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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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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传奇 [转帖]


第一节 毛泽东的小老乡

  1927年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后在浏阳文家市会师。少年胡耀邦和杨勇爬在学校的围墙上听毛泽东的演讲,第一次见到毛泽东。

  胡耀邦是湖南省浏阳县时文乡(现在的中和乡)人,从小聪明过人,会读书,在乡里的胡氏族小学读初小,后转到文家市里仁学校读高小。胡耀邦与杨勇是同学但不同班,他们是姨表兄弟。胡耀邦的母亲与杨勇的母亲是姊妹,他俩从小关系密切,经常在一起,后来又追随毛泽东,一同走上了改造中国的道路。胡耀邦的性格较沉静,善思索,杨勇活跃好动,喜好在屋后山头玩占山打仗的游戏,而胡则喜好读书,成绩一直优于杨勇。

  胡耀邦还是5岁孩童时,就已显示出他超群的聪慧。

  胡耀邦的父亲是普通的农民,只是粗通一点文墨,对于这个第二个出生的男孩,没有给予更多的照顾和培养, 3岁就跟着哥哥上山打柴,分担家庭生活的艰辛。可是他不同一般孩子的记忆力,是他一个当私塾先生的堂叔父发现的。他一次注意到这个只有5岁的孩子能准确记忆下书中的生字,并且写出来。堂叔破格将5岁的胡耀邦收进他的“种桃树屋”发蒙(好比今天的学前预备班),并起字号“国光”,一年后,启蒙结束考试时,站起来只有别人肩膀高的胡耀邦却考了全班第一。

  因为胡耀邦天资好,6岁就进入了小学读书。从此开始了严格的求学生涯。

  胡耀邦10岁从初小毕业,他破格由胡家祠堂保送进了当地最高学府文家市立人高小部,这时正是1925年,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学校里开设了国文、算术、地理、历史、体育、音乐等课程,这对胡耀邦早早接受革命理论打下了基础。

  当时他和他的表兄杨勇都在一个学校读书,积极跟随校长他们参加新文化运动、年仅11岁,胡耀邦就担任了少年先锋队队长和宣传组组长,表现了他天才的组织能力和严格律己的品质。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界爆发了,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三团在毛泽东指挥下,由江西抵达浏阳,随后一、二、三团会师文家市,当晚,毛泽东在胡耀邦读书的学校里召开前敌委员会议。在这里毛泽东提出暂时放弃攻打长沙的决定。开始了开辟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学校的草坪上,1000多红军战士倾听了毛泽东的演讲,当时只有12岁的胡耀邦和杨勇爬在学校的墙头上,观看了这一有着历史意义的场面。

  毛泽东气宇轩昂的演讲给年幼的胡耀邦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特别当毛泽东讲道“小石头总有一天要打碎大水缸”时,他仿佛汲取到一种力量。

  毛泽东这番讲话为他以后走上革命道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是他才12岁,红军不带他,那次他差点就跟着红军走了。

  1929年冬天,刚满14岁的胡耀邦正式加人了共产党。开始了长达60年的革命生涯。

  15岁的他终于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尽管大家都叫他红小鬼。而他学涯时的“国光”名,渐渐被人们淡忘。

  长征时期,胡耀邦在筹粮中的突出表现上报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表扬了胡耀邦,第一次认识胡耀邦。

  胡耀邦在浏阳县中学只读了一年、1930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黄公略率红军占领了浏阳城,学校停学。学生各自回家。胡耀邦与一个同学赶到正在被红军攻打的长沙,被一位堂叔碰见,这位堂叔见长沙战况紧张,第二天就把胡耀邦送回了浏阳。这是1930年夏天,浏阳的文乡是红军的根据地,乡里成立了

  苏维埃政府。当时农村的中学生很少,胡耀邦有文化,苏维埃政府要他负责儿童团,他表现出很好的组织才能和演讲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乡苏堆埃召开的大会,由于乡干部的文化水平低,很多时候便由胡来讲话,他喜欢演讲,也讲得有声有色,感染力强。

  随着局面的展开,中共湘东特委急需干部,就在特委所属的浏阳、茶陵等十一县选拔,由乡苏维埃政府选送。初露头角的胡耀邦被选派去湘东特委工作。途中几经波折。第一次他一人单行,走到江西芦溪一条河边,遭敌设防拦截而返回。第二次由特委派人护送才到达目的地。在湘东特委,胡耀邦从事少共工作,当过少共书记。湘东特委撤消后成立湘赣省,胡仍是负责少共工作,直到中央苏区以及长征中的中央纵队。

  长征经过四川、贵州时,红军部队严重缺粮,派人四处筹粮。胡耀邦是所在部队筹粮的负责人,他待人热情,会讲话,会作群众工作,所在的团往往筹粮很多。在贵州一个彝族部落,胡耀邦想向部落头领筹集一些粮食,头领声称没有粮,胡在与头领谈话时,发现他的眼睛老盯着一个方向,便估计肯定有粮食,而且就藏在他盯着的地方。胡耀邦反复耐心地与头领作工作,终于为部队筹到了一大批粮食。

  粮食是部队长征中生死相关的大事。胡耀邦在筹粮中的突出表现上报到中央,毛泽东知道此事后非常高兴。红军到达陕北后,在瓦窑堡的总结大会上,毛泽东表扬了胡耀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认识胡耀邦。

  “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20多岁的干部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胡耀邦出身于贫寒的农家,初中还没念完,14岁就参加了红军。前半生戎马倥偬,他善于自修,酷爱读书。他在马背上、战壕

  里, 在枪炮声中,也能手不释卷。1937年9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时,曾表扬他能刻苦读书。他读书时遇到古典诗文、名人名言等佳作警句,常要强记、背诵一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几乎能把全文背下来。

  胡耀邦读书的范围很宽,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从中外古今名著到伯恩斯坦、希特勒、苏加诺的书,以至一些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册子,都在他的阅读之列。有一次,他用三天的时间,读完了尼赫鲁的巨著《印度的发现》,兴奋地对客人说:“尼赫鲁这个人了不起,年轻时期就很有事业心。”

  有一次胡耀邦说:“要读马、思、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 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5000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1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14年。20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40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1937年5月,胡耀邦到延安抗大学习,并先后担任抗日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瓦窑堡一大队政委。1939年,他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部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抗战,并为加强我军的政治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日战争胜利后,胡耀邦于1946年1月到冀热辽军区工作,任代理政治部主任,7月任晋察冀四纵队政委。1947年8月,任晋察冀第三纵队政委。他先后参加领导了大同、 张家口、石家庄等战役。1948年8月,他任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参加领导太原、宝鸡等战役。1949年冬,他率部参加解放西南的进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他领导川北人民进行土改,剿匪反霸,安定社会秩序,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1952年后,任团中央书记、第一书记。1962年,他带职下放,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1964年底,他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

  1988年12月,胡耀邦在长沙深居简出,回忆七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回忆毛泽东对他的教育和培养。

  1988年12月,湖南长沙九所,室外北风呼呼,大雪纷飞,松柏迎风斗雪,依然挺立。

  室内温暖如春,繁花盛开。胡耀邦兴致勃勃回到家乡湖南,居住在九所一号楼。也许是家乡的山,家乡的水,故乡的情给了他喜悦和宽心,婉留住这位伟人一住就是二个多月。

  两个来月,知道的人不太多。他经常约请一些老战友、老同志谈心。特别约请了和他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一起在延安工作过的原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杨第甫、袁学之、穰明德等人亲切交谈。他回忆在延安战斗生活的岁月,两眼闪灼着光芒。他说:人生过得真快,一晃眼过去了七十多年。回顾自己的过去也是广种乐趣,有些事是一辈子也忘不了的。他向老同志恳切地谈了自己对毛泽东的崇敬心情。他说,我永远不能忘记毛泽东对我的教育和培养。在延安,我还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毛泽东当时平易近人,倾听群众意见的精神令人叹服。有一次,毛主席到延安抗大召开一次座谈会。开会时,毛主席问:抗大的党支部书记参加了座谈会么?主持人回答,没有通知。毛主席立即布置说,快找几个支书来,应该听听他们的意见。会上,我提出办好教育的三点意见,毛主席很赞赏,并采纳我的意见。毛主席说,应该发挥党支部的模范作用,抗大有几个支部,可以成立党总支,总支书记可以从在座的支书中推选。仕总支书记,学要有一定的党总支书记,又担任抗大政治部主任。我当时25岁,还当上了十八集团军留守部组织部长。解放时,毛主席又把我从香港调到北京做

  青年工作,以后,我又当上了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他感慨地说,我的成长是党和毛主席培养的。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毛主席丰功盖世,万古长存。只是毛主席到了73岁时,发动了“文化大革命”……。

  胡耀邦一向待人诚恳,胸无城府。他对前去看望他的作家张扬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我还要做人。”

  1988年12月底,曾经饱经风霜的小说《第二次握手》的作者张扬,从北京寓所回到长沙,听说胡耀邦已在湖南两三个月,正住在省委“九所”,离文联只有几分钟路。多少年来,他第一次明白无误地得知胡耀邦就近在咫尺,想起他为自己平反所做出的努力,张扬不禁怦然心动。

  12月30日深夜,他给他的恩人写了一封短信,请胡耀邦以其认为合适的方式告知他,是否收到了早先寄给胡耀邦的作品《金箔》一书;如果没有收到,他还可以就近送上一套。 信的结尾写道:“明年1月18日,是我平反出狱十周年。随着这个日子的临近,我越来越多地想起许多往事,在这十年中,许多原来坚不可推的东西在我心目中崩溃了,有一个东西却不曾崩溃,那就是坚信历史是公正而无情的。”

  1989年1月4日下午, 张扬托人将这封信送进了“九所”。5日上午,便从“九所”打来电话,但张扬不在;夜里又来了电话,约6日下午去“九所”。

  1月6日下午,张扬如约来到“九所”六号楼一间大厅,听说胡耀邦正在做治疗,他就在呈环状摆列的多张单人沙发中随便挑一张坐下,闭目小憩,女服务员为他沏来茶。两三分钟后,一个声音传来;“是张扬同志吧?”

  张扬睁开眼,站了起来。胡耀邦微笑着走了过去。胡耀邦的衣着极普通,他端着一个原先装豆瓣酱之类的圆口方体玻璃瓶,似乎那就是他的茶杯,里面有半杯淡茶。

  “听说您病了?”张扬关切地问。

  “感冒了……”胡耀邦回答得很轻松。

  胡耀邦刚坐下便开始抽烟,张扬劝他戒烟。彼此谈得亲切、随便,好像他们是经常会面的老朋友,只是在长沙又相聚了。

  但终究是第一次会面。所以张扬出于一个作家的本能,一面交谈,一面观察着胡耀邦。

  他觉得胡耀邦的耳垂很长,三分之二以上的头发仍是黑的,面部皱纹不深重,更没有老年斑。他记忆力强,反应敏捷,口齿清楚,思想活跃,待人诚恳,胸无城府。同时,张扬也注意到,此刻胡耀邦的笑容似乎有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礼仪性的;一种是勉强的,惨淡的。他形容樵悴,表情抑郁,时而流露出沉思甚至迷惘的神态。

  胡耀邦告诉张扬,收到了他的《金箔》,还收到了王蒙、魏巍、朱仲丽等人的书。当听到社会风气败坏和作家生活的困难时,他表情沉重,久久沉默。谈起他的同乡战友和“恩人”杨勇时,他无法抑制欣慰和缅怀之情……

  在谈话临近结束时,胡耀邦凝视着前方,平稳而轻声说:“我可以不做事,但是我还要做人。”他送张扬到大厅门口。

  “再见了,耀邦同志!希望你多多保重!”张扬向胡耀邦伸出了右乎。一字一顿地说:

  “请您相信:人民是爱您的!!”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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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海》竟无林白水[转帖]


 ■伊人

  那天,笔者写一篇文章,要提到林白水这个人,便随手翻开案边的《辞海》(1999年版),想看看权威辞书的说法。可没想到,纵横查找,反复寻觅,幸会了林(冲)教头,相遇了林(黛玉)妹妹……却独独不见林白水!奇哉怪也,林白水不是平庸之徒、等闲之辈,他怎么会被“疏漏”了呢?
  林白水何许人也?他是在下敬仰的
同行前辈,是中国新闻史上以身殉职的先驱者。

  林白水(1874-1926),原名獬(“獬”是古代传说中的异兽,能辨善恶曲直,生角专顶坏人),又名万里。1899年,他在福州与人合办新式学校“蒙学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中的林觉民等人,就曾是林白水的学生。

  1901年,林白水任《杭州白话报》主笔,撰文倡言新政和社会变革,反对女子缠足、吸鸦片等不良陋习,产生不小的社会影响,杭州随之出现了第一个“女子放足会”。

  1902年,林白水在上海与蔡元培组织“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鼓吹反清革命。1903年,林白水留学日本,与黄兴、陈天华等人秘密组织“军国民教育会”。不久,林白水回到上海,独立创办《中国白话报》,以“白话道人”笔名,撰写时评,倡导人类平等、天赋人权等新观念。他在《国民的意见》一文中写道:“凡国民有出租税的,都应该得享各项权利,这权利叫自由权,如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林白水当时以白话文办报写时评,可以说是十多年后“白话文运动”的先声;他后来不无自得地说过:“中国数十年来,用(白话)语体报纸来做革命的宣传,恐怕我是第一人了。”

  1905年,林白水再次赴日本,31岁的他入东京早稻田大学,主修法政,兼修新闻,人称他是“中国留学外国学新闻的第一人”。在日本他结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孙中山书“博爱”相赠。1907年,林白水重返上海,为报刊撰写时评,当时“海上诸报,无不以刊白水之文为荣”。

  辛亥革命胜利之后,林白水一度从政,但并不成功。1916年,林白水重操旧业,先后创办《公言报》、《平和日刊》,一如既往,以其犀利之笔,道人所不敢道,言人所不敢言,致使“污吏寒心,贪官打齿”。1921年,在北京创办《新社会报》,因揭露军阀吴佩孚丑闻,被勒令停刊,林自己遭关押三个月。出狱后不久,将《新社会报》改名为《社会日报》,又因披露曹锟贿选总统的黑幕真相,林白水再次入狱三个月,报馆亦被查封。屡遭打压封杀,锋锐丝毫不减,后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刊文慷慨言道:“艰难缔造,为社会留此公共言论机关,为平民作一发抒意见代表,触忌讳,冒艰险,所不敢辞。”

  1926年8月5日,林白水在《社会日报》发表时评,抨击“狗肉将军”张宗昌与其智囊潘复狼狈为奸的丑状,张即命令宪兵司令将林白水诱捕,第二天凌晨便将他枪杀于北京天桥,距报人邵飘萍同在此处被军阀屠杀不过百日。

  “新闻记者应该说人话,不说鬼话;应该说真话,不说假话。”——林白水以其无畏的锐笔,用他的血肉之躯,实践了他的庄严诺言。

  1986年,国家民政部追认林白水为烈士。

  这样一位在中国新闻史上丹心辉映、铁骨铮铮的人物,竟在《辞海》中了无痕迹,这岂不是匪夷所思!

