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美国中情局五次预测毛泽东接班人[转帖]

　　
　　毛泽东与邓小平

　　谁将是毛泽东的接班人？冷战期间一直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关注的重心之一，也是美国中央情报局聚焦的重心之一。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央情报局在其不定期提交的国家情报评估（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简称NIE）和特别国家情报评估（Special　National　Intelligence　Estimates，简称SNIE）以及其它情报分析中，便持续对毛泽东接班人的问题进行跟踪评估。

　　这些评估都是在被称之为“国家情报心脏”的国家评估办公室（Office　of　National　Estimates）主持下，由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高级国际和区域问题研究专家以及职业情报分析人员负责撰写的。

　　与一般注重于情报搜集和分析的报告不同的是，这些评估更着眼于对未来的预测，被称之为“最有权威性的评估”。在中美长期冷战和相互隔绝的特殊年代里，这些评估为美国了解中国和对华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自本世纪以来这批评估报告陆续解密，为我们提供了一份份关于毛泽东接班人问题的持续而又详细的观察、分析和预测记录，同时也引发了我们无穷的回味和思考。

　　1954年：刘少奇或是周恩来最有可能接班

　　目前所能见到的美国中央情报局最早提到毛泽东接班人问题的，是标注日期为1954年6月3日、编号为NIE13－54、标题为“Communist　China’s　Power　Potential　through　1957”（《到1957年中共潜在的权力问题》）的国家情报评估报告。

　　这份评估的背景是1954年2月的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揭露高岗和饶漱石集团分裂党、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全会的成果是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现在已经清楚地知道，高饶集团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首要目标，便是邓小平所说的“拱倒‘最有可能接毛泽东班的’刘少奇同志”。

　　中情局对于建国以来在中共高层发生的第一次权力斗争似乎有所察觉，却又不很清楚。评估指出，1954年2月中共中央全会决议发出的“关于党的团结存在危险的警告”，显示毛泽东领导的中央高层存在着“分歧和竞争”。但它并不清楚这场斗争是由于高饶而引发，反而想当然地猜测应该来自于党和政府这两个部门之间，认为决议“暗示党内存在着刘少奇和周恩来这两个不健康的小集团”。

　　这显然是受了西方社会喜欢将中共高层区分为激进派或是教条主义派（主要指党务机构的负责人）和温和派或是实用主义派（主要指政府机构的负责人），刘少奇和周恩来则分别被视为这两个派别的领袖的影响。与西方社会往往喜欢刻意渲染中**内的权力斗争不一样的是，这份评估报告不但没有过高估计中共高层的矛盾和斗争，反而特别强调“中共领导层是由党的精英分子凝聚而成的，自1921年建党以来他们便因为共同的革命和战争经历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然“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在任何组织内部都会存在权力斗争”，但“没有证据显示党的高层已明显地出现了派系”，中共领导层仍“具有凝聚力和稳定性”。

　　这份评估报告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么一段话：据说已年届60的毛泽东身体欠佳，如果在1957年以前他有可能退休或者去世，中共就会面临接班人问题。评估认为，一旦出现上述情况，最有可能采用的是现有领导人集体领导的方式，至少在初期阶段会是这样。但同时又强调，如果要选择一个继任人的话，最有可能的将是刘少奇或是周恩来。这是目前所知中情局最早作出的关于毛泽东接班人的预测，其依据多半是因为刘和周分别为党务系统和政府系统的负责人。

　　1956年1月5日编号为NIE13－56的评估纠正了NIE13－54评估的错误，了解到1954年中**内的问题并非出自于刘少奇和周恩来之间，而是高岗和饶漱石遭到清除。评估仍然认为，虽然出现了这样一场斗争，但丝毫不影响中共自身及其政权的稳固性，认为中共的统治不会因为个别人的变动而发生动摇。评估又一次提出同一个问题，即现年62岁的毛泽东健康欠佳，他的接班人问题已变得更加重要。评估沿袭NIE13－54的研判，认为中共现有的领导人都不具备毛泽东那样的权威，在重大政策问题上也不存在什么分歧，因此在毛泽东之后有必要建立某种形式的集体领导。而在最高领导人的继承上，评估再一次预测：主管党内事务的刘少奇和负责外交事务的周恩来处于最佳位置。至于为什么作出这样的预测，评估没有给予特别的解释，最有可能的解释仍然是，他们仍然把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的代表；而对于实际上没有可能接毛泽东班的周恩来给予特别的期许，在很大程度上又和他们自己的政治取向相关。

　　1957年：朱德有可能接任国家主席

　　从1956年起，毛泽东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了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愿望。这无疑引起了中央情报局的特别关注。1957年3月19日的NIE13－57号评估报告在对1956年9月中共八大产生的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进行评估后，认为八大再次确立了毛泽东及其副手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和陈云的主导地位，显示了最高领导层的持续性、统一性和稳定性，并且使得今后5年内中共领导层能够保持团结和凝聚力。引人注目的是，评估第一次指出，一旦毛泽东去世或残废，“他的国家领导人的位置可能会被年迈的朱德副主席接替”。1958年5月13日NIE13－58号评估报告再一次提出：“在下一个五年里，毛泽东继承人的问题应该提上议事日程了，党的最高权力很可能初期会过渡到一个小组，小组的成员最有可能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和陈云，而朱德则会担任国家名誉主席。”先后两次作出朱德有可能接替毛泽东国家主席职位的预测，可能跟中情局认为相对于党的领导人而言，国家领导人更具有象征意义有关。

　　1958年12月10日，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正式通过《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1959年2月10日　NIE13－2－59号评估报告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评估认为毛泽东打算辞去国家主席，并不是像人们猜测的那样迫于党内反对派的压力，而确实是像官方宣布的那样，毛本人希望集中精力去解决政策问题和理论问题，作为党的主席，他仍然是党和国家的第一号人物。至于谁将接替毛的国家主席职位，评估认为“很可能是一位有威望但在领导层又很少出头露面、并且不可能成为毛的党的主席职位的潜在接班人的人”。评估没有明确预测这个人是谁，但与1957年3月19日和　1958年5月13日的两份评估联系起来考察，显然他们认为最有可能的接替者仍然是朱德。

　　出乎中情局意料之外的是，1959年4月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选出的国家主席，不是朱德而是刘少奇，提名刘少奇担任国家主席的，正是他们判断有可能接替国家主席的朱德，而在刘少奇出任国家主席的同时，朱德接过了刘少奇全国人大委员长的位置。毛泽东会前对此专门有所解释：“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因此）以他担任主席比较适合。同时，朱德同志极力推荐少奇同志。我说，你们对调一下，把少奇同志过去的工作（委员长）请你做，他很高兴。”这一段话似乎又表明，中情局关于朱德有可能接替毛泽东国家主席位置的判断并非空穴来风，中共高层确实有过让朱德接替国家主席的讨论。

　　1959年：刘少奇作为毛接班人的地位可能已经确立

　　1959年4月，刘少奇正式出任国家主席。同年7月28日中情局NIE13－59号评估认为：毛泽东让出国家主席职位，表明虽然他的最高地位并没有受到挑战，但很显然他已在考虑最高领导人的继承问题了。刘少奇本来就是党内第二号人物，现在又接任了国家主席，这很可能表明他作为毛在党内最高职务继承人的地位已经确立。评估进一步分析，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的政策走向越来越与刘少奇的主张相一致，而且与刘少奇观点接近的其他几个人在党内也越来越占据有影响的位置，如果在这段评估期内毛泽东去世或者丧失工作能力，权力可能会自然地转移到刘少奇手中。1960年12月6日NIE13－60号评估继续沿袭了这一预测，认为现年67岁的毛泽东很可能会在1960——1965这段评估期内去世，刘少奇将继承他的位置。中情局的这个预测在1961年9月24日得到印证，这一天毛泽东会见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当后者问及接班人问题时，毛明确回答：“很清楚，是刘少奇，他是我们党的第一副主席。我死后，就是他。”

　　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尽管认定刘少奇将接毛泽东的班，但中情局对于刘少奇的能力却并不看好，评价也并不高。

　　1960年12月6日的NIE13－60号评估认为，无论是刘少奇还是其他任何一个接班人，都无法继承毛泽东的个人绝对权力和威望。1963年5月1日NIE13－63号评估再一次强调，毛今年就要70岁了，如果他去世，现在的国家主席也是他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将接替他的职位，但是刘的权威无法与毛相比，同时刘也并不具备高于其他领导人的卓越才能。1964年3月20日的一份情报分析报告　“Special　report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and　the　Succession　Problem”（《关于中共领导层和接班人问题的特别报告》）讲得更明确，虽然认为刘少奇从1945年开始就成为毛的最主要副手，1959年又接任国家主席，现在已成为中共意识形态最主要的发言人，他的著作（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是毛以外唯一要求全党学习的经典，被认为是对马列主义的杰出发展，这些都使他作为毛泽东接班人的地位得到明确；但同时又指出，“刘几乎没有明显的领袖特征，他缺少色彩，缺少幽默感，也缺少毛所具有的超凡权威”，况且，“他也已经66岁，只比毛小5岁，而且几乎与毛一样年迈体弱”。言下之意，刘少奇能不能接毛的班还很难说。

　　1965年8月5号的NIE13－7－65号评估进一步补充，虽然毛泽东一直在准备将权力有序地转让给现任国家主席、67岁的刘少奇，但是刘少奇似乎和毛一样“是一个好斗的教条主义者”，虽然他很能埋头苦干，但却缺乏具有传奇色彩的毛泽东的魅力和威望，而且不一定会比毛活得长。正是基于这样的评判，中情局在刘少奇接班还没有成为事实以前，又开始评估谁将是刘少奇之后中共的第三顺位接班人了。

　　1964年：邓小平将是党内“第三人”

　　当1961年蒙哥马利得到毛泽东关于刘少奇将是他的接班人的明确回答后，曾接着向毛提出第二个问题——“刘少奇之后是周恩来吗”？毛泽东不置可否——“刘少奇之后的事我不管……”。事实上现在已经知道，早在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和赫鲁晓夫谈到接班人问题时，便已经指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第三是周恩来。”巧合的是，若干年后中情局在研判谁将会是中**内第三顺位接班人时，同样将目标聚焦到邓小平身上。

　　1954年以前，邓小平虽然已经是地方要员，但在党内的地位并不显赫。自这一年从地方上调中央后，他的地位便直线上升。先是在4月27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出任新设立的中央秘书长一职，负责处理党中央的日常事务；一年后的七届五中全会增补为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26日八届一中全会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新设立的书记处总书记。这一现象很快便引起中情局的注意。1957年3月19日的　NIE13－57号评估报告在分析中共八大新当选的领导班子时特意指出：这次会议最值得关注的是邓小平被提升为常委和总书记，他显然在一群年迈的政治局委员中是最年轻的一个。当然，这时候的中情局还不知道，正是在这一年毛泽东在莫斯科指出，他的接班人　“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第三是周恩来”。

　　1964年3月20日中情局《关于中共领导层和接班人问题的特别报告》，在对刘少奇作了并不高的评价的同时，对邓小平给予了特别的关注。报告对八届五中全会以来的政治局成员逐一作了分析，将除去已经去世的林伯渠和罗荣桓以外的政治局成员大致分成几类：一类已年迈也不活跃，显然不可能接班，如朱德、董必武、刘伯承，甚至还包括贺龙；一类因失宠而不活跃，已被排除在接班人之外，如彭德怀、张闻天，还有陈云；一类因生病而不活跃，也不可能接班，如李富春；一类还是政治局的新人，暂时没有接班的希望，如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一类可能也被认为不会接班而没有给予特别的关注，如陈毅、李先念、彭真以及除张闻天以外的其他5位候补委员；除此以外，有可能成为第三顺位接班人的只剩下3个人，即：周恩来、邓小平和林彪。

　　报告首先排除了林彪接班的可能性，认为林彪虽然只有56岁，在政治局里最年轻，作为国防部长在战争年代也有过显赫的战功，1958年5月又出人意料地被提升为政治局常委和副主席，有明显迹象可能成为接班人；但是，他患有“慢性结核病”，这又使他不可能成为接班人，因此报告对他的结论是：不活跃，生病。

　　报告对周恩来的评价极高，认为他在中**内最具有威望、资历和魅力，他成熟、干练，比别人更了解外部世界，他的外交风格灵活、机智，容易为外人所接近，在外交上建树颇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也好，是中**内最为务实的领导人之一。但是报告认为他也有很不利的地方，即作为中**内温和派的代表，他不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意识形态日益激进的中共高层，他不可能占据更主导的地位，因而也决定了他不可能成为第三人。

　　相比之下，报告认为最有可能成为第三人的只会是邓小平。他是政治局里最年轻的成员之一；在最高领导层他虽然是新人，但同样属于中共第一代领导人，并且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建立了自己的威望；在目前的中央政治权力格局中，他是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主持著书记处这个中共中央最重要的职能机构；在意识形态方面，他和毛泽东、刘少奇一样属于激进派，和苏联人针锋相对的斗争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这些，使中情局认定邓小平是当前最受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器重、在坚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立场方面最值得信赖的人，因而也认定在毛和刘之后，是邓小平，而不是他以前的领导、相对温和的周恩来，将是中共最高权力的第三顺位继承人。

　　令人费解的是，报告虽然特别看好邓小平，但似乎对邓小平的了解并不很深入，报告不但把邓小平的年龄由60岁错为64岁，而且认为“与其他党的高层领导不一样的是，邓的妻子从来没有和他一起露过面，很可能，邓未婚”。

　　1965年8月5日的NIE13－7－65号评估报告稍有变化，认为毛泽东虽然一直准备将权力有序地转交给刘少奇，但是如果刘没有毛活得更长，就得有其他人接班。现年67岁的周恩来虽然有资历、有地位、有威望，但在党内缺乏足够的支持力量接管最高权力。最高军事领导人林彪尽管相对年轻，但患有慢性病，也不可能接班。党的总书记邓小平和政治局委员彭真看上去是最高权力的最有力的候选人，他们都只有65岁。在这里，有可能成为第三人的，除了邓小平，又增加了彭真。他们的依据很可能是，这两个人是刘少奇在党务方面最主要的助手，不但十分活跃，而且也很年轻。有趣的是，这份评估也犯了和上一份报告一样的错误，不但继续把邓小平的年龄搞错了，而且也把实际只有63岁的彭真的年龄错搞成65岁。

　　1966年：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下降

　　1965年8月5日中情局NIE13－7－65号评估报告关于刘少奇以及邓小平、彭真接班序位的研判，在表象上与当时中**内的权力结构大致吻合，但在实际上与中国政治演变的进程却大相径庭。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家无论如何也没有预料到，不到一年中国便爆发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他们同样没有预料到，在“文化大革命”兴起后，不但毛泽东曾经指定的接班人刘少奇被毛泽东打倒了，而且邓小平、彭真也和刘少奇一道被毛泽东打倒了；相反，被他们认为是不活跃并被排除在接班人之外的林彪，却空前地活跃起来，并作为毛的法定接班人被写入中共九大的党章之中。

　　“文化大革命”不是一夜之间爆发的，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的矛盾也不是一夜之间激化的，现有解密档案给我们的感觉却是，中情局在这方面的嗅觉相当迟钝。是什么造成他们的迟钝和误判？从历年来中情局关于毛泽东接班人的预测可以发现，他们研判的基本依据有两点：一是对毛泽东绝对权威的认定，他们始终认为由于毛拥有绝对权威，“在他有生之年党派主义就不会成为严重的问题”（NIE13－60），同样　“党内分裂的可能性”　也就不会出现（NIE13－56），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想象在毛有生之年中**内便出现了两个司令部。二是在意识形态方面，他们始终将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视为党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的教条主义者，同时也是毛的意识形态的忠实信奉者和维护者，在最高权力转移上是毛泽东最信得过的人，因此没有也不可能想象刘少奇会和毛泽东分别成为两个司令部的领军人物。

　　直到1966年6月17日中情局在一份题为“The　Leadership　Upheaval　in　Communist　China”　（《中共领导层的剧变》）的情报备忘录中，通过对1965年11月以来刘少奇公开露面的情况以及中国媒体对刘少奇的报道的分析，才第一次指出，在3月22日到4月20日北京政局最混乱的这段日子里，刘少奇没有呆在北京，先是出国去了，回国后又逗留在和田、乌鲁木齐和昆明，返回北京时既没有举行欢迎仪式，媒体也没有给予报道；而当5月份重新露面时，他没有像往常那样与毛泽东一起出现，他一直拥有的毛的右手的位置已为邓小平所占据。根据上述情况，中情局才得出“刘少奇在党内的地位已经下降”的判断。这时离毛泽东写下振聋发聩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只有一个多月了。

