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刘少奇所谓“叛徒”罪名的真相[转帖]

　被捕

　　　1929年7 月14 日，一辆普通客车缓缓驶进奉天（即沈阳）火车站 。两位衣着整齐的旅客，夹杂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匆匆走出车站，随后又雇车到一家旅馆，住了下来。他们便是刘少奇同妻子何宝珍。
　　　当时东北三省统称满洲，正处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军阀的统治之下，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刘少奇这次是受中共中央的派遣，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在此之前，已有三届满洲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最严重的一次是 1928年1 2 月，满洲省委在举行扩大会议时，被敌人包围。省委委员除团省委书记一人逃出外，省委书记陈为人和全部常委以及几名外埠负责人共 1 3 人被捕。由于省委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党的工作和群众运动接近瘫痪。党在东北的工作正处在极为艰难的时刻。
　　 刘少奇来到奉天后，经过一段时间艰苦细致的工作，满洲党的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面上的工作布置完毕，刘少奇准备抓一抓奉天的工人斗争。分管奉天市工作的是省委常委孟坚 （孟用潜）。他向刘少奇报告，奉天纱厂正在酝酿罢工，准备工作已经差不多了。刘少奇决定与孟坚一起参加纱厂支部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更好地指导罢工。
　　　纱厂坐落在偏僻的郊区，厂周围是一片坟地和小树林，显得有些荒凉。1929年 8 月22 日下午6 时许，一位教书先生模样的人出现在小树林里，他就是孟坚。过了一会儿，一身工人打扮的刘少奇也来了。按约定，他们要与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在这里碰头。
　　 又过了一会，下班的汽笛响了，厂门却紧闭着，不见有下班的工人走出厂门来。工厂的大门口，只有几个厂警在转来转去，搜寻着什么。刘少奇凭着长期地下工作的丰富经验，觉察情况有异，马上决定迅速转移。然而，已经来不及了。一队厂警发现了他们，持枪冲上来将他们抓住。原来几天前，工人党员崔凤翥叛变。他向厂方告了密，常宝玉已在两天前被捕。
　　厂方警察将刘少奇、孟坚当作煽动工潮的嫌疑分子，开始审问。审讯中，刘少奇只承认是武汉来的失业工人，到奉天来找工作。

　　 主审的厂警问：“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做工的工人。”刘少奇平静地答。　

　　 厂警中的一个头儿瞪着眼睛上下打量着刘少奇，突然吼道：“把手伸出来！”

　　　那人看了看刘少奇的手，嘿嘿笑了两声，说：“工人？你骗不了老子！看你细皮嫩肉的，连个茧子都没有，还敢冒充工人？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刘少奇镇定地说：“我就是工人，排字工人。若你们这儿有排字的活儿，我可以做给你们看。”

　 他们挑不出毛病，互相嘀咕了几句，又突然喝道：“你为什么要来煽动工潮？”

　 “什么工潮，我根本不知道。”
　 厂警见问不出什么名堂，大失所望，拉起刘少奇的手打了一阵板子，又把常宝玉押来对质。常宝玉从未见过刘少奇，看了半天后说：“不认识这个人。”

　 厂方没有抓住把柄，第二天就将他们押解到奉天警察局商埠二分局，关押在临时看守所。8月26 日，警察局又将刘少奇、孟坚、常宝玉三人一起押解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看守所里，刘少奇利用放风机会，对孟坚说：“现在是奉天纱厂把我们送到监狱的，只有人证，没有物证，要说服那个工人（指常宝玉）否认煽动工潮，我们的案子就比较容易解决。”孟坚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对常宝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终于将其说服。常宝玉再过堂时，全部否认了在纱厂审讯时的口供。

　　　　　营救　　

　 再说省委机关的同志，一连几天都没有见到刘少奇与孟坚，也没有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十分着急，担心他们的安全。省委马上派杨一辰去打听消息。
　 杨一辰是省委组织部的组织干事，他找到纱厂的团支部书记，从他那里知道出了事，刘少奇与孟坚一起被纱厂的警察抓住了。省委根据这个情况，决定派杨一辰到敌人的监狱里再打听打听，看看刘少奇与孟坚是不是被送到那里了，因为按照惯例，纱厂的警察所扣押人是不能太久的。
　 正巧，有一个叫周世昌的党员尚关在狱中。周是在法国入党的老党员，被捕后表现得很坚强，没有泄漏党的秘密。他刑期快满了，敌人对他看管也比较松，让他在监狱门口卖监狱自产的酱油。那儿有一个小柜台，窗口安有铁栅栏，人出不来，只能从铁条的间隙中接递瓶子。杨一辰便装着买酱油的样子，把瓶子递进去，顺便递进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设法弄清新近有没有被捕的党员，叫什么名字。
　　 周世昌看罢，低声说：“现在酱油只剩下底子了，不好，隔两三天再来吧！”
　　 杨一辰明白其中的含义，点点头就回来了。
　　按照预定的时间，杨一辰又来找老周。老周把装满酱油的瓶子递给了他，同时还夹带一张纸条。走到无人处，杨打开纸条，知道老周通过狱中的另一个党员老张（即杨靖宇），证实最近是关押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叫成秉真。杨一辰分析，刘少奇肯定被捕了，成秉真就是他在狱中的化名，于是连忙向省委汇报。
　　省委一面向中央报告，一面设法营救，并派杨一辰去探监。
　　 杨一辰提着一些水果、点心来到了监狱，在监狱的接见处等着与“成秉真”见面。一会儿，人被带来了，果然是刘少奇。
　　 这个与犯人见面的场所，中间有个铁栏杆，彼此隔着一段距离，可望而不可即，要握个手都不行。两边都有狱卒看着，老是不停地催促：“快点，快点，时间到了，不能谈了。”在这样的场合，当然不能详谈。
　　 杨一辰问：“怎么样？”
　　“不要紧，估计过几天就可以出去了，请不用惦念。”刘少奇答。

　　 杨一辰知道情况并不严重，便转而问：“还需要什么东西？”

　　“用不着，只要存上点钱。”
　　 杨说：“我可以找个铺保作保人。”
　　　刘少奇点点头。
　　　告别出来，杨在狱警那儿存了240元奉票，相当于20大洋，供刘少奇
出狱打点时开销，并找到一个店铺做保人。

　　几天后，党组织还安排何宝珍去监狱探望了一次。

   出狱
　　一个星期后，法院开庭审讯了。主审法官是刚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洋学
生，穿着法官大礼服，派头十足地坐在审判桌前。他审问过孟坚之后，接着审问刘少奇：“你叫什么名字？”

　　“成秉真。”
　　 法官又问了几个问题，刘少奇的
回答同前两次不差分毫。

　　接着，法官把常宝玉叫上来。常推翻了原供，否认认识孟坚，并坚持说以前的口供是厂警刑讯逼出来的。
　　不到一个小时，法庭调查结束。法官见案卷中根本没有物证，只有常宝玉一个前后矛盾的口供，显然不足为凭。
　　过了几天，奉天高等法院对这一“煽动工潮”案的判决书下来了。对刘
少奇、孟坚的判决结果是：“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

　　常宝玉因和纱厂有直接关系，判罚 40 天拘役。
　　由于事先安排好了保人，刘少奇由法警带到一个叫宝兴店的小旅店释放了。刘少奇出狱后，特意交待孟坚
派人去看望常宝玉，并送他一些东西。

　　 满洲省委的同志见刘少奇与孟坚都安全脱险，自然十分高兴，立即把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随后，中央回电，由刘少奇继续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兼任宣传部长。这样，刘少奇又重新挑起领导党在东北工作的重担。■

《党史博采》／2009 ·03  ■刘明钢

状元的命运[转帖]

　　中国科举史上，曾经涌现了数以百万计的举人和十多万名进士，而作为这个庞大知识分子群体之巅峰的“状元”郎，则是屈指可数。据考证，自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的第一位科举状元孙伏伽开始，到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止，在这1283年间，可考的榜数为745榜，共产生了592名状元（一说504人），加上其他短命政权选考的状元以及各代的武状元，中国历史上总计可考的文武状元为777人。

　　中国古代社会，“官本位”思想相当浓厚，从庶民百姓到达官显贵，无一不坚定地认为：“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读书的直接功利目的就是入仕。自孔老夫子起，“学而优则仕”成了亘古不变的知识分子的奋斗之路。那时，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科学技术极不发达，还不可能出现一大批以科学研究为终生事业的专家。因而，苦读寒窗数十年，为的就是金榜题名，为的就是以文入仕，为的就是跻身宦臣，光宗耀祖。状元及第，不但是天下读书人的毕生追求，而且在百姓心目中也具有“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巨大殊荣。一旦殿试第一，马上就由吏部考试任其官位，或翰林院修撰，或著作郎、秘书郎，或掌修国史，或做天子侍讲，从此也就步入了凶险难卜的仕途，开始了宦海沉浮荣辱的漫漫人生。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老其一生，终于登上了显赫的高位。如唐代，姓名可考的状元147人，事迹可考者29人，其中就有5位宰相、8位尚书一级的官员（含次官）。而清代，114名状元中，官位累至一品尚书层次的达20人之多。可以说，在官场努力升职，成为状元这一群体实现人生价值的至上追求。

　　一介书生，考取状元实在不易。全国无数读书人，经过乡试、省试，最后到殿试夺魁，竞争之激烈可想而知。宋代大文豪苏洵就曾发过“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的感慨。特别到了清代，考到白发满头仍然是个“童生”的不乏其人。四五十岁中进士，人们并不觉得他年龄有多大，“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就是这一历史文化现象的生动写照。如宋代共产生了118个状元，据《中国状元全传》载，其中生卒年可考者51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37人，占72.5％，最小的18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2人。清代共有状元114人，生卒年可考者54人，其中20岁—30岁中状元者19人，占35％，最小的21岁。50岁以上中状元者5人，最大的62岁。状元之路绝不易于巴蜀之道。

　　唐代，进士科考试主要是三场，其后各代基本沿用下来。一场是贴经，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填空。主考官从诸子经书中选取一行，然后把其中的三个字贴盖住，让考生读出被贴的字是哪几个，其用意不过是考考生的背功，测试一下考生对经书的熟练程度。第二场考诗赋，每个考生作诗一首、赋一首，这一场极为重要。如唐开元二年（714年）赋试的试题叫《旗赋》，且规定必须以“风日云野，军国清肃”八字为韵。当朝状元李昂写了一篇27句327个字的赋，全文洋洋洒洒，文辞雄劲，用韵准确，在录取的27名进士中，名列第一。第三场考试策，就时务出个题目，让考生回答自己的见解，目的是想看看考生对治国方略的独到见解，以为国家选择治国平天下的英才。这三场考试都实行淘汰制，每场皆定去留。只要一场考不好，状元梦随之破灭。宋仁宗后，又对科考进行了修改，按策、赋、贴经、墨义的次序，让参试者并试四场，综合平衡后再定夺。考生考完后，由“读卷大臣”排出前十名，呈送皇上，最终由皇上根据个人评判圈定谁为“第一甲第一名”。所以说，能中状元者大多都是当朝才子。他们天资聪慧，勤奋好学，或有良好的文化氛围，或有独特的天赋异质，往往具有众人称颂的绝代才华。如明代状元杨慎，“幼警敏，十一岁能诗，十二岁拟作《古战场文》、《过秦论》”，十三岁诗名满京华，被诗坛领袖李东阳收为高足，十九岁中举人，二十四岁中状元，成为明代四川唯一的状元郎。

　　在这七百多位状元郎中，也不乏平庸之辈。为数不少的人高中状元后，一事无成。他们性格怪僻，饮酒成癖，穷困潦倒，暮年凄惨。唐代昭宗光化二年（899年）状元卢文焕，穷苦之极，连顿酒也喝不起，可谓够可怜的了。还有许多状元，为官一任，了无政绩，终生平平。更有甚者，投降叛军，诬陷谄媚，被史书称为“奸邪小人”。如投降金兵、助纣为虐的北宋状元莫俦。此等状元，无以入史，难留清名，可称状元中的不肖败类。

　　在状元科考中，有时也并非全凭真才实学，有的人就是靠走关系或是偶然原因高中状元的。唐代就有“许愿状元”牛锡庶、“自荐状元”尹枢、“相扑状元”王嗣宗等，从其绰号即可见其为人。状元裴思谦则更为恶劣，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礼部侍郎高锴知贡举，主持科举考试。他标榜公正，宣言杜绝请托。裴思谦凭与赫赫有名的大宦官左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的关系，要求高锴让他当状元。当时，文宗皇帝是个傀儡，仇士良权倾朝野，裴思谦怀揣仇士良的信，公然对高锴说：“裴秀才非状元不放。”高锴沉思良久，自知无力相抗，不然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只好无可奈何地把裴思谦录为状元。天下###，皇权旁落之时，貌似公正的科考常常难脱权宦重臣的掣肘，成为宫廷政治的玩偶，这不能不说是科考状元的悲哀。

