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目睹新加坡鞭刑---随想! [转帖]

据了解，新加坡的鞭刑（又名笞刑）是十分公平和人道的。行刑用的藤条是二到三指宽，10到15年的野生藤条，韧性好，不易折断。比如说一个人犯了法，要接受15下的笞刑，首先会有法医在场鉴定受刑人的身体状况是否适宜接受行刑，然后每打一下，法医都要重复以上检验的步骤来确认受刑人的身体状况，万一受刑人无法继续接受行刑，剩余的就会留起来直到受刑人的身体可以接受的情况下继续行刑，直到所有都打完为止，因为每打一下行刑人都会用尽全身的力气打下去，所以只有这种做法才能在最大限度保证受刑人人身安全的条件下使受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不会再犯。

　　新加坡之所以能成为亚洲文明之国全靠有一套非常严明的法律法规和道德规范，虽然有些条文严厉的不近人情，但却保证了绝大多数国人的利益不受侵害。如果我们国家也能象新加坡一样用一条这么严厉的刑罚来处置那些盗窃、抢劫等危害社会治安的行为，我想就不会有那么多这种违法行为了。

　　据说多年以前，一个美国青年因违反新加坡法律而受鞭刑的消息，当时的美国总统曾亲自出面为他求情，但新加坡方面并未同意。于是，那个美国青年只好乖乖挨了几鞭，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鞭三饭"的出典，源于我国古代的"五刑"之一。许多国家（包括我国在内）的现行刑法已废止了这一条，但新加坡仍保留了这一古老的刑法。新加坡是一个法治国家，"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谁违法乱纪谁就得吃鞭子，然后再以犯罪轻重处以徒刑。以法治国不徇私情，这对那些干坏事的人，无疑起着很大的威慑作用。

　　新加坡法律规定：凡小偷小摸者一经抓获，将判笞刑三鞭。鞭子是特制的，仗鞭的人身高体壮，非常专业。行刑时要求先看到一条深陷苍白的鞭痕，尔后再慢慢看到血，不叫受刑者皮开肉绽都不算数。同时规定每次只笞一鞭，刑过之后，即让家人抬去医治，医好后再来吃第二鞭。一般被判三鞭笞刑者，至少要受一个月以上的皮肉之苦。所以，凡尝过这种"鞭三饭"的人，无不刻骨铭心，谁还敢再以身试法。

　随想:

　　1.现在偷盗扒窃已经到了良民们无法生存的地步.

　　而我们的法律,对不足3000元的又不能立案,即使拘留,有这么多地方吗!对很多顽劣而不足判刑的青少年又没有处置的办法.

　　因此,最好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采纳新加坡用藤条打屁股.

　　这些大罪不犯,专门钻法律空子的人,最最最害怕的就是被打屁股.而且是打得他一生再也不敢以身试法了

　　2.假仁假义的西方人道主义可能又会说,这种刑法野蛮,但他们有没有看到,这些歹徒,这些开始学坏的青少年,如果不受到及时的,有效的惩罚,将对整个社会造成滚雪球的危害.

　　推而广之,如果能对贪污者,不论初次,不论数额,一律先打三下屁股,保证贪污案件会直线下降.

　　触及灵魂,还不如触及皮肉来得有效.

　　3.现在的贪官,尤其是女贪官,皮肤保养得特别的光滑细嫩,如果屁股上挨三鞭子,血肉模糊,包她想贪污也万万不敢的了.

　　这就叫威慑也.

　　讲耶稣,讲圣母玛利亚女士,讲共产主义理想,讲三个代表,谁听呢?

　　三鞭子,他们统统老实了.

羯赵王朝的兴亡 [转帖]

　　一时英豪——后赵开国皇帝石勒　　
　　

　　石勒，字世龙，原名（句，去口加背），上党武乡（山西榆社）出生的羯族人。石勒的祖父，根据《晋书》中记载，名字是耶奕于，与石勒的父亲“并为部落小率”。耶奕于，应该即是波斯语的eelkhany，现代一般译为伊儿汗尼，意思是游牧部落首领。所以，他们这一家很可能是西域胡人昭武九姓中的某一支属，可能是康居（羌渠，曾居于今新疆塔什干地区），语言应该是属于伊朗语系，为入塞匈奴十九种姓其中的一种，他们的样子“高鼻、深目、多须”，应该是欧罗巴人种之一。由于内迁日久，到石勒这辈，已经完全沦落为替当地汉族地主扛长活的佣工，可以说是真正的贫雇农无产阶级。
　　从七八岁起，石勒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赤脚在田里干苦力。当时这个苦孩子除相貌怪异外（羯人高鼻深目），没有什么特别过人之处，只是在累得贼死回家吃饭时，蹲在茅草房的炕角，端着大碗，常常向母亲抱怨说自己听到有战马嘶鸣、金鼓擂击之声。石母不以为然，劝他说：“你干活太累，耳鸣罢了，不是什么不祥的征兆。”当时，乡村相士们纷纷夸赞石勒相貌不俗，一般人皆嗤之以鼻，惟有同村的郭敬和阳曲县的宁驱认为石勒必非俗子。这两个人虽是财主，对石勒倒很照顾。
　　十四岁时，身骨壮健的石勒为人雇作脚夫，曾贩运东西到洛阳城内的上东门。大概是劳累数日，刚刚饱餐一堆胡饼，石勒腹圆肚饱之际，兴奋地大吼。恰值东晋高门贵族王衍乘轿经过，看见怪模怪样的一个大身板少年在那里乱叫，就对左右人讲：“刚才那个胡族小孩，观其音声相貌很奇特，恐怕将来会成为动乱天下的祸害。”于是，他命人快马返回，想抓住石勒。集市已散，往来人多，石勒早不知混到哪个沟陇地边去歇着，并很快被大清谈家王衍淡忘得无影无踪。
　　
　　佣耕少年志叵测

　　晋惠帝太安年间（公元302—303），并州地区发生饥乱，石勒石勒被卖给荏平人师欢为奴，天天耕作，挑水挖田，虽累得贼死，毕竟有口饭吃。石勒为人有气力，脑筋活，师欢也很信任他，不象对待一般奴隶般成日锁住严加看管。石勒闲不住，见师欢家田附近是政府的养马场，便以自己能相马为名，找机会同管理马场的魏郡马头汲桑搭话。三言两语，石勒确实是行家，汲桑很高兴，渐渐两人成为能在一个坑头喝酒的朋友（石勒以贱奴身份，能和马头汲桑说上话，确实不容易）。
　　其间，田主师欢又把石勒转租给武安的地主。也怪石勒运气不好，半路又被一帮抢掠卖人为生的军士抓住，捆在当地准备弄到集市卖掉。凑巧荒野里有一群鹿驰过，嘴馋的兵士们都想吃烤鹿肉，一群人纵马撒丫子都赶过去追逐鹿群，石勒扎脱绳索，幸免逃脱。
　　通过此次大险，石勒终于想通，为人当牛做马做顺奴只能是被动地牲口一样任人奴役，不如自己武装起来干一场，大不了是个“死”字，反正也死了不少回。于是，他从田间偷了匹马，招集平时一起干活认识的哥们王阳、桃豹等八个人，弄些农具磨尖擦亮，开始干起四处抢劫的营生。不久，又有郭敖、呼延莫、支屈六等八个人加入，一帮人号称“飞天十八骑”，奔入赤龙等皇家养马场中，跨乘上好的骏马，四处抢劫搜掠富户。
　　当时世乱，官府皆自保不暇。石勒如鱼得水，把大批抢劫得来的珍宝送给马师汲桑，结交这个地方势力以自固。汲桑大喜。石勒不仅不骚扰自己的养马场，还把其他皇家马场的好马成百地赶来孝敬自己，汲桑高兴之余，就给石勒起名言字，因此，石勒名姓字，皆是马师汲桑所起。
　　如果太平时节，石勒这种底层社会的黑社会小头目抢夺公物，与政府农场主相勾结，实属“罪大恶极”，应当很快会谋泄事发，被捕快们抓去县城问斩。
　　英雄出于乱世。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司马宗室开打；匈奴族刘渊趁机跑回，在黎亭自称汉王；成都王司马颖的故将阳平人公师藩自称将军，起兵于赵魏之地，有众数万。审时度势之后，汲桑带着石勒就投靠了公孙藩，两人还把数百匹上好的皇家骏马作为见面礼。公孙藩大喜，拜石勒为前队督（冲锋连长），进攻邺城的西晋平昌公司马模。汲桑、石勒两个人这次押错宝，公孙藩不久大败被杀。
　　汲桑、石勒于混乱中逃出，在昔日的皇家牧马场中东躲西藏，更四处招聚亡命之徒，劫抢郡县的囚犯，形成了一股不小的武装。汲桑自称大将军，以替成都王司马颖讨伐东海王司马越为名，封石勒为扫虏将军、忠明亭侯。在汲桑指挥下，石勒率军进攻邺城，杀掉东嬴公司马腾（就是先前他的手下把石勒卖到冀州），“杀万余人，掠妇女珍宝而去”。小农场主、耕奴指挥的战役节节顺利，竟也接着渡过延津，进攻兖州。（今山东郓城）。
　　成都王司马越大惧。这只打着自己旗号的武装虽然干掉了对手司马腾等人，但他们忽袭兖州，是不宣而战，抢自己的地盘。惊怒之下，司马越命兖州刺史苟唏讨伐汲桑、石勒。
　　苟唏一点也不狗稀，这位号为“屠伯”的晋将用法严酷，运兵用神，数月之间，在阳平、平原之间双方大小三十余战，汲桑、石勒部众被杀一万多人，二人败走，慌忙间想投附匈奴刘渊。半路，又遭晋朝冀州刺史丁绍袭击，石勒、汲桑两人失散。石勒逃往乐平。汲桑就没那么好彩，半路被晋朝的“乞活军”抓住，斩于平原县。
　　穷急窘迫之中，石勒恨不得立时奔投刘渊的匈奴营中。但单人匹马空手见人说不过去，于是，石勒在上党说服“拥众数千”不知所从的两部胡人一起去拜见刘渊。大喜之余，刘渊封石勒为辅汉将军、平晋王。空手套白狼计成，石勒受到巨大鼓舞，他又以计谋劫持了拥众两千多的乌丸张伏利度，“率其部众归海（刘渊）”。不用讲，刘渊又加封石勒督山东征讨诸军事。不到一年时间，石勒从一个佣耕的奴隶摇身一变，成为刘渊手下的尊贵王爷和拥众数千的地方武装大头目。
　　
　　狼头旗下立功多

　　公元308年，刘渊称帝，遣使授石勒持节、平东大将军、平晋王。从前是小打小闹过家家一样瞎打瞎混，现如今真有个“皇帝”封自己为王，可以想象石勒的兴奋是何等异于平时。
　　刘聪进攻壶关时，石勒自率七千精锐为前锋都督，杀晋将黄秀；接着，他又进攻邺城、赵郡、巨鹿、常山，攻杀晋军数万人，并派和他起兵的十八将分头率兵并州山北诸郡县，说降了不少散落游荡的胡人地方武装来附。
　　石勒虽替匈奴汉国攻城陷地，和刘氏家族的兵将不同，他很少残杀当地居民。对于魏郡被攻陷的各个民间地方坞堡，他“简强壮五万为军士，老弱安堵如故，军无私掠，百姓怀之”。攻陷冀州后，石勒又能把各地的读书人安置在一起，号为“君子营”，成为为他出谋划策的智囊班子。他手下最得力的谋士张宾，也是此时闻名而归顺的。
　　转战之中，石勒惟一遭受较大的挫败是飞龙山战役。晋朝幽州刺史王竣派遣的鲜卑头领务勿尘（段匹磾之父）等鲜卑、晋朝联军共十余万，把石勒打得败走黎阳。即便如此，石勒未伤元气，转而进寇信都，杀掉晋朝冀州刺史王斌。接着，他东袭鄄城，杀晋朝兖州刺史袁孚。乘胜而进，石勒连陷广宗、清河、平原、阳平诸县，降九万多人。武德之战，石勒攻杀晋朝冠军将军梁巨，坑杀抵抗的降卒一万多人，威震河北。“河北诸堡垒大震，皆请降送任（子）于（石）勒”。
　　匈奴刘聪继位后，又赠石勒征东大将军、并州刺史等一大堆头衔。一是在新主人面前挣面子，二是为自己争地位，扩充军队，石勒配合刘聪的儿子刘粲会攻洛阳，又进攻襄阳，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欲有雄据江汉之志”。
　　谋士张宾有远谋，劝石勒北还。正在兴头上大获胜利的石勒忘乎所以，不听。不久，晋朝琅琊王司马睿派王导率军讨石勒。由于粮草不继加之军中瘟疫流行，石勒损兵折将，伤亡大半，最终听从张宾之策，裹粮卷甲，一路攻杀，折军北还。
　　西晋怀帝永嘉五年（公元311年）四月，以讨贼为名逃出洛阳的东海王司马越忧急病死。他带出的二十多万朝中卿相将军士兵以及随军家属，拥着司马越的大棺材向东撤退，准备到东海（山东郯城）为司马越归葬。石勒闻讯，于五月间亲率轻骑倍道兼行，在苦县宁平城（河南鹿邑县）包围了这只送丧大军，“大败晋兵，纵骑围而射之，将士十余万人相践如山，无一人得免者。”晋朝太尉王衍、襄阳王司马范等六个宗室王爷以及数十朝廷高官皆成为石勒的阶下囚。
　　望着这些衣冠飘飘、甲胄华丽的士族、王爷们现在都垂头丧气地坐在大帐前的草地下等候自己发落，石勒得意已极。痛饮数杯美酒，石勒就向王衍询问晋朝衰亡的原因。“（王）衍具陈祸败之由，云计不在已；且自言少无宦情，不任世事。”众人见二人谈得投机，也纷纷插话，为自己开脱。惟独襄阳王司马范神色俨然，仍旧一副凛然傲然的王爷派头，倨坐于原地大声呵斥诸人：“今日之事，何复纷纭！”（事已如此，乱吵吵个啥！）见司马家有此等人物，石勒也肃然起敬。
　　王衍此人“神情明秀，风姿详雅”，是晋朝少有的美男子。少年时代，王衍造访名士山涛，“（山）涛嗟叹良久，既去，目送之曰：‘何物老妪，生宁馨儿！然误天下苍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此人还是魏晋之际非常有见解的大哲学家，“每捉玉柄麈尾，与手同色。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是“信口雌黄”成语的主人公。王衍还自标高雅，口不言钱。其妻试之，让丫环在夜间以钱绕其床。王衍早晨起身，对丫环高叫，“举却阿堵物！”（把这些东西拿走！）但此人无忠贞之操，与世浮沉，惟求自保。
　　石勒十四时在洛阳城被王衍识破英雄骨相，差点被杀。但亲眼见到这位望重人雅的晋朝太尉，草莽英雄石勒也不觉为之心折。“甚悦之，与语移日。”王衍见这个杀人魔王很好说话，为了更加讨好，他就劝说石勒称帝。不料，此语一出，不仅没有保身，反而生成杀身大祸。
　　石勒勃然色变，振衣而起，斥责王衍说：“君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至于白首，何得言不豫世事！使天下破坏如此，正是君罪所致！”随即，他命左右卫士把王衍押出大帐。回到被监押的房子里，王衍自知难逃一死，对周围的人哀叹道：“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
　　但是，对于这些大晋朝的“人样子”们是杀是活，石勒一时间还真下不了决心。恰好将军孔苌在身边，石勒问：“我横行天下多年，未曾见此等仪观不凡、能言善辩的人物，能留他们命在吗？”孔苌粗人有粗理，回答说：“这些人都是晋朝王公大官，肯定不会真心屈服于我们，留着有什么用，杀掉算了！”
　　石勒点头，主意已定。“此等奇人，可保全尸，不可加以锋刃也。”于是，他派兵士把余人一一牵出斩首，只留王衍和司马范，把两人单独押关在一间砖房里，“使人夜排墙杀之。”古人总觉全尸而死是施惠于人，其实，与其在砖石土瓦间屈憋窒息而死，还不如一刀斩头来得痛快。“岩岩清峙、壁立千仞”（顾恺之语）的一代大玄学家，就这样在碎砖石中间结束了性命。
　　石勒再接再励，在洧仓（今河南鄢陵）又大败从洛阳逃出的晋军，杀东海王世子司马毗等晋朝四十八个王爷。
　　同年七月，石勒与刘曜攻克洛阳，俘虏了晋怀帝司马炽。
　　获取大功的石勒在许昌屯兵不久，听闻晋朝大都督荀唏在蒙城拥立晋怀帝儿子豫章王司马端为皇太子，便马上带兵出发，先攻克阳夏杀掉晋守将，马上驰袭蒙城，俘虏了这位曾威风一时并进攻大败石勒老上司汲桑的儒将。一个多月后，见苟唏不为已用，王敦才杀掉他。
　　至此，进退自如，攻无不胜，战无不取，羽翼已成的王敦开始的把下一个目标转向一直对自己势力形成严重威胁的友军——匈奴汉国的大将军、齐公王弥。
　　王弥，东莱人，父祖均为太守级别的官员，家世清白而贵显。王弘青年时代就有才干，博学强记，但好游侠之举，习武击剑，交游甚广。洛阳隐士董仲道善相人，曾对他说：“君豺声豹视，好乱乐祸，若天下骚扰，不作士大夫矣。”可能这种预言给了王弥某种心理暗示。晋惠帝末年，以宗教为名起事的妖人柏根在东莱起事，王弥就坚决“背叛”了他的家庭，率家中仆僮“从贼”。柏根被杀后，王弥“亡入长广山为群贼”。由于受过良好教育，王弥“多权略，凡有所掠，必豫图成败，举无遣策，弓马迅捷，膂力过人，青土号为‘飞豹’。”后来，王弥率贼众接连侵扰泰山、颍川、汝南、襄城诸郡，并攻入许昌，打开武库，抢走不少精良的铠甲器杖，“所在陷没，多杀守令，有众数万，朝廷不能制。”
　　会值八王相攻、天下大乱之际，这位士大夫出身的贼头竟也率军进逼洛阳，“京邑大震，宫城门昼闭。”当时晋朝军队还有反击能力，司徒王衍派晋将在七里涧与王弥军激战。王弥大败，逃跑途中，想起从前在洛阳相熟的老朋友、匈奴五部首领刘渊（当时刘渊已称汉王），便带着数百残兵败将前去投靠。刘渊刚刚立国，闻讯大悦，派使郊迎。王弥一见老相识，便劝刘渊称帝，感激之下，刘渊盛赞王弥为“孤之孔明”，大有如鱼得水之感，立署王弥为司隶校尉，加侍中、特进。
　　王弥加入匈奴刘氏集团后，非常卖力，他先随刘曜攻河内，又曾与石勒会军攻临漳。永嘉初年，王弥在高都大败晋军，杀数万晋军。不久，他又和刘曜、石勒攻破魏郡、汲郡、顿丘，陷五十余壁。在与石勒合力进攻邺城时，王弥又获大功。接着，王、石二人又合军攻陈郡，大破东海王司马越的晋军。
　　王弥可称是晋朝克星。匈奴刘曜与他合军，也是连连得胜。两人率军“寇襄城，遂逼京师。”时京邑大饥，人相食，百姓流亡，公卿奔河阴。王弥在前，刘曜随后，汉军攻陷洛阳。王弥首先下令大掠。刘曜后至，惟恐财宝珍奇尽归王弥，就下令阻止王弥军将。王弥不从，刘曜在亍上斩杀王弥的牙门将王延。王弥大怒，双方阻兵相攻，死亡一千多人。后经人相劝，双方表面上重归于好。
　　刘曜耻于自己晚一步进入洛阳，也纵兵大掠，奸污惠帝羊皇后（后娶之为妻，先奸后娶，还算不错），杀怀帝太子司马诠以及百官士人三万多。
　　王弥劝刘曜：“洛阳地处天下之中，有山河四险之固，现在的宏丽宫殿，可把汉国都城从平阳迁至此处”。刘曜哪里肯听，一把大火把壮丽的洛阳烧成废墟。
　　王弥大骂：“屠各小奴，岂有帝王之意乎！此辈休想一统天下！”盛怒之下，他引兵东屯项关。
　　不仅刘曜与王弥结怨，石勒也一直忌惮王弥的骁勇，“常密为之备”。几个人虽一直并肩作战，但都貌合神离，在乱世之中各怀鬼胎，总想趁机兼并对方。
　　攻破洛阳后，与刘曜结下梁子，王弥就派人送给石勒大批美女宝货以示友好。听说石勒生擒苟唏并以之为左司马，王弥也去信庆贺：“公获苟唏而用之，何其神也！使（苟）唏为公左，弥（王弥自称）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石勒什么人物，虽是没读过书的大老粗，但智略一点不比士人出身的王弥低半分，他持信对谋士张宾说：“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图我必矣！”
　　王敦当时与乞活军首领（因饥荒而外出求食的军队称“乞活军”）陈午在蓬关交阵，王弥与刘瑞相攻。王弥向石勒搬救兵，起先未获应允。谋士张宾劝石勒：“您常忧虑没有除掉王弥的机会，现在正是天赐良机。陈午小竖，不足虑；王公（王弥）人杰，当早除之。”石勒从计，率大军袭击与王弥交战的刘瑞，并斩下其头送给王弥。“（王）弥大喜，谓（石）勒实亲已，不复疑也。”
　　公元311年底，石勒派人持厚礼，请王弥在已吾县见面宴饮。王弥手下劝阻主公不要轻出赴“鸿门宴”，王弥死催，根本听不进去。加之石勒是多年并肩作战的老战友，又刚刚帮大忙杀掉自己的敌手刘瑞，王弥兴高采烈地带几个随从就去赴宴。
　　两人相见甚欢，把手入席，纵叙昔日战斗友情。酒酣之际，石勒起身，王弥以为对方又要敬酒，笑脸相迎之间，石勒从腰间抽出快刀，白光闪处，身手矫健的王弥眼睁睁看着自己的脑袋从脖子上搬家。这位青州豪杰，文人流氓，一辈子做梦也想不到，上窜下跳半辈子，没有死于能臣名将之手，反而被一个耕田胡儿所杀。
　　杀掉这位与自己逐鹿中原的潜在对手，石勒恶人先告状，上表刘聪说王弥叛逆，已被斩首。刘聪大怒，责让石勒“专害公辅，有无君之心”，但骂归骂，用人之际，王弥死都死了，以后还要依靠石勒，仍旧遣使加封石勒镇东大将军，督并幽二州诸军事、领并州刺史，“以慰其心。”
　
　　自古英雄无出处

