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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家园§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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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大家端午节快快乐乐!fficeffi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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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震在新疆的难题:为数十万边防将士讨老婆[转帖]


1939年,王震和夫人王季青在雁北抗日根据地。
  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征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是“人民功臣勋章”、“华北解放纪念章”获得者,抗日老战士,农七师离休干部,我的老伴戴秀菊是1952年4月从衡阳入伍的湖南女兵,所以我也算是半个湖南人了。
  其实,对于征召女兵进疆,王震早就有所考虑。陶晋初将军是陶峙岳的堂弟,原系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部中将参谋长,1949年9月起义后任解放军二十二兵团参谋长。陶晋初在1949年10月27日给原新疆警备司令部中将副总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起义后任二十二兵团副司令员的赵锡光将军的复电中最先作了披露:“……军队整编后,在人民政府建设新新疆大方针指导下,应即协同入新解放军积极从事生产建设工作。果能如此,固国家之光明前途,亦十万官兵之最好归宿(王震曾云:将于明年赴关内招来大批女性作官兵眷属)。将来随交通农矿之发展,由各地来新之人将日有增加,民族间亦将不致再有何鸿沟矣。”
  而彭德怀元帅也早就有此打算。有一次,他去看望战士,聊了一会儿天后,便问战士想不想家。
  战士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笑而不答。
  “不想家是假的。有些人十几年没有回过家了。现在仗打完了,不少人想着可以回家了,但是不行呀,打江山容易守江山难,所以要守住新疆,我们就得做好在这里扎根的准备。”他说完,又十分认真地问道,“你们想不想找个堂客?生一个儿子?”
  战士们有些不好意思,仍只是笑。
  “打仗时冲锋陷阵,你们不怕;开荒屯田,有天大的困难,你们能克服,这些我都相信。但不想找老婆生娃娃,我不信。即使你们想打一辈子光棍,我还不同意呢,我们的屯垦事业要后继有人,你们都打光棍了,谁来继承我们的事业?我跟王胡子讲了,叫他到内地招一批女兵来……”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赢得了战士们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次,王震去筹划石河子的建设。
  有一天,一个单位开大会,请王震讲话,王震讲完话,问大家有什么意见。每个人都说没有意见。
  这时,一个憨头憨脑的战士站起来,说:“报告首长,我有个意见。”
  王震说:“好,有意见你就提吧。”
  那战士说:“司令员,我们都还没有老婆,你要给我们解决老婆的问题。”说完坐下了。
  大家听了,都瞅着那个战士笑。笑得那个战士红了脸,低下头。
  可王震没有笑。他风趣地说:“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党中央、毛主席早就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很快给你们运来湖南‘辣子’,山东‘大葱’,上海‘鸭子’!”
  其实,部队的婚姻问题在战争年代就存在了。中国有句古话,“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我们这些老兵,大约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都来自农村,即使当了师长、团长,也是大老粗,没有多少文化。所以也不管什么爱不爱,情不情的。就是一句话,要有个老婆,传宗接代。
  我在渤海军区当警卫连指导员时,连长刘希苟是参加过长征的老红军,团级待遇,他多次负伤,肠子打断了,接的是狗肠子,腮上也有伤疤,牙也打掉了许多,身上的伤疤就不用说了。
  有一天,他长叹了一口气,找到我,说有事跟我说,我说你说吧。他说,有个事麻烦你给旅长讲一讲,我自己不好说。第一,我四十岁的人了,没有老婆,请组织帮忙找一个;第二,我要镶牙,缺了这么多牙,使我显得老相不说,还影响我军形象;第三,我不当干部。我穷苦人出身,放个几十只牛呀羊呀还可以,这一二百人的连队让我管,的确费力。
  我听了后,就去找了旅长张仲翰。我说完后,旅长就笑了。他说,老婆现在不能找,
  仗没打完,仗打完了再说,牙可以到了有镶牙条件的地方就镶,连长也不能不当。我把旅长的话给连长讲了,他就叹气,说,这仗呀,不知什么年月才能打完呢。
  进军西北时,老连长已四十五岁,已经是个团级干部了,到了张掖,他又提及此事。他说,仗算是快打完了,新疆的国民党军队如不起义,也经不了几仗就会完蛋。我是该找个老婆了吧?我们当时刚好住一户地主家,他家有个丫环。我就给她做媒,问她愿不愿意嫁给解放军。那丫环是穷人家的孩子,很崇拜解放军,就高兴地同意了。我就提醒她,你要嫁的解放军是团级干部,参加过长征,打过日本鬼子,一直在革命,所以年龄有一些大,你可要想好。她一听是这样,更高兴了,激动地对我说,“我一个丫环能嫁一个团级干部,一定是祖坟冒青烟了。”我们把这事给地主说了,没想地主死活不答应,讲了半天,才知道他真正的意图是想要一笔钱。我问多少。两百块大洋。这是一笔不少的钱,但我咬咬牙,还是答应了。于是,我们连就凑钱,全连一百八十五人,一人一块,不够的由连里的干部再分摊。就这样,终于给他娶了个老婆。
  还有卫生队队长刘崇喜,五十来岁了,也没成家,那地主家还有个丫环,我们就想让她嫁给刘崇喜。我们给刘希苟娶老婆已把钱花完了,害怕地主再要钱,办不成事,就去动员那丫环参军,这样,她是参加革命,地主不敢阻挠。我问她愿不愿意当兵。她说地主婆老撕她的嘴,说部队只要不撕嘴,她就愿意当兵。我说部队不撕嘴,我说在部队大家都是兄弟姐妹。她一听很高兴,说自己愿意去当兵。然后,我就让她不要吭气,吩咐她在部队开拔时,跟警卫连一起走。她就当兵了。那丫环人长得很周正,团政委当时要求我们这些年轻干部不要挖老同志的墙脚,不然要受处分,卫生队队长和那丫环到新疆不久结了婚,听说两人过得不错。
  但这一问题真正变得紧迫起来还是在到了新疆之后。军区当时除了想着在湖南招一批有一定知识的女兵外,王震还在1951年向陈毅要了两千名女兵,那多是在解放战争期间招的,在后方医院做护士。这都是解决营以上干部婚姻问题的。然后是山东妇女,山东是个老战场,好多男人在战争中都被打死了,所以招的山东妇女中很多是寡妇,这基本上解决了连排干部的婚姻问题。最后,还剩下了起义部队一些老兵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所以就在五四年招了九百二十多名上海妓女。
  我后来曾看过一个资料,说英国有个叫S. D.甘博尔的社会学家,解放前曾对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名古屋、东京、北平、上海等世界八大都市的公娼人数和城市总人口率作了一次调查统计,其中上海遥遥领先,其比率为1:137。解放后,上海市政府决定收容改造妓女。招收到新疆的妓女就是经过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改造过的——她们大多恢复了人格尊严,在这个既陌生又遥远的地方找回了作为女人的自尊和自信。
  说起当年兵团有关婚姻的话题,无论对男人,还是对女人,都是很沉重的。
  我认识一个参加过抗战,立过战功的营长,姓赵,因为找不到对象,很烦,后来精神有了问题,整天提着驳壳枪到处比画,最后只好把他关起来,不久他把裤腰带解下来上吊自杀了。而女的因不满自己的婚姻,被逼自杀的也有,有个姓胡的团长就把一个女兵逼自杀了。还有一个姓聂的工程团团长,强迫一个湘女与他结婚,湘女不同意,他就提着驳壳枪威胁。那女兵就告到了王震那里,王震处分了那团长,把他调离了新疆,让他到湖南去,找到了老婆再回来。他果然在长沙找了个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既能干,又漂亮。他们很快结了婚,结婚后,就给王震报告,要求再回新疆来。王震又把他调回来了。
  关于这个问题,以前众说纷纭,真实的情况很难了解。我四三年参加革命,后来当过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有条件找到有关资料,我写过一篇回忆文章,叫《解放初期的新疆女兵》,在这篇文章中,我对当年新疆部队的婚姻情况和女兵的情况作了披露。
  当时部队的婚姻状况是这样的: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数的结了婚,多数未婚;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别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年龄普遍较大,师级干部多数三十多岁,团干部多数三十岁上下,营以下干部多数是二十多岁,少数三十多岁。
  我国过去传统的婚姻观念是早婚早得子,养儿防终身。以早婚为富为荣,晚婚为贫为耻。农村里的男女是“十五十六把婚嫁,十七十八抱娃娃”,一些山区有的在十三四岁就结了婚。那时二三十岁的人没有结婚,在人们心目中,就像现在四五十岁没结婚的人一样,不只是大龄青年,简直成了老龄青年了。
  当时部队干部战士对婚姻问题反应比较强烈,要求也很迫切,有各种说法,像“没有
  老婆安不下心,没有儿子扎不下根”等,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这二十万官兵的婚姻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将影响安心新疆、建设新疆艰巨任务的顺利完成……总之,各级领导对新疆军区部队官兵的婚姻问题、妇女工作非常重视,当时的新疆军区领导人王震司令员、徐立清副政委、张希钦参谋长、政治部曾涤副主任等首长非常关心,高度重视,千方百计亲自筹划。
  婚姻问题、妇女工作,是当时部队的“热门”话题,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信息之一。新疆军区、第一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二十军、五军、六军、九军及各级首长们,在讲话中都要讲到婚姻问题。我在军区档案馆的资料中发现,当时担任二军政委的王恩茂同志,1950年在二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有这么一段:“关于婚姻问题,彭(德怀)司令员说从口里动员女同志到新疆来,并且在西安、兰州、酒泉、哈密设站。家里有老婆的,可以送到西安;家里订了婚的可以送来;家里既没有结婚又没有订婚的,你家里父母亲戚能给你订一个也可以送来,送到西安去找西北军政委员会秘书处或者找新疆军区驻西安办事处,一切由公家负担,给你送到新疆来。彭司令员和王震司令员都说过而且是认真的,目前不能一下完全都接来。年轻的同志不要着急,首先是三十岁以上的同志,然后是二十八九岁的同志,二十五岁的同志还要后一步,应该按次序,小的让大的,不要乱了。一方面组织上帮助想办法,一方面是自己想办法。但我们不要把思想放在这方面,主要在巩固胜利。有了全国的胜利,个人问题也就解决了,所以我们的同志应集中思想巩固胜利,我们的毛主席是中央人民政府的主席,一定会照顾我们的。他说,我们的经济建设会一年一年地变好,一切问题会很好解决。总之,千言万语是我们志在部队,努力工作,完成任务,个人的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处于新疆当时的情况,未婚男军人那么多,且多数人年龄偏大,而已到婚龄的汉族妇女又是那么少,内地的女青年又是逐步来新疆的,所以军人的婚姻问题,也只能按职务按年龄按参加革命的时间,分批逐步解决。1951年11月,新疆军区(规定):凡1949年进疆的军队干部、战士和一切转业地方机关、工厂工作的原有军籍人员的家属子女,均可接入新疆。当年,有一千多名家属来疆随军。1953年,新疆军区所属部队,分别整编为国防部队和生产部队,都是现役部队,只是执行任务不同。1953年7月,新疆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制发国防部队婚姻条例,规定凡具备现任营以上职务干部;具有三年军龄的二十六岁以上的连、排干部;1936年7月7日以前入伍的红军战士;三十岁以上并有六年战斗历史的老战士等四个条件之一者,可将家中爱人接来部队。后来,随着妇女的增加,生活条件的改善,又放宽规定,凡是干部都可以结婚或家属随军。老战士多数调到生产部队去了。到1955年,军队干部的婚姻问题基本解决,生产部队的战士,也有一部分成了家。随之,大批招收妇女进疆的工作,也就基本结束了。后来结婚的,主要是探家回原籍找的配偶,还有一些是院校分配来的女学员。
  当时的确是没有办法,驻新疆的绝大多数部队要在这里扎下根来屯垦戍边,二十万干部战士的婚姻问题解决不了,军心难稳。王震也不能让他们打着光棍在这里吃苦受累搞建设。再说,新疆地域辽阔,地广人稀,王震高瞻远瞩,着眼长远,认为要开发建设新疆,也必须从内地迁移相当数量的人口。所以他在1950年初秋,就派二军六师政委熊晃到湖南去征召女兵。他认为湖南妹子能吃苦,如果能招到一些有文化的女学生,来后可以先解决团营干部的婚姻问题。他给湖南省委书记黄克诚、湖南省政府主席王首道写了一封信,请他们大力协助。王首道、黄克诚对新疆军区招聘团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把营盘街的一栋楼拨出来,作招聘团办事处,还在《新湖南报》上不断刊登消息报道,动员女青年参军。因为报上只说到新疆后可以进俄文学校、可以当纺织女工,当拖拉机手,没有提“婚配”的事。所以全省各地的女孩子闻讯赶来,争先恐后地来到营盘街报名应征,使辛弃疾和左宗棠曾屯过兵扎过寨的营盘街一时间也成了长沙最热闹的去处。
  来源:《书摘》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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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刘少奇政见分歧的由来[转帖]