　　历代状元中，大多出身名门望族。他们从小就处在优裕的家庭环境，既有重臣之后，又有名士之家。有的甚至是父子状元、祖孙状元、宰相子、尚书婿。父辈的荣耀和辉煌的地位为他们登上科考的顶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许多人就是靠名臣的举荐和培养，顺利圆了状元梦。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状元出身寒门。他们全凭自己的才智成为一国学子之冠。特别是宋太祖，为了革除唐代权贵操纵科举、营私舞弊的沉疴，在科举中加强对权贵子弟的监督限制，有意选拔了一批平民子弟科举及第。如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的状元吕蒙正，幼小时就被父亲赶出家门，随母流落龙门山，栖居山间石窟中。元代杂剧名家关汉卿的《吕蒙正风雪破窑记》，便是以吕蒙正的贫寒生活为素材创作的戏剧。孤贫寒酸的吕蒙正，依靠自己的天赋才智和刻苦学习，31岁大魁天下，42岁位居宰相。成为两朝辅弼，万众景仰。各朝历代，都有像吕蒙正这样的状元郎。他们成为庶民百姓通过科举之路出人头地的幸运骄子。

　　科举考试是封建统治者为国家选拔官吏的一条重要途径。当年，唐太宗李世民看见新科进士从考场中鱼贯而出时，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选拔了一大批优秀的有真才实学的治国安邦人才，构成了统治集团从中央到地方官僚队伍的中坚支柱。但随之而来的则是一种历史奇观：状元们以文得名，而在文学艺术上有较高成就者了无几人，很少有人步入大家之列。他们身为状元，诗赋词文，无所不通，往往都有诗书传世，有的甚至著作等身。然而，其中的绝大多数人自高中之后，从此潜心仕途，无意文字，热衷于官场得意，专注于富贵得失，已经无心无力对文学艺术加以执著探索。700多位状元中，除杨慎、柳公权等几位获得较高的成就外，大多数人都文绩平平，难传千秋。状元难入大家之列，而大家又很难高中状元。唐宋两代265名状元中，苏轼等八大家，李白、杜甫等大诗人，无一人摘取状元挂冠。这一极为独特的历史文化现象，至今仍是困惑人们的古代文化之谜。
卫炳熹

春秋初各国文化的特点：漂亮风骚的齐国女孩及其他[转帖]

　　天下广大，交流有限，则民风自有不同。这里仅择其要而言之。彼时国境变化无常，故但言其大概方位。大概，今日河南、山东一带，是当时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一、山东

　　齐鲁二国大体皆在山东省，今天山东省仍称齐鲁大地。始封于齐的是太公望，姜姓。始封于鲁的是周公旦的儿子伯禽，姬姓。

　　两国大体以泰山为界，泰山以东是齐国地界。

　　【齐】

　　因为靠海，齐国收“渔盐之利”，特别的富庶。齐国的使者出使，或者外国人到齐国来游说，都首先要夸齐国的经济发达，人口众多。有学者描述春秋战国时齐地的经济特点，直接就用了资本主义一词。
及
　　因为家里有钱，所以齐国女性常常不愿意出嫁，怕丰厚的嫁妆白白便宜了男方，而宁可招赘一个老公。一起过日子，但财产你是没份的，看你不顺眼，随时可以把你赶走另找一个。——这也就是所谓的“赘婿”，说你好像只是身上长的一疖子（赘疣），没了就没了。

　　赘婿的生活当然是很悲惨的。后来秦始皇抓人服徭役，也是优先抓赘婿。《西游记》里猪八戒在高老庄时说：“我得到了你家，虽是吃了些茶饭，却也不曾白吃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扫地通沟，搬砖运瓦，筑土打墙，耕田耙地，种麦插秧，创家立业。如今你身上穿的锦，戴的金，四时有花果享用，八节有蔬菜烹煎，你还有那些儿不趁心处，这般短叹长吁？”便是一个赘婿的血泪控诉。

　　齐国女孩以风骚漂亮出名，每逢搞祭祀社神的集会的时候，举国疯狂如看超级女声。山那边的鲁国因为精神文明抓得好，“社会”就比较像春晚，没什么看头了。因此到齐国社会时，鲁国国君也就开始琢磨：“最近是不是给我安排一国事访问，咱们也到齐国去观摩一下？”隐公、庄公都动过这心思，当然照例有君子拦阻，不过一定是拦不住的。

　　但是，对这样的女孩儿，男人们往往是又想又怕的。诗经里所谓“岂其娶妻，必齐之姜”，就是这种复杂心态的反映。

　　齐国男人和今天我们印象中的山东汉子大不相同。当时的齐国人狡诈而胆小，极不好管理。平常自己窝里斗，都很勇猛，而且动作花里胡哨像张大胡子的《神雕侠侣》，——是所谓“技击”。真要打仗，那就抢着开小差了。所以后来孙膑用减灶之计，庞涓马上上当，便是因为齐国男人容易当逃兵，乃是当时各国的一般印象。

　　齐人的这个坏名声至少一直背负到秦汉之际。韩信要刘邦封自己为假齐王的时候，理由就是面对奸猾的山东人，不封个王爷没办法镇得住。

　　【鲁】

　　鲁与齐之间只隔一座泰山，本来风俗大概也接近。但由于国君的办事风格很不一样，所以导致了后来两国的民风，有了很大的差异。

　　太公望和周公旦分别被封到齐国和鲁国。姜太公（或说是他的儿子）到齐国，只颁布了一点基本的政策法规，没有对当地的文化风俗作什么大的变动，花了五个月就回去找周天子复命了。而周公的儿子伯禽到鲁国，采用的办法却很不一样。周公是周礼的主要的制定者，伯禽对礼仪的这一套，也是特别的讲求。为了改变鲁国的风俗，伯禽抓新的荣辱观建设，光一期工程就花了三年时间。——据说，太公（或说周公）在听说了伯禽的办法后叹息说，制定的规矩让老百姓过日子不方便，那国家还怎么搞得好，到后世鲁国只怕是要被齐国欺负了。

　　鲁国被伯禽这么一改革，变成了把周礼实行得最好的国家。它是当时唯一能用天子的礼乐来祭祀祖先天地的诸侯国，所以《诗经》里周颂之外还有鲁颂。别国使臣到鲁国来，翻翻档案馆的图书，也要赞叹一句，周礼尽在鲁矣。

　　鲁国不但男人知礼，女人也懂得无微不至的贯彻礼。有一位寡妇，死了老公，又死了儿子，不免常常啼哭。但白天哭老公，晚上哭儿子，绝对不带差的。——因为躺在床上哭老公的话，别人要疑心你是动了欲念，并进一步推论将来寡也守不长。哭儿子，就可以避免这些闲话了。

　　虽然鲁国的阴谋乱子一点也没比别国少，但规矩比实际利益更重要，至少还被当作一种公共意识形态在鼓吹。也只有这样的环境，才孕育得出孔子这样的人物。

　　二、河南

　　宋、郑、卫三国，主要皆在今日之河南。

　　【宋】

　　宋是商后裔。武王的军队杀到商都的时候，带头开门投降的是纣的哥哥微子启，他也是第一代商王。西周对殷商，虽然政治上是胜利者，但心态上似乎始终有一点自卑。爵位的排序，宋也是所有国家中最高的。或者和这种特殊的地位有关，宋往往有一种和他的国力极不相称的责任感。

　　如宋襄公之图霸，近于以埃塞俄比亚之国力，而欲行美国之事。后来华元、向戌之弭兵，大概也是以维护国际和平为己任的意思，

　　宋国的文化以迂腐、迷信出名。继承制度还是不稳定性极高的兄终弟及，宋人对鬼神的迷信似乎要比旁的国家厉害。

　　另外，很多**故事，都跟宋国有关。比如说，有一农夫，看见草窼里窜出一兔子，嘣一下在树桩上撞死了。好，从此不种地了，每天蹲树桩边儿等兔子去。守株待兔，这农夫哪国人？宋国人！

　　比如说，还有一农夫，啧，这庄稼怎么长这么慢呢？咱给帮帮忙吧，就把这幼苗呢，一根一根往起拔。揠苗助长，哪国人？宋国人！

　　比如说，说有一，这回不是农夫了，老担心天要掉下来把自己给压着，吓得都病了。杞人忧天，哪国人？……你傻呀，杞人忧天当然杞国人啊！杞国的情况也跟宋国类似，夏朝的后裔，也是“亡国之余”。不过杞国毕竟太小，所以故事就少些。

　　但就是在这个傻人扎堆的地方，又能产生最瑰奇、新颖的思想。墨子、庄子都是宋国人，孔子的家族也是从宋国逃难到鲁国的。

　　这也并不奇怪。大概宋国占着商的底气，文化很发达，所以知识分子就多。知识分子天然具有两重性，他既是新文化的创造者（或引进者），又是旧文化的守卫者，一般人都有的趋利避害的本能反而有所退化。所以，最保守和最创新的人往往都是他们。

　　【卫】

　　也是住着殷遗民的地方，不过宋是顺民，由殷人自己管理。卫是“顽民”，由周人管理。封到这里，是武王的小弟弟康叔封。

　　卫是十足真金的殷故土，殷墟就在卫国境内。

　　商人重鬼神的传统，在宋国保存得较多，在卫似已淡化。但爱饮酒，好女色的风气，则在卫而淋漓尽致。

　　周公的态度比较务实，因此吩咐卫君康叔说，对殷民不要采取高压政策，要做春风化雨式的政治思想工作（《康诰》）。但是他对周人可能会被商人腐朽没落的文化情调感染上表示担忧，所以强调周人要做霓虹灯下的哨兵。殷顽民聚众喝酒，还有受再教育的机会。周人要是谁这么干，那就当即咔嚓掉算了，绝不宽贷（《酒诰》）。

　　这种抵制大概注定不会有什么效果，尤其是不会有长期的效果。社会主义上海今天还做着旧上海的梦，卫风也一直淫乱得很。孔子到卫国，先赞叹人多，有钱，后来就感慨我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值得一提的是，东周以后，卫虽然国力虽然一直在走下坡路，但是后来很出了一些人物。和宋不同，这出的不是哲学家，而是政治家，吴起、商鞅都是卫国人。当然，他们没有报效祖国。

　　看东周尤其是战国的历史，竟依稀有这样的感觉：各大国像企业，卫国像学校。卫国这所名校培养出来的高材生大抵没有留校，而是纷纷跑到外企打工去了。

　　【郑】

　　郑立国很晚，而且国土本来在关中，幽王的时候预感到不安全，想法子迁到了河南。

　　这里有很多殷遗民，他们很会做生意，——后世所以称做买卖的为商人，就是这个原因。郑国国君要在这里创业，外来户又没什么根基，所以就选择了跟商人们合作。立下协议说：“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搞强买强卖，更不会强抢你的货物。你有什么大笔生意，我也不收你的交易税。”（昭十六年）这项协议大概是切实得到遵守的，所以郑国商人特别活跃。中学里学过“弦高犒师”，老师可能还顺带作了点爱国主义教育。其实，也可能只是商人爱免税区罢了。

　　做生意，则重视数目字管理，重视包装。这种商人习气，大概各国往往既不了解，也不喜欢，所以郑人买履、买椟卖珠之类的故事，都流传很广。

　　照例，哪里的经济发达了，那里的女孩，即使不被认为是最漂亮的，她们着装打扮的方式，也会被认为是引领时尚的风向标。那时引领时尚风向标的，就是郑国的河南妹子。“郑卫之女不充下陈”，对国君们来说是很痛苦的事。

　　仍照例，农业、重工业搞得好，跟第三产业未必有关系；商业一发达，娱乐业也就给带动起来了。郑国的流行音乐历来霸占了各国的排行榜，郑国打了败仗，赔款清单里头，摆在最后是金珠车马，比金珠宝贝值钱的美是女，比美女值钱的是几个瞎老头子，——那时的职业音乐人基本都是瞎老头子。

　　当然，热爱高雅艺术的人士，是瞧不上郑国的音乐的。贬之曰郑卫之音，因为郑国卫国风气相近，但往往也只说“郑风淫”。有人考证说，这是因为两国的流行歌虽然都是情情爱爱的，但卫国歌好歹还是男追女，郑国往往就是女追男。在郑国，妈妈可以教育女儿说，随便拉个男人过来就可以做丈夫，歌里唱的，“你不想我，我就不能另找一个么？”这样的声口，太考验正人君子的神经。

　　春秋时最早欺负周天子的就是郑国，或者正因为建国时间短，没什么历史负担罢。

　　三、太行山以西

　　秦晋毗邻，两国经常通婚，所以后世也把结亲称为秦晋之好。但是彼此间打仗更多，尤其是所谓“西河之地”，更是反复争夺倒手。著名的函谷关便在这里，此地秦有则能“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晋有则“晋之强天下莫能当”。

