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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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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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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90楼 发表于: 2009-08-18


 三国中猛将功夫的权威排名[转帖]


  不知道谁搞出一个《三国》猛将排名,叫一吕、二赵、三典韦、四关、五马、六张飞,细考察之,实属胡排。罗贯中先生笔下的吕布是第一功夫高手,单打独斗,没有人能和他过上几招。虽然张翼德撵着吕布要斗上300合,但从罗贯中先生的描述上看,张翼德虽然嗓门大、酒量大、眼珠子大,但在功夫上和吕布还差得很远,恐怕真打起来,吕布在100合之内就能干掉他。所以,吕布排在第一位应该是不错的。

  那么,谁能在《三国演义》里排在功夫第二,依我看来,应该是颜良。我的这个排名可能会有看官不服气,那颜良和关羽尚未过招就被斩于马下,把他排在第二位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但是,看官是否注意到了“措手不及”?《三国》里面有几位战将颇为窝囊,其中就包括颜良,还有文丑、华雄、夏侯渊,他们都死在“措手不及”上,如果没有“措手不及”,恐怕被斩于马下的会是对方。

  把颜良排在第二位,我有充分的证据,这个证据在打败关羽的曹军大将徐晃身上,那徐晃出场亮相颇为漂亮,“当下列开阵势。汜将崔勇出马,大骂杨奉‘反贼’。奉大怒,回顾阵中曰:‘公明何在?’一将手执大斧,飞骤骅骝,直取崔勇。两马相交,只一合,斩崔勇于马下。帝曰:‘时斩贼将者何人?’奉乃引此将拜于车下曰:‘此河东杨郡人,姓徐,名晃,字公明。’帝慰劳之。”罗贯中先生笔下,隆重出场者必有不俗表现,紧接着,徐晃与曹操第一猛将许褚交锋,50余合不分胜败,曹操赞曰:“徐晃真良将也!”解襄阳之围,徐晃与关羽大战了80余合,关平怕父亲有失,鸣金收兵,罗贯中先生替关羽开脱曰:“公虽武艺绝伦,终是右臂少力。”如此猛将,与颜良过招仅20回合就败回阵中,这是徐晃在书中的唯一一次败阵。可见颜良之勇,武艺之高。

  第三位的应该是马超,排列理由在曹军大将张郃身上。那张郃与张飞大战瓦口隘,30余合不分胜败,如果不是魏延在身后放了一把火,还不知道要战多久。可是此公与马超交手,20回合就败回阵中,可见马超之勇。按理说,张郃与徐晃的武艺应该在伯仲之间,但在罗贯中先生笔下,徐晃似乎比张郃高出一筹。所以,只能让马超屈尊第三。

  把赵云排在第四位,似乎有点勉强,理由是,在书中找不出败在赵云手下的名将。但是,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名气实在是太大啦,而且,他也是罗贯中先生刻画得最完美的人物,为了不让他老人家生气,我把赵云排在第四位。

  不过,最能表现赵云神勇的大战长坂坡含金量却不太高,书中说,他先后杀死曹军“名将”五十多员,其实都是无名小辈。唯一遇到的真正名将就是张郃,可是,交手只有十余合,书中写道:“云不敢恋战,夺路而走。”如果不“夺路而走”就麻烦大啦,一旦许褚、徐晃、曹仁、文聘等将上来,任赵云有三头六臂也不能脱身。不过,令人怀疑的是,此时,这些名将都上哪里去了?唯一的解释就是,有一个上来缠住赵云,书就写不下去啦!哈哈!

  排在第五位的是谁?应该是典韦,这里面的理由有二,首先,《三国》中曹操的实力最雄厚,地盘最大,这地盘可是打下来的,谁去打呢?当然是手下一流的战将。曹操手下猛将如云,最能打的就是典韦,可惜,此公死得太早还有点窝囊,否则,遇到刘备的五虎上将,肯定会有好戏看。没办法,这个脸让许褚給露了,许褚与马超大战了200余合不分胜败,这是书中猛将相遇斗的合数最多的,但许褚与徐晃大战了50余合没分胜败,而且在张飞面前掉了链子,所以,这个排行只能给典韦了;其二,以曹操的实力,他的第一猛将功夫排名应该名列三甲才是,但是,罗贯中先生“抑曹拥刘”,所以,典韦只能屈尊了。

  排到这里,还不见关、张出现,列位看官肯定有些着急了,可是,第六名还不是他们,是谁呢?应该是小霸王孙策。小说里,那江东81州可是他出马一条枪打下来的,虽然他和太史慈战了个平手,但是,他和刘繇大战时,夹死一将吓死一将,这等功夫只有张飞才有,但是,张飞没有夹死一将的纪录,这个座次只有给孙策了。

  第七位才应该是张飞。缘何张飞排在关羽之前,理由在袁术大将纪灵身上,那纪灵虽然被吕布像老鹰抓小鸡一样抓了过来,然而,他的武艺非比寻常。关羽与之战了30余合不分胜败,但和张飞只战了10合,便被丈八蛇矛捅了个窟窿,可见张飞武功在关羽之上。

  那么,第八位应该是谁呢?应该是庞德。这是小说中运气最差的猛将之一,那时,吕布、颜良已死,马超坐上了武功第一把交椅,而庞德恰恰在马超手下,很难露脸。不过,他的两次露脸足以坐上这个位子,第一次露脸,是西凉军偷袭曹营,不料,中了埋伏,庞德的马掉入陷阱,但是,他持刀步战,斩了曹军一将夺得马匹,还杀入重围救了韩遂,小说中,步战斩将的只有庞德一位;第二次露脸,是襄阳大战关羽,第一次交手,大战百余合,庞德“精神倍长”,第二次交手,战了50余合,庞德射伤关羽,不是于禁怕庞德抢了头功鸣锣收兵,恐怕关某30年的英名真的被庞德打下来了。所以,庞德的武功应在关羽之上。

  第九位再不给关羽,就太不给罗贯中先生面子了,各位看官也会等不及了。那关羽温酒斩华雄、斩颜良诛文丑、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风头出尽,不过,他的武功虽高,但是,他总是占对方“措手不及”的便宜,尤其是颜良、文丑,武功本在关某之上,只是运气太差,即使是华雄,和关羽也是百合之上的猛将,只是罗贯中先生太爱他塑造的这个角色了,所以,不给关羽和第一流战将狠斗的机会。

  九是我国最圆满的数字,我就不往下排名了。当然,好些猛将没有排名实在不该,如果谁有兴趣可以接着排下去,像《水浒》一样,排出一百单八将来。如下猛将值得一排,先说曹军:许褚、张辽、夏侯惇、曹仁、夏侯渊、王双、邓中;东吴:太史慈、程普、黄盖、甘宁、周泰、凌统;西蜀:黄中、魏延、姜维、张苞、关平、关兴,这些都是未尝败绩的。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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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91楼 发表于: 2009-08-18

外交档案解密: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帐[转帖]


临近1964年7月,中苏边界谈判取得重大进展,但此后急转直下,双方关系陷入僵局。2008年11月,外交部开放了第三批1961年到1965年的解密档案。一份题为《毛主席关于苏联划别国领土太多的谈话》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历史。

谈判“触礁”

1964年上半年,从东交民巷40号中苏边界谈判会场,不时传出一些缓和的信号。朱瑞真感觉到,在过去几年趋于紧张的中苏边界问题,或将迎来一个美好的结局。

朱瑞真时任中央办公厅翻译组俄语翻译。到了六七月份,谈判的气氛正在变得越来越轻松。7月1日,中方代表团副团长、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余湛向苏方提出建议,先到北戴河疗养地休息一两周,边界问题回头再议。双方沉浸在轻松的气氛里,这时,毛泽东发表了一个讲话,使得这场谈判的调子急转直下。

讲话的主要内容,是有关苏联占领其他国家领土的问题。这份编号为“外发(64)午760号”的档案显示,7月10日,毛主席在接见日本社会党人时,有一日本代表提出,日本的千岛群岛被苏联占领,日方要求归还,想知道毛主席对此问题的看法。毛泽东发表了一席讲话,被很多人称为“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档案是1964年7月28日外交部发给各驻外使馆、代办处的一份外交通报。

“主席说:……外蒙古的领土,比你们千岛的面积要大得多。我们曾经提过把外蒙古归还中国是不是可以,他们说不可以……有人说,他们还要把中国的新疆、黑龙江划过去。……一百多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所以你们那个千岛群岛,对我来说,是不成问题的,应当还给你们的。”

这话传到苏方代表团耳朵里,已经是3天之后的事了。7月13日,日本的3家主流报纸对毛泽东的讲话在显著的位置刊登,随后迅速在全世界传开。

泽里亚诺夫上将感觉不可思议。来北京之前,赫鲁晓夫对泽里亚诺夫耳提面命,让其避免陷入意识形态论战的泥潭。为此甚至不惜在上述两个问题上作出一些让步。苏方的这一态度,也得到了中方的积极回应。于是,这场谈判开始走出意识形态论战的沟壑,很快就东段边界的绝大部分走向达成了一致。据《中苏关系史纲》记载,双方同意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的地段,以两江主航道的中心线为界。中国一侧的400多个争议岛屿,以及约600平方公里的争议水面划归中国。珍宝岛等岛屿均归属中国。

双方代表团都沉浸在一种就要水到渠成的轻松气氛中。所有人都忽略了一个足以导致人仰船翻的“暗礁”,就是不平等条约问题。

毛泽东“背后推一把”?

这个问题其实在谈判的一开始就提了出来,只是在后来谈判进入解决具体问题的通道后,关注有所转移。

中方这次谈判的底线是一定要苏方承认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署的界约是不平等条约。同时告诉他们,中方并不打算据此收回被割去的领土,以体现中国的“宽宏大量”。看似有些自相矛盾的要求,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中苏关系的现状。从1960年开始的中苏大论战,大部分情况下不牵涉实体的利益,而是竭力要弄清楚一些“大是大非”。

中方满以为自己提出的要求对方会爽快地答应。毕竟 “我要的只是面子,你得的却是实惠。”没想到这一要求却招致苏方的强烈反弹。在苏方代表团成员眼里,不平等条约问题简直就是一个设给未来的圈套。他们认为,苏方如果承认了以往条约的不平等性,等于赋予了北京这样一种权力,即假如它认为有必要,莫斯科就应当把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归还中国。

苏方的态度又反过来刺激了中方代表团。在第三、第四轮谈判时,中方论战的火药味日益浓烈。外交部副部长、中方代表团团长曾涌泉有一次在会上激愤地说:“占领我们的领土吧。假如你们有足够的勇气!你们可以挺进到北京并占领它,你们可以挺进到广州并占领它。但你们永远都休想我们承认你们的侵占是合法的!”

这场在毛直接领导下的边界谈判,直到双方行将对东段边界达成协议时,还没有迈过不平等条约这一当初设定的 “最低门槛”。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就是想在关键时刻在背后“推一把”。

让苏联“紧张一下”?

通过让双方的关系“紧张一下”,来实现双边关系中的一种合理状态,曾是毛泽东引以为傲的一种外交战略手段。

50年代中期,为了建立与美国的直接外交联系,1954年9月,毛泽东下令解放军炮击台湾控制下的沿海岛屿。为了解决这一危机,中美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并在1955年8月份发展成两国的大使级会谈。这一非外交承认的官方沟通渠道,一直存在了很多年。

10月9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主动谈及此事。

“我们放些空炮,讲些空话,引起他紧张。其目的是达到一个合理的边界状态、边界条约。赫鲁晓夫这个人,你不跟他放几通空炮,他不舒服。因为我们放了一通空炮,他的炮就放出来了。这样的空炮,以后我们还要放。要让赫鲁晓夫从地面跳起几丈高。”

赫鲁晓夫确实蹦了起来。9月15日,赫鲁晓夫也借助会见日本代表团的机会,对此事作出了回应。他说:中国各个朝代的帝王,是不逊色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赫鲁晓夫声称:如果谁把战争强加于我们的话,那么,我们将会全力以赴地与其战斗。我们拥有足够有力的、可以说是无可限量的战争武器。

对毛泽东的这一讲话,还有另外一种解读。毛泽东可能对边界谈判后来转入降低政治斗争调门、解决具体问题的方针不满,认为在原则问题上,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有再度与苏联修正主义进行调和的倾向。由此采用这种方式,在刺激赫鲁晓夫的同时,也触动一下中央领导层中有这种妥协情绪的人。

在当年几次与外宾的谈话中,毛都流露出对国内修正主义的焦虑。有人据此分析,当苏方不承认这些条约为不平等条约后,毛泽东认为可暂不与苏联达成协议,维持中苏边界一定程度的紧张度,从而调动国内一切因素,投入到他酝酿中的那场反对修正主义的运动中。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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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92楼 发表于: 2009-08-18


胡适妙写白话电报 [转帖]


  五四时期,胡适积极倡导白话文运动。一次,胡适在北大讲课,有位同学站起来责难道:“胡先生,难道说白话文就没有丝毫的缺点吗?”胡适微笑着回答:“没有的。”那位同学反驳道:“肯定是有的。白话文语言不精练,打电报用字多,花钱多。”
  胡适依旧柔声细气地说:“不一定吧!前几天行政院有位朋友给我打来电报
,邀我去做行政院秘书,我不愿从政,为这件事我复电拒绝。复电是用白话文写的,看来也很省字省钱。同学们如有兴趣,可根据我不愿意从政的意愿,用文言文编写一则复电,咱们比较一下,看看是白话文省字,还是文言文省字。”

  十分钟后,大家挑选出一份用字最少、表意完整的文言文电稿,其内容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不堪从命。胡适不无幽默地说:“这份复电写得确实简练,仅用了12个字,但我的白话电报却只用了5个字:干不了,谢谢!”

  随后,胡适解释说:“‘干不了’即含有才疏学浅,恐难胜任之意;‘谢谢’则既含有对友人费心介绍的感谢之情,又有暗示拒绝从政之意。可见,语言的精练与否,不在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差别。”

  听了这番精辟阐述,那些对白话文反感的同学大受启发,逐渐转变了以前的看法。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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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札记(2) 中国文化为什么抵触“三权分立”? [转帖]

 

礼,无非礼貌礼节,属五常之一,它的顶头上司是“仁”,紧紧围绕在“仁”周围,作为“仁”的外用,抓具体工作。“仁”,单人傍加一个“二”,顾名思义,就如润滑油,起到调节关系的作用。古人说,仁者爱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和后来日本的残忍“仁者”不一样。

礼可能更注重形式,后人诟病,也便说繁文缛节。可是一定的形式却是必须。比如在下,自号谦谦君子,可是见了客人,右手在口袋里安营扎塞,根本不想抽出来,眼睛干脆翻越客人希松的头顶直达白色的墙壁,如此情形,傻子都会得出结论,还用自吹。因此,微笑,握手与礼貌用语,便是待客的极重要手段,除非你与客人有仇。这便是礼。

人行五伦五常,并不是属于五伦五常。五伦五常之规定,正如平展的水泥路,方便行车,让众生平安抵达,这是五伦五常的好。五伦五常并不是枷锁,非得把人囚在黑暗的房子。明白了这个道理,鲁迅所说“吃人的礼教”,便分明的不妥。

礼的末流是形式胜过内容,难怪众人生气,但瑕不掩瑜,看问题要看本质。台湾南怀瑾先生认为孔家店轻易抄不得,先生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比为粮店,生命所系。因此,黄仁宇说:“我自己年轻的时侯忽视中国人的宗教性格,后来读书做事的时候和西方的宗教生活接近,反求诸己,才领略中国的儒家和习惯也是一种宗教……大部分人民的日常生活也不可能随时鞭策、到处监视。

其所遵循的法则,必有幕后之协调。这种外力量即是我们所述的广义宗教。”我不同意黄仁宇关於“宗教”的说法,但他这句话却道出礼才是无限日常的幕后操盘手。

所谓法,无非法制,惩恶扬善,也失之不得。小惩而大诫,此小人之福也。有劝诫,有告诫,甚至于打屁股,那都是为你好(工会主席的语气),不至铸成大错。至如假想中的邻国,怀柔不得,又屡开边衅,杀我民人,劫我财产,那就老实不客气了,打吧,这就是所谓的正义之战。

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也。”平时不重视民兵训练,临了让他们无质素地上前线,这是草菅人命。连孔子都反对。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基于此而怀疑中国人的和平性格,却是没有道理的。

问题的关键来了,礼与法到底是什么关系,孰重孰轻,孰本孰末,仿佛又是一个鸡与蛋的问题。《中庸》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做工作如谈钢琴,知道轻重本末,那就离成功不远了。那么礼是本,还是法是本?

