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他们，在文学史的视野下[转帖]

　　胡愈之印象记 —— 一个后辈的怀念   陈子善

　　　记得那是1977年初夏，我在北京政协礼堂休息室首次见到胡愈老，我是因注释《鲁迅全集》书信的需要，特地去向他老人家请教的。他的大名我当然早已知道，

　　因此有点忐忑不安。可是见面之后，我就发现自己的顾虑是多余的，胡愈老是一位和蔼可亲的忠厚长者，没有一点架子。他耐心地倾听我就鲁迅与生活书店的关系所提的几个问题，由于耳朵重听，还不时要求我重复一遍，然后一一做了仔细的解答，大概看到我笔记不快(那时还没有录音机)，他故意说得很慢，说几句就停顿一下。为了使我能掌握更多的有关史料，他还建议我去拜访生活书店的另一位老前辈徐伯昕先生。一个多小时的谈话就这样在无拘无束的气氛中结束了，临别时，他老人家又叮嘱我，注释《鲁迅全集》意义重大，如有问题，可再去找他。这次谈话给我的印象是如此深刻，以至30年后的今天追忆，胡愈老的音容笑貌仍然宛在眼前。

　　三年以后，我与王自立先生合作编注《郁达夫忆鲁迅》一书。自然地想到应请胡愈老题签。正好我那时有北京之行，就再次去拜访他老人家，不巧那天胡愈老外出，我只能在门口值班室留下一张字条失望而归。没想到两天之后，我就收到了他老人家的复信和他亲笔书写的“郁达夫忆鲁迅”横竖条各一幅，信中谦虚地说，你们编这本书，很有必要，但我毛笔字写不好，很少为别人题字，勉强写了两条，能不能用，由你决定。这信，这字幅，怎不使我欣喜万分，后来选用了胡愈老竖写的那幅题签，书在花城出版社出版后，引起海内外文艺界人士的注意，算是没有辜负他老人家的一片盛意。

　　后来几年，考虑到胡愈老年事已高，又忙于国事，我尽可能不再去打扰他老人家，不过有时在研究中碰到无法解决的疑难，仍忍不住去信，他总是有求必应，及时作复。现检出两封，照录如下：

　　陈子善同志：

　　　　二月三日来信收到。

　　　　秋白同志牺牲后，鲁迅先生很可能邀集一些党内和党外同志开会商谈过出《海上述林》等事。但是我是否参加那一次的会，全不记得了。捐款可能是有的，但我也记不得了。如果是在郑振铎家开会，是有可能的。我生平唯一一次和秋白同志见面，也是在郑振铎家，当时是商量文学研究会事，但那是1923年前后的事了。我只记得《海上述林》出版后，鲁迅先生曾送我一册，这本书(上下册)现在我还保存着，在抗战时，我所有的书籍文件都丢失了，唯有《海上述林》是由我的现已过世的兄弟仲持代我收起来，所以至今保存着。特复，祝

　　　　春节愉快!

　　　　胡愈之　二月七日

　　子善同志：

　　　　兹九转来信收到。

　　　　承询洪、黄、胡、韩情况，我都不清楚。只有韩槐准我是相识的。他是研究一种药用植物，即红牡丹起家的。在新加坡搜集中国古瓷器，献我国博物馆。约在六十年代回北京定居，任故宫博物院顾问，不久即去世。其余的我就不知道了。

　　匆复，祝

　　　　健康!

　　　　胡愈之　二十一日

　　第一封信写于1980年，当时我正在查考鲁迅与瞿秋白的交往，向胡愈老请教鲁迅编印秋白遗著《海上述林》的经过；第二封信则写于1982年，当时我正在研究郁达夫旅居星洲的活动，向胡愈老了解其星洲友人黄孟圭、胡浪漫、韩槐准诸位的情况。这两封信不仅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今天重读，更使我深深感到胡愈老的诚恳和热情。

　　为了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我和自立先生又合作编订一本《回忆郁达夫》。征稿期间，我无意中在达夫先生的侄女、画家郁风先生处发现胡愈老于1947年郁达夫被害两周年时在他自己主编的新加坡《南侨日报》上发表的《关于纪念郁达夫》一文，不禁大为惊喜。文章虽仅短短千余字，却颇为重要，文中强调：“达夫可算得近代中国少有的一个天才诗人，他的作品应当在中国文艺史上，永远保留一个地位。”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国内一直无人知晓。为慎重计，我立即复印一份寄请胡愈老过目审定。他老人家十分高兴，亲笔在影印件上加了两个说明寄还我，同意收入重新发表。对文中提到的当时星洲的“文化比椰粕和香蕉皮更不值钱”这句话，胡愈老唯恐现在的读者看不懂，还特地加了一句注释：“日占领新加坡时缺粮食，一般食用椰子的糟粕和香蕉皮，在市上出售。”他的认真和细心，由此可见一斑。这一切，无疑是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和宝贵支持。而今，几经周折，拙编终于问世，胡愈老却不及亲见了。

　　众所周知，郁达夫在南洋失踪之后，海内外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说惨遭日寇暗害的，有说为印尼游击队所杀的，更有别有用心者说他死于共产党友人之手，还有说他已遁入空门的，等等。胡愈老的长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以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首次揭开了郁达夫失踪之谜，在郁达夫研究史上占着重要的地位。但是限于当时的客观条件，这篇文章也存在不足之处。文中说郁达夫1945年8月29日晚失踪，9月17日被害。根据当时日寇已宣布投降的形势．似乎不大可能把郁达夫关押半个多月再下毒手，因此，我对郁达夫死于1945年9月17日说产生了怀疑。1983年下半年，日本研究郁达夫的学者铃木正夫先生到复旦大学访问，我有机会与铃木就这个问题多次交换意见。铃木透露他已找到当年下令杀害郁达夫的日本宪兵队头目，并掌握了关键性的证据，只是这个头目不敢承认。这个消息非同小可，我马上写信向胡愈老和郁达夫的另一位好友楼适夷先生汇报。

　　翌年夏天，楼先生到上海，打电话约我见面，说是胡愈老要他传话给我。我赶到楼先生住处，看了胡愈老的信，始知他老人家非常关心此事，他把我的信转给楼先生，并要楼先生转告我，他坚信郁达夫为日本宪兵所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进一步探讨郁达夫被害的详细经过，他要我与已经回国的铃木保持联系，敦促铃木利用他的有利条件，把郁达夫被害真相搞个水落石出。显而易见，胡愈老并不因为日本学者和我对他文中所说有不同看法而感到不快，而是尊重事实，欢迎争鸣，以实际行动提倡学术自由，这种宽容、豁达的态度尤其使我感动。

　　于是，我遵照胡愈老的嘱托，在与铃木通信时多次提到此事，希望他能进一步调查。铃木经过努力，终于说服那个宪兵队头目私下承认是他下令在1945年8月29日晚或30日凌晨秘密绑架杀害了郁达夫，虽然仍存在不少疑点。铃木的调查报告在1985年9月富阳纪念郁达夫殉难4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宣读后引起海内外关注，会后我把协助铃木整理的调查报告中的文稿寄给胡愈老。万万没想到不到5个月，胡愈老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历历前尘吾倦说——琐忆俞平伯先生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先生走完了他91年漫长而又历尽坎坷的人生旅程。之后的两个多月，几次想写文章纪念他老人家，却不知怎样下笔。论交往，与俞先生仅一面之缘，论治学，更无法窥其堂奥，难以评说，写什么好呢?思来想去，还是从那次有点尴尬的见面说起。