　　【晋】

　　上述几个国家，彼此间往来频繁，晋在春秋初，和他们隔得就比较远。

　　原因一是太行山天然的地理界限，晋国境内戎狄横行，晋人长期既和他们作战，又和他们联姻。风俗上不免受他们的影响，弄得本身也被视为仅只是半开化的国家，所谓“不与诸姬等齿”。东方国家有点不愿意带他玩的意思。

　　二是晋国很早就发生了内乱，打了几十年的仗，晋曲沃的“富子”终于取代了本来周天子分封的晋侯。这种小宗抢大宗的地位的事，此时东方国家也干不出来。

　　著名的假途伐虢的故事。从虞公的那种天真善良的态度，也可见这种消灭同姓的事，当时也还是很罕见的。——当然，只要有人带头干了，卑鄙的传染性总是比高尚强的。

　　总的说来，可以认为春秋初，晋国是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

　　【秦】

　　西周故土的文化根基很弱，一经动乱，二百年文化建设的痕迹就烟消云散。如果说晋是戎狄化的国家，秦则几乎就是戎狄了。

　　秦人一直和羌戎杂居在一起，秦的祖先非子，是周王室的牧马人。那时候的秦人，或者还比较有些游牧民族的气质罢。周平王刚登上王位的时候，由于他这个位子来得并不很体面，所以传统上比较有势力的国家都懒得理他。秦国这个时候赶上去拍马屁，护送他到了洛邑。这样雪中送炭，自然各外令平王感动，于是许诺说，丰镐那里的地盘，我都不要了，你要是能从犬戎那里抢回来，就都归你了。秦这才取得了诸侯的地位。

　　秦的奴隶制最发达，殉葬之风也盛于其他地方，《诗经．黄鸟》就是哀叹贤能陪葬的事。秦最终对东方列国的胜利，是一次典型的野蛮对文明的胜利。

　　四、长江流域

　　长江流域的文化，此时颇不同于中原。春秋前期，楚实力已大张，骎骎然北上之势不可阻遏。

　　而吴国虽然是太伯、仲雍之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与周室完全失去了联系（也许对当时的造船水平而言，长江实在是过于浩瀚了），在春秋初，连周人最擅长的车战他都一无所知。

　　至于越国，就更不必提起了。

　　【楚】

　　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差别更大。首先语言便跟中原大不相同。先秦诸子里面最会骂人的这个孟轲孟老夫子，说起楚国人来，管他们叫“南蛮鴃舌之人”。鴃，就是伯劳鸟。我们现在骂听不懂的话叫鸟语，这个溯本追源，可以追到孟老夫子这里。另外，楚国国君姓芈，芈是羊叫的声音，大概中原人觉得他们说话像羊叫，就给安了这么一姓。

　　武王伐纣，孟津会盟的时候，楚国也来凑了个热闹，后来大封诸侯的时候，也就象征性的赐了个子爵给他。

　　当时楚国，大概是国力也弱，文化也不咋地，所以也就认了。但不久后楚国就强起来，大概楚地：

　　一则民风强悍，现在我们还讲，“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我在湖北住过大半年，一次从武汉到襄樊去，看见路边的恐怖标语，写的是，“严惩车匪路霸，群众打死有奖”）；

　　二则它的军权要比较集中，国家元首也就是中央军委主席，部队要调动就调动了，不像中原好多国家权力都在中间的大夫手里，几个大夫相互间一扯皮，那就完蛋了；

　　三则它的军工业，也确实比较发达。——再说一个成语故事，自相矛盾的那家伙是楚国人。——后来，最早使用铁制兵器的，很可能也是楚国。

　　于是，楚国就觉得“子”这么个称号很没面子，就自顾自的称王了。

　　中原国家对楚国本来瞧不起，现在打不过他了，就变成了对之又害怕，又加倍的瞧不起。《左传》的作者管楚王叫楚子，那是绝不松口的。

　　五、北燕

　　当时其实有两个燕国，后来成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燕国，乃是其中的北燕。

　　燕国是周北境的屏障，始封于燕的是召公奭。燕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国家，从西周甚至一直到战国结束，从地理上到文化上都是如此。连燕初九个国君的名字都失载，现在对西周时候的燕国，所知还十分有限。
　　

百万知青的婚姻[转帖]

　　“文革”后期，越来越多的知识青年遇到了婚姻问题。上山下乡的特殊场合，使这个问题成为纠结着诸多矛盾的一个焦点问题。本文记述了百万知青的婚恋生活。

　　提倡“晚婚”

　　1970年5月14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贫下中农积极教育插队知识青年，正确处理婚姻问题，劝导

　　他们实行晚婚的消息。文中，是否坚持晚婚，被耸人听闻地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加以认识，而一些地方出现的早婚苗头则被斥责为“阶级敌人”破坏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一股“妖风”。

　　1973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接见参加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时，周恩来明确指出：“计划生育，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分不开。城镇青年下去以后，要做模范。”他还特别夸奖女知青代表徐敏光是晚婚的“模范”。徐17岁时还乡务农，此时已经28岁，还没有结婚。周恩来指出：晚婚，计划生育，下乡青年提倡，造成风气，更有力量。

　　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上，主持者在周恩来的指示下特意邀请了老知青典型邢燕子、侯隽到会，向她们征求意见。她们发表看法说：一般情况，知识青年下乡3年就可以生活自给。但一到结婚年龄，就又有困难了。在知青小组集体里凑合能过，从集体户出来，要另外安家，盖房子，买家具，需要不少钱。她们还根据当地情况算了一笔账，一个下乡青年，建房一间要用400元（材料按国家价格，用工由队里摊派，不管饭）；小农具、生活用具、家庭副业铺底约70元；伙食补助第一年大约100元；第二年大约三四十元；到结婚安家时，补助几十元；再加上书报、医药费等，每人约需700元左右。邢、侯的估计似乎乐观了些，对一大批被安置到贫困地区插队的知识青年来说，下乡3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窘迫的处境。即便如此，她们的估计有助于说明，下乡青年在头几年里是不具备成家立业的物质条件的。

　　“反潮流”典型白启娴

　　尽管在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工作会议上，有关人士还在积极提倡“晚婚”，但第二年年初，新闻媒体对知青婚姻基调却发生了显著转变，转变的开端是由白启娴投诉报纸引起的一场风波。

　　白启娴原是河北师范大学的毕业生，1968年被下放到河北省沧县阎庄公社相国庄大队“插队落户”，1972年与同队一小学文化水平的农民仓促成婚。她努力适应由大学生向农妇的角色转变，烧火做饭、喂鸡饲鸭、操持家务、侍奉公婆、生儿育女。丈夫虽为人厚道，但不乏根深蒂固的夫权观念，无故挨丈夫的打很快成了她的家常便饭。她的婚后生活毫无美满可言，也不断遇到周围人的冷嘲热讽。

　　1973年底，在一次口角中，与白启娴同在公社执教的一名教师将这起婚姻说成是个“丑（闻）”。白在盛怒之下连写几封信寄给各家报社。信中称：“有人说嫁个农民没出息，依我看，那种贪图个人享受，看不起嫁庄稼汉的人最可卑”；“有人说，落在农村没前途，我坚信在广阔的农村奋斗终生大有作为，前途无量”。为了驳斥各种非议，她不惜美化自己并不如意的婚事，将偶然凑合的婚姻说成是“决心扎根农村干一辈子革命”的自觉行动。白启娴的信适逢其时，当时以江青为首的极左派领导人竭力推波助澜的“批林、批孔”运动刚刚拉开帷幕，正需要造就白启娴这样的“反潮流”典型。

　　1974年1月27日《河北日报》以《敢于同旧传统观念彻底决裂》为通栏大标题，发表了她的来信和《编者按》。《编者按》吹嘘她的信是“一篇生动的批林、批孔和进行路线教育的好教材”，并“希望涌现出更多的敢于与地主资产阶级的旧思想、旧传统观念决裂，敢于反潮流的人物，这对于反修、防修，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有其深远意义的”。不久，《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她的事迹。

　　随着白启娴名声鹊起，全国各地竞相树立自己的“白启娴”式人物。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人物为清一色女性，而且大多是在下乡头一两年就嫁给了当地农民。本来招致非议的人生抉择却成了赢得种种美誉桂冠的政治资本。宣传喉舌关于知青婚姻政策的重心迅速由倡导晚婚转向鼓励知青在农村结婚。

　　禁欲主义幽灵在游荡

　　下乡青年对待婚姻的态度，除了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外，还受着诸如生存条件、家庭背景、文化程度、价值取向等因素的左右。就绝大多数知青而言，在下乡的头几年，一种风靡的观念是：优先考虑个人问题与革命的大目标是格格不入的。许多青年憧憬的是为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奋斗献身，认为沉湎于个人的卿卿我我，意味着失去献身的资格。禁欲主义的幽灵肆无忌惮地在青年中间游荡。于是，紧闭初开的情窦，将求爱者一口回绝者有之；将热情的情书交给领导者有之；将隐秘的情爱之火熄灭在革命祭坛前者亦有之。

　　生产建设兵团政治环境也助长了禁欲主义的弥漫。有的连队自定土政策:掌灯后男女青年接触，必须有“领导”陪同；有的干部专门稽查男女知青幽会，私拆情书，并拿到大会上宣读，作为“阶级斗争的反映”，或者扣上“侮辱妇女”的罪名。对人权的公然践踏，时常激化矛盾。有的青年不堪其辱，逃出境外；有的万念俱灰，走上绝路。

　　知青与农民结合苦果多

　　数年过后，下乡知青的生活态度变得越来越实际，对个人的终身大事虽或处理谨慎，对他人的婚姻已颇能宽容和理解。与此同时，官方政策由提倡晚婚转为积极支持青年结婚。

　　知识青年的婚姻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双知青类型（夫妇双方均为知青），知青与农民类型，知青与国家职工（军人）类型。

　　在三种婚姻类型中，知青与知青共结连理一般具有较为坚实的感情基础。但农村艰窘的生活却给这种“理想的婚姻”蒙上浓重的阴影。许多知青婚后只有菲薄的收入，经济上无以自立。若再生儿育女，对捉襟见肘的生活无异于雪上加霜。

　　知识青年与农民的结合在全部婚姻中涉及面最广，酿成的苦果也最多。白启娴扬名后，地位陡然变化，先由地委书记介绍入了党，继而被增补为第4届全国人大代表，擢升为河北省知青办副主任，地区文教办副主任，公社党委副书记。白启娴的归宿是可悲的。“文革”结束后，她调到沧州师范专科学校教务处任副主任。1982年11月煤气中毒致死，年仅39岁。

　　（《书摘》2009年第6期　定宜庄文)
 

英军二战密造“缝衣针炸弹” [转帖]

　　二战期间，英军方科学家曾研发出一种秘密致命武器“缝衣针炸弹”，其结构精巧无比——每一枚“缝衣针炸弹”中都装有成百上千根特制的“毒针”，“毒针”的针头部分是空心的，可以容纳剧毒物质，在毒物的上方则放有一个高密度的“惯性小球”。当“缝衣针炸弹”引爆之后，成百上千根藏有剧毒物质的“缝衣针”就如雨点一般
喷射而出。一旦“缝衣针”高速刺入人体，针头上的毒物足以令人当场丧命。
　　据文件披露，英国军方决定先生产3000万根“毒针”。英国军方向当时英国最大的“辛格”缝纫机公司下了一份制造3000万根特制缝衣针的订单，但军方并未透露其用意。尽管这份订单令“辛格”缝纫机公司莫名其妙，但该公司也很知趣，他们在回信中写到：“似乎这些针不会是用在缝纫机上的，而是另有用途。无论如何，我们都愿意提供帮助，如果可能的话。”

　　但“缝衣针炸弹”始终未投入生产。专家推测，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毒针”的穿透力实际上非常差，人们只需躲在树下、藏在建筑物或车中，即可轻易躲过致命的“毒针雨”。解密报告中也披露，军方后来认为“缝衣针炸弹”是一种“极不经济的武器”，因此放弃了研究计划。

我国古代如何监管食品[转帖]

　　近年有关食品安全的事件不时发生，如何监管食品安全成了人们广泛关注的问题。我国古代的一些做法，可作借鉴。

周代：果实未熟，不得买卖

　　《礼记》记载了周代对食品交易的规定，这大概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关于食品市场管理的记录：“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鬻于
市。”“不时”是指未成熟，可见是为了防止引起不良后果，禁止未成熟的作物进入市场。