　　石勒攻掠豫州诸郡后，屯军葛陂（今河南新蔡），大军在江淮一带东驰西突，丰衣足食，耀武扬威，并声言要造大船进攻建邺。
　　其间，在山西与匈奴刘氏相抗衡的晋臣刘琨得到与石勒失散多年的母亲王氏以及他的堂侄石虎（即日后的大魔头石季龙）。刘琨派人把石勒母、侄送还，并写信劝降石勒。刘琨大文豪，文采华章，英姿纵横，言之凿凿，现摘录于下：
　　
　　“将军发迹河朔，席卷兖豫，饮马江淮，折冲汉驻沔，虽自古名将，未足为谕。所以攻城而不有其人，略地而不有其土，翕尔云合，忽复星散，将军岂知其然哉？存亡决在得主，成败要在所附；得主则为义兵，附逆则为贼众。义兵虽败，而功业必成；贼众虽克，而终归殄灭。昔赤眉、黄巾横逆宇宙，所以一旦败亡者，正以兵出无名，聚而为乱。将军以天挺之质，威振宇内，择有德而推崇，随时望而归之，勋义堂堂，长享遐贵。背聪则祸除，向主则福至。采纳往诲，翻然改图，天下不足定，蚁寇不足扫。今相授侍中、持节、车骑大将军、领护匈奴中郎将、襄城郡公，总内外之任，兼华戎之号，显封大郡，以表殊能，将军其受之，副远近之望也。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今之迟想，盖以天下大乱，当须雄才。遥闻将军攻城野战，合于机神，虽不视兵书，暗与孙吴同契，所谓生而知之者上，学而知之者次。但得精骑五千，以将军之才，何向不摧！”
　　在乱世纷犹、英雄辈出的年代，虽惺惺相惜叹赏刘琨的卓然之采，倾慕其淳淳操节，石勒仍不为所动，报书答刘琨：“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当逞节本朝，吾自夷，难为效！（中华书局版《资治通鉴》中是“吾自夷难为效”，没有断好句，殊难解通）为报答刘琨送母送侄之情，石勒回馈刘琨名马、珍宝一批，厚待来使，谢绝使归。
　　石勒在葛陂修整兵马，整造大船。假如不是连下三个月的大雨，他还真有极大的可能一举攻克江南琅琊王司马睿的根据地。
　　石勒所率人马，绝大部分是北方人，到南方本来就水土不服，战斗力下降。又赶上连月大雨，军中瘟疫流行，粮食断绝，得痢疾、血吸虫病而死以及饿死的兵士将近一半还多。司马睿一方也深知当前是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没有任何退路，便严命诸将在寿春（安徽寿县）集结，准备拼死相抗。
　　麻杆打狼两头怕。石勒一时也陷在葛陂。要进攻，士卒疲惫病伤，根本不可行；要后退，害怕聚结在寿春的晋军随后追杀，一网打尽。搜集了一堆晋军方面送来的檄文和招降书，石勒大会众将问计。
　　右长史（总参谋长）刁膺首先发言，他劝石勒先向琅琊王司马睿献表表示投降，以为晋朝扫清河朔为名，待晋军退走后再作别的打算。“（石）勒愀然长啸”，困虎生威，异于常人。
　　中坚将军夔安劝石勒就高避水。石勒说：“将军怎么这么胆怯！”
　　孙苌、支雄等三十多石勒旧将，均属胆气豪壮、有勇无谋之辈，上前进言：“现在晋军还未集聚完全，请各授我们三百步卒，乘船分三十余道，夜登其城，斩守将首级，得其城，食其仓米。如此，今年肯定会破丹阳，定江南，把司马家子弟尽数活捉！”石勒闻言一笑：“确实是勇将之计”，赐众将每人铠马一匹。其实石勒心中明白，这些武将是在吹牛逼。
　　最后，见谋士张宾一直不说话，石勒问：“君计如何？”
　　张宾成竹在胸，一一道来：“将军您攻陷帝都洛阳，囚执天子，杀害王侯，奸掠妃主，拨将军之发不足以数将军之罪，怎么可能又向晋朝称臣呢？去年诛杀王弥后，本不应在江南一带逗留。现在，天降大雨，数百里皆成泽国，正是上天示警，将军您不宜长留此地。邺城有三台之固，西接平阳，四塞山河，应回军北上攻占此城。伐叛怀服，扫平河朔，又有谁能与将军你争锋呢。”看见石勒赞同之余，脸上仍旧有忧虑之色，张宾进一步打消石勒的顾虑：“晋军齐集寿春，是惧怕将军您率大军攻击，如果听说我们回师北上，他们高兴还来不及，根本不可能想出会奇兵追击我军。我们可以先使辎重回撤，主力大军故意作出对寿春发动总攻的姿态，敌人必不敢轻动。待辎重过后，大军按部就班，慢慢回撤，进退有据，可以万全！”
　　石勒站起，掀髯大笑：“张宾之计正合我意！”接着，他扭头责斥刁膺：“你作辅佐谋臣，应该规成功业，怎能劝我投降！本该斩你，但念你本性一向怯懦，并非出于私计，所以这次我宽恕你！”石勒立即宣布把刁膺降职，右长史一职由张宾接任，加中垒将军，号曰“右侯”。
　　石勒在部署军队后撤的同时，遣其侄石虎率精骑二千直奔寿春，做出进攻前锋的姿态。当时石虎刚刚出道，战争经验不足，见江边晋军运粮船新到，与左右将士贪念船中军资，争相攻抢。晋军在江边早严阵以待，数道伏兵一齐冲出，在巨灵口大败石虎一军，汉兵掉入水中淹死五百多，余众四奔，溃退百里，一直逃到石勒正往北回撤的后军。
　　石勒军中大怖，以为晋军主力来攻，营中慌乱异常。久经战阵的石勒倒还镇定，指挥兵士排成阵形。追击而至的晋军怕有埋伏，见好就收，回军坚守寿春，如此，则丢失了乘乱歼灭石勒的最佳机会。
　　回军路上，石勒部众确实艰苦异常。由于晋军一方采取坚壁清野的战略，石勒军中无粮，“士众相食”，兵士们只能把老弱兵残当干粮，拼命北撤。行至东燕，又依张宾之计，石勒出奇兵夺取晋将向冰的战船，把军队整船整船地运送过河，然后前后夹击，大败向冰，夺取大量军粮和物资，终于挺过难关。
　　修整过后，石勒下令，长驱进攻邺城的晋将刘演，击降晋军数万。由于邺城三台险固，石勒一时不能攻下，诸将皆建议不计代价死拼。关键时刻，又是张宾出主意：“三台不可轻易攻克，不如暂且舍之，令其自溃。今天下鼎沸，人无定志。得地者昌，失地者王，邯郸、襄国，赵之旧都，依山凭险，形胜之国，可择此二地为都城，然后命将四出，授以奇略，如此，将霸业可图”。正是依从张宾之计，石勒攻占襄国（今河北邢台），有了一个稳固的根据地。从此，石勒一扫昔日百战百胜但又飘忽不定的盗贼习性，开始有了更为长远的打算。其实，刘琨先前的劝降书，对石勒及其谋士张宾等人无形中也起以一点作用。英雄谋略，自是不同凡人。
　　石勒在襄国立足未稳，首先遭受的严重挑战来自晋朝幽州刺史王浚派来的鲜卑联兵。段部鲜卑的陆疾眷、其弟段匹磾以及其堂弟段末杯等率五万多兵众大举进攻襄国。当时襄国城隍未修，守具缺失，石勒军卒只能修筑临时隔城抵御。
　　双方交战，鲜卑人战斗力极强，数次击败石勒的军队。诸将畏惧，皆建议固守不出。石勒认为，敌众战寡，如果时间一久，外接不至，内战断绝，只能困于城中等死，应该出城一战。
　　谋士张宾赞同石勒之议，他说：“敌军大众远来，认定我战军寡弱不敢出战，必然懈怠。段氏鲜卑勇悍，段末杯部更是强中之强，应出其不意，速在北垒凿开突门二十余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出，直击段末杯大帐。打败了这支精锐，其余的鲜卑、汉族兵士就不足畏惧。
　　石勒依计而行，命孔苌等将率兵从突门冲出，生擒了段末杯，并乘胜追击，鲜卑、晋军伏尸三十里，丢失铠马五千匹。
　　鲜卑将领陆疾眷屯军于渚阳，喘息之际，送铠马金银，打算与石勒讲和，想赎回被俘的段末杯。诸将痛恨鲜卑屡次杀戮兵士，纷纷劝说石勒杀掉段六杯以挫鲜卑锐气。石勒不从，说：“辽西鲜卑，健国也，与我素无仇怨，他们只是受王浚指派来攻击我。今杀一人而结怨一国，非明智之计。放之必悦，以后必不为王浚所用“。
　　石勒此议，深谋远虑。石虎与陆疾眷结为兄弟，鲜卑军队引还。段末杯更是感激石勒不杀之恩，归途中不停向南跪拜石勒。自此，段氏鲜卑大部再也为王浚所用。
　　上白一战，石勒又攻杀乞活军首领李恽（晋朝任李恽为青州刺史），石勒思其拒战，要坑杀全降卒。洋洋得意之际，石勒骑马从要被处死的汉人队伍面前走过，忽然发现从前一直善待自己的老雇主郭敬。
　　这位半大老头子可怜巴巴，形忽枯搞，鼻青脸肿。石勒赶忙下马，执着郭敬的手问：“是郭三爷吗”？郭敬忙伏地叩头，“正是在下”。
　　石勒泪如雨下。他青少年时代如果没有这位财主恩人相救，恐怕尸首早已喂了野狗。“今日相遇，真是天意啊”！石勒悲喜之下，马上吩咐从人献上衣服车马，立拜郭敬为上将军，准备坑杀的数千人一并免死，归为郭敬统领。善有善报，终于在老实人郭敬身上体现了一回。
　　晋愍帝建兴元年（公远313年），石虎大军攻克邺城。石勒亲派守令，重新营建，使他在河北的根据地日益扩大和巩固。
　　不久，他又利用晋臣刘琨和王浚这间的予盾，使其互不相求，袭杀了王浚，占据了幽州（详情见《功业未及建 夕阳忽西流》）
　　接着，石勒军将又连破晋臣刘演、温峤等人，并镇压了河间等地王春的起义，大败乞活军王平，活捉了刘演的弟弟刘启（刘演和刘启都是刘琨的侄子）。石勒很仗义，因感激刘琨送其母侄，也下命赐刘启田宅，并派儒官为刘启讲授儒经。
　　晋愍帝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底，石勒又在广牧（今山西寿阳）附近山间设伏，大败刘琨刚从拓跋鲜卑部收来的晋兵数万人，干掉了刘琨的全部老本儿。晋朝并州守军也闻风投降，大英雄刘琨不得不投告段匹磾，不久被杀。
　

探秘楼兰王国[转帖]

　
　　北京电视台专题篇《寻找楼兰王国》播出后，常有人向我提出种种问题，我想借这本书正面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也顺便对不尽人意处，略作匡正，所以答应下来。昏天黑地地写了几天后，才发现写科普读物可不比写科学论文轻松。

　　　　《寻找楼兰王国》（插图本） 林梅村/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

　　自序

　　100年前的今天，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闯入罗布荒漠，打破了楼兰城的沉寂。于是，这座消失了上千年的历史名城一举成为世界著名考古圣地之一。欧美和日本探险队纷纷到楼兰访古寻宝，而楼兰文物则成了世界各大博物馆珍藏的对象。

　　无论在伦敦、纽黑文、首尔（汉城）、新德里、京都、东京，还是在乌鲁木齐或北京，楼兰文物几乎无处不在。海内外研究者乃至青年学生都对楼兰探险与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罗布泊的游移、印欧人的迁徙、楼兰城性质等问题，迄今仍是国际学术界讨论的热门话题。

　　若从1985年出版《楼兰尼雅出土文书》一书算起，我从事楼兰研究已达14年之久，几乎每年都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寻访古迹，重点是搂兰地区；同时，多次到欧美和日本寻访流散海外的搂兰文物，出席各种国际学术讨论会，积累了大批资料。几年前就有热心的朋友前来游说，希望我能走出象牙之塔，给青年朋友讲一点楼兰故事。由于工作繁忙，这件事一直耽搁至今。

　　随着楼兰热的升温，许多青年朋友怀着极大的热情，加入到楼兰探险与研究的行列之中，而且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就。这时我的朋友作家杨镰先生约我写楼兰。我知道青年读者很想知道遥远而神秘的楼兰古国，而且北京电视台专题篇《寻找楼兰王国》播出后，常有人向我提出种种问题，我想借这本书正面表达出自己的看法，也顺便对不尽人意处，略作匡正，所以答应下来。昏天黑地地写了几天后，才发现写科普读物可不比写科学论文轻松，几次意欲罢笔，放弃写作计划，经不住朋友劝说，总算坚持下来。

　　今天我要呈献给青年朋友的这本小书，虽然写作时间不长，却积楼兰研究十余年之功。当今世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几乎每天都在更新我们的知识。我个人学识毕竟有限，不敢说书中没有错误。希望海内外研究人员和青年朋友多提批评意见，共同把楼兰研究推向深入。

　　第一章 世界古文明的共同悲剧

　　在征服自然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中，人类取得的每一次进步几乎都伴随着对地球环境的巨大冲击，以土地沙漠化、盐碱化为代表的生态危机则是这一现象的突出反映。

　　北非是人类文明的摇蓝之一，尼罗河孕育了光辉灿烂的古埃及文明，巍峨耸立的金字塔、图腾卡蒙法老墓以及亚历山大灯塔为代表的古埃及文化达到了当时人类文明的巅峰。埃及文明的创造者绝没有想到，他们留给子孙后代的遗产除了古老的文明之外，还有百分之九十完全沙漠化的土地。

　　
　尼罗河流域风光

　　人类文明另一个策源地美索不达米亚也经历了同样的遭遇。苏美尔、亚述、阿卡德、巴比伦人相继在公元前4000－前2000年间，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令世人叹为观止。然而，这些古文明的发祥地如今却是盐碱泛滥、流沙纵横的不毛之地。

　　就这个问题，美国亚述学家雅格布生对西亚出土楔形文字史料作过一次深入调查。他发现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壤盐碱化由来已久，始于公元前2400年拉格什城邦，不久就发展到幼发拉底河。1000年后盐碱化进一步扩展到古巴比伦。50年代，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雷伍德在伊拉克的耶莫组织过一次由地质、气象、动物和植物学家共同参加的大规模跨学科考古发掘，考察结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布雷伍德在《伊拉克库尔德史前调查》中这样写道：“人类以及他们从事的农业和牧业，总的来说起一种破坏作用，尽管无人想有意去破坏……过去曾是丛林的整个平原和切姆查玛克河谷的山麓地区，如今连灌木丛都不存在了。栎树灌木丛在还未长到6英寸之前就被砍伐。由于树林和灌木树的消失以及草地每年春季全被吃光，只剩下草根，土壤大量流失，填入河流……”

　　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中国西部塔里木盆地。张骞出使西域时（公元前139年），塔里木盆地还是一派“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绿洲世界。据张骞介绍，塔里木盆地及周边地区的沙漠绿洲上一共有三十六个繁华的城邦国家，史称“西域三十六国”。丝绸之路开通后，国际贸易和东西方艺术文化交流与日俱增，给这些绿洲王国的经济文化生活带来空前的繁荣。塔里木盆地的居民得以广泛吸收东西方各国、各民族优秀文化，创造了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西域文明。然而，人类与自然的搏斗却是那样残酷无情。具有千年文明史的绿洲王国相继被沙漠无情地吞噬，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后来不得不改由海路进行。

　　物换星移，流沙终于掩埋了塔里木盆地大部分土地，形成仅次于北非撒哈拉沙漠的世界第二大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塔里木盆地永远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人迹罕至，与世隔绝，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地区之一。

　　19世纪末以来，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许多汉唐古城被重新发现，如喀拉敦古城、丹丹乌里克佛寺遗址、尼雅古城等。它们大都远离现代绿洲100公里左右，说明汉代以来流沙已无情地向周边绿洲推移了至少上百公里。如今塔克拉玛干沙漠仍在继续向四方蔓延。1896年，斯文•赫定曾到新疆和田以北沙漠探险。当时克里雅河下游的通古斯巴斯特绿洲尚有大片原始森林，被这位瑞典探险家誉为“野骆驼的极乐园”。

　　　　斯文赫定笔下的通古斯巴斯森林

　　然而，斯文•赫定见到的“野骆驼的极乐园”早就化为乌有。由于克里雅河十几年的断流，和田以北沙漠绿洲通古斯巴斯特的千倾原始林木大面积死亡，这片原始森林如今已经变成沙漠的海洋。由于严重的沙化问题，40年来从若羌县到民丰县的公路被迫三次改道，沙漠向南推移了30余公里。由于同样的原因，策勒县和田市的公路也向南推移了三次，原来笔直的公路，现在变成弯曲的大肚子。

　　　　大沙漠直逼和田绿洲

　　人们惊呼：“不悲楼兰今不见，只悲楼兰要重现。”因此，研究楼兰古国的兴衰，绝非发千古之幽思，而是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要从楼兰陆沉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历史悲剧中吸取教训，设法阻止沙漠继续蔓延；深刻理解保护自然，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人类共同的家园。

　　第四章 楼兰城的发现

　　20世纪最初十年可谓“探险时代”。1909年美国探险家皮里征服北极，1911年挪威阿蒙森探险队和英国探险家斯科特角逐南极，堪称20世纪初最富时代特色的两件大事。与此同时，人迹罕至的中亚沙漠、遥远而神秘的青藏高原成为探险家和考古学家们角逐的另一沙场。

