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晚清顶住意大利威胁 慈禧放话“一把黄土也不给” [转帖]

　　1919年6月28日，中国在巴黎和会的代表顾维钧等人拒绝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拒绝把德国在山东侵占的权益转交日本。在很多人的印象中，90年前的这个事件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在外交中第一次对列强"说不"，其实，晚清政府也曾有两次顶住列强武力威胁，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例子。

　　1．沙俄侵占新疆伊犁及周边地区

　　沙俄是掠夺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1858～1864年，沙俄利用太平天国战争和英法联军侵华，通过三个不平等条约，割让中国东北和西北领土144万平方公里，但仍欲壑难填，继续向东扩张。

　　伊犁是清政府在新疆统治的中心。1864年后，中国新疆局势混乱，出现多个割据政权，中亚古国浩罕汗国的军官阿古柏在英国的支持下趁机入侵新疆，占领南疆大部和北疆一部分（南北疆以天山为界）。1871年，沙俄以"代收代守"的名义，侵占了伊犁所在的伊犁平原和伊犁河上游谷地等广大地区。1872年，清政府派出的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荣全与沙俄代表博戈斯拉夫斯基谈判收回伊犁，但俄方极为蛮横，不仅拒绝交还，还趁机提出领土和经济侵略要求。此时，从负责交涉的荣全，到主管清政府外交事务的奕?和同治皇帝，都认识到必须以武力为后盾才能收复伊犁。

　　从1876年到1878年初，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粉碎了阿古柏建立的侵略政权，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各地，为收复伊犁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条件。

　　2．左宗棠：割地犹如投犬以骨

　　但沙俄仍然对交还伊犁采取拖延态度，清政府派出曾任直隶总督的崇厚为出使沙俄头等钦差全权大臣。崇厚从海路到达沙俄京城圣彼得堡。沙俄在谈判中提出新的领土要求，崇厚将其报告总理衙门。负责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奕?表示"此必不可许之事。"但是，崇厚竟然无视总理衙门的明确指示，擅自接受沙俄要求，签订割地丧权的《交收伊犁条约》（又称《里瓦几亚条约》或《崇厚条约》）。

　　除李鸿章外，各地军政大员纷纷反对签约，负责督办军务的左宗棠指出，割地犹如"投犬以骨，骨尽而噬不止"，只能刺激沙俄的侵略野心。朝廷应该"明谕边臣，整备以待"，"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将外交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

　　1880年1月，同治皇帝下令将崇厚革职拿问，2月又致书沙皇，宣布拒绝批准条约，并派遣曾纪泽（曾国藩的儿子）为钦差大臣出使沙俄，改订条约。同时，密令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刘坤一等各地军政大员和驻防东三省、新疆及乌里雅苏台（外蒙古）的将领，加强防御，准备抵抗沙俄入侵。

　　沙俄果然进行武力威胁，在中俄边界西段，沙俄土尔克斯坦总督考夫曼和新西伯利亚总督卡兹纳科夫，集结重兵，准备分三路进攻新疆。在中俄边界东段，也准备侵占东北三省。沙俄海军上将列索夫斯基指挥的数十艘军舰，也向远东开进，扬言封锁渤海，进逼北京。左宗棠则针锋相对，带着棺材来到新疆哈密，表示为国捐躯的决心，其部下刘锦棠制订了分兵三路收复伊犁的计划。此时，沙俄刚刚结束与土耳其的战争，实力受损，外交孤立，战胜中国的把握并不大，因此被迫回到谈判桌上来。

　　曾纪泽认为，当时的中俄交涉，主要包括分界、通商和赔款三个方面，"分界既属永定之局，自宜持以定力，百折不回"，其他两方面可以做一些让步。沙俄表示可以多交还一些伊犁土地，但必须将其他地方割让沙俄，以作为"补偿"。沙俄外交部官员布策竟追问："中国沿海地方何处可让？"曾纪泽答之："我想自今以后，中国地土断无再让之事。"在谈判几乎破裂之时，曾纪泽一语粉碎了沙俄的野心："倘两国不幸有失和之事，中国以兵威来索土地，则何地不可索，岂独伊犁乎！"

　　在这次交涉中，清政府一直没有被咄咄逼人的沙俄所吓倒，1881年2月，中俄《改订条约》（又称中俄《圣彼得堡条约》或中俄《伊犁条约》）签订，该条约虽然仍是个不平等条约，但中国虎口夺食，从沙俄手中争回了不少领土，也巩固了新疆西北部的边防。

　　3．1899年意大利觊觎浙江三门湾

　　1895年，中国被小小的日本打败，刺激了列强瓜分中国的野心。1898年，山东的胶州湾、威海卫、奉天（今辽宁）旅大、广东的广州湾（今湛江）和九龙到深圳河之间（今香港新界），连续被德英俄法强租，租期长达近百年，租借地内中国主权全部被剥夺，几乎相当于割让。

　　看到列强屡屡得手，后起的意大利也蠢蠢欲动，把一艘叫"马可·波罗"号的驱逐舰，开到中国物色港湾。1899年2月，意大利政府向清政府发出照会，要求租借浙江的三门湾（位于宁波和温州的中间）为军港，同时要求修筑一条从三门湾通往鄱阳湖的铁路，并把浙江南部纳入势力范围。

　　然而，意大利人打错了算盘，意大利自身的实力和国际环境都不利于它对华作战。意大利汉学家白佐良和马西尼写的《意大利与中国》一书等资料，记载了意大利的野心是如何被中国粉碎的。

　　4．中国认识到意大利实力有限

　　早在几年前，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就曾上书总理衙门，称意大利是一个弱小的国家，而且处于深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因此无力武装侵略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维新派领袖，也认为意大利自不量力。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开办的《清议报》，引"某外交家"的话，勾勒了意大利政府财政困难，而且面临法国和奥匈帝国秘密支持的教皇复辟阴谋的情况。梁启超写道："意之国情已若此，岂能与列强逐鹿于清之中原哉……"

　　在当时，能称为强国的是英国、德国、沙俄、法国、美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日本八国。借助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的机遇才在1870年最终完成统一的意大利，被列宁称为"贫穷的帝国主义"。1896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被击败，被迫向埃塞俄比亚赔款，更暴露出其国力之弱。

　　当时，意大利表面上与德奥结盟，但其与奥匈帝国在阿尔卑斯山区和巴尔干地区矛盾重重，因此在远东不可能得到德奥的真正支持；同时，意大利和法国在北非的野心发生冲突，因此其在远东的扩张计划遭到法国的暗中反对，法国甚至把意大利打算占领中国港口的情报送给中国。沙俄在远东的立场和盟友法国保持协调。英国已经把整个长江流域看作自己的势力范围，自然不希望意大利横插进来，美国在探明英国态度之后，也不支持意大利。日本出于将来独霸中国的野心，不可能希望欧洲国家占领港湾。

　　此外，意大利在索马里以东完全没有殖民地，一旦与中国开战，如果英法不予支持，那么后勤补给和舰船维修的困难很大，容易提前上演1905年沙俄波罗的海舰队绕过半个地球之后在远东被歼灭的惨剧。

　　5．《泰晤士报》等媒体嘲讽意大利

　　这样，意大利唯一的宝，就压在清政府不敢一战的判断上了。得知清政府对照会不予理睬，意大利政府向其驻北京公使马蒂诺发出电报，让其对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称如果在4天之内不接受意大利的要求，意大利将与中国断交，其舰队将攻取三门湾。然而，在得知英国愿意帮助调解之后，意大利政府又下令撤回最后通牒，此事沦为欧洲媒体的笑料。

　　而清政府却没有把这当作玩笑。1899年10月，在全军覆灭4年之后已购舰重建的北洋水师接到命令：做好南下浙江沿海的准备，如果意大利舰队入侵，立即予以痛击。水师上下士气高昂，主力驱逐舰海天号管带（舰长）刘冠雄表示："义（意）人远涉重洋，主客异势，劳逸殊形，况我有海天、海容、海筹、海琛等舰，尚堪一战。"北洋水师统领叶祖珪命令各舰做好战斗准备。在天津小站练兵的袁世凯也接到命令，率领他的新建陆军以镇压刚刚兴起的义和团为名，向山东沿海秘密集结，准备进行反登陆作战；山东巡抚毓贤则下令全境严防意大利人以任何名义进入。

　　意大利新任驻华公使萨瓦戈带了4艘军舰同行，到达上海，企图让清军不战而退，却又不敢真的开战。一个月后，他只得来到北京谈判，却在谈判中把表示欧洲大国关系的"欧洲协调"一词（Concert　of　Europe）翻译成"欧洲剧场"，称"意大利是欧洲剧场的重要成员"，意大利果然像剧场里的小丑一样被《泰晤士报》等媒体嘲讽。最终，由于意海军当局表示无力战胜中国，意外交部严令萨瓦戈放弃任何武力行动。萨瓦戈被迫把要求降低到在中国沿海获得一个加煤站，但此时慈禧太后已看穿了意大利的实力，在宫廷会议上表示，一把黄土都不给意大利人。得知清政府的强硬态度，本来已经内外交困的意大利政府迅速倒台，新政府放弃了对中国沿海的任何要求。

　　清政府在这场斗争中的胜利，打消了荷兰等二流列强想趁火打劫参与瓜分中国的念头，此后中国再也没有被迫"租借"领土，这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在反抗意大利割占三门湾的斗争中，清政府对敌人的实力和国际环境有比较准确的判断，又认真备战，这是成功的主因。

窃贼史：解密窃贼们五花八门的盗窃技艺[转帖]

　　窃贼的偷技一般是由师傅传授而来的。随着窃贼偷盗经验的积累，其技艺会越来越精。具有创造性的盗贼，也会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创造出新的偷技来。盗贼的传艺程序，不同于其他行当，不是徒弟找师傅，而是师傅找徒弟。在旧中国有一种说法，叫“屈死不告状，穷死不做贼”。这就是说，好人谁愿意拜师学偷窃呢？所以，窃贼一般是主动地四处物色徒弟，他们最感兴趣的还是十几岁的小孩。

　　
　　在旧社会，穷困人家的小孩子得不到温饱，家长也没有精力和时间教育孩子，所以一般小孩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这正给了窃贼可乘之机。窃贼拉拢好人家孩子的手段一般是这样的：

　　窃贼看好了传艺对象后，就慢慢接近他。等到与小孩混熟之后，就经常带他上饭馆，吃饱喝足之后还带他玩。穷人家的孩子从来也没有这样吃过玩过，自然十分高兴，对窃贼也百依百顺，完全听从和依赖窃贼。这样过了一段时间，窃贼会突然停止带小孩吃喝玩乐。小孩前一时期吃喝玩乐惯了，一下子没吃没喝，十分不适应，忍不住会问窃贼：“你怎么不带我出去玩了呢？”窃贼会说：“你也不小了，总不能老是让我带你出去，你要自己闯一闯才好，你愿意天天都下馆子逛园子吗？”小孩自然会赞同，窃贼就会趁机说：“那好，叔叔传你一门手艺，靠这门手艺你就会有钱吃喝玩乐了。你愿意学吗？”小孩当然会同意，这样窃贼就把小孩拉下了水。收了徒弟以后，盗贼就开始教小孩偷窃的手艺和技巧（参见范春三、袁东旭编著：《旧中国三教九流揭秘》[下]中国社会出版社1997年版，第707～708页）。

　　盗贼所教偷窃的手艺主要有手法和眼法两部分。

　　手法：主要教练偷窃动作的快捷准确。训练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最初练习时，抓一大把豆子撒在地上，让徒弟以最快的速度捡起来，反复练习后，徒弟的动作就快捷多了。然后，盗贼在装满米的缸中放入若干铜钱，让徒弟用两个手指去夹，必须每次都夹到而且动作要快，否则就会遭到打骂。经过长期的训练，徒弟的手指就会非常灵活，夹取物品既快而准。此外，还有在滚油锅中夹物的练习，主要也是练速度的极度快捷。据传，许多窃贼高手都有在油锅中夹物而不伤的本领。手法练成，夹物快如风，所以许多盗贼偷窃财物时，常常是在与被偷者接触的瞬间就能把钱物窃到手，等被偷者发现丢了东西时，还完全不知道是何时被偷的。

　　眼法：主要是教练如何一眼就能找到藏钱的部位。窃贼在身上的某个口袋放上钱，从徒弟面前走过，让徒弟指出哪只口袋有钱，哪只口袋没钱。开始，徒弟不一定能看出来。经过不断地调教，说明藏钱不藏钱的口袋有什么特点，不久，徒弟就可以准确地辨认出来。接下来，师傅就带徒弟到大街上去看，让徒弟指出行人中谁身上带了钱，放在什么地方，看得多了，小徒弟也就会练就准确的眼法，一眼就能看出藏钱的地方。

　　窃贼在教了徒弟这些基本功之后，再教偷盗的技术。

　　窃贼中有不少高明的师傅，他们根据自己的实践，总结出一些偷窃技巧。盗贼最常用的偷技有：

　　锦囊偷技

　　是指窃贼用手指对衣袋里或提兜里的钱物直接盗取，这是盗贼最普通的作案手段。偷窃的主要方位是被偷人的衣袋或置放钱物的包、兜等。手法是用探、开、抠、夹等，特点是轻快如风。其中偷外衣下部口袋或外裤的外兜这些没有防范的位置，黑话叫“白给”。也就是说，如果把钱物放在这样的位置，是“白给”小偷。

　　有的人会有这样一种误解，认为小偷一般偷隐蔽处的钱物，不会想到人会把钱放到明处，越怕偷，越会被偷；不怕偷，小偷才不会来偷。其实这种看法是没有道理的。把钱放在外衣口袋里和外裤兜里，小偷一看就能看出来，怎么不会偷呢？而偷这样位置的钱物对小偷来说可谓轻而易举。不论一般人自以为十分注意，随时防范，但因为放在这样的位置小偷太容易得手，所以小偷常是在碰你一下的刹那间就把钱偷到手，让被偷的人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被偷的。钱放在上衣兜里也一样，自以为衣兜在胸前，目光可随时看到，便于看护；而且两手在胸前，发现小偷也容易抓住。但小偷偷这样的位置也很容易。他只要制造一种特殊情况，分散被偷人的注意力就可办到。比如，路过时挤一下，手就把上衣兜里的扣子弹开，钱就偷到了手。钱藏在隐蔽处，比如把钱藏在西服内侧兜内，兜中又缝了一个兜，两个兜都按了拉锁，形成两道防线，自以为这种“兜中兜”绝对保险，但就是这样防范，同样也会被窃。

　　曾经在一个饭店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毛毛愣愣的人端了一碗汤走过，不小心把汤溅到另一男人的西服上。那人慌忙拿出手绢来替那男人擦汤渍，又一个劲地道歉，弄得那男人生不起气来。不一会儿，那端汤的人吃完饭从容离去。穿西服的人一直没有发觉自己的兜被掏了，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两道防线的兜也会被偷。等到他吃完饭要付钱时，才发现兜是空的。

　　用钱币或刀片割口偷窃，黑话叫“开口儿”，或“剃胡须”。其手法主要是快捷地划开对方的衣兜、提包等放置钱物的部位，像动手术一样。这种划技也是最常见的。主要是在人多热闹场所，盗贼趁人多拥挤之机，用刀片迅速划开衣襟兜口。由于看准了部位，出手极快，所以很容易得手。车站售票处、拥挤的公共汽车和繁华热闹的商店都是小偷们光顾最多的地方。

　　遮挡偷技

　　这也是窃贼们最常运用的一种偷技。所谓遮挡，是指小偷用物件遮住被窃者的视线，掩护作案。用衣服遮挡是最普遍、最常见的方法。这种方法是无论冬夏，小偷总在臂弯里搭一件衣裳，夏天搭衬衫，冬天搭大衣，春天搭风衣。这是一般人也常有的情况，所以小偷这样做不会引起人们的奇怪。这类小偷到商店去作案时，与一般顾客一样看货选货，同时寻找作案目标，找到以后就凑过去，一边向被偷人靠近，一边向售货员问话：“那件多少钱？”还没等售货员回答，小偷的手已从臂弯的衣服下伸向被偷人的衣兜，刹时钱就到手，被偷人很难发现。

　　用纱巾遮挡，则是女贼常用的手段。曾有一个人从银行刚取出几百元钱，就被一个女贼跟踪。女贼从他取钱到出门，一直跟着。行走中，正巧吹来一股风，卷起灰尘迷了那人的眼。那人正在揉眼时，忽然一条纱巾被风吹落在他胸脯上。他正要去拿，年轻漂亮的女贼飞跑过来，抓住了纱巾，同时，他觉得胸脯被那女子碰了一下。女子笑着说：“对不起！”拿起纱巾走了。女子走后不久，他要乘车时，发现钱没了，此时女贼早已不知去向。

　　窃贼可以用来作为遮挡的物件极多，有的用提包，有的用帽子，还有的抱一个小孩。总之，只要可以用来挡住被偷者视线的东西，都能派上用场。遮挡成功，钱物也就到手。

　　掉包偷技

　　掉包偷技，也是扒贼常用的偷技之一。所谓“掉包”，就是窃贼事先准备好与所掉之物相同的物品，用以取代要偷的物品。所备之物多是徒有形而不值钱的东西。如皮箱只是外形相似而内装破烂，大衣只是颜色相似而质料相差很大，等等。掉包行窃，被窃者往往一时难以觉察。原因在于没有心理准备，而且视觉上一时也难以分辨外表、式样、颜色相同的物品有什么异样之处。

　　掉包行窃在车站或列车上最常见。在候车室候车时，旅客常把提包放在地上，小偷就会把相同颜色样式的提包也放在附近。当旅客稍不留心之时，小偷已把提包掉换。在列车上也常发生这种事情，而且很难发觉。旅客把提包放在列车行李架上，窃贼也把同样的提包放在附近。

　　在列车上掉包的机会很多。盗贼一般是趁旅客上厕所、吃饭或下车买东西时，事先把包串换好，到下车时从容地把掉换的提包带走。但这容易在事前发现。因而，高明的窃贼多在下车时，一只手先拎自己的包，一只手推他人的包，在把自己包拎出空位的一瞬间，别人的包已经串到自己包的位置上，这个动作的完成也许不到一秒钟，而且还用身体作掩护，挡住人的视线，在人们根本没有察觉的时候提包已经被掉换。

　　掉包的情况和场合相当多。比如准备结婚的青年男女去珠宝首饰店购买首饰，把包放在脚下或一边。在他们用心挑选首饰时，提包已被小偷掉换。在公园、在游艺场所，人们集中注意力看表演，放在地上的提包也容易被掉换。

　　“金钟罩”是掉包偷技中一种特殊的偷法。即特制一种大号手提皮箱，内空无底，上置暗扣。窃贼也装扮成旅客，上车乘船。旅客在环境嘈杂之际，难免手忙脚乱，窃贼趁混乱之时，将特制皮箱罩在旅客的皮箱上，提携而去，旅客一转身就不见了自己的皮箱，也发现不了窃贼已用特制皮箱罩去，只能四处盲目找寻。这种贼法，就叫“金钟罩”，也名“罩棺材”。

　　用计行窃

　　一是美人计。主要是逢年过节在列车上或拥挤的汽车里作案。列车上拥挤着探亲的旅客和旅行者，钱包中大都有钱。窃贼看准机会，让一名颇有姿色的女贼，在拥挤的车厢里物色对象，一般找上了年纪的男人。女贼看准后便靠近他，往往是用胸部贴着男人的背脊，那个男人还以为是车厢拥挤，飞来艳福。当他正想入非非之际，女贼已偷偷地将他后袋的兜扒开。若被发觉，女贼便会大叫男子对她“非礼”，旁边立刻就会有她的窃贼同伙“见义勇为”，向男子脸上大挥其拳，“猎物”被打，也有口难言，不知内情的乘客也会跟着责骂男子。此时，女贼早已将赃物迅速转移给另一窃贼。任那男人据理力争说自己的包被扒，再也无人相信了。

　　二是布置惊奇场面，吸引人注意，趁机下手。窃贼常利用人们的好奇心理，欲知其妙而售其奸。如派出一对男女青年窃贼在闹市中互相拥抱，故作亲热，吸引街上行人贪看。其他窃贼就抓住一些看得如痴如醉的走神者，趁其神不守舍之际扒走其钱包等物。

　　三是故意抛物，主要在酒店饭馆作案。一般到用餐时，酒店饭馆里的客人都比较多。他们只顾吃喝或说话，往往不注意放在身边的手袋、提包等物，窃贼们就趁机作案。他们常是二三人一组，也扮作等位的客人，其中一人在要偷窃的对象跟前故意掉下杂物，另一人就乘那人帮着捡东西时迅速将对象的手袋或提包扒走。此时掉物的窃贼还故意千恩万谢，其实是掩护同伙有充足时间脱身。