　　1988年冬，我到北京与上海书店出版部负责人刘华庭兄一起去钓鱼台南沙沟公寓专程拜访俞先生。俞先生年高体弱，深居简出，已很少与外界接触。我此次冒昧求见负有一项重大而自知也是艰巨的使命，即请俞先生撰文回忆知堂老人。

　　俞先生与知堂老人有极其深厚的师生之谊，居知堂“四大弟子”之首(另三位是废名、江绍原和沈启无)。俞先生自己也有诗为证：“曲巷经过熟，微言引兴狂。流尘缁客袂，几日未登堂。”当年俞先生是知堂八道湾寓所的座上常客，“几日未登堂”可见关系之密切。因此，在我看来，俞先生虽已很少动笔，但撰文回忆知堂，于情于理似乎都不容推辞，何况还有华庭兄同行。华庭兄主持上海书店出版部多年，影印“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百种，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工作。他先后重印出版了俞先生的《燕知草》及乃曾祖俞曲园、乃父俞陛云的著作，俞先生十分高兴。所以我对此次拜访还是抱有信心。

　　华庭兄告诉我，平时有一位保姆照顾俞先生起居，有客来，必由她先通报。不料那天下午保姆上街购物，以致我俩在俞先生门口站了足足两个小时，才得以进入那间陈设简单、悬着曾国藩手书“春在堂”横匾的客厅。俞先生尚未起身，等到他颤巍巍扶着椅背桌角走出来与我们握手相见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俞先生的确衰老了，要不要再提约稿的事?我曾有一阵犹豫。但既来之，不提不甘心，寒暄过后，我马上切入正题，恳请他老人家拨冗为拙编《回忆知堂》撰文。没想到俞先生沉吟片刻，只说了3个字：“我不写。”我不禁着了慌，连忙搬出一大堆理由，企图说服俞先生，甚至退而求其次，俞先生不必亲自动笔，只需口述，由家人记录整理，哪怕谈一二件琐事也可以，总之雪泥鸿爪。留点史料给后人就好。华庭兄也帮我说了不少话。但俞先生丝毫不为所动，态度很坚决：“我已停笔，不写了，此事不要再提了，请你们谅解。”当时的尴尬情景可想而知。幸亏华庭兄灵活，岔开话题，气氛才逐渐活跃起来，大家谈上海古籍出版社刚出版的《俞平伯论〈红楼梦〉》，谈上海书店将影印俞先生的最后一部散文集《燕郊集》，俞先生的兴致越来越高。我们告辞时，他老人家还正襟危坐，愉快地与我俩每人合影留念。

　　这次拜访虽未达到目的，但见到心仪已久的俞先生，毕竟令人难忘。只是俞先生为什么坚持不肯撰文回忆知堂，是真的停笔，还是仍然心有余悸，或另有难言的隐衷?我觉得还是个费解的谜。后来读到俞先生80岁后得句“历历前尘吾倦说，方知四纪阻华年”，不禁有所领悟。俞先生才华超群，却半生风雨，华年受阻，往事不堪回首，到晚年不但不写自传，也不写任何回忆录，对所有的请求一概回绝，正如他的外孙韦柰先生在《俞平伯的晚年生活》中所说的：“他，倦了，不想说，也懒得说了。”这可以看作痛定思痛，愤极无言，又何尝不可看作对人生沉浮已经豁达超脱?其实，俞先生对知堂老人一直遵“有事，弟子服其劳”的古训。上世纪40年代末，俞先生先是致函胡适之，后又与沈兼士、邓以蛰等名教授联名呈文国民党政府，要求对知堂从轻发落，“俾就炳烛之余光，完其未竟之著译”，被士林誉为古道可风。到了“文革”浩劫，俞先生在惨遭“红卫兵”抄家批斗、受尽折磨、自顾不暇之际，仍偷偷向学生吴小如打听知堂老人的消息，其笃于风谊由此更显得可贵。因此，尽管俞先生未能留下关于知堂老人的片言只语，他已用往昔的实际行动做了说明，我们后辈就不必苛求了。

　　你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抽烟的吗？——纪念郁风老师

　　认识郁风老师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事了。那时我醉心研读郁达夫，郁风老师是郁达夫的侄女，自然非拜访请益不可。

　　郁风老师是谦虚的。1984年秋她的第一部散文集《我的故乡》问世，郁风老师就马上题赠给我，除了写上我绝不敢当的“陈子善同志存正”，还特别写下一段话：“1948年8月因远在新疆，未及看清样，误植之处不少，印刷纸张低劣失真，只能遗憾!”在送我的这册《我的故乡》上，她仔细地用红笔一一校正错字和漏排，增写插图说明，补注各文出处，如此一丝不苟，我现在重新翻读。遥想当年情景，仍然深受感动。

　　郁风老师又是善解人意的。苗子先生是大书法家，我很想得到他的墨宝，却又踌躇着不好意思贸然开口。她老人家猜出了我的心思。有次我拜访她时，正巧苗子先生在铺纸濡墨，准备挥毫，她见我欲言又止，就悄悄问我：你是不是想要苗子的字?我来跟他说，你想要他写什么内容?这真让我喜出望外，厚颜要身为郁达夫女婿的苗子先生书写一首达夫的诗。不久苗子先生一幅俊美飘逸的达夫七绝《自万松岭至凤山门怀古有作》就翩然飞到我的案头，至今仍然悬挂在我书房，视为拱璧。

　　最后一次见到郁风老师是在2005年10月浙江嘉兴第八届巴金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研讨会召开前一周，巴老溘然长逝，但研讨会仍如期举行。我是第一次听到她在大庭广众发言，条理之清晰、感情之深沉，绝非应景的陈词滥调可比。尤其是她强调巴老虽未留下遗嘱，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就是巴老最大的遗嘱，不能不使我肃然起敬。

　　我与这两位可爱可亲的老人已暌隔多年，因此接连两天早餐时我都与他们在一起。他们像两个老顽童，机智幽默，谈笑风生，文坛艺苑的秘闻轶事信手拈来。郁风老师有点责怪我：我们很久不见了，你怎么不来北京?苗子先生特意写下电话号码，嘱我到北京一定去他们家里聊天。

　　研讨会闭幕晚宴上，我又与郁风老师和苗子先生同桌。酒过三巡，我点燃了一支通常是女士抽的“摩尔”。邻座大惊小怪起来，又因为全桌仅郁风老师一位女性，竟怂恿我向她敬烟。这“吸烟是有害健康”的，弄得我有点尴尬。郁风老师笑着说，我已多年不抽烟了，但你敬我，可以破一次例。当她把烟递向嘴边时，又突然停住，向我发问：你知道鲁迅先生是怎样抽烟的吗?我一下子被问住了，不知如何回答。郁风老师就把烟拿在大拇指和食指中间向全桌人示范，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鲁迅抽烟不是把烟夹在食指和中指之间，他的姿势与众不同，只有烟瘾很重很重的人才会这样抽烟。于是郁风老师娓娓而谈，回忆起1934、1935年间，郁达夫来上海时经常带她去内山书店，经常在内山书店见到鲁迅；还回忆了鲁迅应郁达夫之请，多次赠送他自印的版画集给正在学习美术的郁风，包括1936年出版的8开珂罗版宣纸精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郁风老师还清楚地记得版权页上有鲁迅亲自用毛笔所书编号“37”。我边听边想，这是多么重要而有趣的文坛掌故啊，一支小小的摩尔烟，竟让郁风老师打开了记忆的闸门，太值得了。

　　　（摘自《这些人，这些书：在文学史视野下》，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

王明的最后二十四年 [转帖]