　　刘少奇被打倒了，谁又将会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面对瞬息万变、眼花缭乱的中国政局，中情局也无从预测了。直到1967年5月25日的NIE13－7－67号评估报告中，我们才看到这样一段话：在毛以后，中国会因为权力争夺而出现混乱，然后毛的“已失去信用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会被逐渐放弃，军队中的一个小心谨慎的集团会倾向于和后毛时代的温和派政治领导人寻找共同点，并对运动的方向作出慎重而又适当的结论。在这里，军队中的一个小心谨慎的集团似乎指的是林彪集团，温和派政治领导人显然指的是周恩来，如果是这样的话，中情局的预测很可能是：后毛时代中国的政治结构将是林周结盟。然而，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林彪和周恩来都没有能够活到毛泽东之后。

蚂蚁与金融危机 [转帖]

　　 金融危机的爆发，归根到底是缘于人类群体性的贪婪。那么，蚂蚁和蜜蜂如果投身地产和股市，会否制造出同样的危机？生物学家的回答是否定的。这两种以集体行动闻名的小东西，是依靠怎样的组织结构，才能在充分利用群体智慧的同时，避免群体决策的愚蠢和盲目呢？

　　这是一次电话交流，因此如果汤姆·塞利在翻白眼，那是他的事。我向这位杰出的生物行为学家、康奈尔大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委员会成员提出的问题是：蜜蜂会否制造地产危机，令它们的金融系统崩溃？

　　当然，蜜蜂没有自己的金融体系，但它们和人类一样，是以群体生活闻名的生物。塞利在研究中发现，蜜蜂和蚂蚁、蚱蜢等生物一样，都是集体作出事关存亡的重大决定。蜂后并不独裁，每只蜜蜂都有自己的意见，它们通过成百上千次交流，做出集体决策。“它们教会我如何更好地组织和主持学术会议，”塞利说。

　　
　　即便是最刻薄的人，也得承认大学教授认知能力比昆虫要强，因此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金融市场专家难免对蜜蜂如何运用集体智慧这件事感到好奇。毕竟，蜜蜂这样生活了至少3000万年，如果决策过程不明智，它们早就把自己的社会搞砸，在自然选择过程中被淘汰了。“至少在房地产方面，蜜蜂总能作出正确决定，”塞利说。

　　多负现象

　　群体智慧研究的最初目标是人类。18世纪，热烈欢迎法国大革命的孔多塞侯爵利用数学里的概率论证集体决策之优越性，他的结论被称为“孔多塞陪审团定理”。侯爵详细讲述了在哪些条件下，多人比单人更能作出正确决定。其中一个关键条件就是每个成员都应保持独立，而非复制别人(可能错误)的决定。

　　总的来说，这种集体决策模式效果相当不错。“几乎每个人都差之千里，但当你取其平均数时，得出的结果往往非常精确，”澳大利亚悉尼大学鱼类行为学家阿什莉·沃德说。她称之为“多负现象”，取其“负负得正”之意。

　　1907年一期《自然》杂志刊登了一个经典的例子：787人参与竞猜一头被宰杀的牛的体重，与正确答案1198磅相比，竞猜者们整体误差(取全部猜测的组中值)在10磅以内，或者仅差1磅(取其平均值)。

　　商业作家詹姆斯·索罗维基的畅销书《群众的智慧》更是举出了大量例子。但那些群众智慧的狂热崇拜者似乎忽略了一点：在现实世界中，投票者彼此独立、互不影响的完美体系是很难创造出来的。因此，涉及到集体决策时，人类可能会错得很离谱。

　　相形之下，蜜蜂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出色，将独立与从众的关系平衡得非常好。塞利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一名数学家一起，研究了它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聪明的蜂群

　　蜜蜂分群时，蜂后和大约三分之二的工蜂会搬走。蜂群一拥而出，先停在暂时的栖息处，比如一根树枝上，摇摇摆摆靠在一起。没有对抗天敌、恶劣天气的保护措施，也没有食物储备，它们需要尽快决定新的安家地点。

　　早在1940年代，生物学家马丁·林道尔就注意到，这时一些处于蜂群外围的工蜂会跳起奇怪的舞蹈。他知道有时蜜蜂跳舞是为了通知同伴蜜源所在地，但这些舞蹈家身上好像沾着烟囱里的煤灰，或是建筑工地上的沙砾。他意识到它们是被派出去寻找新的安家地点的，现在正在报告结果。

　　林道尔曾经穿越被战争摧残的慕尼黑，试图一路追踪蜜蜂，但一般会跟丢。最后，多亏了质高价廉的摄像机的出现，这种追踪才变得可行。1990年代，塞利和研究伙伴拍下了这些蜜蜂的舞蹈动作，进行了分析。他们发现，1万只规模的蜂群一般会派出300到500只雌蜂寻找可能的安家地点。这个新址要符合很多要求，比如足够的储蜜空间、较小而隐秘的入口等等。“这些侦察员都是老蜂，它们有丰富经验，去过很多地方，”塞利说。

　　它们的搜索面积可以多达30多平方公里，但好的藏身处不易找到。通常，几百只侦察蜂中只有少数———25只左右——— 能发现一些有价值的地点，回来向蜂群报告。

　　它们先用舞蹈指出这一系列地点(大概20到30个)的方向和距离。“侦察员”越是觉得某个地点值得推荐，重复这套舞蹈动作的次数就越多。它的热情会鼓舞其他姐妹侦察员亲自飞去检查，然后再回来用舞蹈表达自己的看法。

　　塞利说，这一意见补充过程对于最后的成功决策非常关键。新飞去的侦察员会顺便评估别的地点，“她们自主寻址，自由报告，充分争论。”塞利说，在这个步骤上，人类表现逊色。早在还可以探索更多选择的时候，他们就会急着作出决定，而仓促往往意味着错误。

　　侦察蜂们还会反复回到一个地方，进行深度评估和报告。但对于所有地点，不管是它们觉得很棒的，还是认为一般般的，再次跳舞做评价时，重复的次数都会比上一次少，一般会少15次左右，直至最后终于停止舞蹈。“这样很聪明，”塞利说：“她们允许自己的热情消退。”

　　关于所有地点的舞蹈重复次数都会减少，因此那些较为一般的地点，即一开始受推荐力度就比较小、相关舞蹈次数就比较少的地方，会更早地从舞池中消失。而这使决策变得可能。“我们都参加过难以达成一致的讨论会，唯一原因是每个人都不愿让步，”塞利说。

　　这样，随着评估继续进行，侦察员们推荐的地点范围逐渐缩小。最后侦察员们几乎达成一致，跳的都是关于一个地点的舞蹈。这时，蜂群就会起飞，前往那个地点。

　　塞利和同伴们过去认为蜂群中根本没有集体决策一说。但显然在选定新家方面，它们有自己一套决策机制，可称为“陪审团制度”。由于更好的选址有更好的群众支持基础，越来越多的侦察蜂会前往该地点探看。当大约15只侦察蜂在新址外会合时——— 里面可能还有30到50只——— 定了，这就是新家了。一些侦察蜂回来会继续跳评估舞。当舞蹈最终停止，侦察蜂们就会鼓动整个蜂群出发。

　　塞利将这项研究做了一个模型。他发现，如果蜜蜂改变价值观，可能就会导致整个系统崩溃。如果它们更加追求个体利益，就会作不出任何决定；但如果个体独立性太差，就会导致愚蠢的决策，因为有些蜜蜂会欣然同意别人的错误推荐。在现实世界中，蜂巢选址往往是独立和从善相互平衡后的结果。

　　　　蚂蚁的做法

　　看来“陪审团制度”的确是便利、高效的办法，岩蚁也发展出了这样一种体制。

　　身长仅几毫米的岩蚁在荒野中极难追踪，但它们很适合被摆在实验室的桌面上观察。当灾难降临到岩蚁的家园，比如一名研究者揭开了蚁巢顶盖，大部分蚂蚁会聚集在废墟中，1/4或1/3的蚂蚁则迅速跑到外头去寻找新的安家地点。

　　奈杰尔·弗兰克斯是英格兰布里斯托尔大学的蚂蚁研究专家。在实验中他和学生们毁坏了一处蚁巢，然后观察受害者在他们提供的一系列可选地址中如何作决定：最佳地点约有三米远，比其他普通地点远了足有三倍。“蚂蚁们最后赢了，做出了明智的抉择，”弗兰克斯说，“侦察蚁们都发现了最佳地点，并一致同意搬到那里去。它们非常喜欢那儿。”

　　弗兰克斯和同事在蚂蚁身上装了无线电身份标签，以进行监控。结果显示，侦察蚁遵循的选址原则比人们想像的更简单。它不是直接比较两个或多个地点，而信奉一种“极限法则”，如果对一个地方不太满意，它会一直找下去，当终于发现符合自己心中标准的地点时，它会立即返回大本营报告。

　　然后，这位侦察蚁会邀请一名同伴陪它回到那个地点考察。它到处乱转，用触角与其他蚂蚁沟通，并从针腺中释放出一种信息素。大约一分钟，它就能找到一位志愿者随它启程。

　　知道路的侦察蚁A一溜小跑，而志愿者B则会紧紧跟随，保持着其触角可以碰到A的距离。如果A有时跑得快了点，超过这个距离，它就会慢下来，等着同伴跟上。两只蚂蚁会时不时停下，B左看右看，似乎在观察地形和路标。

　　终于抵达目的地，B会对周围环境进行评估，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决定回去是否再找一位志愿者陪它来考察。

　　和蜜蜂一样，新址聚集的侦察员数目比较重要。当某个地点聚集了足够多的侦察蚁，以足够高的频率彼此交流意见时，它们基本上就达成了一致。

　　一旦侦察蚁作出决定，它们的行为就发生改变。每一位都急急忙忙赶回蚁巢，但不是劝说某位同伴过来考察，它用嘴部一个钩子，随便抓住一只蚂蚁，把它放到自己背上，运往新家。也就是说，侦察蚁们从独立的信息收集过渡到了执行团体决议的阶段，只用几个小时，它们就能把剩下的成员全部搬迁完毕。

　　岩蚁在实验室里繁殖很快，研究者因此有机会分析更细腻的问题。他们发现，面对迫切危机，蚂蚁会以速度换精确度。当研究者将蚁巢彻底损毁，蚂蚁们完全暴露在外时，它们会在几个小时内完成寻址和搬家的工作。如果旧蚁巢没有毁掉，研究者只是提供了一个条件更好的栖身之处，蚂蚁们会深思熟虑数天，再作决定。追求速度是要付出代价的，匆忙的蚂蚁有时也会犯错误，比如进错蚁群，动作慢一点会更加精确。

　　孤独者易受误导

　　蚂蚁和蜜蜂可能在集体决策方面表现最佳，但其他生物也有类似智慧。人们研究了蟑螂寻找藏身之处时的表现，发现一个已经躲满蟑螂的地方往往会吸引更多新来者，一个地方蟑螂越多，它们越爱去。

　　另外一个例子是棘鱼。在实验室条件下，鱼群准备游到一个阴暗的隐蔽处躲起来。为了观察它们是怎么作决定的，研究者在水槽内设置了两个角落，每个角落都有牵引架和塑料做的假棘鱼。研究者让一条假鱼“游”向某个角落，让真鱼在一旁观察，然后将它们放出，结果真鱼会无视那条假鱼的选择，自行决定去哪个角落。但是当研究者让两条假鱼同时往某个角落“游”去时，真鱼就会注意到这一点，并倾向于选择同一个角落。

　　“一条鱼怎么做它们可能不在乎，但当两条鱼这样做时，它们就会当回事了，”沃德说，“一条和两条看上去差别不大，但在鱼儿眼中，代表着不同的风险。”假如一条鱼作出愚蠢决定的机会是二十分之一，那么两条鱼作出同样荒谬决定的机会将降到四百分之一。这个判断体系虽然简单，但非常有效，可以减少完全走错或跟随笨蛋的几率。

　　而那些完全孤独、几近绝望的鱼儿，则对数量毫不敏感。即使角落里只有一条假鱼，它也会选择同一个地方。即便研究者放出一条掠食者——— 比如塑料鲈鱼——— 沿着同样方向前进，孤单的鱼儿依然不改初衷。“这个实验证明，孤立的社会动物，包括人类，很容易被骗人的领袖误导，”沃德说。事实证明，用这种方式欺骗一大群真鱼要困难得多。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研究者普拉特说，“陪审团制度”可能广泛存在于自然生物群体中。总的来说它是一种杰出的工具，既照顾到谨慎独立，又加快了决策速度。但他承认，这种体系也有其“黑暗一面”。一旦“陪审团”达成一致，其他成员便会执行。虽然整个陪审团一起犯错误的机会比较低，但是倒霉事总会发生。“总的来说，使用‘陪审团制度’的群体更容易作出精确决定，”他说：“但有时也会出现集体荒谬的壮观场面。”

　　　蜜蜂和蚂蚁一般不大出错，这大概是因为它们数百万年来要作的决定太少了。对人类来说，有太多问题需要处理，解决方式也实在太多。我们这种善于创造的物种不得不应付时时在变化的环境、社会和其他挑战，同时又缺乏数百万年的经验。

　　对于蚂蚁没有股市这件事，普拉特显得非常遗憾。“如果有就好了，”他说：“我们就可以向它们学习，把问题弄得一清二楚。”

科学大家轶事[转帖]

　　科学大家轶事

　　萨苏

　　叶企孙：工资比毛泽东还高

　　我们平常人的眼里，科学界的人在1949年后好长时间都不大吃香，至少“臭老九”的帽子是戴着的。因此，当有一位老先生告诉我当年有的科学家工资比毛主席还高，我着实是有些不能相信。

　　年轻时的叶企孙

　　然而老先生说这是事实。他还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叶企孙先生。

　　老先生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为中国科学院数理化学部工作，担任秘书，而秘书们的总管是谁呢?这个人的名字会有很多人熟悉，那就是邓稼先。

　　因为做这个秘书，教授们的工资多少，老先生也自然有数。

　　当时，叶企孙先生的工资，是360元。

　　毛泽东呢，则是404.80元。

　　但叶还有一个固定收入，他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学部委员每个月要补100元钱的。

　　所以叶先生的固定收入是460元。

　　460元是什么概念呢?老先生说，当时他的师兄在清华教书，每个月拿出8元钱来当伙食费，可以天天吃水鱼王八的。

　　所以叶企孙先生当时实在“阔”得很。

　　不过叶先生的钱，多半是接济学生和给穷亲戚花掉了，有些积蓄，也在“文革”中被抄家一空。那位在数理化学部当秘书的老先生，当时经常为了审稿的事情去叶先生家，他说叶先生家在北大，老院子，周围环水，给人感觉像个岛，是个很让人羡慕的地方，但先生偶尔留他吃饭，一起吃的都是很简单的饭菜。唯有一次吃到了好东西，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当时先生看他送稿来，就招呼他说来得正好，于是送给他4个苹果。小秘书喜出望外，那苹果的滋味和带来的快乐，一直记到了几十年后。

　　后来才知道叶先生是政协委员，有权利到政协的内部商店买东西10次(估计是一年10次)。当时学生们没有东西吃，叶先生就把能买的配额都买了苹果，放在家里，来的学生、同事就一人送4个，送完了，自己再去买。先生自己吃过没有，就不知道了。

　　叶企孙先生何许人也?

　　叶企孙，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创始人，他的门下，走出了中国科学院院士79名。他曾任国民政府中央科学研究院干事长，而在学术上，他在世界上为精确计算巴朗克常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我不懂巴朗克常数，但我记得有了这个常数以后，有很多物理方面的计算就变得迎刃而解。对叶先生的事迹，我就不必多言了。

　　叶先生晚年凄凉，在“文革”中被作为特务嫌疑关押而后监督劳动。他的一位学生，我的师长曾亲口告诉我：“叶先生是活活饿死的。”这不是事实，但是因为我的这位师长曾亲眼目睹叶先生晚年的惨景，所以对此深信不疑。实际上，叶先生死于1977年，但他所受的苦，足以让他的学生得出这样的结论。在刘克选、胡升华《叶企孙的贡献与悲剧》中，曾描述过穷途末路的先生：

　　当时不少人在海淀中关村一带见到了这种情景：叶企孙弓着背，穿着破棉鞋，踯躅街头，有时在一家店铺买两个小苹果，边走边啃，碰到熟知的学生便说：“你有钱给我几个。”所求不过三五元而已!

