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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在“姓社姓资”的争议中复苏[转帖]

1979年1月14日，一篇标题为《为广告正名》的文章在《文汇报》上发表，作者丁允朋在文中写道，“我们应该运用广告给人们以知识和方便，沟通和密切群众与产销部门之间的关系”。后人评论说，这篇文章是中国广告界改革开放后正式引动的一声春雷。

历史是有巧合的。就在丁允朋的文章发表前10天，1979年1月4日，中国改革后第一条报纸广告，出现在天津日报第3版。这条“蓝天”牌高级牙膏的广告只是几句简单的产品介绍。它的后辈，“蓝天六必治”牙膏，20多年后有了一句全国流行的广告词“牙好，胃口就好，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也紧随丁文出现。1979年1月28日，正值春节，还恰逢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出访美国，上海电视台播出了一条“参桂养容酒”的广告，这是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它长达1分30秒。

参桂养容酒广告是由上海广告装潢公司代理。公司负责人有个熟人想推销“参桂养容酒”，而当时上海电视台经费来源完全依靠财政，日常经费极其有限。经营广告增加收入的主张得到了电视台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

可是，就在广告播出前半分钟，主管技术的一位负责人却说不能放。上海电视台原广告科负责人汪志诚后来介绍说，当时有一位领导站在旁边说：“你们这样是要犯大错误的。”技术人员就不敢播了。汪志诚跟那个技术人员讲，还是按播出计划来办，播出计划串联单是电视台负责人邹凡扬同志签了字的。

早期的电视广告都非常简单直接，一般就是打个标语：“请您使用某某产品”或者用张照片，但“参桂养容酒”相对而言，却是很复杂的。

根据上海市广告装潢公司励世良等几个老同志回忆，这条广告有4个片段，第一是他在买参桂养容酒，第二是他到长辈家里去了，第三是他在长辈的家里，最后老先生拿着这个酒很高兴。有趣的是，它与如今满眼的“收礼只收×××”的广告相似度很高。

1981年2月21日中国广告学会成立。回忆起学会成立不久后在太原开的一次研讨会，中国广告协会前副秘书长贾玉斌说：“会上有专家提出‘要研究社会主义广告与资本主义广告区别’”，“当时的观点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广告就是为了资产阶级服务的，他都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广告，而我们社会主义广告，是为了人民群众服务的，服务对象不一样”。

广告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一直持续到80年代中后期。摘自《老年生活报》

国外亏了国内亏 中国国民财富损失何时休[转帖]

　　　　中国的经济专家国外投资血本无归已是司空见惯了，最近又爆出经济间谍使中国进口铁矿石损失7000亿的怪事。

　　我国在对外投资的交易中究竟损失多少个7000亿，我们暂且不论，中国老百姓奇怪的是：在国外读了硕士、博士头戴耀眼光环，归国后成了主流精英的所谓经济学们，稳稳的占据在各级金融要害部门。近几年他们主导的对外投资几乎是全军覆灭，引进的外资在短短的几年内却送给人家十倍甚至几十倍的利益，中国经济学家都在干什么，受那些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提出的高论影响而实行的政策，最后使谁最终受益，使谁陷入深深窘境了呢？那些“主张对内狂引境外战略投资者、让其大赚贱卖的银行原始股；对外大力推出中国优质大型企业或国有垄断企业境外上市，向海外慷慨派送十倍于融资的分红”的经济专家到底在干什么，他们的底细和真实身份到底是谁？

　　去年美国的两家房贷抵押机构“房地美”和“房利美”公司崩盘行将破产，荣登美国“两房”公司外国债权人之榜首的居然是中国，一共持有涉及该两间公司高达 3763亿美元债券，约占中国外汇储备总额21% 。国际经济界称为一件匪夷所思的大丑闻。香港区全国政协委员、金融专家刘梦熊撰写的《我为人民鼓与呼》一文，疾言厉色质问中央财金当局有关拍板人：你们这班败家子哪里来这么大的胆子，拿国家人民的钱，来买天文数字的“两房”股票。现在“两房”基本上已破产，你们如何向全国人民交代？

　　过去对外投资失败，管理层一句“交洋学费”便蒙混过关，但改革开放都三十年了，那些决策高层不是硕士就是博士，有些还是在美国哈佛、耶鲁喝过洋墨水，跟国际接过轨，怎么现在还在交学费，而且学费愈交愈多呢？

　　我们认为，近年国家经济领域这样的怪异诡秘的现象和行为，决不仅仅是表面专家贪财、官员渎职那么简单，应该是境外对手和敌对势力精心地策划和不懈的努力后，其战略金融间谍的成功之作。还有那些身居金融要害部门所谓的海归经济学家们和他们的“徒子徒孙们”，已被西方国家彻底洗脑，骨子里丧失了自己的传统信仰和文化，奴性文化主导了他们的思维，事实上已变成按西方政府意图办事的人，但自己并不明白。

　　号称有超百个经济学博士的中国平安入股富通不到一年，股价下跌逾97%。平安最初投资富通的238.74亿元仅剩约6亿元。大家想想，中国经典文化的核心就是讲求“天人合一观”，追求人和自然、和环境的和谐统一。《易经》中有个基本的观点，就是“否极泰来，物极必反”，也就是人处在低谷时应当想到前途的光明。在股票市场上，“地狱就是天堂的起点”，绝望往往是希望的开始。相反，在歌舞升平，市场一片喜气洋洋的时候，往往就会盛极必衰，在这种时候就需要居安思危。

　　稍微有点证券常识的股民都知道，2007 年连续上涨20多年的西方股市已经接近盛极必衰的前夜，就是傻子也不会去冒这种很明显的风险。这种事情只有被洗了脑的“偏执狂”才能做的出来。西方国家和国内海归经济学家的关系就像赵本山小品的“大忽悠”和“脑袋大脖子粗”的关系，西方国家就是“大忽悠”，海归经济学家就像“脑袋大脖子粗 ”。老百姓都知道，1+1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等于3。但在西方“大忽悠”的忽悠下，那些海归派们想当然的以为1+1不光可以等于3，甚至可以等于4。。。结果是一败再败。

　　去年，中国最大的金融投资公司中央汇金公司，将60亿股中国建设银行H股以接近当日H股市价三折的2.42港币/股的超低价卖给美国银行公司，仅此一笔买卖，中央汇金公司白白让利271.2亿港元于美国银行。并且，美国银行还可以在未来以不超过2.78港币/股的低价，继续从中央汇金公司购买195.8亿股建设银行的股份。如果按建设银行现时H股市价算，美国银行将在这一系列的买卖过程中累计套得近2000亿港元的无风险收益！

　　中央民族大学证券研究所教授张宏良提“建行”贱卖国有资产后，有关专家立即反驳：这是按照多年前的协议办的。就算是这样，这些事件的自始至终都是西方人给中国的专家们设的一个圈套。刘梦熊先生也曾指出：件件金融丑闻的暴露，实质上对中国经济重创之巨，对国民信心和精神打击之大，简直可以抵消大批我们自己宣传的其他成就光环。这决不是一般的问题，甚至不是什么重大失误！不能用失误的概念，而是直接叫做中了“杀招”！它的背后是应该是严重的渎职战略间谍的性质！

　　轰炸大使馆和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就开始筹划对中国实行经济战，在我国经济连年大幅增长的大好形势下，先将中国股市连续打压多年，造成举国恐慌、恐惧情绪，然后大肆低价收购中国已卖不出去的金融等股权和二级市场上的股票。此时国内投资者已成惊弓之鸟，股票不敢买，股权不敢想，事实上管理层在西方资本打压中国股市的过程中也被洗脑四年，思维中仅存股市还要跌不会大涨的思维定势。最后西方资本在汉奸以及卖国媒体的配合下建仓成功，然后拉高几倍甚至几十倍顺利出货。这一系列的阴谋只能用中国的传统经典文化才能准确的感悟到，那些被严重洗脑的经济专家对此毫无所知，自然而然变成了美国的间谍和打工者，这也正是美国所希望的，否则也不会让他们回到中国。

　　建国初期，为何美国阻拦钱学森回来，而现在放纵主流经济学家返回中国呢？新中国成立后，钱学森要回国，就有美国军方一个领导说：“钱学森无论在哪里都抵得上五个师。我宁肯枪毙他，也不愿放他回中国。” 数年后经中国方面多方努力，钱学森才归国成功。

　　与钱学森归国难相反的是，后来中国搞改革，美国主动为中国培养经济学家提供帮助，在美国经过培训后，美国还通过一些舆论宣传手段帮忙鼓吹这些被他们洗脑的经济学家，吹来吹去竟然被吹成了“主流经济学家”。这类经济学家不负美国所望，在鼓吹推动刮起中国搞私有化运动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显然，在美国眼中，钱学森与主流经济学家的价值和作用是不同的，有区别的。那就是，真正能帮助中国强大的人才，美国是会采取各种手段限制归国。而那些能够给中国造成麻烦和更多问题的所谓人才，美国不仅大方地派到中国，还会提供各种培训，有的还暗中发特殊津贴，甚至动用舆论宣传手段进行包装，以利用一些人崇洋媚外迷信洋人的弱点给这些主流经济学家更大地发挥“作用”。通过这个对比，人们不难发现，中国送给西方十万亿不是偶然的，是人家长期“奋战”的结果。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袁东指出，主流经济学家的惨败，意味着推动变革的深厚力量一定在民间，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公共与私部门或曰政府与民间的组织格局之后，人类社会的变革能量主要来源于民间或私人部门。不用考察更久远的历史，仅就过往三十来年的历史看，这一点就非常突出。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过去三十年间步入了更快的经济增长与繁荣通道。尤其是，以集全球人口最多的中国最为醒目。而更重要的是，中国如今相当一部分建筑、生产和经营活动，是由非政府实体基于盈利性商业原则自发自主开展的。在全球经济出现动荡调整的当今，如果人们希望尽快走出调整状态，并希望中国经济以及全球经济继续保持过去三十年的良好增长势头，就不能忽视这30年的重要经验：推动变革的深厚力量一定在民间！
　　
我们再简单谈谈中国股市的现状
　　
中国目前没有真正搞懂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运行趋势的经济大师，十几年来无论是御用专家，还是机构、券商们豢养的专家拙劣表演充分证明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人的评价－－没有真正懂经济和资本市场的专家。看看他们的作为，听听他们的言论实在是让人嗤之以鼻。

　　最著名的经济学家：股市下跌是慢牛！

　　最无耻的经济专家：1千点喊700点，6000点喊1万点。

　　最聪明的经济专家：上涨时喊一定会下跌，下跌时喊一定反弹。

　　最精明的经济评论家：美股上涨A股下跌时说，中国经济受美国影响小；美股下跌A股暴跌时讲美国经济对中国经济冲击大。

　　想要用“科学方法”预测股市行情或未来走势的人，不是江湖骗子，就是蠢蛋，要不然就是兼此两种身份的人，股市处于何种阶段，多数人只能通过经验来“猜测”，笔者是微不足道的草根之人，平庸的再也不能平庸了，利用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股市心理学等知识书面性的准确预测了2003年、2004年、2005年、 2006年和2007年证券市场的走势（2008年预测准确率在70%上下），六年的综合准确率打个折扣算70-80%吧。那些机构御用的“海归派”及其弟子们预测的准确率应该高于我这个草木之人吧，但统计资料显示：2003－2005年3年间，专家机构每年的预测都是错误的，准确率为0。2005年，甚至将最低点预测成实际最高点。2006年-2008年的综合准确率也低于30%。相信这种所谓的专家们，对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起的作用也不会很大。