法家自然主张法的重要,连道家的庄子也认为“以刑为体,以礼为翼。”道家把礼当翅膀用,鸟身自然是“法”,“以礼为翼者,所以行于世也。”而儒家的主意,不用说,恰恰与此相反。至此嫌隙一开,聚讼千年。

《通鉴》说:“事未有不生於微而成於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职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开什么花结什么果,反之,有其果必有其因,这就是《周易·履卦》所主张的“视履考祥”,然后《孝经》才说,要想功成名就,流芳简册,立身与出处极为重要,一步走错,满盘皆输,所谓“慎终终远”者。

明达的圣人,智商高,估计可PK比尔·盖茨,能发现商机,并且抓住,故能明了偷针偷牛的辨证关系,慎始也慎重终。《坤·文言》说:“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则辨之不早辨也。”细民如在下,见了棺材才知道死,甚或蠢到把棺材当便宜卖,自然不免凶咎。《通鉴》接着说,“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其力而不能及也。”好了,儒家用礼的事功处,于此见之。

而主张法制的,多是“满脸横肉”的人物,至少连胡子也长得不安份,孔雀般的开屏,比如赢政,掰手劲自然是全天下第一。

大搞警察制度的秦,立国之初便颁这个法,那个令,不让带书,禁止派对,孔子要也生在这时代,还想带一帮人,暮春的时候在河水里耍?

没吃牢饭算是他老先生早死了的造化。然后天下非我武装部队的兵器,统统在炉子里烧,铸成12个金人,一字排在皇宫门,以示立宪的坚强决心。而临了,陈胜辍耕垅上,一呼而百应,始皇帝的千秋帝国梦比泡沫还轻巧。悲剧啊。

而东汉光武帝,在海内尚末澄清,寇盗方横的关键时刻,却从民间起用对革命贡献不大的卓茂为太傅,位在三公之右,封褒德侯,时年七十。司马光认为此举目光深远,清初的王夫之甚至认为直有三代之遗风,“庶几商、周之治者,”“奖道敦礼,任贤爱民,以潜消民气之戾於扰攘之中,兵不待弭而自戢。”

对刘秀褒奖有加。(后面将有专札论此)。开国之初行礼教,用意在休养天下平和之气,相胥以静,自然兵祸不兴,天下太平;设若以暴治暴,则民戾气扰攘,杀机易发,上欲扑之而不可扑也,都成燎原之势了。故古人说:“礼施未然之先,法施已然之后。”黄仁宇也不得不诚认,“法家之法实为最方便的行政工具,但在其他方面则一无可取。”

时至今日,我们自然更有理由反对所谓“三权分立”,终究练就了中国人的历史性格。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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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全裸:苏联间谍色情训练堪称一绝 [转帖]


  叛逃女间谍透露克格勃色情训练课的内幕:女学员们全裸着集体坐成圆圈,由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学员脱得一丝不挂,在圆圈中心作着不同姿势的性交表演。经过这一关后,由军官学校男学员同性间谍学校女学员一对一地发生性关系。每个学员实习期间的“作业”,会被用广角镜头映现在银幕上,供教员与其他学员们欣赏、评论,指出不足以便改进……

  导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古老的色情间谍手段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实施色情圈套的阴谋,往往借助于先进的电子窃听和摄影录像等科技设备。实话圈套者就仗着偷录偷拍的“证据”,讹诈上圈套者叛国投敌或出卖公司企业绝密资料。

  苏联克格勃的“燕子”(女间谍)和“乌鸦”(男间谍)全都经过职业训练,他们的出色表演足以令古往今来的性间谍自愧不如。

  对克格勃的“燕子”和“乌鸦”来说,间谍生活要简单得多,他们并不需要去窃取情报也无须去组建间谍网,更不用干“湿活”,他(她)们只是利用他们的身体本钱以最有效的方式诱捕猎物而已。他们无须知道行动的目的和后果,事实上上级也不会让他知道得更多。

  当然,他们所受的严格的训练并不轻松。可以说克格勃使他们饱受身心的折磨,直至丧失人伦、理性,葬送了美好的一生。

  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燕子”卡列尼娜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克格勃是如何无耻地进行性间谍训练的:

  有舞蹈天分的她被保送到特殊学校

  卡列尼娜自小就有舞蹈天分,一直是基辅市少年宫的小舞蹈员,在报考舞蹈学院时不幸名落孙山。正当她万分沮丧之时,学校党支部书记找她谈话告诉她,上级经过严格审查,保送她到特殊学校培养为特殊人才,希望她不要辜负党和国家的期望。

  卡列尼娜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报到通知书就摆在眼前,这还能有假?卡列尼娜的父母也兴奋莫名。这可不是一般的好运气,甚至比考上舞蹈学院还要令人激动。虽然卡列尼娜一家都不知道这是读哪门学科的学校,但肯定是前途远大光明的。

  卡列尼娜一到喀山市机场,就有专车把她与另外三个容貌姣丽的中学生模样的姑娘接到学校。那是在韦雷内伊的一片营房。

  这是哪门子学校?卡列尼娜犯疑了。“或许是军事院校吧?”她望着警卫森严的门岗和穿着军服的人们心想。

  当天,她和同来的三个姑娘就领到军装、生活用品。四个姑娘住在一个大宿舍里。住下后卡列尼娜才知道她们都是高考落选生,来自不同的加盟共和国。她们和卡列尼娜一样纳闷:来这里究竟学的是什么专业?如果说是学艺术,但除了卡列尼娜是报考舞蹈学院的之外,她们都是报考理工科的。

  第二天,女校长库兹卓娃上校一身戎装给她们作了开学典礼的讲话。这是个风韵犹存的半老徐娘,不过笔挺的军装令她看上去很冷酷。她没有告诉她那一百多位女学生这是什么学校,只给她们谈了个严肃的问题:当党和祖国需要你的时候,你会怎样做?校长举了许多卡列尼娜耳熟能详的英雄的故事。最后,校长给学员两天时间学写心得,题目就是你将怎样接受党的考验。

  卡列尼娜满腔热情向党交心,什么“赴汤蹈火奋不顾身”、“为革命奋斗终身”等豪言壮语都用上了。

  银幕上的一幕让她掩住了双眼

  第三天,全校学生被如今到小礼堂看电影。影片刚一放出来,黑暗中就响起一片惊恐的叫喊声。卡列尼娜也尖叫一声,用双手掩住了双眼。她看见银幕里一个赤裸的男人荡笑着迎面走来……

  惊叫声持续了好一会,卡列尼娜听见坐椅的噼啪声、开门声,她睁开眼,有几个姑娘跑出去了。她犹豫了一下,决定还是坐在座位上好。她又偷偷望了一下银幕,天哪!赤裸的一男一女正抱作一团在床上打滚……

  卡列尼娜没离开座位,但她紧闭着眼睛一直到完场。就在完场时,校长突然出现了,命令全体赏回课室参加考试。

  接到试卷一看,卡列尼娜傻了眼,原来要考的是刚才那出性电影的内容,最后还有一道问答题:怎样才算听党的话?

  卡列尼娜交了白卷。

  第二天,成绩排列表出来了,没人能合格。校长给她们作了总结报告。

  库兹卓娃上校的语气是沉痛的,然后也是亲切的。“同学们,你们有哪一个不是共青团员的?请举手。”她环视一周后接着说,“你们都是共青团员,党的助手,你们的心得都写得很好,要听党的话,敢于为革命赴汤蹈火,但怎么样呢?党仅仅要你们看一出电影,你们却看不下去,可能它太肉麻了?太恐怖了?但这能成为理由吗?如果真的有一天,革命需要你去堵枪眼,你怎么办呢?……不要做说话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要说男女间的交媾是科学,是人的本性,是人类得以生存下去的手段这些常识性问题了,你只要相信这是革命需要你面对的困难,你就会勇敢地面对它……”

  卡列尼娜感到惭愧,同学们也都惭愧了。

  为了祖国她愿意献出一切

  楼长给她们找来学习的榜样,胸佩列宁勋章的光彩照人的索菲娅上尉向姑娘们介绍了她的英雄事迹:

  一个日本企业代表团来莫斯科进行贸易,住在她当服务员的酒店。日本株式会社的董事长平野太郎看上了她,老对她毛手毛脚,她很生气。但祖国的国防工业急需日本人的先进机器,而且这种机器是禁售给苏联的。平野太郎明确表示,得不到索菲娅,一切都免谈。得知国家遇到这难题后,索菲娅想了很多很多,她终于想通了,为了祖国她愿意献出一切。能够为革命作出应有的贡献,她感到欣慰……

  说到动情处,索菲娅泪光闪闪。

  暴风雨般的掌声响起来了,卡列尼娜也激动地鼓着掌。

  “同学们,我相信,这列宁勋章也能戴到你们胸前!”索菲娅以激昂的鼓励结束了她的报告。

  第二次考试,奇迹出现了,全体学员没有一个成绩达不到优秀的。

  卡列尼娜与其他同学一样,从此以后像吃过什么迷魂药一样,一个心眼想当索菲娅式的英雄。无论是上生理解剖课还是心理学课,她们都是那样严肃、认真。

  然而她们还要面临着心理障碍的克服,而这又是最难的。

  小组的四个女同学脱光了衣服

  当教员第一次让她们小组的四个女同学脱光衣服,互相观察时,她的脸还是涨红了,羞得低下头。这时教员会大声地吆喝提醒说:“怎么啦?为裸体害羞吗?别忘记它是用于革命事业的武器。”

  当然这只是性教育入学。紧接着学校会挑选出先进的学生代表为其他学员进行示范课。女学员们全裸着集体坐成圆圈,由一个男青年和一个女学员脱得一丝不挂,在圆圈中心作着不同姿势的性交表演。

  上过示范课,就到女学员实习的阶段了。开始只是由女学员们脱光衣服,让男学员抚摸并说出自己的感觉。经过这一关后,由军官学校男学员同性间谍学校女学员一对一地发生性关系。女学员被告诉和提醒,发生性关系时一定要在床罩上而不是在被单下进行,而且要学会如何对准暗藏的镜头,让男学员的性交动作清楚无遗地被拍摄下来,否则就不合格。

  每个学员实习期间的“作业”,会被用广角镜头映现在银幕上,供教员与其他学员们欣赏、评论,指出不足以便改进。

  这些训练都是令人触目惊心的。但其实为了减少学员的尴尬和恐惧心理,几乎全体女学员在上“实习课”之前,都与她们心中敬仰的教官或在校方组织的联欢会上认识的军官朋友发生过性关系了。

  毕业考试的内容是引诱……

  女学员毕业考试的内容分别是引诱毫无性生活经验的15~17岁的男少年,与六七十岁的老头子们发生性关系,前者的合格标准是能消除没有经验的男子的恐惧,后者则要能激动起他们的性欲。

  经过克格勃性训练和姑娘们从原来天真纯洁的少女,变成了玩世不恭、能和任何男人睡觉而毫无廉耻之感的*女了。事实上许多“燕子”在没有任务的时间里,就是从事*女甚至诈骗的工作,并得到克格勃的保护令受害者哑子吃黄边。

  男学员的训练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他们除了要精通心理学,以及掌握激起女性性欲的本领之外,他们的心理障碍关也不好过。因为他们勾引的对象是那些丑陋、心灰意冷和乏味的中年妇女,所以他们的实习要跟许多难看的、粗俗和肮脏的乡下女人,脾气刁钻古怪的老处女发生性关系。“乌鸦”们必须充分运用他们所掌握的性技术和心理学,使到这些女人不但性欲大发,而且言听计从甚至不惜替他们犯罪。“乌鸦”们经过克格勃的训练,也从纯洁的少男堕落为无耻之徒。

  “燕子”和“乌鸦”们一方面不得不屈从克格勒的差遣,但被侵蚀和腐化了灵魂却使他们疯狂地从事第二职业:诈骗,造成了对社会的危害,这却是克格勃始料不及的。

  “乌鸦”格兰特在短短10年间,令莫斯科数以百计的善良而幼稚的女人人财两失,甚至妻离子散,引起极大的民愤。念在他为克格勃立下的功劳,克格勃只是对他作了警告。后来他实在胆大妄为、肆无忌惮,连州委书记的女儿也成为受害对象,克格勃才不得不对他判处极刑,秘密枪决,结束了他32岁的生命。但谁能想到,在他接受毕业考试,勾引了莫斯科某大百货公司会计、丑陋的胖姑娘罗莎,并指使她贪污时,他曾深深地内疚,为这可怜的姑娘的命运而担心,甚至不顾纪律的约束恳求教官去替姑娘向单位说明情况呢!

  可以说,“燕子”和“乌鸦”是克格勃最无辜的牺牲品。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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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美国人[转帖]


