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巴金与叶圣陶[转帖]

上世纪20年代末，叶圣陶在《小说月报》、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巴金写的中篇小说《死去的太阳》被叶圣陶看中发表。后来叶圣陶又一连约巴金写了几个短篇，在他主编的《妇女杂志》发表。由此，巴金声名鹊起。

1949年初北平解放，叶圣陶从香港回到北方，听说巴金去了台湾，马上写信向黄裳打听消息。黄回信说这纯粹是讹传。叶圣陶心里一块石头才落地。几个月后，两位神交多年的文友，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上喜相逢，高兴万分，彻夜谈心。

最令巴金感动的是，“文革”中被关进“牛棚”受尽屈辱的叶老，“解放”之后，专程去上海看望几位落难的好友。其中一个就是巴金。“他看到我还活着”，且能继续为文学事业尽微薄之力，心里既欣慰又高兴。

此后,叶圣陶看到巴金在香港《大公报》发表的一篇又一篇忆旧事、讲真话的精彩文章（后来收入《随想集》），多次写信鼓励。还亲笔赠诗:“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杜云古稀今曰壮，伫看新作泪如泉。 ”

当时，巴金的文章受到不少非议。叶老的肯定和鼓励，使他的信心和勇气陡增。

（摘自7月9日《人民政协报》作者 廖祝南原载《天津老年时报》）

香港《文汇报》创刊记 [转帖]

　  陈建云

　　　　《文汇报》被国民党当局封闭后，总主笔徐铸成一时成为不少报馆“觊觎”的对象。就在《文汇报》被扼杀的次日，《正言报》负责人吴绍澍即登门拜访，诚邀他去主持《正言报》笔政。徐铸成回答说：“我好比新丧的孀妇，

　　你就劝我改嫁，太不近人情了。”面对神情黯然的老朋友，吴绍澍除了好言安慰，也不再勉强。

　　与其他两家同时被封的报纸一样，《文汇报》也尝试过疏通当局，谋求复刊。肩负这一任务到南京活动的即为徐铸成。徐本来不愿前往，认为这是绑架后迫令屈服，没有条件，政府决不会同意复刊。严宝礼劝他说，明知徒劳也该去一趟，因为当局已有人放出口风：《文汇报》如果不去人，就说明与政府对抗到底，政府的下一步举措就不得而知。无奈，徐铸成只好赴京，为《文汇报》的复刊说项。

　　果不其然，国民党中宣部新闻局副局长邓友德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复刊条件：一、由政府资助宦乡出洋，政府派一人参加《文汇报》任副编辑主任；二、政府加股若干亿，派一人任会计主任。徐铸成当面予以拒绝，他向邓友德说：复刊应是无条件的，有条件决不复刊；《文汇报》言责由自己承担，所登文章，均经自己亲自审过，有什么责任都由自己一人负责。而陈铭德为复刊上海《新民报》，接受了国民党中宣部“钦派”总编辑的屈辱条件。

　　徐铸成只在南京逗留了一天，临行前邓友德劝他去见陈布雷一面，并乘车陪他前往陈公馆。陈布雷一见徐铸成便说：“铸成兄，你已决定不谈复刊的事了?”徐回答：“你是报界前辈，设身处地，也不会作接受任何条件的复刊。”陈问：“老兄今年几岁了?”徐回答：“虚度41岁。”陈用“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古训开导徐：“我们国民党人自己也有所不满。但国民党再腐败，20年天下还能维持。20年后，老兄的须眉也斑白了，就这样等下去么?”徐铸成不便当面道破蒋政权第一幕僚所谓的国民党“20年天下”的梦呓，只好以退为进地说：“但愿天下太平，我愿做一个太平之民，闭门读书。”

　　《文汇报》复刊无望，总编辑马季良、采访部主任孟秋江和柯灵、刘火子、唐海等骨干先后去了香港，也有一些员工化装前往华北解放区。总经理严宝礼依然每天到位于圆明园路的报社原址办公，经营广告公司业务。严宝礼、徐铸成和副总主笔宦乡三人，不时在圆明园路见面，交换意见。一天，国民党已故元老叶楚伧之子叶元忽来访问，说自己领有《国民午报》执照，但是一直没有出版，现在愿与《文汇报》合作，由《文汇报》旧人负责编辑出版《国民午报》。三人均同意这种变相复刊《文汇报》的办法。当大家正在筹备之际，某小报突然登出一新闻，说上海即将出现新的民主报纸，其编辑部实际负责人为有名的民主报人徐铸成氏云云。这则新闻引起了国民党上海市当局的注意。就在《国民午报》预定创刊的前一天，突然接到上海市政府通知：“《国民午报》不准出版。”这样，《文汇报》借《国民午报》变相复刊的计划也胎死腹中。

　　干了20年新闻工作，夜以继日地采访、写稿、编报的徐铸成，一下子成了“赋闲”之人，只好靠度曲唱词来消磨时光，排解胸中块垒。不过，像徐铸成这样已经习惯于舞文弄墨的人，不可能完全“封笔”。他也偶尔应吴绍澍之请，为《正言报》撰写一些小文。实际上，吴一直没有放弃“挖”徐铸成的努力。1948年2月，他坚邀徐一块儿到台湾做私人旅行。在游台的最后一天晚上，吴旧事重提，恳请徐回沪后加盟《正言报》。徐铸成说：“现在，此室只有你我两人。我想问句心里话：据你估计，国民党统治还能维持多久?”吴想了想答道：“我看，总还有五年吧。”徐说：“我不这么乐观，至多两三年必垮台。即使是五年，现在也如一桌残席，你何必拉一个不相干的朋友去凑热闹，抹桌子呢?”接着徐又反问：“即使还有五年，那也一晃而过。五年后你将何以自处?想过这问题没有?”吴喟然长叹：“我这样的人有什么办法!额角头上刻着国民党三个字，又被人称为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人家会要我么?”这回轮到徐铸成安慰吴绍澍了。徐对吴说，自己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这几年也交了不少进步朋友，中共已明白宣告，不咎既往，只要赞成革命，谁都是欢迎的，有机会愿意为他牵线搭桥。

　　
　　徐铸成自台返沪后不几天，陈训念突然来访，说自己刚从南京回来，布雷先生委托致意，想请徐参加《申报》，潘公展愿意让出总主笔兼职，请徐继任，如果同意，中央对《申报》的言论尺度可以放宽。徐铸成断然拒绝：“我是唱惯了麟戏的人，要我改唱正宗谭派，是改不了了。”

　　1948年3月初，马季良从香港护送华岗赴苏北、山东解放区，路过上海，告诉徐铸成：在港国民党已经成立革命委员会，正在筹备出版一份机关报，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力邀徐赴港主持，潘汉年也认为徐去最合适。

　　李济深之所以力邀徐铸成去主持这份报纸，除了两人私交颇深外，主要是推重徐的办报才能。1942年春，徐铸成在港九沦陷后到了桂林，主持《大公报》桂林版笔政，其时李济深正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主任，为南方残破山河的最高军事领袖，两人就多有往还。1946年秋，李济深从南京到了上海。他专门抽空约见了徐铸成，对徐说：“在抗战临近结束前，我们党内(当然指的是国民党)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如冯焕章(玉祥)、龙志舟(云)等不断秘密接触，都觉得这样的独裁黑暗局面不能再继续下去，大家商量了些对抗计划。胜利后，我们就决定先筹办一张报纸，宣扬民主，反对独裁、内战。正在积极筹备中，看到了你们的《文汇报》，很满意，大家觉得我们想说的话，你们都说了，而且很透彻。我们也找不到像你这样办报多年的报人，自己办起来，未必能这样出色。因此，决定把这个主意打消了。”

　　徐铸成以自己不是国民党员、平生也从未办过机关报为由，婉言谢绝了李济深的邀请。他对马季良说，去香港不办报则已，要办就办《文汇报》，别的不予考虑。

　　早在1946年，因国民党政府步步紧逼上海《文汇报》就范，报社负责人中就有人提议到香港创一新刊，这样可以桴鼓相应，互为犄角，使当局不敢轻易下手；一旦报馆真的被封，大家可以转移到香港。徐铸成力赞其议，但终因经费难筹，这件事就搁置了下来。现在上海馆已封，大家无事可做，何不趁此机会去香港开辟新的天地?徐铸成随即约来严宝礼、宦乡、陈虞孙商谈。大家一致同意徐先去香港与李济深见面，如愿合作，即共同出资，创办香港《文汇报》。

　　事不宜迟，严宝礼很快托人秘密为徐铸成订好了赴港机票。临行前，徐铸成专门去了吴绍澍家一趟，问他在台湾旅游时所谈之事是否已经决定。吴恳请徐到港后务必向马叙伦、谭平山转达自己“转向”的决心。

　　香港，徐铸成先去拜访夏衍。夏衍告诉他，非常欢迎《文汇报》来香港出版，但“色彩不宜太红”，因为港英当局对进步报刊处处刁难，《华商报》天天处在风雨飘摇之中，《文汇报》应准备顶上去；如果态度一如《华商报》，恐怕有被一网打尽之虞。翌日见到潘汉年，潘也谈了同样的看法。

　　在和香港共产党方面的负责人接触之后，徐铸成便去拜谒李济深。他提出由双方各出10万元作开办费，创刊香港《文汇报》。李济深表示完全赞同，说由徐负责在港创办《文汇报》，影响必大。李专门留徐共进午餐，并邀来陈邵先、陈此生和梅龚彬作陪，席间就创刊计划进行了详细磋商，约定由徐、梅和二陈等四人全权筹备。

　　此时，香港有不少上海《文汇报》时期的同人。他们逃亡到港后，生活无着，不少人依靠领取由夏衍等募集的救济金 糊口，然后才各自找到临时性的工作。大家闻听徐铸成抵港有出版《文汇报》之意，就约集起来开酒会欢迎，表示一旦报纸创刊，即辞去现有工作，重回报馆效力。正在香港办《大公报》的胡政之也宴请昔日的部下、今日的竞争对手徐铸成。徐对香港《大公报》一反该报之中立传统，称共军为“匪军”、中共为“匪党”深为骇异，只是当着胡政之和一帮朋友的面不便言说。酒过三巡后，胡政之笑着说：“铸成，欢迎你来港恢复《文汇报》，大家热闹些。”徐知道这是在试探自己，就虚晃一枪说：“此来仅为访友。办报，谈何容易。胡先生清楚《文汇报》底子薄，要在香港办一报馆，哪有此力量?”

　　在孟秋江的引荐下，徐铸成还拜访了沈钧儒、郭沫若、章伯钧等在港民主人士。他们听说《文汇报》有来港出版的打算，都热情鼓励。在拜访谭平山、马叙伦时，徐铸成没有忘记吴绍澍的托请。谭、马二人表示一定将吴的转向意愿转告中共方面，并希望徐回沪继续向吴多做工作。

　　诸事略有眉目之后，徐铸成即离港返沪，向严宝礼等汇报在港经过。大家都很振奋，立即着手准备相关工作。1948年5月，徐铸成正式赴港筹备创刊《文汇报》。临行前，他与黄炎培、陈叔通、包达三等三十余人在大世界附近的红棉酒家聚会，交换对于中共刚刚发出的召开新政协会议号召的意见。大家一致表示热烈拥护。

　　经商定，香港《文汇报》由李济深任董事长(登记时用别名)，蔡廷锴、虞顺懋、严宝礼、徐铸成为董事；总主笔徐铸成，总编辑马季良，副总编辑柯灵，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报社设社务委员会，正、副主任由陈邵先、徐铸成分任，委员为严宝礼、陈此生、梅龚彬和马季良。领导层人事安排基本上是“民革”和原上海《文汇报》双方的组合。历时四个月的筹备，1948年9月9日，香港《文汇报》终于正式与读者见面。创办之初，报社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拮据。上海《文汇报》本来就是个穷报馆，“民革”也属初创，资金不充裕，报纸出版近半年，双方交来的股款才各有两三万元，与当初约定10万元相距甚远。由于资金拮据，在寸土寸金的香港租不起像样的房子，大家只好“螺蛳壳里做道场”，局促在一幢四层小楼里。这幢房子小得不成样子，每层不到60平方米，编辑、排字、印刷、发行、食宿都挤在一起，身为总主笔的徐铸成，起初也只能住在楼梯转角处一间仅容一单身铺位的“斗室”里。

　　徐铸成本来只负责言论，可是总经理严宝礼、经理宦乡均不能脱身来港，他只好兼管经理部事务，每天除了写社论、审稿，还要为职工生活、报纸印刷发行尤其是筹款等琐事奔波，工作强度可想而知。他后来回忆起这段生活，称其为自己服务新闻界60年中“最辛苦劳累之时期”。

　　香港《文汇报》创刊前，徐铸成请郭沫若主持了一个茶会，茅盾、夏衍、侯外庐等二十多位文化学术界著名人士应邀参加。他们大多为上海《文汇报》写过文章，有的还编过副刊。郭沫若在这次茶会上，把《文汇报》当作解放战争中文化战线的一支部队，号召一切进步力量都来支持《文汇报》，并且勉励《文汇报》同人高举民主主义的旗帜奋勇前进。徐铸成邀请郭沫若主持周刊各版，郭欣然应允，并很快网罗了一批名流分任各个版面的主编：他和侯外庐主编哲学周刊，茅盾主编文学周刊，宋云彬主编青年周刊，千家驹主编经济周刊，翦伯赞主编历史周刊，孙起孟主编教育周刊。这一阵容之整齐强大，可谓一时无两。《文汇报》在香港能够“一炮打响”，这些专家主编的各具特色的高水准周刊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的港九只有80万人口，加上澳门也不过百万。不过出版的报纸却不少，仅大型日报就在10家之上，都有自己相对稳定的读者群。在这样竞争激烈的报业环境下，《文汇报》竟然后来居上，一创刊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不到半月订户就突破两万，超过了《大公报》和《华商报》，这让徐铸成和同人们备感自豪。曾任香港《文汇报》副经理的黄立文后来撰文说，1948年到1949年这一年多，“是我们从事新闻工作以来，从未遇到过的如此长期持续地处于极度兴奋之中的岁月。‘号外’出版发行的频繁，可以说打破了我国报业史的纪录。革命发展带来的欢乐，在读者中引起的强烈而持久的反应，报纸威信的迅速上升，在香港，除《华商报》等一两家外，是其他任何报纸无法比拟的。每当看到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看到自己经手编辑的报纸或‘号外’被抢购一空的时候，我们这批原来亡命香港的报人都很引以自豪”。

　　　(摘自《大变局中的民间报人与报刊》，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12月版

西藏的民主改[转帖]

　　《解放西藏史》编委会

　　　　1959年，西藏地方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发动全面叛乱后，中央政府为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彻底解放西藏农奴，使西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决定在西藏彻底平息叛乱的同时，进行民主改革。民主改革的进程是随着平叛而逐步展开的，首先是在已经平息叛乱的拉萨、山南地区农村和曾经参加叛乱的寺庙里进行，然后在其

　　他城镇、牧区、边境地区进行。中央提出改革的方针、政策后，西藏工委又制定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并采取有力措施，保证了西藏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民主改革的胜利，使西藏人民摆脱了封建农奴制度的束缚，实现了西藏社会历史进程的伟大跨越。

　　西藏旧的社会制度是必须改革的，不改革，西藏不能进步和发展，改革的范围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项固有制度的改革以及风俗习惯的改革”。早在1951年5月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中，就规定了改革的条款；但同时又明确：“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1952年中央特决定：“西藏至少在两三年内不能实行减租，不能实行土改。”在全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中央又提出，西藏的改革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是不能实行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也还要看情况如何才能决定”。毛泽东特别强调，西藏的改革应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协商解决，他还针对西藏上层的顾虑，反复指出西藏的改革不同于内地，“贵族的生活不变，照老样子，可能还有些提高。宗教信仰也全照老样子，以前信什么，照样信什么”，“少数民族地区的地主（指以后划分的农奴主、代理人）在民主改革以后不剥夺选举权，还可以做官”。“将来金沙江以西藏区的改革，一定要避免打仗，尽一切可能去做工作，打仗是可能避免的”，等等。毛泽东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这些话，中央之所以如此耐心等待，并一再推延西藏民主改革时间，无非是教育和期待西藏领导人员乃至整个上层集团认清形势，顺应历史潮流，逐渐赞同并接受中央提出的原则，“达到不流血地在多年内逐步地改革西藏经济、政治的目的”。然而，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却逆历史潮流而动，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改革，以求保持所谓最美妙的封建农奴制度，直至悍然发动以实现“西藏独立”为目的的全面武装叛乱，从而由他们自己敲响了彻底埋葬封建农奴制度的丧钟。

　　　　对此，中共中央根据形势的变化，宣布：“局势迫使我们提前同西藏上层反动分裂分子进行决战，进行一次彻底解决西藏问题的平息叛乱的战争”。“原来决定的六年不改的政策，自然不能再继续执行下去”。

　　毛泽东深刻剖析西藏的社会结构，针对社会生产力低下、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极其落后、黑暗、反动、残酷的社会制度指出：“我看，西藏的农奴制度，就像我们春秋战国时代那个庄园制度，说奴隶不是奴隶，说自由农民不是自由农民，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一种农奴制度。”这个“旧制度不好，对西藏人民不利，一不人兴，二不财旺”。“西藏的老百姓痛苦得不得了。那里的反动农奴主对老百姓硬是挖眼，硬是抽筋，甚至把十几岁女孩子的脚骨拿来做乐器，还有拿人的头骨作饮器喝酒”。这样野蛮透顶的制度，能够允许其永远存在而不改革吗？中共中央于1959年3月22日发出《中央关于在西藏平息叛乱中实现民主改革的若干政策问题的指示》说：“在这次平息叛乱的战争中，必须同时坚决地放手发动群众，实行民主改革，以便彻底解放藏族人民群众，引导西藏地区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从根本上消除叛国分裂活动的根源。”中央还明确指出：民主改革要“依靠劳动人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有步骤、有区别地消灭封建农奴制度”。“西藏地方政府拥有的耕地必须分给农民所有，其债务、乌拉和差役应予废除。对于贵族的封建占有制也要一律废除。但在做法上应根据他们的政治情况，加以区别对待：凡参加叛乱的分子，他们所有的耕地、房屋、耕畜、粮食和农具一律没收，分给农民；其债务、乌拉和差役一律废除。对没有参加叛乱的分子，应该经过和他们协商，将土地和多余的房屋、耕畜和农具分给农民，废除其债务、乌拉和差役。对于在平息叛乱和民主改革中表现进步并且政治上还有较大影响的进步分子，可采取赎买的办法”。不久，中央又决定“对于没有参加叛乱的贵族的土地和多余的农具、耕畜、房屋，一律仿照内地对待资产阶级的办法，实行赎买政策”。中央对牧区、寺庙的民主改革以及对待工商业等方面的问题,也都做出了具体规定。这些规定，为西藏的民主改革指明了方向。

　　全面平叛开始，正值西藏高原春耕播种季节。农奴群众又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平叛胜利了，将要实行土改；焦急的是正当春耕大忙季节，三大领主不敢经营土地了，农奴缺少种子、耕畜、农具等，难以播种，如果地种不上，秋后没饭吃。拉萨市委负责人惠毅然、何祖荫到郊区蔡公堂和堆龙德庆的羊达等地调查了解这一情况并征求意见，群众一致的意见是：先把地种上，秋后谁种谁收，不影响土改。市委将此意见上报了工委。西藏工委立即于4月4日报请中央批准，在1959年对参加叛乱者的土地实行“谁种谁收”政策。同时，迅速以军管会名义宣布没收原西藏地方政府和参加叛乱的贵族、寺庙的土地，由农民耕种，实行谁种谁收，未叛的贵族、寺庙的土地实行“减租减息”政策。这样，就迅速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保证了当年农区适时春耕播种。4月17日，西藏工委发出《对当前平叛中有关农业生产问题的紧急指示》，要求保证所有耕地及时耕种好。为此，工委、军区及时向各地派出军事代表，经过与农奴群众酝酿，由他们在平叛和生产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中提名，经军代表审批后，成立各乡、镇的平叛生产委员会。这样，各地先后组织了上千个平叛生产委员会，领导当地平息叛乱、维护治安和生产等工作，保证平叛生产两不误。