　　而叶先生的侄子回忆，在那样的时刻，叔父没有向任何人表示过他一生很悲惨，他的看法好像是世界上和历史上冤枉的事情很多，没有必要感叹自己的人生，他对自己的遭遇淡然处之。疾病缠身、两脚肿胀、小便失禁的叶先生，经常坐在一张旧藤椅上，读点古典诗词或历史书打发时光。

　　1987年，叶企孙先生平反昭雪，重获清白。

　　往事不堪回首，还是回到先生雄姿英发的时代吧。

　　叶先生的学生李政道这样评价自己的老师——“中国物理学的奠基人”。

　　和许多纸上谈兵的教授不同，叶先生曾亲自为冀中等抗日根据地搜购雷管、炸药等军用物资，并直接支持自己的学生去参加抗战，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为抵抗力量的兵工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他一手培养并送到根据地的阎裕昌在1942年的战斗中被日军俘获，这位不屈的清华人被日军用铁丝穿过锁骨拖着游街，依然破口大骂，恼羞成怒的日军用乱刀将他劈死。

　　叶先生在困难时期，利用自己的身份给来送稿件的后辈苹果似非特例，在有关文献上曾经记载他类似的事情：20世纪60年代初三年困难时期，国家为了照顾著名学者，给他们“特供”一些牛奶，叶企孙也是其中之一。但是，当他看到自己所教班级的学生有人患浮肿时，就把自己的牛奶一定让这学生喝下去，他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帮助你们的，这点牛奶你们一定要喝下去。”

　　英俊的叶企孙先生有一个谜，先生才华过人，侠肝义胆，却终身未娶，其中的真正原因在哪里?

　　有关这件事的传说，就让我有些真伪难辨了。那就是叶先生终身未娶，缘于在一次恋爱中的失利，在和一名同僚同时钟意于一个女孩子的时候，做了个君子协定。结果女孩子的红绣球打中了他的对手。先生就此淡泊于感情，专心治学一生。

　　这件事有些让人难以相信，因为叶先生是如此优秀——书香门第，哈佛大学的博士，清华物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卓越的成就，崇高的气节，加上英俊脱俗的外表，如此人中之杰，有谁做得起叶先生的情敌?有谁敢做叶先生的情敌?又有哪个女孩子会舍得放弃叶先生呢?

　　　　１９２９－１９３０年间，叶企孙与朋友们合影，左起依次为：陈岱孙、施嘉炀、金岳霖、萧遽、叶企孙、萨本铁、周培源。

　　据说，这个女子，就是当时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校花王蒂 女士。

　　而叶先生的情敌，就是被称做中科院数理化学部帅气第三的周培源先生。 周先生为何被称做当时数理化学部帅气第三呢?

　　原因是当时数理化学部的学部委员们都是配汽车待遇的，其中颇有几位风流潇洒，帅气冲霄汉的人物。周培源先生是代表之一，的确很帅，但是还有两位比他更帅的。

　　排名第二的，是钱三强。

　　钱三强：娶了个工科美人

　　钱三强先生被认为数理化学部的第二帅，大约和评价人的立场与审美观有关系。

　　钱学森先生是很有意思的人，前几天电视里播放国家领导人看望耄耋之年的钱先生，凡数理化学部的老人一看就感慨万分。因为钱先生住的，还是上世纪50年代在中关村住的那所老房子。50年代钱先生的房子很不得了，是国家专门拨给，带警卫的。而今天看来，这所房子虽然有四五间屋，但每个房间很小，住了50年，钱先生的房子早已经是地地道道的陋室。先生身肩国家要职与民族重任于一身，名扬四海，晚年不过尔尔。

　　在我看来，这就叫做——清白。

　　在数理化学部，钱先生这个从美国回来的大科学家，虽然待人和蔼亲切，却有很多人怕他。

　　怕他的，大体都是后来我国科技界的栋梁人物。

　　为何怕他?只因为这位钱先生待人温和，待学术却一针见血，毫不留情。

　　　　在数理化学部担任秘书的这位老先生举了个例子。一次，在某个学术交流活动中，一位副研究员在台前给大家讲自己的成果。

　　当时科学院的副研究员可不是好惹的，比如数学家张广厚，当时就不过是副研究员而已。所以，现在弄个正教授未必顶得上当时的一个副研，主要还是因为选拔和培养机制的不同，毕竟现在教授的数量比当年副研多了百倍不止。

　　这位副研究员在黑板上写算式，内容很深奥，钱学森先生也来了，就坐在后排，静静地听。听到后来，眼看算式已经快出了黑板，钱先生忽然拍了一下座椅的扶手，站起来，指着那位副研究员的鼻子道：“你啊，这是狗咬尾巴!”

　　一句话出口，副研究员的脸腾就红了……

　　等人都散了好久，老先生细细地品味黑板上的算式，才算明白了钱先生的意思。

　　狗咬尾巴——转圈子啊。

　　所以，很多人当时都怕钱学森先生，虽然他并不像另一位钱先生那样有气派。同样貌似温和但让未来栋梁之才们害怕的还有一位，则是中科院物理所所长黄昆。

　　钱三强先生被认为有气派，是因为他长期和军人一起工作，养成了一种独特的军旅与儒雅相结合的风度。钱先生帅气出名，还因为他与夫人何泽慧女士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有趣的是，钱先生的夫人何泽慧虽然是公认的美人，但当时给人的印象却是——“钱三强先生很气派，他太太何泽慧则有些邋遢……”

　　钱三强先生是科学院院士，何泽慧女士是居里实验室出来的才女，从云室中发现了正电子和负电子间几乎全部能量交换的弹性碰撞现象，也是科学院院士。有趣的是，何泽慧女士的姐姐何怡贞女士(门出麻省蒙脱霍育克学院，在我国最早开拓了非晶态物理及金属玻璃研究领域)也是院士，而何怡贞女士的丈夫葛庭燧先生(门出麻省理工学院，他发现的晶界内耗峰被称做“葛峰”)也是院士。

　　想来，这一家人若是开个家族科技企业，足以把任何一个大公司的科研部打得鼻青脸肿。

　　这几位郎才女貌、才女佳男的婚姻并不是让老先生印象最深的，他印象最深的是学部里面苏步青先生的夫人是日本人，黄昆先生的夫人是英国人……还有就是上头的院长郭沫若，娶了个太太于力群也是才女。

　　郭先生是研究甲骨文的，文字功底自然过硬，不料于力群女士的字比丈夫更漂亮，这是大家私下认为的，郭先生知道了，也不能否认。

　　钱三强算是第二帅，那么，一定有人会问，数理化学部的第一帅，是谁呢?

　　答案是——数理化学部主任吴有训先生。

　　吴有训：数理化学部第一帅

　　吴有训先生，身高一米九零，在国民党时代曾主持中央大学，要从历史上算，或许可算是中国第一个全国科研机构的负责人，资格比郭沫若还要老，而“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则彰示着他在专业领域的成就。

　　中国科学院成立以后，吴有训先生担任副院长、数理化学部主任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

　　中国科学院当时对顶级老大们的称呼，堂堂的吴有训先生不过是“主任”，而他下面的各路诸侯如严济慈之类，则称为学部委员，若对比今天动不动C什么O的称呼，颇有些小家子气。可是大家都很服气，因为这直接影响了科学院的风气，使它在较长时间里能够坚持“名副其实”、塌实严谨的学风。

　　所以上世纪90年代改设院士以前，科学院的学者们都是“学部委员”。

　　吴有训是数理化学部的当家人，也是被大家称做最有气派的。如此看法首先是因为吴有训先生学识服众，另一方面吴也确实有气派的本钱——吴的身材高大，形象威严，让人望而生畏。李政道、邓稼先等人都是他的学生，吴老的威风可不是摆出来的。

　　此外，吴老的气派还表现在其他地方，比如汽车。

　　根据回忆，当时一些著名的学者根据国家规定都有配车，而吴有训的车是最漂亮、最新型的，他的司机也十分勤快，把吴老的车总是擦得锃光瓦亮。所以吴有训一出门，大家看车就都会知道。然而，没有人有意见，因为大家都认为吴老代表的是中国科学界的“脸面”。

　　吴老的威严的确镇得住场。

　　然而也有在吴老身边工作过的小字辈回忆，一到讨论技术问题，吴老就会原形毕露，忘掉身价全神贯注。这时候他有个坏毛病——吴老的消化不太好，经常在会上放出若干有害气体，而且吴老这人还光明磊落，每次这样做的时候都要把屁股向某一侧掀起来，在座的不是他的学生便是学生的学生，于是在那一侧落座的学者们表情就精彩得紧了。

　　说吴老气派的时候，大家会自动过滤掉这个细节。

　　能够做到数理化学部主任的位置，吴老的确有自己的过人之处。当年在西南联大的时候，吴先生主持理学院，忽然学生闹起了罢课。这次罢课应该说值得记入史册，因为当时闹事的学生领袖中，有一个几十年后大名鼎鼎，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先生闹学潮并不是为了政治问题，而是因为有个物理教授上课照本宣科，大家觉得学得没有意义。西南联大的学风活跃，大学生中才华横溢者不少，勇于闹事的更多，顿时不干了，罢课要求换老师。

　　教授中认为学生过分、无理取闹的不在少数，因为这位先生的学术水平公认不错。然而，吴有训先生认为错误在老师，因为这位教授虽然会搞科研，但不会讲课。吴有训先生于是给罢课学生亲自讲课，用婚姻关系讲电子学，学生们大为倾倒。那位教授原来有些不服气，这时也心悦诚服。

　　有很多人记得吴先生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傲。这个傲的含义不是“傲慢”，而应该是“傲骨”。比如，吴有训先生出席叶企孙先生的追悼会，听到悼词说得轻描淡写，先生不顾满堂宾客，拂袖而去。学术上，先生并没有这种傲气，有人用苏联说法讲“康普顿—吴有训效应”，吴先生说这主要是康普顿搞的，直接叫康普顿效应就好。

　　倒是吴先生的弟子中出了一个余瑞璜余先生(后来的科学院院士，中国X光事业的开拓者)，是真正傲气的。“文革”的时候作为反动学术权威，余先生被打倒。批斗余先生时，红卫兵拳打脚踢，把先生打昏过去，又用凉水泼醒。余先生醒来，听到红卫兵正在讲“三个臭皮匠，凑一个诸葛亮”，先生挣扎着说——这话不对，不要说三个臭皮匠凑在一起，30个凑在一起，他不学还是不如我一个人对物理懂得多!

　　余先生的骨头硬，所以吃了不少苦。余先生有个儿子，经常被抓去陪斗。一天批斗完毕，却怎么也找不到余公子。最后，在一座大楼的楼顶上发现了他。

　　你到这儿来干吗?发现他的学者大吃一惊，生怕这孩子要想不开。

　　余公子放下手中一本书，抬头道——整天批斗，我都没个地方念书了……

　　原来他是躲到这里看书来了。

　　后来，余公子成了杨振宁教授的高足，因为成就斐然，人称“金牌研究生”。

　　看来杨振宁先生虽然对老师不满，自己做先生还是很称职的。

　　顺便说一句，余先生是典型的性情中人。有他的学生回忆，余先生后来得了糖尿病，不能吃甜的，一次新生入学的欢迎会，余先生看到苹果就两眼放光，当主持人让老先生讲两句时，他手里还拿着半拉苹果呢……

　　（摘自《读库》0804，新星出版社2008年10月版

刺痛帝国生命的夜晚——“金田起义”点燃的劫火[转帖]

　　　作者：赫连勃勃大王 出版社：同心出版社

　　人们对于天堂的渴望，往往会最终诱引他们堕入地狱的深渊。

　　1850年，当身在德意志的马克思博士得知大清帝国南方省份广西发生了革命时，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认定“（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这个）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这几个字原文为法语）。”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马克思博士从他所擅长的政治经济学角度先行锲入，剖析清朝因鸦片战争后内外交困而导致逐步解体的深层因素，并信心十足地预言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代工业体系即将爆炸的地雷上，使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爆发。这个危机一旦扩展到国外，直接随之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

　　不久，受老战友影响，恩格斯也兴奋写道：“古老中国的末日正在迅速到来。……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作垂死的挣扎。同时，我们也会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

　　仅仅过了12年，在1862年夏（当时太平天国还没有灭亡），马克思博士在他的《中国纪事》一文中，笔锋一变，毫不容情地指出：“（太平天国）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他们没有任何口号，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惶比给予旧统治者们的惊惶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与停滞腐朽对立，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从兴高采烈改为恶毒诅咒，展现出马克思博士对东方古老的国家那个正在长大的邪恶怪胎具有超常的、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洞察力。

　　中国民族革命的先行者孙逸仙博士对太平天国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推崇到批判的过程。1907年，他在同盟会所办《民报》上发表《哀太平天国》一文，呼吁“有仁者起，仗太平（天国）之所志”。但是，思想渐趋成熟后的中山先生，认真研究了太平天国之后，就指出：“洪秀全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原因，是他们那一班人到了南京之后，就互争做皇帝，闭起城来自相残杀。”最终，他得出结论说：“洪氏之覆亡，知有民族而不知有民权，知有君主而不知有民主。”（《太平天国战史·序》）果然一针见血。

　　由“保皇”而“改良”的儒学大智者梁启超所言，最能戳破画皮：“所谓太平天国，所谓四海兄弟，所谓平和博爱，所谓平等自由，皆不过外面之假名。至其真相，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毫无所异。”与梁启超同为康有为弟子的欧榘甲，一直力主反满，但他坚信：“洪、杨与其徒党，起于草泽无赖……稍得土地，即以为安，封王数百，彼此争功。”他还明确指出：“（洪、杨）一旦得意（成功），其骄横无礼，贻害众民，恐有甚于满清者。”即使写《革命军》的激进派邹容，从来是“反满复汉”，他也认定：“太平天国之立也，以汉杀汉，山尸血海，所保者满人……”只有“难酬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对太平天国的消亡稍有遗憾：“太平天国有天下三分之二，将要成功，又有湘军三十万人，替满洲死死把太平天国打灭……恨的是曾国藩，只晓得替满人杀同胞，不晓得替中国争权利……”民智初发之后，大儒钱穆先生讲：“……他们（太平天国）只知援用西方耶教（基督教）粗迹来牢笼愚民，却没有根据西方民主精神来创建新基。”此语，最为鞭辟入里。

　　坚信科学理念的共产主义者们对太平天国更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表示：“他们（太平天国）禁止了鸦片，却采用了宗教；（他们）不建设民国，而建设‘天国’，这是他们失败的重要原因。”共产主义理论家恽代英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太平天国一定失败的原因：第一，“太平天国”是“领袖的结合，不是主义的结合，只是‘感情’的结合，而‘感情’是靠不住的……后来北王杀了东王，内部闹个不休”；第二，他指出太平天国最大的弱点，就是反对文化，造成“知识分子不为所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以邓力群、华岗、范文澜为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也非常客观地对太平天国加以评析，指出了导致他们败亡的狭隘性、保守性、自私性以及贯穿始终的宗派思想、享乐思想和低级趣味。

　　极“左”思潮一度泛滥时期，出于狭隘的意识形态原因，国内学者大多失去客观性，他们对马克思、孙中山、李大钊等人有关太平天国的评价视而不见，只是从简单的“阶级”立场出发，一叶障目，对太平天国大唱赞歌。他们在史料挖掘和史实钩沉方面的工作做了极多，却均是出于“一面倒”的治学原则。凡是有利于突出太平天国“高大全”的东西，即使是经篡改过的民间歌谣、谶言，也当成史实加以“发扬光大”；凡是不利太平天国“光辉形象”的东西，抛开汗牛充栋的清政府原始档案不讲，即使是当时身经战乱，对交战双方均加以客观描述的士绅、学子笔记，也均斥之为“地主阶级”对太平军的“诬蔑”和“抹黑”。更有甚者，极“左”学者们往往背离“双百”方针，对不同的学术声音加以围剿，甚至把太平天国的治学研究引入“儒法斗争”的死胡同，似乎谁只要歌颂农民起义就等同于给谁的研究打上百分百的“历史唯物主义”保险，失去了实事求是的客观态度。这种治学严谨程度，远远不如民国初期的梁启超。