　　中国经济领域除了充斥着部分想为本国效力，实为外国打工而浑然不觉的所谓经济专家外，还有少数明白事物的本质，为了迎合上司、小集团及个人利益做出违反实事的结论的专家，所谓“二奶专家”（网络名词）占据着各个要害部门。他们与少数表面上正经，骨子里肮脏，只图个人利益抛弃国家利益、责任义务以及法律法规的所谓“妓女官员”（网络名词）一起危害着我们的国家、社会和民族。诚然，那些所谓的经济专家对2005年前后国际资本有计划的侵入中国资本市场一无所知，结果是一败涂地。

　　笔者在《金融战尚未结束，十数个“庚子赔款”已入“西方列强”的账户》的文章中指出：06年-07年的牛市中，国际资本通过国内A股市场赚走至少一万亿人民币。现在笔者想告诉投资者的是：眼下国际资本又早早的进入我们的股票市场，盈利目标还是非常的大，所以股市短期内下跌非常困难，继续大涨应是主流。

　　股市在3000点以前，不少所谓的专家学者就开始叫空，最近有些新旧“海归们”，也开始叫嚣股市见顶。比如有个被西方洗脑八年曾经的著名股评家也在其博客中一直在叫喊风险，笔者相信他们并不是真心为“经济侵略者” 鼓噪，而是变成了被洗残了大脑的“假洋鬼子”。笔者奉劝这少部分人，你在西方学的那些知识最好不要用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否则，就会钻进你“老师”给你设的圈套里，搅乱股民的思维，坑害中国的投资者，危害中国的资本市场而浑然不知。

　　最后笔者衷心的希望，铁矿石事件以及其他投资惨败能给中国社会各阶层以深刻的警醒，真正认清我国在世界经济战中所处的险境，扭转中国在世界经济领域令人宰割的被动局面，将中国内外危机扼杀在摇篮中。
 
来源：凤凰博报
 

 柳亚子的《绝命词》 [转帖]

　　曾无富贵娱杨恽，偏有文章杀祢衡。长啸一声归去矣，世间竖子竟成名。

　　这是柳亚子在家乡黎里为躲避蒋介石部下的搜捕，藏匿在复壁中口占的《绝命词》。诗中用了几个典故，表达了他同蒋介石之间的恩怨。

　　杨恽是司马迁的外孙，因功封中郎将平通侯；后以过失免为庶人，在《报孙会宗书》内流露了不满，语

蕴讽刺。汉宣帝读了大怒，处杨恽极刑腰斩。祢衡，汉末文学家，少有才辩，长于书札，因当众羞辱曹操，结果曹操大怒，用借刀杀人计将祢衡除掉。杨恽和祢衡都因摇笔杆动嘴巴得罪上司而遭到杀身之祸，不过他们俩在世上还享受了荣华富贵，柳亚子自忖没有此等福份，而说话写文章得罪上司遭到杀身之祸却同杨恽祢衡一般模样。晋朝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面对刘邦与项羽争霸的古战场，感叹道：“世无英雄，竖子成名！”竖子，小子，阮籍指刘邦，柳亚子在诗文里多次用来借指蒋介石。

　　柳亚子反对蒋介石分共清共，曾在广州面对面地指责蒋介石“是总理的信徒，还是总理的叛徒？”并且向共产党有关领导提出倒蒋的建议。因此，蒋介石把柳亚子看作眼中钉，肉中刺。

　　1927年5月8日深夜，上海特别军法处长陈群受蒋介石之命，从苏州派遣北洋降将张镇部下十几个军警直扑黎里镇，把柳亚子故居团团包围。柳的卧室在故居第四进楼上最西的一间，他马上穿过厢楼来到第五进楼上最西边的箱橱间。箱橱间里有一特殊建筑叫复壁，柳亚子藏到里面。

　　柳亚子在复壁内，觉得这次凶多吉少，于是口占了这28字《绝命词》。也是凑巧，那天柳亚子的妹婿凌光谦前来作客，睡在客房里。军警们错把凌光谦当成柳亚子，捆绑起来带走了。三天以后，发觉抓错了人，找人保释出来。

　　柳亚子从复壁出来马上化装，天色未明就启程，摇船三天三夜来到上海。又隐姓埋名改作唐隐芝，东渡日本避难。

(《团结报》7.11李展文)
 

洪都拉斯奇特风土人情：换妻集市[转帖]

　　洪都拉斯的一种习俗匪夷所思，就是＂卖媳妇＂。在洪都拉斯西北部的一些村镇，男人可以将自己的老婆＂休掉＂，并拉到集市上拍卖，或者拿去跟别人的妻子交换。被买来的老婆可以再度拿去拍卖。这个有些吓人的民俗同样也是玛雅遗风。
　
　　洪都拉斯蓝洞

　　位于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原本默默无闻，然而上周末发生在该国的军事政变一下子让这个加勒比海国家跃上世界不少媒体的显著位置。《环球时报》记者不久前刚走访过洪都拉斯，感觉那里的风土人情颇有奇特之处。

　　最佳潜水地

　　啥名字都敢起

　　在中美洲国家，人们给孩子起名普遍有创意，尤其是洪都拉斯人，思路更是不受世俗限制。比如在《环球时报》记者去过的东部城市，有的人叫＂汽车轮胎＂、＂闪亮插头＂，还有人叫＂感谢上帝＂。据说当年哥伦布航海至此时差点让风暴葬送性命。于是他就把这个国家命名为＂洪都拉斯＂，意思是＂无底深渊＂，而沿海一带则叫＂格腊西亚斯阿迪奥斯＂，即＂感谢上帝＂。洪都拉斯是玛雅人的发源地。用喜爱的事物命名其实是玛雅人的遗风。在洪都拉斯国土上曾出现过18位玛雅王，他们的名字就千奇百怪。有叫＂十八只兔子＂的，也有叫＂蛇的嘴巴＂的，而他们手下的将领名字则更古怪，有叫＂抽烟＂的，还有叫＂棍子＂的。

　　即使现在，用自己喜欢的人或事起名的依然很多。克林顿和里根都是使用率很高的名字。前年，忍无可忍的政府终于立法，禁止人们再起＂莫名其妙的名字＂，名人的名字也在被禁之列。估计以后叫克林顿的洪都拉斯人就不会这么多了。

　　洪都拉斯妇女

　　换妻集市3个月开一次

　　洪都拉斯的另一种习俗更加匪夷所思，就是＂卖媳妇＂。在洪都拉斯西北部的一些村镇，男人可以将自己的老婆＂休掉＂，并拉到
　　集市上拍卖，或者拿去跟别人的妻子交换。被买来的老婆可以再度拿去拍卖。这个有些吓人的民俗同样也是玛雅遗风。当年玛雅人将抓获的男俘虏全部杀掉祭神，而女人则可被充当为妻子，或拿去交换。对于这种根深蒂固的习俗，政府也无可奈何。如今根据法律规定，这种交易只能在规定的＂人集＂举办，而且每3个月才能开一次集。

　　汽油桶搭房子

　　初到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时，《环球时报》记者的第一印象就是见不到高楼。市中心的矮房子连成一片，看上去更像是山村小镇。原来，从北美到南美的西海岸是条极不稳定的地震带，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严重的地震。洪都拉斯虽说是这条地震带上比较平稳的地区，可人们也感觉像是坐在火山口上，不知什么时候就会地动山摇。今年5月，洪都拉斯还曾发生了一次7。1级地震。因此当地人很少盖高楼，甚至还有人用汽油桶和废旧巴士搭建房子居住。一旦有风吹草动好及时脱身。

　　洪都拉斯人爱配枪。这一习惯源自农场主和有钱人家。上世纪80年代以来，洪都拉斯治安不佳，很多有条件的人自备防身枪支，荷枪实弹的军人也常能看到。在市中心的公园，记者还见到废弃的高射机枪和迫击炮立在那里做装饰。在让人休憩的公园里摆这么多杀人武器，总觉得有点不搭调。不过，对于习惯了冷枪和武力冲突的洪都拉斯人来说，可能已经见怪不怪了。

　　洪都拉斯的鱼

　　天上掉大鱼

　　濒临加勒比海的洪都拉斯人很喜欢吃鱼。有趣的是，在每年的5月至7月间，洪都拉斯的一些地区会下＂鱼雨＂。这种现
　　象已经有些年头了，如今更被写进许多民俗故事中。记者没有亲眼见过天上掉鱼的奇观。据说在鱼雨到来之前，天上乌云滚滚，大风呼啸，强风暴雨大约持续两三个小时之后，数百条活鱼便落在地面上。从1989年开始，洪都拉斯人每年都会庆祝＂鱼雨节＂。2006年，洪都拉斯电视台曾报道说鱼雨出现了两次。记者曾打听过鱼雨的成因，不过得到的回答完全是＂民间传说版＂：1856年，一个名叫苏比让拿的西班牙神父来到洪都拉斯。为了帮助穷人，他连续三天三夜祈祷，请神赐予食物。自那时起就开始下鱼雨了。

　　其实鱼雨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出现过，大多时候和龙卷风等天气现象有关。不过像洪都拉斯这样集中的，还真是罕见。

美国人看透了日本人，给他两颗原子弹[转帖]

在美国人面前，日本人差不多是透明的。美国垄断集团的智囊团有着很好的传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又是人中之杰，日本人那点雕虫小技在他们面前完全一览无余。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美国就有人开始注意研究日本了，甚至判断出日后美日在东亚地区必有一战，在华盛顿会议上，双方各有所得，但是基本上还是美国取得了胜利。

二战开始后，希特勒知道他还没有做好对抗美国的准备，所以小心谨慎地不去触动美国，但是罗斯福看透了日本人的愚蠢和莽撞，为了清除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他曾经派出一支舰队在台湾一带巡航，希望引起日本的愤怒，但是日本人没有做好战争准备，但是不久日本人还是被挤到了墙角，偷袭了珍珠港，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一夜之间荡然无存了，美国对日宣战，罗斯福知道日本人早晚失败，真正危险的是希特勒，所以美国执行先欧后亚的政策，第一炮打到了正在那里小心谨慎的希特勒头上。希特勒差点没被愚蠢的日本人给气死。

日本人在东南亚地区不管取得多少胜利，只要不能通过印度，都无济于事。美国人已经看透日本人的心理，他们知道日本人冲劲很大，但是缺乏战略思想，妄自尊大，脑袋一热啥事都敢干，所以让日本人来消除美国人的孤立主义再合适不过了，对日本人的战争也不用太着急，等日本人过了这股冲劲，再慢慢收拾他们不迟，而且对待日本人必须狠打，打得越狠越好。