  笔者又情不自禁,于“林”中再度寻寻觅觅——发现还有一对林姓父女,在《辞海》中同样不见踪影!他们是:林长民和林徽因。

  林长民(1876-1925),民国时期的外交家、社会活动家,也是一位书法家;他是林觉民的堂兄,跟林白水也有关系,在杭州办学时曾延请林白水讲新学。民国初先后任法制局局长、司法总长。林长民倡言宪政,曾任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长,提出将劳工制度订入宪章。1921年,世界国联总会在意大利米兰召开大会,林长民被推选为中国首席代表出席会议并发表演说。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林长民与“五四”运动的爆发有着直接的关系。1919年,为中国参加巴黎和会,北洋政府特设外交委员会,林任该委员会委员兼事务长,接着又在民间团体国民外交协会担任理事。林长民维护中国主权,对丧权辱国的所谓“和约”痛心疾首,在5月2日北京《晨报》上发表《外交警报敬告国民》一文,悲愤言道:“国亡无日,愿合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此文犹如一颗重磅炸弹,迅即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5月4日北京大学等十二所学校上街游行示威,提出“外争主权,内惩国贼!”……当时,总统徐世昌怀疑林长民是学生运动的幕后主使,亲日派更是嫉恨不已,说“这回北京市民的公愤,全是外交协会林长民等煽动起来的”。

  林长民一生的历史行迹,尤其是在“五四”这宗历史大事件中的特殊作用,难道不值得在《辞海》记上一笔吗?

  至于他的女儿林徽因,拜那部电视剧《人间四月天》所赐,如今她的知名度似乎高于其父。但林徽因的声誉和价值,却并不是如那电视剧所渲染的,是因于跟诗人徐志摩之间有扑朔迷离的情爱关系;林徽因首先是一位有造诣的建筑学家,她以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而且她还熟稔日本的古建筑,二战结束前夕,美军特地把林徽因请去,帮助他们在奈良地图上标示出古建筑的位置,以避免轰炸到这些地方。建国之初,她与丈夫梁思成主持、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及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为了保护北京古建筑,她曾经和夫君一起,顶着政治压力,无所畏惧地据理力争。

  如胡适所赞许的,林徽因还是“一代才女”,她在诗歌、散文、小说及戏剧的创作上,也有不俗的佳绩。“工(科)而优则文”,这样的人才在中国是罕见的,在有着“女子无才便是德”古训的中国,尤其显得弥足珍贵。

  梁思成入了《辞海》,名正言顺,理所当然。林徽因也应该这样。这丝毫没有沾其夫君之光的嫌疑,她的专业造诣不让其夫,她的文学才情则是其夫所逊。名列《辞海》她完全有这资格。

  笔者注意到:1999年版《辞海》中,“林”词条里有“林黛”——香港女电影演员,有“林戴”——法国电影演员、导演。笔者绝无轻视演艺界人士的偏见,但不管怎么说,林白水、林长民、林徽因,他们的社会价值,他们在中国、在历史上的业绩和“痕迹”,总不在那两位艺人之下吧。缘何青睐于彼“林”,而罔视于此“林”?笔者真有点看不懂。

  近从报章上获知,第六版《辞海》(2009年版)目前正在修订,将在国庆六十周年前夕面世;较之1999年第五版《辞海》,新版《辞海》增加一万多条词目。笔者闻之欣然。“百密一疏”的事,大概总是难免的吧。通过又一次修订、调整、增益,皇皇《辞海》必更臻于丰盈完善。笔者在这里说的三“林”,以及还有一些该入而未入的人物,但愿已在新增的词目之中——幸能如此,则有些“疏失”、“缺憾”可免矣。

  但愿,但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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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旗帜” [转帖]

 

自元帝以后,西汉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多以“经学”素养的高低为凭。但王凤却是个例外,他举荐人才,只看治理能力的高低。在他辅政的11年期间,帝国出现了自武帝以来最壮观的“人才济济”的局面。

王凤举荐的能臣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三位:“敢死之士”王尊、“草根丞相”薛宣和“官中大侠”朱博。

王尊素是孤儿出身,靠自学成才步入仕途,素以“敢死”著称。他一生五起五落,皆因刚直不屈。

元帝末年,东平王刘宇(宣帝之子)倚仗为皇室至亲,骄奢不守法度。几任国相都拿他没有办法;朝廷便再派能臣王尊为东平国相。

王尊奉皇帝的任命诏书去王府报道。刘宇根本不理睬他,把他晾在王府的庭院中。等了许久不见刘宇出来,王尊只好返回驿舍吃完饭再回去接着等。

好不容易等到刘宇出来接诏了。他的王太傅却在一旁阴阳怪气地高声背诵《诗经·鄘风》中的《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

这显然是在讽刺王尊不懂礼数,说他没有等到王爷出来接诏便归舍就食,分明是想给他一个下马威。

王尊向王太傅高喝道:你不要在我面前持布鼓过雷门!

“雷门”是会稽城的一座城门,其上置有大鼓;以布为鼓是不可能发声的。“持布鼓过雷门”是当时的一句谚语,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少在我面前班门弄斧!

刘宇大怒,转身便进后宫去。王尊也不甘示弱,也转身便走出王府回到驿舍。

初次见面就这样不欢而散。

刘宇平时喜欢带着几个小厮私出王宫,在封国里任意驱驰,去姬妾们的娘家四处串门。

按当时的礼制,国王出行必须要有官属跟随,并且要一路“鸣和鸾”而缓行,以示皇家威严。所谓“和鸾”,便是王车上的铃铛,挂在车前横木上者为“和”,挂在车架上者为“鸾”。

刘宇微行出王宫,显然有违礼制。

王尊上任后便把主管车马的厩长狠狠训斥了一顿。对他说:如果王爷再让你驾小车出行,就叩头争之,告之以礼制。

这是敲山震虎之策,厩长自然便把他的话传给了刘宇。

不几日,王尊依礼拜见刘宇。刘宇便不再像前几次那样骄横了,一本正经升堂接见。

王尊却对他说:我来东平国为相时,同僚们都以为我此行必死无疑,纷纷来为我吊孝。天下人都说,大王之勇不过是仗势自己的尊贵身份而已,算不上是真正的“勇”,只有像我这样的人能称得上真正的“勇”。

刘宇顿然色变,目视王尊良久,想找借口杀了他,于是便和颜悦色地对他说:先生能不能把身上的佩刀取下来让我瞧瞧?

王尊抬起胳膊,对在座的侍郎说:如果我真把佩刀取下来呈上去,大王必定会诬陷我企图行刺而格杀我。请你们帮我解下来呈给大王吧。

刘宇以前就听说过王尊不好对付,如今又见他把自己的心思猜得通体透明,便不敢再为难他了。于是专门设宴款待他,双方酌酒相对甚欢。

王尊好不容易降服了这位桀骜不驯的王爷,没想到刘宇的母亲公孙太后却不服气。

她上书告了王尊一个刁状,说他“为相倨慢不臣,王血气未定,不能忍”,还说他们母子早晚会死在他手中,如果皇上不把他召回去,她就要自杀以示抗议。

于是,王尊便被元帝免为庶人。这已是他第3次被免。

王凤非常欣赏王尊的才干,初任首辅不足2月便奏请增补他为军司马,进而擢升为司隶校尉。

成帝以明升暗降的办法将石显调离朝政中枢后,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二人奏请免之。王尊便弹劾匡、张二人,说他们在元帝朝时便贵为三公,明知石显“专权擅势,大作威福,纵恣不制,无所畏忌,为海内患害”,不及时上奏天子责罚之,而是“阿谀曲从,附下罔上,怀邪迷国,无大臣辅政之义”。

匡衡且惭且惧,免冠谢罪,上缴丞相及侯印绶以请辞。

其时成帝刚刚即位,并不想为难先帝重臣,于是便指使御史丞弹劾王尊吹毛求疵,中伤三公大臣,把他贬为高陵县令(今陕西高陵县);对匡衡则是好言相劝,还赏牛赏酒相挽留。但是,群臣大多“是王而非匡”。

王尊被贬为高陵县令后数月,便因病第4次被免。

正逢南山(今秦岭)人傰宗聚数百人为盗,朝廷拜弘农太守傅刚为步兵校尉前往剿匪,历时1年多仍未能擒其贼首。有人建议王凤另选贤才为之。王凤便举荐王尊为谏大夫兼京辅都尉,行使京兆尹职权。

王尊只用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便彻底清除匪患,于是迁为光禄大夫兼京兆尹。

3年后,因对朝廷使者无礼,第5次被免。“吏民多称惜之”。

湖县三老(负责地方教化) 公乘兴等人上书为王尊鸣不平,称颂其为京兆尹期间的卓著政绩。于是朝廷便重新起用他,先是任徐州刺史,后迁为东郡太守。

东郡当时的辖区在现在的河南濮阳一带。黄河流经此地的一段叫做瓠子河(位于濮阳西南),是西汉时期黄河洪灾频发的地区之一。

王尊任东郡太守后,便遇到河水暴涨,几近翻堤,随时都有决堤的危险。百姓们惊恐奔走。

王尊亲率官员百姓前往河边投沉白马,祭祀水神河伯。他亲手执圭璧,让巫师发愿,祈求以身填堤,企图牺牲自己的性命来换取地方百姓的平安。

当晚,王尊便驻扎于危堤之上。数千官员百姓争相叩首阻止他,但他坚持不离开。没过多久,河水继续上涨,越过河堤,河堤也开始局部坍塌,官员百姓尽皆四散奔逃。但王尊却纹丝不动,只有太守主簿(掌文书簿籍和印鉴,为属吏之首)一人泪流满面陪在他身边。

数年后,王尊死于东郡太守任上,“吏民纪之” 。

薛宣是王凤初任首辅不足2月时举荐的另一位能臣,此人同样没有出众的“经学”修养。当时他还是一名小小的县令,王凤素闻其能,便一路提拔他做了御史中丞,全面负责对全国刺史的监察。

其时,王凤诸弟一日内五人获封侯。随后不多久便发生黄雾弥漫终日的天气。

成帝召集公卿大夫们讨论其缘由,谏大夫杨兴等人认为是因为王氏封侯违背了高祖之约(非功臣不封王侯)。言事者多附议。

这是王凤在成帝朝遭遇的第1次挑战。他忧惧不堪,向成帝提出辞呈。成帝不许。

其实杨兴这个人的名声一向不好。他从不坚持什么立场或观点,一生以察言观色为所长,游走于朝廷各股势力之间,见机行事,被称为“倾巧之士”。

不过,杨兴之所以敢发难刚刚担任首辅,但还没有开始“专权”的王凤,大概也有成帝的暗中支持。成帝之用意,与3年后支持王商搞的那场大讨论基本相同(本书前文已有交待)。

这时候,刚刚在朝廷崭露头角的薛宣站了出来,他全面分析了当时各地方官员的吏治之腐败:“臣窃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措各以其意,多预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呵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缺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薛宣进而指出,帝国如今最大的威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薛宣的观点可谓着情着理,入木三分,其他人无法反驳,终于使重围之中的王凤得以解脱。在西汉王朝“以经义治国”的基本理念之下,大概也只有像薛宣这种经学造诣不太深的官员,才能有如此敏锐的洞察能力和一针见血的分析能力,他没有被经学的教旨蒙蔽住自己的双眼。

此后不久,薛宣先后任临淮、陈留两郡太守,展露出过人的行政才干,分别在很短的时间内使两郡“政教大行”,“盗贼禁止,吏民敬其威信”。

朝廷稍后便任命他代理左冯翊。左冯翊是京师“三辅”之一。

京畿重地从来都不好治理。辖区内高陵县令杨湛和栋阳县令谢游是两个很难对付的官痞子。他们贪婪、狡诈而又桀骜不驯。薛宣的前任曾多次想把他们拿下,但都无果而终。

薛宣到任后,杨、谢二人登门拜见,想看看这位新长官到底是个什么货色。薛宣一方面以好酒好肉热情款待他们,另一方面则暗中派人收集其全部罪证。

薛宣看杨湛稍有悔过之意,且有敬上之心,便把他的所有罪行及奸赃全部写在简牒上,密封后交给他。对他说:官员百姓们对你的反映全都记在了这个简牒上,有人告你监守自盗;但我向来敬重你,而按朝廷的法度,贪赃十金(西汉时多指白银)即为死罪。我实在不忍将你法办,所以才以密牒相告。希望你自己掂量掂量,进退取舍悉由尊便。今后还有做官的机会。如果密牒中所言非实,请你重新封好后还给我,我还你清白。

杨湛自知罪证已被掌握,而且薛宣语气含蓄委婉,并没有伤及他的面子,当即便解下印绶请辞;从此对薛宣感恩戴德,终无怨言。

栋阳县令谢游却自以为是知名大儒,没有把薛宣放在眼里。

薛宣便下正式文件公开批评了他,在悉举其罪赃后,责令他认真反省,等待朝廷另派新县令接任。谢游接到公文后,亦呈印请辞。

薛宣为官赏罚分明,判决公平而必行之。他每治一地,均明晰条令以为众纪,而且对待下属多仁恕,爱人而利之。

阳朔五年(公元前24年)正月薛宣经谷永举荐,任御史大夫。

顺便再说说谷永这个人。他虽然是王凤物色的“超级枪手”,常依仗王氏势力,上书言事多无忌讳,常有冒犯之语。但观其一生的政论,无论是切谏天子或后宫之过,还是举荐良才或抨击庸官,均无不妥之处;观其一生的立场,只有在当年投靠王凤时发生过一次反复,其后亦无更弦易张的记录。因此,班固说他一生40余次上书言事,“专攻上身与后宫而已”,明显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

薛宣任御史大夫后仅3个月,丞相张禹退休,他便即继任为丞相。

薛宣的做事风格非常细致周到,好立规则,事事都得有个章程。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切要努力做到“有法可依、依法行政”。

当时丞相府受理民事诉讼官司,和今天一样也是要收诉讼费的。薛宣当上丞相后便立了一个新规矩:诉讼费不足1万钱者不予受理。

诸如此类的规矩还有许多。但当时的帝国官吏多为儒生出身,受不了这么多的约束,便众口一词抨击薛宣为官“烦碎无大体”,凡事管得太细,不会抓大放小。

更倒霉的是薛宣从来没有拜过名师研习经学,在当时的官僚们看来,等于 是一个没有“文凭”的草根丞相。如果是做地方官,只要政绩好、百姓拥戴,倒也无妨;但如今做了丞相,和成帝这么个“经学天子”朝夕相处便不是件轻松的差事。

薛宣没有这种光环,大概更不会娴熟地引经据典,那么他的任何说法和做法都会首先遭到人们的质疑和批判。这些人自然也少不了成天在成帝耳朵边阴阳怪气地讥讽他,况且,成帝本身也是一只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表面光鲜其实糟糠,判断不出好坏与能庸。时间一长,他便开始越来越看不上这位曾经政绩卓著的“草根丞相”。

但是看不上归看不上,成帝还是让他做了6年的丞相。这倒不是成帝多么宽宏有耐心,而是他根本就懒得费心去琢磨要不要换丞相的事情。

自从“王章事件”之后,成帝便对自己失去了信心,更对朝政失去了兴趣。他早已在绝代佳人赵飞燕姐妹、李平,还有一位绝代“男佳人”张放等人的身上,找了解脱和快乐。美好的爱情生活已经占据了他绝大部分的生活空间,哪里还顾得上区区一个薛宣?