　　四是用苦肉计。窃贼通常在公共汽车或电车出入口处故意发生争吵，一般是两人对骂，之后便“大打出手”，造成人群集聚、交通堵塞，使人无法出入。其他的窃贼便趁人不备偷盗钱物。待得手后，两名对骂者就停止吵骂，很快便自动消失在人群之中。

　　窃贼为了得到不义之财，所用的计策是相当多的，可以因时因地因人而使用不同的计谋，所以令人防不胜防。

　　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偷窃技艺也在不断开发与创新。

　　两宋时，实物货币基本上已全部退出流通领域，不再参与支付范畴。这样一来，作为支付手段的银钱，或者纸币，人们在利用它时，一般都是贴身携带着的。随着人们对货币便携程度的加强，对偷窃者来说，其盗窃时的风险度也随之增高。在这种高难度盗窃的逼迫之下，从而造就了一代偷儿作案本领的全面更新。

　　《武林旧事》称：“若之地，则有剪脱衣囊环佩者，谓之‘觅贴儿’。”这是用剪子刀片之类工具，专找悬挂在身上的“小钱包”下手。有些人用围在腰间的“大钱包”，小偷也有对付手段，诀窍在于配合得法。《随隐漫录》里举过这样一个实例：

　　有人摆场子卖药，观者如堵，腰缠大钱包的人也挤在人群里看，翘起脸，伸长颈，踮起脚，但两手始终护持腰间不放，算是提高警惕了。偷窃团伙来了，其中一个贼就地取材，捡起一根树枝，对准护包人的脖子上一刺，护包人的迅速反应是用手去抓痒，就这么一瞬间，腰里缠的大钱包被解开拿走了。

　　北宋时，开始流行一种纸币，叫“交子”，据说最先出现于四川，于是四川偷儿又相应发明了在手指间挟藏薄刀片割窃“交子”的“专利”，颇类似于近代都市中的“割包”。《折狱龟鉴》上对此有所记载：“蜀民以‘交子’贸易，多置衣带中，而盗于爪甲间扶刀，伺便微取之，至十百而不败，民甚病之。”后来，彭思永任盖州路转运使，兼摄成都府事，想方设法才抓住一个，供出了不少同伙。

　　团伙性的上门撬窃，宋时也还不少，但手法已较过去高明很多。岳珂在《桯史》中记载，九江有一周姓人家，家住在太一观前，养了几十条狗看家，“皆西北健种，晨绁昏纵，穿窬者无敢睨其藩”。某日，拿钥匙开锁，略觉异常，及打开箱笼一看，贵重物全被盗空了，不知不觉中还搞不清是哪一天失窃的。“亟集里正视验，迹捕四出，查莫知所从。”足见偷术缜密巧妙。后来因其中一偷在使用赃物时“失风”，才依其口供将同伙陆续抓获。

　　偷盗牲畜及家养动物等，也是窃贼弄钱寻利的行当，其手法也甚令人叹服。宋太宗时的通告里，将“相聚赌博开柜坊”、“私销铜钱为器用”与“屠牛马驴狗以食”并列为明令禁断的三项社会公害，可见其时此风很盛。

　　岳珂说，他在京城旌忠观前住家时，养过一只青色猫，很能捕鼠，家人全喜欢。一天中午，猫跑出门外，再没回来过，悬赏寻找亦无下文。岳珂还回忆起他儿童时，家养的一头牛被人偷了，进而听人说百里之外有伙人因分肉不均，打起架来，找官府解断，哪知这肉还是偷来的一条牛。“后推其日月，乃同一夕”，不过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盖远在百里之外，牛举趾缓，迄不知何以致也？”

　　后来，有个“能知阎里之奸”，即通晓这帮市井无赖活动的人，向他作了点内幕披露：和宁门有个招牌称“鬻野味”的熟食店，所卖卤味肉丰而价格便宜，市民们都爱去买。其实原料就来自临安城里的家养猫狗一类。狗是晚间去偷，猫则公然在白天攫取。京都人住房紧张，猫常在外嬉游，小偷抓起来就往怀里一揣。如有人察觉跑上去问他，他必先反问你的猫是什么颜色，然后从袖管里甩出猫尾巴来让你看，准让你没话可说。什么缘故呢，他手里照例准备了十几条猫尾巴。京都里的人，大都没有追究坏人坏事的习惯，知道对方是偷猫贼，但只要没偷自家的，也就掉头离开。结果到了夜晚，猫儿、狗儿就下了“鬻野味”的厨房了（参见岳珂：《桯史》卷十二）。

　　还有偷牛之法，也极简便。牛嗜盐，偷儿准备一钩、一绳、一竿，绳钩束在腰带里，竿儿拿在手里当拐杖，谁见了也不会起疑心。到了夜里，将缚上钩子的绳子从竹竿中穿过，溜进牛栏，先给牛吃一点盐，牛舌头一伸出，即用钩子钩住。牛负痛要撞人，终隔着一竿距离撞不着；要喊，有个钩子在，喊不出。偷儿能奔多快，牛也只好拼命跟着奔多快，老黄牛便成了快马。后来岳珂又去请教一个专门捕拿偷贼的吏员，全得到证实。遂大叹：“嗟夫！盗亦人耳，使即此心以喻于义，夫孰能御哉？”（参见岳珂：《桯史》卷十二）

　　岳珂所述中点出来的“都人习尚不穷奸，虽知其盗，以为它人家猫，则亦不问”的自私心态。其实，这是当时社会风气的写照。这其中，甚至包括一些吃官俸食“君禄”的“公人”，也往往因事不关己而漠然视之。这种心态，又恰恰成为盗贼们得以公然逞奸的条件。《梁溪漫志》中记有这样一件事：

　　有个官员调职京都，租了房子住下，常在门前一家茶馆中闲坐。茶馆旁有家染坊，每天都有许多染过颜色的绢帛布匹之类在坊前高高挂起晾晒。某日，这个官员正在茶几边呆坐，发现一些人在染坊前转来转去，像是要偷染坊里的东西。正惊异间，有个人走过来，附在他的耳边悄声说：“我们想偷染坊里晒的布，请您别声张。”官员竟回答说：“这关我何事？我才不饶舌呢。”那人连连称谢而退。

　　官员私下想，那些布挂在通衢之前，又是大白天，万目共睹，你们“若有术可窃，则真黠盗也”。于是睁大眼睛看好戏。“但见其人时时经过，或左或右，渐久渐疏。薄暮，则皆不见。”官员笑了：“都是些说大话的，果然骗我。”这才想起肚子饿了，起身回房间，“则其室虚矣”。

　　比较起《庄子》里所述偷贼行窃时，先入者“勇”、后退者“义”的那等先秦时的作案现象来，两宋窃贼的“智慧型犯罪”，真可谓大有“长进”！

　　“趁火打劫”也是窃贼惯用的偷技之一。他们确实是趁别人家着火而实施偷盗术。这些窃贼作案的手法通常有两种。

　　其一是：家中失火，妇女必惊惶失措，呼夫觅子，左手提箱，右手抱篮，抢出一些东西后，她们心中总也舍不得家中的其他财物葬于火海，急欲冲进火海再抢出一些东西来。窃贼利用妇女们的这种心理，便趁机上前，装作好人，殷勤地表示愿意为妇女照看物品。妇女此刻正盘算着有人代为看管物品，自己好脱身再取其他物品，于是不假思索，急忙将物品交予窃贼看管。待妇女返身回来，放物品的地方早已空空如也，贼去物空。

　　其二是：窃贼选择紧贴起火处的一家，破门而入，声称要替主人搬出物件。且不容分说，肩扛手提，冲出火海，转眼间已不知去向。这个时候，主人往往还以为遇到好人，心中正感激呢。纵然主人内心有所疑虑，但火势瞬间将至，急欲搬出物件，哪里还有时间细问究竟，只得听之任之。直到最终不见了搬出的物件，才明白自己上了当。

　　“投石问路”，是潜入人家作案时必要的一步。就是丢下石块，发出响声，以试探房中人是否已经熟睡。如房中人尚未入睡，听见声音，必然会高声问询。此时，有经验的小偷就会装猫叫，或用手搓竹筷，发出像猫偷吃食物的咂嘴声，让屋里的人以为是猫而放松警觉。窃贼投石问路的方式还有：掘了洞以后，先伸进一条腿晃动，或用棍棒裹了衣服伸进去晃动，试探有无人或狗。倘没有动静，再潜进房行窃。

　　“进屋先掩门，诚心诚意摆杂物”。这是小偷进屋行窃前的又一个安排。就是潜进屋后，首先将进出要道的门闩都拔掉再掩上，这样万一失风便于很快扒门逃走。掩门也是为了避免屋外行人看见门户敞开而生怀疑；在房前随手摆放几件杂物，是防止主人惊觉后，会起身捉贼。一旦此事发生，追贼出来的主人受到绊阻摔倒，窃贼便趁机逃走。

　　“咳嗽不起床，鞋响不出房”。窃贼行动时被主人发觉后，如听见咳嗽、鞋响等诸种情况时，有经验的窃贼不会害怕，因为他揣摩此时房中人也存有畏惧之心，发出声音或弄出鞋的响声是为了壮胆，是虚张声势。面对这种情况，一般的窃贼都觉得，房主也会害怕窃贼执凶器伤人。正是由于怀着这样一种揣测心理，所以他们可以处变不惊，即使是发现了什么新的情况，此时窃贼也可以从容逃走。小偷一般是“不怕高声喊，独防暗里揪”。房主高声吆喝往往是用以壮胆，不一定会来阻挡小偷，所以不可怕。小偷就是怕有的房主身怀武功，胆壮心定，发觉有贼后并不声张，而手持棍棒，暗中躲在贼人身后予以袭击，碰到这样的房主，小偷就“失风”倒霉了。

　　富有经验的窃贼在行窃遇到意外情况时，常能应付自如，显示其处变不惊的“机智”和“歪才”。这类小偷常自诩为“有宰相之才，而无宰相之福”。如有一个白天行窃的“白日撞”小偷，一次在一家屋内窃取客堂供桌上摆的铜锡物件时，刚巧碰到屋主人回家。主人看见一个陌生人手持铜锡物件，不禁愕然。但小偷却镇静自如地对屋主人说：“要不要买供器？”屋主人生气说：“不要，不要！”一面说，一面将小偷赶出门。当屋主人定下神来，察觉到自己家中供桌上的铜锡物件不见时，才省悟被窃，再找窃贼时，早已无影无踪。还有个“黄昏探”，即趁天色渐暗时下手偷盗的贼，在“窑堂”（即屋子）内动手时，巧逢屋主人返家，“黄昏探”便急中生智，马上来一个人身倒立姿势，屋主人一看惊慌失措，呆似木鸡地立在一旁，小偷从容地夺门而出。

　　随着社会的发展，偷盗技艺也越来越繁多，越来越高超，所借用的工具也越来越现代化。

　　开天窗的秘密：此方法专门用来偷窃玻璃门窗内的陈列品。这种偷窃方法是：先用金刚钻在玻璃门上划一圈，立即用橡皮在圈外略一磨擦，然后移到圈中心粘上，运用腕力向外轻轻提起，由于橡皮的吸力作用，玻璃就顺着吸力随橡皮一起出来。“天窗”打开了，小偷就可以把里面的陈列品尽情偷出来。搞这种偷窃行为时，手法一定要娴熟，要是圈划得不圆，或线划得不齐，难以吻合，在提起橡皮后，玻璃就会因断裂破碎而发出响声，使事情败露。

　　戳天表的秘密：“天表”，是指晾晒的衣服；“戳”是指用工具把衣服戳下来。专用来干这一行的窃贼，被雅称为“戳天表”。这种偷窃方法是：用一根长竹竿，将每节都截断。再用长绳一条，从竹竿中间穿过，其中绳的一端打上一个大结，另一端则露在竹竿的外面。这样，出门在外时，可以折叠起来用布包着，带在身边，不易被人察觉。等到了目的地，就将竹竿掏出来，用力一拉绳尾，使竹竿的节与节相衔接，竖立起来。这样，被截断的竹竿就又恢复了以前的长度，而且与原来一样硬实。用它去戳别人晾晒的衣服，即使衣服挂得再高，只要在竹竿顶端系上一把铁钩，往上一戳，衣服就掉了下来。用这种方法偷盗，往往极易得手。

　　窃贼偷盗的技艺还有许多，还里就不一一描述了。

雍正皇帝十五位兄弟的生死之谜：仅三位善终[转帖]

　　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一书中，就“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好谀”、“任佞”等十项大罪，进行自辩，颁行天下。然而，事与愿违，欲盖弥彰，弄巧成拙，愈描愈黑，留下生动而曲折的历史故事。

　　那么事实究竟如何？雍正的上述罪名能否成立？让我们一一分析：

　　雍正是否毒死皇父？一种说法是：康熙帝是喝了胤送的人参汤被毒死的。这话从伦理、法理、情理讲，既悖于情，也不合理。从当时的具体环境、周围条件分析，既违背史实，也绝无可能。

　　雍正是否逼死生母？《大义觉迷录》说：“逆书加朕以逼母之名。”看来当时雍正“逼母”说流传很广。雍正生母乌雅氏，生有三个儿子：胤、允祚(5岁死)、允祯。传说：雍正继位后，将允祯调回北京关押起来，他母亲想见允祯，雍正不准。太后一气之下，撞死在铁柱子上。乌雅氏眼看亲生儿子允祯被囚禁，作为皇太后能不生气吗？时人将雍正母亲的死同雍正囚禁胞弟联系起来是很自然的事情。

　　雍正是否弑兄杀弟？雍正继承皇位之日，就面临着兄弟们的不满和挑战。康熙崩逝的噩耗传出，京城九门关闭6天，诸王非得令旨不得进入大内。箭在弦上，形势紧张。当时年满20岁的皇子共有15人：即雍正的大哥允、二哥允、三哥允祉、五弟允祺、七弟允、八弟允、九弟允、十弟允、十二弟允、十三弟允祥、十四弟允祯、十五弟允、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

　　大阿哥允，在太子废立中得罪皇父，被夺封爵，幽于府第。康熙派贝勒延寿等轮番监守，并严谕：疏忽者，当族诛。允已成为一只不见天日的死老虎。雍正十二年(1734年)死，以贝子礼殡葬。

　　二阿哥即废太子允，被禁锢在咸安宫。雍正仍不放心，一方面封其为理郡王，另一方面又命在山西祁县郑家庄盖房驻兵，将允移居幽禁。雍正二年(1724年)，允死去。

　　三阿哥允祉，本不太热心皇储，一门心思编书，但也受到牵连。雍正即位后，以“允祉与太子素亲睦”为由，命“允祉守护景陵”，发配到遵化为康熙守陵。允祉心里不高兴，免不了私下发些牢骚。雍正知道后，干脆将允祉夺爵，幽禁于景山永安亭。雍正十年(1732年)，允祉死。

　　五弟允祺，康熙亲征噶尔丹时，曾领正黄旗大营，后被封为恒亲王。允祺没有结党，也没有争储。雍正即位后，借故削其子的封爵。雍正十年(1732年)，允祺死。

　　七弟允，雍正八年(1730年)死。

　　八弟允，是雍正兄弟中最为优秀、最有才能的一位。但是，“皇太子之废也，允谋继立，世宗深憾之”。雍正继位后，视允及其党羽为眼中钉、肉中刺。允心里也明白，常怏怏不快。雍正继位，耍了个两面派手法：先封允为亲王———其福晋对来祝贺者说：“何贺为？虑不免首领耳！”这话传到雍正那里，命将允福晋赶回娘家。不久，借故命允在太庙前跪一昼夜。后命削允王爵，高墙圈禁，改其名为“阿其那”。“阿其那”一词，学者解释有所不同，过去多认为是“猪”的意思，近来有学者解释为“不要脸”。允幽禁多年，受尽折磨，终被害死。

　　九弟允，因同允结党，也为雍正所不容。允心里明白，私下表示：“我行将出家离世。”雍正哪能容许允出家！他借故将允革去黄带子、削宗籍，逮捕囚禁。改允名为“塞思黑”。“塞思黑”一词，过去多认为是“狗”的意思，近来有学者亦解释为“不要脸”。不久又给允定28条罪状，送往保定，加以械锁，命直隶总督李绂幽禁之。允在保定狱所备受折磨，以“腹疾卒于幽所”，传说是被毒死的。

　　十弟允，因党附允，为雍正所恨。雍正元年(1723年)，哲布尊丹巴胡图克图来京病故，送灵龛还喀尔喀(今蒙古国)，命允印册赐奠。允称有病不能行，命居住在张家口。同年借故将其夺爵，逮回京师拘禁。直到乾隆二年(1737年)才开释，后死。

　　十二弟允，康熙末年任镶黄旗满洲都统，很受重用，也很有权，但没有结党谋位。雍正刚即位，封允为履郡王。不久，借故将其降为“在固山贝子上行走”，就是从郡王降为比贝勒还低的贝子，且不给实爵，仅享受贝子待遇。不久，又将其降为镇国公。乾隆即位后被晋封为履亲王。这位允较之其他兄弟气量大，一直活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享年78岁。

　　十四弟允祯，虽与雍正一母同胞，但因他党同允，又传闻康熙临终前命传位“胤祯”而雍正之党篡改为“胤”，所以二人成了不共戴天的冤家兄弟。雍正即位，先是不许抚远大将军允祯进城吊丧，又命其在遵化看守皇父的景陵，再将其父子禁锢于景山寿皇殿。乾隆继位后，将其开释。

　　十五弟允，康熙死后，雍正命其守景陵。

　　境遇比较好的有三人：就是其十三弟允祥、十六弟允禄和十七弟允礼。允祥，曾被康熙幽禁，原因不详。雍正继位，即封允祥为怡亲王，格外信用。允禄，过继给庄亲王博果铎为后，袭封庄亲王。允礼，雍正继位封为果郡王，再晋为亲王，先掌管理藩院事，继任宗人府宗令，管户部。允祥和允礼显然早加入“胤党”，只是康熙在世时，十分隐秘，没有暴露。

抗战：国民党长沙会战三战三胜 日军损兵八万[转帖]

　　2007年12月11日 东北新闻网

　　长沙会战失败后撤退的日军

　　九战区司令：薛岳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 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从8月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便调兵遣将，集中了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政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企图挫败国民党军的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配合推出汪伪政权。

　　中国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进攻，为此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向第9战区不断下达作战指示。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进攻长沙即将开始，加紧部署，严整战备。

　　但长沙地区的地势却不利防御作战，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为此，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

　　9月14日，会战开始。日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湘北为主力。在会战中，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战役动员，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迫退却。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

　　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

　　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驻武汉地区）、13(驻京沪地区)、21（广州）集团军，解散原华中派遣军。

　　
　　薛岳1939年10月在长沙会战中会见战地记者们。（美国《美中信使报》供图）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仍与日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后，日军酝酿发动第二次进攻。但因苏德战争爆发，日军积极准备对英美开战，无力投入更多机动兵力，被迫缩小规模，仅将目的定为予9战区中国军队一次重大打击。

　　第9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经验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9月，日军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由于9战区出现指挥失误，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遭遇失败。月底，日军攻入长沙。但是，由于日军大本营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同时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决定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10月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

　　这次作战，中国军队由于指挥失误导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9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阵地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价值。而且，中国第6战区乘他处日军空虚，对宜昌之敌发动猛攻，日军死伤惨重，面临彻底覆灭危险，宜昌日本守军师长已写下遗书准备自杀，因另一部日军驰援才得以躲过灭顶之灾。宜昌作战也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7000人。而这，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造成的机会。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军进攻香港，日军驻武汉之集团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用广东方向，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为此，武汉日军再次进攻长沙。1941年12月23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开始。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一改被动局面，取得战役胜利。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展开防御作战。第9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见势不妙立即展开退却。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串，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役主动权，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日军自承“动摇了一部官兵的必胜信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形势下，引起较为强烈的国际反响。英、美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供稿）

解密毛泽东著作海外出版佚事[转帖]

1934年，共产国际翻译出版了第一本毛泽东文集，书名为《经济建设与查田运动》，内容包括毛泽东在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和其他3篇文章。毛泽东的思想从此开始在共产国际内部传播。

上世纪40年代，日本开始接触并翻译毛泽东的著作。 1952年，陆续出版了几种版本的《毛泽东选集》—到三卷，其中单行本《实践论》、《矛盾论》印数达到30万册。此外，解放后，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大量翻译出版毛泽东著作。