　　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3年12月9日，王明赴莫斯科治病养病3年多。病情好转后，他与妻子孟庆树，两个孩子明明、亮亮及保姆陈启珍回到北京，住进孟公府2号家中。王明回国后，参加了政务院法制委员会的一些工作，但自1954年4月8日疾病复发住进北京医院后，没有再重新工作。1954年政务院更名为国务院，法制委员会被撤销，改为 法制局。由此，王明在政府中再没有担任任何职务。

1956年后赴苏不归

　　1955年初，王明又因胆囊炎急性发作等病，再次住进北京医院。医生建议他做切除手术，但王明和孟庆树不愿做手术，致使病根难除，时好时坏，没有彻底治愈。

　　王明这次是肝炎、胆囊炎和心脏病连续发作，治疗一段时间后也未见根本好转。于是，王明向党中央再次提出赴苏治病的要求。经党中央同意后，他们办理了出国手续，决定乘飞机去莫斯科。因王明病重，只好用担架把他送到机场。孟庆树、两个孩子和陈启珍仍然与王明同行。另外，还有北京医院保健护士朱琛燕、警卫员李景才同往。王明一行于1956年1月30日从北京出发，2月1日到达莫斯科。

　　王明去苏联后，秘书田书元还按照有关规定，定期给他寄钱、物、药、报刊等，并经常派人去看望。

　　1956年“八大”上，毛泽东仍提名王明为中央委员候选人。选举结果，王明在97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最少，排列最后一名。

　　王明是作为中共中央委员去苏联治病的，而且长期在苏联学习工作，所以与苏联有关方面很熟。苏联政府对王明给予了精心治疗和周到照顾。由于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苏联方面的精心治疗，王明的病情很快好转，身体逐渐康复。1957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期间，曾派人去看望王明。王明表示，他已不愿再回国了。

“文化大革命”中挨批

　　王明是早已定性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物，“文革”期间又在苏联竭力反对“文化大革命”，必然会受到批判。特别是在批孔评儒和所谓十次路线斗争教育中，出现了一些批判王明的文章，几十万字的《王明反革命言论集》编印成册。

　　王明后来在莫斯科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了一些亲属在“文革”中遭受株连的情况。他在《中国共产党五十年》中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就出现了大标语：‘打倒苏修代理人、反革命黑帮、大叛徒王明！’从此以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还有《红旗》杂志，经常选择王明作为头号攻击和诬蔑对象。……此外，红卫兵按照毛泽东的命令，对埋葬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王明父亲陈聘之进行鞭尸，还抄了王明的家，把他八十多岁、年迈的继母黄莲舫打得半死，扔在大街上；把王明几十份手稿和藏书不是烧了，就是扔了。”

　　其实，王明的手稿和藏书并不是被烧了或扔了，而是被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收缴了。

　　党和政府虽然在政治上对王明要求严格，但在生活上却是细心照顾。王明去苏联养病，照常每月领全部工资。要药品、要物、要人，政府都给予满足。“文化大革命”中，一直负责给他寄钱物的田书元被撤职，甚至有人批判他“里通外国”。这样，从1966年下半年起，国内再没有给王明夫妇寄工资和物品。

1974年客死莫斯科

　　1974年3月23日，王明在莫斯科郊区的寓所里写完了《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只过了4天，王明就一病不起，该书竟成了他的遗著。

　　王明在“文化大革命”发生以后，除了用诗歌攻击中共和毛泽东外，从1969年开始，已经进入晚年的王明又掀起了一次创作“高峰”，他连续发表了一系列攻击中国共产党和反对毛泽东、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文章。

　　1969年3月，王明写出《毛泽东进行的不是“文化革命”而是反革命政变》一文。同年3月19日，他在加拿大共产党党报《加拿大论坛报》上发表了《论中国事件》。同月31日，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又将这篇近4万字的长文作为小册子出版。

　　1970年4月，他为纪念列宁诞辰100周年而出版了《列宁、列宁主义和中国》一书。

　　1974年3月，王明把《中国共产党五十年》、《“整风运动”是“文化革命”的演习》、《“文化革命”和毛同帝国主义合作的方针》、《孤僧的命运和毛泽东的十大》四篇文章，汇集成书，取名为《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1975年，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用俄文出版了王明的《中国共产党五十年和毛泽东的叛逆行为》一书。1979年至1980年，《蒙古消息报》中文版全文连载此书。

　　1974年3月27日，王明病死于苏联莫斯科，终年70岁。

　　（《王明传》　戴茂林　曹仲彬著　中**史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

世界10大受诅咒家族[转帖]

　　从概念上说，诅咒是一种迷信，并没有科学根据。但人们还是宁愿信其有，不愿信其无。于是，诅咒不太像是交了坏运，倒像是做了坏事受的惩罚。传说财富、丑闻、不当收入、遗传、傲慢甚至预言都会成为一个家族遭诅咒的原因。当现实生活中一个家族数代都遭遇不幸时，人们很容易联想到是否又是被诅咒的家族现身了。美国男性门户网站AskMen评出了世界十大遭诅咒的家族。

　　第十位　李氏家族

　　一天晚上，功夫片巨星李小龙感到头痛就吃了几片药，没想到对该药物的过敏反应使其大脑膨胀，很快便死于脑浮肿。当时年仅32岁的他正在迈向超级巨星的行列，其日后产生了深远影响的经典功夫片《龙争虎斗》即将在一个月后公映。

　　二十年后，他的独子李国豪的遭遇甚至比其父更加神秘更加悲惨。当时他正在拍摄影片《乌鸦》的一个场景，他扮演的角色要被枪击毙，前一天道具组不小心将一颗真子弹装上了枪膛，第二天另一个道具组以为这是空枪，当演员扣响扳机时，28岁的李国豪当场死亡。与其父一样，他也即将大红大紫。

　　后代情况：即将走上成名之路是李氏家族成员最危险也是最该提高警惕的时刻，或许这可以解释李国豪星运不济的姐姐李香凝，由于她只出演了一部影片，表现平平，毫无前途可言，反而并无性命之虞。

　　第九位　鲍吉亚家族

　　罗德里戈.鲍吉亚是由叔叔、教皇卡利特斯三世引上神职之路的，后者任命他为红衣主教兼教堂副主管；后来罗德里戈一直登上了教皇宝座，成为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然后他又任命自己的私生长子吉奥瓦尼为公爵兼红衣主教，其私生次子恺撒为大教主；传说其女儿卢克西娅第一个孩子的父亲不是罗德里戈就是恺撒。在当时罗马世俗政权沦入腐败贫困之时，梵蒂冈罗马教廷就成为了暂时的权力中枢。

　　后来，吉奥瓦尼死于暗杀，很可能就是被恺撒杀死的。当其父去世之后，恺撒就被新教皇流放并关押，很快也死于非命。

　　后代情况：为了对被谋杀的吉奥瓦尼有所补偿，他的儿子胡安.鲍吉亚于1671年被封为“圣徒”———圣弗朗西斯.鲍吉亚。

　　第八位　白兰度家族

　　马龙.白兰度的母亲就患有酒精依赖症；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娜.卡什菲在生下儿子克里斯坦后也深受毒品和酒精问题的困扰；同样吸毒的克里斯坦枪杀了其同父异母的妹妹夏安的男友，并以故意杀人罪被判入狱十年，实际服刑六年。

　　为了避免夏安在克里斯坦案上出庭作证，白兰度把她送到了塔希提岛，那里美国当局无法送达传票。就在克里斯坦出狱前一年，夏安在那里自杀了。

　　后代情况：马龙.白兰度租下了塔希提岛旁边的一个叫特提亚罗的小岛，租期直到2064年，夏安的兄弟特胡图目前独居此岛。除此以外，白兰度还有许多儿女，多数都问题缠身。

　　第七位　哈布斯堡皇室家族

　　居住在著名的哈布斯堡的奥地利皇帝弗兰兹.约瑟夫一世统治了这个国家长达68年，这在欧洲君王的统治史上排名第三。其祖父弗朗西斯二世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最后一位皇帝。弗兰兹坚持要娶表妹、巴伐利亚的伊莉莎白为妻，她的家庭有很长的精神病遗传史。伊莉莎白在60岁时被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刺杀而死。

