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民国暗杀何其多 [转帖]

中国似乎是一个有暗杀传统的国家，但几乎所有著名的刺客都在司马迁的《刺客本纪》里面了，换句话说，在秦一统以后，刺杀或有耳闻，但已经不能对历史产生特别大的作用。造成刺杀日渐式微原因，我分析了一下，一是觉得在冷兵器时代，刺杀一个人起码要在一臂距离当中，所以对刺客的武功要求极高，但即使再高成功率也是极低，而且即使成功，刺客一般也很难全身而退，国家统一，燕赵已无，慷慨悲歌之士也雨打风吹去了。所以人才难得。（当然有射箭可能，但一般用于两军对垒当中，太平时候，硬弓肯定不如匕首好隐藏。至于暗器，呵呵，武侠里的事情吧，现实中鲜有听说）。一是国家已然很大，但资讯并不发达，刺客认不认得要刺杀对象且还难说，被刺一方也能常迅速掩盖事实，使刺杀效果并不能最大化。还有就是刺杀毕竟属于阴谋，除了象三国孙策被许贡门人刺杀这类属于仇杀情况，很多如烛影斧声这类事情，也不会写入信史，只剩一个道听途说去丰富你的茶余饭后了，至于事实是什么，鬼知道。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刺杀已经大多不是以弱刺强，被暗杀的更多的是政治失意之人如前代之君，失意王子或下台官员。属于追打落水狗，也无什么道义可言了。
但晚清民国之际，暗杀事件忽然空前密集起来，这一方面要拜火器发展起来，虽一般人，只要会扣动扳机，扔得出炸弹都可以去刺杀。晚清帝国毕竟已久，革命党只如燎原星火，以微弱之力抗击强权，也只有针对个人去搞肉体消灭搞搞暗杀。所以暗杀盛行，许多留日学生日夜研究日本的倒幕维新历史，恰恰这个时间也是日本暗杀最盛行的时候。如17名水户藩、萨摩藩武士刺杀樱田门大老井伊直弼。另外日本这个时期搞暗杀的也都并非无名之辈。著名如高杉晋作、伊藤博文、木户孝允、久坂玄瑞、坂本龙马都搞过暗杀。其中坂本龙马刺杀胜海舟，自己最终也被人刺杀（有说是新选组）。这些都给那些留日的中国热血青年一个启发。许多学子陆续回国，也就踏上了暗杀不归路。至于暗杀到底给灭清带来多大后果。这个很难讲。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撼动帝国基础。因为实际大人物被刺杀的毕竟不多，而孙中山等人发动的若干行动犹如蚂蚁攻击大象。给自己同志带的损失可能更大。但从暗杀带来的恐怖效应，及革命志士杀身成仁带来的社会震动却给帝国麻木的神经触动不小。渐渐共和理念随着铁与血渗入社会民众信念当中。中国人素有梁山情节。慢慢也就开始同情革命了，从同情到支持到参加，历程并不遥远。
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徐锡麟刺杀恩铭案，恩铭其人也算是满人中的干员，任安徽巡抚，大力推行新政，并大胆采用严复等新人，政绩里面，尤其于教育方面最为显著，创办了许多学堂。为人比较注重感情，所以对前上司俞廉三推荐的他的表侄徐锡麟十分信任和提携，结果反被其刺杀，临死前大喊“糊涂啊糊涂！”　徐锡麟革命勇气可嘉但枪法实在不怎么样，打恩铭六枪没有打死，还是另一个革命党人陈伯平打的一枪才致命。后来审讯徐锡麟，藩司冯煦愤问“抚台是你的恩师，你怎的这么没有心肝？”　徐锡麟答　：“恩铭对我的确好，但那是私惠。而我杀他，是为天下的公愤。”是不是公愤且说，但革命党人“大义灭亲”的势头赫然如现，叫今天的思维去想，至亲至信之人尤可杀之，况天下不相识其他所谓敌人。中国人内斗，兄弟相残一节在接下来的时间接连不断。逝者如斯，是该反省这一个“杀心”究竟从何而起了。随便说下，是徐锡麟之弟徐柱被捕交代出了秋瑾。
革命党人的暗杀习惯并没有随着满清灭亡而收手，而愈演愈烈，暗杀成了民国的习惯，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政府。暗杀成了消灭政敌最直接的方式，不但如此，更恶劣的是，彼时新闻发达，暗杀完人还要栽赃他人以操控舆论。今天史料新出不少，许多以为已成铁案的再被翻开，由此发现真正是没有人干净了。陈其美密令蒋介石刺杀陶成章，因为陶成章批评孙中山，多年后蒋日记披露道：“余之诛陶，乃出于为革命为本党之大义，由余一人自任其责，毫无求功、求知之意。然而总理最后信我与重我者，亦未始非由此事而起，但余与总理始终未提及此事也。”为孙中山辩解。后陈其美亦被暗杀。说是由袁世凯指使，由张宗昌找陈的随员所为。姑妄听之吧。
袁世凯刺杀宋教仁案今天看也颇费思量，但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二次革命由此而发，中国人已不为政见费口舌了而直接见于武力。那一边西南军阀陆荣廷的儿子据说也是被袁世凯毒杀了，历史的荒唐就在这里，杀一个人以为平事端，结果而引起更多人被杀。或者事情其实恰恰是反的，杀一个人就是为了搞起事端，而有些人正好火中取粟。所以我们很是纳闷袁世凯一世枭雄，不应该这么短视啊。
暗杀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暗杀邓铿，孙中山和陈炯明干了一仗并打跑了陈炯明。陈炯明的儿子现在翻案说，这个事该是孙中山干的。所以也是姑妄听之吧。接着廖仲恺被刺，胡汉民涉嫌，讨到便宜是资历当时并不算老的蒋介石。由暗杀扩到阴谋，由杀一个人扩到屠杀。其实是很轻易过度，民国的初期其实就是在这样的戾气当中，接着中山舰事件、上海四一二清党。与之相对的是之前湖南等地农运清算，清党后的军事起义。党争变成了军事全面对抗。至于老军阀之间的刀光剑影已形成司空见惯。整个国家，屠杀变成常态，暗杀也多不胜数。从杀政要到民间复仇（如施剑翘刺孙传芳）。甚至形成如王亚樵这样的具有“暗杀大王”名头的闻人。蒋介石亦被其刺杀，但不幸的结果是汪精卫替了这几枪。汪最终也因这旧枪伤而死。
比起这些暗杀更可为可怕的是政府暗杀。这局实在失尽民心，如刺史量才、李公朴、闻一多。李、闻案据说为云南警备总司令霍揆彰主使，意在邀功于蒋。却不知道，坏掉的是整个政府的信誉。国民党失国退至台湾，尤还发生刺杀江南案。实在是劣行。如今民进党陈水扁选举的那两个子弹。很得国民党传统之神韵啊。
与之比较，共产党早期尤还组织锄奸队，如杀顾顺章。但整体来说，并不擅此道，或者说，其实有比暗杀更有效的方式。这个，我们知道就不说了。
刺杀是省便的解决问题的方案，但背后是对生命的绝对轻视。这个行为放在今天是恐怖主义，而另一个层面，则是面对问题所呈现出心智的怯弱和拙劣。是的，这个问题我讲的有点绝对了，但最近美国发生谋杀堕胎医生的事情，美国总统奥巴马是怎么说的，他说：无论美国在解决像堕胎这类棘手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都不应该用这样凶残的暴力手段解决。
一直以来，我们的是非观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小我们对于影视作品中的正反派人物结局，所关心的往往只是“他死掉没有”。我们对于生命是轻视的。民国暗杀之多，以至整个民国行政陷入一个下作、残酷的流血循环当中。所以上节我赞许晚清肃亲王保全一样搞刺杀的汪精卫一事。当暴厌充斥心头，失去了从容和理智，那一份原谅之心将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鲁迅爱过的女人 [转帖]

　　蔡登山

　　都是月亮惹的祸？

　　　　——鲁迅与高长虹之间的一段公案

　　一首诗引发的流言纠纷

　　
　　1926年11月21日，“狂飙社”作家高长虹在上海《狂飙》周刊发表了情诗《给——》，第28首中有这样几句：

　　我在天涯行走，

　　太阳是我的朋友，

　　月儿我交给他了，

　　带她向夜归去。

　　不久，身在厦门的鲁迅，接到北京的韦素园的来信，报告了有关“月亮诗”的传言──也就是指高长虹自比太阳，而把许广平比做月亮，诗中“月儿我交给他了”，是说他把许广平交给了鲁迅。

　　鲁迅在同年12月29日复信给韦素园说：“……景宋（即许广平）在京时，确是常来我寓，并替我校对，抄写过不少稿子……这回又同车离京，到沪后，她回故乡，我来厦门，而长虹遂以为我带她到了厦门了。倘这推测是真的，则长虹大约在京时，对她有过各种计划，而不成功，因疑我从中作梗。其实是我虽然也许是‘黑夜’，但并没有吞没这‘月儿’。”

　　此外，高长虹在同年的11 月9 日所写的《时代的命运》一文里说：“我对于鲁迅先生曾献过最大的让步，不只是思想上，而是在生活上，……这倒是我最大的遗憾呢！”这所谓“生活上”的“让步”指什么呢？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太阳、月亮、黑夜”的说法。因为当时社会上对鲁迅的一举一动都是十分关注的。尤其是“女师大事件”后，关于鲁迅抛弃原配夫人朱安以及鲁迅与学生许广平之间的关系，有过不少流言。因此，有好事者将这首诗认为是高、鲁、许三人之间的“爱情纠纷”，也就顺理成章了。在同一天，鲁迅也给许广平写了信，信中说：“北京似乎也有流言，和在上海所闻者相似，且云长虹之拼命攻击我，乃为此。”“用这样的手段，想来征服我，是不行的。我先前的不甚竞争，乃是退让，何尝是无力战斗。”

　　回顾高长虹与鲁迅的交往，始于1924年12月。从此时起到1926年4月高长虹离开北京前的一年多里，据《鲁迅日记》统计高长虹去过鲁迅家七十多次，高长虹自己说与鲁迅见面一百多次。总之，双方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的。《莽原》创办初期，高长虹是出力最多的一个。他不仅在事务方面贡献颇多，在创作方面也奉献极厚。在《莽原》周刊创办的32期中，几乎每一期都刊载过他的文章。

　　然而两人何以出现裂痕，起因在于所谓“压稿事件”。1926年8月，鲁迅离京后，《莽原》的编辑工作就交给韦素园。本来《莽原》创办时，鲁迅曾提出由高长虹来做编辑，但高长虹最终并没有接。（因为他心系《狂飙》事业，想扩大《狂飙》阵容，转移《狂飙》阵地。后来高长虹在1926年4月到了上海，经过一段时期的筹备，《狂飙》周刊如高长虹自己所说的又“借尸而还魂”了。）而就在韦素园接替主持编辑不久，就发生了1926年10月的退回高歌（高长虹二弟）的小说《剃刀》不用、压下向培良的剧本《冬天》不发的事情。同为狂飙社的高歌及向培良迅速向在上海的高长虹报告此事，高长虹马上在10月17日出版的《狂飙》周刊第二期发表《给鲁迅先生》和《给韦素园先生》的公开信，信中对韦素园的攻击是很不理智，而对鲁迅，除发了一遍牢骚之外，是要请鲁迅出来说句公道话：“如你愿意说话时，我也想听一听你的意见。”而此时远在厦门的鲁迅，却不想再介入此事件中，不予表态、不予理睬。

　　鲁迅、许广平及儿子周海婴　　高长虹紧接着发表的一万四千字的长文《一九二五，北京出版界形势指掌图》以及后来的一些短文，则展开了对鲁迅指名道姓的攻击乃至谩骂。而真正令高不满于鲁迅的，应该是他认为中国在五四运动以后，上世纪20年代中期，需要再来一次思想革命，而唱主角的就是以他为首的“几个青年”，而鲁迅等成名的人，应该退居二线，给他们一些帮助就够了，由他找人来替鲁迅“说他自己想说的话”。他当时应邀参加《莽原》的创办，看来就是基于这种想法。但他似乎想都没想到他是否具备领导一场思想革命的本事呢？他一开始就雄心万丈了。于是当鲁迅又被称为“思想界之权威者”时，他怎能不愤慨呢？对于高长虹的谩骂，鲁迅都一一加以反击。

　　无法知道高、许是否有过恋爱

　　高长虹和许广平的交往，据高长虹后来在1940年所写的《一点回忆——关于鲁迅和我》中说道：“一天的晚上，我到了鲁迅那里，他正在编辑《莽原》，从抽屉里拿出一篇稿子来给我看，问我写得怎样，可不可以修改发表。《莽原》的编辑责任是完全由鲁迅担负的，不过他时常把外面投来的稿子先给我看。我看了那篇稿子觉得写得很好。赞成发表出去。他说作者是女师大的学生。我们都说，女子能有这样大胆的思想，是很不容易的了。以后还继续写稿子来，此人就是景宋。我那时有一本诗集，是同《狂飙》周刊一时出版的（按：《精神与爱的女神》）。一天接到一封信，附了邮票，是买这本诗集的，这人正是景宋。因此我们就通起信来。前后通了有八九次信，可是并没有见面，那时我仿佛觉到鲁迅与景宋的感情是很好的。因为女师大的风潮，常有女学生到鲁迅那里。后来我在鲁迅那里同景宋见过一次面，可是并没有谈话，此后连通信也间断了。以后人们传说的什么什么，事实的经过却只是这样的简单……”

　　他们的信没有留下来，我们无法知道高、许是否有过恋爱。退一步说，即使高长虹和许广平在八九封信中曾经相爱，而后来许广平又爱上了鲁迅，这也绝不是因为高长虹“让步”的结果，而只能说是一种命运。

　　“月亮”原是“晋中才女”石评梅

　　至于《给——》中的“月亮”，据学者董大中先生的考证，是另外一个月亮：女作家石评梅。高长虹在离开山西一中后，曾到北京大学做旁听生一年。1921年春，他来到太原，在石评梅的父亲工作的山西省立图书博物馆当书记员。此时的石评梅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体育科求学，两人仅有过短暂的相见，那是石评梅放了暑假，回到太原，来博物馆看望父亲的时候。然而此时石评梅心中先有吴天放，而后又有高君宇，似乎没有高长虹的位置。这期间高长虹虽也展开对石评梅的热烈追求，但石评梅却不为所动。1925年3月5 日，高君宇病逝，高长虹认为石评梅在悲痛之余，必会另找新欢，而他将成为不二人选，于是他开始写下情诗集《给——》，甚至还有后来的小说《革命的心》。然而这对最终以身殉情的石评梅而言，是不会接受的，只能算是高长虹自己的“单相思”罢了。

　　总之，高长虹与鲁迅之间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各种思潮、矛盾发生复杂变化的大背景之下，出现的一次碰撞。由于两人的思想基础、思维方式、性格志趣等的不同，有着其内在的必然性。而“月亮诗”却成为催化剂。

　　　　鲁迅也喜欢北大校花吗？

　　鲁迅与马珏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

　　在上世纪30年代，全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有位校花，她名叫马珏。是北大教授马裕藻（幼渔）的爱女，人长得高而漂亮。

　　马珏，浙江鄞县人，父亲马裕藻，母亲陈德馨。1903年父母双双考取官费留学日本，父亲在日本帝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就读，母亲进日本目白女子大学学博物，经过7年苦读，一起毕业。1910年马珏出生于东京，在日本期间马裕藻曾与鲁迅等人一起听章太炎讲文字音韵学。1911年马裕藻回国后，担任浙江教育司视学。1913年至1915年任北京大学教授、研究所国学门导师，讲授文字音韵学。1921年任北大国文系主任，1920年8月6日，《鲁迅日记》云：“晚马幼渔来送大学聘书。”是两人共事于北大之始。

　　马珏晚年在《女儿当自强》一文中回忆：“鲁迅先生一度在北大任教，与我父亲是同事，他们性格相投，过从甚密。鲁迅先生经常来我家做客，与父亲一谈就是半天。”在1925年间，年仅15岁的马珏写下了《初次见鲁迅先生》一文，刊登于1926年3月的《孔德学校旬刊》上，那是马珏所就读的学校刊物。马珏晚年回忆道：“不久，鲁迅先生来孔德学校，读到那期《孔德旬刊》，我没想到，先生看到我那篇小文章后，十分高兴。他夸我写得好，说我写的都是实话。后来先生把它收进了他亲自编选的《鲁迅著作及其他》一书中。他还送书给我。过了几天，父亲还带我去八道湾鲁迅家去玩。从那时起，鲁迅先生到我家，常问起我；如果我在，便和我说几句话。我们还多次通信。根据《鲁迅日记》的记载，我向鲁迅先生请教的信和鲁迅先生的回信自1926年元月3日至1932年12月15日，通信持续六七年之久。1926年元月3日鲁迅先生在日记中写道：‘夜，得马珏小姐信。’这封信是我对元月一日先生寄赠《痴华 》一书的道谢信，信中也表达了对先生敬慕和渴望指教的热烈愿望。鲁迅先生总是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他几乎每信都回。非常令人痛惜的是我珍藏的那些鲁迅的亲笔信，在上世纪30年代初白色恐怖中被烧毁了。”

　　今查《鲁迅日记》中记有马珏者，共有53次之多，其中马珏给鲁迅信有28封，而鲁迅回信有13封，另有送书。

　　“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我起了个号”

　　马珏大约在1926年又给鲁迅写信，如实地把学农的志愿告诉了他。复信接到也很快。鲁迅先生在信中热情支持和鼓励道：“女孩子学农的不多，你想学，我赞成。”1928年春，马珏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30年转入政治系本科。对于她后来上政治系，完全因为父亲的关系，父亲让她上政治系，二妹马琰上法律系，是认为“中国妇女地位最低，你们出来要为争取女权做些事情”。他还对马珏说：“你出来可以当公使。过去当公使的都是男的，他们带夫人出国。你开个头，由女的当公使，你带丈夫去赴任嘛。”又对二妹说：“你可学习法律，将来就是离婚，也可以保护自己的权益。”

　　1929年5月17日，鲁迅从北平给上海的许广平写信中说：“今天下午我访了未名社一趟，又去看幼渔，他未回，马珏因病进了医院许多日子了。”到了5月29日，他给许广平的信又提到：“晚上是在幼渔家里吃饭，马珏还在生病，未见，病也不轻，但据说可以没有危险。”鲁迅对马珏是十分关爱的，马珏后来才读到《两地书》的这些文字，她表示十分地感动。马珏还说，“鲁迅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为我起了个号，后来觉得字过于生僻，就通过父亲转告我，可写成大家都认识的‘仲服’。称仲，是因为我排行第二。”

　　马珏长得非常漂亮，在北大被称为“校花”。1932年11月13日鲁迅从上海返回北京探视母病，马氏父女曾来看他，鲁迅铭感之，他在11月20日给许广平的信就说：“这种老朋友的态度，在上海势利之邦是看不见的。”

　　鲁迅喜欢马珏,但更多的是父辈的关爱

　　
　　1933年3月13日鲁迅在上海“得幼渔告其女珏结婚柬”。马珏嫁给天津海关职员杨观保，在当时又是一件盛事，《北洋画报》还刊登了他们的结婚照。据说杨观保与马珏相识已久，他对马珏颇为忠恳，每星期返平一次，经过长期交往，终获佳人芳心。但又有一说，指杨君能赢得美人归是疑有天助者，即此时有谣言发生，马珏不堪同学之讥笑，于是毅然与杨君结婚，当时马珏都还没有毕业。

　　十几天后，鲁迅在给台静农的信中说：“今日寄上《萧伯纳在上海》六本，请分送霁（李霁野）、常（常惠）、魏（魏建功）、沈（沈观，沈兼士的儿子），还有一本，那时是拟送马珏的，此刻才想到她已结婚，别人常去送书，似乎不太好，由兄自由处置送给别人罢。《一天的工作》不久可以出版，当仍寄六本，办法同上，但一本则仍送马小姐，因为那上本是已经送给了她的。倘住址不明，我想，可以托幼渔先生转交。”

　　对于马珏的结婚，鲁迅不再送书给她的事，李霁野也说：“一次送书给我们时，他托我们代送一本给她，我谈到她已经结婚了，先生随即认真地说，那就不必再送了。”李霁野说他当时认为鲁迅太过于小心了。而后来他知道周作人的夫人羽太信子污蔑鲁迅对她无礼，而导致兄弟失和，因而导致他过度的“防范意识”。但这种解释还是过于牵强，我们从整体观之，鲁迅是喜欢马珏的，由于她的外貌加上她的聪慧，但更多的是父辈的关爱，而非男女之情。尤其在认识马珏前后，许广平也进入了他的视野，而且两人由师生关系逐渐发展为男女关系，这其中鲁迅考虑很多，甚至都犹豫过。马珏是好友马裕藻的女儿，设若鲁迅对其有意，那不是更要遭受世人异样的眼光吗？但“美好记忆的憧憬”是存在鲁迅的心中，也因此一旦它突然失落，是会有点恍然若失的感觉，这或许是他不再送书或写信的原因吧。

　　　（摘自《鲁迅爱过的人》， 文汇出版社2008年6月版

 历史秘闻：古代最雷人的十大官场判词[转帖]

　　　　判词，乃古代官府断案的判决书。在中国古代，作为地方官很重要的一项公务就是审判案件。结案时，自然要草拟案情，作出判决。但是大多数判词是刻板冗琐的，但也有少数才华横溢且诙谐幽默的官员，给后人留下了一些短小精悍的判词佳句，使人读之不禁拍手称妙。因此，判决书虽系公文，但经常也有判词妙趣横生。下面便是从浩瀚的史料中撷取的古代官场最雷人的十大判词。