除了国外主动翻译介绍毛泽东著作之外，建国后，中共中央也积极地通过翻译将毛泽东著作介绍到国外。据方厚枢所撰《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记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后，国际新闻局即以“外文出版社”的名义出版毛泽东著作单行本。 50年代前半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等机构开始组织翻译出版《毛泽东选集》外文版的工作。此后，又组建专门对外机构——中国国际书店 （今天的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提出中国要“输出自己的出版物，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革命胜利的经验介绍到外国去”。

有文章称毛泽东一生稿费收入过亿，但据外交部解密档案记载，在“捷克要求出版《毛泽东选集》”的档案记录中，有一份外交部的报告证实，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国际共产主义团体出版社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译介主席著作的，毛泽东曾多次拒绝版税，他所关注的是翻译母本的版本、翻译质量的好坏。

而另一份 “1963年瑞典请求翻译毛泽东文选”的档案也涉及了海外稿费问题。驻瑞典大使馆给中央外办、外交部的初次公文就明确地建议，“同意其出版，不收版权费”。而外办和外交部仅五天后就直接给予了“同意”的批复。对此，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毛泽东对于各国通过外交途径要求译介其著作，不要求版权费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惯例。

1953年1月19日，外文出版社起草了《对于〈毛泽东选集〉英语本出版的初步意见》上报中宣部，当时的副部长胡乔木阅后转报 “毛泽东著作出版委员会主任”刘少奇审批。同年2月19日，刘少奇批示同意。 5月25日，中国国际书店与英共领导的劳伦斯出版公司签订在英国出版《毛泽东选集》英文本的协议。

1954年3月29日，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给中共中央来信，提出他们在翻译时，准备将《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第一、第二两节删去。英方并附来了劳伦斯出版社负责人摩里斯·柯恩佛斯的信，信中说明了需要删节的理由。其后，波立特再次写信给我党中央，解释理由：这两段文章主张采取武装革命，不符合英共“走向社会主义之路”的纲领，英国的法律禁止一切公开出版物出现推翻政府的言论，同时，如果此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和发行，亦有可能使美共受到美国政府的迫害。

5月，中共中央宣传部请示刘少奇后替中央起草了给波立特的复信稿，认为可以同意波立特的意见。这封复信稿送中央审阅时，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陆定一同志：中宣部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同意英国党的错误提议——应当注意。 ”毛泽东还指出波立特“提问不妥”，我方同意对方意见“回答不妥”，并“退王稼祥同志照办”。

8月中旬，由王稼祥任部长的中央对外联络部重新替中央起草了复波立特的信，明确表示：我们不能同意在《毛泽东选集》英译本中把《战争和战略问题》头两节删去的提议，“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该文件中所说到的原则，是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不因为国际形势的变化，而须要作什么修正。而且《毛泽东选集》已经出版俄文版及其他外国文版，都没有作什么修改。至于《毛泽东选集》英译本在美国出版发行的困难问题，可以采取下列办法解决：出版能在美国发行的选集，某些文章或演说如被美国反动法律禁止出版时，可不包括在选集内，但是《毛泽东选集》美国版的目录事先应当征得作者的同意。 ”这封复信经毛泽东审阅后于8月23日发出。

1955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共领导人波立特，与他当面探讨过这个问题。但劳伦斯出版公司1956年竟然在未经过我方同意的情况下出版了第一版英译本 《毛泽东选集》，删除了这两节。我方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对方恢复被删改的内容，遭到对方的拒绝。 1959年，英国方面提出要签订第二版的合同，我方坚持要求恢复被删改的内容，如果不恢复，我方将收回版权，不准备在英国出版。但英共方面仍不让步。最后，我方未授权劳伦斯出版公司翻译第二版《毛泽东选集》英译本。

毛泽东著作英译本遭删改，引起的震动是相当大的。 1960年，胡乔木作为负责处理翻译毛泽东著作的领导人在给外交部情报司的文件中，给出了处理此类事件的原则。

（摘自《档案春秋》第6期作者亘火）

陈赓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 [转帖]

　　　作者：陈冠任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在鄂豫皖反“围剿”时，陈赓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在红四方面军传为了“抬着将军上阵”的佳话。到红一方面军后，他又演绎了一场坐在担架上指挥作战的故事。

　　1935年10月，陈赓随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了陕北。此时，蒋介石派了5个师的兵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围剿”，企图将中央红军消灭于立足未稳之中。毛泽东摸清了敌人意图，便决定在直罗镇一带把东北军109师引来，全部将它吃掉，粉碎敌人的“围剿”。

　　在此之前，陈赓由中央军委干部团团长调任红一方面军13团任团长。为了打好这一仗，毛泽东要求除了主要指挥人员外，凡是跑不动路的，都动员留下，不让参战。为此，红1军团参谋长左权逐师逐团核实战斗实力。当他核实到陈赓率领的13团时，问题就来了。

　　因为陈赓以前受过两次战伤，在长征中爬雪山、过草地，全是一拐一拐地跑过来的，此时，他的腿伤因爬雪山冻坏还发着炎症，走路拐得厉害。左权和陈赓是湖南同乡，又是黄埔军校1期同学，在长征中常常朝夕共处。在征求陈赓的意见时，左权说：“你就不要上前线了，我替你指挥。”

　　陈赓笑道：“人家新官上任三把火，你却泼我一瓢水！”

　　左权只好又让一步，说：“配给你两匹马。”

　　陈赓还是不接受，说：“你这是徇私的做法，我不能要。”

　　左权没办法，只好把13团团特派员欧致富叫去，说：“你马上落实一副担架，不要离他前后，他算是阵前指挥。”

　　欧致富落实了一副担架。随即，13团随部队向吴起镇隐蔽开进，沿途经过甘泉、鄜县敌据点时，13团负责军团的警戒。所以，部队还没投入战斗就十分疲劳，特别是陈赓差不多比别人得多走一倍的路，大部队没出发前，他得先派出部队，沿途搜索警戒，等大部队过完了，他又得折回来，沿途检查收哨。由于长途奔波，就连特派员欧致富“好人”也都跑得拄上了棍子，陈赓则是腿变得更跛了，拄的棍子一撑都发弯。但专门给他备的担架却一直闲置着，谁劝，他都不坐，说：“我一个大活人，又是团长，叫你们抬着，像什么话？”

　　部队到达东村、永川府一带隐蔽待命后，一天，军团派马将陈赓接去看地形。晚上回来，他异常兴奋，开了个战斗部署会，打着比喻问：“你们谁杀过牛？这回要杀牛！这头牛，中央红军进入陕甘后老跟着啃屁股，干部团挨啃过，13团挨啃过。我们虽然砍了它几下尾巴，都没老实。这回扛它牛头，狠狠给它一捶，然后把它开膛破肚！”

　　营长们问：“这牛是不是敌109师师长牛元峰呀？”

　　“不是他还是谁呢？”陈赓笑着说，“13团打了娄山关后，一直是当后卫军。这次我抢来了硬任务，打头阵，拦住牛头打。不过大家不要杀红眼就什么也不顾，要注意政治瓦解。有两句口号，大家可要记住：一句是‘宽待东北军！’，一句是‘欢迎东北军掉过枪口打日本！’。”

　　这一下把大家搞糊涂了。一位营长提出：“这是打仗，还是去贴标语？”

　　“怎么？打仗就没时间贴标语？就是又打仗又贴标语。”陈赓严肃地说，“这股敌人的老家让鬼子占了，你一喊话，他就放下枪过来，那才是好事。”

　　那位营长擂了一下自己的脑袋，抱怨说：“这瓢，简单！”

　　去“牵牛”的小分队已经到太白镇方向惹“牛”去了，好几天，“牛”没发火。大家等得有点不耐烦了。好不容易等到了11月10日晚，拂晓前包围直罗镇的命令下达了。13团已养精蓄锐多时，立即奔袭而去。但这一下可苦了团长陈赓，他拄起棍子走夜路，怎么走也走不过小伙子。渐渐，团指挥所与队伍拉开了距离，而陈赓和指挥所其他人又拉开了距离。欧致富一看急了，便马上命令：“警卫员，背团长！”为了跟上部队，陈赓只好由两个警卫员轮流背了一段路。就这样，还是和部队拉开了距离。“担架！”陈赓自己叫开了。担架早在他身边转，这回他急了眼自己叫了起来，担架队员立即扶他上了担架，抬起就走。

　　“沙沙”，担架队一路奔跑，陈赓在担架上叹着气：“这次真是抬将军上阵了！”

　　经过一夜的奔跑，总算按时到达了指定位置。13团从东北面封住了直罗镇通往鄜县的路和芦葫河东段。天一亮，几路红军同时发起攻击，13团发起了主攻。漫山遍野红旗飞舞，枪声震天，杀声四起。敌人虽有所准备，但没尝过红军歼灭战的苦头，尽管被红军迅猛分割成几小块，牛云峰还下令拼命抵抗。开始，红军一喊话，敌人就回一阵枪。进攻还不到半个小时，那位在会上“冒炮”的营长就气呼呼地跑来向陈赓报告，说：“团长，有半个营敌兵给我们堵住了，喊话，他们死不缴枪，怎么办？”

　　陈赓看了看表，说：“你呀，古人大战三百回合，还不分胜负。你才打多长时间，一回合还不到，人家就投降？”

　　欧致富接着说：“硬的他还没吃，怎服你软的！你就不会用刺刀捅掉几个再喊？”营长拍一拍自己的脑袋，说：“是呀，不杀个鸡给猴子看，谁信你马刀队威风呀！”说着，便跑了回去。这次，他脑子多转了几个弯，命令部队猛攻击一阵，又猛喊起话。结果，红军一喊话，敌兵就有“反应”了，可敌军官就用枪威迫着士兵，他一枪把敌军官干掉，敌兵马上乱了营，待红军端起刺刀冲过去，敌兵吓得放下枪举手投降，有的还连声说：“我举过两次手了，别打，别打！”

　　解决了前沿这股强敌后，13团的战斗发展就很顺利，直往纵深打去。不到两小时，兄弟部队已把敌人的师部给端了，敌兵失去了指挥，就漫山遍野乱跑，红军也漫山遍野去抓俘虏。陈赓也跳下担架去捉俘虏，结果，一颗子弹击穿他的左手拇指，他第3次负伤，只好又回到担架上。这时恰好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冒着冷枪冷炮来视察阵地，见到陈赓，问起了战况。陈赓说：“小鱼小虾抓了不少，就是牛还没套上。你就让我们团去宰牛吧！”

　　周恩来笑了笑，说：“陈赓呀，你只知道13团拼刺刀厉害，可还有个美称，叫‘猴子兵’，跑路打援兵也是拿手好戏呀。你们就到张家湾打援吧。”

　　陈赓命令马上收拢部队，坐在担架上急急地向西奔杀而去。途中，13团又和敌106师干上了。结果，13团配合2师、4师消灭了敌一个团，余敌全部缩回甘肃境内去了。陈赓又挥师东来，准备再消灭羊泉之敌。这时传来了胜利消息：敌师长牛云峰在突围逃跑途中被活捉了。羊泉之敌得了消息赶紧撤出，收拢回鄜县去了。至此，蒋介石的“围剿”被粉碎了。

　　回师路上，那副担架还抬着陈赓。突然，他说了声“再坐不得了”，就从担架上滚了下来，一爬起，便严肃地说：“把担架撤走，去抬伤员。”

　　特派员欧致富笑着说：“伤员早就被老乡们抬走了，还用得着他们？你还是坐上吧！”

　　“不坐！”陈赓边瘸走着边说。

　　“你看，比以前更瘸了，走不得路，手上还伤，还是坐上吧！”欧致富劝道。

　　“你这个特派员只知道执行左参谋长派给的任务。但是你不知道，抬上阵光荣，抬着下阵，人家还以为我是个败将呢。”

　　欧致富哈哈大笑，再也不劝了。

　　此战之后，陈赓被任命为红1军团第1师师长。在离开13团时，陈赓笑着对欧致富说：“如果坐着担架回部队，老百姓肯定以为我是个败将，这次荣升就可能泡汤了呢。”
 

中国古代十大著名“毒妇” [转帖] 

　　中国有句古话“天下莫毒妇人心”，似乎女人之毒辣远远超出男性，此话不知从何而起，从何而出，被古往今来的男子经常挂在口上，令笔者大觉冤枉，身为女性深感不平。

　　要想反驳？当然，笔者的看法就是古往今来百分之九十九的战争都是男人做主角，百分之九十九的屠杀也都是男人一手执导。

　　我相信倘若那些曾经手挥屠刀的男人心中要是有一点母性的爱，那世界上的战争要减少一半。另一半之所以无法避免是因为他们已经发疯，譬如二战时如同禽兽的日本军队——731人体实验的炮制者和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这一类人已经超出了人的界限，我们不能用正常人的心理去分析揣摩他们；或已被控制，譬如布什，在现代文明社会，还有人主张用武力解决问题，充当大佬，那他肯定是众人扔石块投掷的对象。

　　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句让女人们大为恼火的千古名言：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句话也传了许久了，让女子戴了千年的帽子，现在也没摘掉，将来能不能够摘掉也未可知。我想这可能是因为老孔当年追求美貌的南子不成，心里不平衡吧，随口甩了一句，结果让古往今来许多爱情失败的男人奉为经典。

　　每当他们被心仪的女子牵着鼻子走的晕头转向的时候，就会来上这么一句。其实，我想事实的真相应该是，恋爱中的男子智商大部分是低于零的。因为需要经常像望月一样仰望如同仙女般的心上人，从而导致大脑严重缺氧，会发生头脑不清以至于撞墙的意外事故；而女子则会因为被人追求的自豪感充斥的虚荣心高度膨胀，导致大脑思维空前的活跃，脑中时常有精彩的火花迸出，由此一来，男女之间的智商差距自然要拉大。可偏偏那些男人们一向自大，不肯认输，于是就有了这么一说。

　　毒妇一——吕后

　　汉高祖刘邦和吕雉可谓患难夫妻，但是戚夫人的出现成为吕后幸福生活的严重障碍。有一句话：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戚夫人美貌多姿色，能歌善舞，而且为刘邦生下一个儿子如意。如意聪慧可爱，刘邦疼爱小儿，有了废长立幼之念，令吕雉大为恐慌，幸亏有众大臣的拥戴，吕雉才保住了自己的位子。

　　刘邦死后，吕雉专权，开始对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大肆报复，砍掉她的手足，挖去她的眼睛，熏聋她的耳朵，还用药物把她变成哑吧，然后将她半死不活地抛入地窖，称为“人彘”。以至于吕雉之子汉惠帝撞见之后，惊吓成病，卧床不起。

　　这种惨无人道的杀人手段，历史上不止出现一次，但是似乎吕后的手段前古未有。

　　吕雉掌握权利之后，政治手腕越来越强硬，作风老辣。为了斩草除根，她还将戚夫人之子如意骗入宫中。汉惠帝知道母亲居心叵测，有可能突施毒手。为了保护幼弟，皇帝吃住都同其在一起，寸步不离。但即便是有了兄长的贴身照顾，幼小的如意仍旧逃不出吕稚的魔掌。终于有一天，吕稚趁着惠帝出去狩猎之际，将幼小的如意鸩杀。

　　毒妇二——昭信

　　昭信其人，汉景帝之孙广川王刘去的姬妾而已。是否美貌不得而知，但因为生性最残忍毒辣，所以暂列其一。

　　据史料记载，刘去最先宠爱王昭平、王地余二姬，答应将他们立为王后。可荒淫无度的他后来又喜欢上了另一名女子昭信。王昭平、王地余二姬嫉妒之余便私下合谋，想要加害昭信。事情败露后，刘去便对昭平用刑逼供，鞭笞之下昭平不服，换以铁针针之，昭平勉强招供；于是刘去召集诸位宠姬，令其以剑刺杀地余，令昭信刺杀昭平。又绞杀三名贴身奴婢，并将二人尸体掘出，烧为灰烬。

　　后来昭信又诬告刘去另一爱姬陶望卿，刘去听信谗言，带着昭信和诸位姬妾到了望卿住处，“裸其身，更击之。令诸姬各持烧铁共灼望卿，望卿走，自投井死。昭信出之，椽弋其阴中，割其鼻唇，断其舌……与去共支解，置大镬中，取桃灰毒药并煮之，召诸姬皆临观”，后来昭信又陷害一名姬妾荣爱，“爱恐，自投井，出之未死……去缚系柱，烧刀灼溃两目，生割两股，销铅灌其口中。爱死，支解以棘埋之。”凡是因为受到刘去宠幸而被昭信秘密杀害的女子，就有十四人之多。
　　如此种种手段真是够残忍了！所以昭信之毒堪为第一。

　　毒妇三——骊姬

　　骊姬之毒全在“阴柔”二字，可谓杀人不见血。

　　春秋时期，晋献公出兵攻打骊戎（古代少数民族名。西戎的一支，姬姓。在今陕西省临潼县的骊山），灭了骊戎之君，将他的女儿骊姬作为俘虏带回国内。

　　骊姬的美丽，令献公想入非非，不顾占卜人的劝阻坚持将其纳未己有。之后骊姬生下一子，取名叫奚齐。

　　因为有了儿子，骊姬开始为自己母子的未来权位未雨绸缪，蠢蠢欲动。

　　首先，她要为儿子扫清踏上国君之位的障碍，除掉最有才华的三个王子：申生、重耳、夷吾。

　　她唆使献公，让申生率军攻打戎狄，以便伺机抓住把柄，置太子申生于死地，但均未能得逞。接着又诬陷申生在祭祀的肉里下毒，想要害死献公，逼得申生百口莫辩，含恨自杀。申生死后，骊姬又诬陷夷吾是同谋，吓得二公子重耳逃往蒲城，夷吾逃往屈城，加强防备，严阵以待。

　　献公听说两位公子不辞而别，大发雷霆，更加认定两位公子与太子有谋害骊姬之意，命令发兵攻打蒲城。蒲人之宦者勃鞮得令，敦促重耳快快自杀谢罪。重耳跳墙逃走，宦者追上挥刀斩断了重耳的衣袖。重耳跑到了翟。献公还派人讨伐屈城，但是没能攻下。

　　献公死了之后，大夫里克、邳郑发动三公子的党羽作乱，先后杀掉奚齐和卓子，夷吾回国即了君位。骊姬掀起的这场轩然大波，才宣告平息。

　　毒妇四——赵飞燕

　　赵飞燕之美貌，可谓天下第一，无与伦比，当年能做掌上舞的轻盈女子，虽然是艳丽如花，但内心的狠毒无情也毫不逊色。

　　赵飞燕被汉成帝召入宫后，很快与妹妹赵合德合力搞垮了皇后许氏，自己取而代之。赵飞燕舞技超群，有出身于烟花巷之说。由于曾为歌妓，所以无生育能力。妹妹同样不能生育，花无百日红，倘若不能生育自己的儿子来稳固地位，那这对她们来说的确太危险了。

　　由此两人开始时刻注意被皇帝宠幸的宫妃。一些怀孕的宫嫔由此遭到厄运。一位叫曹宫的宫女，“进御”之后生了一男孩，这本是年逾四十而无子的成帝的一大喜事，然而赵氏姐妹闻讯后，胁迫皇帝下令处死曹宫母子，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惨案。一年以后，同样的悲剧又发生在生下皇子的许美人身上。

　　据说，成帝对于两人的狠毒行径并非不知，但沉迷于温柔乡中的他难以自拔，以至于亲眼看着自己的骨肉被赵飞燕闷死，只有流泪哀叹而已。

　　历史记载：“掖廷中御幸生子者辄死，又饮药伤坠者无数。”昏了头的皇帝倾心拜倒在赵氏姐妹的石榴裙下，冒着断绝汉朝皇嗣的危险任其杀害自己的骨肉，赵飞燕可谓魅力独绝了！

　　不知道是毒还是妒，我看也没必要分开，反正不嫉妒的女人很少，嫉妒的女人总是有一点点的‘毒’的，多谢各位支持！

　　毒妇五——贾南风

　　恐怕最可恶的女人非晋惠帝皇后贾南风莫属，此人不但狠毒悍嫉，而且丑陋淫荡，无一可取之处。

　　身为皇后的她连生四女，没有子嗣，宫中被皇帝临幸之女自然都要面临悲惨境地。

　　她表现的比赵飞燕姐妹更凶残，在得知一官妾怀孕之后，竟然悍然闯入其居所，用卫士所执的大戟，对该女子当胸就是一戟，使其腹破流血而死。

　　晋武帝畏其如虎，自矜“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是最尊崇“礼法”的。但是面对贾南风的横行暴施，只有徒叹奈何。[NextPage]

