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裕禄的“新”故事 [转帖]
时光匆匆,2004年5月14日,是英年早逝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同志逝世40周年纪念日。为了深切缅怀这位全国人民公认的好党员、好公仆、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笔者专程赶往开封市兰考县,拜谒了位于兰考火车站不远的焦裕禄烈士陵园,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并走访了焦裕禄的亲人及当年和他一起战斗、工作过的同事。搜集到了不少在著名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由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原于1966年采写)及电影《焦裕禄》(由著名影视演员李雪健主演)中,尚未被披露过的焦裕禄的事迹。现整理成文,以便于大家对焦裕禄同志的精神风貌有一个更全面的了解。
苦大仇深闹革命 党叫干啥就干啥
1922年8月16日,在山东省博山县城(现为淄博市)东南的崮山脚下,一个名叫北崮村的小庄子里,一对贫穷的青年夫妇焦方田、李星英,迎来了他们的第一个男孩。焦方田的父亲焦念礼,因为祖辈不识字,深受地主恶霸的剥削、敲诈,便巴望着孙子将来不受苦、不受压迫,能够过上丰衣足食的太平日子,特地请来私塾先生,给小孙子起了个饱含美好愿望的名字———焦裕禄。焦裕禄天资聪颖,很讨乡亲们喜爱,长辈们都亲切地叫他“禄子”。
北崮山村有个大财主,为了把自己的土地造成一片,早就对焦裕禄家的二亩山地垂涎三尺。这年,焦念礼给这个大财主打长工,到年底领工钱时,财主欺他不识字,让他在借钱的账本上按下了指印。直到第二年财主逼债时,焦念礼才知道中了这个恶霸的圈套。焦念礼一气之下,发誓一定要供“禄子”上学念书,再不吃“睁眼瞎”的亏。焦裕禄6岁时,全家人省吃俭用把他送进了南崮山村小学。
焦裕禄读书很用功,但在他上到四年级时,财主逼债越来越紧。家里再也供不起他的学习费用,年仅11岁的焦裕禄被迫辍学,跟着叔叔一块推独轮车卖煤维持生计。
1941年,山东地区遭受严重旱灾,庄稼绝收。焦裕禄一家整日饥肠辘辘,欠财主的阎王债,似“驴打滚”一样,越滚越多,焦裕禄的父亲焦方田老实憨厚,被逼得走投无路,最后悬梁自尽。父亲的惨死,在焦裕禄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报仇雪恨的种子。
对于年轻的焦裕禄来说,真可谓祸不单行,就在父亲去世的第二年夏天,一个汉奸带着一群日本兵闯进了焦家,以“抗日嫌疑分子”的罪名把焦裕禄抓走了。不久,焦裕禄和一批难友被日寇押送到了东北抚顺的大山坑煤窑,在皮鞭和棍棒的摧残下为日寇挖煤。1943年春天,焦裕禄和几名劳工伺机砸死了日本监工,拼死逃出了大山坑这个“人间地狱”。直到1945年8月,听说家乡已经解放,在外流浪的焦裕禄才重新回到了故乡的怀抱。
焦裕禄回乡后,经积极申请,在****员、民兵队长焦方开的推荐下,很快参加了民兵组织。他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积极参加斗恶霸、打蒋匪的革命斗争。1946年春,中共组织正式接纳焦裕禄为中**员。
焦裕禄入党不久,即被组织任命为崮山区武装部干事。1947年秋,为支援新解放区,焦裕禄又被选调到属部队编制的渤海区南下工作队,并被分配到淮河大队一中队任班长。1948年,南下工作队到达河南境内,一身戎装,腰挎手枪的焦裕禄被派往尉氏县彭店区,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随后,在与国民党保安团的战斗中,在带领担架队支援淮海战役的日子里,在剿匪反霸的激烈斗争中,焦裕禄均冲在前头,且显露出很强的领导才能。1950年,28岁的焦裕禄被上级任命为尉氏县大营区委副书记兼区长。