　　毛泽东极其关心藏区的情况和民主改革政策的确定问题，特地于4月7日致信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副主任汪锋，索要有关藏区情况的13个方面的材料：（1）西藏的人口；（2）西藏面积；（3）农奴制内容；（4）喇嘛人数；（5）贵族对农奴的政治关系；（6）寺庙对农奴的剥削压迫情形；（7）寺庙内部的剥削压迫情形；（8）藏军的经费来源；（9）叛乱者占总人口的百分比；（10）剥削阶级中的左、中、右派比例；（11）滇、川、甘、青各省的藏人数字；（12）以上四省藏区的面积；（13）青、甘、川省藏区寺庙诉苦运动情况。毛主席还指示新华总社要长期调查研究藏区情况。

　　4月下旬至5月上旬，西藏工委讨论拟定了《关于在当前平叛工作中几个政策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十三项政策”），就接管旧政权、调整行政区划、对旧官员和对叛乱分子的处理、交通运输、财经工作、涉外事宜、收缴枪支、建立地方武装、农牧区工作、寺庙改革、组织机构和干部的调配等十三个方面，制订了平叛改革的一系列政策。草案提出：关于农村工作，当前要有重点地掀起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减租减息的“三反双减”运动，肃清叛乱分子，打掉反动上层的威风，树立贫苦农奴的优势，搞好生产,为土地改革打好基础；关于牧区改革，当前的基本任务是平息叛乱，建立政权，保护牲畜，未参叛牧主的牲畜仍归牧主所有，实行牧工牧主两利政策；关于寺庙问题，总的任务是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寺庙和宗教界人士，彻底肃清寺庙的叛乱，摧毁寺庙的封建特权。中共中央于5月31日批准了这个草案，认为所定的各项政策都是正确的。

　　为做好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西藏工委于1959年5月中旬通知各分工委，要求在近日内查告当地三大领主占有土地、耕畜、农具、粮食情况，贵族和寺庙参加叛乱情况，以及大差巴的人数、占有土地、耕畜、农具、房屋和剥削等情况。紧接着，西藏工委副书记张国华、周仁山和军区副政委詹化雨于5月15日至6月3日到山南的贡噶、乃东、扎囊、隆子等地农村，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访问贫苦农奴及爱国上层人士，调查阶级状况，为制订民主改革的具体方针、政策做准备。

　　6月28日至7月17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西藏全区进行民主改革的决议》、《西藏地区减租减息办法》和《西藏地区各县、区、乡农民协会的组织章程》。8月27日，西藏工委提出了《关于西藏土地制度改革方案》的报告。报告规定：改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主要根据是叛乱与未叛乱的区别，分别采取没收和赎买政策。叛乱与未叛乱是基本界限。因此，原西藏地方政府的所有耕地及其他农业生产资料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含奴隶）所有。对于叛乱的贵族的耕地、房屋、耕畜、农具，一律没收，分配给农奴所有。而对未叛乱的贵族的耕地和多余的房屋、耕畜、农具，实行赎买后分给农奴所有。对寺庙所属的耕地、房屋、农具、耕畜，也按叛乱与未叛的界限，分别采取没收和赎买政策，分配给农奴所有。9月5日，张国华、谭冠三和到西藏进行调研的汪锋，向中央报告了关于西藏民主改革中的若干问题（包括赎买价格、牧区工作、宗教问题、废除债务、培养藏族干部等）。这两个报告得到中共中央的原则批准。随后，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第三次会议于9月22日通过了《关于废除封建农奴主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决议》和《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等重要文件。《实施办法》明确指出：“西藏地区的土地制度的改革，实行和平改革的方针”。“废除农奴主及其代理人的一切封建特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9月上旬至11月上旬，西藏工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划分西藏农村阶级的方案》、《关于西藏地区土地制度改革方案》、《关于执行赎买政策的具体办法》、《关于当前牧区工作的指示》、《关于三大寺若干问题的处理意见》等一系列的具体政策规定，并先后获得中央批准。

　　这些政策规定的主要内容是：

　　在农业区的改革，只划分农奴主阶级（包括农奴主和农奴主代理人）、农奴阶级（包括富裕农奴、中等农奴、贫苦农奴、奴隶），而不划富农阶级。民主改革分两步走。第一步以“三反双减”为内容，第二步以分配土地为内容。改革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苦农奴，巩固地团结中等农奴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叛乱的和最反动的封建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废除封建农奴主阶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实行劳动人民的个体所有制。对叛乱农奴主的土地，一律没收分给农奴。对未叛乱农奴主的土地，除其应留的一份外，多余部分实行赎买，分给农奴。

　　牧区（包括半农半牧区）的民主改革，实行反叛乱、反乌拉、反奴役和牧工牧主两利的“三反两利”政策。没收叛乱的农奴主及其代理人和叛乱牧主的牲畜，除抽出一部分给贫苦牧民外，谁放牧归谁所有。在牧区不分配牲畜和牧场，对牧主不斗争，不公开划分阶级。整个牧区生产资料所有制基本不变，以稳定牧业，保证人畜两旺。

　　对寺庙的民主改革，除少数上层僧侣外，多数是中下层和贫苦僧尼，不划分阶级。民主改革中，实行反叛乱、反封建特权、反封建剥削，算政治迫害账、等级压迫账、经济剥削账的“三反三算”政策，彻底废除寺庙的剥削压迫和封建特权制度。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废除寺庙向各地摊派群众为僧的制度，禁止寺庙强迫群众为僧。保护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保护历史文物古迹。实行政治统一，政教分离，选举民主管理委员会进行管理。对留寺僧尼的生活，由政府用补贴的办法解决。

　　在拉萨、江孜、昌都等城镇，开展反叛乱、反封建制度、反封建剥削、反封建特权的“四反”运动。保护工商业，安置贫民、乞丐，处理游民，组织就业，扶持手工业，加强城乡物资交流，发展工商业，逐步进行市场管理。

　　对边境地区的民主改革，实行更加稳慎、灵活和宽松的政策，并推迟进行。

　　西藏的党、政、军、民在西藏工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认真贯彻上述各项方针政策，积极稳妥地进行工作，并严格地进行了复查，从而保证了民主改革任务的健康发展，顺利完成。

　　　（摘自《解放西藏史》， 中**史出版社2008年3月版

珍珠港被袭前美国政府不敢违背美国的民意卷入二战,后来却敢卷入越南内战[转帖]

大家知道，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发动对美战争——太平洋战争前，罗斯福、美国政府早就希望美国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加对日作战，甚至有人说在日军偷袭珍珠港前美国政府是知道日军立即将到珍珠港实施偷袭的，但美国政府故意不通知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作迎敌的准备。珍珠港被袭前美国政府为何不敢下令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因为美国的民意，因为 此前大多数美国民众不想使自己生活在战争状态、战乱状态下，不想本国卷入战火之中。
大家也知道，越南战争原本是南越与北越之间所打的一场战争，朝鲜战争原本是南朝鲜和北朝鲜之间所打的内战，但美国政府却命令美军参加了这两场战争，大多数美国民众是反对美国参加这两场战争的，尤其是反对美国参加越南战争，但是美国政府这时为何却敢不顾民意、使自己国家卷入朝战和越战呢？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畸形文化：阉割的起源和精湛的技术发展史[转帖]

　　　阉割并不是在动物身上完成演习才加诸人体的，事实上，对人的阉割并不比对动物的阉割来得晚一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包皮环切也不能看做一种阉割暗示。这些用刀具加诸生殖器的行为，在时间上并不能严格分出先后，所以，面对这样的说法我们应该警惕:包皮环切是对阉割的演练。

　　在西方，阉割往往表示一种宗教行为。早在基督教大兴其道之前，罗马人就开始了他们的“赛比利膜拜”:赛比利作为一个女神，是在罗马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期间由小亚细亚传入罗马的。女神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子阿提斯染指其他女人，所以常常将他暴打。具有受虐倾向的阿提斯在棍棒下感受到了宗教般的狂喜，所以挥刀阉了自己。“赛比利膜拜”的人们在阉割日疯狂地舞蹈，他们在一种狂喜状态下跑过罗马的街道，并割下自己的阳具，扔到街边居民的家里去 ——“幸运的居民”看到这血淋淋的东西后，要拿出家中的女人衣服，送给自阉者。男扮女装的自阉者将女人衣服穿到身上，并将终生守护赛比利的寺庙。

　　尽管这样，崇尚色情与暴力的罗马人还是对这种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反感，在大多数人眼里，具有硕大阳具的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才是应该被供奉的。是的，硕大的阴茎在罗马是权势的肉体化身，以至于将军有时会根据士兵阴茎的尺寸来提拔他们。而罗马人的建筑，跟希腊人的赫耳墨柱头一样，遍布了整个城市:这些建筑要么设计成一个大阳具的式样，要么在墙体上布满阳具式样的浮雕……而著名的奥古斯都广场，从保留下来的图纸上可以看出，长长的走廊型的大厅底部两侧，分明有两个半球型建筑……罗马人的这种阳具迷恋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寻求解释:他们的平均寿命不到25岁，只有4％的人能活过50岁，所有男子都必须用自己的阴茎为帝国效力（繁衍人口），单身汉受到惩罚，男孩的第一次射精被当做帝国的节日来庆祝……

　　罗马人的纵欲传统在基督教那里得到节制，但他们的一部分思想显然得到了继承，比如反对阉割。基督教的第一个非犹太皈依者，就是一个衣索比亚阉人，但显然，他并未受到格外的礼遇。神学家们把阉人描绘成“蜥蜴和蟾蜍”、“女里女气”、“爱嫉妒”、“粗俗讨厌”，这直接影响了教会的决策:西元325年的尼西亚会议上，教会正式禁止阉人担任神职；55年后颁布的《使徒法典》则规定，自我阉割的无教职信徒，将被开除教籍3年……一种特殊的 “椅子”应运而生，它上面凿有一个孔洞，教皇在上任前必须坐在这把椅子上接受检查，可以想像，他的睪丸应该刚好从那个孔洞中垂下去，躲在椅子下的红衣主教才能确信它的确存在。这个事例跟“赛比利膜拜”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罗马，阉割至少有两种方式，一是割去睪丸，二是割去阴茎。

　　另一些教徒则从圣经中发展出了另外的思想，他们坚持认为阉割是信仰的必要条件。瓦伦斯教派不但阉割自己，还以救赎的名义阉割投宿的过路人；苦行派认为原罪是由性带到世间的，他们相信耶稣不是通过死亡、而是通过受阉来救赎世人的——他们对这一行为进行模仿，在“小印”仪式上，信仰者要接受切除睪丸的手术，而为了求得更大的圆满，许多人请求连同阴茎也一起割掉，这被称为“大印”或“贵印”。苦行派也为女性信仰者保留了余地:她们将被割去乳头，甚至乳房以及外阴的突出部位。

　　中国的阉割则很少具有宗教色彩，它更多地指向一种刑罚，或者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阉人的体能接近于男人，但在性角色的扮演上，则接近于女人，所以最适合于宫廷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阉人是对阉牛的继续，它是一种身体规训方式，目的是对能量释放的控制和引导。服从于这个目的，我们发明瞭一种更为温和的阉割方式:揉搓——男孩在出生后不久，即由有经验的阉割师来对他施行这种手术——阉割师捏住男孩的睪丸不断揉搓，日复一日，并随着男孩承受能力的增强，逐渐加大力度，直至完全捏碎他的睪丸……这个“温情”的过程一般要持续好多年。

　　揉搓从技术上规避了排尿问题，而且没有痛感，所以死亡风险很低——因了这样的好处，它大受欢迎。穷困人家为了将子弟送到宫中去，往往在他们一出生，就对其施行这种手术。被破坏后的睪丸，无法支援阴茎的继续生长，所以它们看起来不但小，而且松软、疲沓，几无勃起的可能。成年后的阉割却失去了这种幸运，他们无一例外，都要被“连根割下”。

　　阉的制度史

　　“木官示禁”与“象以典刑”

　　我们仍然需要在这样的问题上做一些纠缠:对人的阉割到底是出于一种目的，还是作为一种结果？我的意思是，阉割究竟有何意义？

　　一个人被阉割，是因为他该受这样的惩处，还是他人需要这样一个没有生殖器的人？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在没弄清楚它之前，任何对阉割的探讨都是隔靴搔痒。

　　一种错觉主宰了我们对人类历史的认识——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我们想像上古人类，我们想像他们也跟我们一样，是趋利避害的，是功利主义的，他们也讲求利益最大化，讲求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假如给他们的帐篷里扔一颗炸弹，他们也会选择让老弱病残去当炮灰，因为那符合群体的利益（青壮的可以采集，可以狩猎，更可以跟外族作战，而且有生殖能力；老弱病残则是部落的负担）——在这样的错觉下，许多问题变得暧昧不明，比如阉割。我的意思你也许明白:在功利主义者的眼中，上古时期人口稀少，所以繁衍生息乃是第一要务。在这样的情景下，任何破坏生殖能力的行为都可以视为犯罪——阉割如何可能？

　　带着这个问题，我们再回头看看上古，看看我们的先祖。他们像蚂蚁一样辛勤奔忙，但双腿依然没有比光屁股的猴子粗壮多少——按照进化论的观点，经过这么几十万一百万年，他们至少应该像大象一样强壮。但是没有。在可以考察的距今7000年左右的中国大地上，人口显然已经很多，资源常常显得很不够用。大家在部族首领的带领下，打打杀杀。几次著名的战争就发生在那个时候。先是代表庙底沟文化的黄帝打败了代表半坡文化的炎帝，然后炎黄合在一起，擒杀了代表良渚文化的蚩尤。蚩尤的东夷部族投降后，好多人思念旧主，不守纪律。黄帝于是请画像师画了蚩尤的像，高悬在旗子上。蚩尤旧部看到画像，心生畏惧，自感羞耻，于是不再闹事。

　　后世以蚩尤为刑罚之神，源自于此。

　　终于说到了刑罚。我们还是在黄帝悬挂蚩尤画像这件事上略作停留，因为这是上古时期惩戒的典型方式。那个时候，人们的基本工具是木头和石块，还有泥土烧制出来的陶，虽然铜已经被发现，但冶炼技术显然还在萌芽，以至于任何形式的金属质地的可以致人死亡的刀具还不存在被研制出来的可能—— 这个在考古意义上可以被确证的现实给一部分史家留下了口实:因为没有金属刀具，所以对人的处罚只能是象征性的。

　　啊，一个没有犯罪的美好社会如此依赖于器械，竟让我们觉得任何意义上的科技改良都是罪恶的。

　　虽然羞耻心的起源已不可考据，但如下事实却能得到反覆证明:上古炎黄时期，人们已深具羞耻之心，人们把部落的荣誉看成自己的荣誉，把个人的耻辱看成部落的耻辱。这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权力结构:部落舆论/个人行为。部落舆论对个人构成压力。当然，这个权力结构得以维系的基础是羞耻之心的存在。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惩戒的基本方式是辱而不是杀。

　　所以有“木官示禁”:将首领的头像刻在木上，放在受惩戒之人能经常看见的地方，他就心生愧疚，不敢再犯了。

　　所以有“象刑”:给犯人蒙上黑头巾；用草梗做犯人的帽带；让犯人穿麻布鞋；让犯人穿老苇做成的短裤；让犯人穿没有领子的衣服——总之，让他变成部落里的异类。

　　直到今天，我们还要给犯人穿上囚服，甚至刮光头发，这完全是上古象刑的遗风。

　　后来，“画衣冠，异章服”这样的象征性惩戒已经无法让罪犯慑服，刑罚开始直接针对肉体。意思也就是，由“愧其心”变为“痛其身”。“扑作教刑”和 “放逐”开始出现。“扑”是一种刑具，竹制，用来敲打罪犯的身体。放逐的意思是，敲打罪犯，罪犯吃痛，拔腿就跑，行刑者随后追赶，直至追出部落领地。在这里，刑罚的主要目的仍然是“愧其心”，不过显然已经有了“痛其身”的影子。庸城氏放逐季子；东里子放逐敖昏勒氏；黄帝放逐茄丰；颛顼时代，同胞兄妹性交，就要放逐；尧放丹朱；汤放桀；先秦时，卫放宁跪于秦，放公子黔牟于周；楚放屈原……后来，放逐慢慢失却了它本来的意义，并跟流刑结合，统称“流放”。值得强调的是，流放在“笞杖徒流死”新五刑序列里仅次于死刑，但似是对贵族的一种特有的惩戒方式，因为“愧其心”依然是其主旨。

　　相对于三皇时期的清平世界，五帝时期可谓乱世，所以有“木官示禁”，有“五象之刑”；但对尧舜们所处的“万国万邦林立”的龙山时代来讲，五帝时期亦是治世。私有制在龙山末期已基本确立，父权制也已完全成型，民心不古，世风日下，各种争夺财产和交配权的事情经常发生，“愧其心”已无法阻止男人们对财宝和漂亮女人的迷恋和贪婪——私有制完全破坏了人的羞恶之心。南方有苗氏根据“五象之刑”化演出了五种“肉刑”:蒙黑巾变为墨刑；以草梗为帽带变为劓刑；以老苇做短裤变为宫刑；穿麻布鞋变为刖刑；穿无领子的衣服变为大辟之刑。值得一提的是，在罪犯脸上刻刺涂黑的墨刑，不断演化，直到先秦时期仍广泛使用，汉初文帝废肉刑，魏晋时期又间或用之，南朝梁武帝天监十四年再废，隋唐律典无此制，五代晋石敬瑭改为刺字，并与流刑结合，称为刺配，宋沿袭，辽、金、元、明、清均有刺字之刑。意思也就是，直至清末，墨刑以及它的各种变体也没有脱开象刑的本义。

　　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明白，在漫长的上古时代，在部落内部盛行象刑的那个时代，作为肉刑的阉割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对于外族的战俘，割掉他们的生殖器，也仅有两个意义:一是作为向部落首领报功的信物，二是表示羞辱和惩戒。事实上，割生殖器报功的事件，大多也只发生在死在战场上的敌方士兵的身上，意思也就是，割去的只是死尸的生殖器。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阉割。这容易明白，因为整条死尸实在难以带回去报功。本来割去一条腿、一只脚，或一只胳膊，也可以报功，但因为腿、脚，还有胳膊，在人体上都不是唯一的，难以计数，故不被采用。这个有趣的假设还可做如下推论:能够作为报功信物的，理当还有鼻子，或者头颅。

　　是的，割鼻子报功的做法多见于欧洲战争史，在中国，则多为割耳朵——注意，只能割左耳！杨过割下蒙古军数千耳朵，作为给郭襄过生日的礼物，这金庸武侠小说中的片断，也绝非空穴来风。不过金庸先生应该强调一下:全部是左耳。而割头颅报功的事就更不用说了，但越到后来，它越只适用于敌方的重要人物。原因有二:普通士兵只需要知道斩杀了多少就行，而将帅则需要知道到底死的是谁；另外，头颅比耳朵庞大笨重，携带回来也甚为不便。

　　不要在报功一事上喋喋不休了，让我们重新回到阉割。表示羞辱和惩戒战俘的阉割，也多少有点“象刑”的精神在里面。试想想，一个战俘光着屁股逃回自己的部落，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的两腿之间，他将多么羞愧啊。其实，大多数战俘都没有逃回本部落的运气，他们留下来做了苦力。在新部落里，即使他辛勤劳动，也总是一个没有生殖器的异类，长期的羞愧与自卑击垮了他，使他永远地失去了复仇的意志。当然，人们并不认为失去生殖器的战俘比失去鼻子、耳朵、脚的战俘蒙受了更大的羞辱。那时候，人们对身体器官还尚未产生等级概念，头颅也并不比脚趾受到更大的礼遇。