　　毒妇六——独孤皇后隋文帝杨广的皇后

　　独孤氏其实是可以高枕无忧，用不着大开杀戒的，因为她为隋文帝生下五子，而且五位皇子都长大成人，羽翼已丰，不必为失宠而担忧。但是女人的防御性心理状态还是让她下了毒手，担当了毒妇的恶名。

　　隋文帝曾经迷恋上仁寿宫的一位宫女。该宫女被称为尉迟氏，自然是年轻漂亮，可谓一朵明艳的解语花。我觉得隋文帝与皇后独孤氏婚姻多年，一直未有其他女子前来夺宠，可见二人情比金坚，就连皇帝也时常对夫妻二二人的深厚感情自我夸赞。尉迟氏能够吸引隋文帝，肯定是魅力非常了！

　　皇后得知以后大怒，马上派人杀死了尉迟氏，气得隋文帝骑马在京城外的山野中狂奔了大半天，直到天黑才沮丧地回宫。

　　独孤皇后敢如此凶悍的与丈夫对抗，不过是因为文帝夺取天下也有她的一份功劳，可谓理直气壮。

　　毒妇七——武则天

　　我相信从古至今没有一个女人能够和武则天相比，她才华横溢，在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光芒独特锋利，是令许多雄视天下的将相都黯然失色的璀璨的明星。

　　她的狠毒是迫于政治目的，当然我所列举的这些女人大都卷入了政治斗争之中，但是武则天是真正有政治才干的一个。她的“狠毒”也表现在很多方面，弑子杀孙她都做到了，这在宫廷斗争当中都是屡见不鲜的事情，这里只说她垂帘听政之前的小小序曲罢了。

　　对于一个曾经被先皇唐太宗李世民御幸过的女子，还能够再被新皇帝李治接入宫中，并非是因为她魅力非常受到了皇帝的厚爱，而是因为当时宫中后妃争宠的形势造成的。

　　史上的王皇后虽然貌美，但是形体削瘦苗条，这在以丰腴为美的唐代并不占什么优势，而妩媚多才情的萧淑妃仗着皇帝的宠爱早已不把她放在眼里。面对日趋严峻的形势，皇后把希望寄托在了寄居寺庙的武则天的身上，亲自将她接入宫中，作为自己对付萧淑妃的利刃。

　　当然那个时候她还不叫武则天，而是被唤做媚娘。

　　刚入宫时，媚娘的确是温顺可爱，处处讨得宫中上下人的喜欢，但是渐渐的，形势发生了转变。媚娘连续生下弘和贤两位皇子，由小小的昭仪青云直上，成为宫中的新势力，这让王皇后大为恐慌，开始悔不当初，转而与萧淑妃合谋对付媚娘。

　　之后发生了媚娘新生小公主如意暴死的惨剧，令皇帝大为悲痛。接着，有宫人举报，说是王皇后之前曾经前来探视，举止慌张诡秘。

　　自此，各种不利于皇后的谣言纷飞，于是王皇后开始惶惶不可终日，深怕会被深究治罪。

　　其实，小公主的死到底是何人所为已经成为千古之谜。有人说是武媚娘为了夺得权位，孤注一掷，亲自下的毒手，也有人说是因为宫中过于封闭，门窗经常紧闭，而且为了驱走冬天的寒意，宫女们常要燃烧大量木炭取暖，造成了婴儿的窒息死亡。

　　无论是哪一种死因，武媚娘对于女儿的暴亡表现的痛不欲生。在逐步清理掉朝上的敌对势力之后，她开始将矛头指向宫中的女人。

　　首先是皇后被以在宫中施行巫蛊之术被废，接着是同萧淑妃一起被贬为庶人。罪名是企图用鸩酒毒杀武昭仪。

　　据说她们被囚禁在一个只露一小孔的黑暗密室中，与外界隔绝。后来唐高宗念着旧情去看过她们一次，看到两个女人限于如此悲惨境地，便动了恻隐之心，假以安慰，说了些将来放二人出去的话。消息迅速传到了媚娘的耳中。于是她俩随后被武媚娘各打一百杖，砍去手足，投入了酒瓮之中。媚娘曾经令人传言：我这是特意满足你们两个人的愿望，让你们品尝到骨酥筋软的滋味。

　　王皇后面对绝境，反而显得很解脱，说是终于可以放下宫廷的争斗，安静的离去了。而萧淑妃犹在大骂：阿武妖精，乃至于此！日定当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两个女子在酒瓮之中浸泡数天之后，终于悲惨的死去。

　　淑妃的临终遗言传到武则天耳朵里，不免让她在心底产生罪恶感，心惊肉跳，由此武则天下令宫中不得养猫。武则天怕猫的传说也在民间流传开了。[NextPage]

　　毒妇八——李皇后

　　南宋光宗的李皇后同样心狠手辣，为了制止丈夫的花心也是别出心裁，百般恐吓。

　　一日，光宗洗手时，看到侍奉其浣洗宫女的手特别白皙，十分喜爱，禁不住伸手触摸，啧啧称赞。几天以后，李皇后就派人给光宗送去一个食盒，说是闻听君王喜爱此物，妾特意取下，以奉君上。光宗听了十分欣喜，打开食盒，赫然发现里面盛的竟是那位宫女被砍下来的双手！震惊之余，几乎晕厥。

　　毒妇九——万贞儿

　　万贞儿即是民间广为流传的包公戏之中狸猫换太子案的原型。

　　万氏是山东青州诸城人氏，幼年即被选入宫，充当孙太后（英宗母，宪宗朱见深的祖母）的宫女。长大以后，成为一名司衣女，侍奉当时还是太子的朱见深，耳鬓厮磨，渐渐产生私情。

　　天顺八年（公元一四六四年），英宗驾崩，太子继位，是为宪宗，时年十八岁，而此时的万贞儿已经三十五岁。虽然年龄差距甚大，但是两人感情甚笃。

　　万贞儿长得丰满艳丽，据说“秀慧如赵合德，肥美似杨贵妃”。而且为人机警，“每（皇）上出游，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皇）上每顾之，辄为色飞”，很受宠爱。

　　但是自从皇帝登基以后，两宫太后又为皇帝选纳了几名女子，分别是皇后吴氏，妃子王氏、柏氏，个个年轻貌美，令万贞儿深感嫉妒和仇视。

　　皇后吴氏，面对万贞儿的目中无人，也想整治一番。一次，万贞儿晋见的时候，傲慢无礼，进退无序，受到皇后训斥，万氏毫不示弱，出言顶撞，皇后大怒，夺过太监手中的棍子对其杖责数下。万氏委屈之余，在皇帝面前借机诉苦撒娇，皇帝一怒之下把吴氏废掉，另立王氏为后。

　　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万氏生下一子，被封为贵妃。但是孩子不久便夭折，以后也没有生育。

　　万氏面对宫中的年轻女子常常自危，对其他女子的受宠嫉妒到了疯狂的地步，一发现哪个妃嫔怀孕，就派人以治病为名，使其堕胎。而每当此时，皇帝不但不敢追究，反而对她低声下气，好言相对。

　　一日，皇帝宠幸了一名姓纪的女子，纪氏由此受孕。万氏命一名宫女前去察看，因为那名宫女很有良心，回报说不过是身体抱病而已，替纪氏隐瞒了过去。

　　后来，纪氏分娩下一男婴，央求守门太监张敏将其溺死，太监不忍，便私下将婴儿藏入密室抚育，而且废后吴氏也常去探望照顾。

　　此时皇帝只有一子祐极，年近两岁，刚被立为太子，即被万氏毒杀。面对丧子之痛，皇帝深感苦恼。

　　一日，皇帝对着镜子哀叹自己年岁已老，却仍旧没有子嗣，太监张敏借机进言，道出实情。皇帝大喜，将纪氏和孩子接入宫中。之后，宫中不但传出妃子怀孕的消息，令万氏痛苦非常。由此，迁怒于纪氏，将其害死。太监张敏深恐莅祸，在跪拜太子祈祷之后，也吞金自杀。

　　成化二十三年（公元一四八七年），万氏因为一宫女出言讥讽，大怒，用掸子连打宫女数下，气咽痰涌而昏厥，继而身亡，死时五十八岁。皇帝听说万氏已死，良久不语，半天才说了一句：“万长侍走了，我也将不久于人世了！‘果然，不久，他也随之死去。

　　万氏由一名普通的宫女到专宠后宫的皇贵妃，而且，她与皇帝之间的年龄相差十七岁，这样的例子，在明朝是绝无仅有的。

　　毒妇十——客氏

　　客氏之毒，在于同明代大宦官魏忠贤相互勾结，淫乱宫廷，为祸朝廷。

　　客氏本是明熹宗乳母，在同大太监魏忠贤勾结以后，开始掌控宫廷内部势力。面对平日不能相容的宫中女人开始大肆残害。

　　明光宗选侍赵氏，与客氏素有嫌隙，客氏便矫旨赐其自尽。赵氏临死之前，大哭一场，将光宗所赏赐的珍玩陈列案几之上，拜过之后悬梁自尽。

　　裕妃张氏言语之间得罪客氏，客氏含恨在心，便在熹宗面前进谗言，说张氏所怀骨血非皇帝亲生。熹宗听信谗言，将张氏打入冷宫。客氏不许膳夫为其提供食物，张氏在冷宫之中被活活饿死，临死之前，竟然爬到屋檐下，喝雨水充饥。

　　宫中一位冯贵人，素来厌恶客氏卑劣行径，常在皇帝面前痛斥客氏与魏忠贤所为，遭到嫉恨，客氏便以其诽谤圣上为名，逼迫她自尽。

　　成妃李氏将冯贵人的惨剧告诉熹宗，熹宗竟然毫不悲切，置若罔闻。客氏知道后，又假传圣旨将成妃幽禁。幸亏成妃鉴于张妃之死，内心早有准备，在壁橱内藏了食物，挺过了半月有余，才没有被活活饿死。

　　张皇后对一手遮天的客氏也是深恶痛绝，经常劝熹宗惩治两人，但熹宗反而由此对皇后十分厌烦。

　　熹宗偶尔进入坤宁宫探视，恰巧皇后在案上读书，皇帝随口问道：卿读何书？皇后正色答道：史记赵高传！熹宗默然，支吾两句便走开了。

　　客氏势利滔天，买通了坤宁宫中一名宫女，开始对皇后下手。当时张皇后已经怀孕，腰间疼痛，要求宫女为其捶背，宫女暗中用力，竟然导致皇后小产。随着宫中一个个女人惨遭不幸，昏庸的熹宗绝嗣。

笑面老虎[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避暑录话》宋·叶梦得

文潞公知成都，偶大雪，意喜之。连夕会客达旦，帐下卒倦于应侍，有违言，忿起拆其井亭，共烧以御寒。守衙军将以闻。公曰:“今夜诚寒，更有一亭可拆，以付余卒。”复饮至常时而罢。翌日，徐问先拆者何人，皆杖脊配之。

文潞公即文彦博，北宋时与富弼、司马光齐名，曾封潞国公，官至宰相。这位文彦博人如其姓，颇有点文人习气，懂得及时行乐。庆历年间他还不到四十岁，便被委以重任，派到成都去当一把手了。

却说这年冬天成都竟也下起了大雪，文彦博高兴极了，连续几天宴请宾客，饮酒赏雪，通宵达旦。室外站岗的兵丁不得休息，又冷又倦，牢骚满腹，忿起拆掉了一个井亭，将木料拿来烧以御寒。警卫的军官将此事报告给文彦博。文说:“今夜的确有点冷，还有一个亭子也拆掉给其他兵卒烤火吧。”说完照常饮酒直到天亮才散席。第二天，文口气和缓地问明先拆亭子的是哪几个人，全部罚打军棍然后发配处分。

文彦博诗文书法俱佳，名重一时。但文品并不等于人品，阴毒如果披上了文化的外衣，可能更令人猝不及防。

北宋名将狄青就栽在了文彦博的手里。狄青功高权重，在军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士兵每次领得衣粮，都说:“这是狄家爷爷所赐。”这种话传到朝廷，皇上听了便有点不爽。其时文彦博已做宰相，就建议把狄青调出京城去担任“两镇节使”。狄青上奏说自己没罪，为何要被外放出京。宋仁宗觉得狄青是个忠臣，这样处置的确欠妥，征求文彦博意见。文说:“宋太祖原本难道不是周世宗的忠臣？但因为得军心，所以有陈桥之变，最终夺了天下。”宋太宗听了默默点头。而狄青蒙在鼓里，还想到宰相府申辩。文彦博盯着他直说:“没其他的理由，就因为朝廷怀疑你！”狄青惊怖，不敢再言。狄青外放以后，朝廷每月两次派使者来“安抚慰问”。狄青每次听到京城来人了，都会惊疑终日，不到半年，就病发去世了。

总是说“伴君如伴虎”，想不到伴文彦博这样的文臣，也如此危险。看来问题出在个人身上，根子却在封建制度那里。权力如果得不到制约，个人的尊严乃至生命都只是风中之烛。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何放弃收复香港[转帖]

　　2008年01月15日 来源：《中华文摘》

　　每年的7月1日是香港回归祖国的纪念日，但是很少有人知道，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国军队曾有机会收复香港，让“东方之珠”提前52年回归祖国，然而蒋介石为获得美英的支持，发动内战，屈从于美英压力，在最后关头放弃了收复香港的主权。

　　1942年，蒋介石要求英国归还香港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日军的猛烈进攻下，英军节节败退，英国政府不得不请求中国派兵支援英国军队。蒋介石于是打算趁此良机收复香港。1942年，蒋介石向英国提出了收回香港的要求，为实现这一愿望，他在访问印度期间会见了印度独立运动领袖甘地和尼赫鲁等人，表示支持印度的独立要求，以促使英国在远东的殖民体系瓦解。蒋介石这一姿态在国内掀起了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浪潮，并在国际上得到了广泛同情。

　　1943年11月25日，参加开罗会议的领导人合影，前排从左至右依次为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和宋美龄。在会上，丘吉尔拒绝向中国归还香港。

　　英国出于需要中国出兵保卫其殖民地缅甸和印度的目的，主动提出与中国进行废除不平等条约及签订新约的谈判。谈判之初，蒋介石坚持收回香港，然而，英国人从内心里并不想交还香港，谈判只是权宜之计，为的是让蒋介石能够坚持抗日，以减少英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压力。随着战争向有利于盟军的方向发展，英国在香港问题上也日趋强硬。在1943年的开罗会议上，中英就香港问题展开了交锋，但丘吉尔直接回绝了蒋介石，蛮横地宣称：“不经过战争，休想从英国拿走任何东西！”在英国人的威逼利诱下，蒋介石的立场逐步软化，最终放弃了将收复香港这一内容写入新条约，仅仅要求英国在口头上承诺在战后同中国商讨九龙问题。

　　中国军队准备从日军手中接收香港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香港问题重新摆到了桌面上。此时的形势对中国收复香港极为有利，因为按照远东盟军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第一号受降令：凡在中华民国（满洲除外）、台湾、越南北纬16度以北地区之日军，均应向中国军队投降。香港就位于北纬16度以北地区，而且在战争期间隶属于中国第二方面军所辖战区的一部分，因此许多人建议蒋介石趁机派兵进驻香港，然后再与英国交涉。蒋介石于是命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将新一军和十三军集结于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准备接收香港。然而英国政府却拒绝接受麦克阿瑟的受降令。8月18日，英国新任首相艾德礼致电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杜鲁门指示麦克阿瑟重新发布命令，让驻港日军向英军投降。

　　其实，恢复在香港的殖民统治是英国的既定政策。为了重占香港，1944年初，英国政府就成立了一个名叫香港计划小组的机构，负责策划恢复殖民机构的事宜，并确定了战后武力占领香港的方针，准备在战争后期出动军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香港。为配合军事行动，英国还向香港派遣了大批间谍。日本投降前夕，英国派人秘密联络被日军囚禁的港英政府官员，要求他们与日军交涉，为英军重占香港做准备。

　　1945年8月13日，英国命令海军少将夏壳率领一支特遣舰队开赴香港。为配合海军的行动，英国派出了大约一个师的陆军兵力前往香港。

　　在派出军队的同时，英国也对美国展开了外交攻势。英国人很清楚，在香港归属问题上，美国的天平倾向于谁，香港就将归谁所有。在中国这边，蒋介石虽然已经集结了部队，做好了进入香港的准备，但他却迟迟没有下达进军香港的命令。蒋介石知道，将来发动内战，不能少了英美两国的援助，若此时出兵香港，必然会失去英国的支持。于是，蒋介石连续两次声明中国无意以武力收复香港，希望这件事能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他还向美国派出了使节，去寻求美国的支持，幻想通过美国的干涉来实现香港的回归。

　　杜鲁门转向支持英国，蒋介石措手不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鼓励中国对日作战，减轻美军的压力，美国曾表示支持中国收回香港。同时，美国也想趁机瓦解英、法在远东的殖民体系，并取而代之。因此，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曾敦促英国在战后将香港归还中国，但遭到丘吉尔的拒绝。

　　1945年5月纳粹德国灭亡后，美国同苏联为了控制欧洲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国急需英国的支持。因此，美国改变了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杜鲁门转而支持英国重返香港。他通知麦克阿瑟：“为顺利地接受香港地区日军的投降，须将香港从中国战区的范围划出来。”

　　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正乞求美国人帮他打内战的蒋介石只好从命。但蒋介石还想给自己挽回点面子，他在致杜鲁门电报中要求：“在未来的受降仪式上，驻港日军应向中国方面的代表投降，美国和英国均可派代表参加这一受降仪式。在受降仪式后，英国人将在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授权下，派遣军事力量在香港登陆。”

　　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是，美国人连这一点面子也不给。杜鲁门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表示：“美国不反对一个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蒋介石看到电文后大为恼火，但他不敢得罪美国人，最后不得不表示：“愿意授权给一个英国军官，让他去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同时派一名中国军官和一名美国军官赴香港参加受降仪式。”

　　前港督复职，英国再度霸占香港

　　蒋介石在香港问题上的一再妥协，使得英国人得寸进尺。英国政府强硬地提出，蒋介石无权委派一位英国军官在香港接受日本人投降。英国人步步紧逼的嚣张气焰，使得蒋介石感到脸上无光，这样屈辱的事，令他在手下将领面前无法交待。为了找回面子，愤怒的蒋介石告知杜鲁门，不管英国方面接受与否，他都将以中国战区最高司令的身份，任命夏壳作为他的受降代表，在香港接受日本人的投降，并表示必要时将以武力来抵制英国人的行动。

　　英国方面对蒋介石的态度转变有些始料不及，考虑到国民党在靠近香港的宝安地区屯兵两个军的现实，他们不得不接受蒋介石的建议。

　　1945年8月20日，夏壳率领英国海军特遣舰队大摇大摆地在香港登陆，香港同胞眼睁睁地看着英军接过了香港的管辖权。9月1日，驻港英军成立了军政府。蒋介石派遣的军事代表团也在这一天抵港，并正式宣布：国民政府同意英军占领香港。

　　1946年5月1日，被日军囚禁的前港督杨慕琦返港重任总督，恢复了英国对香港的统治。蒋介石在美英帝国主义面前的软弱致使香港回归祖国的时间整整推迟了52年。

　　（摘自《发现——二战中的谜团真相》）

学习《走向共和》中老佛爷等之精彩语录[转帖]