唐代：问题食品致死，责任人判处绞刑

　　唐代严格杜绝有毒有害食品流通。根据《唐律疏议》，某种食物变质让人受害，食品的所有者必须立刻销毁食品，否则要被杖打90下；不销毁有害食品或继续出售，致人生病，食品所有者要被判处徒刑一年；如果这种食品致人死亡，食品所有者要被判处绞刑。

南宋：行会严把质量关

　　南宋经济繁荣，临安有各种食品市场和行会：米市、肉市、菜市、鱼行、蟹行等。一些投机分子常常使用“鸡塞沙，鹅羊吹气，鱼肉注水”之类的伎俩牟取利润，为了加强管理，宋代官府让各类商人组成行会，商品的质量由各个行会把关。

(《羊城晚报》6.29　张珊文

伊拉克共产党 [转帖]

　　受前苏联革命胜利的感召，伊拉克共产党于1931年3月31日成立，并随即提出反帝、反封建口号，积极参加民族解放运动。1936年由于组织暴露而遭受沉重打击，党的第一任总书记阿斯姆等领导人被捕。1938年，党的创始人之一法赫德从苏联学成回国，着手重建党组织，并于1941年11月起任党的总书记。1945年2月，伊共召开“一大”，选举法赫德为总书记，制定了第一部正式党章，提出党的基本任务是建立包括一切爱国力量的民族阵线，为伊拉克的独立和社会进步而斗争。二战后伊国内环境相对宽松，伊共的力量发展较快，并广泛开展工人和农民运动，积极组织人民群众武装抵抗。
　　1958年7月，伊共虽支持卡塞姆军人集团推翻了费萨尔封建王朝，但此后却被排挤在政府之外，处于半合法状态。伊共利用革命胜利影响，迅速公开建立和扩大了群众组织。党员人数增至4万，下属人民抵抗部队有3.5万人，群众组织成员达100万人。但伊共为争取“公开合法”，对卡塞姆政权不断退让，甚至于1959年6月交出了人民抵抗部队的武装。随后又作出“和平过渡”决议，宣布放弃暴力，彻底陷入被动局面，错失了进一步推翻军人独裁政权、建立民主政权的良机。
　　1963年2月，复兴党在“巴格达联盟”的支持下政变上台，视力量迅速扩大的伊共为头号眼中钉，对其发起血腥镇压。以萨拉姆为首的伊共半数以上政治局委员和成千上万的党员被杀害，党内元气大伤。1963年11月，阿里夫军人集团推翻复兴党政权，伊共决定与新政权合作。但此阶段党的领导人严重右倾，致使党内左翼势力发动大规模分裂，自立新党。右倾路线导致党内组织分裂和思想混乱，党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伊共再次陷入困境。
　　1968年7月，复兴党再次执政。伊共采取了与复兴党合作的方针。但部分党员因反对中央对复兴党所持的“摇摆不定的尾巴主义立场”而组成伊共——马列主义组织，另一部分党员则建立了伊共（光明之路领导）。一方面为消弭党内分裂，另一方面困于为复兴党“上台执政后与共产党人和解合作”承诺的迷惑，伊共在1970年9月召开的二大上仍决定对复兴党采取“既支持又批评”方针，服从复兴党的领导，并再次放弃了参与武装力量的主张。1973年4月，伊共又宣布接受复兴党提出的“民族行动纲领”，并于同年与复兴党组成“全国民族进步阵线”。而复兴党在掌握政权和局势稳定后，放弃了执政初期的一些积极政策，冻结了《工人法》和《社会保障法》，在农业政策和对库尔德人权益的立场上也出现极大倒退，限制政治民主与自由，将伊**员从政府中清除，并加大了对伊共等民主运动的镇压力度。1978年3月，伊共中央全会全面批评复兴党的内外政策，与复兴党关系恶化。复兴党遂关闭了伊共在各省的所有党部，肆意关押、处死伊**员，逼迫大批党员逃往他国。1979年5月，伊共政治局发表声明说伊共在“全国民族进步阵线”中已无代表，全国阵线“已不存在”。与复兴党政权彻底决裂后，随着两伊战争的爆发，伊共转移阵地到伊北部库尔德地区，与当地组织并肩战斗。
　　转入库尔德地区后，伊共开始注重加强党建，致力于巩固和发展党组织。经历了1979—1989年长达10年的武装斗争，鉴于国内和地区形势的重大变化，伊共被迫中止武装斗争。但它始终没有放弃参加反政府活动，一直谋求建立反政府统一阵线，争取在伊建立民主政权。在2003年4月萨达姆政权倒台后，伊共召开了25年来的首次公开会议，重新成为伊拉克政坛上一支积极力量。
　　适应形势发展 积极参与伊战后重建
　　伊共始终坚持高举“马列主义”旗帜，致力于不断向社会主义迈进。美伊战争后，伊共通过对国内、地区和国际新形势、新变化以及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成败得失进行总结，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制定了新的纲领和章程，并积极参与伊战后重建。它先后参加了美国主导的“临管会”，党的总书记哈米德成为其25名成员之一；与其它政党结盟组成“伊拉克团结名单”参加议会选举获25席，在市政选举中独立获14席；积极推动制定《民族和解纲领》，将落实《纲领》确定为党当前首要任务，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同其它爱国力量的团结与协作，在国家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斗争历史的传统政党，伊共始终关注着国内、地区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并及时、鲜明地提出自己的立场与主张。对于伊拉克遭遇的三场战争：伊共认为1980年爆发的两伊战争是伊拉克向伊朗发动的一场不义之战，反映了萨达姆独裁政权的侵略性，呼吁立即结束战争，反对侵占他国领土；伊共反对伊拉克侵占科威特，认为萨达姆发动这场战争是为转嫁因两伊战争造成的国内矛盾和经济危机，无益于本国和地区人民，要求制裁独裁者，救人民于水火之中；伊共既反对美国向伊拉克发动侵略战争，又反对萨达姆独裁政权，认为应通过伊国内爱国力量、依靠人民群众、国际和平人士和合法力量推翻萨达姆政权，并要求美及其盟友在避免伊陷入内战的基础上尽快从伊撤军。在库尔德问题上，伊共主张和平、民主地解决这一问题，满足库尔德人的要求，实现在伊拉克共和国范围内库尔德人的自治，加强库尔德人同阿拉伯人的团结。
　　对于当前伊国内形势，伊共认为恐怖暴力活动虽较前有所减少，但伊安全形势依然不容乐观，教派冲突不断升级，暗杀爆炸事件层出不穷，伊安全部队战斗力低下等。加之伊各派政治取向迥异，造成伊政局动荡不安、政治进程举步维艰。但是，伊共坚信道路虽然曲折，但前途光明，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伊拉克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
　　在地区问题上，伊共主张根据安理会决议，公正、全面地解决阿以问题。要求以色列从占领的全部阿拉伯领土上撤出，承认巴人民回归权和民族自决权，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
　　伊共认为，虽然苏东剧变对整个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精神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问题，而是由于苏东各国未能从实际出发、与时俱进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造成了实践的失败。
　　憧憬未来 以建设国家为己任
　　时至今日，伊**员人数已近2万，拥护者逾20万，在伊各省设有100多个办事处，力量正在逐渐恢复。伊共坚信自己将成为赢得民众广泛支持的大党，社会主义一定会在伊拉克取得成功。但鉴于伊拉克社会浓厚的多民族和多教派色彩，伊共虽有一定影响，但其群众基础并非十分牢固、广泛，仍需进一步改革和发展，适应形势变化发展不断调整方略，扩大自身在伊的影响，与其它爱国力量一道为将伊拉克建设为一个民主、联邦、统一的国家而努力奋斗。

史海回眸：第一个到哈佛教书的中国人[转帖]

　　当我们走进著名的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时，会被墙上悬挂着的一幅大照片所惊讶。这是一个清代官员打扮的中年人，头上顶戴花翎，身着官服，足蹬皂靴，清癯的脸上生着一双睿智的眼睛。他就是第一位到美国名校任教的中国学者戈鲲化（1838—1882）。120多年前，戈鲲化不远万里来到美国，创立哈佛大学的中文教育，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美国商人请哈佛培养中文人才

　　戈鲲化能够赴美担任哈佛中国语言文学教师也是机缘巧合。起先，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课程并不是校方的本意，而是来自于在华经商的美国商人的建议。1877年，一些美国商人在与中国进行贸易时，深感培养通晓中文人才的重要性，他们希望哈佛大学可以培养一些了解中国的年轻人，使美国人能够在中国政府供职，并促进两国间的贸易往来。

　　对于学习中文的目的和意义，有关人员均无异议，但在具体操作方法上却产生了分歧。有人认为，学习中文就应该到中国去学，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才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人则坚持从中国聘请教师来美国教学。这时，哈佛大学的态度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当时哈佛已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大学，但校方认为开设中文课极具挑战性，可为哈佛的进一步发展拓展空间，因此极力赞同从中国聘请老师。于是，商人们捐赠了8750美元，让哈佛大学从中国聘请教师，开设一门为期三年的中文课程。

　　计划敲定了，但到哪里去找合适的中文教师成了一个难题。这时，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想起了自己的朋友———美国驻中国牛庄领事鼐德。埃里奥特亲自写了一封信，请求鼐德帮忙在中国寻找中文教师，鼐德则委托担任清朝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帮忙。赫德又把此事托付给任职宁波税务司的美国人杜德维。早在康熙年间，宁波就是中国四个对外通商口岸之一，1844年开埠以后，与外国的贸易往来更加频繁，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赫德认为在宁波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人选。经过仔细考虑，杜德维选中了自己的中文老师戈鲲化。当时，戈鲲化正在美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对西洋特别是对美国有一定了解，而且还教过一位英国学生和一位法国学生。

　　■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

　　1879年5月26日，美国驻牛庄领事鼐德在上海代表哈佛大学校长埃里奥特和戈鲲化签订了任教合同。合同规定，哈佛聘请戈鲲化前去教授中文，自1879年9月1日起，至1882年8月31日止，共计三年，每月薪金200美元，往来旅费（包括随同人员）亦由校方负担。至于在哈佛的课程设置、学生人数、教学时间，则由校方根据具体情况统一安排。

　　这年秋天，41岁的戈鲲化带着妻儿与一个仆人，经过50天的航行，乘船抵达美国，开始了他在哈佛大学为期三年的教学生涯。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向西方世界派出教师，讲授中国文化。此事立即成为当时美国各大报纸争相刊登的新闻。

　　抵达哈佛后，戈鲲化在1879年10月22日正式开课，他的第一份教材是一篇小说。戈鲲化在哈佛开馆授徒，但学生并不局限于本校人士，任何有兴趣了解中国的学者，或者希望从事外交、海关、商业及传教事业者，只要缴费就可选修他的课程。戈鲲化每周上五天课，每次上课他都要穿上官

　　服，要求学生尊师重道。他还为哈佛的教授们特别开设了中国诗文讲座，有时还应邀到教授俱乐部去演讲。1880年，戈鲲化以他的特立独行和厚重的中国文化背景成为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令人瞩目的贵宾。

　　在哈佛，戈鲲化的教学以其丰富的内容、充分的准备和高度的技巧著称，深受学生和同事的好评。戈鲲化是作为语言老师被聘任的，但他的文化自豪感决定了他更想做一个文化传播者，而不仅仅是语言老师。他选择的载体是中国诗歌，因为“诗言志”，诗歌是非常民族化的，融合了民族精神。因此，他在任何场合，几乎都不忘吟诗、讲解诗。

　　作为诗人的戈鲲化，用中国诗歌的魅力和中国诗人的气质，感染了从未接触过中国文化的美国人。戈鲲化不仅自己喜欢诗，而且强烈地意识到诗的价值，有意识地在美国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要把诗的精神带到美国。为此，戈鲲化专门编纂了中文教材《华质英文》，这本教材被哈佛大学称作“有史以来最早的一本中国人用中英文对照编写的介绍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诗词的教材”。在这本收录了戈鲲化自己创作的15首诗作的小册子中，既有中文原诗，又有英文译文，还有对诗中词句、典故的英文解释，甚至还标出了平仄发音。通过这种方式，戈鲲化不仅使中文教育更加生动，也让学生在学习汉语的同时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在异国的戈鲲化就这样顽强地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先行者。

　　■两大文明的沟通者带着遗憾客死他乡

　　在日常生活中，旅居哈佛的戈鲲化也以一种开放积极的姿态融入了美国社会。他一到哈佛就开始学习英语。很快，他就摆脱了基本上不会说英语的窘境，能比较随意地用英语和人们交谈，甚至可以翻译自己的文章和诗歌。他从不排斥美国文化，对所见所闻总是备感兴趣，孜孜以学。