以前,由于媒体着重宣传焦裕禄在兰考的事迹,大家都知道焦裕禄是一位农业战线的专家,其实,他在担任兰考县委书记之前,已在工业战线上摸爬滚打了八九年,称得上是工厂里的技术骨干和优秀管理人员。
1953年7月,时任共青团郑州地委第二书记的焦裕禄,被选调去洛阳参加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于是,焦裕禄怀着火热的激情,来到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重点工程之一 ———洛阳矿山机器厂,担任了刚刚兴建的工厂临时公路的总指挥。
1954年8月,路面刚刚竣工,厂党委决定派焦裕禄和一部分专业干部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焦裕禄带上简单的行囊,以主人翁的新风貌再次踏上东北的土地。翌年春,洛阳矿山机器厂决定提前生产,又选派焦裕禄到大连起重机厂机械加工车间学习,并担任实习车间主任。仅有四年小学文化程度的焦裕禄为尽快掌握机械加工技术和车间管理知识,如饥似渴地投入到高度紧张、困难重重的学习之中。由于虚心学习,刻苦钻研,敢于实践,焦裕禄在大连起重机厂仅学习了两年,就有多篇理论文章在《起重机厂报》发表,并掌握了一般人需要三年才能学到的技能和工业管理知识。
1956年底,焦裕禄返回洛阳矿山机器厂,旋即被任命为一金工车间主任。
焦裕禄上任不久,厂党委决定,试制重量达108吨的大型卷扬机。这种大型卷扬机在国内还是首次试制。一金工车间担负主要零部件的生产任务,时间紧,任务重,且技术难度大,新工人经验不足。身为车间主任的焦裕禄没有退缩,为解决生产中的一个个难题,他索性把铺盖搬进了车间,连吃饭也蹲在机器旁。在焦裕禄的拼搏精神感召下,工人们夜以继日地争先恐后赶任务。经过合力奋战,直径4米的卷扬机终于试制成功,受到了上级通令嘉奖。
1959年,洛阳矿山机器厂全面投产,焦裕禄因突出的管理才能,被任命为调度科长。他经常深入车间了解情况,帮助车间解决问题。与此同时,还不忘了解工人的思想问题、家庭困难等,总是想方设法化解工人的思想包袱。工人们说:“焦科长不仅搞技术抓管理是内行,做政治思想工作也是行家。”因此,工人们有时也亲切地称焦裕禄为“政治科长”。
由于紧张的学习、工作和无规律的饮食,焦裕禄在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期间,先后患上了神经官能症、胃病和肝炎,尤其是肝病日趋严重。他经常敞开着衣扣,用手用力地摁住肝部。厂党委多次劝他住院治疗,可他总是放不下手头的工作。他幽默地说:“那医院还是叫蒋介石多住住吧,我可享受不了,我只要到车间见机器一转病就好了一半了。”
可以这样预言,焦裕禄若是一直在工业战线工作下去,定能成为一名专家型高级管理人才。
正当焦裕禄在工厂里忘我的工作时,1962年,为了加强党对农业战线的领导,河南省委决定让他担任中共尉氏县委副书记。这样他再次回到了农业战线。
能拉会唱是“戏迷” 寓教于乐是行家
焦裕禄上过四年学,人也机灵活泼,在当时的革命队伍中,被大家视为“知识分子”。1947年南下工作队行军途中,为了提高战友们的文化素质,鼓舞大家的士气,每当部队停下来休息时,他不是教战友们识字,就是从背包里抽出竹板,给大家即兴来一段山东快书,大家都爱跟他结伴前行。一天,中队一位负责同志找到焦裕禄说:“大队党委决定我们中队排演大型歌剧《血泪仇》,物色演员时,我把你报上了,你愿意为大家演戏吗?”焦裕禄愉快地回答:“过去我没演戏,但只要演戏对革命斗争有利,我愿意好好演戏!”