　　1、（大参案中，御史提前将慈禧要罢免庆王消息给了新闻界，慈禧大骂御史）
　　“这没影儿的事儿，他倒好，嚷嚷得满世界都知道了，让洋人骂咱们都是一帮贪赃枉法的人，让海外的革命党有了谋反的口实！听说他自诩敢讲真话，可真话也得看怎么说！有的可以在大庭广众下讲，有的只能关起门在家里说，内外有别嘛！朝廷养了他这种咬人的狗，可咬谁不咬谁，让他咬几口，要听主人的使唤！不听使唤就乱咬，还狂吠得四邻皆知，没了我的面子，也没了大清的面子，你们说，这种人还留得么？”
　　
　　评点：老佛爷深入浅出、明白如话地阐释了“舆论监督”和“法律监督”的实质。有些事情，就得讲“内外有别”，自己可以知道，但不能让百姓特别是洋人知道，那就有损光辉形象了。“舆论监督是条狗，让咬几口就几口。”看来是有历史渊源的。
　　
　　
　　2、（戊戌变法失败，慈禧训斥光绪）
　　“你这样子对我，放在寻常百姓家，亲友邻居都可出首告官，告你个忤逆不孝，治你的重罪！如今你是皇帝，没人管得了你，可我管得了你！国法不行，我这里还有家法！”
　　“今儿个我就是当庭打死你，也没人敢说我做得不对！”
　　
　　评点：在家法之类的内部法大于国法的时代，宪政和共和是不可能有生长的土壤。
　　
　　
　　3、（外国使节在慈禧面前重申外交只认“光绪”二字）
　　慈禧：“大清的臣子们呢，你们就看着洋人这样欺负我吗？”
　　众臣：“奴才们无能，致使太后受辱，奴才们万死不能辞其咎也。”
　　慈禧：“我要你们死有什么用？我要报仇！我要洋人死！”
　　
　　评点：对独裁者来说，最大的侮辱不是自己国家主权沦丧，更不是百姓苦难，而是个人权力被削弱，是可忍，孰不可忍？
　　
　　
　　4、（庚子年准备向十一国宣战，许景澄等人死谏）
　　慈禧：“把他们给我拖出去，乱棍打杀。”
　　“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向洋人宣战。战争结果，尚未可知。如果战后，江山社稷仍然不保，诸公今日都在这里，应当知道我的苦心，不要归咎我一个人，说什么皇太后断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
　　
　　评点：独裁者任何时候都是正确的，即使带来了国破家亡，也是因为其出发点是好的，所以不应被责备，不应负责任。
　　
　　
　　5、（战败后《辛丑条约》签定，赔银子四亿五千万两，慈禧终于从八国联军要惩治的名单中划掉）
　　“这份条约，没侵我主权，没割我土地，只要咱的银子，虽说多了些，咱也只好量我中华之物力，给人家就算了。”
　　“连我都杀了，他们找谁要银子去？”
　　“我那件寿礼服，李鸿章给我要回来了吗？”
　　
　　评点：在独裁者的眼里，只要自己的权力没有削弱，只要自己的豪华生活没有受到影响，其他什么老百姓的生活，国家的财政都是小事，君不见萨达姆对联合国的制裁稳如泰山么？反正萨达姆之类自家的日子照样过得奢华。所以我们能理解老佛爷的逻辑，事关自己面子的寿礼服，远比那4亿两银子重要。

作者：水平天远1979 回复日期：2009-4-18 14:53:00
　　6、（慈禧回銮，要求下午两点进北京，分秒不能差，袁世凯找李莲英对表）
　　李莲英：袁大人是以太后的表为准呢，还是以袁大人的表为准呢？
　　袁世凯：当然是太后的表准。普天之下，只有太后的表是准的！
　　李莲英：很好！袁大人这样想，必是前途无量。
　　
　　评点：领导永远是正确的，此种理念是官场混的诀窍。领导人不仅治国之术高于一般人，就是其他方面都是天才，如小金还是农业专家，萨达姆是写小说的文学家，斯大林是语言、哲学、历史专家。领导人任何东西，只能是最好的。
　　
　　
　　7、（大参案失败后，瞿鸿玑和学生吴毓昌对话）
　　瞿鸿玑：错了！夜太黑了，道德操守不过一丝烛光，只能照亮一个人眼前的路，顶多再拉上一个你！可是毓昌啊，咱们那点道德的烛光，挡不住人家的明枪暗箭啊！
　　“咱出的那张牌叫做整肃吏治！表面上看，正气凛然，其实迂腐呀！我昨天才想明白：咱们的太后不看重这个。老佛爷哪里在乎你贪污玩闹，可你要跟她离心离德，你死去吧！这一点呀，那么多年，咱们竟然就没看明白！可你看人家出的牌，张张都是政治牌、屁股牌——人家玩着、闹着，搞女人，搂钱财，可人家永远政治上正确，屁股坐的永远是正确的地方。那才叫高！毓昌啊，清洁的道德牌打不过肮脏的屁股牌啊！咱们从一开始就败了！”
　　评点：许多像瞿鸿玑这样的读书人，天智甚高，世事洞明，可就明白不了最简单的道理，以为一身正气满腹经纶就能匡正天下。路线是最重要的，说白了就在乎你是否跟对人。表面上王朝是在儒家的理论、堂皇的诰谕下运行，实质上是在大伙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下运行。如果谁相信反腐败不能涉及到谁，会一查到底，决不姑息，谁就是傻蛋。你听话，就会让你放心地腐败；你不听话，才会反你的腐败。道德的烛光，管个屁用？
　　
　　
　　8、（李鸿章送给慈禧一只会叫“老佛爷万寿无疆！”的鹦鹉）
　　慈禧：难得李中堂于这些小事这样上心。
　　李鸿章：太后之事无小事。
　　慈禧对着光绪：皇帝听见没有？李中堂这话才叫见识！唉，可惜咱中国像李中堂这样的忠臣太少了！
　　
　　评点：独裁者的一切都是最重要的，包括拉屎拉尿。泡女人那是为了放松放松，更好地治理国家；听戏那是为了关心文化的发展。慈禧应当知道，这种讨上司欢心的“忠臣”不是太少而是很多，只是做起来，水平有高低之分而已，心思都是一样的。
　　
　　
　　
　　9、（慈禧六十大典，户部说没有银子，慈禧大怒，训斥众臣）
　　慈禧：“十几年里我何尝睡过囫囵觉，这才换得个同治中兴！这不是为的江山社稷又是为了什么？就说这万寿庆典吧，知道的人说我该享享福了，不知道的骂我穷奢极欲！谁个知道？我这也是为了江山社稷的一片苦心！”
　　“寻常百姓家的老太太六十大寿，办得风光热闹，左邻右舍就会说这老太太好福气有面子，这户人家在那一带就做得起任！百姓如此，国家更是如此！如果连我的生日都办寒碜了，不但我的面子，朝廷的面子也没地方搁！又怎么个体现我中国河清海晏国泰民安？这样一来，不但洋人瞧不起，连老百姓也瞧不起！洋人瞧不起你他就欺负你，老百姓瞧不起你他就不服你，这样就会出事儿，祖宗的基业就会毁于一旦！这些道理你们是真不懂假不懂还是不想懂？我看你们是不想懂！也就是说你们做儿子的孝心做臣子的忠心都让野猫子叼去吃了！那好，今儿我也把话撂在这里了，谁让我这个生日过得不舒服，我让他一辈子不舒服。”
　　
　　——慈禧这番话说的逻辑严密、丝丝入扣，也“入情入理”。对独裁者而言，悠悠万事，面子为大，朕即国家，自己的脸面也自然是国家的脸面。要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威，就需要风光的场面，越是专制国家，统治者对各种典礼、仪式越是热衷。不是老百姓选出来的统治者，自然靠各种“秀”来强化自己的权威。“秀”的频率越高越好，“秀”的排场越大越好。不让他“作秀”，简直就是要人家的命。

　10、（慈禧准了张之洞关于停“海防捐”的折子）
　　慈禧：“就说这海防捐吧，到今日一共筹到了多少银子？这些银子李鸿章是全部给了颐和园还是只给一部分其余的自己截下来了，你心里有数吗？”
　　奕环：“臣想李鸿章没，没那个胆子。”
　　慈禧：“没那个胆子也得防着点！我所以准了张之洞的折子，一是海防捐确实闹得不像话；二是要捐官的也捐得差不多了，正好就着坡儿下驴；三是给张之洞一个面子；四是给李鸿章提个醒，别让他以为中国得天空就他那片云彩下雨。”
　　
　　——多疑与紧张是一切独裁者共同的心病，因为权力不是公器而是私器，就象一个人霸占着大批珠宝，每天都得提防别人来偷、来抢——哪怕是他最亲近的人，在权力面前，只有斗争与觊觎，没有信任。
　　好人总是独裁者做，坏人总是让奴才们做。风险总是让手下人承担，收益总是归老大。这是千古不易之理。统治者最愿意钻研的就是“驭奴术”，奴才们之间越是有矛盾有斗争，他就越高兴，因为他的权力安全系数越高。
　　
　　
　　11、（日本天皇征询大臣们的意见，准备对华战争）
　　陆奥宗光：“国民的共识是太重要了，要高举民族主义的旗帜，将国民对政府的不满，转移到对中国的仇恨上面去。”
　　伊藤博文：“外相的话真是说得太好了！日本帝国的优势就在于一举起民族主义的旗帜，便能举国一致。而中国向来是各行其是，他们的人民对于国事更是混沌无知。李鸿章刚想伸一伸胳膊，马上会有七八支胳膊把他拽住。”
　　
　　——伊藤博文对中国的看法，过了110年，过时了吗？我们东边这个野心勃勃的邻居，昨天和今天，对我们的毛病比我们自己还清楚，所以他们总是抑制不住要攻击我们软肋的冲动。
　　
　　
　　12、（李莲英给慈禧梳头的对话）
　　李莲英：老佛爷这满头青丝，恐怕是王母娘娘给的吧？
　　慈禧：小李子，你这嘴可真够甜的。
　　李莲英：奴才不是嘴甜，奴才说的是大实话。
　　慈禧：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小李子，这怎么说。
　　。。。。。。。。
　　慈禧：水太清了，就养不活鱼；人太明白了，身边就连个伴儿也没有，活着也就太没意思了。
　　李莲英：老佛爷的解释，比孔圣人都高出多少倍了。
　　慈禧：所以啦，我也不能成天琢磨你们这些奴才背着我干了哪些坏事，就比如李光昭这个案子吧。。。。。小李子，你的手别颤抖。。。。。你们有些什么猫腻我都不管，我只要修园子的木头，一根也不能少。
　　
　　————奉承就象是鸦片，明明知道无意甚至有害，但还是愿意一次次吸下去。对于一个高明的独裁者来说，必须要给卖命办事的奴才们一些好处，让奴才们适当的贪污，不但不会影响自己的权力，反而是增强自己权力的一种必要的投资。——反正这投资掏腰包的是老百姓，而最后得好处的是自己。
　　
　　
　　13、（慈禧训庆王）
　　慈禧：我知道。你虽然有点贪，但对我是没有外心的，这就是为什么七爷走后，我不光让你顶替了他修园子的差使，连总理衙门的差使也让你顶替的缘故。但我要告诉你，少拉帮结派，那样对你没好处。
　　
　　——这就明白从古到今，贪污者总能做大官的缘由吧？贪，在老大眼里，那是小节；对老大是否有外心，那才是大是大非。
　　
　　14、（牵涉到李莲英等人的李光昭被杀，太监来宣慈禧的旨意）
　　太监：圣母皇太后说，洋人从来没有安好心眼儿，找他们合伙，难免要吃亏上当，李鸿章那个洋行就算了。圣母皇太后又说，李光昭这个案子，也用不着七挖八查了，将他推到菜市口一刀砍了，大伙儿图个清静。。。。。。。
　　——对独裁者来说，躲进小楼成一统是最舒服的，洋人能躲就躲，否则这些鬼子动不动就干涉内政。肃贪反腐，本来就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游戏。根不够深的“李光昭”们，你得提前预备好国外的护照，否则大风一来，替罪羊你是当定了。
　　

作者：水平天远1979 回复日期：2009-4-18 15:00:00
　　15、（慈禧试穿六十寿典的礼服，宫女嘀咕衣服是不是拿倒了）
　　宫女甲：往常的龙凤图案都是龙在上，凤在下吧？
　　宫女乙：可这衣服明明没拿倒呀，莫非是图案绣倒了？
　　慈禧：你们在那里嘀咕什么〉让庆王爷看看不就得了？
　　庆王：衣服没拿倒，图案也没绣倒，应该是凤在上，龙在下。
　　李鸿章偷偷看到凤在龙之上，身体微微一震。
　　李莲英看到李鸿章表情，为了报李光昭案的仇，射出暗箭：“怎么，李中堂瞧着稀罕？”
　　慈禧解围：“你这个小李子也真是，人家李中堂又不是裁缝，他怎么有闲心管你这些事儿。”
　　
　　点评：几句对话，就把老大之精明和淫威，宠臣的投机拍马、太监的阴毒险恶、能臣的矛盾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太监之所以牛比，是因为他离主子最近，最能揣摩主子的心思，他可以就一点细节给你穿小鞋。所以太监得罪不起，现在没有太监，但是有精神被阉割的贴身秘书，你照样得罪不起；庆王这样的宠臣，只要谁有奶谁就是娘，管他规矩不规矩；而李鸿章这样的能臣，虽然也投主子所好，但他毕竟是进士出身的汉族读书人，心里还有那么点纲常名教之类的东西，凤在龙之上，就是阴阳易位，太上皇实际权力于凌驾元首之上他能接受，可在公开的礼仪也在元首之上，——过去是体现在出巡的依仗、起居用品的规格、死后的谥号等等的差别，（现在就是排名先后和保卫措施等差别了）就有点太过了。但慈禧和皇上没有任何差别甚至高于光绪，死后的谥号也用了22个字，这就违反了儒家最根本的理念，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产生了宪法危机。——所以他有点惊慌。
　　
　　
　　16、（李鸿章和庆王向慈禧请示能否向日本开战）
　　慈禧：到底和小日本打不打这一仗，你们是来问这个的吧？
　　李鸿章和庆王：太后圣明。
　　慈禧：那我也实话告诉你们，我心里没底。。。。思来想去，只好把这难题交给皇上和你们了，也就是说，怎么着对付小日本，由皇上全权处理！。。。。。不过呢，还是那句话，六十大寿，无论如何不能碍着了！
　　庆王：奴才体会圣意是不想打喽？
　　慈禧大怒：混账！我什么时候说过不打了？不是说，一切交给皇上做主嘛！
　　李鸿章：臣已知太后圣意，谨领懿旨。
　　
　　点评：此番对话可见慈禧之威，庆王之愚——难怪后来被袁世凯卖了还帮着数钱，直到袁指示段其瑞逼宫，要求宣统逊位才醒过来。以及李鸿章之滑。在皇权社会，老大总是这样，风险是不能担的，但权威是总是要的；责任是不用负的，但果子是应该摘的。所以，有些领导的心思，只可意味，不可言传。就看你有没有这悟性。比如说，领导的公子在外面强奸民女给人抓了，你为了讨好领导，去问领导：老大，要不要我想办法把公子给捞出来？那你就傻到家了，这不是把领导逼到墙角吗？领导也许还会说，一切找法律办事，但会恨你一辈子。如果你偷偷地把事摆平，领导知道了，兴许还会批评你，下不为例。外面有报纸吵吵嚷嚷，没准领导还会像那么回事地给你个处分。但是别急，你得好日子在后头。
　　
　　
　　17、（甲午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北京街头两旗人对话）
　　旗人甲：我家主子说，和倭寇这一仗打输了也有个好处，那就是把李鸿章也打垮了，对咱们满人有好处。
　　旗人乙：这我就不懂了，为什么李鸿章垮了对咱们满人有好处呢？
　　旗人甲：弄糊涂了吧。。。。。。。。
　　
　　点评：专制社会，家的利益、小集团的利益总是重于国家利益。满蒙贵族集团宁愿割地赔款，也不愿意汉族大臣的力量过于强大。当年日本人全面侵华后，不是也有人高兴吗？
　　
　　
　　18、（马关条约签定后，李鸿章在全国的声讨中暂时开缺，荣禄入阁，前去拜会）
　　李鸿章：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好，办洋务也好，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实在在放手办理过？不过是勉强涂饰。虚有其表，无有其实，不揭破不戳穿还可以敷衍一时。好像一间破屋子，靠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也可以用纸片把它裱糊得明净光鲜。即使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修补，还可以对付一阵子，如果遇到风暴袭击，这纸糊的屋子自然真像败露，不可收拾，我这个裱糊匠又有什么方法？又能负什么责任呢？
　　
　　　点评：专制腐朽的国度，僵化的制度，没落的统治者，就是有几个出色的能臣干吏，又有什么用呢？无非裱糊的技术高那么一点点而已，只能做四处灭火的救火队队长，注定是个悲剧人物。
　　
　　
　　19、（甲午战败后，袁世凯背叛了李鸿章。但为了谋操练新式陆军统兵官的职务，前来求李鸿章）
　　袁世凯：世凯想谋那个操练新式陆军统兵官的位置，可太后老佛爷放出话，非你老人家开口，她谁也不给。
　　李鸿章：贼娘！你还真有脸说出来？当年老子带领淮军打苏州城，李秀成在那里经营多年，城墙修有几丈厚，我看你的脸皮比苏州的城墙还厚。你不光脸皮厚，心也黑，手也毒。。。。。。
　　
　　点评：不皮厚心黑手毒，怎能成大事呢？最后李鸿章还是帮了老袁的忙，就是看中了他这三项在当时满朝人物中，绝对是全能冠军，所以撇开个人恩怨。李鸿章真为国着想呀。
　　
　　
　　20、（徐锡麟询问恩铭立宪是真还是假）
　　恩铭：“老佛爷今年七十三啦。再过十二年，老佛爷自己也估摸着活不到那日子。到那时，管它洪水滔天！可在十二年预备期内，你要搞三权分立，却是绝无可能。你说这立宪是真是假？”
　　徐锡麟：那什么才是真的？
　　恩铭：抓权才是真的。。。。。那帮记者，懂得什么朝政，懂得什么官场，懂得什么政治。
　　徐锡麟：朝廷的权力之争，为什么要利用康先生和梁先生。
　　恩铭：利用？官场就是战场，政治就是屠杀。打仗用什么？用剑，用刀，用长矛，用枪，用子弹；官场用什么，用智慧、用阴谋、用权力，从来不招面，背后捅刀子。你要是胆小，就别在官场上混！
　　
　　———恩铭不愧是晚清满族“五杰”之一，对汉族几千年的官场文化领悟如此之透，凭什么说人家是“鞑奴”？一个靠十几万披甲人起于黑水白山的民族，一个崇尚武力征服的民族，进化到玩政治游戏、用权谋比政治早熟的汉族人还厉害。这个民族就不可救药地堕落了。
　　
　　
　　
　　21、（徐锡麟刺杀恩铭后，冯煦和联裕审他）
　　徐锡麟：我们满腔热血，为的是什么？为了大清富强，不再受人侮辱！可是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我们被骗得好苦呀！冯大人，你记住，凡搞假立宪，必来真革命。
　　。。。。。。。。。
　　冯煦：大清要立宪，就因为看到了自己的问题嘛！革命是什么？是杀人放火！腐败是不好，可腐败一点，总比千百万人头落地好吗！这点常识。。。。。。
　　徐锡麟：立宪就是立宪，岂是婊子给自己立牌坊！可你们这个牌坊还真骗了不少人，至今还有千千万万热血青年蒙在鼓里。我杀恩铭，是绝望，也是警钟，告诉我的同道中人，醒醒吧，大清没救了！只有推翻它，我煌煌华夏才有真正的宪政！
　　
　　———所有的专制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喜欢假当时最先进的名义行独裁之实。封建时代受命于天，有了宪政，就立宪政这个牌坊。民主吃香，就说自己是民主国家——朝鲜还是“民主主义共和国”。腐败有理的理论好像不仅仅清朝有。

出路在哪里:毛泽东朱德联合署名的革命宣传单[转帖]

　　在湖南省博物馆，保存着一张毛泽东、朱德联合署名的革命宣传单。宣传单内容如下：

出路在哪里

　　
　　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们！

　　万恶的国民党军阀蒋介石、陈济棠、何健（键）等，

　　不但把我们中国出卖给帝国主义，使你们变为帝国主义强盗的奴隶牛马，而且他们自己也拼命的屠杀你们，压迫你们，剥削你们。你们整年整月做着苦工，然而你们总是养不活你们自己和你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苛捐杂税，是你们永远还不清的，修堡垒筑马路等各种兵差劳役是永远做不完的。再加上地主、资本家、高利贷、土豪恶棍，对于你们的残酷剥削，使你们倾家荡产，出卖妻子儿女，也还不清他们的田租和债款。

　　你们是在忍受着饥饿、疾病、寒冷与痛苦，你们像牛马一样死在道路田野里，没有一个人来埋葬你们。

　　你们不能反抗，不能说一句不满意的话。国民党军阀、民团、警察、流氓恶棍，会如狼似虎一样，鞭打你们，杀死你们，砍你们的头，把你们放到监狱里。他们还要说你们是“**”，要杀你们的全家老少。国民党军阀、地主、资本家都威吓你们，说“**”是“杀人放火”，是“共产共妻”。他们要压迫你们出钱、出力、出性命去帮助他们“围剿**”，要你们组织民团、守望队、铲共团，防堵“**”。但是你们自己还只是听到人家骂共产党，骂苏维埃红军，你们自己还没有看到过共产党、苏维埃红军是什么东西。