这样，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国人几乎无所不用其极，把日本人的舰队和商船几乎全部击沉，在濑户内海布下不可排除的压发水雷，切断水路交通，用燃烧弹火烧东京，连河水都沸腾了，为了打击日本人的心理，美军飞机先撒传单，告诉日本民众他们明天几点来轰炸，然后按时前来，最后仅有的两颗原子弹也给日本人用上了。

美国人没有看错日本人，你看日本人现在最服谁？最服美国。

在罗斯福面前，天皇裕仁就像一个赖子，东条英机就像一个街头的痞子。你打他，打得越狠，他越说你好，打轻了，他会瞧不起你，美国人正是看透了这一点，把日本人往死里打，效果不错。

日本就是这样一个不成熟的民族，他们内心深处追求的是强大，但是他们理解的强大不是制度、文化上的领先，而是身强力壮、孔武有力，他们的偶像是高大魁梧的新佑卫门，结果日本人喜欢柔道，看着总有点变态的感觉。为了强大，他们团结、好学、精细、认真，这是他们的优点，但是他们缺乏见识，狂妄自大，想当然，不了解别的民族的心理，看不到其他民族的优势，愣头把脑，事情顺利的时候就忘乎所以，遇到挫折的时候又失去信心。几十年前端着刺刀拼体力的时候他们还有点优势，现在面对电脑玩智慧的时代他们一点优势也没有，因为商场不拒绝别的，就拒绝幼稚，日本民族恰恰非常幼稚。

自从美国人看透了日本人之后，连韩国和俄罗斯也弄明白了，所以和日本人打交道时大家都知道不能跟日本人讲道理。中国玩得更神，不多说了。

日本人想向美国人说不，一万年也没戏。
 

中国的穷人不应叫穷人[转帖]

厉以宁教授在回答网民质疑张维迎教授在《小康》杂志访谈时提出的“中国所有人都是改革受益者”的问题时，提出一个史无前例的“创新性理论”，即中国的穷人不应叫穷人而应该称为“待富者”。
　　
　　历先生要把穷人改为“待富者”的理由是：“改革还没有完呢，并不是说改革到现在为止了。.....现在还在市场经济中，他今天没有富，只要有更多的机会，机会的均等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大家对都在改革中受益要有正确的理解。’历教授的意思是，你现在是穷人没有受益没关系，但你将来有可能成为富人，“因为改革还没完呢”，所以穷人就是“待富者”。
　　
　　历先生真不愧是“伟大的经济学家”，他的这个伟大的“理论创新”，一下子就把中国变成了没有穷人的国家。为此，忠言强烈建议国家为历教授申报诺贝尔经济学奖，让历先生的名字永垂史册。
　　
　　穷人成为“待富者”，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经过30年的改革，不应该再有穷人。三十年，三十年啊，人生能有几个30年。经过了30年的改革再有穷人，这怎么能说的过去？这不是给改革摸黑吗？所以穷人不能叫穷人，应该改为“待富者”，这样就体现了改革的伟大成就。
　　
　　其次，建设和谐社会就不能那壶不开提那壶，不能老说“贫富差距拉大”这挡子事，不能老说有穷人，要多说“中国人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把穷人叫做“待富者”，尽管还不是富人，但是起码跟“富”字沾上了边，起码“给他们一个希望”，这体现了和谐社会的理念。
　　
　　历先生真是太有才了。我们国家没有穷人了，我们只存在富人和“待富者”而已。看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的好处实在是太有必要了。如果我们老不“解放思想”，老不“更新观念”我们的贫穷怎么消灭？我们的小康怎么能实现？
　　
　　忠言建议历教授的理论进一步丰富和发展，比如富人改叫“待乞丐”，因为“市场经济还没完呢”。今天是富人，以后可能成为乞丐，这样穷人心理会更平衡一些。还有，老百姓改称为“待官员”，官员改称“待群众”，因为将来百姓可能成为官员，官员可能被罢免为百姓；依此类推，粮食改为“待屎”，水改为“待尿”，因为人吃了粮食会变成屎，人喝了水会变成尿；白天可以叫“待黑夜”，黑夜可以叫“待白天”，等等。
 

秦帝国不是暴秦，是统一文明大帝国 [转帖]

秦帝国不是暴秦，是统一文明大帝国

记者：您“相对细致地整理了两千余年历史上所有的批秦言论”，那么您认为这些批判性的言论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秦帝国的历史缺陷主要表现在什么方面？您对这方面的理解是什么？

孙皓晖：是的。为了清楚了解历史上的非秦烟雾，我翻遍了二十五史，做出了相对细致的整理与摘录。我想真正的搞明白，历朝历代对秦的仇视，究竟有多少理由？究竟有多少证据？结果，历代非秦言论的水准，很令我失望。

说到底，他们提出的总概念只有一个——暴秦。其余十分之八九，都是论断性的分类指斥秦如何暴政。其中最重要的原发理论，有两个：一是秦末六国贵族的反秦言论，二是西汉董仲舒的批秦言论。前者是讨伐性的攻讦，云山雾罩大而无当，完全经不起分析。后者则是指斥秦帝国的经济盘剥与刑法暴虐，同样经不起分析推敲。

我在《大秦帝国》一书的最后中，已经详尽地考据和分析了这种非秦理论的虚假性，这里不重复了。总体说，西汉之后的个人非秦言论与官方非秦评价，几乎都是以前两者为直接资料依据的，不分析不举证，只一味地咒骂鞭挞，没有任何创造性，没有任何史料价值。值得深思的是，我们的当代历史学家的许多文章中，仍然孜孜不倦地引证着秦末反秦言论，引证董仲舒理论，作为秦暴政的依据，没有人指出这些历史论断的虚假性。

两千余年的中国学界，对秦的评判完全丧失了客观性，已经不愿意将秦帝国当作一个严肃的历史问题来进行认真的讨论了。所以，他们的言论是经不起认真审视的。这一历史迷雾，即或不在今天澄清，也将在未来澄清。一种背离历史事实的谎言，不管有多少人拥戴，终归不会永恒。

秦帝国当然有其历史缺陷。这个问题是两方面的：一是立足于当时现实，一是相对于当代文明进步。就前者说，秦帝国的缺陷主要是三方面：其一，秦始皇帝后期的“势治”超过了法治，使严密完整的帝国法治出现了失衡与断层，使权力枢纽区出现了人治的空间；其二，秦帝国没有充分地修法准备，没有及时从战时法治的重刑主义扭转过来，没有适时发展为常态法治体系；其三，秦帝国冒进过甚，基本建设规模过大、人口迁移的频率与规模过高过大、国防工程速度太高、意识形态求治太急、老秦族群消耗过甚。用今天的话说，秦帝国在始皇帝后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

若从文明史意义的立场评判，秦帝国没有重大缺陷。

首先，秦帝国推行的政策符合历史潮流；

其次，秦帝国的文明统一事业奠定了中国统一文明的根基；

第三，秦帝国的法治是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唯一的完整时段的法治社会；

第四，秦帝国的政策失之于急，但并未失之于暴，秦帝国的政策远比后世屡屡出现的暴政时代清明平和得多。当然，要从社会性质上评判，秦帝国作为古典社会，相比较于当代文明，肯定是落后一个时代的。但是，这能算做历史缺陷吗？

记者：秦的精神在后来朝代更多得到了传承还是篡改？大致经历了怎样的演变？

孙皓晖：应该这样说，秦的实际制度基本上被代代传承；秦的社会精神与文明创造力，则基本被丢弃。汉武帝之前，汉承秦制基本是全载性的，包括继承秦的意识形态政策。汉武帝之后，作为社会制度的秦制已经定型，但作为意识形态的秦文明，作为文明传统与历史精神的秦文明，却开始被自觉地剔出。西汉末期王莽大复辟，带来了沉重的社会灾难，进而惨遭失败之后，企图以复古取代秦制的政治倒退再也没有出现，实际的秦制开始了恒定地传承历史。但是，也正是在实际秦制得到历史认可的大势下，精神的秦文明却被彻底的抛弃了。很不可理解，很荒诞，但是是事实。

记者：您是否认为，在当今社会可能更需要秦帝国时期的精神？比如哪些方面？为什么有这种需要？

孙皓晖：当然是这样。太多了。秦帝国时代的社会精神是什么？是强势生存，是大争大进，是变革创造，是刚健质朴，是求真求实；人的生命状态极其饱满，知识阶层的尊严感与使命感极强；国家政治清廉奋发，官员不作为是最大的罪行。凡此等等，都是我们今天所缺失的。当代的我们，在儒家的极端保守主义体系中浸泡了两千多年，整个社会的进取神经已经大大麻痹了，人的生命状态已经大大萎缩了，对什么都无所谓了。对于那个遥远的大阳时代，我们也几乎已经忘记了。

 日本又在向我挑衅[转帖]

这场短促的到访显然让此前策划邀请的日本“民间团体”感到失望。为此，热比娅前脚刚走，便有日本媒体透露，李登辉、达赖将分别于今年9月和11月相继访日。看来，着实有一些日本势力在拥抱这些叫嚣分裂中国的宵小。

“送走一个‘疆独’，又接待‘台独’、‘藏独’。日本，上瘾了吗？”有网友在论坛里描上一个红色的问号。

李登辉、达赖排队访日

台湾TVBS掌握的消息说，李登辉暂定于9月4日前后访问日本，随后会在东京发表演讲并逗留两天。台媒发现，李登辉此行不会一人独往，而岛内盛传的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候选人之一王文洋也将陪同随行。除了公开向青年学子演讲，李登辉还有可能密会与他交情深厚的前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及安倍晋三等人。台媒认为，届时李登辉将把自己在日本政经界的“好友”一一介绍给王文洋。

李王一行过后，日本松山市会在11月3日举办达赖的专场演讲。据日本共同社7月29日报道，达赖将应日本四国地区佛教联合会的邀请，开展时隔一年的日本访问。

然而，相比日本邀请团体的兴奋，日本媒体及熟悉中日外交事务的人士大多则感到“话题沉重”。他们担心，日本一连邀请宣扬中国分裂势力的几个头目到访，无疑将使当下友好的中日关系再添紧张。

哪些势力在背后撑腰

事实上，热比娅、李登辉、达赖都不是第一次访日。而他们到访之处，各有自己的“联络图”。

三人之中，李登辉的“资历”最老。他早年在东京留学，曾自称访日实为“怀古之旅”。2000年之后，他共造访日本4次。其中2007年6月，他以祭奠亡兄为名，参拜靖国神社，令中日之间刚刚结束的“暖春之旅”蒙上了一层阴影。

而欢迎李登辉的“老朋友”多是日本老一代右翼政商界人士和学者，他们有充足的政治资源和经济实力。在这些人的支持下，“日本李登辉之友会”已经活动多年。这一组织不仅为李登辉在日本的活动提供方便，而且也经常组织日方人员前往台湾“交流”。这一团体在神奈川、爱知、岐阜等县都设有支部，甚至还不定期地出版刊物，为其造势。