　　一、北宋真宗年间，崇阳县县令张咏发现管理钱库的小吏每日都将一枚小钱放在帽子里带走，便以盗窃国库罪把他打**牢。小吏认为判得太重，遂高喊冤枉。张咏提笔写下判词：“一日一钱，千日千钱，绳锯木断，水滴石穿！”小吏无话可说，只得认罪服法。

　　二、南宋时期，马光祖担任京口县令时，有一个书生翻墙进入所爱少女房间，于是被押至官府。马光祖问过案由之后，便出题《逾墙搂处子诗》对书生进行面试，那书生秉笔疾书：“花柳平生债，风流一段愁。逾墙乘兴下，处子有心搂。谢砌应潜越，韩香许暗偷。有情还爱欲，无语强娇羞。不负秦楼约，安知漳狱囚。玉颜丽如此，何用读书求。”马光祖一见，大加赞赏，不但不责罚书生的非礼之举，反填一首《减字木兰花》词，判二人结婚：“多情多爱，还了平生花柳债。好个檀郎，室女为妻也不妨。杰才高作，聊赠青蚨三百索。烛影摇红，记取媒人是马公。”

　　三、明代天启年间，有位御史口才颇佳。一名太监心怀嫉妒，便想方设法取笑这位御史，便缚一老鼠前去告状：“此鼠咬毁衣物，特擒来请御史判罪。”这位御史沉思片刻后判曰：“此鼠若判笞杖放逐则太轻，若判绞刑凌迟则太重，本官决定判它宫刑。”古代宫刑就是阉割，太监自取其辱，无地自容。

　　四、明朝时，江西南昌宁王府朱宸濠府上养有一鹤，为皇帝所赐。一日，仆役带鹤上街游逛，被百姓家里的一狗咬伤。狗的主人吓坏了，连忙跪地求饶，周围的百姓也为之讲情。但那位仆役不顾众人，硬是拉扯着狗的主人到府衙告状。状词上写着八个大字：“鹤系金牌，系出御赐。”知府接状，问明缘由，挥笔判曰：“鹤系金牌，犬不识字；禽兽相伤，不关人事。”判词堪称绝妙，入情入理，仆役无言以对，只得作罢。

　　五、明代福建龙溪县张松茂，与邻女金媚兰私通，被金家“捉奸成双”，把张松茂捆将到福建巡抚王刚中的大堂上，金媚兰跟着也跑来了。王刚中一看二人外貌，都是眉清目秀，举止儒雅，不像是放荡奸邪的小人，便有心成全二人，便问道：“你俩会做诗吗？”张、金二人惊魂未定，听了这句有些莫名其妙的问话，都赶紧点了点头。王刚中便指着堂前檐下蜘蛛网上悬着的一只蝴蝶对张松茂说；“如能以此为诗，本官便可免尔等之罪。”话刚说完，就听张松茂吟道：“只因赋性太癫狂，游遍花丛觅异香。近日误投罗网里，脱身还藉探花郎。”探花出身的王刚中心想此人才思敏捷，而且诗中有悔过之意，很是难得。便又指着门口的珠帘子对金媚兰说：“你也以此为题赋诗一首吧。”金媚兰略加思索，随即念道：“绿筠劈成条条直，红线相连眼眼齐。只为如花成片断，遂令失节致参差。”王刚中听罢，不觉击节赞叹。见他二人郎才女貌，年龄相当，便提笔写判词道：“佳人才子两相宜，致富端由祸所基。判作夫妻永偕老，不劳钻穴窥于隙。”二人磕头拜谢。金家见事已至此，也就息事宁人，很快为二人办了喜事。

　　六、明朝时，一年仲春，长沙农村两户农民的牛顶斗在一起，一牛死去，一牛受伤。两家主人为此大吵大闹，不可开交，当地的县令也难断此案。这时，两家主人听说长沙知府察访民情路经此地，便拦路告状。知府问明情况，当即判道：“两牛相斗，一死一伤。死者共享，生者共耕。”双方一听，觉得合情合理，于是争端平息，两户人家来往比以前更加亲密。

　　七、清朝康熙年间，福建泉州城外的“风月庵”中住有一位年轻貌美的小尼姑。当时这个小尼姑正与一位姓孙的公子相爱，想还俗嫁给孙公子为妻，但又怕人说三道四。思前想后，便向州府呈状，请官府恩准。知府接状一看，觉得有些可笑，便在小尼姑的呈状上批道：“准准准，准你嫁夫君。去禅心，超梵心，脱袈裟，换罗裙，免得僧敲月下门。”

　　八、清代郑板桥任山东潍县县令时，曾判过一桩“僧尼私恋案”。一天，乡绅将一个和尚和一个尼姑抓到县衙，嘈嘈嚷嚷地说他们私通，伤风败俗。原来二人未出家时是同一村人，青梅竹马私定了终身，但女方父母却把女儿许配给邻村一个老财主做妾。女儿誓死不从，离家去桃花庵削发为尼，男子也愤然出家。谁知在来年三月三的潍县风筝会上，这对苦命鸳鸯竟又碰了面，于是趁夜色幽会，不料被人当场抓住。郑板桥听后，动了恻隐之心，遂判他们可以还俗结婚，提笔写下判词曰：“一半葫芦一半瓢，合来一处好成桃。从今入定风归寂，此后敲门月影遥。鸟性悦时空即色，莲花落处静偏娇。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

　　九、清朝乾隆年间，江西某地一寡妇想要改嫁，但遭到家人与邻居的阻挠，她就向官府呈上状子：“豆蔻年华，失偶孀寡。翁尚壮，叔已大，正瓜田李下，当嫁不当嫁？”知县接状，挥笔判了一个字：“嫁！”

　　十、清朝光绪年间，绍兴著名讼师胡梅亭，一次接到一件案子，一青年寡妇要改嫁，因公公及小叔子反对未成。在讼之官府时，胡梅亭写的讼词是：“为守节失节改节全节事，翁无婆，年不老；叔无妻，年不小……”从伦理道德角度提出改嫁的理由。绍兴县令阅案卷后当即判了八个字：“留则危险，嫁则干净。”

“竹林七贤”及其外围人物[转帖]

■顾农

　　《世说新语·任诞》云：“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之竹林七贤。”除此七人之外，林下的外围还有那么几个人，也很值得关注。
　　首先一个是吕安。正始十年（249）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
实际上控制了中枢政权之后，阮籍、山涛先后结束隐逸生涯，出仕于司马氏，告别竹林；原先七贤中的三位领袖人物只剩下一个嵇康，本来意义上的林下之游已告结束，紧紧追随他的只剩下一个向秀；这时吕安加入了进来。这个结构较前紧密的三人集团或者不妨称之为“竹林后三贤”。《太平御览》卷四0九引《向秀别传》云：“（向秀）与谯国嵇康、东平吕安友善。其趋舍进止，无不毕同；造事营生，业亦不异。常与康偶锻于洛邑，与吕安灌园于山阳，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费。或率尔相携，观原野，极游浪之势，亦不计远近，或经日乃归，复修常业。”他们三人常常一起行动，在首都洛阳嵇康宅第或他的山阳（今河南修武）别墅锻铁灌园，继续过潇洒浪漫的隐逸生活。正是在这个“后竹林时代”，向秀为《庄子》一书作注，并且很快拿出了部分文稿给两位伙伴看，嵇康认为《庄子》无须加注，而吕安则赞叹道：“庄周不死矣！”（《世说新语·文学》注引《向秀别传》）其实向秀自有他一套，他通过注《庄》说出了自己要说的话，对庄子的学说作出了相当的修正和发挥。在这里庄周大约已经半死了。吕安连这个道理都不懂，他未能正式进入竹林集团，成为“八贤”之一，由此正可以得到一些消息。

　　吕安的哥哥吕巽是个道德败坏的色鬼，他灌醉吕安很漂亮的妻子奸污了她，事后竟利用自己的职权反诬吕安不孝，设法把乃弟流放到边远地区去。吕安只顾追随嵇康过浪漫的生活，不料后院出了这么严重的问题。于是嵇康写信与吕巽绝交，但不料吕安这时却写了一封非常莫名其妙的信给嵇康，把事情完全弄糟了。吕安严责嵇康不来救自己，在信中一再暗示嵇康与曹魏宗室的关系，说气话激他出来为自己辩护；又把自己描写成反司马氏之领袖的模样，讲了许多容易引起极大误解的话。信中“荡海移岳”、“平涤九区”等一番大话说得毫无根据，唯一的效果是引起司马昭很大的疑虑，加速他自己的死亡，并且连累嵇康。

　　吕安迅即被追收下狱，将遭严办。这时曾经受到过嵇康藐视的阴谋家钟会乘机报复，他向司马昭告发嵇康，甚至说“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世说新语·雅量》注引《文士传》）司马昭听信谗言，把嵇康也投入监狱。这一冤狱引起普遍的不满，太学生数千人上书请嵇康为博士，又“于时豪俊皆随康入狱”（《世说新语·雅量》注引王隐《晋书》）——许多人都想营救完全无辜的学术名流嵇康，但这样强烈的反应却于无意中造成一个嵇康乃是持不同政见之领袖的假象，钟会又继续大进谗言，从旁促进，于是口含天宪的司马昭仓促下令处死嵇康和吕安。等到死刑被执行了之后，司马昭才开始后悔，像嵇康这样并无危险的名士其实是不该杀的；但他同所有的封建政治家一样，决不肯公开认错。

　　与竹林有关的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是阮籍的儿子阮浑，他很想加入到竹林俱乐部里去喝酒清谈；阮籍说侄子阮咸已经进来，“卿不得复尔”（《世说新语·任诞》）。他大约看出了儿子并不理解自己和林下诸人，想挤进来仅仅为了“作达”，过一把浪漫的瘾而已。

　　无意于加入竹林之游而与诸贤特别是与其中心人物嵇康有些关系的，另有几位。首先有一位是同嵇康、阮籍都很熟悉的袁准（字孝尼），《世说新语·雅量》载：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寻亦悔焉。

　　袁孝尼请嵇康教他琴曲《广陵散》的特殊演奏方法，非老朋友不可能有这样的请求；嵇康不肯，到临死前夕才发现自己的绝技后继无人，不胜感慨——由此正可见两人的交情。

　　袁准与阮籍关系尤为密切，《世说新语·文学》载，阮籍为司马昭“为公，备礼九锡”写劝进文时就住在袁孝尼家里，“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阮、袁二人关系很不一般。

　　袁孝尼名准，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乃曹魏名臣袁涣之子，“常恬退而不敢求进。著书十万余言，论治世之务，为《易》、《周官》、《诗》传，及论《五经》滞义、圣人之微言，以传于世”。（《三国志·魏书·袁涣传》注引《袁氏世纪》）袁准见识甚高，例如他曾指出：“夫唯君子而后能固穷。故有国而不务食，是责天下之人而为君子之行也……有民而国贫者，则君子伤道，小人伤行矣。”（《袁子正书·治乱》）治国者首先应重民生，千万不能要求人人都是安贫乐道的君子，那是根本做不到的。君子偶尔比较穷，问题还不算很严重；但如果老是很穷，后遗症就很大了，所以这样的政策也是行不通的。袁准是一个头脑很清楚的人，这一方面他比嵇康、阮籍都要高明。嵇、阮是文学家，也是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嵇康尤甚，这样的文学家对于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不一定能有太清楚的认识。

　　同嵇康关系比较密切的有郭遐周、郭遐叔兄弟，又有阮侃（字德如）。他们分别与嵇康有诗歌赠答。二郭都觉得时事已不可为，不如隐入山林，修身养性。郭遐周送别嵇康时赠以五言诗三首，对嵇康不肯和自己在一起坚持隐居颇觉遗憾，赠诗其三结穴云：“勖哉乎嵇生，敬德以慎躯”，似乎已经预感到嵇康的性格很不适应当前的局势，于是特别提醒他保护好自己。郭遐叔则赠以四言一首（凡四章）、五言一首。其五言诗的结尾道：“愿各保遐年，有缘复来东。”嵇康到最后被杀时也还只有四十岁，二郭大约都比他年长，遐叔诗中的希望同样意味深长。隐士中真有目光如炬的高人。嵇康在回答他们的诗中同样表达了很深的友情，同时又委婉地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单是隐居还不够，应当进而修炼神仙道教：“良辰不我期，当年值纷华。坎壈趣世教，常恐婴网罗”——形势极为不佳，弄不好很容易陷入无妄之灾的法网，既然如此，“岂若翔区外，餐琼漱朝霞？”他离开二郭隐居的“北山阿”转赴他方，也许是去采药求仙吧？

　　阮侃其人思想上出入儒、道两家，政治上比较接近司马氏，入晋后官至太守（详见《世说新语·贤媛》注引《陈留志》，又《宋书·符瑞志》）；嵇康在临别赠他的诗中劝他不要卷入政治，以便远祸全身。阮侃在回答他的诗中一方面对嵇康的“良诲”表示感谢，但又写道：“洙泗久已往，微言谁为听。曾参易篑弊，子路结其缨。晋楚安足慕，屡空以守贞。潜龙尚泥蟠，神龟隐其灵。庶保吾子言，养真以全身。”表面上好像完全同意嵇康的意见，其实他还是一脑袋儒家思想，一时的退隐不过是“天下无道则隐”式的政治性退避，同嵇康的社会性哲理性退隐实际上很不同。其实就是在竹林七贤中，阮籍、山涛所实行者也是政治性退避：形势不明朗时退出政局，保护自己；一旦混乱微妙的局面变化了，还是要出山为官的——他们只是嵇康的同路人，分道扬镳是早晚的事情。

　　中古时代多隐士，其中的模式是多元的，就“竹林七贤”及其外围人物而言，就有好几路：二郭是老派隐士，遁入山林，远离政治；嵇康是比较新派的，既有很高的地位（中散大夫），又以神仙道教为精神支柱，追求服食养生，过半仙似的隐逸生活，这样也就远离了政治；阮籍只是一度避开政治，大部分时间仍在官场，他用不守礼法的特立独行寄托其精神自由并发泄其苦闷；山涛基本是个官僚，但也能喝酒谈玄，保留着若干道家思想；阮侃基本上也是如此；阮浑则是隐士的追星族，他后来进入官场，毫无异常的表现；吕安也属于追星一族，而以头脑极度不清为其特色，这样的风雅名士历史上颇不多见。　　

元朝是谁的历史怪胎[转帖]

拙文《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吗》在博客上发表后，引起博友极大兴趣，当然也带来了诸多疑惑——其中，最集中的疑惑集中在：蒙古族不是中华民族吗？作为蒙古族英雄的的成吉思汗难道不是民族英雄？
对此，我的回答是：的确，今天生活在内蒙古的蒙古族毫无疑问是中华民族。但是，我们不要忘了：生活在蒙古国（外蒙古），以及俄罗斯联邦的部分区域，如图瓦共和国、布里亚特共和国、赤塔州等的民族也是蒙古族，难道，这些国家或地区里的蒙古族也是中华民族？这里的问题出在成吉思汗当初建立的蒙古帝国事实上远不止中国，而是地跨欧亚，它疆域从辽阔的太平洋到狭长的波罗的海，从寒冷的西伯利亚到炎热的波斯湾——而中国仅仅是它其中一个征服地而已。如此这般，我们有什么理由声称成吉思汗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揆诸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蒙古帝国由蒙古人铁木真（成吉思汗）建立，国号大蒙古国。据《蒙古秘史》记载，其创始於贝加尔湖南岸，通常认为创建時間约为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各部落，始有“成吉思汗”之称号時的1206年。蒙古帝国建立后屡次对外扩张，成吉思汗在位时即先后与西夏、金朝、西辽、花剌子模等敌对，其继承人又经过两次大规模的西征，至1259年蒙哥去世前已控制了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华北、中亚、西亚以及东欧在内的广大地域。然而，蒙古帝国在1260年由于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争位走向分裂.1264年忽必烈（即元世祖）击败阿里不哥后，于1271年在中国中原建立了元朝（大元帝國），并随后于1279年灭南宋——这应该是我们理解问题的关键：因为忽必烈建立的国家才是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元朝”。
与此同时，与元朝并存的还有统治了中亚、西亚、东欧等地的四大汗国。1227年成吉思汗在贺兰山病死。当时的蒙古帝国包括蒙古高原、中国西北、东北、和华北的一部分，以及中亚、西亚大部。成吉思汗死后其子窝阔台继任蒙古大汗。1235年蒙古大军开始进攻钦察、俄罗斯，攻占莫斯科等城市（距元朝建立早36年）。1240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攻占基辅。1241年，拔都率部入侵波兰、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直至在奥地利的维也纳附近受阻于奥地利、波西米亚联军。1242年窝阔台的死讯传来，拔都率军东归争夺汗位的继承。这是蒙古大军所到最西的地方。后在此处建立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窝阔台之后经过贵由的短暂统治，成吉思汗的小儿子拖雷的儿子蒙哥继位。1252年蒙哥派其弟旭烈兀西征。1258年，蒙古帝国的西征军攻占巴格达（距元朝建立早13年）。1259年旭烈兀征叙利亚，1260年攻克大马士革（距元朝建立早11年）。1259年蒙哥大汗在进攻南宋时于重庆合川钓鱼城战死。旭烈兀回师争位，之后留下的少量蒙古军队在大马士革战败于埃及。埃及趁机重占叙利亚全境。蒙古帝国领土无法延伸到非洲。此处建立伊尔汗国，又称伊利汗国。
此时，蒙古帝国已正式分裂，“大蒙古国”不复存在。甚至到了元朝灭亡的1368年，塞外的蒙古政权还沿用大元国号，史称北元，至15世纪初去国号。四大汗国中，窝阔台汗国在1309年被察合台汗国和元朝瓜分。察合台汗国和伊儿汗国经多次分裂，最终均在1388年被帖木儿帝国征服。金帐汗国到15世纪分裂成了几个小汗国，最终在16世纪中被沙皇伊凡四世治下的罗斯公国全部占领。帖木儿是西察合台汗国突厥化的蒙古贵族的后裔，是成吉思汗的七世孙。他在1369年自立苏丹，征服察合台汗国和伊利汗国之后，北攻金帐汗国，南进德里（印度）、西面击败奥斯曼帝国苏丹巴耶塞特一世（小亚细亚）。帖木儿帝国的版图，东起印度河，西到小亚细亚，北自里海，南达波斯湾。1404年]帖木儿率领20万军队进攻中国明朝，结果在1405年进军途中病死。帖木儿死后，其帝国分裂，1500年亡于乌兹别克人昔班尼。帖木儿帝国不是蒙古帝国的一部分，但它是蒙古后裔所创，疆域大部分在原四大汗国的地方。帖木儿的后裔巴卑尔南下印度，建立莫卧儿帝国。
总之，蒙古帝国，是一个历史上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非最大的帝国，最大的帝国为大英帝国），为原大蒙古国的延伸，其也是历史上世界最大的帝国与国家之一，蒙古帝国最大疆域的面积高达3,300万平方公里，东到太平洋，北抵贝加尔湖，西达黑海沿岸，南至南海。占了世界土地面积的22%，超越了五分之一，为20世纪时苏联的1.5倍，现今俄罗斯的1.9倍，含盖了当时疆域内1亿的人口。
还值得一提的是，成吉思汗对占领地宗教一视同仁，并不象有些网友认为的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教。这点，英国史学家道森在其《出使蒙古记》中，有清楚的说明：“成吉思汗亲自规定，一切宗教都应受到尊重，不得偏爱，对于各种教士都应恭敬对待，把它作为法令的一部分。他在东方和西方的所有后裔历代都忠实地遵守了这项原则。”他分析了这一政策产生的原因，认为“蒙古和土耳其斯坦是世界上各种宗教会合的地方，蒙古人自己作为新来者发现，佛教、基督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已经在一些民族中间扎下了根，而他们是从这些民族获得初步文明的。在他们的部众和同盟者中已经有相当多的人信奉以上各种宗教。”
通过这段历史的简单梳理，我们能够得出的结论只能是：中国只是蒙古帝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原因是：蒙古铁骑征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包括现位于中国境内的西夏、金和南宋等，只是當時蒙古帝国的一部分。蒙古统治者在中国地区的统治后来被明朝推翻。现在中国的其他曾经属于蒙古帝国的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等，是在清朝时并入中国的。与此同时，对征服地的宗教他也一视同仁，并没有把中国儒教视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国教。既然如此，作为被征服者之一的中国，我们有资格有理由把征服者称为自己的“民族英雄”么？如果这样，其它许许多多的被征服者是不是也可以把成吉思汗奉为自己的“民族英雄”？
其实，这个道理鲁迅早在1929年就讲过了：当时，国民党政府试图以武力接收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双方发生冲突，因此中国国内掀起“反俄运动”。在此背景下，有名叫清癯的人撰写题为《吾国征俄战史之一页》的文章，历述蒙古人对俄罗斯的征服战争，作为自大本钱，其中有云：“乃尝读史至元成吉思汗，起自蒙古，入主中夏。开国以后，奄有钦察阿速诸部，命速不台征蔑里吉，复引兵绕宽田吉思海，转战至太和岭。自太宗七年，又命速不台为前驱，随诸王拔都，皇子贵由，皇侄蒙哥等伐西域。十年乃大举征俄，直逼耶烈赞城，而陷莫斯科。太祖长子术赤遂于其地即汗位。可谓破前古未有之纪载矣。夫一代之英主，开创之际，战胜攻取，用其兵威，不难统一区宇。史册所叙，纵极铺张，要不过禹域以内。讫无西至流沙，举朔北辽绝之地而空之。不特唯是，犹复鼓其余勇，进逼欧洲内地，而有欧亚混一之势者，谓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得乎……。质言之，元时之兵锋，不仅足以扼欧亚之吭，而有席卷包举之气象，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勇气者，固自有在。余故备述之，以告应付时局而固边圉者。”作者的用意是明显的。他以很自傲的语气把蒙古人十三世纪占领过俄罗斯的历史都数落出来，意欲鼓励中国人的反俄士气和蔑视俄.但是作者站错了位置，张冠李戴了。
鲁迅对此评论道：“清癯先生是蒙古人，倒还说得过去。否则，成吉思汗‘入主中夏’，术赤在墨斯科‘即汗位’，那时咱们中俄两国的境遇正一样，就是都被蒙古人征服的。为什么中国人现在竟来硬霸元人，为自己的先人，仿佛满脸光彩似的，去骄傲同受压迫的斯拉夫种的呢？倘照这样的论法，俄国人就也可以作‘吾国征华史之一页’，说他们在元代奄有中国的版图。倘照这样的论法，则即使俄人此刻‘入主中夏’，也就有‘欧亚混一之势’，‘有足以壮吾国后人’之后人‘之勇气者’矣。嗟乎，赤俄未征，**已出，殊‘非吾国战史上最有光彩最有荣誉之一页’也！”的确，成吉思汗的版图扩大并非是中国的光荣，蒙古人对于汉族和对于俄罗斯族同样都是征服者，如果拿成吉思汗和他子孙的征服来自豪或炫耀的话，那么俄罗斯人更有资格发言，因为他们被征服得比中国还早。而以成吉思汗作为自己民族英雄，俄罗斯人也更有资格——同样是因为他们被征服得比中国还早！