　　他们的儿子、皇位继承人鲁道夫王子与一位17岁的男爵夫人纠缠不清，后来将其谋杀后再自杀，这一事件震惊了世界。后来，皇帝的侄子弗兰兹.费迪南德就成为了皇位继承人。1914年，弗兰兹.费迪南与妻子索菲在萨拉热窝被暗杀，这一事件被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导火索。

　　后代情况：此次暗杀终结了哈布斯堡皇室在欧洲长达八个世纪的统治。

　　第六位　图坦卡蒙王朝

　　图坦国王是法老王阿克汉那登的儿子，其血脉来源久远，而且近亲繁殖，因此图坦生来就患有腭裂、咬合缺陷、门牙过大甚至可能还有马尔凡综合征（就他个体病例来看，似乎应是头骨过长）。

　　图坦国王与安克哈塞纳门生有两女，都是早产儿———一个患有脊裂，一个生下来就是死胎。图坦国王自己在19岁时去世了，死因可能是棒伤、中毒和坏疽病，身后未给埃及留下继承人。他的妻子后来嫁给了一个叫阿伊的宫廷内人，一些人认为正是他谋杀了图坦。

　　后代情况：本无爵位的阿伊就成为了十八世纪埃及王朝的倒数第二位法老王，他选择了军中人士为自己的继承人，从而终结了图坦王朝的统治。

　　第五位　尼赫鲁—甘地家族

　　随着印度于1947年获得独立，迎来了一个新的政治王朝———尼赫鲁成为印度首任总理，并且鼓励女儿英迪拉从政。

　　英迪拉在1966年至1977年出任印度总理，并且于1980年再度当选。她曾一度着力培养其小儿子塞恩杰继承自己的事业，然而就在她再次当选不久，塞恩杰就死于一起坠机事故。四年之后，英迪拉出兵入侵锡克教圣地金寺，此举被各地的锡克教徒视为亵渎圣灵———就连她的锡克教保镖也这么想。就在五个月后，两名保镖对其连开31枪，将她枪杀。

　　她的总理一职被其长子拉吉夫继承。1991年在一次公众集会上，一名年轻女子跪行到拉吉夫身边并引爆了绑在腰间的自杀炸弹，拉吉夫、这名女子和其他16人当场被炸身亡。

　　后代情况：拉吉夫的遗孀索菲娅目前是印度国大党的领导人，也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女人之一，但同时麻烦也是如影随形：她的儿子拉胡尔作为国会议员在全国都声名狼藉；同时她与塞恩杰的儿子不管是家庭事务还是政治观点上都互为对立。

　　第四位　罗曼诺夫家族

　　在祖父被暗杀十三年之后，年轻的尼古拉斯二世成为俄国沙皇。他的妻子亚历山德拉遗传了祖母维多利亚女王的基因变异，而前者又将此遗传给了儿子、等待继位的王子阿列克谢，导致后者身患血友病，所有的俄国人都认为他不能胜任统治国家之责。

　　急于治愈儿子的亚历山德拉情急之下求助于广受争议的神秘主义者拉斯普丁，这进一步损害了家族声望。

　　拉斯普丁预言，罗曼诺夫王朝将在他自己死后一年走到尽头。贵族因此当然干掉了他。两个月后，二月革命终结了罗曼诺夫王朝长达三百多年在俄国的统治。

　　后代情况：1918年之后，关于该家族剩余成员的信息就很少被外人所知了。

　　第三位　海明威家族

　　只需看一眼其家族的简历就能找到其受诅咒的根源：严重的抑郁症。

　　就在29岁的海明威刚刚开始其文学生涯时，他的父亲就自杀身亡。之后的日子里，海明威先后赢得了诺贝尔奖和普利策奖，拥有了大量财富，但所有这些都无法阻止他在62岁那年吞枪自尽。

　　五年之后，他的妹妹厄休拉，由于身患癌症和抑郁症，服药自杀；在此十六年之后，唯一的兄弟莱斯特在得知自己因患糖尿病需要截肢后又举枪自尽；再过十年之后，35岁的孙女玛尔戈也因抑郁症服药过量而死。

　　后代情况：欧内斯特的血脉最终还是流传了下来，孙女玛丽尔也十分出名，并育有两女德里.路易斯和兰利.克里斯曼。

　　第二位　凡.埃里克家族

　　弗里兹.凡.埃里克是位成功的摔跤选手，妻子共为他生育了六个儿子，然而不幸的是这些孩子可以说是每况愈下：

　　长子：七岁时因电击而被溺死。第三子：大卫———“得克萨斯黄玫瑰”，成功参加了全美摔跤联合会摔跤比赛，最终颇受争议地未能战胜里克.福莱尔。1984年，全美摔跤联合会依其申述裁定，里克.福莱尔应将冠军头衔让给大卫，但冠军尚未到手，大卫就因吸毒过量而死。

　　第四子：凯利———“得克萨斯龙卷风”，是其兄弟之中最出名也是最成功的一位，曾短暂赢得全美摔跤联合会桂冠，甚至挑战过世界摔跤联合会冠军。由于长期吸毒过量，凯利于1993年死于一次摩托车事故。第五子：迈克尔，继承了其兄大卫的事业，但在肩部手术后患上了中毒休克综合征，并于1987年因过量服用镇定药物而死。第六子：克里斯是个不成功的摔跤手，身患抑郁症的他于1991年自杀身亡。

　　后代情况：次子凯文是弗里兹唯一在世的儿子，曾为誉为“金色勇士”的他经历了辉煌的摔跤手生涯。凯文育有四子，并已有了孙辈。

　　第一位　肯尼迪家族

　　作为曾经的全美第一家族，肯尼迪家族在很多方面都有被诅咒的血脉之嫌：厄运的重复、不当财产等等都似乎向他们发出了不详的预警。有意思的是，参议员泰德.肯尼迪曾对别人说起自己的家族可能是被诅咒的。为肯尼迪家族著书立说的作家爱德华.克雷恩认为，诅咒一说是“肯尼迪家族追求无所不能最终全面崩溃的结果”　———他们需要这个说法来避开自己无力达到的目标———这就是现实生活的冷酷无情。

　　从约翰.F.肯尼迪被暗杀开始，接踵而至的厄运似乎都在验证着这个无情的诅咒：包括脑部手术失败、流产、中风、癌症、坠机事故、谋杀、滑雪事故、服药过量、自杀等等，各种各样可以避免的悲剧使一个个肯尼迪家族的成员走向了死亡，有些出于意外，有些死于谋杀、有些仅仅是由于疏忽、傲慢或举止不当。

　　后代情况：就在最近的2006年，国会议员帕特里克.肯尼迪因大量服用镇静药而撞车；其父泰德.肯尼迪也曾遭遇过坠机、险被淹死、座机被闪电击中。（来源：环球网）

中南海首席美女孙维世之悲剧传奇[转帖]
 