    美国人生性开朗,幽默。
  有一次,理查逊教授的夫人邀我去看美式足球赛,是丹佛的野马(Bronco)对西雅图的海鹰(Seahawk)。入场前她特地送给我一顶橙黄色的遮阳帽,她自己也穿了件同样颜色的T恤(橙黄是丹佛队的颜色)。进入场内,只见一片黄色的海洋,男女老幼大都穿戴着此种颜色的衣帽,以示“爱憎分明”。赛前是科罗拉多大学管乐队的演奏,理查逊夫人便利用这十来分钟的时间给我解释比赛有关规则。她一再告诫我“喝彩时别乱来,照我的样子做”,并半开玩笑地说:“看起比赛来,这里就不再有什么教授、推销员、零售商了——都成了一群疯子。”
  果然如此,刚开球,观众席上便发出排山倒海似的呐喊声,如雷贯耳。我方得手,群情振奋,如痴如醉;我方失利,全场哑然,如同国耻。我于莫名其妙之中也悟出了点道理,也逢场作戏般地像猴那样地跳起来,但绝不敢有“反潮流”之举。突然对方一个漂亮的Touch Down,全场愕然,目瞪口呆,万马齐喑中,忽然听得身后一位好汉叫了声“好”,只见我面前两位身高6尺的汉子猛然回过头来,厉声喝道:“是谁?我要把他撕成碎片。”四周的野马们也怒目视之,鬃毛倒立,如同一群杀人不眨眼的蓝胡子。好汉不吃眼前亏,那个长着反骨的先生顷刻便销声匿迹了。中场休息,蓝胡子们又变回了和蔼可亲的教授,推销员和零售商。
  这时球场上空出现一架单引擎的小飞机,绕场盘旋。机尾拖着一条长长的广告:“百事可乐是时代的选择。”生意做到家了。据说,任何人花60美元,就可以把自己的广告挂在飞机上飞5分钟。突然场上响起一阵掌声和口哨声,原来飞机后的布条已经换了,上面赫然几个大字:“黛安,肯嫁给我吗?”真是金石可镂,这位黛安女士,如果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金童玉女,此刻大概不会再犹豫了吧。
  试想此刻若换上我们的“本科毕业,三室一厅,可调市内……”黛安姑娘能上钩吗?
  美国的幽默,处处可见。一次在圣路易斯一家玩具店里,我看到供出售的一沓票面为100美元的钞票,印刷之精美足以乱真。我问柜台后一位笑容可掬的小老头这玩意有什么用时,他递过一沓钞票,随即狡黠一笑:“这种票子的背面是白的,因此不会当成伪钞流通。不过……”他有板有眼地说:“如果你当着姑娘的面,把一张100元的票子用来点雪茄时,她对你的经济实力还会有什么怀疑吗?”
  真想得出来!
  有一天,一位教心理学的马洛斯教授邀我到他家做客。洒过三巡,我谈起此事,教授一下子来了劲,打开话匣子如数家珍地传授起来。想要提高你的身价吗?好办得很:
  1.收集各种高级商品的包装盒,如遥控卫星电视节日接收机、高级计算机什么的,把这些纸盒堆在家门口的垃圾箱旁,你的邻居定会对你这位“阔佬”刮目相看了。
  2.事先仔细地把一本杂志从头到尾看完,然后在飞机(轮船,火车)上向乘务员要一本同样的杂志,以每分钟一页的速度将它“看完”后递给邻座的人,向他(当然最好是她)推荐其中的几篇,并指出其中的谬误之处,定会使别人对你非凡的阅读速度感到惊讶不已。
  3.人们通常对铅印的东西深信不疑。花不了几个钱,你就可以印一张使你身价倍增的有模有样的报纸,然后给它装上框架,挂在办公室的墙上。你可以来上这么一条:
  “华盛顿邮报6月16日报道,记者克里希特:里根总统今天在白宫设宴招待来自全国各地的老友,其中的弗莱德-菲勒斯先生受到总统特别热情的接待。”
  “我和弗莱德相识多年,”总统说,“我无法想像在采取任何重大的行动之前不事先征求他的意见和建议。”
  “菲勒斯先生亲昵地用手肘戳了戳总统的腰,脸上露出谦虚的微笑。”没有谁会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4.一个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的人总是被人羡慕和嫉妒的对象,因此无论你到哪里,即便是去看望姑妈,提上一只贴满旅行标签的箱子事关重大。标签越多越好:俄罗斯、非洲、越南、加德满都——尼泊尔、罗德西亚、西伯利亚——蒙古。
  5.穿上件破破烂烂的狩猎装会使你成为一个历尽风险的传奇人物。为加强效果,猎装应该千疮百孔,好像你曾穿着它在地狱般的非洲热带丛林中探过险。另外,带上一只黑色的眼罩也会对你的形象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猎装上应有:狩猎者的徽章、干的血迹、鬣狗的咬痕、非洲土著标枪留下的破洞和狮子撕开的大口等。
  6.在飞机或轮船上阅读一本高深莫测的书——当然,这样的书几乎谁也看不懂。不过你可以给你爱看的无聊书籍包上种种耸人听闻的书皮,比如将《古希腊哲学》或《吉克尔特诗集》的封皮套在这些书上。
  7.这个办法简单易行,却可以他你显得身居要职:在你的汽车上系一个旧的电话筒,只消拿起话筒煞有介事地自言自语一番,定会使人对你肃然起敬。如果还想加强气氛,不妨在汽车上装个小小的机关,车上的点烟器就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发出电话铃的嘟嘟声。
  8.外出旅行时当着邻座的面从农兜里掏出一张《纽约时报》,用钢笔飞快地做起上面的填字游戏来,不用3分钟便把所有的空格填完,然后嘀咕一声:“但愿下次他们能登点真正考人的东西。”说完恼怒地把报纸揉成一团扔出窗外。这定会使邻座大吃一惊,鬼才知道你实际上是在乱涂一气呢。
  9.在学校选一门你已经学过而且最拿手的课(不过别让任何人知道),这样你的高分必定会使人对你赞叹不已……
  我们的谈话不时被教授夫人的笑声打断:“瞧,他就是这样把我骗到手的。”
  从马洛斯先生家出来,天已经黑了。经过车道时,我不由自主地敲敲他那辆1986年的“奔驰”轿车……还好不是马粪纸做的。

  摘自《上海译报》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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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坛奇人”李敖[转帖]


     作者:吴东平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李敖其人

  李敖(1935—  ),著名作家。1935年出生在哈尔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李鼎彝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国学系,师承著名学者胡适、陈独秀、鲁迅、周作人、钱玄同、沈尹默等人,与著名学者冯友兰、陆侃如、魏建功等人是同学。

  1937年,童年时代的李敖随着父亲举家逃离被日本帝国主义蹂躏的东北来到了北京。1949年,14岁的李敖随父亲到台湾时,自己许多喜欢的东西都没有带,随身只带了自己特别喜欢读的500多本书。到台湾后,李敖便跳班考入台中市第一中学,进入初中二年级学习。到高三上学期时,由于讨厌学校的窒息教育,便自动退学。后来又以同等学历考入台湾大学,先学法律,后学历史。台大毕业后做了一年的少尉预备军官,便退伍再次考入台大历史研究所,没毕业就又退学了。从这时起,李敖开始写文章,指斥学校的黑暗。

  那时,26岁的李敖还亲自办起了《文星杂志》。由于经常在该杂志上撰写批评台湾当局的文章,该杂志不久被查封。因此,李敖的家也被抄,他还被关进监狱,先后坐了近20年的牢。

  李敖著述颇多,其代表作有《北京法源寺》、《快意恩仇录》、《胡适评传》、《蒋介石研究集》等。李敖还曾多次被推荐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20世纪60年代初期,李敖在台湾大学读书时,就已经开始写书,并且是很有名气的作家了。那时的李敖自然成了台大女同学崇拜、欣赏的对象。在台大有一个被同学们誉为“校花”的女生叫王尚勤,她对李敖这位风流才子自然崇拜有加,很快与李敖好起来,不久就同居了。

  当时的李敖由于经常写文章批评台湾当局,成了台湾情报部门跟踪的对象,李敖时不时还要受到警察的传唤、审查。当王尚勤向李敖提出要与他结婚时,李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于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王尚勤:现在结婚不是时候,因为台湾当局随时可能逮捕他,结婚会连累上她的。在李敖的劝告下,王尚勤离开了多事之秋的台湾,去了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深造。

  分手时,王尚勤和李敖两个年轻人怎么也不会想到,爱情之花已经在王尚勤的肚子里结下了丰硕的果实。王尚勤到美国后,没多长时间,就发现自己怀孕了。

  惶恐中的王尚勤将这一事情打电话告诉台湾的李敖时,一向以“狂”自居的李敖也吓了一跳,他认为这个孩子来得太突然太不是时候了。一方面王尚勤刚上学,另外,自己处境艰难,于是劝王尚勤把这个孩子做掉。当李敖放下话筒,经过冷静的思考后,又回忆起与王尚勤在台大的那段刻骨铭心的浪漫恋爱生活,而今有了结果时,他又舍不得将这个不久将要诞生的小生命扼杀掉,当即又拿起话筒向未婚妻王尚勤谈了自己的想法。就这样,这个还在哥伦比亚大学里念书的王尚勤于1964年9月22日生下了一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是李敖的长女李文。

  1977年,李敖的《独白下的传统》一书在台湾出版,顿时间洛阳纸贵,畅销一时。在此同时,赞扬该书的评论文章也屡见诸报端,其中一篇登载在《工商时报》上的《特立独行的李敖》一文最受人关注,特别引起了李敖的注意。这篇文章出自台湾“第一美人”,著名电影明星胡茵梦之手。从此,李敖将胡茵梦视为红颜知己,更加喜欢她演的电影。胡茵梦也将李敖一直视为崇拜的偶像,既喜欢李敖的文章,也佩服李敖的才气,不久他们同居了。

  1980年5月6日,李敖和胡茵梦在他的住所的客厅里举行了婚礼。然而,他们这段才子佳人式的婚姻,仅经历了3个月零20天便宣告结束。李敖的这次婚姻没有留下子女。

  李敖第二次出狱后,继续撰文对国民党开展笔伐。在他辛勤笔耕的同时,李敖还经常应邀到台湾各高校演讲。因此,李敖也成为台湾各大学学生的偶像。

  一次,李敖在台北仁爱路上与正在文化大学植物系就读的一位女士王志慧相遇,早就倾心于李敖的王志慧一眼就认出了他就是李敖,于是拿出自己买的一本李敖的书请他签字。此后,他们彼此经常在一起讨论一些共同的话题,近距离接触之后,他们就同居了。1992年3月8日,也就是李敖和王志慧相识8年之后,他们正式走入婚姻的殿堂。王志慧比李敖小30岁,与李敖女儿李文同龄。从此,王志慧深居简出,为李敖建立了一个稳固的后方,历尽人生劫波的李敖才真正有一个温暖的家。李敖对自己的这位爱妻百般感谢,万分呵护。王志慧为李敖生有一双儿女。儿子戡戡,女儿湛湛,而今均不满10岁。

    长女李文:“女李敖”

  李文(1964—  ),台湾知名学者李敖的长女。1964年9月22日出生在美国。母亲王尚勤是李敖的首位妻子。其人素有“女李敖”之称,有好打抱不平的性格,毕业于旧金山国际与多元文化教育专业,并获博士学位。李文出生时,她的父亲李敖已成为台湾当局的政敌,遭到监视,开始了自己的牢狱生活。父亲的不幸,也连累女儿李文遭受了许多的苦难和折磨,因此,出狱后的李敖称自己这个早生的孩子为“冰河期的幸存者”。又由于李文的直率的性格很像她的父亲,因此,有人戏称李文为“女李敖”。

    狱中对女儿进行“函授”

  李文出生时,父亲李敖不在身边。不久,当母亲王尚勤在美国又要结婚时,打算把她与李敖的孩子李文送回台湾的父母家中寄养,等她结婚后再把李文接到美国。

  李敖得知这一情况后,也认为尚勤结婚后,李文再跟着她不太好,决定将女儿李文接到自己的身边。李文的外公外婆也很喜欢这个外孙女,当李敖将这一决定告知李文的外公外婆后,当即遭到拒绝。

  为了得到女儿,无奈之下李敖略施一小计。一天,李敖邀请外公外婆带着李文一起看电影,借散场的机会,李敖带着女儿故意与外公外婆走散,于是就将李文带回自己的家。不过,李敖怕李文的外公外婆担心,同时就叫自己的弟弟告诉她外婆说:“小文已被她爸带走了。”同时要弟弟护送外婆回家。

  为此,李文的外公王光临一气之下立即将李文被人“骗走”,“失踪”之事报告警方,要求警方迅速找回他的外孙女。当警方查明“抢”孩子的不是别人,正是她的父亲大名鼎鼎的李敖时,也就不管此事。王光临因此气得大骂李敖。

  李文来到父亲身边后,不久李敖就被关进了监狱。小李文只好跟着奶奶在台湾住了一段时间,不久和奶奶一起来到旅居美国的三姑姑家里,从小接受美国的教育。事实上,12岁前的李文,虽然回到了父亲身边,真正和父亲生活在一起的日子还不到一个星期。

  因此,作为父亲的李敖心中对女儿常存一种愧疚感。不过即使身陷囹圄失去自由的李敖,也没有忘记对女儿的教育。在1973年1月到1975年11月这一阶段,李敖在狱中还经常给在美国念书的女儿李文写信进行“函授”。这些信后来被收入《坐牢爸爸给女儿的80封信》一书中。从信中可以得知,作为父亲的李敖对女儿疼爱备至。牢狱中的李敖对女儿进行了多方面的教育和诱导。为了从各方面增进女儿的知识,李敖的不少信都是用中英文对照写的。另外,李敖为了帮助女儿能更好地看懂父亲的信,常在信中插有不少有趣的图片。这些图片都是李敖从自己在狱中所看的书刊上切割下来的。监狱里没有剪刀和刀片之类的东西,李敖就把自己穿破的皮鞋中的钢片抽出来在水泥地上慢慢地磨得很锋利后,就用它作为刀片将图片从书刊上切割下来,贴在给女儿的信纸上。

  一天,监狱看守人员发现后感到很奇怪,问李敖为什么赤手空拳能把图片切割得那么整齐时,李敖打趣地说:“我神通广大嘛!”信的内容主要是向女儿讲述中美文化和自己坐牢的事,李敖还在信中多次告诉女儿:有的人坐牢是因为做了危害民众的事,有的人则是为民众干了好事而坐牢的。在信中,李敖还向女儿讲述了古今中外许多很杰出的名人都坐过牢。总之,即使是身处监狱的李敖,对女儿的教育应该说也算尽到了做父亲的责任,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对女儿极其负责任的父亲。

    不愿同妈妈说话的孩子

  那还是李文在美国读书期间,14岁的她,暑期住到了妈妈家中。一天,正好妈妈不在家。小文在妈妈家里住的是弟弟的房间,由于房间没有梳妆台,小文起床后就只好到妈妈的房间里去梳头化妆。

  正当她对着镜子梳头的时候,她的继父在屋后花园里割完草后走进了房间,看见小文正在房中,便道:“小文,很漂亮呀!”继父一边说话,一边用双眼怪怪地看着小文,而他的另一只手便从李文的身后摸到了李文的胸前,还低下头,对着李文的嘴吻过去。

  14岁的李文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慌了,不知如何是好,便起身跑回自己住的房间,一直到中午时还不肯下楼到餐厅吃饭。妈妈见李文没有下来,以为女儿生病了,上楼来到了李文的住处。妈妈问她是怎么回事时,小文没有作答。还是在妈妈的追问下,李文才把上午发生的事情告诉给妈妈,可妈妈没有做声。

  李文在自己受到极度惊吓之后将这件事告诉妈妈,是希望得到妈妈的帮助和保护,但是出乎李文的意料之外。后来,妈妈居然完全站到继父一边,还以为是李文挑逗了她的继父。正是妈妈在这件事情上的偏袒态度,造成了李文与妈妈之间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痕。从此以后,李文再也不愿同妈妈说话了。

  本来就与妈妈缺乏感情的李文,经历了这件事后与妈妈显得更是疏远了。李文与妈妈的感情疏远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是1998年的时候,李家的人对李文的妈妈都不怎么喜欢,而李文的妈妈王尚勤却一直认为李文的爸爸李敖对不起她,并认为李家的人亏欠她的地方太多。一天,她的妈妈王尚勤写信批评了李文的奶奶。90岁的奶奶看了信后气病了,从此一病不起。因此,深爱着奶奶的李文从妈妈的这封信开始,好长一段时间与妈妈连话也没有讲。直到李文前两年准备写《我和李敖一起骂》一书时,为了向妈妈了解一些她小时的故事,才与在美国的妈妈又联系上了。

  这时,她才知道妈妈当初袒护继父的原因,是继父当着妈妈说了谎,李文才知道母亲是受了继父的骗。不过,在内心深处,李文对妈妈的处境一直还是非常同情的。

    一次失败的婚姻

  那还是在美国读书时,李文在学校住宿,从此离开了奶奶和姑姑的管教。17岁那年,李文在学校里结识了一个从台湾来的男孩子,这个男孩子1962年出生。不过李文在台湾道明学校念书时,就已认识了他,后来这个男孩子也来美国念书,于是两人就开始有了密切的接触。不久她就和这个男孩子谈起了恋爱,并住在了一起。

  后来,李文的姑姑发现了这件事,对李文大发脾气,并威吓她说,如果继续和这个男孩在一起,就把她送回台湾。然而姑姑的威吓对热恋中的李文已是无济于事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轰轰烈烈的恋爱后,17岁的李文便决定和这个男孩结婚。她的决定更遭到了爸爸和妈妈的反对。根据美国的法律,17岁的青年结婚一定要爸爸妈妈或者监护人签字,然而爸爸妈妈都不签字。无奈之下,李文和男朋友便决定到赌城拉斯维加斯结婚。因为只有在这个地方,17岁的青年人结婚才不需要爸爸妈妈或监护人签字。婚后的李文生了一个孩子。她的这次很冲动的婚姻只维持了一年半后就宣告结束了。不过,李文离开那么小的女儿时,内心还有一种说不出的酸楚。

  而今已经40多岁的李文,事业有成,然而还是单身一人。当记者问起她为什么不结婚时,性格开朗的李文告诉记者说,第一次婚姻的遭遇,使她对婚姻早已比较淡薄了。她说:“人生一定要结婚的观念,在我是没有的”,“另一方面由于年龄越来越大,自然而然对与我结婚的对象越来越挑剔了”。不过,生活中的李文,常常情不自禁地发出“像我们这样年龄的女人,结婚嫁人的确是件不容易的事情”的感慨。