    从1962年开始,毛泽东与以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在对“三面红旗”的认识上,在农村经济发展、意识形态、对外关系等方面的方针政策上,在社教运动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分歧。这种政见分歧本来是一种正常现象,也是不难解决的。但毛泽东却把这种分歧视为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分歧,由此导致刘少奇在政治上被打倒。
  
   毛泽东和刘少奇曾是并肩战斗、同甘共苦的亲密战友。1943年3月起,刘少奇位居毛泽东之后,成为中共党内的第二号人物。50年代末,毛泽东主动提议,以刘少奇为首组成中央一线,主持党和国家工作,自己退居二线。1961年9月,毛泽东在回答英国元帅蒙哥马利问时曾说:在中国,继承人是很清楚的,已经确定了,那就是刘少奇。但时隔五年,毛泽东却亲自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造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这一悲剧缘何而生,至今众说纷纭。笔者认为,毛、刘悲剧不能归咎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不能用争权夺利来解释,也不能用林彪、江青等人的挑拨离间来说明,而是导源于二人之间的政见分歧。
  
  一、裂隙出现——对“三面红旗”认识的分歧
  
  1958年至1960年三年“大跃进”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而怎样看待“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如何评价“大跃进”的成绩与缺点,在当时是个极为敏感的问题。毛泽东经常掰着手指,用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来比喻成绩和缺点关系,把出现困难的原因归结为“七分天灾,三分人祸”,并认为“三面红旗”完全正确,只是执行过程中出了点问题。他不容许人们对“三面红旗”有丝毫怀疑和指责。因此,当1959年彭德怀等人在庐山会议上要求认真总结经验,切实纠正“左”的错误时,毛泽东便发动了一场“反右倾’斗争,将彭德怀等人打倒。起初,刘少奇与毛泽东意见基本一致,衷心拥护“三面红旗”,因而刘少奇也参与并主持了对彭德怀的批判。
  1961年5月,刘少奇到湖南进行调查研究,他没有看到“大跃进”带来的“稻菽千重浪”的“欣欣向荣”景象,相反,看到的却是赤地千里的田野和乡亲们饥饿浮肿的面孔。由此,刘少奇对“大跃进”进行了痛苦的反思,对“三面红旗”产生了怀疑。他心情沉重并内疚地对宁乡县炭子冲的乡亲们说:“回来了,看到乡亲们生活还很苦,我们的工作做的不好,对你们不起。”“有人说是天不好,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旱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这种错误“上边要负主要责任”,“根子还在中央”。①
  经过调查和认真思考,刘少奇改变了对“三面红旗”的态度,由原来积极拥护转向怀疑甚至否定。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会上,他对“大跃进”以来的若干问题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关于出现困难形势的原因,他指出,一条是天灾,一条是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哪一个是主要的呢?从全国范围来讲,“在大多数地方,我们工作中间的缺点错误是主要原因”,正如有的农民所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错误的原因,是我们经验不足和骄傲自满,违反了经济规律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关于成绩与缺点错误的关系,他指出:“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关于“三面红旗”,他虽然说其基本方向和主要原则是正确的,但又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作出结论。”②他还表示:人民公社当时不办也许可能好些,迟几年办也是可以的。刘少奇的上述讲话,突破了把出现困难的原因主要归结为天灾的框框,突破了总把缺点错误与成绩说成是“一个指头与九个指头的关系”或“三七开”的框框。而这显然是在纠正毛泽东对形势的估计。尤其是刘少奇把“三面红旗”究竟是否正确这个重要问题,留下了将来再研究的余地,虽然给人以模棱两可、欲言又止的感觉,但其观点是鲜明的,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并试图从指导思想上纠正“三面红旗”的错误。刘少奇的讲话在当时对“三面红旗”一片喝彩的政治气氛中,不啻是一声惊雷,起到了部分地打破思想禁锢,正视错误进而改正错误的作用,也博得参加七千人大会多数代表的共鸣。
  但是,毛泽东对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态度(尤其是在“三面红旗”问题上的态度)十分不满。这时,毛泽东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虽然工作出了一些问题,但主流是好的。“三面红旗”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是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体现,是完全正确的。并且认为,谁反对“三面红旗”,谁就是修正主义。毛泽东认定:刘少奇是在“修正”马列主义。不过,在七千人大会一片要求发扬民主、纠正错误的呼声下,毛泽东没有把分歧公开化、表面化,但毛、刘二人的裂隙就此出现,刘少奇对“三面红旗”的态度成为日后毛泽东逐渐不信任他的一个重要因素。后来,1967年2月3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1962年七千人大会,那时我讲一篇话,我说修正主义要推翻我们……这篇讲话没有发表,不过那时已看出一些问题。”③
  
  二、矛盾加深——关于工作指导方针的分歧
  
  1961年,为克服困难,加强自救,安徽、广西等地出现了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责任田”、“包产到户”等责任制。这一做法,既受农民欢迎,也得到中央一线领导人的支持,1962年5月,主管农业的副总理、中央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向刘少奇反映说,安徽省实行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建议在安徽继续实行,并向外省推广。刘少奇表示支持。同年7月,陈云也向中央提出:可以用让农民重新分田(即包产到户或大包干)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积极性,以便迅速提高农业产量。刘少奇表示:凡是有利于提高农民生产热情的手段,都可采用。一开始,毛泽东对生产责任制虽然未表示反对,但对这种他认为是非集体化的做法感到极为不安。不久,他就批评刘少奇对陈云提出的重新分田的建议“为什么不顶住”。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错误地指责邓子恢等主张包产到户是鼓吹资本主义,是“单干风”。他说:究竟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业合作化要不要,“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现在就有单干之风。越到上层越大。如果无产阶级不注意领导,不做工作,就无法巩固集体经济,就可能搞资本主义④。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判,实际上已涉及到刘少奇。
  从1961年开始,中共中央对“大跃进”以来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为推动这项工作的深入进行,邓小平在1962年5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一揽子甄别平反的方法,即:对于搞错了的,或基本搞错了的,统统摘去帽子。这得到刘少奇的赞同、会议的通过。此后几个月内,从中央到地方,为几年来主要是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和处分的绝大多数人进行了甄别平反。这显然是对过去几年“反右倾”的否定,因而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他认为这是新的右倾,是“翻案风”。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他说:近来刮平反之风不对,1959年“反右倾”不能一风吹。这样,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平反工作就此结束,为被划为“右派分子”人甄别的试点,也被指责为“猖狂之至”,给打了回去。
  1962年春,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根据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处在“非常时期”的状况,向中央领导提出调整对外方针的建议:为争取时间渡过困难,加紧建设,有必要争取对外关系的相对和缓;在同美国、苏联和印度的斗争中要注意策略;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个建议实际上是试图纠正当时对外政策上的“左”倾偏差。对此建议,包括刘少奇在内的中央一线主要领导没提出反对意见,但毛泽东断然不予接受。在他看来,美、苏都是中国的头号敌人,要不妥协地与他们斗争;对外援助只能增加而不能减少。后来,毛泽东把王稼样的建议概括为“三和一少”(对帝国主义要和,对修正主义要和,对各国反动派要和,对亚、非、拉美一些国家的物质援助要少)而加以批判。
  