　　所以，中国真正意义上的阉割，只能产生于私有制之后。

　　五帝时代的象刑可以称为刑罚，因为它是针对部落内部的；而针对外族的“肉刑”，即割鼻子割生殖器什么的，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刑罚——刑罚应该基于维护内部秩序这样一个基本目的，它的施行有赖于多数的暴政，或者首领的威望，甚至个人的羞恶之心，但决不是战争。

　　据此，我们可以推断，龙山时代的针对部落内部的肉刑，实为私有制的结果。这样说有两个意思:一是财产私有，所以对任何冒犯私产的人都要处以重刑；二是任何人的身体都属于部落首领，所以可以任意处置。财产私有是那时候新生的秩序，所以必须用肉罚来加以维护。

　　对偶制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所以通奸开始作为一项罪名，对它的惩戒方式是:阉割。孔颖达在《尚书正义》中说:“伏生《书》传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宫刑。是宫刑为淫刑也。”义者何解？秩序也。（资料来源：网易）

新中国首批外交车牌诞生记[转帖]

　2004年1月16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部分外交档案正式解密，笔者从中详细了解了新中国首批“使”字汽车车牌的诞生过程。
　　
从1950年开始，在北京的外国使节逐渐多起来。为了区别于其他普通车辆，保障使节人身不受侵犯，1950年9月，外交部办公厅交际处着手考虑给驻京各外交机构的车辆颁发特制的行驶车牌。

　
　参照国际通行做法，当时有两种方案：一是除车牌外，另外悬挂一定标志；二是牌照单独编号，颜色明显区别于其它车辆。

　　交际处倾向后者，但交通部门却搬出1950年4月11日颁布施行的《汽车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凡汽车按照规定在所在地领有一次牌照后，可通行全国。除应有检验外，不再发另式牌照。”他们据此提出，使用使馆车辆专用牌照的车辆，应该首先领取统一汽车牌照。

　　使馆用车使用特殊牌照，也受到公安部门反对：“各国使馆和外交官的汽车一旦使用了特殊标志，则容易被敌特分子识别、利用，不利于保卫工作。”但交际处指出：“悬挂‘使’牌是国际惯例，是对外交官保护礼遇的体现。况且，为外国驻我国外交官乘用的汽车悬挂‘使’牌，本就是为了便于治安工作人员积极保卫、照料，确保外交官人身不受侵犯。”至于“使”牌容易为敌特分子利用一说，“虽是消极性保卫的好办法，却已不适于今日”。公安部门最终同意使馆车辆使用特殊牌照。

　　首批“使”牌的发放

　　由于当时在京外交机构的车不多，首批“使”牌的数量相当有限，仅制作了100对。“使”牌材质为搪瓷，做工精致，每对成本约合人民币5元钱，而当时普通车牌每对成本约合人民币3.7元。“使”牌呈圆形，直径20厘米，并标有“使”字及编号。为了“避免以同号之牌分挂两车使用”，每对牌照除编号相同外，还在色彩上做了区分，一块白底红字，挂在车后，另一块红底白字，挂在车前。

　　1951年9月18日，交际处照会各国驻华外交机构，告知颁发外交汽车专用行驶牌事宜。笔者从档案中了解到，申请表一式两联，共发放了94份，其中苏联驻华使馆15份，印度和捷克驻华使馆各10份，其他使馆或使团则有5份的、3份的。

　　首批“使”牌的申领条件十分严格，只有各驻华使馆及外交官的自用汽车可申请，驻华领事馆及领事官员自用汽车，甚至外交官兼任领事职务的都不在发放范围内。车也只能是轿车。而一旦申请成功，悬挂“使”牌的汽车便能享受一定优待，如免缴养路费、经值勤民警同意可停放在临近公园及车站等出入口的地方、出示外交官证后即可通过所设关卡……天津、上海发放“领”牌

　　1952年，一位苏联总领事在乘车前往天津火车站途中，两次被民警阻拦检查，引来路人驻足围观，一时间传言四起；同年，天津波兰领事开车到一家电影院门前被民警拦下，围观群众很快将车紧紧围住，不得已，波兰领事只好弃车步行离去。事发后，苏联和波兰向我国提出交涉，驻天津的其他各国外交机构对此也反应强烈。于是，天津外事处向外交部请示，建议给领馆的车也加挂明显标志。

　　1953年1月1日，驻天津、上海等地的外国领馆用车统一挂上“领”牌。其完全按“使”牌样式定制，只不过将“使”字改为“领”字。那之后，各地基本上再无外交机构车辆被随意拦截。

　　1964年3月，全国换发第三代汽车牌照。1965年3月18日，北京市公安局通知各国驻京外交机构换发新机动车牌照，取消原有牌照，统一换发特制的专用号牌，铝质、黑色，上有红字“使”字头。新中国首批“使”牌就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扬子晚报》6.23唐军文)

五胡乱华与冉闵[转帖]

冉闵（卒于儒略历352年6月1日），汉族，字永曾，小字棘奴，魏郡内黄人(今河南内黄西北)，是中国五胡十六国时期冉魏的开国君主。冉闵为今人所广为知闻是屠杀胡人的命令，即杀胡令，亦以勇猛著称，常被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勇将之一。

冉闵，初为十六国之中后赵国君羯人石虎部下将领，并为石虎养子，遂改姓石。公元338年，少年冉闵首次出场，在昌黎大战，史载后赵诸军尽溃，唯游击将军冉闵三千汉军独全。此战后，冉闵成名，被石虎提拔为北中郎将，参加了防卫后赵北方边界的战事（当时北方燕代之地，后赵镜内有内迁的丁零，乌桓，夫余等各族各部，时常有叛乱，外有慕容鲜卑常发兵寇边。）冉闵在防卫后赵北方边界的战斗中屡立奇功。349年，石虎死，石鉴得到冉闵支持发动政变推翻石遵，并答应立冉闵为皇位继承者，但後来石鉴没有这样做。公元350年冉闵率军于凌水河畔大败鲜卑燕军二十万。擒斩燕军七万余人，斩首上将以上三十余名，焚烧粮台二十万斛，夺鲜卑北燕郡县大小二十八城。冉闵威震中原。后350年正月冉闵劫持汉族将领李农和王基推翻羯赵并杀死石鉴，复姓冉氏，建立魏国，依然建都于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城西南20公里邺城遗址），改年号永兴。
冉魏建立后，冉闵下令杀羯。一日内数万羯人被杀，男女老幼无人可免，是时前后约有二十万人被杀。冉闵的屠杀引来强烈的反抗，石虎庶子石祗称帝，建都于襄国（今河北邢台），非汉人的将官纷纷响应。351年，石祗联合鲜卑、羌人夹击冉闵，冉闵起初大败，部众大量死亡。此战后，冉闵以所据的徐州、豫州、兖州和洛阳归降东晋，希望东晋势力重返中国北方；但并未被东晋接纳。冉闵继续与胡人攻战，以奇兵突袭各路胡军，首战以汉骑三千夜破匈奴营，杀敌将数名，逐百里，斩匈奴首三万；再战以五千汉骑大破胡骑七万；三战以汉军七万加四万乞活义军破众胡联军三十余万；四战先败后胜以万人斩胡首四万；五战以汉军六万几乎全歼羌氐联军十余万；六战于邺城以两千汉骑将远至而来的胡军七万打的溃不成军。几番大战，打出了汉家铁骑的威风，各地汉人纷纷起义响应，史载“无月不战，互为相攻”。一举收复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甘肃、宁夏。匈奴、羌、氐等胡人势力被迫撤出中原。石遵、石鉴、石琨、石宠、石蟠被灭三族，羯族的主力军被完全消灭。至此，石虎的十四个儿子，两个被他自己处死；六个自相残杀而死；五个被冉闵灭族，一个投靠东晋，被斩于街市；全部死于非命。石虎的38个孙子亦尽为冉闵所杀。石虎一生造孽无数，终于在子孙身上得到了报应。352年，石祗部下刘显杀死石祗，投降冉闵，从而后赵灭亡。
当时占据辽东并由鲜卑族慕容氏所建的前燕乘中原大乱占据幽州，分三路军队南下。慕容恪带领的前燕军在廉台（今河北石家庄东部无极县东北）攻冉闵。起初冉闵出击，十战十胜。公元352年。冉闵将城中的军粮分给百姓。独自带领1万人马（步兵为主）去争粮。结果被鲜卑的14万大军（铁骑兵（即“拐子马”）为主，加6万后续部队共２０万）包围.在拼死突围的冉魏士兵掩护下，他(冉闵）令人在慕容恪军中散布流言以鼓噪声势，慕容恪所带铁骑兵阵中冲杀不久便十分疲惫了，冉闵利用其步兵灵活机动的特点拖垮了慕容恪的军队，冉闵连杀三百余人，冲散了慕容恪的军队，使之大受重创死伤无数，终于杀出包围圈。冉闵突围东走二十馀里，意外的事情发生了，坐骑朱龙战马过度疲劳而突然死亡，冉闵被俘，他的手下仍然在机械地和敌人拼命，掩护随军的其他重要官员撤离战场，一直杀到最后一人……慕容恪捉到冉闵后，赴蓟城（今天津市蓟县）献与国主慕容俊，慕容俊嘲笑冉闵：“你只有奴仆下人的才能，凭什么敢妄自称天子？”冉闵怒道：“天下大乱，尔曹夷狄禽兽之类尤可称帝，况我汉人英雄呼 ！”慕容俊大怒，令人鞭之三百，然后送至龙城（今辽宁朝阳），斩于遏陉山。冉闵死后，山左右七里草木悉枯，蝗虫大起，从五月到十二月，天上滴雨未降。慕容俊大惊，派人前往祭祀，追封冉闵谥号为“武悼天王”，当日天降大雪，过人双膝。他的后人冉华的墓志上称冉闵为“平帝”，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冉魏政权给冉闵上的谥号。

案语：冉闵壮志未酬，天地为之大恸，上天倘若体恤冉闵的用心，为何不赐他胜利的结局？为何令其受尽谩骂千年不得公正评价？苍天不公，造物不仁，不知何时冉闵的事迹才能在世间广为知晓？冉闵就义后，冉魏国的臣子绝望至极，悲天呼地。纷纷守节自缢，少部分逃往东晋，无一投降前燕者。冉魏几十万汉人不甘受辱，纷纷逃向江南，投奔东晋。东晋军未能及时接应，使得几十万百姓中途受到截击，死亡殆尽。晋将自杀谢罪。由于冉闵的王朝时间很短，大臣多自杀殉国，没有人给冉闵写书立传。后来统治北方几百年的鲜卑北魏的史学家把冉闵大骂一顿。在史书上没有几个人为冉闵仗义直言。而后代又缺乏资料.只能根据以前遗留的资料来整理。某些太监史学家片面强调冉闵的杀胡，而不说明冉闵杀胡的原因。想想冉闵一声令下，中原百姓和入塞胡人无月不战，日日相攻。可见冉闵当时的政策是顺应民意的，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意愿，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并非冉闵有心挑拨，而是当时的民族矛盾确实无法调和。纵观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文明在战乱中衰弱了；入侵印度的蛮族部落把创造古印度文明的当地人列为种姓制度中最低层的贱民当作奴隶一样的驱使至今；五胡乱华之时，当创造古中国文明的人们面对相似的窘境时，有一个冉闵站了出来，他招告天下，邀四海豪杰奋起杀胡，号令所到，民皆响应，汉军威武，胡寇散溃，九州大地终复炎黄本色，我族免于重蹈他人覆辙，中华文明的主体得以延绵。而今斯人已远去，我们只能通过被篡改的史料来一窥这位1700年前的民族英雄的传奇生涯。岳飞、文天祥，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人物，冉闵对汉民族的功绩应在二人之上。山中青山岁岁青，世上繁华一千年。千年前这片土地上的民族矛盾不可调和，但时间融合了一切，今日的中国，我们是五十六个民族的和谐大家庭。当昔日激烈的战事变为今日尘封的历史，古人的豪情荡漾在今日的心间，涌起异样而复杂的感触。

五胡乱华时期汉族大英雄冉闵的讨胡檄文！

稽古天地初开，立华夏于中央，万里神州，风华物茂，八荒六合，威加四海，华夏大地，举德齐天。蛮地胡夷无不向往，食吾汉食，习吾汉字，从吾汉俗，此后胡夷方可定居，远离茹毛饮血，不再兽人。然今，环顾胡夷者，无不以怨报德，抢吾汉地，杀吾汉民。中原秀丽河山，本为炎黄之圣地，华夏之乐土，而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前晋八王乱起，华夏大伤，胡夷乘乱而作，扰乱中原，屠城掠地。永兴元年，胡狗鲜卑，大掠中原，劫财无数，掳掠汉女十万，夕则奸淫，旦则烹食，千女投江，易水为之断流。羯狗之暴，以汉为“羊”，杀之为粮。永嘉四年，围猎汉民，王公忠烈射死者十余万。不日，夷人匈奴，四面纵火，烤汉为食，死者二十余万。太兴元年，愍帝受辱，崩于匈奴。凡此种种，罄竹难书！

今之胡夷者，狼子野心，以掳掠屠 戮为乐，强抢汉地为荣。而今之中原，北地沧凉，衣冠南迁，胡狄遍地，汉家子弟几欲被数屠殆尽。天地间，风云变色，草木含悲！四海有倒悬之急，家有漉血之怨，人有复 仇之憾。中原危矣！大汉危矣！华夏危矣！

不才闵，一介莽夫，国仇家恨，寄于一身，是故忍辱偷生残喘于世。青天于上，顺昌逆亡，闵奉天举师，屠胡戮夷。誓必屠尽天下之胡，戮尽世上之夷，复吾汉民之地，雪吾华夏之仇。闵不狂妄，自知一人之力，难扭乾坤。华夏大地，如若志同者，遣师共赴屠胡；九州各方，如有道合者，举义共赴戮夷。以挽吾汉之既倒，扶华夏之将倾。

　　后记
　　
　　冉 闵屠灭羯族，驱逐胡人，造成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确残忍，但如果没有冉 闵的反戈一击，北方各式各样的胡族很可能会**北方汉人（少部份作为奴隶），中原地区将繁殖形成一个金发碧眼的新种族。随着人口增长会向南方要生存空间，再把南方的三百万汉人杀掉。而绝不会是其它各胡基本上被杀绝，仅占北方汉人人口百分之十不到的鲜卑为主的胡族溶入北方汉族。
　　冉 闵大量屠胡后五胡十六国中的少 数民族国家，除鲜卑除外，都是成功返回去的，未被血 腥报复的民族部落重新入主中原所建。这时胡人相对汉人只占绝对少数，不得不向汉人寻求合作。汉人从事农耕，胡人充军打仗。在十六国南北朝频繁的战乱中，胡人因大量战死甚至彼此之间相互灭族，而民间从事农耕的汉人人数大量恢复增长，北朝东西魏的战争胡人大量战死后，很多汉族大地主势力却强大起来。为补充兵源的不足，而不得不开始大量起用汉军，汉人众多且最后被胡人招降的地区西谅汉军得到起用，而鲜卑国甚至把公主嫁给这些汉族地主势力以拉拢他们，这就为后来杨坚灭胡和隋唐的建立创造外部条件。
　　冉 闵屠灭的羯族，是一个全民皆兵的好战民族，自石勒始，多出凶残暴虐，忘恩负义之徒。尔朱氏险些灭了北魏鲜卑一族；侯景逼死了好心收留他的梁武帝，使原本人口众多千里沃土的江南变成赤地千里，白骨遍地，野兽出没的不毛之地。仅屠健康城就将全城四万户约二十万人杀绝。冉 闵赶胡族出中原，为汉人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令山东、河南回归东晋。冉 闵的神兵铁骑，让胡人从此不敢再轻视汉人的武力，收敛了他们肆意抢掠的行径。冉 闵，不愧为我大汉英雄，其功业利在千秋！！！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一段对冉 闵的描述
　　五胡十六国：
　　
　　魏——冉 闵，内黄(河南内黄县)人。勇猛善战，为石虎部将。闵灭石氏，自称大魏皇帝。石袛在建国称赵皇帝，号召蛮夷与闵对抗。闵遣使告东晋说，逆胡作乱，现在诛灭了。残余小丑，请派兵来共同讨伐，扫清中原。东晋君臣别有用心，竟不答理。闵独力攻石袛，袛联合鲜卑慕容雋(前燕)，羌姚弋仲(后秦)来击闵军，闵大败，文武官吏兵民死十余万人，华族力量大受损失。闵驱逐诸氏羌胡蛮树百万各还本土，路上互相杀掠，饥疫死亡，得到家的十止二三。闵破襄国，灭石袛。慕容雋来攻，闵率骑兵出击，十战连胜，率轻兵猛进，被鲜卑大军围困，雋杀闵。
　　闵子冉智，奉表降东晋，请发兵援助，晋坐视不救，魏被幕容雋攻灭(三五二年)。立国凡三年。
　　石氏残暴苛敛，人饥相食，闵散发仓库，救济穷困，很得民众的爱护。做皇帝后，提拔人才，不限门第贵贱，政治渐次清明。中原人士，称他有开国气象，他请东晋出兵，同讨叛逆，更是深明种族大义。当时羌酋姚弋仲臣服石氏，但不敢反晋，幕容雋名义上也算东晋的藩国，晋魏合作，正名伐叛，胜利很有把握。可是东晋君臣，不肯立在种族观点上协力御侮，却想陈师边境，坐观成败，乘机取利。结果冉 闵力竭败灭，中原被慕容雋吞并，自称皇帝。东晋使臣见雋，雋说，“我受中国人民推举，已经做皇帝了。你回去告诉你们的天子吧”。东晋想不费力占便宜，失去驱逐野蛮种族的机会。
　　不顾种族大义，不顾民众痛苦，只为自己计算利益，这是腐朽统治阶级的特性。
　　　　

　　八王混战，使崩溃加速发展。曹魏防止侯王篡夺，但篡夺者却是权臣；司马氏大封同姓，但篡夺者却是同姓。政权既属私有，任何人都存攘窃的贪心，因而任何制度不能巩固政权的私有。
　　外族迁徒入塞，受中国官吏的压迫，受本族豪酋的压迫，受民族间压迫，痛苦比中国人民所受更大。石勒时代做小酋，家无尺寸土地、匈奴刘氏，也只空存名号。酋长如此，其他可知。阶级斗争民族斗争一起爆发，势必造成十六国大乱。
　　十六国长期混乱．中国社会受极大的破坏。野蛮落后民族的流入，使华族经济文化不仅停滞而且向后骤退。
　　外族占据中国，文化上、婚姻上逐渐趋向同 化，十六国及后来的北胡，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
　　东晋不愿与冉 闵合作，共同驱逐外族，却想乘机取巧，坐收渔人之利。结果魏败燕兴，东晋自保不暇，再没有恢复中原的机会。
　　
　　魏——后赵大官四十八人推冉 闵称帝，国号魏。冉 闵惨杀非汉族人，当然要引起猛烈的反抗。石虎庶子石抵据襄国称帝，非汉族人的州郡官和武将们都响应石祇。冉 闵遣使人告东晋朝廷说，胡人作乱中原，现在诛灭了，请派兵来共同讨伐，扫清残余。东晋朝廷正在防止桓温篡夺，不许恒温出兵经略中原。冉 闵率孤军和石祇大战。三五一年，石祇联合鲜卑慕容隽（前燕）、羌姚戈仲（后秦）夹击冉 闵，冉 闵大败，文武官及士卒死亡十余万人。冉 闵所属徐州、豫州、兖州及洛阳守将降晋，东晋势力又回到北方。当时冉 闵军与羌胡军互攻，没有一个月的停战，历来迁徒到冀州的汉人和氏羌胡蛮人，不下数百万，苦于战祸，各还本乡，路上互相杀掠，饥疫死亡，能到达本乡的不过十中二三，平原上只有尸骸，看不见耕者，生产几乎完全停止。冉 闵尽力作战，杀石祇。三五二年，冉 闵攻破襄国。慕容隽夺取幽州，进军至冀州，冉 闵率精骑出击，十战十胜，后来陷入鲜卑大军重围中，冉 闵战败被擒。
　　　　
　　慕容隽杀冉 闵，灭魏国，适逢大旱和蝗灾，慕容隽害怕，祭冉 闵，》諡为武悼天王。冉 闵逞勇残杀，立国三年，死人无数，失败是必然的。但是，他的野蛮行动反映着汉族对羯族匈奴族野蛮统治的反抗情绪，所以他的被杀，获得汉族人的同情。慕容隽致祭赠諡，正是害怕汉族人给予冉 闵的同情心。冉 闵恃勇出击慕容隽时，不少人预料必败，大臣刘茂等人说，我主这次出去，一定不能回来了，我们岂可坐等敌人来戮辱，刘茂等人都自杀。邺都被攻破，大臣王简等人也都自杀。秦汉魏晋从来没有亡国后自杀的大臣，因亡国而自杀，是从冉 闵的魏国开始的，这也说明汉族与非汉族间斗争的极端尖锐。