 副军长枪杀副政委 1972年“余洪信事件”真相[转帖]

发现
1972年6月，山西省榆次的一垄麦田，发现一具尸体和两把枪。
发现尸体的两个后生不知深浅，一人用镰刀挑着一把枪，到支部书记那儿报告去了。而支部书记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了桌子一角的那张通缉令上:一张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省公安机关军管会和省革命委员会人保组红色印章的通缉令，后附公安部的二号通缉令。
书记看着通缉令，越看眼睛越发花，头皮越发麻。他一时无法把麦田里的那具尸体和两把枪跟这么大的一件事儿联系起来，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抓的人，63军副军长余洪信，居然就死在了自己管理的地界上。社会上早已把这件事传得沸沸扬扬了，远比通缉令上说得邪乎。通缉令上只说是行凶杀人后畏罪潜逃，杀了什么人？杀了几人？因何杀人？一概没说。传言满天飞，人们乐于听更乐于传，哪儿管传言有几句是真，有多少是假。况且，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余洪信究竟逃到了哪里？接下去还会发生什么?
书记的眼睛盯在那两把枪上，冷汗顺着手心就流了下来。天下传言汹汹，关他鸟事？现在最重要的事儿就是，不论那人是真的余洪信还是假的，都必须赶紧向上报告！
报告一级一级，从县到省，不敢延迟，报告到省里，省里派人去看，觉得没问题，63军军长看后说就是余洪信，公安部报给中央，中央说，那不行，不能说就是，得拿证据说话，首先要弄清是不是余洪信，如果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
身为余洪信专案组的成员，乌国庆领命赴榆次。他不知道这一次，是余洪信的真身？还是又一次的谎情和扑空？因为案发以来，从南国到北疆，他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奔赴现场给余洪信验明正身了。
传说
应该说，在乌国庆的刑侦生涯中，63军副军长余洪信的案子是他经办的第一起案子。
作为当时为数很少的具有高学历的刑侦技术专业人才之一，乌国庆在1969年和许多人一样经历了下放劳动的命运，乌国庆去的地方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的笔架山。而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月里，如乌国庆一样的许多刑侦技术人才最终能回到自己的专业岗位上，还缘于1972年西安人民大厦发生了一起跳楼自杀案子，那个案子因为现场没处理好，总理亲自过问能办案子的人都哪儿去了，有人回总理说，都下放劳动去了！总理亲自批文招回！
时隔多年，乌国庆仍清楚地记得他是1969年3月8日走的，1972年3月8日回来的。1972年，中国还没“粉碎四人帮”，林彪刚被揪出来。
这一年乌国庆36岁。回京两个月后，他被中央抽去搞余洪信的专案，余洪信案是他刑侦生涯的第一案，乌国庆也是从此开始了他传奇般的刑侦破案生涯，几十年来，乌国庆所经办的案子几乎全是央批国字号大案。
对于余洪信，坊间流传的颇多版本都是有关余洪信支左时的作风问题，乱搞男女关系和奸污妇女种种，而余洪信因何开枪杀人？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描画得清。
曾经在临河当过支边知青的学者作家李零在他的《花间一壶酒》书中记述:余洪信事件对临河人震动很大，但很多做“文革”史的都不清楚，问谁谁不知。只是后来打电话，问一个熟人，当时在“前指”驻临河的医院工作，才知道点来龙去脉。据说，他有作风问题，搞女人，居然搞到“太岁”头上去了，惹出大祸，因而开枪打准备处理他的政委。政委军事素质高，一个骨碌滚到床下，老婆被打死。我还记得，老乡管那个医院叫“毛驴圈”……
一个叫清源的女孩，当年那一晚她就身在那个军部大院里，如今已近半百的她，忆起当年那个混乱不堪的夜晚犹在昨天。
1972年5月的一天，晚上军部礼堂演出节目，好像是样板戏.。我们一帮孩子基本是每逢有演出都去看，与其说是看戏，不如说是捣乱，一帮孩子聚到一起胡侃乱闹，戏散后，回到家里应是九十点钟，小时候总爱睡前看《水浒》类的小说，看了会儿小说就关灯睡觉。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大声嚷叫，是女人的声音。由于我家的房子靠近围墙，墙外是一条土公路，还以为是那里发生拦路抢劫。当时父亲下部队蹲点不在家，母亲从里屋出来问我祖母:你听见喊声了吗?祖母说:听到了。是不是老余两口子又闹起来了，要不你过去看看……母亲和祖母说话时，又传来了“救命啊!救命啊!”的嚷叫声，紧接着就听到“叭!”“叭!”的枪声。
余洪信家的后门离我家前门大约10米左右，他的小女儿和我是同学，母亲听到枪声后，赶紧到客厅给宋副政委家打电话。电话接通没说两句话，母亲马上放下电话说，把灯关掉!就在母亲打电话时，又先后传来四五声枪声，大约过了十几分钟，听到窗外有很多脚步声，我掀开窗帘一角往外一看，好家伙———院里站满了持枪的战士。这时，祖母对我说:别看了，睡觉!那年我才14岁，对事件的严重后果浑然不知，倒头就睡大觉了。第二天早晨开门一看,前门站着两个持枪的战士，西边靠路那儿也站着两个。我又跑到后门，那儿还有两个。这时我才感觉出大事了。很快父亲也从下面的部队赶回来了，随后军部大院展开了大搜查。枪声的经过也慢慢知道了一些，起初的两枪是余洪信向他老婆开的，因女儿拉住而没打到，余的老婆从家中边喊边跑了出来。余洪信从家里追出来后，碰到听到枪声出来的杨副政委，一枪打到杨副政委肩膀处。后又到曹政委家，恰巧卧室灯开着，余洪信从卧室窗户向内开枪，将曹政委家属打死。随后余洪信逃出军部大院……
因为是多年以后的追忆，记忆这件事就像一列在风中疾驰而逝的列车，它有自己的轨道，但人们无法一一还原固定它原始的模样和细节。
真相
而在乌国庆的眼里，那些事实和真相一直都在那儿。
故事开始于余洪信的被闲置。他在等待一个对自己的处理结果，人们在远远近近里议论他的作风问题，当他走过时，他们装作什么都没说，只用异样的目光偷偷打量他，男女作风问题使一个人的从前和以后都变得不光彩。而他自己，开始有一些直觉里的慌慌然。于是当他听说“北京军区的张政委要来”的时候，他乱了。他满脑子都是张政委来究竟是干什么？他认为军区的张政委来一定与他的事有关。他知道63军军委提出过一个处理意见，他的事是军里研究，然后报北京军区批，但北京军区没同意。那么，北京军区会把他怎么样？
余洪信的这一天，过得混乱而又漫长。回到家，老婆和女儿都在，可是没人理他。他落寞地想睡觉，可是觉得很受伤的老婆怎么能容忍他像没事儿人似地倒头就睡呢，她还在气头上。她睡不着，她也不让他好睡。
被撵赶着起来的余洪信，可能心里觉得，在外面发生天大的事儿，还有一个家可以退守，可是，看着惟一尚能容身的家也不安稳了，他真的绝望至极了。明天，一切都还未卜，他不知等着他的明天到底会是什么，他心中还有一个解不开的结儿，那就是，北京军区的张政委到底为什么来？会对他怎么样？
余洪信惆怅烦闷地走出了家门。
没有人知道走出去之后的余洪信想了些什么。只是，当他再次推门回到家里时，他手里有了一把枪。老婆诧异地问，你的枪不是收回了吗？你怎么又有枪了？你这是怎么回事？他女儿警醒得比他的老婆快，他什么都没回答就朝着他老婆开枪了，但因为他女儿抢先一步拦了他一下，子弹没打中他老婆。他喜欢他的这个小女儿，所以也就没有朝女儿再开枪。
或许他也并不想真的把他的老婆打死，因为以他的枪法，在那样的距离里，他完全可以要了老婆的命。他也没有再补枪，那么他回到家，放这一枪，或许就算是他以这样一种特殊的方式跟他的亲人作最后的告别？
也或许，他离开战场已经很久了，他不知他还能不能像从前一样开枪？最重要的是，从前都是朝敌人开枪，现在，今晚，他要朝着自己人开枪，他们跟他一起征战过，一起工作，一起相熟，一起共事，他不知他是否下得了手，他要回家试一试，能开第一枪，就能开第二枪第三枪，第一枪开了，他的杀戒就开了。
杀戒一开，他的眼睛就红了。射出的子弹是收不回枪里了。他的身体好像已由不得他本人控制，而是另有一个困兽夺取了控制权，困兽命令他从军部大院里最大的官开始下手，最大的官就是军长了。所以先去军长家。
他就提着枪去了军长家。他敲军长家的门，里边没人应，没人开灯，也没人开门。他在军长家的门外站立了一会儿，等着有人给他开门，谁给他开门，谁就将是他枪下的第一个鬼。子弹就在膛上。等待的那一会儿，比一生长。军长家人是睡熟了，还是有警觉?抑或是这样的敲门根本就不合军长家的规矩，大半夜的，不可能是谁敲门都给开的。而没给夜半敲门的余洪信开门实在是军长家的幸中之大幸。
余洪信并无在军长家死磕死打的意念。他转身就往政委家走。因为在自己的家中已经开了第一枪，他知道他不能在军长家的门外恋战，过不了多长时间，军部大院就会乱起来，就是他的老婆和女儿不张扬着把他的事闹出来，也一定有很多人听到了枪声。军部大院里的人，军人出身，对枪声当然是最敏感的。他很快就会被发现，在被发现之前，他要做点什么，他一定要让自己做点什么，他握枪的手已经难耐头脑里那一股又一股无法令自己安定的热浪了，那热浪海啸一般将一个人冲顶到昏天黑地之中。
政委家也黑着灯。他敲门，屋里的灯亮了，余洪信在暗处，透过敞开着的窗子，看见是政委的老婆开的灯，他等不及政委的老婆走到门口给他开开门再开枪，透过敞着的窗子，他从窗外就朝里打了几枪，把政委的老婆打死了。
这时的余洪信已经拔腿往副政委家那儿去了，杨副政委一听见枪声就出来了，可是杨副政委高度近视，黑暗中，他根本看不清提着枪的余洪信，而余洪信看见杨副政委就开了枪，一枪就把杨副政委就给打趴下了。好在黑暗中子弹是从杨副政委背部的皮肤底下穿过去的，杨副政委只是受了伤，生命无虞。余洪信撂倒了杨副政委好像就大功告成了，他就从首长住的小院往外走，这时候，负责首长小院保卫的保卫干部听见枪响正一路循着枪声跑过来，他一看迎着他的面过来了一个人就赶紧问:“谁啊？”他的话到，子弹也到了，余洪信举手就朝着那保卫干部开了枪，把保卫干部给打伤了。这个保卫干部是最后一个看见余洪信的人，自此，余洪信就在人们的视线里消失不见了。
余洪信跑了。
追捕
案子罕见，乌国庆被抽到专案组后，中央要求是活着见人，死了要见尸。全国通缉余洪信，有重要线索乌国庆他们都要赶去查实，后来，到处都是线索，就好像余洪信随时随地出现在全国各个地方，哪儿都报说发现了余洪信！
一个叫大漠老哥的老兵从团部返回乌不浪口。路过德令山东边的三岔路口时，被两个左臂上戴着红箍的民兵把车拦回。
回到乌不浪口，他发现在公路的三岔路口处部队已经设了卡，有3个当兵的在检查来往车辆，其中两个拿着半自动步枪，一个腰间挎着手枪，像是个带班的。凡是开往后山的车辆都是重点检查对象。
一辆军用北京吉普从五原方向疾驰而来，从车牌上看是巴盟前指的车。站岗的士兵举起手中的小红旗，示意停车检查。没想到北京吉普不但未减速，反而加大油门想冲过去。带班的见情况不好，迅速拔出手枪朝着天上“啪啪”就是两枪。吉普车一个急刹车，停在了岗哨前。停车后吉普车司机往对面山梁上望去，立刻吓出了一身冷汗:就见山梁上架着一挺轻机枪，两个当兵的趴在机枪后边，瞄准了这辆汽车。如果再不停车，肯定就是一梭子。
当然，车上并没有余洪信。
类似事件在潮格旗（现乌拉特后旗）也发生过。
在潮格旗有一个空军的雷达站。雷达站的一辆汽车修理后在荒滩上试车。负责追捕余洪信的解放军战士从望远镜里发现一辆军车走走停停，怀疑是余洪信要越界逃跑，就向上级作了汇报。上级指示，必要时可将其击毙。解放军战士埋伏在汽车前方，待汽车离近后，冲锋枪一梭子打了过去。军车被打蒙了，停在原地动也不动。战士们围过去才发现是空军的车子。幸好子弹没有打着人，只是把车身打成了筛子。
兵团的女兵王红所在的连也不知从哪儿得到的消息说，余洪信逃到了她们连前面的沙漠，于是全连齐出动，折腾了半宿，一无所获。
跟王红在一个兵团一起半夜去抓余洪信的海兰兰多少年以后生儿子，万没想到给她剖腹产时主刀的医生居然是余洪信的女儿，真叫人暗叹人世间怎么还有如此的机缘巧合。
这一天，又有报告，黄河老牛湾那个地方漂着一具尸体，头上有疤，很像余洪信。乌国庆等人申请了一架直升机，直奔老牛湾现场。
那是乌国庆有生以来第一次坐飞机。飞机降落到一个叫偏关县的地方。当地老百姓没见过飞机，这个稀罕啊，什么都不干了，纷纷从田间地头和家里往落飞机的那块地界跑，不一会儿就把乌国庆他们连同飞机都围上了。
下了飞机，乌国庆一行人不敢耽搁就往现场奔。离开县城没多远就进到了沙漠里，车子在沙漠里走不了，乌国庆他们只好下来推，可是，那车子在沙漠里推也推不动，退也退不出来了，没辙，他们只好带上勘查检验现场必备的工具和照相器材，身背肩扛，在沙漠里走啊走，整整走了一个晚上，带路的人说离现场还远着呢。一行人一听几近崩溃，这时才觉出又困又饿，他们寻到一个老乡家，放倒身子睡了一觉，再走，到了中午12点，终于走到了现场。那儿的确横陈着一具尸体，已经腐烂了。一检验，乌国庆说，这个人不是余洪信。余洪信打仗时脑袋受过枪伤，弹皮留在了头皮里，这个人虽然头皮上也有疤，但头皮里没有弹皮。再有，余洪信的阑尾不在了，经解剖尸体，这个人有阑尾。这个人肯定不是余洪信。
证明这个人不是余洪信没用多少时间，可是这来去之间遭遇的惊险却让乌国庆永生难忘。直升机快降落的时候，离地没多高的距离了，驾驶员才看见下边的电话线，飞机要是落到电话线上或是电话线要是缠到飞机上，那可就全完了，驾驶员赶紧关油门，惊魂未定中飞机就掉下去了……
好在飞机没有炸，暖壶水瓶就碎在四周，他们侥幸受了点轻伤，其实他们都心知他们那是侥幸地逃过一劫。
乌国庆他们只能等着救援的飞机来。
救援的飞机降落时没有通知给当地。当时，全军总动员，全力缉拿余洪信，当地驻军看着在空中盘旋来又盘旋去好半天的飞机就以为是余洪信来了，等飞机一落，部队就把飞机包围了，机上的人赶紧跟部队说明情况，说是来接中央派来的办案子的同志。一说老牛湾，战士们说那远了，飞过了几十公里了。
重新起飞。这一回看见乌国庆他们几个人了，飞机在他们头顶的上空转了半天，最终把他们带到了一个实验机场。机场那儿有部队把他们往县城送，沿路看见到处都在设卡，跟他们同车的一个战士，长得有点胖，过卡下车接受检查时，人家就把他给按住了，非说他长得像余洪信。乌国庆他们解释半天，才让人相信他们是来抓余洪信的，并非余洪信。
落定
抵达山西榆次的乌国庆看见了那片麦田，麦子倒伏。一个人就躺在一片麦子的倒伏里。
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余洪信？从中央到地方，直至这一片麦田四周站满的人群，远的近的，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一层一层的人都等着乌国庆看后给出一个结果。
两支枪在。是被搬动过的那两支枪。那两个报案的后生头都不敢抬，生怕他们因动过那两支枪从此牵累到他们。
乌国庆仔细查枪号，余洪信的两把枪是从警卫连拿走的。枪号正是63军军部警卫连的。此人应该是余洪信。但这并不能足以就证明该人就是余洪信。
乌国庆又看那人头上的帽子，帽子上有余洪信的名字。
那人身上还有钥匙。紧急派人送军部，一串钥匙，有能打开他家门的，也有能打开他办公室门的。
血型。和余洪信原来档案里的血型一致。
这个人的头部有疤，头皮里有弹片。跟余洪信的特征一致。
再有，尸体腐败的程度，与余洪信逃出的时间吻合。
另外，让他的老婆孩子们看，他的老婆说，毛衣是我给他织的，鞋垫是他在内蒙古时，那些野女人给他纳的。他的孩子看了也说是。
乌国庆认定该人就是余洪信确定无疑了。
那么，接下来的关键就是余洪信是怎么死的，自杀还是他杀？
乌国庆鉴定为自杀:死者的头部同时各有接触射击的射入口和射出口，说明余洪信是用两支枪同时发射的。开枪射击时有气浪在一个人的生命、麦子和泥土间开出喧嚣的花。
乌国庆看见:一切的喧嚣，都有落定的时候。

 洪洞大槐树的记忆：揭秘明朝初年的人口大迁徙[转帖]

大槐树传说与中国人的祖先意识
“问我故乡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窝”。自明朝以来，这首民谣就一直在我国各地民间尤其是黄河下游地区广泛流传，甚至在海外华人、华侨群体中也时常可以听到。洪洞县大槐树之所以成了中华儿女魂牵梦绕的精神寄托，是因为它承载着先人对故土家园的依恋和顾盼。同时，民谣中又分明流露出发生在明朝初年那场大规模移民运动中的血泪情别。

一亿人的故乡
中国古代的移民活动自史前时期起，就一直不断地进行着，其中既有自发的，也有被迫的；既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明朝初年的移民活动自明太祖朱元璋起，经建文帝、明成祖，历时五十余年，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史所罕见。当时的移民可分为以经济为主的移民和以政治、军事为主的移民。以政治、军事为宗旨的移民活动，主要指明朝初年朱元璋强迁苏、松、嘉、湖地区的富户于其龙兴之地濠州和龙居之地南京，以及明军攻克大都后，为加强该地的军事实力，将山西或山后地区大量的民户迁徙至居庸关以南和北平地区。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尽快使新迁之都北平繁荣起来，又将江南地区大量的富户和工商业者强行迁至北平。明朝初年，以发展经济、稳定社会为宗旨的经济移民活动，则以山西的大槐树移民规模最大、涉及范围最广、计划性也最强。这种移民活动，从洪武二年开始，一直持续到永乐末年，规模较大的移民活动前后共计十八次之多，移民总人口超过百万人，迁民地区涉及今天的十八个省市的五百余县市。
历史上次数众多、规模不等的移民活动，为后人留下了程度不同的文化遗产。史前时期的民族大迁徙，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同宗共祖的民族认同感；西周初年的殖民性移民活动，有力地促进了西周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的大量内迁，促进了当时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构成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十分重要的一环。但综观历史上曾经发生的历次移民活动，没有任何一次能比明朝初年的那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留下的烙印更深刻。那大槐树上的老鸹窝，成了现今一亿多华夏子孙心目中故乡的象征，成了他们萦回梦里的精神家园。