　　1874年福赛斯爵士率英国考察团的新疆之行，随后，俄国探险家普尔热瓦尔斯基赴蒙古、青海、新疆和藏北无人区的四次中亚考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这时起，中亚探险不再是入华耶酥会传教士们天方夜谈式传的传奇故事，而是一项举世瞩目的科学事业。这个时期，晚清新疆地方政府也曾派人勘察敦煌与罗布泊之间的道里。陶葆廉《辛卯侍行记》卷五记述了这次考察。书中写道：“前任巡抚刘毅斋、护抚魏午庄先后遣郝副将永刚、贺参将焕湘、刘都司清和，裹糊探路，各有图记。惟不喑考古，措词亦艰涩，特汇集诸说，就作者本意，疏明之如左。”

　　刘毅斋就是1884年新疆正式设行省后的首任巡抚刘锦棠，他于1889年离任，新疆巡抚改由布政使魏光涛（即魏午庄）代理。那么郝永刚等人到罗布泊探路作图的时间，是在刘氏离任和魏氏上任新疆巡抚之际（1889－1890）。郝永刚等人都是湘军将领刘锦棠的部下，生平事迹今已无从详考。

　　北京故宫档案馆收藏的清代地图中，有一幅《敦煌县西北至罗布淖尔南境之图》。图中不仅绘出从玉门和阳关通往罗布泊之路，而且在罗布泊西岸标出古城址。根据原始记录，这幅地图是民国年间新疆吕将军捐献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的黄盛璋先生认为：这幅地图就是郝永刚等人绘制的罗布泊探路图，那么郝永刚等人也许是近代中亚地理探险史上最早到楼兰古城的探险者。

　　在此前后，楼兰古城似乎还被邻近地区的居民寻访过。《辛卯侍行记》卷六记录了从吐鲁番南下，越库鲁克塔格山，经罗布泊到敦煌之路。近年新疆巴州旅游文化公司探险队在楼兰城内发现清代钱币，亦说明晚清时期，有人访问过楼兰。遗憾的是，这幅罗布泊探路图一直秘藏新疆地方官府，从未发表过。于是，楼兰古城发现者的桂冠被第一个向世人报道这座古城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摘取。

　　斯文•赫定先后六次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和藏北无人区探险，历时近半个世纪之久（1890—1934）。中亚荒漠的许多古城都是斯文•赫定首先发现的。他走过的地方，在他之后，至今无人去过。他在近一个世纪前绘制的地图，今天仍是中亚科学考察必备的参考图。他的著作被译成 30 余种文字，在世界广为流传。由于斯文•赫定在中亚科学考察史上的辉煌成就和奋不顾身的精神，被人们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探险家之一。

　　1899年9月，斯文•赫定第二次踏上中亚探险的征程。这次，他得到瑞典国王奥斯卡尔和著名化学家诺贝尔的资助，决意打通从新疆到西藏的道路。1900年3月初，赫定探险队沿着干枯的孔雀河古河床来到罗布荒原，在穿越一处沙漠时才发现他们的铁铲不慎遗失在昨晚的宿营地里。在茫茫沙海中，水是性命攸关的东西，而铁铲是他们唯一的挖水工具。斯文•赫定只得派他的维吾尔族向导于奥尔德克（斯文赫定记其名为Ördek，或译艾尔得克）回去找坎土曼（新疆流行的一种铁铲）。奥尔德克很快找回坎土曼。不仅如此，他还在昨夜宿营地附近发现了一个古代废墟，拣回几件颇具中亚希腊化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

　　斯文•赫定看罢异常激动，因为他将成为揭开塔克拉玛干沙漠古文明之谜的第一人。他本想立即发掘这座废墟，但是这将打乱整个考察计划。况且，他的探险队只有一两天的用的水了，无法成行。斯文•赫定终于仍按原计划去西藏考察，而把发掘这座废墟的计划安排在翌年冬季。

　　　　维族向导奥尔德克，斯文赫定绘

　　1901年3月，斯文•赫定带着他的哥萨克保镖切尔诺夫和维吾尔族向导奥尔德克等人重返罗布荒漠，首先调查了奥尔德克发现木雕残片的那个废墟，发掘了其中的佛塔以及周围三个殿堂。斯文•赫定在这个废墟发现的文物有：中亚希腊化艺术风格的木雕建筑构件、木雕塔刹、刻有带翼兽的木雕板、莲花纹木雕板、金刚像木浮雕、小陶碗、五铢钱以及一封佉卢文书信。这所寺院不是孤立的，而是一个大寺院群中的一所。赫定在这个佛寺遗址附近发现三座寺院遗迹，发掘出更多的文物。

　　　　楼兰佛寺废墟出土希腊化艺术风格的木雕残片

　　英国考古学家后来将这个遗址编号为LB.II佛寺。从中发掘出许多希腊罗马艺术风格的木雕构件，包括一件有翼神兽——格里芬形象的木雕，残高70厘米，上下边缘皆有凸榫，残存狮身形象，腰细并呈弓起状，腰前斜插一支翅膀的羽毛，后腿保留，尾巴弯呈S状曲，右腿前部仍可见口齿。瑞典考古学家贝格曼对其进行了复原。斯坦因在LB.II遗址也发现木雕格里芬残片，他在报告中申明，他发现的几件木雕的局部，包括口鼻、身体、腿部、羽毛、牙齿，与赫定收集品非常相似，而且缘部均有凸榫残留，尺寸相合。

　　斯文赫定在楼兰LB.II遗址还发现了一件花瓶木雕，四边雕出方框，中间刻一个花瓶，从瓶中向两边对称地各伸出一条花枝，花瓶底部排列八片叶子，颈部装饰一条菱形纹带。值得注意的是，有翼神兽和花瓶木雕都有边框，尺寸相同，它们之间无疑彼此存在联系。

　　　楼兰LB佛寺出土帕提亚艺术风格的木雕，公元2－3世纪

　　大英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格里芬守护花瓶浮雕石板，揭示了这种有翼狮子与花瓶组合的艺术渊源。在这件石板中，两只带翼狮子相向而立，足成蹄状，分趾，嘴微张，露齿，翼挺起，尾巴上扬成S形，狮子中间雕刻花瓶，外形与LB遗址出土木雕花瓶相似，向两端传出花枝。据此，我们对LB遗址出土的木雕进行了复原。显然，帕提亚石板是有翼狮子与花瓶组合题材的源头。斯坦因在尼雅遗址发现的格里芬守护花瓶亦源于帕提亚艺术。

　　斯文•赫定探险队还在这片废墟东南一线发现许多烽火台，它们构成一条戍守古代东西交通要道的烽燧线，一直向东延伸，直迄罗布泊西岸一座风沙半没的古城。这就是著名的楼兰古城。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后来将这座古城编号为LA城。

　　　　尼雅遗址出土格里芬守护花瓶木雕，公元3世纪

　　我们曾于1994年到楼兰进行实地调查，越野车只能开到距离LB遗址两公里的地方，以后的路全是雅丹地带，任何现代交通工具都无法行驶。由此徒步两公里之后才能到LB遗址，所以LB遗址又俗称“两公里城”。不过，“两公里城”其实不是什么古城，而是一所佛寺废墟。从“两公里城”继续东南行，穿越大约18公里的雅丹地带才到达楼兰古城。

　　近年有学者写信询问，楼兰城究竟是谁发现的，因为时下流行一种说法，认为楼兰城是奥尔德克发现的。这个说法显然没有认真了解楼兰探险史，这对楼兰探险事业的开拓者斯文•赫定是不公允的。无论从什么角度看，楼兰城的发现无疑应归功于斯文•赫定本人。

　　楼兰古城位于今天新疆巴音郭楞蒙古族自治州若羌县北境，西南距若羌县城220公里，东距罗布泊西岸28公里。这座古城坐落在东经89°50’53”，北纬40°31’34”的地方。

　　　　楼兰LA城官署和佛塔遗址

　　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和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橘瑞超，都是根据斯文•赫定提供的经纬度找到楼兰城的。近年勘测数据表明，楼兰古城的准确位置是在东经89°55’22”，北纬40°29’55”处，和斯文•赫定用星象测量法获得的数据基本相同。

　　1901年3月4日至10日，斯文•赫定在楼兰城内13个地点大肆发掘，获取大批汉魏古钱、一枚罗马钱币、一枚于阗钱币、各类精美的丝织品、颇具希腊化艺术风格的雕花建筑构件。其中一件带有木雕小佛像的佛殿建筑饰件，十分精美，迄今仍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佛像艺术品之一。

　　　　楼兰古城出土带楼兰字样的魏晋木简

　　斯文•赫定在楼兰发现了许多重要文物，最重要的莫过于那些魏晋木简残纸。他当时不一定知道，魏晋书法真迹流传至今者寥寥无几，只有晋人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等屈指可数的几件，且为历代收藏家视为珍宝，密不示人；而斯文•赫定在楼兰城中一次发掘所获就达150余件。英国的斯坦因和日本的橘瑞超又在斯文•赫定发掘的同一地点挖出数百件文书，包括现藏日本京都龙谷大学图书馆的“李柏文书”。楼兰城出土纪年文书中，最早的属于曹魏嘉平年间（252），最晚的属于前凉张骏建兴十八年（330）。20世纪70年代，新疆考古研究所考察队在这里再次发现魏晋木简残纸，这已是外国探险队的劫后之余。

　　斯文•赫定后来将这次中亚考察报告汇集为《1889—1902年中亚科学考察成果》一书，在斯德哥尔摩出版。古文书则委托德国语言学家卡尔•希姆莱和孔好古释读，他们研究后确认，斯文•赫定在罗布泊西岸发现的古城就是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楼兰。

　　就这样，沉睡于黄沙之下一千余年的楼兰城终于在这位大探险家手中苏醒了。

　　　　楼兰古城出土魏晋残纸，斯文•赫定收集品

　　日本大谷探险队比斯文•赫定晚去楼兰，为什么斯文•赫定收集的楼兰文书都是残片，而大谷探险队却能发现完整的李柏文书呢？这个秘密终于在80年代揭破。原来，斯文•赫定将完整的楼兰文书单独放在一起，并没交给欧洲汉学家研究。

　　20世纪80年代，这批文书在斯德哥尔摩瑞典民族学博物馆被重新发现，它们写在五张黄麻纸上，文字多为草书，大量使用假借字。这些完整的古文书为研究魏晋尺牍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

　　第六章 塔克拉玛干沙漠宝藏争夺战

　　斯文•赫定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发现古代城市的消息传出后，举世震惊。以前人们只知道埃及和希腊罗马有着发达的古代文化。殊不知，遥远的中亚荒漠也曾创造过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于是，楼兰成了中亚著名考古圣地之一，楼兰古物成为欧美和日本探险队激烈争夺的对象。

　　人们对20世纪初发生在楼兰等地发生的这场古物争夺战的功过评价不一。有人把它比作八国联军掠夺北京圆明园，因为塔克拉玛干沙漠宝藏就是在这个时期大批流失海外。有人则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当年来楼兰的人大多数是科学家，他们发掘楼兰古城以科学研究为主要目的，及时编写了科学考察报告，所获文物基本上得到妥善保存。楼兰文物流散世界各地，使得楼兰研究成为新兴的国际性研究科目，造就了一大批驰名中外的学术大师，极大地推动了世界人文科学的进步。关于这场争夺战的功过，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评价。

　　塔克拉玛干沙埋宝藏争夺战明显分为探险和考古两个时期。在中亚探险时期，塔克拉玛干古物流散海外主要是西方设在新疆的领事馆所为。俄国驻喀什总领事彼得洛夫斯基和英国驻喀什总领事马继业在争夺沙漠宝藏方面首当其冲，扮演了重要角色。

　　俄国驻喀什领事馆故址在今新疆喀什市西区的色满宾馆，斯文•赫定每次来新疆都在这个领事馆做沙漠探险前的准备工作。这里还接待过德国考察队的格伦威德尔、勒柯克、芬兰考察队的曼那海姆和法国考察队的伯希和。

　　彼得洛夫斯基自1882年住进这个领事馆任俄国驻喀什总领事，直到1903年离任。在他任职的21年当中，数以万计的中国古物经他之手流入俄国。1891年，经俄国东方学家奥登堡提议下，俄国考古学会东方部要求俄驻喀什领事馆收集佛教文物。于是，彼得洛夫斯基开始在喀什一带大肆搜罗新疆古物和古代手稿。他本人仅在喀什及周围地区作过零星考古调查，所获文物大部分是购买的，主要得自塔克拉玛干沙漠觅宝人吐尔迪、和田的文物贩子伊斯兰•阿訇和库车商贩古拉姆•卡迪尔。这批文物包括和田出土的混合梵语本《妙法莲花经》、佉卢文犍陀罗语《法句经》残卷、梵语或吐火罗语写本以及大批佛教和伊斯兰教艺术品。彼得洛夫斯基多次在俄国杂志上撰文，提醒俄国学者注意塔克拉玛干古物，并将大批新疆古物运回俄国，交奥登堡研究。由于健康原因，彼得洛夫斯基于1903年退休，在塔什干度过晚年。1905年，他把手中最后一批古代手稿，包括穆斯林文献、汉文、回鹘文书捐献给了俄国中东亚研究委员会，1908年，彼得洛夫斯基在塔什干去世。

　　英国驻喀什领事馆故址就是今天新疆喀什市西区的齐尼瓦克宾馆。斯坦因每次来塔克拉玛干沙漠考古都是在这个领事馆做进入沙漠前的准备工作。英国驻喀什首任总领事是马继业，他为英国争夺塔克拉玛干古物立下汗马功劳。马继业1867年生于南京。其父马格里曾随英军侵华，参加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来协助李鸿章镇压上海、昆山、苏州等地的太平天国运动。据说马继业的母亲是马格里俘获的太平天国某位亲王的公主。1889年，马继业考入英属印度政府任职。翌年，随中亚探险家荣赫鹏前往喀什监督彼得洛夫斯基的活动。从此，马继业便以英国政治代表的身份常驻喀什，与俄国争夺在新疆的利益，长达20年。尽管直到1908年清政府才正式承认英国驻喀什领事馆，但英国领事馆的职能实际上自马继业到喀什后就开始了。他在1890至1908年的官衔是“驻克什米尔负责中国事务的特别代表”；1908年回英国度假时才被正式任命为英国驻喀什领事；1911年又提升为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直到1918年退休。

　　马继业在喀什任职期间收集了大批塔克拉玛干古物。主要来自和田、策勒和莎车的塔克拉玛干觅宝人吐尔迪（和田玉龙喀什村人）、毛拉和卓（策勒达玛沟村人）、伊不拉辛（麦盖提克孜勒吉村人）以及伪造文物的商贩伊斯兰•阿訇。马继业把收购的中亚文物全部送到印度，收入英国梵学家霍恩雷主管的加尔各答孟加拉亚洲学会收藏室，形成所谓“霍恩雷收集品”。这批文物主要是和田、莎车、库车等地出土的古代写卷，其中包括和田北部沙漠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的唐代文书、婆罗谜文文书、麦盖提南部克孜勒吉遗址发现的喀剌汗朝突厥语、阿拉伯语文书，巴楚、库车出土的梵语、于阗塞语和吐火罗语文书。不过，从伊斯兰•阿訇那里收购的都是假文书。此人系和田一无业游民。当他得知出售新疆古文书可获暴利后，就组织人伪造古代文书。最初他们伪造的假文书都是手抄本，头一批假文书问世于1895年。后来嫌手抄太慢，自1896年始，他又刻印木雕版，成批印刷，然后用烟熏黄做成古书的模样，装订成册出售。这些伪造的文书大都被驻喀什和乌鲁木齐的英、俄领事馆买下，大批流入伦敦、巴黎、圣彼得堡、加尔各答和北京。许多欧洲语言学家受到蒙骗，为解读这些文书，徒劳地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斯坦因在和田考察时发现了这个秘密，他将真相公诸于众，并向学术界提供了真正的古代手稿，才使得这个领域的研究得以顺利发展。

　　霍恩雷收集品大部分被运回英国，入藏大英博物馆、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和牛津大学包德雷图书馆。伊斯兰•阿訇的阴谋败露后，马继业收购的90件假文书被撤出大英博物馆东方印本与写本部，装入两只贴有中亚赝品标签的木箱，扔到一个地下室里。1973年，英国议会通过法案，大英博物馆藏中亚古写本全部移交新建的大英图书馆藏书楼保存。

　　1979年，扔在大英博物馆地下室的两箱假文书被人发现，编目后全部转交给了大英图书馆。1995年，我们到大英图书馆调查斯坦因收集品时，见到这批假文书被扔在图书馆一个角落里。

　　　　蒙骗了许多西方著名语言学家的和田假文书

　　1901年3月，斯文•赫定在楼兰，同年1月斯坦因在尼雅进行大规模考古发掘，将塔克拉玛干沙漠古物争夺战推向第一个高潮。欧美和日本随即派中亚考察队来新疆沙漠访古寻宝。

一个贵族美女下芒鞋布衣——施良娣[转帖]

　　写了几篇关于春秋美女的札记，都是一些荡女淫妇，今天要讲的是一位迥然不同的美女，这位美女不爱名，不爱利，只爱才，就是施良娣。他因为嫁给了一个不名一文的才子，才名垂千古。被后人称为黔娄夫人。他的父亲是官居周朝的“太祝”，说通俗一点就是主管皇帝一家鬼神祭祀的官职，呵呵，这个官职愚昧时代可是不得了呀。施良娣小姐呢，容貌自不必说了，最难能可贵的是，非常有才。可就是这样一位才貌双佳的美眉，对王孙公子的追求，一概拒绝。倒是自己看中了平民百姓的黔娄子。呵呵，自由恋爱呀，施良娣很前卫哟！
　　黔娄子，怎么念也有点像黔驴技穷中黔驴，名字不好听。这哥们是鲁国人，除了有学问以外，家徒四壁，什么也没有，放在当今世上，也样的男人准没人要。可人家施良娣美眉不这样想，她死心眼认定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黔娄子。家人怎么做工作，施良娣小姐也死不悔改，铁了心要嫁给黔娄子。
　　不知道黔娄子施了什么招数，害得人家豪门美女跟着一起受苦。施良娣成为黔娄夫人后，脱下绮罗绸缎，换上布衣荆钗，与丈夫一同下田干活。累不累呀，美女！别晒黑了。
　　这黔娄子呢，除了干农以外，也没网上，每天就在书房里研究什么宇宙变化的理教，呵呵，很深奥哟，我也不太懂。主要是“数学”和“化学”，这“化学”可不是哥哥姐姐妹妹弟弟们学习的“化学”，而是五行、阴阳、奇偶、顺逆、本末等等。这哥们很耐心，最后出了一本书，叫《黔娄子》，这书一出，立刻洛阳纸贵，呵呵，那时还没有这个成语吧，轰动了齐鲁一带，大家争着抢着学习研究。鲁共公想立他为宰相，他拒绝了，又赐他三千钟粟米，希望能改善他的生活，他又拒绝了。后来，为了躲避王侯将相的资助，他们夫妇来到了齐国，齐威王听说黔娄子来了，就想聘他为国卿，也遭到了拒绝。这哥们到底咋啦，自己受苦尚且可以原谅，还拉着一大美女跟着受苦，憨啦！
　　后来，黔娄子死了，好多名人先后送去花圈、发去唁电，这其中最出名的就是曾参同志，这哥们是孔子的高材生。他感慨地说，“唯有斯人妇！而有斯妇！”而后人评价说，“唯有妇也，而有斯人”，意思是说，只有施良娣小姐才成就了黔娄子。作者声明：本帖为本人原创，未经本人和华声论坛许可，不得转载

中国史上最著名的十位二奶：西施排行首位[转帖]