印度落后的真正原因并非“资本主义” [转帖]

　　作者：秦晖

　　尽管长时段中印度的落后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但是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印度落后于中国的差距拉大了。可见就制度方面而论，印度经济中的积弊也的确甚多，这也是包括多数印度学者在内的学界公论。

　　当然，对于积弊何在，国外的主流看法却可能与国内的官式说法相反。独立后的印度长期实行所谓“尼赫鲁式社会主义”，前苏联一直把她定义为“已经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加之该国实行联邦制，各邦各自选出的政府有左有右，拥有相当大的自治功能，选择的发展模式也差异很大。像喀拉拉邦、西孟加拉邦等地长期是共产党执政，就更难说是“资本主义”了。

　　一般地讲，印度的“社会主义”也属于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但是与瑞典式的“福利国家”不同，后者以二次分配为特色，主要以高税收高福利从私人经济中抽取资源，以提供“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保障，国家直接经营企业不是它的基本特征。而印度的“尼赫鲁社会主义”政治上学英国搞宪政民主，经济上却不是学瑞典，而主要是学苏联办国营企业。

　　原来印度的“国父”圣雄甘地虽然因主张宗教宽容而被印度教极端分子杀害，但他的经济主张却是极有印度传统特色的:主张回归自然，耕织立国，反对工业化，也对建立“现代强国”没有多少兴趣。但他秉性宽容，默许其门徒尼赫鲁另搞一套。而尼赫鲁是个工业化迷，一心要通过国家集中投资来赶超发达国家，把印度变成工业化强国。尼赫鲁和英迪拉·甘地父女两代（连同几位过渡总理）执政37年，一直以“五年计划”的方式搞经济。而且好搞大型企业。因此印度经济的产业集中程度相当高，很多基础工业部门的生产集中于若干大型国营公司。当然，作为宪政国家印度没有没收私人资本，私营工业一直存在并且有一定发展空间。但各基础工业部门都是以国营占优势的。例如钢铁工业，独立以前只有私营的塔塔钢铁厂，后来连续建起波卡罗、比莱、维萨卡帕特南、鲁尔克拉等六大国营钢铁公司，控制了90％以上的钢铁生产。其中最大的波卡罗、比莱等厂都是苏联援建、按苏联的“马钢宪法”模式管理的。然而有趣的是，虽然大钢厂中硕果仅存的私营公司塔塔集团厂龄最老（1907年建），设备相对陈旧，产量在全印总产中也只是一个零头了，但它一直是印度钢铁业中“管理得最好的企业”，其效益比那些国营巨无霸都强，工人工资也更高。

　　因此印度的“社会主义”不仅如瑞典那样具有分配意义，也如苏联那样具有生产意义。就整个联邦范围而言，在90年代以前印度政治上固然是近似于西方的宪政民主，经济上却更多地搞命令经济。国有企业比重之大、市场管制程度之严、外贸保护手段之多都相当突出。印度如今也在搞经济体制改革，努力革除旧弊，实行市场化与开放式竞争，但其进展还不如我们。

　　当然，如今印度的市场化程度不如中国，但比起改革前的中国连农民养鸡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来割、农民兴办集体企业也被说成是“集体资本主义”的那个时代，印度再怎么搞“尼赫鲁社会主义”，其市场空间与经济人的活力还是要大得多。为什么当时的中国官方仍然能够以印度为垫背的来进行“比较”呢？尽管如前所述，那时的中国经济是否真的比印度好，实在大可怀疑，但是无论如何，印度经济那时也并没有明显胜过中国，至少不像亚洲小龙以至巴西、墨西哥等国家当时那样，其繁荣与中国的凋敝形成那么鲜明的对比，否则当时的中国官方也不会老拿印度做“比较”的垫背了。

　　其实80年代初中国经济改革政策部门一个代表团对印度进行访问考查后有个内部报告，其中的基本结论是:印度的私营企业比我们中国的企业搞得好，但是他们的国营企业比我们的搞得差。这个说法很耐人寻味。

　　大家知道，80年代初中国的工业正处于“乔厂长上任”时代，那时工业还是国营的一统天下，私有化还没有起步，但是文革的大轰大嗡已经结束，“修正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市场社会主义”，就是当时苏联的那一套）上了台，实行了或者说恢复了苏式的“劳动纪律加经济核算”企业管理制度。而这样的国企尽管不如印度的私企（实际上也就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但却比印度的国企强--实际上也就是苏式的国企比“民主社会主义”的国企强。由于当时印度的私营工业比重不大，所以印度的国企比中国的国企搞得差，就成了问题的主要方面。

　　“民主社会主义”至今仍然是既反对苏联模式又不赞成资本主义的许多好心人向往的东西，说它还不如苏式企业可能是一个煞风景的观点。其实笔者对民主社会主义的人道理想也是心向往之，但是如果把人道、平等这类价值判断放下而仅就企业管理而论，“民主的国营企业”在效率上的确是经常既不如私营企业，也不如“专制的国营企业”。

　　仔细想想，这道理其实并不复杂:企业不管国营私营，它的运转要能够理性化，就必须有某种约束机制，即科尔奈所说的“预算硬约束”。在契约式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方与劳方是利益有别的主雇关系，双方通过博弈而形成一种约束机制:资方不会贪污（企业是自己的，他贪污谁？）而工人不会“偷懒”。在“专制的国营企业”中，管理者与劳方不是主雇关系而是“主奴关系”，前者只对上而不对下负责，虽无积累激励，却有升迁激励，也可能从严治厂而实现理性管理。在产权明晰的全员股份制企业中，经理与工人除了主雇关系外作为股东还共同对企业负资产责任，约束机制更是双重的了。然而在“民主的国营企业”中，管理人与工人既非主雇关系也非主奴关系同时又无资产责任，理性约束机制因此很难建立。相反却容易出现不顾企业利益的双方“共谋”。管理者既不像资方那样把企业作为自己的产业来用心打理，又不能追求升迁而无视工会与“工人民主”的意向扮演技术官僚的理性专制角色，于是短期行为、“内部人控制”、经理“讨好”工人、双方都吃企业坑国家之类的积弊便难以避免。

　　实际上，这也是西方民主国家“国企病”的一个重要因素，尽管工业文明的高度发达形成的许多行为规范使这些国家的国企病不像“印度病”那样严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何以中东欧转轨国家在民主化以后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执政，尽快完成国营企业私有化都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因为他们不像中国，可以靠温铁军先生所说的“奴工制优势”来使国营企业虽不景气但还能半死不活地维持。东欧民主化之后的国营企业，科尔奈所说的那种“预算软约束”危机往往会比专制的旧体制下更加严重。即使在转轨前，相对而言专制比较宽松的波兰，其国营企业状况也明显不如昂纳克统治下更为专制的东德，尽管波兰的经济学在东欧是水平最高的。实际上，中国文革时代的企业管理混乱也有类似原因:尽管文革既非宪政民主更不是“经济民主”，宪政国家“民主的好处”根本无从谈起，但是“民主的坏处”，或者用学者的行话说，“过度参与造成的交易费用剧增”却毁了企业，大轰大嗡之下正常的企业管理无法进行，规章制度都成了“管卡压”而被废除，其后果是众所周知的。

　　东欧民主化之后，这些国家的国营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工会势力强大、经理权力削弱、企业管理困难、财政状况恶化等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即便你在理论上如何反对“休克疗法”，赞成“渐进改革”，在实践中也往往不由自主地希望快刀斩乱麻地解决私有化问题。而的确，像波兰这样的国家，在私营企业里工会漫天要价的情况就大为减少，甚至许多企业在私有化之后，工会运动竟然被主雇关系中个人化理性化的讨价还价所取代，出现“工会消亡”现象。团结工会这样共产党当年严厉镇压都未能摧垮的力量，一旦上台掌权就气数已尽，很快走向瓦解，在经济转轨进行到如今后已经没有多大影响了。

　　事实上印度（在更大程度上还有孟加拉）如今还是工会、农会乃至形形色色的公民维权组织极为活跃的民主社会。我们这次盛会也充分体现了这个国家里“公民社会”力量的强大。印、孟如今吸引外资都不容易，虽然他们的劳动力不可谓不廉价（据了解，在浦那这个地方，印度最好的私营企业塔塔公司汽车装配线上的的工人平均月薪为270美元，而浦那普通劳工的月薪更仅有45美元左右--至少今天中国的劳动力价格已经比他们高。但是印孟的工会农会可是不大好对付的，“便宜但不听话”的劳动力未必能使外资感兴趣。相比之下，中国没有真正的工会，政府，地方政府眼里除了上司就只有老板，工人的服帖天下无双，天下哪里有这么好的“投资环境”啊！

　　因此民主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道理想虽然仍会有生命力，但在没有更可行的制度安排的情况下，“专制社会主义”、民主资本主义，甚至专制资本主义的“可行性”都比她要大。自1947年独立以来就确立了宪政民主制度的印度当然不可能转向专制社会主义或者专制资本主义，因此从民主社会主义转向民主资本主义大概就成了她唯一的选择。但是民主制的悖论就在于:虽然“民主制下的国营企业”比专制奴工制下的国营企业更加急需改革（仅就经济效益而言），可是偏偏它也最难改革。因为“民主分家”的讨价还价多，“交易成本”要比强权之下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式的改革大。专制国家可以驾轻就熟地把“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变成“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它昨天可以运用强权不受制约地化公为私，今天就可以同样运用这个条件不受制约地化私为公。它可以把工人说撵走就撵走，土地说圈占就圈占，公产说给谁就给谁，民主国家可没这么容易。

　　东欧转轨之难是如此，印度从“民主社会主义”向民主资本主义转轨也是这样。印度转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说说也有多年，真正起步是在80年代末的拉·甘地时代，而最近十年才真正出现实质性突破。虽说比中国改革晚，然而印度“尼赫鲁社会主义”旧体制中保留的市场成分本来也比改革前中国的毛泽东式社会主义要多，改革基础还是有的。但这种改革不仅要面对印度传统中前述的一些惯性阻力，更要经过社会各阶层各利益群体的反复谈判，因而难免举步维艰。就在前年（2002年）4月，以孟买为中心就曾发生全印一千万工人反对经济改革（主要是抗议“减员增效”和拍卖国企）的大罢工。

　　当然民主国家“吵吵嚷嚷分家难”既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制度宿命，但同时也并非没有积极意义。充分的讨价还价虽然不是“公平分家”的充分条件，但却是必要条件。即便在谈判实力与信息收集双重不对称的局限下最后的博弈结果并非“实质公平”，但是充分的博弈权利体现的形式公平仍然是转轨后形成的产权结构具有公信力和道义合法性的基础。而缺乏这种公信力的“掌勺者私占大饭锅”虽然在强权与黑箱作用下可以较快完成原始积累，然而道义合法性的缺失将妨碍其进入正常的交易与配置机制，而一旦强权动摇、黑箱打破，这样的原始积累很容易引发清算情绪乃至引起社会动荡，那时“制度变迁的总体成本”恐怕就不会比民主转型更小了。

　　而民主转型虽然在一个时期需要付出较多的“交易成本”，但转轨结果的公信力会使它具有较好的后势。就印度而论，其经济改革前期由于交易成本的增加并未很快表现出推动增长的效果。但是从前年起，印度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加速，去年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超过8%，股市市值增长七成，出口、投资、消费都出现强劲增长。许多观察家认为印度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景乐观。

汉民族英雄与民族悲情[转帖]

有人说，1206年以前的成吉思汉、1618年以前的努尔哈赤应视为民族英雄。因为那时他们所做到事业主要是统一本民族。还没有发动对他民族的侵略屠杀战争。如按此类比，那秦始皇、唐太宗、宋太祖都是华夏民族的民族英雄了。可是我们汉族从来没有把他们列入民族英雄。固然，这三个皇帝的统一事业是正面的。但当华夏民族只把岳飞等视为民族英雄时，这里面首先深深反映了华夏民族的悲情。在世界上各大民族中大概都难幸免于这样三种战争的戕害。一是王朝或贵族间为争权夺利所进行的战争。二是底层民众难忍统治阶级的压榨盘剥而举行的起义。三是民族间侵害与反侵害的战争。当然，有些战争会同时具有以上某两种乃至三种的性质。战火烽起、兵燹遍地之时最遭荼毒的还是底层民众。然而这三种战争相对而言，还是以民族战争最为残酷。

第一类战争有一定的妥协机制。尤其在秦汉以后，华夏民族的生命共同体观念已经形成，王朝之间的并吞战争往往不以杀戮为目的，只要对方肯臣服交权，事情会有戏剧般的结果。这在隋、宋两代的统一中表现得尤其明显。纵观秦汉两千年以降，此类战争表现得较为残酷的是东汉末年的军阀混战明初的“靖难之役”。但这毕竟只占少数。至于中唐以后藩镇战争的残酷，则很大程度上是渗入了民族因素，当作别论。

第二类战争也有一定的妥协机制。其最经常的表现是王朝对起义军“招安”。而由于有汉高祖起自民间的先例，士人可以不认为非皇族贵胄不能得天下。故出身低微如朱元璋者也有可能是“真命天子”。这就使农民起义有向王朝战争转化的可能。明末农民起义起初被视流贼，但当势力坐大之时，明庭的武将文臣都审时度势，伺机改换门庭。如1644年2月大顺军自北路入京。途中“戈甲坚利、将士雄豪”的大同最令李自成忧心不已。但没想到大同总兵姜穰体认明庭气数已尽，遂开门献关。以至大顺军迅达北京城下。

第三类战争的残酷性就在于它缺乏这样的妥协机制。这是由于，(1)相当比率的民族战争并不以王权转移为目的。其目标就是烧杀掳掠，即使没有进行反抗或已正式投降也逃不过被屠杀的噩运。如1630年满清四大贝勒之一的阿敏在永平撤退时就把城中已投降的汉民和明庭官吏全部屠杀，(仅孟乔芳等三人幸免。孟乔芳后官至陕西总督，为清庭平定西北立下汗马功劳)。(2)尽管华夏民族中汉奸甚多，尤其是明季之末。但还是有某一数量的士人持“华夷之辨”，投降有一定的心里障碍。一些百姓也不愿沦为异族的奴才，故反抗尤会激烈。(如江阴、嘉定等地)而这又将会招致更残酷的报复性屠杀。自汉代以降在第一、第二类战争中较少有屠城战例。而在宋末、明末的民族战争中屠城惨祸则不胜枚举。如1642年松锦之战后，皇太极下令对这两城中除属祖大寿族系者外一律屠杀。一时间，毫无反抗力的汉人民众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第三类战争的残酷性还不仅在于它杀人之多，还在于它杀人的纯兽性。黄巢、张献忠起义亦是杀人如麻。但这种杀人系有一定的社会成因，即它是在此之前社会阶级矛盾积累的渲泄，以及战场仇恨的延续。第三类战争则不然。和平善良的汉族黎民根本没有冒犯过北方游牧民族，而他们被后者惨无人道地掳掠屠杀则纯粹是弱肉强食的森林法则。这完全区别于农民起义军和官吏富豪之间的仇杀。成吉思汉的名言为此类暴行作了最好的注脚。他说：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杀人性命，夺尽其所有财产，令其亲属痛不欲生，再强奸他的妻子和女儿。

暂且撇开自然因素，仅就社会因素而论，是谁对华夏黎民造成的灾祸最大？是华夏的封建统治者吗？毫无疑问，农耕的汉族黎民所受封建剥削十分严重。帝王贵族官吏对农民的横征暴敛使之经常在饥饿线上挣扎。正是“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以至华夏黎民长期处于营养不良的状态中代代相传，沉淀下了远非强壮的体质。

然而封建统治也有清明宽松之时。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可为代表。从而也会有“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的农家乐。即使是备受抨击的明代，也有明宣宗、明穆宗相当关心民间疾苦。减免税粮、安置流民、抑制兼并，使底层民众的负担大为减轻。就算是某些昏庸的封建君主，其弊政亦并不是杀黎民之性命，毁百姓之家园。只有在相当特殊的情况下(统治者个人品质特别恶劣如杨广，或连年天灾、外族入侵参杂其中，如明末)黎民才会被逼到走投无路的地步揭杆而起，发动了使封建统治者与黎民百姓两败俱伤的农民战争。而战争之后就是“让步政策”。

纵观历史，可知自秦汉两千年以降，给华夏百姓造成最大灾祸伤害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其烈度使王朝战争、农民战争、和封建统治日常的剥削压榨都相形见绌。华夏民族的每一个朝代都毫无例外地处于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之下。这迫使华夏民族不得不腾出相当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进行防御。从修筑万里长城到保持一支防御军队，都使大量的劳动力脱离了生产。为支付军费中原王朝不得不增加税收，从而又加重了民间的负担，激化了华夏民族内部的阶级矛盾。这还是就相对稳定的时期而言，如果北方游牧民族一旦强大到能够斩关入塞、烧杀掳掠之时，华夏黎民所遭受的巨大灾难就更非文字可以形容。

为什么北方游牧民族会在数千里不停止地南侵呢？这系基于两个原因：一是需要，二是能力。囿于自然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限，北方游牧区某些生活、生产必需品如布绢、茶叶、铁器等十分缺乏。需要从汉地获得。其正常途径有二。一是官办的“马市”、“榷场”或民间的“市易”。二是“朝贡回赐”。华夏中原王朝为了边境安宁常采取“破财消灾”的作法。让周边游牧民族派代表进京朝贡，再给予其大量的回赏。朝贡之物无非是一点北地土产如人参、貂皮、壮马，以此换取大量白银、绢帛。这种经济计量上“剪刀差”极大的“朝贡回赐”已成为周边少数民族酋长的生财之道。他们乐此不彼，甚至为了争夺朝贡的资格展开激烈的内部争夺。在中原王朝看来，这种“朝贡回赐”尽管经济上极为得不偿失，但总比游牧者寇边掳掠好。因为那样不但同样有经济损失，而且子民还会有性命之灾。更何况这种“朝贡回赐”表面上还维持了中原王朝的正统威仪，满足了华夏君主的虚荣心。(除此之外中原王朝还采用“和亲”政策。)

然而“马市榷场”、“朝贡回赐”都不可能长久地满足北方游牧民族的需要。当他们的力量强大到一定的程度时，便会采取更直接了当、效果更大的方式--南侵。南侵的效果有二。一是直接以烧杀掳掠的方式攫取大量的物质财富，二是用暴力所铸造的权威迫使中原王朝签订城下之盟，给予其大量“岁币”，即按年向其交纳数万至数十万两的白银和数万至数十万匹的绢帛。当然还有更彻底的方式就是摧毁中原王朝，取而代之，直接对华夏黎民实行民族压迫和经济剥削。