民俗学上的痕迹
明朝强制性的山西移民活动开始后，每次移民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千民户，甚至万余户。当时山西移民主要来源于太原、平阳二府和潞、泽、辽、沁、汾五州(见《明史•食货志一》)，即以今天的太原、临汾、晋城、长治等地为移民的集散地，而位于交通要道、人口稠密的洪洞县自然就成了重要的移民集散中心之一。当时官府在洪洞县城北的广济寺(建于唐贞观年间)设局住员，负责给集中起来的移民编号发放“凭照川资”，之后移民们便由此散奔向冀、鲁、豫、皖各地的不归之路。广济寺旁曾是宽广的驿道，驿道边有一棵长势茂盛的大槐树，因位于空旷的汾河滩上，老鸹便在树冠上垒起了舒适的巢窝。根据史料记载，移民活动大都选择在农闲的晚秋时节进行，而此时的槐树叶已经凋落，只剩下了光秃秃的树冠和那醒目的老鸹窝。栖息于树杈间的老鸹，在萧瑟的秋风中不时发出声声哀鸣。被迫登上不归之路的移民们，一步三回首，渐行渐远，遥望着大槐树上的老鸹窝，不禁潸然泪下，依依惜别。天长日久，岁月无情地冲刷去了寄居他乡的山西移民们对故土几乎所有的记忆，只有那临别之时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还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心头。于是，大槐树和老鸹窝就成了在移民群体中唯一广为流传的故乡的故事，成了他们思念故土之情的排解物，进而变成了故土的象征性符号，深深地融进了移民后裔们的血脉中。
大量山西移民到达迁居地后，在当地官员的监督下，以屯、营为基本单位定居下来。为帮助他们尽快恢复生产，政府给予了很多优惠政策:政府向他们免费提供农具、种子和耕牛，减免赋税，耕地由政府根据丁口的数量统一划拨，或五十亩，或八十亩，许多地方甚至规定“迁民附籍，任其开垦，亩数无定额”。如洪武三十五年，就对迁往北平各地的民户“给钞，使置牛具、种子，五年内免征其税”(以上见《明太祖实录》)。朱元璋还于河南设置了司农司专门负责移民垦田的管理工作，规定凡农民及移民开荒，均归开荒者作为永业。明太祖还责成地方官员发放耕牛、种子给流民、移民，以帮助他们恢复生产。
明初山西洪洞移民的迁入地，据《明史》、《明实录》及大量家谱、碑文记载，主要分布于今河南、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北京等地，少量分散于今陕西、甘肃、宁夏等地。朱元璋的家乡安徽是元末农民起义的主战场，又是水、旱、蝗灾的频发地区。朱元璋起兵于此，转战江苏、湖北十余年，与元军及张士诚、陈友谅部反复争夺、殊死拼杀，造成了当地“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残破荒凉局面。因此，明初移民，朱元璋首先就想到了自己的家乡。朱元璋称帝不久，就曾将太湖流域的数千民户强行迁入他的家乡(《明史•食货志一》)。
洪武九年十一月，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田凤阳”(见《明史•太祖本纪二》)，目的是尽快让他的家乡繁荣起来。河南地区的移民以洪武年间迁入者居多，永乐年间次之。据方志、家谱、碑文资料统计，移民中有95%以上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如河南辉县的《穆氏家谱•序》中云，穆氏于永乐年间，“自……洪洞县乱柴沟初迁河南卫辉……穆家营庄，历居数世。至万历年间，又迁于获邑西北隅距城十五里穆家营”。从河南地区移民的分布情况来看，多处于黄河和淮河流域，这一地区因元末天灾人祸而人烟凋蔽。河北、北京地区的移民，据家谱、碑文等资料分析，大多是永乐年间自洪洞县迁入的，这与该地区“靖难之役”期间战乱破坏严重以及明成祖迁都北京有着密切的关系。迁往山东地区的移民主要分布于黄泛区的东昌、济南、兖州、青州等府，涉及今天山东的六十多个县市。移民迁入后，多以姓氏为村庄、屯名，也有以故土的县名为名的，如丁官屯、随官屯、胡官屯、李营、屯留营、长子营等。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组织结构，儒家伦理又主张“父母在，不远游”，安土重迁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因此可以断定，明初的移民是由政府强制性实施的，移民半路逃亡的事件经常发生。为防止移民的逃亡，移民官员想出了种种办法，如砸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用绳索捆绑等，这些民俗学上也有反映。据说凡大槐树移民的后裔，在生理上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双脚的小脚指甲是复合型的。之所以如此，民间有两种解释:一说是当时官员们为防止移民中途逃跑，就强行脱下他们的鞋子，在他们的小脚指甲上砍一刀作为记号，伤愈之后，移民们的小脚指甲就变成了复合型的了；另一说为当时政府规定家有两子以上的民户，除留下小儿子外，其余的儿子都必须迁出。生离死别之际，母亲为将来寻找儿子方便，便将被迁徙儿子们的小脚指甲都咬成了两瓣作为标记。这种生理特征，作为大槐树移民的遗传基因，也遗传给了他们的后代。官兵们在押送移民过程中，为防止移民逃跑，还强行将他们的双手反绑在身后，并用长绳索连成一串。由于长期的被押解生活，使他们逐渐养成了背着双手走路的习惯，而他们的后代也在耳濡目染中沿袭了这一生活习俗。押解途中，人们的大小便都要请求押解官员解开被绑着的双手才能完成，于是一有人喊“解手”，人们就知道行进队伍中有人要大小便了。久而久之，“解手”就成了移民群体中“大小便”的特殊代名词。
为防止移民在迁入地聚族而居，形成新的家族势力，影响社会稳定，明朝的移民条律还规定，凡同宗同姓者不能同迁一地。注重“行不更名，坐不改姓”的移民们，为了避免骨肉的再次分离，纷纷被迫痛苦地更姓易名，于是就从一些家族中分离出多个姓氏。据记载:“大明洪武二年，迁民诏下，条款具备，律森严，凡同姓者不准居处一村。(魏氏、刘氏)始祖兄弟二人，不忍暂离手足之情，无奈改为两姓——魏姓和刘姓，铜佛为记。”(曹县《魏刘氏合谱》)而那些不愿更改姓名者，只能骨肉分离、天各一方，被异地安置了。如，据家谱资料统计，山东境内的广饶陈官乡古氏与昌乐朱刘镇古氏、寿光田马乡古氏、五莲县古氏等，均来自于山西洪洞县古氏一族。

梦里萦回千百度
明初持续五十余年的大规模的强制性移民过程，充满了艰辛和血泪，除在移民群体和他们的后裔中留下了许多独特的生活习俗和生理特征外，这一举措确实对缓和当时的社会矛盾、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安定社会等都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移民活动，首先使移民地区的人口在短期内大量增加，有效地解决了当地劳动力不足的燃眉之急。如河南地区洪武二十六年的人口总数约为191.3万，到弘治四年(1491)迅速增加到约436万人。其次是耕地面积大量增加，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的垦田总数已达850万顷，比洪武元年增加了四倍。由于劳动人手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扩大，农业生产迅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粮食产量和田赋总额不断提高。如洪武十八年，全国的田赋总额约2081万石，到洪武二十六年，则猛增为3278.98万石。可以说，移民政策的强制实施，客观上缓和了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社会经济的繁荣，为永乐、宣德时期明朝的强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曾经的广济寺和大槐树，早已被不断泛滥的汾河洪水席卷得杳无踪影了。但作为故乡符号的大槐树及老鸹窝，却永远地沉淀在了那些移民后裔的记忆深层。自明初至今，民间自发的修订家谱、宗谱活动从来就无暇顾及官方三令五申的禁令，盛行不衰，移民们及其后裔在新的故乡另立族谱，他们每每把家族的源头追溯到那“梦里萦回千百度”的大槐树和老鸹窝。辛亥革命爆发后，三民主义唤醒了广大民众的自觉意识，激发了人们寻根问祖的热情。从专制桎梏中解脱出来的那些洪洞移民的后裔们，非常渴望能找到山西故里仍然健在的亲人，在他们中间悄然掀起了一股寻根祭宗的风潮。一些在移民后裔相对集中地区为官的洪洞籍官员，因为同宗共族的缘故，受到了移民后裔的热情礼遇。有感于此，1914年，曾经在山东等地为官的洪洞人景大启、刘子林等人倡议募捐，于古大槐树东旁同根孽生出的第二代古槐处筹建了古大槐树遗址，并竖碑立碣、组织人编修《古大槐树志》。20世纪80年代后，以大槐树移民遗址为载体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更加活跃。自1991年起，每年的清明节前后，都要在大槐树下举行隆重的寻根问宗文化活动，大槐树移民后裔们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虔诚地来到大槐树下，追忆那曾经梦中的情景，这里成了数以亿计大槐树移民后裔寻根祭宗的圣地。这种挥之不去的“同宗共族，天下一家”大槐树情节，就构成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44年新疆叛乱国民党驻军被灭 张治中化危机[转帖]

伊宁事变后，张治中被派往新疆，他的使命是“确保乌鲁木齐的安全，振奋士气”，然而他却走了一条和平之路，最终把偌大的新疆完整地交给了共产党，成为著名“和平将军”。
一、初飞新疆
1944年11月，新疆伊犁发生了暴动，消灭了国民党的驻军，成立伪“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1945年8月，伊犁、塔城、阿山三区的民族军队武装进逼玛纳斯河对岸，形势十分紧张。新疆变成汪洋中的一条船，危险得很。蒋介石知道后，立即采取措施，并命令张治中以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的身份飞抵新疆进行调处。蒋介石交代他此行的任务是“振奋士气，安定人心”“找出发生事变的原因”。
1945年9月13日，张治中从重庆飞往乌鲁木齐，当天下午，驻乌鲁木齐的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就向张治中汇报了乌鲁木齐随时被攻打的危险情况。张治中十分明确地认为，新疆的问题只有遵循和平的途径来解决。在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叶谢也夫的调解下，经过重重努力，通过曲折的谈判，于1946年春，国民政府与伊、塔、阿三区代表签订了和平解决争端的条款。成立了由各族人民代表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张治中兼任省主席，提出了“和平、统一、民主、团结”的施政纲领和增强中苏友好的外交政策，使新疆局面得以稳定发展。新疆问题和平地得到了解决。
具体来说，张治中主新期间，制定和推行的内外政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改组省政府，成立了有各民族代表的民主联合政府。实行省、县参议员、专员、县长民选、逐渐消除“大汉族主义”和“一切由汉人包办”的现象。二、休养生息，免捐减税，中央财力资助等，切实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三、坚持亲苏政策，实行“联苏”、“和共”政策。四、对于民族纠纷，采取忍让和宽大态度，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之，和平解决新疆的一系列问题。
二、释放政治犯
1946年4月1日，张治中被任命为国民党西北行营主任（直辖甘、宁、青、新四省）兼新疆省政府主席。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到重庆的张治中家里拜访，周恩来说:“我们有一批同志在新疆被盛世才逮捕并关着，至今生死不明，希望文白兄去后过问此事，释放共产党人为盼。”张治中答应了。
新疆狱中何以有一批共产党人？这要追溯到1933年，当时新疆发生了政变，军阀盛世才当上了新疆省督办兼主席，此人用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亲苏、亲共，一方面又亲国民党，采取了“反帝、亲苏、民族平等、亲国民党、和平”五大政策，把新疆搞成了自己独立王国。中共许多人，诸如陈潭秋、毛泽民、孟一鸣、黄火青、汪哮春等均在新疆政府中担任要职。1942年，由于苏德局势的变化，加上国民党反共高潮的影响，军阀盛世才相时而动，撕掉亲苏、联共的假面具，于1942年9月17日下令把中共在新疆所有人员160余人全部逮捕。并杀害了毛泽民、陈潭秋、林基路等3位同志。
张治中飞往乌鲁木齐后，未负周恩来的委托，不久派屈武等人多次去狱中探望和了解情况，并改善囚禁共产党的生活条件，俟机释放共产党人。另一方面，张治中打电报给蒋介石，分析关押共产党人利弊，提出释放“共产党政治犯”和平意愿。蒋介石迫于压力，同意无条件释放共产党政治犯。
1946年6月10日，131位释放人员分坐八辆大卡车从乌鲁木齐出发，向兰州进发。张治中派专人护送，一路曲折行进，1946年7月底，共129人平安到达延安。
三、和平解放新疆
1949年初，南京政府电令驻在乌鲁木齐的西北军政长官副长官兼新疆警备司令部司令陶峙岳将军，留一个旅在新疆担任防务，其余部队全部调回关内参加内战。随后，在广州的副总统李宗仁也电令陶峙岳带兵南下广州。陶峙岳都未答应，他的借口是，军队进关需要的大量汽车、汽油和现金，国民政府办不到。
陶峙岳和张治中协商后，积极着手新疆军队的和平起义问题。然而事情并非简单，在乌鲁木齐军队中，明显分成两派:罗恕人、马呈祥、叶成等是胡宗南的心腹，他们不愿意向解放军投降，而刘孟纯、屈武、刘泽荣等是亲共的民主将军，他们赞同和平起义，让解放军整编。经过机智及耐心工作，罗、马、叶打消了坚持进关并准备干掉刘、屈、刘三人的企图，于1949年9月20日答应接受解放军对新疆国民军队的和平整编。9月25日，陶峙岳将军宣布了起义通电。毛泽东、朱德于9月28日给新疆起义将士复电:欢迎并友好善待起义的将士。为建设新新疆而共同奋斗。
显然，和平解放新疆，张治中和陶峙岳起到关键性作用，功不可没。

 逃缅甸国民党残军纪实（之五）[转帖]