达赖也访问过日本数十次，他在日本有自己的据点——“达赖喇嘛日本代表处”，这一代表处开设于1976年，位于东京的新宿区。达赖喇嘛访日时的一些活动，都是由这一代表处作为主办方。平时，这一代表处也经常参加日本一些宗教团体和学术团体的活动，还定期举行各种聚会和招待会（例如每年达赖喇嘛生日时的庆贺宴会），招揽和联络支持者。

此外，日本国会内还有若干议员组织了一个名为“思考西藏问题议员联盟”的团体，经常为达赖访日提供各种政治上的帮助。2003年11月达赖访日时，这一团体就是邀请方之一。值得一提的是，目前任民主党党首的鸠山由纪夫也是这一团体的成员。据称，他与这一团体的代表、民主党议员枝野幸男私交甚笃。2007年达赖访日时，时任民主党干事长的鸠山专程会见了达赖。当后者说自己“向中国伸出右手，向欧美和日本伸出左手”时，鸠山立即回应道，“将强有力地支持您的左手”。

虽然热比娅自今年新疆“7.5”事件后才在日本“声名鹊起”，但“世维会”早就设立了日本的分支机构，为她笼络资金、四处活动。2007年，热比娅首次访日时，邀请她的组织是一贯“坚定反华”的“大赦国际”日本分部。而她刚结束的这次访问，虽然日本官方一股脑地将其运作推给了“民间团体”，但执政的自民党的一些人还是把热比娅请到了党总部内。

“一般而言，反华势力访日时，多为所谓的‘民间组织’、党派人士直接追捧他们，而政府官员几乎不出面，这显示了日本政府在这一问题上的‘两难’。”一位长期驻日的时政记者告诉《国际先驱导报》。

三“独”与日本右翼合流

在上海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专家赵国军眼中，三个“独”派份子轮番访日，目的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共同的动机在于，扩大自身影响，引起国际关注。”赵国军说。他认为，热比娅主要想借“7.5”事件未完全平息之时，抹杀事实真相，争取国际社会同情。而李登辉除了“媚日情结”外，更想在民进党“日薄西山”时，抓紧得到日本对岛内所谓“第三势力”的支持。“至于达赖，一方面是要继续推销自己的‘圣学’；另一方面也有声援热比娅的意味。”

“所以，他们之间已经结成了沆瀣一气的关系。而这又恰恰迎合了日本右翼反华势力利用台独、藏独、疆独来遏制中国的战略。”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教授刘江永总结道。

而他最初发现三“独”与右翼势力合流的苗头，是在去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刘江永应邀出席日本《文艺春秋》月刊主办的座谈会，哪知，日方与会人员张口闭口就在所谓“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上指责中国，并称“共产党政府没有资格主办奥运会”。

令刘江永气愤的还有，据日本《产经新闻》网站报道，去年10月18日，日本拓殖大学举办了“藏、蒙、维三族联合讨论会”，并号称这是世界首次举行的“三族”联合的抗议集会。日本的所谓评论家宫崎正弘借机污蔑中国一直施行强权的“同化政策”。在他的附和下，“世维会副主席”在会上“控诉”说：“我们只想夺回在祖先留下来的土地上自由生活的权利。这难道不是人理所当然的权利吗？希望日本人也给予支援。”

后来，日本的所谓国际政治学者藤井严喜一语道破了主办这次会议的目的，即“日本支援位于亚洲内陆的地区，加强联合，将形成对中国的牵制，这符合日本的国家利益”。

借用分裂势力牵制中国

赵国军指出，日本在借助一些反华势力遏制中国的发展，同时保持自己在区域内的“强势地位”。他还认为，刚刚结束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使日本面对和平崛起的中国，“更加地不适应起来，起码心理有一种失落”。

而这种失落的表现与去年至今、西方显现出来的以西藏和新疆所谓“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出奇得相似。“7·5”事件发生后不久，土耳其总理便承诺向热比娅发放签证；而在后者窜访日本之前，澳大利亚导演首先在墨尔本电影节上为其“竖碑立传”。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据此观察认为，西方口中的所谓新疆和西藏问题已经成为西方制约中国的战略手段。

“从客观上讲，我们现在确实处在西方借用分裂势力编织的‘软包围’中。”赵国军也认可这种看法。他主张中国在用外交手段严正抗议西方干涉内政的做法时，也要考虑采取“具体的、经贸方面”的抗议措施，以让西方更明确中国不可侵犯的核心国家利益。

而郑永年还建议道，中国需要在周边外交方面更有作为，并需继续强化海洋外交，以此来“突围”西方战略。

绑匪请你吃鱼定赎金 [转帖]

俺就是山东的，听爷爷说，老一辈上家大业大，当家的三爷被土匪绑了票，家里几乎卖了所有的地才把他赎了回来。算是骞翁失马吧，解放后分了家，三爷家划了中农，我们家划了贫农，后来爸六十年代还去当了飞行员。有阵子土匪见人就绑，不知道哪家有钱，饿他一天后，就做鱼给他吃（一般是鲤鱼），普通老百姓没怎么吃过鱼的，搭上筷子吃肉厚的地方，有钱的人，专挑鱼肉好的地方吃，这头一筷子就露了相，就可以根据这个要赎金了。我家的三爷也是这样被人家诈了出来（三爷酒量大，后来有人问他喝多少，他说喝的高度酒五斤没醉）。

麻将里的中国传统文化[转帖]

　　麻将牌是千百年来由多种棋牌活动融合、演变而成的，然后，在清代道光至清末时期，形成了一套144张牌和每把13张的定型打法。从麻将牌的组合设计来分析，一副麻将牌中的任何一张牌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具有鲜明的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和意境。

　　108张主牌

　　反映了古人朴素的宇宙观

　　最初麻将牌的图案选取的是《水浒传》中的108个好汉。这与一个名叫万秉迢的人相关，相传，他非常推崇施耐庵笔下的梁山好汉，就以108这个数字作为麻将牌的基数，并隐喻108条好汉。

　　比如，牌中九条喻为“九条龙”史进，二条喻为“双鞭”呼延灼。而麻将之所以分为万、饼、条3类，是取其本人姓名“万秉迢”的谐音。每类从一到九各有4张牌，刚好108张。至于后来增加的风牌(东、南、西、北)和箭牌(中、发、白)，则是缘于这样一个说法——108条好汉是从四面八方汇聚到梁山的，所以加上东、西、南、北、中五方，并各添4张牌计20张。这些好汉有富贵贫穷各阶层，所以再加上“发”、“白”隐喻富有和贫穷，加上8张牌，整副牌共136张。随后，又加上各种花牌，整副牌就达到了144张。

　　事实上，一副正宗的麻将牌是由六类42种图案组成的，其中有序数牌(含万子牌、饼子牌和条子牌)108张、风牌(即东、南、西、北)16张，箭牌(中、发、白)12张，花牌(春、夏、秋、冬、梅、兰、竹、菊)8张。这种组合设计不是随意捏造的，而是来源于中国古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人朴素的宇宙观。

　　“东西南北中发白”

　　体现了“三才观”和“天圆观”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主要以五行说为代表，认为世界是由金、木、水、火、土等最基本的物质组成，和方位相配分别为：东方甲乙木、西方庚辛金、南方丙丁火、北方壬癸水、中方戊己土。而中国古人又认为宇宙形态是天圆地方，所以，“白皮”代表地，“发”代表天，“发”是在人的最顶部，所以用发代表天。“中”既代表五行中的中方土，也代表天、地、人“三才”中的人。正是“中”的确定，使东、西、南、北、中和天(发)、地(白皮)共同构成了一个真正的天圆，这个天圆不是地球的圆，而是宇宙的圆。

　　数字里暗含玄机

　　而麻将牌中的万、饼、条3种花色，则分别反映了物质的存在形式，数字则代表了物质存在的数量。

　　在中国古代思想中，3为基数，9为极数，所以万、饼、条分别有9张。除了5和3、9外，12在古代文化中也有重要的地位，在我们的生活中除了五行、五味、五脏、五色等和5有关的物质外，还有很多和12有关的，如12生肖、12时辰、12个月……这种思想在麻将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144是12的平方，108也是12的倍数。另外，在麻将规则中，规定每人抓13张牌，而13乘以4等于52，这正暗合了一年有52个星期的规律。

　　牌面图案设计寓意匪浅

　　从麻将牌的牌面图案设计来考量，不难发现，其实麻将牌中的每一张牌的图案都是有某种寓意，暗含了某一种中国传统文化的诉求。以“花牌”为例，人们通常采用梅、兰、竹、菊为图案。梅、兰、竹、菊占尽春、夏、秋、冬，被人称为“四君子”。“梅”表示高洁傲岸，“兰”代表幽雅空灵，“竹”象征虚心有节，“菊”则暗示冷艳清贞，表现了人们对时间秩序和生命意义的感悟，也是对某种审美人格境界的向往，成为中国人感物喻志的象征。而“中、发、白”3张牌就寓意着“中正”“发达”“纯洁”之意。事实上，与其说这些图案是源于设计者的聪明智慧，不如说这就是中国人特有的美学思想的自然流露和表达。
　　

洪君彦：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转帖]

　　　　1961年，妞妞（洪晃）出生后，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洪君彦和章含之，从相知、相恋、相伴到离婚，整整经历了24年（1949

　　~1973），他们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恩怨往事，不同的当事人有着不同的说法。近日，洪君彦的回忆录《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出版，现摘录部分章节，以飨读者。

　　相识相恋

　　我第一次见章含之是在1949年的圣诞舞会上，她当时只是个14岁的小姑娘。后来我们过从甚密，几乎每周末都约会。她爱好文学，特别爱看翻译小说，虽是中学生，但文学修养比我好。由于我俩都是上海人，生活习惯相同，又志趣相投，相处久了愈来愈情投意合，终于双双坠入情网。

　　结婚生女

　　1957年章含之大学毕业，我们终于等来了盼望已久的婚礼，婚礼由我的恩师陈岱孙先生主持，仪式简单而热闹。婚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1958年的“大跃进”、1959年的“反右倾”……1960年随岳父章士钊搬到史家胡同51号，章含之怀孕，我欣喜若狂。1961年妞妞（洪晃）出生。一家三口共享天伦之乐。

　　连累岳父

　　1966年，“文革”开始后，我的家发生了巨大的改变。8月，红卫兵押送我上一辆大卡车，沿途高喊“打倒洪君彦”往史家胡同驶去。几天后见到岳父心情沉重。想不到老人家第一句话就说：“君彦，我连累了你，我当教育总长时根本不知鲁迅为何人，是我连累了你。”我感动得泪流满面，说：“爸爸，您说反了，是我连累了你。”老人家安慰我说：“君彦啊，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波折是很正常的事，要想得开看得远，将来实在挨不过去的话，我会向上面反映的。”

　　婚姻危机

　　1966年底，章含之开始了为期三个月的大串联，她的同伴主要是外国语学院英文系的教员，其中有一位张某。我没资格串联，就写信给在上海的大姐，让她全心全意支持章。在上海，章和张某每天在一起，出双入对，上街时，拉着搂着很亲昵。大姐含泪对我的兄弟姐妹说：“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君彦知道。”