　　戈鲲化很注意与身边的美国人友好交往。美国报刊评价他“擅长交友，待人真诚”，“他独特的社交气质使他能够与社会各界人士交往，努力使自己能被大家接受”。依靠着自己的努力，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戈鲲化与美国的汉学家们和当地社会名流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尽管戈鲲化关于汉语教学和文化传播有许多雄心勃勃的设计，可惜“千古文章未尽才”，他在哈佛的任教期还未结束，就于1882年2月不幸患上了肺炎，虽经当地名医全力抢救，但他的病情仍不断恶化。几天后，带着事业未竟的遗憾，戈鲲化在异国的土地上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旅途。

　　戈鲲化虽然英年早逝，但他却留给美国人一笔精神财富。正如他的美国朋友在悼词中所说：“通过戈鲲化的言行，我们发现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那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兄弟般的关系。”哈佛大学神学院院长埃里福特也高度评价戈鲲化：“当他拜访别人时，具有绅士的老练机智，尊重我们社会的习俗；他款待客人时，又总是以中国的礼仪相待。”这种交流智慧，被埃里福特视作“能在新旧两大文明间进行沟通交流”的佐证。

　　过早结束了生命旅程的戈鲲化，没有来得及把他在美国的收获带回国内，用他的学识来推动中国的进步。比起中国第一个留学生容闳，一百多年来，戈鲲化的名字几乎不为世人所知。但是，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中，他的美国之行所体现出的意义是应该给予充分评估的。

　　近代以来，中国总的趋势是吸收外来文化，但是西方文化中却夹杂着一些糟粕。面对承袭国学精粹和学习外来先进文化这两种选择，几代中国知识分子都曾产生过困惑，如何平衡两者间的关系也成了一个经久不衰的话题。然而在一百多年前，戈鲲化已经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面对当时强势的西方文化，他试图将其精华与中国文化融会贯通。同时，他将古老的儒家文明介绍到美国，给高速发展的资本主义文明提供了另外一种价值参照，使人们看到文化交融互补的重要意义。今天，当我们面对全球化浪潮时，重新审视戈鲲化的历史贡献，其意义毫无疑问是重大的。▲

　　<<环球时报>>　2005年12月26日 第二十三版

我给毛泽东送去毛岸英噩耗[转帖]　

　　　在援助朝鲜的战争中，毛泽东最器重的长子毛岸英捐躯疆场，作为父亲，他却把痛苦藏在自己的心底。本文作者叶子龙曾任毛泽东秘书，他的回忆向世人展示了一个内心充满爱和痛苦的伟大父亲。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对战事发展非常关注，也很忧虑。此时大陆的中共政权刚刚建立，攻占台湾也摆上了日程，正在积极做着军事、外交、物质等各方面的准备和部署，国内政治、经济秩序处于十分敏感和关键的时刻。毛泽东曾指示中央有关机构的负责人，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做好应对的准备。

　　几天后，我把金日成发来的一份电报送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金日成通报了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后，正在继续向南快速推进的情况。我高兴地对毛泽东说：“看来朝鲜的解放和南北朝鲜的统一很快就要实现了，金日成真了不起。”

　　　毛泽东不以为然地说：“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美国人是不会善罢甘休的！”
　　此后，中共中央连续开会研究朝鲜战争局势和我们的应对措施。毛泽东频繁地向驻守全国各地的军队将领发电报，通报有关情况，并告之做好相应的准备。在此期间，他通过电报、电话和面谈的方式，与彭德怀、粟裕、林彪进行了情况交流。8月底，毛泽东给远在西北地区的彭德怀发去一电，提出为了应对局势的变化，“现须集中4个军以便机动（已经集中了4个军），但此事可于9月底再作决定，那时请你来京面商”。
　　战争果然是按照毛泽东的预见发展的。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数万部队在朝鲜西海岸的仁川登陆，26日攻占汉城，并大举向北进犯，战局迅速恶化。

　　10月1日，是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日。金日成首相发来一封急电，请求中国直接出兵援助。

　　我马上把电报交给毛泽东，毛泽东迅速看后说：“请在京的政治局委员过来开会！”
　　当天晚上，在中南海颐年堂，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朝鲜战争的最新情况和我们出兵的问题。
　　第二天，我与毛泽东一起吃饭时，他说：“林彪说他身体不好，要到苏联休养，关键时刻还是彭老总（彭德怀）行！”

　　几天后，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从西北赶回北京接受任务。临出发前，毛泽东把他的儿子毛岸英托付给彭德怀。

　　1950年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此前，毛岸英随彭德怀先期进入朝鲜。
　　
　　11月25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发来一封电报，除了报告战事以外，重点提到毛岸英不幸牺牲的消息。电报极简短。

　　拿着电报，我的心在颤抖。毛岸英比我小六岁，我们相识很早，交往较多，私人关系也不错。他才28岁，正是风华正茂的时候，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稍稍平静下来以后，我拿不准主意，该怎么处理这份电报，毛泽东经受得住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吗我把电报交给周恩来，他是解决问题的大师，每次遇到难题时，我少不了请教他。周恩来看了电报，他坐在办公桌前，左手扶在前额，半晌才站起身，他低声对我说：“让我考虑考虑，先放一放再报告主席。”加拿大新闻商业网 w5W%f p M%N V

　　过了些天，彭德怀又给毛泽东发来一电，并提到上次电报中谈到的战事翻译有误。这一次，我把电报直接给周恩来送去。周恩来说：“不要瞒了，总瞒着也不是办法，报告主席吧！”

　　我手拿两封电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他正在沙发上看报纸。我小声叫了一声“主席”，然后把电报交给他，然后默默地站在那里。

　　毛泽东像平常一样，放下报纸，接过电报看了起来。这时，我感觉空气仿佛凝固了。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有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当他抬起头时，我看到他没有流泪，没有任何表情，但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他向我摆了摆手说：“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我听完后，小心翼翼地退了出来。

　　第二天，江青得知了消息，她跑到毛泽东的办公室里哭鼻子。加拿大新闻商业网

　　对毛岸英牺牲一事及毛泽东当时的情况，多年来各种媒体做了大量渲染，其说不一。实际情况如上所述，彭德怀的电报只有周恩来和我知道，向毛泽东报告时只我一人在场。

　　为了便于工作，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我于1951年1月10日将毛岸英牺牲的事在极小范围内做了书面通报，并附了一纸说明：“此事请各同志阅后不要宣布，现在还只有少数同志知道，请注意。”这份材料现存于中央档案馆。对毛岸英后事的处理，彭德怀来电建议，毛岸英的遗体与在战争中牺牲的其他志愿军官兵的遗体一起埋葬在朝鲜，毛泽东表示完全同意。

　　抗美援朝战争，以中朝人民的胜利而告结束。同时，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成千上万的中国士兵长眠于异国的土地。

　　1958年秋，最后一批志愿军官兵，胜利完成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使命，回到国内。这批部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三个师以及后勤保障部队共7万人。

　　摘编自《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汪精卫：也曾爱国 缘何走上卖国路[转帖]

　　　　核心提示：早期的革命青年、同盟会员，为了革命曾经刺杀清朝摄政王，曾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曾经担任过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在汪精卫的前半生，我们不能不说他是个有志向、有作为、为革命做过贡献的人，这样的一个人为什么在举国抗战的时候却变节投敌呢？

　　　　汪精卫夫妇

　　位于南京中山陵附近的梅花山被毁后的汪精卫墓地

　　毁墓扬灰

　　1946年1月21日，梅花山突然戒严，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禁绝来往。国民党部队51师工兵指挥官马崇六指挥士兵趁着夜色，将150公斤TNT烈性炸药运上山顶。这些炸药，将用来炸开汪精卫的坟墓。

　　毁墓的命令是1月中旬下达的。南京黄埔陆军总部的会议厅内，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召开会议，据当时的记录，何应钦说，“汪精卫的坟墓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不把它迁掉，有碍各方面的视听”！

　　何应钦的建议随后上报尚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得到蒋介石首肯。

　　军队工程师发现，由于汪伪政权的迅速败亡，汪精卫的坟墓外部建筑尚未完工，但坟墓为钢筋混凝土结构，相当坚固。经过研究，工兵部队决定用炸药先炸开外层混凝土钢筋墓壳，再毁掉盛棺的内窖。

　　1月21日夜，一切准备就绪，一声山摇地动的爆炸，汪墓被炸开。

　　内窖炸开后，发现棺木，揭开棺盖，汪精卫的尸骸上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尸身着藏青色长袍与黑色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汪精卫的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只是面部略呈褐色而有些黑斑。

　　军官检查尸身，除在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外，别无遗物。纸条上用毛笔写有“魂兮归来”四字，下款署名陈璧君。据记载，这是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时，其妻陈璧君接运尸体回国时所写。

　　墓地残基当夜就被工兵夷平，墓址平整后，上面盖起了一座廊亭，两面辟小径，植花木，即为现在的观梅轩。

　　而汪精卫的尸身连同棺材被连夜拉到了南京清凉山火葬场，半个小时内，棺材连同尸体全部焚化。随行军官再命令工人向炉膛送风，骨灰随即扬散无踪。

　　汪精卫生前诗词中，曾有“劫后残灰，战余弃骨”，“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等句。诗词本为早年表明革命心迹，但其最终叛变投敌，至此皆成谶语。

　　
　　早年在日本当同盟会员的革命青年汪精卫

　　
　　汪精卫与孙中山等同盟会员合影

　　1939年4月25日，越南海防港，时年57岁的汪精卫登上了一艘名为“冯·福林哈芳”号的法国小货轮。细雨蒙蒙中，货轮启航驶往上海。

　　按照日本的安排，汪精卫本应乘坐日本北光丸号，但汪精卫认为乘坐日轮“有失体统”，坚持租用法国货轮。但海上风急浪高，法国小船不堪应付。29日，汪精卫发电向北光丸号求援，最终还是乘坐救生艇爬上了日舰。

　　是夜，汪精卫写下了《夜舟》一诗，诗中借用文天祥《过零丁洋》典故，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之句。

　　此时，距汪精卫发出叛国电已有5个多月。电文中，汪精卫提出了自己对抗战的理解：“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发出旨在灭亡中国的第三次“近卫声明”，蒋介石对此怒斥，“骨子里实在是暗藏着机械利刃”，“这是敌人整个的吞灭中国，独霸东亚，进而企图征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阴谋的总自白；也是敌人整个亡我国家、灭我民族的一切计划内容的总暴露”。

　　汪精卫却在电文中对此辩护：“第一为善邻友好”，“第二为共同防共”，“第三为经济提携”。汪精卫最后说，“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

　　其实汪精卫何尝看不出“近卫声明”“暗藏利刃”？他私下对周佛海等人哀叹，“墨迹未干，日本人食言而肥，我如何拿这样的条件向国人交代，新政府尚未出世，就裹上了一层汉奸的胞衣”！

　　汪精卫所指的食言而肥，是指“近卫声明”和此前汪精卫与日本签订的“重光堂密约”不符。在“密约”中，日本承诺“两年内全部撤兵完毕”，中国方面“承认日本军的防共驻兵，以内蒙地区为特殊防共地区”；而待“近卫声明”发表，日军的驻军地点抽象化，撤兵时间无限期推迟，字里行间还留下无限勒索空间。

　　正是有“重光堂密约”，汪精卫才于1938年12月由重庆转道昆明，出逃越南河内。汪精卫早年追随孙中山，曾有谋划刺杀清廷摄政王之壮举，其后又为孙中山撰写《总理遗嘱》。论资历，为国民党元老；论现实地位，在蒋介石一人之下。汪精卫的出逃，震惊了整个中国。

　　
　　1925年，汪精卫担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

　　
　　志得意满的汪精卫

　　国民党内部仍然对汪精卫回心转意抱有幻想，国民党中政会在致汪精卫的信中恳求，“先生其归欤，国危如斯胡不归！”信中还说，“大敌在目，薄海同仇，先生将何之？”

　　蒋介石在汪精卫出逃当天的日记中也记载，“此事殊所不料”，“痛惜之至”，“惟望其能自觉回头耳”！

　　而汪精卫“将何之”？他已经不会回头了。

　　甘当走狗

　　早在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抛出“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时，汪精卫就发表了《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讲话，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

　　另据记载，某次汪精卫曾问冯玉祥，大家都呼“抗战到底”，这个“底”在何处？冯说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卫这个秀才听来，“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无知”。

　　而汪精卫之羽翼周佛海对中日之战也有“妙论”：“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日本感觉到痒的时候，中国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卫以及身边的“急和派”们看来，“抗战必败，抗战必亡”。他们看到了中日之间硬力量的差距，却对中国和中国人民蕴藏的巨大潜能和坚忍韧性无从认识。