残军鲜血，奉养台湾贵族

江程浩
二00九年五月二十日

李弥与李国辉领着残军打进了云南，虽然只是进到云南边界转了一圈，更谈不上什么战果，但起码说明残军还是能打的，对于刚刚被共产党军队打得丢盔弃甲的国民党军队来说，逃到缅甸这支人数不多的残军是一支值得重视的力量。
国军又打回云南了，而且占了好几个县城，在抗美援朝战争正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残军这一个小小的胜利硬是让台湾的蒋介石好兴了好几天。残军的行动，不仅拖住了云南解放军陈赓部第四兵团的主力，而且在滇缅边境造成了很大的混乱。另据李弥报告：国军第二十六军攻入云南后，消灭解放军千余人，而且得到云南百姓的夹道欢迎，云南青年参加国军十分踊跃。部队已经发展到三万多人。只是解放军实力过于强大，国军才不得不再次转进缅甸。
残军盘据滇缅甸边境，天高皇帝远，仗打得怎么样，全凭李弥报告。
李弥这个人，自从淮海大战以后就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党国那么多军队，那么精良的武器装备，竟然在三年之内就被弱小的八路赶到台湾那个小岛上，实非吾辈军人之过啊！”这是李弥经过大陆战败后得出的最直接教训。
李弥本来也是个热血军人，对于党国和蒋校长也曾经有过许多幻想，民国二十一年他在四川军阀赖心辉部当团附，随所在的师驻防江西永丰。他以小小的团附之职，硬是不接受陈诚中央军的改编，率部冲破了陈诚部队的包围圈，这事很快传到蒋介石耳朵里。由于李弥是黄埔毕业，蒋介石觉得李弥不仅有胆量，而且指挥作战还相当有办法，很快在庐山召见了李弥。李弥这个长期被抛弃在杂牌军的黄埔四期生从此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从团长至旅长，又至中央军王牌部队荣誉第一师师长。最后超过了黄埔前三期大多数学长，当上了第十三兵团司令官。
当时的李弥确实想过要为党国，为他的校长好好地打几个漂亮仗，报答校长的栽培。没想到数百万以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国军竟是如此不堪一击。
现在李弥也入流了，他知道退守台湾的蒋介石最喜欢听好的，喜欢听国军打胜仗的消息。所以他把残军反攻云南的战绩胡编乱造一通，报给了蒋介石，蒋介石也照单全收了。而且加大了对残军的补给数量，并把这些补给全部交由李弥掌握。就在残军从云南撤回缅甸后不久，李弥的姐夫和妻弟就在泰国曼谷置下了巨额房产，李弥为了指挥方便也常驻曼谷，驻地就在他姐夫刚刚买下不久的大楼内。残军驻曼谷办事处也在那幢大楼不远处。
反攻云南成功，美国人笑了，台湾的蒋介石笑了，李弥也笑了，只有李国辉没有笑。虽然从边境两侧招募了土匪游杂武装近两万多，部队扩充了好几倍，李国辉的师又扩编了一个578团，全师人员增加到两千多，但李国辉仍然高兴不起来。在这场战斗中李国辉从大陆带出来的弟兄又死了四十多个，这帮弟兄多半在山东时就跟自己在一起了，这么多年来，打过多少大仗都没有被打死，却在这场双方只有几千人参加的小仗中丢了性命，怎么叫人不心疼！
在大陆时还可以说为国家作战、为政府作战，可现在是怎么回事？政府在哪儿？国家又在哪儿？自从打败缅甸政府军后在心中燃起的那股希望之火，似乎又熄灭了。李国辉觉得自己与弟兄们都是在替别人卖命。
新任578团团长姚招，对这个“578”的番号更是老大地不满意，“578”，正好与“乌七八糟”这个词读音相近，听上去总觉得有点别扭。本来这个新成立的团就不是国军的正规人马，而是从滇缅边境收罗来的散兵游勇，再加上个“乌七八”糟的番号，更加显示这个新编的团没什么战斗力。什么番号不好，非要弄个“乌七八”。也不知道台湾国防部那帮人的脑子里还有没有做主的神筋。不满意归不满意，姚团长没有决定权，生了几天闷气也只好作罢。
人这种东西，在走运的时候，发达的时候，感情总是很淡漠的，只有在最困难最难过的时候才知道多一个弟兄就会多一份力量，多一份安全感。队伍扩编了,终究还是好事。李国辉是个男人，他没有把痛苦表现在脸上。安顿好了部队后，他带着妻子唐兴凤和在小孟棒出生的儿子李竞成去了泰国，这次是奉台湾国防部之命经泰国去台湾受训。
残军发展了，名气大了，他李国辉自然也受到了台湾的重视。李国辉之所以把老婆带去泰国，是想把这个河南乡下出来的土婆子送到曼谷这个外国大城市玩玩，让她开开眼界，也不枉为一个国军师长。
李国辉是个标准的军人，对上峰的命令总是不折不扣地执行，从不无故延宕。他把老婆带到曼谷，交给了残军设在曼谷的办事处，然后乘机直飞台湾。
1952年9月，由于韩战战火正炽，台湾许多工厂接受了美国人的军火订单，社会初步开始走向稳定。可台湾就那么点点大，台北大街上，达官显贵遍地都是。国军撤到台湾的部队就几十万人，官多兵少，军长师长开小饭馆，团长营长摆地摊沿街叫卖的多得是。在李国辉眼里这样的事已经见怪不怪，也懒得去理睬，他下了飞机直径到国防部报到。
国防部长郭寄峤亲自接待了李国辉。郭寄峤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九期，并不是出自蒋介石的黄埔系，但郭为人严谨，思想慎密，敬业精神极强。在大陆作战期间打过不少漂亮仗，郭就是凭着这些过硬的战功和稳重可靠的性格得到蒋介石的重用，于1951年2月接替当了几个月国防部长的顾祝同，当上了台湾国民党政府的国防部长。也许此时的蒋介石对那些得到他十二分青垂和重用但又屡屡令他失望的黄埔系将领心灰意冷的原因，他打破常规用了出身于保定军校的郭寄峤。
郭寄峤深知自己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得任此职实乃幸运，所以对工作格外认真。郭寄峤先是代表蒋介石对一身风尘的李国辉赞扬了一番，又对残军的军事训练和补给工作作了些安排，再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国防部的命令放在桌子上向李国辉推过去。然后一本正经的对李国辉说：“奉总统训示，着第二十六军一九三师师长李国辉将军前来台湾复兴基地接受军事训练，具体训练科目由国防部安排”。
说完了这通官话，郭寄峤放松了面孔：“国辉兄，你此次来台受训，主要是去国军主力第52军任代理师长五个月，所有服装和用品由52军负责发放。想必国辉兄在接到命令之时已有知晓吧！”
郭寄峤话语不多，手上似乎有忙不完的事，李国辉与郭寄峤也不熟悉，没什么可寒喧的，立正敬礼：“是！卑职明白！”拿上桌子上的文字命令之后就退出来，直接去了52军报到。
这个52军是郭寄峤在舟山主持成功撤离的15万国军精锐中最完整的一个全部美式装备的军，全军三万二千多人。此军原准备奉调参加联合国军到韩国作战，由于美国人不同意，最后作罢。李国辉到52军代理了五个月的师长，于1953年2月回到泰国曼谷与妻子团聚。
就在李国辉从台湾受训结束返回曼谷之前的一个星期，邓克保带着妻子政芬和两个孩子安国、安岱，前往泰国曼谷求医。
由于从大陆逃出来的那些日子，邓克保的女儿安岱一路上发着高烧，延误了医治时间，烧坏了脑子，如今的安岱已经目光呆滞，完全失去了往日的活泼。作为一个男人的邓克保，他欠妻子和孩子太多。想当年他在山东潍县迎娶政芬的那几天，邓克保心中有太多的美好理想，政芬是他的同学，受过高等教育，当年的政芬长得如花似玉，而且家境富裕，同僚们都说邓克保好福气。邓克保一直在心中暗暗地嘱咐自己，一定要让妻子过上美好的生活，将来还要让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让他们去美国，去欧洲上学。凭自己的才华，有李弥长官的关照，他的理想肯定会实现。
但现在的现实让他太失望了，才三十多岁的妻子，看上去已经面容干枯，目光呆滞。尤其是女儿安岱，从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变成了一个**。这都是他造成的，他没有尽到丈夫和父亲的责任，现在不管怎样自责他都无法洗清内心的愧疚。
邓克保到曼谷以后，见到了早就在曼谷的李国辉将军的妻子唐兴凤，她带着年幼的儿子李竟成，住在曼谷两座高楼之间一间简陋的小木屋中。邓克保也就在距唐兴凤住处不远找了一家叫“客陞旅社”的三等旅馆住下来。邓克保去残军驻曼谷办事处报了到就带着妻子和孩子去找医生。
李国辉走的时候并没有把妻子安顿好，他想：曼谷的残军办事处应该会把这事替他办妥的。没想到他见到老婆时，发现老婆和儿子竟然住在一个又潮湿又矮小的木板房子内。当他得知旁边的两幢高楼就是李弥的姐夫和妻弟最近置下的房产，而近在咫尺的他李国辉的老婆竟然住在这样破旧的小板房内，顿时火冒三丈。站在旁边的邓克保知道李国辉的脾气，怕他会弄出什么麻烦来，一个劲地劝着。
以下是当时李国辉与妻子的一段对话：
“你去办事处找过他们吗？”
“找过，可办事处的人说没钱，只能住在这儿。”
“李弥将军和夫人来看过你们母子吗？”
“没有！”
“他们邀请过你们母子吗？”
“没有！”
“办事处有人来看过你们母子吗？”
“没有！”
“你们有钱吗？”
“没有！”
话说到这儿，两行惊恐的眼泪从唐兴凤的眼睛中流下来。
邓克保在旁边看着李国辉将军，随着他妻子一个接一个的回答着“没有”，李国辉的脸色由红变白，最后由白变成了铁青色。邓克保真的怕愤怒至极的李国辉会把腰间的配枪拔出来冲到办事处去。
但李国辉还是忍住了，因为他看到妻子惊恐万分的眼神，他怕妻子会受不了狂怒的他情绪的爆发。
唐兴凤是来自于河南农村的妇人，能够住到曼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里，她已经很满足了，他对自己的处境并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他是被李国辉愤怒的表情吓坏了，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李国辉心里跟镜子一样明白。
晚上，邓克保一家四口与李国辉夫妇一起吃了饭，坐在炎热的曼谷夜空之下。听着唐兴凤叙述着自己在曼谷的遭遇：说五个月来她与儿子象被人堆垃圾似的堆在两栋巨大的高楼之间一间破旧的小木屋内；说为了换一个稍好的地方住，在办事处如何被那里面的人员以没钱为由推出来；说如何在街上碰到雍容华貴的李弥夫人，人家竟不屑一顾地离她而去；说因为没钱而不能使年幼的儿子吃上点好的东西。李国辉听着妻子的叙述，不住地长吁短叹。最后他听不下去了，愤怒地说：
“老子要去台湾告他们，告他们把在沧源接收的那么多空投武器都弄到什么地方去了；告他们把国防部拨给我们那么多的军费都弄到哪儿去了；告他们让我的弟兄们吃着红薯、穿着草鞋，拿着每月两个老盾的薪水去打仗。这些吸血鬼！党国就是败在这些人手里的！”
邓克保也明白，没有这几千名经过千辛万苦逃出来的残军弟兄在缅甸浴血奋战，就没有他李弥一家人在曼谷这样挥金如土的豪华生活。
而他们这些在缅甸与解放军、与缅甸政府军浴血奋战的残军们到曼谷却只能住在这样的小木屋内。但即使这样，他邓克保也已经非常满足了。因为这比起他从大陆逃出来那些日子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起码不用担心随时受到解放军的追击，不用担心吃了一顿饭不知道下一顿在哪儿。起码可以陪着老婆，抱着幼女安心地呆在一起静静地数着天上的星星。
在台湾五个月，李国辉看到了那些虽然失去了兵权，但仍然出手阔绰的高官们是如何生活的。李国辉觉得，自己和那些同生共死的弟兄们身在缅甸真的很悲凉。
李国辉也不是黄埔出身，他的709团前身是国民军樊钟秀部，樊钟秀在中原大战战死后部队被多次改编，但一直在河南、山东一带作战。1946年被李弥的整8师接收，改编为独立旅一个团。算是进了国军正规部队。后授予正式番号为13兵团第8军237师709团，当时李国辉只是个团附。徐蚌会战后李国辉部被打散，后来他收拢弟兄们又投入到重建的第八军旗下，直到云南撤退时李国辉才被晋升为少将团长，李国辉的弟兄多半仍然是中原子弟。
李国辉敬重老长官李弥，因为他觉得李弥是个精明能干的指挥官，而且对部下尤其关心。在山东作战中，李弥还是打了不少漂亮仗。作为有近二十年军人生涯的李国辉，能够成为李弥的部下是他的福分。
李国辉在国军中没有任何渊源和靠山，每战必拼死向前。快二十年了才混个少将，还是在无人可用的逃跑路上被晋升的，想想真的好没意思。但李国辉对自己这帮弟兄有着深厚的感情，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和家事都几乎一清二楚。打败缅甸国防军以后，李国辉原想带着这帮弟兄就在缅甸那个三不管的地方好好的过日子，将来赚了钱也好孝敬一下自己的父母。手里有枪就不怕赚不到钱。可是老长官李弥来了，要他们去搞什么反攻云南，明摆着还是要去为别人卖命。他的这些苦命的弟兄啊，什么都不值钱，只有自己的性命才是别人需要的！
现在李国辉觉得老长官李弥也变了，成天把“党国”这个词挂在嘴巴上，让他的弟兄去拼杀。党国是什么？就是那些挂着高官的招牌，丢下自己的弟兄纷纷跑到台湾去享福的人吗？李国辉内心的苦闷无人可知，无人可诉。
第二天，李弥将军在曼谷最豪华的“皇家大酒店”里设宴为李国辉从台湾受训归来洗尘。李国辉千推万辞，最终还是去了，邓克保也被拉了去。
曼谷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滨海的大都市一样，热闹，繁华，人潮澎湃，四处都是使令人头晕目眩的汽車和摩天大楼。
金碧辉煌的曼谷“皇家大酒店”宴会厅内，摆下了十数桌酒席，上百位穿着入时的男男女女们，穿行在这些酒宴空隙之间，还有许多漂亮的华侨侍女，端着盘碟为这些贵宾们服务，在所有这些来宾中，只有李国辉与邓克保两人是参加过缅甸作战的战士。那些数千名跟随李国辉离乡背井从大陆逃出来的弟兄们，住着茅屋，吃着红薯，用自己的生命在异国的土地上作战，而在这个宴会厅里，却有数百位高贵的人用残军的钱过着豪华舒适的生活，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讽刺。真是“壮士军前半生死，美人帐下犹歌舞。”台湾的国防部下拨的超过残军人数数倍的补给费用，以及残军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在曼谷养了一大批养尊处优的台湾富豪。
李国辉实在吃不下这顿饭，他坐了一会儿就拉着邓克保匆匆地离开了这座雄伟的大楼，逃到妻子唐兴凤住的那座木屋子内，打开自己带的一瓶老酒，与邓克保对饮起来。桌子上没有美味佳肴，只有一碟花生米，这是李国辉家乡河南最常见的下酒菜。可李国辉喝得高兴，喝得畅快！
在残军总部孟撒，李弥虽然是残军名义上的最高长官，但他长期居住在泰国曼谷，牢牢地控制着台湾和美国政府对残军所有资金和物资发放权。孟撒总部的工作由“云南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兼“反共抗俄大学”教育长李则芬和参谋长杜显信负责。
李则芬是黄埔五期毕业，从军多年。到缅甸来之前曾当过驻云南边境的整编第二十六师九十三旅旅长，现在不仅担任残军副总指挥，还兼任“反共抗俄大学”的教育长。李则芬只有四十多岁，他身兼数职，精力充沛，是孟撒总部最忙的人。而且这个李则芬文化功底深厚，对中外军事政治历史颇有研究，对办学校深为在行。
这位掛着少将军衔的沙场将军深知一支军队，没有优秀的军官就等于没有灵魂。所以在孟撒总部李则芬最重要 工作之一就是为残军将来培养干部。他的“反共抗俄大学”每半年培训一期学生，每期三千人。如今已经毕业一期了，现在他手里还有三千名学生，分成三个科六个大队。
杜显信是云南撤退时期第八军的参谋长，现在仍然担任李弥领导下的“云南反共救国军”参谋长。李则芬注重于为残军培养干部；杜显信则穿梭于残军几个基地，忙于联络和训练残军各部。从云南退回缅甸近一年的时间内，由于他二人的辛勤工作，残军发展十分迅速。现在除了萨尔温江以东几乎全被残军占领以外，北到密支那附近的甘拜迪，南到毛淡棉东部的高加力几乎都有残军的部队。
现在残军虽然人多势众，但李、杜二人知道，就现在的残军，有作战实力的部队仍然只有李国辉的一九三师张复生部七0九团，和九十三师谭忠部二七八团两个团二千多人，最紧要的工作就是把这批新招募来的人尽快培养和训练出来，形成一万人的主力部队，这样才能应付今后可能遇到的生死大战。
李则芬与杜显信在大陆时就是国军少将级军官，而且都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战场有较长时间直接带兵指挥作战的实战经验，但此二人从云南逃出来后，并没有去台湾，而是留在了滇缅边境这个蛮荒之地为他们的党国继续效力，成为李弥麾下得力干将。
不久李国辉从泰国回到孟撒总部。为了确保残军对各处要地的控制权，李国辉决定，带残军主力193师张复生团据守孟布。孟布是缅甸东北部的粮仓，据有孟布就等于为残军占据了生存依靠。
李则芬：（1907年—？）字虞夫，广东兴宁人。 黄埔军校第五期、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毕业，历任军委会总务处处长，陆军大学兵学教官，第五师副师长、师长，第五军副军长，整编第93旅旅长，1950年在云南被俘。释放后进入缅甸国民党残军，担任“云南反共救国军”副总司令之职。撤回台湾后退役， 三十余年来，专心治史。 著有《元史新讲》（五册）、《中外战争全史》（十册）、《中日关系史》、《成吉思汗新传》、《战争史话》、《泛论司马光资治通鉴》 、《文史杂考》、《先秦及两汉历史论文集》、《三国历史论文集》、《两晋南北朝历史论文集》、《虞夫诗集》、《哀乐平生词集》、《八十自选诗词》等书。
杜显信：山东黄县人，于1935年12月从陆军大学第十一期毕业,又入陆军大学研究院深造,曾任陆军大学第十五期的班主任、成都空军参谋学校战术主任教官等职。在东北剿总任炮兵指挥官。兼重炮第十二团团长，后任第八军参谋长。1950年在云南被俘，释放后进入国民党残军任参谋长。

逃缅国民党残军纪实（之六） [转帖]

 萨尔温江，残军再败缅军（上）
江程浩

缅甸位于北纬10度线以北和28度线以南，属于热带季风性气候，一年到头气温几乎没什么明显区别，只是有时候下雨多有时候少一点而已。
1953年3月的一天，在中国内地仍然是寒气逼人的冬季，但在缅甸首都仰光却是酷热难耐。气温高达30度。缅甸国防部的大楼内，穿着短袖军服的军人忙进忙出，看上去是有一件十分重要的工作在紧张进行中。
就在差不多两年以前，上万缅甸国防军竟然惨败在千多人的逃缅国民党残军手下，缅甸政府在国际上颜面尽失。缅甸国防军人数虽然不多，但好歹也有几万人呀，而且飞机大炮一应具全，竟然败在一千多人的国民党残军面前，这口气怎么也咽不下去。
1953年的春节刚刚过去不久，缅甸上流社会的华人几乎还沉浸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之中 。可缅甸首都仰光的国防部大楼一个小会议室内，一场最机密的会议正在进行。主持会议的是缅甸政府总理吴努，参加会议的有缅甸国防军各军兵种的指挥官。这些人个个掛着闪闪发光的将军肩章。缅甸这个国家很有意思，全国的军队、警察总人数才两万多人，可将军却有十多位。
吴努首先发言：“各位，今天的会议十分重要，我先宣布几条军规：第一、会议结束后，各位长官不能回家，直接回自己的部队；第二、会议所有资料不得带出这间会议室。第三、所有参加会议的军官只能用耳朵听不能作笔记。现在开会！”
缅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50年6月建交，总理吴努是缅甸独立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毕业于仰光大学哲学系。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主义运动有相当的研究，说起话来也不免带有些中国文化的味道。吴努显然对这次会议作了充分准备，说话显得底气十足：
“台湾的国民党军一部在1950年2月进入我国东北部掸邦境内，虽然经我国防军前往兜剿，但如今又成浩大之势，总数已在万人以上。如今已占据萨尔温江以东广大地区，而且彼军视我神圣国土如草芥，公然欲在那里建立“掸邦民国”。政府与国内民众对此深恶痛绝，决心再次动员国家力量予以彻底剿灭。经两年准备，现各部都已占据攻击位置。请国防部长奈温将军对作战计划和各部任务进行讲解。”
吴奈温是缅甸军方强人，不仅担任国防部长一职，而且兼并任军队总参谋长，此人抗日期间还曾在海南岛和台湾跟日本人学过军事。
吴奈温军装挺刮，信心十足，对于这次作战行动的准备工作他作了十分周到细致的部署，调集的兵力不仅超过了上次，而且用的都是能战之兵，其中有国防军两个主力旅，还征招了缅甸北部善于丛林作战的克钦族士兵，又有印度顾佣来的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武器装备也比上次强了很多。为了确保作战的胜利，吴奈温将军充分注意到了进攻的突然性，对情报和保密工作都作了周密安排。
吴奈温将军轻轻地咳了一下，清了清嗓子，然后侃侃而谈起来。
“诸位：政府这次对盘据在掸邦高原的台湾国民党军李弥部的进攻作战行动，动用总兵力为一万五千人，其中有国防军两个精锐步兵旅6000人；还征招了克欣族士兵6000人，临时编成三个步兵联队。”
吴奈温将军对日本军队的作战能力十分钦佩，所以他的排兵布阵也有些日本军队的影子。
“这次作战行动最值得一提的有利因素是我国政府向我们的友好邻邦印度征调了3000名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勇善战的士兵组成国际兵团担任主攻。”
“武器装备方面更是比上一次强大很多倍。我们有飞机十架，大炮50门，其中100毫米以上的重炮10门。士兵的轻武器装备也有了很大改善，每个步兵连配备捷克造机枪8挺，美制汤姆冲锋枪20枝。”
“敌人方面的情况是这样的：我的情报显示，台湾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为二万余人。”
吴奈温这句话刚一出口，立即在会议室内引起一阵骚动。昊奈温见状并没有明确反应，他象一个胸有成竹的将军，只等战役向着自己预设好的方向发展一样，对战役进行过程中出现的一点小小的插曲毫不心慌。等骚动过了以后，吴奈温接着说：
“台湾政府军队总人数虽然多，但大多都是刚刚从中缅边境临时征招的乳臭未干的青年人，他们也许连放枪都还未学会，更不要说参加作战了。台湾政府军队中最主要的力量是其二十六军一九三师师长李国辉部两个团。共二千五百人，其中七0九团张复生部千余人又是最核心的主力。另一个九十三师二七八团虽然也很有作战实力，但其团长谭忠因在改编过程中未得提拔，所以作战过程中肯定不会卖力。此次战役，本军最主要的作战对象是台湾政府军一九三师七0九团。”
吴奈温又说：“本人认为，对于此次作战行动保证能够取胜最重要的一点是：本军从这次作战行动开始准备到部署完成都尽量做到了充分保密。我的情报显示，台湾政府军到目前为止对我国政府的作战行动还一无所知。其主力七0九团大部都已经外出征粮或者为商队押运，驻地孟布只有400余人。总部孟撒也只有两个连不到三百人。所以我们与敌人的力量对比处于绝对优势！台湾政府军总部警卫营约500人驻在萨尔温江东岸的江口，是我们此进攻首先要打垮的力量。我集全部主力万余人将以铁拳之势首先打碎江口之敌500人，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北上孟布，消灭李国辉部，另一路东进孟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敌人的孟撒总部彻底捣毁。”
听到这里，会议室内响起了掌声。缅甸政府太需要一次胜利了，觉得奈温将军不愧为跟日本人学过军事的将军，不仅作战准备密不透风，情报工作也做得如此细致，这确实是此战能够取胜最关键的因素。尤其是他讲解作战计划时的气势让人振奋。
昊奈温客气地摆了摆手，示意大家不必过分高兴。
吴奈温继续说：“本军此次作战计划兵分三路，一路由国防军一个主力旅附克钦兵一个联队组成，进攻目标为萨尔温江岸边的孟班和江口镇，攻下江口以后直捣台湾政府军总部孟撒；另一路由国防军一个主力旅附克钦兵两个联队，由沙拉渡口过江后向北进攻李国辉部驻地孟布。此一路是整个战役最关键的一路，一定要将盘据孟布的李国辉部彻底打垮。第三路由印度友军组成，由腊戌出发，进攻目标也是李国辉部七0九团驻地孟布。现在政府军各部和印度友军均已经按计划到达指定位置，只等指挥部指令下达就可以立即发起进攻。”
说到这里吴奈温坐下来喝了一口水，在坐的各位将军都象在听一个美丽动人的故事一样听得目瞪口呆。这样周密的部署，这样强大的兵力配备，这样详细的情报，在这些未经战阵的将军听来，简直太神奇了。会议室经过了一个短暂地宁静以后，这才再一次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总理吴努站起来为会议作总结，他脸色微红。显然，这个方案他是提前听过汇报的，但缺少军事常识的吴努对此没有任何把握，很想在这次会议上看看其他将军的反应，现在掌声告诉他，方案是周密的，准备是充分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胜利当然也是易如反掌的！此时的吴努如释重负般地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好象胜利已经牢牢地握在手上了。此战如果获胜，肯定会在他吴努已经非常光明的仕途上再增加一个重重的法码。
吴努开始他的总结讲话：“刚才奈温将军已经把作战方案向诸位作了说明，诸位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此时吴努突然想到要好好地感谢一下这个跟日本人学过军事的吴奈温。本来昊奈温将军的这一经历多少让他有点不快，没想到此时没有这个吴奈温还确实不行。至于怎么感谢，那要等到战役胜利结束以后再说。听说仰光最近开了一家不错的中餐馆，是由一个从大陆逃出来的中国四川籍国民党将军开的，口味不错。就把吴奈温将军请到那里去吧。用中国人的酒菜来庆贺打败中国人，这未尝不是一个好主意。吴努脑子里飞快地想了一下。
在坐的各位将军象饱耳福般地听完了吴奈温将军的作战计划，感觉很是不错。于是想抽烟的打火抽烟，不抽烟的则接耳交谈，姿式虽然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面部表情都是相同的兴奋。经过了1950年7月的惨败，缅甸政府军决心通过此战一血前耻，在缅甸人民面前露一露脸子。
吴努继续说:“不是政府对国家主权毫不尊重，我们是希望双方最好不动干戈，台湾的国民党军队能够自行散去，现在彼方无视我国的至诚善意，企图长期占据我国领土，此一行为实为政府和我国民众所不能容忍，所以此次围剿行动实属无奈之举。”
吴努说到此时，脑子里想起了去年仰光大学出现的反对政府和要他下台的游行活动。觉得这种现象实在不能出现第二次了。
会议在一片叫好声中散了。各位将军抱着最大的希望回到各自的部队去作最后的准备。
怒江发源自中国的青藏高原，在高原的东南缘倾泄而下，穿过象刀片般耸立着的横断山脉高山峡谷，在云南省潞西镇以南不远处流入缅甸后叫萨尔温江，萨尔温江是缅甸最大的河流。萨尔温江在缅甸东北部这个森林密布的地方一直向南流到缅泰边境附近，遇到了达敦山脉的阻挡后突然转向西南。在缅北萨尔温江转向西南的这个地方有一个渡口名叫“沙拉”，渡口西边是孟班镇，东边是江口镇。江口是逃缅国民党残军守卫孟撒总部的第一道屏障，残军在江口驻有一个营的部队。在沙拉渡口东岸向东不远有一座不高的山叫拉牛山，拉牛山再往东就是残军在缅甸东北的总部孟萨。这个不高的拉牛山也成为残军阻击缅甸政府军进攻的最重要屏障。1951年7月，残军第一次击败缅甸政府军后，极具战略眼光的李国辉因此而选定孟撒作为残军总部。
1953年3月21日，这是缅甸进入雨季后的一个早晨，天空没有下雨的意思，太阳很早就出来了，残军孟撒总部“反共抗俄大学”学生出操的口号之声响彻云霄，残军副总指挥兼学校教育长李则芬少将身着短裤，足穿草鞋，头发剪得很短，一直冲到了后脑勺的顶上，有点象当年在缅甸战场指挥对日军作战的史迪威将军的头式。李则芬将军站在操场上看着自己的学生出早操。一年多的热带雨林里艰辛的生活使这位国军将领脸庞黝黑，身体瘦了许多。国共内战时期的许多痛苦经历在他的记忆中已经渐渐淡漠了，眼前正在出操的这群青年人就是他的希望所在。
李则芬是黄埔五期毕业，1927年北伐开始时他就从黄埔毕业了，在大陆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混得并不十分得意。1949年还是个少将师长。按他的资历，当个军长是十分正常的。比他低一期的廖耀湘在1948年已经是国军王牌第九兵团司令了。
李则芬并不是一个很会钻营的人，也不是一个很会捞钱的人。但李则芬却是一个性格执拗的人，对党国的事业有着十分强烈的责任感。觉得作为一个军人，不能为国家效力就是耻辱。他瞧不起那些投机钻营的同僚，1950年从大陆逃出来以后，他没有去台湾，而是在缅北这个偏薜而又艰苦的地方停下来，继续他的军人生涯。现在孟撒总部只有他和参谋长杜显信在虔诚地维持着党国这个海外反共基地的一切。
早操继续进行着，学生没有吃早餐，李则芬也没有吃，他必须做到与学生们同甘共苦。突然一个值班人员飞也似的从总部办公室跑出来，跑到李则芬的面前报告：
“报告李副总指挥：江口来电，缅甸政府军今天早晨对我孟班、江口守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兵力大概有一个旅三千人左右，并配有重炮，来电说肯定是缅甸政府军的又一次大规模进攻的开始。请总部尽快增援。”
值班人员报告完毕立即返回。李则芬听后大惊。立即叫参谋长杜显信前来商议。
江口前线现在已经是炮火连天，萨尔温江沙拉渡口两岸驻有残军警卫营邹浩修部三个连约500人，两个连驻西岸孟班，另一个连驻在东岸牛拉山阵地。
残军驻孟班的两个连背江而战，形势十分危险，缅军攻势凶猛，机枪和大炮一个劲地狂轰不止，邹营经不住缅军突然进攻，一边向总部报告，一边急电拉牛山守军一个连紧急下山占领江口阵地接应部队渡江，邹营长带领部队且战且退，在江口守军的接应下渡过萨尔温江。
江口是阻击缅军进攻孟撒的第一道防线，残军早已在此修建了永久性工事，邹营长率部撤到江口后，凭借工事顽强坚守。缅军主力一个旅三千多人渡过萨尔温江后立即将江口镇围了个水泄不通。残军与缅军的兵力对比是1：6，而且缅军武器装备占有绝对优势。残军处于绝对劣势，残军知道，江口一旦丢失，缅军就会从沙拉渡口大举过江，经江口直接攻击拉牛山，并冲向孟撒的残军总部。人数不多而且无险可守的孟撒总部肯定无法应对，只有守住江口才能保住孟撒总部。面对缅军强大攻势，只有凭借血肉之躯，拼死固守。
以前在国内作战，战场广阔，纵深深远，战败了还可以逃跑，如今是在缅甸，孟撒一旦丢失，残军将再次面临无路可逃的绝地。邹浩修营进入江口阵地以后，对进攻的缅甸军队拼死反击，战况一经开始就十分激烈。战场形势显示，这次缅甸政府军是有备而来，
孟撒总部，李则芬副总指挥和杜显信参谋长把邓克保叫到跟前，把总部唯一的增援部队，两个警卫连交到他的手上，一脸严肃地说：
“总部只有这点部队，其他部队大多都还在数百里以外的地方，至少要十天以后才能返回。你把这两个连带去支援江口，命令只有一条，守住江口，等待援军到来！”
邓克保没说话，这位毕业于山东大学的学生如今已经完全脱去了文化人的本色，他的目光中一点也看不到趋风附雅的浪漫，只有军人的鲜血和残忍。他退出指挥部，把两个连长叫到跟前，恶狠狠地命令道：
“全体集合，除了枪枝和子弹，丢掉一切不必要的东西，十分钟后随我出发。”
邓克保手提着一枝冲锋枪，飞快地跑回家中，跟倚门而立的妻子政芬亲吻了一下，又抚摸了一下儿子安国的头。他的女儿安岱已经在回孟撒的路上可怜地死去了。现在的邓克保身上散发出一股即将面临大战之前铁血军人的凶狠和粗鲁，只是在吻别妻子的那一刻，才可以看到这个大学中文系毕业的男人灵魂深处仍然残留着读书人的些许痕迹。
邓克保是1953年3月10日随李国辉一起从泰国曼谷回到孟撒总部的。他没有在泰国呆太长的时间，他不是不想把女儿的病治好，只是他没有钱，又不愿意让可怜的妻子和儿女们在那个富人的世界里受人白眼，现在他觉得只有在孟撒才是适合自己生存的唯一地方。
妻子政芬见丈夫又要去打仗，她无法阻拦，因为她知道，自从自己嫁给丈夫那一刻起，命运就与打仗结了缘。丈夫虽然是读书人，可是子弹是不长眼睛的，仍然可以将丈夫的胸膛一穿而过。想到这里，政芬的眼泪夺眶而出。儿子还小，不明白大人在做什么。当父亲抚摸了自己的头以后，就又跑出去玩。邓克保吻别了妻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从孟撒到江口，直线距离70公里，可实际距离至少100公里。邓克保带着两个连二百多名弟兄，用了一天一夜整整24小时，赶到了江口。
不知怎么回事,缅甸政府军对残军作战,每次包围一个地方,总是包而不围,或者围而不紧,也许这就是未经战阵的缅甸国防军固有的特点吧?
到达江口时，邹浩修营长和副营长刘占仍然牢牢地控制着江口阵地，但战况十分惨烈。
邹营长见邓克保带援军到达十分高兴，对邓克保说：
“你是如何进得来？”
邓克保说：“缅军并没有对江口围死，进出的通道多得很。”
邹浩修营长恍然大悟。
邓克保接过邹浩修递过来的望远镜，察看各处工事情况。他看到不远处残军阵地上几个弟兄正从工事中跃出，与冲到跟前的大批缅军进行肉搏。缅军的机枪和炮弹打得阵地各处硝烟弥漫，火光四起，弟兄们一个个地在缅军机枪子弹和炮弹片的杀伤中倒下。可一个弟兄倒下，另一个弟兄立即冲到缺失的阵地前向冲上来的缅军射击。
“这些弟兄啊，都是与自己一同从大陆逃出来的，他们有的结了婚，可妻子儿女仍然留在大陆，有的甚至还没有结婚，也许他们这辈子就不会有结婚生子的可能了。”
邓克保放下镜子，他没有把刚才看到的情况告诉邹浩修营长，也许邹营长早已知道，也许对于邹营长这位在战火中拼杀了十来年的人来说，已经习以为常了。