  李文还告诉记者说:“年龄大了以后,我更加了解自己性格中一些不可改变的东西,我知道自己是个不喜欢有约束感的人,所以我理想的家,希望我的男朋友,或是我的伴儿,或者我的爱人,或者我的先生能理解我。”

    女儿身上有父亲的遗传基因

  2002年,李文博士作为“大师级人物的长女”,怀着一颗热忱的爱国之心,从美国回到祖国的大陆,来到电子科技大学任教。在这里,她是一位受学生欢迎的教师。她经常与电子科技大学的同学面对面交谈,彼此之间就像朋友一样,针对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一一作出回答。李文博士坦率地向同学们谈到了留美的感受,英语学习与教育的关系,个人的时尚观、爱情观等许多问题。受美国文化熏陶长大的李文有自己的个性,追求时尚,名牌,还有洁癖,一进屋就穿上鞋套。记者访问她时,麦克风还得包上保护膜。她的屋子里的鞋子特别多,有人作过估计,至少也有200多双。

  李文博士大概是受父亲遗传基因的影响,爱打抱不平。自她从2002年的圣诞夜回到北京之后,由于与邻居之间的相处出现了一些纠葛和冲突,因此在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总共搬了四次家,由月租为1800美元左右的香江花园搬到名都园,再搬到北京国际俱乐部酒店公寓,不久又搬到嘉浩别墅区。据说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酒店公寓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向有关部门投诉了70多次。住进嘉浩别墅后,又因邻居家的三条大狼狗经常狂叫影响到她的工作和生活,在多次投诉无效后,她将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新作《我和李敖一起骂》中。李文甚至认为邻居养花、晾衣服也有的地方侵犯了自己的权利,有时直接找到邻里理论,或到物业公司投诉。

  有人作过统计,李文从2002年底到2003年底,总共投诉100多起。她还向记者开列了邻居的20多条“丑陋”行为,其内容甚至涉及到有口臭、超车等。正是她的特别挑剔,因而也引起物业公司的不满。

  对李文博士的做法,其父李敖劝她说 :“要注意一下,在别人面前不要有优越感,也不要挑人家的骨头,内地是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需要一个过程。”

  此后,在父亲李敖的教育下,李文接受了父亲的劝告,与邻居的关系也逐渐得到了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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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遇大忽悠 相信蝗虫怕自己集体自杀 [转帖]


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夏天,北宋皇帝宋真宗在京城开封的皇宫里接到许多关于蝗灾的奏折,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严重蝗灾,来势凶猛,危害极大。当时,宋真宗正在迷信神仙之说,他相信神仙会来消灭蝗灾。许多官员看出了宋真宗的心思,就开始扮演“大忽悠”的角色,投其所好,纷纷对真宗说,国家不必忙着灭蝗,神仙会来帮忙的。

  这些官员中的“大忽悠”利用这场蝗灾来讨好宋真宗,在送到京城开封的奏折中,有的说,蝗虫都害怕皇帝的神威,纷纷自杀了,遍地都是蝗虫尸体;有的说,无数蝗虫改变了口味,天天只喝水,从来不吃庄稼;有的说,蝗虫在天空飞行时,忽然遭遇到一股神奇的力量,自己就死了,这是神仙在帮助大宋王朝消灭蝗虫。更让真宗精神振奋的是,苏州官员的奏折中说,蝗虫们害怕皇帝,它们又为了讨好皇帝,选择到风景秀丽的太湖里群体自杀。连名臣寇准也上奏说,自己所管辖地区内的蝗虫大多抱着草死掉了。

  其实,这些奏折中所说的都是无稽之谈,这些谎言都是官员们昧着良心说瞎话,他们想借此换来宋真宗的欢心,然后拥有更多的荣华富贵。

  宋真宗看到这些奏折,非常高兴,不过,他毕竟是个聪明的皇帝,就派几个太监出去了解蝗灾的实际情况。太监们也想讨好宋真宗,他们出去随便看了看,尽管见到的蝗灾非常严重,却对宋真宗说,那些蝗虫的确在不断自杀,这都是皇帝的神威所致。宋真宗听了太监的汇报,以为自己的神威真的能消灭蝗灾,激动万分,要搞一次大型庆典活动,但是,宰相王旦坚决不同意搞庆典,宋真宗只好作罢。

  几天后,宋真宗和几位大臣坐在皇宫里商议国是,忽见无数蝗虫黑压压地从天上飞了过来,有一些蝗虫甚至直接飞入了金銮殿,宋真宗看到此种情景,不禁脸色发白,大声嚷道:“如果我在举行灭蝗庆典时这批蝗虫飞过来,岂不让天下人耻笑?”

  开封附近也闹起了蝗灾,而且越来越严重,开封郊外的庄稼被吃得七零八落,宋真宗这时似乎清醒了许多,他心急如焚,开始强调人工灭蝗。然而,由于错过了灭蝗的最佳时机,灭蝗的效果很不理想。有一天,宋真宗正在吃午饭,天空突然黑了下来,他扔下筷子,连忙跑出去,抬头一看,无数蝗虫从皇宫的上空飞过。宋真宗默默地看着,脸色非常难看。随后,宋真宗派出专门负责灭蝗的官员,下决心要彻底消灭蝗灾,并派出工作组奔赴灾区,救济受灾的百姓。

  蝗灾消灭后,宋真宗开始反思这件事情,他对自己迷信神仙的做法非常自责,同时,对于那些编造谎言隐瞒蝗灾实情的“大忽悠”官员,深恶痛绝。于是,宋真宗实行了官员问责制度,罢免了一批蒙蔽他的“大忽悠”官员,寇准也在这次事件中受到了严重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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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顺溜”手中那杆枪--造假造大了[转帖]


《我的兄弟叫顺溜》正在热播,剧中王宝强饰演的“顺溜”所用的狙击步枪引起了观众极大兴趣。这支配备了光学瞄准镜、消声器的绝对现代化的狙击枪,有时候还被王宝强抱着打冲锋,甚至还能装上刺刀肉搏,其性能让人叹为观止。 《中国国防报》8月4日刊登罗山爱的文章介绍说,这支所谓的狙击步枪其实是美国造约翰逊M1941式半自动步枪。
据资料记载,约翰逊M1941式半自动步枪的设计者是美国钟表工程师梅尔温·约翰逊,他是出于爱好才涉足枪械领域。顺溜手里的那支“狙击枪”,它的外部特点是采用了10发供弹的圆形弹夹,因为这一圆鼓鼓的弹夹,美国士兵将其戏称为“水壶”或者“孕妇”。

约翰逊M1941式步枪采用枪管后坐自动原理,因此像顺溜那样在枪管上安装消音器后工作可靠性就会下降,故而该枪无法在消声状态下正常射击。

约翰逊M1941式步枪的产量只有区区3万支,原本是美国打算用于出口创汇的,没想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制式M1伽兰德半自动步枪产量满足不了新扩编部队的需求,这才供应给美国海军陆战队。

在《我》剧中,顺溜为防止枪身和机匣部位反光暴露目标,还用破布将枪的前后两端缠绕起来,俨然是个老练的狙击手。

实际情况是,使用这支枪的美军直到1943年在太平洋各岛屿转入对日反攻后才上场,绝不可能从战场上获取此枪。况且这支枪使用美式0.303英寸(7.62毫米)口径子弹,绝非片中所说的“能和小鬼子的三八大盖互用子弹(它的口径为6.5毫米)”。

顺便把话题延伸一下,王宝强在《集结号》片中也使用过这支枪作战,这也是不对的,因为

美国从未将该枪援助过国民党部 队,那么在《集结号》所反映的解放 战争中,我军也不可能获得此枪。

中国军人能够与这支枪结缘的机会只有朝鲜战场。据记载,在1950年底发生的长津湖血战中,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为了逃出我志愿军第9兵团的围攻,抛弃大批武器逃向兴南港,这其中就包括一些约翰逊M1941式步枪。目前,北京革命军事博物馆里依然珍藏着一支约翰逊M1941式步枪真品。

稿件来源:报刊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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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寡妇门前是非 多尔衮与孝庄的是非纠葛 [转帖]


多尔衮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生于明万历四十年十月二十五日(1612年11月17日),为太宗皇太极异母弟。据说多尔衮相貌最像其父,深得父亲喜爱,努尔哈赤曾有意将其作为自己的汗位继承人。但是,当1626年努尔哈赤去世时,多尔衮的母亲大妃乌喇纳拉氏被逼殉死,不满十五岁的多尔衮当然无力争夺汗位。在皇太极时期,年轻的多尔衮作战勇敢机智,很快以其卓越的战功、出众的才干和对兄长皇太极的忠心,超越几位兄长,被封为睿亲王,领正白旗,参决军国大事,并娶了庄妃的妹妹为妻。

  当皇太极去世以后,再次出现皇位之争时,很快就形成了多尔衮与皇太极长子肃亲王豪格两派的严重对立。双方都握有重兵,多尔衮有两白旗的支持,豪格则有两黄旗的拥护,一时间剑拔弩张,各不相让。但是双方又各有顾忌,一旦刀兵相见,血溅朝堂,谁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最后,在五大臣会议上,多尔衮审时度势,拒绝了拥戴者对自己的推荐,提出由皇太极第九子年幼的福临继位,由他和郑亲王济尔哈朗共同辅政。此议得到各方认可,既然立的是先帝之子,两黄旗大臣也无话可说,于是诸王大臣盟誓效忠,从而避免了在明亡前夕的关键时刻清王朝内部的分裂和相互残杀。多尔衮虽然没有当上皇帝,但却在粉碎政敌豪格皇帝梦的同时,大大强化了自己的权利和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

  几个月后,多尔衮敏锐地抓住时机,接受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的请求,亲率大军入关,击败刚刚推翻明王朝的李自成农民起义军,一举占领北京。顺治元年(1644)九月,奉迎两宫皇太后和幼帝福临入京,定鼎中原,实现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梦寐以求的夙愿。在分兵南下继续征战的同时,他又取法于前明,制定各种内外制度。多尔衮总揽朝纲,尽心王事,在明清王朝更替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权势越来越大,地位也越来越高,称号由“叔父摄政王”进为“皇叔父摄政王”,直至“皇父摄政王”,等于就是太上皇了。不过,多尔衮还是清醒的,他时时告诫诸王大臣不可谄媚自己而不尊朝廷,不尽忠皇上。

  然而,功高天下的多尔衮并不长寿。顺治七年(1650)十一月,多尔衮出猎塞外,于十二月初九日(1650年12月31日)病死于喀喇城(今河北滦平),年仅三十九岁。灵柩回京时,顺治皇帝亲率诸王大臣出城跪迎。顺治发布哀诏,追怀其功德:“昔太宗文皇帝升遐之时,诸王群臣拥戴皇父摄政王。我皇父摄政王坚持推让,扶立朕躬。又平定中原,混一天下,至德丰功,千古无两。不幸于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以疾上宾,朕心摧痛,率土衔哀,中外丧仪,合依帝礼。”接着,又追尊多尔衮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追封其元妃为“义皇后”,夫妇一同升祔太庙祭享,即视同一位真正的皇帝,极具哀荣。

  但是,当年帝位之争造成的矛盾在压抑多年后终于爆发了。多尔衮当政时,威信自专,对待政敌豪格不公,于顺治五年(1648)将其迫害致死,对当初反对过自己的两黄旗大臣打击压制,致使一些人对多尔衮极为愤恨,却只能忍气吞声。现在多尔衮一死,他们翻身的机会就来了。顺治八年(1651)二月,有人揭发多尔衮生前曾制有八补黄袍等物,于是诸王大臣群起攻击,称多尔衮专擅,有谋逆之心。刚刚亲政的顺治马上下诏,将多尔衮削爵,撤出宗庙,开除宗室,追夺所有封典,籍没家产人口入官,其养子多尔博归宗(多尔衮无子,抚其弟多铎子多尔博为嗣),更有甚者,还将多尔衮陵墓平毁,鞭尸示众,并砍掉脑袋。短短两个多月内,多尔衮的名誉有了天壤之别。

  直到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沉冤一百多年以后,多尔衮才得到彻底平反昭雪。乾隆皇帝专门发布诏谕,肯定多尔衮首先统兵入关,“抚定疆陲,一切创制规模皆所经画。寻即迎世祖车驾入都,定国开基,成一统之业,厥功最著”,并称每览《实录》中所载其言行,“未尝不为之坠泪,则王之立心行事,实能笃忠荩、感厚恩,深明君臣大义,尤为史册所罕觏”,断然否定了多尔衮有谋逆之心,“实为宵小奸谋,构成冤狱”。因此,下令将多尔衮复还睿亲王封号,并追谥为“忠”,补入玉牒,仍令多尔博一支承嗣。多尔衮作为非常时期的一位非常人物,其生前身后的非常际遇终告了结。


  这一故事中的两位主人公境遇既然如此,太后下嫁之说显然难以成立了。如果孝庄确实曾下嫁多尔衮为妻,无论是与多尔衮两情相悦而自愿下嫁,抑或是出于笼络多尔衮以保护顺治而勉强委身,都难以出现多尔衮尸骨未寒即遭陷害清算的结局,因为批倒批臭多尔衮,对于孝庄和顺治母子的名誉尊严都大有损害,相反,继续维护多尔衮的名誉,才是孝庄和顺治有利的选择。

  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严肃的研究和考证。著名清史学家孟森先生首先驳难,在其《太后下嫁考实》一文中对下嫁之据辩驳甚力,指出不仅下嫁为虚,甚至两人连同居关系都不存在。继其后者,仍不断有人撰文,否定者有之,肯定者有之,或认为虽无下嫁之名,至少有同居之实,观点仍难以统一。推原其故,在于现有证据之不足,以及各人解读之不同。

  野史中所载的大婚恩诏,显为文学笔法,系好事者杜撰,自不足信。也有人声称,清末宣统之际在内阁大库检得过太后下嫁诏书,但却无人佐证其事,现存清代档案早已经过整理,迄未发现这一诏书,所言亦难以为据。

  张煌言确实写了那首《建夷宫词》,但不能奉为信史。张煌言本为抗清名将,后来兵败被俘,誓不降清,惨遭杀害,他的许多诗文都是表明反清复明志向的。或许,顺治七年正月,多尔衮娶了其侄妇肃亲王豪格之妻也姓博尔济吉特氏,与两宫皇太后同姓,而且是孝庄的妹妹,以讹传讹,张煌言听说后,就信手写入诗中,甚至有意加以歪曲,借以讥讽贬斥清宫没有伦理道德,也未可知。

  传闻的依据之一是多尔衮“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多尔衮既非皇帝,又不是皇帝之父,既称“皇父”,则必然是娶了皇帝的母亲。其实,多尔衮的称号,是一步步抬高的。顺治元年(1644)十月,即顺治帝被迎入北京再次举行登基大典后,多尔衮因功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共同辅政的郑亲王济尔哈朗被封为“辅政叔王”,自然低了一格。顺治二年(1645)五月,有个御史赵开心疏称多尔衮以皇叔之亲而兼摄政王之尊,仪制宜定,“称号必须正名”,他说原来的“叔父摄政王”不妥,“夫叔父,为皇上叔父,惟皇上得而称之。若臣庶皆呼,则尊卑无异矣,”建议正名为“皇叔父摄政王”,经礼部等议定批准。到了顺治五年(1647)十一月,以南郊礼成,颁布恩诏大赦天下,第一条即称“叔父摄政王治安天下,有大勋劳,宜增加殊礼,以崇功德”。经部院大臣集体讨论,多尔衮的称号定为“皇父摄政王”。自此,直到多尔衮病逝,清政府的公文中都是这样称呼的,现存清代档案可为确证,而且据朝鲜李朝《实录》记载,顺治六年(1648)二月接到的清朝咨文中已称“皇父摄政王”。从时间上看,这一称号的确定,比传闻太后下嫁的时间早了一年多,因为多尔衮的妻子是顺治六年十二月去世的,传说下嫁是在顺治七年初。显然,“皇父摄政王”之称号实为崇显表彰其功德,沿用古代国君尊称臣下“尚父”(周武王称姜子牙)、“仲父”(齐桓公称管仲)、“相父”(蜀汉后主刘禅称诸葛亮)之遗意而已,绝非多尔衮真的做了顺治小皇帝的继父。