　　后来，妹妹还是把上海的一切告诉我了。我从此开始警觉起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翻出章含之的手提包，赫然发现她的皮夹里夹着一帧张某的照片，此外，还有安全套。我当时愤怒到极点，简直要疯了。

　　牛棚“牛”人

　　1968年，我的处境愈来愈坏，被关进了“牛棚”。北大的“牛棚”中真是人才济济，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都被关了进来，如季羡林、朱光潜、王力等。“牛棚”里，不论你多有学问，对国家多有贡献，一律都是罪人。监管人员召集全体训话时，有时开口第一句就是“乌龟王八蛋们……”

　　难友情愫

　　就在我最痛苦、软弱时，出现了一个同情我、仰慕我的人。她是西语系的一位女教师，我们彼此同情。1969年我获准回宿舍，女教师不顾监视的目光，常到宿舍探望我。过去我对爱情非常执着，认为人的一生只能爱一人，但章的不忠彻底粉碎了我的恋爱观，于是，我接受了这位女教师，犯下了婚外情的错误。

　　办理离婚

　　1973年2月，我和章含之到史家胡同居委会办理离婚。负责人说：“你们为什么要离婚？理由是什么？”我们两人都说：“长期感情不和。”他又追问：“感情怎么样不和？说具体点。”我们不知如何回答。这一次离婚没办成。

　　两周后，我们又去。接待我们的还是那位负责人。给我们倒茶，热情接待，一句话不问，利索地办了离婚手续。事后才知道，外交部派人去居委会关照说：“你们知道她是谁吗？下次两人来办离婚，照办就是了。”

　　章老震怒

　　离婚后，应该向老人交代。章老已经92岁高龄，长期住院疗养。我到北京医院向章老请安，踌躇好一会才开口说：“爸，我和含之长期感情不和，已经离婚了。”章老非常吃惊，继而大为震怒。提高嗓门说：“这么大的事情怎么先斩后奏，你们离婚，妞妞怎么办？”接着问：“含之是否有人了？”我说：“有了，乔冠华。”章老马上又说：“你们的离婚一定有文章，这件事不能这么了结，我要找毛主席，等我香港回来再说。”

　　章老1973年5月25日赴香港，7月1日在香港仙逝。

　　　（《不堪回首：我和章含之离婚前后》洪君彦著河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情淡如水——也谈康熙的爱情传奇[转帖]

　　爱新觉罗玄烨，是中国历史上的英明帝王之一。他拥有同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一样辉煌的康乾盛世。而他的身上比起唐太宗、汉武帝，却少了一段叱咤风云的帝王，都应该有的爱情传奇。唐太宗有长孙皇后的敦敦劝告；汉武帝有卫子夫的长袖善舞。这些帝王的爱情传奇，都跃然于史书之上，而康熙的应有的那段传奇，象是被他深藏在心里，被掩盖在记载他功绩的繁浩的史册中。
　　我们只知道作为帝王，康熙拥有六宫妃嫔，却不知道哪一个曾经得到过他的真爱。虽然，这是个永远不会有确定答案的问题。可是，人们依旧固执的寻找、争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感情上找到了一个答案。
　　有人的答案是，康熙爱着他的第一任皇后，孝诚皇后赫舍里氏，原因是康熙将她留在世上的唯一儿子封为太子，废而又立，人们认为这是他爱乌及乌的表现。
　　史书上对孝诚皇后的记载甚少，她的祖父是康熙朝的四辅臣之首索尼，她在康熙四年与康熙大婚，当时只有13岁。孝诚先后为康熙生下两个儿子，第一子早夭，康熙13年在生第二子的时候，难产而亡，时年22岁。
　　人们为孝诚皇后塑造了一个帝王爱情传奇中的经典形象。她被说成是一个聪明、贤惠且才华横溢的美丽女子，完全是一个儒家文化崇尚的贤后。在康熙的身边，为他打理后宫、指点江山。可惜她的生命太短暂，在22岁刚刚坐稳后位的时候，给康熙留下一个不成气的儿子就匆匆离世。
　　人们默认了这段哀婉的帝王之恋。它很完美，是一个明君和贤后的故事；它略带不完美，因为贤后的生命太短暂。也许正是如此，人们才会对这个故事深信不疑，还不断的史料里寻找那些零碎的记载，拼成模糊的证据，从感情上想把故事认定为事实。
　　我虽然选择相信，但却总觉得这个故事，有些别扭，有些僵化。弱点是支持这个故事的根基——孝诚皇后的形象，除了一篇模式化的册文，并没有确切的史料证明，她是个怎样的女子。
　　尽管如此，我还是选择相信。如果不相信，康熙大帝的爱情传奇就会是个空白。
　　我并未试图为康熙找出另一个女人来充实这个空白。只是偶然间，我在康熙的诗句中看到了他一生中仅有的，可以被称为情诗的记录。这似乎牵引着康熙大帝的另一个爱情传奇。
　　这次的女主角是康熙的表妹佟氏。翻查史书，她的记录同样甚少，她的年龄和她入宫的时间都不清楚。她在康熙16年妃嫔大封中，被封为贵妃。次年，新封的孝昭皇后去世。事实上，佟氏从康熙17年开始执掌后宫。康熙20年晋封为皇贵妃，康熙22年生下一女，为满周岁便夭折。康熙28年7月，佟氏一病不起，康熙下旨册封她为皇后，一天之后佟氏病逝，康熙为她举行了与前两任皇后一样隆重的葬礼，不同的是他为佟氏写了四首悼诗。历史的巧合是，她与她的丈夫正好相反，成为了在位最短的皇后。
　　就是这样一个女子，我感觉她平凡的生命与高高在上的康熙大帝形成强烈的反差，她为什么能得到康熙大帝的眷顾，拥有御诗悼念的殊荣。正是这点吸引了我去咀嚼一段平淡如水的爱情。
　　佟氏出身于一个满汉合一的家族，成长在满汉文化融合的环境中，如果从康熙16年或是更早的时间算起，她陪伴康熙走过了将近20年的时光，在这将近20年的光阴中，康熙经历了平三藩、靖台湾、清黄河……整顿天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康熙从一个刚坐稳龙椅的少年天子，成长为意气风发的一代英主。佟氏则陪着康熙一路风雨同行。
　　她也许是个极普通的女人，没有惊人的容貌与才华，却会有一颗善良、细腻的心灵。她所做的只是十几年如一日的为康熙打理一个日渐庞大的家。让康熙专心国事，操劳之后，能得到安静。一个日日关注天下的帝王，更需要一种平淡的生活。
　　佟氏在康熙身边日子里，康熙正全身心的追逐他的盛世之梦，平定三藩、收复台湾、治理黄河……当一个盛世将要来临之时，佟氏却悄然而逝，什么也没给康熙留下，也许就在这一刻，康熙会突然感受到高处不胜寒的痛楚。他站在辉煌就要升起的黎明，而一转身，与他日日相伴风雨同路的人却不在了。他拥有一切却无人与他分享。佟氏的死是隐藏在康熙内心深处的，远胜过表面伤痛本身的遗憾。这种痛与憾是将近不惑之年的康熙，在以后的岁月中，永远无法弥补，也就永远无法释怀的。所以他自言“惊璇霄之月坠，伤碧落之星沈。物在人亡，睹遗褂而雪涕；庭虚昼永，经垂幕以怆怀。悲从中来，不能自己，握管言情，聊抒痛悼。”所以他沉吟“繁忧莫解衷肠梦，惆怅销魂忆昔时”“旧诗咏尽难回首，新月生来枉照空”……
　　这是一个太平淡的爱情故事，它也有它的弱点。在佟氏弥留之际，康熙的举动令人疑惑。他在诏书中说“奉皇太后慈谕：皇贵妃佟氏孝敬性成，淑仪素著，鞠育众子，备极恩勤，今忽尔遘疾，势在频危，予心深为轸惜，应即立为皇后，以示宠褒。”人们不禁要问，康熙匆匆立后的动机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康熙内敛的个性上来理解。皇太后只能给康熙一个提示，最后的决定权在康熙自己，如果康熙根本不想立后，只要对皇太后的提示稍有迟疑，那佟氏得到的就会是意义完全不同的追封，或者得不到追封。康熙这个举动源于身为帝王的不想被臣子看清心事的心情。他把皇太后的旨意放在诏书里，是不想对殿下的臣子表示什么。他只想在最后一刻告诉佟氏，他会把她放在心里，在他自己百年之后，会与她同穴而葬。
　　所以，我还是选择相信，因为这个平淡的故事，有种平淡的真实。

　　两段爱情传奇，一个经典，一个平淡。康熙大帝身边应该有个怎样的女人，那一种爱情属于康熙大帝。
　　李世民，拥有长孙皇后指点江山的声声叮咛与身携毒药生死相随的爱情誓言。刘彻，始终在追逐倾国倾城的惊艳，让他的女人们长叹金屋幽幽。
　　爱新觉罗玄烨，一个把感性牢牢困于理性樊笼中的孤家寡人，自觉的他的感情都深深埋葬归于平淡。他需要一个，毫不张扬给他平淡生活的女人和一份不用言明却实实在在的平常爱情。
　　赫舍里氏可以是这个平凡的女人，佟氏也可以是这个平凡的女人。
　　只是康熙来不及选择赫舍里氏，因为她在康熙的生活中停留得太短暂，康熙踏上真正的帝王之路之前就离开了。赫舍里氏留给康熙的是一份稚嫩的爱，未经成长就戛然而止。赫舍里氏和这份爱，都存留在康熙青春的记忆中。而佟氏留给康熙的是一份成熟的爱，这份爱在康熙从成长到成熟的帝王之旅中慢慢滋长，包含着同甘共苦的平凡与热烈。而佟氏自己留在了康熙一段平凡里彰显不平凡的感情记忆中，这记忆渗透在康熙平淡的生活中，也渗透在康熙辉煌的盛世中……

　　淅沥动秋声，中心郁不平。
　　离愁逢叶落，别恨怨蛩鸣。
　　寂寂瑶斋隔，沉沉碧海横。
　　玉琴哀响辍，宵殿痛惨更。

长春倒卖人体胎盘黑幕:形成网络链条[转帖]

　　2009-08-04 来源: 东亚经贸新闻(长春)

人体胎盘的中药名叫紫河车，是较常用中药，紫河车是人体出生后脱落胎盘经过加工干燥而成。中医认为，胎盘性味甘、咸、温，入肺、心、肾经，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之功。也有人认为健康产妇的新鲜胎盘可直接处理干净烹饪食用。对此，医学专家指出，食用不洁胎盘容易传染疾病。

吉大二院专家陈学奎指出，胎盘仅是母体和胎儿间物质交换的“中转站”，它是一个储存中转营养的组织，由于产妇的健康状况良莠不齐，产妇体内的一些病毒、病菌也会寄生在胎盘，比如产妇本身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感染者，一旦产妇胎盘没经严格检查流入市场被人食用，很可能继续传染疾病。