但是薛宣似乎却不太识趣,就在成帝陶醉于“双性恋”的美好爱情中时,他却偏偏充当了新任首辅王商(王凤之弟)的炮灰,企图唤醒这位在醉生梦死的天子。

薛宣和御史大夫翟方进一道,上书请求成帝把张放赶回他的封国。这个动议立即赢得了太后王政君的高度赞同——成帝到现在还没有儿子呢。在王太后的压力之下,成帝只好把自己的“亲密男爱人”两度外派为地方官。

成帝这个人脾气虽然好,但事关爱情的“大是大非”,他也决不含糊。他本来就看不上薛宣,更没想到这位草根丞相不好好珍惜自己的荣华富贵,竟然敢“棒打鸳鸯”到天子的头上。

人心最痛是失恋。皇帝也是人,尤其是成帝这样的“情圣”,自然更不会例外。失爱之后的切肤之痛终于令他按捺不住内心的愤怒,下定决心要好好整治一下这个不识时务的家伙,否则便难解心头之恨。

要找借口并不难。

去年(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八月,邛成王太后突然驾崩。帝国当时已严重虚脱,加上事出仓促,竟然拿不出钱来给这位德高望重的太皇太后办一次体面的丧事。情急之下,朝廷只好在三辅地区征收专项赋税以应燃眉之急。

还有另一个借口也可供成帝使用。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广汉郡(今四川金堂)人郑躬聚集万余人起事,占领了4个县。当地州郡制不服他们,薛宣直接从朝廷派员前往,也不能克。成帝最后拜河东都尉赵护为广汉太守,发兵3万人,旬月之间即平息之.

于是,成帝便把这两件事重新翻出来,对薛宣来了个秋后算账,罢其丞位,夺其爵位,免为庶人。他还顺手一枪,把“帮凶”翟方进也连降两档,由位居三公,越过九卿直接降为列卿一档,俸禄由1万石降为2千石,贬为执金吾。

成帝策免薛宣,原本只为泄愤,并没有太多周密的准备,甚至没有考虑由谁来接任丞相一职。以至于薛宣被免之后,朝中竟然20多天没有丞相主朝政,亦无御史大夫主监察。后经大多数朝臣竭力举荐,翟方进继任为丞相。

在被王凤举荐的人中,朱博恐怕是最有趣的一位。此人非但缺乏“经学”素养,简直就是一位武夫,但这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位能臣。

朱博“为人廉俭,不好酒色游宴。自微贱至富贵,食不重味,案上不过三杯。 夜寝早起,妻稀见其面”。

他的文化水平虽然不高,但勇猛仗义,机灵多智,喜交天下宾客。元帝朝的名门公子萧育(原前将军萧望之之子)、陈咸(原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等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他曾经辞去官职,营救被官员石显迫害的陈咸。

后经陈咸推荐,朱博获得王凤的赏识和器重,从一名县令做起,不多久便升任冀州刺史。

武帝曾把全国分为14个主要的监察区,分设专职官员负责监察各区官吏及豪强。其中,京师及近畿7郡为一个监察区,由司隶校尉负责;全国其他地区共设13个州刺史部,一部一州,由州刺史负责。冀州便是这13个州刺史部之一。

朱博本是武官出身,并不熟悉文法,如今却做了冀州的最高监察长官,当地的官吏自然不把他放在眼里。他刚刚上任时外出巡视,途经下辖一县,便有数百吏民挡道请愿,把县衙挤得满满当当的。

一位从事请他暂留此县接见请愿者,处理完毕后再出发。

朱博知道这位从事是在试探自己的深浅。他一方面令人速备车驾,随时准备继续赶路;另一方面,令人通告请愿吏民:如果是检举县丞、县尉等本县地方官,请自行找太守府申诉;如果是检举郡太守,请等我巡视完各县返回刺史治所(在鄗县)后,再去申诉;如果是民为吏所冤或报告盗贼或民事诉讼,请找主管部门办理。车驾准备停当后,朱博出门坐在车上接见请愿吏民,三言两语便让四、五百人纷纷领命散去,有如神驱。

当地官员大惊,没到料到朱博的应变能力如此之强。他事后调查证实,这一次“请愿事件”确实是那位从事在背后捣的鬼,于是当即诛杀之。从此以后,州郡上下无不畏服其威严。

朱博后来曾任琅邪郡(今山东诸城一带)太守。

琅邪人盛行一种风气,做事喜欢拖拖拉拉(故作从容之态),为人喜欢自高自大。朱博刚刚到任,太守府的主要吏佐都不约而同地打报告请病假,回到家里躺着不来上班。

朱博百思不得其解,便问其故,某官对曰:下官不敢!按本郡惯例,新太守到任,应派人向官佐们问候致意,大家才敢返回岗位继续工作。

朱博闻之大怒,拍案而起,骂道:齐地小儿竟敢给老子立规矩!

他当即把官员们全部召集起来,亲自面试,选拔可用者重新任命职务,悉数罢免称病归家者。一时间,被罢了官的人纷纷穿着白巾灰溜溜走出府门,其情其景蔚为壮观。在西汉王朝,凡是官吏被罢免或地位卑贱者均着白头巾。

郡中大惊。

太守府门下掾(类似太守办公室主任)赣遂对朱博的做法甚为不平。他依仗自己是当地名儒,便带领门徒数百人,故意动作舒缓地对这位新长官行拜谒之礼,以示不服与抗议。

朱博便对主簿说:赣老先生不懂为官之礼,你去教他如何拜起,直至娴熟为止。又对各功曹佐吏说:你们这些官属都穿着大宽衣、大裆裤,行动起来非常不方便;从今天起,每位掾史都必须衣不曳地,至少要离地3寸。

按当地的着装习惯,衣服要拖到地上才够气派。但朱博却不管这一套,硬是逼着他们把裤子剪了3寸。他任琅邪太守数年,竟然使其吏民风气大变,与楚、赵两地趋同。

朱博在治理琅邪期间,常令下属各县起用当地豪杰为官,因其文武之才而施用之。如果遇到县里有严重匪患或其他非正常状况,他便以公函讹责之。对尽力办差而又成果显著的官员,必加厚赏;对心怀鬼胎而又不称职者,则立行诛罚。

豪强大户们因此慑服。

姑幕县(在今山东诸城西北)曾有8人结伙在县庭中杀人报仇,但官府却一个也没有抓到。

太守府负责缉拿要犯的贼曹掾史请命前往姑幕经办此案,朱博找了个借口把他留下,不遣;其他方面的负责人也纷纷请命,亦不遣。

于是他们便请出太守府丞帮忙说情。

朱博对府丞说:我认为县里自有县令、县丞负责此事,太守府不宜参与,难道你认为太守府应当参与吗?

这时,阁下书佐(类似今天的文书)进来,朱博便口授檄文道:太守府严告姑幕县令、县丞,关于你县汇报贼情之文已收悉,本檄文到达之日,县令、县丞各就其职。此事系游徼官王卿未尽全力,请务必尽力办案,不得有误。

檄文是一种专门用于责备下属的公文。王卿收到檄文,惶怖不堪,一家老小都惊慌失色;于是便昼夜奔驰,10余日便捕得5人。

朱博于是再发公函褒赏他说:王卿心忧公务,且成效显著,收到本函即携带记功簿到太守府叙功;部掾以下皆可留用,渐捕余贼。

这就是朱博惯用的驭下之术。

永始二年(公元前15年),朱博擢升左冯翊(京师“三辅”之一)。

他在治理左冯翊期间,虽远不如薛宣那么文理聪明,但也有使下属尽力奉公的手段:或奇谋诈之,或勃然诛之,严宽收放总相宜。

当地有一个叫尚方禁的豪强大户,年轻时私通人妻,被人砍伤面颊。

按西汉制度,毁容者不得为官。左冯翊府功曹因受尚方禁重金贿赂,故意为他隐瞒,谋求守尉之职。

朱博听说了尚方禁的情况后,便找了个借口专门召见他,果然发现此人脸上有疤。

于是,朱博便支开旁人问他道:你脸上的疤是怎么来的?

尚方禁自知事情败露,吓得连连叩首谢罪。

朱博笑道:是个男人都难免会有这种事儿,你不必惊慌。本官想为你洗刷前耻,既往不咎任用你,你能效力吗?

尚方禁又喜又怕,答道:属下一定会拼死效犬马之劳!

朱博便严肃告诫他道:不要对别人泄露你我今天的谈话。你如果在外面了解到什么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尚方禁从此便如报救命之恩一样效忠朱博。他夙兴夜寐,侦察部中盗贼及其他潜伏奸情,甚有成效。朱博便擢升他为县令。

过了许久,朱博召见当初收受尚方禁贿赂的那位功曹。他关上房门,痛责其受贿之罪。然后又扔给他一支笔,让他自己记下一句话:累计收受一钱以上,不得私吞;敢有半句假话就砍头!

功曹惶怖,便坦白其奸赃,无论大小均不敢隐瞒。

朱博见他没有撒谎,便令他入座,教育他要悔过自新;然后再扔给他一把刀,让他把刚才记下的话全部削去,然后令他退出去,仍然安心去当他的官。

这位功曹从此兢兢业业,不敢有丝毫马虎懈怠;朱博则继续拔擢之。

几经沉浮之后,朱博当上了廷尉,位列九卿。

廷尉是西汉王朝主管司法的最高长官。全国每年的断狱总数都要汇总上报到廷尉署;各州郡的疑难案件要报请廷尉判决;廷尉还可以根据天子诏令逮捕或审判有罪的诸侯王或朝廷大臣。

但是对朱博来说,当这个廷尉,无异于坐在风口浪尖上过日子。他不熟悉律法。于是,这位曾经无所畏惧的“官中大侠”便也有了恐惧的时候。

按西汉制度,廷尉的属官有正监、左监﹑右监各一人;各监还有各类掾史(专业助手)。这都是些比猴还精比狐狸还狡猾的官油子。朱博最担心自己这个门外汉被他们卖了还要帮着点钱。

但这样的局面依然难不倒他。上任伊始,他便召见正监典法掾史,对他说:本官是武吏出身,不通法律,幸有众贤扶助,便可无忧了。但是,本官治州郡、断刑狱也已有20年的时间了,耳濡目染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感觉三尺律令,人情事理尽出其中。请你和廷尉正监共同把以前的疑难案件整理出几十起来交给我,我为你们“臆断”之。

正监以为朱博是在打肿脸充胖子,便将这些案件上报给了他。

朱博把属下所有的官佐悉数召集来,让他们一个挨一个地坐下,逐个问他们的意见,然后再断其轻重,所断十中###。

于是,官佐们均被他的远见和才能所折服。

朱博每任一新职,大抵都会使出诸如此类的奇招,使官属们不敢欺瞒造次。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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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66年为何要在长江游泳?为了向刘派示强[转帖]


  转自8月7日的山东报纸《老年生活报》

  从1956年到1966年的10年间,毛泽东共畅游长江17次。“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这便是他第一次游长江时写下的名句。

  政治寓意

  1966年,毛主席已经是73岁的老人了,他还要再游一次长江。考虑到安全原因,中央和湖北省委再三劝阻。然而对于极富个性、有着浓郁诗人气质,又一贯天马行空的毛泽东来说,他可以很轻松地对这种善意的劝阻听而不闻,更何况此次游长江绝非兴致所至,心血来潮,而是意义重大:因为此时正是“文化大革命”帷幕徐徐拉开的关键时刻,老人家要让他的“对手们”看看,“我是不行了吗”,同时也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展示——“我的魅力依旧”。这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游长江,7月16日,在一群游泳高手的保护下,毛主席顺流而下,在不大的风浪中“胜似闲庭信步”。

  在武汉,毛泽东还接见了美国友人、作家路易斯·斯特朗,会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元帅只是在岸边看着,听毛泽东大讲搏斗和征服的理论。毛说我们不怕大风大浪,蒋介石大吧,美国人大吧,只要你敢顶,就没什么可怕的。毛还对美国作家说,我还想游密西西比河,大概美国总统不同意吧。

  照片选择

  这次游长江自然会留下许多好照片,但传播最广的、家喻户晓的名作,当属他在快艇上的这一张。其不仅在报刊上广泛刊登,还以宣传画、展览图片等形式流传在中国的各个角落。

  既然是反映伟大领袖游长江,为什么不选一张水中游泳时的照片作为代表作广泛传播呢?原因很简单,就是游泳时只能从高处向低处拍,而这样的拍摄角度基本没有办法获得伟岸、神威的形象,相反只能产生俯视、渺小的效果。对于伟大领袖来说,伟岸神威的形象,要比游泳本身重要得多,加之还有大量的文字报道,照片用在船上身着浴衣这样的情节来点明游泳就足够了。尤其还要挥手,在船上挥手,就会有“毛主席挥手我前进”的效果,在水里挥手,虚假做作不说,还容易给人以“救命”的错觉。

  拍摄由来

  这幅作品的拍摄者是曾在毛泽东身边任专职摄影师、新华社中央组的著名摄影记者钱嗣杰。钱老1946年参加革命,是地地道道的“红色摄影师”,如今离休在家。回忆起当时拍这幅照片的情景,钱老说:

  1966年7月16日这一天,天气特别好。……当时正好在举行第11届横渡长江游泳比赛,江边两岸都是游泳的人们,为避免和人们相遇,主席的快艇停在江中心。主席游完上了船,就问我们这些人(警卫、大夫、护士、我)游了没有,我们说游了,他才高兴,披上睡衣在甲板上散步。这时被一个游泳的小学生发现了:毛主席!小学生喊了一嗓子。这下不要紧,所有的人都开始往主席的船游过来,警卫们着急了,赶快让主席的船离开,但人们仍然在欢呼,喊着“毛主席万岁”,“我看见毛主席了”。水上顿时组成了一道红色的长城——红旗和红色的游泳衣。我也被这番景象所感染了,快步到了主席的旁边,拍了这张他向群众挥手的照片。

  渡江活动

  毛主席用“畅游长江”来抒发他的豪情斗志,晚年的邓小平则常说:“我能游泳,说明我身体还可以,我能打桥牌,说明我脑子还可以。”是呀!在伟人政治的时代,领袖的身体和大脑,无不关系着民族、国家的命运。所以,他们的健康不仅是自己的话题,还是全国人民,乃至国际社会的重要话题。

  与这次在快艇上挥手仅隔一个月,便是毛主席更为著名的一次挥手——在天安门城楼上向百万红卫兵大军的挥手。这一挥的神力可谓史无前例,它令“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最终的结果是,神州大地犹如台风袭过,一片狼藉,惨不忍睹,这是后话。

  受这次毛泽东游长江的激励,很多地方都展开了渡江活动,因为“大风大浪”和“搏斗”与“革命行动”、“英勇气概”这类内容总是很协调,既然崇拜伟大领袖,那当然要以实际行动来证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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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高棉 [转帖]