  持下嫁说者,多举清人蒋良骐《东华录》所载当初给多尔衮定罪时有“又亲到皇宫内院”一语,认为实属暧昧,有秽乱宫廷之嫌。然而这句话的上下原文为“自称皇父摄政王,又亲到皇宫内院,以太宗文皇帝之位原系夺立以挟制皇上”,文意非常清楚,说多尔衮曾亲到皇宫内院向人发牢骚,称太宗皇太极得位不正,自然顺治继位亦不正,以此要挟顺治小皇帝,这是多尔衮的一条重要罪状。无论这一指控是否属实(指责多尔衮“自称皇父摄政王”一条,已非事实),“亲到皇宫内院”一语只是指出多尔衮说太宗得位不正的地点和对象,将其单独抽出作为多尔衮曾秽乱宫廷甚至作为太后下嫁的证据,显然是断章取义,没有任何说服力。

  太后下嫁之说流传很广,但在清代档案和典籍中却没有任何记载。有人认为,那是因为后来清朝统治者觉得这件事不光彩,于是销毁了有关档案,删改了史籍中的记录。这种推断也颇为牵强,因为我们在当时朝鲜李朝的《实录》中同样也找不到“太后下嫁”的任何记载。如果太后下嫁是公开的,并曾颁布恩赦诏明告天下,那当然会颁诏给朝鲜,朝鲜《实录》中肯定会收录,或有所记载与议论。即使这件事是秘密的,每年几批来华进贡、谢恩及陈奏的朝鲜使臣也会得之街谈巷议,因为在明清鼎革的非常时期,这些朝鲜使节都负有多方收集各种情报的任务,回国后要向国王报告,其《实录》中载清朝之事甚详,就是这样得来的。在清初很长一段时期,朝鲜看不起清朝,认为他们是未开化的夷人,而且对清朝怀有敌意,在其《实录》中常见对清朝的不满和蔑称,在公开场合奉清朝正朔,但其官员告身等内部文件却只署年月而不书年号。如果太后下嫁实有其事,朝鲜当然不会为清朝隐讳,必然载之史册,事后也不必有删削之举。

  总之,太后下嫁这桩疑案流传虽广,却无任何的证据。但是作为人们的茶余谈资,或是文学作品的绝佳素材,它还会一直流传下去。

  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即使贵为国母皇太后,也不免为流言非议。孝庄九泉有知,她会做何感想呢?
 
发表于 2009-8-17 16:44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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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怨恨中国的真正原因 [转帖]


  
  朝鲜曾经是中国的铁哥们,双方的友谊是所谓“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然而,正象丘吉尔所言——在国家交往中,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谊。因而,中朝这两个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国家,在新世纪,也同样经历着利益的考验,友谊逐渐淡去,怨恨日益凸显。这种怨恨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即历史与现实。
  从历史层面来看,朝鲜一直认为在历史上,中国是侵略者,而他们是被侵略者。其证据有,首先,唐灭高句丽。公元668年,宝藏王高臧降唐。高宗李治“乃分其地置都督府九、州四十一、县一百,又置安东都护府以统之”。公元670年,报德王高安舜率余部复国。第二年,报德王高安舜为唐所俘,国亡。高句丽政治中心在辽东半岛,治地包括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是中国民族政权。但《三国史记》等把它与新罗、百济一起,视为朝鲜民族政权。朝鲜因此认为唐灭高句丽,是侵略行为。其次,辽灭渤海。公元926年,哀王大諲譔为太祖耶律亿所俘。义宗耶律倍即位于渤海旧地,国号东丹。公元930年,大光显复国。公元934年,大光显投太祖王建,国亡。渤海疆域南抵泥河(今朝鲜龙兴江)为界,与新罗划江而治;东抵大海。它在东南方向的实际统治地域与高句丽接近,包括朝鲜半岛北部。朝鲜认为渤海为朝鲜和韩国历史上的政权,并指责中国教科书把渤海列为中国历史上的政权。最后是所谓 “间岛”问题。从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起,朝鲜的内政、外交权均由日本朝鲜统监代行,清政府与朝鲜的边界谈判也转为中日谈判。清宣统元年(1909年),中日签订《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即《间岛条约》和《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第一款中,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们江为中韩两国国界,其江源地方自定界碑至石乙水为界”。日本通过《三省交涉五案条款》和《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进一步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1984年9月16日,韩国金永光等54名国会议员联名向韩国国会提出《关于确认白头山所有权之议案》。朝鲜主体七十九年(1990年)起,与中国进行第二次边界联检,双方在部分岛屿的归属上产生分歧。中国辽宁省界段有10个岛屿未能确定。韩国学者李汉基认为,除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岛屿外,韩国的领土还包括“间岛”、独岛(日本称为“竹岛”)和对马岛。
  而现实层面的怨恨,则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朝鲜战争”,其实这也是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代理人战争 ”,正是因为东西方的角力,本应统一的朝鲜半岛被“三八线”分割成北朝鲜、韩国两个政权。
  北朝鲜政权的建立,跟中国有扭不断的联系,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新中国的帮助,根本就没有北朝鲜政权的存在。1949年中国内战正酣,为支持金日成在朝鲜半岛建立共产政权,中央决定抽调加入解放军的朝鲜人及我国朝族官兵组成的156、164、166三个师另两个朝鲜族团,编入朝鲜人民军。当年先后共为北朝鲜提供兵力约6.9万人,占朝鲜战争前朝鲜人民军总数的近一半,解放军编入北朝的部队作风顽强、能打硬仗,成为人民军的作战主力。1950年9月美国在仁川登 陆,朝鲜人民军溃退。当时作为共产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甚至已经做出放弃朝鲜半岛的决定,而毛泽东却立排众议,坚决派志愿军入朝参战。在朝鲜战争两年九个月的战斗中,志愿军付出了牺牲14万、受伤被俘失踪约25万人的惨重代价。而且在1951年1月,新中国又为金日成的朝鲜人民军输送了10万名朝族战士。用老一辈革命家的话说,中国与北朝鲜在历史上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就算进入新世纪,中国依然为北朝鲜提供大量的粮 食、药品、能源,有统计称中国为朝鲜提供的援助占中国对外援助的三分之一以上,2005年中国向朝鲜提供的粮食援助超过北朝鲜外援的50%以上。
  但自从苏联解体、92年中韩建交后,中国与朝鲜金正日政权的关系一度严重恶化。朝鲜首先删除了教科书和官方通讯中关于中国志愿军参战的事实,然后撤除了板门店的中方国旗。又以“朝鲜人祖脉”和“金日成故乡”的名义向中国讨要中国仅有的长白山天池四分之一的主权。在中朝黄海经济海域划界问题上对中国的主张“不能接受”。在涉及朝鲜半岛的重大国际问题上,朝鲜也开始刻意排除中国的影响力,与俄罗斯叶利钦和普京政权加强合作。2000、01年,金正日几次批评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并认为“修正主义中国的毒化影响” 已经波及了朝鲜。但可笑的是,随着朝鲜要“振兴经济”金正日又向中国狮子大张口,2002年其密访中国,从中国要走了近30亿人 民币的物资、2003年在各项援助外,又向中国额外要了5000万美元的经济援助。但中国似乎并没得到金正日在政治上的顺从。最明显的例子,朝鲜向中国隐瞒发展核武器的事实,按中国外交部的话说“中国是从国外新闻中才得知这个消息”。从2003年开始的由中国主催的“ 六方会谈”,朝鲜、中国、俄罗斯本应作为一个阵营,但朝鲜从阳奉阴违的盘计利益得失到数次不与中方打招呼就单方面宣布退出的公开抗拒,虽然中 国做了大量工作,但朝方并不领情,让中国数度陷入尴尬境地。2006年7月5日,朝鲜为抗议美国对其印伪钞、贬毒等进行的金融制裁,违背与中俄达成的导弹 试射承诺,示威性的试射了10枚包括大浦洞在内的各型导弹,使半岛局势骤然紧张,中国急派特使前往朝鲜,却得不到金正日的接见,让中朝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 的严重分歧。虽然此后中国、俄罗斯依然在安理会上力保朝鲜免受全面的经济禁运和制裁,但对朝鲜的一意孤行也是无可奈何。2006年8月底金正日甚至公开声 称“搞核事业只能靠自己,中、俄两个国家并不可靠”。最近,朝鲜又单方面撕毁了由中、美、朝、韩四方共同达成的“朝 鲜战争”停火协议,这不仅是对中国在朝鲜半岛影响力的侵犯,是公开打中国的耳光子,也是对14万长眠在朝鲜半岛的中国志愿军烈士的严重 “亵渎”。拿中国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刘建超在2006年8月上旬的话来说“朝鲜不听中国的劝阻,也不听自己的话。”足以说明,虽然中朝还是拥有传统友谊的邻国,但是现在的朝鲜“并不听中国的话”。
  这种怨恨最集中的爆发是2009年7月27日,这一天,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平壤发表讲话,宣布朝鲜将不参加中方为主导的朝核问题六方会谈,并认为还有其他对话方式可以解决问题。但他没有说明有何种对话方式。这位外务省发言人说,六方会谈结构复杂,如果不遵循尊重主权及和平原则,恐难成立。他指出,事态很清楚的说明这些国家的用意“是想通过六方会谈解除朝鲜的武装,捆住朝鲜的手脚,让朝鲜靠别人的施舍过日子。由于敌对势力扼杀朝鲜的阴谋活动,六方会谈“已经脱离了当初的目标和性质,不可挽回地变质了。”从中,我们不难读出朝鲜对中国深层次和全方位的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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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日本文献不少 缘何民众不愿承认? [转帖]


  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373页的书中,有95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每当此时,我多么希望日本极端右翼宣传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是真的才好。我国我民何以要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

  继抗战史专题“一寸山河一寸血之淞沪会战”之后,网易历史频道将于8月24日推出“一寸山河一寸血之南京!南京!南京!”,全面解读南京防卫战至南京大屠杀的惨烈抗战历史,本专题将以民族感情为基础,理性探讨南京大屠杀的成因,并分析中日关于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的共识及差异。敬请网友关注。

  本文由萨苏先生供稿。

  在我的书橱中,有关这场战争的资料如今已经堆积如山。然而,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却很少。

  是因为在日本没有这样的史料吗?

  恰恰相反,在日本的出版物中,关于这场悲惨事件的纪录比比皆是。我只是没有勇气面对。

  没有勇气面对我们先人曾经遭受的屈辱和灾难,那些文字中,曾经的日军士兵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细致把这场大屠杀描述得如同在你眼前再现。

  原日本海军第十三航空队轰炸机队队长奥宫正武在《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中,曾经这样描述自己所见的大屠杀场面:

  在下关刑场附近,从城中开来满载中国人的敞篷卡车络绎不绝,停在仓库中间。作为海军军官的奥宫认出这支部队属于第九师团第三十六联队,他走进码头的仓库群,看到两手被绑在背后的十几个中国人,被一个个拉到江岸边几米的地方,用军刀和刺刀惨杀后,投入扬子江中。江中只见层层叠叠的尸体,靠近岸边的江水为之阻塞,以肉眼几乎难看出的速度裹挟着尸体艰难流向下游。但,有些人还没有彻底死透,挣扎着向岸边浅湾处逃生,那附近已经是一片血海,因为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早有准备的枪击和刺刀。整个过程如同流水线一样秩序井然,连大声指挥的人都没有。看来,明显是根据上级的命令在进行。我向刑场入口的一个下士问道:"这么多中国人,就这样安安静静被带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回答是:"城内,对着在废墟上收拾的中国人问:'有肚子饿的举手 ',然后把举手的装上卡车作出带去吃饭的样子,就完成了呗。""那么,为什么用日本刀和刺刀行刑呢?""长官说,为了节省子弹。"

  这已经是12月27日,距南京陷落差不多过了两个星期。

  仅仅日军第三十旅团一支部队,其指挥官佐佐木道一少将就在手记中记录,"到12月24日共计处刑一万五千人以上,12月24日至第二年1月5日,处刑数千人。"

  这样的记载车载斗量。

  在我面前的一本描述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史料中,总计373页的书中,有95页全部记载的是在南京日军如何凌辱中国女性。那部分书页,我至今没有勇气打开。

  每当此时,我多么希望日本极端右翼宣传的"南京大屠杀根本就是谣言"是真的才好,我国我民,作了何等恶事,以至承受如此天下难言之惨!

  然而,墨写的谎言如何能够改变血写的历史呢?

  正是因为证据如此确凿,假如问日本人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看法,从官方而言,日本方面从来不能,不曾也不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在日本的教科书中,传统都存在着对南京大屠杀(日文:南京大虐杀)的描述。

  在日本收集到的大多数南京大屠杀的证言,都是近几年的事情。这之前,日军的老兵们大多选择了沉默。然而,也许是即将走进异界时对良心的考验,最终使一部分日军老兵对媒体袒露了当时的暴行。这是1999年1月,85岁的佐藤睦郎在回忆南京大屠杀中的情景,倒在床上叙说的佐藤道:"对着几千名络绎不绝朝对岸逃去的人群,用九二式重机枪开火射击了。"佐藤是日军原十六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的士兵,参加了对南京的进攻。他在采访中对这次屠杀的背景介绍道:"在扬子江畔包围了几千名在岸边的人群。一个中队的八挺重机枪对着密集的人群开火了。可以看到人群中的女人和老人。距离四五百米,变着角度扫射,打到的地方人墙就崩塌下去。他们用力地摇着白旗,我想也是很可怜。我们是按照小队长'打'的命令来干的,但是,这命令(中国人统统杀掉)应该是出自师团部。"

  但是,就日本普遍舆论而言,对南京大屠杀的看法确实有着极大的分歧。其中,除了接受传统对于南京大屠杀描述的部分民众以外,比较典型的"修正看法"就有四种之多。

  第一种看法,南京大屠杀虚构说。

  南京大屠杀虚构说是在日本极端右翼和部分青少年中存在的观点,曾在网上与我进行辩论的日本青年大体属于这个派别。其中,比较典型的公开言论当属1994年 9月4日大桥政太郎在《产经新闻》发表的文章,鼓吹南京大屠杀为"虚构",其原因是"没有一个证人亲眼看到大屠杀的发生","看到数千人被屠杀的目击者一个也没有"。此外,日本还有专门组织对中国报道中部分列入"南京大屠杀"标题下的历史照片一一进行检证,以证明其并非拍摄于南京大屠杀期间。这部分人多半属于极端缺乏历史常识的日本年轻人,以及少数别有用心的政治家。然而,当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证据越来越多被发掘出来的时候,这种观点就如同阳光下的雪一样迅速瓦解。上个世纪末,由于中国方面大量公布南京大屠杀亲历者的经历,相信这种观点的日本民众产生了极大动摇,但依然有少数死硬分子坚持那是中国政府组织的宣传,不足为据。然而,随着生命即将终结,一些参加过大屠杀的日军老兵良心发现,近年来逐渐打破沉默,开始提供真实的历史事实,给日本社会极大的震动。例如,二零零二年,松冈环采访的旧日军老兵回忆录《南京战》,一本书就收录了102名原日军官兵的证言,每一条证言都重现了当年南京发生的残忍暴行。在这样无可辩驳的事实面前,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观点,在日本也很难找到市场,呈现日渐式微的情况。不过右翼从来也没有停止过这种宣传,目的,无非一个是争取部分盲目的日本青年的支持,一个是"取法乎上,只得其中",抵消真实历史的影响。