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南侵的能力。能力之一在于其性格上的强悍。这种性格的形成首先与其生活形态有关。草原放牧，策马狂奔，养成其粗犷。与豺狼虎豹为邻，养成其勇敢。北地严寒，自然条件恶劣，养成其坚忍。强悍性格形成还与其文明程度有关。北方游牧民族大多没有文字，或只有初创的粗糙文字。与文明水平低下相伴的就是缺乏礼仪教养而至行为方式的躁动横蛮。游牧民族的强悍首先是用于他们各族之间和同族之内的冲突。他们“好为盗窃，互相凌劫”。“攘夺财货，兄弟交嫉”。”各部蜂起，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这是北方游牧民族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之一。公元前200年汉高祖率兵30万被冒顿单于的40万控弦士包围于平城，几乎被俘。由此推算，当时北方游牧民族中仅匈奴一族的人口当在两百万以上。一千八百多年以后，十七世纪初努尔哈赤创全民皆兵的女真八旗制度，得兵六万。再加上努尔哈赤和各贝勒的巴牙喇(直属卫队)总共亦只七万余人。由此推算女真总人口为三十万左右。1635年皇太极创蒙古八旗，实际兵员为两万五千。故当时蒙古族总人口顶多与满洲相若。经过近两千年的繁衍，汉族人口从三、四千万增至明代的在册人口六千万，实际人口一亿二千万至一亿五千万之间。而塞外游牧民族的人口反减为当初的几分之一。这当与其悍战的性格导致他们之间长期、频繁的杀夺有关。汉族的中原王朝曾很不光彩地利用过北方游牧民族的悍战性。东汉时期鲜卑崛起。东汉王朝唆使鲜卑攻杀北匈奴，并以银两购买其所斩杀北匈奴的首级。后因首级重而且腐败发臭，遂改以两耳代替一首级论价。于是，鲜卑人连放牧都懒得做。专以攻杀北匈奴向东汉王朝换取银两为业。这亦是促使北匈奴败亡的原因之一。北方游牧民族南侵能力之二是他们体格上相对汉族人民的强壮和普遍习武。虽同属蒙古利亚人种的北支，但由于汉人米食游牧者肉食，汉人躬耕劳作游牧者骑马奔驰，形成两者体格上的差异。汉人的日常劳动作息与武备无关，游牧者放牧时的骑马射箭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武备色彩。汉族一般民众与武人分离，游牧民族全体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尤其是在赵宋以后汉族贬低武夫，而游牧民族一直都以刀箭尚武为荣。南侵能力之三是其社会组织的军事化。战争动员极为简便迅速。所有战士--成年男子应召即骑马携刀箭而来。农耕的汉民族则须在和平居民中征集士兵，还要再加以训练。并从遥远的各地把士兵调集起来。南侵能力之四是由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利益的明确性所铸造的高昂士气。由于游牧的运动性，使其民族的活动半径大，在很大区域内都能形成民族认同感。农耕民族则“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邻居尚且如此，遑论别州别郡了。比如令川蜀、浙闽籍的士兵长途跋涉到长城沿线去作战。那里离他们的家乡实在遥远，因而难以产生保护家乡的感觉。当地语音风俗的差别更使之产生外乡之叹。他们心中只有被迫从军离别亲人家乡的无奈，而缺乏为国家民族作战的英雄气慨。

游牧民族南侵掳掠，系属正常作业，所得各种财物亦在他们之中分配，因之有明确的利益感。作为在本土防御作战的汉军，其军纪是禁止掳掠的。汉族军队的长官从来就有克扣军量之弊，士兵给养差，得不到爱护。“被驱不异犬与鸡”，又没有掳掠分配战利品的刺激，这些都无可避免地使之士气经常低于南侵者。

汉族的中原王朝能彻底击败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只有汉朝。之所以如此，其一是由于那刚形成的汉族还保持有先秦战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尚武精神。其二是汉朝的胜利在相当程度上是生产力的胜利。那时汉族已纯熟地掌握冶铁技术，汉兵使用的是锋利的铁兵器。匈奴不会冶铁，其士兵还多用青铜兵器。战斗时兵器相击，匈奴兵的青铜兵器锋卷刃断，汉兵即挥舞着锋利的刀剑去追斩逃窜的匈奴兵。亦正因为如此，一旦当铁兵器不再为汉族所独有，一旦当先秦战国时期留下的尚武精神磨蚀殆尽，华夏民族反抗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就每况愈下了。更遑论赵宋以后的重文轻武、奸臣辈出，华夏民族的亡国之祸实在所难免。

在北方游牧民族一波又一波的南侵烧杀掳掠下，无力抵御的汉民族进入了绵延千年的屈辱受虐和苍惶离难。从西晋到南宋，部份汉族民众为了躲避战火苦求生存，遂扶老携幼举家南迁。路途遥远、风餐露宿、疾病袭击、野兽侵害，多少人到毙路旁，多少家庭妻离子散。逃难人群从黄河到江淮，从江淮到钱塘。再越五岭过梅关直至滨海、雷州，从而形成汉民族的一个特殊分支--客家人。客家族群的形成充份说明了华夏民族在北方游牧民族南侵之下的颠沛流离、生灵涂炭。只要愿意正视历史事实，就可知，两千多年来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延宕脱序、生产力的破坏损失、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伤害的最大祸害就是北方游牧民族的不断南侵。在这种情况下，忠贞报国、人格完美、武艺高强、战功彪柄的岳飞就成了华夏民众心目中最受崇拜的民族英雄。

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抗击北方游牧民族南侵的英雄人物当不止岳飞、文天祥等。实际上还有一些比他们战功更为显赫的人物。如卫青、霍去病、窦宪、明成祖等。但华夏民族并没有把他们尊为民族英雄，何故？这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华夏民族在民族英雄认定中所表现出的悲情。卫青等与岳飞的区别在于前者是进攻性抗击，后者是防御性抗击。前者是胜利者，后者是失败者。

华夏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侵扰一开始就采取了防御性抗击的姿态。始于战国时期，北方诸夏各国均筑长城以防鬼方、戎狄的南下。秦始皇统一华夏后，更着手把各国长城连接起来以至万里。这充份说明了华夏民族的防御心态。但是万里北疆岂会只因一堵长墙便可消灾弥难？尽管那长城砖下埋藏有无数个催人泪下的孟姜女悲惨故事，其防御功能亦只是华夏民族一厢情愿的善良幻想。无数的事实使农耕的华夏民族终于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匈奴未灭何以为家”？遂在休身养息，积聚到足够的力量后，越长城、出朔方、入漠北，展开了激烈的反击。卫青、霍去病只是基本击败了匈奴。彻底击败匈奴使之分崩瓦解、远遁欧洲的是东汉窦宪。他出塞三千里，大破匈奴兵，登燕然山刻石颂汉威德而还。明初成祖鉴于历史故事深知业已退往漠北的元蒙势力仍为中原王朝的潜在大患。遂五次率兵亲征，为明初获得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北疆安宁，人民得以挥别昔日噩梦。明成祖对待建文帝的忠臣残酷杀戮，甚至辱其妻女，其行为的确令人发指。但他为谋求华夏安宁的努力则不应磨灭。汉武帝只是深居宫中，御接战报。明成祖则是披挂亲征，并终究死于征途，确实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帝王论之，堪称千古一绝。

从纯军事观点上去考量。霍去病式的反击完全应当。消极防御并不能产生积极效果。正是由于他们的奋起反击才使中原得到一段时间的安宁。而与之相对的是两宋明末只进行消极防御则终难免亡国之祸。然而华夏民族悲情至深。他们关注的焦距只是定在于自己本土抗击烧杀掳掠的英雄上。而且由于华夏民族终究数次局部和全境亡国，最能体现忠肝义胆，挽狂澜于既倒，支大厦之将倾的是那些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命运相若，并终究慷慨赴难、以身殉国的义士。而不是那些战功赫赫、凯旋而归、晋爵封侯的人物。

其实，以反抗打击北方游牧民族对汉民族的欺压而论，还有一个更为突出的人物--南北朝时代的冉闵。对于他，汉族民众都极为陌生。莫说只在高中读过中国历史的人，即使是大学历史系的毕业生，如果他读历史不是出于对历史的爱好，而只是应付考试的话，也会对冉闵一无所知，因为在历史系教材中关于冉闽只有寥寥数笔。老师不讲，考试也不涉及。

冉闵是后赵皇帝石虎(羯族)的汉人养子。石虎性如野兽，对人民极为残暴。后赵国里的汉族民众真正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公元349年，石虎死，其儿子们为争夺皇位互相拼杀。冉闵趁机而起杀石氏一家。并号召汉族人民起来反对羯族对汉族的民族压迫。一时间爆发了近半个世纪来汉人对入塞胡人肆意欺凌汉族人民的积怨，遂群起四处击杀羯人。入塞羯族入约二十万在那场暴乱中大体杀尽。在此基础上冉闵建汉人政权魏国，并联络江南东晋，促其举兵北伐、共同驱逐戎狄恢复华夏。东晋不应。冉闵只得独立面对由各游牧民族组成的为石氏复仇的联合兵团。冉闵神勇当胜项羽。经常身先士卒横冲胡人联合兵团，以少胜多十战十捷。但终究于陷入鲜卑大阵，寡不敌众，受伤被俘就戮。

时下不少蒙古族人仍把成吉思汉尊为民族英雄。以此作标准，冉闵当为华夏的民族英雄。但千多年来汉人从未尊奉冉闵。这是由于冉闵除掉石氏家族尚可称义举，但他滥杀无辜，对羯人实行灭族则确属残忍。华夏民族是个温和善良的民族，不主张纯粹的民族仇杀。华夏民族更是一个充满悲情的民族。在民族斗争中经常处于被凌虐的失败的地位，故很能体会一个弱势民族的悲苍。遂对冉闵的屠族行为不予认同。如果说华夏民族的悲情使之对卫青霍去病都未足尊奉，遑论颇为可议的冉闵！而在华夏民族悲情如此之深的情况下竟还要褫夺岳飞民族英雄的称号，于心何忍？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人类社会才基本从森林法则中走出来。数千年历史都充满了弱肉强食的恐怖血腥。华夏民族最终能挥别北方游牧民族南下烧杀掳掠的噩梦和恢复自己最起码的民族尊严，系拜赐科学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精湛火器的发明使游牧民族的骑兵不再所向披靡，民主曙光的投射使人民有了划时代的觉醒。
 

毛泽东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 [转帖]

　　2007年12月25日 《党史文苑》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是我军建军史上的一次重要事件，是毛泽东经长久酝酿后所采取的一项重大的治军、治国举措。实践证明，这一举措对于防止党内、军内闹独立性现象的发生，对于反对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确保军队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团结与统一，产生了积极影响。

　　长久酝酿

　　毛泽东之所以确定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与“林彪事件”有很大干系。

　　林彪无疑在革命战争中立下过显赫战功，毛泽东对他也曾十分赏识的。建国后，林彪收敛锋芒，常以生病为由，在家休息，但他并不甘寂寞。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与彭德怀闹翻，林彪被毛召上了山。

　　林彪打仗机敏，政治上也很有计谋。会上，他对彭德怀发起猛攻。１９５９年９月１７日，他接替彭德怀职务当上了国防部长，九天后又担任了军委副主席，开始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庐山会议，林彪成了“大赢家”，从沉寂中崛起。

　　“文革”开始后，机会再次来临了。林彪一面借机为打倒刘、邓和大批老干部不遗余力，为其达到权力顶峰扫清障碍，一面曲意奉迎毛泽东。但终因奉迎过火且“言不由衷”，在一定程度上引起毛泽东的警觉和反感。

　　实际上，毛泽东对林彪的警觉早在“文革”伊始即见端倪。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８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大谈特谈“政变问题”，其主旨有两层：一是表明党内有人想搞政变，以挑拨毛与老干部的关系，为进一步打倒老干部制造舆论；二是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以表明自己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但毛泽东却从他的讲话中闻出了特殊的味道，开始对林有所警觉。即使这样，直到“九大”召开，毛泽东的天平还是倾向于林彪的。

　　中共“九大”，使林彪成为“法定接班人”，权力在“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这使林彪攫取最高权力的野心急剧膨胀。

　　１９７０年８月２３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会上，林彪首先发言坚持设“国家主席”，并采取全面开花战术，使出席会议的代表也全都激动起来。他们不明真相，纷纷跟着林彪发言，表示拥护在新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这一章。面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十分恼火，隐隐感到了他的亲密战友咄咄逼人的锋芒和呼风唤雨的能量。８月３１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采取“批陈保林”策略，将怒火发泄到紧跟林彪之后“摇旗呐喊”最积极的陈伯达身上。不久，又多次对林彪提拔起来的黄、李、吴、邱“四大金刚”及叶群等提出批评，以此“敲山震虎”，期望林彪觉醒，能做自我批评。但林彪不思悔改，野心难收。这年１０月，林彪在庐山会议受挫后，背着毛泽东、党中央，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先斩后奏，向全国发出“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顷刻间，中国城乡全面进入紧急状态。事后（即１０月１９日），林彪才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泽东。据汪东兴回忆，毛泽东看过电话纪录，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并亲手将传阅件“烧掉”。这件事，实际是林彪对自己军事指挥权能否正常运转的一次检验。

　　由于多种原因，毛泽东与他的“亲密战友”间出现了裂痕。林彪目的难以达到，也越发沮丧，之后曾多次在集会或接见外宾时，与毛泽东不辞而别。毛泽东对林彪越来越失望，他决心限制一下林彪的权力，遏制其迅速膨胀的野心，并开始逐步直接掌握军队。

　　１９７１年８月１５日至９月１２日，毛泽东到南方巡视，１６日到达湖北武昌。在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以及河南省委负责人刘建勋的谈话中，毛泽东回顾了党的历史，他说：“胜利以后，朝鲜战争时，我管了一下军队，以后就没有管了。朝鲜战争后，军委的事主要是彭德怀同志管。我征求总理的意见，我说还是他管好。他在长征中是靠在我们这边的，抗美援朝人家打了胜仗，不叫人家管这个事行吗？管点事有什么要紧呀！以后就是林彪管了，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到长沙后，毛泽东在与华国锋等人谈话时，专列服务员拿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词，毛泽东叫吴旭君、张玉凤一起唱这首歌，当大家唱到“一切行动听指挥”时，毛泽东说：“等一等，这一条非常重要，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步调不一致，分成两派，怎么能得胜利呢？这句话要改为步调不一致，一定要失败。”他又说：“现在就是有几条记不清了，特别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第一条和第五条记不清了，如果都记清，都能这样做，那全国人民拥护又欢迎，这样我们多好呀！”２８日晚，毛泽东接见广东刘兴元、丁盛和广西韦国清，对他们说：“我很久没有抓军队工作了，现在要抓军队工作。……进城以后，管军队工作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林彪管不了那么多，实际上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以后是杨成武，再以后是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组长。”３１日，毛泽东到南昌，当晚与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谈话，毛泽东说：“汪东兴向你们传达了武汉、长沙谈话的内容，讲了庐山会议的问题。缔造人民解放军、领导我们军队的人，能缔造、能领导，就不能指挥吗？他们把缔造和指挥分开，难道缔造者就不能指挥呀？另外，我们这个军队是不是哪一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或者是哪几个人缔造出来的呢？我看不是，人多着呢。朱德、恩来、贺龙、刘伯承、叶挺，这么多人发动的南昌起义，他们就不能指挥了吗？……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

　　９月３日，毛泽东在杭州，最后谈到军队问题时说：“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吴李邱）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会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１２日毛泽东回到丰台，又一次谈到进城以后，很少抓军队工作等问题。不料，第二天便发生了“九·一三事件”。

　　林彪拥兵自重及其阴谋败露后的外逃，对毛泽东精神打击很大，为此他大病一场。正是这次事件，促使毛泽东重新审视“文革”发动和发展的整个过程，决意重新启用被打倒和排斥的老干部，并着手亲自掌握军队情况。在这种背景下，“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在毛泽东头脑中逐步酝酿成熟，不久便正式宣布实施。

　　宣布对调

　　林彪事件后，在周恩来等不懈努力下，一大批被打倒的老干部纷纷被解放出来。１９７３年３月７日，邓小平也恢复了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此时，周恩来病情不断加重，毛泽东有意培养邓小平，对他格外器重，并有要他作总理接班人的意向。一次，毛泽东与邓小平谈话时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很久没有调动了”，问他怎么办？邓小平心领神会，随手将身前的茶杯“对换”了一下。

　　“英雄所见略同嘛！”毛泽东说。随后，两人会心地笑了起来。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在毛泽东书房兼会客室进行。此时，毛泽东身体尚未从林彪事件的打击下恢复过来，显得十分虚弱。

　　政治局委员们用心聆听着毛泽东的讲话。对于他们中的多数人来讲，与其说是来参加党的会议，不如说是来接受长者的训导和教诲。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批评政治局和军委，他说：“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又说：“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以后改了吧。你们不改，我就开会，到这里来。我毫无办法，无非是开政治局会，跟你们吹一吹，当面讲。”会客室里鸦雀无声，气氛有些紧张。

　　毛泽东缓和了一下口气，转换了话题，他说：“我提议，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说罢，他面朝叶剑英：“你是赞成的，我赞成你的意见。我代表你说话。我先找了总理、王洪文两位同志，他们也赞成。”周恩来点点头，表示是这样的。王洪文听完也连连点头，虽然他面色平静，却掩盖不住内心的高兴。因为他在上海造反起家，建立了闻名全国的上海民兵指挥部，搞起了成规模、成建制的民兵队伍，企图建立自己的“第二武装”。但上海在南京军区的辖区内，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对他事事掣肘，把许世友调走了，就少了一块“绊脚石”。

　　接着，毛泽东提议在座的政治局委员们齐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于是，大家便一起高唱起来——“革命军人个个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实际上，自九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不止一次在开会或接见下级时，让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毛泽东希望全党步调一致，首先政治局要一致。

　　唱完歌，毛泽东开始讲解歌词，他说：“只有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不一致就不行呢。”又说：“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在他看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坐镇，一呆就是２０年，会出现消极因素，他说：“这个问题（指对调），我想了好多年了。”

　　稍后，毛泽东宣布了另一个重要决定。他指着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说：“现在，我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常委、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叫参谋长吧。”

　　在座的政治局委员静静地听着。从他们的面部表情，似乎看不出对毛泽东宣布的这个决定有何不同反应，但每人的内心深处却翻腾着巨大波澜……

　　毛泽东继续谈论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了一个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他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他又转过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棉里藏针，外表和气，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为了鼓励邓小平大胆工作，毛泽东又说：“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会犯错误的，不做工作本身也是一个错误嘛。”这些话，与其说是批评，不如说是赞许。

　　毛泽东讲话常常是漫谈，话题很广，但始终贯穿着他要阐明的观点和思想。他很快又换了一个话题：“现在这么多人看不起儿童团，我也是儿童团过来的，你们都是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环顾在座的诸位，“你们哪个年轻时期，十几岁二十几岁就那么高明，我就不信。”此时他强调不要看不起年轻人，实际大家心里明白，这个“儿童团”说的就是王洪文。会议结束以后，根据这次会议决定，１２月２０日中央又召开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议。毛泽东接见了参加会议的全体高级将领。

　　毛泽东坐在书房中央，左首坐着朱德总司令，右首坐着邓小平。周恩来、江青等政治局委员分别站立在毛泽东的右后侧。王海容站在毛泽东的左后侧，担任将他的方言译成普通话的“翻译”。

　　接见开始后，毛泽东首先拍拍朱老总的肩膀，说：“这是好司令啊，是我们的红司令，不是黑司令。”两人简单说了几句话，毛泽东开始和站在一侧的肖劲光、陈士榘、田维新和马宁等４位高级将领一一握手、谈话。之后，他再次提议并亲自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唱完后，毛泽东开始对全体人员讲话。讲话中他还鼓励大家：“到一个新地方会有很多困难，但大家不要急，慢慢总会顺手的。”同时对于这次对调的时间、迎送方式和注意事项等，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

　　按议程，将由毛泽东宣布对调命令。毛泽东想给王洪文一次机会，好在将帅们面前树点威信，于是叫王洪文先点名。

　　王洪文刚刚当上副主席，年轻气盛，接过名单就大大咧咧地点起来。

　　“许世友！”