　　最名利双收的二奶——西施

　　吴越两国因为边境纠纷经常发生战争，吴王夫差为报父仇终于打败了越国，让越王勾践给他提尿壶。越王勾践觉得很没面子，工商部长范蠡劝越王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越国有个叫西施的MM长得超级靓，越国大臣们都觉得让她做个人肉炮弹挺不错。于是，越王勾践把西施和另外一个PLMM郑旦打着“为国捐躯”的幌子，当作慰安妇送给吴王夫差。这两个爱国美女一去吴国，就把新国际托拉斯的总裁吴王夫差迷得神魂颠倒，可见美女的魅力不一般。从此，吴越两国的关系系在女人的裙裾上，非常保险，非常友好。 本着先富帮助后富的原则，吴国主动借谷物的种子给越国，让越国恢复生产。可越国借去生谷种，却向吴国还来熟饭种。头脑清醒主张彻底消亡越国的吴国首席CEO伍子胥这时在吴王夫差的猜忌下辞职，而接替他的伯嚭却是个贪财的小人。 越王勾践这个人最重面子，也是个很记仇的人。为了让自己时刻都能记得仇恨，他天天睡在柴房里，随身带着一个什么苦胆。每次舔一下苦胆，身边一个像闹钟似的随从就提醒他，你忘记仇恨了吗?他必定这样答，我没忘记。他用了十年时间准备资金提高实力，厚积薄发，一举买下吴国公司大多数股权，并合成了新的越吴公司，原国际托拉斯总裁夫差破产自杀。 这时，工商部长范蠡抢到西施MM，然后就向越王辞职了。他认为打工不如自己做老板，不用担心被炒鱿鱼。后来这小子做国际贸易做发了，改个马甲叫陶朱公，西施跟着他得以富贵善终。

　　最爱情至上的二奶——赵姬

　　为了体现秦赵两国友好合作关系，秦国总统的孙子异人被派在做赵国公务特使。异人的志向是以后回秦国继任总统，可他妈是个二奶。这时，他的一个叫吕不韦的商人朋友知道了异人的志向后决定帮他，他们就常在一起合谋怎么竞选总统。一次，异人又在吕不韦家做客，吕不韦叫他的二奶赵姬作陪。赵姬原来是邯郸夜总会的三陪，傍了吕不韦这个大款后就做了他的小蜜。高干子弟出身的异人色迷迷地盯着正摆弄风骚的赵姬竟然在餐桌上动起手来，一炮过后，被装醉的吕不韦捉奸在桌。异人只好又写检讨书又去民政局打结婚证，和赵姬结婚。 先送了个便宜老爸给异人做后，吕不韦这才热心赞助异人去竞选总统。他找到了异人的父亲安国君的老婆秦国第二夫人华阳夫人劝说，“夫人没有儿子，要收养个儿子可比买养老保险强多了。”，华阳夫人一想也觉得对，吕不韦又说，异人对你比亲妈还亲。华阳夫人这才决定，他妈不是个东西，他还有点意思，就他了。结果，异人他那当二奶的亲妈听说后就自杀了。 正月，赵姬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正”，这从各方面确定赵姬是异人的正室，这也是当二奶最好的出路。接下来，异人当了秦国的总统，吕不韦当了总理，赵姬成了秦国第一夫人，但赵姬仍对吕不韦旧情难绝，暗地里还是做了吕不韦的“二奶”。对吕不韦的要求是有求必应，比如向已经当了总统的儿子建议认为国际友好人士都是间谍应把他们都赶出去等等。但吕不韦后来力不从心，就找了个曾做过保安的嫪毐接替他尴尬的情夫位子。

　　最舍身大义的二奶——貂禅

　　因为管理混乱，内部蛀虫太多，加上工人大罢工，东汉公司快倒闭了。一个叫董卓的分公司经理认为自己的能力可以胜任总裁一职，就把自己的办公室搬进了总部大楼。这时，新任的人事部主任王允看不过眼了，就在家里算计着怎么干掉董卓。他的一个二奶叫貂禅知道了他的心思，就自告奋勇地对着月亮发誓，自己愿做人肉导弹。 董卓手下有个叫吕布的业务经理很能干，他是董卓最得力的干将，而且还是个帅男。于是，王允想了个美女间谍计，来了个一箭两鸟。他先请吕经理回家吃饭，说要给他介绍个女朋友。这吕经理也是个好色的GG，看到貂小姐如花的容貌，当即就和她成了男女朋友关系。接着，王允又请董董事长喝酒，说要送他个小蜜，董董事长也就一鸟人，当场就和貂小姐一番云雨。还给貂小姐买了一栋别墅，用奥迪A8把美人接到了别墅里。 吕布吕经理出差回来一看，自己妞没了，上火了，可自己终归只是个打工仔，也没办法。这时，王允对他说，你要妞就得自己当老板，我可以帮手你。正好，董卓的总裁身份不被其他人认可，而各个分公司出现了独立倾向，于是，王吕二人联名向税务局告发了董卓偷税漏税，把董卓送进了班房。貂禅又回到了吕布身边。

　　最文采出众的二奶——蔡文姬

　　蔡小姐名叫蔡琰，文姬是她的字，她生活在东汉末年，她父亲蔡邕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听说她小时侯就特别聪明，还很有音乐天赋，她父亲蔡邕在隔壁弹琴，弹断了哪根琴弦她都能听出来，那时侯她才6岁。她16岁的时候，作为一个很有才华的文学女青年嫁给了河东才子卫仲道。没想到这佳人才子配却不受命运照顾，卫才子不到一年就咯血而死。年纪轻轻的蔡小姐一下子成了寡妇，而婆家人又给她眼色看，才高气傲的她一气之下回到娘家。可偏偏她老爹蔡邕这个迂腐的老头居然去哭祭仆街(横尸马路)了的奸臣董卓，被人扔到牢里死了。 先后丧夫丧父的蔡小姐真是个可怜的女人，命运还在作弄她，匈奴的人蛇集团打着国际招工的旗号还中原抢人时，她居然被他们掠走了。到了匈奴，又被左贤王看中，只得做了他的老婆，还和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搞音乐出生的她很快就学会了吹奏“胡笳”，立志以后回到中原要搞个大型的个人演奏会。 这时的中原大总理曹操曾和蔡邕是朋友，关系不错，得知蔡小姐被人蛇集团带到匈奴后，就用大价钱把她赎了回来。大总理曹也是文士风流，对这个才女+美女的蔡小姐也很倾心，但又碍于身份不敢娶她，就偷偷包养起她。蔡小姐这时又出书又写歌谱又搞演奏会，也是其乐融融。名气大了，绯闻也多了起来，都说文人花花肠子，曹先生怕被蔡小姐扯上过多的绯闻，就安排她嫁给自己的手下董祀。 董祀是个老实人，但兔子都有脾气，绿帽子戴久了，谁都会发作一下的。可曹大总理的权谋不是吃素的，让你董祀背黑锅你就得背下去，不背了就要你好看。差点砍了董祀，蔡小姐只好出来打圆场，亲自向情夫求情，董祀才没挂掉。

　　最大喜大悲的二奶——杨玉环

　　唐朝大总统李隆基的儿子寿王有个漂亮老婆叫杨玉环，长得貌美如花，国色天香。因为李隆基是大总统，公务繁忙，儿媳妇又有几十打，所以寿王小两口子结婚多年，老李对小杨还没什么印象。一次，总统府举办例行夜宴，李总统和众儿子们开party，老李居然在花花人群中看到雪肤貌美的杨小姐，一时惊为仙子。为了把这个美娇娇的儿媳妇弄到手，老李强迫寿王小两口离了婚，而后又给杨小姐改名为太真，送她到道学院进修，想弄个道学硕士文凭。期间，杨小姐明地在进修，暗地早已成了老李的二奶。 硕士还未毕业，老李见风头已过，就光明正大地和杨小姐同居起来。杨小姐凭着自信的容貌一路过关斩将，很快就杀到了贵妃的位子，气得其他二奶直跺脚。而更令其他二奶们吐血的是，明皇兄已经深深地爱上了杨美人。明皇兄不但毫无道理地提拔她家的亲戚，还对她百依百顺，有次杨美人跟明皇兄一赌气竟然跑回娘家，搞得明皇兄只能上她娘家求她回来，汗~，模范老公也不过如此了。难怪，社会上很多红眼病的人都妒忌地说：“谁说生儿子好啊，生女儿不是更好吗?”不得不说杨小姐在妇女平等这个问题上，给现在的女权主义者做了个很好的榜样。 可明皇兄毕竟老了，曾经的金枪已经是银样蜡枪了，杨小姐正是青春年月，如狼似虎，也就不能怪人家红杏出墙。和猛男安儿一番激情过后，没想到猛男安儿的抓奶龙爪手功力太深，把杨小姐的奶都抓破了。这还了得，万一老李发现了就死定了，还是这位杨大美人机智，设计了个胸罩戴着。没想到杨大美人无意之下竟然成了中国第一个纹胸设计师和模特。 杨大美人救火不可能次次都行，就是这情夫兼干儿子的猛男安儿为了当总统造反了。这时候的老李早已经没有斗志了，慌慌张张地丢下首都跑路，一路长跑，跑进了四川山区。为了平息将士们的怨恨，老李无奈下只得叫自己心爱的女人自杀。一切恩宠化为尘土，可叹杨小姐落得个惨淡结局。

　　最明哲保身的二奶——李师师

　　作为东京最大的娱乐公司的花魁和汴梁歌舞团最红的歌星，李师师显然是一个成功的二奶。她在当年获得亚洲金球奖现是宋国国防部部长的高俅引领下，傍上了自称“天下第一人道君”的总统宋徽宗这个大款。李师师过人的智慧，娴熟的交际手腕和通达的处世态度是很高明的，至少比莱温斯基强多了。被总统包养后，很多女人会被眼前的小利所诱惑，从此金盆洗手专司伺候情夫，或者借情夫的地位弄个部局级的国家歌舞团团长干干，或者写本《我把青春献给你》之类的书赚赚稿费。可李师师没有这样做，她还是在红灯区做她的花魁，依然笑迎天下客，只是御用的了，价码高了点。 正是因为这样，宋江等梁山泊的反贼才可能通过“二奶”路线，让自己想被招安的一番真情让总统知道，李师师这样的交际花就充当了上访的桥梁。 梁山泊首先派出了第一美男兼公关部长燕青出马，三两下就搞定了李师师的经纪人李妈妈，然后再带领宋江等人去见李师师。这次梁山泊集团也是下了血本的，虽然都是黑金，对李师师出手非常阔绰。李师师也狠狠地赚了那伙强盗的一大笔银子，让这伙杀人不眨眼的强盗出了银子还对其感恩涕零。李师师相助梁山泊人成了招安大事，除了受了钱财，还喜欢上了燕青，也让燕青见到了自己的魅力和真情，为最后私奔做了铺垫。

　　最嫉恶如仇的二奶——柳如是

　　柳如是本来名叫爱柳，读了辛弃疾词中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就自称如是。可见这是一个个性坚强，极有才华的女子。 柳MM小时侯聪明好学，可由于家里穷，又没希望学校可上，只好辍学到有钱人家做小保姆。几年后，花季年龄的柳MM出落得美艳绝代，才气过人，就去秦淮歌舞团应聘上了职业歌舞演员。可好景不长，她的男朋友文学青年陈子龙在与黑社会满青帮的斗争中不幸身亡。 柳MM的艳名四播，想娶她的名士也不少，可她偏偏却看中了年过半百的东林集团董事长、当时著名的学者型政府官员钱谦益。二人很快同居，钱先生也为她盖了两座壮观华丽的别墅“绛云楼”和“红豆馆”，金屋藏娇。 大明公司被满青帮搞的外资公司收购后，大明公司在南京的分公司还在苦苦支撑着。柳MM支持钱谦益当上了南明公司的行政部经理，可没想到南明公司很快破产。满青帮的外资公司进驻，钱老头却想进去打工，遭到柳MM坚决反对。钱老头虽然还在满青帮的外资公司干了一段时间，但还是听从了柳MM的意见，很快就辞职了。钱老头死后，他的亲戚来争财产，污蔑柳MM是淫贱二奶(其实钱老头和柳MM也只是重婚了)，柳MM为了保护钱家产业，当众自杀，吓跑了那些恶棍，可惜一代佳人却这样结束了一生。

　　最重情重义的二奶——李香君

　　孔尚任的《桃花扇》是根据明末秦淮歌舞团当家花魁最红歌星李香君的爱情故事拍的一部影剧，没想到的是这部影剧在当时政审不合格，孔尚任还因此丢了官职。李MM身材小巧玲珑，肤理玉色，歌喉珠圆玉润，音律诗词亦无一不通，时称“香扇坠”。 李MM也是艳名四播，跟柳MM刚烈在外的性格不同，李MM是刚强在内，但外表柔弱，难免会引来很多浪荡公子。侯公子就是一个，他整日整夜在秦淮歌舞团驻地的秦淮夜总会喝酒嫖妓。出身风尘的李MM对侯公子却是一见倾情，虽然后来得知这个侯公子家境贫困，身无多文，仍然死心塌地地爱上了他。 嫁给侯公子做小老婆后，侯公子得罪了南明公司经理有“文妓”之称的阮大铖，只好一个人撇下老婆家小跑路了。而李MM虽在侯家大受歧视(因为出身低贱，又是二奶)，但她结束了自己革命性的职业生涯，洗尽铅华，闭门谢客，一心等侯公子归来。 这时，阮大铖却威逼李MM改嫁，李MM誓死不嫁马老板的亲戚田仰，一头撞在栏杆上，血溅桃花扇。阮大铖不死心，仍打着南明公司征召宣传文员的幌子，将她征入公司充当女公关。南明公司很快破产，李MM又获自由。 但侯方域最後却背叛了他的初衷，进了满青帮的外资公司，并背叛他们的爱情，李香君深为失望。李MM当著侯方域的面，撕毁了那把桃花扇，出家做尼姑去了。

　　最红颜薄命的二奶——董小婉

　　明末的秦淮歌舞团四大花旦之一的董小婉，也走了同门师姐李香君的老路子。跟现在女歌星女影星隐退后争相嫁作商人妇不同，董MM她们都比较倾心风流文学青年。也许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董MM嫁给和那个侯公子并称江南四公子的名士冒辟疆做小老婆。她还为冒公子生下一个女儿，就是《七剑下天山》中那个女侠冒浣莲。 可她又作为清国集团四大疑案之首的“顺治出家”的第一号女主角，把清国集团的董事长顺治迷得神魂颠倒。坠入情网的顺治对董MM关怀倍至，还差点为了她和原配老婆离婚。可惜董MM红颜多薄命，染上当时的绝症天花，没得治了。而顺治他妈孝庄太后是个女强人，更有吃醋心理，认为董MM抢了自己的儿子，就很不喜欢董MM。 董MM最终敌不过命运，香消玉焚之后，清国集团的董事长顺治显得非常痴情，觉得失去了人生的意义。他写了一首诗，意思大概是，我没出生的时候谁是我，我出生的时候我是谁，长大成了人我是我，合上眼睛死了我又是谁。问我是谁这个问题的人要么像《侠客行》里的石破天那样有谜一样的身世，要么本身是个谜。

　　最蒙冤含辱的二奶——陈园园

　　生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陈园园和秦淮歌舞团的众姐妹一样，要经历很多风风雨雨。据闻她跟大明公司的董事长有一腿，可朱董事长怕包养她有失身份，两人一直在进行着地下活动。树大招风，事情长久了怕败露，大明公司的董事长朱崇祯学了原魏中原大总理曹操暗度陈仓的那招。无奈下，陈小姐只好跟了看北大门的保安队长吴三桂，吴某人也是有老婆的人。唉，没办法啊，那年头想找个没老婆的精英太难了。可北大门近来小偷比较多，吴某人要长去巡逻守夜，留下金屋藏娇的陈小姐，又方便了那个朱董事长。 没两年好日子，逢上工人大罢工，工人代表李自成等人带头冲进了董事长办公室，要求集体入股，把个人所有制企业改成集体所有制企业，董事长被迫自杀。结果，工人们没有正确的经营理念，还贪图美色，要求二奶们陪睡。这时，看北大门的保安队长吴三桂听说后，很气愤，因为他二奶比较多，美貌如花的陈小姐可是他的心头肉。决定私自引进外资收购工厂，一下子很多原来的干部也纷纷跳槽进外资。一番抗衡后，李自成组织的工人集团终于失败，所建立的工会也立即解散了。 不过，陈园园后来去向不明，有人说她又做了已是新大清公司云南分公司总经理吴三桂的二奶，有人说她已经出国了，还有人说她回乡下找了个老实人结婚生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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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来旧书刊收藏史小谈[转帖]

　　■谢其章

　　　　先要解释一句，这里所说的藏书史和我们常说的藏书史不一样。中国之有藏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一千五百年以前，而本文所谈的

　　藏书史仅限于一百年以里，也就是上世纪一百年的藏书概貌。为了叙述方便，上世纪之前的图书我们姑且称之为古书，之后的则称之为旧书，又由于旧期刊收藏是旧书收藏极其重要的一个分支，我们便统称之为“旧书刊收藏”。

　　我们的祖先发明了造纸术、印刷术，创造了中国图书独特的装订形式，使得图书在阅读价值之外，还产生了收藏价值。而一百年前新式书刊在中国的勃兴，却是西洋印刷技艺的产物，我们今天所谓的珍本书，有很多属于中西合璧的结晶。譬如某些二三十年代的自印诗集，外观是线装，里页是中国纸，而文字却是铅印的而非传统雕板的。这种诗集由于印数少（最少的甚至只有数册），“物以稀为贵”，极受收藏者追捧。1933年北平星云堂印制《初期白话诗稿》，印数不会超过五百册，上世纪90年代在北京琉璃厂旧书店的售价不过三四十元，而到了拍卖会就拍到了六百元。十年后的今天，此部诗稿竟达到二三万元令人眼晕的价位。七十多年前《初期白话诗稿》编者刘半农就说过“当时所以搜集，只是为着好玩，并没有什么目的，更没有想到过了若干年后可以变成古董。然而到了现在，竟有些像起古董来了。”古书的增值是靠年头老熬出来的，旧书的增速则多少是想像出来的。

　　上面说到随着西洋印刷技术的大量使用,我国书刊的外观发生了革命性改变,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观念革命,使得书刊在内容上也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譬如由文言文改为白话文,横排打破自古以来的竖排,标点符号也用上了，书籍的封面装帧成为一门新兴的艺术门类。这些变化引起一些先行者的收藏欲望。

　　过去谈到藏书，总是特指古书收藏，人们总是持有一个顽固观念——年头越老的越有收藏价值；年头近的有价值么？直至上世纪20年代，藏书界对于新式图书仍抱有极大偏见，他们的藏书目录中绝不会给新书一席之地。我没有读到过20年代有什么关于新书收藏的文字记载，只是到了30年代，才星星点点、羞羞答答地有那么几位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透露出他们对搜集新书的热情。最显著的是阿英先生，他的《城隍庙的书市》、《海上买书记》诸篇可说是大胆地系统地揭示新书新刊的价值，文章中所显示的那种藏书的愉悦之情，感染了至少三代藏书爱好者。

　　阿英还是第一位重视旧期刊的藏书家；虽然这些期刊当时仅有不过十来年的历史，譬如《新青年》、《创造月刊》、《东方杂志》、《新潮》、《觉悟》、《学灯》、《小说月报》等，这里面年头最老的是1904年创刊的《东方杂志》。阿英说搜求这些书刊“会像过眼云烟似的温习现代史的许多片断”。除了历史意义之外，经济意义也日渐显露，上面说的这些杂志，今天都成为了“万金难求”的抢手货。

　　我们现在想了解七八十年前的藏书界状况,活的资料几乎没有,只有纸制载体才能留下一点资料,我们的依据也只能是零零星星的散篇文章。有些藏书很丰富的人，自己不写文章，外界无从得知。我认识一位上海老先生,家藏旧书刊种类齐全,数量惊人,新文学珍本几乎应有尽有,新文艺的整份杂志也是数一数二的，简直就是一座小型图书馆,这位老者从未发表文章谈过自己的藏书,所以几乎没什么人知道上海的藏书界还隐伏着这位大家。

　　我们现在一提藏书家的名字，都是大家熟悉的那些三四十年代就写藏书文章的阿英、周越然、曹聚仁、叶灵凤、唐弢等，还有大家不甚熟悉的何挹彭、周愣伽、谢澹如等。五六十年代，姜德明、胡从经等继往开来；到了八九十年代，名家就很多了，遂成一时景观。