孙维世，女,生于1921年，原名孙光英，曾用名李琳，有“红色公主”之称。四川南溪人。孙维世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早年战友，1927年在大革命中牺牲，当时孙维世才五岁多。 抗日战争爆发那年，孙维世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申请要去延安，可谁也不认识她，只有16岁的孙维世一个人站在门口哭得很伤心。后来周总理回来了，他不但认了孙维世为干女儿，后来还一直把她带到延安。

nbsp; 在抗日军政大学、马列主义学院学习。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赴苏联学习，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 建国后随毛泽东赴苏联访问，任翻译组长。在专列上上毛泽东老要孙维世到他的包厢里去介绍苏联情况。引起江青怀疑。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把孙维世的丈夫金山投进了监狱。借搜查金山“罪证”之名，对孙维世进行抄家，抄走孙维世大量信件照片。 江青截获了孙维世给周恩来或者是给毛泽东的一封信。江青拿了这封信去找周恩来，愤怒指责周恩来纵容自己的干女儿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当时江青为此打了周恩来的耳光。 周恩来一言不发，默默在孙维世的逮捕证上违心地签下自己的姓名。中央专案组在逮捕要犯或逮捕比较特别的犯人，都要周恩来签字。这时期周恩来签字逮捕的还有他的亲弟弟周恩寿、王光美的哥哥王光琦。

于是，孙维世被江青加上了“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戴上手铐，投入狱中，孙维世被剥的一丝不挂，打得遍体鳞伤。1968年10月14号，孙维世被活活打死，死后身上什么都没穿，只有一付手铐依旧锁着双手！家人在她死后发现她头上被钉进了一个大长钉子。死时仅47岁。

在西柏坡周恩来见到孙维世，非常高兴，连毛泽东也说：这孩子大了。当领袖们去开会了的时候，邓颖超就对孙维世说：你也不小了，该考虑嫁人了。孙维世说：我不着急，等全国胜利以后再说吧。

　　江青见孙维世就问：过得怎么样？还对她说：回来你就知道了，这里坏人很多，对我们母女都坏极了。你是周恩来的女儿，我是毛主席的夫人，咱们要团结起来好好收拾他们。

　　孙维世觉得她心理一直有问题，就有意回避她，连主席那儿也不大去了。江青很气，说："孙维世人小架子大。"

　　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和周恩来要去莫斯科和斯大林会面，这是毛泽东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国，江青要求一起去，毛泽东不许。而孙维世被任命为翻译组组长，还兼管中央的机要工作。火车一开，江青留在月台上，孙维世向她挥手告别，江青心里是什么滋味，没人体会得出来。

　　毛泽东不爱坐飞机，从北京到莫斯科要走一个星期。据孙维世的近亲说，在路上毛泽东老要孙维世到他的包厢里去介绍苏联情况。这个传闻是不可能验证的，但当时还是传得沸沸扬扬。

　　在北京，江青约过几次孙维世，孙维世都借口工作太忙，没理这个茬儿。于是旧恨又加了新仇，而她却浑然不觉。

　　中国是古国，古话全在理。孙维世留学没学过这些：什么"人怕出名猪怕壮"啦，什么"宁可得罪十个君子，不可得罪一个小人"啦，等等。

　　孙维世当时的大红大紫，无形中就在不断结仇。**第一代领导人（包括烈士在内）的子弟们，哪有一个比得上孙维世的才华、孙维世的风貌、孙维世的艺术成就：她翻译了外国名剧《一仆二主》、《女店主》，导演了《保尔克察金》、《文成公主》、《马兰花》等；又和其他艺术家共同创建了实验话剧院……。

　　其它众多阿哥、格格无人能出其右。孙维世以后最有才华的应是叶剑英的女儿凌子，但似乎只有一部不错的作品《原野》；再有就是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写的回忆录，还是不错的；至于邓榕的大作《我的父亲邓小平》，只能说是一本好女儿写的书；陶铸的女儿陶斯亮也写过感人的回忆文章；也有不少人写了《我的爸爸……》，但都谈不上"才华横溢"四个字。唯有轰动一时的叶剑英义女戴晴，曾经在中国诧叱风云，但属于新闻界的名记者，还不是正宗的艺术家。

　　孙维世的横空出世，真是天时、地利、人和。可谓一代才女。许多党的领导人对她都称赞不已。连罗瑞卿大将都说：这是我党培养的第一位戏剧专家，红色专家！

　　光芒四射的星星在上下一片喝彩中自然得意非凡，得意必忘形。虽然她经常出入中南海，主要还是去西花厅，碍于大醋坛子江青的阴阳怪气，她就不怎么去见毛泽东，当时这样微妙的情感关系明明布满了定时炸弹，孙维世继续天真地误解，以为所有的伟人都喜欢她，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

　　那时她真可以说：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做谁做？　　江青后来刺她一句：说到底你还是个草包。意思是说，这么多名相大将都围着你的石榴裙转，你怎么糊涂成这样，下嫁一个戏子？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及其历史真相 [转帖]

　　就在北方“三?一八”案发那天，黄埔军校驻广州办事处通知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称转达蒋介石校长的命令，让其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到黄埔听候调遣，当李之龙派中山舰到达黄埔时，蒋介石却否认有此命令。此时又有谣言说苏联顾问和共产党想劫持蒋介石。20日，蒋介石突然宣布对广州进行戒严，逮捕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员，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并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布勃诺夫等苏联顾问，并达到了逼走汪精卫的目的。
　　事件发生后，刚刚恢复自由的布勃诺夫觉得情况严重，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后决定，为了不使国共关系破裂，为了国民革命运动，无论如何也要挽留住蒋介石，不让他右转。陈延年、毛泽东等共产党人主张坚决反击蒋介石。国民党内的一些人也对蒋介石的行为非常不满，蒋介石处于一片声讨之中。但布勃诺夫为不使斯大林的中国政策破产而给托洛茨基等反对派提供攻击斯大林的口实，尽力消除事件造成的影响，否定了陈延年、毛泽东等人的主张。于是采取让步措施，撤退苏联顾问中因反对蒋介石北伐主张而遭蒋介石忌恨的季山嘉等人的职务。
　　与蒋介石有着深刻矛盾的汪精卫，原本以为苏联代表会借此打击蒋介石，但是，他们反而召回了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季山嘉，只觉得颜面扫尽。曾在事变当天表示欲与蒋介石斗争的各军军长也因布勃诺夫的让步而倒向蒋介石的一边，蒋介石由此势力大增，汪精卫却避难离国赴欧。
　　不久，布勃诺夫带着离任的季山嘉等人途经上海回国，并给正回广州的鲍罗廷写信，指示中共绝对不要突出自己，把自己当作助手和领导者，而应努力帮助国民党加强组织，使其领导国民革命并密切联系工人群众。鲍罗廷到广州后，继续执行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设法以中共受点损失和做出一定的牺牲来换回失去的信任和恢复以前的局面，尽快弥补中山舰事件给国共两党造成的裂痕。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陈独秀得到消息十分愤慨，但又因不明具体情况难定对策。在不明真相的等待中，等来了已做出退让回国的布勃诺夫一行。布勃诺夫介绍了事变情况并将自己错误的观察与分析带给了陈独秀，认为蒋介石并不反俄、反共，只是为防止叛乱发生，经过这次事件，蒋介石已经明白中共并未搞阴谋，广州局势已恢复正常。在布勃诺夫的影响下，陈独秀也相信蒋介石是受了国民党右派的蛊惑而上了他们的当。他认为鉴于当前情况应该做的就是揭穿国民党右派的挑拨离间，稳固国共关系，与蒋介石组成革命合力。
　　但此时，上海区委和各地党组织纷纷要求中共中央对中山舰事件作出正式决定，以便正人视听，应对蒋介石。陈独秀的长子陈延年也向他寄来了中山舰事件的详细报告，他从中了解了事件的真实情况和蒋介石发动政变的真正意图，对事件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于是他多次召集中央会议，确定了尽力团结左派，孤立蒋介石，加强国民革命第二、六军和左派队伍，必要时打击蒋介石，扩充叶挺部队和工人纠察队及农民武装，组成革命的基本队伍这三项政策。为落实这些政策，中央决定在广州成立以彭述之、张国焘、谭平山、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为委员的特别委员会，指定彭述之为书记赴广州建立组织，但这些计划又在鲍罗廷的反对下成了空谈。陈独秀还代表中共中央电告共产国际，再次提出退出国民党，由党内合作改为党外联盟。
　　于是，陈独秀一面决定派张国焘到广州了解事件真相，一面等待莫斯科的指示。但迫于党内催促明确态度的压力，在共产国际根本没有时间回复的情况下，陈独秀还是遵守组织纪律顺应了上级的说法，在《向导》上接连发表文章，表明了中共对广州事变的态度，表示蒋介石是国民革命运动的一个柱石，他只是受了右派的蒙蔽，不能对其惩罚而要将他从陷入的深渊中拉出来，挽回他。
　　这时，中山舰事件后高语罕从广州逃到上海，陈独秀到亚东图书馆看望他，听他讲述了广州的一些情况，他还听高语罕说，黄埔军校竟然挂起了写着“蒋”字的大旗，蒋介石吃饭都要军乐队伴奏，为顾全合作大局，陈独秀说服高语罕要忍耐。