  但是,我国的部分历史著作或者宣传资料中,对于历史照片的引用存在若干失误,对极右政客混淆视听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过犹不及,是我们值得反思的事情。

  17-2原日军士兵境昌平在2000年7月接受记者采访,提供了他用毛笔书写的日记,其中记录了日军第九师团步兵第三十六联队12月13日在下关用重机枪屠杀中国战俘的场景。他是负责押运战俘前往屠杀地点的,由于屠杀地点设在突堤以下,战俘看不到以为是要释放他们,还对境昌平说"谢谢"。境昌平还记载了日本海军的士兵和穿和服的日本平民拿中国人练习刀术的过程。

  第二种说法,南京大屠杀的确发生过,但死亡人数值得重新计算。

  这是目前日本市场比较大的一种观点,包括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也取消了一直以来"死亡三十万人"的内容。事实上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日本并不是战后才开始的。讲演通讯社的《野战邮便旗》杂志最早曾在1941年2月10日描述了在南京日军曾经进行的大屠杀,并称这是为了"威慑敌人,促使蒋政府放弃抵抗"。然而,日方颇有舆论认为,中方认定的南京大屠杀造成30万人死亡的数目太大,实际死亡人数低于此。如早稻田大学教授洞富雄曾在1982年发表的《南京大屠杀》一文中考证当时南京民间掩埋尸体约四万余,崇善会堂等慈善机构掩埋的遗体十五万五千,并据此推测当时死亡人数为约二十万人。日方并经常引用东京审判判决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内容--"占领南京的一个月期间,共计杀害战俘三万人,包含男女儿童的非战斗员一万二千人,周边居民两万。同时,近郊的难民有五万七千人被证明因虐杀和饥饿而死。"由于这只是部分地区的统计结果,东京审判法庭推定南京大屠杀"死亡二十万人"。日方较多人认为大屠杀实际死亡人数在数万人,因为1938年3月9日《大公报》曾发表文章,称南京大屠杀死者6-7万。甚至有的日本人认为南京大屠杀死亡人数仅仅数千人,因为拉贝日记中写过这样的话:"放下武器逃入安全区的中国兵被搜捕,以数千人为单位有组织地处死",他们显然没有理解"为单位"的含义。此外,曾任当时日本大使馆参事的日高信六郎声称,当时南京市人口总计不过三十万,不可能都被杀光,所以三十万的数字不够准确。

  这种观点也可说是以偏概全。首先,《大公报》1938年报道南京大屠杀时根本无法到当地考察,死亡数字属于推断,不足为凭。其次,除了掩埋的尸体外,日军承认曾将大批尸体抛入长江,或焚尸灭迹。因此,根据掩埋尸体数量统计死亡人数,应有一定缺口。至于南京人口问题,日高统计的数字仅仅是安全区内的居民,事实上大屠杀发生的地区囊括整个南京及其郊区。南京人口在战前为101万9千人,南京战役打响的11月23日,市长马超俊尚表示南京还有市民五十多万,难民二十多万。由于上海、松江、苏州等地的失陷,大批难民涌入首都南京。当时国民政府和普通民众对于日军会攻占南京普遍思想准备不足,实际日本大本营最初也不准备占领南京。而当日军大举快速进犯,由于运输工具不足,加上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下令封江,大批难民只得滞留南京直到日军破城,他们的人数无法统计。由于没有当地固定户口、住处和社会关系,在此后日军追捕"败残兵"、"便衣兵"的过程中,难民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17-3原日军士兵松田五郎在2001年5月提供给新闻界的日记。下面的说明记录道:松田五郎的日记记载,在12月14日一天,他所在的分队大约10个人,就杀掉了55个中国人。松田当时是日军第三师团步兵第六十八联队第二大队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了他所在的10人分队先后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国人250名,以及日军强奸中国女性的经过。

  南京大屠杀的遇难人数,最终恐怕还需要更多的历史考证来证实。但是,无论死亡人数是数万还是三十万,都无法改变南京确曾发生了大屠杀的事实,只是一个大屠杀的规模问题。

  第三种说法,南京大屠杀是"下克上"的结果。

  也就是说,南京大屠杀并非日军有组织进行,即便有组织进行,也是中下级军官擅自做主。其中主要是为当时的派遣军司令,因此被远东国际法庭判处死刑的松井石根开脱。这里面最典型的可见角良晴(南京大屠杀时为松井的副官)所著《七生赋》。在这本书中,他描述当时的情景--下关有13万中国人试图逃向对面的浦口但是无法过江,第六师团电话询问怎样处理?"中支那派遣军"参谋长勇中佐(二战末期死于冲绳)回答:"攻击。"角良晴连忙向司令官松井报告此事,松井叫来长勇,道:"13万中国人,都杀了不好吧,随他们去吧。"长勇中佐回答道:"里面可能有败兵。"松井道:"也许有溃兵吧,但放了他们可以避免我军军纪太过混乱吧。"长勇回答:"是。"但是,当第六师团第二次电话请示的时候,他还是命令:"攻击!"第二天(18日),司令官(松井)要到下关去视察。"但是,绵延两公里的道路,都是层层叠叠的尸体,地面都看不到,这种状况实在无法交待。于是,参谋长饭沼少将说道:'治安太差,无法保障安全。'推辞了这次视察。第三天(19日),参谋长命人焚烧尸体,并盖上土。第四天,司令官(松井)道:'哪怕就一个人也要去看看,准备车。'无奈之下我只好尽可能让他坐在看不到外面的地方。车子在垫了尸体的土路上艰难前进,司令官突然号哭起来。这都是下克上的恶果啊。"

  按照角的说法,松井只是个被架空的大善人而已。长勇确实也曾经在1938年吹嘘过--"杀了30万人是我的命令。"然而,这明显是对松井的美化,当时日军的各部指挥官,如山田支队的指挥官山田梅二,多在日记中保留了接受命令进行大屠杀的纪录。长勇一个小小的参谋能够指挥得动那么多高级将领而松井一无所知吗?而且,松井自己的日记中也保留了与此相反的内容。在1980年关于日本教科书审定的案件中,持南京大屠杀虚构说的山田一良曾用这本日记表示松井与大屠杀无关。然而,法庭却在他出示的日记中,找到了六百多处被山田修改的痕迹!实在是欲盖弥彰。

  从目前所收集到的证据看,日军参与屠杀的包括了日军第三师团、第九师团、第十六师团、第三舰队第十一战队等各个部队,而且作业娴熟,如果没有组织,令人难以置信。而是否松井下令,对改变南京大屠杀的性质毫无意义,那是日军自己的事情。

  第四种说法,的确发生了大屠杀,但属于合法的杀戮,即"屠杀合法论"。

  日本方面还有一部分学者持"合法屠杀"说。屠杀还合法,在任何现代文明的理念上都是无法接受的事情,但的确有些日本学者从法理角度,试图证明南京大屠杀时,日军的屠杀是合法的。他们首先把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锁定在战俘之上,至于平民的遇害,则强调那是因为部分中国军队脱下军服混入平民,成为了"便衣兵",为了搜索他们,日军才误杀平民。而对于战俘的杀戮,在日本这些学者眼中,是合法的。如日本有名的右翼学者、亚细亚大学的东中野修道就这样描述--日军攻占南京时,卫戍司令唐生智逃走,部分中国士兵脱掉军装进入安全区。日军进入安全区搜捕这些"便衣兵",并将他们集体处刑(屠杀)。"这种处刑是合法的,"东中野修道说,"战时国际法规定对于投降的士兵应该给与战俘的特殊待遇,保护其生命安全,但,这是指的'穿军服,经过训练,并有指挥官管辖的战斗员 '而已,指挥官逃亡,或没穿军装者,都不再享有这样的权利"(1996年8月7日《产经新闻》)。持与此近似的观点的还包括上智大学教授渡部升一、东京大学教授藤冈信胜等。他们认为,战前日本并没有批准《日内瓦条约》,因此不必遵守日内瓦条约禁止报复俘虏、禁止对俘虏的杀害、暴行、侮辱等条款。而在日本签署过的有关国际条约1907年《海牙公约》中,第8条规定"俘虏应顺从所俘国军队的法规、命令,如有不服从情况,可以使用必要的严重手段进行惩处。"藤冈等人的看法是这个严重手段包括了进行处死的范围。

  然而,这种说法明显是混淆视听。首先,南京大屠杀中大量遇害的并非军人;其次,所谓指挥官逃亡部下即不算战俘根本不成立,因为战斗中上下级失去联系的情况很多,这种情况下就不再认为失去联系的部队不再是军人十分荒唐;再次,所谓"便衣兵"指的是欧美国家对于平民游击队的概念,其先决条件是穿着便衣,对于其他国家军队有主动的攻击行为。这显然不符合南京战役中部分中国士兵为了逃命放下武器换上便衣进入安全区的情况,这是偷换概念;最后,《海牙公约》并没有允许处决俘虏的条款,相反,其附则第三条规定:须以人道原则对待俘虏;第二十三条规定:放下武器或者失去自卫手段者,乞求投降的敌军,不得加以杀害。而《日内瓦公约》日本虽然没有批准,但日本政府同时口头表示会尊重这一条约的条款,而1941年日本外相东乡茂德曾明确在对各国的照会中说明,战争中日本将"遵循《日内瓦条约》的规定"。

  其实,若干日本学者的所谓研究,不过是文字游戏。无论有无条约规定,是否有法律管制,日军在南京大规模屠杀战俘和平民的行为,都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因为日军的行为违反了人类的基本准则,这才是南京大屠杀的真正罪恶所在,这根本不是任何法律条文可以改变的。

  此外,日本还有"战争集体疯狂说"、"中国坚壁清野自行屠杀说"等若干对于南京大屠杀的解读观点。由于其影响小,亦不为日本正常公众所接受,故此不再详细介绍。

  从日军史料看来,当时南京的中国人并非人人任其宰割。例如,《我所见的南京事件》作者奥宫正武在书中记载,12月23日或24日,有一个勇敢的中国人,持刀悄悄潜入日军三十六联队的士官宿舍,乘暗夜和日军警备松懈的机会,连续杀死多名日军。奥宫的纪录中,告诉他这件事的三十六联队士官称日军小队长级士官就被这个中国人杀死10人或11人。

  虽然,日军为此进行了血腥的报复,但我依然为这位在日军兽行中不屈的中国人感到骄傲。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候,我们的民族依然有血性的光芒闪烁。

  这是唯一在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文献时让我感到欣慰的事情。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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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眼里的二战巨头们:只想亲近斯大林 [转帖]


  希特勒从不掩饰自己对这位苏联领袖的钦佩和崇敬,这是他唯一想近距离认识和了解的外国领导人。他的特使们每次从俄国回来,他都会让他们讲述自己的印象和最细枝末节的事情,而且总是热情洋溢地发表感叹……

  本文摘自:《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 [德]克里斯塔·施罗德/著 作家出版社/出版

  在内心深处,希特勒觉得罗斯福是素质才能高过他的国家领导人。

  希特勒从不掩饰自己对斯大林的钦佩和崇敬。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认为丘吉尔不过是罗斯福和斯大林手中的一个没有主见的工具。

  ……希特勒最大的缺点之一,是他对国外的反应几近完全无知。他实际上从未走出过大德意志的边界线,对国外的看法是严重错误的。他在地理、经济和历史领域的全部知识,都是从文学作品中了解到的,或者从他的驻外大使的报告中所汲取。可是,由于多年来他与现实世界越来越隔绝,而他那些观察家们的对外观察报告又经过他的顾问们极其严格的审查筛选,所以他对德国之外发生的事情的看法越来越不正确。必须说明的是,他的驻外代表的出色表现,更多是由于他们对国家社会主义理论的忠诚,而不是他们的专业能力。他们的报告常常把希特勒引入错误的境地,这样一来,他的预见注定要失败,这一点也不奇怪。

  他的任何一个部门所犯的错误都没有外交部所犯的多。无论多么荒谬的主意,当它们与著名的欧亚计划有关的时候,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别的任何地方,人民的灵魂都不会遭受到如此践踏,糊里糊涂地遭受践踏,但希特勒赞同这么做。铲平所谓的“劣等”国家和种族、重新改写全球经济,这为他最大胆最异想天开的梦想提供了素材,他的预言在这里像热带植物一样茂盛地生长。

  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曾经是葡萄酒代理商,他是希特勒最喜欢拿来开玩笑的人。然而,对于他的批评大可不必太当真,因为每次有人胆敢攻击里宾特洛甫,希特勒都会站在他那一边。希特勒头脑发昏到了把里宾特洛甫视为自俾斯麦之后德国最伟大的外交部长的程度。

  有一天,他微笑着告诉我,他如何在1932年把冯·里宾特洛甫引荐给兴登堡,当时他正在与后者商量移交权力事宜。那位老态龙钟的陆军元帅用又粗又重的声音拒绝与他见面,坚决地回绝说:“还是让我安静安静吧,我可不想与这个酒商见面。”

  里宾特洛甫是第三帝国的所有部长中,最擅长写毫无价值文件的人,不过希特勒对他提交的没完没了的呈情书压根儿就不重视。我经常看见他把那些材料气愤地甩在办公桌上,说他绝不想参与到不同部门的阴谋之中。外交部和宣传部向来处在无情的斗争之中,哪一方对新闻媒体有控制权,希特勒自始至终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但在所有与英国相关的问题上,希特勒都完全受他鼓动,这并不让人奇怪,他诚心诚意地把他视为了解英国事务的最权威的专家。常常是里宾特洛甫煽动起元首对那个澳尔滨(指英国——编者注)的仇恨,我毫不夸张地说,希特勒在我们的部队开进波兰之前,放弃与柏林的英国大使就但泽走廊的命运举行谈判并进行最后的尝试,里宾特洛甫是唯一应当承担责任的人。

  希特勒同样也是受他的影响,在战争末期对所有与英国有关的事务都怀有一种病态的憎恶。

  可是,1940年,意大利与德国签署著名的钢铁条约(《德意同盟条约》)的时候,希特勒对我说:“我宁可与英国人签订同盟条约。从人种的观点来看,他们比拉丁人更接近德国人民。”

  随着对英国敌意的增加,他再也没有发表过上述看法。我好几次直接听到希特勒和赫威尔大使会见的消息,赫威尔对英国的情况有着日积月累的经验,努力使希特勒相信里宾特洛甫对英国实施的外交政策是灾难性的。这名外交部长既强硬又无理的态度伤害了英国人的感情,使他成了一个绝对不适合该位置的人。但是希特勒对这一切请求充耳不闻,总是一成不变地说:“我亲爱的赫威尔,这些事情你是不会明白的。”

  赫威尔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把里宾特洛甫当成一个病态的人,未老先衰。由于个人原因,他对与英国有关的一切都怀有盲目的仇恨。赫威尔确信,喜欢多管闲事的里宾特洛甫太太对帝国的外交政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她在幕后指使,对丈夫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不应该忘记的是,里宾特洛甫出身卑微,而他的妻子却非常富有。另外,从文化素质上来看,她明显胜过他。里宾特洛甫运气特好,很快就习惯了奢华的生活。几年下来,他的狂妄自大和爱好奢华变得让人难以忍受。

  对于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相信他的判断是正确无误的。可是,说到底,他很少有自己的想法,他没有什么创意,只知道执行元首的命令,执行命令的同时不忘夸张地演出一番。

  希特勒声称自己在语速不快的情况下,可以用英语和法语交谈,这一点我无法证实。他还跟我说:“我绝不强求自己讲外语,因为在外交谈判中,我的译员在翻译问题和回答的那段时间对我来说很宝贵。我可以用这段时间来思考,为我的回答找到一些能打动人的简明语句。”

  从1925年开始,希特勒在极度保密的情况下撰写了一部对外政策的著作。没有人知道那一大堆写着密密麻麻的几乎辨认不出的小字的稿子。他很少说到这部著作,只是在他忧心忡忡的时候,他才隐隐约约吐露自己正在写的东西。1939年,战争爆发后不久,他当着我的面,狂妄自大地对赫斯说:“现在我所有的作品都泡汤了,我的书白写了。”