红色高棉留给世人一个也许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这就是,一个为人类美好理想奋斗的组织,为何在现实中走得如此之远
●农村包围城市的又一成功实践
1960年9月30日,在金边火车站的一间破旧房屋里,柬埔寨劳动党宣告成立。在新建的组织里,一批五十年代留法归来者如波尔布特、英萨利、宋成、乔森潘等进入中央领导层。
1962年柬共总书记杜斯木神秘失踪,波尔布特继任。从此,“留法派”成为柬埔寨革命的领导核心。六十年代初的柬埔寨,是绝不允许共产党组织存在。1963年5月,波尔布特、宋成、英萨利等被迫逃入磅湛丛林,在农村进行革命宣传。
1967年4月,马德望三洛地区农民爆发反征税暴动。已正式改名的柬埔寨共产党,他们觉得开展武装斗争的时机已成熟,于是建立起自己的武装——柬埔寨革命军,并在各地发动起义。柬革命军在政府军围剿下东躲西藏,疲于应付。然而,美国对柬埔寨的干涉为红色高棉带来了崛起的意外机遇。正在忙于越南战争的美国对西哈努克政府的中立偏左政策深为不满,1969年3月起派飞机轰炸成为北越“庇护所”的柬埔寨领土。民族矛盾上升为柬国内主要矛盾。柬共转而扛起抗美救国的旗帜。年底革命军就增至2500人。
1970年3月18日美国策动柬右翼势力朗诺、施里玛达等发动政变,废黜西哈努克。1970年4月美国和南越军队入侵柬埔寨南部。大敌当前,西哈努克和柬共拚弃前嫌,携手抗美,结成抗美救国统一战线。
1971年底抵抗力量粉碎朗诺政府的“真腊二号”军事行动,已取得战场上的主动。1973年8月美机停止轰炸。民族解放武装力量发展到5万人,解放了90%以上的国土,完全控制金边外围地区。1975年元旦,抵抗力量发起总攻。4月1日,朗诺以去外国治病的名义离开金边。4月17日,金边挂起了白旗。红色高棉取得了抗美救国战争的全面胜利,在世界上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例子。
●要“一举建成共产主义”带来的灾难
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欢迎胜利者,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
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红色高棉宣布要在十到十五年内使国家实现现代化。把柬变成一个农业社会后,它着手推广原在解放区实行的合作社制度。取消货币和市场,实行按需分配和全民供给制。男女老少集体劳动,在公共食堂集体就餐。柬埔寨原是个鱼米之乡,但因粮食产量逐年下降,人们只能勉强喝上稀粥。红色高棉禁止私人拥有财产,取消家庭,甚至婚姻也由组织安排,婚后夫妇要分开居住。禁止人们从事宗教活动,勒令僧侣还俗。视知识为罪恶,不设正规学校,禁用书籍和印刷品。只唱革命歌,跳革命舞,取缔传统歌舞戏剧,严禁西方文化传播。人们不能自由流动。全国没有邮政电信,也没有医院。红色高棉把人分为“旧人”和“新人”。“旧人”是攻克金边前已在解放区的人口,主要是农民。“新人”则是旧政权的军政人员、知识分子、僧侣、技术工人、商人、城市居民等他们处在“旧人”的监督和管制下,食不果腹地从事超强度的体力劳动,饿死、累死和被随意处死者不计其数。
1976年1月柬颁布新宪法,改国名为民主柬埔寨。4月西哈努克被迫退休,随后遭到软禁。他的子女亲属十几人照样作为“新人”下放劳动,最后下落不明。
1976年夏,一直处在幕后的波尔布特出任政府总理。年底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而后开始了对党组织的内部清洗。大批革命志士成为自己同志的刀下鬼。仅金边南部的“图士楞”监狱就处决了14000名柬共干部及其家属。民柬对外也处在自我封闭状态。到1978年底,除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外,全世界只有埃及在这个国家派有外交人员。柬共认为,革命后柬已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要消灭各种差别,“在柬埔寨一举建成共产主义”。而柬共的“组织绝对正确”论和波尔布特在党内的绝对权威,使红色高棉的种种极端乃至残暴的政策得以实施。在其执政的三年多时间里,柬埔寨至少有100万人非正常死亡,而当时该国总人口只有700万人。
●在十四年抗越战争中重整旗鼓
1978年12月25日,越南10万“志愿军”兵分七路入侵柬埔寨。1979年1月7日越军占领了柬首都金边。翌日越南拼凑成立韩桑林傀儡政权,即“柬埔寨人民共和国”。民柬执政时代结束。仅仅两周时间,民柬就兵败如山倒,政权不保。除兵不如人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普通百姓希望早日结束民柬的恐怖统治,并不响应政府发出的抗敌号召。四下逃散的红色高棉官兵渐渐聚集起来。他们整编军队,在西北和西南山区建立根据地,进行有组织的武装抵抗斗争。1981年后民柬国民军逐渐恢复了元气,摆脱被动防御。民柬领导人也多少进行了一些反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宗教政策上,民柬也作出重大调整,重新赢得了部分民心。1981年12月柬共宣布自动解散。1985年波尔布特、农谢和切春宣布退休。这些举措改善了红色高棉的外部形象。实际上柬共仍然存在,而且这些“退休者”仍决定着红色高棉的一切。

尽管西哈努克憎恶红色高棉,为了共同的抗越大计,还是再度与之携手合作。1982年6月,民柬、西哈努克和宋双三方决定成立民柬联合政府。西哈努克任主席,乔森潘任副主席兼国民军总司令,宋双任总理。团结抗越局面的形成为红色高棉赢得了极为有利的外交环境。到八十年代末,红色高棉是抗越力量三方中最大的派别,也是仅次于金边当局的柬第二大政治军事势力。
●战略失策和内部分裂导致衰亡
1989年9月越南从柬埔寨撤军。1991年10月23日,柬冲突四方在巴黎签署《巴黎和平协定》。柬将实现民族和解,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大选。组成新政府。从1992年2月起,联合国陆续派出22万工作人员,花费近28亿美元来帮助柬实施和平协定。而作为协定签字方之一的红色高棉却拒绝与联合国合作,抵制大选。除红色高棉外,其他19个政党都参加了1993年5月举行的大选。而红色高棉白白葬送了合法回归柬政坛的历史性机遇。大选后柬组成王国政府,奉辛比克党和人民党达成妥协联合执政,拉那烈任第一首相,洪森为第二首相。红色高棉失去国内盟友和国际支持,陷入全面孤立。红色高棉虽想在新政府中谋取一席之地,但又不愿面对宿敌洪森派控制新政府的现实,更不愿交出控制区和解散武装。双方的两次圆桌会议都无法达成协议。1994年7月7日,柬议会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
在政府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红色高棉内部思想混乱,官兵厌战思乡,开始逃离。对此,强硬派领导人始终没有制定切合实际的对策。波尔布特对外迷恋军事斗争的魔力;对内他坚持抗美时期的做法,反对自由经济和私有财产,强化他的绝对领导,清除不同意见者,结果激起内变。红色高棉二号人物英萨利主张政治和谈和内部改革,但不为波尔布特所容,作为“享乐主义”和“投降主义”倾向受到批判。1996年8月他率领两个师“与波尔布特派分道扬镳”。拉那烈和洪森马上与他达成和解协议,允许他在其控制区享有自治权利。西哈努克国王还下令赦免英萨利。英萨利的分裂使红色高棉丧失了4000人的精锐之师,又失去了重要的木材和宝石等经济来源。而政府既往不咎的和解政策,则摧垮了红色高棉官兵的心理防线。红色高棉的解体已是不可避免。不久又有十几个师脱离波尔布特,而后改组并入政府军队。到1997年5月,红色高棉已丧失了近80%的作战部队,大势已去。
1997年6月民柬国民军总司令宋成密谋投诚,波尔布特得知后派人枪杀宋成夫妇及其8个子女。红色高棉官兵忍无可忍,第一次把枪口对准了自己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仓皇逃命,但为部下抓获,随后被公审判处终身监禁。红色高棉希望通过此举改善形象,寻找出路,但因波尔布特是红色高棉的灵魂和象征,对他的审判显然更使民柬群众士气涣散。
1997年奉辛比克党与人民党明争暗斗,又给残存的红色高棉一线希望,部分民柬武装甚至与拉那烈派结盟反对人民党。然而,7月初洪森以武力驱逐了拉那烈,完全控制了局势。红色高棉的如意算盘又一次落空。此后在国际压力下,柬再次举行大选,拉那烈派与洪森派重新妥协,联合执政。红色高棉对前途已完全绝望。
波尔布特1998年4月去世后,剩下的红色高棉领导人陆续走出丛林,形成又一轮投诚浪潮。最后是12月5日肯农等8位将军率数千余部的投诚,以及民柬前主席乔森潘和前人大委员长农谢的回归。1998年成了红色高棉的投诚年和终结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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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卢旺达屠杀和索马里的失败看美国遭遇的无奈[转帖]


  
  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纪念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说:90年代卢旺达和南联盟所发生的大屠 杀是整个人类的耻辱。1998年克林顿总统曾专门飞抵索马里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并宣布援助款项。

  从1994年4月7日开始的100天的大屠杀里有近100万卢旺达人死在弯刀,锄头,棍棒和火 器之下,一半多的图西族人口被灭绝,其杀人的速度数倍于当年纳粹用毒气残杀犹太人的速度。当时联合国驻卢旺达维和部队的指挥官达赖尔将军后来说:只要联合国愿意介入,只要给他5000名精兵就可以阻止这场人类大灾难。

  然而,事实上,只要冷静地思考就可以知道,1994年的那场卢旺达大屠杀不可能被制止。
  首先进行武力干涉的联合国决议不可能及时出台,当时策划和执行屠杀任务的卢旺达军人独裁政府本身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其支持者法国和吉布提等也是安理会成员,他们压根就否认有大屠杀的事情;中俄两国向来无原则的对联合国使用武力介入别国内政持反对态度;美英两国则由于索马里维和行动的惨败而无力再陷“泥潭”。所以,等联合国总部的外交家们辩论结束,艰难地达成一致后,大屠杀也就基本结束了,该杀的都杀了,没杀的也逃走了。在大屠杀后期的6月22日,安理会以10票对零票(5票弃权)通过决议授权法国组建维和部队进入卢旺达时,卢旺达爱国阵线宣布外国军队为干涉卢内政的侵略者,只要在战区内出现就给予坚决的打击。事实上,法国维和部队客观上又给予了大屠杀的组织实施者头目逃脱的机会。

  联合国现有的干涉机制阻止不了卢旺达那样全民性的大屠杀。联合国派维和部队的本意是对都有和平意愿的冲突双方进行隔离和监督,维和士兵没有首先使用武力的权力。所以 达赖尔将军所等来的联合国命令是:“我们不能同意你所计划的收缴武器行动,因为它明 显超越了第872号决议所授予的权限”。联合国部队,西方军队在第三世界国家不能首先开 枪,只能自卫。那些手持弯刀,棍棒和AK47的卢旺达人在手中的凶器落下前是平民,在凶器 落下后也还是平民,维和士兵若要阻止这样的暴行就会造成这样的“平民”纳送觯庋?nbsp;平民伤亡就会遭到某些国家舆论的谴责。这样的维和机制导致了1995年在前南联盟斯雷布雷尼察 联合国划定的“安全区”内,派驻的荷兰士兵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塞尔维亚军队将数万受联合 国决议保护的平民押上卡车带走,以至6天内有7000伊斯兰教徒遭到集体屠杀;这样的维和 机制导致了2003年500名维和士兵在塞拉里昂被集体缴械并被扣为人质。所以,联合国拖沓 ,繁杂的“程序正义”无法面对突发的人道灾难。

  第三,从美国在索马里维和失败的经历来看,卢旺达的大屠杀在当时情况下无法被阻止。索马 里一直是个军阀混战,连年饥荒的国家。当只剩下2个多月生命的晚期癌症患者,着名电影演员奥黛丽.赫本在索马里面对镜头呼吁:为什么我们不采取一点行动去挽救濒于死亡的百姓呢?于是,美国老百姓大受震动,美国政府也在备受压力后向索马里紧急运送粮食和药品 ,但发现大多数的救援物质被军阀头子给截留倒卖了。1992年12月,联合国决定组织一项名为“恢复希望行动”的维持和平行动。索马里各派军阀对联合国的干涉不满,他们无一列外地扛起了反抗外国侵略的民族主义大旗。“索马里联合大会”领导人法拉赫.艾迪德还对对维和部队采取伏击行动,造成数十人伤亡。1993年8月,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维和部队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抓捕这次暴力事件的幕后策划者艾迪德。当时负责索马里事务的联合国特使请求美国增派特种部队帮助抓捕。从这里看到,以美国人为首的由20多个国家组成的联合国部 队既代表了良知和正义,也有了动用武力的合法性。但在索马里军阀们看来,他们更具有反 抗外国武装干涉内政的天然权力。

  美军“游骑兵”特遣队在索马里先后6次单独执行抓捕任务,都很顺利。但在1993年10月3日下午3时,突降的特遣队员在10分钟内就将正在开会的几十名艾迪德武装分子抓获。就在准备撤离的时候,艾迪德利用清真寺的广播鼓动:“出来为你的家园战斗吧!走上街头去打击侵略者吧!”。由此,索马里穆斯林武装分子从四面八方赶来,虽然他们手持AK47步枪和弯刀,还着开车或奔跑着与美国士兵抢占控制点,美国大兵却不能拿他们怎样,他们在扣动扳机前都是平民。更多的索马里人则兴奋地跟随着美国大兵,就象观看拍电影一样,而武装分子则利用人群向美军射击,一名枪手甚至利用3名妇女作掩护,趴在地上从妇女的胯下向美军开火。打死了美国人是索马里人的勇敢,被美国人打死了,那是美国屠杀平民,就这样,暴露的美军就成了活生生的靶子。最后两架直升飞机被击落,18名美军特种队员被打死,其尸体被索马里人拖着游街的镜头赢来了电视机前的 现在,我们再看看《人民日报》是怎样说的。《人民日报》就此刊登文章说:“美国舆论一片哗然,一致抨击美国政府出兵索马里。同时,国际上的批评也不绝于耳:埃及外长穆萨表示,目前索马里发生的一切,将会给索马里民族和解进程增加新的 障碍;法国国防部长莱澳塔尔指责美国的所作所为超出了“人道主义使命”的范畴,变成了“不能容忍的对抗”;德国报刊称,美国正在索马里进行“一场肮脏的战争””。奉联合国 之命并应联合国特别之请求,代表了“良知”和“正义”的美军的可怜下场令人心悸。

  刚刚上台还不到一年的克林顿灰头灰脸,只得下令撤出索马里援助计划。他感叹道:美国人给索马里送去了成千上万吨的粮食和药品,索马里人则送给了美国十几俱士兵的棺木。

  有20多个国家参与,耗资20多亿美元,历时27个月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彻底地失败了。当时,在索马里的不是5千名精兵,而是3.7万强兵,其中美国就派出了2.7万。这7倍于达赖尔将军所要求的军队也没能阻止接下来的更为惨烈的,使得数万索马里人丧身的战争灾难,还白白 断送了100多名和索马里人无亲无故,无怨无仇的维和士兵的性命。

  现在,可能会有人说,美国应该不惜再牺牲18人,不惜杀掉3000索马里人,或许就可以挽救后来丧身的数万的索马里人了。可是,索马里人会答应吗?世界舆论会答应吗?我们中国的《人民日报》会支持吗?凭什么要求美国人出钱出命讨挨骂呢?