《血泪仇》是由延安调到南下工作队的杨指导员导演的,内容是控诉地主阶级的代言人伪保长的罪行,号召穷人勇敢地团结起来推翻万恶的旧社会。焦裕禄扮演剧中主人公———苦大仇深的贫雇农“王东才”。焦裕禄的苦难身世与“王东才”极为相似,一接触剧本就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他和参与排戏的同志边行军边背台词,连休息吃饭时也忙里挤空唱上几腔,很快进入了“角色”。
1948年元月,南下工作队到达豫皖苏区党委所在地豫东鄢陵县。在联欢会上,焦裕禄和战友们正式向方圆十几里的群众和解放军战士演出了《血泪仇》。在演批斗田保长的群众大会这出戏时,焦裕禄扮演王东才非常投入,字字血、声声泪的唱词,唤起了观众对黑暗的旧社会、罪恶的田保长的极大愤慨,台下不断响起“打死田保长,为王东才报仇”、“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声。
《血泪仇》这出戏,南下工作队一路行军一路演出,连续演了十多场,都取得了圆满的演出效果。焦裕禄由此更加体会到了党的文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从此,焦裕禄爱上了戏曲。由于爱戏,他还学会了拉二胡,一直把一把二胡带在身边。有一年,开封师院组织宣传队到大营演出,临开场时,拉二胡的同志忽然病了,焦裕禄知道后,从台下走上去说:“我来当个‘滥竽’充个数吧。”一开拉,果然是有板有眼,师院领队的领导听后直夸焦裕禄:“没想到焦区长还有这一手绝活,您可给我补了大台啦!”
据与焦裕禄共事达五年之久的徐振东回忆,焦裕禄很有文艺天赋,一些传统戏剧,他一学就会,还常常在田间地头、开会间隙,给农民群众来上几段。焦裕禄烟瘾不小,但并没吸坏嗓子,他唱起戏来,二簧、京剧、吕剧、豫剧,开口即来。由于他嗓音清脆,口齿伶俐,而且略带一些童音,因此,唱起戏来别有一番韵味,不少群众都是他的“戏迷”。焦裕禄还有一个拿手好戏———自编打油诗,也就是北方人常说的“顺口溜”。焦裕禄以这种诙谐幽默的民间文学形式来“旧瓶装新酒”,宣传革命道理,发动、鼓舞群众。解放初期,针对工农干部中文盲较多的情况,焦裕禄来了段这样的“顺口溜”:“大老粗,不要怕,干工作,学文化。蚂蚁能啃大骨头,咱遇座大山也搬走它!”以此与大家共勉。
焦裕禄在尉氏县大营区工作期间,正值剿匪反霸、土地改革的关键阶段。为宣传党的政策,发动群众,激发群众参与斗争的勇气和信心,他编了很多“顺口溜”。譬如:“恶霸为啥霸?旧社会,天黑呀!反动派,护着他,老百姓,腰杆塌。现如今,天亮了。****,反恶霸,有靠山,不用怕。穷人一起挺腰杆,抱成一团打倒他!穷人一起挺腰杆,翻身解放力量大!”这些蕴含昂扬斗志的“顺口溜”,极富鼓动性,在剿匪反霸斗争中很有威力。
1951年,焦裕禄在尉氏县担任团县委副书记期间,了解到有个区的几个团干部,由于工作方法不当,急于求成,和区里搞土改抓救灾的干部发生了冲突,思想上有情绪,就在开会时向大家来了一段开场白:“怎么了,遭霜打了?赶路谁人不跌倒,下地哪个不绊脚?有点挫折怕什么,振作精神最重要。”大家一听这段“顺口溜”,情绪当即放松。焦裕禄顺势又说道:“有目标,当心跑,跑不好,要摔跤;摔了跤,原因找。来来来,大家坐下来谈……”两段“顺口溜”一说,会议气氛活跃起来,大家的思想疙瘩顿时化解。
上世纪60年代,拖拉机在农村被视为稀罕物,个别驾驶员养成了“特权”思想,借机要生产队给好吃好喝。焦裕禄发现这种不良现象后,就专门召开了一次现场会,对驾驶员们说:“我今天把你们召集起来,想给大家念一段顺口溜,大家听后看该怎么办吧。”他边说边打开一个小本子,顺口念道:“有饭有菜,拖拉机跑得快;有酒有肉,犁得深犁得透;有饭没酒,犁不到头就走;没酒没烟,咋也犁不到边……这是群众叫我传达给你们听的。”驾驶员们听了,一对号入座很是羞愧,这种不正之风很快得到了纠正。
“顺口溜”这种语言形式,好像很“土”,但焦裕禄却因地制宜,使其焕发生机,即使他后来当了兰考县委书记,也依然喜欢用这种语言形式总结问题,抒情言志。他在讲到治理兰考“三害”(风沙、盐碱、内涝)的方案时,曾说出了这样一段“顺口溜”:“兰考有‘三害’,害咱兰考人;‘三害’不治理,兰考难翻身;立志治‘三害’,富咱兰考人;团结同奋斗,挖掉‘三害’根……”焦裕禄类似这样闪耀着奋斗精神,且幽默风趣的“顺口溜”还有很多,至今仍在兰考大地广为流传。
注重宣传爱动笔 接受批评照了相