　　梁启超在痛诋太平天国和洪秀全的同时，仍旧大力推崇扶危定乱的李秀成，他满怀深情地写道：“李秀成真豪杰哉！当存亡危急之顷，满城上下，命在旦夕，犹能驱使健儿千数百，突围决战，几歼敌师。五月十五日之役，曾军（湘军）之不亡，天也！及城已破，复能以爱马救幼主，而慷慨决死，有国亡与亡之志，虽古之大臣儒将，何以过之！……（倘）使以（李）秀成而处洪秀全之地位，则今日之城中，安知为谁家之天下耶！呜呼，刘兴骂项，成败论人，今日谁复肯为李秀成扬伟业、发幽光者！百年而后，自有定评。后之良史，岂有所私。虽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亦人杰矣！”

　　反思极“左”思潮下，对太平天国的赞不绝口，无外乎着力于以下几点：第一，太平天国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农民革命运动”；第二，《天朝田亩制度》是一个“伟大”的“农民革命”纲领，具有“彻底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意义”；第三，马克思曾称太平天国运动为“中国的社会主义”。

　　一切的一切，谬误以外，还是谬误。

　　首先，太平天国自其建立之始，因为“拜上帝教”与“基督教”的“血脉”关系，其头目们就与洋兄弟们勾勾搭搭，直到李秀成攻上海受挫，才与“洋鬼”结下深仇，所以“反帝”无从谈起。

　　1858年，英国军舰“李氏号”（Lee）经过金陵，遭太平军将士误击，额尔金下令反击。洪秀全把发炮的军士斩首后，派人向英国人道歉，希望洋人兄弟帮他灭“臭虫”（满清）。同时，写下打油诗诏书示好，让额尔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天父上帝真上帝，天兄耶稣真天兄，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天国迩来今既来，西洋番弟把心开，朕前上天见爷排，万国扶朕在天台。爷排定定今来到，替力出力该又该。替爷替哥杀妖魔，报爷生养战胜回。西洋番弟朝上帝，爷哥带朕坐山河。朕今实情诏弟等，欢喜来朝报爷哥。朕据众臣本章奏，方知弟等到天都，朕诏众臣礼相待，兄弟团圆莫疑狐。”此后，以洪秀全本人为首，一直对洋兄弟十分看重，身居深宫的洪天王连洋人舰只加煤加水这样的琐事都会亲自过问。即使到了太平天国与洋人撕破脸的后期，1863年，忠王李秀成和慕王谭绍光仍然与常胜军统领戈登等人通信，要求做买卖，搞军火生意，明白表示：“我朝系与清朝争疆土，与外邦毫无嫌怨。”洋商洋行（包括戈登）为了获利，同时将大量军火卖给清朝和太平军这交战的双方。法国人狄支沙（C.A.M.deJesus）的文章中证明，仅1862年4月，上海一家外国洋行就卖给太平军步枪3046支，野炮795尊，火药484桶，子弹18,000余发。（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即使天京被围期间，洋人们仍不断供应粮食、茶叶、丝绸、军火，甚至鸦片。（《北华捷报》选译，第467－468页）由此推之，可以想见太平天国和“帝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

　　“反封建”方面更不必讲，清朝咸丰帝有名号的嫔妃只有18个，洪天王有88个“嫔妃”，后宫供其纵欲者近两千女性。相比封建帝王，洪教主个人享受方面要“反动”得多。

　　至于等级制度、服饰规定、官员品级、爵位世袭等等，太平天国比起清朝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根据清朝《贼情汇纂》等详实的官方文件，可查太平天国早期领导人物二百多，出身能得以查证的一共有50人，绝大部分是会党成员、盗贼、地主、塾师、各类商贩、戏子，真正出身农民的只有14人（这还算上富农在内），所以说它是“农民革命战争”完全是信口雌黄。太平天国对于犯法官员的处罚之一，就是“罚为农”——这哪里有一丝对农民的尊重，又怎能把这场运动算成农###动！再者，总是被以前的极“左”学者奉为土地纲领的《天朝田亩制度》，这只是平均主义的乌托邦理想而已，从未真正落实过。毛润之先生早就指出过：“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经济的产物。”他还特别指出：“在分配土地问题上主张绝对平均主义的思想，它的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分见《毛泽东选集》第89页、1209页）所以说，太平天国这一个披着神秘宗教外衣的，以“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为诱饵的虚空纲领，不仅仅是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更是“物物归上主”的对农民产生新束缚的梦呓。

　　第三，马克思真的说过太平天国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吗？他确实有过类似表述，但其本意与我们学者的“断章取义”截然不同。

　　马克思原文见于1854年第二期《新莱茵报》，他主笔写道：“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像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而后所述便是他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善良展望。但马克思博士所指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太平天国运动，其实指当时德国人居茨拉夫（此人加入英国教会）所说的“社会主义”，此人在中国多年传教，中文名字为“郭实腊”。他于1849年左右回欧洲后，听到当时的人到处谈论“社会主义”，恍然大悟道：“中国许多平民近来也流传这一套东西。”所以，郭实腊和马克思在当时讲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其实是财产平均分配的“农民社会主义”，与“欧洲的社会主义”一样，在当时的马克思口中说出来，其实含有辛辣的贬讽之意。马克思、恩格斯二人的“社会主义”，直至1873年才成型，他们称之为“科学社会主义”。弄清了此“社会主义”非彼“社会主义”，极“左”学者们对太平天国涂饰的立论点不攻自破。

　　早在《原道救世歌》中，洪秀全曾装出一副“仁慈”面貌，假模假样唱道：“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但是，历时近15年之久的波及18个省份的太平天国战争，不仅仅造成了中国经济历史性、全面性的大倒退，还使整个国家丧失了近一亿左右的人口。当然，对于这么一个庞大死亡数字的责任所在，难以细究，大致上讲，清军与太平军（加上捻军）可以“平分秋色”。

　　太平天国，于后世而言，它最大的“积极意义”早为梁启超一语道破：

　　道（光）、咸（丰）以后，官吏之庸劣不足惮既已显，而秕政稠叠，国耻纷来，热诚者欲扫氛雾以立新猷，桀黠者欲乘利便以觊非分，此殆势有必至、理有固然者耶！于是，一世之雄洪秀全、杨秀清、李秀成等，因之而起；于是，一世之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因之而起。

　　正是太平天国的冲击，使得腐朽的大清国内满蒙权贵派一步一步走向衰弱，经世派（庶族汉人派）一步一步走向权力的巅峰，最终形成不可逆转之势。这些，恰恰为后来袁世凯和孙中山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和民族基础。在这一点，也仅仅在这一点，邪恶的怪胎终于有幸成为日后中华民国的一掬肥料。

　　洪秀全、杨秀清以及他们身后那些幢幢地念着“天国”咒语的幽灵，在国人心中徘徊了一个多世纪。我们现在不需要僵硬意识形态的招魂，不需要砸偶像派与敬偶像派之间的争辩，不需要武断肯定与简单否定地轻下结论，我们恰恰需要发自历史良心深处的冷静的审视，从昔日的破坏中寻找建设的起源，重新寻找逝去年代的精神体验。

　　柳亚子二诗，最能表达笔者此时心境：

　　其一

　　已无遗老说洪王，志怪传奇说渺茫。

　　多少英雄兴废感，最怜鹬蚌斗韦杨。

　　其二

　　帝子雄图浑幻梦，中原文献已无征。

　　我来重读太平史，十丈银釭焰影沉。

日本裕仁天皇退位风波[转帖]

　　日本裕仁天皇退位风波

　　[美]约翰•w.道尔　著　胡博　译

　　　　1945年，对日本领导人的战争罪行进行审判的机构正在缓慢形成，起诉和逮捕在难以预料的时间一波波到来。9月11日，宣布了对第一批战犯嫌疑人的逮捕，接着是不祥的平静，直

　　到11月19日第二批逮捕令发布。12月的第一周，许多军部高官和官僚们被添加到了“甲级”战犯嫌疑人的行列，包括前首相近卫文 和天皇身边最亲近的内大臣木户幸一等人。12月6日，杜鲁门总统任命的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基南(Joseph Keenan)，带领40名部下抵达东京。两天后，麦克阿瑟为日益临近的审判设立了国际检察局(IPS)。依照日本历，这一天正是珍珠港袭击4周年。1946年1月19日，盟军最高司令官(SCAP)宣布，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成立。至于哪些被告将首先被带上法庭接受审判，直到3月11日才宣布。审判开始于5月3日。直到此时，最高统帅部和国际检察局在理论上仍然有可能起诉裕仁天皇的战争罪行。

　　在宫廷圈内，天皇是战争罪犯的观念自然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天皇应当对战争和战败承担一定责任的想法，却是被认真考虑的。在最高统帅部表明其立场——坚决反对除利用裕仁之外的任何政策之前，天皇本人曾有过这样的考虑。8月29日，在胜利者踏上这片神国的土地的前一天，天皇对木户幸一谈到了退位的问题，认为可以将此作为免除他忠诚的大臣和陆海军将领们的战争责任的方法。木户告知天皇这并不可取。9月中，在天皇知情的情况下，天皇的内叔父东久迩宫率内阁秘密讨论其退位事宜。尽管有些阁僚力争天皇对战争并不负有宪法责任，但有其他大臣强调，天皇对国家、战死者和战争遗属负有战败的道义上的责任。

　　10月的第一周，东久迩宫首相私下会见了他的侄婿裕仁，并劝其退位。东久迩宫表示，愿意放弃自身的皇族地位。据称他的提议被驳回了，理由是“时机未到”。几周后，裕仁语调平淡地告诉他的侍从次长说，万一退位的话，他希望找到一位有才能的研究者，协助他的海洋生物学研究(这是数年前，天皇为树立其真正“现代人”的形象，自己选择的学问领域)。

　　1月4日，有关战争罪行的公众舆论升温，对煽动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任职者开始大范围的“彻底的”清查。天皇让木户幸一的继任者侍从长藤田尚德调查，时下最高司令部是否希望他退位。藤田对此表示反对。裕仁一直热心于研究历代天皇的先例，1月下旬他让学者为他讲授宇多天皇让位之事。宇多天皇887—897年在位，于31岁时退位。裕仁还将英王室看作是现代皇室礼仪的参考典范，让官员扼要汇报英王退位的惯例。

　　天皇退位的话题很快泄露给了媒体。1945年10月下旬，近卫公爵公然提起天皇退位的可能性，然后又迫于内阁压力发表了修正声明，引起骚动。近卫公爵不同寻常地直率表示，天皇在未能回避与美国的战争以及未能尽早终结战争两方面，都负有重大的个人责任。翌年2月27日，这一话题再次跃入公众的视野。据《读卖报知》报道，前首相东久迩宫向一位美联社记者透露，最高层正在认真讨论天皇的退位问题。如果裕仁自己选择退位，将会得到皇室全体的支持。数日后，东久迩宫直接告知日本新闻界，他个人曾经敦促侄婿裕仁考虑退位的三个“适当时机”。尽管第一个时机“当投降文件签署之时”已经错过，另外两个适当的时机还未到来。照东久迩宫看来，裕仁应当在宪法修正之时或是占领期结束、和平条约缔结之日考虑退位。新闻界甚至推测最有可能的是天皇之弟高松宫摄政，直至皇太子成人。

　　《读卖报知》耸人听闻的报道，倒是与宫内省枢密院的紧急会议上提出的观点一致。会上，天皇31岁的幼弟三笠宫，间接敦促天皇为战败负责。三笠宫力劝，政府和皇室总体上必须超脱“旧式的思考”，“于今采取大胆的行动”。厚生省大臣(后来的首相)芦田均当时在场，他在日记中写道，“似乎每个人都在思考”三笠宫的话，而“天皇陛下忧虑的脸色从未如此苍白”。

　　尽管如此忧虑，天皇显然大约正是此时决定不退位。他对侍从次长木下道雄说，他怀疑任何人有资格接替他的位置。他的三个兄弟，高松宫曾是公然的“参战派”，秩父宫体弱多病，三笠宫太年轻缺乏经验(三笠宫现年31岁，比裕仁1921年摄政时的年龄大11岁)。天皇告诉木下，他遗憾叔父不大注意面对新闻界的言辞。

　　政治和思想领域的著名人士们，开始发言支持天皇退位。新近任命的东京帝国大学校长、自由主义者、基督教教育家南原繁，在总体上对天皇制进行了善意的评价，但是主张裕仁应该因道义原因退位。辅佐近卫起草明治宪法修正案的保守的宪法学者佐佐木忽一，也以道义的理由赞成天皇退位。严格的保守派哲学家田边元，对佛教概念“忏悔”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希望天皇引退而成为贫与无的象征。他还敦劝将皇室财产用于救济贫困的人。

　　对裕仁退位最轰动的公开呼吁，是著名诗人三好达治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发表于1946年6月号的《新潮》杂志。三好达治解释说，他并非是认同东京战犯审判的支持者们对战争责任的看法，即天皇对侵略和暴行负有直接的、政策决定上的责任，但是也不接受天皇支持者们所推出的热爱和平而又无助的仁慈君主的形象。他强调说，问题在于，“这并不仅是战败的责任问题”。三好以不同寻常的强硬口气，谴责天皇“对自身职责甚为怠慢”，并且“负有对战场上为他捐躯的忠良将士背信的责任”。

　　三好宣称，天皇曾是大元帅，却未能制止军阀者流的横行。天皇以家长的口吻呼臣民为“赤子”，却驱策明知道将会失去控制的陆海军士兵赴死。作为国家元首，他现在应当由自己承担起这场灾难的责任，树立道德的典范。天皇在战时的统率，无论在大势判断、临机应对、起用人才、体察民情，还是把握时机终止战争方面，都是无能的。既然天皇已经宣布自己不是“现人神”，那么他现在就应当像个凡人那样退位。

　　假使占领军当局选择敦促裕仁退位的话，显然不会有任何不可逾越的障碍存在。天皇近侧的人士也承认这一点。而且可悲的是，公众将如同接受战败本身那样，轻易接受天皇的退位宣言。保守派则会将天皇的退位正当化，并且借此对天皇制的道义的高洁再次加以确认。天皇制民主仍然会在新君主的统治下发扬光大，而裕仁悲惨的昭和时代(如此反讽的命名，“昭和”两字原本意味着“光辉与和平”)将会落幕，“战争责任”问题则会显得一片光明。

　　当然，麦克阿瑟及其助手对局势有不同的理解，并且对日本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立场。11月26日，原海军大将、总理大臣、天皇的心腹米内光政，恳请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发表见解，最高司令官回复说，此举并无必要。一个月后，宫中与最高司令部之间的日本联络官报告说，民间情报教育局(CI&E)局长戴克(Dyke)准将建议，为转移公众注意，天皇可以离开东京，将宫廷移到京都。十九世纪中叶以前，那里一直是皇家的传统地盘。翌日，三位与民间情报教育局有关系的日本人，给侍从次长木下道雄带来了一份值得注意的、长长的备忘录，总结了戴克准将有关“皇室的问题”的见解。文件开篇就坦率主张，维护天皇对于建设民主的日本是绝对必要的。

　　1946年3月初，侍从次长被告知，菲勒斯将军担心天皇周围的“可笑之人”，给予天皇坏的建议。这大概不仅是指皇室的异端人物东久迩宫和三笠宫，还包括给天皇安排关于宇多天皇退位与英国国王退位讲义的宫廷顾问们。菲勒斯告诉米内大将，“非美国的思想”正甚嚣尘上，甚至在美国上层，要求逮捕裕仁接受战犯审判的呼声依然具有影响力。

　　3月20日，菲勒斯邀请寺崎英成、寺崎的妻子(菲勒斯的堂姊妹)格温(Gwen)和他们的小女儿晚宴。饭后，身为天皇近侍的寺崎，直率地询问麦克阿瑟对天皇退位的想法。菲勒斯先是指出自己不能为麦克阿瑟代言，然后强调说，麦克阿瑟是天皇“真正的朋友”。他告诉寺崎，麦克阿瑟将军近来已经知会华盛顿方面，假使天皇被起诉，日本将陷于混乱，届时就需要大幅度增加占领军的规模。即使天皇对战争负有“技术上的”责任，他仍然抱持这样的观点。至于说到退位，可能还会围绕继位的各种问题引发混乱。因此，菲勒斯相信麦克阿瑟不希望裕仁退位。寺崎询问，最高司令官是否可以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制止新闻界“不谨慎的所谓天皇退位论”，从而使日本国民感受到“乌云”散去，重见“天日”。菲勒斯回应说，这将甚为困难。