　　关于旧书刊收集的早期文献,就是一篇篇文章。那时代没有相关的专门著作,不像现在有那么多关于藏书的专著，当年所有的藏书行为都不像现在有专门的书来指导。我们想了解过去的旧书业，没有别的途径，只能搜罗那些散落在旧报刊里的文章。这事已有人做过一些，厚厚八本的《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料》（1953年-1957年，群联出版社）就是很有用的工具书。有了这八本还不够，许多的单篇文章仍遗漏在外。虽然近年坊间又陆续出版了不少辑录文章，以我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仍有不少遗珠待拾。

　　十几年前，我使用自家藏刊编了一本20万字的《蠹鱼重温录》，未能出版，后来其中的一半资料都“出土”了，还有一半“待字闺中”，现在我将这些篇目的一部分开列出来，姑且称之为文献——《谈中国的杂志》（周愣伽，原载四十年代《春秋》杂志）、《东西两场访书记》（何挹彭，原载四十年代《杂志》）、《我与杂志界》（包天笑，原载四十年代《杂志》）、《聚书脞谈录》（何挹彭，原载四十年代《古今》杂志）、《期刊过眼录》（金性尧，原载四十年代《古今》杂志）、《新文艺书话》（文载道，原载四十年代《文艺世纪》）、《藏书漫谈》（挹彭，原载四十年代《新东方》杂志）、《我之书癖》（谢刚主，原载四十年代《杂志》）。　

中国未收回的被侵占领土排行榜2 [转帖]

　　NO.3　祖国最大的宝岛--库页

　　库页岛是原中国最大的岛屿，位于黑龙江出海口之东，东面和北面临鄂霍次克海，西面隔鞑靼海峡与大陆相望。南隔宗谷海峡与日本接壤。南北长达984公里，东西宽6-160公里，面积7.64万km2，相当于两个台湾岛！！！

　　库页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世界上最早知道库页岛的是中国人。而从中国金代开始，库页岛即归金管辖。以后相继归：元，明，后金，清管辖，就是到了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亦规定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沙俄利用中国清朝走向衰落。强迫中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后，又以调停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功为借口，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共100多万km2的领土割让与俄国！中国东北美丽的大片河山、中国最大的岛屿，从此落入北极熊之口！

　　岛上 的原住民是鲜卑族中的赫哲人，在岛上营渔猎生活。因为他们的生活很苦，在明朝时人们就叫他们为「苦夷」，把岛子叫做「苦夷岛」，后来才音变为「库页岛」。根据圣武记，还在一六一六年我国就曾派兵四百到岛上巡边，因无外力威胁而撤回。

　　库页岛地形以广阔的平原为主，有大片的森林，草原。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资源。附近有世界著名的渔场。

　　贪婪的俄罗斯认为库页岛是他们插足太平洋的好基地，早就想欲于占领，他们自十八世纪初便偷偷派由士兵和囚犯组成的远征队袭击库页岛，首先侵略北部，***我们底赫哲同胞，修起营舍，开采煤矿，建立了侵占全岛的基础。到一七八九年，终于占领库岛全部，把岛上的赫哲同胞死的死，剩余的被逼回了大陆。俄寇们在母子泊地方修起政厅、教堂、监狱、学校。在俄寇侵入库岛南部同时，日本政府派松井干藩和新井隆助到岛上窥探，见俄寇南侵，便 提出分赃要求，主张日俄分而享之，两国动了可笑的交涉。到一八七五年：俄帝慷他人之慨，将千岛列岛给了日本，日本不再要求库页岛上的权利 。俄帝独吞起库页岛上丰富的煤藏和油矿。但是，到日俄战争之后，日本终于取得了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半部库页岛。而二次大战后，俄帝又夺了回去。帝国主义偷占我们的库页岛，并且夺来攘去，吸取资源，对我们真是再大不过的讽刺啊！

　　18世纪末﹐日本和俄国相继侵占库页岛。日据南部﹐称桦太岛。俄据北部﹐称萨哈林岛()﹔但岛上居民依旧向清朝地方政府交纳贡物。1855年 (咸丰五年)﹐俄日签订《下田条约》﹐规定两国在库页岛维持原状。1860年﹐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包括库页岛被沙俄割占。1875年(光绪元年)俄日签订《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俄国以所占千岛群岛中的十八个岛屿交换日占库页岛南部﹐全岛遂为俄独占。1905年日俄战争后﹐根据《朴茨茅斯和约》﹐南部(北纬50°以南)又归日本。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克里米亚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的决定﹐又归苏联。

　　国家兴旺，匹夫有责，虽然北方失地仍然在俄罗斯的手中，但是，风水轮流转，明天到我家，30年河东30年河西，只要我们有坚强的信念，库页岛总有一天会回来的。

　　库页岛，俄罗斯称萨哈林岛（Сахалин）处于俄罗斯联邦萨哈林州，名称来自于满语，中文一般称为库页岛，而日文则称为桦太（からふと）。中国明朝时将此岛称作苦夷岛，后来才转音变为库页岛。在爱努语中，该岛被称为“kamuy kar put ya mosir”，该名称的含义为“神在河口创造的岛”，而日语“桦太”的名称则源自“kar put”的对应汉字，也就是“河口”的意思。

　　库页岛位于黑龙江（阿穆尔江）出海口的东部，东面和北面临鄂霍次克海，西面隔鞑靼海峡与大陆相望。南隔宗谷海峡与日本相隔。

　　南北长948千米，东西宽6～160千米，面积7.64万平方千米(相当于两个台湾岛)。人口约66万。北部地势低平，沿岸多潟湖；中南部主要是山地，西有西萨哈林山脉，东为东萨哈林山脉，主峰洛帕京山海拔1609米，为全岛最高点。冬季气候寒冷，夏季凉爽多雾。年降水量平原地区500毫米，山地1200毫米。主要河流有特米河与波罗奈河。森林资源丰富；多石油、天然气和煤等矿藏。

　　以史为鉴

　　库页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从金朝开始，库页岛即归中国管辖。以后相继归：元朝，明朝，后金，清朝，1689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亦规定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地区，都是中国的领土。

　　1840年鸦片战争后，沙俄利用中国清朝走向衰落。强迫中国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后，又以调停中英法第二次鸦片战争有功为借口，强迫中国签订《北京条约》，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共10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割让与俄国。

　　俄罗斯自十八世纪初便偷偷派由士兵和囚犯组成的远征队袭击库页岛，首先侵略北部，屠杀中国赫哲族同胞，修起营舍，开采煤矿，建立了侵占全岛的基础。到一七八九年，终于占领库岛全部，岛上的赫哲同胞死的死，剩余的被逼回了大陆。俄在母子泊地方修起政厅、教堂、监狱、学校。在俄侵入库岛南部同时，日本政府派松井干藩和新井隆助到岛上窥探，见俄南侵，便提出分赃要求，主张日俄分而享之。1875年俄国和日本签定了《库页岛千岛交换条约》，俄国以千岛群岛中的18个岛屿同日本交换所占的库页岛南部地区，从此库页岛全部为沙俄所占。1905年沙俄在对日作战中失败,被迫把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北纬 50度以南)。1920年日本军队又趁苏联苏维埃政权立足未稳,出兵强占了库页岛的北半部。1925年，日本与苏联建交，又将北半部割回给苏联。1945 年9月,苏联军队出兵占领了整个库页岛。

　　
　　冰河时期的库页岛与大陆相连。岛上原有三个民族的住民，分别是南部的爱努族、中部的赫哲族及北部的尼夫赫族。他们主要在岛上营渔猎生活。

　　先住民自治期

　　- 640年：「流鬼」(库页岛的爱努族)向唐朝入贡。

　　- 10世纪：库页岛在金朝的管辖之下。

　　千年变迁

　　元朝

　　- 1264年：蒙古帝国派3000兵大军攻占库页岛，当地住民「骨嵬」(爱努族)向元朝朝贡。

　　- 1284年：「骨嵬」反元。

　　- 1295年：日本的日持上人前往当地传教，建立日莲宗的据点。

　　- 1297年：以日本津轻地方为根据地的虾夷管领安东氏率领「骨嵬」向西伯利亚的黑龙江流域侵攻。

　　- 1308年：「骨嵬」向元伏降，并每年纳贡。

　　明朝

　　- 1368年：元朝灭亡，败走漠北，满洲方面进占库页岛，并与明朝军队交战。

　　- 1411年：明朝发动远征库页岛的计画。

　　- 1485年：本地爱努族首长向武田信广献铜雀台。

　　- 1593年：丰臣秀吉派松前庆广占领虾夷地全域，包括库页岛。

　　清朝

　　- 1616年：根据《圣武记》，此年后清曾派兵四百到岛上巡边，因无外力威胁而撤回。

　　- 17世纪中叶：沙俄派哥萨克兵在黑龙江流域烧讨，包括本岛。

　　- 1689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定的《中俄尼布楚条约》，当中规定以外兴安岭以南为中国领土，现在中国方面的认知是将库页岛包括在内。

　　- 1635年：松前公广派村上扫部左卫门巡视本岛。

　　- 1644年：江户幕府的松前藩提出为全国国土绘制地图，是为《正保御国绘图》。本图首次把北海道及库页岛等原本由当地原住民居主的地方纳入成为日本的领土。

　　- 1679年：来自松前藩穴阵屋的久春古丹在本岛设立城镇大泊町。日本人开始在本岛开拓渔场。

　　- 1709年：清朝皇帝派遣三位耶稣会修士测量全国版图。

　　- 俄国由于清政府在岛上没有正式驻军，派远征队（由兵和囚犯组成）袭上库页岛北端，杀散了赫哲人，修起营舍并开采煤矿。

　　- 1789年：沙俄占领库岛南部，把赫哲人逼回大陆，并在母子泊地方修起政厅、教堂、监狱、学校等建筑。

　　- 1790年：松前藩派松井乾藩和新井隆助到岛上窥探，并在本岛南端的白主设置市集。另一方面，日本派人与俄国相讨瓜分本岛。

　　- 1799年：本岛南部与虾夷地成为了幕府的直辖地，从此本岛完全失去独立自主的地位。

　　
　　沙俄管治期间

　　- 1875年5月7日：日本与沙俄签订《桦太?千岛交换条约》，俄国把千岛列岛给了日本，要求日本不再宣示库页岛上的权利。日本宣布完全放弃本岛的领有权，全岛归由沙俄管治。

　　- 1905年：日俄战争，日本军全面占领本岛。

　　南北分治时期

　　- 1905年9月5日：根据日俄战争後的《朴茨茅斯和约》，俄国需割让本岛北纬50度以南的领土与日本。日本在割让地设立桦太民政署。

　　- 1907年3月15日：桦太民政署升格成为桦太厅。

　　- 1908年3月31日：日本内务省发出告示，指示地名的日本语式汉字表记的转变。

　　- 1915年6月26日：日本发表《勅令第101号桦太ノ郡町村编制ニ関スル件》，在南桦太设立17郡4町58村。

　　- 1918年：日本趁俄国十月革命发生时，再次向西伯利亚出兵，并占领本岛北部，直到1925年方撤兵。

　　第二次世界大战

　　- 1942年11月1日：拓务省与其他省厅因为一元化计划而合并成为大东亚省。桦太厅改为隶属内务省之下。

　　- 1945年8月8日：苏联进攻本岛，并於8月28日全面控制本岛。

　　战后

　　- 1946年2月2日：苏联发表宣言，指他们领有本岛全岛及千岛群岛。

　　- 1951年9月8日：日本发表宣言，宣布全面放弃本岛的领有权。

　　NO.4　伤心藏南——麦克马洪线

　　
　　在东经92度至97度之间的约9万多平方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可是一块风水宝地，不要以为这里属喜马拉雅山脉就尽是些冰雪满野的荒漠。在夏季，由于迎着从印度洋上吹送来带着大量水分和热量的西南季风，这里温暖而多雨，年平均降水在9000毫米以上！是世界上降水量最大的地区之一，可种植许多亚热带作物，肥沃得有西藏的“江南”之称，想不到吧？

　　这块面积巨大得相当于浙江省而又富饶的地域，却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发展中国家存在主权争议的地区。

　　在1913年10月在印度北部西姆拉有的一个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国政府的代表、英国政府代表及英印政府人员和中国“西藏地方”的代表，主要讨论中国和（英属）印度的边界问题。由于（袁世凯）北京政府忙于征讨南方的革命力量(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和各方意见分歧，根本谈不成什么协议。其实，协议只不过是英国将攫取到手的权益合法化的形式而已，何况英国侵略我国西藏地方的野心根本就不受什么协议的束缚。在1914年的3月24日，(英)印度殖民政府外务大臣享利·麦克马洪(英国政府代表)竟背着当时与会的中国政府代表，私自同西藏地方代表在印度新德里以秘密换文的方式炮制了所谓的“中印边界线”，即“麦克马洪线”（就是上图中青色的线），这条分界线与此前国际上习惯认定并在各种官方(包括英国)出版物和地图上一直沿用的分界线(上图红线，传统习惯线)不同，它大大向西藏纵深推进，把原本在西藏境内资源最丰富的九万多平方公里划进了大英帝国的印度殖民地，将中国西藏地方历来有效行使统治权的地方向北压缩了一百多公里。

　　正是这种将国家领土的私相授受，历届中国政府都不承认这条线的合法性。而英国人在西姆拉会议之后二十年时间，出于担心合法性不足，一直没敢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也没有在英国出版的地图上改变中印边界的传统划法。

　　然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在1962年10月的中印战争中，中国在失地尽复的情况下，将军队悉数撤回至实际控制线（青色线附近）后20公里，不啻于在事实上承认麦线存在或有效。而印度人又回到了那里，耕作建设，繁衍生息，已成了六、七百万新一代印度人除此地之外已无别的地方是他的“家”的一块土地，再收回，我看：难矣！一时的失策，竟做成了连麦克马洪也无法做到的事！

　　在当时的苏、中、美大三角大战略中，中印之矛盾是虽是次要矛盾，不值得与之扩大战端，但在当时失地尽复的情况下，军威显赫，各族同仇（大量物资，如炮弹等是在牦牛也无法爬行的情况下，由我藏胞一发一发山那边背过来的），并且更重要的是，当时印度东北一带风声鹤唳，已无可战之兵！是完全可以守住的。守住了，在谈判桌上就占主动：既有历史依据又有实力控制。而现在，既不战又不守，又不能把印度拉上谈判桌，这究竟算什么回事？！就算上了谈判桌，能希望印度会原原本本地把这块领土交还中国？代价是什么？有多大？

　　失策！徒唤奈何！

　　
　　1914年，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构想了一条印藏分界线，以喜马拉雅山脊分水岭的连接线作为界线。麦克马洪又利诱西藏噶夏的代表，背着中国北洋政府代表，搞了一份划界换文。当时对西藏拥有主权的中国政府并不知道什么此事，达赖喇嘛和噶夏政权也未给其参加西姆拉会议的代表有划界的授权，后来了解了情况的噶夏政权对麦克马洪画的线不予承认。

　　当20多年后，英国政府正式把麦克马洪线标入地图和政府文书后，也遭到南京国民政府的反对。1947年，当刚独立的印度在南京建立大使馆时，国民政府也对印度代办明确表示了不承认麦线的态度。

　　由此可见，麦克马洪线从来未经过双方实地勘测，也没有经过中国历届政府承认，是一条屁价值也没有的“屁线”，完全无法律意义和任何价值。

　　1949年后，中国继续不承认麦线。但是由于政府当时执行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外交，一切以反美为重，因此新中国政府不得不慎重对待印度这样的国家，在领土问题上取克制和忍耐的态度。

　　当时中共的政策是：内部打招呼不承认麦线，但这个态度不公开，尤其不对印度公开，也不向印度提出这一问题。

　　新成立的印度在处理国际事务方面比中国人表现的成熟和狡猾，他们充分利用了中国人对自己的依重，完成了当年英国人也未能实现的领土扩张。

　　英印统治期间，虽然公布了麦克马洪线为边界，但是英国人也仅仅在极个别地区，试探性地侵入门隅和察隅地区，不敢放胆占领。1950年初，印度军队则大胆越过西山口进军达旺，到1954年印军完全控制麦线以南原西藏的门隅-洛隅-下察隅地区。印度政府为此成立了东北边境特区进行管辖。

　　对于印度人所干的这一切，中国政府按照既定方针始终保持沉默。印度虽然感到心虚，但是也不挑明这一问题，在50年代初两国政府进行的历次交涉磋商中，印度也不提出这一巨大的领土问题，双方似乎有默契，好像麦克马洪线并不存在。甚至在1954年两国签署关于西藏问题的政府协议时也未谈及此问题。中国总理两次访印，印度总理一次访华，除了周恩来含含糊糊地提过一次两国的国界尚未划定以外，中国方面没有任何人对印度的非法入侵提出过异议，抗议和交涉。这也构成国际交往史上一大奇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首次对外界表明自己对麦克马洪线的态度，是在周恩来1956年访问缅甸时与缅总理吴巴瑞的会谈中。由于中缅之间也有部分边界线与麦线相关，周恩来因此系统地解释了中国政府的立场：一、要对中国人民解释清楚；二、要说服西藏达赖喇嘛等人接受“麦克马洪线”；三、国民党会骂我们卖国。周恩来说，你们需要时间，我们做这些工作也需要时间。我们为了求得一劳永逸地解决整个边界问题，委曲求全地提出了目前的方案，我们要尽力克服困难实现这一方案。至于解决整个问题的时间，我们可以继续等待。

　　印度和缅甸有很好的关系，因此尼赫鲁肯定会从缅人那里了解到中国对麦线的态度。再加上中国在与印度的交往中从来没有提出过对印军占领麦线的异议，因此尼赫鲁感觉到抓住了中国的把柄，在后来中国提出谈判东段麦线以南的领土问题时，他坚决地给予拒绝。他说（大意）“当你有机会提出异议和要求而未提出时，就意味着你已经放弃了要求”。周恩来对此辩解说（大意）“我们虽然没有提出口头和书面的异议，但是我们出版的地图始终把这一地区画在中国一侧”。

　　比较而言，尼赫鲁的说法更为符合外交惯例。一个政府可以通过公开声明，抗议，外交照会，会谈等等方式表明自己的观点，地图只能是补充和非正式的方式，其作用和效力非常有限。当印军占领门隅-洛隅-下察隅近10年后，中国政府才正式提出了不承认麦克马洪线，这使中国在领土交涉中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可以说中国是实实在在地吃了一个哑巴亏。

　　占了便宜的印度，野心得到鼓励，越发轻视中国，印度政府又继续对中国新疆的阿克赛钦提出领土要求，甚至越过麦克马洪线继续蚕食中国领土。在这种形势下，北京城里的毛泽东感到被欺负的太狠，终于忍无可忍，打了一仗。在大军获胜的有利形势下，毛自我感觉已经充分教训了印度，因此又单方面把军队撤到麦线北面去了。这一撤意味着中国人将永远失去达旺，失去洛隅和下察隅的大片土地，意味着麦线从此将要发挥效力啦。

　　由此可见，50年代政治外交上的失策，60年代军事战略上的错误，印度对麦克马洪线以南的占领在某种程度得到强化。中国在两次重要关口出现错误，可以说已经没有机会再夺回失地，甚至再进行交涉的理由都不再充足啦。

揭秘大唐开国名相三起三落的背后玄机[转帖]

说起大唐开国名相，人们就会想起房玄龄。房玄龄，名乔，齐州临淄人。唐初著名政治家。太宗贞观年间十八学士之一。在他任宰相期间，对于唐朝初年“贞观之治”局面的形成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房玄龄自幼聪敏好学，博览经史，善写文章，十八岁进士极地，授羽骑尉。他不仅博学多才，且自幼便具有敏感的政治嗅觉，早在隋王朝尚在兴旺时期，就预见到隋灭亡的命运。

据《旧唐书》本传记载，隋炀帝大业十三年，即公元617年，李渊在太原起兵，李世民被派到渭北攻打隋军，这时正任隋隰城尉的房玄龄毅然脱离隋王朝，“杖策谒于军门”，投奔了李世民。李世民立即任命他为渭北道行军记室参军，并以他为谋主。“玄龄亦自以为遇知己，罄竭心力，知无不为。”一心一意辅佐李世民。每次战役胜利以后，将领们都争抢珍玩宝物，唯独房玄龄只考虑怎样为秦府收揽文武人才。与房玄龄齐名的杜如晦，就是因为房玄龄的尽力保护，而留在李世民幕中，最后成为股肱之臣的。此外，他还注意搜集各地民情和亡隋的图籍文书，以备将来治国之用，这些都表现出房玄龄过人的谋略与远见。