　　你们要知道共产党、苏维埃与红军的主张，你们就会赞成他们！他们主张：

　　我们穷人，我们工人、农民、兵士以及一切劳苦民众，不要再受帝国主义国民党豪绅地主资本家的剥削与压迫，我们要大家团结起来，武装起来，暴动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豪绅地主的统治，建立我们工农自己的军队，工农兵自己的政府，这种工农自己的军队就是红军，这种工农兵的政府就是苏维埃政府。

　　我们要立刻取消一切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与兵差劳役，取消一切高利贷，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分配给贫苦的农民，工人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我们要使每一个工人农民有衣服穿暖，有饭吃饱，取消强迫的雇佣兵役制，改为自愿兵役制。把土地分给士兵，改善士兵的生活，不准打骂士兵。保障工农群众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罢工等一切自由的民主权利与男女的完全平等。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共产党所主张的苏维埃红军，就是你们的出路。你们不但不要反对苏维埃红军，而且还要拥护苏维埃红军，在一切方面帮助我们苏维埃与红军得到胜利！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你们的出路就在这里，我们贫苦工农大家要齐心，要团结，拿我们的菜刀、锄头、大刀、木棍、鸟枪、快枪，以及一切武器暴动起来，发展游击战争，去杀尽国民党军阀官僚，号召白军士兵杀死他们的长官，哗变到民众方面来，一同来革命，实现共产党的主张，创造工农自己的红军，工农自己的苏维埃政府。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坚决的为了你们自己的出路而斗争！不要惧怕卖国贼刽子手国民党军阀，不要惧怕豪绅地主资本家。他们那里只有少数人，我们这里有着千百万的工农群众。我们还有我们自己的红军与苏维埃政府的帮助，我们一定会胜利，我们一定要胜利，我们无论如何要胜利。

南京沦陷真相 蒋介石集团“保卫南京”的分歧[转帖]

　　2007年12月13日 凤凰网专稿

　　核心提示：在世界现代史上，还没有哪一个城市曾经像中国南京这样惨遭异族军队的杀戮和蹂躏。当这座城市陷落之后，这里血流成河、尸体堆积如山。70年过去了，仍然有人妄图掩盖这段历史的真相，而每一个中国人都更有理由知道，公元1937年的南京，究竟都发生了什么？

　　南京大屠杀是60多年前侵华日军犯下的惨无人道的法西斯暴行，是人类文明史上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段难以泯灭的伤痛。

　　在《南京大屠杀史料集》里，收录了日本海军航空队1937年8月14日23时30分下达的一道紧急作战命令。这道命令要求20架轰炸机第二天从本土长崎基地起飞，袭击中国首都南京。

　　杀戮之前 日本侨民被中国政府护送离开南京

　　就在南京首次被日军空袭的当天，这座城市曾经发生过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

　　日军的轰炸机是15日上午9点10分起飞的。就在这时候，为了让最后一批留在南京的日本驻华使馆人员和日本侨民团成员安全撤离，中国政府为他们准备了特别列车，并派出40名宪兵一路随同护卫，还特意从外交部派出两人随行。

　　同时一起撤离的日本侨民团参事庄司得二在他撰写的《南京日本侨民志》里，记述了当时的情景：

　　列车附近不允许任何人靠近，可见警戒之严密。开车后每次停车，我都注意观察，连一些小站都一样，真是非常周全。

　　就在这些日本人被中国政府"非常周全"地送走以后不久，这天下午两点50分到3点30分，日军轰炸机穿过低垂的云层，对南京投下了重磅炸弹。第二天，当这些日本侨民得知他们自己国家的飞机越洋轰炸南京的消息时，庄司得二回忆说：

　　"车厢里不由地发出了庆幸的欢呼声"。

　　他们当然可以为自己脱离战火而高兴欢呼，但中国南京市民的痛苦才刚刚开始。

　　徐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也就是说在中日关系不断走向战争、恶化的这种情况之下，中国还是用人道的、宽容的方式来对待日本。这个实际上可以看出，这是野蛮与和平，侵略与爱好自由独立，这样一种，中日双方的这样一种对比。

　　在南京之前 那些惨遭凌辱的中华城池

　　日本飞机开始轰炸南京前的一个月零八天，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了。只是那时候对于南京的普通市民来说，战争似乎还离得比较遥远。然而，随着八一三事变，淞沪会战爆发，战火一下子蔓延到了上海，人们这才感到南京已被战争的乌云所笼罩。

　　金新果（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在日军首次空袭南京的前两天，也就是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在上海拉开序幕。日本内阁任命松井石根大将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指挥日军对淞沪地区的进攻。日军妄想在三个月内征服中国的企图，在中国军民的坚强抵抗下遭到了粉碎。

　　日军不断向淞沪地区增兵，至10月中旬，其总兵力已达6个师团20万人，其兵力调动规模是空前的。

　　就在日军飞机8月15日悍然轰炸南京的同一天，日本首相发表了《帝国政府声明》，公然表示要采取断然措施打击中国；

　　从这一天开始，日军对南京实行了不分青红皂白、残酷野蛮的轰炸。机场、政府机关、学校、医院、广播电台、火车站、自来水厂、发电厂，甚至连市民居住密集的新街口等地都遭到轰炸。

　　就在南京连续遭受轰炸期间，淞沪会战正处于胶着状态，中国军队赴汤蹈火，奋勇抗敌。

　　曾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的冯玉祥感慨地说："我们的部队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不到三个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五个小时死了三分之二，这个战场就象大熔炉一般，填进去就熔化了。"

　　1937年11月5日，日军第10军在杭州湾实施登陆作战。这一突然的战术动作使中国军队腹背受敌，迫使主力部队在付出巨大的牺牲后向西撤退。

　　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

　　上海的陷落使相距300多公里外的中国首都南京处于日军的直接威胁之下。

　　由松井石根率领的日军立即开始追击撤退的中国军队。

　　还是在松井石根刚刚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时，这位身患肺病、一度被日本军部冷落的日本军人便狂妄地宣称："别无他途，只有拿下南京，这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使命。"

　　以松井石根为首的华中方面军各路部队的指挥官们，为争夺攻入南京的头功，纷纷鼓动部下向南京进发。

　　日军分三路犹如潮水一般涌向南京，右路沿京沪铁路西进；中路由宜兴经溧水进攻；左路由太湖南侧迂回，对三面环山，背靠长江的南京城形成战略包围。

　　狂热的日军在几乎没有后勤保障的情况下向西进击。参与进攻的日军接到了这样的命令："粮草不足就现地解决，弹药不足就打白刃战。"

　　上等兵曾根一夫是当时参加征收的日军士兵之一，他在《南京大屠杀亲历记》一书中写道："自从命令下达后，罪恶感就消失了，军人们变成了到处偷袭抢夺谷物、家畜来充饥的匪徒。这个就地征收的命令，使下级军官发狂，不但抢夺粮食，并且强暴了中国妇女……对于反抗的人就以武力解决。"

　　成千上万的日军士兵闯进当地平民家中，他们一路烧杀淫掠，无锡，江阴，常州，镇江……秀丽的江南河山，被日军糟蹋得残破不堪。

　　素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苏州城，横遭劫掠。一位长期居住在中国的美侨撰文说：他第一次回到被日军占领的苏州时，倒毙街头的尸体已经摆了十天以上，街上的野狗也明显地肥了许多。

　　蒋介石集团内部对“保卫南京”的分歧与争锋

　　淞沪会战还没有结束，日本军部已经开始组建华中方面军，并且任命松井石根为司令官。这说明日军早就制定了将战事从上海向华中其他地区扩大的计划。上海沦陷后，首都南京的防御问题摆在了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的面前。

　　这里是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门外的官邸。1937年11月15日至18日，国民政府在这里连续召开了3次最高国防会议，商讨保卫南京的方案。

　　会议气氛显得紧张沉闷。参加会议的大部分将领主张放弃南京，甚至连国民政府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也同样不主张防守南京。

　　蒋介石没有就此做出什么决定，只是说"南京为国际观瞻所系，守还是应该守一下的。至于如何守，值得慎重考虑。"

　　会议陷入僵局，蒋介石犹豫再三，左右为难。

　　此时，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执行部主任的唐生智最终站出来，他说："南京不仅是我国的首都，而且是国父之陵墓所在地。如果我们不战就放弃南京，怎么对得起国父的在天之灵？""军人以身许国，当此危难之际，何能畏难以求苟安？我愿意勉为其难，一定坚决死守，与南京共存亡。"

　　蒋介石当即任命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负责南京保卫战。

　　其实，中国最高军事当局早就预感到，如果中日战事一旦爆发，日军占领上海之后，必然会沿着京杭国道，由东向西攻击南京。

　　金新果（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早在1935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指导下拟制了《首都要塞计划》，就是以日军侵略中国为背景的。这个计划的战略思想是：以淞沪地区为作战前沿，以吴福线、澄锡线（锡澄线）作为拱卫首都的两道国防防御线。

　　按照当时制定的这个《首都要塞计划》，南京保卫战不应该在距离南京这样近的地方打响，而日军也绝不会这么快就兵临城下。

　　章伯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可是由于淞沪抗战的仓促撤退，整个打乱了当时中国军队的既定的作战部署。国防线，完全没有起到作用。部队的仓促撤退，很快地就靠近南京城边。

　　蒋介石放弃南京 留守军人血染雨花台

　　随着日军向南京方向快速推进，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被迫宣布迁都重庆。

　　10天以后，12月1日，日军大本营正式命令华中方面军司令官须与海军协同攻占中国首都南京。同时，下达了由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组成的华中方面军"战斗序列"的命令。第二天，日皇裕仁的叔叔朝香宫鸠彦被任命为上海派遣军司令官。而此时，上海派遣军和第10军早已在杀向南京的途中了。

　　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军队，以唐生智为司令长官的南京卫戍部队陆续汇集了13个建制师和15个建制团，共15万人保卫首都。

　　这其中，守卫南京的主力是刚从上海前线撤退下来的当时中国军队中最精锐的部队87师、88师和36师，以及由陆军学校35000余名学生组成的教导总队。

　　由于这些部队在淞沪会战中打得十分惨烈，以至于元气大伤，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

　　而用唐生智这位出身于湖南的地方将领，来指挥中央嫡系和其他地方部队，实在令人担忧。

　　12月7日，日军攻击部队已经逐渐突破了南京的外围防线。

　　这天凌晨，蒋介石夫妇乘坐飞机离开南京飞往江西。指导修筑南京防卫阵地的、以法肯豪森为团长的德国军事顾问团，在此期间也秘密离开南京。一两天后，国民政府的军政要员、南京市政府要员们，也全部从南京撤离。

　　朱成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长）：12月8日，日本的军队完全地占领了南京的外围阵地，就在这一天呢，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下令把外围的中国军队撤退到南京复廓阵地上来，他准备以南京的城垣为依托，同日本军队进行最后的较量。

　　12月10日午后1点，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下令向南京发起总攻。

　　占领了汤山的日军第16师团，突破第66军的防线，向教导总队驻守的马群、孝陵卫一带高地攻击，直逼紫金山主峰；占领了淳化镇的日军第3、第9师团突破83军的防线，向光华门进攻；占领了江宁的日军第114师团突破74军的防线，向通济门进攻；日军第6师团则突破58师防线由正南方猛攻88师防守的雨花台阵地。

　　12月12日黎明，在赛公桥阵地上，51师302团团长程智被打断了3根手指，但他仍然率领战士跳出战壕，对日军实施反冲锋。就在这时候，他被迎面的一串子弹射中，鲜血顿时染红了阵地。

　　早在开赴淞沪战场作战时，程智给怀有身孕的妻子写信说：总算等到了与日寇交手的一天，此正是男儿报国之时，余决心以七尺之躯许国，惟盼吾妻能顺利分娩，所生勿论男女，望善抚之，以继余志。

　　战事最为惨烈的，要数雨花台、紫金山和光华门这几个地方。

　　当谷寿夫率领的日军第6师团攻打到雨花台阵地的时候，他们的对手是刚从淞沪战场转战到这里的第88师和第51师。

　　朱赤，88师262旅少将旅长，这位素有儒将之称的中国军官，对中西哲学颇有研究，而在铁血疆场上，他是一员勇猛无畏的骁将。当战斗进行到最后关头，朱赤命令士兵把几十箱手榴弹的盖子全部打开，将导火索串连起来，把冲到阵地前沿的日军炸得血肉横飞。最后，守军弹尽援绝，朱赤和大部分官兵以身殉国。

　　蔡炽甫（南京保卫战老兵）：雨花台是先失守，到后来呢中华门、光华门吃紧，那么反复，攻守都反复了好多次，拉锯战的样子。敌人呢死伤也不少，我们的兵呢也死伤不少，这都是肉搏战，所以是相当惨烈的。

　　1937年冬季的南京，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军人为了捍卫民族的尊严与日军作了殊死的拼杀。

　　坚守紫金山的教导总队，在日军施放燃烧弹时岿然不动，一位军官在熊熊烈火中迸发出最后的怒吼：

　　"紫金山就是紫金山，决不是富士山！"

　　
　　挹江门城门洞里尸体堆积一米多高。

　　南京保卫战中的重大失误 壮士恨 男儿血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1937年12月11日下令南京守军撤退，但南京卫戍军司令长官唐生智并没有立即采取行动。

　　一天以后，雨花台失守，紫金山主峰危在旦夕，日军正在形成对南京的四面合围。

　　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召开师以上将领紧急会议，宣布放弃南京，实行突围。

　　章伯锋（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南京作为一座孤城，被日三路大军包围，想要坚守，长期坚守，是不可能的。

　　孙宅巍（江苏省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在唐生智事先拟定好的撤退令当中，实际上是贯彻了一个"大部突围，一部渡江"的这个原则，这无疑是合理的，但是在口头下达这个撤退令的时候，唐生智呢，又追加了一些内容，多允许了一些部队可以渡江，这样实际上就形成了"大部渡江，一部突围"的这个局面，实际上是我们的运输能力不能允许的。

　　由于唐生智在撤退命令上的重大失误，使得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中只有为数不多的几支得以全身而退，广东部队的四个师在蒙受巨大牺牲后从日军正面杀出一条血路得以突围。但其他部队大多涌向挹江门和下关一带，从而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境地。

　　蔡炽甫（南京保卫战老兵）：那天晚上，军民大家都撤退嘛。大家都拥在挹江门。

　　骆中洋（南京保卫战老兵）：我们那时候在城墙上啊，用救火机的那个布带子，挂在城墙上。慢慢慢慢、慢慢地，手拉的拉不动的时候就夹住，再夹不住就用牙齿咬住，咬住这个帆布带喘喘气。

　　美国《芝加哥每日新闻报》记者斯提尔，目睹了中国守军撤退的状况，他在报道中描述：

　　下午4点半左右崩溃开始了。起初还是较有秩序的撤退，但在日落时分就变成了溃逃。溃逃的军队想到日军在后面追击，把多余的装备全扔掉。不一会，马路上到处是被中国军队扔掉的背包、弹药袋、手榴弹和军服。

　　骆中洋（南京保卫战老兵）：过江那个船人也满了，又不开。船就差一点点（进）水，我说过去也危险。还有的人啊，用木排过江的也有。

　　冰冷的江水诉说着中国军人的千古悲歌。

　　那些侥幸找到工具渡江的人，也是九死一生。日本海军已经封锁江面；日军飞机就在上空盘旋；第16师团的先头部队很快就赶到了江边，这个师团第33联队的平山仁三郎说："我们从陆上'啪啪'射击，军舰上也发炮，……鲜血染红了扬子江"。

　　参加南京保卫战的宪兵部队在后来总结教训时写道：

　　"用仅仅一个挹江门做为撤退10万军队的通道，是不可想象的，""渡河准备不充分，致十余万大军云集江边，均无船可渡……"

　　南京保卫战最高指挥官唐生智，在下达撤退命令的当晚从下关乘船渡过长江脱险。在撤离南京的江轮上，他沉默无语，痛苦不堪。在他身后的对岸，就是正遭受日军轰炸和炮击，四处起火，枪声、惨叫声不绝于耳的南京城。

　　后来他说，"我打了一辈子仗，从来没有打过这样糟的仗。""我对不起国人，也对不起自己。"

　　金新果（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教授）：由于客观上中日军队在兵力上、在武器装备上相差悬殊很大。在主观上，中国统帅部在战略指导上、在作战指挥上以及在后勤保障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导致整个南京保卫战变成了一场"混战"。

　　徐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南京保卫战，它有它的正面的意义。最重要的正面意义，首先中国政府在这个地方，实行了抵抗，这显示了中华民族、中国政府不投降，坚持抗战的政治上的一种决心。而且留守在南京地区的中国军队，十几万人，前面经过三个多月的淞沪血战，他们已经是伤残累累。用伤残累累的这样一些部队，来继续进行这样一些抵抗。而我们担负这样一个沉重任务的中国军队呢，确确实实，是恪尽职守，尽了自己最大的决心。

　　附录

　　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少将以上指挥官：

　　肖山令 姚中英

　　朱赤 高致嵩 易安华 司徒非 罗策群

　　1937年12月13日凌晨的南京，城垣四周的枪炮声渐渐沉寂下去。

　　在黑暗的火光中，日本军队蜂拥入城。

　　在中山门城门的铁扉上，日军第十六师团步兵第二十联队用白漆写着"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

　　1937年12月13日，当太阳再次升起的时候，南京无可挽回地陷落了。这个帝王之都有史以来第一次被真正意义上的外国军队所占领。面对南京市民的是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金焰：“中国的影帝、中国的驸马” [转帖]

　　金焰：“中国的影帝、中国的驸马”

　　　　这部书的作者是“中国电影皇帝”金焰的侄外孙女、韩国女子朴圭媛。当她第一次看到金焰的照片时，她还只是一名默默无闻的家庭主妇，但她认为必须要将三外公金焰的事情记录下来。为此，她走访了中国、美国和加拿大几十次，收集了很多资料，耗尽十余年心血终成此书，本书荣获大韩民国首届（2003）“年度纪实文

　　学”大奖。

　　　　17岁的金焰来到上海电影界，22岁就成了中国电影皇帝，知道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电影演员。

　　看过金焰的纪录片《上海电影皇帝金焰》（1996年4月28日播出）后，我总感觉自己飘浮在空中，每天都要看上几遍《特别星期天》的录像。看的次数越多，对他的向往也越深，每当看录像的时候，莫名的遗憾与惋惜也随之涌来。起初是因为对他有了很多新发现而感到高兴，后来，随着观看录像的次数增多，更多地去了解他的愿望也更加迫切。

　　通过纪录片，我了解到的金焰是这样的：

　　在中国，他是公认的最佳演员；作为抗日志士金弼淳的儿子，1910年出生于首尔；两岁时随父亲移居中国；长大后在那里成为明星，获得了“电影皇帝”称号，但在韩国国内几乎没人知道他；如果到中国振兴电影公司，就能找到关于他的很多资料。

　　1992年，在张曼玉获得柏林电影节上最佳女主角奖的影片《阮玲玉》中就有影片《大路》的一个片断，影片中可以看到跟阮玲玉合作的男主角金焰。

　　在上海，金焰的遗孀秦怡还健在。KBS电视台也曾经播放过秦怡主演的影片《梦非梦》，秦怡现在仍然活跃在中国影坛。

　　上海电影制片厂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该厂制作的所有电影胶片，而金焰在解放前已经是深入人心的电影演员。他在中国观众中声望极高，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国家一级演员。新中国成立后，获此殊荣的演员只有三个人，他们的行政待遇比长官还要高。

　　中国的很多电影图书和人名辞典中，收录“金焰”这一词条的时候下面都带有“电影皇帝”这一称谓。1932年，《电声日报》举办了“观众评选最受欢迎电影明星”活动，在历时一年的投票结束后，金焰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观众心目中的“影帝”，当年他才22岁。当他24岁的时候，又在“观众最喜爱的演员”、“最英俊的演员”、“最想结交的朋友”等诸项评选活动中，赢得了最高的人气。观众被他高贵的气质、平和的笑容和一流的演技所迷倒，他尤其成为年轻观众的偶像。

　　30年代的电影报刊尤其钟爱金焰，特别是他主演的电影《大路》，从1934年开机到1935年全面上映，受到了各类报刊的密切跟踪报道。在中国电影史上，《大路》不可逾越。它是一部现实主义力作，是首部抗日题材电影，把中国三十年代电影的水平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对金焰本人来说，它是突出反映年轻金焰的表演世界和演技风格的典型作品。