　　菲勒斯向天皇的近侍透露的，是麦克阿瑟发给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Dwight D.Eisenhower)将军的机密电报的要旨。在这封回应华盛顿要求调查天皇战争责任的电报中，麦克阿瑟全力以赴地为天皇辩护。1月25 日，最高司令官致电艾森豪威尔，“调查已经实施”，未发现过去10年间裕仁与日本的政治决策相关联的证据。麦克阿瑟将天皇描述为“日本国民团结的象征”，并且警告说，如果天皇被起诉，日本将遭受“极大的动乱”、“分裂”，“数百年都难以完结的……民族间的仇杀”。政府机构将会崩溃，“开明的实践将会停止”，游击战将会打响，引进现代民主的所有希望将会破灭。而一旦占领军离去，“将会由被损害的大众中产生某种共产主义路线的强力统治”。

　　在战犯审判正式开始之前，最高统帅部、国际检察局(IPS)和日本官僚们在幕后操作，不仅防止裕仁被起诉，而且歪曲被告们的证词，以确保没有人会牵涉到天皇。原海军大将和首相米内光政，遵照菲勒斯的建议，显然警告过东条英机不要以任何方式归罪于天皇。然而，这种决定审判性质的日美协作还远不止此。日本宫廷和政府的高官与最高司令部协作完成战争嫌犯名单，最终以“甲级”战犯嫌疑逮捕百名著名人士(其中仅有28人被起诉)，并且在公判期间监禁于巢鸭拘留所，让他们独立宣誓保护其君主不负任何战争的责任。1947年12月31日，这种紧密维持的日美协同作业，为东条英机的法庭证言所证实。东条暂时偏离了天皇无辜的既定协议路线，提到了天皇的最终决定权。美国主导的“检察当局”立即做出安排，秘密指导东条，让其撤回证言。

　　这些将天皇剥离于任何战争责任的努力，超出了天皇自身的期望，导致失去了利用他澄清历史记录的机会。

　　成功赦免天皇战争责任的行动毫无限度。裕仁不仅以无辜的面目出现，摆脱了任何可作为战犯起诉的正式行为，他还被打造成了近乎圣洁的人物，甚至对战争不负有道义责任。对于思虑更深的内部人士来说，这样的实用主义就更令人苦恼。例如，在1946年初写给杜鲁门总统的长篇报告中，美国国务院驻东京代表乔治·艾切森(George Atcheson)直率地陈述他的主张：“天皇是个战争罪犯”，而且“如果日本想要实现真正的民主，就必须废除天皇制”。尽管如此，艾切森也相信，在当前的局势下，维持天皇制、免除裕仁的战争责任，才能避免社会的混乱和最好地发挥民主。他大胆进言，天皇退位可能是将来的善策，但是最好推迟到宪法修正实现之日。

　　此后不久，艾切森就在一次飞机失事中殒命，没能见证后来的天皇退位风波。尽管1946年9月日本政府正式宣布天皇现时无意退位，但是他退位的可能性在此后两度重现。1948年，当东京审判临近判决之时，天皇的道义责任问题被旧事重提。

　　美国人照常要压制天皇退位的主张。1948年7月，尽管菲勒斯已经退休，并且于一年多之前就离开了日本，他还是火速给寺崎写了一封私人信函，表达他对“美国新闻频繁言及陛下退位”的警戒。

　　天皇的心腹老友木户幸一曾经告诉他要一直准备着的时刻。木户在1945年12月离别天皇入狱之时强调说，皇室的荣誉，要求裕仁负起败战的责任，但是只有当占领军撤退、和平条约缔结、日本恢复主权之日，才是履行责任的适当时机。1951年10月，仍在服刑期间的木户幸一，在日记中记录了他曾经给天皇写信，重申以上观点。他忠告说，退位是“服从真实”的行为。它将安慰包括被处刑的战犯家人在内的战争遗属，并且“对以皇室为中心的国民团结做出重大的贡献”。木户写道，如果天皇未能把握此次时机，“最终结果将是唯独皇室不承担责任，这将导致莫名的情绪滋生，可能会种下永久的祸根”。

　　木户幸一对天皇的战争责任的见解，与大多数日本人一样，是内心的真实想法。天皇应当“为战败”承担责任。他应当清算历史，并向以他之名发动的战争中受苦、死去或失掉亲人的臣民谢罪。以此方式，他将会清除在日本历史上最恐怖的时期中沾染在天皇宝座上的血迹。

　　然而时运往复，这次并没有麦克阿瑟这样的铁杆儿人物撑腰。11月，消息传回木户那里，天皇正认真考虑退位，并且再次受到周围人士的鼓励。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在迎接盼望已久的主权回归的致辞中，天皇表明了他继续在位的意向，丝毫也没有提到他个人的战争责任，尽管在原先的文本中包含了“朕为败战的责任向国民深为致歉”的表示。为何谢罪的言辞最终被删除?因为，据说天皇被一位顾问的巧妙设问所说服：“现在陛下还何须以如此强烈的语气谢罪呢?”

　　　　（摘自《拥抱战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9月版
 

天遣朝云护东坡[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作为文坛巨擘，苏东坡一生历尽坎坷。坎坷中为身边异性写下的直接或间接的赞叹性的诗词里，首先能看到的是侍妾朝云的身影。

　　苏太太在杭州买下朝云做婢女时，她只有13岁，小苏轼27岁。朝云在帮苏轼料理生活之外，学习读书写字。这个本来不识文墨的少女，聪慧异常，逐渐能书楷体，且能把名人的诗词佳句集串成意顺韵谐的新作，与此同时，一天比一天出落得标致漂亮。秦少游写诗称赞朝云“美如春园，目似晨曦”。对于苏东坡写下的诗词，她念上几遍就能背熟，而且能配上合适的曲调浅吟低唱，直听得苏轼欣喜神迷，如痴似醉。

　　尤为难得的是，在苏东坡遭到贬谪流放时，荣华消散，原有的数妾弃苏而去，惟有朝云伴着苏东坡，北上南下，如影随形，从杭州到密州，继而又到了黄州。18岁那年在黄州时，名正言顺地成为45岁的苏东坡侍妾，并在幼儿病死襁褓之际，含泪忍痛，再陪东坡南下惠州。朝云本来就没有过王弗、王闰之姐妹（东坡二位亡妻）的宦妇生活，在东坡遭难时，又自动脱下昔时的长袖舞衣，将自己降为普通村妇，勤敏细心地躬耕垦种，为东坡洗涤缝补，克勤克俭，以度日月。东坡词《青玉案》的收句为“作个归期天定许，春衫犹是，小蛮针线，曾湿西湖雨”。这里借用白居易的宠妓小蛮，实指的却是身边的朝云。有一天在花园小饮时，朝云与两个侍婢陪在苏东坡身边，东坡抚着自己肥大的腹部问道：“你们可知我肚中藏的是什么？”一侍婢说：“藏的是锦绣文章。”东坡摇头。另一婢说：“藏的是天下民情和国家大事。”东坡又摇头。又问朝云：“你说呢？”“我看你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东坡一听，眼圈立时红了：“人生难得一知己。朝云啊，你可是我惟一的知己啊！”

　　苏东坡以龙图阁大学士的身份出任杭州刺史时，携着朝云游西湖。他正考虑治湖之策，犯愁湖中之淤泥无地可移，朝云在船中指着白堤说道：“你不妨学学白乐天，于湖中再筑上一座更长的堤，与白堤相衬，名为苏堤，为杭州再添一游览胜地，该有多好！”东坡与朝云，于杭州是二度重来了，听了朝云的话，东坡抚掌大笑：“好主意，这个刺史给你当算了！”朝云却说：“我还有个建议，给堤上要种垂杨柳和芙蓉花哩，‘芙蓉如面柳如眉’，西湖会更添秀色的。”

　　不到三年，苏堤竣工，苏东坡又携朝云游湖时，顺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将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读古诗的后人，谁不会吟诵这首诗呢？

　　对苏东坡而言，朝云是人间爱情在生活中的最美好、最实际、最贴切的化身，苏东坡从她的身上，窥得了爱情的本旨与真谛。苏东坡在艰难生活中从朝云身上所得到的，又何止是什么“艳福”呢，从患难与共的角度着眼，实为洪福齐天了。否则，他能写出那么多优秀的令人击节叹赏的诗词文章吗？

　　苏东坡之为政，“宽简而不扰民”。他热爱人生，体悯百姓，同时也挚爱自然，这是一个心系天下、襟怀云水的艺术家。朝云与他默契和谐，相生相应，自己也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贵脱俗的“爱神”。朝云在惠州时，与东坡一起，开始皈依法性，为百姓散尽钱财后，过起了“思无邪”的佛门生活，东坡在词里称朝云是“朱唇著点”、“髻鬓生采”的天女维摩。到惠州两年后，34岁的朝云离开了这个世界。悲伤至极的东坡在惠州丰湖边的山脚下安葬了她，并修建六步亭，以作纪念。传说在朝云下葬后的第三个晚上，天降大雨，翌日天晴，农人发现墓地周围有硕大的足印，人们俱认为是圣者导引朝云进入西方极乐世界了，一时佛事鼎盛。

　　红尘之内，爱情的真谛最难捉摸。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爱情？从朝云一生的短暂生命里庶几能觅得几丝消息，与东坡一起，她善解人意，东坡沉浮之际，她不畏权势所造成的压迫，贵贱不移，忠贞不渝。20年的相濡相亲，她是用自己的全部生命显示着爱情的真谛与本旨。

　　爱情的质量是由男女两方面共同决定的。一个一辈子对谁都无情而只看到自身、只爱自己的男人，无论有怎样的才情和本事，也不值得一个真正有见地的女性去爱之，选择做终身的伴侣，这对女性而言，非不能也，天不许也。文人对女性讲究审美，远取其形姿，近则升于颈部以上，及至夜间，或约于月柳之下，或烧高烛而照临，这也属人之常情。苏东坡是个有大爱、有真爱、有至爱的艺术圣手，由他率先，朝云紧随，他二人同心协力将尘世间一个“爱”字终于推升到了天地间最完美的尺度。

　　作为历史天幕上的一道令人瞩目的彩虹，文化人与美女的爱情，在苏东坡与朝云身上得到了最逼真、最动人的体现。

斯大林密电 “西安事变”态度转变[转帖]

来源：北京晚报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时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庆龄姐夫的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只是我会做得更甚于此。”

　　然而，第二天(12月13日)，宋庆龄对事变的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那时，宋庆龄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时任该会总干事的胡子婴在其回忆宋庆龄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她平时同我们谈话中，一提到蒋介石，既是义愤填膺，又是不屑一提的鄙视态度。但是，她对这件事的态度，却出乎我的意料。12月13日，孙夫人叫我到她家去，把西安事变告诉了我。作恶万端的独夫民贼落入罗网，我以为她一定会很高兴的。哪知她带着焦急的样子，问我能否陪她到西安去。我好奇地问她：‘去做什么？’出乎我意料的回答是：‘我去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她看到我发愕，就婉转地给我解释说：何应钦等亲日派唯恐中国不乱；蒋介石被杀，内战势必全面爆发，日军就可长驱直入，侵占全中国。……关于动身时间，她约我晚上八时听最后决定，到时我接到她的电话，说：‘不去了’。这和她说要去西安时一样，使我吃惊。”(胡子婴：《光耀日月气贯长虹——回忆宋庆龄名誉主席在救国会时期二、三事》，《宋庆龄纪念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2页。)

　　头一天，宋庆龄刚刚说过，如果她处在张学良的地位，会比张做得更甚，第二天，却要亲去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宋庆龄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促使宋庆龄在拘蒋的第二天就要去西安劝张释蒋的原因是什么呢？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一书中透露：“在此时或稍后一些时候，我得知宋庆龄曾把斯大林的电报转给毛。电报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不利用他们的影响使蒋释放，莫斯科将斥责他们为‘土匪’，并将在全世界面前予以谴责。”

　　斯诺的回忆使人不禁要问，宋庆龄与莫斯科方面难道真的保持着某种联系么？宋庆龄逝世之后，廖承志在一篇回忆文章里实际上答复了这个疑问，他说：

　　“1933年春，我由宋庆龄同志、柳亚子先生和我母亲(何香凝)营救，从上海工部局英租界拘留所回到了家。记得是5月时分，宋庆龄同志突然出现在母亲的客厅中。那时候，她通常是不轻易出门的。而且，我姐姐(廖梦醒)还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未回上海，因而不但没有事先知道，连间接的招呼都没有。可是她来了，只有一个人，这是从来少有的事。

　　我母亲慌了，赶快自己沏茶。她却平静无事地同我母亲寒暄，一面向我眨了眨眼。我母亲明白了，她托词去拿糖果，回到了寝室。当时，只剩下宋庆龄同志和我两个人了。

　　‘夫人……’我不知如何开口，只好这样叫着。

　　‘不。叫我叔婆。’她微笑地说。

　‘是，叔婆。’她面色凝重了，说话放慢了，但明确，简捷，每句话象一块铁一样。

　　‘我今天不能待久。’‘嗯。’我回答。‘我是代表最高方面来的。’她说。‘最高方面？……’我想知道。‘国际！’她只说了两个字，随后又补充说：‘共产国际。’

　　‘啊！’我几乎叫出来。

　　‘冷静点，’她说。‘只问你两个问题，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否坚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的名单。’我回答了：‘第一，恐怕困难。我自己打算进苏区。第二，这容易，我马上写给你。’‘好。只有十分钟。’她微笑着，打开小皮包，摸出一包香烟，自己点了火，然后站起身子，往我母亲客厅走去。我听见她和母亲低声谈着什么，然后两人高声笑起来。

　　我飞快地写好了，在一条狭长的纸上。十分钟，她出来了，我母亲还躺着，她看见我已写好，便打开皮包，取出一根香烟，把上半截烟丝挑出来，把我那张纸卷塞进去，然后放进皮包里。……走出了何香凝公馆的大门。”(廖承志：《我的回忆》，《人民日报》，1982年5月29日。)

　　宋庆龄在侨居国外时，1928年5月初，从莫斯科移居柏林前夕，斯大林曾会见过她。1931年夏，宋庆龄因母丧归国，途经莫斯科时，曾独自一人与苏联领导人举行过秘密会谈。宋庆龄归国后，曾与苏联红军总参谋部上海站负责人左尔格一起，营救被捕入狱的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人兼国际驻上海情报站负责人牛兰及其夫人，坚持不懈达数年之久。1936年，共产国际中国组的电台，就设在宋庆龄的朋友，在上海工部局工作的新西兰人路易·艾黎的家里。

　　可见，宋庆龄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直保持着联系，她在共产国际和中共之间似乎负有某种重要使命。

　　1951年她曾获得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后来，她曾任中苏友协总会会长。1957年11月，那时的她还不是中**员，却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正式成员(排名仅次于毛泽东)，到莫斯科出席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议《宣言》上签字时，她坐在左边，邓小平坐在右边。

　　总之，就宋庆龄与苏联的关系而言，西安事变爆发之初，斯大林出于某种考虑，让宋庆龄把指责中共支持西安事变的电报转给中共中央，是完全有可能的。当然，宋庆龄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她要去说服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也一定是赞同了斯大林电报中拘蒋有引发大内战危险的看法。(作者系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员)
 

皆以成败判君王：李世民与杨广劣迹PK [转帖]

　　命运最是神奇，最是奈何不得。早年，杨忠帮助宇文氏建立了北周政权，立下赫赫战功，儿子杨坚却夺了宇文氏的帝位，做了隋文帝。若干年后，杨坚的儿子杨广又在第三次巡游江南时被宇文氏活活勒死。历史在这里转了个弯，谁也不欠谁的了。

　　细细想来，隋炀帝杨广不是一般的冤屈。他只下了三次江南，就被后世多少代多少人说成骄奢淫逸，祸国殃民；而七下江南的乾隆皇帝却是风流倜傥的楷模，留下无数逸闻故事娱乐民间，更是两岸四地影视作品的大热门，且屡演屡赢，屡赢屡演。当初，秦始皇和杨广都担着骂名，不惜一切地给后人留下了一样举世闻名的礼物。秦始皇留下了万里长城，杨广留下了京杭大运河。万里长城至今只有观赏作用，用来骄傲人们脆弱的中国心；京杭大运河却一直在纵贯南北漕运，一刻也没停止过它繁忙的运输功能。人们上得岸来却口无遮拦、不遗余力地痛骂杨广，似乎不骂几句，就忠奸不辨。对于失败的皇帝，世人没有给予应有的理性认知，历史的公正常常是被道德或伪道德的标准埋葬了。