  此外,在意识形态、知识分子、企业管理等问题上,刘少奇为首的中央一线与毛泽东也存在分歧。这些分歧,实际上是关于工作指导方针的分歧。刘少奇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或基本上正确的,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和我国实际。但是,毛泽东却把这种分歧看成是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的斗争。1962年9月24日,他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特别地指出:在中国,人民群众也有同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它右倾机会主义,现在看,恐怕改一个名字好,叫做中国的修正主义。此后,毛泽东一再批判“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和“三和一少”。他认为,前者是“修正主义的国内纲领”,后者是“修正主义的国际纲领”,二者的目的就是要搞垮社会主义制度。其鼓吹者有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还有副总理⑤。这里虽然毛泽东直接批判的是邓子恢、陈云、王稼祥等人,而实际上也是对刘少奇的批判。因为作为中央一线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对邓、陈、王等提出的政策主张不但没反对,而且还明确表示支持或默许。
  毛泽东和刘少奇关于1962年工作指导方针的分歧是对“三面红旗”认识分歧的进一步发展。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疑虑逐步加重,二人矛盾也逐步加深。后来,在“文革”中毛泽东发表的打倒刘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还着重点出1962年的分歧,指出:“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省的吗?”⑥1967年4月,毛泽东亲自审阅并批准发表的戚本禹写的长文《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列举刘少奇的八大罪状之一就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与国内外牛鬼蛇神遥相呼应,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鼓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的修正主义路线”⑦。
  
  三、政治上分手——在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
  
  1964年12月至1965年1月,中央政治局召开讨论农村社教问题的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这场运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当前农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广大群众的矛盾是主要的,是敌我矛盾。刘少奇不赞成这些提法,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不要提“派”,一提“派”,就是从上到下一大片。在毛泽东讲话时,刘少奇插话道:有人说是两类矛盾交叉,情况很复杂,主要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还是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好,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对刘少奇的插话,毛泽东极为恼火,联系到会前的情况:当时负责组织会议的邓小平以为是一般的汇报会,出于好意说,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了。由此,毛泽东在会上大发雷霆:“有两本书,一个叫党章,一个叫宪法,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叫我开会,一个人不叫我讲话。”⑧毛泽东这个举动,使得刘少奇、邓小平很尴尬,矛盾公开化了。虽然此后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但在毛泽东看来,这并非是对他个人的不尊重,而是重大原则问题,“基本上是修正主义和反修正主义问题”。毛泽东由此想到必须在中国“反修防修”,重新考虑接班人问题。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成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彻底失去信任的转折点,从此毛泽东便下决心在政治上把刘少奇打倒。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党中央一线的工作虽然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一些重要事情毛泽东已不再同刘少奇及其他常委通气,而是着手进行新斗争的准备。1970年12月,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问毛泽东:“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毛泽东回答:“那就早口罗。1965年1月,《二十三条》发表。《二十三条》中间第一条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⑨
  总的来看,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刘少奇,由于自身的特点和所处的位置,对毛泽东历来是尊重和拥护的,也处处努力维护毛泽东的领导威信,总是力求与毛泽东保持一致,减少或避免矛盾和冲突。但是,六十年代以后两人在大政方针上存在分歧,这种分歧决不是什么阶级矛盾、路线斗争。而党的领导人之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出现政见分歧是一种不值得奇怪的正常现象,如果党内民主生活正常,是不难解决的。但自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专断作风日益严重,听不得不同的意见,总以为真理在自己手里,对党内不同意见、主张,动辄提到路线高度,并以自己的是非为是非,使他很自然地把他与刘少奇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视为马列主义与修正主义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于是,他采取了极端的手段——用阶级斗争的办法解决他与刘少奇的矛盾分歧,最终酿成一场惨痛的悲剧。
作者:吕连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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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红军长征付出哪些代价? 最头痛来例假[转帖]

  两万五千里长征,关键在于行,其他可以说都是围绕行。除了走路,女性同男性一样,还要面对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吃饭、穿衣、睡觉等等。

  这些女性她们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呢?

  行军速度慢曾引来不满

  参加中央红军长征的女性,准备时间并不充裕。在一些女性的印象中,来不及做什么准备就匆匆出发了。

  她们每人带15斤的东西,其中包括5斤粮食。所有的东西被打成一个背包,外加一个挎包,里边装着几件换洗的衣服和简单的日用品,每个人的腰带上还挂了一个搪瓷缸,走起路来叮当作响。她们与男红军相比,随身带的东西并不算多,但她们的行军速度慢,依然达不到要求.本来对女性随军就有偏见的男性,对她们拖后腿颇有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

  速度慢也不能全怨她们,她们所在的干部休养连几乎集中了所有老幼病残。最初的长征途中,她们享受到了别人享受不到的礼遇:规定好的行军序列不允许任何人插队,但却可以为干部休养连一路绿灯,就连中央领导也不例外,站在路旁向她们行注目礼。

  坚决“不得8块钱”

  女红军的行军队伍分了又合,合了又分,过了遵义之后,就不再会因为行军速度的问题受人诟病了,人们更关注的是,她们如何在恶劣的条件下生存下去。

  邓六金长征到贵州时患了痢疾,两天不到就走不动路了。领导劝她留在老乡家养病,她坚决地说:“哪怕是死,也要死在队伍里!”

  最头痛来例假 “三寸金莲”过雪山

  在行军途中,女红军的衣食住行几乎都是原始标准。阴雨天被淋得像落汤鸡,在严重缺水地区脸上又常蒙着一层灰尘。恶劣的条件使得女红军的性别意识淡化。她们最头痛的是来例假。当时在敌人的尾追下部队不停地赶路,尽管腹部绞痛、两腿发抖,但捂着肚子也得一步一步往前挪。住宿时,三五个人挤在一起,还要躺在潮湿的土地上。女红军危秀英居然练出了站着睡觉的本事。

  四方面军担任妇女运输连连长的王泽南,是一位裹着小脚走路的女性。在过雪山的时候,她曾唱过这样一首歌来鼓励其他红军战士:“裹脚要用布和棕,包得不紧又不松。到了山顶莫停留,革命道路不能停。”最后,她硬是凭着“三寸金莲”征服了千山万水。

  女性在“牛粪里刨食” 牛皮鞋底做成“美味”

  长征之初,吃的问题并不突出。出发时大家都带足了干粮,在人烟稠密区获得食物也比较方便。1935年初,红军在贵州猴场过阳历新年的时候,女红军们还炖了一大锅菜,做了糯米糍粑,大家美美地吃了一顿。在晚饭后的篝火晚会上,还有从当地杂货店里买来的花生、瓜子享用。

  但女性在过草地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领略到了自然环境的严酷。女红军汪荣华回忆道:“深秋来临,寒风凛冽,我们身着单衣,在无垠的沼泽地里行军,两脚泡在又臭又冷的水里,粮食越来越少,不几天,我们就把刚进草地时带的一袋青稞面和一块鸡蛋大的盐巴吃光了。大家只得吃野菜,有的把脸都吃肿了。最后连野菜也不好找到,只好找来一些牛皮,把皮上的毛烧掉,用水煮着吃。”

  如何使牛皮鞋底成为“美味佳肴”?乐观开朗的女性编了一首歌来传唱:“牛皮鞋底六寸长,草地中间好干粮;开水煮来别有味,野火烧后分外香。两寸拿来熬野菜,两寸拿来做清汤;一菜一汤好花样,留下两寸战友尝。”

  她们为了生存,甚至从牛粪堆里拣粮食吃。女红军钟月林、钱希钧和谢飞三人在一家藏民宅子里嚼着苦涩的野菜,细心的谢飞发现楼下牛粪堆里夹杂着一些没有消化掉的麦粒。起初她们还有点嫌脏,但饥饿的滋味更可怕。她们顾不上牛粪上还爬着蛆虫,开始拣麦粒,很快就拣了两三斤。她们把麦粒拿到河边仔细洗干净,然后放到锅里去炒,金黄的麦粒就变成了美味的食品。过草地的时候,一位男性红军指挥员曾经提出要用半块香皂来换谢飞手中的一把熟麦粒,谢飞没有换,而是白送了他一把。

  她们几乎什么都吃过,茴茴草、松菌、清水煮树皮、草根、皮带、皮帽。有一次,李伯钊把刘少奇采来的野烟叶子当成萝卜缨子,吃掉后差点中毒。

  长征的女性一个个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头上长满了虱子。彭德怀曾开玩笑说:“无虱不成军,没有虱子的不算长征干部!”无论男女,无论职务高低,宿营时都有一项“功课”,就是捉虱子,谁也不笑话谁。徐特立还编过“捉虱舞”,亲自表演。

  女性的长发是肯定不能留的,因为在作战时要防止被敌军认出是女的,也因为卫生问题。女性营养不良,第二性征没有了,住宿到女房东屋里,还会闹出误会。曾经发生过女红军宽衣解带,让当地妇女“验明正身”的事情。一些女性干脆剃成光头。她们平时戴着帽子,休息时一些调皮的男战士偷偷将她们的帽子揭掉,大喊“尼姑,尼姑”、“欢迎尼姑革命”,女性恼怒和尴尬的神情,变成男性开心的笑料。

  点评:正视事实 女性伟大

  长征中的女性有着耀眼的光彩,却也有些人遭受到不公,但这些绝不会有损于她们的伟大,也不会有损于长征的伟大。

  遗憾的是,以往关于长征的著述中,或者受史料局限,或者出于“为尊者讳、为贤者隐”的善意,对女性的不尊重鲜有涉及。

  是继续隐瞒还是正视这些事实,拷问着治史者的良知。

  在纪念长征胜利70周年的今天,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让这种遗憾再持续下去?通过长征中妇女的经历也可以看出,要消除对女性的不尊重,使妇女在社会上得到彻底解放,确实需要经历很长远的


  当时有“8块钱”之说:实在走不动的伤员,按规定给8块光洋寄养在当地老百姓家里,后果往往是被杀被抓,或因伤病得不到治疗而死。因此,女红军的行军口号朴素而简单:“不掉队,不带花,不当俘虏,不得8块钱”。曾给康克清当过警卫员的女兵罗坤年仅13岁,她带11个红小鬼外出宣传,回来时部队已北上。这十几个女孩子组织起来追赶,沿途靠乞讨生活,又躲过野兽袭击和人贩子,战胜了疾病、饥饿,历时3个多月终于追上部队。

  藏族女红军姜秀英的脚趾被冻坏了,为了跟上行军队伍,她从老乡家借来斧头,毅然把溃烂的脚趾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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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周扬[转帖]