此外，专家指出剖腹产胎盘的娩出须经过产道，这一过程中很可能受到多种细菌污染，加上非法流入市场胎盘保护措施不完善，很可能使胎盘二次污染，一旦人食用后果也会不堪设想。
　　
　　参与倒卖胎盘的男子

　　黑衣眼镜男取来的胎盘

　　东亚经贸新闻8月4日报道 一块本该属于产妇所有的胎盘，竟从医院里流出被人秘密倒卖。

　　交易在长春市妇产医院大厅内完成，交易过程中医院人员并没有现身，神秘中间人独自到医院楼上取货。记者拿到的胎盘包装袋上有“胡** 产三”字样的标签，而记者调查证实胡**就是在长春市妇产医院生产的。

　　7月下旬，记者通过调查，揭开了长春倒卖人体胎盘的黑幕。

　　“得预定 还得批条子”

　　7月25日11时许，一个网名为“危险”的男子(以下直接简称“危险”)进入记者视线，他是主动搭讪要帮记者找胎盘的。这也是记者在前期调查胎盘线索3天期间，第一回跟长春贩卖胎盘的贩子接轨。此前的几个胎盘贩子，虽然在电话中或者网络里声称手里“有货”，但是贩子都不是本地人，称只能在外地往长春发“干货”(烘干后的胎盘)。至于质量能否保证或者是否是骗局，记者不得而知。

　　“危险”告诉记者他曾帮人弄到过胎盘，“现在没有熟人医院根本不敢卖，所以得找人疏通关系。我在那买过，要找人，新鲜的和粉的都是200元一个。”“危险”说之所以有人买胎盘粉，是因为对吃新鲜胎盘打怵。

　　“他们好像都是预定，说还得批条子。”“危险”告诉记者，“这个不让卖......提前2-3天预定。不信你问问哪个医院敢公开卖胎盘?”

　　200一个 ，没提中介费

　　“危险”还告诉记者，因为买卖胎盘违法，所以必须小心谨慎，而为了保证医护人员的安全，绝对不能让买家跟医院的人见面。“你给他(医护人员)钱吧，200一个，我不要(中介费)。”

　　两次接触后，“危险”渐渐放松了警惕，他跟记者约定争取在三天内给记者找到“鲜货”(就都是刚生产下来的胎盘)。

　　三问“你不是记者吧”

　　在与“危险”达成交易细节后，“危险”在网络上消失一天。而此时，记者也开始排查与他说话的细节，因为此前他已经两次质问记者：“你不是记者吧?”

　　26日15时许，记者的QQ收到一个离线消息，显示的是“危险”当日上午10时多给记者发来的数条消息，但都是一个意思：需要记者马上联系他交易。当日15时40分许，记者电话联系了“危险”，他电话里再次发问：“哥们，你真不是记者吧?”

　　在电话里他说已经和医院的人联系好了，刚刚下来一个男孩胎盘。“东西那边已经准备好了，现在要是取的话，就不放冰箱里了。”“危险”突然提出交易让记者措手不及。

　　交货一波三折 两次更改交易时间 不断反侦察记者

　　两次跟“危险”接触后，他承诺可以在7月28日前给记者弄到胎盘，后来事实验证，从一开始他就一直在反侦察记者，交易时间被“危险”故意两次更改......

　　中间人露面了

　　按照事先约定，本报报道组成员将兵分两路赶到现场，一组直接接触“危险”，与他在医院大厅内交易;另一组暗中跟踪“危险”与医护人员交易。

　　就在记者电话联系“危险”告诉他有人去跟他接头时，他突然改变交易时间，称要19时后交易，并以电话没电为由，索要交易记者的电话号码。记者将接头记者的电话告诉“危险”后，他又告诉记者电话没问题了，并改回原来的交易时间，告诉记者18时在长春市妇产医院门诊等他。

　　17时30分许，两组记者提前到达门诊。此时，门诊内患者寥寥无几，两组记者同时发现一个“黑衣眼镜男”在大厅内若无其事地徘徊(事后证实他就是“危险”，也是第一个出现在记者视线中的胎盘贩卖网络可疑人之一)。而他为什么提前半小时就出现在大厅内呢?

　　事实证明，当时确是记者和胎盘贩子互相监视对方。记者一共四人在现场，而根据观察判断，胎盘贩子也至少有三人在现场。

　　对50元中介费表示不满

　　17时53分前后，“黑衣眼镜男”给记者打来电话，说已经到了门诊的电梯旁，希望接头人与他见面。

　　双方在电梯口见面后，“黑衣眼镜男”独自去取货。大约10分钟后，“黑衣眼镜男”回来，手里提着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手提的塑料袋离身体很远，好像很怕沾到身上。

　　“黑衣眼镜男”称：“东西在这呢。”接头记者之后用手摸了一下，发现东西软软的，凉凉的。

　　然后接头记者拿出了250元钱，告诉他200元是货钱，50元作为酬谢金。“黑衣眼镜男”认为应该是200元中介费，但随后又说：“50就50吧，为了这点钱犯不上。”

　　胎盘贩子网络 至少有3个人

　　从进入医院到离开，两组记者经历整个交易过程约25分钟左右，共发现胎盘贩子网络至少3个可疑人物。

　　人物1：“黑衣眼镜男”——“危险”

　　事实上只有他出面完成交易过程。

　　人物2：“白背心短裤男”

　　17时41分，一穿白背心短裤的中年男子，年龄大概45岁-50岁之间，在门口附近的椅子上坐着，偷偷注视着进入医院大厅的每一个人。17时46分，他又转到接头记者的斜后方。 18时左右，在“黑衣眼镜男”取货时，他再次来到接头记者身前，停留片刻后自东向西走过。后来另一组暗中记者也发现“白背心短裤男”，他正好出现在“黑衣眼镜男”上楼等电梯的位置，不停张望，像是放风。

　　人物3：“蓝裙女”

　　接头记者等“黑衣眼镜男”时，电梯下出现一名年轻女子，穿蓝色裙子，一手拿饮料瓶，一手拿纸兜。正好坐在了接头记者所在长椅的右侧长椅上，她一直偷偷注视着记者，并用手机发信息。直到交易结束她才离开。

　　真从这家医院 流出来的吗?

　　交易完成后，记者打开黑色塑料袋，一个胎盘血淋淋地摆在面前，令人不寒而栗。虽然记者没能看到中间人和医院人员的交易过程，但这个胎盘的外包装暴露了重要线索......

　　包装袋上有产妇姓名

　　之前在与“危险”谈判时，他告诉记者医院的管理流程很规范，卖出胎盘要领导签字，还要用一天时间做12项检查。

　　但当记者打开黑色塑料袋后，并没有发现检查报告。只有一个“麻醉包装袋”里面包着一个裸露的胎盘，“麻醉包装袋”上有产妇身份：胡**，产三。

　　护士证实该产妇确在该院住院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这意味着这个从医院内流出的胎盘，很可能就是该医院产三疗区胡**的，事实会是这样吗?

　　当晚20时10分许，记者在长春市妇产医院产三疗区发现了胡**的信息。一名护士证实胡**确实在该医院产三疗区902病房。

　　产妇家属称当时没要胎盘

　　在记者随后的采访中，胡**的家属告诉记者，因为听别的产妇说生产后要花钱买回自己的胎盘，所以放弃了胎盘，至于去向也没做了解。

　　记者：你家的(产妇)贵姓?

　　胡家属：姓胡

　　记者：是胡**吗?

　　胡家属：对。

　　记者：咋没要胎盘呢?

　　胡家属：别人说要那玩意得花钱。

　　记者注意到，胡**档案显示她22日在医院生产，为何“危险”说成是“刚下来特意留的”，而且记者第一次联系他时就已经是24日，中间人为何当时没直接给记者胎盘，反倒拖延两天，意图不言自明。

　　秘密倒卖胎盘已成网络链条

　　“黑市”潜规则触目惊心

　　2005年3月31日国家卫生部曾发文(卫政法发〔2005〕123号)《关于产妇分娩后胎盘处理问题的批复》，明确要求产妇分娩后胎盘应当归产妇所有。

　　产妇放弃或者捐献胎盘的，可以由医疗机构进行处置。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买卖胎盘。如果胎盘可能造成传染病传播的，医疗机构应当及时告知产妇，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消毒处理，并按照医疗废物进行处置。

　　此文已抄送：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但记者调查中发现，贩卖人体胎盘整个网络链条最重要的一端医院人员一直躲在幕后，规避风险，只有掮客在前台交易，给医院“挡事儿”。

　　在深入调查胎盘倒卖网络时，一些“黑市”的潜规则更是触目惊心：中间人把生男孩下来的胎盘叫出高价，有的产妇条件好甚至是头胎男孩的，价格要高于生女孩下来胎盘的一倍;本是胎盘归产妇个人所有，竟有医院人员要收费才还产妇胎盘;怕买家恐惧鲜胎盘不好下口，医护人员竟自制焙干胎盘粉灌胶囊出售......

　　内幕披露

　　怕买家恐惧鲜胎盘不好下口

　　医护人员自制焙干胎盘粉灌胶囊

　　“焙粉也是新鲜的，磨成粉灌胶囊，我朋友说，你要是用药的话，不建议你用新鲜的，用他们的焙粉。”胎盘贩子“危险”在最初向推荐记者胎盘时，不建议给记者找新鲜的胎盘，一方面有风险，可能会“露馅”，另一方面也麻烦，焙粉灌胶囊直接吃方便，用他的话说还实用。

　　“有的人打怵不敢吃胎盘，就是用新胎盘也都是偷摸包到饺子里给病人或者需要的人吃。”“危险”说，医院那边的朋友会定期储存胎盘，然后自制胎盘粉灌胶囊，可以说这是业内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

　　曝潜规则

　　本是胎盘归产妇个人所有

　　医院却要收费才还产妇胎盘

　　“你们这儿卖胎盘吗?”记者在调查过程中，用公开电话咨询了几家有产科的医疗单位，被问及能不能买到胎盘时，对方都坚决表示不能。还有医院工作人员直接反问记者，“有你这么买胎盘的吗?”