　　汪日勾结之后，西方国家纷纷发表声明，维护“九国公约”；美国国会不久后通过对华贷款；英法等国更于欧战爆发前抽调兵力增强远东防务。抗战曙光可谓初现。

　　周恩来曾评价蒋介石，可能不是一个好的战术家，但称得上一个好的战略家。这样的战略家眼光，却为汪精卫所没有。

　　
　　1927年与陈独秀会谈

　　
　　担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

　　在早年刺杀摄政王之前，革命党内部曾认为刺杀意义较小而风险太大，汪精卫为此撰《釜薪论》，认为革命犹如烧饭，需釜和薪。釜者，不惧水火忍受长期磨练；薪者却一时轰烈瞬间辉煌。汪精卫自称没有持之以恒的精神，愿意为薪。

　　陈立夫曾对此评论说，汪精卫最缺少的就是锲而不舍的韧劲，“书生难成大事”；而汪精卫的死忠派陈公博也有过评价，“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则留不合则去”，“一个国民有他自己应付的责任，责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战正是考验整个国家和民族的韧性。汪精卫却在胜利前的黑夜悲观绝望，丧失了应有的判断力和良知，走向了无法回头的叛国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从上海飞赴日本谈判。谈判一开始，日本陆相板垣征四郎就奚落汪精卫，“我以为，要在中国建立新的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须争取到重庆方面的要人和军队的多数。您对此一定有相当的把握，如果能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实为荣幸”。

　　按照“重光堂密约”，汪精卫企图拉拢云南的龙云和广东的张发奎宣布脱离中央，但立遭拒绝。汪精卫此时无地无枪，仅有几个“急和派”跟在身边，根本无法对板垣的奚落做出回应。对于日方顺势提出的得寸进尺的新密约，说不出半个不字。

　　而此前，汪精卫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内数月不理不睬，当时的汪精卫曾感到从未有的孤独和寡助，只能“诗酒自娱”。对此，日本想拉拢而未成功的军阀吴佩孚有锥心之论，“公离重庆，失所凭依，如虎之出山入匣，无谋和之价值”。

　　
　　中年汪精卫

　　汪精卫此时已成傀儡，此后汪日密约又被高宗武、陶希圣曝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通过决议，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国民党《中央日报》、中国共产党《新华日报》均发表长文，号召“打倒走狗汉奸汪精卫”。

　　面对汹汹众议，汪精卫习惯性地陷入了踌躇中。在谈判中，汪提出一旦新政权建立，最低限度，日本的派遣军总部应迁出南京以外，而连这一个条件，也终为日方所拒。

　　但对汪精卫来说，在南京建立新政权，“继承正统”的诱惑太大了。多少年来，他都以孙中山正统继承人自命，而在与蒋介石的权力争夺中，始终棋输一着。如今眼见可以借日本之力立国，汪精卫又如何舍弃得下？

　　汪精卫最终与日本达成了协议。1939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极司斐尔路76号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国民党，选举中央委员，并通过了“和平、反共、建国”的政治纲领。

　　1940年1月22日，汪精卫等一行赴青岛，与南京“临时”、“维新”两组织及蒙古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划分“建国”后的权力分配。

　　一场大戏，即将开演。

　　
　　汪伪政府成立典礼

　　粉墨登场

　　1940年3月30日，酝酿了1年零3个月的汪伪政权“还都南京”仪式终于登场。

　　原来的国民政府旧址被原南京维新政府的梁鸿志占着不给，汪记“国民政府”于是选址战前考试院的旧址。

　　原考试院位于南京玄武湖南岸，鸡笼山东麓，依傍古城墙而建。这是1930年代初修建的一组古典式建筑，飞檐翘角，错落有致。大院内的建筑群按东西两条平行的中轴线排列。汪精卫选择地处东轴线的宁远楼作为自己的办公楼，相对的西轴线的明志楼则为“国府礼堂”。“还都仪式”就在国府礼堂举行。

　　20日清晨，警察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按照日本要求，上面必须加一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当时的市民们，把这条黄飘带形象地称作“日本人的三角裤”。

　　南京的军政官员们分乘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在临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而是换了一个方式，改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汪精卫或许希望藉此暗示：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将来随时会撕去。

　　国府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但官员们彼此相见也只是点头为礼，全没有喜庆的气氛。

　　汪精卫身着黑色礼服，文官穿蓝袍黑褂，而武官着军装。汪伪政府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回忆，“他显得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面上没有一丝笑容，严肃地悄然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

　　
　　汪伪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

　　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汪精卫俯下了头，脸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国歌后他宣读了《还都宣言》并发表讲话，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典礼在汪精卫讲话后匆匆地结束。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

　　金雄白的回忆录中这样形容：“这张合影，就完成了历史上悲剧的序幕”。

　　典礼上不仅没有外交常例上的各国使节，连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常驻大使。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往政府作形式上的拜访。

　　典礼当天，南京城里却闹得一片狼藉。由于市民均挂起了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南京城内的日本兵就把国旗当射击对象，还有士兵殴打悬旗居民。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反感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汪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极力弹压，才算平息。

　　典礼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发布通缉名单，汪精卫赫然排在名单之首。

　　日本此时却没有宣布支持汪伪政权。他们还和重庆方面保持着多方面的联系，尤其是诱降蒋介石的“桐工作”(“重庆和平路线”的暗语)还在实施之中。

　　汪精卫对日本诱降蒋介石非常紧张，按照周佛海的说法，听说“桐工作”之后，“一夜没有睡好”。由此可见，汪精卫叛国投敌，“争坐头把交椅”确为重要原因，他知道如果蒋介石也与日方媾和，那么自己就没任何价值了。

　　但“桐工作”只是日本的一厢情愿，延至1940年11月30日，日本才决定正式承认汪伪政权。条约的签字地点在汪伪政府，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代表政权在协定书上签字。

　　
　　左起：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

　　据金雄白回忆，“那天，他穿了一套礼服，日方大使抵达前，他站立在礼堂前的阶石上，面部本来已充满了凄惋之色，他呆呆地站着，远望缭绕在紫金山上面的白云，忍不住两行清泪，从目眶中沿着双颊一滴一滴地向下直流。突然，他以双手抓住了自己的头发，用力地拔，用力地拉，俯下头，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之声，泪流满面，他的悲伤，是仅次于捶胸顿足。所有在四周的人员，也为汪氏的悲苦，激起了国家之痛，与身世之悲，许多人的眼眶都红了”：“那时，欢迎大使的军乐起奏，阿部已缓缓进来，立在汪氏旁边的翻译低声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说着，一面从上衣袋中取出小梳，为汪氏整理一头乱发，一面用手帕为汪氏抹干了面部的泪痕。汪精卫像瞿然从梦中醒来，面上重新露出了一丝苦笑，迎接阿部，同入礼堂，完成了签署手续”。

　　在条约中，日本终于正式承认了汪伪政权，而汪伪则承认了“满洲国”，同时承认多项日本在华殖民利益。

　　千古忠佞

　　汪精卫的公馆设于颐和路34号，是一座富丽堂皇的西式建筑；汪伪政权内实权人物周佛海的公馆则位于西流湾号称“低调俱乐部”的原宅。这两座建筑事实上成为了汪伪政权核心人物议事的地点。

　　但南京真正的中枢却不在这两座建筑内，更不在“国民政府”，而在南京城首都饭店内的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除此外，日本驻南京特务机关、大使馆和总领事馆，以及“兴亚院华中联络部”等机关都可以指挥汪伪政权。

　　“派遣军司令部”还专门成立“联络委员会”，每周举行一次会议，日本的各项政策，均通过此会传达，由汪伪政府实施；而汪伪政府的工作，也在此向日方汇报和请示。

　　每当有重大事项，日本最高当局则常将汪伪政府的主要成员召到东京，或由东京派人前来直接指挥。

　　据陈公博回忆，汪伪政府除了委任政府内的官员比较自由，各外省官员的任免都须日军同意。“各地不肖官吏只知有联络部，不复知有政府”。

　　
　　1942年12月，汪精卫访日时和东条英机在一起（左一）

　　财政经济权更为日本所把持，“物资在日人手中，金融是在日人手中，交通也是在日人手中”，实际上，包括工商、海关，都为日方严密控制。甚至汪伪政府在1939年至1940年筹建阶段的活动经费，也是靠日方从海关收入中提取。

　　而军事方面日本控制更严，军事机构和军事学校，都派驻有“日本顾问”；伪军成立后，日本一方面控制枪械和弹药的发放，另一方面尽量把伪军分散放置，直到1943年，行将败亡的日本急需利用伪军力量，才让伪军在数量上有了较大发展。

　　对于这样的局面，周佛海曾经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社》采访时，要求日本给予伪政府“独立，自主地位”，“必须使国民政府强化，在国民政府管辖区内做到独立自主地位，否则国民政府无意义”。

　　南京的人民更是受着煎熬。据当时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统计，日伪统治下的南京，居民就业率只有9%，比战前下降17个百分点；且从事职业多为“军事苦力”与路边小贩，日平均工资仅0.32元。

　　德国人拉贝在日记中记叙了当时居民的亡国奴生活：一名给日本人干了一整天活的中国工人回到家中，“他疲惫地和全家人坐在桌旁，家庭主妇端上了几碗稀粥”，“饭刚端上来，一个路过的日本兵寻开心地向这几只半满的碗里撒了一泡尿，随后笑着扬长而去”。

　　1943年以后，日本已露败迹，伪政权官员们开始感到惶惶不可终日，恰在此时，汪精卫旧创复发，次年3月，他前往日本就医。临行前汪精卫召集陈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开会，将公务交给此两人全权代理。

　　11月10日，日本名古屋医院病房内，几次手术失败后的汪精卫浑身颤抖，痛苦不已。日本医生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汪精卫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成了他最后的遗言。

　　
　　汪精卫遇刺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去世。前来吊唁的日本前首相近卫，在汪精卫的遗体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其时日本即将失败，近卫此举，不知是否在为汪伪政权和日本同时默哀。

　　汪精卫死后，伪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该结束了”，“我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16日下午3时，陈公博在南京颐和路原汪精卫官邸举行最后一次会议，他取出预先拟就的解散宣言朗诵一遍，即宣告散会。

　　汪伪政权就这样于一夕之间收场。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赌博”，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叛国建立伪政权，前一次赌博得到世人的喝彩；后一次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年身便死，千古忠佞有谁知。”或许这首诗，是对汪精卫一生最好的注解。

　　附：汪精卫叛国“艳电”

　　1938年12月29日

　　汪精卫

　　重庆中央党部，蒋总统，暨中央执监委员诸同志均鉴：

　　今年4月，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说明此次抗战之原因，曰：“自塘沽协定以来，吾人所以忍辱负重与日本周旋，无非欲停止军事行动，采用和平方法，先谋北方各省之保全，再进而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在政治上以保持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为最低限度。在经济上以互惠平等为合作原则。”

　　自去岁7月芦沟桥事变突发，中国认为此种希望不能实现，始迫而出于抗战。顷读日本政府本月22日关于调整中日邦交根本方针的阐明：

　　第一点，为善邻友好。并郑重声明日本对于中国无领土之要求，无赔偿军费之要求，日本不但尊重中国之主权，且将仿明治维新前例，以允许内地营业之自由为条件，交还租界，废除治外法权，俾中国能完成其独立。日本政府既有此郑重声明，则吾人依于和平方法，不但北方各省可以保全，即抗战以来沦陷各地亦可收复，而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亦得以保持，如此则吾人遵照宣言谋东北四省问题之合理解决，实为应有之决心与步骤。

　　第二点，为共同防共。前此数年，日本政府屡曾提议，吾人顾虑以此之故，干涉及吾国之军事及内政。今日本政府既已阐明，当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之精神缔结中日防共协定，则此种顾虑，可以消除。防共目的在防止共产国际之扰乱与阴谋，对苏邦交不生影响。中国共产党人既声明愿为三民主义之实现而奋斗，则应即彻底抛弃其组织及宣传，并取消其边区政府及军队之特殊组织，完全遵守中华民国之法律制度。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之最高原则，一切违背此最高原则之组织与宣传，吾人必自动的积极的加以制裁，以尽其维护中华民国之责任。

　　第三点，为经济提携。此亦数年以来，日本政府屡曾提议者，吾人以政治纠纷尚未解决，则经济提携无从说起。今者日本政府既已郑重阐明尊重中国之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并阐明非欲在中国实行经济上之独占，亦非欲要求中国限制第三国之利益，惟欲按照中日平等之原则，以谋经济提携之实现，则对此主张应在原则上予以赞同，并应本此原则，以商订各种具体方案。

　　以上三点，兆铭经熟虑之后，以为国民政府应即以此为根据，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日本政府11月3日之声明，已改变1月16日声明之态度，如国民政府根据以上三点，为和平之谈判，则交涉之途径已开。中国抗战之目的，在求国家之生存独立，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于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事，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以上三点，为和平之原则，至其条例，不可不悉心商榷，求其适当。其尤要者，日本军队全部由中国撤去，必须普遍而迅速，所谓在防共协定期间内，在特定地点允许驻兵，至多以内蒙附近之地点为限，此为中国主权及行政之独立完整所关，必须如此，中国始能努力于战后之休养，努力于现代国家之建设。中日两国壤地相接，善邻友好有其自然与必要，历年以来，所以背道而驰，不可不深求其故，而各自明了其责任。