  对82岁的周艾若来说,与父亲周扬的隔膜,其实在他7岁那年的分离便注定了,这种隔膜一直持续到父亲离世,他说:“我从未感觉他作为一位父亲的回归。”也许正因如此,看待父亲,周艾若多了一份冷静和客观。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 1951年,我去哈尔滨工作之前,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就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做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学习,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 ”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 ”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做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 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的《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当年只有二十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曾极力给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1966年7月1日,《红旗》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编者按语”中,公开点了周扬的名字。一夜间,父亲成了文艺黑线的代表,他所在的中宣部则成了“阎王殿”。

  父亲对他的被捕毫无思想准备。 1965年父亲在一次体检中发现得了肺癌,他动了大手术,切掉半边肺,锯了两根肋骨。不过,在我看来,他早年得癌症有两个幸运:一是幸好发病得早,没有扩散;二是那时候的政治运动如火如荼,照理说他应该有更多出场的机会,就因为这场癌症,客观上阻止了他出场,打击的人也相应少了些。

  此后,父亲又陷于很长时间的生死不明,甚至几次传出周扬已死的消息,连他的户口都注销了。一直到1975年的某一天,有人通知我们去秦城监狱接他,我们才知道他还活着。

  我后来才知道,毛泽东在那一年有个批示:“周扬一案,似可从宽处理,分配工作,有病的养起来并治病。久关不是办法。”7月份,他们重获自由。夏衍被释放当天就卷铺盖回家了,可是父亲没有,他说:“我不行,我还要写一封信给毛主席,我做自我批评,现在还没有写完。 ”他写完给毛泽东的思想汇报,几天后才回的家。

  父亲在秦城监狱被关了9年,平时没有人可以交谈,也听不到任何外界消息,所以刚从秦城出来时,几乎失去了表达能力,语言不连贯,声音沙哑,见到人就不停流泪。几天后,他慢慢能说一些话了,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搭帮毛主席……”这是益阳土话,就是多亏毛主席的意思。

  父亲出狱后见的第一个人是冯雪峰,这位他当年的“论敌”已经生命垂危。两位历尽磨难的人见面,父亲讲了很多往事,还抑制不住地哭了。

  父亲曾邀请30多位错划为“右派”的老文艺家见面,面对几十年来受尽迫害和折磨的老同志们,他情绪十分激动,以至于未说一字,已泣不成声。1979年第四届全国文代会期间,他特地去作协会场,再—次向丁玲、艾青等作家道歉。自始至终不肯原谅父亲的,只有一个人——丁玲。

  父亲晚年对当年的事情很少提及,我只是记得张志新的事情出来后,他很感慨地说:“张志新了不起,她还是位女性,那么勇于坚持自己的意见!”——父亲一生是极度崇拜毛泽东的,到了晚年能说出这个观点,在我看来,他内心深处,实际上已有所反思。

  父亲在这一次风浪中所承受的压力和不解,使他身体每况愈下,反应也渐渐迟钝,给他拍的CT片子一张张放下来,上面显示,他的脑子一点点萎缩掉了,很快他就成了植物人。夜里,会有蟑螂爬上他的脸,而他毫无知觉。他身体不好之后,却对我们之间的亲情是一种弥补。

  在我看来,父亲晚年又回归到他早年的人道主义者的立场上。现在很多人说“悲剧周扬”,我同意这种说法。他身上充满了各种矛盾,而他身上悲剧的根源,也许有对领袖的迷信、对文艺界领袖位置的追求,遗憾的是,父亲最终也没有来得及给自己在文字上、语言上一个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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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被枪毙的中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转帖]

  1970年3月22日清晨,原甘肃省武山县委书记处副书记杜映华,因现行反革命罪被原天水地区革命委员会保卫部叛处死刑,在兰州游街示众后,与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张师亮和兰州大学历史系学生张春元在兰州焦家湾南面的山沟里枪毙杀害。
  此事已经过去47个年头了,然而对于杜映华的死因以及他生平的情况却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杜映华,甘肃省陇西县文峰区土店子村人,1927年生于陇西县巩昌镇南面的偏僻山村王家沟一个农民家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在陇西地区念私塾、上小学,1948年毕业于陇西师范学校,同年7月在陇西师范学校由当时甘肃地下党领导人万良才介绍加入中共甘肃省陇右地下党组织。入党后的他公开身份是菜子小学、紫来小学教师,秘密工作是在陇右工委领导下从事地下游击活动。解放甘肃岷县时他是陇右游击队中调的先遣成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岷县地委宣传部工作。后调往甘肃省漳县,担任中共甘肃省漳县县委组织部干事、三岔区委书记、贵清区委书记,在此期间,参与领导了漳县的剿匪、镇反、减租反霸、抗美援朝和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10月至12月,漳县第一期土改在新寺区的6个乡、30个行政村、72个自然村进行,他担任河东乡(后称新寺乡)土改工作队副队长。后来他又担任漳县代理宣传部长,漳县农业合作部副部长、部长、县委秘书,漳县农业口党组书记、县委副书记兼县委常委。1958年4月,漳县、甘谷县、武山县合并为武山县后,担任中共甘肃省武山县县委常委、书记处副书记兼中共甘肃省武山县城关公社党委书记。
1957年农村开展的两条道路的大辩论中,很多地方发生了捆绑、打人的违法乱纪行为,可是有人却为此辩护说:“群众在气头上打了人也算不了什么问题”。但是杜映华对此坚决制止,他负责的木林、张坪、武当、新寺等乡却没有出现一例打人、捆人的事件,因此许多人说他“右”了,可是他却不以为然。1958年他兼任武山县城关公社书记后,为了很快熟悉情况、认识干部,他在很短的时间里跑遍了东起东顺,西到山丹,北至马河、榆盘,南至滩歌、清水、龙台等14个管理区,并在北山、南山和沿川分别确定了有代表性的三个大队为重点,由公社领导干部分头驻点,以点带面,指导工作。那个时候到处是“检查团”、“促进团”,动不动就“拔白旗”,整基层干部,逼得下面说假话、吹牛皮,刮起了“浮夸风”。但他此时却直接到农民家里进行体察,反复叮嘱基层干部要说实话、讲真情,还让基层领导要把劳动力组织好,把好抢收关,千万不能让到手的粮食烂在地里。由于他当官不像官,没有一点架子,老百姓都说他是老百姓的贴心人。1959年阶级斗争的弦越绷越紧,他深感由于大跃进、吃食堂、大炼钢铁、虚报浮夸,造成农民生活困苦万分,于是悄悄发放救济粮救灾渡荒,并让大队、生产队按实际亩产上报产量,他的这种做法与其他公社开斗争会逼迫基层领导、强征公购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城关公社农民的家里都偷偷留了点口粮,也让当地老百姓永远地记住了这个优秀共产党的领导干部。
  然而,1959年反右倾期间,杜映华和全国380万说实话、干实事的干部一样被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且被开除党籍下放到东顺化肥厂劳动改造。在此期间,他由于更加贴近农民群众,了解到农民由于饥饿、啃树皮、吃观音土、大量饿死人的情况,心急如焚,与下放劳动改造右派学生一起谈论过一些真实的想法,并且认为兰州大学一些下放劳动改造右派师生办得《星火》刊物,说得都是实话,于是,他也被牵连进全国第四大案“右派反革命案”中。1961年3月他刚刚被甄别平反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调至甘肃省天水地区工会主席,但还未到任既被逮捕。并在1962年11月23日被武山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五年,送交甘肃省第三监狱服刑劳动改造。同时,牵扯进这个案子的还有原中共甘肃省武山县委委员,县委农村工作部部长罗守志,也在其先后被判刑。罗守志1980年平反后,任武山四门中学校长,武山县人大常委会秘书长等职。

  杜映华被牵扯进去的“右派反革命案”,实际上是一些兰州大学下放右派师生和北京大学右派学生林昭等人办了《星火》刊物。
  1958年6月底,兰州大学第二类处分(保留公职或学籍,劳动考察)的右派师生40人(其中右派大学生36人,右派研究生2人,还有化学系右派讲师胡晓愚,经济系日本留学归来的右派副教授管照微),由中共甘肃省委统一发配天水地区,后由天水地委“一分为二”,一半分到天水市,另一半分到武山县。在天水市的兰大右派师生分到北道埠公社、马跑泉公社、麦积公社的一些生产队;在武山县的兰大右派学生分到城关公社和洛门公社的一些生产队;都是下放监督劳动改造。
  1958年正逢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全国上下牛皮冲天,这些师生亲眼目睹并亲自参加了这种荒唐的运动,虽然不敢说,但心里都有自己的想法。在1959年春节前后,大饥谨已开始笼罩甘肃大地,公共食堂相继断炊,农民们冒着被民兵抓回来的危险,纷纷背井离乡出外乞讨要饭。而没有跑了的农民则以榆树皮充饥,用观音土为食,有些人家死尸挺在炕上无人掩埋,还有很多人家由于没有吃食全家饿死殆尽。这些右派师生看了这样的惨境,心如刀割,然而他们是被监督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根本无法将实情向上级反映。张春元、顾雁、向承鉴、谭蝉雪等这些热血青年于是与上海养病的北大右派学生林昭联系后,冒着生命危险出了刊物《星火》,表达自己的思想,用事实揭露当时的黑暗,然后在他们中间传阅。其后,他们以彭德怀的冤情、大跃进带来的灾难、南斯拉夫成功经验撰文上书中央有关领导和《红旗》杂志。《星火》刊物只出了一期,第二期不待出来,此案既被告破。在《星火》刊物的第二期里,其中就有兰大化学系右派学生向承鉴的一篇《食母记》,这是他听到甘肃省陇西县一个儿子的母亲去世后,儿子将母亲尸体放在洋芋窖里偷偷吃得只剩下了头骨,后被人揭发,将其逮捕枪毙并发布了公告的消息后写出的。他当时听到这件事情,悲愤万分,激情写了这篇文章,但此文不待发表他就被抓了起来,后被判了有期徒刑18年。
在这些兰大右派学生被下放到武山县的日子里,作为县委副书记的杜映华,非常尊重这些有知识的学生。他让这些右派学生充分发挥其特长,让他们为农民教识字,并办了公社综合化肥厂。向承鉴虽是兰大化学系一年级学生,也被抽去办化肥厂。杜映华还亲自下队与这些人住在一起。在与这些年轻人的交往中,慢慢地他感到这些学生不仅有知识,而且富有正义感,所以,他开始同情这些人。至今,当年的右派学生向承鉴提起杜映华和他住在一起,为他打洗脚水的情景,仍然感慨万分,对其为人赞不绝口。向承鉴说,这主要是杜书记和我们这些大学生和老师都感觉到当时的政策确实是错误的,他们对当地挨饿受饥的农民都有一种共同的怜悯之情,所以,杜书记与师生们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杜映华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后,学生们对他更加同情和崇敬,并且与他交流过思想,他们对农村形势的看法比较一致。因此杜映华被牵连,也被逮捕。
  但是,杜映华由于“右派反革命案”被牵连判刑,在甘肃省第三监狱服刑期满留场后,他又被以向服刑的“密谋暴动越狱”反革命犯、兰大右派学生张春元传递信件而被枪毙。