　　没有答应。王洪文向会场看去，许世友脸色铁青，眼望着天花板，理也不理。他壮起胆子，又点了一次：“许世友！”忽听“咚”的一声，许世友将茶杯猛地磕在茶几上。这下，王洪文算是尝到了军队的厉害。

　　周恩来急忙救场。他拿过名册，看也不看，就先从其他司令员点起来：李德生、陈锡联、许世友……然后宣布：“现在请主席宣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这才算让王洪文下了台。

　　各就各位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２２日，毛泽东正式签发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具体情况如下：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与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对调；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与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对调；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与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调；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与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对调。

　　当时全国共有１１个大军区，新疆军区司令员杨勇、成都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昆明军区司令员王必成，任职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也才４个月，所以他们三个原地未动。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正式命令下达后的１０天内，各军区司令员必须到达新的工作岗位，每人可带１０人以内的工作人员。结果，不到１０天，各大军区司令员就全部提前到职了，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工作干净利落地顺利完成。

　　事后，邓小平谈起历史上这次司令员对调的必要性时指出：“这是因为毛主席很懂得领导军队的艺术，就是不允许任何军队领导干部有个团团，有个势力范围。军队就有这个传统，经常调过来，调过去。一个领导在一个地方工作久了，容易形成各种盘根错节的关系，容易形成团团伙伙，特别是掌握一个大战略方向的党政大权的高级领导干部，更应避免这种情况出现。虽然共产党的干部不至于产生像中国历史上藩镇割据、地方大员拥兵自重的情况，但是也应防止类似情况出现。”可以说，这次调动是当时特殊历史背景下，党中央、毛泽东为保障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集中统一，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它对稳定当时的政治局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苏联大清洗70年祭》摘评[转帖]

国家自戕：1937－1938年，苏联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国家自戕”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后世称“大清洗”。

2007年10月30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前往莫斯科南郊“布托沃射击场”（原为步兵训练基地）的大清洗纪念地，悼念死于斯大林大清洗的遇难者。整整70年了！

普京曾负责的“联邦安全局”，其前身便是斯大林统治时期的“克格勃”（KGB），它正是大清洗的最重要执行者。

历史谜案：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1934年12月1日，夜间，一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广泛传播的说法是，斯大林自己的阴谋，因为基洛夫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基洛夫原来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盟友；他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之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甩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之辈，他清洗季诺维也夫、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白海－波罗的海远河”工程，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的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理基洛夫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判处有期徒刑。

但是，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不久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掌声太久：1934年1月，苏共举行十七大，基洛夫给斯大林捧上许多响亮的头衔：伟大的“掌舵人”、伟大的“战略家”，“斯大林的结论就是党的法律。”但是，斯大林没有糊涂，他敏感地意识到，长久的掌声，潜伏着正在发生的阴谋。

在苏联，掌声时间有规定。按规定，斯大林上台时，掌声应当为10分钟，政治局委员应当控制在2分钟以内。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

斯大林知道，老布尔什维克给《真理报》和《消息报》写的信多如雪片，一致要求斯大林为大饥荒和成堆的社会问题负责。通货膨胀，农村已经不用货币，以物易物。

中央委员会书记波留舍夫说：“我们总是叫喊富农、敌对分子、旧官吏、诸如此类的家伙，在破坏庄稼收割，或是在征收粮食中捣鬼，但这样是改变不了现状的。”

当时，投资的失误，生产的浪费，恶性事故频发，大量残次废品出厂，消极怠工，大饥荒，全国一片黑暗，不可终日。

十七大是一次反对派的大集合，所有中央委员中，斯大林得票最少，反对票高达270张，而他的亲密战友基洛夫只有3张票反对。卡岗诺维奇下令销毁斯大林的反对票，宣布斯大林和基洛夫都只有3张反对票。竟然有委员找到基洛夫，请他一同把斯大林搞下台，虽然基洛夫拒绝了，但他居然忘记向斯大林汇报。前莫斯科州委书记柳京组织了一个反党集团，公开提出打倒斯大林。

肃反扩大：官方文书，“大清洗”被称为“肃反”，“肃反扩大化”。含意是：“肃反”没有错，只是具体操作范围有些失控罢了。

莫斯科大审判一共举行3次，除6人定有期徒刑外，其余被告全部枪决。

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位苏共领导人，除斯大林外，另5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科夫，全被处决。托洛茨基流亡海外，缺席审判，后被暗杀。

此外，领导十月革命的第6届中央委员会成员中有3分之2被枪决；十一大中央委员会的27人中有20人被枪决；十五大政治局的7人，除斯大林外，全被枪决或暗杀；第1届苏维埃政府中的15名成员中，5人已去世，除斯大林外，9人全部遭枪决。

1936－1938年，苏共一半的党员，约120万人，被逮捕。到1939年，苏**员干部中80%是列宁死后加入苏共的，早期革命领袖几乎全部是叛徒。列宁创建的党被斯大林消灭了。

恐怖文化：大清洗在苏共塑造了一种“恐怖文化”。换血前的苏共，相信“党的一切都是对的”；换血后的苏共，相信“党的领袖的一切都是对的”。

1938年斯大林钦定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出版，大清洗中的政治谎言堂而皇之进入历史，成为误导数十个国家几代人的历史教材。

死者无言：1937－1938年，大清洗，目前可信的死亡保守数字是，157万人被判刑，约69万人被枪决，约70万人被关进劳改营，在监狱、劳改营中死亡的人数不详。

古拉格（劳动改选营管理总局）档案资料：1940年，古拉格一共保留800万人的资料；到1953年，不少于1000万人。斯大林时代，大约1000万人被送进古拉格群岛。

摧毁东正教曾是列宁的遗愿，斯大林在1930年初完成了对东正教的系统摧毁。大清洗期间，有16万5千名神父因传教被逮捕，其中10万6千人被枪决。

富农虽然在几年前农业集体化运动中被彻底消灭，但1937年7月30日克格勃发布的针对“原富农”、“富农帮凶”和其他反苏联分子的命令，对活着的前富农及其家属依然必须彻底肃整。

“肃整阶级敌人”，不止一次下达指标：例如1937年12月12日，斯大林在30份名单上有签字记录，全部签署“同意死刑”，但名单上的5000人，此时还没有审判。

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莫斯科有4万余人被处决，至少2万人丧身于古拉格。最多的一天，这里处决了562人。遇难者主要是农民、工人和旧时代遗留下来的“残碴余逆”，以及神职人员、部分沙俄贵族后裔，也有令“我们”意外的人，如著名苏联英雄卓娅的父亲。

索尔仁尼琴在其名著《古拉格群岛》卷首写下这样的献词：“献给没有生存下来的诸君，要叙述此事他们已无能为力。”

全军覆没：苏联红军实行内部大清洗。后来苏军将领格里戈连说：“全军覆没也不至于如此。”

1937年6月11日，《真理报》称，图哈切夫斯基等8名将帅因叛国罪被捕；第二天，6月12日，报道称，他们已被枪决。

红军的军官阶层，指挥人员和政工人员，有4万余人被清洗，其中1万5千人被枪决。枪决了5名元帅中的3人；4名一级集团军将领中的3人；12名二级集团军级将领的全部；67名军长中的60人；191名师长中的136人；397名旅长中的221人。

被大清洗严重伤害元气的苏军，很快在1939年苏芬战争中丢尽脸面。90万苏联红军花了4个月时间，才迫使300万人口的芬兰小国屈服停战，红军伤亡50万人。红军无能，直接鼓励了纳粹德国的军事冒险。

接下来的卫国战争，苏联几乎流尽了鲜血。开战一年半，苏军损失1100万人。如果没有广阔的国土，没有4000万后备兵，没有盟国的巨大援助，很难想象苏联能拖垮纳粹德国。

错认救星：苏联官方一直严守秘密的一个历史事实是，很多苏联人在纳粹德国人入侵时，把德军当成救世主。但纳粹德国的无情种族奴役政策粉碎了他们的幻想。

二战中，本国公民大规模加入敌方作战的，只有苏联；被俘高级将领主动要求从战俘中组织军队帮助侵略者的也只有苏联。

战争高峰时，德军中有近200个俄罗斯人组成的独立营级作战单位，另有专门围剿游击队的140个团级战斗单位。1943年春，苏军和平民以志愿者方式为德军服务的高达100万人。

乌克兰人组建的伪军除维持治安和看守集中营外，还参与对苏军的袭击作战。苏军中与朱可夫齐名的杰出将领、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瓦杜丁，即因乌克兰伪军袭击而牺牲。

要求从战俘营组建军队与德军并肩作战的人是苏联杰出的将领弗拉索夫。他是最具争议的人物。他1930年即为中央委员，曾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帮助训练军队。卫国战争中，他获得列宁勋章和红旗勋章，深受斯大林器重。

1942年6月25日，他被俘，很快提出与德国合作，希望能从战俘营中组建一支俄罗斯解放军，与德国并肩消灭苏维埃政权，最终建立对德友好的自由俄罗斯。他的部下解释说：“难道流更多的血不是犯罪吗？难道俄罗斯民族的主要敌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斯大林吗？难道奋起反对斯大林及其同伙不是每个俄罗斯人的神圣义务吗？”苏联规定，战士被俘，家属流放。

纳粹德国的高官们骂弗拉索夫“蠢猪”，禁止他胡说八道。

战争即将结束的1945年，纳粹德国山穷水尽，才想起弗拉索夫，由他从战俘中组建起一支总数约5万人的“俄罗斯解放军”，其中有数十人曾是苏联著名的英雄飞行员。

民族监狱：西方常说，苏联是少数民族的监狱。最不可靠的是波兰人，其次是乌克兰人。命运最惨的是高加索人，他们爱好骑马。但是苏联不许马匹私有。他门反抗，就被当作富农遭肉体灭绝。最严重的“问题民族”是车臣人，纳粹入侵时，几乎全体加入侵略者。1944年年2月23－24日，全体车臣人和他们的邻居印古什人，押上火车，赶出故土，发配到中亚和西伯利亚。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全体成员也于1943年12月被斯大林强迫赶出故土。

车臣人口当时不到40万，其中1万5千人被枪毙，3万人被“牢改”，5万人被“劳教”，10万人死于“西伯利亚建设”。历史暴行的债，最终由2004年的别斯兰惨案中的俄罗斯儿童，由莫斯科大剧院的观众，由普通俄罗斯人，用无辜鲜血来偿还。车臣问题今天依然是一个没有痊愈的伤口。

平反艰难：正视历史，需要勇气。斯大林一死，赫鲁晓夫做了个秘密报告：《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总结说：大清洗是“斯大林个人性格粗暴，破坏了列宁时期的党内民主”。如此总结，隔靴搔痒，欲盖弥彰，比不说更糟糕！就是这样谨慎，还是引起了政治地震！赫鲁晓夫吓得赶快后退。专制独裁，残暴野蛮，6000万人非自然死亡，这是领导人的个人品德问题，还是政治制度的野蛮问题呢？

1987年，在大清洗中失去祖父和外祖父的戈尔巴乔夫，重新调查历史事实，终于给大清洗受害者平反，迟了50年。同年，取消学生历史考试，“不能让谎言再毒害青年”。《消息报》说：“以谎言毒害思想和心灵，罪大恶极！”

消灭富农：斯大林时期的大死亡，大清洗和古拉格死1千万人，农业集体化和大饥荒死5千万人。《凤凰周刊》黄章晋文章谈大清洗，附带略谈农业集体化。

农业集体化，地主已经消灭，现在轮到富农。1929年12月斯大林宣布：“从限制富农剥削，转向彻底消灭富农阶级。”这是一次全新的国内战争。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但是这意味着农民失去所有财产，成为被束缚在集体农庄的奴隶，处境甚至不如1861年之前的农奴制，因为那时还有自由贸易。

大清洗暴行潜伏在大饥荒悲剧中，大饥荒是农业集体化的必然结果。农业集体化是当年苏共布尔什维克认定的建立理想国的崇高追求。

农业集体化遭到农民的疯狂反对，绝望的农民杀掉全国一半以上的马，3分之2的羊；果木、田园、农田设施，能破坏都被破坏。

全国发生1300次农民叛乱。1930年1月，参加叛乱的农民仅10多万人，第二个月就变成20万人，三个月之后则是80万人。最严重的反抗来自中亚的哈萨克，近3分之1的哈萨克人在两年多的动乱和随后的大饥荒中死亡。

1932年冬，最大的饥荒来临了。主要的灾区为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高加索和哈萨克斯坦。这次饥荒超过10年前的大饥荒。

苏联发生3次大饥荒：（1）1921－1923；（2）1932－1933；（3）1946－1947。第一次大饥荒，官方宣称死亡520万人。第二次大饥荒，官方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事实是“欧洲粮仓”乌克兰饿死1000万人，占人口的3分之1。2006年，独立后的乌克兰将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

普京说：从最东的西伯利亚到最西的乌克兰，各地都发生过吃人肉的事情。

工农联盟：1920年，全俄粮食产量只有战前的一半，棉花产量为战前的6%，工业品约为7分之1。1921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向“资本主义”妥协。

1921年，列宁去世。1925－1929年，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一个个轮流被驱逐和消灭。斯大林独霸天下，不怕再有人来反对“集体农庄”和“大饥荒”。

普京说：“大清洗的原因是把‘空洞理论’放在人类的基本价值‘生命、人权、自由’之上。”

按照苏联理论，建设社会主义，无法避免导致农民大批死亡。因为，建设重工业和军事工业，需要从农民那里取得原始资本的最大部分。既不能慢慢积累资本，又不能引进外国资本，唯一“绝招”就是取之于农民，名曰“工农联盟”。“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苏联经济教科书天天讲述的基本原则。大饥荒和大死亡是社会主义要求农民付出的历史代价。

5千万农民的死亡，绝大部分不是地主和富农，但是从未听说历史学家研究过是否应当为无辜死去的农民平反。农民是该死的吗？

诽谤自己：旁听审判。令人惊异的是，所有被告的口供都与检察长的起诉内容一模一样。没有一个人为自己辩护，他们主动地控诉自己的罪恶，把自己说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魔鬼。被告们一致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在法庭上用最美好的字眼赞美斯大林。

只有罪犯口供，没有任何物证，居然公开审判，还邀请了西方记者、外交使团和独立观察人员前去旁听。西方看到了一幕不可思议的场景。

前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说：“不管对我做出什么样的判决，我都认为判决是公正的。”

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科说：“我像黑夜一样卑污地背叛，背叛了党、祖国、斯大林；我因我们恶毒的阴谋被揭露而感到高兴。”

前政治局委员布哈林说：“我向国家、向党、向全体人民下跪。”

前部长会议主席李可夫说：“我希望那些尚未被揭露和被解除武装的人立即和公开地缴械投降；我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例子相信自己必然会被解除武装。”

著名共产国际领导人拉科夫斯基供述：“我从东京回来时，口袋里装着日本特务的委任状。”

也有外国记者看出：季诺维也夫，浮肿的面庞，毫无血色，他如同行尸走肉般宣读自己的罪恶清单。

也发现了一些破绽。例如，一被告说，他住进一家饭店，而这家饭店早已拆除。又一被告说，他某日座飞机到某地，而那时那地根本没有飞机。

但是，被邀请的旁听者大都认为审判和判决是公正的。

赫鲁晓夫在秘密报告中讲了一个著名笑话：斯大林的烟斗丢了，贝利亚第二天就抓到了10个小偷，全都招供了，而斯大林则在自己的沙发下面找到了他的烟斗。

美国中情局认为，对犯人进行了休克疗法，服用了特殊药物和毒品，并用了催眠术。毒打是最简单原始手段，使人痛苦得生不如死，就能达到逼供的目的。对犯人的精力、精神的无情摧毁，令犯人自尊、信心完全丧失，便可得到任何招供。

乌克兰中央委员会书记柯秀尔坚强不屈，但是当面强奸他的16岁女儿时候，他屈服了。

终于平反：整整50年后，莫斯科举行平反。

布哈林得到平反。他的70岁的遗孀一直牢记他的《致未来一代共产党领导人》遗书的每一个字，感动了整个世界。遗书说：“我要求替我平反昭雪，恢复党籍。同志们，要知道，在你们举着向共产主义胜利前进的旗帜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谁能相信，高贵的布哈林与谄媚的布哈林，是同一个人。后人容易对高贵的灵魂最终卑污而失望。

秘密档案表明，大清洗中，只有一个人坚持到底，不肯低头，那就是柳京，其余的人都争相摧残自己。

档案证明，普遍采用了严酷的非法刑讯和精神摧残。许多人认罪是为了保全妻儿的生命。例如布哈林如果不认罪，他的年轻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就会立刻没命。克列斯廷斯基如果不签字，他的妻子和儿女就会被枪毙。

布哈林的妻子很幸运。1956年，在孤儿院里长大的儿子尤里打听到自己还有个刚出狱的妈妈，千里跋涉到了西伯利亚。在牢中当了20年“人民公敌妻子”的母亲告诉儿子，你的父亲叫布哈林。

加米涅夫没能保住妻子、两个儿子以及兄弟和弟妻的命。

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一家更不幸，母亲、两个儿子、三个女婿，都枪毙了；还有其他家人，没有一个活下来。

莫洛托夫对季诺维也夫的说话有经典意义：“你向党撒过多少次谎？现在，为了党的利益，建议你诽谤自己。”党就是斯大林。

托洛茨基也说过：“归根到底，党总是对的。”

这就是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高尚品质。

红色绞肉机：“每个克格勃成品都是党的牙齿，不同时期用来咬不同的人；如果一颗牙不好使了，党就会换掉它，甚至安上各种无法想象的罪名，这就是克格勃成员的命运。”

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苏维埃政权的独特产物，克格勃的历史就是苏联历史。它粉碎了几千万无辜的生命，人民说它是“红色绞肉机”。

克格勃是列宁创建的，列宁选定13人，组成领导班子；除最早两位领导人，捷尔任斯基和缅任斯基，有幸自然死亡外，其他领导人全部以罪人进入历史。

捷尔任斯基：1917年10月20日，受命创建特务机构。“全俄肃反委员会”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在彼得格勒成立，又称“契卡”，它是令人胆寒的克格勃的前身。

1918年8月29日，彼得格勒的契卡领导人乌里茨基被社会革命党人枪杀。第二天，列宁在莫斯科一工厂演讲遇刺。女凶手卡普兰被擒，三天后，被塞进一个铁桶，浇上汽油烧掉。彼得格勒抓了1000个反动分子，一半枪毙，一半扣作人质。

知识分子最不可靠，1922年，捷尔任斯基在“契卡”下面建立一个“知识分子处”。

“契卡”有枪决犯人之权，无用经过审判。1、拒不道出本人姓名者，格杀勿论，无须法庭审理。2、在藏有武器的村庄，由县或地区一级政治委员会拘捕人质，如不交出武器，立即处决。3、在发现隐藏武器的地方，当即枪决其家长，无须法庭审理。4、对藏匿匪徒的家庭，家产充公，枪决其家长，无须法庭审理。

1926年7月20日，捷尔任斯基“及时”地累死在工作岗位上，避免了作为“右派”被打倒。不过，他的家人没有那么幸运，大都在大清洗中牺牲了。

缅任斯基：1920年12月20日，成立“全俄肃反委员会外事处。”

斯大林宣布：苏联还有无数敌人，潜伏在党内的特务、间谍，以普通工人、农民身分为掩护的成百万的阶级敌人。农业集体化时期，枪决了无数偷了几把麦穗的农民，粉碎了各行各业中并不存在的反革命政党。1934年5月10日，缅任斯基心脏病“及时”发作，死在岗位上。

苏联公民都有死后平反的权利，但是，雅戈达和叶若夫是例外，因为他们罪恶滔天！

雅戈达：利用劳改营数百万无偿人力开发边疆。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遇刺，斯大林令雅戈达亲自督办此案。雅戈达聪明地把此案办成刑事案，但是，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全都活着，这不符斯大林的愿望。继任者叶若夫宣布：雅戈达是沙皇暗探局的侦探、骗子、盗用公款者。雅戈达承认：他参与托洛茨基集团、德国间谍、杀害高尔基、古比雪夫、缅任斯基，谋害叶若夫，谋杀基洛夫。1938年3月15日，枪决。他的两个儿子、父母、妻子，其他亲属，都死于内战中。他的一批同事也未能幸免。