逃缅国民党残军纪实（之七） [转帖]

萨尔温江，残军再败缅军（下）

江程浩

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强大而且好战，经济实力在世界首屈一指，军事力量更是雄居世界第一，海军舰队在世界各大洋横冲直撞，“米”字旗飘扬在全球每个角落，号称“日不落帝国”，殖民地面积达到英国本土面积的上百倍。
1886年开始的这一天，缅甸又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在此之前，印度已经是英国的殖民地了，英国人占领缅甸与占领印度几乎同样轻而易举。在收复这两个国家的过程中，英国人都没有经过什么象样的大战。
可是人口只有数千万的英国，要想有效统治如此广阔的殖民地，没有军队可不行。唯一的办法是招募和训练殖民地国家的本地人充当殖民军队。聪明狡诈的英国人还想出了一个非常绝妙的办法，这就是殖民地国家军队的中高级军官一律由英国人充当，当地人充其量只能担任低级军官。这样做的最大好处就是殖民地军队内部永远不会产生有能力指挥百人以上规模作战的指挥官。数百年来，英属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反英叛乱活动英国人都能够轻而易举地予以剿灭。英国人在印度是这样做的；在缅甸同样是这样做的。
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洗礼的印度与缅甸，分别在1947年和1948年先后独立，本国的军队也在同时组建。但是，这两个国家的军队也同样存在一个无奈的现象，这就是两国的政府军所有高级指挥人员都没有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历，这些挂着将军徽章的军官们，不仅个个缺乏战略思维，甚至连最基本的战役思想都十分幼稚。在二次世界大战对日作战中号称英勇善战的印度兵和缅甸克钦兵头脑里唯一知道的就是奉长官之命向前猛冲。所以才有在中国大陆被弱小的解放军打得四处逃窜的国民党军队李国辉、谭忠等人率领的千多人的残兵败将，逃到缅甸后竟然打败了上万缅甸国防军的围剿。
1953年3月在缅甸开始的以剿灭国民党残军为目的的这场叫做“萨尔温江大战”的战役，缅甸政府经过两年的准备，动员了上万军队，还征招了善战的印度兵和缅甸克钦族士兵相助，武器装备和情报收集也极尽所能。战役开始时，缅甸军队挟人数和武器装备的优势，企图对残军进行扫荡战，决心一个据点都不留地将残军彻底消灭。
在江口前线，邓克保与邹浩修营长率领700余名残军士兵，进攻者是上万缅甸军队。面对缅甸政府军的强大攻势，残军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似乎末日已经到来。但为了生存，残军不得不竭尽全力，与缅军拼死一搏。
一阵短暂的间歇后，缅军阵地上又响起了凄厉的冲锋号声。那些骠悍的克钦兵在号声的鼓动之下，如醉如狂地向残军阵地猛扑上来。这一次缅军的攻势比两年前的那一次要强劲百倍，无论攻击的勇气和武器装备的质量都让残军难以承受。从邓克保到达江口的当天下午到第三天中午，缅军的攻击几乎没有停止过。他们轮流休息，每隔两到三个小时，就有一次山崩地裂般的冲锋。可是残军却不能休息，残军布置在阵地前的铁丝网早已被缅军的炮火摧毁，交通壕也多半被夷为平地。残军不得不一边射击一边不停地加固阵地。
第三天下午，缅军105毫米榴弹炮进入阵地，巨炮的炮弹专门打击残军的地堡，一炮打来，山崩地裂，残军阵地上顿时腾起十多米高的火焰。好在缅军的炮手技术并不十分熟练，炮火的准确度不高。邹营长多次发电孟撒总部，请求尽快支援。可是回电仍然只有一条“死守待援！”
邹浩修与邓克保二人都知道，总部暂时还派不出援军，江口这一仗能不能坚持到援军到来，只有看天老爷了。
打退了缅军又一轮进攻之后，邹浩修营长把邓克保和刘占副营长叫到他的地堡里，邹营长悲切地说：
“看来这次我们也许要死在这里了。总部至少在五天之内派不出援军，缅军的攻势如此凶狠，弟兄们死一个少一个，弹药打一枪就少一枪，我们必须做出最坏的打算。”
邹浩修营长对邓克保和刘占说：“你们两个一个去九号地堡；一个去十六号地堡，我们三个要尽量离得远一些，以免整个部队失去指挥。”
邹浩修营长接着说：
“我们三个的妻子儿女都在孟撒，一旦江口失守，孟撒也许不保，想那些缅甸克钦族士兵会是怎么对付她们呢？”
说到这里，三人沉默不语。但看得出来，这句话使这三个人更加坚定了要守住江口的决心。
缅军的冲锋虽然凶猛，但却毫无章法，也不知道利用地形，只知道一味猛冲，在残军准确的射击之下，缅军一批批倒下。而且缅军的炮火也不知道与进攻部队进行配合。步兵在进攻，炮火却仍然在狂轰乱炸，有些炮弹竟然落到冲锋的缅军队伍里。但是缅军究竟人数众多，火力强大，残军渐渐感到支持不住。
进攻战持续了四天，可江口仍然没有攻下来。缅甸总理吴努很想与国防部长兼缅军总参谋长吴奈温直接商谈一下战局。这天早晨，缅甸首都仰光总理府。总理吴努一大早就起来了，他站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思考着应该怎样对那个自命不凡的吴奈温打这个电话。几天来总参谋部送给他的战况报告显示：江口前线的情况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数百残军据守的阵地一直没有攻下来。大军全部聚集在萨尔温江两岸无事可做。如此延宕下去，一但残军外出的部队赶回来，形势就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次如果再被打败，他吴努如何向国人交待？
想到这里，吴努立即走到电话机旁边，给坐镇总参谋部的吴奈温将军打了电话：
“奈温将军，早上好哇！”
自从战役发起以后，吴奈温就发现残军的阻击十分顽强，江口一直没有攻下来。要知道，这是上万政府军对700名残军呀，力量对比差距太大，这个仗怎么打也应该打下来了。可直到今天还是没有传来他想听到的好消息。前线那些饭桶指挥官究竟是怎么指挥的 ！不过骂归骂，他吴奈温也想不出什么好招。时间一天天过去，吴奈温越来越怕总理吴努直接打电话找他。今天这个电话终于还是打来了。吴奈温将军不得不陪着笑脸接听了总理的电话。
“啊，是总理先生吗？您好！有什么分咐？”
“前线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好消息要报告吗？”
“前线情况十分正常，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中国军死伤惨重，敌方阵地也已经残破不堪，估计在两天之内即可攻下江口。”
“两天时间是否太长了点？已经四天了，台湾国民党军其他部队如果赶回来投入支援，局面会怎样呢？这一点将军考虑过吗？”
“。。。。。。”
吴奈温一时语塞，这个因素他不是没考虑过，只是苦于想不出应对之法。
吴努见吴奈温没有回答，意识到情况严重。
“我看是否立即召开一个会议商讨前线战局？”
“好的！我马上安排。”
“地点放在总理府吧。”
吴努讨厌总参谋部那帮人，个个看上去都象统帅千军万马的大人物，可真正上了战场全部都是些酒馕饭袋！他不想把这次作战会议放在总参谋部或是国防部，而是指定在总理府。
吴奈温听到总理想召开讨论战局的会议后如释重负，因为在会议上决定的事不论胜败就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了。
缅甸总理府作战会议的决定是：绕开久攻不下的江口，按原计划全军兵分两路，一路全力拿下残军总部孟撒，另一路北上进攻残军主力一九三师师部孟布。如果完成这两个任务，缅军整个作战计划还是可以全面完成的。吴奈温将军把这个计划变更叫做“蛙跳作战”。这是他根据二战时美军南太平洋战区司令官麦克阿瑟那个“蛙跳作战”的天才方案如法炮制而成的，吴奈温实在想不出别的法办。
变更计划的通知很快到达缅军前线指挥官的手中。
其实这个决定不能说不正确，但任何一个十全十美的作战计划都必须要得到前线指挥官的正确执行，再就是具体作战过程中许多细节的处理要正确无误。还有就是要看整个部队的作战能力和基层指挥官的作战技巧了。遗憾的是，这三个条件缅军都不具备。
缅军四天的猛烈进攻都被残军打退了，江口仍然控制在残军手中。
这天中午以后，邹浩修营长突然发现缅军的进攻势头锐减，不知原因的邹营长急忙派人前去察看。原来缅军已经放弃对江口的进攻。大部队绕过江口，兵分两路，一路往北，向孟布方向，另一路则直接前向残军总部孟撒方向而去。邹营长一看马上明白了缅军的意图，下令全体撤出江口阵地，立即转向江口以东的拉牛山阵地阻击缅军。
缅军前线指挥官的军事素质不高，改变作战意图也不知道隐蔽前进，大队缅军就在大白天行动，把作战意图完全暴露给了残军。
缅军服装整齐，车马隆隆，一路奔孟布，另一路向孟撒的方向挺进。
为了赶在缅军的前面占领拉牛山阵地，残军再次以急行军的速度向拉牛山方向急进。
残军部队已经四天没有休息，再加上战火的蒸烤，士兵们个个嘴唇开裂，眼睛布满了血丝。四天战斗下来，衣服已经完全破裂，鞋子几乎全部丢失，赤身裸脚，象残兵败将一样在丛林里拼命地向拉牛山狂奔。
缅军的目标是尽快甩掉这股残军，抢先到达孟撒，捣毁残军孟撒总部；残军的目标是，抢先到达拉牛山预设阵地，阻住缅军对孟撒的进攻。
两支军队在同一个方向平行前进着，这是一场比速度，比耐力，比决心的行军竞赛。
江口距拉牛山只有四十里，残军用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强行军救了孟撒总部，同时也救了自己。残军部队刚刚进入阵地，缅军的大队就如潮水般从公路上涌来。残军立即向大路上涌来的缅军大队猛烈射击。
一阵扫射过后，缅军好象被打懵了，他们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不知道残军到底有多少人。
“不是说孟撒总部已经没有力量了吗？怎么又在这儿遇到了强烈阻击呢？”
缅军大队四散逃开，不知所措的缅军暂时没有发动进攻。他们在整顿队伍，过了好一阵子，缅军的进攻又开始了。但残军发现，缅军进攻队伍的前面有十几个被绑着的残军弟兄，原来他们是急行军中由于负伤而掉队的。这些弟兄被缅军用刺刀顶着排成一排，向拉牛山阵地走上来。
“你们开枪吧？这些都是你们自己的弟兄，想看看你们是怎么用枪子把你们自己人打死的！”
“邹营长，快救我们啊，我们要回孟撒，我们要回大陆，我们家还有爹娘要照顾啊！”
残军弟兄悲惨的叫喊让邹浩修营长痛苦万分。他站在阵地上一遍又一遍地叫喊着：
“不要开枪，弟兄们！谁都不要开枪，不能把自己的弟兄当靶子打！”
缅军顶着这十几个残军弟兄，缓缓地向山上走来。
刘占副营长愤怒地对邹浩修营长说：“没办法了，只有肉搏！等他们上来，我们就冲出阵地，用刺刀把敌人打下去。”
邹营长没有说话，他从一名士兵手上拿过一枝步枪，轻轻地把刺刀拨出来，在破碎的衣服上擦了几下，眼睛里似乎淌着鲜血。
刘占副营长见邹营长这样，便自动下达了命令：
“全体上刺刀，准备！！”
阵地上静静地，没有枪声，更没有炮声，只有残军弟兄们从喉咙里发出的粗重的喘息之声！
缅军已经推进到距残军战壕只有十米了，敌人恐惧的嘴脸都看得一清二楚，只听邹营长一声大喊：
“杀！”
近700名疲惫不堪的残军跳出战壕，端起刺刀向缅军冲去，只见残军个个衣衫破烂，赤身裸脚，如下山猛虎般冲过来。缅军被残军这突如其来又是居高临下的冲锋吓住了，他们完全没有见过这种阵势，一时不知所措，当被刺倒了几十个人之后才很快反应过来，一场肉搏战在拉牛山上展开，双方士兵没有思想，没有犹豫，更没有顾及刺刀捅进敌人的胸膛后飞溅而出的热血喷射到自己的脸上。每个人都象被围得无法逃生的野兽，只有拼命冲杀。
缅军终于承受不了这种残忍的搏斗，丢下被抓的受伤残军逃下山去。残军胜利了，但伤亡之重令邹浩修营长倒地放声大哭！
拉牛山肉搏战以后，残军有战斗力的士兵只剩下四百余人，但是缅甸军却被这一场惊心动魄的肉搏战彻底打怕了，攻势已经明显衰弱下去。残军弟兄一面赶修工事，一面对通向孟撒的各个关口加强防守。第二天缅军的攻势重新展开，四门105毫米大炮炮弹摧枯拉朽般地向残军阵地上砸过来。幸亏山口狭窄，限制了火炮的威力，白天工事被摧毁，夜间又被残军修复。缅军的进攻也被一次次地打下去。
拉牛山久攻不下，缅军指挥官十分焦急，飞机也被调来协助进攻。但缅甸空军飞行员同样技术粗糙，对残军的威胁不大。
时间一天天过去，孟撒的援军始终没有到来。没有粮食，没有医药，负伤的弟兄摆得阵地上四处都是。他们只能躺在担架上对天呼号！邹营长不断守在发报机旁边向总部请援。残军在拉牛山就这样苦苦地又支撑了五天。
1953年3月30日，参谋长杜显信将军亲率援军“保一师”甫景云部一千余人、“反共大学”学生1500余人赶到了拉牛山。邹营长看到杜显信将军后，眼泪夺眶而出。杜显信将军紧握着邹营长的双手：
“难为你们了，没有你们在这里挡住缅军的进攻，总部无疑会被占领。如果那样我们将往何处安身！”
当天晚上，杜显信将军在山头地堡里召开军事会议。
杜显信将军说：“我看缅军攻势已弱，但其兵力仍然十分强大，而且武器装备强我十倍以上，只是苦于无法攻克我拉牛山阵地。现我军必须趁缅军势衰之时给予连续不断的打击，将其彻底打垮，然后才能抽出兵力回救孟布。现在困守孟布的李国辉将军还不知道苦成什么样子。”
杜显信将军顿了一下，接着布置说：
“保一师第一大队大队长高林率保一师担任第一攻击波，这一波攻击必须将缅军阵势打乱；反共大学机炮大队长率反共大学学生担任第二攻击波，此波武器虽差，但人数众多，必须将缅军整个队伍冲散；邹浩修营长率警卫营四百余人把弹药补充一下，担任第三攻击波，此波务必将缅军彻底打垮，会同前两波人员将缅军赶过萨尔温江以西。各部立即准备，明天佛晓听我号令发起进攻！”
保一师的装备还算整齐，可怜那些二十岁上下的青年学生，几乎十个人才分到一枝步枪，没有枪的人只有拿着竹枪参加战斗。杜显信这位东北籍的军人不愧为战场老手，作战布置井然有序。
这一夜邓克保没有睡觉，他抱着枪靠在一棵大树身上，俯眺万山。弯月如勾，银光似泻，萨尔温江像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画。在月光的照耀下泛着鳞鳞点点的光亮，一直蜿蜒伸向远方。缅军阵地上寂静无声，他们还不知道残军援兵已到。看来此战缅军失败已成定局。
缅军其实已经尽力了，士兵作战勇敢，而且伤亡不小。只是军官无能，攻击不得法而已。中国有句古语，“将帅无能，累死三军。”眼前的缅军正好应证了这句话。
杜显信将军带来了两门无后座力炮，他正借着月光亲自为火炮标定射击诸元，这位炮兵指挥官出身的将军，必须在第一次开炮就要将缅军的指挥部摧毁！这两门火炮就是缅甸军队的克星！
1953年3月31日凌晨，大雾弥漫，萨尔温江尤如一条混身冒着热气的巨龙在远处喘息。7点20分，天色已明，雾气突然消散，双方阵地都没有任何动静，但残军阵地上的部队已经进入战壕，作好了进攻前的一切准备。
杜显信将军、邹浩修营长、甫景云师长、邓克保、刘占副营长都并排站在战壕里，杜将军看看手腕上的表，稍稍端详了一下山下的动静，然后向他身后的三名号兵猛一挥手，冲锋号顿时响彻拉牛山整个天空。两门火炮立刻打响，缅军的指挥部瞬时被打得火光四射。在连续三次炮击之后，残军士兵们跳出战壕，叫喊着潮水般冲向缅军阵地。被打掉了指挥部的缅军，群龙无首，又被残军的冲锋打得抱头鼠窜，还击是软弱的。六千多人的缅军在残军有力的冲击下迅速向江口方向逃去，四十里长的路上四处丢弃着缅军的武器装备和各种物品，在抢渡萨尔温江过程中，缅军又损失无数。杜显信将军指挥二千多人的残军队伍重新占领了江口镇。
杜显信将军在江口停住了脚步，稍稍收拾和补充了一下残军的武器装备，留下保一师三百多人守江口和照料伤员，然后立即率部奔向孟布增援。
从江口到孟布有五六天的路程，可杜显信知道，必须用急行军的速度三天赶到孟布。因为如果孟布有失，江口的胜利将变得毫无意义，进攻孟布的是缅军主力，拿下孟布的缅军还是会从孟布向孟撒反攻。已经损失惨重，伤痕累累而且十天没有休息的邹浩修营又踏上了救援孟布的路程。
李国辉在孟布已经坚守了十多天，手下四百人的部队已经剩下不足三百人，但是缅军仍然没有攻破孟布。
缅军人数虽多，武器装备也非常强大，但不知怎么回事，缅军的进攻一直强而不狠，对孟布的包围也是围而不严，而且缅军作战总有个坏习惯，这就是各级军官一直都带着家属。远远看去，缅军阵地上女人、孩子来来往往，没有一点战争气氛，好象太平盛世一样。
赶到孟布的杜显信将军对此情景一直无法理解，怎么缅军不知道军中有女人，士气肯定不会提高。圣女贞德对法国的贡献不止于他持干戈卫社稷，更重要地还有她肃清了法军中携带女人的恶习。她甚至可以用剑背来敲打那些留在军营里的女人，并把她们赶出去。也许正是贞德的这一创举，使法军后来成为席卷欧洲的强大军队。
疲惫不堪的李国辉见到杜显信将军率援军到来，激动地说：
“我盼援军眼睛都望穿了！”
杜显信将军跳入战壕，眼望着对面的缅军阵地，没有对李国辉将军说一句安慰的话，他直接了当地说：
“需要我们怎么做，现在可以发起攻击吗？”
李国辉说：
“不能正面进攻，对面的缅军至少有八九千人之多，而且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印度兵，我们的力量不够，我领你们去抄缅军的后路。只有前后夹击才能打败缅军。”
缅军的进攻凭的是人多势众，但在排兵布阵方面几乎一窍不通。李国辉带领残军千余人很轻松地绕到了缅军后面，缅军竟然毫无察觉。
1953年4月4日清晨，李国辉指挥部队向缅军背后突然发起进攻，正面残军亦展开反攻，缅军腹背受敌，阵形大乱，军中女人孩子四处乱窜，更加使缅甸失去作战信心。经过一小段时间的混乱之后，缅甸依仗人数优势，还是发起了反击，一场混战再次在孟布展开。残军与缅军之间这一场短兵相接的战斗是实力的较量，同时更是意志的较量。残军没有退路，只有拼死相搏。打败缅军求得生存之地是残军的唯一目的；而缅军则拖儿带女，家室难舍，只要求得生还，今后还会有好日子过。女人再次成了消蚀缅军战斗意志的决定因素。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血肉搏斗，缅军大败，纷纷沿景栋至东枝公路向西逃去。整个萨尔温江大战至此全部结束。经过两年准备的剿灭逃缅国民党残军的作战行动，再次以缅甸政府军失败而告终。
此战残军伤亡惨重，损失超过数百人。从大陆逃出来的残军精华再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七0九团第三营营长陈杰阵亡，保一师第一大队大队长高林阵亡，第七连连长皮文斌重伤，最后还是死在了台湾“荣民总医院”，警卫营副营长刘占负重伤，彭少安连长负重伤，副排长王明俊被打断了脊椎骨，运到台湾以后就永远躺在床上了。这场战争在残军灵魂人物李国辉的心灵深处造成了巨大的创伤，也成为他日后坚决撤兵去台最主要的原因。