  我觉得,只有赫斯才知道希特勒在那部作品中阐述的个人看法,也只有那部稿件才能解释他对英国的态度。

  1944年年底,希特勒告诉我,他要向我口授一篇很长的文字,要我为后面的几天做好准备,但他一直没有实施这项计划,我认为他是想向我口授政治遗嘱。

  在战前,他曾对我说,同英国结盟是统治全球的最理想的方法,我觉得这是他的真实意图。英国舰队和德国陆军被他视为足以重建世界、奠定新基础的力量因素。

  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一大崇拜者。我知道在1926年,他当着他最亲密的追随者说:“我希望大英帝国的王冠上的珍珠一颗也不掉,否则那将是人类的一大灾难。”

  在战争爆发前的那几年,德国舆论对印度的独立运动表示好感的时候,他说:“我不允许我的人民对甘地如此普遍地着迷。自由不是靠织布机得来的,而是靠大炮。”

  希特勒倒是对日本充满崇敬之情。国防军总参谋部的将领们向来反对同该国亲善的政策,认为德国与俄罗斯结盟才会有安全,但希特勒并没有听参谋部的意见。这也是他与布隆贝格失和的原因之一,后者只好消失,因为他与希特勒有许多分歧,固执地反对希特勒与日本结盟的政策。

  希特勒完全明白,他的亲日政策从人种的观点看很是异乎寻常,有一天,他对我说:“有人指责我与日本勾结。他们到底想说明什么?当然,他们与我们是不同的种族,他们是黄皮肤,眼睛上长着蒙古褶,但重要的是,他们与美国人对抗。就因为这个理由,他们对我们有用,我把他们当成讨人喜欢的人。”但他内心里对日本问题却是非常谨慎的,当日本天皇的军队占领新加坡的时候,里宾特洛甫想通过报纸和电台进行声势浩大的庆祝活动。当他把这项计划呈报给希特勒的时候,希特勒没有同意,对他说:“我不知道,亲爱的里宾特洛甫,不知道你的计划是不是合适。面对历史,我们要从长计议,白种人和黄种人迟早要一争高下。”

  在公开演说的时候,他对交战国的领导人表现出仇恨和蔑视,不要忘记,他这样主要是用于德国的对内宣传。当他在有限的范围内谈论国际问题时,他说到外国元首时要更实事求是一些。以下是他在重大路线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我可以从他的许多对话中推断出来。

  罗斯福:希特勒从不掩饰他对这位美国总统的反感。他把他当成江湖骗子,认为他把自己的国家拖入战争的唯一目的,就是向世人掩盖他国内政策上的失败。可是,在内心深处,他觉得罗斯福是一个素质才能高过他的国家领导人,从他给罗斯福起的外号也可以看出他的妒忌和嫉恨。希特勒善于领导群众,但他隐约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无法与“象棋大师”罗斯福抗衡。他在潜意识里非常羡慕罗斯福发起的终于让美国人民同意参战的卓越的政治运动。所以,每次有人提到罗斯福的名字时,希特勒都要勃然大怒。

  斯大林:希特勒从不掩饰自己对这位苏联领袖的钦佩和崇敬,这是他唯一想近距离认识和了解的外国领导人。他的特使们每次从俄国回来,他都会让他们讲述自己的印象和最细枝末节的事情,而且总是热情洋溢地发表感叹:“这个斯大林,他是个很凶狠的人,可是,真的必须承认这是一个杰出的人。”

  他对斯大林的最大兴趣,在于斯大林在公开场合的举手投足。他叫特使仔细描述克里姆林宫里举办酒会的情况,我感觉到希特勒总在拿自己和斯大林对比。在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那一短暂时机,希特勒想与斯大林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但枉费心机。

  丘吉尔:希特勒对这位英国首相的蔑视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不只是在公开演说的时候这么做,与亲信谈话的时候也一样。他对丘吉尔没有一点好感,对丘吉尔的判断完全彻底,没有挽回的余地。当别人谈到丘吉尔,这位首相在几乎没有任何希望的情况下,不顾自己的人格,勇敢地继续战斗,希特勒对此甚至都懒得假惺惺地装出敬佩的样子。他对丘吉尔的蔑视,在炉边叙谈时总是不断地流露出来。奇怪的是,希特勒说到丘吉尔并不像在说到罗斯福时那样勃然大怒。如果从希特勒极端复杂的心理状态来看,这种态度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他能默认丘吉尔在法国战役后单枪匹马与他对抗。

  在战争的最后几年里,希特勒已经不再表露出对英国殖民政策的崇敬。在战争期间,希特勒认为丘吉尔不过是罗斯福和斯大林手中的一个没有主见的工具,是大英帝国的掘墓人。

  记录下希特勒对他的同盟国,或者是站在他一边国家的元首们的态度同样很有意思。

  墨索里尼:直到最后,希特勒几乎都对墨索里尼表现出深厚而真诚的友谊。他觉得自己和这位领袖心心相印,因为他们走过同样的道路。可他也遗憾地发现,墨索里尼并不和他一样享有绝对的行动自由,因为他的处境必须依赖意大利王室。希特勒从未停止过批评他,1937年希特勒对罗马进行了正式访问后对我说,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曼纽尔对墨索里尼这位领袖态度那么傲慢,连希特勒都觉得惶惶不安。他坦白地告诉我,他差点要中断旅行,作为对墨索里尼经常受到侮辱的抗议。在罗马举行阅兵式的时候,座位都分配给王室成员了,而墨索里尼却站着,站在他们身后,从头站到尾。“这使我十分反感,差点就大吵大闹起来。只是出于对领袖的尊重,我才没有让怒火发泄出来,意大利王室太没有分寸了,不懂得尊重人。”

  在意大利投降和彻底失败后,希特勒对那位领袖的热情并没有怎么变淡。我觉得这种热情只是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变成了同情和怜悯。他把墨索里尼当成一个小弟弟,在严格地服从哥哥的命令时犯了幼稚病。希特勒固执地拒绝了墨索里尼的做法,墨索里尼极力想说服他:国际事件会颠覆一个问题多多的政权。

  1943年9月,墨索里尼被斯科尔兹内用滑翔机从被囚禁的大萨索山的一家饭店中解救出来之后,希特勒才对他完全失望。墨索里尼的“日记”披露了这个法西斯的缔造者的性格。在交谈中,希特勒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细节,强调这位“半岛雄狮”的软弱和口是心非。他觉得既吃惊又痛苦,语气沉重地对我们说:“我承认我错了。墨索里尼究竟只是个小人物,我现在掌握了无可辩驳的证据。”

  安东内斯库:希特勒对这位罗马尼亚独裁者感情很深,不只是因为这位同盟者的品质,还因为他的为人。希特勒每一次说到他,都会使用一些非常真挚的字眼。安东内斯库在德国访问期间,希特勒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这位罗马尼亚“国家领袖”的安全。有一次,他对我说,在讨论战争行为的时候,安东内斯库发表的论点合情合理,总是震撼人心。他同样高兴地发现,安东内斯库每次来参加会议时,手上总是捧着一大堆文件资料,他的报告也总是用参谋部的文体写出来的。希特勒尤其欣赏安东内斯库正直廉洁的作风,这些品质与他的幕僚们的习惯和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希特勒唯一批评他的,是他在处理国内事务的行动中缺乏手腕。

  在他看来,罗马尼亚军队腐化、不忠诚,这种看法使他对安东内斯库的人身安全担忧,但后者却从不把元首的好意提醒放在心上。

  佛朗哥:每一次希特勒和我谈到佛朗哥的时候,我感觉到他对这个“独裁者”的忘恩负义深感失望,他的这种感觉在昂达伊会谈之后尤其强烈。希特勒原来坚信佛朗哥会同意制定好的攻占直布罗陀的作战计划,他说佛朗哥反反复复、优柔寡断的性格给德国及其盟友造成了严重的损害。“佛朗哥,”他多次说,“他会看到,他的这种态度将导致他的失败。”

  随着西班牙表现出来的越来越中立的态度,希特勒的态度也由失望转为蔑视。最后,为了表示他的蔑视,他一直避免在炉边叙谈时提到佛朗哥的名字。对他来说,那名“独裁者”实际上已经不复存在。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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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楼昨夜又东风---漫谈李煜 [转帖]


  晚妆初了明肌雪,春殿嫔娥鱼贯列。凤箫吹断水云闲,重按霓裳歌遍彻。
  临风谁更飘香屑,醉拍阑干情味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
  好一派歌舞升平,好一番风花雪月。
  这一阕《玉楼春》,便是有千古词帝之称的南唐后主李煜自己描绘的当年金陵城里花团锦簇的宫廷生活一幕。
  若干年以后,这位曾拥有几千里锦绣河山的前朝国主笔下,生活却是另外一番风景:
  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
  金剑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
  …………
  “为人仁孝,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这便是史书对李煜的整体素描。“一目重瞳”,所以李煜字重光。历史上有三个非常有名的人眼里有两个瞳仁,一个是上古三皇五帝里面的舜帝,另外一个就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西楚霸王项羽,最后一个就是这位李后主了。他们有一个还有共同的特征就是他们都曾是一国之君。
  虽然李煜生于帝王之家,有帝王之相,可实际上他离那令万人垂涎的位置一开始就是很遥远的。而他这副帝王相貌那时带给他的只是别人的猜忌和自己的惶惶不安。
  这还得从李煜的爷爷南唐烈祖李昪说起。李昪当年和平“受禅”了杨吴政权的江山,做了南唐的开国君主。在他的励精图治下,南唐成为除中原政权外最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可以客观的说,在整个五代十国里,除后周世宗柴荣以外,李昪算是群雄中的翘楚了。
  这样一个开国有为之君,自然经历了许多创业的艰辛,当然更深知守业之艰难。所以他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是慎之又慎,按照立嫡立长的规矩他应该选择李璟。李璟虽然爱好文学,多才多艺,可是生活奢侈,文人气息过重。这使得李昪并不属意于他,而是钟意于三儿子李景遂。史称李景遂性纯厚恬澹,雅有士君子风。
  一个人喜欢写诗填词原本是件好事,但对于一个国君来说,无论是治世还是乱世,最好还是少一些柔靡的文学细胞为好。因为治国之道,在于务实笃行,而不是那些不切实际、天马行空一般的“激扬文字”。
  而且一个人看那些抒情感怀的文字多了,眼里心里就满是什么柳絮、细雨、炊烟、月亮、星星,或者小巷里撑着油纸伞的小姑娘。这倒还罢了,若在太平时节,在不影响做君王的同时,客串一下文艺小青年也未尝不可。但不幸的是,所谓千古文人侠客梦。一些人读了几本书,就好像吃了乾坤大补丸,整天把手里的三寸狼毫想象成了三尺清锋,而自己也从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变成了横刀跃马的沙场勇将。书生们在书斋里做做这样的春秋大梦也算是聊以打发时光,可对于一些帝王来说,那就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事情。因为他手里兵也有将也有,脑子一发热就想“文治武功,远迈前朝”,最后弄得个身死国灭。典型的例子前有隋炀帝,后有宋徽宗。
  所以李昪对李璟很不放心,可问题是他这个三儿子可能受了伯夷叔齐的影响,高风亮节,怎么也不肯接受大位。没办法,李璟也不好客气,当然他还是比较厚道的,“盟于昪柩前,约兄弟世世继立”,把李景遂立为皇太弟。
  看看,李煜离皇位远着吧。即使没这个叔叔,他上面还有一个勇武过人、专横猜忌的嫡长兄—李弘翼。所以,李煜(当时的名字叫李从嘉)就一门心思做起了富贵闲人。
  果然,李璟一上台,就抛弃了乃父制定的保境安民政策,开始对外用兵。其实,以当时南唐的实力,如果真有一个汉武唐宗一般英武过人的君主,还是蛮有希望统一全国的。因为李璟上台的时候,中原正是烽火四起,契丹入寇的时节。所以如果能抓住这样千载难逢的时机进行开疆拓土,也未尝不是一件值得史书称道的盛事。机会倒是有,那就是正好旁边的闽、楚两个小兄弟家里都发生了内讧。李璟也不完全是书呆子,趁火打劫的本领还是有的。所以他先后出兵灭了这两个国家,可终因用人不当,导致功败垂成,替别人做了嫁衣。
  李昪虽为一代明君,颇有作为,但一直对外采取睦邻友好,修文偃武的国策,主要是自己“偷”了别人的江山,内部不是很稳定。其次就是五代十国那样的乱世,哪个是好惹的啊,一不小心就赔了夫人又折兵。如果对外用兵不顺,内部那些对杨吴政权有感情的人就会出来生乱子。
  到了李璟手里统治稳固了,出去捞点外快也是正常的。不是马无外草不肥,人无外财不富吗?可是老天虽然赐给了李璟机会,但他最终因为用人遣将都不那么在行,以致到手的鸭子都飞了。前面说过李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才情也不错,“时时作为歌诗,皆出入风骚”。可他治国就没有这么大的能为,朝堂里任用的都是自己那个文艺沙龙里的亲信。这些人中主要有被唐人称之为“五鬼”的陈觉、冯延巳、冯延鲁、查文徽、魏岑等五个邪佞之人。国家在这些只知吟风诵月、夸夸其谈的人手里折腾,结果必然是政治腐败,国力江山日下。
  而这时中原的时局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后周代汉而起,先后又是郭威和柴荣两位有为之君当国。南唐的日子一下就变得很难过,957年后周派兵侵入南唐,占领了南唐淮南大片土地,并长驱直入到长江一带。李璟只好派人向后周世宗柴荣称臣,去帝号,自称唐国主,使用后周年号。并尽献江北土地,南唐从此与中原政权以长江为界,疆土仅剩江南半壁。
  以上就是李煜登基前的时代政治背景,当然这些对他影响不是很大。因为对于一个醉心于文艺创作,无意于江山社稷的年轻王子来说,国家的版图大一点小一点对于他来说是无所谓的。而且这时他的小日子过得蛮滋润。在李煜十八岁的时候,他娶了一个才貌双全的王妃。这个王妃就是在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大周后周蔷。
  周后,字娥皇,《南唐书》载:“后主昭惠周后,通书史,善歌舞,尤工凤萧琵琶。唐朝盛时,霓裳舞衣曲为宫廷的最大歌舞乐章,乱离之后,绝不复传,后(大周后)得残谱,以琵琶奏之,于是开元天宝之余音复传于世。”这门亲事是李璟给儿子定下的,周娥皇擅弹琵琶,“尝为寿元宗前,元宗叹其工,以烧槽琵琶赐之。”
  陆游对大周后的夸赞可说是不惜笔墨,除了“通书史,善歌舞,尤工凤萧琵琶”外,周后还“至于采戏弈棋靡不妙绝”。在史书上这样描述一位女子,可说是古往今来没有第二例了。我们知道历史上的四大美女:西施、貂蝉、王昭君和杨贵妃,即使再加个赵飞燕,也就是个美貌,然后能歌善舞罢了,当然王昭君还能弹手好琵琶。
  可都怎比得这周娥皇,让我们来好好总结她一下:
  首先,她一定是南唐数一数二的大美人--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要李煜这样多情的风流才子兼君王十来年钟情独宠,没有沉鱼落雁级别的容貌想都不要想;
  其次,周美人熟读诗书典籍,一定是一个博古通今,气质优雅的才女;
  第三,大周后能歌善舞,身材肯定也是一流;
  第四,大周后音乐造诣更是达到天后级别,不但琵琶弹得好,更厉害的是能通过一些残谱恢复盛唐玄宗皇帝的《霓裳舞衣曲》,这样的才华估计王菲麦当娜等人都难望其项背吧;
  第五,除了歌舞诗书方面的才华外,即使对于掷骰赌采下棋这样的娱乐活动,大周后也是“靡不妙绝”。
  这是一个怎样完美可心的女孩子啊,有着清丽绝俗的容颜,歌舞俱佳,熟读史书,气质优雅,而且活泼浪漫,富有生活气息。如果真的要评古往今来第一美女,非这周大美人不可了。至于为什么她没有那么大的名气,只不过是因为她和政治的关系没那么大罢了。
  有妇如斯,夫复何求!
  当然,李煜当时肯定也是这么感叹的,也非常幸福欢快的享受着他的爱情婚姻生活。
  新婚燕尔,自是良辰美景,佳期如梦。
  生活这么丰富而有情趣,更添佳人在怀,这自然大大的激发了李煜的写作激情。为此,他写了一首非常富有浪漫情调和青春气息的《一斛珠》来记录他一个温柔的生活片段:
  晚妆初过,
  沉檀轻注些儿个。
  向人微露丁香颗,
  一曲清歌,
  暂引樱桃破。
  罗袖裛残殷色可,
  杯深旋被香醪蚟涴。
  绣床斜凭娇无那,
  烂嚼红茸,
  笑向檀郎唾。
  这是多么令人羡慕,天真烂漫的一幕啊。这又是一个多么娇羞俏皮,美丽多情的女子啊。
  有一年七夕,娥皇多喝了几杯,加上跳舞听音乐过度了些,便着凉生起病来。这可急坏了爱妻心切的李煜,不但日夜陪伴在娥皇的病榻前羹汤伺候,而且还专门为她写了一首《后庭花破子》,盼望她早日痊愈,祝愿她能和自己青春常在,恩爱长久:
  玉树后庭前,
  瑶草妆镜边。
  去年花不老,
  今年月又圆。
  莫教偏,
  和月和花,
  天教长少年。
  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也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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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04楼 发表于: 2009-08-18