　　事实上，明面上，没有医疗单位敢对外公开出售胎盘。就像吉林省卫生厅一位工作人员说的那样，“正规医院都不敢卖。”

　　不过，记者调查时发现虽然医疗单位没有直接对外卖胎盘，但是却向产妇间接“卖”胎盘。胡××的家属就是因为别的产妇要胎盘要收费，决定放弃本来属于自己的胎盘。“多少钱不知道，说还得找人能拿回来。”胡××的家属说。

　　对此，记者在调查一些曾经生育过的产妇及其家属时，他们也都有“艰难要回胎盘”经历。“当时在医院找的人，领导签字才给的胎盘。”长春市民周先生说。

　　产业链条

　　秘密倒卖胎盘已成网络链条

　　医护人员怕出事儿不直接交易

　　记者在与胎盘贩子“危险”接触时发现，秘密倒卖胎盘已有形成网络链条的趋势，一方面有医院人员铤而走险，暗地里从医院流出产妇胎盘;另一方面，交易中医院人员并不出面，中间人怕出事儿，不让买家跟医院人员直接交易，这样一来，要想买一个胎盘势必要有中间渠道完成。

　　“你问问哪个医院敢公开卖胎盘，一般我们都收来，然后再转手。”记者通过网络联系到北京一个胎盘贩子，他说现在胎盘的买卖都在地下完成，有不少人看中这块市场，从事倒卖活动。

　　自曝行情

　　新生头胎男孩鲜胎盘价高

　　胎盘贩子称入药效果更好

　　胎盘贩子“危险”曾透露出一个市场的潜规则，那就是生男孩下来的胎盘很抢手，不但入药效果好，而且买家都要找男孩的，按照他的承诺，他给记者拿到的就是一个生男孩下来的胎盘。

　　“危险”还告诉记者如果男孩是头胎，而且产妇的个人条件要再好些，那就更不好“淘”了，整不好就是女孩价格的一倍。“一般的都是200元一个，好的就翻倍。”按照“危险”的说法，他们也把胎盘分成三六九等。

　　监管部门

　　买卖胎盘违法

　　正规医院不敢铤而走险

　　国家卫生部发文禁止买卖胎盘后，上海市卫生局就立即转发卫生部的通知，并出台了地方性法规。要求开展助产技术服务的医疗机构在产妇分娩前应与医疗机构办理胎盘处理手续，填写《上海市医疗机构胎盘处理告知、处置单》 ，规定产妇处置本人胎盘的方式有：自行处置本人胎盘;自愿放弃或者捐献本人胎盘，由接产医疗机构处置;如有关医学检测结果为阳性，胎盘由接产医疗机构按照《传染病防治法》和《医疗废物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进行消毒处理，并按医疗废物进行处置。

　　就此，记者也咨询了吉林省卫生厅相关处室。工作人员表示，目前还没有接到关于胎盘买卖的投诉，但可以肯定的是买卖胎盘违法。交谈中，工作人员也强调正规医院应该不敢铤而走险，因为这方面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约束。

　　医生提醒

　　不洁胎盘容易传染疾病

　　人体胎盘的中药名叫紫河车，是较常用中药，紫河车是人体出生后脱落胎盘经过加工干燥而成。中医认为，胎盘性味甘、咸、温，入肺、心、肾经，有补肾益精，益气养血之功。也有人认为健康产妇的新鲜胎盘可直接处理干净烹饪食用。对此，医学专家指出，食用不洁胎盘容易传染疾病。

　　吉大二院专家陈学奎指出，胎盘仅是母体和胎儿间物质交换的“中转站”，它是一个储存中转营养的组织，由于产妇的健康状况良莠不齐，产妇体内的一些病毒、病菌也会寄生在胎盘，比如产妇本身是乙肝病毒携带者或者感染者，一旦产妇胎盘没经严格检查流入市场被人食用，很可能继续传染疾病。

　　此外，专家指出剖腹产胎盘的娩出须经过产道，这一过程中很可能受到多种细菌污染，加上非法流入市场胎盘保护措施不完善，很可能使胎盘二次污染，一旦人食用后果也会不堪设想。　

 新商标法几大亮点[转帖]

新商标法修改几大亮点
来源：中华商标超市网

据悉，2003年正式启动的《商标法》第三次修改工作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新的《〈商标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已正式成文，并将在年内正式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审核。

其中有几个亮点值得大家注意。

首先，有意抢注者将不予注册。

以后将再不会出现“中央一套”“泻停封”之类的恶搞，恶意抢注或许消失，甚至我们也可以期待傍名牌的现象有所遏止。因为新商标法明确规定：申请商标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与他人在中国在先使用的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申请人因与该他人间具有合同、业务往来、地域关系或者其他关系而明知该他人商标存在的，不予注册；申请注册的商标是抄袭他人在不相同或者不类似商品上有较强显著性且具有一定影响的注册商标，容易误导公众的，不予注册。

其次，新增了企业字号、网络域名与商标冲突的规范。

在新的《征求意见稿》中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作为企业名称中的字号在相同或者类似商品上突出使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可能使公众产生混淆的”明确列为商标侵权行为。此外，还将“与他人注册商标相同或者近似的文字注册为域名，并且通过该域名进行相关商品交易的电子商务，可能使公众产生混淆”的行为也明确列入商标侵权行为之中。可见以前很多纠缠不休的商标与域名纠纷，商标与企业字号纠纷都可以据这条迎刃而解了。商标同时也树立了绝对的权威，要想在法律上或得最全面的保护，企业必须先注册商标。

再次，异议不能随便提了，必须是利害关系人才有资格异议。

注册商标的周期长，很大程度上与异议相关，因为很多恶意异议导致注册人迟迟不能拿到注册证，并且要浪费大量的行政资源。在新的《征求意见稿》中，明确限定了异议人的资质，即只有对商标有在先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才可以对某件商标申请提出异议，从而保证了商标申请人的利益。此外，为了提高效率，《征求意见稿》取消了现有的异议复审程序，异议人可直接向商评委提交申请，还将现有的行政、司法四审程序改为三审。

多次侵权罚款将至100万

新的《征求意见稿》规定，工商机关可以查封或者扣押用于实施侵权行为的财物，明确目前备受关注的网络侵权行为可以适用《商标法》；新增对多次实施商标侵权行为的当事人应当从重处罚的规定，将被侵权人的法定民事赔偿额由50万元提高到100万元。我们以前都知道，侵犯商标权时对侵权人的罚款往往抵不上他的收益，很多侵权人罚款之后，他又换个地方继续做，因此商标侵权屡禁不止。加大惩罚力度，加大对商标侵权的打击，有利于维护商标的合法权益。

据悉，按照日程表，目前该草案已进入最后审核阶段，今年年底前将会提交国务院法制办审核。

综上所述，中华商标超市网专家分析新的《征求意见稿》进一步确立了商标的法律地位，加大了商标保护力度。并且计划扼制商标抢注，和对商标乱异议的现象。这些都是现行商标法所急需调整的方面，新的商标法更值得期待。（张华）

 学识渊博是非分明的季羡林先生 [转帖]

　　■张世林

　　　　这篇文章是我在先生生前写的，曾拿给先生过目，得到先生首肯后，已收入拙著《大师的侧影》中，即将由中华书局出版。我本打算等书出版后为先生贺九八寿诞，没有想到他已驾鹤西行了。为了纪念先生，也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先生，我还是决定先行发表。

　　我是在1985年初次拜访季先生的，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筹备《书品》杂志的创刊工作，当时去拜访先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他今后能给这个小杂志多写稿。最初先生并不认识我，但他同中华书局却有着深厚的友谊，所以我后来去向他组稿时，是十分顺利的。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从来没有拒绝过我，不管是请他写书评还是写笔谈，他都很高兴地答应下来，而且都能按时交稿。这中间你也不用催促他，他说十天交稿，一准会提前一两天就寄给你。这一点，凡是同先生约过稿的人，都会有同样的感受。他写文章不仅快，而且还好，往往最能吸引读者，所以，我最爱找他写稿。他也总夸《书品》办得好，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就这样，一来二去的，我同先生熟识了，总会隔长不短地去看望他老人家，虽然目的始终就是那么一个，但他也真的从未嫌弃过我，不管我是在中华书局，还是调出了中华书局到了其他的出版社，只要我去向他组稿，他都同样的高兴、同样的欢迎、同样的支持。即便是后来他住进了301医院，依然是如此。二十多年中，季先生在工作上给我的帮助和支持真是太多、太大了，他对我是那样的信任，把最新、最好的书稿交我出版，使我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先生的思想，只要我在出版方面有了一点想法，即便还不成熟，也要说给他听，征求他的意见，寻求他的支持。他对我这样的做法，不以为忤，反而诚心实意地帮我出主意、想办法，甚至带头撰稿。

　　主编《学林春秋》和《学林往事》

　　1997年我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工作时，因痛感当时一些前辈著名学者的先后离世，带走了他们一生积累的宝贵的治学经验，于是，萌生了“抢救”的想法，亡羊补牢，趁一批老先生还在，赶快请他们把自己一生治学的经验记录下来，以备后人承传。根据这一想法，我开列了一张“抢救的名单”，首先跑去征求季先生的意见。他听了我的介绍后，对这一想法极表赞成，认为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鼓励我一定要做好。我说那还是请您带头写吧。他爽快地答应了，说：“我就写《我与东方文化研究》吧。对了，你那名单上有张政烺先生吗？”

　　我回答道：“有。”

　　“你要多催他，一定要让他写。不能没有他。另外，有没有林志纯先生？”我说：“没有，我不认识他，不知道怎样联系他。”

　　“我有他的地址，我写给你，你直接同他联系，就说是我介绍的。”

　　就这样，在他的带动和指导下，我以极大的热情和最快的速度，编好了40位老先生的总结治学经验的文章，并定名为《学林春秋》，于199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后又扩编为初、二、三编，共收录了128位老先生的文章，交由朝华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在主编《学林春秋》的过程中，因文章中涉及到了许多重要人物和事件，但限于体例，未能展开，颇觉可惜，于是又萌生了再编一套专门记述学界中已故老一辈重要学人和事件的图书的想法。为此，我先后征求了许多老先生的意见，这其中当然就包括季先生。他说：“这个想法同样好。老一辈的学人我们这一代人还接触过，还可以写。下面的人因为没有直接接触过，当然就写不了了。说到老一辈的学人，我看不能没有胡适，因为他的影响很大。”

　　我赶紧说：“我今天来也是想问问您，到底谁写胡适好？”

　　先生认真地想了想，说：“其实最合适的人选是邓恭三先生，他做过胡的秘书，可惜他走了。何兹全先生同胡比较熟，你可以请他写。”

　　我忙说：“何先生我找过了，他说他前些时候刚刚写过一篇介绍胡适的长文，所以，不能再写了。”

　　“这么说来，现在，环顾宇内，真正同胡接触过的怕只有我了。他1946年回北大做校长，我在北大做东语系主任，跟他有三年的接触。这样吧，这篇文章还是由我来写吧！”

　　于是，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拿到了先生寄给我的文章——《胡适——毕竟一书生》。