焦裕禄早在大连起重机厂学习时,就养成了总结、调研、写文章的习惯,担任兰考县委书记后,只要能挤出时间,工作总结、大会讲话、调查报告等文字材料,他都是亲自动笔来写,不让秘书和通讯干事“代劳”。在兰考,他主持并起草了《关于治沙、治碱、治水三五年的初步设想》、《造林防沙方案》、《排涝治碱方案》等根治“三害”的重要文件,还亲自撰写了《关于盐碱地的普查报告》、《一个七季受灾的特重灾队,今年生产一片繁荣景象的调查报告》等长篇调研文章。即使在肝病晚期,他依然忍受着极度的病痛,在病床上拟写《兰考人民多奇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这篇宣传兰考、鼓舞士气的文章。据原兰考县委通讯干事刘俊生回忆,焦裕禄很重视也很善于抓宣传工作,经常运用报纸、广播树典型、传经验教育干部群众,以此推动各项工作的开展。焦裕禄只要见到刘俊生,总爱问:“近来抓些什么材料,能不能给报社、电台写一篇报道?”焦裕禄看了刘俊生送他审阅的典型报道稿后,总是微笑着说:“让我加点意见可以吗?”刘俊生听了焦书记的话语,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焦裕禄写稿文风朴实,修改稿子也不尚空谈,不唱高调,总是注重事实,用典型事例来增强文章的说服力、震撼力。凡是按照焦裕禄的意见采写,又经他修改的稿子,绝大部分都能被报纸、电台采用。
经焦裕禄修改的稿件,之所以能够屡屡见诸新闻媒体,主要在于他勤于学习,有大局观念,能够领会党中央的正确决策,善于通过调查研究、走村串户,发现广大群众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潮中的典型经验和事例。一句话,就是焦裕禄很有“新闻敏感”。
早在1950年,焦裕禄任大营区区长时,这种“新闻敏感”就已经具备。一次,他途经一个村庄,发现了年仅16岁的姑娘王小妹在犁地种地,干起活来比一些小伙子还利落,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妇女参加社会劳动的典型。因为当时的农村,农民群众的封建意识很浓,妇女被称做“屋里人”,极少有下地犁耧锄耙的。王小妹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青春少女,就能够吆牛扶犁在土地上劳作,抓好了这个典型,将大大有利于教育、发动妇女参加生产互助劳动,有利于培养妇女参与社会活动的意识,对提高妇女在农村的社会地位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焦裕禄认识到了王小妹下地耕田的典型意义,便走到地里,一边帮王小妹干活,一边详细询问她家的情况。颇有些男孩子气的王小妹便告诉焦裕禄,自己家中没有兄弟,父母年老体弱,打土豪分田地后她就学会了干各种农活。王小妹还自豪地对焦裕禄说,她还是村里的土改积极分子。
焦裕禄回到区里已近深夜,依然抑制不住写作激情,连夜赶写了一份王小妹的典型材料。第二天,就带着乡村干部到王小妹的田头开起了现场会,还在会上即兴编了一段“顺口溜”:“王小妹,十六岁,斗地主,抓土匪,犁地耙地她都会……”这次现场会开后不久,王小妹这个典型就从大营区推广到了全县,成了青年妇女学习的楷模。
焦裕禄曾对同事们坦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抓工作,就是要抓典型,带一般;抓两头,带中间。”
在尉氏、兰考两县工作期间,焦裕禄发现并树立了许多正面典型(也批评了不少反面典型),但对于自己的典型事迹,却从不让通讯员和外边的记者报道。会摄影技术的刘俊生跟他一起下乡,焦裕禄每次都提醒道:“带上你的照相机。”很多次,刘俊生想抓拍焦裕禄带领群众除“三害”、与老农促膝交谈、艰苦奋斗、忘我工作等感人镜头,均被焦裕禄制止了。焦裕禄要求刘俊生只拍摄广大群众的典型镜头。
1963年秋的一天,刘俊生再次随焦裕禄下乡,路过老韩陵胡集南地时,焦裕禄看到社员们正在劳动,又放下自行车走了过去。随行的城郊公社党委书记恳请:“焦书记呀,我很想跟你照张相片,留个纪念。”焦裕禄平和地说:“咱拍照片没啥用,还是给群众照吧。”刘俊生一听焦裕禄又在“老生常谈”,就壮着胆子给他提起了意见:“给群众照相不错,为啥就不可以把你和群众在一起劳动的情景照下来哩?群众和你在一起合了影,一定很高兴,这对他们的鼓舞不就更大吗?”