叶若夫：他没有辜负斯大林的期望，在半年的短期内，清除了肃反机关2万5千人中的1万6千人。1936－1937年，一口气逮捕了150万人，枪毙了其中的一半。只要斯大林在某个人名上打一个红叉，叶若夫就能很快使这人招供骇人听闻的罪名。现在，轮到斯大林在叶若夫的名字上打一个红叉了。叶若夫终于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德国间谍、托洛茨基阴谋集团成员、企图谋杀斯大林。1940年2月4日，叶若夫被枪杀，他的6岁的女儿活下来了。

贝利亚：1933年，度假中的斯大林遇袭，在场的贝利亚奋不顾身，掩护斯大林，杀手当场被打成蜂窝，人们说这是贝利亚的设计。贝利亚主持特工，实行高效率的定点清除。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是期大林的最大心病，干净利落地被刺死于寄居的墨西哥。

贝利亚窃听了全部领导的电话，知道自己也正被斯大林窃听。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贝利亚松了一口气，甚至梦想大干一番。但是，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在受政治局谴责后被捕，12月24日被秘密枪决。罪名：背叛祖国、为外国资本家卖力、纠集叛徒组织团伙、妄图夺取国家政权等等。他的母亲、岳母、妻子、妹妹、儿子等20多人被流放，跟前任比较，太幸运了。

胡适最痛苦的一段“地下婚外情” [转帖]

胡适出生于1891年，1962年他去世时，实足71岁。

曹诚英出生于1902年，1973年她去世时，实足71岁。

在胡适无奈地与母亲包办的江冬秀成婚后，他的耳畔回荡着无数的惋惜和哀叹声。一个留美博士，一个目不识丁的小脚女人并肩而站，人们习惯不去赞美小脚女人的幸福，只会为留美博士的吃亏而直呼“不值”。夜深人静，胡适望着月光下沉睡着的年轻但在他看来有些庸俗的小脚女人江冬秀的面庞，他的心底泛起波澜。他有了些不甘心。他陡然渴望能有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恋情，不敢奢求刻骨铭心感天动地轰轰烈烈，哪怕是普普通通平淡如水，也好。

这时，他想到了仍然在美国的红颜知己陈衡哲，他能够感受到她时时抛射过来的浓情，但他负了她。他又想到了他婚礼上的伴娘，一个娇小可人的小姑娘“娟”。他称她为“表妹”。

“娟”是曹诚英的小名，字珮声。她是胡适三嫂同父异母的妹妹，和胡适一样也是安徽绩溪人。给江冬秀做伴娘时，她 15岁了，在当年那个年代，也算是个大姑娘了。她亲昵地称胡适为“穈哥”。虽然胡适没有在日记里记载这次见面，但可以推定，这是他回国后与曹诚英的第一次见面。

婚礼之后，胡适和曹诚英各过各的生活。胡适回北京大学继续执教，并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曹诚英于1918年和父母包办的胡冠英完婚，嫁到邻村的胡家。如果没有外界力量，曹诚英恐怕就这样在乡下和大多数农村妇女一样朴实地过完一辈子，也就不会与胡适产生恋情。

和胡适一样，曹诚英也是在年幼时就由父母包办了婚姻。与胡适相反，曹诚英曾留学美国的哥哥曹诚克非常痛恨包办婚姻，对父母包办妹妹的婚姻，更加深恶痛绝。尽管他最终无力阻挡妹妹嫁给胡冠英，但他极力鼓动诚英外出求学。于是，1920年春天，曹诚英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从而走出了闭塞的小山村，来到美丽的西子湖畔。与她同行的，有她的丈夫胡冠英，还有同乡、后来的“湖畔诗人”汪静之，胡冠英的姐夫程仰之。他们三人同学于浙江一师。

胡冠英家本就不满于儿媳妇出外求学，更恼怒于她结婚三年都未能给胡家开枝散叶。在1922年冬，他们强行给儿子冠英娶了小老婆，当然事先也不会征求曹诚英的意见。曹诚英因受了哥哥的影响，又读了几年书，思想自然开明，既不满包办婚姻，更不能容忍丈夫另娶。于是，她愤而提出离婚。1923年初，他们离了婚。

胡适与曹诚英虽然自婚礼后一直未再见面，但他们一直都有书信往来。曹诚英对胡适比较崇拜，时常去信请教问题。胡适本就乐于助人，对方又是三嫂的妹妹，还曾是夫人的伴娘，自然比一般人要亲近得多，对她也就热心得多。当严修等人请胡适为白话《聊斋》作序时，他借故推托；当华文学校校长请他去演讲时，他也推托；与此同时，他却应曹诚英之请为《安徽旅浙学会报》作序。他在日记里，这样记：

1921年5月5日
作书与严范孙先生、史瞿安先生(名梅，来函为白话《卿斋》乞作序，辞之)、Mr.W.F.Dawson(华文学校校长，约六月廿二日演说，不能往，辞之)、……曹珮声表妹(珮声为《安徽旅浙学会报》乞序，我以徽浙学术史甚可研究，故允之)。

对于胡适而言，“徽浙学术史甚可研究”只是表面上的理由，更有可能是他一直都想为表妹做点什么，如今机会来了，岂可放过？胡适守信，不出两个月，他就将写好的“序”寄给了曹诚英。胡适如此给面子，曹诚英暗自窃喜了好一阵子。两人也由此更加频繁地往来书信。

胡适“不舍得匆匆就离别”，却又不得不离别。于是，一旦另有机会，他自然又会匆匆与它(她)相聚。一个多月后，他再次来到杭州。

从胡适日记可知，在他第一次离开杭州到他第二次去杭州之间的短短一个月时间内，曾经连续与曹诚英书信往来。

胡适日记记载他此次赴杭，原本是与高梦旦同行的，后有了点意外，高梦旦与林子忱、刘雅扶夫人先行一步。三人在杭州会合后，同游西湖。

从6月9日起直到9月8日，现存的胡适的日记，没有任何内容。但是，从9月9日起，他的日记中特别注明了“山中日记”，比较详细地记录了他与曹诚英的“神仙眷侣”般的生活。

6 月24日，胡适孤身住进烟霞洞。可以想知，曹诚英经常到烟霞洞看望胡适。至于曹诚英是何日开始留宿烟霞洞的，目前比较一致的说法是在7月29**们同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之后。两天后，胡适作诗一首“南高峰看日出”，在引言中，他说： “七月二十九日晨，与任百涛先生曹珮声女士在西湖南高峰看日出。后二日，奇景壮观犹在心目，遂写成此篇。”

最先看出胡、曹恋情的是汪静之。他一直热恋曹诚英，自然对曹的感情动态很敏感。当曹诚英频繁出入烟霞洞时，他对他俩的关系产生了怀疑；当曹诚英将胡适写的一首名为《怨歌》的诗拿给他看，并对他说胡适写的就是她时，他证实了自己的猜测。

胡适的“山中日记”也没有回避他俩的这一段“同居”生活。其中大部分是他俩单独共处时的生活细节。

胡适此次赴杭的主要理由是养病。前一阵子，他的老毛病(坐骨直肠脓肿)又复发了，很痛苦。病虽然治得差不多了，但身体还是虚弱。如今，炎热的夏季过去了，身体也恢复了，也该回去了，他毕竟是有工作的人，容不得就此躲藏在世外桃源中悠然度日。

如果胡适与曹诚英是7月29日在南高峰看日出那天开始同居的说法成立的话，那么到10月初，他俩已经在一起生活了两个月，也算是度过了两个“蜜月”，说短也不短了。但是，对于胡适而言，他对感情的渴望压抑得太久，一旦释放出来，就难以回收了，又何况他认为这几个月的生活是他从未体验过的最最快乐的日子。因而，他对即将的分离无比感伤。他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地表达了这种愁闷。

12月27日，妻子江冬秀来到胡适的身边。三天后，是他俩结婚六周年纪念日。但这一切都并不能解他烦闷。想见的，见不到，不想见的，却时时在眼前晃荡；想要的，要不到，不想要的，却无力甩脱。于是，胡适烦上加烦，闷上加闷。

也许是烦闷，胡适日记自1月27日以后就中断了，时间长达一年。因而从他的日记中，我们已无法知道他与曹诚英在这一年的时间里是否又见过面。可以肯定的是，他俩的通信始终未断；他俩的爱，也始终未消。1925年1月25日，他补记了一份“1924年的年谱”，其中将《小诗》定为“最得意的一首小诗”。其实无论从诗的技巧上还是内容层次上，这首诗不一定称得上最好，但因为诗里渗透了他对曹诚英的一份情，所以他自认为 “最得意”。

整个1925年，胡适的日记记得很简单。但是，在这一年中，却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的本身是胡适在日记里刻意回避的理由。这年7月，他收到曹诚英的一封信。

这封信的封面是用英文写的“北京大学胡适博士收”，实际上它是由曹诚英的哥哥曹诚克自天津转的。当时，曹诚克在南开大学任教授。该信的邮戳显示，发信邮局是“天津府”。

为什么要这样呢？从信中的内容看，曹诚英似乎在担心被别人知道他俩的关系。因为她这样写道： “……我们在这假期中通信，很要留心！你看是吗？不过我知道你是最谨慎而很会写信的，大概不会有什么要紧……你有信可直寄旺川。我们现在写信都不具名，这更好了。我想人要拆，就不知是你写的。我写信给你呢？或由我哥转，或直寄往信箱。要是直寄信箱，我想你我的名字不写，那末人家也不知谁写的了。你看对吗？”

这样的偷偷摸摸很让胡适痛心，他能感受到曹诚英不得不做一个无名无份的地下情人的委屈。而信的末尾一段更让他几乎要落下泪来： “……穈哥！在这里让我喊一声亲爱的，以后我将规矩地说话了。穈哥！我爱你，刻骨的爱你。我回家去之后，仍像现在一样的爱你，请你放心。……祝我爱的安乐！”也就是这句爱的宣言，让畏缩的胡适痛下决心，他要离婚，他要和娟结婚！

于是，胡适向江冬秀提出离婚！

江冬秀反应的激烈大大出乎胡适预料。她拿着剪刀要刺胡适，被人拦下后，又冲进厨房拿了把菜刀，威胁胡适说： “你要离婚可以，我先把两个儿子杀掉！我同你生的儿子不要了！”

胡适相信他那“庸俗的”妻子能够说得出做得到，他傻了，也清醒了。如果真的离婚，两个儿子的小命难保是其一，他胡博士长久以来精心维护的好名声也将毁于一旦而大失面子是其二。与其如此闹得鸡飞狗跳人尽皆知，不如悄然舍弃自己的爱情。就这样，胡适妥协了：不离婚了，让曹诚英去堕胎。

“堕胎”一说，在胡适日记中当然是找不到的，而只是知情者说。

曹诚英的苦楚，是能够想见的。她堕了胎，但无法堕掉对胡适的爱。为此，胡适在1926年写了一首诗《扔了？》：

烦恼竟难逃——
还是爱他不爱？
两鬓疏疏白发，
担不了相思新债。
低声下气去求他，
求他扔了我。
他说，“我唱我的歌，
管你和也不和！”

不久，曹诚英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农学院，与后来的物理学家吴健雄、生物学家吴素萱同学。再后来，由胡适推荐，她考入胡适当年就读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院。

藕断丝还连。胡适与曹诚英分手却并不绝情，他俩一直有来往。这在胡适日记中也有体现。

1931年1月7日
车到浦口时大雪。过江已误点，车开又迟，故到晚上十一点始到上海。
珮声来接胜之，在渡船上稍谈。胜之与她在下关上岸。我们在江口搭车。

在上海时，他俩幽会在友人汪孟邹家。这让江冬秀怒不可遏，但她忍着，因为至少胡适不再提离婚。

曹诚英学成归国后，曾在四川大学农学院任教，结识了曾某，并决定结婚。可是节外生枝，曾某的亲戚与江冬秀相熟，闲聊中透露了此事。江冬秀抓住了这个报复机会，也不顾及丈夫的颜面，将他与曹诚英的旧情翻了个底朝天。“丑事”很快传到了曾某的耳朵里，他随即取消了婚约。

伤心欲绝的曹诚英在1939年的“七夕”之夜，给正在美国任驻美大使的胡适寄去一封信后，愤而登上峨嵋山，准备出家当尼姑。胡适是通过吴健雄的来信知道一切的，他很感伤，在日记里这样写：

1940年2月25日
吴健雄女士来信，说，友人传来消息，珮声到峨嵋山去做尼姑了。这话使我感伤。珮去年旧历七夕寄一词云：
孤啼孤啼，倩君西去，为我殷勤传意。道她末路病呻吟，没半点生存活计。
忘名忘利，弃家弃职，来到峨嵋佛地。慈悲菩萨有心留，却又被恩情牵系。
此外无一字，亦无住址，故我不能回信。邮印有“西川，万年寺，新开寺”八个字可认。

看样子，尽管曹诚英仍然“被恩情牵系”，但她不留字、不留地址的行为，也足见其决绝之心，更可知其悲愤之情。

远隔重洋，胡适纵然也牵肠，但却无力而为，他只有通过友人不停地探询曹诚英的讯息。

得知妹妹要做尼姑，曹诚克即赴峨嵋山苦劝，不惜动用“结婚不成可以独身”这样的极端说辞，终于劝得曹诚英下了山。这样的打击摧残了她的身体，她终于病倒。远在美国的胡适在日记中这样记：

1941年1月6日
吴素萱来信说珮声去年六月病倒，八月进医院。

胡适没有记下他听说曹诚英病倒后的心情。也许此时此刻，他不知该说些什么。他留给曹诚英的，除了负了她之后的伤痛外，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都是没有意义的。他只有背负这份情债，遗憾终生。

隐蔽战线上的英雄戴镜元 [转帖]

　　发布时间： 2009-06-25 14:14　来源：文摘报

　　戴镜元（1919~2008），福建永定人。我军第一代无线电侦听人员。毛泽东主席曾为他题词“步步前进，就是步步胜利！”中央军委将击毙的日寇中将、“名将之花”阿部规秀的大衣奖励给他；朱德同志曾将斯大林送的望远镜转送给他

　　……这都是为了表彰他在情报战线上作出的成绩和贡献。

　　截获敌军情报　红军躲过一劫

　　抗日战争爆发时，戴镜元只有20来岁，但已是我军著名译电员。他所在的中央军委二局，多次成功破译日军情报。

　　1935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荀坝召开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会议，并扩大了几个军团长参加讨论。作战计划得到了许多人的积极响应，就毛泽东一个人坚决不同意。连日来，毛泽东通过分析电台破译的敌军情报，敏锐地感到蒋介石正在暗中向打鼓新场一带调兵遣将。

　　当晚11时，会议还在进行之中。电台中突然传来敌军联络的信号，正在值班的戴镜元一下兴奋了起来，截获的情报正是国民党滇、川、黔军的行动情况。敌人果然掌握了红军的动向，在打鼓新场布下了口袋。

　　周恩来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贸然发起打鼓新场战役，必然造成红军重大损失，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啊！”

　　1939年11月，为报复八路军的抗日行动，日军对我晋察冀边区进行清剿扫荡，指挥官就是被日本新闻媒体夸耀为“山地战专家”、“名将之花”的日军中将阿部规秀。

　　“日军的火力非常强，战术也好，我们把敌人围住了，但冲锋几次都拿不下来。”此时，戴镜元在延安的八路军总部，负责对敌人电报的侦听和破译工作。他敏感地发现，日军在黄土岭地区频繁地发报和收报，立即组织人力侦听日军电讯。

　　“破译出来以后，才知道原来有个日军中将被围住了，日本鬼子很着急。我马上就通知了杨成武。”戴镜元说。杨成武正指挥部队担负主攻任务，接到情报一看，这还了得，坚决不能松口，不惜代价非要啃下这块硬骨头。

　　八路军刚刚缴获的几门小迫击炮发挥了重要作用。几发炮弹下来，阿部规秀命丧黄泉，成为抗日战争中，在中国战场上被击毙的日军军衔最高将领。

　　截获日军偷袭珍珠港情报

　　抗日战争初期，国共两党实行统一战线、共同抗日。戴镜元截获了一份日本的密码电报，并成功进行了部分破译。其结果让人大吃一惊，这份被部分破译的电报显示，日本正在密谋一项重大军事行动——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重要海军基地珍珠港。

　　中共中央立即将情报通报给国民政府。“听说蒋介石对此很重视，马上组织了国民党的几家情报机关，连夜对电报进行破译。”戴镜元说，很快，破译结果就迅速地反馈给美国政府。

　　但这个重要的情报并没有引起美国军事当局的重视。“他们根本不相信中国能搞到这样的情报。”戴镜元说。

　　不过，另外一份同样是被戴镜元和中央军委二局截获的情报，使美国人尝到了甜头。1943年4月13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为鼓舞日军士气，决定到肖特兰地区巡视，并于当晚发出电报：“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于4月18日亲自巡视巴拉尔岛、肖特兰岛……因天气不佳则顺延一天。”

　　这份电报被中共中央军委二局截获后，同样通告国民政府，并通知了美国军方。

　　这一回，美国军方不敢怠慢，根据中方提供的情报内容，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山本五十六当场毙命。“日本人一度迷惑不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事情。”戴镜元回忆，事后，美国军方也采取了许多迷惑手段，使日本人相信山本座机被打掉，是偶然碰上的，而不是因为情报的泄露。

　　在戴镜元的一生中，周恩来是他最为尊敬的师长和领导者之一。从红军时期开始，周恩来同志就一直负责情报工作。

　　1947年3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中央机关只留下精干人员在陕北坚持活动，其余人员被分散和隐蔽起来。周恩来把戴镜元叫到延安，当面指示他带队跟随中央前委行动，显示了中央对他的高度信赖。

　　1975年，邓小平接见戴镜元时，称赞他解放战争时期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人情况了解得很清楚，情报非常及时、准确，对解放战争的胜利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记者让他谈谈，都有哪些事情，戴镜元不肯说。记者告诉他说，现在很多事情已经解密，戴镜元却说：“解密了，也不能从我嘴里说出去。”

　　(《北京晚报》6.19　黎云文)
 

蒋介石心腹胡宗南是“红色代理人”？ [转帖]

　　　　他是北伐先驱，保定军校高材生；他是白崇禧同窗，蒋介石校友；他是参谋奇才，曾任台湾“国防部参谋次长”，官拜陆军中将；他是“密使一号”，是中共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最高级别情报官；他到底是谁？袁殊，1911年出……

　　　　胡宗南在台湾

　　2005年6月，一本由张戎与其丈夫英国人乔·哈利戴合写的传记——《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作者在书中声称“胡宗南可能是红色代理人”，引起胡宗南之子胡为真的强烈抗议。

　　将昔日西北王，蒋介石倚为股肱的四大心腹之一，贵为“国军”一级陆军上将的胡宗南指为“红色代理人”，的确足够有爆炸力。尽管书中并未提出有力证据，但胡宗南在逃台后逐渐失宠也是不争的事实。

　　胡宗南的失败原因众多，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点便是，他的部属中竟有三位亲信同为中共谍报人员。这三人自始至终深受胡宗南信任，甚至还被胡送往美国深造，回国后又并肩战斗在新中国的外交战线上。这堪称世界特工史上的奇观。这三位谍报英雄便是被周恩来称为“后三杰”的熊向晖、陈忠经和申健。

　　　周恩来的闲棋冷子

　　“后三杰”分别毕业于北京最著名的三所大学。抗战前，熊向晖就读清华大学中文系；申健在北平师范大学经济系；而陈忠经更曾担任北京大学学生会执行委员、学生会主席，是名噪一时的民运领袖。