  黑鹰堕落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美国人的威风扫地了,美国人彻底地滚了出去,可是仅仅一个月后,一场被称为人类的大灾难开始上演了,那就是卢旺达百万大屠杀。18俱美国大兵棺木的后面是数万索马里人的尸体,数万索马里人尸体的后面又是百万卢旺达人的头颅,密密密麻麻地排列在纪念馆里,这不是偶然的,这是一种古老的“宿命”。一 些学者认为,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卢旺达的屠杀可以避免。那就是,在索马里,国际社会消除意识形态上的歧见,团结一致地放开手脚地打击各种军阀,赢得维和行动的成功。在这样威震力量的协 助下,达赖尔将军的5千精兵才可能有所作为,否则手里的尖端武器就成了拨火棍,维和士兵就成为活靶子。

  历史不能改写,事后只能假设。

  在卢旺达,美国人当时明智地选择了“不作为”,所以100万的死难者中没有一个是美国大兵杀的,但美国还得为此道歉并用纳税人的钱去洗刷“罪责”。如果联合国真的通过决议介入,如果美国真的派了5千或5万精兵去了卢旺达了又会怎么样呢?一年前,美国人应联合国决议的要求去了索马里,被媒体说成是贪图中非宝石去侵略人家,美国人被暴尸街头的场面不少人至今还在津津乐道,更多的人心里惦记着的是美国大兵杀了更多的索马里平民。如果一年后,美国真的选择“作为”去了卢旺达的话,在那 种野蛮屠杀的情形下,肯定会用手里的尖端武器杀一些卢旺达人,不然如何平暴?但无论所杀的是真暴徒还是假平民,人们会永远记着被美国大兵所杀的100个卢旺达人,定然不会想到美国大兵可能因此挽救了100万个卢旺达人的生命。如果“美国大兵杀100人”和“卢旺达人杀100万人”可以放在世人面前自由选择的话,那么除了那些极端反美人士外,无疑都会选择前者。
  但问题是,事先谁也无法料到会有100万人被杀,即使有明显迹象显示会发生,那么是联合国或美国否就可以据此“先发制人”呢?

  1994年的卢旺达与现在的伊拉克也有极其相似的一面。那些极端分子所控制的报纸电台等媒体不但鼓吹暴力还煽动仇恨外国人。当卢国总统的座机被击落时,这些媒体渲染是图西族人串通西方人干的。
  当驻在卢国的比利时军队奉联合国之命保护卢国总理时,被宣传成帮助图西族人策划屠杀胡图族人,并残忍地杀害了被他们称为侵略军的比利时士兵。现在知道,这是胡图族武装迫使联合国撤出维和部队的阴谋,其目的是为了不受限制地屠杀,驱赶图西族人,以达到阻止图西族分享政府权力的目的。
  看客们的一阵阵的欢呼,至今不熄。 现在的伊拉克,象萨德尔这样的宗教军阀一直在广收门徒,组建私军,甚至成立自己的政府。就象在卢旺达胡图族武装所做的那样,他们利用自己控制的媒体制造谣言,散布仇恨。比如把阿里清真寺汽车爆炸(炸死着名什叶派宗教领袖哈吉姆等129名什叶派信徒)说成是美国人策划的,把炸死56名接受训练的伊拉克新警察的爆炸说成是美国阿帕奇直升机发射的导弹造成的等等。

  在卢旺达,胡图族极端分子的报纸《KANGURA》煽动说:“让胸中继续的愤懑都爆发出来吧……。在这样一个时刻,鲜血将滚滚成河”,在伊拉克,萨德尔德报纸《阿尔-哈瓦兹包》也充斥着同样的煽动。随着6月30日移交权力的临近,掌权无望的萨德尔利用清真寺布告鼓动武装围攻本已屈服于311恐怖爆炸压力而决定撤军的西班牙营地从而导致冲突升级,因为他们已经等不及了。逊尼派聚居区的费卢杰也重演了11年前的索马里 暴尸的一幕。

  但这次美国人没有吓破了胆,反而誓言缉拿凶手,平定暴乱,恢复秩序。然而,随着伤亡的增加,目前据媒体报道共有700人之多,虽然联军表示绝大多数为武装暴乱分子,但许多媒体则称被打死的大多数是妇女,儿童和老人。这样,不但各国民众,宗教人士坐不住了,就连被公认最亲美的伊拉克临管会成员阿德南.帕查奇也对美军进行了强烈的谴责,他说:美军的行动是对费卢杰人民的集体惩罚,是不能接受,是非法的。阿拉伯联盟代表会议后,其秘书长穆萨也谴责了美军的行动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称是“无法接受和危险的行为”并表示阿拉伯国家不应对此置之不理。

 

  按照国际法,美军作为占领当局具有维护当地秩序的责任和义务。如果在萨德尔私家武装全面暴乱,费芊送较 击救援组织车队的情况下,美军选择“不作为”的话,那么又会继续遭到“不尽责任和义务”的谴责。批评和谴责都是没错的,但以此来束 炕 复秩序的行动,为暴力活动打保护伞,则反而会令更多的无辜伊拉克平民的伤亡。如果任凭萨德尔武装占领警察局和市政大楼的话,那实力更强大的西斯塔尼什叶派也不会答应。如果美国真的受不了人命的损失,扛不住舆论的打击而滚出伊拉克的话,那么伊拉克就会群雄并起,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就会互相讨伐,欠有30万什叶派和库尔德人命的原统治者逊尼派就很有可能象在原先也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卢旺达图西族一样被要求血债血还。支持什叶派的伊朗,支持逊尼派的沙特和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以及境内有大量库尔德人的土耳其就很难置身之外。

  那样的伊拉克很可能就是三分的伊拉克,那时候的伊拉克很可能就是中东全面大战的策源地 。当然,再残酷的报复战争也会平息的,该杀的人杀光了,杀人的人也杀累了,就像索马里和卢旺达一样暂时和平了。如果那样,10年后,联合国很可能又会定个伊拉克大屠杀反思日 ,在那一天,人们又会谴责美国的自私和冷血:你美国600人的生命就重于200万个中东人吗 ?美国总统当然也肯定会飞抵伊拉克向受害者家属道歉并称诺给予援助补偿。当然,后来的事情谁也无法料到。

  在卢旺达大屠杀发生后,那些一贯高喊非洲的事务由非洲人解决的政治家们的责难无一 例外地指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卢旺达大屠杀10周年的纪念会上,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落泪了,他当时正好是专门负责维和事务的副秘书长,给予维和部队不干涉的命令也正好是他下的,作为非洲人的他应该落泪,但落泪何用之有?

  卢旺达大屠杀刚刚落幕,位于欧盟眼皮地下的前南斯拉夫地区正在互相残杀,作为具有维护世界和平和稳定的联合国又再次轮番开会,各抒己见。声明发了一个又一个,决议出了一拨又一拨,但杀红了眼的各方互不相让。这场出现在欧洲的战乱,着急的是法国,德国等欧洲大陆国家,积极努力寻求联合国武装介入的也是这些欧洲国家,但压力却压向了失意于索马里而无意插手的美国。当时,在美国白宫前,穆斯林民众和人权团体打出了美国是屠杀纵容犯的条幅,甚至高呼克林顿是侩子手的“帮凶”,就和2003年非洲的利比里亚群众在美国使馆前高呼“布什是杀人犯”如出一辙。但当美国终于决定介入时,已经有近20万人死亡 。在北约飞机轰炸的逼迫下,冲突各方于1995年在美国的主导下签署了“代顿和平协议”。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科索沃的阿族穆斯林又和塞族军队互相残杀起来。联合国还是那个联 合国,同为斯拉夫人的俄罗斯和米洛舍维奇老朋友的中国都是具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边是辩论,争吵一直没个结果,一边是处于弱势的阿族穆斯林的村庄被夷为平 地。最后当越过联合国的北约用导弹将塞族军队炸出科索沃时,被安南所称的大屠杀已经酿 成。

  为了清算和惩罚反人道罪行,就象对卢旺达一样,联合国也成立了前南国际刑事法庭。 随着一批又一批的战争嫌疑犯被送上审判台,前南地区渐渐地回复常态。2002年9月,新华 社转载光明日报文章说:“从代顿协议签署至今的7年中,前南各民族间的和解进程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整个巴尔干地区处于十几年来最稳定的时期”。强大武力会带来杀戕,但也能 带来和平与稳定。虽然人们的记忆中存留的是78天史无前例的“野蛮”轰炸,眼前浮现的是 美国巡航导弹下的残墙断壁,耳边想起的是空袭警报和儿童的啼哭声。固然,死于北约导弹下的2000余人(约500多为塞族正规军军人,其余为民兵警察和无辜平民)的命是宝贵的,但也应该看到死于种族仇杀的20多万平民的血也是热的,更应该看到北约的导弹熄灭了有名 的巴尔干火药桶,维护了欧洲的和平和稳定。

  在今年召开的防止种族屠杀国际会议上,许多国际领导人都表达了阻止悲剧重演的决心 ,并给出了5项建议,比如将灾难扼杀于萌芽状态;干涉散布仇恨鼓动暴力的“民族主义” 媒体;切断外界支持和禁运武器并进行必要的武装干涉。

  然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国都有各自的国家利益,坐以 论道还行,一旦涉及出钱出力的时候就难达一致。假如在1994年的卢旺达维和需要100亿美 元和5000精兵的话,如果英美能出75亿和3000精兵,那么中法俄能出25亿美元外加2000精兵 吗?再说,情报毕竟是情报,虽然一直有大量的情报指向朝鲜的核设施,但谁又能保证不会 出现象伊拉克WMD那样的滑铁卢呢?如果不是卡扎非主动配合,利比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库怎么会大白天下呢?即使确有情报显示某国有大屠杀的迹象,是否就可据此“先发制人” ?在事发前,再好的情报也只是表明一种可能,就像本拉登的炸楼和萨达姆的违禁武器一样 ,虽然都有一些情报的支持。即使在屠杀发生后,也还有一个定性和程度问题,就像在卢旺达和前南联盟一样,联合国内部一直在为“是否出现了种族屠杀”而争论不休。

  在联合国的主导下,组建维和干涉部队“以暴制暴”基本上得到了多数国家的认同。但怎样实施武力又成了问题的焦点。当卢旺达大屠杀开始时,已有数千联合国的维和部队驻扎当地,但主持维和工作的副秘书长安南依据安理会的决议下达给达赖尔将军的命令则强调:
  “务必避免可能导致使用武力的举动”。中国社科院西非研究所的张郇在中央电视台卢旺达 大屠杀专题节目中说:“恰恰是因为索马里的行动,他们(指美军)特别讲究交战规则,你 所面对的持枪的人没有朝你开枪的话,你就无法开枪,就无法保护大批说救救我们的卢旺达 人,没法保护他们,因为你无法首先开枪,怎么能阻止那些拿着枪,拿着刀去杀人的人呢? ”。事实上,在南联盟也是这样,塞族军队平时对待维和士兵客客气气,相当友好,但一旦 他们认为有必要时,就当靶子来打。

  在当今的社会舆论和现有的国际法的框架下,外国部队处于天然的道德劣势,稍有差错 就会被指控为“公然违反国际法”。更由于文化和宗教的差异,即使没有差错,一个看似高 傲的姿势,或是一个看似鄙视的眼神也会被媒体渲染,更会被借以煽动仇恨。那些与维和士兵对立的当地武装分子不但占据了“反 骨致院 占领”的道德制高点,还掌控了战场上的何 时打怎么打的主动权。国际社会出于对武力的恐惧和警惕,给予了强势一方格外的关注和限 制。但由此来束缚强者的手脚封住他们的嘴巴来获得所谓的均势,则会在事实上纵容弱势一 方的为所欲为,在客观上造成更多的平民的伤亡。在伊拉克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情况,伊拉克妇女小孩围着美军看打战热闹,血气方刚的青年不时地扔几块石头,武装分子则躲在后边放冷枪。新闻晨报几天前发表了这样一篇文章,叫着“并不可怕的美军”,那么这样一支“ 不可怕”的军队怎么能履行职责, 头1 徒,恢复秩序和保护平民呢?

  联合国是什么?目前的联合国不是国家的上级组织,只是众多国际性组织中的一个,她 的合法性是来自于成员国的认可,她的现有权威是来自几个大国的意志和实力。十年过去了,卢旺达大屠杀纪念馆理令人惊骇的累累白骨并没有阻止仍在发生或者将要发生的种种非人

  道行为,国际社会显然应该存在意志强有力的干涉力量,这支力量显然不应该仅由美国等少 数强势国家来充任,但如果强势的美国撒手不管,联合国是否能够担此重任?如果她能,那 么萨达姆也就不能与她玩耍12年的猫鼠游戏,延续至今的伊拉克战争也就不会发生了。

  安南在种族屠杀纪念会上警示国际社会:苏丹是最有可能出现种族大屠杀的下一个国家 。苏丹就是那个和乌干达、塞拉里昂等一起努力将美国踢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国家,苏丹还是我们中国在非洲的主要盟友和贸易伙伴,也是我们主要的经援和军援的对象,但愿安南 的警告不会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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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余则成”们在台湾的最后结局[转帖]


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文/国家历史特约 亢霖

  20世纪中叶,对台湾和大陆来讲都是历史的十字路口。风云变幻、波澜诡谲的历史大背景下,上演了一幕幕爱恨情仇。岁月慢慢流逝,一群为理想奋斗拼搏,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人,几乎隐没在历史的深处。他们是当年肩负使命,在台湾秘密潜伏的人。在当年台湾当局的口径中,他们是“匪谍”、“共谍”,在海峡对岸的记忆中,他们有个响亮的名字──台湾地下党。

  源起

  在热播一时的电视连续剧《潜伏》中,地下工作者余则成随同国民党前往台湾,继续“潜伏”,他也是“台湾地下党”的一员。台湾地下党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名称,而是在中共领导下,隐藏潜伏在台湾,从事谍报工作的地下工作者的一个统称。

  左翼力量早在台湾光复之前便有萌芽,并产生了台湾的共产党组织。不过,日据时代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影响的台共组织并不隶属于中国共产党,而是日本共产党的分支。

  1928年,在上海参与创立台湾共产党的台湾留俄学生谢阿女不会想到,二十年后,世人记住的是她另一个名字:谢雪红。谢雪红1901年出生于台湾彰化,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她在1928年参与创建的台共组织被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1945年台湾光复后,她和她的同志重新开始了曾被日本殖民统治者扼杀的左翼政治活动,并在“二?二八”事件中领导了台中地区的武装斗争,后经香港返回大陆,创立大陆的民主党派之一──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谢雪红是一类台湾地下党成员的典型。他们与余则成不同,是土生土长的台湾人,在组织上同共产国际、日共、中共都有关系。

  1945年8月,台湾籍干部蔡孝干被中共中央派遣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成为台湾地下党的领导人。蔡孝干不仅和谢雪红一道参与过1928年台共的创办,还参加过长征,是在中###内成长起来的台籍革命者。蔡孝干于1946年7月到达台湾,标志着岛内的台共活动有了相对统一的组织领导。事实上,蔡孝干代表着台湾地下党的另一类组成人员──曾长期在大陆奋斗的台湾人。中###内的历炼使他们获得信任,台湾籍的出身又是他们展开工作的宝贵财富。不过,正由于他们长期的大陆经验,跟本土成长起来“旧台共”和台湾本地人有一定隔阂。按照台湾的习惯,他们被称作“半山”。

  蔡孝干到达台湾后,与陈泽民、洪细樵、张志忠等人一道完善党组织,开展联系潜在台共人士和左翼积极分子等活动,并在1947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就北平发生美军强奸女学生事件发动大规模反美示威。至于秘密搜集传递情报,则主要依靠“余则成”那样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潜伏者。

  “虎穴忠魂”