　　杨广开凿运河，是在修建洛阳的同一年。他先后开凿疏浚了四条主要河渠，南北连通，蜿蜒五千多里，成为水运大动脉，不仅加强了隋王朝对南方的军事与政治统治，而且使南方上好的棉丝和稻粟能够顺利地到达洛阳和长安，南北文化也得到很好的交流。不仅如此，大运河还对以后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的元朝、明朝和清朝之所以建都北京，从经济上来看，不能不说和大运河的物质供应有关系。那么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杨广则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家，是千古功臣。

　　李世民与杨广相同的罪状被人轻描淡写一笔略过，杨广与李世民相同的盖世武功也被神经兮兮的史学家有意遮掩。原因是他虽有过人的文武才能，但是太纨绔，太喜欢虚荣和寻欢作乐，连父亲宠幸的宣华夫人陈氏也敢调戏，摸了两把屁股，又香了一下，可谓胆大妄为。这也怨不得杨广，隋朝毕竟在宋朝之前，没有经过朱熹的严规肃矩，孔子的纲常之道也鞭长莫及，怎会有那么多的拘束？也因此才有了后来李治宠幸父皇的武才人、李隆基抢来儿媳杨玉环受用。唐朝这两位皇帝可不仅仅是调戏，都是真刀真枪玩了命了，直到送了江山，下了宝座。这在当时不足为奇。相比之下，杨广的罪是很轻的，却被数罪并罚判了死刑，想缓期执行都不成，而且剥夺政治权利和荣誉终身。

　　回头再说杨广的奢靡。杨广虽然三下江南，也只是把当时只有六七米宽的瘦西湖作为自己的专用水道。到了唐朝，扬州人把瘦西湖开凿成护城河，为扬州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显足气派。而到了清朝乾隆年间，扬州的阿谀盐商给皇帝献上了一份大礼，把护城河扩展成几十米宽的瘦西湖。“两堤花柳全依水，一路楼台直到山”，奢靡到了极限。于是清诗人汪沆有诗云:垂杨不断接残芜，雁齿虹桥俨画图。

　　也是销金一锅子，故应唤作瘦西湖。

　　作为一个失败皇帝，杨广不仅不得好死，死后还被人折腾了好几次，先是埋在宫内，后改殡于扬州吴公台下。620年，唐高祖李渊以帝王礼遇把杨广葬在扬州西北7公里处的雷塘，墓地年久荒芜。1983年后才陆续修葺，周围林木葱郁，游人方纷至沓来。

　　李渊是隋文帝杨坚的外甥，和隋炀帝杨广是两姨表兄弟，并在杨广称帝时做过刺史、太守和大将军。隋炀帝征伐高丽时，李渊负责督运粮草。隋末农民起义军此起彼伏，共有200多支队伍。李渊领兵一一击败起义军，实力大增，索性推翻隋朝，自己坐了天下。从公从私，他都不得不厚葬表哥杨广。从公说，他抢了人家的江山，还不得给人家几亩葬身之地？从私说，血毕竟浓于水吧。

　　本文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

西施失踪：功成名就后被杀人灭口 [转帖]

　　西施，名夷光，春秋战国时期出生于浙江诸暨苎萝村。因为天生丽质，貌美绝世，远近闻名，所以人们不喊她的名姓，只把这位西村的施家姑娘，称作西施。当时，吴王夫差为报杀父之仇，领兵打进越国，俘虏了越王勾践，越王夫妇被押到吴国做奴隶。三年以后，吴王夫差放回了勾践，勾践回国以后，卧薪尝胆，力图报仇雪耻。"十年生聚，十年教训"，他采用范蠡所献美人计，把西施献给吴王夫差。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凭借她倾国倾城之貌和高超的琴棋歌舞，成为吴王最宠爱的妃子。从此吴王日日沉迷酒色，不理朝政，最后落得众叛亲离，为勾践的东山再起起了掩护的作用。在她的内应下，勾践终于灭吴复国。最后，吴王夫差拔剑自裁，结束了持续几十年的吴越战争。西施荣归故里，可是回来以后又怎么样呢？

　　对西施的结局，历来也有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她随范蠡归隐于五湖。西施和范蠡本来是情侣，后来西施为了救国，两人只能为国牺牲自己的爱情。待到西施功成归国后，范蠡认为勾践可以共患难而不可以共安乐，再待下去会有危险，建议西施随他一起逃走，归隐江湖，不知所终。因为有范蠡泛于江湖的传说，或许是后人不忍这位绝代佳人遭到悲惨的结局，就流传出西施和范蠡归隐五湖的美满姻缘的故事，以寄托对他们的同情。

　　这种说法似乎有一定的根据。根据历史记载，勾践这个人很有心计，早在他被吴国俘虏做人质之时，一次夫差生病，勾践前往探病，竟口尝了夫差的粪便。夫差很奇怪勾践的这种做法，忙问其故，勾践说："臣闻尝粪便之类，可知病情的发展；味甘则不佳，味苦则渐愈，今味苦，知大王之圣躬无碍也。"通过勾践这些话，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心狠手黑、阴险毒辣的人。范蠡辅佐勾践几十年，对勾践算是看透，所以等到越国灭吴复国之后，勾践便退隐江湖，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纵观中国历史上的许多统治者，功成以后就杀功臣，这似乎是一个规律。所以勾践不会轻易地放过西施。

　　但是问题的关键在，即使是西施逃走，为什么会跟一定跟范蠡一起逃走呢？唐朝的《吴地记》转引东汉《越绝书》这样记载："吴之后，西施复归范蠡，同泛五湖而去。" 唐代诗人杜牧在所作《杜娘诗》这样写道："西子下姑苏，一舸逐鸱夷。"（这里的"鸱夷"代指范蠡，《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有关于范蠡这样的记载"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根据这些记载，明代的戏曲作家梁辰鱼编成了颇具影响的《浣纱记》。他说："范蠡和西施早已定情。吴亡后，立下了汗马功劳的范蠡却认为越王雄猜阴狠，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于是激流勇退，在一个风清月白的夜晚，带着西施，驾着一叶扁舟，泛五湖而去。"上海前几年出版的《辞海》（修订本）也这样说："西施一作西子，春秋末年越国苎萝人，由越王勾践献给吴王夫差，成为夫差最宠爱的妃子。传说吴亡后，与范蠡偕入五湖"。据说范蠡和西施归隐五湖后，每天早上，西施对着青铜镜梳妆，随手将脂粉水倒入湖中，以致湖中螺呈五色。宋有张尧曰诗云："少伯曾居此，螺纹吐彩丝，一奁秋境好，犹可照西施。"清人朱彝尊也写过这么一首诗："落花三月葬西施，寂寞城隅范蠡祠。水低尽传螺五色，湖边空挂网千丝。"说的也就是这件事。

　　然而今传的《越绝书》却并无"同泛五湖去"这段文字，另外几段关于范蠡和西施归隐江湖的记载都是根据唐朝版本的《越绝书》，这是历史更迭的时间链中的佚文还是唐朝人自己杜撰的美好的爱情故事，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第二种说法是西施被沉水而死。这种说法最早见于记载的是《墨子·亲士》记载说："比干之殪，其抗也；孟贲之死，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裂，其事也。（"沉"，古作"沈"）这句话把西施是被沉于水中解释为是因为她的美丽。《修文御览》转引东汉赵晔所撰《吴越春秋》有关西施的记载说："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这里的"浮"字也是"沉"的意思。"鸱夷"，就是皮囊。这句话的意思是，吴国灭亡后，越王把西施装到皮囊里沉到江里去了。

　　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和柏杨先生的《皇后之死》根据《吴越春秋》这段史实附会了如下情节：越王把西施掳回了越国，第一天晚上勾践就叫她侍寝："夫差能够与你同床共枕，我为什么与你不能？"越王妻子大发醋劲，妒而生恨，背着越王，把西施沉入水中，还说："此乃祸水，岂可久留？"当了"美人计"的工具，事成之后，被人弃之，还是合乎情理的。

　　同为苦命人的林黛玉也支持西施沉水的说法，她在《西施》诗中写道：一代倾城逐浪花，吴宫空自忆儿家。效颦莫笑东村女，头白溪边尚浣纱。诗中后两句意思是：不要去笑东邻那个效颦的丑女，她却能平平安安地在溪边浣纱直到白发。这诗的主旨就是是说，靓女命短，丑女长寿。绝色美女的生命之所以逐浪花而去，是因为往往被政治家用作"美人计"，成为男人争权夺利的牺牲品。而在事情大功告成之时，也就是这些薄命女子的寿终之日了。

　　当然，还有人认为西施被沉水并非皇后所为，而是她的恋人范蠡。这种说法颇为残酷，说吴国灭亡以后，越王因为西施的美貌想要将她留在身边，但是范蠡坚决反对，他要越王吸取吴王教训，不能被美色诱惑。他设下计策，派人用越王的车把西施骗到太湖，又把她骗上船，到湖心的时候把西施从船上推下，西施就溺死于太湖中了。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越国灭吴之后，范蠡不辞而别，改名叫"鸱夷子皮"，"鸱夷子皮"意思就是皮袋子。为什么在越国时候范蠡姓范名蠡，后来离开越国到陶（今山东定陶）的时候又改姓朱，却偏偏在离开越国的时候改名叫"鸱夷子皮"，这件离奇的举动发生在西施沉江之后，因此是范蠡和西施相恋的铁证。范蠡并非无情无义之人，既然他已决意离开越国，他对于自己的恋人还不至于下此毒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施沉水是勾践吃醋而为。《吴越春秋》记载，越王"乃使相者国中得苧萝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郑旦，饰以罗榖，教以容步，习于土城，临于都巷，三年学服而献于吴"，西施在宫中三年学习期间，与范蠡之间深深埋下了爱情的种子。越王勾践显然也被西施的美貌打动，但他为了成就自己的伟业，只能将西施献于吴王。为了使西施死心的替他完成使命，勾践和范蠡约定：灭吴之后，将西施赐于范蠡，不仅可成全二人的一番相恋，同时也稳住了西施的心，才能身在吴宫，心存越国。但是灭吴之后，阴险的勾践变了卦。他不会让自己心爱的女人落到别人的手中，于是下令将西施鸱夷沉江。
　　
 

小怜玉体横陈夜[转帖]

　　　作者：杨闻宇 分类：历史 出版社：崇文书局

　　北齐后主高纬，是历史上至为荒唐的一个帝王。高纬8岁时继位为帝，在他13年的帝王宝座上，先后册立了斛律氏、胡氏、穆邪利三个皇后，冯小怜（或作小莲）原是穆邪利身边的一名侍女，因为长相风流，多才多艺，“能弹琵琶，工歌舞”，便为高纬所迷恋，两人“坐则同席，出则并马”（《北史》卷14），形影不离，高纬甚至发誓，愿与之“生死一处”，这样，穆邪利反而遭到了冷落。

　　武平七年（576），北周大军逼近山西临汾境内的平阳，眼看就要包围晋州，高纬却还带着冯小怜在外面悠闲地取乐，晋州守军一日三次差人前来告急，高纬看到一道道急报，也想赶回，而玩兴正浓的冯小怜却要继续打猎，“帝将还，淑妃（即小怜）请更杀一围，帝从其言”。时任右丞相的高阿那肱也竭力迎合小怜，反而狠狠地训斥报急的使者：“大家正作乐，边境小小兵马，自是常事，何急奏闻！”天黑之时，使者又报，平阳已经失陷。

　　次日，高纬与小怜回到晋州，“及帝至晋州，城已欲没矣”（《北史》卷14）。高纬无奈，命兵士“作地道攻之”，兵士奋力挖掘，终于“城陷十余步，将士乘势欲入”，高纬这时却突然下令停止攻城，“帝敕且止，召淑妃共观之”，冯小怜出面前正在磨磨蹭蹭地梳妆打扮，周军抓住时机，很快又将缺口“以木拒塞，城遂不下”。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冯小怜听人说过晋州城西的一块石头上曾有圣人遗迹，便执意要去看看，按不住个缓急轻重的高纬也就答应了冯小怜。由于北周军队扼守着他们必须经过的一座桥，高纬“恐弩矢及桥”，急命士兵在周军箭矢射不到的地方临时架桥，临时凑合而成的桥无法行走，“帝与淑妃度桥，桥坏，至夜乃还”。回来后，高纬又荒唐地说是冯小怜“有功勋”，拟立她为左皇后，且找来皇后服御让小怜临时换上，准备明天一早与冯小怜一起“并骑观战”。

　　翌日两军交锋，激战正酣，冯小怜却被士气旺盛的周军吓坏了，惊慌失措地大叫一声“军败矣”！北齐军士听她这么一喊，真的是兵败如山倒。“帝遂以淑妃奔还”。待他们逃到洪洞营地，冯小怜又极其认真地打扮自己，“淑妃方以粉镜自玩”。就在他们上马继续奔命之时，有人将为冯小怜量做的皇后新衣刚刚送至，“帝为按辔，命淑妃着之”。接着在众人的呵护下，高纬先一步进入邺城。

　　“帝奔邺，太后后至，帝不出迎。淑妃将至，凿城北门，出十里迎之”。不管太后而又偷偷地出迎冯小怜，可见高纬心里想的是什么。他们在邺城也待不下去，高纬“复以淑妃奔青州”。跑到半路上，北周大将军尉勤抓住了他们。至此，北齐王朝遂亡。

　　北周宣政元年（578年），高纬被武帝宇文邕杀害，“及帝遇害，以淑妃赐代王达”，冯小怜嫁给宇文达后，又受宠幸，“甚嬖之”。一次弹琵琶，弦忽然断了，冯小怜吟诗曰：“虽蒙今日宠，犹忆昔时怜。欲知心断绝，应看胶上弦。”冯小怜人见人爱，嫁谁谁宠，她的多才多艺，仿佛纯然是为她在这个世界上享受人生而服务的。冯小怜为宇文达所宠爱，便又千方百计地整治宇文达的原配妃子李氏，“达妃为淑妃所谮，几至于死”。为争宠而倾轧，在王妃群落里仿佛是天赋的一种本能，无论多么美丽的女性，及至美丽如冯小怜者，任是谁也摆不脱倾轧的公式。

　　后来，宇文达“以谋执政被诛”，而冯小怜在北周灭亡后依然活着。隋代北周后，文帝杨坚又将小怜赐给宇文达原配妃子李氏的兄长李询，李询之母对这个曾为皇后、两次嫁人、又整死自己女儿的冯小怜极为痛恨，“询母逼令自杀”。冯小怜凄惨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200多年后，唐代诗人李商隐写过两首《北齐》诗，其中有这样一联：“小怜玉体横陈夜，已报周师入晋阳。”作者将高纬与冯小怜的欢昵情状放在周师入晋阳的危急时刻，是艺术上的着意安排，以此显示荒淫必然导致亡国的客观规律。艺术手法是高明的，历史寓意自然是深远的。作者写的是历史上的旧事，讽喻鞭挞的却是当时的现实，因为晚唐的武宗李炎极好女色，酷爱畋猎，与当年的高纬颇有相近之处。

　　怎么看待冯小怜呢？帝王后宫佳丽如云，没有惊人的美丽和独到的“媚功”，要让专制皇帝集诸多宠爱于一身，依之顺之，听之随之，肯定是办不到的。冯小怜能从高纬与宇文达处夺得超常的宠幸，当然是色冠天下、艺压群芳的女性了。冯小怜这样的女性，难道就是天造地设要负兴亡责任的“红颜祸水”吗？这就只能用鲁迅先生的话来回答了：

　　向来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的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出息的男人。

　　高纬的确是个典型的“没出息的男人”，凡是视女性为祸水的男人，无防以高纬为鉴照一照自身，忖度一下自己有多大的能耐。

日本史上最放荡的未婚女皇 用身体统御群臣[转帖]

　　　绝代艳后，风流女帝，日本孝谦天皇，受了当时唐朝武、韦的影响，私生活非常放荡，她没有正式结过婚，凭她的娇媚泼辣，有效地统御了她的群臣，一个个五体投地，拜倒石榴裙下。