朝鲜细菌战　美国赔了夫人又折兵[转帖]

　　　　　1952年初，为搜集有关美国在朝鲜及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证据，中国成立了一个70多人的调查委员会，前往朝鲜战场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调查。　　黔驴技穷的美国人开始进行了一场寂静无声却异常肮脏的战争。

　　1952年1月20日，在朝鲜北部伊州，几架古怪的美机只是飞到东南上空悄悄转了几圈，然后有人就看见地上多了几种叫不出名字来的小虫子，还有许多跳蚤和这个季节不该出现的昆虫——苍蝇……

　　接着，大批用纸包纸筒装着的跳蚤、蜘蛛、蚂蚁、苍蝇、蟋蟀、虱子等小虫子，也在志愿军许多前线阵地上和一些北朝鲜居民地出现了……

　　经过志愿军医务部门现场取样化验，初步的结果是：美机撒下的这些小虫子有鼠疫、霍乱等许多细菌。这是细菌战！

　　后来中朝医学科学部门查明，美军撒下的昆虫等动物中带有鼠疫杆菌、霍乱细菌、伤寒杆菌、痢疾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共十多种。这些毒菌经过培植，附在动物、昆虫的身上或树叶、棉花、食品和宣传品等杂物上，被制成细菌弹后，由大炮、飞机发射撒布，并以水源、交通要道和居民集中点为目标，严重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因此，美军均秘密实施，对其执行此项任务的人员都严格保密，仅称细菌战为“不爆炸的炸弹”。

　　随着这些细菌弹的落地，朝鲜历史上早已绝迹的鼠疫、霍乱等传染病又发生了。回归热、天花、伤寒也开始流行。3月份，志愿军患鼠疫的有13人，脑炎脑膜炎患者44人，患其他急性病43人，其中36人死亡。在实施这项灭绝人性的任务过程中，至少有25名美国飞行员被中朝军击落活捉。

　　美国所有公开历史文献从不提及这一肮脏的一页，但在当时，包括一些美国人在内的国际正义人士就已经开始揭露这种无耻的行为。

　　美国最有影响的《生活》杂志说，美军细菌作战部门很早已开始研究细菌武器，已经发明了16种利用空气和水传播的足以杀害大批人命的细菌武器。

　　美军还公然违反《日内瓦公约》，丧心病狂地利用战俘进行细菌战试验！一位有正义感的美联社记者5月18日从朝鲜巨济岛发回报道：“船上的实验室从伸展在巨济岛上的战俘营，取得口与肠胃的病菌培养物，每天进行3，000次试验……岛上半打圈栏里面关着的125000多北朝鲜俘虏中，有1400人病得很厉害，其他的人约10％染有各种疾病。”美国其他报刊也纷纷披露了这艘编号为“1091”的美军细菌战登陆艇所干的勾当。2位拒绝透露姓名的美国官员透露的消息称，3个日本细菌专家奉李奇微总部之命，携带进行细菌战的一切必要装备，离开东京到达朝鲜，准备以朝中人民部队的被俘人员作为细菌试验对象，并且提出了在冬天进行细菌战计划的报告。

　　这3名“细菌战专家”为首的是著名战犯，前日本陆军军医中将石井四郎，他就是驻扎中国东北，犯下了无数罪恶勾当的“731防疫给水部队”的创始人兼司令。另两人则是兽医少将若松次郎和北野正藏。这3个人都是中国人民以至全人类的死敌，在中国进行了无数次细菌战的大战犯。美国人竟同这种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搞在一起，对中朝发动细菌战，其丑恶嘴脸在光天化日下暴露无遗。

　　美国的细菌战罪行违背了人类一切良知和所有的战争法则。1952年3月，居里夫人的女婿、诺贝尔奖获得者、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愤然声明：“在1月28日至2月17日中旬，美国军用飞机在朝鲜前线和后方散布鼠疫、霍乱、伤寒以及其他可怕传染病的细菌。这种骇人听闻的行动——头脑清醒的人从来不会想到的行动——居然发生了。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消灭广岛和长崎的几十万人民那种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使用细菌武器显然是违反国际法的，这种罪恶行为，直接违反世界和平大会华沙会议所通过的表示了全人类愿望的要求禁止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大量毁灭人类的武器的决议。”

　　约里奥.居里愤怒疾呼：“五亿男女拥护斯德哥尔摩宣言，要求禁止这种武器，这清楚地表明他们希望这种屠杀不会重现。今天，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以及有人为了强迫他们俯首贴耳而采取的残暴的恐怖办法。舆论必须起来斥责这种罪行。”

　　世界的和平力量空前地团结一致，鉴于美国反人类战争罪行的严重性，以及对全体地球居民可能带来的致命伤害，各国科学家组成了“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这两个国际性组织先后来到朝鲜和中国地区进行实地调查。不久，他们的调查报告再次向全世界昭告：

　　“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办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办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

　　与此同时，美军被俘人员也为美国在朝鲜进行细菌战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马汉.勃朗，美3师1名士兵证词：“我证明美军使用细菌炮弹射击……”接着，25名美军被俘飞行员在中朝军队宽待战俘政策的感召下，供认了参与进行细菌战的详细经过，本来就已狼狈不堪的美国政府更加被动了。

　　彭德怀发表谈话：“敌人这一罪行并不是偶然的……去年1月，日本细菌战犯石井四郎来到汉城，就是为了准备在朝鲜实现这一灭绝人性的可耻阴谋……但是，敌人为什么恰恰在这个时刻使用细菌武器呢？事实摆得如此明显，敌人原来夸耀飞机大炮是万能的，想以军事力量征服朝鲜北部，进而向中国东北进攻；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敌人的计划遭到彻底粉碎，被迫进行朝鲜停战谈判。在谈判期间，敌人进行了所谓‘秋季攻势’，结果又失败了。敌人的一切可耻行为，遭到中朝人民部队的沉重打击后，于是就在朝鲜进行了大规模的细菌战，企图以此来威胁朝鲜人民和朝中部队。”彭德怀发出最后警告：“我要正告敌人，你们企图以你们认为‘意义重大　’的细菌战来吓倒中朝人民军队的坚强意志，这条路是行不通的；你们的如意算盘，在全世界人民的正义声讨下，一定会得到不如意的结果。”

　　慑于强大的国际压力，美国人终于悄悄停止了细菌战计划。

　　中朝开始了大规模防疫灭菌卫生行动，中央军委连续2次指示：“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中的首要任务”，“不管有无病员发生，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有任何的犹豫和动摇。”

　　在朝鲜，邓华亲任“总防疫委员会”主任，全军上下一齐动员反细菌战，那些没有多少文化的中国农民出身的士兵们普遍接受了现代卫生防疫知识教育，连志愿军驻地附近都有130万朝鲜居民注射了疫苗。

　　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开展了遍及全国的卫生清洁运动，中国老百姓们开始了遍及中国每一个角落的灭蝇、灭蚊、灭虱、清秽等工作。这就是以后有名的“爱国卫生运动”的萌芽，中国的卫生防疫事业，从此一举迈进了世界先进行列，连中国的医药事业也随着此次运动而前进了一大步。

　　经过近一年的努力，美军的细菌战终于被彻底粉碎了。

　　奇怪的是，中朝并没有将美军细菌战罪行摊到板门店的谈判桌上，柴成文以后在回忆录中解开了这个谜：

　　“杜鲁门政府不会公开承认使用细菌武器，中朝方面忍着极大的愤慨没有在谈判会场上提出这个问题，因为全世界人民都在期待着谈判能取得协议，而一旦把它搬到谈判桌上，除了将对方逼到墙角导致完全破裂外，不可能有别的结果。”

　　就这样，美国发动的细菌战，不仅没有在战场上收到军事上的效果，在国际舆论和道义上更是一败涂地，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

解放西藏　十八军血肉之躯筑成了进藏之路[转帖]

　　　　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1950年的中国，全国上下被解放的喜悦笼罩着，人民积极生产建设，然而此时的祖国西南一隅并不平静——尚未解放的西藏政治形势极为复杂严峻，在英美等国和其他境外势力的唆使煽动下，当时的西藏地方当局分裂分子妄图策划“独立”。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统一，成为摆在新中国面前的最大挑战。1950年1月，毛泽东决定：“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解放并经营西藏。”　　　

　　重担落在了打过淮海战役、当时正在西南驻守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二野十八军身上，1950年3月4日，十八军热血汉子们，在四川乐山举行了进军西藏誓师大会：一定把五星红旗插上世界屋脊，把光明和幸福带进西藏。

　　十字镐架架车

　　劈山涉水修路

　　当十八军迈着坚定的步伐向西南开进时，24岁的刘志均刚结束了一段惊慌逃离的生活。正值壮年的他被国民党抓去当壮丁，被飞机运到云南昆明的第三天，刘志均趁着空当，怀着对家人的思念，朝着北面狂奔。回到四川家乡不久，作为家中的独生子，父母为刘志均找了份稳定的工作，此时正逢十八军行军经过他的家乡，刘志均说，“我想参军，去西藏。”

　　两次选择，第一次的逃离是为了家人幸福，第二次主动参加，是为了更多人的幸福，刘志均说，他都选对了。

　　1950年的青藏高原现成的公路几乎一片空白，当时部队走的还是千百年来马骡踏出来的茶马古道。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手中连准确的地图都没有，只能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和西藏有关的图书资料。在一本1930年出版的《西藏始末记要》上，有位探险家这样描述西藏地理：“山有千盘之险，路无百步之平。乱石纵横，人马路绝，艰险万状，不可名状。”

　　将路修到拉萨去，十八军为此新组建了支援司令部，战士们领到的武器不是钢枪，而是铁锤，钢钎和十字镐。从康藏线(现在的川藏线)进军西藏的十八军部队的三个师，五十二师、五十三师、五十四师中，绝大部分官兵都在修路。十八军官兵用绳索拴着身子在悬崖峭壁上凿石开路、蹚冰河架桥，在这片亘古荒原及高寒冻土上，沼泽、塌方、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随时发生，据后来测算，几乎每前进一公里都有一名战士倒下，十八军走过了二郎山、雀儿山、色季拉山等14座大山，跨过了岷江、大渡河、金沙江、怒江等大江大河。历时一年零九个月的漫长艰难行军，以十八军为主力的解放军各路部队先后进入拉萨。

　　“我分进了十八军后方司令部雅甘工程处，每前进10公里，我们留下来修建一个道班房，就像古时的驿站，那时，发到手上的除了枪炮，还有人手一辆的独轮木板车。”刘志均至今还经常梦到独轮板车那特有的吱吱嘎嘎声，“我们四川人喜欢叫它架架车，”架架车成了他们行军最好的“战马”——衣物粮食，施工用具，枪支弹药全靠架架车来驮运。

　　每修好一个道班房，两到三名战友作为道班房的联络人留下来，刘志均习惯了离别， “有些战友一辈子留在了当地，结婚生子养老。”

　　炮弹壳打铜锅

　　二郎山赛“车”

　　严格执行党中央不拿藏族群众一针一线，不影响当地百姓生产生活，是十八军行军过程中铁的纪律。补给全从内地运进，在天气合适条件下，后方也会空投补给。

　　看着架架车上天天见少的粮食和日常用品，刘志均也精打细算“过日子”。

　　“日用品很缺的情况下，我和战友想了个办法，将一个哑弹的弹头卸下来，把弹壳敲成了铜锅，煮饭、烧水，起了很大的作用。”60年过去了，刘志均得来的7枚功勋章都送给了朋友，唯独这个炮弹壳打造的铜锅，他珍藏至今。

　　昂扬的斗志和乐观的精神，是十八军漫长行军的支撑力。

　　“二呀么二郎山，高呀么高万丈，古树哪荒草遍山野，巨石满山冈，羊肠小道哪难行走，康藏交通被它那个被它挡，铁打的汉下决心，坚如钢，要把那公路修到那西藏！”这一首被十八军传唱的《歌唱二郎山》后来传遍了全国。海拔3437米的二郎山，是进军西藏要翻越的第一座大山，不仅气候变化异常，而且山高坡陡，空气稀薄，原始森林里尽是腐烂枝叶和苔藓，摔跤受伤是常事。当地流传着一句谚语：“车过二郎山，像进鬼门关，侥幸不翻车，也要冻三天。”已是队长的刘志均带领着队伍经过二郎山时，突然兴致来了，向他的战友们扬了扬胳膊，“赛车，敢不敢？”他的提议让战士们重新振奋起来，只见几个年轻人推着架架车从山顶嘎吱嘎吱飞下山。“二郎山是我走过最危险的地方，我们却是用这样的方式过去的。”

　　爱上藏族女翻译

　　藏汉结亲传佳话

　　“尊重藏族群众的风俗习惯，是行军过程中强调最多的一项，走路不忘保护经幡和玛尼堆，不打渔、不捉麻雀、不砍‘神’树，宁可顶着风雪搭帐篷住野外，也不住寺庙，即便借住藏族百姓民房，也会回赠礼物表示感谢。”刘志均说，严明的纪律让当地藏族群众十分惊奇和欣喜，当地群众拉着牦牛自发组织运输队，帮助十八军翻山越岭。帮助当地群众修房、建水渠，也是刘志均行军任务之一。

　　十八军为了更好与藏族群众沟通，十八军成立了藏训班，请了当地僧俗老师为官兵教授藏语，“从最基本的字母开始，嘎喀嘎那，答踏答那……”刘志均的爱情，也是从这里收获的。

　　在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刘志均爱上了当地的藏族女青年——为十八军做藏语翻译的巴珍，“她是个勤劳、善良的姑娘。”藏汉结亲，算是身肩和平解放西藏，更要建设好西藏双重任务的十八军身上特有的时代烙印，如今，大部分十八军老战士已经作古，但是他们的后代仍然留在青藏高原，继续履行着父辈的职责。

　　当刘志均继续踏上行军路时，巴珍毫不犹豫跟上了队伍。

　　安家昌都江达

　　英雄仍未老

　　1950年10月6日，在西藏地方当局拒绝和谈并以武力对抗的形势下，遵照党中央指示,西南军区向十八军下达昌都战役命令，战役于当月24日胜利结束，时任十八军某师师长的吴忠撰文称赞：昌都战役，打开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大门。西藏谈判代表团最终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提出的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的方针，并于1951年5月23日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

　　1951年9月9日，十八军先遣部队到达拉萨，并举行了进入拉萨的入城式，受到拉萨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五星红旗终于飘扬在了雪域高原上。1959年，西藏平叛，并开始实行民主改革，施行了千百年的黑暗封建农奴制度宣告结束，西藏迈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西藏和平解放的消息，让刘志均彻夜难眠，他也在规划着自己的新生活。作为十八军后勤力量，1952 年，刘志均随部队将道班房修到了西藏昌都地区江达县，根据安排，他留在了江达县，驻守着道班房。“巴珍作为藏语翻译，本有机会跟部队到拉萨，将来谋份更好职业，但是，她想都没想就留了下来。”刘志均很感谢他的妻子巴珍，选择和他共度艰苦生活。

　　此后的10年间，刘志均的三个孩子相继在此地出生，1959年，刘志均从部队退伍转入地方，成了西藏自治区交通厅管辖的公路养护段职工，他的三儿子刘从清回忆起童年生活，依然很感慨：“夏天上山采蘑菇，挖野菜，冬天打柴，现在看来很像是郊游，那时生活艰苦，但全家都过得很快乐，父亲经常说，战斗岁月都挺过来了，和平日子有啥过不去的坎呢？”

　　如今，刘志均老人已经84岁高龄，已在拉萨安享晚年，喜欢逛拉萨新城，在繁华街头站一站。他的3个孩子在西藏有了各自的事业，他的孙子也有了学成回西藏工作的决心。

　　西藏的第一所学校、第一座电站、第一所医院……到底有多少个“第一”跟十八军有关？又有多少十八军官兵安家西藏，默默奉献着自己的一生，都已无从追溯，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兑现了誓师大会上的庄重诺言。（来源：扬子晚报）

毛泽东曾筹划武力解放台湾　为何未能实现？ [转帖]

　　　中国大陆基本解放后，毛泽东即开始谋划解决台湾问题。在准备武力解放台湾的同时，也在准备着和平的一手。在朝鲜战争之后，由于美军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被向后推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党的领导集体，把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向转移到了和平谈判上来，并为此付出了长久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效果。

　　建国前后，毛泽东筹划以武力解放台湾

　　中国共产党关于解放台湾问题的决心和计划，首先是建立在武力解放基础上的。即使在提出和平解放台湾之后，始终没有放弃武力解放的方案。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设想，解放台湾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迅速组建海军、空军，掌握制海权、制空权；第二步，尽快解放东南沿海各岛，扫清外围，建立攻台前沿阵地；第三步，发起对台全面作战。