焦裕禄听刘俊生批评得有道理,就大笑着说:“照你这么说,以前,我是有些个人主义思想了。好吧,叫你照,叫你照!”
拍个什么样的镜头呢?焦裕禄两眼一亮,笑着说:“我爱泡桐,就在泡桐跟前给我照一张吧。”焦裕禄披着外衣,敞着怀,两手掐腰,兴奋地对刘俊生说道:“照吧!”随着相机快门一声脆响,焦裕禄与兰考的泡桐树一起,便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画册里。焦裕禄生前曾指着这张照片,笑着对刘俊生说:“这一张好,这一张好。”
焦裕禄何以如此偏爱泡桐树呢?窃以为,他是深深钦佩泡桐树那不畏盐碱,不畏风沙,敢于同不利条件作斗争,且能造逼于民的天性。泡桐的性格,其实也代表着焦裕禄的性格。兰考人民也深深理解焦裕禄对泡桐树的情有独钟,焦裕禄生前在兰考胡集大队朱庄南地栽下的泡桐树,也因此被兰考人尊称为“焦桐”。枝繁叶茂,至今犹存。
以身作则树正气 清正廉洁品德高
身为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为改变兰考面貌可谓殚精竭虑,劳苦功高。以他特殊的身份和威望,别说以权谋私,就是平日里稍稍对自己及亲友们放松一点,也可以得到当时好多人难得的“好处”。然而,焦裕禄始终没让一点私利替代兰考人民的根本利益,他始终坚持党的原则,一身正气,真正做到了送上门的不要,递到手上的不沾,与兰考人民甘苦与共。
1963年秋天,焦裕禄带着一位同志到兰考县红庙公社上山寨生产队蹲点。一天,他去访问基层干部,了解治灾除涝情况。天黑了,妇女队长曹玉荣执意留他们吃饭。焦裕禄一看她拿着葫芦瓢要出去借面给他们做面条,说什么也不让她去借。结果,晚饭焦裕禄和随行的同事每人吃了半碗蒸干红薯叶,喝了一碗稀汤。焦裕禄胃功能不好,这天夜里,因消化不良,胃痛肝痛交加,翻来覆去睡不着。随行的同志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大队食堂给他买了两个烧饼。焦裕禄不但没吃,还批评了这个同志:“我们蹲点,就是要和群众同甘共苦,群众能吃的饭,咱也能吃,怎么能够搞特殊?”说着,将两个烧饼分给房东的两个小孩吃了。
1963年的兰考,连年灾荒,即使要过春节了,肉和副食供应也依然紧张。这天,兰考酒厂给焦裕禄送来了四瓶酒。送酒的人见了焦裕禄,很得体地说:“焦书记,这是咱厂里的新产品,送给你尝尝,是叫你提意见咧!”