 写在墙上的新中国历史[转帖]

　　齐保东今年66岁了。他名义上的职务是河南省内乡县灌涨镇农业经济管理站站长，但实际上却是“搞宣传”的——就是下乡刷写墙头标语。

　　齐保东说，在显眼的地方的同一堵墙壁上，他写了又刷，刷了又写，年复一年，不知写了多少标语，每条标语对应的，是一项国家或当地政府的政策出台。

　　“大跃进万岁！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

　　1958年5月，“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万岁”的标语被刷在了乡村的墙上。

　　总路线中的“快”，最先体现在了钢铁生产的“超英赶美”上。

　　1958年全国大炼钢达到高潮时，贾清杰老人才9岁。“重活我干不了，大人们就让我们拉风箱，炼钢用的风箱有6尺多长，我们几个小孩子每推拉一次风箱就向前跑三步再向后跑三步。当时的领导说，我们村里山上的石头是矿石，能用来炼钢，我们就二话不说跟在技术员屁股后头上山采铁矿石，可炼着炼着才发现那些都是吹牛的话，矿石放在土高炉里炼好久才出一点点钢。”

　　伴随着大炼钢铁，“大跃进万岁！总路线万岁！人民公社万岁！”“人民公社无限好，万里江山一日新”等标语，铺天盖地地刷在了内乡县桃溪镇的墙上。

　　出于大炼钢铁的需要，各家各户做饭用的铁锅慢慢儿都被大队收走炼钢用了，1959年，桃溪的社员们开始吃集体食堂。

　　贾清杰回忆，大食堂刚开始办时吃得确实很好，“可以吃上以前过年时才能吃到的白馍、面条，还可以喝汤。但一段时间后，白馍逐渐变成了玉米窝头，捞面条也很少吃到了，好不容易吃到一次也是面条少野菜多。一碗稀玉米粥端起碗来能照见人影儿，当地人戏称‘端起碗，照相馆’”。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66年，“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打倒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奋勇前进”等标语开始大量出现。

　　“文革”中，齐保东刷了很多标语。他坦承，铺天盖地的标语，营造了斗争的气氛，越写斗得就越凶。“毛主席说‘一手抓斗争，一手抓生产’，但人们只顾斗争了，生产完全停了。”

　　1968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标语，开始出现在内乡县赤眉公社高“低”的墙上。随后的几年间，不断有城里的知青来到这里。但1977年7月悄悄流传的大学将要公开招生的消息让知青们心动了，一批批知青请假回城去，弄来中学课本啃。从郑州来到的知青英子回忆说，考试当天，赤眉公社书记亲自到考场给几百号考生鼓劲，所以她一点儿都不紧张，超水平发挥。1978年春，她接到了河南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如今已在吉林大学执教多年。

　　“团结一致向前看”

　　据齐保东回忆，1978年底的一天，前楼大队大队长召集大队主要负责人开了一个会。会上，大队长点名批评了某干部参加了一个成分不好者的家庭婚礼，认为其“没有认清敌我矛盾”、“阶级斗争意识不强”，要求其他大队干部拿出惩治这位干部的方法。对此，齐保东表示反对，称自己前不久在收音机上听到了“‘文革’中被划定为成分不好者可以和贫下中农一样升学、一样招工”的通知，去参加婚礼有什么不可以的？大队长闻之大怒，指着齐保东说，“哪儿听来的胡言乱语，再说连你也一块处理”。

　　但一个多月后，齐保东就接到公社领导的指示，开始在各大队墙上刷写“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标语。

　　“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1978年秋收后，穷得准备出门讨饭的安徽凤阳小岗村18位农民，冒着坐牢的危险，秘密签下一份协议，把属于集体的土地承包到农户，由农民自主决定种植品种和结构，按照承包土地的数量向国家和集体缴纳一定的税赋和提留后，剩下的全部归自己所有。

　　这种后来被称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大包干”，一年后就给小岗村带来了惊人的变化：1979年秋收时，他们不仅结束了20多年吃“救济粮”的历史，而且还上缴国家粮食3200多公斤。小岗村的成功让“大包干”如星星之火，逐渐在中国农村大地燃烧起来。

　　1982年1月1日，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确立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齐保东记得，他提着涂料桶，在前楼大队的后墙上，写下了“认真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搞好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标语。

　　大队长召集全队村民开会，传达上面的政策，问有没有人不愿意单干，“没有一户表示反对，老百姓都愿意自己干自己的。”齐保东说，承包之前集体劳动时，每天早上都有人拿着哨子吹，通知大家该上工了。可有时候连吹两三遍都看不到一个人影出来。承包到户后，根本不用你吹哨子，许多人家天不亮就下到田里拔草施肥了，你早我要比你更早，相互间较着劲拼命干，追肥、除草别提多上心了。那个时期，农村最常见的一条标语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运用‘4＋2’工作法，建设美好新农村”

　　2004年，河南省下发“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实施方案”。方案规定，2004年在全省范围内放开粮食购销市场和价格，实行对种粮农民直接补助政策。

　　“农民种地、政府贴钱”的标语口号不仅刷上了墙，还深入人心。但当地的老百姓更习惯用“不用交公粮了还发钱”来理解这一政策。”

　　内乡县灌涨镇地处伏牛山南麓，气候温暖湿润，非常适合种植烟叶。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整个镇的烟叶种植面积不到200亩。而如今，灌涨镇烟叶种植面积已达到了7000多亩。“种好烟叶，增加财政收入，带动发家致富。”在齐保东看来，标语宣传的到位是动员农民放弃小麦等传统农作物转而种植烟草的关键。

　　同为内乡县特色产业的，还有规模化养殖。去年被请进中南海与总理对话的“大学生猪倌”秦英林，就是内乡县马山口镇河西村人。

　　1992年秋，毕业于河南农业大学畜牧专业的秦英林与妻子一起回乡开始了“猪倌”生涯。他买来的22头良种猪如今已扩大到年出栏种猪10万头、瘦肉型商品猪50万头。现在，内乡县“发展规模养殖、增加经济收入”的标语随处可见。

　　如今，在内乡县乡镇里见到最多的一条墙头标语是“运用‘4＋2’工作法，建设美好新农村”。“4”是指“四议”，即：村里的事情要经过村党支部会提议、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商议、村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大会决议；“2”是指“两公开”，即：决议向村民公开、实施结果公开。齐保冬说:“每次我下村刷这条标语时，都有村民对我说，‘这个政策好得很’。”