  在任何一种对台湾历史的叙述中,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都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后来台湾当局称这场席卷全岛的民众反抗运动 “受到###匪谍的煽动、主导”,其实中共台湾省工委并没有积极参与。然而,谢雪红、张志忠两人却分别成为台中、嘉义两地武装反抗的领袖。“二?二八”事件之后,由于当时的国民党当局丧失民心,在台湾的中###组织迅速发展,人数激增一倍。“二?二八”事件前,地下党的组织延伸主要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知识精英当中,在台湾土生土长的吴克泰、刘青石等人便在这个阶段加入,其中还包括一个日后人尽皆知的名字——李登辉。根据李登辉当年的入党介绍人吴克泰回忆:李登辉1946年由东京帝国大学毕业返台后,便向吴克泰流露出信奉共产主义的思想。后来,在吴克泰的介绍下,李登辉表示愿意加入共产党,并向张志忠递交了自传,蔡孝干不久就批准李登辉入党,并由吴克泰与其进行单线联系。

  与组织发展相比,真正的谍报工作更惊心动魄。据刘青石回忆,当时他在蔡孝干的领导下,负责台湾地下党与中共华东局的联系。一次,他乘渔船返回大陆,在港口接受检查时,用药水写在点心盒包装纸上的文件在日光下隐约显形。他情急之下主动打开包装纸给检查人员看,涉险过关。为了保证安全,他精心选择了一条台湾和上海之间走私菠萝罐头的路线传递档案和指示,并向蔡孝干建议,一旦情况危急,就用这条走私线路离开台湾。

  出生于北京的汪声和是类似余则成那样的潜伏者,他在上海打入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担任无线电报务员。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他奉命潜入台湾。他先到香港与同为地下工作者的妻子裴俊会合,借着国民党政府民航局撤退到台湾的机会,到达台湾。随后,他在台北市厦门街设立秘密电台,发回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余则成”是一个艺术形象,如果要在现实中找一个最贴切的原型,许多人会想到吴石。这位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的军事专家在抗战中屡立战功,同时也在官场沉浮和派系倾轧中逐渐对国民党当局失望。到抗战末期,吴石升任重庆军政部部长办公室中将主任,曾帮助地下党人吴仲禧谋求国民党内职位。1947年到1948年间,中共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吴石在吴仲禧介绍下,正式开始为党工作,接受地下党员何遂的领导。此后吴石历任“国防部”中将部员、福建“绥靖公署副主任”,借这些职务之便,将大量机密情报、档案等送交党组织。

  1949年7月,已被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的吴石在香港见到吴仲禧,后者表示他可以不去台湾,转赴解放区。吴石当即表态:自己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有机会,个人的风险算不了什么。为了避嫌,他还携夫人和一对小儿女一同赴台,留下大儿子和大女儿在大陆。

  吴石到台后,代号为“密使一号”。从他所处的职位,可想而知他所能接触和掌握到何等机密的情报。此时,中共华东局决定派遣长期在沪、港之间从事情报工作的女谍报员朱谌之与吴石联系。朱谌之于1949年11月27日由香港抵达台北,她先与蔡孝干取得联系,随即与吴石在其寓所中会面。通过朱谌之,吴石将包括台湾、金门等地的军事地图、军队部署、机场及飞机状况等情报经香港转交中共华东局。毛泽东叮嘱有关人员“一定要给他们记上一功”,并挥毫赋诗:“惊涛拍孤岛,碧波映天晓。虎穴藏忠魂,曙光迎来早。”

  牺牲

  有奋斗就会有牺牲。而在斗争的过程里,有多少英勇不屈,就有多少变节叛卖。这其实是台湾地下党血色浪漫般的命运的写照。而由于台湾的历史结局与全国其他地区迥异,让他们的牺牲更显悲壮。变节者中最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党组织的最高负责人蔡孝干。1949年,撤离到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了保住最后一块立足之地,采用了更加残酷、严密的抓捕和镇压行动。这种做法实际上延续多年,造成台湾历史上的白色恐怖时期,许多无辜的人被殃及,真正的中共地下组织更受到严重摧残。

  1949年12月,台湾当局建立“国防部总政治部”,由蒋经国出任主任,对军队和保安机构实施特务控制。在这个机构的策划下,国民党军警对中共地下党组织展开有效破坏。从1950年1月起,军警相继逮捕杀害多名地下党员。1950年2月,汪声和设在台北厦门街的电台被保密局人员发现,汪声和同妻子裴俊等四人被捕,不久后殉难。

  1月29日,蔡孝干被捕。这位经过长征考验的领导者一周后就叛变了,并供出了有关台湾地下党的所有名单资料,400多名地下党员由此被捕。惨烈的一幕由此开始,变节招供的活命,立场坚定的不屈者马上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鲜血染红了台北近郊马场町刑场的弹丸之地。

  1950年2月2 日,朱谌之的身份暴露,此时前往香港、上海的海上和空中航线都被封锁。吴石本人虽已处于极度危险之中,仍冒死为朱谌之签发特别通行证,送她飞往舟山。不久,由于叛徒的出卖,吴石也暴露了。由于他在国民党内特殊的身份和职位,此案令蒋介石极为震惊,他亲自下令逮捕吴石,朱谌之也由舟山被押回台湾。这便是举世震惊的吴石案。1950年6月10日,吴石、朱谌之等四人英勇就义。

  这一年,被杀害的中共地下党员和左翼人士数以千计。

  终局

  2000年8月25日,《1950仲夏的马场町——战争、人权、和平的省思》特展在台北“二?二八纪念馆”揭幕。这是台湾地区第一次打破禁忌,客观展示了当年国民党政权在台北马场町刑场杀害共产党员与左翼人士的情形。

  变节者苟活一时,但人生的故事并未结束。蔡孝干后来出任台湾当局安全部门少将副参议副主任,从此开始了低调的著述生活,著作有《台湾人的长征纪录》等。他于1982年在台北病逝。

  也有历经九死一生返回大陆的人,从此经历另一种人生。谢雪红、吴克泰等早在“二?二八”事件后便返回大陆,见证了新中国诞生、成长,也经历了数十年的沧桑沉浮。台湾党组织在1950年被破坏后,刘青石历经艰辛,直到1956年才经香港返回大陆。此后,他在北京清河农场劳动了22年,直到文革后才获得平反。

  还有一些人幸未蒙难,也未返回大陆,便在台湾定居。近年来,随着两岸时局的变化,台湾岛内不时有人站出来声称是当年潜伏下来的地下党员。有的确实是地下党外围活动者或同情者,有的则是冒充。

  台湾地下党组织的历程也许是整个中###史上最复杂、最难解的部分之一,直到今天,众多资料还矛盾重重,一些人口中的英雄和烈士,在另一处却被指为叛徒。后人唯一能做的,是在精神深处珍视那些真正为理想、信仰不畏艰难、流血牺牲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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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曹操的领袖气质[转帖]


  《三国演义》第一回写到:汝南许邵,有知人之名。操往见之,问曰:“我何如人?”邵不答。又问,邵曰:“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操闻大喜。

  许邵的内心是矛盾的,虽然鄙薄操之为人,却又不敢得罪对方,一句“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真是高明得体,这也是全书描写曹操的一个纲。作者的意图是把曹操放在汉室正统的对立面,令其扮演奸相的角色,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他平定北方之功绩,所以,《三国演义》中写得最复杂是曹操,最难理解的人物也是曹操。无论怎样,曹操特有的人格魅力是无法掩盖的,演义如此,历史亦如此,这里仅就其具备的领袖气质做一些探讨。

  笔者认为,曹操的领袖气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行事果断,豁达自信,知人善任。

  一、曹操遇事能够当机立断,是由其性格直接决定的,这一点是领袖必备素质。操初入仕途时,完全没有纨绔子弟的享乐习气,一心革除弊政,厉行法治。当时宦官弄权,朝政混乱,而他能不畏权贵,表现出了大政治家的魄力:

  曹瞒传曰:太祖初入尉廨,缮治四门。造五色棒,县门左右各十余枚,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后数月,灵帝爱幸小黄门蹇硕叔父夜行,即杀之。京师敛夡,莫敢犯者。(《三国志·武帝纪注》)

  换了别人,考虑到蹇硕的权势,恐怕也就算了,曹操则不然,其果决性格由此可见一斑。再来看看官渡之战中曹操是怎么扭转局面的:

  冬十月,绍遣车运谷,使淳于琼等五人将兵万余人送之,宿绍营北四十里。绍谋臣许攸贪财,绍不能足,来奔,因说公击琼等。左右疑之,荀攸、贾诩劝公。公乃留曹洪守,自将步骑五千人夜往,会明至。琼等望见公兵少,出陈门外。公急击之,琼退保营,遂攻之。绍遣骑救琼。左右或言“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公怒曰:“贼在背后,乃白!”士卒皆殊死战,大破琼等,皆斩之。绍初闻公之击琼,谓长子谭曰:“就彼攻琼等,吾攻拔其营,彼固无所归矣!”乃使张合、高览攻曹洪。合等闻琼破,遂来降。绍觽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三国志·武帝纪》)

  许攸献劫粮之计,这时“左右疑之”,曹操却敢于一博,亲自前往。乍看去,曹操把全军成败系于来投的敌将,实为孤注一掷,与赌徒无异,但如果考虑到当时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理解他了:“公与绍相拒连月,虽比战斩将,然觽少粮尽,士卒疲乏。”(《三国志·武帝纪》)可见若不用许攸之计,等于坐而待毙,与其这样,倒不如赌上一把,尚有取胜的机会。从这件事情中,足见曹操当机立断决策之明,比之优柔寡断的袁绍,高下立分。

  二、所谓文如其人,从“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一个豁达自信的曹操仿佛就站在我们面前,雄姿英发。曹操的这一性格本身并无特别之处,难得的是往往在逆境中凸现出来:

  曹瞒传曰:公将过河,前队适渡,超等奄至,公犹坐胡黙不起。张合等见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骑追射之,矢下如雨。诸将见军败,不知公所在,皆惶惧,至见,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几为小贼所困乎!”(《三国志·武帝纪注》)

  兵败之际,毫无颓态,反而大笑,不愧为一代枭雄!可以想象,当时军心低落,主帅的态度直接决定了士兵能否振作起来。一声大笑,一番狂语,有如冰天雪地里的一堆篝火,不仅会给将士们带来温暖,还能够鼓舞士气,这才是优秀主帅的风范。再有,官渡之战结束后,“公收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三国志·武帝纪》)此事堪称中国权术史上的经典一幕,仔细想想,这一招实在是高明:若追究下去,难免造成人心惶惶,对于大战方息的曹操军团来说,内耗无异于自取灭亡;若既往不咎,小可收买人心,大可稳定局面,一举两得。可见曹操的头脑是很冷静的,狭隘之辈绝对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如此魄力从哪里来?还是要归功于他的豁达自信。
  
三、三国时期的军阀用人问题非常复杂,足够写一篇论文来探讨了,单就曹操而言,他充分做到了知人善任。史言曹操:“知人善察,难眩以伪,拔于禁、乐进于行陈之间,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皆佐命立功,列为名将;其余拔出细微,登为牧守者,不可胜数。”(《魏书》)孙权谓操:“御将,自古少有。”(《三国志·诸葛谨传》)下面举例说明之:

  太祖既征孙权还,使辽与乐进、李典等将七千余人屯合肥。太祖征张鲁,教与护军薛悌,署函边曰“贼至乃发”。俄而权率十万众围合肥,乃共发教,教曰:“若孙权至者,张、李将军出战;乐将军守,护军匆得与战。”诸将皆疑。辽曰:“公远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合逆击之,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守也。成败之机,在此一战,诸君何疑?”李典亦与辽同。于是辽夜募敢从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飨将士,明日大战。平旦,辽被甲持朝,先登陷陈,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权大惊,众不知所为,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守。辽叱权下战,权不敢动,望见辽所将众少,乃聚围辽数重。辽左右麾围,直前急击,围开,辽将麾下数十人得出,余众号呼曰:“将军弃我乎!”辽复还突围,拔出余众。权人马皆披靡,无敢当者。自旦战至日中,吴人夺气,还修守备,众心乃安,诸将咸服。权守合肥十余日,城不可拔,乃引退。辽率诸军追击,几复获权。太祖大壮辽,拜征东将军。(《三国志·张辽传》)

  史家对曹操的教令颇为赞赏,胡三省认为操以“辽、典勇锐,使之战;乐进持重,使之守”。由上可知,操是善于用将的。此外,曹操还能够因才授职。建安元年,为解决军粮供应问题,操用枣祗、韩浩等议,兴办屯田,后命任峻为典农中郎将,据《三国志·任峻传》记载:“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至于象郭嘉、荀彧等这样的卓越文臣,曹操更是招用有术,不复赘言。

  三分局面形成以后,曹操多有剪除异己、兔死狗烹之举,这是为子孙代汉做准备。封建统治者大都如此,对操也就不必苛求了。
  曹魏人才云集,为三国时期之最,这与曹操的个人魅力有一定关系,包括领袖气质。以上我们探讨了曹操领袖气质体现的三个方面,最后以一首词来结束本文: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鱼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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鉄木真因生殖器被西夏王妃咬掉致死[转帖]


  鉄木真给后世留下的诸多谜团,吊足了无数人的胃口。其中,最具魅力的历史悬念都是与死有关:一是怎么死的?二是死了葬哪?