焦裕禄郑重地说:“我不会喝酒,喝了也说不出个味好味坏,不起啥作用啊!”送酒的人忙说:“你先尝尝,提不出意见就算了。”
见酒厂的同志执意要把酒留下,焦裕禄就说:“那好吧,你把这酒送到县委食堂去,让大家都品尝品尝,都给你们厂提点意见吧。”送酒的人正要出门,焦裕禄又特地提醒了一句:“这酒也不能白品尝,谁喝谁拿钱。”
焦裕禄到兰考后,看到城内有个大水坑,就建议城关镇在坑里种莲菜放鱼苗。半年后,放养的鱼苗已长到一斤左右。城关镇鱼场为感谢焦裕禄的指导,又想让身患肝病的焦书记补补身体,就派一名职工用水桶装了10多条活鱼,送到了他家。焦裕禄的孩子们一见活蹦乱跳的鱼儿,高兴得围着水桶直嚷着要吃鱼。
焦裕禄回家后,问清楚了来龙去脉,就对嚷着要吃鱼的孩子们说:“这鱼是鱼场的叔叔辛辛苦苦养大的,是集体财产,咱一家咋能先吃呢?如果大家都沾集体的便宜,那集体的事业还能办好吗?”焦裕禄的一席话,使孩子们明白了白吃别人的东西是不好的这个道理。他的大儿子国庆当即带着弟妹们,把一桶活鱼送回了养鱼场。
一次,国家给兰考拨来一批救济棉花,救灾办公室的同志看到焦裕禄的棉袄补丁摞补丁,决定照顾他三斤,让他做件新棉袄。焦裕禄的妻子徐俊雅拿着三斤棉花票,等焦裕禄一进家门,就兴奋地跟他商量做新棉衣的事。焦裕禄一听又是“照顾”他的东西,开口就说:“那不中。”稍停,他平心静气地对妻子说:“别说我身上穿的袄了,就是咱那床几十个补丁的旧被子,也没少让你做针线活。可是兰考现在还有好多群众缺衣少穿,救灾物资是给群众的,这棉花咱咋能要?我是领导,可不能搞特殊啊!”徐俊雅知道说不动丈夫,就怜爱地叹口气道:“你呀!”还是把棉花票退回了救灾办公室。
焦裕禄夫妇尽管省吃俭用,但因要赡养两位老人(双方的老母亲),抚育六个子女,有时还接济穷困群众,日子过得相当紧巴。1964年春节前的一天,风雪交加,焦裕禄到县政府大院找到县长程世平,说他多年没回山东老家看望母亲了,打算春节带着全家回老家一趟。接着,焦裕禄显然有些难为情地说:“老程,你手头宽不宽裕,能不能借给我三四百元?”
程世平虽知道焦裕禄家的日子过得紧巴,可没想到他一个十五级干部连回老家探亲的路费也凑不够,就说:“400元不够吧,要不要多带几个?”焦裕禄忙答:“连我的工资加一起500多,路上节省点花,足够了。”临走,焦裕禄笑着说:“老程,钱……钱我会尽快还你!”
见焦裕禄说话直打哆嗦,程世平急忙问:“老焦,你是不是病了?”焦裕禄这才随意地说:“没有,就是有点冷。”
程世平顺手摸了摸焦裕禄的胳膊,吃惊地说:“老焦,大腊月里下着雪你咋穿个空筒袄,连件秋衣也不套?”焦裕禄也是当着真人掏心窝说话:“老程,我没啥衣服套啊!没布票,手头也紧,能将就过冬就行了。再说了,老百姓有的连空筒袄还穿不上哩!”
