟问题（即中国在明朝以前科学技术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在明朝以后才开始衰落），实际上是个伪问题。中国在技术方面的确曾领先过西方，但在科学方面何曾领先过？中国的确发明了指南针，但何曾有过向电磁学方面发展的迹象？在三国时代，曹冲就十分聪明地利用浮力定律称出了大象地重量，但曹冲何曾与浮力定律接近过?而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的阿基米德洗澡时发现了浮力定律。中国曾发明了火药，但何曾有现代化学理论诞生的迹象？西方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了《欧机里德几何学》和地圆学说，而中国只是在近代才由利玛窦、徐光启、李善兰等人合译了《几何原本》，而且直到慈禧太后时代中国人才知道地球原来并不是方的。几千年来，我们只是抱着《墨子》的只言片语和《几何原本》在赛跑。很难想象一个不懂《几何原本》和地圆学说的民族曾经是科学技术领先于世界的民族。科学知识的差距必然导致郑和与哥伦布航海结果的迥然不同，也必然是东西方的一切差异的根本所在。
比较是快乐的，但有时也是痛苦的。特别是在“热烈庆贺郑和航海600周年”的气氛中，有人竟然通过比较得出郑和与哥伦布的一些差距来，这恐怕又会让那些陶醉在“老子当年阔”里不能自拔的“爱国志士”恼怒了，他们怎会轻易承认郑和与哥伦布在“见识”上有着质的差别？但出于对历史和良心的负责，我们只能实话实说。
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着伟大的民族复兴运动，可我们的基础科学还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尽管我们是彩电大国、电脑大国、手机大国、汽车大国……但我们不是还不是科技强国，这些高科技产品的真正核心技术几乎完全掌握在别人手里，主要原因就是基础科学研究的落后。我国的技术应用已经突飞猛进了，基础科学研究却和西方的差距正在拉大，我隐约地感到我们今天似乎仍然在犯着当年郑和的错误，我们今天和西方的差距似乎仍然是当年郑和与哥伦布的差距 。我们的国民的科学精神、科学素养还远不能和西方相提并论，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与机制非常落后，长此以往我们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跑。
比较之后，我有一个困惑，郑和下西洋是在1405年开始的，按说到2005年才是600周年，这种“提前过节”的做法令我十分不解，还要请有识之士赐教。 纪念郑和下西洋是完全应该的，但我们不能为了纪念而纪念,更不能纯粹为了商业开发而纪念。在纪念的同时如果能对历史事件有一番理性认识，从中得出具有启迪性的东西来，岂不是更好的纪念吗？

中国将军准确预测战局　罗斯福、丘吉尔折服[转帖]

　　德国发动二战是蓄谋已久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就已开始，而并非始于希特勒。

　　德国的战争计划

　　人们一直认为，在德国，煽动战争情绪、疯狂扩军备战、制定战争计划并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是纳粹头子、战争狂人希特勒。但从新近发现的档案看，情况远为复杂。在希特勒践踏凡尔赛条约并开始公然重整军备之前十年，即1925年，德国就已开始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计划了。那时希特勒还只是慕尼黑的一名不起眼的纳粹思想的传播者。

　　这份档案是一个名叫卡尔．迪克斯的英国业余历史学家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找到的。这份装在合页夹里的重要档案，在馆内尘封了许多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它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当时德国军方的上层人物为报仇雪恨而制定的。其计划内容和后来希特勒的实施情况惊人地相似。计划要求将战败后只允许德国拥有的10万兵力扩充到280万。希特勒在1939年入侵波兰挑起世界大战时，已经拥有了这么多兵力。计划设想军队的组成结构为8个完整的集团军、102个师和252位将军，这也与希特勒军队的组织结构完全一样。也就是说，希特勒努力要实现的扩军备战的框架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就已制定过了。希特勒只是使这个框架更加详尽完备而已。

　　当然，要实现这项计划，需要巨大的财政开支。据说德国国防军从20年代末起就有一项秘密预算。德国对法国占领其鲁尔工业区特别仇恨，该计划准备于1935年开战，把法国作为首要攻击目标，后因形势的变化而没有实施。希特勒上台后，开始全面继承这一秘密计划。他开始使用的通过大规模的体育运动来间接实行军事化的做法，就是该秘密计划中提出的。1935年希特勒撕毁了凡尔赛条约，明目张胆地疯狂扩军备战，迅速地完成了扩军计划，终于在1939年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由此可知，德国发动二战是蓄谋已久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之后就已开始，而并非始于希特勒。长期以来，世界历史学家们一直在怀疑，德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就有一项复仇计划，但一直没找到证据，这是因为德国将制定这项计划视为最高机密。据草拟这项秘密计划的军官之一瓦尔特．贝施尼特后来说，当时的这项计划被定为“绝密”，参加者使用的都是假名，而且都要宣誓保守秘密。如今，这一史实已逐渐为人所知。