隋炀帝大业十四年五月，李渊在长安称帝，是为唐高祖，年号武德，封李世民为秦王，房玄龄被任命为秦王府记室，封临淄侯。随着唐王朝的逐渐安定，李唐皇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愈演愈烈了起来，主要表现为皇位之争。身为李渊次子的李世民因战功显赫，加号“天策上将”，位于一切王公之上，这使太子李建成对李世民产生了极大的疑忌，认为李世民会威胁他的地位，便与四弟齐王李元吉联合，企图置李世民于死地。这样太子与秦王的直接冲突便不可避免了。

房玄龄在这场斗争中充当了重要谋士的角色。当李建成与李世民之间的关系激化后，房玄龄立即找到李世民的妻兄长孙无忌商量此事，建议李世民“遵周公之事，外宁华夏，内安宗社”，意思就是让李世民效法周公锄掉管、蔡来除掉李建成及其同党，这样才可外安华夏，内保唐王室的统治。这个想法与长孙无忌乃至李世民本人都一拍即合。房玄龄、长孙无忌和杜如晦等成为推动李世民发动宫廷政变的重要人物。武德六年，公元626年6月4日，李世民率领秦府兵将在玄武门杀死了李建成和李元吉，这就是唐朝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后不久，李渊便自动退位，让位于李世民，改元贞观，是为唐太宗。贞观三年，即629年，房玄龄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行宰相之职。此后近二十年，便是贞观盛世的二十年，房玄龄一直连任相职。他与另一位宰相杜如晦同心协力，共掌朝政。房玄龄善于谋划，杜如晦善于决断，两人互相配合，同为良相，时人有“房谋杜断”之赞。

房玄龄忠心耿耿，为贞观之治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受到当时君臣上下的一致推重。唐太宗对他的评价是：“才兼藻翰，思入机神，当官励节，奉上忘身”。与魏征同时号为谏臣的王珪，曾在唐太宗面前将自己与房玄龄比较，认为“孜孜为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这是对房玄龄做为政治家生涯的最为恰当评价。

贞观之治的成功，房玄龄功不可没，但是，这位贞观名相却曾经三起三落的宦海沉浮。那么，像房玄龄这样一位大唐的开国名臣，贞观名相，为何有如此的三起三落的宦海沉浮呢？其中的奥妙，大可玩味。

北宋名臣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记录了房玄龄在贞观年间的三次停职的故事。第一次在贞观十年，即公元636年，唐太宗的长孙皇后病故时，综述长孙氏品德事迹时，《资治通鉴》提到有一次房玄龄因为受到批评停职回家。长孙皇后知道了，对李世民说:“玄龄事奉陛下已经很久，严谨小心；朝廷机密，从未泄露。所以，没有特殊的原因，希望陛下不要舍弃他。”

另一次在贞观二十年，即公元646年，房玄龄因为小错被勒令停职回家反省。为此禇遂良上书劝谏说：“房玄龄从隋朝末年李家太原起兵就跟随陛下，特别是武德末年玄武门政变时参与决策，贞观初年选用贤能建立贞观政治格局，若论臣下勤勉，房玄龄应推第一。这样的人才，如果不是他有谋反等重罪，是不应该遗弃的。就算他年老体衰，也只能劝说他退休养老，按礼请退；不能因为些许小过失，就屏弃元勋老臣。”李世民看到上书后，就立即召房玄龄入宫议事。

不久，房玄龄再次犯错“避位”回家，这一回还是没有记载是什么错，但进程很微妙。史书上只说，过了一阵，皇上驾幸芙蓉园，房玄龄得到消息，立即命令子弟洒扫门庭，因为他知道皇上会驾临房家。果然，皇上李世民给自己找一台阶，“顺路”来到房府，然后“顺便”带着房玄龄一起回到宫中。

据有关史书记载，房玄龄实在是一极小心谨慎之人。儿子房遗爱娶了皇帝的女儿高阳公主，女儿嫁给了李世民的弟弟韩王，他深深懂得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在皇帝授予“太子少师”职衔时，上表请求解除机要职务推出权力中枢，不仅得不到皇帝的批准，而且还下诏命令他不得继续上表就同一问题请求不已，没有办法他只好接受任命。作为宰相兼任太子的老师，声望的意义多于实际的意义，但当太子准备仪仗队要正式拜见老师的时候，房玄龄还是没有敢前去接受这样的礼遇，他返回了。因此，房玄龄受到当时舆论的赞扬，认为他有谦让的美德。

在君主政治时代，李世民的举动合乎君人南面之术，是君主操控臣下的基本艺术，是常用手段，恩威并施，现代人称“胡萝卜加大棒”。皇帝必须随时感觉到自己对权力的绝对控制，随时显示皇权的权威。臣下则必须知道皇帝的底线，适可而止，激流勇退。政治第一，友谊第二。

贞观十九年，即公元645年，李世民御驾亲征辽东，命令皇太子在定州监国，房玄龄在长安留守，得以便宜行事，不须奏请。有人前往留守办公室，声称要告密。房玄龄问你要告谁？得到的回答是:“告您。”房玄龄马上把此人送到前线给李世民处理。李世民听到报告说有留台送来告发有人谋反的事，令人持刀列队，押上告密人，问他要告谁，回答:“房玄龄。”李世民早已料到这是怎么回事，立即大喊一声令将此人腰斩，然后下玺书批评房玄龄不能当机立断。

这是贞观君臣博弈又一个极有意思的范例，双方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但都要按规则把自己的角色演好演到位演绎成教科书式的经典。李世民要给房玄龄充分的信任充分的权力，房玄龄要对得起皇上的信任；皇上要展示的是胸怀，臣下要表现的是忠诚和适度的谦卑。如果君臣都遵守这样游戏规则，那么，不仅君臣会和睦相处，患难与共，而国家也会少了一些折腾。贞观之治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折腾才出现的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太平盛世。

细说清军入关之战[转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王霜州

　　　　长城防线与宁远之战

　　1644年，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活跃着三支不同的政治力量：没落的明朝、攻占北京的李自成农民军和关外正在崛起的清朝。对于这段历史，今天人们谈论的焦点大多是吴三桂献城，因为明朝末期唯一能抵抗清朝八旗兵锋的只有长城了。

　　长城，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全长6300公里，由连续城墙、关隘、烽堠和各种障碍组成。历经千年烽火，长城防御北方骑兵骚扰的成效显著。明朝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在明朝统治中原的270多年中，长城的修建从未停止过，长城防线在防御基础和战术上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

　　从结构上看，明长城建筑材料和施工技术都有很大改进，墙体由砖砌、石砌和砖石合筑、泥土夯筑而成。在筑城上，明长城更加注重倚重地势，修筑者充分利用山险水障等天然障碍，城墙的高低薄厚都随山形地势而异。明长城的防御工程也较前朝大大加强。城墙顶部内设宇墙，外设雉堞，雉堞上有望孔和射击孔，便于守城士兵防御作战。为增强守备，明长城在关键地段加修多道城墙，有的地方大大小小的石墙竟多达28道。此外，还有劈山墙、山险墙、木柞墙和边壕等辅助防御设施。上百座雄关隘口和上万个墩台将明长城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比以往任何朝代的长城都更加坚固完善。

　　为了加强京畿北方的防御，明长城加大了这一地区的防御纵深，采用多道城墙、大纵深的防御，由外而内分别为外长城、内长城和内三关长城，逐层掩护，重叠设防。对于手持弓箭大刀，只善于野战奔突的八旗骑兵来说，想攻破如此坚固的长城防线，几乎是不可能的。

　　其实，明清在关外的战争中，曾经进行过城池攻坚战，最为典型的便是宁远之战。宁远（今辽宁兴城），是明朝在关外的最后堡垒。当时很多明将主张收缩防线，据守山海关，抗清名将袁崇焕却提出“保关内必守关外，保关外必守宁远”。为抵御清军（其时称后金），袁崇焕大修宁远城墙。不久后的战斗证实了袁崇焕此举的高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十四日，清太祖努尔哈赤趁辽东明军易帅撤军之际，率八旗精锐6万出沈阳，直逼宁远城。携辽沈之战余威的努尔哈赤并未把宁远放在眼里，随即挥师攻城。后金军推着车为前导，步骑兵蜂拥攻城。城下，弓箭手万箭齐发，一时间“城堞箭镞如雨注，悬牌似猬刺”。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下，宁远城一度危如累卵，却终因城池坚固、守城兵器配置完备而未被攻破。可怜数万精于骑射的八旗劲旅不得施展，反被明军的西洋大炮轰得伤亡惨重，努尔哈赤也中炮受伤，半年后疽发病卒。

　　入关之路有几重

　　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清军就永远无法踏上中原大地吗？其实，由山海关入关是清军最近的进攻路线，但并非是唯一的路线。事实上，清军在1644年的山海关之战前，已经先后5次经山海关西面的路线大举进入内地，进攻明朝。

　　第一次是在1629年，皇太极率大军亲征，经由热河进军，破长城的大安口和龙井关直入内地，占领遵化，攻陷蓟州，兵围北京。这次入关的最大成就，是皇太极成功施用反间计，使崇祯杀掉了名将袁崇焕，为清军剪除了最大的劲敌。

　　第二次是在1632年，皇太极率清军由蒙古草原进军，兵抵张家口北面，“列营四十里”，炫耀兵威，迫使明守将缔约讲和，然后收兵而还。

　　第三次是在1636年，皇太极命阿济格统率大军，破居庸关入长城，直捣河北，一路打得明军狼奔豕突，与明军作战56次，攻下12城，俘获人畜十几万，后经冷口关出长城北还。

　　第四次是在1638年，多尔衮由青山关入关，岳托由墙子岭入关，在华北大地上纵横扫荡。明朝督师卢象升率军在河北巨鹿迎击清军，兵败阵亡。与袁崇焕、熊廷弼齐名的抗清名将孙承宗率百姓坚守高阳，也城破阵亡。清军一共攻下一府三州五十七县，包括山东省府济南，掳男女五十余万和大量牲畜财物，然后出青山关而归。

　　第五次是在1642年，皇太极以阿巴泰为奉命大将军，率军从墙子岭入关，一直打到山东兖州，又分兵攻陷登州、莱州、莒州、沂州（临沂）、海州，共计攻下八十八城，降服六城，掳男女三十六万，掠黄金一万二千两、白银二百万两，最后由墙子岭出关还师。

　　300年后的人民解放战争中，辽沈战役结束后，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主力也并不是从山海关入关，而是经热河通过西面的古北口、喜峰口、冷口关等路线，横越长城进入华北。当时，拥有60万军队的华北国民党军，并没有在山海关集结重兵防守，只在这里放了一个军的兵力，就是估计到东北野战军可能从其他路线进关，屯重兵于山海关无益。在山海关放置的兵力，也仅仅是起警戒作用。后来当山海关守军发现东北野战军先头部队已自热河进关后，惊慌失措，害怕后路被抄，赶紧向天津撤退，将山海关也让给了解放军。

　　通过古北口、喜峰口和冷口关等道路入关的东北野战军10个步兵纵队，将近70万兵力，携带着大量火炮、汽车等重装备，仍然通过了崎岖不平的山路，跨过长城防线，有如神兵天降，出现在华北地区，直指平津。从这一历史事实，人们不难想到：明末以骑兵为主，并无重装备需要驮运的清军要从这些路线长驱直入华北，更是容易得多。

　　明清军队战力对比

　　明末，军备废弛。中国历史上有一条铁律：历代王朝的军队只有在经历开国时的南征北讨，或是外患深重时的长期恶战，才能锤炼成雄师锐旅。而长期的和平岁月后，由于农耕文化优裕生活的消磨和统治者重文轻武政策的影响，军队的骁勇之气消失殆尽。例如宋军在宋太祖开国之初，是一支能征惯战的劲旅，平荆南，灭后蜀，定南汉，克南唐，所向无敌。到了金军对北宋发动进攻时，宋军早已失去当年的骁猛，许多官兵连马都骑不上去。

　　明军的情况也并无二致。立国之初，军队久经征战，精锐无比，因此能多次北扫大漠，令元军残余丧魂落魄。此后200多年间，由于北方蒙古的四分五裂，明朝没有如汉代匈奴、唐代突厥那样的大敌，使明军缺少大战恶战的历练，战力远不如前。一旦努尔哈赤崛起于白山黑水，明军在与剽悍的八旗兵较量中就处在下风。后金时期和清初时的八旗兵，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善战之师。生长在寒冷关外的女真人，刻苦耐劳，能骑善射，经过努尔哈赤的组织编练，使八旗军成为一支“威如雷霆，动若风发”的雄悍劲旅。明军与其作战，几乎无役不败，以致名将袁崇焕认为“只有凭坚城用大炮”才能抵挡清军。袁崇焕凭坚城用大炮的战术，固然暂时阻挡了八旗军的兵锋，但也滋长了明军过分依赖“乌龟壳”的思想，日后主要凭借坚城以大炮远射，而不敢冒锋犯镝与清军野战，无法磨炼出像卫青、霍去病驰骋大漠建功沙场的铁骑雄师来。

　　袁崇焕曾设想明军以构筑城堡方式，步步向前推进，压迫努尔哈赤。按照这种战略，明军要很长时间才能把战线推进到松花江边，而战事久拖不决，自然使人民的军费负担加重。如果是在别的朝代，这个战略或许行得通。如唐朝初年曾长期与突厥等民族作战，并未拖垮国家的经济，反而打出了一个空前繁荣富裕的盛世。但明朝末年，土地集中达到骇人听闻的程度，民不聊生的社会已无法承受“辽饷”的沉重负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遍地开花，明朝从此在“辽饷”外又多了“剿饷”和“练饷”。明军既要对付关外的八旗兵，又要围剿关内的起义军，顾此失彼，“不征流贼，即征夷虏；不战于边，即战于腹。驰驱数千里，经历弥岁月，炎风朔雪，饥寒冻馁”。节制三镇的明朝总督洪承畴是农民军的劲敌，他曾擒杀闯王高迎祥，在陕西潼关将李自成杀得只剩七骑逃入商洛山。他取得大胜后，被明政府调往辽东前线。洪承畴毫不规避清军锋芒，结果统率的14万精锐兵马被八旗军杀得几乎片甲无存。他指挥的这支明朝最大的作战兵力的覆灭，使明朝丧失了抵抗清军和镇压农民军的最后资本。

　　难御胡马的农民军

　　明朝覆亡后，与清军作战的重任就落在农民起义军身上。当时关内的农民起义军，以李自成、张献忠两大部为首，都是在短短几年间迅速发展起来的。如李自成在1638年为洪承畴所败，蛰伏陕南商洛山中，到1640年底才以五十骑杀出商洛山进入河南。由于成千上万中原饥民的蜂拥加入，他的部队急剧扩展成为数十万兵员的大军，驰骋中原，纵横关山，最后出师东向，颠覆了明王朝。攻克北京之时，这支农民军实际也只有三年半的战斗历程。

　　显然，在这短短几年内，参加起义军的又多为此前从未摸过刀枪的农民，作战技能很难赶上那些生长于马背之上、从小就能骑善射的八旗兵。对农民起义军来说，只有在与强敌的反复较量中才能锻炼出坚强的战斗力。而明朝的精兵大都在与清军作战的辽东前线，在内地与起义军对阵的多是搜刮有术、作战无方的部队。起义军的作战能力很难得到锤炼。

　　以前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李闯王的军队进入北京后，骄傲自满，迅速腐化，因而失去战斗力，抵挡不住清军和吴三桂军队的联合进攻。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准确。李自成军队在北京确实发生了严重腐化和军纪败坏现象，如许多将领占据王公贵族府第，“子女玉帛，尽供其用”；有的士兵夜晚穷搜民家，“斩门而入，掠金银妇女”。但这支军队入京仅一月，腐化时间尚短，斗志还没有丧失殆尽，尤其是作为领袖的李自成，仍保持了较强的进取心和战斗意志，不顾劝阻，坚持要亲征吴三桂。山海关之战中，由于李自成的亲自督战，起义军还是打得很勇猛的。

　　当时，吴三桂是明军少有的猛将，他的部队敢于与八旗兵进行野战较量，在反复厮杀中打出了“关宁铁骑”的威风，成为威震关外的劲旅。但在山海关大战中，吴三桂那久经战阵的“关宁铁骑”，竟然难以抵挡李自成大军，几度陷于危急。这说明起义军仍有顽强的战斗作风和高昂的战斗士气。但是，同弓马娴熟的八旗兵相比，起义军的战斗力仍然要差上一截。当清军数万铁骑铺天盖地而来的时候，起义军便抵挡不住。对李自成军队在清军铁骑面前的迅速崩溃，论者多认为是因与吴三桂军长时间交战而筋疲力尽的结果，但应当看到，当时多尔衮统率的清军主力还没有全部进入交战，首先出动的是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统领的正白旗和镶白旗的部队。数万劲骑突出吴三桂军右翼，向起义军发起冲击。在“万马奔腾不可止”的滚滚而来之势面前，起义军很快就转为全面溃败。从这一交战过程中，很容易看清双方战力的强弱对比。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李自成起义军也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对清军占有兵力优势。李自成亲征山海关，兵力有10余万人，而多尔衮率领的清军满、蒙、汉八旗主力和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部队，总共有18万人，此外还要再加上吴三桂的5万“关宁铁骑”。曾目击山海关之战的朝鲜官员感叹“胡兵似倍于流贼”。由此可知，清军无论数量还是素质，都超过李自成农民军。

　　如果吴三桂不献山海关

　　崇祯帝缢死煤山后，多尔衮立即召开王公大臣会议，满洲谋士们力劝多尔衮立即出兵与李自成争夺天下。当时多尔衮对李自成心怀敬畏，认为清军曾经3次围困北京却没有攻克，而李自成则一战攻破北京，可见此人的大智大勇和起义军的强大战斗力。谋士范文程进谏，李自成虽“拥众百万，横行无忌”，但屡战屡胜，其志必骄，骄兵必败，“可一战破也”。明朝降将洪承畴曾长期与起义军作战，是农民军的头号死敌，深悉农民军的特点。他告诉多尔衮，李自成军战斗力虽比明军强，但不足与清军骁悍的八旗劲旅匹敌。于是多尔衮壮了胆，决心出师，率满洲、蒙古八旗大部和汉军八旗的全部，及明降将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三王的兵马，浩浩荡荡地鸣炮出征。他们选择了洪承畴建议的进关路线，不走山海关，而是西经蓟州、密云等地直扑北京，全军轻装简从，辎重在后，精兵在前，准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李自成大军包围在北京，一举全歼。只是在出征的第六天，在途中遇到了吴三桂派来的乞降使者，多尔衮才改变了主意，率师向山海关进发，并传令将留在后方的红衣大炮火速向前线运送。这样，才在山海关发生了决定清朝入主中原的大血战。

　　从当时的形势看，假如吴三桂在明朝灭亡后没有“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而是投降了李自成，忠心耿耿地为大顺政权镇守山海关，那么清军按照洪承畴原定的战略，出李自成不意，从山海关西面破长城而入，在华北大平原上充分发挥八旗骑兵的野战优势，疾趋北京，形势对李自成起义军将会更加严峻。因为向陕西的退路很容易被截断，李自成军就会被包围在北京。与前三次北京保卫战中的明军不同，李自成内无粮草，外无各路勤王军队，难以固守北京，形势将会比山海关战役严重得多，结局很可能是起义军全军覆没。

　　由此看来吴三桂的叛投清朝，对李自成来说其实是幸事。清军因吴三桂降清而变更了迂回包抄李自成的原定方略，改从山海关进攻，对起义军的作战打成了击溃战，使李自成得以保全相当兵力。据彭孙贻的《流寇志》记载，在山海关一战后，李自成尚有兵马数万，退往陕西。只是随后李自成接二连三地失策，才最终断送了起义军。
 