听了焦裕禄的心里话,程世平又钦佩又心酸,直想流眼泪……
焦裕禄宁可借钱也不向组织伸手要救济,他的亲戚和子女们也没有谁能从他那里得到所谓的“便宜”。他有两个侄子,高中毕业后一直在山东老家务农,多次写信请求给找个工作。焦裕禄回信向他们解释:“招工是有计划有政策的,我即使有权也不能搞特殊。”
徐俊雅有个侄子,原在城市工作,1962年经济调整回到农村后,徐俊雅的哥嫂就想让她给焦裕禄这个当姑夫的说说,帮孩子安排个单位。焦裕禄的几个孩子都是徐俊雅的嫂子帮忙带大的,徐俊雅见哥嫂开口相求,心想焦裕禄再不讲情面,这回也会给哥嫂一个较满意的答复。谁知,焦裕禄竟把徐俊雅的侄子直接叫到了家里,亲自做起了孩子的思想工作,直到年轻人心服口服地对父母说:“我姑夫一点拨,我想通了,种田也是革命工作哩!”弄得徐俊雅和哥嫂都没了脾气。
亲戚们没能走成“后门”,自己的子女在找工作时焦裕禄也不“关照”一下,他的大女儿焦守凤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在家待业,有人向他提议:“小学教师不够用,让守凤去学校教书吧?”还有人向他透露信息:“邮政局要招收话务员,小梅(焦守凤小名)干这个工作挺合适。”焦裕禄对于这些热心的提议,一再摇头否定。后来,焦守凤到兰考县食品加工厂当了一名临时工。刚去上班,焦裕禄就专门找到时任厂长的张树森,特别交待:“我的女儿来厂里当临时工,分配工作时一定要把她安排到酱菜组,这样对改造她的思想有好处。”临走时,焦裕禄又强调一句:“你们不要以为她是我的女儿,就另眼相看,应该对她严格要求。”当时,焦守凤不认为爸爸让她经受劳动锻炼是关心她,让她养成自食其力的本领,心中“实在不满意”。而今,已经退休的焦守凤满含感谢之情地说:“现在想想,爸爸对我们兄妹的爱是一种大爱,他是在教我们怎么做人,怎么生活啊!”
访贫问苦救人命 逝世之后得义子
1963年早春,焦裕禄顶着凛冽的寒风,和县里的几名干部一道,骑着自行车到各公社了解受灾情况。当他来到当时受灾严重的红庙公社葡萄架大队逐户询问群众的生活时,看到一位妇女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小包裹,正在伤心地哭泣。妇女的旁边,站着愁眉苦脸的丈夫张传德。村干部告诉焦裕禄:“他们的孩子得了重病,怕是不行了。”
焦裕禄一听,急忙走上前去,关切地问道:“大嫂,孩子怎么啦?让我看看。”说着,伸手就去抱小孩。
抱小孩的妇女抹着眼泪说:“别抱了,娃快断气了,他爹要把他扔掉哩!”
妇女说着,用手指了指旁边一个放了些稻草的破箩筐。原来这箩筐是为孩子断气后往村外扔掉准备的。
张传德见村干部领来的这个陌生人面相和善,热心地询问孩子的病情,这才长叹一声说出了原委。原来,几个月前,也就是焦裕禄刚到兰考县任县委书记不久,兰考的“三害”已害得当地群众背井离乡。张传德眼看在家苦守难以活命,就带着身怀六甲的妻子张香到江苏徐州一带逃荒要饭。到徐州不久,张香就生下了一个男孩。夫妇俩为了让孩子长大后记住这段辛酸的往事,就给儿子取名叫张徐州。当地有种风俗,产妇不满月,即使是乞丐,也不准进“百家门”。因无处存身,张传德夫妇只好带着生下六天的小徐州,扒火车返回了四壁空空的家里。由于在路途上受了风寒,小徐州得了一种黑热病。家里连吃的都没有,哪有钱给孩子看病。张传德夫妇无奈之下,便用偏方给小徐州治疗,结果,没多久小徐州就病情加重,生命垂危了。
焦裕禄听着张传德夫妇的简短叙说,心情极为沉重。他轻轻地掀开包裹着小徐州的被单,见孩子瘦得皮包骨头,眯缝的两眼深陷在眼窝里,连哭的力气也没有了。焦裕禄蹲下身去,摸了摸小徐州的鼻孔和发烧的胸口,对张传德夫妇说:“孩子还有口气,只要有一点希望,咱就要把孩子救活。我写封信,你们赶快把孩子送到县医院抢救。”
张传德身无分文,为难地说:“娃子不行了,到县医院怕是也救不活哩!”
焦裕禄果断地说:“不,孩子是革命的后代,只要有一口气,就得想办法抢救!”