  这里,先说怎么死的。

  依明太祖朱元璋称帝当年(西元1368年)年底即下诏篡修的伪《元史》记载,鉄木真之死很明了,病重不治:“(西元1227年)秋七月壬午,不豫。己丑,崩于萨里川啥老徒之行宫。”伪《元史》总编辑、一代大文臣宋濂,仅仅用了20个字,就交代清了这位屠夫“崩”的过程。但,文字看似言简意赅,实则语焉不详,因此后世一直弄个明白,鉄木真到底怎么死的;蒙古民间传说,鉄木真被西夏王妃咬掉生殖器而死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鉄木真的死因,大概有五种,多与西夏有关。

  其中最正统的,也为更多人的知道的,就是伪《元史》中采信的“坠马说”。

  蒙古人撰编的《蒙元祕史》(卷十四)记载,“成吉思既住过冬,欲征唐兀。从新整点军马,至狗儿年秋,去征唐兀,以夫人也遂从行。冬间,于阿儿不合地面围猎,成吉思骑一匹红沙马,为野马所惊,成吉思坠马跌伤,就于搠斡儿合惕地面下营。次日,也遂夫人对大王并众官人说:‘皇帝今夜好生发热,您可商量’。”

  “唐兀”,是当年蒙古人对西夏人的叫法;“狗儿年”,是宋理宗宝庆二年(西元1226年)。这里交代一个史实,鉄木真于1226年秋天,带着夫人也遂去征讨西夏国。冬季时,在一个叫阿儿不合的地方打猎。不想他的骑的一匹红沙马,却让一匹野马惊了,导致没有防备的鉄木真坠落马下受伤,当夜就发起了高烧。1227七月“不豫”,病根即在此。为什么一次坠马伤重成这样?据说是流血太多。

  当时,也遂请随从的将领商议这事怎么办,有人建议反正西夏城池都在,一时半会也逃走不了,干脆回去养伤,等好了再来攻打。鉄木真一生要强,心想如果这样回去会让西夏人笑话。也该他魂断西夏,鉄木真派员去西夏国探听情况时,正好西夏一叫阿沙敢不的大臣讥笑,有本事你就来过招。鉄木真听说后,表示宁死不退兵,遂挺进贺兰山,将阿沙敢不灭了。但此后,鉄木真的伤病一直未好,反而加重,到1227年农历七月十二(今阳历8月25号)病死了,时虚岁67。如果当时鉄木真回去了,这病根子就不会落下了。

  “雷击说” 这种说法比较离。出使蒙古的罗马教廷使节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在其所文章透露,鉄木真是可能是被雷电击中身亡。约翰·普兰诺·加宾尼当时到达蒙古国时,发现夏天的雷电伤人事故频发,“在那里却有凶猛的雷击和闪电,致使很多人死亡。”因为这原因,蒙古人很怕雷电。南宋彭达雅所著《黑鞑事略》记载,“鞑人每闻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躲避状。”约翰·普兰诺·加宾尼为葡萄牙人,出使中国的确实时间是西元1245-1247年,由教皇诺森四世派遣而来,回去后向教皇提交了题为《被我们称为鞑靼的蒙古人的历史》出使报告。约翰·普兰诺·加宾尼来时距鉄木真死亡只有18年,比马可·波罗早30年,记叙并非空穴来风。

  “中毒说” 这种说法,来源于《马可·波罗游记》。马可·波罗是十三世纪意大利商人,于1275年到达中国。其时正是元世祖忽必烈当政时间,有蒙元有过17年的交往。其在游记中记叙的鉄木真的死因:在进攻西夏时围攻太津(吉州,古要塞)时,膝部不幸中了西夏兵士射来的毒箭。结果可想而知,毒箭攻心,伤势益重,一病不起。但民间另有传说,鉄木真是“中毒”而死,但却不是中了西夏兵士的毒箭,而是让被俘虏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下了毒,当时这位西夏王妃乘陪寑之机行事的。

  “被刺说” 这种说法与上面说的被俘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有关,是下毒说法的另一种版本。在蒙古民间传,鉄木真的军队进攻西夏的过程中,兵士俘虏到了很漂亮的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进献给鉄木真。就在陪寑首夜,这位西夏王妃刺了放松警惕性的鉄木真。被刺一说,源于成书于清廷康熙元年(西元1662年)《蒙古源流》。此书很珍贵,100年后,即1766年蒙古喀尔喀部亲王成衮扎布作为礼物,将此书手抄本进献乾隆皇帝。乾隆令人将其译为满、汉两种文本,并题书名《饮定蒙古源流》,收入《四库全书》。应该说,鉄木真被刺一说是有很高的可信度的。

  “被咬掉生殖器说” 这种说法,即未见于正史,野史也没有记述,但在外蒙古人中间流传。这一风流事件也是因为西夏王妃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凶手”当然就是这位美丽女人了。据说,这位主妃被献给鉄木真后,鉄木真要她做他的妃子,王妃表面同意了。但不甘受辱,集家仇国恨于一身的王妃在陪寑当天夜里,借行房时鉄木真正在兴头之机,将他的阴茎给咬掉了,顿时血流如注。一个长年在外征战的67岁老人,哪遇到过这种事情,又哪经得起这样的折腾,羞恨交加,遂致病重。因为这是一件发生在帝王身上的难以启齿的特大丑事,就被瞒了下来,对外只称大汗是坠马受伤致病重。本来就不想活的西夏王妃,自知鉄木真不会过放过她,跳黄河自尽。

  此说荒诞不经,但细分析一下还是有道理。如果鉄木真真是死于西夏王妃之手,那么行刺和下毒都是不具体条件的,陪寑时乃,何处藏带凶器和?即使带有凶器和,作为一个被俘之人也是要搜身的。在这种情况下,两手空空的王妃最致命的暴力行为自然是“咬”了——咬男人的要害处。

  伪《蒙元祕史》这段记载,成为后世学者研究元史的重要史料。与朱元璋生时满室红得像失火一样,铁木真出生时也有神奇出现,手里竟然捏着一块血块,血亏如一块红色的石头一样。因为出生时铁木真是带血的,迷信就认为,将来会给人类带来血光之灾。在抢回妻子孛儿帖的过程中,鉄木真一下子屠杀了300多名也客赤列都部落的人。1183年,只有22岁的铁木真被推举为“可汗”,靠的就是连年征战和铁血统治,抓到对手就杀。铁本真一生杀人无数,每到一块如割韮菜一块,疯狂砍人头。在随后的战争中,屠城是他惯用的征服手段。有一次,鉄木真率20万大军征讨中亚穆斯林国家花剌子模,打下咸海边的玉龙赤杰时,一下子就杀了120万人,用这种方法,好多西域、中亚国家让他灭掉了。

  但鉄木真给人类带来血光之灾时,他自己也没有逃脱掉。虽然他到底怎么死的是一道可能永远解不开的历史之谜,但不论是正史所说的坠马大出血致病,还是民间所传的被西夏王妃咬掉生殖器流血过多而亡,都沾满了“鲜血”,是不是与他降生时手捏血块有一种因果?

  这个传说够得上是鉄木真风流故事中的极品了!真是这样,这也是一种报应——风流人物风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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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庙里接客的“巫娼” [转帖]

  商代是由牧畜初入耕稼时代,是由原始社会入氏族共产社会时代。至当时男女关系,虽距“野合杂交”之期已远,但强半犹徘徊“母系社会”中,最多亦刚巧入于“父系中心”时代。婚姻制度确定,性的关系渐受限制,女子变为男子一种奴隶,一种财产。社会中渐有产生娼妓可能性。然近代“职业娼妓”,当然不能发现。则殷代果无娼妓踪迹吗?是又不然。世界各国未诞生“职业娼妓”时候,都是先有“巫娼”。社会学家所说的“宗教卖淫”,就是指的这个。

  罗素说:“古代娼妓制度绝不如今日之为人鄙视。其原始固极高贵。最初娼妓乃一男神或女神之‘女巫’,承迎过客为拜神之表示。其时人御之,亦必事之,然基督教父诟詈诉毁,连篇累牍,目为异端陋俗,及撒但遗孽。兹后娼妓遂由庙宇驱入市场,沦为商业。……印度一隅娼妓制度,由宗教性质蜕变为商业之程序,尚未完成。”

  KatherineMay女士于所著MotherIndia一书中,引称宗教娼妓制度之遗存,为印度之诟病。(据黄席群译罗素《婚姻道德》第九章)《社会问题辞典》说:“卖淫起源有接待卖淫,祭礼卖淫,宗教卖淫三种。前二者没有金钱受授的关系。宗教卖淫,初行于古代巴比仑。以后传到希腊,闻说孟买今仍流行。这种卖淫在寺院底殿堂里。‘巫女’或‘舞女’应参诣者希望,提供肉体,获得一种报酬香钱,这个香钱,变为祝仪,归寺院收纳。……”

  沙尔·费勒克著《家庭进化论》上说:“所以遗存到后来女子公有之习惯。……大多数是取一个神怪淫乱形式。女子为获得身体自由,当然也就不能不淫乱一次,或是数次。时代进步了,此种牺牲也就渐渐消灭。……在巴比仑女子一生之中,总有一次是不得不到Venus圣堂去淫行的。希罗多特(Herodote)在纪元前440年已讲到这一件事。他说:“在某地方一切女子,在她有生之中总有一次是不得不到Venus圣堂里去,给外来人淫乱的。……等到她到了圣堂的时候,除去某某外来人丢钱到她膝前,到圣地以外同她性交,她是不能回去的。……钱的数目,不论多少,都不许拒绝不接收,法律是禁止拒不接收的。因为这个丢到膝前的钱,是要成为神圣的,她是要跟那一位首先丢钱的,无论丢钱的人是多少,都不许拒绝的。”又说:“在古代埃及的推背士(Thebes)把贵族阶级最美丽的女子,奉给亚孟神(Amon),就是当时的习俗。女子在神庙内淫乱之后,经过一个时期,并且得到金钱与名誉之后,要找一个富的结婚,也是很容易的。”

  利彦《妇女问题本质》上说:“从前巴比仑女子,每年一次在米苏达神殿,为一般男子自由性交物。……”又说:“前面所叙的女子在神殿内一时的公开,也可以说明卖淫的起源。在那个时候,欲行自由性交的男子,须献贡品于神。到后来变为出香火钱,与神殿“巫女”自由性交,以后再变为卖淫,成为娼妓了。看了上面所引,欧西各国娼妓均起源于“宗教”,古代的“女巫”或“处女”,古代的“神殿”,就是妓女及妓院的滥觞。我国是怎样呢?研究过去记载,与欧西一样。殷代或殷代以前,确经过“巫娼”一阶级。试说明于下:

  在原人生活中,差不多事事都含着一种宗教的臭味,他们部族的酋长,就是他们宗教上领袖。所以在他们部族中,能行“巫术”的,即能受众人信仰和推戴。他立刻可以升为酋长。换言之,“巫术”乃在暗地能役使鬼神来福人或祸人,这些巫术家若其能力足以役使鬼神,呼风唤雨,马上就可被众人拥戴为酋长,尊若帝王了。古代欧洲、埃及、希伯来、巴比仑祭司都是如此。我国古书传说,黄帝能召百神,又会万灵于明堂。且死时能变形而升天。(《史记·封禅书》)汤代桀以后,大旱七年,汤以身为牺牲,翦爪断发,着布衣,婴白茅,祷于桑林,天乃大雨。(《墨子·兼爱》,《荀子·大略》)黄帝商汤以此巫术愚民,乃受海内拥戴而登高位。殷代尤徘徊于“母系社会”中,距离原始共产时期不远。故巫风特别发达。举几个例证如下:(一)殷代一切政教几全掌于巫觋之手1、有祭祀之巫〓《白虎通论》说:“殷教以敬,故先祭器。”又说:“敬形于祭,故失也鬼。”《礼记·表记》说:“殷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说文》说:祭主赞词者,叫做祝,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叫做巫。龟甲文“巫”作商承祚说:“此从象巫在神幄中,两手捧玉以事神。”则“巫”在各项祭祀中,当然为主要之人物。又甲骨文中又有象形字,如两手持鸟于神前的,两手持禾于神前的,两手持贝于神前的,两手持牲头于神前的。其字虽不可识,然必为助祭执事诸人,罗辑卜辞共1169条,分为祭祀、卜告、卜享、出入、渔猎、征伐、卜年、风雨、杂卜九项。而祭礼一项,有538条,居最多数。则殷代巫鬼风气之盛可知,巫地位之重要又可知。此其一。

  2、有测天之巫〓《礼·月令·正义》说:“……三曰宣夜。旧说云:殷代之制。其形体事义无所出以言之。”准此则宣夜天文学出于殷世。《史记·天官书》说:“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义和,夏有昆吾,殷商巫咸。”是殷巫兼明天文学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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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转帖]


    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全体会议上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二十六届大会就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2758号决议进行表决。表决的结果是,决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当电子计票牌显示出表决结果后,会议大厅迅雷般的掌声轰鸣,持续达两分钟之久。不少国家的代表放声高歌,热烈欢呼,有不少人像过节一样情不自禁地跳起舞来。当然,也有人感到难堪和尴尬。

  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是一个辉煌的时刻,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值得中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热爱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感到自豪的时刻。

  回顾过去,记忆犹新:

  1950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第五届联大否决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的提案 ,决定由大会组成七人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在未作出决议以前仍允许“中华民国”的代表占据联合国席位。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发表声明,指出联大的决定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是无礼的、非法的,美国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从1951年到1960年,10年间,美国贼喊捉贼,以所谓“中国侵略朝鲜”为借口,整整十年不让联合国大会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

  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总务委员会通过了讨论中国在联合国席位问题的议题。这无疑是对美国为阻止中国恢复其席位设置的重重障碍敲响了第一声警钟。但美国仍顽固坚持其错误作法,不见棺材不落泪。于是,它另出花招,强行把恢复中国代表权作为必须由联大以2/3多数票赞成方算通过的“重要问题”。这就是说在美国处于少数情形时,仍能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

  1961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美国的这一新手法是完全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因为宪章规定的“重要问题”是指新会员国的加入、会员国权利的停止以及会员国的除名等,而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根本不属于上述范围之内。同时,宪章还明确规定不得干涉会员国的内政,而美国硬把中国代表权问题作为“重要问题”,企图使早已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党集团继续窃据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这实质上就干涉了中国的内政。

  又过了10年,在1970年第二十五届联大上,支持恢复我国席位并驱逐国民党集团“代表”的表决结果是51票赞成,47票反对,赞成票第一次超过了反对票。当时联大圆屋顶的会议厅里,掌声四起,持续时间之长和气氛之热烈是少有的。这是霸权主义者始料不及的,从而迫使美国某些有远见的政治家,按他们的话说,“为了美国的利益”,不得不正视现实。这就使他们意识到在联合国这个最大的国际组织中,多年来被操纵的表决机器不灵了。

  1971年7月6日,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把世界分为五极,称中国是五极之一,第一次对中国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谓。

  1971年7月9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访问。同年10月,基辛格再次来华访问,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是公开的。

  1971年10月,纽约时间25日晚上,正是北京时间的26日上午。此时此刻,联大第二十六届大会正在表决恢复中国的合法权利,也正是在这个时刻,基辛格博士一行正在由钓鱼台国宾馆赴首都机场的路上。基辛格等人乘坐的车子直驱美“空军一号”飞机跟前。下车后,他被一群记者包围。其中一人,看来是基辛格的老相识,凑上去告诉他刚才从收音机里获悉联大就中国代表权问题表决的结果。基辛格全神贯注地听着,仍不失镇静,强以轻快的步伐登上舷梯,到机舱口有礼貌地转过身来,挥手向送行的人致意。

  毛泽东主席在这一年的冬天说过,今年我们有两大喜事:一是林彪跨台;二是联大恢复我国席位。由此可见,毛主席对我国恢复联合国席位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外交胜利,给予高度的评价。

  中国政府当即决定积极参加联合国的活动,在毛主席、周总理的亲自过问和关怀下,很快组成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11月8日晚上,代表团成员及部分工作人员,由周总理带领到中南海毛主席住处,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毛主席接见一个由副外长带队出席国际会议的代表团,听取汇报并面授机宜,这恐怕还是第一次。这再一次表明,中国领导人对联合国恢复中国合法权利是多么重视。

  这天晚上,毛主席精神矍铄,兴致勃勃,站在书房门口迎接大家,并一一握手,显得亲切和平易近人。毛主席谈笑风生,古今中外无所不及。从欧安会谈到北洋军阀时的筹安会;从“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历史典故到资本主义世界的复杂环境等。主席还一再嘱咐,这次联大以2/3多数票支持我们,是第三世界国家把我们抬进去的。对他们的支持要一一登门拜访,表示诚挚的感谢!对那些慑于美国的压力投弃权票的国家也要表示感谢并谅解他们的处境。

  毛主席谈兴很浓,一直持续到下半夜。此后,易地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由周总理主持继续谈到东方发白。真可谓通宵达旦。

  1971年11月9日上午,中国参加第二十六届联大代表团全体人员在乔冠华团长率领下赶赴首都机场。这一天,首都机场披上节日的盛装,格外热闹。代表团在锣鼓声中绕场一周,向前来送行的人群表示谢意,随即与以周总理为首的中央领导同志握手后登机。

  据说,上述庄严、盛大而热烈的壮行举动是根据毛主席指示特意安排的。

    美国工人为联合国赶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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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误了中国 只有墨子才能振兴中国[转帖]