 “财神爷”孔祥熙 [转帖]


    作者:徐平 主编 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

  他精于理财是世人皆知的,宋霭龄说他“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在他主持财政大权11 年后,有人给他盖棺定论:不是具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孔祥熙, 字庸之, 号子渊, 谱列孔子第七十五代孙。早年留学美国,办学经商起家,结识孙中山并协助孙中山与北方实力派联合,1927年4 月投靠蒋介石集团,并促成蒋宋联姻,历任工商、实业、财政等部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院长等要职。他主管财政达11 年之久,对币制改革、支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及支撑抗战财政,有过一定的贡献。

  国学有成,西风早渐

  孔家祖籍山东曲阜,其先祖孔宏用于明代万历年间到山西做官,后人落籍山西太谷,经商谋生。孔祥熙的祖父孔庆鲜,因接掌堂叔孔宪仁所经营的票号,渐臻富有。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继承祖业,但染上吸鸦片恶习。1880 年9 月11 日,孔祥熙出生时,家境已经败落。

  孔祥熙的母亲庞氏知书达理,勤劳贤惠。五岁时,孔祥熙由母亲启蒙教读,已显露聪颖过人,七岁时母亲去世。其父孔繁慈因经营倒闭,到太谷城西张村设私塾授课。孔祥熙即随父读书,靠着天资聪颖和刻苦努力,打下了很深的国学知识基础。

  1889 年,孔祥熙患了痄腮,到太谷县基督教会所设的诊所求治。治病期间,诊所的洋大夫和护士们十分喜欢这个聪明可爱的小男孩,西方文化的冰山一角也给幼时的孔祥熙打下了最初的烙印。第二年春,教会所办太谷福音小学招生,孔祥熙就提出入该校读书,遭到族人反对,经过多次争辩,才被允入学。1894 年底,孔小学毕业,成绩优良,经教师魏禄义推荐,到直隶通州(今北京市通州区)美国公理会所设孔祥熙的潞河书院读书。孔在校学习勤奋,由于国学根底较好,能把儒家思想和基督教义结合起来,因而受到书院的重视,引导他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1900 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孔祥熙避走家乡,和妹妹祥贞躲进福音教堂避难,一同被困的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教民共14 人均被杀害,他和妹妹在族人的掩护下侥幸脱险。义和团被镇压后,孔祥熙料理了被害教徒的后事,赴京向华北公理会汇报太谷教案的情形,后作为华北教会派赴山西教案善后谈判代表叶守贞和文阿德的助手。华北公理会对孔“忠心事主”的品质和处事干练的才能十分赏识,决定资送孔祥熙到美国欧伯林大学学习。

  1901 年秋,孔祥熙入俄亥俄州欧伯林大学,起初主修理化,后来改修社会科学,1905 年考入耶鲁大学研究院,研习矿物学,1907 年耶鲁毕业时,获得理化硕士学位。学习期间,已经有了设立学校、启迪民智、造就人材的志向,并募集到一笔为数可观的办学基金。同年秋,孔祥熙回到北京,婉辞邮传部、北洋大学堂等邀请,返回太谷办学,学校取名“铭贤学堂”,寓有纪念庚子年死难教友的意思,成为太谷的第一所中学。孔祥熙自任监督( 校长),兼授史地、矿物等课程,教员多半由传教士担任,孔繁慈也在该校教授经史课。孔祥熙办学,德智体并重,并取法美国步兵操典,自制木枪,操练学生。新式教学很受学生们的欢迎,也引起了当地商团和警局的关注。

  1911 年10 月武昌起义后,山西的清政府官员闻风隐匿,地方群龙无首,从太原溃散出来的清兵成群结队直奔太谷。士绅们要求孔祥熙出面维持治安,他慨然从命,称太谷义军司令,调集商团团员和铭贤学生组织的义勇队,执枪闭守四门。同时,他向围城的溃兵作劝导并答允散结川资3000 两,使溃兵绕城外而去。随后,各界集议将本县商团及铭贤部分学生武装起来,成立太谷营务处,推举孔祥熙为营务处总办。

  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到铭贤学校视察时留影。宋美龄(左二)、蒋介石(左三)、宋霭龄(左四)、孔祥熙(左五)。

  投资实业,富冠一方办学的初步成功,给年轻的孔祥熙带来了荣耀,但这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并没有就此止步。商人世家出身所积淀的精明、西方工商业的模式、日渐加深的社会关系基础,驱使他走更宽广的道路,投入商海,一显身手。

  凭着敏锐的商业眼光,孔祥熙看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1912 年,他同五叔孔繁杏设立祥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保证金,取得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靠着买办商人的独特地位,孔祥熙每年获取了可观的利润,捞取了商海搏杀的“第一桶金”。

  1913 年,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全国协会总干事的王正廷,邀约孔祥熙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王是孔的耶鲁校友,同学情意难却,加上“二次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恶化,且丧偶不久,心情不佳,孔祥熙正想换换环境,遂应约赴日。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结识了孙中山,答应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中山处理文书函电。孙中山的英文秘书宋霭龄,对孔很有好感,称赞孔为人谦和,“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也十分喜爱宋的外貌、气质。双方情投意合, 1914 年春在横滨结婚。婚后,宋霭龄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

  1915 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祥熙继续他的教育和实业。宋霭龄除主管家政、相夫聚财,还在铭贤兼教英文。孔祥熙利用欧战期间国外对军工原料的大量需求,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孔祥熙在赚钱的同时,也始终在关注着时局。当时,阎锡山任山西督军兼省长,提出“从安定中求进步”的治晋方针,推行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孔祥熙对此大力支持,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要求铭贤学生广为宣传。

  1918 年,阎锡山在太原举办华北运动会,邀请驻华各国公使参观。时任督军公署参议的孔祥熙参与接待,负责向来宾详细介绍山西的教育概况和省政措施。由于孔的宣传鼓吹与热心接待,使洋人对山西“模范省”留下较深的印象,从而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赞许。借助与地方政府良好的政治关系,加上很深的教会背景,孔祥熙在当地如鱼得水,生意越做越红火,在太谷以至山西境内都大有名声。

  当1919 年山西大旱,灾情严重,哀鸿遍野之时,孔祥熙又出面代灾民呼吁,并向华洋?##饣岽疥饪蠲澜?00 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度过灾荒,而且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的政治头脑和经济才干开始受到各方关注。

  官场腾挪,跻身国戚

  孔祥熙在办学和实业上的成功,提高了他的社会知名度,增添了他涉足官场的筹码。他进一步发挥圆滑世故、善于协调的特长,在各大政治力量之间纵横腾挪,捞取了更大的政治资本。而最大的一笔投机就是促成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

  1922 年春,鲁案(收回青岛主权)善后督办王正廷邀约孔祥熙,前往济南担任督办公署的外交协办和实业处长,参加鲁案善后的谈判和交接事宜。次年秋王正廷筹办中俄交涉事宜时,孔又应邀担任驻奉天的代表。在孙中山广州大元帅府搞联奉反直的斗争中,孔奉命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交往,以便加强粤奉合作关系。1924 年初,孔应孙中山之邀赴粤商量联络北方将领的工作,后即带着孙中山所著《建国大纲》手稿返回北京,联络陆军检阅使冯玉祥。冯接受《建国大纲》的主张,其后联合胡景翼、孙岳发动了“北京政变”,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

  1925 年初,孙中山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1926 年春去美国,接受欧伯林大学颁赠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并为铭贤学校募集开办大学部的100 余万元基金。同年冬,他离美回国,到达广州后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和广东省财政厅长兼理后方财政事务,从此正式跻身于政界。1927 年4 月1 日,汪精卫由欧洲回到上海,孔祥熙和宋霭龄出面宴请汪精卫和蒋介石,捏合“合作”。宁汉分裂期间,孔暗中奉蒋介石之命,奔走于沪、宁、豫、晋各地,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支持蒋介石,并极力劝诱内弟宋子文背弃武汉政府投蒋,为南京政府理财。

  1927 年8 月,南京政府内部矛盾加剧,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为了策划蒋重新上台,孔祥熙奔走于宁、汉、沪、粤、晋、豫各地,拉拢各方,“苦心疏解,历时数月,极尽调护斡旋之力”。最后孔和冯玉祥联合发出通电,呼吁宁汉“双方团结”迎蒋复职。1928 年1 月,蒋介石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

  孔祥熙在为蒋介石四处奔走拉拢盟友的时候,没有忘掉为蒋介石牵手一个终生伴侣,这就是夫人宋霭龄的小妹宋美龄。他利用自己的教会背景,说服了大舅子宋子文和岳母大人,促成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婚姻获得成功。蒋宋联姻,便于蒋介石通过宋子文和孔祥熙密切与江浙财阀们的联系,对外则有利于争取英美政府的支持和外国资本对华投资,从而稳定南京政府的财政基础和外交阵脚;而孔宋家族则跻身国戚,通过蒋介石掌握的政权,轻而易举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为获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奠定了稳固基础。

  财政总管,民国首富

  蒋介石不忘襟兄在公私两方面所作的诸多贡献,孔的官运、财运接踵而来。1928 年3 月27 日,孔祥熙正式就任工商部长。1930 年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继续担任部长。就任之初,孔曾发表施政宣言,声称“自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孔主持厘定了工商法规一百余种,其中较为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其目的在于从工商方面来加强南京政权的统治,这在当时工商法规类多缺略的情况下,是有一定意义的。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全国民众的公愤,各地爱国青年学生纷纷前往南京请愿,并痛殴了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外长王正廷。蒋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于12 月15 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的职务。孔祥熙也辞去了实业部长职务。

  1932 年1 月下旬,蒋介石、汪精卫经过密谋后合流,由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兼财政部长。3 月6 日,蒋介石经国民党302 次中政会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重新掌握了军权。孔祥熙则于4 月13 日被南京政府特派为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赴欧洲考察实业并接洽购买军械等事宜。

  在意大利,墨索里尼曾建议:中国建设国防应从空军着手, 因空军可较快发展, 所需经费也比海军少,将来战争胜负将取决于空军。孔立即把建议内容电告南京,被蒋介石所采纳。在德国,孔祥熙给南京政府订购了大批军械,聘请德国军事顾问,为蒋继续“围孔祥熙访问德国与希特勒合影。剿”红军效力。

  1933 年9 月,财政部长宋子文对蒋介石不恤财政困难十分不满,由争吵而坚决辞职不干。10 月29 日,蒋批准宋的辞呈,以孔祥熙继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并仍兼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自此掌握国家财政,想出各种招数为蒋氏国民政府筹款:增税、借款、募捐、动用战时准备金、举借外债、变卖产业、征发、印刷纸钞、实行“公库”制度。手段高超,花样出尽,保障了巨额的军费开支,对于政府的维持的确行之有效。后来在国民政府不断遇到的经济危机中,他又想法子,改变田赋征收办法,举办政府专卖事业,广开财源。孔祥熙的挖空心思、长袖善舞,为危机重重的蒋介石政府源源不断地输血,确实功不可没。

  他利用手中所掌握的权力,在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的同时,也使自家的资财随之迅速增长。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主要是商业资本,他家的山西裕华银行只是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孔夫人宋霭龄性格干脆利索,善于决断。孔祥熙性格中则有胆小优柔的一面,夫人的果断推动着他营私舞弊的“特长”更上一层楼。

  抗战前,宋霭龄曾伙同宋子良、陈行、徐堪等在上海组织七星公司,专做证券、标金、棉纱、面粉等的投机,在交易市场上多次掀起风潮,引起对手的怨恨和舆论的抨击,但由于有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庇护,终于无事。抗战初期,宋霭龄仅在套取外汇的投机中,据说就“捞了800 万英镑”。1939 年时,宋霭龄在美存款,居重庆政府“所有要人在美国银行中的存款的第一位”,被美国记者赛利文称为“中国人民的钱袋”。孔的长子孔令侃在21 岁时,便被蒋介石指派为中央信译局常务理事,肩负实际责任。他利用进口军火大获巨额回扣,抗战期间利用西南运输公司,掌握“国家专运”特权,趁机装运私货,走私贩私,获取暴利。孔令侃“经商赚钱”的本领,曾经受到孔祥熙的夸奖。

  孔的次女孔令伟在重庆掌管祥记公司、广茂兴、晋丰泰等企业,利用当时“工不如商、商不如囤”的情况以及豪门权势,大搞囤积居奇等不正当经营,大发国难财。

  孔祥熙捞取巨大实惠的同时也惹来许多麻烦。在他操纵控制的一次金融风潮中,上海滩黑道大亨杜月笙投机不成,遭受巨额损失,气急败坏之下,径直到孔宅索要赔偿。以孔祥熙的势力其实根本不惧怕杜月笙,大约他毕竟心里有鬼,就找了个油水丰厚的行政院建筑工程让杜承接,算是摆平此事。

  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民众,对“四大家族”在抗战后期的独裁、贪婪、不恤民生的所作所为日益不满。1944 年5 月,中国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全国工业协会等五个工业团体共同拟就《解决当前政治经济问题方案建议书》,送交国民党五届十二中全会。其后,黄炎培等30 人发表《民主与胜利献言》,要求国民党改弦更张,实行民主政策。国民党内与孔家争权争利争宠的各派系也趁机而动,予以抨击。

  1944 年11 月,在政坛风云变幻中,孔祥熙迫于压力,终于辞去财政部长等要职,结束了把持中国财政的日子。但由于蒋介石的庇护和压制,孔家贪污蠹国的丑行一直未曾得到彻查和应有的惩处。

  避居美国,客死他乡

  孔祥熙辞财政部长职后,滞留在美国半年有余。1945 年,他辞去行政院副院长,7 月离美返国,同月辞去中央银行总裁和四联总处副主席职务,10月辞去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职,至此仅保留了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头衔。

  为了谋求东山再起,孔祥熙也曾进行过一些活动,1946 年当选为“国大”代表,但由于政学、CC等派系的抵制,复出无望。1947 年秋,他以接获宋霭龄在美病重的电报为由,匆匆离沪去美国,避开政治风浪,1948 年1 月又辞去中国银行董事长职务,彻底淡出政治舞台。

  蒋介石集团退处台湾,曾聘孔祥熙为“资政”。1962 年,孔赴台湾暂住,1966 年旧病复发赴美治病,1967 年8 月16 日因心脏病在纽约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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