　　可怜，人到中年，感情最脆弱的时候，偏偏被她所最宠信的表兄仲麿所冷淡，她心灰意懒，病魔缠身，一气之下遁入空门。哪知出家之后，巧遇奇缘，一个野心和尚，法名道镜，抓到这一空隙，挺身而进，果然大获宠幸，使得孝谦古井重波，这位已经退位的天皇，又重新践祚，改称称德天皇。

　　在热恋中她昏了头，把她这个情郎和尚封为太政大臣禅师，让他管理朝政，俨然宰相，她说：“朕为出家之天子，应有出家之大臣为辅。”但不久她还嫌给他的荣宠不够，又改封他为法王，待遇拟于天皇，一样的乘凤辇，御锦袍。又把他的一家，个个封任显要，派道镜和尚的弟弟净人任内竖省长官。内竖省等于唐宫的锦衣卫府，管理皇室的卫队和兵器总库。女天皇简直把她自己的性命都交给了道镜，道镜到了这步田地，野心难戢，再登上半步，便是天皇了，他于是和日本神道教的主神官阿曾密议，授意阿曾上奏：“八幡大神有旨，倘由道镜来即天位，天下必然太平。”女帝果然相信，日有所思，夜必有梦，她也梦见八幡大神来告，命她派宫女法均到宇佐来听旨。法均是女帝的亲信，派她去做女帝的代表，本来很合适，不过迢迢数百里跋涉到宇佐，路途太远，单身女人十分不妥，并且法均年龄也大了，禁不起劳顿，想来想去只好再由法均找个代表，于是选定了她的弟弟，年轻力壮的清麿去跑一趟，清麿出发之前，道镜再三叮嘱，要照主神官的指示回报，可是清麿到道镜的师傅路丰永法师那里去辞行时，这位白眉皤然的老法师说道：“倘若道镜真的即了天位，老僧无面目再对世人，只有学伯夷叔齐耻食周粟，绝食而死了。”清麿大受感动，叩拜而去。

　　清麿到了宇佐，斋戒沐浴，虔诚祈祷后，果然神灵出现，金身三丈，光如满月，清麿不敢仰视，只听大神说道：“国家开辟以来，君臣之分已定，臣不能为君，天皇之位应由皇统之人承继，邪僧道镜大逆无道应即诛戮。”说罢不见。清麿赶忙启程回都复命，九月里才赶到，一五一十把所见先报告给姊姊，姊姊又一五一十据实面奏天皇，天皇闻奏大怒，这分明不是八幡大神的旨意，显然是她姊弟两人捏造出来的故事，她立刻把这两人发配到大隅去充军，把清麿的名字改为秽麿，法均的名字改为广虫，道镜并且嘱咐他弟弟内竖省的长官派人在到大隅的途中，埋伏了凶手，打算把清麿在半路中杀了。

　　此举倒反而惊动了一个人，一个足智多谋、有胆有识的策士，此人便是藤原百川。藤原百川是有名的藤原镰足的后代，藤原镰足辅佐了天智天皇定了天下，成为一代名臣，他的后人藤原不比等更进而为皇亲国戚，红极一时，但是再下一辈的子孙，恃宠而骄，藤原仲麿闯下了灭门大祸，藤原这一族几乎一蹶不振。所以藤原百川在幼年时代十分孤苦，但是他聪慧异常，以才学取得了功名。道镜得势后，他附从了道镜，成为道镜的心腹，道镜任命他为内竖省大辅，辅佐净人，净人靠着哥哥的势力，虽然位登权要，但实在是个饭桶，有百川这样能干的人做他的副手，乐得什么事不管，饮酒取乐了，因此内竖省的大权落在百川掌中，等于今天的特工与卫戍的职掌集于一身，他独力当然还不能成事，恰巧他堂房哥哥藤原永手，这时也晋位为左大臣，另外一个堂兄良继也当了内大臣，朝中文武大权实际上已经集中在藤原家族，但那迷了心窍、一心想做天皇的道镜，居然没有看清这一形势。百川看穿了土和尚没有用，尤其看到了清麿姊弟忠义的表现，知道民心可用，更增加了他的信心，于是他一方面设法把清麿的性命救下，另一方面进行他的大阴谋。到了第二年，称德天皇宿疾又发，道镜法王一心忙着为她医病祈祷，但是毫无效果，缠绵到了秋深八月，在没有正式的丈夫、没有儿子的环境里，这位风流了一世的美貌天皇殡天了，遗下了她一心想培植的情郎道镜和尚。百川听到了天皇大渐的消息，疾风迅雷地把道镜、净人兄弟放逐到乡下去，不久道镜便胡里糊涂死了。遗诏传位给白璧王，白璧王是谁，他是天智天皇庶出之子的后裔，虽说也是皇胤，但早已不敢自诩是正宗老牌，但是他的妃子，却是称德天皇的妹妹，虽然不同母，也是圣武天皇的亲生女井上内亲王。这份遗诏，哪里来的呢，至今是疑案。但是由种种迹象看来，显然是藤原百川的杰作。在天皇弥留之时，大臣之间早有立后的争议，由唐朝回来的吉备真备，那时位为右大臣，有意拥立天武天皇之孙文室王子之意，但是百川和白璧王之间早有交谊。在权力斗争之中，坚狠明快者胜，温让儒雅的吉备真备，哪里是世代谋士百川的对手。遗诏一出，道镜下贬，吉备真备也跟着去位了。

　　夫由妻贵，白璧王即位是为光仁天皇，那时的风气早已是干纲不振，在中国有武后、韦后，在日本有光明皇后，有孝谦称德天皇，是女人世界。女人奔放自由的程度，不减于今天的美国嬉痞，白璧王登基后，皇后根本没有把糟老头子放在眼里，她也直接干预朝政，于是触怒了藤原百川，藤原百川自命是佐命大臣，是 King Maker（国王创造者），他怎肯受命于妇人，由厌恶而生恨，非去之而后快。这位皇后也确实有些十三点，她凭着小聪明，喜欢玩弄画符念咒、魇魅之类的鬼把戏，也下得一手好棋，有一天老夫妻两人闲来无事下起棋来，光仁和她赌胜负，倘若皇后输了，就去替天皇找一位绝色天香的美貌娇娘来伺候，反过来倘若天皇输了，天皇也要替皇后去找一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来侍奉。结果这盘棋天皇输了，天皇不得已把他和韩国女郎所生的儿子山部亲王叫了来，听候皇后任意调遣。

　　三十六岁的山部亲王一肚子委屈，成天要服侍这位五十六、七岁的老太太，免不了要发牢骚。刚好与藤原百川同病相怜，沆瀣一气。当时的皇太子他户亲王是皇后所生，衣锦绣，骑骏马，前呼后拥，好不威风，这位半仆役的山部亲王虽然同样也是天皇所生，但是和皇太子的地位与待遇相比不啻天壤，不过假如皇太子不幸短命死矣的话，奴隶立刻就能有资格成为嗣君。这样的机会，藤原百川哪里肯放过。他有一天慌慌张张地面奏天皇说，皇后有意谋害皇上，他身负卫戍之职，不敢不告，证据是在皇后宫里发现有符咒，天皇闻讯大惊，跟着一同去搜查，果然在皇后御用的井里找出来魇魅的小人形来，这时藤原百川立刻上奏：“为了国家，为了人民，陛下应该立刻勇断，请皇后和东宫都暂时退避。”老皇一时没了主张，连连点头，藤原百川便指挥属下把皇后和太子一起拘禁了起来，不一刻皇后和太子都自承有咒诅天皇之罪，第二天上朝在文武百官的面前，百川宣读了圣旨，废皇后及太子为庶人，把他们打入冷宫，册立山部亲王为皇太子。

　　据史载：百川宣读上谕时，天皇为之哑然失色，周身战栗。最奇怪的是两年三个月后，废后和废太子竟在同一天内，暴卒在大和的冷宫里，这是宝龟64月里的事，也就是光仁天皇即位的第六个年头。奈良本来是个鸟语花香模仿长安的美丽首都，孝谦称德尤其喜爱树木动物，“与麋鹿游”，至今观光客到奈良公园里去，一群一群的梅花鹿，驯良地走过来在你手中讨食物，除了道路宽阔，仿唐制的建筑之外，寺院林立，有名的东大寺、唐招提寺、正仓院集中了东方最美的佛教雕刻品和艺术品。当时确实是个充满了喜气的花花绿绿的城市。但是宝龟六年以后突然变了，从此鬼气森森，不但皇宫里闹鬼，连民间都白昼见鬼，井上皇后和他户皇太子的阴魂不散，常常出现。由那一年起，连年灾荒，米价高腾，最大的米仓，在东国的正仓，忽然着火焚毁，军粮民食烧得个干净，接着天皇不豫，新立的皇太子山部亲王也昏迷不醒，皇太子的近侍接二连三暴卒，老皇的女儿、皇太子的姊姊能登内亲王，她的姑母难波内亲王，也一个个无缘无故地跳起来死了，奈良成了一个鬼市，人人自危，最慌的当然是皇室，整天拜佛设醮，祭奠不已，把井上皇后和他户亲王的棺木，重新改葬，建为堂皇的高陵，但是还是没有用，到了宝龟十年，轮到了足智多谋，首席策士藤原百川的头上，他也暴病而亡，得年仅四十七岁。

　　但他死后，皇太子的病倒慢慢好转了起来，渐渐苏醒，日有起色，光仁天皇知道皇太子健康恢复，立刻禅位，但是仍然难逃一死，延到了十二月里，老皇的魂灵也被冤鬼摄去了。自元明女帝开始经营平城（今天的奈良），到光仁天皇逝世之日止，整整七十年，其间历经了七代天皇，虽然其中也有几位是男性为帝，但大都是女人当政，奈良是女人的都城，发生了多少风流韵事，除了女人之外，最得意的是出家的和尚，他们虽然出了自己的家，却能一转身回到了宫廷，并且登堂入室，直据御榻。修行变了质，成为富贵的快捷方式，但因此佛教大兴，佛教艺术文化盛极一时。流传至今不但是日本的国宝，也是东方之荣。不过女皇的恣意浪漫，使得人民厌恶，大权旁落，日本皇室从此衰微，先受制于大臣，后又为幕府的傀儡。僧侣骄横，越演越厉，终至于干政，导致了日本百余年的不安。这时奈良完了，《魏书》里的“女王卑弥呼的时代”不再重演，女人专政告一段落，日本进入一个新时代，奈良不再重要，Sayonara，奈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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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送红军》送的是哪一支部队？ [转帖]

　　
　　一送红军下南山，秋风细雨扑面寒，树树梧桐叶落完，红军几时再回山?二送红军大路旁，红漆桌子路边放。桌上摆着送行酒，祝愿红军打胜仗。三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拉着长茧手,心藏黄连脸在笑。四送红军过高山，山山包谷金灿灿。包谷本是红军种，撒下种子红了天……”

　　最后一支踏上长征路的主力红军

　　在湖南省桑植县刘家坪干田坝的一条小路上，81岁的村民刘开福拉着我们的手，操着浓重的湘西口音说，1935年11月19日，红二、六军团冲破敌军140个团兵力的围追堵截，就从这里出发，开始迈出万里长征第一步。

　　“当时，乡亲们倾户而出，含泪10里相送，一同唱起了专为这次红军出征编写的，流传至今的《十送红军》。”老人边说，边唱了起来，字句清晰，语调流畅。

　　我们随老人一起，来到了青石砌成的长征出发纪念碑前。碑的正面镌刻着原国家副主席王震题写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碑”19个大字。四周护栏上有35个柱子，寓意红二、六军团开始长征的时间是1935年。

　　站在纪念碑前，举目眺望，四周是一片青青的稻田，放学的孩子们在田间嬉戏追逐。远处的青山绿水间，隐约飘出几缕炊烟。田园牧歌式的风光，很难让人想到70多年前，这里曾经战旗招展，风云激荡，成为中国革命的“风暴眼”之一。

　　县史志办副主任向佐柏告诉我们，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桑植县曾经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湘鄂边、湘鄂西、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1935 年6月，中央红军成功北上，在四川西北的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贺龙、任弼时、萧克、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领导的湘鄂川黔根据地，更是成为“中国南部苏维埃运动中最重要的柱石”，遭到30多万敌人的疯狂围剿。向佐柏说:“在那么艰难的环境下，贺龙同志仍然坚定地告诉大家，‘我们这里打得越狠，就能吸引越多敌人，中央红军的压力就能越小些’。正因如此，红二、六军团也成为四支长征的主力红军中，最后一个踏上长征路的。”

　　走在纪念碑旁的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长征纪念馆”中，静静地看着展墙上的图片与文字，那段曾经的血与火、剑与犁，从历史深处缓缓向我们走来。“桑植的历史，可以用 ‘悲壮’二字形容。1927年，贺龙同志在参与领导南昌起义时，所率领的起义部队8000多人中，有3000多人是桑植籍。起义失利后，贺龙仅带8人回到桑植，但不到一个月，又有数千名桑植儿女加入红军。1935年，红二、六军团的1万7千人从桑植出发，其中有7000名桑植人，解放后回来的不到20个人。”桑植县宣传部副部长余晓华声音凝重地介绍。

　　我们的脚步格外沉重，眼前浮现出桑植儿女踊跃参军、浴血奋战的情景，耳边响起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桑植民谣:“媳妇你坐起来，门口挂盏灯，照在大路上，同志们好行军”，“要吃辣子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马桑树儿搭灯台，郎当红军早回来……”

　　红色的种子红色的情

　　距桑植县城以北12公里的洪家关，是贺龙元帅故居所在地。这是一幢坐北朝南、四扇三间的普通木房，门首红底金字匾额上的“贺龙故居”四个字，是邓小平同志于1986年7月11日亲笔题写的。尽管不是周末，依然有许多游人在故居内参观。讲解员张健自豪地说:“桑植红色旅游资源十分丰富，目前已经被列入全国 100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全国30条红色旅游精品线路之中，其中贺龙故居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贺龙故居旁边，是去年3月27日刚刚落成的“贺龙纪念馆”新馆，馆名由江泽民同志亲笔题写。纪念馆三面环水，玉泉河、天在溪、鱼鳞溪绕馆轻轻而过。

　　走进纪念馆序厅，大厅正前方是一座贺龙元帅的雕像，下方整齐摆放着各界敬献的花篮。左右两边白色墙面上，镶嵌着“万里春风亿万人怀念追思有口皆碑，一腔热血数十载丰功伟绩名垂青史”30个大字，雕像右侧刻着入党誓词。张健介绍说:“贺龙同志是在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广东途中的最危急时刻入党的。”

　　贺龙的女儿，被誉为“长征中年龄最小的红军战士”的贺捷生将军写下这样一段话:“我从懂事起就知道，我的命运与军旗紧紧相连。我父亲的七个兄弟姐妹全部为军旗而牺牲，我的小姑姑被敌人拉上街头凌迟处死后又斩首示众10天……为了这面军旗呵，我们贺氏家人在战争年代被反动派杀害的仅登记在册的就有数百人，敌人无数次‘扫荡’我父亲出生的洪家关，姓贺的妇孺老幼几乎被斩尽杀绝。”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典礼。桑植县一位叫刘彩姑的烈士家属登上了天安门，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接见。当时，满含热泪的刘彩姑，只说了一句话，“天亮了，亲人们的鲜血没有白流”。

汉成帝杀死亲儿子 赵飞燕替人“背黑锅” [转帖]

上帝说，他一生最得意的事情就是造就了很多美人，他一生最后悔的事情是将这些美人降临到了人间。

学成文武艺，货卖帝王家。美貌也是如此，有倾国倾城的貌，当然是嫁于帝王将相的，美人英雄才相当，织女爱牛郎那不过是文人墨客编撰的故事而已。历代的美女总是与叱咤风云的男人纠缠在一起，上演了一出又一出可歌可泣的戏剧故事。从夏桀宠妹喜撕帛取乐到清朝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可以说美女贯穿了中国全部的历史，这种美女现象给枯燥无味的正史增添了许多令人咂舌的趣味，也成为历代文人文章中浓墨重彩的一笔，甚至成为乡村野老茶余饭后所津津乐道的谈资。