妄测毛泽东健康 美中情局误把戏言作重大情报[转帖]

近年来，随着一大批机密文件解密期的到来，美国中央情报局陆续解密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中苏两国的绝密文件。2008年6月26日，中情局又公布了所谓“家中珍宝”、“凯撒、波罗及以扫”两个系列文件，其中既有中情局招募黑手党毒杀卡斯特罗的内幕，也有对中苏两国国内情况和两国关系的分析预测。而对中国读者而言，可能更感兴趣的还是“波罗系列”，该系列记录了上世纪60到70年代前半期中情局对中国国内形势所作的分析，特别是中情局对毛泽东的“重点关注”。

妄加揣测毛泽东健康

在该系列文件中，包括一份机密级文件，这是中情局动向情报办公室于1962年4月炮制出台的。文中煞有介事地称，中情局的情报来源“注意到毛泽东在此前几年身体和精神状态持续恶化”。报告声称，“近期毛泽东在公开讲话和接受采访时表现往往不理想，而且创作也骤减，他曾多次提到自己已开始为退休作准备”云云。报告还猜测“毛泽东可能当时已经患有脑部缺血或老年痴呆”，甚至断然预言，“毛泽东可能会在1962年的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中全会上或下届党代会上宣布退休”。

同时，报告还推测“刘少奇仍是最可能接替毛泽东的人选”，而且“刘少奇上台后可能更改毛泽东的政策”。

此外，中情局还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和理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用了四篇报告，花费长达116页的篇幅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阐述。可是，其居然置中苏两国截然不同的革命道路于不顾，认为这些理论只不过是列宁和斯大林革命理论的重复，同时，也不承认毛泽东同志的理论对其他殖民地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指导意义，尤其是否认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现实价值。

把幽默戏言当作“重大情报”

对于这些所谓机密文件分析预测的结果，相信历史都已经给出了最有力的驳斥。

在“波罗系列”中，佐证中情局作出所谓“毛泽东陨落”结论的一个主要依据，是1961年9月毛泽东同志接见英军元帅蒙哥马利时的谈话，“这次谈话不仅谈到了接班人问题、生死问题”，而且据“发现”“保健医生始终在毛主席身边”。由此，中情局就判断，“毛泽东自觉不久于人世，并且开始考虑谁能接班了”。

其实，对于这次谈话，中方史料也有记载。根据中**史出版社出版的熊向晖所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一书披露，在这次会谈中，毛泽东对蒙哥马利说:“我随时准备灭亡。”并且预计了自己的五种死法:被敌人开枪打死，坐飞机摔死，坐火车翻车翻死，游泳时淹死，生病被细菌杀死。毛泽东说:“这五条，我都已准备了。”其实这是毛泽东一贯的语言风格，表现出一个伟大共产党人的豁达和开朗，但在中情局看来，他们显然无法理解这种幽默，也因此得出了似是而非的结论。

此后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不仅没有如中情局所料病逝以及退休，而是继续执政了14年，直到1976年逝世。虽然其间发生了文化大革命等事件，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核心地位并没有动摇。

毛泽东防治腐败的五大“绝招” [转帖]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曾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的讲演中颇为自豪地说：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这种纯洁的党风，直接推动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前进，现在提起来，仍让人赞叹不已。当时反腐败为何能举重若轻、如烹小鲜？以笔者之见，毛泽东主要有五大 “绝招”：

　　　　一是“率先垂范，不令而行”。“打铁先需自身硬。”毛泽东不但是党的一系列优良作风的倡导者，更是行动的楷模。他先人后己，舍身忘我，最具有献身精神。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六位亲人的生命。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他送子参军，当别人劝阻时，他却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去？”后毛岸英为国捐躯。女儿上学，他不准用公车接送；收到礼品，他吩咐一律交公；亲友托他找工作，他一概拒绝；他身为党和人民的领袖，却过着和普通老百姓生活水平大体相当的日子；他自奉俭薄、匡世济人，对补丁衣服爱不释手，对困难群众却出手大方、关爱有加。“其身正，不令而行 ”，他的一言一行总是散发出巨大的人格魅力，感召着广大党员干部，鼓舞着人民群众，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是“预防为先，防患未然”。古人说：“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理，励之以义，使有耻也。”毛泽东特别注重党的思想建设，凡事把思想政治工作作为“头道工序 ”，适时组织各种教育学习和整顿，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消除各种隐患于未发之际，从而使党风建设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早在1929年12月，他就对红四军中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等错误观念提出批评，并对症下药，逐一提出纠正的方法。 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还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建国后的1951年5月，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的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以做到警钟长鸣。

　　三是“政治民主，监督有效”。民主是腐败的克星，毛泽东特别注重民主政治建设，早在红军初创时期，他就指出：“ 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战斗如此频繁，仍能维持不敝，除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行军队内的民主主义。” 在延安时期，他经常为听不到反面意见感到着急。“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是中国历代统治者不可逾越的周期率，毛泽东却要坚决打破它，自信地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 才不会人亡政息。”

　　四是“严格纪律，防微杜渐”。“纪律是执行路线的保证。”“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纪律建设。他强调说：“必须提高纪律性，坚决执行命令，执行政策，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不允许任何破坏纪律的现象存在。”其实，那时制度并不多，条文也很简单，没有长篇大论，语言朴实，大家都能看懂，但却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连“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样的小事都讲到了。以致在人民军队中出现“落地红枣也不吃”、“不吃人民苹果”的佳话，受到群众的广泛赞誉。违反群众纪律者，轻则受到批评教育，重则受到处分。在这种严格的制度下，想腐败都无法腐败。

　　五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把反腐败作为治党之策。1926年，中共发现党内出现了一些贪污腐化分子，便及时向全党发出了《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1933年，由毛泽东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中规定：贪污500元，处以死刑；1949年在全国解放前夕，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告诫全党要警惕糖衣炮弹的攻击。建国之后，针对刘青山、张子善等大贪污犯的出现，毛泽东严正告诫全党：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对腐败分子轻者要批评教育，重者要撤职、惩办、判处徒刑，直到枪毙一批最严重的贪污犯。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之前，有人讲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个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毛泽东这些坚定有力的话，至今仍让人感到振聋发聩。

　　历史是一面镜子。这些反腐方略不仅当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维护了党风政纪的纯洁，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时下一些地方屡禁不止的腐败顽疾，各级党委政府不妨多做借鉴。

洪承畴的“使命”及其他 [转帖]

　　《洪承畴传》，王宏志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4月版

　　上个世纪30年代，杭州有一家《越风》杂志，曾发表高越天的《贰臣汉奸的丑史和恶果》一文，在谈及明朝亡国之际忠臣义烈、殉节不屈之后，又提

　　到“最大汉奸吴三桂，贰臣洪承畴”，说“他们在当时昧了良心努力讨好清廷，结果还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真是愚不可及”云。

　　又据《大公报》副刊专栏文章《雪庵絮墨》，述清朝对于开创功臣，皆配享太庙，然无汉人耿精忠、尚可喜、吴三桂、洪承畴四名，洪且由乾隆列于《贰臣传》之首，于是诫之曰：

　　　似这样丢脸的事情，我想不独含怨泉下的洪经略要大吃一惊，凡一班吃里爬外，枪口向内的狼鼠之辈，读此当亦憬然而悟矣。

　　鲁迅当即撰文指出：这种训诫，是反问不得的。倘有不识时务者问：“如果那时并不‘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而且汉人也配享太庙，洪承畴不入《贰臣传》，则将如何？”（《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四〕》）

　　几十年过去了，有当代学者编撰三十万言之《洪承畴传》，记叙了传主的一生，详述了出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的洪承畴，“背明降清”之后，从随军南下、佐理机务的出谋划策，到总督军务、招降江南、平定皖浙闽的文韬武略的“开清第一功”，再到经略五省、进取云贵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直至“‘鞠躬尽瘁’谥文襄公”，并认为在作为清初重臣17年的时间里，“他担负的使命是，使战乱分裂的中国统一、安定下来，这对社会的前进起了积极作用”，“应属于基本上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他的主要政绩对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安定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此种所谓“历史的、辩证的、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恐怕是很难经得住推敲和追问的。如果说洪承畴的“使命”，是“使战乱分裂的中国统一、安定下来”，那么，那些奋起抵抗侵略、誓死保家卫国的明朝军民的“使命”，又是什么呢？身先士卒、陷阵杀敌、喋血疆场的督师卢象升，“吾头可断，身不可屈”、从容赴死的南明弘光朝大学士史可法，“纲常万古，节义千秋”、慷慨就义的南明隆武朝大学士黄道周，愧于兵败、决心以死激励后人、自沉松塘而亡的进士夏允彝，鼓动清松江总督吴胜兆反清、事败被俘、投水自尽的名士陈子龙，变卖家产奋起抗清、被叛徒出卖后坚拒洪承畴劝降、以身殉国的少年诗人夏完淳，与清军血战81天、誓死守护家园、最后城破被屠的几十万江阴民众，在东南沿海坚持反清复明斗争的民族英雄郑成功、张煌言……岂不是都阻碍了、破坏了中国的“统一、安定”？岂不是都延缓了、遏制了“社会前进”的历史进程？比起“基本上应当肯定”的洪承畴来，他们岂不都是不识时务、不明大势、不能顺应历史潮流、“基本应当否定”的吗？

　　显然，上述对洪承畴的评价中隐含的，是一种征服者、胜利者、权力者的历史观，“胜王败寇”的历史观。

　　不妨再追问下去：假如清乾隆皇帝钦定、列入《贰臣传》的一百二十多个明朝文臣武将没有降敌事清，襄助赞理，“为王前驱”，清军能否顺利南下、定鼎中原呢？“抚定燕京”之后，又能否维持长治久安的局面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怕是要颇费一点唇舌吧。

　　又假设在明清的大对决中，清军最终未能入关、取明而代之，封疆大吏、蓟辽总督洪承畴，由于背叛明朝而落得个“汉奸”的千古骂名，那么，他的这一人生抉择是否值得呢？究竟如何看待、评价他所充当的“大明王朝的掘墓人”这个举足轻重的历史角色呢？

　　这，恐怕就更难回答了。“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鲁迅语，出处同前）

　　看来，要想算清楚历史的陈年旧账，真是“戛戛乎其难哉”！

　　1934年7月17日，鲁迅曾写过一篇杂感，题目就叫《算账》，开头两段云：

　　　　说起清代的学术来，有几位学者总是眉飞色舞，说那发达是为前代所未有的。证据也真够十足：解经的大作，层出不穷，小学也非常的进步；史论家虽然绝迹了，考史家却不少；尤其是考据之学，给我们明白了宋明人决没有看懂的古书……

　　　　但说起来可又有些踌躇……我每遇到学者谈起清代的学术时，总不免同时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罢，但失去全国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这买卖，究竟是赚了利，还是折了本呢？

　　“我直觉的感到，这恐怕是折了本，比用庚子赔款来养成几位有限的学者，亏累得多了。”——鲁迅是这样回答的。

　　如今，评价洪承畴的是非功罪，要超越“大汉族主义的影响”，超越一直存在着的“重大偏见”，似乎自然并无不可；但是，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难道能够超历史、超时代吗？难道能够“超然”于道德之是非、历史之功罪吗？毫无疑问，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满清作为来自北方的异族侵略者、征服者、屠杀者和统治者，是铁铸的事实。“五族共和”的提出，则是大清王朝彻底覆灭之后的事了。

　　进而，要还洪承畴“以本来的历史面目”，似乎自然也并无不可；但是，难道能够回避他作为“明王朝的重臣”，对旧朝、对故国、对父母之邦的背叛吗？难道能够因为现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就不对过去他投降与效忠异族征服者、侵略者和压迫者的可耻的不光彩的汉奸行为，进行必要的严正的道德审判吗？

　　此外，该书序作者还有云：“以清代明不过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的正常现象”。是啊，一部中国古代史，王朝更迭嬗替，实在是多多，而又多多，《红楼梦》里不是写过了，“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鲁迅不是也说过了，“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只是两种物质，——是刀和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火从北边来便逃向南，刀从前来便退向后，一大堆流水帐簿，只有这一个模型。倘嫌‘来了’的名称不很庄严，‘刀和火’也触目，我们也可以别想花样，奉献一个谥法，称作‘圣武’，便好看了”。（《热风·随感录五十九“圣武”》）

　　不知为什么，在“正常”的“王朝更迭”面前，在“好看”的“圣武”面前，我却总是无法产生庄严正大的神圣之感与敬畏之感；而且，无论如何，也总是不能忘记，投靠了新主子的洪承畴所跟随的清军，在其入关及南下的浩浩荡荡的攻城略地过程中，那些罄竹难书的野蛮劫掠、血腥屠戮和杀伐；在刀光火色的衰微中，总是无法忘记，于岁月的流逝中逐渐淡去、为“太和祥洽”的“康乾盛世”所掩饰的凶残的文字狱之斑斑血迹……

　　我于是想，在褒扬洪承畴于明清易代之际“审时度势”，及对新朝起着“安邦定国”作用的“光明面”之时，是不是也在不自觉地肯定一种见风使舵、趋利避害、变节附敌、毫无特操、善于变化、无坚守、无信从的道德人格呢？这种无耻卑劣的人格，既违反做人的伦理，又有背于国民的道德，无疑是应该彻底唾弃的。

　　当今的文人学士，早就匍匐在“一个王朝的背影”里，对“千古一帝”康熙的“王道”，遥遥地奉上五体投地的赞美和尊崇了。近来又有清史专家说什么“剃发易服是民族文化的一种交流形式”，“文字狱虽然制约了一定的思想灵性，但起码维持了社会稳定”云云，这种话，简直就是狗屁不通！

　　2009年5月12日于西壁下

清宫里的规矩[转帖]

　　　　作者：金易,沈义羚 出版社：紫禁城出版社

　　四季的饮食

　　“我们在宫里吃饭是有严格季节性的。”这是新的话题，使她很有兴致地对我说起来。“就拿大年初一说吧。头天晚上是三十，我们叫辞岁。这一天在宫里是例外的一天，可以晚睡，一到11点交子时前，我们要给老太后磕头辞岁，嘴里念道着‘老太后吉祥、老太后万事如意’等。初一，一定给我们吃春盘，普通叫春饼，一桌放一个大盒子，所以也叫盒子菜，有圆的也有方的，里头放12个，或16个或18个珐琅盒子，盒子里放着切好了的细丝酱菜、薰菜，如青酱肉、五香小肚、薰肚、薰鸡丝等等。宫里有的是东西，吃鸡吃鸭已经算粗吃了。这时我们每天吃饭时都有锅子，用它代替大砂锅，因为值班差事不自由，不能同时到齐吃，有个锅子，还可以都吃着热菜。吃完春盘，爱吃汤的去到锅子里舀，爱喝粥的，有两三样粥。”她一口气说了许多话，我只能做帮工的差事，替她添煤，往水壶内续水，节省点时间，让她多缝点衣服。

　　“一到五月初一，就有各种馅、各种形式——方的、尖的、抓髻式——的粽子。八月节有各种月饼，重阳节有花糕。从十月十五起每顿饭添锅子，有什锦锅、涮羊肉，东北的习惯爱将酸菜、血肠、白肉、白片鸡、切肚混在一起，我们吃这种锅子的时候多。也有时吃山鸡锅子，反正一年里我们有三个整月吃锅子。正月十六日撤锅子换砂锅。到了清明节，就有豌豆黄、芸豆糕、艾窝窝等；到立夏，就有绿豆粥、小豆粥；到夏至，就要吃水晶肉、水晶鸡、水晶肚之类的。暑天，也给凉碗子吃，像甜瓜果藕、莲子洋粉攥丝、杏仁豆腐等，经常吃的是荷叶粥，都是冰镇的。瓜果梨桃按季节按月有份例。清廷吃东西讲究分寸，不当令不吃。”她回忆起当年的生活来，不时地流露出哀伤的语气。现在她穷得一无所有，哀伤是自然的了。

　　衣服、打扮

　　初冬的下晚，有些凉了。住宿舍的学生吃完晚饭的时间比较早，这时间到她家里，她正在忙碌着。为了用水方便，在她屋门后有个矮胖的水缸，预备早晨不开屋门时，留着洗涮用。往缸里提水，是吃力的活，我就经常地帮提几桶水，她千恩万谢地说：“让您受累了。”时间长了，像家里人相处一样，谈起话来也就不太拘束了。宫廷的生活养成她不爱说话的习惯。除去礼貌上的寒暄以外，决不东扯西扯的。我只能找那不大相关的话问：“宫廷里都穿什么呀?”她搔了搔头皮，沉思一会儿说：“清宫里有个好传统，当宫女的要朴素，说话行动都不许轻浮。要求有宫廷气派，像宝石玉器一样，由里往外透出润泽来，不能像玻璃球一样，表面光滑刺眼。所以我们宫女不许描眉画鬓，也不穿大红大绿。一年四季由宫里赏给衣裳。春天到二月，由太监领着人在体和殿外边，东廊子的屋子里量衣服尺寸，由头上到脚下，包括鞋袜在内。这是准备夏天穿用的。以后都是上季量下季的。因为年岁小，长得快必须一个季度量一次。每次赏给我们是四套，由底衣、衬衣、外衣、背心，算一套。衣料是春绸、宁绸的多，夏天也有纺绸的。除去万寿月(旧历十月初十是老太后生日，宫中称十月叫万寿月)能穿红的、擦胭脂、抹红嘴唇以外，我们一年差不多穿两色衣裳，春夏是绿色，淡绿、深绿、老绿可以随便，但不能出大格；秋冬是紫褐色的，惟一能争奇斗胜的，是袖口、领口、裤脚、鞋帮的子和绣花，但也是以雅淡为主，不能过分。平常是乌油油的大辫子，辫根扎二寸长的红绒绳，辫梢用桃红色的子系起来，留有一寸长的辫穗，用梳子梳匀，蓬松着，鬓边戴一朵剪绒的红绒花，脚下白绫子袜子，青鞋上绣着满帮的浅碎花，透着喜兴，看着利索、爽眼。清宫200多年，宫女很少出过丑事，这也是制度严的关系。”

　　话说开了，联带的事就多了。她回想起当年的俊俏容颜来，也就随着喜笑颜开。但转瞬间，她停了一会儿，开朗的笑脸又恢复了原来的淡漠。她说：“宫里的规矩，有有形的和无形的，一举一动，都得留心。”停半天才吐出一句话，不知触到什么心事，她又坠入到往事如烟的梦中了。她好像有些神经质一样，常常是开始笑得很自然，笑到半截面色就渐渐地转入凄苦了，心里头仿佛永远怀着个苦涩的东西。

　　行动

　　她说：“宫里头讲究多，当宫女要‘行不回头，笑不露齿’。走路要安安详详地走，不许头左右乱摇，不许回头乱看；笑不许出声，不许露出牙来，多高兴的事，也只能抿嘴一笑。脸总是笑吟吟地带着喜气；多痛苦，也不许哭丧着脸；挨打更不许出声。不该问的不能问，不该说的话不能说，在宫里当差，谁和谁也不能说私话。打个比喻，就像每人都有一层蜡皮包着似的，谁也不能把真心透露出来。这就是我在宫里六七年的体验。进宫一二年的时候，年纪小，还有眼泪，再长几年，就没眼泪了。我这一辈子受苦受罪，过的不是人的生活(指嫁给太监)。哭瞎了眼有啥用啊!所以我没眼泪了。宫里就像冰窖一样，让人们处处都要缩手缩脚的。”我很吃惊，她居然还把内心感情对我这年轻人流露出来了。

　　“我在宫里这些年，从来没有单人离开过储秀宫。进宫的第一天，姑姑就宣布不许离开宫门一步，‘离开宫门，打死不论’，这是她们的口头禅。谁在宫里乱串，‘左腿发，右腿杀’，迈进别的宫门一步，‘不是砍头就是发边疆’。除非跟老太后出去，或者，奉老太后命送东西，才许可出去走走。东宫根本就很少去，比较常去的是长春宫，那是隆裕主子住的地方，在储秀宫西南面，同属西宫。宫女在宫里不许单人走。送东西、取东西，都是一对一对的，所以从没有单人离开过储秀宫，家属来探望时，都由老太监领着出入，也不算单身行动。”