  杜映华的案子是当时疯狂年代的一个缩影。虽然,事隔十年之久,在1980年5月18日,由甘肃省天水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宣告其无罪,并彻底平反,但此事反映出在那个年代中国人说句真话的艰难。
杜映华被抓被杀后,他的亲戚朋友都被株连。他的妻子董淑桂和三个幼小的孩子既被赶到农村自谋生路,由于没有住房,他们就将南山脚下放羊娃避雨的洞穴修理成窑洞住了下来,没有吃的,他们就挖野菜来填补充饥。那个年月,董淑桂一个寡妇带着三个幼小的娃娃,受尽了别人的打骂和歧视。在漫长的十四年的岁月里,她由于吃野菜饿肚子,劳累成疾,得了胃病将胃切除三分之一,并且求亲告友做手术负债累累,但她还是历尽辛酸以女性的坚韧将孩子抚养成人。
  时间匆匆已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血淋淋的历史告诉我们,过去那颗罪恶的子弹,打碎的不仅是一个刚直不阿、实事求是的头脑,它击碎的是善良、诚实、法制和正义。今天我们回顾历史,就是要让年轻的一代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为建立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美好社会付出了多么昂贵的学费;就是希望人们不要忘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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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高官陈诚竟拿敲诈自己的一名草民没办法[转帖]

    如果要将国共双方的大将做个通俗的对比,陈诚可能相当于林彪,同样都是从连排长起步,同样开过小差,最后也同样当了副统帅,区别只在于陈诚的资格老一些,1925年,他在黄埔军校当炮兵教官的时候,林彪同学才背着书包来上课,只是第四期的一名新生。
北伐开始,陈诚在21师当团长。
   这个师的师长,名叫严重,为人正直,他十分欣赏陈诚,曾饱含深情,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段话:“陈诚来谒,畅谈两小时,将来救中国,必此人也。”不出几年,陈诚果然在火线上接连被提拔为师长、军长和相当于兵团级的中路军总指挥。然而,尽管他治军严厉,连顶头上司刘峙的侄子都敢枪毙,但却镇不住一个小小的草民,那大胆草民,一不怕枪,二不怕兵,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1934年4月,中路军总指挥陈诚利用在江西“剿共”的机会,忙里偷闲,经上饶、衢州和丽水回家探亲。那天上午,风和日丽,春色媚人,高市乡小学100多名小朋友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校长、教导主任的带领下,去渡口迎接当了大官的校友衣锦返乡。乡邻们更是十分好奇,听说当年那个骑在牛背上冲锋呐喊的小拿破仑要回来了,都争先恐后地涌到江边去看稀奇。只有那个小小的破乡长装清高,不去迎接,架子恨不得比省军级领导还要大。
    陈诚的老家,在瓯江南岸。
    南岸没公路,江上也没桥,坐车从丽水过来后,还要在对岸转乘渡船。暖暖的太阳,晒在身上热呼呼的,好多人脸上冒出细细的汗珠,可男女老少没一个人打退堂鼓,都急切切地踮起脚尖向对岸张望。忽然,只听见有人兴奋地喊了一声:“来了!来了!”,引起一阵轰动,果然,江对岸的公路上,从丽水方向开过来两辆小轿车和一辆军用卡车。然后,从车上陆续下来许多人,走向早已在那里等侯的渡船。
    渡船慢慢划过来。身穿灰色中山服的陈诚站在船头,稀疏的头发向后梳理着,略带长方型的脸庞上容光焕发。只见他面带微笑,深情地注视着家乡的山山水水,不时时地挥动巨手,向乡亲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在他身后,还站着一个年轻的兵,身上挂着盒子炮。乡亲们于是乎纷纷猜想,那个枪兵,大概就是传说中的大将军贴身侍卫吧?
当陈诚跨出渡船后,小学校长第一个迎上前去,和昔日的学童、今天的省军级领导紧紧握手,然后请首长在各位老师的陪同下“阅兵”--检阅学生队伍。“立正! 向右看齐!向前看--敬礼!”教导主任一声令下,小朋友们个个昂首挺胸、立正敬礼。
    陈诚没有对小朋友说“同学们好”、“同学们辛苦了”,小朋友们当然也就没有回答:“首长好!”“为人民服务”,国民党里不流行这一套习惯用语。他只是满脸笑容,不住地点头,不停地赞许道:“好、好、好!”尽管地方当局没有组织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也没有把保安团弄来让领导真正地阅个兵,但陈诚丝毫没在意。
    小学附近,有一幢窗明几净小洋楼,作为首长下榻的公馆。墙壁上刷了一层深红色的油漆,卧室还铺上了地毯。会客室里,桌上铺一张印花布毯,再放一个插满鲜花的大花瓶,这条件在乡下已经很高级了。
    陈诚很满意,又说了几个“好、好、好。”
公馆门前,当然有卫兵,要是有一小撮阶级敌人混进来行刺,怎么办?但这样一来,又把首长与人民群众隔开了,不仅是一般的老百姓,就连许多亲朋好友都被挡在门外,深感侯门似海。陈诚一看情况不对头,在乡邻面前摆什么威风啊?赶紧下令,立即撤岗。于是,小洋楼里春潮涌动,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就在这时,极不和谐的一幕发生了。
有一个名叫叶作巢的人,气冲冲地闯了进来。这位人高马大、面色黝黑的村民,扒开人群,径直走到正在与大家屈膝谈心的陈诚面前,说你要赔我烟叶!陈诚一愣,赔你什么烟叶,我又不抽烟。原来,通讯兵在架设过江电线的时候,不小心将他的木船碰斜了,进了一些水,把船上的烟叶打湿了一部分,这刁民就发脾气了,说老子找你们领导去,看你们领导怎么说,敢不赔钱!陈诚问清怎么一回事以后,心想不就是一般的军民纠纷嘛,也没当一回事,很爽快地说那就照价赔偿嘛,打湿多少赔多少。
    领导态度越好,那叶作巢的胆子就越发大,心想你陈诚做了这么大的官,不宰你老子宰谁啊?不乘机捞一把,再到那里去发洋财啊?把领导当摇钱树了,竟然漫天要价,说他的烟叶如何如何优等,运到上海去如何如何受欢迎,售价又如何如何的高。
    陈诚一听,这不是故意找茬吗?但又不好发脾气,只得一再申明:“对于烟叶损失,本人一定按价赔偿;对于因工作疏忽而造成事故的士兵,也一定要以军法严惩。”并吩咐副官,将肇事士兵先关起来,听候处分。可那大胆刁民,依然不罢休,再三纠缠,非要高价索赔不可。陈诚终于忍耐不住了,发脾气了,可这脾气还不敢冲着刁民发,而是撒到小兵身上,愤愤然地说道:“将架线士兵拉出去枪毙,用性命赔你的烟叶!”
    这时,在场的乡邻看不下去了,纷纷指责叶作巢不像话。可怜陈诚的老母亲,也微微颤颤地赶过来调解,说:“辞修啊,你回家来是好事,怎能在第一天就要开杀戒呢?多赔些银两,少惹些是非,不就行了啊。”说着,老人掏出自己的养命钱,又加了一些大洋作为补偿,那叶作巢才善罢甘休。
    公正的讲,这件事情上陈诚作为高官确实表现出了一定的风度,并没有因为自己位高权重,叶作巢无权无势又无理取闹而对叶作巢采取什么手段。
    陈诚的这种表现值得现在的官员们深思啊。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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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者日记:藏好水果刀 以免晚上自杀[转帖]

 我实实在在是个很幸运的人,不时会忽然受到圣灵的感动。在那个瞬间里,知道自己正得到上帝的护佑,一天一天地健康起来。


  列表可见目前生活中快乐与不快乐的事情比例如何。


  快乐的一面:


  1.如今基本用药和检验已可以报销。


  2.我已经吃了三个月抗抑郁的药,最艰难、最恐怖的时候过去了。药物反应的副作用明显减轻。


  3.虽然没上班,仍可以拿到工资。每月能养活自己,钱基本够日常开销。


  4.不用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只要老实呆在家里就行。

 5.由于生病,人们对我的工作成绩和作为不会有太多期望,  有了更多的宽容,压力可以大大减少。


  6.父母生活安定,弟弟一家小日子过得挺有乐趣。


  7.丈夫身体健康,事业顺利,愿意帮助我治病。


  8.朋友们关心我,大家认为我的人缘挺好。


  9.病了这么久,我没有成为别人的累赘。我可以生活自理。


  有点累。晕。恶心。


  随笔


  回忆刚触及最表层,精神网络就启动了应急机制,想必脑血清、神经递质处于不稳定状态中。预警信号出现。我又做抑郁的梦了。


  我梦见一个很热闹、混乱的会场,有一些医生在做报告,还有记者在跟医生对话。我想偷偷溜会。没等我溜出门,几个大会工作人员拦住了我,一个表情严肃教授模样的人叫我跟他们走,说是要去救一个大学生。

  乱哄哄的病房门口,有人叫我看里面一个二十出头的男孩,他坐在病床上,比较清瘦,病容不明显,好像情绪不好。


  几个人围住我,嘱咐我进去做那学生的思想工作,叫他正确看待生死,不要惧怕等等。我说我又不认识他,你们应该找更合适的人来跟他谈。


  医生说,来不及了,他癌症晚期,最多可以坚持一个月。


  我说,为什么要我去跟他谈?


  医生说,因为你就快死了,比他要早死,你去谈他会听。


  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好乱。我说,我记得我好像下半年才会死啊。


  医生说,你记错了,就是这几天了。你不是准备好了吗?不痛的,我们会给你很好的止痛药。其他人也夸我准备工作做得好,家人也没负担等等。


  我不想听他们唠叨。糟糕,我记错了,还有什么事要处理?时间够吗?