汉朝的美人赵飞燕就是这样一个传奇的人物。赵飞燕，出身卑微，原来不过是宫中的一个婢女，平时干些端茶送水，扫庭洒户的杂活，没有什么名气。也许是天生丽质难自弃，被阳阿公主选去学歌舞。这赵飞燕天生就是个跳舞的材料，身材袅娜，娇小可爱，和杨贵妃比起来，是个骨感美人，不是有环肥燕瘦的成语吗？赵飞燕走路的姿态尤其撩人，仿佛是天生的猫步，如风拂杨柳，又如燕飞翩跹，有万种风情，故命飞燕。再加上歌舞双绝，就是现在也会成为众人瞩目的明星。

自古以来美人不没，英雄横出。一次偶然的机会，汉成帝驾临阳阿公主家，对赵飞燕是一见钟情。当天在更衣室承幸帝恩，看来无论是帝王还是平民，对待一个美人时，无一不表现为赤裸裸的男人。就这样赵飞燕被选入宫中，做为一个皇帝，汉成帝不仅给予了赵飞燕优裕的物质待遇，“红妆宝镜珊瑚台，青琐银簧云母扇。”而且许皇后被废后，就想立赵飞燕为后，一开始皇太后不同意，嫌赵飞燕出身不好，而且是个舞女，这种下九流人物怎么能配当皇后呢？后来在成帝的建议下，赵飞燕贿赂皇太后的侄子淳于长，让他到皇太后面前疏通关系，后来终于被封为皇后，做到一个女人最高的权力宝座上。一个男人对待一个女人最大的爱也许就表现在物质和名誉上面，古今同是，李真在《地狱门前》中说，我以前看到别人对待情人的样子，十分反感，心里就想我永远不会那个样子。可是等到自已拥有的那一天，才发现为博得心爱女人的高兴是什么都愿意去做的，包括违法犯罪。

赵飞燕当上皇后后，汉成帝的宠爱似乎从此也就结束了，而转到了赵飞燕的妹子赵合德身上，《汉书》中没有说赵飞燕失宠的原因，倒是野史外传上说的煞有介事，说赵飞燕因为和皇帝没有儿子，而和宫中待卫私通，被皇帝发现，才被冷落中宫。既然私通，为什么终没有孩子，看来此说法未必属实。只不过皇帝老儿喜新厌旧罢了。

这个赵合德除了漂亮，据说皮肤滑如凝脂，性格活泼，这个和赵飞燕不同性格的美人，当然会引起汉成帝的兴趣，于是被册封为昭仪。“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几年后，年仅四十六，一向强健的汉成帝去世，对于汉成帝的死，以皇太后为首的高层，就对赵昭仪进行了调查，其实目的是不言自明的，就是赵昭仪与汉成帝的死有关，最后赵昭仪在这吵吵嚷嚷的闹剧中自杀。究竟是不是赵昭仪害死了汉成帝？当然不是，皇帝是赵昭仪的靠山，她当然不会那么傻。不过对于这对老夫少妻来说，汉成帝服用术士丹药来助性，最后导致死亡，倒不是没有可能。

也许一切的污秽与灾祸就从汉成帝死后开始，现在我们通常听到或看到的历史故事其实是从一篇奏词中衍演而来。据史书上的记载，汉成帝共有三位妻子，被废掉的许皇后先有一子失之，也就是夭折。后一女失之。那个班婕妤也有一子失之，而赵氏姐妹也均无子嗣，这样成帝是后继无人，后来立定陶王刘欣为太子，即位后就是汉哀帝。

汉哀帝执政之初，司隶校尉解光就上了本折子，控告赵昭仪残害宫中怀孕的嫔妃，那可是汉成帝的未来的子女呀。解光在奏折中说，有一次，赵昭仪听说后宫许美人生了儿子，就大声质问成帝说，你不是总说从中宫(赵飞燕处)来，现在许美人为什么有了孩子？边说边用手抓头发，并用头撞击柱子，然后从床上滚下来，哭哭啼啼不肯吃饭。皇帝也不肯吃饭，昭仪这才说，你让我哪来哪去吧，你又何苦不吃饭。皇帝就说，“约以赵氏，故不立许氏，使天下无赵氏者，毋忧也。”于是，皇帝写了昭书命人从许美人处将孩子装到筐子里送来，然后，就将众人打发出去，将孩子害死。

看完这段让人十分震惊，成帝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真可谓残忍至极，比武则天杀女有过之而无不及，历史难道这么惊人的相似。其实仔细想一想，此言又未必可信，首先这是解光一家之言，这解光是个什么样的人，《汉书》上没有记载，是不是背后有人操纵，不得而知。其二汉成帝让人费思量，古人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成帝的儿女先后夭折，他不可能在绝后的情况下，而傻乎乎去迎合他心爱女人的心意，成帝并没有象武则天那样，为争夺地位而冒天下之大不违的背景，所以他不可能如此残忍地伤害自己的亲骨肉。

至于赵昭仪是否杀害过成帝的儿子？从当时民间流传的童谣：“燕燕，尾涏涏，张公子，时相见。木门仓琅根，燕飞来，啄皇孙。皇孙死，燕啄矢。”来看，是很有可能的，再从另一个角度讲，古代是母以子贵，一旦皇帝百年之后，儿子就是最大的靠山了，如果儿子做了皇帝，那么自己就可贵为皇太后，依旧享受荣华富贵，所以要说赵昭仪包括赵飞燕没有在这上面做手脚，是不可能的，既然自己没有儿子，那么别的妃子生了儿子后，必然立为太子，以后对于赵氏姐妹肯定是不利，所以不排除赵氏姐妹残害成帝儿女的可能。宫廷斗争历来是血雨腥风的，男人为了皇帝，不惜骨肉相残，杀兄弑父屡见不鲜。而女人为了皇后，也是不惜一切手段与代价，所有人性的丑恶在这争权夺利的斗争中表现地淋漓尽致，也让人叹为观止。

正是赵昭仪有了这样犯罪嫌疑，所以哀帝才免去了赵赵氏兄弟的官职，这次政治风波中，虽然瓦解了赵氏权力集团，但并没有殃及赵飞燕，这其中只是因为哀帝立为太子时，走过她们姐妹的后门，看来人与人之间是恩怨分明，不差一丝一厘。

哀帝死后，王莽告太皇太后，先免赵飞燕的皇太后为孝成皇后，一个月后，被废为庶人，赵飞燕自杀。至此，这两位贵倾后宫，深受成帝宠爱的姊妹花，在这连绵的政治风雨中终于凋落成泥。“复闻飞燕啄皇孙。皇孙不死燕啄折。”

后人评价美人在历史中承担的角色，基本可以分为两大阵营，一种是红颜祸水论。认为她们用美貌盎惑帝王。“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致使朝政荒废，最后国破家亡。将亡国的责任全部推到了这些女子头上。一种封建妇女论。认为她们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不过是男人手中的玩物，也是那个社会的牺牲品罢了。“十万男儿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其实按辩证法来讲，我们无法将一个事物完全地定性为错还是对，不能象小时候看过的电影一样，简单地分为好人或坏人，人性是复杂的，一个人身上是善恶并存的，只不过常识与修养让他暂时呈现了某种特征而已。而做为一个社会的人，基于当时的文化政治背景，就更加具备双重性或多样性，甚至有的人身上根本就是个矛盾体，这也不足为奇。比如文革时的人性。所以对待一个人，我们既不能捧之于九霄，也不能一棍子打死，要接合当时的意识形态，学会辩证地去看待一个人，只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和评价一个人，对于赵氏姐妹也是如此。

 刺客莫近[转帖]

　　
　　作者：耕斋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世说新语》南朝宋·刘义庆

　　魏武常言:“人欲危己，己辄心动。”因语所亲小人曰:“汝怀刀密来我侧，我必说心动，执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无他，当厚相报！”执者信焉，不以为惧。遂斩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为实，谋逆者挫气矣。

　　曹操鬼点子多，是出了名的。为防行刺，竟然骗说有特异功能，刺客一靠近，自己就会察觉。为使人相信，他还动员了一个亲信来验证。他事先悄悄地对那人说:“你藏着刀偷偷到我身边来，我会说自己心动有察觉，把你抓起来，你千万别说是我叫你这样做的，我会好好报答你的！”那人信以为真，结果曹操杀了这个随从，这个人到死都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杀。而曹操身边的人都信以为实，以为主公真有这样的“先知先觉”，那些图谋反叛的人也都泄了气，从此不敢轻举妄动。

　　曹阿瞒之卑鄙，自不待言。可叹的还是那个亲信，以为只是陪领导玩一个游戏，结果“脑袋掉了，还真不知道是怎么掉的”。 史书记载曹操诡谲之事远不止此。据说这奸雄还告诫部下:“我睡后，你们千万不可靠近，否则我睡梦中也会挥刀砍的。”一次曹操躺着假寐，一亲信拍马屁，拿了被子想给主子盖上，果真被曹操一刀砍杀。

民国第一混世魔女[转帖]

　　　李伟

　　公子还是小姐

　　　　孔令俊孔二小姐，民国时期“四大家族”之一，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二千金，“第一夫人”宋美龄的干女儿。她从小便撒野成性，在学校最喜欢挑起同学打架斗殴,自己则作

　　壁上观。10岁出头，她就学会射击，13岁即会开车。孔二小姐不着女装，留大背头，或西装革履，歪戴礼帽；或商贾打扮，手持折扇,口叼雪茄,令人莫辨雌雄。有人称她为“混世魔女”。

　　在南京，一次孔二小姐驾车兜风，因违反交通规则，被警察教训了几句，她一怒之下竟拔出手枪，将该交警当场击毙。据说后来南京流行一句话：“你不要神气，小心出门叫你碰上孔二小姐。”

　　还有一次更邪乎，孔令俊竟在光天化日之下和云南军阀龙云的三公子因一点口角，在重庆中央公园开枪对射，误伤了不少游人，当即成为重庆市轰动一时的新闻。

　　孔二小姐在外面极为刁钻蛮横，在孔祥熙面前也指手画脚，插手人事安排等事项，搞得孔祥熙毫无办法。最厉害的是，她连蒋介石的东西都敢去动。据说某次何应钦发来一纸紧急公文给蒋介石，被孔二小姐从文件夹中翻阅后随手抛开，害得何应钦反复催询，蒋介石莫名其妙，急令侍从室追查，于是查到孔二小姐头上，蒋介石哭笑不得，然后不了了之。

　　俗话说玩火自焚，孔二小姐玩出的大事，最著名的是“飞机门”事件。1941年底，蒋介石派飞机到香港，亲手圈定将《大公报》避难老报人胡政之接回重庆，飞机着陆重庆机场后，《大公报》主编王芸生没有看到胡政之，只看到孔二小姐的家仆及17只狗。《大公报》属于CC系控制，与孔祥熙不和，于是王芸生草拟社论一篇予以揭露，刹时间举国哗然，学生游行，于右任弹劾，孔祥熙不得不辞职下课。

　　婚姻恶作剧

　　孔二小姐爱枪爱车，就是不爱读书，宋霭龄暗自着急。为了获得一张像样的文凭，1942年，宋霭龄联络到上海圣约翰大学一位美国教授（Votau），获得格外开恩。于是宋霭龄在重庆找了几名留过洋的博士教孔二小姐“读书”，之后顺利拿到了该校的毕业文凭。

　　孔令俊拿到文凭后，宋霭龄又关心起她的婚事来。这时，陈立夫向孔家推荐了一位乘龙快婿——“西北王”胡宗南。胡宗南祖籍浙江孝丰，当过小学教师，后考入黄埔军校。1942年，胡宗南已升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统辖29、37、38几个集团军。在黄埔军校毕业的数千名军官中，第一个被蒋介石授予陆军三星上将，是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中最有实力的少壮派。

　　就在胡宗南暗自得意时，孔祥熙的死对头——军统头子戴笠托人给他捎话，说孔令俊平日性格乖张，行为不轨，娶她当媳妇可说是引狼入室。胡宗南犯嘀咕了，这孔令俊可不比其他女人，不顺眼可以休了。万一是个母老虎，在家作威作福，他胡宗南岂不自找苦吃？

　　胡宗南颇有心计，他电告陈立夫，近日军务繁忙，不便离开，只能烦孔二小姐大驾亲自到西安来一趟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你孔二小姐是骡子是马，只要到西安来一趟，就能露出庐山真面目了。

　　孔令俊到达西安后，被安排到临潼华清池。孔令俊在华清池住了几天，没见着胡宗南，反被通知有记者要来采访。“记者”便是胡宗南所扮。他身着西装，肩挎照相机，还粘了一撮假胡子。胡宗南走进客厅，只见孔令俊身着黑色哔叽西装，扎一条红色领带，一只手拿着一支古巴雪茄，一只手牵着一条黄毛哈巴狗，正冲着窗户吐着烟圈。

　　孔令俊一边逗狗一边似问非问地说：“找我有什么事？”“想……请教几个问题。”胡宗南慌忙递名片。“就你这个德性，还当记者，”孔令俊出言不逊。“也不撒泡尿照照，就想采访我？回去告诉你们社长，叫他直接来找我，否则别怪我不客气！”胡宗南强忍住怒火，继续赔出一副笑脸，表示希望能拍一张孔二小姐的照片。

　　“在上海，我的一张照片值10万块。滚吧！”孔令俊对胡宗南更加不屑一顾。照片没拍成，胡宗南却憋了一肚子气。回到住所，胡宗南把假胡子一扔，照相机一摔，大骂了一通。

　　孔令俊给胡宗南的印象太坏了，举止粗俗，毫无教养，不男不女，目无一切，还端着个臭架子。这样的婆娘娶进来，还不得像姑奶奶供着。胡宗南吓出了一身冷汗，他立刻给陈立夫打电话，说日军在秦岭准备发动进攻，他必须立即到前线督战，军情紧急，个人的事只好暂时放一放，请他原谅。

　　孔令俊岂是好糊弄的主？她直接把电话打到胡宗南的司令部，对胡的参谋说，她必须见到胡宗南，否则她就不走了。胡宗南这才发现事情没有他想的那么简单。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答应过两天亲自向孔令俊道歉。

　　两天后，胡宗南带着两个贴身卫士来到华清池。这次他一身戎装，腰扎武装带，手戴白手套，肩挎左轮手枪。孔令俊也学乖了，身着套裙，脚穿高跟鞋，头上和脖子上洒满了香水。

　　到达游玩地后，胡宗南依计而行，与孔二小姐步行观光，大约走了两小时小路，孔二小姐脚上打起了水泡，累得上气不接下气。胡宗南佯装不知，依然赞美风景，丝毫没有怜香惜玉的表示。游玩结束后，孔二小姐一回到家，便大骂胡宗南混蛋，并发誓说:“就是他胡宗南当了皇帝，我孔某人对他也毫无兴趣。”

　　从此，孔令俊再没有和任何男人正式谈过恋爱，更不要说结婚。此后的孔二小姐，行事更加怪异，模仿男人“三妻四妾”。在重庆时，她公然跟一名军官夫人同居。在她的嘉陵公司里，大家都称呼孔二小姐为总经理，称呼这名军官夫人为“太太”。

　　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

　　孔令俊不男不女，阴阳怪气，很多人都讨厌且回避她，连她的亲生母亲宋霭龄都嫌她三分。但是，她却得到了宋美龄的钟爱。宋美龄常常夸赞:“令俊天生豪放，女生男相，很像我。”据说孔令俊有次跟宋美龄出行，原定乘坐第二辆车，孔二小姐强烈建议她改乘第五辆，结果第二辆车被敌机扫射得百孔千疮。当孔令俊和胡宗南的“恋爱”失败以后，宋美龄就把孔令俊认作干女儿。

　　如果以为孔二小姐只知道撒野胡闹，那就大错特错了。此人天生会做无本生意大把捞钱，善于利用自己的独特身份大发国难财。至于孔二小姐捞了多少钱，大概只有天知道。

　　蒋家王朝土崩瓦解后，孔令俊没有随家人定居美国，而是去了台湾，跟随在干妈宋美龄身边。由于孔家人对她的行踪闭口不谈，孔令俊从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一晃就是二十多年。直到1975年，她搀着宋美龄出现在蒋介石的葬礼上，人们才发现她原来隐居在台湾。

　　好事的新闻记者开始打探她的个人生活，然而，他们得到的结果却使他们觉得索然无味。原来，这名在抗战时期红极一时的孔二小姐，这么多年里仍孤身一人，没弄出任何可以让新闻界热炒的“桃色新闻”。她默默地做着宋美龄的干女儿，贴身管家，而且变得循规蹈矩，这实在叫人难以置信。

　　　（摘自《孔二小姐外传》,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