　　(《中国青年报》8.3　田国垒文)

从“肺石”说起----使百姓的冤曲达于上[转帖]

　　
　　作者：何木风 分类：历史 出版社：凤凰出版社

　　想要了解告密的起源，就必须从一块石头说起。

　　宋人沈括在游览长安古宫那个著名的景点时，发现了这样一个物体：形状像寺庙里敲击用的响石，但比响石更大，颜色赤红，长达###尺，形状如下垂的肺。如果你阅读过《梦溪笔谈》，你就知道，沈括是个无所不知的人。据他观察此物体所得出的结论就是记载于《周礼》卷六十六《秋官·大司寇》篇的肺石：“以肺石达穷民，凡远近茕独老幼之欲有复于上而长弗达者，立于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于上，而罪其长。”

　　在沈括看来，肺石是“使百姓的冤曲达于上”。推究其意，原是伸冤者敲击肺石，然后站在它的下面三天三夜，最后，官员才肯见申冤者。而之所以做成肺的形状，沈括认为是为了便于垂挂。当然，古人往往喜欢象征，所以，肺主声音，声音用以表达冤情。而颜色赤红，则是“使（上告者）赤心不妄言”。

　　“肺石”最早运用于西周时期，如果说这就是上访的雏形，却是有待商榷的。据后来许多儒生所发表的言论，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尧舜时代，就已经有了上访现象。

　　尧舜时代的美好是否真的存在，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中国古代尤其是进入战国后的知识分子，因对现实不满，意淫出来一个尧舜时代也未可知。不过，如果真的是他们凭空想出来的，那后人应该佩服他们的想象力。据晋人孙楚的说法：“尧悬建鼓，舜立谤木，听采风谣，唯曰不足。”意思是说，尧在坐天下时，就在门外支了一面鼓，如果天下百姓谁有事情想要说给他听，就去敲那面鼓；舜比尧要细心，他或许认为许多百姓千里迢迢地赶到自己的办公地点很是辛苦，于是“立谤木”，所谓“谤木”，就是安在路边，以供行人识别道路的标志。后人又称它为“诽谤木”，当然，那个时代“诽谤”二字还不是今天的“诽谤”。但的确已经具备了讨论“是与非”这一内涵。舜规定，每个人都可以在“诽谤木”上留下想说给他听的话，或者是讨论某人某事的是与非。

　　建鼓，也就是土鼓，和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鼓大致相同。但“诽谤木”是什么，却让人很模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还是晋朝有个叫崔豹的人给我们做了如下解释：“（诽谤木）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跟西方的十字架有点相像。今天北京天安门前的华表就是由“诽谤木”经过小小的演变而来的。

　　但是，无论是建鼓还是谤木，恐怕都不能催发告密者。我们知道，在尧舜时代，生产力偏低，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百姓们只在生计问题上就会忙得不亦乐乎，哪里有时间和精力去告密？况且，仅拿诽谤木而言，尧舜时代，中国即使有文字，恐怕连甲骨文都谈不上，有谁能把自己的事情写在上面？

　　所以，“尧悬建鼓，舜立谤木”即使不是后人的杜撰，恐怕也起不了什么作用。但到了夏朝，就有史料记载，做天子的鼓励百姓来给自己和别人提意见了。《夏书》中谈到，一些官员手持浓缩了的“谤木”，但它已经变成了一种敲击乐器（上部横向的中空共鸣器为细腰鼓状，与其细腰垂直，中间接一手柄）。这些人行走在全国各地的大路、小路上，敲击它以吸引百姓来报告事情和提意见以及论某人某事的是与非。

　　所以如果你生在夏朝，很可能会经常听到一种乐器在路上响起，这种乐器发出的声音并不悦耳，但绝不刺耳。如果你有什么冤情或者是对某些人看不惯，你就可以走到街上拦住敲打乐器的人，对他们说出你想说的话。

　　据说，夏朝的开创者启不但让官员四处去寻找百姓的“心里话”，还在宫外支了一面鼓，鼓励百姓来敲打这面鼓。夏朝的历代王都一以贯之。

　　夏朝的统治者之所以要这样做，很可能跟夏朝的司法机关有关，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只知道中央司法机关有“士”与“理”两个单位，地方的司法机关不得而知，或许根本就没有。即使有，由于司法程序并不如后来朝代的完善，所以百姓们很可能有了事也不喜欢到地方司法机关，而是直接到中央。

　　这可能就是后来中国历史上“告御状”的起源。在后来的朝代中，“告御状”被官方定名为“诣阙上诉制度”，又叫“京控”，该制度在汉代就已经实行。可以说，“诣阙上诉制度”是对常规司法程序的一个补充，由皇帝指定的人来裁决。

　　“肺石”制度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在尧舜禹三代，即使统治者大为鼓励百姓前来谈心里话，却很少有告密事件发生。这是因为，统治者是正向的鼓励，或者说，是一种设置障碍的鼓励。仅拿“肺石”来讲，告状人必须要在石边站上三天三夜，不允许饮食，也不许有休息的举动。试问，在这样的障碍面前，如果没有天大的冤屈，谁会来受这份罪？要知道，告密者都是一些投机取巧之辈，他们不可能用这么笨的方法，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煎熬。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告密者全是投机取巧之辈，一些奸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其意志力之顽强，恐非我们正常人所能知晓。我相信，在夏、商、西周时代，肯定也有告密者，偏要站在那块石头边三天三夜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种情况依旧很少见，原因就是，三代的大多数帝王不鼓励这种告密。告密虽然起源于上访制，但由于统治者的“心不在焉”而没有形成气候。

复课闹革命[转帖]

　　　　作者：许善斌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什么叫复课闹革命？不解释就可能让人莫名其妙。因为“文化大革命”是从学校开始的，造成了全国范围的大停课，就好像是一次“全国大停电”，所有的学校都被搞瘫痪了。学生打着革命的旗号杀向了社会，阶级斗争成了他们的“主课”，按当时的说法这就叫“结合实际”，跟“阶级敌人”面对面斗争，属于“刺刀见红”，更有利于培养革命接班人。

　　红卫兵进入社会促进了“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开花，他们在“资产阶级司令部”面前所向无敌，不管什么样的深宅大院都敢进去抄家，不管什么样的高官大员都敢冲上去揪斗。他们把学校折腾得鸡犬不宁，他们殴打和侮辱教师已经成了家常便饭。那时候有个很严厉的规矩，凡是自杀的不管有没有问题，一律定性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因为“现行的”比“历史的”罪加一等，是反革命分子中的最高等级。这实际上是人死了就把家庭变成了“反革命之家”，这顶“政治帽子”压得子女和亲人抬不起头来，这笔“精神遗产”甚至能牵连到所有的“社会关系”，谁如果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谁就是“株连九族”的罪魁祸首。在这种威胁下许多人是想死而不敢死，他们活着的时候怕自己受罪，如果死了又怕家人受罪。

　　到了“文化大革命”“向纵深发展”的时候，红卫兵由所向无敌变成了真的“无敌”了。他们完成了“历史使命”，继续留在社会上也没多大用处了。于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于1967年10月14日联合发出了《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学生全部返校复课，边上课边闹革命。之前一年多，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这就叫“复课闹革命”。
 

江上击鼓的梁红玉 [转帖]