此时,张传德夫妇才从村干部口中知道眼前这位陌生人就是乡亲们正在传颂的焦书记,连忙揣着焦裕禄的信,带着小徐州赶往县医院。
当天,焦裕禄赶到红庙公社时,还给时任兰考县医院院长的高芳轩打了电话,请他务必帮助安排小徐州住院治疗。医院看到了焦裕禄的信,又接到焦裕禄的电话,连夜对小徐州进行抢救。作静脉注射的几名护士在小徐州干柴似的胳膊上怎么也找不到血管,最后,请来了下了班的一位老护士,从小徐州的脚趾间才把针扎了进去。
经过医护人员的精心治疗,小徐州转危为安。小徐州住院期间,焦裕禄尽管因治理“三害”、访贫问苦等工作忙得废寝忘食,仍然先后三次打电话询问小徐州的治疗情况。
两个多月后,小徐州养得白白胖胖地痊愈出院时,一大群医护人员一直送到大门外。回到村里,乡亲们闻讯后都跑来探望小徐州。张传德把儿子举得老高,激动地说:“这娃子是焦书记救活的呀!”
后来,焦裕禄到葡萄架大队指导工作时,再次来到张传德家访问。看到活泼可爱的小徐州,他一把抱过来,在小家伙的脸上亲了又亲,还特别嘱咐张传德夫妇,日后一定要把小徐州送到学校念书,把孩子培养成材。
焦裕禄于1964年5月14日去世后,葬于郑州烈士陵园。1966年2月26日,根据焦裕禄生前遗愿和兰考人民的强烈愿望,河南省委决定,把焦裕禄迁葬兰考。这一天,兰考人民倾城而出,哭声震天,各界群众十万多人参加了追悼会。
张传德夫妇抱着已经3岁多,长得虎头虎脑的小徐州也从20多公里外的家里赶来了。在焦裕禄的墓前,张传德哭着说:“焦书记,这就是您救活的娃子呀!您放心,娃子长大了,俺一定教他像您一样去做人!”为了继承焦裕禄的遗志,感谢焦裕禄的大恩大德,张传德夫妇将儿子的名字改为“张继焦”。
小继焦刚能记事时,父母就年年带着他去给焦裕禄扫墓,还带着他拜访焦裕禄的遗孀徐俊雅大妈,徐俊雅对小继焦非常疼爱。焦裕禄的三子三女六个孩子对这个父亲救活的小弟弟也很亲近。一来二往,张继焦就成了焦裕禄家的常客。随着这超越血缘的亲情逐日加深,张继焦在上小学以后终于很自然地在徐俊雅面前发自肺腑地叫出了“妈”这一至亲的称呼。徐俊雅也慈爱地欢笑着代表焦裕禄认下了这个“儿子”。从此,焦裕禄夫妇就有了他们的第四个儿子。
徐俊雅认下张继焦这个“儿子”后,对这个“四儿子”的成长、工作、生活均特别关心。继焦高中毕业后,在兰考县委招待所上班。到了谈对象的年龄,徐俊雅这个当妈妈的十分关心他的婚事,逢人就请给她家“老七”(张继焦)介绍女朋友。后来,张继焦与青年女工徐梅香喜结良缘,还是徐俊雅亲自操办的婚礼。在那个大喜的日子里,焦裕禄的六个子女作为哥哥、姐姐,都或写信或亲自赶回家来为继焦祝福。其手足亲情,张继焦夫妇至今忆起仍暖意融融。
在徐俊雅妈妈的关怀和焦裕禄六个子女的帮助下,张继焦工作积极,进步很快,不但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还走上了基层领导岗位。1994年5月,焦裕禄烈士陵园建设的焦裕禄纪念馆开馆后,时任兰考县委招待所治安股长的张继焦被上级调入陵园,担任焦裕禄纪念馆副馆长,成了焦裕禄陵园的忠诚守护员。每逢游人来陵园拜谒焦裕禄,张继焦总是用亲身经历向大家讲述着焦裕禄的故事。他深情地告诉笔者:“焦裕禄的精神,永远不会过时;焦裕禄的事迹,我要永远宣传下去!”
焦裕禄的高风亮节,赢得了党和人民的一致赞扬。十年前,在纪念“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中国****的好党员,人民的好公仆,县委书记和广大干部的好榜样”焦裕禄逝世30周年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在会上发表讲话时,就对焦裕禄有过高度评价:“焦裕禄同志自觉把实现共产主义最高理想同脚踏实地的拼搏联系在一起,无私奉献,奋力开拓,全心全意服务于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用自己的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员和党的干部的光辉形象,在人们心中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在新时期学习焦裕禄精神,就应该像焦裕禄那样廉洁奉公,勤政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