　　希特勒的假情报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始终不相信纳粹德国会这么快对苏联发起进攻，他一直认为德国对苏作战的准备工作还没完成:只要德国没有结束同英国的战争，就不会同时在两线作战。他很固执地坚持自己的看法。曾在苏共中央政治局工作了四十多年的米高扬就说过，1941 年春天，特别是夏初，和斯大林谈德国随时都可能进攻苏联那是徒劳无益的，斯大林确信要到1942年年中或年底希特勒征服英国以后，才会对苏联开战。他自信地说，到那时我们已经顺利地完成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让希特勒来冒险吧。德国突然进攻苏联的消息气坏了斯大林，后来他多次怒斥:德国人骗人，真卑鄙！

　　斯大林为什么会做出如此错误的判断，从而造成惨重的损失呢？据最新解密的文件证实，是纳粹德国情报部门制造的假情报迷惑了斯大林。

　　希特勒曾于1941年2月15日和5月12日，两次发布《关于迷惑苏军统帅部的指令》，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编造、散布谣言的“里宾特洛甫委员会”，这个组织由德国外交官李库斯负责。李库斯是一个经验丰富的情报官，他一方面精心制造谣言，一方面寻找苏联派出的间谍，引其上钩，让他们将假情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克里姆林宫。这些谣言有:“希特勒及其元帅们的注意力好像在中近东、非洲和其他地区而不是苏联”，“德国将尽可能避免两线作战”，“元首不可能冒险与苏联开战”，“德国的粮食储备已经耗尽”……等等。斯大林凭自己的感觉，相信这都是“可靠情报”。甚至，当德国数十个师已经开始往东转移，德国人将其说成是为了借道苏联去打击英法近东军队的后方，斯大林也表示相信。而对德国正在准备对苏联发动进攻、战争即将爆发的情报，斯大林却表示怀疑，甚至愤怒。

　　四月初，英国首相丘吉尔给斯大林发来一份电报，提醒他德国即将向苏联发动进攻，斯大林不信。五月，德国驻苏联大使舒伦堡向当时在莫斯科的苏联驻德国大使弗．杰卡诺佐夫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消息，甚至说出了进攻的详细日期。舒伦堡要苏联在希特勒发动进攻前和柏林接触。弗．杰卡诺佐夫和舒伦堡会晤后，匆忙赶往莫洛托夫的办公室。同一天，斯大林把政治局委员们召来，把舒伦堡的警告对他们说了。但斯大林认为这是希特勒在吓唬人，他说:“现在他们想在大使一级向我们传递错误消息。”著名苏联间谍佐尔格也发来了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情报，佐尔格还将一份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提到德国拟定的六月中旬进攻苏联的电报复印件传给苏联，但斯大林仍不相信。6月16日，一份“德国进攻苏联准备就绪，只待时日”的情报送到了斯大林面前，斯大林竟然在上面批道:“让呈送这份情报的谍报员见鬼去吧。他不是谍报员，而是假情报制造者。”据说，斯大林直到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接到中国****从延安发来的情报，才意识到事态紧急，下了紧急动员令。虽然争取到了一点时同，但为时已晚，一切都已处于被动中。

　　1941年6月22日凌晨，德国以500万兵力、5100架飞机、3800辆坦克和大量大炮，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进攻。斯大林仓促应战，在战争爆发后的一周内，没有发布过任何命令，也没签署过任何文告。苏军节节败退，

　　大片领土被德军占领。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给国家带来了惨重损失。

　　一幅神秘的地图

　　美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获利最大的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美国开始保持中立，进行军火贸易，发了大财。1917年，在同盟国败局已定的情况下，它参加协约国一方作战，又取得了战胜国的地位。

　　第二次大战开始时，美国对战争持观望态度。德国法西斯侵占了波兰，消灭了欧洲一些小国，征服了法国，向英国发起了“不列颠之战”。在英国遭到德国猛烈轰炸、损失惨重、处于危急之中时，美国国会仍被孤立主义所笼罩。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意识到战争已逼近美国，但他仍说服不了国会，他提出的援助英国的议案一再遭到否决。