如今,儒学再次兴盛起来,孔子再一次成为中国文化的代表,但是,恰恰就是因为这个孔子,导致中国沉寂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导致中国百年的屈辱,所以在曾经的新文化运动中,孔子被打到,成为封建毒瘤的代名词。孔子的儒学为何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享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特殊待遇?很简单,因为,孔子的儒学有很大的迷惑性,表面上宣传“忠孝礼义信”,内在却在宣扬“上下有别,尊贱有分”主张维护封建特权,主张忠于君主,忠于专制。
  而墨子为什么会遭到排斥,因为墨子主张的是“兼爱”“非攻”,“兼爱”主张的就是“众生平等”的原则,甚至,墨子公开反对君主专制。所以墨子的学说遭到封建君主的镇压,墨子的传人日渐稀少,最终在明代时绝迹。
  而当时,英国正由单纯的手工者向手工厂转变,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而中国的封建专制也达到了顶峰,孔孟等人成为一把牢牢的枷锁,锁住了中国人的思想。
  这都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孔子是个空想家,而墨子则是一个实干家。所以,中国的教育体系一直受孔子的影响,将中国人大部分人都培养成了空想家,只知道读书写书,纸上谈兵,却手无缚鸡之力,(至今如此)遇到事情来只会喊个“我可怎么办呢”?其实,这句话也是孔子一直说的,孔子周游各国时,也经常说,“我可怎么办呢?”然后把事情推给学生。
  当时春秋战国时期如同现在的世界体系,有人要世界称霸,有人要地区称霸,有人还要搞杀伤性武器,乱作一团。鲁国本来是个大国,但是,由于鲁国一直不思变通,“周礼尽在鲁也”,所以一直处于挨揍的地位,最后被楚国兼并。而我们的孔先生就是出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并且,还非常喜欢鲁国现在的体制,你说孔子是个什么样的人,一个老古董罢了。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没人愿意用他,只把他当成一个幌子,如果真用他,那这个国家必定会国破家亡。你说用一个只会嘴吐莲花不干实事的人主政,敌人来攻,孔子的一张嘴能抵住千军万马吗?孔子对他们说,大家都是中国人,何必呢?给我一个面子,大家退兵吧。你说敌人有这样傻吗?
 而墨子则不同,虽然提出了“非攻”,但墨子是个实干家,他不会只提主义,不讲实干。墨子认清楚当时的时势,积极发明创造,建立了一支武器超级精良的墨家军,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在众多战役中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成为弱小国家的保护神。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不仅自由开放,而且在科技这方面遥遥领先,在墨子的著作中,有很大一部分学说涉及到近代自然科学,如力学、光学、声学等。墨子以及墨子的传人们,一次又一次将中国的科技推到世界的高峰。加拿大新闻商业网   可惜历来的统治者们,怕墨子的学说以及墨子留下的科技发明影响了他们的统治,认为只要人民成为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所以历代统治者们大力提倡“重文”思想,将孔子拔到一个他根本就不配的位置上。
  在“重文”的思想观念下,不重视科技的进步,不重视商业的积累,(孔子不喜欢商人,认为商人投机取巧,浪费国家财富,可知此人见识有多浅薄),所以渐渐的中国被其他国家超越了,引来了中国百年的屈辱,你说是不是孔子误了中国。
  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我们中国人一直尊崇墨子的实干思想,重视科技创造,在科学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下,自然而然,就会迅速迎来“思想启蒙运动”,然后摆脱封建专制,提前进入资本主义,然后,就没英国人什么事了,自然也没有了百年屈辱。
  所以,要振兴中国,儒学是不能提倡的,虽然儒学中有积极的一面,但是,儒学只是个纯粹的空谈学说,只会把人变成一个空想家,这不符合我国所处的情况
,在当今世界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要的不是空谈,而是实干,要的是重视科技发明,而不是培养出一群“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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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墓背后的风波[转帖]


  列宁墓建成于1924年,开放伊始至今,已接待了7000多万世界各地的来访者。1994年,列宁墓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

  苏联解体后,作为苏联精神象征的红场列宁墓,始终处于“是迁还是留”的争论漩涡中。这场争论涉及对革命导师列宁的历史地位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功过的评价问题,实际

  上是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

  两派意见针锋相对

  迁葬列宁遗体问题首先是由苏联解体前夕的“民主派”提出的,他们担心十月革命和列宁的思想会重新兴起,认为是列宁的所作所为导致国家陷入社会、经济和精神的困境,阻碍了国家发展,并使它孤立于文明世界之外。他们认为,俄罗斯不应该保护和修复这位共产党领导人的遗体,主张推倒克里姆林宫外红场上的列宁墓。

  以俄罗斯共产党为首的左翼力量以及列宁的亲属,则是列宁墓的“铁杆”捍卫者。俄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和俄共主席久加诺夫发表声明,指出迁葬列宁遗体是“不负责任和挑衅的举动”,“是对我们国家历史和民众感受的公然藐视”。每年逢列宁诞辰纪念日,他们都聚集数千人成群结队地来到红场,向列宁墓敬献鲜花。

  领导者拖而不决的立场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和避免矛盾激化,俄罗斯历任领导人都采取拖而不决的立场,他们希望时间能使争论平息。叶利钦时代,俄执政当局的倾向性比较明显,他们不仅把“十月革命节”改名为“和谐和解日”,还撤销了列宁墓的“第一岗哨”,并将其安排在无名烈士墓旁,这显然是将矛头指向列宁墓的一项措施。叶利钦曾有意在总统任期内解决列宁遗体的迁葬问题,但是由于当时左派在政治上掣肘,这个计划没能实现。

  普京上台后,一直又有人提出迁葬列宁遗体。普京不支持搬迁列宁墓的真实意义并不是因为肯定列宁,而是为了国家的安定,认为社会刚刚开始稳定下来,应该珍惜。现在,这个问题又摆在了梅德韦杰夫面前,至少可以预期,在梅德韦杰夫任内,列宁墓仍巍然伫立在莫斯科红场。

  维护经费捉襟见肘

  然而,今天的列宁墓不仅牵扯政治利益,而且与金融形势密切相关。俄罗斯今年的形势不容乐观,欧盟委员会预测年内俄罗斯经济将下降3.8%。本来就资金紧张的列宁墓维修更是雪上加霜。

  列宁墓的维护在苏联时期是由国家拨款,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政府悄然停止了这笔财政拨款,“列宁墓实验室”改名为“全俄药用植物科学生产联合体生物结构医学研究中心”,费用则由俄共等左派发起的民间慈善机构“列宁墓慈善基金会”募捐和共产党员的捐款等组成。

  列宁遗体的着装一直是令基金会头疼的大问题,给列宁遗体穿的衣服是从瑞士特别订购的一种有光泽的精美面料缝制成的,列宁生前就非常喜欢这种面料。一般情况下,技术人员每隔三年要给列宁遗体换一次着装,但是,由于“列宁墓慈善基金会”的资金本来就少得可怜,必要的防腐经费都很紧张,更何况衣服的价格相当昂贵(高达3万美元),所以,列宁遗体今年无法及时更换新装,工作人员只能对现有着装进行细致的清洁。列宁最后一次换新衣服还是在俄罗斯经济复苏的2003年,也就是说,列宁遗体已经连续六年没有换上新装。

  争论仍在继续

  围绕列宁墓是否应该迁出红场的争论仍在继续,有人已经在为接受列宁的遗体作准备了。俄罗斯南部卡尔梅克共和国总统伊柳姆日诺夫准备拨款100万美元把列宁遗体运回本地,移至该共和国首都埃利斯塔,因为列宁的祖母是卡尔梅克人,是他们的同乡。

  圣彼得堡市市长马特维延科呼吁将列宁遗体安葬到圣彼得堡沃尔科夫公墓,因为列宁生前曾表示愿意和母亲一起安葬在圣彼得堡。有个名叫库尔基斯的美国富翁,声称愿意从俄罗斯政府手中高价购买列宁遗体,“让这位伟大领袖到美国定居”。

   (《世界知识》2009年第14期 贾长平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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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福利面前人人平等[转帖]


  在荷兰生活的头几个月里,让我最为痛恨、寝食难安的是一个数字:52%——荷兰人必须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比例。这意味着我在那里写文章和在一所大学授课全部收入的一半以上都必须交给荷兰政府。作为一个美国人,没有什么比这52%的税率更刺激我的神经了!
  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愤怒渐渐被隔三差五发生的事“平息
”了。一天,有两笔“神秘”的钱登录我的账户,每笔大约410美元,备注栏写着:“住宿和教科书费”,付款单位是社会福利局及社会保险银行。之后,每隔4个月,社会保险银行都“不动声色”地给我的账户打入665美元,下面标注是“儿童福利补贴”。后来我了解到:荷兰政府提供儿童津贴以帮助父母解决子女抚养费用。任何在荷兰居住的父母都可以享受政府提供的季度补贴,直到子女18岁。

  去年5月,一笔总数为4265美元的意外款项打入我的账户,这笔钱是旅游费用。在荷兰,每年5月,几乎每个人的银行账户里都会有这样一笔度假金。即使是失业者也不例外,理由是:如果你得不到休假,你就会变得忧郁沮丧、萎靡不振,这样的精神状态岂能找到工作?

  怜悯穷苦是奠定荷兰社会福利制度的基础。虽然荷兰实行市场经济,但他们有强烈的平等意识。多花钱就能得到更好医疗的观点,是荷兰人绝对不能接受的。新修订的荷兰医疗福利方案仍在着重扩大基本医疗的范围。我在荷兰待的时间越长,觉得生活中与整个福利体系可分离的东西越少。在荷兰,人们相信的不是政府,也不是个人,而是社会。一位荷兰教师曾对我说:“我们研究美国医疗保险体系,才发现竟然那么多人没有医疗保险!真不敢相信一个如此发达的国家会选择这样的制度。”

  美国社会福利最大的问题是,如果你失业了,你将没有收入。相反,荷兰的社会福利是相当安全的。美国也许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但荷兰人却是生活得最自由自在的国民。

  (《海外文摘》2009年第8期(上) 罗塞尔·索脱文 党保国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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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杨贵妃丰乳肥臀究竟有多大诱惑力[转帖]


  唐朝人以肥为美,因而丰乳肥臀的杨玉环由寿王妃摇身一变成为了大唐皇帝玄宗李隆基的贵妃,坐上了大唐王朝第一美人的交椅。而现代仍有许多男人喜欢丰乳肥臀的女人,认为只有这样的女人才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自然之美。为什么从古至今男人一直喜欢丰乳肥臀的女人?丰乳肥臀的女人究竟有多大诱惑力?这应该从男人的审美观和性心理两方面分析。

  当然,一千多年前的杨贵妃有多肥美,如今已无法考证,只能从唐代诗词、书画、雕塑、陶俑及各类艺术作品中寻得一丝痕迹,比如唐人绘制的“贵妃出浴图”。还有,当时著名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虽说对杨贵妃肥与不肥没多的描述,但一句“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可以让人从字里行间切实体会到了杨贵妃的丰腴。唐代著名书画家周昉的“簪花仕女”,被称作是“唐朝女子的符号”,也让唐朝女人的壮硕与丰美,如一朵恣意盛开的花既鲜活,又饱满,使无数唐朝人的享受了养眼的艳福。

  后来北宋著名诗人苏轼有一首《孙莘老求墨妙言诗》的七绝:“杜陵评书贵瘦硬,此论未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将唐玄宗贵妃杨玉环肥美和汉成帝的皇后赵飞燕瘦美,比喻成两种不同流派的书法。其实,美人的胖瘦本与书法的流派相隔十万八千里,居然也被这位大诗人联系到了一起,真是够别出心裁。从此以后,“环肥燕瘦”变成了流传千古的成语。不过,这句成语慢慢跟书法毫无瓜葛了,如今早已成为赞美古代美人身材的千古佳话了。

  唐朝是个既富有又开放的朝代,著名诗人杜甫有诗记载:“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国家繁荣昌盛,人们丰衣足食,是唐朝人具备了身强体胖的物质条件,保持着健康丰满的体格。同时由于唐朝女子的开放,喜欢穿着坦胸露乳的服装,也无疑增加这种“环肥”的美感。

  其实,“环肥”之美,兴于盛唐,起自北方。唐代开国皇帝李渊的外祖父是鲜卑大贵族独孤如愿,李唐皇室的血统中至少有一半是鲜卑血统,李唐王室由鲜卑游牧部落的关陇军事集团起家入主中原后,依然是保持着游牧生活的一些习性的,喜欢欣赏牡丹,崇尚壮硕之美。而鲜卑族的游牧生活需要的就是剽悍和健硕的体魄,因此丰乳肥臀的杨贵妃受到欢迎,得到宠爱也就不足为奇了。


  现在想来,丰乳肥臀的女人对男人诱惑力可以说是难以比拟的,“肥环”之美,可谓是艳光四射,正如白居易的《长恨歌》中说道: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唐玄宗李隆基因为宠爱杨贵妃不仅连早朝也废了,而且将后宫的三千佳丽抛在一旁,“环肥”之美的诱惑力从中可见一斑。

  从审美观来讲,丰乳肥臀是自然的,当然也是美丽的。而从性心理来说,丰乳肥臀是性的符号,是性感的外露。英国的性心理学家霭理士在《性心理学》中说:“欧、亚、非三洲的土著民族,大都承认女子肥大的屁股是很美的,这一个第二性征本来是女性在结构上和男性分歧得最清楚的一个,也是女性生殖功能所必需的一个条件。美的东西既受人用拥戴,就和性选择是发生了关系;生殖功能既为种族竟存的前提,就和天择发生了关系。所以,在这方面,天择和性择是完全同功的,而结果是女性屁股的越来越肥大。”《性心理学》一书中还说,“女性除臀部外,在比较高级文化的社会里,最能够吸引人入胜的第二个性征,要推女子的乳峰了。”

  圣经中的《旧约·雅歌》也有这方面的许多描写,按今天的观念看来,已经够现代的了!有人把性定义为“女性所缺少的是男性身上的东西,而男性所没有的正是女人身上的东西。交合恰是相互的“无中生有”,性快感原本无明确生殖目的,用霭理士话讲,是一种心身解放,一种通体安适的感觉;一种了无牵挂、万物自得、天地皆春的观感。


  因此,不仅古人以丰乳肥臀为美,而且现在的很多影视剧里的女主角也大都是一个个的丰乳翘臀,性感十足,美不胜收。

  丰乳肥臀女人的诱惑力,首先反映在男人传宗接代的需要观念上,应该是极其强烈的。男人的潜意识里就有传宗接代的需要,特别是中国的男人,既懂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训,更知道遗传基因的结果,那就是要有个孩子。如果没有孩子就会被人说成有病,也怕年龄大了的寂寞。女人要能生孩子就要身体好,就会是丰乳肥臀的女人,才会生孩子。

  当然,丰乳肥臀女人的诱惑力反映在性爱的需要上那就更加难以言传了。男人们无不认为,女人不但要有肉,更要有弹性,最明显的就是丰乳,既是有肉,又很有弹性;再就是肥臀,也是肉和弹性的最明显的位置。乳和臀都是性敏感的位置,女人敏感,也会使男人敏感,不只是视觉上的敏感,还有触觉上的敏感,男人这样的要求不过分,只是天性,是一个正常男人的要求。有时候说性欲,就是肉欲,是对女人的肉的感觉。而《长恨歌》中所描写的杨贵妃“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不难让人想象,丰腴的女人在清水洗浴时,更显示其无以伦比的诱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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