　　论年纪，熊向晖比1915年出生的申健、陈忠经小4岁。但在参加革命上，熊向晖却走到了前面。进大学不久，熊向晖就通过中共清华党支部负责人杨学诚加入了中共，时在1936年12月8日，“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的前夜。

　　“打进去，拉出来”是隐蔽战线的一贯打法，熊向晖是受周恩来亲自派遣“打”入到胡宗南的营垒中去的，而申健与陈忠经则是从胡宗南的营垒中“拉”出来的，当然“拉”出来的过程并非被动，而是自觉自愿、积极主动。据说，为了入党，1940年陈忠经甚至冒险闯进被特务严密监视的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

　　通过周恩来精心安排，熊向晖与申健、陈忠经三人构成一张中共在国民党军队中最重要的间谍网。

　　熊向晖成为胡宗南的机要秘书时，正当抗战时期。周恩来对熊指示，准备长期潜伏，做一枚国共对弈中的闲棋、布的冷子，到时自会有用。

　　这一闲就闲了五年，五年磨一剑，一朝出鞘，寒气逼人。

　　“一个人能顶几个师”

　　事实证明，周恩来这一着闲棋冷子放在了最要命的地方。

　　1941年夏天，中共中央社会部派遣王石坚到西安主持情报工作，他的任务之一就是与熊向晖等人联络。

　　1942年9月，蒋介石在西安主持召开了北方各战区将领会议，会议的情况和胡宗南部队的动向及实力等情况，熊向晖都通过王石坚向延安作了报告。

　　1943年夏，蒋介石秘密布置胡宗南，趁共产国际解散之机，闪击延安。7月2日胡宗南根据蒋介石亲自审定的《对陕北奸区作战计划》，下达了于7月9日进攻边区的命令。第二天这一情报就被熊向晖报往延安。当时胡宗南部有10万人，而陕甘宁边区仅有少量留守部队，大兵压境，军委参谋长叶剑英建议使用熊向晖提供的情报，公开揭露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计划，这一建议得到毛泽东、朱德的采纳。7月4日朱德亲自致电胡宗南，对其破坏抗战的阴谋提出强烈抗议。同时延安《解放日报》登出了胡宗南部的详细部署情况，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叫停了这次进攻。事后胡宗南虽密令追查泄密者，但从来没有怀疑过在自己身边的熊向晖。

　　1947年3月，胡宗南再次部署进攻延安。本已安排好出国留学的熊向晖(抗战胜利后，胡宗南资助部下的优秀青年出国深造，熊向晖等三人都被选中，由此也可以看出他们三人在胡宗南心目中的地位)被胡宗南紧急召回为他拟订攻占延安后的“施政纲领”，熊向晖由此获得了胡宗南攻略延安的详细计划。很快这一计划就完整的送到了延安。据说，当周恩来收到这份情报时，曾十分激动地称赞道：“真是好样的！关键时刻又一次保卫了党中央。”

　　中共中央随即撤出延安，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胡宗南。

　　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虽占领延安却找不到带着中央直属机关在山沟里“转悠”的毛泽东。事后，毛泽东夸赞熊向晖“一个人能顶几个师”。这，是对“后三杰”情报工作的最高评价。

　　　　身份暴露 两度惊魂

　　潜伏十三年，熊向晖等三人身在敌营，处处险境，行差踏错就可能惹来杀身之祸。十三年间，他们遭遇过两次身份暴露的惊魂事件。

　　第一次是周恩来在乘坐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专机赴延安研究东北停战问题时，在机上不慎遗失一个随身携带的记事本，上面有熊向晖在南京的住址和他的姓。所幸马歇尔将记事本归还给了周恩来，也没有向国民党透露此事，在外躲避了一阵的熊向晖虚惊一场。

　　1947年9月，中共在北方的情报网络遭到严重破坏，数十名谍报人员被捕，其中就包括王石坚。军统在调查过程中发现了熊向晖等三人的真实身份。但此时，他们已经人在美国，军统也鞭长莫及，加之胡宗南为求自保极力将此事压下。惊魂之后，“后三杰”都平安完成在美学业。

　　1949年7月，熊向晖从美国回国后，随罗青长去见周恩来。周恩来非常高兴，说：终于在胜利以后见面了。他谈到西安的情报工作，也谈到王石坚出事后他的分析和判断。

　　周恩来对熊向晖说，王石坚被捕，克农很担心你们三人的安全，我倒不那么担心。这同丢小本子的事件不一祥。那次是顾虑马歇尔直接交给蒋介石，一旦蒋看到，下令查办，必然一查到底。王石坚的事，是下面保密局的人搞的，蒋不会马上知道。从戴笠起，沿下来的郑介民、毛人凤，都同胡宗南有很深的关系。胡宗南一定会压住。其实王石坚有没有供出你们，无关紧要。即便王石坚招供，胡宗南也会让保密局保他的驾。他不是爱护谁，是为了他自己，共产党员在他身边这么多年，还带你打延安，保荐去美国，这件事捅出来，蒋介石饶不了他，陈诚这些人更会落井下石。我估计胡宗南心里有数，必然不敢声张，还会否认。对这样的事，我有点准头。30多年后，周恩来的分析得到验证。1985年出版的沈醉《军统内幕》中有这样一段：“1947年秋冬间，我曾去西安见过胡，保密局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正在西安搜捕中共地下党组织……发现胡宗南的秘书和他的西北通讯社的负责人当中有中**员，已经活动了多年……胡对此的确大吃一惊。这个死要面子的人，听说自己的亲信中居然有了共产党，脸都气得发青。他立刻决定将所有涉及他部下的几个人都由他自行处理，要叶翔之不必过问，连向蒋介石报告时也应当把这几个人另外列出来，千万不能让蒋介石知道。”

　　外交三杰

　　1947年秋，熊向晖进入美国威斯特恩·里塞夫大学学习；陈忠经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进修；申健则赴美国西保大学。三人于1949年建国前后回到祖国。熊向晖此后长期在外交部任职，曾担任中国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陈忠经历任对外文化联络局代局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等职；申健则长期担任外派大使 。1972年，53岁的熊向晖以周恩来助理的身份亲身见证了尼克松访华。

　　从某种意义上说，熊向晖可称得上古今中外最特殊的间谍。因为在对手心脏从事地下工作的谍报人员，往往难逃暴露危险。熊向晖不但圆满完成使命，更毫发未损全身而退，还得对手资助出国深造，学有所成而再服务于新中国外交界，一直做到部长级高官。揆诸古今中外间谍史，几乎是绝无仅有之特例。

陈方正:三问中国科学为何落后[转帖]

　　来源：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 日期：2009-7-5

　　　　陈方正博士，毕业于哈佛大学，广西岑溪人，1939年出生于重庆，1949年随家人赴港，现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名誉高级研究员，2006年获香港中文大学颁赠荣誉院士名衔，自2004年出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学术工作包括现代化历程之比较科学、科技与现代化关系之探讨、民族主义理论、科学哲学、科学史等。

　　李约瑟认为，中国科学一直都远远优胜于西方，只是在文艺复兴以后才为西方超越而已。这个大逆转主要是由社会与经济因素造成，和文化、传统没有必然关系。我们有必要通过讨论西方科学传统的整体发展，科学在西方文明大传统中的核心位置，来审视李约瑟问题的意义，审视中国在近代落后的根源。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科学落后于西方？

　　李约瑟问题大家都听说过，就是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出现于中国。西方专门研究中国科学的专家席文提出，问这个问题没有意义。可是他忽略了李约瑟问题的两个前提，一个前提是中国科技向来优胜于西方，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5世纪，在1700年里中国科学都是比西方科学优胜很多。第二个前提就是西方科学到文艺复兴才突飞猛进，超越了中国。

　　李约瑟问题在中国大家很感兴趣，知道的人很多，不过大家都忽略了一点，李约瑟其实并不是提出一个问题，让我们大家去寻找答案，李约瑟自己已经有了答案。我看到很多论文研究李约瑟问题都不知道李约瑟的想法，我觉得是很不应该的。只要把他的书拿来看一看，就会知道他自己已经给了答案。

　　从上世纪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李约瑟终身在研究中国古代的典籍，与人合作，写出20多卷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要证明的就是，中国科学向来优胜于西方。证明之后，他就可以对自己提出的问题给出答案了。他的答案有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资本主义的兴起是要赚钱的，赚钱就要造东西出来，所以有实用精神，实用精神就刺激了试验科学的发展。西方古代的科学，特别是希腊科学，主要是理论性的科学，缺乏试验科学，这一部分就由于资本主义的兴起而补足了。

　　那么问题也来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在西方出现，却没有在中国出现呢？这就关系到答案的第二部份：那很简单，李约瑟说西方的封建体制是一个所谓的军事贵族封建体制，比较脆弱，资本主义一起来就把它打倒了，所以资本主义破茧而出，而中国是官僚封建体制，牢固不倒，虽然资本主义萌芽了，但是没有办法在中国兴起，由于没有资本主义的兴起，所以中国就没有试验科学，因此也没有现代科学。

　　李约瑟在中国的影响非常大，在座各位无形中都会受到他的影响，可是在西方他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西方科学史家对他的实证性的研究很佩服，也很敬仰他，可是他的理论完全没有市场。西方对李约瑟问题是有很多批判的，这些批判可以归结为以下四点。

　　第一，他说中国的科技向来优胜于西方，在技术上他做了很多论证，可是他混淆了科学与技术，中国的科学理论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发展的。

　　第二，他轻视科学理论的重要性。

　　第三，他是割裂了西方近代科学与西方古希腊科学之间很重要的关系。

　　第四，他过分强调了社会经济的因素对科学的发展，实际上几乎全盘否定了科学传统与科学家内在的一种科学发展的力量。

　　对李约瑟问题的批判关系到科学的内史和外史的争论，所谓内史是说科学发展是由科学本身的逻辑和动力推动的，外史是说科学的发展是由社会、经济、政治因素来推动的。李约瑟是彻头彻尾的科学外史的拥护者，而绝大多数科学史家虽然承认科学外部因素的重要性，可是大家还是同意科学最重要的推动力还是它的内在因素。

　　我们尊重、佩服、敬仰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的实证研究，可是很不幸，他造成了对中国科学史的方法和观念的严重歪曲，特别是他让我们中国人过分高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而过分忽略了西方科学的发展，甚至以为那只是一种偶然的因素，让西方领先了，其实不是这样。

　　第二个问题：现代科学是怎么来的？

　　现代科学是从17世纪开始，标志是1687年牛顿发表了他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之前就是近代科学，大家知道哥白尼提出了日心说，还有开普勒提出了行星三大运动，还有伽利略、笛卡儿等。可是哥白尼的学问是从哪儿来的呢，一般人回答不出来。再往前我们唯一知道的，可能就是托勒密。托勒密大家对他是一个反面的印象，因为哥白尼是将他的地球中心之说打破了。托勒密事实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在他之前还有欧几里得，在欧几里得和托勒密中间，还有阿基米得。

　　古希腊的科学和古希腊的哲学，其实是一码事。古希腊的第一个哲学家是泰勒斯，也是一个科学家，第二个重要的就是毕达哥拉斯，也是如此。希腊有很多的殖民地，开始在东边，然后到西面，然后到北面，原子论就是在北边出现的，这是第一阶段“周边时期”。然后由于柏拉图的缘故，集中到了雅典，这是第二阶段了。最后才到亚历山大。

　　在希腊之前，西方的科学和中国古代的科学一样，都是有实用的目的，可是通过“新普罗米修斯革命”，这个革命就是将数学从一种实用的计算工具改变为抽象的要严格论证的学问，只是为了满足好奇心。这在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完全不告诉你这些高妙、奥秘的几何定理有什么用处，只是严格证明它是对的。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革命呢？我认为有两方面的刺激，最早是泰勒斯，泰勒斯引发古希腊研究几何的兴趣，他们研究之后发现有三个几何学难题是他们解决不了的，一个是圆方等积的问题，也就是计算圆周率，第二是倍立方问题，第三是三等分角问题，由于这三个难题的刺激，他们开始向数学证明的方向走。

　　另外一个方面，毕达哥拉斯成立了一个神秘的教派，这个教派的根本思想就是“数”为万物之本，世界上所有事物都可以用数来了解和理解。到了后来忽然他们发现，一个正方形的对角线和一条边的比例，就是开方2不是一个数，因为他们严格证明了开方2是不能够用两个自然数的比例来表达的。在公元前400年毕达哥拉斯教派就有这样的证明，这是很令人震惊的。

　　毕达哥拉斯教派不单是一个政治团体，而且是一个宗教团体，政治上势力很大，有贵族独裁的倾向，结果被后来兴起的民众政治灭掉了。教徒散到各个地方，结果他们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把柏拉图说服了。柏拉图是雅典贵族，办了一个学院，就把这些人召集到自己的学院里进行研究，这是西方第一个研究所。在学院里他们就发现了《几何原本》大部分的定理。欧几里得是一个集大成者，就是将雅典学院里的研究成果集中到《几何原本》一书中。

　　现在大家都认为科学是由实用搞出来的，其实不是的，西方科学的源头是由宗教出来的，宗教为什么与科学发生关系呢？实用的东西很难上升到理论，因为科学理论在原创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严格证明几何定理根本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没有人会去做这个事情，一定要有强大的动力，最聪明的人才会用一生的功夫去研究，这就需要宗教。

　　古希腊科学也不是从石头里跳出来的，也有一个开端，现在由于考古的努力，挖出了很多古巴比伦的陶泥板，这是人类最古的第一手的数学文献。古巴比伦时期已经计算出开方2等于1.41422。这是1920年左右发现解读出来的，这之前大家都认为2次方程式最早是公元前300年的《几何原本》才有，事实是在公元前1600年到公元前1900年的古巴比伦陶泥板上，已经有了解2次方程式系统的方法，和我们今天的方法基本上是一样的。古比巴伦的数学传统是实用的，并不是理论的，也不是严格证明了的。现在有证据证明它影响了希腊科学的兴起，《几何原本》里很多题目和这些陶泥板上的题目甚至是一样的。

　　整个亚历山大的古代科学传统，大概到公元400年就衰落了，衰落的原因之一就是基督教起来了，基督教是一个带有高度神秘性的宗教，对古代科学是很有敌意的。来罗马帝国消亡，欧洲陷入大混乱，西方科学的传统也就断了。

　　综上所述，西方科学的发展，最早是在埃及的巴比伦，影响了希腊周边的殖民地，产生了最早的自然哲学，也就是科学。后来传到了雅典，是因为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的缘故，然后又传到了亚历山大，就是托勒密王国，它通过阿拉伯翻译运动，阿拉伯人将所有古希腊的科学典籍、哲学典籍全部从希腊文或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文，古希腊科学就传到了中东，就成为伊斯兰科学。伊斯兰科学又经过拉丁翻译运动，出现了欧洲中古和近代科学。

　　第三个问题：现代科学为什么会出现于西方？

　　传统很重要，这是我想强调的一点。中国从孔子开始，一直到五四运动为止，所有人的思想都深深受到孔子、孟子、儒家的影响，我们总觉得经世济民、服务社会救国家是最重要的，可是西方的传统不是这样。西方传统当然有很多种，苏格拉底的伦理传统也很重要，其实很重要的西方传统是从柏拉图开始的。

　　柏拉图看到数学的重要性，因此办学院让所有人来这里研究数学，提供了一个极为良好的研究环境。与中国的传统不同，柏拉图学院里有人不服气他，要创立自己的学派，如亚里士多德根本不喜欢数学，认为柏拉图的理念根本不重要。而孔夫子的学生敬仰他，没有人会想到去对孔老夫子不尊敬的。所以在西方很早就有客观的自己独立思考和老师争辩的传统。西方文明里的科学、哲学、宗教，这三者在柏拉图那里是混为一体的，后来慢慢分道扬镳，但是还是有很多纠缠。基督教为什么对新科学那么紧张，为什么要迫害布鲁诺和伽利略呢？他们讲的东西好像跟宗教没有关系，其实不然。在西方，宗教是建基于科学之上的，科学和宗教是分不开的，布鲁诺和伽利略把科学改变了，宗教的基础也就改变了，所以教会要迫害这些人，是有内在的道理的。因此，西方科学之所以能够演变成为现代科学，是跟西方文明核心里有科学精神分不开的。

　　而我们来看中国，历来的大学问家，你能够说出哪一个是科学家吗？我想大家唯一可以说出来的就只有一个人，墨子。墨子在孟子的时候很厉害，墨子后来就不见了，因为中国人不喜欢他，觉得他那一套东西不好。中国人喜欢的是儒家、道家、法家，他们讲的都是政治、社会、人生，就算是讲到自然，也是讲到一种生活态度，而不是客观地去研究。所以在中国的传统核心里是没有科学的，即使有一点科学，这个科学也不能够进入到中国文明的核心里，它是被边缘化了的。

　　西方科学发展的特征，首先，就是有悠久的传统，最远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900年，距今4000年，那时是中国的夏代，就是中国甲骨文出现之前的700年。中国的科学著作有两本最重要的，一本是《九章算术》，大概是西汉成书，当然思想酝酿应该是比西汉要早，但是最早也不过是可以推到战国。中国相传有天文学，书没有传下来，只是零碎的片断传下来。中国有很好的天文理论著作《周裨算经》，有一个近乎现代模型的东西，应该也是在春秋之后、战国早期了。可是很可惜的，《周裨算经》和墨子一样，后来也没有人注意了，书是在那儿，大家都不喜欢它，就没有多少发展。数理科学，甚至是理论性的科学，对中国人是没有吸引力的，后来不能发展。我们这一块土地、我们这一种文化对数理科学有排斥性，所以没有发展。可是在西方有毕达哥拉斯的神秘教派，由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建立了一个强大的传统，科学成为文明的核心。

　　西方科学发展的第二个特征是：它的中心区域在不断转移。刚才说了，最开始在巴比伦，后来到雅典，再到埃及北部亚历山大，然后又回到伊斯兰，又回到欧洲。它的中心总是在不同的地方转来转去，所使用的言语也是不一样的。巴比伦时代使用的是象形文字，然后使用希腊文，然后是使用阿拉伯文，到中古是使用拉丁文，近代是使用他们自己的民族语言，是在相互激荡的互相有影响的文化里流传。可是中国呢？基本上是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不可能跑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去发展。

　　西方科学发展的第三个特征是，它与宗教有极其密切的关系。毕达哥拉斯神秘教派是整个西方科学的源头，后来西方科学和基督教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基督教早期的奥古斯丁等，他们对科学都有一种看法，认为科学可以为基督教所用，不要完全排斥。这个世界人能够生存，鱼能够在水里游，鸟会在天上飞，要解释这些东西，才能显示出上帝的大能。这样当然就要使用到科学，要用到自然哲学了，其实这是因为基督教在西方是一个后起的宗教，基督教前希腊的科学、哲学、罗马的法律已经有五六百年的历史了，所以基督教一进入，没法将这些东西扫掉，于是想怎么能够将这些东西为其所用。到了中古时代，基督教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可以用来建构他们的神学，结果亚里士多德又变成了神学的一个基础。这样整个基督教的结构，无论是从传教的角度、神学的角度，都跟科学分不开了，同时科学也就得以在基督教的好像是很有敌意的一个大环境里继续发展，最后甚至颠覆了基督教。

　　最后，西方科学第四个，也是最重要的特征，当然就是它有两次革命性转变的出现。古代中国有科学，古代印度有科学，古代巴比伦、古代埃及都有科学，可是这些科学从出现开始就是实用性的，而且这个实用性从来没有在基本上改变过。比如说宋代，中国有一部书《算术九章》，发明了很重要的数论上的通论定律，可仍是沿袭了汉朝的《九章算术》来做的，没有新的视野，可是在西方不是这样的，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和巴比伦的几何是完全不一样的，牛顿的物理学和前面的物理学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为什么西方的科学会有革命性的出现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想没有人能够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

　　西方科学发展有这样四个特征，而其它古代文明，包括中国文明都没有这样的特征。现代科学之所以出现于西方，我想是跟它的这四个特征有密切的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