　　1949年2月1日至3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了秘密来访的苏共中央代表米高扬。毛泽东说：“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比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谈到台湾问题，他预见到了可能出现的复杂局面。

　　3月，中共中央召开会议讨论即将成立的华东局管辖范围。毛泽东特别提出还要加上台湾。应党中央的要求，华东局提出了解放台湾后的台湾省政权的组成人员：舒同为中共台湾省委书记，刘格平为省委副书记。当时，台湾解放后的省委、省政府各部厅、地委、县委的领导班子都已经组建，并集中进行了有关台湾知识、政策的培训。后来进攻台湾没有实现，这些人员转去开办华东人民革命大学。

　　3月15日，新华社发表了题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的时评。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7月初，毛泽东与朱德讨论了进攻台湾的问题。他们认为：只要苏联援助我们几十架飞机，掌握了制空权，解放军就可以发起进攻台湾的战役。7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致电华东军区的陈毅、粟裕、张爱萍：“新中国就要成立了，希望你们抓紧做好解放台湾的准备工作，加强海军力量，做到中央一声令下，随时歼灭敌人。”1949年10月金门之战的失败，并没有动摇党中央和毛泽东解放台湾的决心。党中央研究后决定：1950年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解放海南岛、台湾和西藏，肃清境内一切国民党残余力量。随着1950年5月海南岛的解放，人们普遍认为解放台湾已为期不远了。

　　1950年5月17日，第三野战军前委发出了《保证攻台作战胜利的几点意见》，并成立了以粟裕为总指挥的前线指挥部，以3个兵团、12个军，共50万人的兵力，投入对台作战准备。在1950年6月上旬的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重申“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的决心。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在会上也汇报了解放台湾的具体实施步骤和各项攻台作战的准备情况。毛泽东当即决定，解放台湾的战役由粟裕具体负责实施。美国的远东情报处发出哀叹：“台湾将于7月15日以前遭受中共全面攻击，由于政府军队涣散，民心浮动，中共将于发动攻击后数周之内顺利夺占台湾。”

　　但到了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到7月中旬，朝鲜战局严重恶化，美军从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腹背受敌，遭受严重伤亡，形势急转直下。9月29日，毛泽东在给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中指出：“以后请注意，只说是打台湾和西藏，不说任何时间。”10月2日，“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并很快将战火烧至鸭绿江边。严峻的形势，迫使毛泽东不得不把解放台湾的时间向后推延。然而此后解放台湾问题久拖不决，却是毛泽东始料未及的。原中联部副部长王力曾回忆说：“毛泽东同我讲过，这是我党七大后所犯的第一个大的历史错误。当时，蒋介石在台湾立足未稳，美国人也从台湾撤走了第七舰队，本来是解放台湾的最好时机，但是我们丧失了时机。我们只看到胡宗南在西南还有大军，于是二野分兵去了西南，三野又要守备大城市和扫清残敌，所以没有把二野三野集中起来解放台湾，而是以劣势兵力在金门打了败仗。这样蒋介石在台湾的棋下活了。在大陆，蒋介石输了，我们赢了；在台湾，我们输了，蒋介石赢了。这是一个大的历史错误，是不能挽回的错误。但是我们同蒋介石还有两个共同点，第一中国要独立，第二中国要统一。这个统一就不能不是长期的了。”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毛泽东认为是该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了。10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这两年，我们那位在台湾的蒋先生趁我们抗美援朝无暇他顾之际，仗着有‘山姆大叔’撑腰，很是兴风作浪，在那里做反攻大陆的美梦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来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毛泽东要求大家“从现在起，就应该就此着手准备，要长治久安，不解放台湾不行”。1954年7月23日，毛泽东电告在日内瓦的周恩来，指出：“为击破美蒋的军事和政治联合，必须向全国、全世界提出‘解放台湾’的口号。我们在朝鲜停战后没有及时提出‘解放台湾’的任务是不妥的，现在若还不进行此项工作，我们将犯严重的政治错误。”8月22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联合发表《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指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祖国大陆掀起了“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高潮，表明了中国人民的决心。

　　中央军委制定了“从小到大、由北向南、逐岛进攻”的作战方案。1954年8月，中央军委批示华东军区，向参战部队下达了准备同国民党军作战的命令，并批准成立了以张爱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浙东前线指挥部。1955年初，华东部队开始解放东南沿海岛屿的计划。到2月25日，全部解放浙江沿海各岛。尔后，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部队挥师入闽，与福建部队会合，准备攻打金门、台湾。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不断扩大对台问题的干涉，1954年11月2日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美参、众两院通过了《美国国会授权总统在台湾海峡使用武装部队的紧急决议》。据统计，美国第七舰队在我东南沿海集结了5艘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40艘驱逐舰组成的庞大舰队，妄图干涉我解放台湾。美国的干涉，加剧了解放台湾的难度。

　　50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探索

　　1950年初，毛泽东在准备以军事手段解决台湾问题的同时，也在筹划着和平谈判的一手。谁担任去和蒋介石集团接触的任务呢？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把目光盯在了张治中身上。张治中是国民党大员，陆军二级上将，曾任湖南、新疆两省主席，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与蒋介石交往密切。同时，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很密切，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进行过多次谈判。

　　1950年3月11日，毛泽东给尚在华南的张治中发出了《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给张治中的电报》，希望他“刻意经营，借收成效”。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电张治中，让他来北京商谈这一工作。张治中由华南赴京时，毛泽东曾亲自致电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叶剑英，指示其为张治中北上布置沿途护卫任务，可见毛泽东对张治中此行的重视。但是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党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暂时终止了与台湾当局的和平谈判。另外，限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将和平方式作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主要方式，真正将和平方式作为重点考虑并提上议事日程，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

　　进入50年代中期，国内外形势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国内各项社会改革取得伟大成绩，经济建设已成为整个国家生活中的主要任务，人民需要一个和平安宁的环境来从事经济建设。在台湾，国民党当局于1955年前后完成了“党改”、“土改”工作，岛内政局趋于稳定，民众不希望看到新的战争发生。在国际上，朝鲜停火得以维持，印度支那问题和平解决的协议也已经达成；美国虽与台湾签订了所谓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并不想过深地卷入与中国的对抗。另一方面，武力解放台湾，面对200多公里的台湾海峡，如果没有强大的海、空军支持是不行的。特别是美国还横在海峡两岸之间干涉中国内政，成为解放台湾最大的阻力。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适时调整政策和策略，将解放台湾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看待。为了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从祖国统一的大计着想，毛泽东逐渐考虑在不改变武力攻打台湾及附近岛屿的同时，探求其他解决办法，并由周恩来在外交口寻找机会，争取和平解放的可能。党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由周恩来负责此项工作。1954年7月，毛泽东致函周恩来，指示加强对台工作，以完成祖国的统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对台工作。8月27日，周恩来在接见朝鲜南日外相时说：“在台湾问题上，我们总的口号是：解放台湾。但是，这要有步骤地进行，因为中国海军还未锻炼好，各方面的准备还需要时间。”9月2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解放台湾宣传方针的指示》中指出：解放台湾是“我国的既定方针”，“斗争是长期的，因为我们没有强大的海、空军，就要有时间去把它建设起来”；“斗争是复杂的，因为这个斗争有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对内，解放台湾是我国的内政，要采取军事斗争的方法；对外，“在美国尚未参加战争的时候，要采取外交斗争的方法”。“除了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以外，还必须在宣传工作、政治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同时加紧努力……扩大国际和平统一战线，孤立美国侵略集团，最后达到解放台湾。”

　　1955年4月召开的万隆会议，对我们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宣传，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利用参加万隆会议的机会，阐明我国的外交政策以及对台立场，让更多的国家了解事实，支持我们，扩大我国的影响。另外还可以见机寻求与美国直接对话或谈判，以缓和台湾海峡紧张局势。为此，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由周恩来担此重任。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经过讨论，商定可在会议期间，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我们对外奉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对目前台湾海峡局势的看法，博得了与会各国代表团的广泛同情与支持。许多国家纷纷要求美国政府响应中国政府的建议，尽早就缓和紧张局势，从台湾撤兵等问题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首次向外界表达了中国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的信息。这一立场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得到各国代表的普遍赞誉。

　　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是党中央、毛泽东制定的，正式对外宣布和第一个公开提出并阐述，是由周恩来完成的。1955年5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是中国政府第一次正式、公开地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主张。1956年1月25日，毛泽东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凡是能够团结的，愿意站在我们队伍的人，都要团结起来，不管他过去是做什么的。比如台湾，那里还有一堆人，他们如果是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如果愿意来，不管个别的也好，部分的也好，集体的也好，我们都要欢迎他们为我们的共同目标奋斗。”周恩来随即在2月初的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首次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斗争”的口号。

　　1956年2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为和平的解放台湾而奋斗》。4月，毛泽东进一步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等政策主张。7月29日，经毛泽东审阅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平解放台湾工作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对和平解放台湾的工作，应采取多方影响，积极并且耐心争取的方针。工作重点应放在争取台湾实力派及有代表性的人物方面。这就是通过各种线索，采取多样方法，争取以蒋氏父子、陈诚为首的台湾高级军政官员，以便台湾将来整个归还祖国。”

　　1956年夏，一位神秘人物的到来，引起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浓厚兴趣。他，就是曹聚仁。曹聚仁，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他早年曾在赣州帮助蒋经国办过《正气日报》，与鲁迅、周作人兄弟交往甚密，与海峡两岸的不少重要人物都有交往。1956年到1959年，曹聚仁多次受邀回大陆采访，毛泽东曾数次接见他，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也多次接见他。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陈毅及张治中等先与曹聚仁会谈。1956年7月中旬，周恩来先后3次接见曹聚仁。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有过两次，第一次合作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第二次合作取得抗战的胜利，为什么不可以有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曹聚仁以周恩来谈话为题写成文章，发表在1956年8月14日的《南洋商报》上，正式向海外传递了国共可以第三次合作的信息，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震动。

　　1956年10月3日下午，毛泽东推迟了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见的时间，专门接见了曹聚仁，并作了长谈。毛泽东与曹聚仁谈到了台湾问题，具体阐述了中共“和平解放”的新方针新政策，希望曹聚仁把话传到台湾去。曹聚仁回港后积极给蒋经国写信的事实，也印证了毛泽东和他谈话的意图。但是台湾方面对曹聚仁的来信，没有任何积极答覆。

　　1956年春，在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来到香港，会见了国民党驻香港负责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许孝炎立即从香港飞往台北，亲手将信交给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详尽报告。蒋介石展开中共中央的信件反覆看了几遍，沉默无语，没有作任何表示。1957年初，经过一年的考虑，蒋介石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让他推荐人选。许孝炎考虑再三，提出三个人：曾任“立法院长”的童冠贤、曾任“立法院秘书长”的陈克山和“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覆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宋宜山的哥哥为原国民党被俘将领宋希濂，时在大陆功德监狱服刑。派他回大陆，可以借探亲的名义掩人耳目。1957年4月，宋宜山从香港入境，经广州乘火车抵北京。周恩来亲自会见了宋宜山，阐明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政策：一是国共两党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二是台湾作为中国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实行高度自治；三是台湾政务仍由蒋介石领导，中央不派人前往干预；四是美军撤离台湾，不允许外国干涉中国内政。

　　9月，刘少奇在“八大”上作政治报告时指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他表示：“谈好了，可以订个协议公布。”毛泽东还指出：“台湾只要与美断绝关系，可派代表回来参加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周恩来就蒋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作了具体的说明。

　　1957年4月16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时说：“国共过去已经合作了两次，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翌日，《人民日报》首次向外公布了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合作的消息，在海内外引起很大的震动。

　　毛泽东、周恩来多次就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方针政策进行阐述，其要点有：一是省亲会友、来去自由。中国政府充分理解在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早与家人团聚的心情的愿望，他们可以同在大陆的亲友通信，可以回到大陆省亲会友，各级人民政府保证来去自由并提供各种方便和协助；二是既往不咎、立功受奖；三是国共合作、爱国一家，台湾问题是内政问题，中国共产党准备与国民党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四是和平解放、互不破坏。

　　毛泽东巧妙利用炮击金门，和蒋介石

　　在“一个中国”问题上达成了一致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和毛泽东解放台湾的步骤上，先要解放金门、马祖，然后再解放台湾。1958年，党中央和毛泽东根据战事的发展和美蒋关系的变化，作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重要决策。

　　这一年，蒋介石派兵轰炸我沿海地带，并向美国请求武力帮助，两岸局势顿时紧张起来。面对日益紧张的台海局势，为了维护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7月12日，毛泽东下达了准备炮击金门的命令。8月17日，毛泽东到北戴河亲自指挥炮击金门战事。8月20日，毛泽东下达炮击金门的决定：立即集中力量炮击金门，把它封锁起来。在毛泽东的亲自指挥下，8月23日至9月3日，解放军用炮火封锁了金门，拿下金门指日可待。正在此时，毛泽东突然下达命令：前线各部队从9月4日起停止炮击金门3天。这一决定令国内外大为费解。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的叶飞在回忆录中说：“毛主席决定不拿下金门，现在看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要留下一个对话的渠道。”

　　金门炮战爆发伊始，美国态度强硬，声称要介入“台海危机”，但其实际行动只是为国民党向金门运送补给的船队“护航”。为避免卷入中国内战，美舰护航仅到金门3海里以外，空军并不介入。然而，解放军猛烈的炮火使其补给船队屡遭重创，美国“护航”行动连遭失败。美国先是呼吁停火，然后逼迫蒋介石从金、马撤军。美国此举，一是摆脱自己进退维谷的被动局面，二是斩断蒋介石与大陆联系的纽带，以便实行“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但蒋介石予以坚决抵制，断然拒绝了美国提出的“撤退金、马”的建议，美蒋矛盾激化。此时，毛泽东清楚地意识到美国逼蒋放弃金、马的意图，重新考虑了立即解决金、马问题的利弊。为反对美国分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将金、马留在台湾当局手中，更符合国共两党“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于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作出了暂不收复金、马的新决策。

　　8月27日，对毛泽东意图不知情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以前线指挥部的名义连续广播一篇广播稿，提到“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引起了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9月1日，毛泽东从外电中得知这一情况，对总政治部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9月3日经他审阅修改后下发，其中提出：“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这说明毛泽东对台湾问题长久性的充分估计。

　　10月3日、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台湾海峡局势，指出：“让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如何?这样做的好处是金、马离大陆很近，我们可以通过这里同国民党保持接触，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打炮，什么时候需要紧张一点就把绞索拉紧一点，什么时候需要缓和一下就把绞索放松一下，可以作为对付美国人的一个手段。”毛泽东最后说：“方针已定，还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让蒋军留在金、马。”这就是著名的“绞索”政策。

　　10月6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指出：“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美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共同敌人。”“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以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建议举行和平谈判，和平解决。”毛泽东宣布“从10月6日起，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

　　10月13日，毛泽东在周恩来等人的陪同下接见了曹聚仁。毛泽东说：“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毛泽东接着指出：“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这一条路，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毛泽东还描述了统一后的台湾状况：“他（按：蒋介石）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周恩来补充说：“美国企图以金门、马祖换台湾、澎湖，我们根本不同他谈。台湾抗美就是立功。希望台湾的小三角（指蒋介石、陈诚、蒋经国）团结起来，最好是一个当总统，一个当行政院长，一个将来当副院长。”毛泽东在这里明确了台湾“高度自治”的权限，即允许保留军队,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权力架构。

　　10月13日，福建前线电台广播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命令》，宣布“从本日起，再停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同时指出“这是民族大义”，“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10月25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了《再告台湾同胞书》，揭露美国插手台湾的目的，提醒台湾当局当心美国人的毒计；规劝台湾当局，不可屈服美国人的压力。毛泽东同时宣布“逢双日不打金门的飞机场、料罗湾的码头、海滩和船只……以利你们长期固守”。这样，对金门“打单不打双”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79年1月1日。

　　毛泽东亲自撰写以国防部长彭德怀名义发表的3个文告，揭露了美国的侵略行径和阴谋，划清了中美两国之间与国共两党之间的界限，在台、澎、金、马军民中引起强烈的反响，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通过有条件暂停炮击和无条件隔日炮击的行动，抵制了美国胁迫台湾当局从金、马撤兵，隔离台湾，制造“两个中国”的图谋。持续两个多月的紧张局势，也开始松弛下来。

　　金门炮战中蒋介石反对把金门、马祖与台湾岛割裂开来，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达到了“共鸣”，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59年2月初，毛泽东在一次对省市委书记的讲话中谈到了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的情况。他说：“台湾是蒋介石当‘总统’好？还是胡适好？还是陈诚好？还是蒋介石好。但是国际活动场合，有他我们就不去，至于当‘总统’，还是他好。”“让他（按：蒋介石）去搞特务，搞三民主义，历史上凡是不应当否定的，都要作恰当的估计，不能否定一切，否定一切的结果，都毁了自己。”2月27日，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说：“现在我们又讲跟蒋介石合作，他（按：蒋介石）说不干，我们说要。合作共同反美，他不敢，我们说有一天美国要整他，总会有一天美国要承认我们的，丢掉他。蒋介石懂得这一点。我们搞第三次合作，他通过秘密的间接的方法跟我们联系，公开不敢，怕美国，而我们不怕。”毛泽东还说，我们同台湾，谁也离不开谁，就像《长恨歌》中所说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蒋介石把枝连着美国，而美国却连根都要挖掉。9月15日，毛泽东在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会上说：“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是蒋介石做‘总统’好，还是别人做‘总统’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

　　为了实现提出的“举行和平谈判”，毛泽东在炮击金门的同时采取了另一个行动，请与国共两党高层均有私交的章士钊担负起两岸沟通的责任。在金门炮战硝烟未散尽时，毛泽东嘱托章士钊给蒋介石写信，把中共“联蒋抵美”的方针告诉他。章士钊欣然答应。国学功底极好的章士钊在信中说：“溪口花草无恙，奉化庐墓依然”；“台湾金马，唇齿相依，遥望南天，希诸珍重。”毛泽东对这几句尤为欣赏，并亲自将“南天”改为“南云”。

　　1958、1960年，章士钊两次赴港，向台湾当局转达信息。临行之前，毛泽东、周恩来与他进行了谈话，提出了两岸暂不举行正式谈判，但可先做有限接触，如互访、通邮、通航、通商的建议。章士钊到港后，引起了海外媒体的种种猜测，称章士钊是中共的“和谈专使”，拟通过私人关系向台湾高层转达中共和谈条件。但是台湾当局对章士钊此行没有作出任何积极反映。另外，受蒋介石派遣来大陆的宋宜山回到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一份书面报告。由于宋宜山的报告对共产党和大陆的成就赞扬过多，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而中止了国共间进一步的接触。

　　从“和平解放”到“和平统一”

　　进入6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根据形势的变化，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许多新的原则和政策，开始由“和平解放”转变为“和平统一”。

中国唯一女活佛的前世今生[转帖]

　　　　十二世桑顶. 多吉帕姆. 德钦曲珍，在藏传佛教中被认定是产生诸佛的大佛母的化身，同时也是中国唯一拥有大呼图克图封号（藏传佛教上层大活佛的封号）的女活佛。1942年藏历二月初八吉日，在法乐的奏鸣声中，德钦曲珍被载歌载舞的僧俗百姓迎入桑顶寺，举行坐床继位大典，正式成为第十二世多吉帕姆活佛。

　　年幼的十二世多吉帕姆活佛自入主桑顶寺起，便享有许多特权。小德钦曲珍出行拉萨，必经过西藏地方政府批准，派出四位僧官、四位俗官护驾。在沿途每个驿站，皆受到隆重接待。德钦曲珍的童年一直在礼佛、诵经、修法中度过，众多高僧活佛都先后做过她的导师。每年，她还要去古城江孜、春丕山讲经弘法，为徒众祈福。

　　这一切在1959年3月结束。是年，西藏地方政府发动叛乱，桑顶寺正处在动乱的中心地带。叛乱者接二连三闯入寺庙，要求桑顶寺提供枪支、粮食。活佛和几个近侍避出桑顶寺，藏在羊卓雍措的湖心岛上，却仍被叛乱者找到，在枪口的“护送”下，女活佛被迫远走他乡，修行之路就此中断。活佛先被挟持到不丹，再由不丹转道印度。1959年8月，国庆大典前夕，在中国驻噶伦堡商务代理处的帮助下，十二世多吉帕姆活佛辗转至巴基斯坦，又绕道阿富汗、俄罗斯、蒙古，最终于9 月底回到北京，结束了六个多月在海外颠沛流离的日子。

　　归国后，十二世多吉帕姆活佛接受政府安排在拉萨居住，由入寺修行转为在家修行。1966年，“文革”浩劫降临，桑顶寺被夷为平地，活佛的修行活动也被迫中止，一隔十余年。上世纪80年代，桑顶寺复建，女活佛也恢复了在桑顶寺中一年一度举行的“岗甲萨”大法会。但她仍选择留在拉萨，在家修行。每年的“岗甲萨 ”大法会，是她唯一与信众接触的机会。

　　离开桑顶寺后，德钦曲珍建立了自己的家庭，重新拥有了世俗生活。在多吉帕姆活佛的转世系统中，这本无先例，但在共同经历了50年风云变幻的西藏信众看来，女活佛的选择已为他们所接受。在这片神秘的高原土地上，只要信仰的力量仍未消散，佛陀的福荫便永远与这里的子民相伴，多吉帕姆活佛的转世之路还将继续漫长地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