　　今后中国固应以善邻友好为教育方针，日本尤应令其国民放弃其侵华侮华之传统思想，而在教育上确立亲华之方针，以奠定两国永久和平之基础，此为吾人对于东亚幸福应有之努力。同时吾人对于太平之安宁秩序及世界之和平保障，亦必须与关系各国一致努力，以维持增进其友谊及共同利益也。谨引提议，伏祈采纳！

　　2007年12月11日 南方周末

毛泽东“打招呼”反击“右倾翻案风” [转帖]

　　　　“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毛泽东常常这样问毛远新。八十二岁的毛泽东，已经老态龙钟。再也无法巡视大江南北，再也不能登上天安门城楼“挥动巨手”，就连会客也很少了。毛远新的汇报，成了他了解政治动向的重要途径。

　　毛远新来到毛泽东身旁，开始向毛泽东“吹风”。

　　毛远新说：“感觉到一股风，比1972年借批极左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时还要凶些。”“担心中央，怕出反复。”

　　毛泽东最看重“文化大革命”。谁想否定“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是寸步不让的。毛远新“吹”的“风”，正是毛泽东最为担心的事。他曾说，一生只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推翻旧中国、建立新中国，二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他以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是他在马列主义理论上的重要贡献。邓小平的全面整顿，把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又一个“胜利成果”整掉了。毛泽东无法容忍了！

　　毛泽东当即对毛远新说，有两种态度，要特别注意：

　　“一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注：《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我为中央担心，怕出反复。”毛远新继续说道，把问题提到了很高的高度。

　　“你把那股风说得清楚一点。”毛泽东关切地问道。

　　“我很注意……”毛远新把声音压低，终于说出了关键性的话，“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批评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您的三项指示，他只执行其中的一项——把生产搞上去……”

　　毛泽东面露愠色。“三项指示为纲”，这是当时中国妇孺皆知的“最高指示”：要学习理论，弄通马列主义，反修防修；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邓小平怎么可以不执行“三项指示为纲”呢？

　　一次又一次，江青通过毛远新，给毛泽东吹风。

　　“邓小平否定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在翻案！”毛远新不断地在毛泽东耳边，告邓小平的状。

　　毛泽东要毛远新找邓小平、汪东兴、陈锡联三个人开个会，谈谈自己的看法。

　　毛远新这个“联络员”，在1975年11月2日找邓、汪、陈开会。毛远新谈了自己的看法，即“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

　　邓小平无法接受毛远新的见解。邓小平对他说：“昨天（引者注：即11月1日）晚上我问了主席，这一段工作的方针政策是怎样，主席说对。”

　　其实，毛远新所说的“中央搞了个修正主义路线”，此言颇有背景。

　　1975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意味着中共又来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共中央就这一转发，印了一份《通知》，指出：

　　“遵照毛主席的指示，中央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一次打招呼的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主要是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也有几位青年负责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上宣读了毛主席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会后分组进行座谈讨论。

　　毛主席、党中央决定，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转发给你们，希望你们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大军区党委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党委常委或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成员，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常委中进行传达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报告中央。”

　　毛泽东要打什么招呼呢？

　　《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全文如下：

　　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1975年8月、10月两次写信给毛主席，他们用造谣诬蔑、颠倒黑白的手段，诬告于1968年7月带领工人宣传队进驻清华、现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两同志，他们的矛头实际上是对着毛主席的。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自11月3日起召开常委扩大会，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这个会逐步扩大，现在已经在全校师生中进行辩论。

　　二、毛主席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指毛主席）的。”中央认为，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作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三、清华大学的这场辩论必然影响全国。毛主席指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中央希望大家认真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正确对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同广大干部、广大群众团结在一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各项工作做好。

　　这个“打招呼”，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反击“右倾翻案风”！

　　“打招呼”讲话中提及的给毛泽东的信，是中共清华大学副书记刘冰、惠宪钧、柳一安和常委吕方正四人联名，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两次写的信。他们向毛泽东反映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而迟、谢正是江青手下的“左派”大将，两校大批判组的头目。

　　迟群，山东乳山县人氏，生于1932年。1968年春节，当时迟群还只是八三四一部队宣传科副科长，江青对他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你可以当八三四一副政委！”就这样，迟群成为“进驻”清华大学的解放军宣传队负责人，后来也就当上中共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成为江青的“嫡系部队”。

　　谢静宜，河南商丘人，生于1937年。1953年初中毕业，进入中南海，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员。在文革中，她成为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以至成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她也是江青的“嫡系部队”。由谢静宜和迟群领导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是江青手下的“炮队”——林彪的“小舰队”是拿枪的，江青的“炮队”是拿笔杆子的。

　　毛泽东“打招呼”，保护了江青的“嫡系部队”，不仅迟群、谢静宜神气了，江青更神气了。清华大学政治部某副主任，立即在学校里贴出《论走资派还在走》，矛头直指邓小平。迟群见了，马上把这位副主任找来，说道：“你的大字报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走资派还在走。这将在今后有很大影响，你应该继续写下去，不要放弃这个题目。”（注：《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关于迟群反革命案起诉书》，1983年1月5日。）于是，那位副主任竟写了十篇《论走资派还在走》，其中三篇发表在《人民日报》、《北京日报》上。

　　毛泽东“打招呼”，意味着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即将兴起：江青手舞足蹈，而邓小平则成了这场新运动的靶子。

　　《红旗》杂志在1975年十二期发表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文章《教育革命的方向不容篡改》：“教育界的奇谈怪论就是企图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进而否定文化大革命，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篇文章，是公开地向全国人民“打招呼”了，预告一场反“翻案”斗争即将开始。

　　“文革”是从批判所谓为彭德怀“翻案”的《海瑞罢官》开始的。如今，又要批“翻案”了！

　　从毛远新口中发布的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开始批评邓小平了。

　　一看风向不对，在几个月前揭发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康生，在他生命的最后两个月中，又通过“直线电话”，转告毛泽东：“邓小平的实质，是右倾翻案！”

　　张春桥的脸上，出现了多日未见的笑容。“四人帮”从政治危机中解脱出来了。张春桥一下子变得异常活跃。
 
作者：叶永烈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古来难保是晚节[转帖]

一

公元前208年7月，秦国的丞相李斯与他的儿子被押往咸阳的街市处斩。临刑前，这位曾显赫多年的丞相，回头对儿子伤感地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出上蔡的东门去打猎追逐狡兔，又怎能办得到呢!”接着父子二人相对痛哭。李斯为自己当初所犯下的政治错误深深懊悔，如果不是他的晚节不保，哪能落得满门抄斩呢?

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外出巡游时，突然得病死去。这时，随行的丞相李斯被中车府令赵高拉入了政治漩涡。在赵高的极力诱惑下，也由于贪恋权势，李斯竟参与策划了一起宫廷政治阴谋。他们对外封锁秦始皇的死讯，假传圣旨，逼公子扶苏自尽，立昏庸的胡亥为秦二世。

然而仅过了两年，羽翼丰满的赵高就鼓动秦二世将李斯治罪，下令将他腰斩于咸阳，并“夷三族”。司马迁曾评价说，李斯能辅佐秦始皇，完成统一大业，并位居三公之职，但晚年却阿谀奉承，随意附和，听信赵高的邪说，废掉嫡子扶苏而立庶子胡亥，真是太愚蠢了。

二

还有一些官员，虽然政治上没有犯什么大错，却因对钱财的贪婪而导致晚节不保。明代嘉靖年间，内阁首辅（即宰相）徐阶曾对国家的安定做出了积极贡献。他整顿吏治，招纳贤良，使海瑞、戚继光、张居正等官员得到重用，一时成为众望所归的名相。然而，当徐阶在朝中执政时，他的子弟们倚仗其权势在家乡华亭横行不法。据说徐家在苏淞一带竟侵占田地24万余亩，引起了巨大的民愤。在朝廷舆论的压力下，徐阶被迫提前退休。

1559年，吴中一带发生饥荒，著名的清官海瑞受命前来赈济灾民。海瑞首先来到当地首富徐阶家，希望他配合朝廷，退还百姓的田地，并遣散一部分家奴。然而，贪财的徐阶却消极抵制，还悄悄向朝中党羽写信，唆使他们弹劾海瑞，结果造成海瑞被罢官。

徐阶的所作所为，不但在老百姓中引起了公愤，也被他的政敌抓住了把柄。不久，在新任首辅高拱的支持下，徐阶的两个儿子被判充军，一个被革职为民，他家数万亩田地也被没收充公。当官兵前来带人时，徐阶的儿子们抓住他的衣服号啕大哭，徐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说：“吾方逃死，安能相活？”

三

更有一些官员，为官的大多时间都享有良好的声誉，但到晚年却由于生活作风问题为世人诟病。

唐代著名大诗人白居易，晚年官运亨通，一直升到了刑部尚书、太子少傅的高位。可惜的是，他却越来越暴露出道德品质方面的一些缺点。据说有一次，两名青年诗人张祜和徐凝去拜谒白居易，并分别写了一首诗让他评点。本来连徐凝都自认远不如张祜，不料白居易却对张祜的诗横加批驳。原来他是嫉妒这位年轻诗人的文采，生怕他超过自己。

晚年的白居易还沉湎于女色。据记载，白居易在晚年曾蓄养了大量家姬，并为了寻求新奇，在10年内就更换了3批。作为大诗人，他的地位无可动摇，但他的晚节却在后世遭到了极大非议。

历史上的寇准为人刚直而敢于言事，由于在抵抗辽国时的功劳，寇准被提升为宰相，受到天下万民景仰。当时民间就流传有“欲得天下好，无如召寇老”的说法。晚年的寇准，在个人生活上追求新潮和时尚，喜好歌舞和酒宴。由于他家中经常举办大型歌舞晚会，寇准下令在其豪宅中到处都点上蜡烛，即使厕所、马厩里也不放过。他家每天都要消耗大量蜡烛，而蜡烛在当时对于老百姓而言还是绝对的奢侈品。每当他家的歌舞晚会结束后，寇准都会慷慨地对演员进行赏赐。为了劝诫，他的一位小妾曾作了一首诗：“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不知织女寒窗下，几度抛梭织得成!”孰料寇准竟不以为然地回应道：“将相功名终若何，不堪急景似奔梭。人间万事何须问，且向樽前听艳歌!”

像寇准这样的生活作风注定要成为政敌攻击的对象。结果，朝中另一位大臣王钦若便乘机向皇帝说寇准的坏话，最终，寇准丢掉了宰相一职，被贬到了遥远的雷州担任小官。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杨红林

当年国宝台湾历险记[转帖]
 

　　抗日战争前夕，故宫博物院选择重要文物南迁。1948年底，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即，国民政府挑选贵重文物三批运到台湾。原故宫博物院文物2972箱、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文物852箱及其他单位文物运到基隆后，在杨梅小镇中转，又运到台中糖厂仓库暂时存放。之后，文物在雾峰乡北沟修建仓库存放了17年之久，直到台北故宫建成，
才全部搬进新馆保存。

从糖厂仓库到雾峰乡北沟

　　从1949年年底开始，好几千箱从大陆迁运出来的珍贵文物运到台中市郊外的制糖厂。据记载是由五个或六七个箱子垒放在一起，非常整齐地摆成6行，把糖厂的两座仓库塞得满满当当。

　　作为大陆迁台文物在台湾地区的第二个中转地，文物在这里一直存放到第二年的4月。糖厂仓库保管条件不太好，大家只把这里当成暂时性的借用仓库，一旦糖厂开始制糖，这些储存的文物就要立即运走。文物需要一处长久的安置点。管理处四处寻觅，最后选定了台中雾峰乡吉峰村北沟山麓。

　　1950年1月，北沟开始修建库房，3个月后完工。1950年4月13日起，文物开始向北沟搬迁，迁入新库存贮。

《四库全书荟要》被泡

　　1963年3月，台湾正值春雨期。22日下午，工作人员梁廷炜在例行检查中，赫然发现文物箱上有一摊水迹，吓了他一跳。他立即卸下这台标有633号的箱子检查，发现贮藏在里面的《四库全书荟要》9册被雨水浸湿后发生粘连，已经无法揭开。这9册分别是《左传注疏》2册、《春秋权衡》2册、《春秋左传事类始末》5册。

　　梁廷炜又打开其他箱子仔细检查，856号箱中《四库全书荟要》的栾城集一册也被雨水浸湿粘连在一起；1021号箱中的23册《四库全书荟要》有霉污。

　　《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官修丛书，共7套，保存在北沟的文渊阁版《四库全书》是成书最早的一部，诞生于180年前。这套《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本，是现世仅存的一套孤本，孤本的破坏，损失重大不言而喻。