　　做针线和不许宫女识字

　　时局一天天严峻了，北平的寒冬也到了。我以上学作为职业的目的，在现实面前终归行不通了。为了生活，不得不选择毕业后的出路，所以到她家聊天的机会比较少了。不过较长时间的交往，感情上有过接触，偶然间去串串门，反而感到很亲切。一次我去看她，她围着火炉做针线，忙着放下手里的活，请安问好，随着就涮茶壶烫茶杯，沏上茶。这是旗下人的一种风俗。来了客人，当着客人的面，把茶壶涮干净，把杯子用温水烫过，等把第一杯新茶捧上桌，主人才能坐下说话。不这样做，等于慢怠客人。就算自家新沏的茶，一杯也没喝过，只要客人一进门，马上就要倒掉重沏新的。假如她到别人家，别人不这样接待她，她会认为瞧不起她，便从此着恼不再登你的门。旗下人把面子看得比什么都重，这是他们多年养成的孤介性格。我们喝着茶，渐渐谈到宫里头作针线的事。

　　她说：“宫女是绝对不许认字的，这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我们的地位比太监还下一等，有的太监在宫里还可以学认字，可我们绝对不许。有了空闲的时间，就要学做针线，打络子。我们有做不完的针线活，衣服长了、短了，肥了、瘦了，姑姑们非常的刁，整天整夜地拆、改、做。有人以为我们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懒得针都不会拿，那就错怪我们了。我们有个姑姑专教刺绣，也有针线里妈妈教我们，谁不好就打谁。我们储秀宫是天字第一号的宫，不会缺银子用的，听说东宫和慈宁宫里头，有的当月关的银子不够用，宫女们靠着做针线来挣零钱花。宫人出宫，都能带出一双巧手去，这也算是宫廷的恩典吧!尤其出色的是打络子，满把攥着五颜六色的珠线、鼠线、金线，全凭十个手指头，往来不停地编织，挑、钩、拢、合，编成各种形象的图案，真是绝活。有时为了讨老太后的喜欢，把各种彩线拿来，用长针把线的一头钉在坐垫上，另一端用牙把主轴线咬紧、绷直，十个手指往来如飞，一会就编成一只大蝙蝠，和储秀宫门外往长春宫去的甬路上的活蝙蝠一模一样，求得老太后一笑。老太后是喜欢听书的人，书上说某家小姐有沉鱼落雁之容，手怎么巧等等。老太后就笑着对我们说：‘我不信她们调理出来的能赶上你们!’有的说，宫女们打的络子很值钱，有的拿到琉璃厂古玩铺去卖，地安门外估衣铺里也有卖的。我们对这种手艺也很得意。”她平淡无奇地谈着，嘴旁的皱纹有些舒展，露出一点笑意来。

碧玉红粉宜深藏[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武则天当政时，吏部的左补阙（五品官）乔知之家里有个宠婢叫碧玉（又称窈娘），清雅秀丽，又能歌善舞，乔知之视其为掌上明珠，决定日后娶她为妻。乔家一旦有嘉宾或贵客光临，五品小官虽不具备设置舞姬的资格，乔知之也要让碧玉以自家人的名义出面应酬，她的姿色和演技总能博得满堂喝彩。时日一长，碧玉的艳名也就传遍了整个洛阳城。

　　俗话说财不宜外露，美不宜张扬，可财富过盛或美色拔萃之家，往往又按捺不住兴奋之情，总是想对外炫耀。似乎外人也称道这样的财富和美色，会使他自己的“享受”更上一层楼。财色迷人的心窍，谁占有了财与色，谁也就染上了一种很难克服的、极度虚荣的幼稚病。

　　“乔家艳婢，美慧无双”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武承嗣的耳中。武承嗣是武则天的亲侄儿，当时是武家的大红人，深受武则天的赏识，被封为魏王。有一度甚至打算立他为太子。听说乔家有绝色，他便以邀请碧玉到魏王府中教内眷梳妆为借口，将她骗到府内，就再也没有放她出来。这个乔知之也太无知了，自己“美慧无双”的宠婢，怎么就能往虎口里送呢。

　　乔知之的心上人被骗走，他忧愤成疾，写下了一首《绿珠怨》：

　　石家金谷重新声，明珠十斛买娉婷；

　　昔日可怜君自许，此时歌舞得人情。

　　君家闺阁不曾关，常将歌舞借人看；

　　意气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

　　别君去君终不见，徒劳掩袂伤红粉；

　　百年离别在高楼，一代红颜为君尽。

　　《绿珠怨》的语义是双关的，诗里用碧玉的口吻说道：“我们相处是很幸福的，遗憾的是没有关闭闺房，却将动人歌舞示于外界，想不到引起了强权暴力的横加干涉；与君分离，实在太痛苦了，实不如香消玉殒，与君永诀，为君而死！”

　　乔知之将这首诗抄在白绢上，设法买通了魏王府的仆人，将诗绢送到了碧玉手里。男女之间关于爱情的诗作，直有“点穴”之功。碧玉读诗后，哭泣三日，水米未进，她偷偷地将这首诗系在裙带上，投井而死。武承嗣让人打捞上尸体，他看见了裙带上的诗绢，十分窝火。当即让人捏造了个罪名，将乔知之关进监狱，四个月后，斩杀于南市。

　　官场在“猎艳”二字上，可真是“意气雄豪非分理，骄奢势力横相干”。碧玉和绿珠有几个相似之处，名字相近，色艺皆为出众，被劫夺而自裁的遭际也大体一致。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感情二字。物质、性欲、感情为婚姻的三大要素，诸多美女的特质是极其重情，似乎她们就是为了“爱情”才到这个世界上来的，这等神秘的、珍重的、说不清白的情愫，涉及美女们的品格和生命。绿珠与碧玉之间，也有微妙的差异。如果说生不同时却共为殉情，碧玉之殉情似乎还有一些价值可供后人参照，因为乔知之与石崇比较，乔知之虽是幼稚无知，是个重情的傻气文人，可还不是个动不动糟践、残杀女婢的石崇之辈，碧玉被劫进魏王府后，乔也还珍重感情，忧愤成疾，递诗言志，仿佛还是个值得碧玉去为之献身的角色。

　　权力的车轮在向女色方向滚动时永远是无情的，石崇与绿珠也罢，乔知之与碧玉也罢，谁阻拦它，抵御它，它就碾碎谁，毁灭谁。

欧洲人看中餐[转帖]

　　[英] J.A.G罗伯茨　著　杨东平　译

　　最早迎合西方人口味的中国餐馆在英国出现的时候，也为英国人提供了一种异国风味的美食体验，但是随着炒杂碎餐馆和提供价格便宜且适合西方人口味的中餐外卖店数量的猛增，很多原先的美味佳肴也随之不见了。也正是在

　　这些提供廉价中餐的地方，少数顾客的粗鲁行为以及多数顾客对中餐乃至中国文化(至少是部分中国文化方面)的无知和冷漠态度，都显示出了他们的殖民主义立场。然而，中国文化的显著特征与中餐各菜系的独特性，使中餐并未像印度饮食那样被殖民化。中餐烹饪法的精湛技艺、特色蔬菜和调料的使用，以及有益于健康的理念，都使得中餐的地位始终高于印度。

　　中餐长期以来所保持的相对独立性，可能是西方人对其一直持有怀疑态度，甚至有时是敌对态度的原因。依据过去几年的事实，对中国饮食带有敌意的负面评论可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对中国人把某些动物当成食物或药物表示反感，将西方人视作宠物的动物和濒临灭绝的动物当作食物的做法激怒了一些西方人。

　　到广州旅行过的人常常看到人们将蛇、珍稀鸟类、小狗和其他动物当作食物出售，他们对这种现象进行了强烈谴责。从互联网上常常可以看到在广州和西安的一些集市摊位上，那些待宰杀的猫和狗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照片。近来的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支持这种谴责。世界动物保护协会发现没有受过正规训练的工人在通过手术抽取黑熊的胆汁，用于配制治疗发烧和胃疼的药物。2001年7月《纽约时报》报道了江苏沛县有个养狗专业户一年养了l0万只狗，当这些狗养到6个月大的时候就会被宰食。由于专门饲养供人食用的狗大部分是圣伯纳德狗(一种瑞士救护犬)，所以瑞士SOS救护犬国际组织向瑞士政府递交了一封由11000人集体签名的请愿书，请求瑞士政府干预并阻止中国人把“人类最忠实的朋友”当作食物。

　　像其他异域风味的餐馆一样，在中国餐馆里常常会看到恶意辱骂和种族歧视的现象。1988年在伦敦西区的钻石中餐馆，当服务员让五位白人顾客买单时(其中包括一名英国外交部的雇员)，他们却殴打了这位店员，餐馆的其他工作人员赶紧过来帮忙，继而引发了群殴。当警察赶到后，他们把白人顾客送往医院就医，却把餐馆的四名店员押到了警察局进行审讯，这些店员后来均被判入狱两年，罪名是在公共场合制造事端罪。全英国的华人团体为这四名店员遭到的不公对待展开了一场抗议运动。传单上写着， “唐人街的店员是时候站出来保护自己不受种族主义伤害了”。但这种状况并没有得到改善，2000年4月在英国格洛斯特的印度餐馆和中餐馆里经常发生的冲突还是给了警察足够的理由来采取行动，在一次名为“餐巾行动”的计划中，便衣警察在周五、周六晚上分散到这些中餐馆去就餐蹲点。“尽管这次行动的结果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只有一个人的行为受到了警告——但伦敦的都市警察在2001年4月又采取了一次同样的行动。华人餐馆告诉警察，这些年龄在35～45岁的顾客们在用餐过程中对饭菜均表示满意，但当他们酒足饭饱之后，就开始抱怨餐馆的服务和饭菜的质量，从而拒绝付账。每当出现这种情况，餐馆的老板们通常会报警，尽管各种种族歧视的言论随处可闻，但老板们还是禁止自己的店员对这些侮辱性的言辞作出任何不理智的回应”。

　　另一种负面反应是人们担心吃中餐会影响身体健康。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反对使用味精来增加菜肴的鲜味。埃米莉·哈恩在196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有自尊的中国厨师是不会使用哪怕一丁点儿味精的，那样做不仅会让人认为你承认自己烹饪水平不高，而且味精也会掩盖菜肴味道上的细微差别，从而影响味觉的敏感度。” 然而很多专门为西方读者编写菜谱的作者，例如克雷格·克莱本和肯尼思·洛，他们都在自己的菜谱里建议可适量使用味精。而通过大量添加味精来弥补调料短缺的中国餐馆仍然受到了普遍的批评，因为大量食用味精可能导致暂时性局部出汗或肢体麻木。另一种担忧也在2001年6月英国食品标准检验局的检测中得到证实，在他们检验的100种酱油样品中，发现其中有22种含有潜在的高致癌化学物质。这些取样酱油都是从泰国和中国进口的，它们在英国市场上所占的比例很小。英国食品标准检验局以相当谨慎的态度宣称，尚无足够的理由拒绝中国食品，因而建议人们不必抵制之。

　　对中餐馆更为严厉的批评就是卫生条件差，而且所提供的食物不堪食用，同样的批评也指向了印度餐馆。据称这些餐馆将宠物做成食物，甚至连家猫也成了盘中餐。当然绝大部分指控是没有任何根据的，只不过是针对少数异族的种族歧视态度在作祟。偶尔也会有一些证据被提出来指证这样的指控，但这些很可能是中餐馆的其他竞争对手所为。毫无疑问，卫生条件差的情况是存在的。2000年9月，苏格兰突然发现了37例沙门氏菌肠炎病例，事后人们指控这类病例多与中餐馆有关。2001年4月，在最严重的口蹄疫袭击英伦三岛不久，到处都流传着华人因生意需要从亚洲走私进口肉类食品的传言，大众表示华人应该对此次疫情承担责任，因为这些餐馆的残羹剩饭都卖给了养猪场喂猪。据此，在疫区和伦敦的中餐馆都反映，他们的生意减少了40％。作为伦敦华人社区的领导人兼国家公民权利监督委员会成员的杰贝兹·拉姆(Jabez Lam)严厉谴责了这种毫无确实根据的传言，并称这会引发因仇恨而犯罪的潜在危险。4月8日，大约500名游行示威者从伦敦唐人街中心的爵禄街出发，游行至农业、粮食及渔业总部，他们要求在这个问题上公平对待华人。所有中餐馆都以关门停业两小时来表达他们因此次危机所受指责的愤怒之情。

　　
　　具有老北京特色的拉洋片表演

　　第三种负面反应是指称华人餐馆与犯罪团伙有牵连。在过去的各个不同时期，一直盛传“三合会”在华人社区颇有势力。2000年6月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达英国多佛尔港的58名非法中国移民因窒息而死在炎热的货柜内，这一惨痛事件使上述观点再次被提出。这些非法移民是从中国的南部出发，花费了高昂的代价，整个行程由“蛇头”安排。报道称这类事件与“三合会”犯罪团伙、中餐馆的运营以及组织卖淫等有一定关联。他们认为非法中国移民当中有很多人是为了还债才不得已在中餐馆打工，或到娱乐场所卖淫。一年后，报纸报道了曼彻斯特杜伊斯顿王楚餐馆的老板及其妻子和两岁大的儿子被烧死在家中一案。警察宣称他们死前曾被刺伤，这很可能是一起与“三合会”有关的谋杀案。

　　另一方面，中餐予人的好印象得益于西方人生活方式的改变，尤其是他们对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重视。在《文辉王子之中国饮食疗法》一书中，就对此做了权威解释。该书从开篇就解释了饮食是传统中医八种疗法中的第三种。西方人对作为另外两种疗法的针灸疗法和中草药疗法有较深入的了解，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饮食配合，这两种疗法都不会有满意的效果。该书作者旨在把东方的饮食理念引入现代美味营养的美国菜之中去，而且不需要过分依赖或迷信奇异的东方原料。虽然东方人生活艺术的主旨趋于自然、返璞归真及随遇而安(作者并未把这些特点与美国人的生活方式相联系)，但是建议美国人把中国菜、日本菜或韩国菜作为主食也是不妥的，不过可以把中国饮食疗法的理念融入美国人的饮食习惯中去。该书其后对饮食疗法的三个层面——锻炼、预防和治疗一一做了描述。治疗层面包括病人病情的诊断，为保持身体平衡状态或消除不平衡和综合症状所做的饮食搭配设计。举个例子，如果病人的症状为体重增加、肌肉松弛，并伴有腹泻，其诊断结果为体内虚寒，那么针对此症状的饮食疗法就是要多吃一些具有阳性特点的热性食物，食谱中要加一些能达到这种效果的食物，例如葱爆胡萝卜和红萝卜。据说这样的菜肴既可以算是美国菜，也可以算是中国菜，不管是芜菁甘蓝还是小萝卜都对脾虚有疗效。

　　迈克尔·贝特曼在英国的《星期日独立报》(Indaependent On Sunday)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人们对饮食疗法普遍反应的文章，文中他对尼娜·西蒙斯(Nina Simonds)1999年在美国出版的《一匙姜》一书的畅销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该书的成功要归结于人们对于可以治疗诸如高血压、高胆固醇和溃疡等疾病的功能性食品十分感兴趣。按照西蒙斯在书中的说法，中医治疗这些疾病已有5000年的历史了。中国人通过反复试验，总结出了一套全面平衡和协调身体的健康饮食方法。但是在西方，当人们最终认识到饮食与健康之间的关系时，仅仅将目光盯在健康的罪魁——高脂肪食物上，认为水果和蔬菜是健康食物。迈克尔·贝特曼描述了他曾经去过的一家新加坡皇家药膳饭店。这个饭店就相当于一个中药陈列厅，厅里有一个咨询台和一面嵌有100个抽屉的墙壁，抽屉里面装着各种有益于健康的中药材。菜单上宣称从癌症到尿床，人世间的大多数疾病都可以治愈。虽然迈克尔·贝特曼对这种宣称以及尼娜·西蒙斯书中非常肯定的断言均表示怀疑，但是他对这家饭店的一道名为“鸳鸯对虾”的菜肴印象颇深，如果再往菜里加适量山楂，据说还有促进消化、溶解胆固醇和降血压的功效。他引用了尼娜·西蒙斯通过注重食物的阴阳特性来保持膳食完美平衡的窍门。生姜属阳性，它可以将其能量注入性状温和的阴性食物中去。食用生姜还能通过使人体发汗来治疗伤风和流感，防止晕动症，清除血液中的毒素。

　　　　（摘自《东食西渐》，当代中国出版社2008年9月

“金屋失娇”之痛 [转帖]

　　作者：周大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刘奭即位之前便与一位姓司马的良娣爱得死去活来，后来司马氏得了重病，临终前说自己是被其他女人诅咒而死的。他信以为真，决心狠狠惩罚这些“心胸狭隘”的女人，惩罚方式也很特别：让她们独守空房，谁也甭想得到自己的雨露甘霖。

　　他自己也悲愤过度，得了忧郁症。为了让太子尽快走出旧情的阴影，宣帝便指示邛成王皇后从皇宫家人子中挑选几个不错的女子去伺候他。所谓“家人子”，是指宫中没有名分的宫女，是一些“储备”待召的女子。

　　邛成王皇后一共挑了5位家人子供太子选择。王莽的姑母，年仅19岁的王政君便是其中一位。

　　邛成王皇后把这5个女孩都叫到一起，让婢女问刘奭喜欢哪一个。其实刘奭一个都不喜欢，只是不得已才敷衍道：随便哪个都可以。

　　当时王政君坐得离太子最近，而且就她一人穿着大红色的外套，显得格外的突出，问话的婢女就以为刘奭说的是她。于是，邛成王皇后便把王政君送到了太子宫。当晚一幸而孕，并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生下刘骜。

　　2年后，宣帝驾崩，太子刘奭即位，是为孝元帝。刘骜立为太子，王政君也顺理成章地立为皇后。王莽家族从此登上西汉王朝的政治舞台，这是后话。

　　大概是因为当年年轻的太子妃王政君让颓废的元帝感悟了到女色对心情愉悦的独特作用，即位之后，他便不遗余力地狠抓“后宫建设”，从全国各地广采良家女子充实后宫。年轻美貌的才女王昭君（王嫱）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入宫的。

　　据《西京杂记》的描述，元帝后宫的美女实在太多了，根本不可能一个个当面鉴赏。他便让“黄门画者”(宫廷画工)把她们的肖像全都画出来，交给自己挑选。

　　宫女们的命运鬼使神差地掌握在了画工们的手中，她们便争相向这些画工行贿，多则10万钱，再少也不低于5万钱。负责给王昭君画像的画工叫毛延寿，王昭君自恃才貌双绝，不愿屈身相求，更拿不出这么多钱来贿赂他。毛延寿便在她的脸上随手点了一颗黑痣。

　　元帝对这么一个并不完美的女子，自然提不起兴趣。因此，王昭君入宫好几年，都没有机会被召幸，内心的委屈与悲怨不言而喻。

　　据《后汉书》（南朝宋·范晔著）“南匈奴传”记载，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匈奴韩邪单于入朝求婚。当时匈奴最强大的郅支单于所部已经被陈汤剿灭，韩邪单于远远构不成对帝国安全的重大威胁，这次入朝求婚自然也不可能受到多么大的重视。

　　元帝打算从后宫随便找5位宫女许配给他了事。王昭君因为连年不得召幸，愤而向掖庭令要求远嫁匈奴。

　　元帝大排酒宴为呼韩邪单于饯行，席前把5位宫女叫出来一一给他过目。“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元帝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皇宫里竟然藏有如此国色天香的女子。他在见到王昭君的一瞬间便彻底后悔了，舍不得将这等天生尤物拱手相让。

　　但这一切都已成为既定的事实，改是改不了的。如果他贸然反悔，垂涎三尺的呼韩邪单于定然也会不依不饶，说不定还会生出什么麻烦事来。

　　痛定思痛之后，元帝决心彻查此事。他一天之内便把皇家的顶级画工毛延寿等人悉数宰杀，以至于“京师画工，于是差稀。”

　　于是，“昭君出塞”虽然成为千古佳话，却是元帝胸中永远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