　　金焰是中国早期电影中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是中国进步电影的代表人物，他的电影反映了反封建、反压迫和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思想。当年，金焰之所以受观众喜爱，绝不仅仅因为他的俊朗外表，更是由于他率先主演了《大路》、《壮志凌云》等多部具有代表意义的抗日题材电影，中国人从他的身上发现了抵御外侮、建设新社会的进步思想。当时，他是许多人的行为表率，青少年和大学生们尤其喜欢模仿金焰的言行举止。

　　金焰在选择剧本时非常谨慎。当时，他倾向于左翼剧作家田汉和《阿Q正传》的作者鲁迅的进步思想，他给自己取的第一个艺名是金迅，就是他对鲁迅先生尊崇敬意的直接表达。

　　他的抗日思想比其他艺人来得更强烈。

　　进入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日益表现出赤裸裸的侵略野心。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后，中国人感到无比愤怒，金焰就借助电影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畅快淋漓的抨击。他的风格与传统演员截然不同，也许因为他是弱势的朝鲜人，影片中他所诠释的大多是被压迫、但一定会抗争到底的角色。那么，从金焰的身上散发出来的、有别于其他演员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根据现在定居北京的他的妹妹金路的回忆，父亲金弼淳曾经参加过独立运动团体“新民会”，1912年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追捕，从朝鲜首尔举家移居到了中国西间岛的通化。他曾经是我国最早的西医，把自己的行医收入全部捐给了独立运动团体。后来，全家人再次遇险时，又逃亡至北满洲的齐齐哈尔（黑龙江省西部地区）。据悉，当年移居来的朝鲜族后代至今扎根在北满洲的那个深山沟里。

　　1916年，金弼淳立志在当地建设朝鲜人理想村，以此作为独立运动的根据地。在买进一些土地和俄罗斯产农具、吸收三十多户朝鲜族贫农家庭后，金弼淳自己开医院，让妻子和母亲指导那些农家的生产和生活。1919年，开始建设理想村的第三年，金弼淳不幸遭到了日本人的毒害。

　　从此，全家人的生计没了着落。骤然间，赡养婆婆和养育七个子女的重担落在了金焰母亲一个人的肩上，而母亲的抚养能力是有限的，最后全家人只好各奔东西。当年，只有十三岁的金焰投奔到上海的二姑家（金弼淳的妹妹金淳爱与金奎植结合的家）。后来，二姑家搬到天津，金焰就在天津邂逅了朝鲜的革命家、思想家金山先生。

　　据金山先生回忆，在天津南开中学遇到的金焰小自己五岁，是一个非常有骨气的少年。在一次赛跑中，一个调皮的中国学生忌妒金焰跑第一，骂他是“日本走狗”，盛怒的金焰当场把那个学生打翻在地，这件事情还导致了朝鲜学生集体撤出学校的骚动。

　　当时，金焰不仅在体育上，在艺术领域中也展现了自己的才华。足球、篮球、游泳、绘画、小提琴以及口琴，他样样在行。十七岁那年，空有满身才华、一无所有的他，怀揣着朋友们帮他筹备的七块大洋和写给一名电影导演的推荐信，登上了开往电影之都上海的轮船。

　　1927年，金焰到达的上海是东方最繁华的国际都市，是多种文化交融、多种民族融合的大熔炉，是西方文化输入东方的“港口”。尽管上海包罗万象、看起来遍地是机遇，但从零做起谈何容易。为了进入电影圈，他从场记做起，运气好的时候还能演个配角。在他成名之后，某个电影杂志这样描述那段艰苦日子：

　　在上海弄堂的小饭店里，一个已经饿了好几顿的年轻人吃完饭后，由于身无分文，只好赊账离开。那个年轻人直到大年三十也无法还上饭钱，只好当掉身上的棉袄。谁也没有想到，这位青年在几年后居然登上中国电影皇帝的宝座。

　　在20年代，中国的电影市场美国电影当道。上海滩虽有几家影片公司，可制作水平非常落后。当时，中国每年上映的五百部电影中，国产电影只占50部，而国产电影也多是粗制滥造的神怪武侠和鸳鸯蝴蝶的片子。

　　1927年，金焰出演首部影片《热血男儿》，以配角的身份与观众见面。这部电影后，他还演过几部话剧。后来，有位电影导演看中了他在《热血男儿》中的表现，那个伯乐就是孙瑜导演。这位留美归来的年轻导演转变了金焰的人生轨道。

　　孙瑜在1929年的《风流剑客》和1930年的《闲草野花》中，先后起用金焰出演男主角。《闲花野草》是中国的首部有声电影，也是金焰和阮玲玉真正意义上的出道作品，影片在上映后大获成功。此后，金焰主演的《恋爱与义务》、《一剪梅》、《野玫瑰》、《桃花泣血记》、《银汉双星》、《三个摩登女性》等影片频频告捷，他的人气也随之急剧上升。

　　金焰和孙瑜，是那个电影时代的黄金搭档，他们合作的每部电影都在中国的电影史上留下了璀璨的印记。在金焰出道之前，中国的男演员们没有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让人耳目一新的金焰出现以后，观众多了起来，特别是众多知识分子成了他的影迷。

　　在《野草闲花》中，与金焰一起出演的阮玲玉是当年的无冕影后，于是两人成了最佳的银幕搭档，孙瑜、金焰和阮玲玉三个人连手迎来了30年代中国电影的黄金时代。中国电影在30年代是女演员的全盛期，阮玲玉、胡蝶、王人美、黎莉莉、林楚楚等一批“银屏女王”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而男演员中，金焰的人气却独领风骚，他以朴素、热情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再加上他精通体育、无所不通的音乐天分，更令观众欣喜若狂。他不仅是中国年轻观众崇拜的偶像，也是年轻演员争相模仿的榜样。

　　1931年，出演孙瑜导演的电影《野玫瑰》时，金焰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人生伴侣王人美，王人美也爱上了思想进步、为人质朴的金焰。在日本飞机频繁空袭的上海，1933年除夕的电影人辞岁同乐会上，金焰和王人美在孙瑜导演的主持下举行了婚礼。

　　1935年12月，日寇变本加厉地大肆侵略，北京爆发了“学生抗日游行（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抵制日货和抗日运动。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发动侵华战争。当年11月，上海周边地区被日军占领后变成一片废墟。

　　后来，日本少佐要金焰出演“日中合作”电影，金焰坚决拒绝，后来，毅然与王人美逃离上海前往香港，那是1938年的事情。这就是上海电影人的“南行记”，为香港电影的未来发展打下了基础。从那以后，一直到日本投降，金焰和王人美辗转于桂林、重庆、昆明和成都等地。但是，这对患难夫妻最终还是劳燕分飞。

　　抗战结束后，金焰回到上海。不久后结识同行秦怡，与她喜结连理。秦怡也是再婚，与前任丈夫生下女儿斐斐，与金焰结婚后又有了儿子金捷。

　　新中国成立后，金焰接连主演了《大地重光》、《伟大的起点》、《母亲》、《暴风雨中的雄鹰》等影片。从1929年出道，到1962年告别影坛，在这33年时间里，他共出演了46部影片。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称他为“中国的附马”。

　　和秦怡过着幸福生活的金焰，作为中国影坛的顶梁柱之一，正活跃于影坛之际，却遭遇了又一场劫难。由于拍摄辛苦，而且平时没有注意有些贪杯，患了胃溃疡。1962年，在一次手术中出现医疗事故，胃神经被切断，饭后他只能平躺，感觉不到是饥还是饱。从此，金焰的晚年只能在病床上度过。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早在30年代，用“蓝苹”的艺名做过演员但并未成功的江青，肃清和镇压了熟知她那段历史的田汉、蔡楚生等金焰的圈内朋友和同事们。金焰和秦怡也被关进了上海附近的隔离收容所。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给金焰一家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当时，年少的儿子金捷患上了精神分裂症，由于身边没有父母和亲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在他成年后也没有好转，对患有精神疾病的儿子的不舍也没能延续金焰的生命。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的时候，金焰非常思念离散的家族。

　　夫人秦怡说：“随着病情加重，他似乎更加思念失散的亲人，但他很少表现出来。后来，在两国建交之前，他通过美国的亲戚，艰难地跟韩国的亲人取得了联系。他去世后，打开信箱一看，里面有从韩国寄来的信件和200美元。”

　　给他邮件的是大姑家的表哥徐载贤，小时候他曾经跟金焰一起在上海长大。遗憾的是，他虽然和金焰取得了联系，但那时两国还没有建交，没有办法到上海去探望金焰。

　　晚年，金焰又患上了肺气肿，受尽病魔的折磨后，1983年12月27日与世长辞。因为向往熊熊燃烧的火焰般的人生而取名“金色火焰”的电影演员金焰，用自己的电影征服了中国观众的朝鲜人“电影皇帝”。这位电影皇帝的墓志铭中这样写道：

　　“金焰为中国电影事业的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功绩将永垂青史。”

　　　　（本文摘自《寻找我的外公：中国电影皇帝金焰》，［韩］朴圭媛著，石美玉、赵学美译，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4月第二版

从刘少奇奉天脱险看民国的司法太不得力了[转帖]

　　　　从刘少奇奉天脱险看民国时期的司法状况

　　2009-7-21　作者：李利　来源：东方法眼

　　1929年7月14日，刘少奇受中共中央派遣来到奉天（即沈阳），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此前，已有三届满州省委机关遭到敌人的破坏。

　　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东北地区党组织很快得到了恢复，刘少奇便开始关注奉天的工人斗争。不久，分管奉天市工作的省委常委孟坚向刘少奇报告，奉天纱厂正在酝酿罢工。刘少奇决定参加纱厂党支部会议，进一步了解情况，以便指导罢工。8月22日下午，一身工人打扮的刘少奇和孟坚来到纱厂边上的小树林里，准备和纱厂党支部书记常宝玉碰头。但他们不知道，此前已有党员判变，向厂方告了密，常宝玉已被捕。

　　这时，厂警发现了刘少奇他们，于是持枪上前把他们围住。厂警经过一通审问，也没问出什么名堂，就把刘少奇他们押解到奉天警察局商埠二分局。警察局又将刘少奇、孟坚、常宝玉他们押解到奉天高等法院检察处看守所。刘少奇利用放风的机会，对孟坚说：“现在是奉天纱厂把我们送到监狱的，只有证人，没有物证，要说服那个工人（指常宝玉）否认煽动工潮，我们的案子就比较容易解决。”孟坚依据刘少奇的指示，对常宝玉进行了耐心的工作，将于将常说服。

　　中共满州省委了解到刘少奇被抓的情况后，一面向中央报告，一面设法营救，并派组织干事杨一辰探监。与刘少奇告别出来后，杨一辰在狱警那儿存了240元奉票（相当于20大洋），供刘少奇出狱打点时开销，并找到一个店铺做保人。

　　一个星期后，法院开庭审讯“煽动工潮”案，主审法院把常宝玉叫上来，常推翻了原供，否认认识孟坚，并坚持说以前的口供是厂警刑讯逼供出来的。法官见案卷中根本没有物证，只有常宝玉一个前后矛盾的口供，显然不足为凭。过了几天，奉天高等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了，对刘少奇、孟坚的判决结果是“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常宝玉因和纱厂有直接关系，判罚40天拘役。

　　此前，我只在电视剧《闯关东》中看到民国时期东省高等法院的梁法官，面对日本鬼子的炮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坚守法律底线和民族尊严，对山河煤矿诉森田物产股权纠纷一案作出了庄严的宣判。而这一次则是在2009年7月15日《文摘周刊》从第7期《党史纵横》摘编下来的《刘少奇奉天入狱历险》一文中看到的更为真实的故事。

　　由此，我觉得民国时期的司法状况很不象我们现在的司法这样“和谐”。

　　首先，民国时期的那些法官在审案时好象脑袋里只有“法律”这一根筋。而我们现在的法官就“和谐”多了：一是要看有没有当地党政机关的领导批示；二是要看院领导有没有打招呼；三是要看有没有那一方当事人找过或托人找过自己。在排除了上述三个条件之后，才会考虑如何“依法判决”。

　　其次，当时的警察竟没有对刘少奇他们进行刑讯逼供，没有让他五天五夜不准睡觉，没有三天三夜不让他喝一口水，然后弄一碗放了许多盐的面条让他吃。也没有用宾馆的牙刷往女性嫌疑犯阴道里捅，或用钢棍敲打男性嫌疑犯的生殖器。更没有大冬天让嫌疑犯只穿一件泼了冷水的汗衫，然后把他推到空调出风口用冷风吹。哎呀，民国时期的警察真的太弱智，没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刑讯水平。我不知道刘少奇主席在文革中因这一段经历被人用刑讯逼供的手段打成“叛徒”之后，对我们共和国的法制会作如何感想？

　　第三，刘少奇被捕后，警察局居然没有切断他与外界的联系，还允许外面的人去看望他。这样弱智事在我们今天是绝对不会发生的。我们今天一旦抓到了重要的嫌犯，不仅可以让他家里的人“失踪”，还可以暗地里指使与“当局”保持高度一致性的“太监”律师插进去，阻止外来的律师介入，以保证掐断嫌犯与外界的一切联系，让嫌犯无法对自己的处境作出一个准确的判决，这样更能有效地逼嫌犯认罪服法。

　　第四，杨一辰在狱警那里存240元奉票太少了，远不及现在一个普通嫌犯需要的钱多。现在的嫌犯在“里边”花钱的地方太多了，比如想给外面打个电话得付钱，想让狱警给家里人传个话也得要钱，想让管教帮着买食品或日用品更得花钱，并且价格是正常市价的几倍或几十倍。当然，如果很有钱了，狱警也可以带嫌犯出去洗个桑拿、嫖个小姐什么的。

　　第五，那个奉天高等法院的法官也很愚笨，常宝玉仅仅坚持说以前的口供是厂警刑讯逼供出来的，法官就以为此口供不足以为凭，完全没有我们现在法官水平，让被告自己举出被刑讯逼供的证据。这一招可以让所有的被告闭嘴。不然，无辜的聂树斌、呼格吉勒图们怎么能稀里糊涂地给杀了呢？就象警察在大街上随便抓了一个人，说他是小偷，人家说不是，警察就反问：“街上那么多人，我为什么不抓别人？你不是小偷是什么？”

　　第六，更为可笑的是，奉天法院的判决也太快太轻率了，对于这样一个“政治”嫌犯，就是没有证据也不能立刻开庭，马上就宣判放人哪？再怎么着也得关上个一年半裁，或者干脆让他“失踪”得了。可以这么说，如果当初奉天高等法院不是那样轻率地将刘少奇放了，中国的历史也许会重写（毛泽东也许就不会为了斗倒一个刘少奇而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了）。

　　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司法状况虽然符合法制原则，貌似“司法公正”，但在镇压“反动派”方面是很不得力的，完属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从而导致自己被推翻的悲惨下场。

　　我们现在已经完全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

　　参阅文献：

　　1、2009年7月15日《文摘周刊》第7期，载《刘少奇奉天入狱历险》，作者：刘明纲。
　　2、《炮火下的审判》，载《自由的拙见》，人民日报出版社，作者：李利。

胸罗经纬济世才，皇图霸业事堪哀—漫谈康熙[转帖]