　　1963年6月3日，台湾“教育部”收到了“检察院长”于右任写给他们的信函：“其损失情形如何，主管人员有无失职咎责？应予调查，以明真相。”结果，联管处主任孔德成引咎辞职。孔德成是孔子的77代嫡孙，1920年被民国政府册封为“衍圣公”。庄严和梁廷炜因为任职年久，服务勤慎，而且此事又系梁科长自行发现，从轻议处。但仍然给予庄严申诫，给予梁廷炜记过一次。

“翠玉白菜”受损

　　“翠玉白菜”是清朝光绪皇帝瑾妃的嫁妆。白菜寓意清白，象征新娘的纯洁；菜叶上的小虫纺织娘繁殖力强，隐含着老人希望新娘将来多子多孙，稳享皇室荣华富贵的愿望。“翠玉白菜”随瑾妃一同入宫，一直摆放在瑾妃居住的永和宫内。

　　2007年3月，媒体披露台北故宫院藏“翠玉白菜”上的虫须断裂，立即引起全岛关注。台北故宫专门召开听证会解释此事。

　　对于“翠玉白菜”是什么时候损坏的，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在2003年12月南下高雄展览3个月后发现白菜上的小虫有裂缝的，因为在此之前，“翠玉白菜”从来都没有外展过，但台北故宫拿出了1966年拍摄的照片，证明“翠玉白菜”上的损伤属于旧伤。也有人揣测是1949年南迁时造成的，可是，当年的保护措施严密，连最脆弱的蛋壳瓷都毫发未损。于是，有人猜测“翠玉白菜”当初在清宫时可能就受损了。

“女尸图”失窃

　　秦孝仪在任时曾花了23个月的时间，把从大陆故宫运到台湾的文物，一件一件进行清理盘点。2972箱运到台湾的文物与当时故宫文物账目进行核对时，秦孝仪惊奇地发现，除了一本书里少了一页纸以外，那么多的文物竟全部在册。

　　而秦孝仪清点文物时少掉的那一页，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历史上也是一起著名的意外事件。那一页是院藏重要文献《满文原档》当中的一页“女尸图”，在1969年外送拍照存档时遗失，至今下落不明。

　　《满文原档》是清代皇太极时期以满文撰写的官修史书（档册），史料原始，记事广泛，内容丰富，对《清实录》等书的校订补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岛内外学者一直要求台北故宫博物院将它出版发行。那时没有数字扫描，拍照与影印都

　　极不普遍，于是将文献原件送到外面去照相以便印制。而《满文原档》厚重又多册，只好将它拆解成小册外送照相，每天送去一部分，送回来之后检查验收。有一天，图书文献处检查送回院里的文献时，赫然发现送出去的文献有一页消失了，怎么找也找不到。

　　这遗失的一页就是“女尸图”，上头画有裸体的女性尸体，满文部分写的是当时战争的情况，用的纸是一张明朝的公文回收纸，内容是一份验尸报告，“女尸图”清楚地印在上面。所幸的是在送出去拍照前台北故宫就留下这页“女尸图”的复印件，因此发行出书以及研究都可以继续进行，不至于空了一页。

　　由于“女尸图”的遗失，台北故宫博物院下令，从此台北故宫的文物一律不可以离开院内一步，不管是要拍照、发行、修护或是基于任何大小理由，必须留在院内。台北故宫院内也因此自设摄影、印刷等各单位，就连修复也由专家亲自在院内进行。

　　(《解放日报》6.12　周兵文)　　

“二战”末期为炸美军坦克　日本曾训“人肉炸弹” [转帖]

　　“二战”末期，日军获得美军重型坦克部队将在千叶县海岸登陆并进攻首都东京的情报，于是秘密训练士兵以自杀式爆炸摧毁美军坦克。不过这一“人肉炸弹”计划随着日本无条件投降而终结。曾接受自爆训练的士兵——家住东京的83岁老人佐藤秀男日前披露了这一鲜为人知的计划。
　　1945年5月，原为师范学校学生的佐藤进入
前桥陆军预备士官学校。与一般新兵不同，佐藤等人在学校不仅没有受到老兵欺负，还能吃上饱饭。有一天，区队长将大家集合起来，问谁愿加入“特攻队”，所有人都愿意参加。之后“人肉炸弹”训练开始进行，受训者的任务就是在海滩上破坏敌方坦克，阻止其进攻首都。

　　佐藤说，箱式炸弹就是在30厘米见方的木箱中装满火药，受训者背着炸弹躲在海滩的战壕里，等坦克逼近后再跳出战壕钻入坦克下引爆炸弹。训练用的是竹制的假坦克，必须等坦克迫在眼前才能跳出战壕，如果模拟演练失败了就要挨打。训练极为严酷，每天都像在拼命。战争结束后，日军销毁了机密文件和训练用具，这支“敢死队”也宣告解散。

(《北京晨报》7.6)

苏联从东北运走多少财富？可怕的“解放者” [转帖]

　　1946年苏联士兵正在东北拆运机器回苏联

　　到抗战末期，经过日军多年的苦心经营，东北工业生产总量已经超出日本本土，东北真正成了日本侵略全中国和东南亚的基地。日本投降后，其在东北的工业，自然成为同盟国注意的目标。

　　中国人民浴血抗战8年，如从"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对日作战算起，中国人民抗击日本长达14年之久。中国人民在世界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中所做出的民族牺牲最大，所作贡献也最大。所有在华日本资产作为对华战争赔偿费用，无论就公理，还是就法理而言，都是天经地义的事情。1945年中苏缔结《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谈判开始，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就明确指示中国代表宋子文："关于东北原有各种工业及其机器，皆应归我国所有，以为倭寇对我偿还战债之一部分，此应与苏方切商或声明者也。"斯大林当时对中国这一正当要求也表示"同情"。

　　抗战结束后，1945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向美、苏建议：凡属日本及日本国民在华领土内所有全部产业权、契据、利息以及各类财产，包括房屋、发电厂、各种工厂、船只、船坞、造船厂、机器、矿业、有线及无线电设备材料、铁路、车辆、修理厂等等应认为已让予中国；凡属同盟国约定归还中国之任何中国或台湾领土，如有盟国军队驻扎，应采取一切必要及紧急办法，防止敌人从事摧毁、破坏、隐藏、移动及转让等行为；关于分配日本国内各种资产，中国应享受优良百分法，及交货优先权，以抵偿中国国家及人民所受之长期牺牲与损失。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复函表示，苏联完全理解中国对日本赔偿问题的立场，具体办法应由四强（中苏美英）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做出。美国还在1945年8月下旬宋子文访问时，就表示支持中国的要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接见宋子文时说，"中国抗战八年，苏对日作战仅数日，向日本要求赔偿，中国自应居首位"。英法等同盟国对中国的正当要求也表赞成。在当时看来，日本在华资产，作为对华赔偿的一部分，在国际上并无问题。但是谁也没想到，都认为没有问题的事情却出了问题。

　　斯大林虽口头上对中国以日本资产作为赔偿的主张表示同情，但实际上他对东北的日本工业早就另有打算。在签订雅尔塔协议时，他对罗斯福要求：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归苏联，并恢复俄国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在东北的全部特权，否则他无法对人民交代苏联为什么要出兵中国东北。这是他公开说出口的出兵东北的目的。还有没说出口的目的就是把东北的日本资产全面占有、重点摧毁，然后实行垄断性的经济合作。对后一目的，是后来苏联代表在与中国国民政府进行经济合作谈判时透露出来的。

　　所谓全面占有，就是把东北所有日资产业宣布为红军的战利品，由红军全面接收。重点摧毁就是把最新最好最重要的机器设备拆运到苏联，满足自己的需要。剩余的部分，一分为二，中苏各占其一，双方再进行排他性的经济合作，以免第三国（美国）的势力进入东北。这三个环节是统一的，缺一不可的，其中最重要的环节是全面占有和重点摧毁。三个环节都服从于苏联国家安全的目的。

　　由于东北的轻重工业几乎全为日本的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满洲电业株式会社以及满铁株式会社所垄断，苏军占领东北后，首先将这几个垄断组织的头头--满洲重工业株式会社总裁高崎建之助等日本高级经济管理人员抓起来，拘留于长春寓所，严加看管，然后从他们口中索取各种所需要的材料。让他们证明，东北某某企业是为关东军服务的，日本资本占多大比例，以便为苏军将企业攫为战利品提供"事实根据"。

　　把各种材料准备齐全之后，苏军当局于1945年10月24日，强迫高崎建之助"将属于满业之各种事业移交于苏联"。高崎表示，满洲国既已解散，他作为满业总裁，无权签署这样的文件。既然苏联要求移交，应由苏联下书面命令，不然，"将来中国方面必有异议"。但苏军当局拒绝下书面命令，并说中国方面由苏联解决。高崎经不起威胁利诱，于10月29日与其他管理人员联署了以下文件：

　　"在满业所辖之各公司，亦曾为关东军之需要而工作，为其公司业务执行者之我辈，将我等对于全部财产之权利，移交与苏联。此等公司之财产包括其事业所、事务所、住宅及其他各种建筑物。此等公司之名簿，及应交与苏联之事业所一览表，一并附上。"

　　这样，高崎等一伙非法签署了移交文件，将由他统管的72种工业，以及150种辅助工业作为军事企业移交给红军。苏军还让高崎倒填日期，填为9月17日。满洲电业株式会社理事长平岛敏夫等也签署了同样的文件，做了同样的移交。

　　在逼迫高崎等人进行移交期间，苏方派出人数不等的武装"代表"对各工厂一一实行接管。这些工厂大部分是民用工厂，而不是军用工厂。但苏联认为，凡是为关东军服务过的都是军用工厂。因为谁也不能说关东军不抽烟卷儿，不洗衣服，不点电灯，不住房子，不用瓦，而且日本工厂负责人还出具了证明，证明移交的所有工厂都是为关东军服务的。

　　接着是拆运。实际上，仗一打完，拆运就开始了。以让高崎倒填的日期断定，苏军拆运机器设备至迟是1945年9月下旬。所有被苏联认定为战利品的工厂，都被苏军当局派兵把守，严禁外人进入。日本战俘（特别是技术人员）是拆卸机器的主要承担者，事后被押赴西伯利亚战俘营做苦役。他们把工厂里的机器和重型设备拆卸下来，装进箱里，并拖拽到铁路的起点。然后分海（大连）陆（向北经黑河，向西经满洲里，向东经绥芬河）两路运往苏联。苏方人员接管各工厂后，则在苏方技术人员指挥下有选择、有计划地进行。对工矿机器设备拆毁的程度，取决于工矿本身的重要程度和苏联对其机器设备需要的程度。

　　例如，东北最大之鞍山钢厂是东北的骨干企业，摧毁该厂，便可瘫痪整个东北工业体系。因此苏联对其拆运也最为认真，由苏军中校柯刹罗夫指挥苏俄技工80名，工人及日俘共8000名，经40余日才拆运完毕。又如，奉天飞机制造厂，月产高等教练机70架（装配），发动机100台。后来为躲避美机轰炸，实行分散经营，设公主岭和哈尔滨二厂。公主岭月产高等教练机30架，发动机100台。哈尔滨月产高等战斗机10架，发动机100台。以上三厂全部机件均被苏军拆运而去。所有的汽车制造厂的机部件也被拆运一空。拆运这些工厂的机器设备，破坏了东北的工业基础，但满足了苏联的需求。东北水电和火电发电机，苏联也有需求，但苏联准备与中国合作，就拆了大部分，留下小部分。整个拆运一直到1946年3月苏联最后撤军时为止（实际上已无可再拆了）。

　　苏联也是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照理说它应对同样被法西斯摧残的国家中国充满同情，可它为什么如此野蛮地摧残东北的工业呢？

　　驻东北苏军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向国民政府驻苏军军事代表团团长董彦平透露，苏联对东北之经济"要求目的不在经济而在国防"。也就是说保证苏联的国防安全是它对东北一切经济要求的核心。长期以来斯大林对东北强大的工业体系怀有恐惧心理，用董彦平的话说，就是苏联对东北抱有"过分的安全感"。抗战期间，日本对苏联进行了两次军事挑衅，一次是哈桑湖事件，一次是诺门坎事件，日军都是以东北做基地，发起挑衅的。斯大林对此不能不铭记在心。他认为，在靠近苏联力量最薄弱的远东地区保留中国东北这样一个庞大的军事与工业生产基地，对苏联安全构成了巨大威胁；而苏军占领东北正是解除这一威胁的最好机会。所以日本一投降，驻东北苏军就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东北工矿、企业下手了。为了自身的安全，哪里还顾得上中国的民族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