  我非常非常讨厌这样的变化。好不容易做坚持活下去的思想准备,现在又要立刻调整心态去面对死。

 我有点害怕。我为自己起了慌乱害怕的念头而愤怒自责。李兰妮,你慌什么?怕什么?多活半年少活半年都是一回事啊。是的,死就死,这是早就定好的事。死了就轻松了,天国是最美丽的地方。


  可是……我心里有点难过。为什么这些人对我的死这么轻松?他们关心那个大学生,为他快死了而惋惜。为什么没有人惋惜我?为什么我死在他前面还要去跟他谈话?对了对了,正是因为我要死在他前面,所以我要教他怎样迎接死亡。


  心里释然,我朝病房走去。然后意识模糊了。梦中断了。醒来后,累。


  在苏珊女士的书中,有重度抑郁病人对抑郁感受的描述,以下几段曾令我这样想过:是的,是的,接近了,触到了。可惜……还是点到为止。


  一位成功的电视制作人这样说:“这世界已无足轻重,因为它对你来说不再有任何意义、任何关联……你早晨醒来,恐惧就如同海水涌进一艘沉船一样涌进你心中。你无法起床,你无法度过这一天。到底害怕什么?我无法告诉你……我不相信没患抑郁症的人能理解紧紧缠绕抑郁症病人的那种恐怖。”


  一位生物学家说:“这比我目睹妻子死于癌症还要可怕。我很惭愧,因为我承认我的抑郁比妻子的死还让我难受,可这是事实。”

 列夫·托尔斯泰患抑郁症时极想自杀,“……看看我吧,一个幸运的人,每天晚上脱衣睡觉前,都要把一根绳子拿到房间外边,这样我就不至于在房梁上悬梁自尽了。我也不再带枪去打猎,省得经受不住诱惑而结束我的性命。”


  看苏珊博士这本书之前,我不知道托尔斯泰也患过抑郁症。我明白了自己的一个习惯动作。每次我用过水果刀之后,不管那刀套搁得多么远,我都要找到它套好。若是晚上太晚找不着刀套,我会用一本厚书压住刀身。我会特别注意那锋利的刀尖。尤其是我一人独自在屋时,我总会意识到那刀尖的存在。即使我背过身去,或者去了另一间房,我的心思仍在刀锋上。我会一遍又一遍地,忍不住地想像着刀尖慢慢切开皮肤以至血管时的画面。


  原来,我深受诱惑。2005年10月12日链接


  肿瘤医院出院记录摘录


  姓名:李兰妮


  出院日期:2000年2月24日


  出院诊断:甲状腺乳头状癌术后右颈癌转移

 住院经过:入院行术前检查,完成后于2月20日在冬+局麻后行右侧功能性颈清扫。


  出院情况:切口愈合,病理与临床相符。


  补白


  这次住院开刀很偶然。2000年春节后在广州看病,脖子上有个小疙瘩。没想到医生一摸就叫我立即住院。我惊讶,“我什么都没带,也没带多少钱。”医生说:“可以刷卡。叫你家人送日用品来。”做完两天常规检查,我就上了手术台。


  伤口刚拆线,脖子上竖着粗粗一条血色绚烂的疤,缝针的痕迹夺人眼目。我扛着标志性伤疤,拿着出院证明回深圳。听说在外地开刀没办转院手续不给报销。我担心过一两年说不定还要在广州做手术,便去社保部门咨询。


  排了半天队。那窗口里的女人只扫了出院证明一眼,就把它扔了出来,声音尖厉,“不能报!”我毕恭毕敬道:“我是想问,以后碰到医生要求立即住院,该怎么办理转院手续?”那女人答非所问:“不能报。得癌症的人多啦。”说完不再睬我。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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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板桥与他的竹子画[转帖]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江苏兴化人,应科举为康熙秀才,雍正十年举人,乾隆元年进士。官山东范县、潍县知县,有政声〖以岁饥为民请赈,忤大吏,遂乞病归。〗作官前后,均居扬州,以书画营生。擅画兰、竹、石、松、菊等,而画兰竹五十余年,成就最为突出。取法于徐渭、石涛、八大诸人,而自成家法,体貌疏朗,风格劲峭。工书法,用汉八分杂入楷行草,自称〖六分半书〗。并将书法用笔融于绘画之中。主张继承传统〖十分学七要抛三〗,〖不泥古法〗,重视艺术的独创性和风格的多样化,所谓〖未画之先,不立一格,既画之后,不留一格〗,对今天仍有借鉴意义。诗文真挚风趣,为人民大众所喜诵。亦能治印,〖接近文何〗。有《郑板桥全集》、《板桥先生印册》等。

  书画成就

  郑板桥是一个卓越的艺术家,他在绘画、书法、篆刻诸方面的成就,奠定了他在中国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板桥在艺术方面的独特天赋,加上他的勤奋努力、不断探索,使他在诗、词、书、画诸方面皆旷世独立,自成一家。他的艺术成就,突出地表现在他继承并大大丰富了中国画特有的民族形式和传统风格,把诗、书、画、印有机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更加完美、更加绚烂多采的综合性艺术。

  板桥绘画,学于现实,博采众长,自成风格。他一生最喜画竹、兰、石,兼画梅、松、菊等,效法“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春之竹、万古不移之石”,做“千秋不变之人”,这是板桥所欣赏的“四美德”。竹、兰、石代表着作者顽强不屈、坚韧不拔、正直无私、虚心向上的精神品质,是他“倔强不驯之气”的象征。

  板桥画竹,“神似坡公,多不乱,少不疏,脱尽时习,秀劲绝伦”。《清代学者像传》他一生的三分之二岁月都在为竹传神写影,他曾有诗写道:“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少年时,屋旁有一片竹,他于是在窗上糊上白纸,白天的日光和夜晚的月色将竹影投射到窗纸上,他觉得零乱的竹影就是天然图画。后来他说:“凡吾画竹,无所师承,多得于纸窗粉壁日光月影中耳”。他通过观察和艺术创作的实践,提炼出“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理论。“眼中之竹”是自然实景,是对自然的观察和从中体验画意:“胸中之竹”是艺术创作时的构思:“手中之竹”是艺术创作的实现。他把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想象、真实与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创造了师承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境界。

  在《题画竹》中,他总结自己的画竹之法:故板桥画竹,不特为竹写神,亦为竹写生,瘦劲孤高,是其神也;豪迈凌云,是其生也;依于石而不囿于石,是其节也;落于色相而不滞于梗概,是其品也。

  他的《墨竹图》,嫩竹老竹,泼墨有香有淡,11枝竹,新、老、前、后,层次清楚,既互相交叉,又各自独立,极富立体感,是一幅优秀的作品。

  他画兰石,也与别人不同:“兰叶用焦墨探毫,以草书之中竖长撇法运之”《清代学者像传》,既撤撒得开,又收得拢,未开、初开、半开、全开的兰花;山上、岩下、石畔、盆中的兰花,他都画。“画石亦然,有横块,有竖块,有方块,有圆块,有欹斜侧块”,既有细皴,又有乱为,有时甚至用畅笔酣墨画“一笔石”。

  板桥的书法,风格奇古,他“字学汉魏,崔蔡钟繇;古碑断褐,刻意搜求。”终于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板桥体。他的书体自称“六分半书”,把真、草.隶、篆四种书体,以真、隶为主综合起来,加入兰、竹笔意,是多种书法艺术与绘画艺术的有机结合。这种书体有架势,有笔力,金石味很浓,圆润古秀,雄浑峭拔。

  板桥的书法,曾被人誉为“乱石铺街”,骤然看去,大大小小,歪歪斜斜,疏疏密密,不方不正;但仔细看来,就会发现它是一气呵成,行款活泼自由,排列穿插得十分灵巧别致,浑然一片玲珑,气势俱贯,妙趣横生。

  板桥的印章,也生动有趣。《桐阴论画》称他“善刻印,笔力朴古”。其印章精致又别具一格。表现他经历的有:“康熙穷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土”;表现他志向的有:“心血为炉熔铸今古”、“富贵非吾愿”、“郑为东道主”、“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艺术上他情愿做“青藤门下牛马走”;书体是“六分半书”。这些印章非常切人切事。把他的身世、爱好、性格、志向活灵活现地描刻出来。

  诗、书、画、印是中国独特的传统艺术,历代许多知名文人、艺术家都曾尝试将四者有机地结合起来,而郑板桥在这方面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前人未有的成就。他抓住诗、书、画、印中相通的东西,提出了“三真”,即“真气、真意、真趣”的说法。“真气”指爱憎分明、富于正义感的品质和气度,这是艺术家最可宝贵的素质:“真意”就是肝胆相见、助人为乐的真挚的思想感情:“真趣”则是艺术创作形式上摆脱绳墨,立意标新,独创一格,使作品形神俱备,堪称回味。据此“三真”,将四体熔为一炉,相得益彰,形成诗、书、画、印和谐统一的完美的艺术形式。

  郑板桥画以有题而名贵,题亦以有画而妙趣横生。题诗跋文布局灵活变化:或以画为主,题诗为辅;或字画各半;或一反常规,题多于画,甚至一幅画中,画只占一角,而题跋倒占主导地位,被誉为著名的“郑长题”。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6-10 11:02:18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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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强行降落拉萨 抢救班禅16小时[转帖]

   从1984年年底,卫生部就在酝酿恢复保健局。1985年5月,中央保健局正式恢复时,身任中保委办公室主任的王敏清兼任局长。

    31年前,他成为保健领域的新兵时,还那样年轻。如今他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已经两鬓飞霜了。他的压力和责任更重了。

    作为保健局的局长,他有一项例行的公事,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9点,到北京医院北楼,听取有关住院的高层领导人病情的汇报。1989年1月28日是个星期六,他像往常一样,在8点50分走进听取汇报的办公室。

    刚进办公室,就有电话找王敏清局长。他拿起电话才知是从西藏日喀则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叫张建纪,是全国人大陪同班禅赴西藏日喀则参加班禅东陵扎什南捷开光典礼活动的干部。

    张建纪告诉王敏清:班禅今晨4点多发生心肌梗塞,我们在当地立即组织了抢救,现在班禅的呼吸已经停止,抢救仍在进行中。王敏清听后感到事出意外,因为班禅在离京前没有任何会突发心血管疾病的征兆。尽管如此,北京医院还是派了内科医生和护士陪班禅赴藏。