　　小学的历史课本说康熙是一位伟大的封建帝王，阎崇年在百家讲坛上说康熙是一位完美的英明君主，二月河在小说里描叙康熙是一个人见人爱，车见车载的模范皇帝。
　　只是，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我们是不是应该看到一个多元化的康熙呢。
　　如果只就人生的天伦之乐来说，康熙的幼年是比较不幸的。八岁的时候父亲驾崩，十岁的时候母亲又去世了，单从这点来说他比朱元璋还苦。但他又是幸运的—八岁就有这么一份大的家业，虽然父母不在了，可毕竟还有一位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祖母。康熙的情况和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有些相似，不过孝庄太后比那个冯太后慈祥多了。
　　一般来说皇帝小的话，几乎就必然出现权臣擅权、后戚干政或者宦官乱政。康熙朝也不例外，这个权臣就是我们熟悉的“满洲第一勇士”鳌拜。稍稍了解一下历史就会知道，鳌拜前期可是大大的功臣和忠臣，深为皇太极所倚重。后来皇太极去世，也是以他为头的两黄旗将领坚持，皇位才没有被多尔衮抢了去。所以多尔衮摄政，对他自然是多番打击，但都没有使他放弃对皇太极及其子孙的忠诚。从这一点来说，康熙确实是需要感激鳌拜的。入关以后，鳌拜又效命疆场，几乎一直战斗在征讨李自成和张献忠的最前线（张献忠就是死在他的手下，也算是魔王遇到魔王），为满清实现全国的统治做出了重要贡献。
　　多尔衮病死之后，鳌拜因为他的军功和对皇太极的忠诚，迎来了人生的春天。顺治对他极为敬重，视为心腹重臣。鳌拜对故主皇太极忠心耿耿，一片赤诚，而对顺治也始终坚守臣节，称得上是一个难得的忠义之臣。所以顺治为康熙选择的四位辅政大臣中，就有鳌拜，可见对他的信任。但鳌拜虽然忠勇，可毕竟是一介武夫，不懂得韬光养晦。加上康熙是他孙子辈的皇帝，又在年幼之时，鳌拜自然不免显得有些老气横秋。这也难怪，鳌拜为了大清朝征战一生，是有点资格的。虽然他在四辅臣里忝居末位，但他最具实力。这主要是因为为首的索尼虽然有能力也有人望，可毕竟垂垂老矣。排在第二的苏克萨哈又是多尔衮的旧属，是从正白旗反正过来的，被别的辅臣所排斥。老三遏必隆虽来自宗室，但为人庸懦，遇事无主见，又属镶黄旗，常常附和鳌拜。这就导致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本来是四大臣辅政，应该互相牵制，可到最后排在末位的鳌拜竟然权势最大。
　　我们看看历史，几乎除了诸葛亮以外，那些有名的顾命大臣什么的，几乎都没什么好下场。即使如霍光，张居正，自己虽然躲过了，可是身后之事都使人嗟叹不已。按理说，托孤之臣都是受先帝恩遇，才有机会担当这一光荣而艰巨的职务。一般这样的人首先是对皇室忠诚，其次是非常有才干。可是权力这东西实在是世间最不可想象，也是最有诱惑力的。大多的人一旦抓住了就不想放手，而且想得到更多。也难怪，有了权力，就有了大门前的车水马龙，就有了庭院里的金屋藏娇，就有了库房里的金山银海，自然也有了朝堂上的阿谀奉承。试想，这样的诱惑力又有几人能抵抗得了？而且权力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不但能给人带来财富和荣誉，更在于它是一个人实现自己理想的重要工具。即使有些人能抗拒得了金钱美女的诱惑，可匡扶天下、青史留名的诱惑对于欲成大功业者来说，总是致命的吧。顾命大臣也是人—应该说都是非常懂得权力内涵和运作的人。他们在这样的诱惑面前自然也会有冲动，也会迷失方向。
　　鳌拜就在这样的诱惑面前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不知道自己再怎么权倾天下，也只是一个臣子。而康熙再怎么不懂事，他也是君王。他不知道臣权来自君权，更不懂得皇帝再弱小，你也不能把他当成一只猫。忠臣和权臣往往只是一步之遥，只有懂得节制自己、把握分寸、进退有度才能称之为忠臣--可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能有这般修为的世间又有几人？而且即使臣子认为自己已经做得很好，一言一行都是为江山社稷着想。可皇帝往往不这么认为，很多时候他要的很简单—君权神圣不可侵犯。
　　鳌拜的飞扬跋扈一定使康熙感到不爽和威胁了，所以他决定造反。可以理解，康熙虽已御极八年，可一直都只有“亲政” 之名，而无“亲政” 之实。不过他要扳倒鳌拜，其实并没有我们在小说或者电视剧里看到的那么困难。首先是在明清之际，皇权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其次，鳌拜的擅权专政已经给他自己树立了许多政敌；第三，其时清统治已历三朝，爱新觉罗氏根基稳固，有一个强大的宗室集团；第四，康熙有一个很有威望也很能干的太皇太后的鼎力支持；第五，皇帝造臣子的“反”总是容易许多，因为他是师出有名；第六，当时康熙手里还是有一定的权力—尽管这些权力比他应该行使的权力要小许多；第七，关键是鳌拜虽擅权，但他并未想到要去篡权谋反。事实上由于上面的因素，他也很难造反。
　　所以康熙的“夺权”行动进行得很顺利，当然这也得益于他自己本人是一个很有能力的少年君主。毕竟那时康熙也快十六岁了，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小。鳌拜被抓后，被公布犯有三十条大罪，可康熙念其功大，没有杀他。到了晚期，康熙也称：“我朝从征大臣中，莫过与鳌拜巴图鲁者”“鳌拜功劳显著，应给世职。”并给鳌拜“平反”，以后雍正、乾隆都给他追授爵位，可见很多历史的真相都会被淹没在现实政治的需要之中。
　　康熙自己“清君侧”以后，自然是意气风发。一个君王要乾纲独断，威服四海，当然是内无权臣，外无强藩。好在清初的政治形势给康熙这位精力充沛、锐意进取、深负韬略的帝王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和大施拳脚的机会。
　　这一次，他瞄上了历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降将吴三桂以及另外两位汉族藩王（尚之信和耿精忠）。
　　这样评价吴三桂是因为他本是大明之边将，可却投降李闯。投降李闯之后又叛闯，叛闯之后又降清，降清之后又叛清。如果只是简单的看他这些经历，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个典型的反复无常的小人。可即使是小人，吴三桂很大程度上也是个无奈的，很有悲剧性的小人。
　　吴三桂为大明朝镇守边关十四年，可以说是兢兢业业，功勋卓著。自明末辽事起，除了袁崇焕，应该就是吴三桂的功劳最大了。而且清廷多次招降，吴三桂都不为所动，可见他不是天生做汉奸的料。可后来李自成处置失措，最终把吴三桂推入满清的怀抱。可以理解，老爸被囚，老婆被抢，是个男人都难得咽下这口气。而且这些都还是在自己拥有重兵的情况下发生的，如果自己投奔过去，日子肯定不好过。不好过也就罢了，还要背上一下背主求荣的千古骂名。想来想去还不如跟满洲人合作的好，毕竟人家是打着“为君父报仇”的名义叩关。
　　上了贼船之后，吴三桂没有办法只有不遗余力的给贼卖命。虽然吴三桂政治上不是那么优秀，但军事上一直都是把好手。从崇祯末期起，直到康熙前期，三十多年来吴三桂一直都是中国一支举足轻重的军事力量。强藩拥兵自重的现状使得年轻气盛的康熙决定撤藩，他才不管你吴三桂对满清有多少的劳苦功高呢。
　　而吴三桂呢，在五华山生活了十多年，早已经适应了高原反应，正做着清廷允许他世镇云南的春秋大梦。由此可见，吴三桂虽然在官场里摸爬滚打了四十多年，可政治觉悟一点都没有提高。他也不想一想，他与清廷是什么关系，当年沐英与明廷又是什么关系。沐英是朱元璋最为信任的义子，为大明江山可说是出生入死，对明室又是忠心不二，而且当年沐英在云南的权势可远远不及你吴三桂。反观吴三桂呢，首先你是一个明廷叛将，跟满洲人死磕了十多年，最后没办法才归顺；其次，那时不但汉人华夷之防的情绪严重，满洲人更甚，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怎么会相信你吴三桂呢；第三，康熙对救了自己祖父，坚持立了自己父亲的鳌拜尚且不能容忍，何况你一个势成独立王国的异性藩王？第四，看看自己的老上级洪承畴在清廷所受的待遇就知道了，人家的贡献不一定比你吴三桂小吧，而且听话得多，最后下场还不是那么窝囊。
　　虽然吴三桂政治觉悟不高，但个人认为当时康熙在政治上也不成熟。要说吴三桂久有谋反之心，也是夸张了一点。他积攒一些兵马也是可以理解的，乱世之中手里有枪才有发言权，这个普遍真理谁都清楚。如果吴三桂要反，那么他也不会等到满清统治基本稳定了才反，当年反清形势一度那么好，反起来成功的概率大多了。其次是反的时候，吴三桂都已经六十二岁，拿到现在这个岁数都不小了，难道他真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第三，那时他的宝贝儿子还捏在满洲人手里呢。第四，吴三桂跟满洲人打交道有四十多年了，他难道真的有信心，以云贵两省贫瘠之地而战胜控制全国的满洲人？第五，吴三桂难道一点不知道当时汉人对他的看法，他帮助满洲人镇压农民军和南明宗室，现在他还期望汉人不计前嫌来帮他反满清？
　　既然吴三桂本没有多少想反的念头（人家养那点兵就像我们现在买保险，准备养老或者做应急之需），那么康熙就完全应该采取怀柔的手段来处理藩王拥兵自重的情况。等过几年老的一批死了，对立情绪就没那么严重了，处理起来自然方便多了。至于代价—是多给吴三桂他们一些银两，容忍他们几年代价大，还是国家混战七八年代价大？这笔帐任何人都会算的。
　　吴三桂叛清基本上是被逼出来的，上面有康熙要撤藩，这使他想起“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样的话就胆战心寒。下面他有好几万兵马，他就算走了，那么这些跟了他多年的将官士卒们怎么办，而且那些人不乏从李自成，张献忠那里投降过来的，都是一些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他们会老老实实听从满洲人的摆布？只要一旦闹出一点乱子来，那些朝堂上的言官们就会幸灾乐祸的怂恿康熙把刀子架到他的脖子上—当然可能康熙心里巴不得这样做。
　　既然已经造反了，吴三桂就应该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打算和准备。要知道他造反是名不正言不顺，而且和清廷比起来，他的实力实在过于弱小。可是他打到长江边上就犹豫起来了，这其实也不能怪他。因为再打过去的话，就到了中原，那里的地理环境非常适合满洲人和他们的伙伴蒙古人的骑兵作战，这一点对于在战场上厮杀了几十年的吴三桂来说是很清楚的。所以他决定在南方多占一点土地，然后跟康熙来商量一下划江而治的问题。这一犹豫就给了康熙喘息之机，稳定了长江防线，然后各个击破了陕西，河南以及南方的一些叛乱。如果当时吴三桂冒死北进，或许还有一线胜机。毕竟当时局势很混乱，北方的察哈尔也在趁火打劫。局势一旦稳定下来，南北的优势顿时高下立判。耿精忠和尚之信之流本来就只适合跑跑龙套，你还能寄希望他们能做多少事情啊。
　　其实在这场内斗中，几乎注定三藩是难以成功的。首先，康熙有道义上的优势；其次，经过明末清初几十年的战乱，人民都非常厌战疲惫了。吴三桂反满清，对于汉人来说本就是狗咬狗的事情。你再怎么把口号装饰得漂亮也没用，没几个人愿意为了你个人的私欲去当炮灰；第三，中央和三藩之间，康熙的实力明显高出一筹；第四，这个时候，八旗兵的战斗力还在；第五，即便有诸多优势，这种合伙造反的事情大多难得成功。很明显，造反成功了，这天下谁来坐，还不是你吴三桂把别人家给吞了。既然是这样，人家肯定不会死命的帮你顶。只是耿精忠和尚之信太幼稚，这样的造反对于他们来说胜是死，败也是死，就是过了一把瘾而已，这是何苦呢。
　　在三藩造反之初，康熙被弄得手忙脚乱，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他也并不是什么天纵奇才。按说这个时候他也当了十二年皇帝，真正亲政也有四年，应该对这样的事情就早有准备，亏得他们好意思说知道吴三桂早有谋逆之心。就是不知道，为政者也该想到这一点。平定一个人心不齐，力量并不十分强大，也不得人心的三藩之乱整整用了八年时间，这说明康熙的治国才能还要多多历练。
　　三藩之乱平定之后，康熙开始关注台湾这块最后的割据土地。总的来说，康熙并未如那些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一样，认识到海疆对于国家的重要。甚至在这个问题上，有清一代可说是完完全全把自己当成一个内陆国家在经营，对于海洋的认识在历朝历代里面都是最为保守和短视的。而这种认识基本上肇始于康熙朝，也直接导致了此后两百余年中国大幅落后于西方，康熙本人对此是负有重要责任的。
　　康熙关注台湾问题，并非他重视海洋问题，而是当时占据台湾的郑氏早期是反清复明的主力军。后来天下大定之后，还不服王化，态度很不友好。解决孤悬海外的台湾问题，对于大陆政权来说不外乎先礼后兵—跟我们现在差不多。那时清政府和郑氏集团来回谈了好几次，双方还是谈不拢，就只好诉诸武力。
　　总的来说康熙运气比较好，他避免了忽必烈征日的的失败。一是因为大陆的实力远远超过台湾，二是他有一个很不错的海军司令—施琅。说来也是世事无常，施琅原是郑成功手下一名大将。因为一些矛盾，导致郑成功杀了施琅的父兄，也就给台湾找好了掘墓人。当然，只要没有强力的外部干涉，大陆收复台湾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谈到台湾问题，就会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于郑成功的评价。中国把郑成功看作从荷兰人手上收复台湾的民族英雄，日本则把郑成功看成第一个日裔子孙经营台湾的例子（他母亲是日本人），而台独分子则把郑成功看成汉人脱离中国统治，移民台湾，建立新天地的典范。所以三方势力都把郑成功当成“自己人”，为自己对台湾的政策提供理由。细细想来，郑成功身上还真比较集中的体现了台湾问题的复杂性。
　　收复之后，清廷对台湾的弃留问题曾引起一场争论。康熙本人对此的认识并没有比以前进步深刻多少，他认为台湾“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朝中多数的大臣也同样认为台湾土地狭小，人口稀少，财赋无多，又远隔重洋，如派兵驻守，不仅糜费粮饷，而且鞭长莫及。他们主张“守澎湖，徙台湾人民而弃其地”。好在施琅坚决主张留守台湾，并给康熙上了一封《陈台湾弃留利害疏》，详述台湾与东南海防的重要关系，对弃守论的种种错误论点一一加以有力的驳斥。他的意见最终打动了康熙和朝中大臣，清廷终于决定在台湾设府县管理，屯兵戍守。从这一点来说，今天台湾还能在法理上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施琅的贡献完全可以比肩郑成功，我们应该对他的历史贡献给予应有的肯定。
　　历史上康熙因为以怀柔之道，变蒙古为北疆之长城而大受赞誉。其实这真是过誉了，主要是因为：首先，满蒙同盟是满清统治中国的政治基础，而这种政策自康熙的先祖努尔哈赤就开始执行，并非康熙的首创；其次，满清发迹于关外，是一个游猎民族，习性和蒙古人差不多，历史上这两个民族多次交锋（先是金统治蒙古，后来蒙古灭金，再后来满人又控制了蒙古），使满清当政者充分认识到怀柔蒙古的必要性；第三，即使如汉民族在强大的时候，也不是用修长城来抵御外族的入侵，比如汉唐。也是用军事打击，辅以争取外族内附来解决这个问题。只是汉族是农耕民族，而北方民族是游牧民族，这样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几乎根本不可能形成长期的同盟；所以说康熙坚持完善和蒙藏的关系以保证边疆的安宁不是他的什么伟大创举，只是时势使然罢了。
　　虽然康熙在北方没有修长城，但在南方他却修了另外一条“长城”。那就是清初持续实施了二十多年的“迁界”政策。按理说，这个政策是康熙初年开始执行的，那时他还小，做主的主要是那几个辅政大臣，责任不再康熙身上。可是他正式当政之后，却也没有把这项残酷而不起多少作用的政策加以废除，可见他也是有重大责任的。汉人修长城以防北方异族，那是不得已为之，恰恰从另外一个方面反映了中原民族总体上是一个不嗜侵略的民族。而满清来自关外，对他们安全影响最大的是关内的汉人，以当时中国之强大，难道不能建立一支强大的水师？迁界之策，使得中国南部的渔盐及对外贸易业几乎完全停顿，迁界之民存活不及十之二三，实为罕见之恶政暴政。而且台湾收复之后不久，禁海之风再起，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发展。
　　这和康熙本人的见识是有莫大关系的。
　　我们谈康熙，往往会谈到我们邻居的那位同时代的伟大君主—彼得一世。下面我们简单的来对比一下这两位都为本国人所认可的帝王：
　　第一，康熙生于1654年，彼得生于1672年，康熙比彼得大18岁。
　　第二，康熙七岁即位，执政初期有鳌拜专政。彼得十岁即位，政权掌握在姐姐索菲娅手里。
　　第三，康熙在十六岁扳倒权臣鳌拜，亲政开始。彼得十七岁从姐姐手里夺得政权，把索菲亚送进修道院。
　　第四，康熙亲政的时候，清王朝处于封建社会的成熟期，无论是国家制度建设，还是社会发育情况，都已经处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彼得比康熙晚十一年亲政，当时俄罗斯还是一个完全的农奴制国家，错过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大好时机，社会发育情况远远落后于康熙时的满清。
　　第五，康熙亲政的时候，中国已经是亚洲第一强国，是一个巨大的临海国家。彼得接手的俄罗斯几乎是一个完全的内陆国家，生产力落后，国家贫弱，他一生都在为俄罗斯寻找出海口而战斗。
　　第六，康熙当政期间，平定三藩，收复台湾，三征蒙古，巩固满蒙联盟，基本固定中国今日之版图。彼得执政期间，分别在北方和瑞典作战，在南方和土耳其作战，俄罗斯最后都获得胜利，而且基本上是以弱胜强。这些战争为俄罗斯获得了大量土地，并得到梦寐以求的通向西方的出海口。在彼得一世的经营下，俄罗斯成为横跨欧亚的大帝国。两位君王在位期间，中俄在远东有过一次面对面的交手。中国以三千人对俄罗斯八百人获得胜利，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中国割让东北的一些领土给俄罗斯。
　　第七，中俄签订条约以后，俄罗斯在远离欧洲本部的情况下，持续不断的开发西伯利亚和远东。满清继续封锁关外，不让汉人进入他们这块龙兴之地进行开发。导致一百多年以后，东北依然人烟稀少，为俄罗斯侵蚀东北，夺我土地创造了条件。
　　第八，康熙在明知世界已进入热兵器时代的情况下，却始终把冷兵器的弓马骑射放在国防的第一位。终康熙一朝中国只有落后的水师，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海军。这些都直接导致了以后中国面对西方列强侵略时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状态。彼得在位时引进国外新式武器和战略技术，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海军，一举奠定俄罗斯三百年世界军事强国地位。
　　第九，康熙一生致力于封建小农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压制工商业的发展，中国自明末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康熙朝被消灭殆尽。彼得在位期间对俄罗斯现代化和西方化开展了大规模的改革，鼓励工商业发展。在他统治下，城镇规模扩大了，资产阶级在数量上增长了。
　　第十，康熙在位期间大力加强封建中央集权，使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僵化，越来越没有活力。终彼得一世，虽然俄罗斯还基本上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但他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在初步探索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
　　第十一，康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熟悉中西文化的君主，对西方的科学和文化有较为深刻的了解和掌握。但他只是把这种熟悉了解当做个人的爱好，非但没有在全社会推广学习，反而大力提倡封建理学，大兴文字狱，钳制人民思想。所谓对文化的贡献也只是编了几本如《康熙字典》这样对社会推动几乎没影响的书籍。彼得亲政之后曾化装去西欧学习，鼓励西方工艺和技术的引进，把许多西方技术人员带入俄国，还派遣许多年轻的俄国人到西欧去留学，并在在俄国创办非宗教学校，鼓励发展科学。彼得还引进了儒略历，并使俄文字母现代化。
　　第十二，康熙开创了我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个盛世，但全球范围来说，已经在科学文化方面大大落后于世界的先进水平。彼得在一个贫穷落后的农奴制国家的基础上，把俄罗斯建设成一个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不是很大的强盛国家。当然当时中国国民的生活水平可能还是要超过俄罗斯人民。
　　第十三，康熙当政后期，倦于政务，国家纲纪松弛，官员贪腐横行，财政紧张。彼得在位中后期不断征伐，大力建设面向西方的新首都彼得堡，使之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并在1723年使俄国正式成为“俄罗斯帝国”。
　　第十四，康熙在位六十一年，彼得在位四十二年。
　　从上面的对比中可以看出，尽管康熙的个人修为可能还在彼得之上，但在对国家的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方面，康熙的作用是远远不如彼得一世的。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而言，康熙也是较彼得一世逊色太多。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差别呢，归根结底是康熙是北方少数民入主中原。虽然他嘴上不停的推销“满汉一体”的民族政策和治国方略，但在实际操作中总是猜忌压制汉人。在他眼里，最为重要的是维护爱新觉罗氏一家一姓之江山，而不是整个华夏民族之社稷。从这一点上说，他非但不能和彼得一世相比较，其气度胸襟甚至远不及历史上的前秦天王苻坚和魏孝文帝拓跋宏等少数民族英主。
　　我们还是承认，就康熙一生来说，他毕竟不是一位庸碌之主。在维护国家统一和稳定方面，他还是很有作为的。就如前面的平定三藩之乱和收复台湾，以及后来亲征朔漠，解决北部边疆问题。
　　台湾收回来之后，康熙面对的外部挑战就是漠西蒙古不断向南发展，威胁满清统治的问题。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代人的努力下，满清已经完全臣服了漠南蒙古。为加强对其内部的管理，皇太极便将满洲八旗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组织形式，推行到漠南蒙古各部，分旗设盟，并在中央设置理藩院监督管理，这就是盟旗制度。臣服漠南蒙古对满清入主中原意义非常重大：首先，通过漠南蒙古满清完成了对明朝的战略包围。其次，使得满清后方稳定巩固下来，不再担心附近蒙古的袭扰。第三，通过联姻和军事征伐实现的满蒙联盟使满清获得了强大的蒙古铁骑，对于它征服南朝，维持自身统治起到了巨大作用。
　　皇太极时期，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就已臣附清朝政府。清朝初期，喀尔喀蒙古形成车臣汗部、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三大部。崇德元年，皇太极遣大臣到喀尔喀蒙古，劝其归附。崇德三年，喀尔喀三部开始向清朝政府纳贡，每年贡一峰白骆驼，八匹白马，史称“九白之贡”。顺治十二年，清朝政府按照满洲八旗制度设置喀尔喀左右翼八札萨克。车臣汗、土谢图汗及赛因诺颜部属左翼，札萨克图汗属右翼。双方关系更加密切。康熙执政后，通过一系列的笼络措施以及完善盟旗制度对喀尔喀蒙古进行了有效管理，完全解决了该部蒙古问题。
　　漠南漠北蒙古问题的有效解决给抗击厄鲁特蒙古之一的准噶尔部（漠西蒙古）的入侵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康熙通过三次亲征，彻底打败了葛尔丹，并依例逐步解决漠西蒙古的管理问题。
　　在充分运用军事手段的同时，康熙还通过修建承德避暑山庄、热河木兰围场，在蒙古地区建立黄教中心等软手段来怀柔管理蒙藏问题。尤其是承德避暑山庄，康熙把这座清王朝夏季的政治中心建于长城之外蒙古人的牧场上，并兴建藏传佛教庙宇，以宗教、文化的民族融合手段解决边患，体现了康熙的政治智慧、强大信心与博大气魄。虽然康熙是在继承先祖的基础上处理蒙古和西藏问题，但这个困扰中原政权两千多年的边疆问题毕竟是在他的努力下得到较为彻底的解决。而且解决的手段也非常高明，有效，且具有持续性，所以必须承认这是康熙对中国边疆稳定，国家统一做出的巨大贡献。
　　在历史上，康熙还有为后人所称道的就是抗击沙俄入侵。现在看来这样的抗击行为更多的是象征意义，这主要是因为：首先，东北是满清的龙兴之地，被满清视为国之根本，所以万万出不得问题。其次，对于俄罗斯来说，当时基本上是一种探索冒险行为，算来算去两次战争人数都不满一千，比一般游击队的人数还少。第三，双方力量悬殊太大，东北对于满清来说是在家门口，而对于沙俄来说远离欧洲本部，只是一些殖民的初步经营的小据点。但结果却是中国把一些土地割让给了沙俄，并且也没有从战争中得出教训要开发这片土地。
　　最为重要的是，这样一场战争已经明显可以看出满清与西方武器的差距。对于世界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这样一个事实，康熙采取的不是勇敢的面对，而是掩耳盗铃一般的回避。而且从康熙处理当时的武器天才戴梓一事中也可以看出他是极力避免中国进入热兵器时代的。以致中国出现明朝的热兵器就已经有了相当的发展，可到了三百年以后，满清还是靠弓马长矛和西方人战斗的荒诞现象。一代明君康熙何以如此，无非就是因为冷兵器对于满洲人来说有一定优势，一旦热兵器发展起来，满洲人弓马骑射的优势将不复存在，这会大大动摇满清的统治基础。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康熙始终对汉人是充满提防和猜忌的。为了维护满清的统治，他不惜以毁掉国家发展前景为代价，实行禁民愚民的政策。这样的行为换来的是愚昧独裁统治的延续，以及国家民族的日益落后。单从这一点来说，如果一定要认为康熙是所谓的千古一帝，那也只是满清之明君，非我华夏之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