　　1941年10月27日，在庆祝美国海军节的午餐会上，罗斯福突然宣布，他获得了一幅希特勒政府绘制的附有说明的中南美洲地图。这幅地图明确地将中南美洲的14个国家的疆界重新划分，其中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巴拿马被合并成为一个受希特勒控制的名叫“新西班牙”的国家，与美国利害攸关的巴拿马运河以及整个拉丁美洲都被纳入纳粹德国的势力范围。这意味着，纳粹德国已把刺刀插进了美国的后院。德国的轰炸机也将随时飞临美国的上空进行轰炸。

　　这幅地图一公布，美国人感到问题严重了，战争对他们已不再遥远了。于是，群情激愤，纷纷谴责德国纳粹的罪恶行径，要求美国国会和政府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参与战争，打击法西斯，以确保美国的安全。

　　在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美国国会内持孤立主义观点的议员不得不作出让步。11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废除了1935年通过的《中立法案》，授权罗斯福总统在北大西洋对德国潜艇进行公开的战争行动，并为英国的运输船队护航。

　　这一决定使英国解除了危机。英国首相丘吉尔听到这一消息非常高兴。所以，有人说，“一幅地图拯救了英国”。

　　战后，很多历史学家在想，希特勒当时为什么要绘制这么一幅刺激美国人的地图？这不是自找麻烦、引火烧身吗？后来，又有两位美国历史学家在查阅了大量的英国情报部门的文件后，发现这幅地图可能不是纳粹德国绘制的，而是英国情报部门根据丘吉尔的指示绘制的，丘吉尔是在用“地图计”促使美国参战。美国总统罗斯福是真的相信了那幅地图，还是故意佯装不知，以借此来推行自己的参战政策？这一切，现在都已无从知晓了。

　　战略预言家陈孝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际上有一位颇有名气的战略预言家，他准确地预言了德军进攻苏联、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和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重大历史事件，曾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的高度评价。这位受人尊敬的战略预言家就是陈孝威，是一位离职的中国将军。

　　1941年2月，陈孝威在他主办的香港《天文台》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大不列颠之战》的文章，指出:在欧洲，希特勒德国不会再与苏联和平共处，德国征服中欧及西欧多数国家后，必然要对苏联开战。苏联情报部门将陈孝威的文章送给斯大林，斯大林不以为然，甚至对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说:“这是别有用心的说法，说不定那个作者就是中国的托洛茨基分子。”然而，事实很快验证了陈孝威的预言，三个多月后德国就撕毁和约，突然对苏联发动了攻击。

　　1941年10月中旬，陈孝威在《天文台》和《香港时报》上又相继发表评论时局的文章，指出:已和中国打仗多年的日本，为了取得南太平洋诸岛的战略物资，并经由印度支那半岛包围中国南翼，势必南进。美国要遏止日军南下，必须迅速扩充驻南太平洋的海军力量，增加舰队基地，以援助中国，牵制日军。罗斯福对此见解十分重视，美国陆军部长史汀生也对陈孝威深为敬佩。遗憾的是，他们虽然对此十分重视，但终因欧洲战事激烈，没能及时对日本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不出陈孝威所料，一个多月后，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成功地偷袭了美国珍珠港，接着席卷了南太平洋。其行动与陈孝威的判断完全一致。

　　1945年初夏，陈孝威写文章对美国在太平洋战场进攻日军的战略方针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后来美军的军事行动也与其分析相吻合。美国驻华大使曾受命给陈孝威写信。信中说到，美军统帅部在作战部署中曾参考过他的有关文章，特向他表示感谢。

　　1945年初，陈孝威发表文章，说到苏联在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完全有力量自苏联远东地区对中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发动全面进攻。陈孝威的预言再次被验证。1945年8月7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兵分三路进入中国东北，同日本关东军展开激战，最后取得胜利。

　　陈孝威对形势的精辟见解，对战事的准确预测，令世人惊异。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等世界政坛要人都先后给陈孝威写信，称赞他的见解。陈孝威在香港一度成了风云人物，香港总督也曾登门拜访，称他善于观察，看问题深刻，有东方军事家的远见卓识。香港沦陷后，陈孝威回到内地；1949年初，他和家人去了美国。（来源：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