    了解了基本情况后,王敏清立即打电话通知了中央保健委员会主任杨德中。很快,中央统战部部长阎明复办公室、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都打回了电话,内容都是要尽快组织抢救组。

  温家宝在电话里说得更具体一些:“要组织最好的班子、带上最好的抢救医疗器械、以最快的速度赶赴西藏抢救。”

    王敏清和北京医院院长蒋葆生、副院长陈曼丽经紧急商议,十分钟后便决定,王敏清亲自带队,内科心脏病专家沈瑾、北京医院副院长心脏病专家刘元恕,以及有急诊抢救经验的护士李秋红、魏东组成抢救小组。与此同时,迅速准备好抢救药品与器械。

    王敏清给杨德中打电话,告诉他准备的情况及抢救的人员。杨德中关心地问:“你亲自去身体行吗?”王敏清这才想到自己已经年届花甲,但他毫不犹豫地说:“没问题。”因为他的身体一向很好,4年前还曾陪同当时是副总理的李鹏去过西藏;特别是作为领导,关键时刻,自己应该带头上。

    当他们准备得差不多时,中央办公厅派来接他们去飞机场的车也到了。他们直奔北京南苑机场。王敏清下车时发现,中央办公厅主任、这次赴藏抢救班禅工作的总领导温家宝身穿军大衣,已经在那里等候了。他们鱼贯登机,同行的还有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武连元、全国人大的副秘书长许孔让、班禅的亲属等十余人。在这些人中,王敏清是年纪最大的。

    王敏清上了飞机才得知,他们乘坐的大飞机不能在日喀则降落,必须在拉萨换乘直升飞机。当飞机快到重庆时,飞行员报告说接到拉萨机场的消息,拉萨气候不好,机场不能降落。他向温家宝请示,是否在重庆降落。

  温家宝听后果断地说:“不行,直飞拉萨,要强行降落。”王敏清回忆说,他当时非常赞赏温家宝的这一决断,因为他们是去救人的,如果在重庆等候天气变化,延误了时间,他们还去西藏干什么呢?

    下午5点20分,飞机在拉萨迫降时,果然是狂风呼啸。机场上有两架直升飞机已经发动起来了,王敏清和抢救组人员急忙登上了第一架直升飞机,温家宝也上了这架飞机。

    飞机沿着雅鲁藏布江峡谷飞行,两岸峭壁似乎伸手就能触摸到,在狂风中匍匐在地的野草清晰在目。由于气候恶劣,飞机颠簸得厉害,飞机里没有座位,所有的人都坐着小马扎,机上的人像摇煤球一样被颠过来倒过去。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呕吐不止,连一名机组人员也吐了。

    6点20分,飞机降落在日喀则的班禅行宫附近。王敏清提着手包,跳下飞机便朝抢救现场奔去。可他走了几步发现居然没人跟上,他边嘟囔边回头望了一眼,发现刘元恕大夫正被两个人搀扶着,踉跄而行;沈瑾大夫则由《民族画报》社的一位记者背着。

    王敏清这才意识到:他们毫无过渡地一下从海拔几十米的北京,直达海拔四千米以上的日喀则,氧气稀薄导致了严重缺氧。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指,发现已经呈现紫色,这是高山反应。

    王敏清还清晰的记得,他们进入抢救现场是6点30分,当时屋子里已有五十多人。有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总医院、日喀则地区人民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医院的专家和医护人员,正在进行着紧张的抢救工作。有的在操纵人工呼吸机,有的在轮流做心脏按摩,班禅的病榻边竖着输液的吊瓶。

  在听了抢救情况的简单说明后,为了及时了解班禅的真实病情,王敏清果断地下令:一切抢救工作暂停五至六秒。因为当时无法判断呼吸和心跳,究竟是班禅自动的,还是人工呼吸机和按摩在起作用。

    经过短暂的观察,王敏清和在场的专家们确认,此刻班禅的呼吸已完全停止,全靠人工呼吸;但他的心室有极微弱的、不规则的蠕动。这就是说仍可能有转机的一线希望,他遂下令恢复抢救。

    沈瑾大夫一面吸着氧气,一面和刘元恕大夫商议,决定实施心脏直接穿刺心内起搏。沈瑾大夫监视着心电图,进行指挥;由刘元恕大夫亲自操作,护士们配合。第一次穿刺,做得非常准确、到位。但班禅的心脏没有被带动起搏。

    他们决定换第二台起搏机,进行第二次穿刺。操作依然准确、到位,可班禅的心脏依然没有被带动起搏。起搏机都是事前经过检查的,显然,可以排除是机器有故障。

    抢救在继续着,王敏清、沈瑾、刘元恕,运用一切可能奏效的方法,竭尽全力……一切该做的都做了,班禅始终没有恢复呼吸,心脏的蠕动也越来越弱了。晚8点16分,心电图呈现水平线状态。这说明班禅的心脏已经完全停止跳动。

    从班禅病发实施抢救,至此已近16个小时,他的呼吸始终没有恢复。最可能奏效的心脏两次直接穿刺心内起搏,依然无能为力,起死回生的最后一线希望也已黯然。王敏清向温家宝报告:班禅的心脏于8点16分停止跳动。

  此后,王敏清吩咐抢救停止,收拾抢救现场。没有人对抢救组所采取的措施提出异议;也没有人认为王敏清的指挥有丝毫不当之处。

    快到晚间10点时,当地安排医疗组去吃晚饭。王敏清这才记起从早晨离家到现在,他还没吃饭呢!可他此刻只感到撑持不住的困倦,吃饭时嘴里究竟嚼了些什么,根本不知道。

    饭后,温家宝对他说:“我已经向北京汇报,中央认为抢救组尽了最大的努力,决定新华社发报道,你们的名字要见报。”王敏清说:“这是很高的荣誉,可我当时听了却一点反应都没有,当时的意识大概都停止了,唯一的欲望就是躺倒睡觉!当时不仅是劳累,更主要的是缺氧。”

    王敏清回到休息的房间里,还没有来得及脱衣服和鞋子,已经酣然入梦。第二天,向班禅遗体告别的仪式上,人们发现抢救组的医生一个也没有到场。他们,全都病倒了。

  当王敏清他们离西藏返京时,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代表藏族同胞,对中央派遣的抢救组的工作表示感谢,并赠献了哈达。班禅的家属们也再三表示感谢,并说:抢救组所付出的极大努力,他们都看在眼里,感动在心里。

    1989年1月30日,全国各大报均刊登了新华社关于班禅抢救情况的通稿,其中《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新闻有如下文字:“由中央保健局局长王敏清、北京医院副院长心血管专家刘元恕、心血管专家主任医师沈瑾等组成的专家组到达后,先后两次作心内起搏,持续抢救……”这种由新华社发稿,报道在执行医疗任务中医生姓名的情况,是罕见而不寻常的,说明党给予了他们充分的肯定和很高的荣誉。

    王敏清回首此事,感慨尤长:“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成为受到世界关注的敏感地区。所以我们抢救过程中一举一动,每一细节,都不能有丝毫差错。不光是实际工作的差错,就连可能引起旁观者感觉的差错也不行。任何一点差错,都可能引发事端,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挑起民族纠纷,给党和政府造成极大的政治麻烦。仅就班禅大师逝世没有引发什么波澜而言,就足以让我们感到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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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雄鹰 彪悍勇武的匈奴后裔去了哪里? [转帖]

  东胡的不思进取最终促进了另一支草原雄鹰的翱翔,他们能征善战,被称为“马背上的王者”;他们是草原文明的缔造者和传承者;他们的铁骑不断踏入农业文明的领地,通过掠夺资源,来延续着自己的存在;他们一批批地从蒙古高原冲出去,征服了许多的亚洲帝国,并且一度成为了半个欧洲的统治者。这个民族有着一个让人敬畏的名字——匈奴!


  匈奴人用自己的彪悍和勇武建立了当时亚洲大陆上最强大、幅员最辽阔的大帝国——匈奴帝国,并且与汉帝国连年征战。虽然汉帝国在与匈奴的征战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是也损耗了巨大的国力,逐渐衰落。匈奴则在汉帝国的压力下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与汉族交往频繁,逐渐与汉族融为一体,北匈奴则西迁以后销声匿迹……


  1、崛起于北部的神秘力量


  匈奴是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中国北方的一支古老民族,繁衍在河套地带(今内蒙、山西一带),游牧于大漠南北。相传是夏人的后代。匈奴一名最早见于战国时期的《逸周书•王会篇》、《山海经•海内南经》、《战国策•燕策三》。名称由来,据说是鬼方、混夷、獯鬻(xūnyù)、荤粥、猃狁(xiǎnyǔn)、胡等的异译。“匈奴”一词,汉语的意思直译为“人”,意义为“天帝之子”。中国近代的大文学家王国维则认为“匈奴”二字快速连读,就发“胡”字的音,而“胡”这个字在匈奴人心目中即为“天之骄子也”。


  匈奴的首领叫做单于(chányǘ),相当于中原的国王。在单于之下,则有左、右二贤王,各率领一大部落。《汉书》说,单于姓挛鞮(dī),其国民称之为“嶿(ru)黎孤涂单于”。而匈奴语把天叫做“嶿黎”,把子叫做“孤涂”,单于则是广大的意思。由此可见,单于就是天子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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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文帝 史上唯一一个被出轨老婆气死的皇帝[转帖]

   人常说中国地大物博,理所当然的很多特产都堪称世界之最。譬如皇帝,前前后后就有三四百位,是世界上盛产皇帝最多的国家。皇帝多了,死法也就五花八门。有饿死的,有吃错药死的,也有被老婆用被子闷死的,更倒霉的还有本文这位被出轨的老婆气死的。说起来这位皇帝还是一代少年有成的明君,他就是那位把鲜卑族改造为汉族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

    拓跋宏一辈子注定和姓冯的女人有说不完的过节儿。第一个姓冯的女人是他的奶奶冯太后。本来冯太后可以安安心心做太后,但是他爹献文帝拓跋弘却不想安安心心做皇帝。这个拓跋弘是个不务正业的典型,他看见大臣就头疼,看见奏章就撞墙,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做,却整天想着与木鱼为伍,投身到吃斋念佛的伟大事业中去。他想撂挑子可以,但是必须先留下一个儿子替他受死才行。