　　在先生等人的帮助和支持下，三卷本的《学林往事》于2000年正式出版。

　　主编“名家心语”丛书

　　2000年我调入了新世界出版社。由于此前我一直忙于编辑出版带有“抢救”性质的《学林春秋》与《学林往事》这两部成于众多学者之手的大书，现在进入了一个新的出版环境，虽然“抢救”的理念还扎根于我的头脑之中，但我想将过去那种一篇一篇组织文章，然后再编辑成书的做法，换成直接组织一本一本的书出版。我把这一想法同当时的总编辑周奎杰先生谈了，她十分赞成，问我有没有合适的作者？我自然又想到了季先生。于是，我们俩一起去拜访了他老人家。他听了我们的想法后，居然也十分赞成，并答应将2000年全年所写的文章，除了《龟兹焉耆佛教史》一文外，交由我们编辑出版。那时候希望能给先生出书的出版社多着呢，可他还是先满足了我们的要求。为了不辜负先生的美意，也为了向先生的九十华诞献礼，几经努力，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和较好的质量将他的这部自选集《千禧文存》出版了。先生拿到这部书后很高兴，认为是出得又快又好。我们则从这部书的顺利出版得到了两点启示：既然季先生的这第一本书一炮打响，我们干脆多组织一些老先生的书稿，陆续推出。既然是陆续推出，不如编一套丛书，即以先生的《千禧文存》为滥觞，将老先生们的书稿都放到其中，这样影响会大些。带着这一想法，我先后拜访了张岱年、侯仁之、周一良、何兹全、任继愈、金开诚等一些老先生，在征得他们的同意和支持后，最终确定采用“名家心语丛书”的名字。做好了这些工作后，我又去看望了季先生，把上面这些情况一一汇报，并提出希望他老人家能为这套丛书写一篇总序。他为自己能带这样一个好头，让老朋友们都积极出书而感到特别的高兴，当然也就爽快地答应写序了。我又趁机提出，希望他能将2001年所写的文章结集由我们继续出版。先生也答应了。其后他为丛书写的总序交来了，第一辑、第二辑丛书十部陆续出版了。接着他将2001年所写的文章结集为《新纪元文存》交给了我，于2002年6月顺利出版了。从这以后，先生允诺后面的文集都交我出版。但自2001年的下半年开始，先生的身体出现了一些问题，此后陆陆续续住了好几次医院，影响了先生的正常写作。但他仍然按照先前的允诺，在2003年将此前撰写的文章结集交我出版。我将这些文章编好排印出来后，发现薄了些，先生说等我再写一些文章补进去后再出版。可谁知，此后他的病情加重了，又住进了301医院，一直没能出院。出书一事就这样搁置下来了，但由此也就引出了下面的故事。

　　君子一诺

　　先生虽然人住进了医院，身体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但脑子却还是难得糊涂，一辈子舞笔弄墨惯了，即便在医院里，除了接受医生的治疗外，还是坚持笔耕不辍。这样，一直到了2006年的10月，先生将先前那部分文章加上新写的一共九十多篇结为一集，定名为《病榻杂记》，准备出版。此时，我因工作需要，已调至香港的一家出版社工作。而内地关心、惦记出版先生书稿的人真是太多了，这其中不仅有大社、名社，而且还都开出了特别优惠的条件，据报纸披露，竟有近五十家出版社在竞争这部书稿。面对这样一种状况，加之我又远在香港，特别是考虑到我也不可能给先生提供什么优惠的条件，我的心里真的没了底。当然，即便如此，我也不愿放弃。我从香港给先生的助手李老师打电话了解情况，结果却让我异常感动。她告诉我，先生对所有前来求稿的人说：“谢谢你们的好意！我已经答应张世林了。君子一诺！”就这样，我不仅拿到了这部大作，而且先生还把简体字和繁体字两种版权同时授权给了我。这就是季先生！他把友情和诺言看得比什么都重！我从这件事情更加感受到了先生品格的伟大！先生是在教我们学做人啊！为了不辜负先生的厚爱，我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先后出版了繁、简两种文本。当我把样书送到他老人家的面前时，他拿起书仔细地看过后，高兴地对我说：“书出得是又快又好，交给你我就放心了。”听到先生这样的评价，真是比得到什么奖励都值得。一高兴我问道：“您说的‘君子一诺’，是管一时还是管一世？”他肯定地说：“管一世。”我认为先生对我的帮助和教育确实让我受用终生。

　　其实，不仅仅是在组稿和出版中得到先生的帮助和教育，在平时听他老人家闲谈中更能感受到他的爱憎、睿智、思想和气度。

　　关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1996年4月19日早上八点多钟，我因事去拜访先生，谈完了事后，先生同我闲聊。他说：“最近社会上有一种言论，说以国学对抗马列主义云云。说这话的人正是那些脑筋还停留在‘文革’期间、虽然还享有特权、但已不能再画圈圈的那些人。这些人代表了一派政治势力，他们表面上是在维护马列主义，实际上是反对改革开放，因为改革开放，人们的思想活跃起来了，坚持用实事求是的观点看待问题，例如艺术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固然艺术与政治是很难分开的，任何文艺作品都要反映社会现实，但艺术不等于政治。对于一部文艺作品来说，艺术性应当是第一位的，片面强调政治性第一，艺术便不能很好地发展。在前不久举行的庆祝《历史研究》创刊四十周年的会上，有位领导同志参加了，他在会上只是念了一位同志化名发表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大意是强调突出政治那一类的，这位领导实际上是支持或赞许这一观点的。我则提出文艺作品应当坚持艺术性第一的原则，因为真正能够流传下来的艺术作品，首先是艺术上所具有的深深的感染力打动了不同时代的不同读者。如若只有政治性而没有艺术性，这些作品是不能流传下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句话只有政治性而没有艺术性，所以不能作为艺术来看。因此，我认为我们国家有很多东西应当重写，如我们的文学史、历史和哲学史等等。当然了，我的这些主张不能为那些长期吃政治饭的极左思想很强的人所能容，但改革开放是一个大趋势，不是几个人的力量所能扭转的。其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是在吸收了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的基础上才发展起来的啊！”

　　关于蔡元培及其他

　　季先生常常会提到一些前辈学者，他说过：“在北大的历任校长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蔡元培先生。是他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把各种人才聘请到北大来任教，梁漱溟和陈独秀都是他聘来的。也是他，第一个在北大招收女生。他为北大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学者中我最佩服的是陈寅恪先生，他提出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无人能做到，但陈先生做到了。我入清华大学后，也曾选修过两位老师的课，一是陈先生开的佛教方面的课，使我受益终生啊！说到陈先生，我至今还有一个疑问，那就是1946年我回国后，是他把我介绍给北大的。按说他那时在清华任教，我也是清华毕业的，他为什么不介绍我去清华而介绍去北大呢？也许因为他在清华，不便介绍我去？也许因为他跟胡适和傅斯年是好朋友？总之，我一直没弄清楚。二是选了朱光潜先生开的美学方面的课。那时朱先生刚从国外留学回来不久，在清华主讲西方美学，很吸引人，我一直听他的课。后来院系调整，朱先生来到北大担任西语系主任，我那时恰在北大东语系任主任，我们两个系在一个楼同一层办公。只要朱先生讲课，我能腾得出时间，就一定上楼去听他的课。”

　　我说：“听王尧先生讲，您同他的老师于道泉先生也很熟。”

　　说到于先生，季先生又接着说下去：“于先生是个天才，他早年接待过印度来华访问的大学者泰戈尔，他为泰做翻译，深得泰的赏识。于是，泰提出要于随他回印度去参与创办国际大学，并说已就这一想法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合作请求。当时，于已考取了赴美留学生，但他接受了泰的邀请，决定不去美国留学了。他的这一决定令老父亲无法接受，遂宣布不认他这个儿子，亦不让他回家。而当时的国民政府对泰戈尔提出的共同创办国际大学的建议并不重视，致使这一想法无法实现。结果害了于道泉，他既未能去美国留学，又没能随泰戈尔赴印度办学，而是去雍和宫当了喇嘛，学习藏传佛教，当时人称‘于喇嘛’。说于先生是个天才，是说他的头脑里有许多天才的想法，只是他自己无法管住头脑里的这些想法，任由它们东冒一下，西冒一下。其实，要是能够管住这些想法，他会取得很大的成就的。他早年曾投身革命，后来却立志向学，在佛学研究等领域造诣颇深。汤用彤先生曾代表北大聘请他来教授佛学。后来我作为东语系主任亦曾给他发过聘书，聘他为东语系教授，讲授佛学。他也是山东人，我们是老乡。”

　　关于"皇帝"

　　有一次谈天，话题一下子扯到了“皇帝”，我说：“您写的那篇《皇帝——代序》的文章很好，您对后人一致称颂的唐代名君李世民有不同的看法，指出了他的许多昏庸无道之处，令人猛醒。”先生说：“在我国封建社会中，并没有什么好皇帝，即便有那么几个，也只能是相对而言。我有一首诗很能说明这个问题：‘朝代纷纷排成行，开国明君皆流氓。如果有人不相信，请看刘邦朱元璋。’”我听后说：“您这首诗说到了问题的点子上，但会不会打击面过宽了呢？”“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提不出反证来。谁能用具体例子来反驳我呢？比如说项羽吧，之所以没有成功当上皇帝，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他不够流氓，而他的对手刘邦则是一个十足的流氓。项羽抓去他的父亲要烹了，他却说我的父亲就是你的父亲，要烹只管烹，别忘了送我一杯羹。再说说李世民吧。他为了夺取皇位，不惜弑父杀兄，最后因追求长生不死，吃道士炼的丹而中毒身亡。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么？我写这首诗的真正目的是，希望今后年轻人学习历史时，千万不要一上来就被什么太祖、太宗、高祖的‘丰功伟绩’给迷惑住，以为他们是什么大英雄，了不起的大人物，而看不到他们卑劣的一面。因为这样的事情过去就一直在发生着。我就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点。”

　　可见先生读史并不迷信历史，而是认真分析历史，结合中国封建社会的实际情况，提出自己的看法。重在提醒人们特别是年轻人要学会分析的方法。

　　关于“天人合一”的深层思考

　　对于中国古人提出的“天人合一”这一重要的哲学命题，先生早在1993年就曾撰写过《“天人合一”新解》一文，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一期上发表。这篇文章发表后，在当时就引起过很大的影响，并为此开展过专题讨论。在那篇文章中先生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实际上，自那以后，先生对这一问题一直在进行不断的新的思考。今年六月我去医院看望他老人家时，他又同我谈起了这个问题。他说：“世界上的文化从大的方面讲只有两类：一是东方文化，一是西方文化。东方文化主张‘天人合一’，西方文化主张征服自然。人们向自然界索取的东西是越来越多，永不满足。自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主张以来，虽然有过很积极的作用，但我以为，时至今日，对此不应过分提倡。因为自然界中的每一种事物都有其生存的道理，不应该通过人为的力量来加速某种事物的消亡。就如同在这个地球上生活的每一个民族一样，尽管他们的文化、信仰和生活习惯并不相同，但不能因此就剥夺了弱小民族的生存权利。同样，人只能同自然界交朋友，绝不能采用征服的办法。中国虽然有‘天人合一’的思想，但长期以来，我们却背离了这一思想，过分地强调‘与天斗’，特别是‘大跃进’口号提出以后，全国各地开展大炼钢铁的运动，结果一方面是乱砍滥伐了大批的森林，造成了严重的水土流失和森林的大量消亡；另一方面是把老百姓家中的锅和铲子等有用的东西收走，炼出了一块一块无用的铁疙瘩，不仅劳民伤财，还破坏了自然。还是恩格斯的那句话：‘其实，大自然对人类的每一次错误都给予了报复。’只不过这种报复有时候不是立竿见影，而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才发生罢了。所以，我还是强调要实现三个和谐，即：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内心的和谐。只有搞好了这三个和谐，才能真正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看得出，先生在对“天人合一”这一命题进行更深一层的思考，希望它能对整个人类社会和谐发展有所贡献。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