    于是乎,他就拼命地和老婆一起“拼搏”,终于在皇兴元年(公元四六七年)生产出了儿子拓跋宏。拓跋弘认为自己很快就要解脱了,高兴得当即大赦天下。但是,北魏这个帝国有个很差的传统,如果某个女子生的儿子做了太子,那么她就要掉脑袋,为的是防止出现第二个吕后。所以,拓跋宏早早就成了没娘的孩儿。

    没娘的孩儿自然没娘养,养他的是几个宫女。不知是宫女调教得好,还是他天性聪颖,小小年纪就懂得孝顺父亲。他四岁那年,拓跋弘身上长了个大脓包,那个疼呀。拓跋宏就亲口给老爹吸出脓水,没多久,脓包就好了。为此,举国上下都惊奇了好一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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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359楼 发表于: 2009-06-10

虐待女囚、杀人成狂的凶狠纳粹女魔头[转帖]

    1979年,在杜塞尔多夫市高等法院,一场针对前纳粹玛伊达奈克集中营看守、纳粹医生的审判正在进行。被告席上站着一位身材高大、强健的妇女。

    她,身高175米以上,金发披肩,身材适度,面色红润,长眉大眼,鼻梁高挺,朱色双唇;如果不是精神沮丧,不是言语有气无力,或者长时间的缄默不语,人们很难把她与纳粹战犯联系到一起。她看上去也就四十四五岁,实际上已然整60岁了。起诉书上写着她出生于1919年。


  她的大名是赫尔米娜•瑞恩•布隆施特奈尔。提起这个名字,年轻人可能全无概念,但是读过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一本畅销小说《巴西来的孩子》的人,很可能会对书中那位刺穿女孩、扼杀婴儿的纳粹集中营女看守弗丽德•玛隆奈留下较深刻的印象。其实,前者正是后者的生活原型,只不过瑞恩•布隆施特奈尔的罪恶比书中提及的更多、更重,被她折磨、杀害的人,不是几个,而是两三千。


  布隆施特奈尔于1919年7月16日生在维也纳,家境一般。历史往往好同人们大开玩笑。赫尔米娜本打算当一名救死扶伤的护士,但是在遍及全国的纳粹主义褐色潮流中,她不到20岁就接受了纳粹主义,并很快成为一名狂热打手。为了培养她当一名集中营女看守,上级选送她到拉芬斯布吕克接受培训。

  结业后,她先到奥斯维辛集中营女囚营当看守,一年左右又被调到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女囚营,开始任舍长,以后因忠于职守,升任女囚营副看守长。她拷打女囚之凶狠,在整个集中营里是有名的。对一般的小过失,别的女看守也不过抽打几鞭子;被她抓住,则非要抽打几十下,不打得皮开肉绽,是断断不会善罢甘休的,以求“好好教训她,让她10年不敢再犯”。


  除了毒打,她还有许多其他折磨人的花招:比如,在严寒的冬夜,她会逼迫有过失的女囚在室外罚站,一站就是一整夜,第二天还必须照常干活。女囚要是犯了重一点的过错,让她遇到就有丧命的危险,她会把女囚捆绑在树上,然后往身上大泼冷水,囚犯们称为“穿珍珠汗衫”。


  十有八九,女囚的结局是活活冻死。对于犹太女囚中的孕妇,她不仅丝毫不照顾,还要千方百计挑毛病,打得她们乱滚乱爬,她自己则在大笑声中扬长而去。“这些其实还都是小菜,”战后一个当年的女囚愤怒地控诉,“更恶毒的是,布隆施特奈尔经常大批挑选精疲力竭的女囚赶进毒气室处死,一年中她就挑选了1700多人。”

  女囚们不知晓的是,布隆施特奈尔还犯下更不可饶恕的罪恶,她和集中营司令官利勃亨舍尔、女囚营看守长爱尔萨•艾利希一同策划了1943年11月3日对18万名犹太囚犯的大屠杀,创造了纳粹分子一日内杀人的吉尼斯纪录。1944年夏,玛伊达奈克集中营因苏军迫近而西撤后,布隆施特奈尔继续在奥斯维辛和德国国内的集中营为非作歹,丝毫不曾收敛。


  “二战”结束,布隆施特奈尔回到家乡维也纳潜藏。尽管乡亲们曾看到她穿着党卫军制服回家,但不知她的罪恶底细。同时,奥地利又存在一股同情、姑息甚至庇护纳粹战犯的风气,因而她得以安然地过日子。虽则盟国的调查人员也曾对她严加询问,也曾关押过她八九个月,不过均因证据不足而不能不还她自由。


  不过,布隆施特奈尔的日子也不大好过;她在集中营任职期间,因为已进入领导层,尽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但如今,一切都得自食其力。劳顿多年,几经波折,她才找到一个稳定的职位——在一家旅馆当洗衣女工。这一行每天要干十来个小时,收入也不算高;有时顾客太多了还要兼干女招待的活儿。

  但她靠着身强力壮和眼里有活,居然在不长时间内进入角色。干着干着,她的好运来了。这天天气炎热,到餐厅里喝啤酒、吃小菜的顾客特别多,原有的十二三个女招待已是难以招架。“赫尔米娜,你去餐厅帮帮忙吧。”老板吩咐道。“小姐,要两瓶啤酒,一根匈牙利萨拉米肠。”一位30多岁的美军上士喊道。赫尔米娜见是一位占领军的士官,忙不迭端上来,毕恭毕敬地放到桌上。“您还需要点什么?”“唔,唔,待一会再说。”上士盯着小姐,若有所思地说。好容易忙到餐厅关门时,赫尔米娜准备打扫卫生,却见到还有一位客人仍没有吃完,正是那位上士。上士见小姐完了活,便同她攀谈起来。


  得知小姐尚属独身,上士不禁眼睛一亮。此后,上士便成了餐厅的常客。有时,在餐厅找不到赫尔米娜,竟跑到洗衣房去找。赫尔米娜也刻意靠在瑞恩——也就是那位美军上士这棵大树上,伺候更加周到,言语格外温存。经过三个月的交往,二人的感情不知不觉已到达谈婚论嫁的地步。

 1959年,赫尔米娜随退伍的瑞恩回到纽约布鲁克林区,二人很快到教堂结了婚。赫尔米娜•布隆施特奈尔于是堂堂正正地变成赫尔米娜•瑞恩,成了瑞恩夫人。1963年她又堂而皇之地获得了美国国籍。光阴似箭,一晃12年过去了。瑞恩夫人除了当过几年门房和花草修剪工之外,一直是悠闲自得地当家庭主妇。结婚纪念日快到了,瑞恩决定带爱妻到洛杉矶旅游。这天,瑞恩夫人开着车在洛杉矶郊区游荡。


  由于地理不熟,拐弯时,竟把一位横穿街道的老太太挂倒,幸而伤得不重。瑞恩夫人急忙下车把她扶起,惊慌之中,她下意识地用德语说了声“抱歉,实在对不起”,不料老太太端详了她老半天,竟问道:“夫人,您是奥地利人吧?”“啊,对,对。”瑞恩夫人回答道。她忽然觉得不妙,忙改口:“您看,我是慌的,我哪里是什么奥地利人,我不过是在奥地利旅居过几年,我从来就是美国人。”


  老太太鄙夷不屑地笑了笑,满怀自信地走了,不过她记住了瑞恩夫人的汽车号码“ABCDE5558”。瑞恩夫人突然感觉不对劲,心中暗想:这个老太太我好像觉得眼熟。瑞恩夫人的第六感觉其实没错。这个老太太实际上不老,她比瑞恩夫人只大一岁。不过是当了5年集中营囚犯的缘故,她的年龄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得多,至少大10岁吧。她曾被布隆施特奈尔踢过,抽打过,那年冬天还被她绑在树上穿“珍珠汗衫”。若不是副看守长临时被司令官叫去,姐妹们冒着生命危险把她救下来,她早就成为冤魂了。

 很幸运,她活到了战后。她最大的愿望就是报仇,要抓到那个女魔——布隆施特奈尔,不管她逃到天涯海角。真是苍天有眼,让她找到了仇人。几经挫折,她终于获悉,该车的女主人名叫赫尔米娜•瑞恩,1952年随丈夫从奥地利移居纽约。至于她更打算知悉的,对方只能以“无可奉告”相回答。眼看到了难以深入的地步,但无法忘却的仇恨鼓舞她在荆棘丛生的荒山上探寻一条新路。


  万般无奈之中,她想到了维森塔尔中心。果然,与纳粹战犯不共戴天的维森塔尔,热情地接待了她,并一口答应帮助她获取证据。几个月之后,老太太被告知,瑞恩夫人原姓布隆施特奈尔,1919年生于维也纳,曾在多个纳粹集中营任职;她还得到一张瑞恩夫人当年身穿党卫军制服的照片。没错,瑞恩夫人就是布隆施特奈尔。


  她记得千真万确,尽管布隆施特奈尔堪称美女,但她脸部也有一个不易察觉的缺欠,她的嘴略微有点歪,向左歪。而瑞恩夫人脸上同样存在这个小毛病。深夜,她辗转反侧,宿不能寐,挥笔疾书,一气呵成写就五六万字的举报材料,矛头直指瑞恩夫人——布隆施特奈尔。

 1971年4月的一天,她把这份满怀激情的材料郑重地呈交美国移民归划局。将近一年之后,心中时常忐忑不安的瑞恩夫人被传唤到美国移民归划局,一位官员郑重向她宣告:鉴于瑞恩夫人隐瞒了其罪恶历史,美国移民归划局决定剥夺她的美国国籍,并将她驱逐出境。美国移民归划局还将同意西德曼海姆地方法院的请求,将瑞恩夫人引渡回西德。听着听着,由于恐惧与绝望,瑞恩夫人一下子晕倒在地板上。


 1973年,垂头丧气的瑞恩夫人——布隆施特奈尔,被两名庄严威武的西德法警押解回法兰克福,继而又来到杜塞尔多夫。1980年5月30日,杜塞尔多夫法庭经多年反复核实,确认了赫尔米娜•瑞恩——布隆施特奈尔的战犯身份;以极为严重的反人道罪,判处她终身监禁——这是当时最重的量刑。1996年,统一后的德国政府实行大赦,77岁高龄的布隆施特奈尔走出牢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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