　　
　　作者：杨闻宇 出版社：崇文书局

　　梁红玉其人，不见于史，可她作为南宋女将，封安国夫人（后改杨国夫人），而且曾在黄天荡与夫君韩世忠一块儿阻击金兵，击鼓助战，阻强敌48日，这却是尽人皆知的事实。

　　宋钦宗即位前一年（1125）之初秋，镇守两江的老将王渊在镇江金山接待视察江南防务的副枢密使宗泽时，欲招歌妓侑酒相陪。宗泽生活严谨，对此不感兴趣。王渊说道：“我其实也不喜此俗套，但听说这班歌妓中有个叫梁红玉的，工于词律，剑术也娴熟，便想召她前来助乐。”对填词度曲宗泽也有兴致，此女居然又谙剑术，宗泽便点头应允了。

　　出现在宴席前的是一位淡雅清新、仪态端庄的娉婷少女，约有十五六岁。王渊让自己身边的副将韩世忠先取上文房四宝，让她填一首词上来。梁红玉问道：“不知以何为题？”王渊对楼下滔滔的江面一瞥：“就以这长江景色为题吧。”梁红玉填写时，王渊与宗泽悄然离座，至其身后，看她能填些什么：

　　揽胜寻幽迹，名寺且登临。扬帆远驰万里，无计记征程。铺设银波浩淼，浮起青峦荡漾，龙虎会风云。　　对清波，抒心事，总难平。中原板荡，令人长忆李将军。破剑刘郎何在？千古见胸襟。自愧青楼女，无处请长缨。

　　35岁的副将韩世忠是陕西绥德人，文韬武略，是个全才，他从旁一见此词，不由得暗暗吃惊，便重又打量这个胸襟不俗的青楼歌妓。宗泽对王渊笑笑，说道：“古人云‘百步之内，必有芳草’，今日看这个女子的文字，此言诚不谬也。”

　　当梁红玉从韩世忠手里接过40斤重的佩剑舞动之际，宗泽又是一惊，这一招一式，竟与他的同窗好友梁兴的剑法极为相似。而这梁兴，在平方腊之战时，被统帅童贯以贻误战机之罪问斩了，家属不知去向。宗泽细辨梁红玉的相貌与行止，便断定她很可能是梁兴之女。在她收剑施礼时，宗泽问道：“姑娘，你的父亲，可是曾任过徽州总兵的梁兴将军？”他这样一问，梁红玉禁不住双泪交流，连连点头，一时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也就是在这一次宴席上，宗泽与王渊作主，让梁红玉与韩世忠结为夫妻。从此以后，梁红玉结束了风尘孽史。

　　宋金战争起时，韩世忠在河北力抗金军，宋高宗南下，偏安临安（杭州），韩世忠升至浙西制置使，与岳飞、刘琦、张俊并称南军四帅，屡挫金兵。

　　1130年初，金军蹂躏江南，宋高宗一如惊弓之鸟，先陆路后海路仓皇逃命。韩世忠率领所部8000人马东进，堵住长江口，增造海舰，准备截断在临安等地焚掠的金军归路。追击宋高宗的金军统帅完颜宗弼统领10多万大军开始北撤时，避开长江口一线，打算从镇江撤军北归。韩世忠侦知金军这一企图后，当即溯江西进，抢在金军之前赶到了镇江。面对兵力十数倍于己的金军，梁红玉一身戎装，攀上了中军旗舰几丈高的楼橹，高瞻远瞩，视敌如蚁，以中军旗鼓为号，敌向东，她就指挥丈夫率军向东；敌朝西，她就指挥丈夫挥戈而西，直杀得完颜宗弼走投无路，叫苦不迭……宋军逼迫得金军溯江西进，进入了长江南侧的一条断头港——黄天荡，若非贪财的土人暗中指点，连夜打开老鹳河故道，金军几乎是插翅难飞。完颜宗弼侥幸北归后，每遇到一个亲戚朋友，就流着泪诉说过长江的艰难与危险，声称自己几乎丢掉了一条性命。

　　扬帆远驰大江，“龙虎会风云”。谁能想到，滔滔大江几丈高的楼橹里，坐着二十来岁的一个戎装女子，风掀秀发，她击鼓挥旗，指引8000将士将十多万金军堵拦了48日。从那以后，金军虽也多次南犯，却再也不敢轻易地过长江了。

　　昏君主政，奸臣当道，击鼓抗金之后过了10年，岳飞被以谋反罪捕入狱中，韩世忠、梁红玉夫妇极为气愤。《宋史·岳飞传》载：“狱之将上也，韩世忠不平，诣桧（秦桧）诘其实。桧曰：‘飞子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世忠曰：‘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1142年，岳飞被害。韩世忠、梁红玉无奈，便一同上表，纳还官诰，在西湖灵隐寺旁筑一茅舍，以度余年……

王蒙的“掌声观” [转帖]

近读《王蒙自传》，在第二部《大块文章》中，读到了作者的“掌声观”。

1986年，王蒙担任文化部长。在《大块文章》第28章《要你当文化部长》中，作者写道： “上任伊始，参加过一次出头露面的活动……我应邀上台讲话的时候掌声热烈，我立即说： ‘上台的时候不要鼓掌，我希望的是下台的时候能有一点点掌声……’”

王蒙关于鼓掌与上台下台的话，显然语带双关。王蒙的“掌声观”，于幽默中深含哲理：上台的时候希望不要鼓掌，是表示他谦虚；下台的时候希望能有掌声，表示他决心不辜负人民的期望。

再往下读，在第30章《部长的滋味》中，王蒙回忆了他在担任文化部长期间处理的各种事务，重提 “前面已经说过了”的关于掌声的话题，强调“下台的时候你们再判断值不值得鼓掌”。

《王蒙自传》洋洋127万字，记录了作家70年的人生经历，被称为“一个人的 ‘国家日记’”，书中纪事无数，而我阅读全书后，印象中被重复叙述的事情，似乎仅有掌声一说，而且王蒙还特别说明，他对那次讲话“想起来略有安慰”，可见王蒙的“掌声观”，在他的心目中何等重要。

（摘自8月6日 《羊城晚报》作者王德凡）

乾隆陵墓谜案：地宫里发现完整女尸 面目如生[转帖]

　　
　　裕陵陵寝门及三路—孔桥。

　　本文作者 徐广源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长达二百九十六年。在这将近三个世纪的历史时空内。共修建了十二座皇帝陵、七座皇后陵、十座妃园寝。位于河北省遵化市马兰峪西部的“清东陵”是清朝三大皇家陵园中规模最大的，现已成为世界文化遗产。

　　然而令人痛心的是．从清王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三十八年间，清东陵曾先后遭到三次大规模的盗劫，变得伤痕累累，满目疮痍，损失相当惨重。

　　有关清皇陵有着许许多多的传说。以下是有关埋葬乾隆皇帝的裕陵在发掘过程中一些至今难解的谜。

　　三次疯狂盗劫

　　第一次盗劫

　　1928年，也就是清朝覆亡后的第十七个年头，挂着国民革命军旗号的十二军军长孙殿英制造了第一次东陵大盗案。案情大致是这样的:时任奉军二十八军某连连长的马福田是河北遵化人，早已对东陵的地下宝藏垂涎三尺。当时他正好带兵驻扎马兰峪，便与当地惯匪王绍义秘密勾结。准备伺机而动。没想到他们的野心被驻扎在马兰峪四十里之遥的孙殿英所侦知。其实孙殿英对东陵也早有觊觎之心，肥肉岂能落人他人之口？孙殿英立即命师长谭温江率兵攻击马福田，两军在马兰峪展开一场激战，马福田终因兵微将寡而狼狈逃走。于是，谭温江率 “得胜之师”进驻马兰峪。他们以军事演习为名，实行戒严，封锁消息。断绝交通，在七天七夜的时间里，盗掘了随葬品最丰富的乾隆帝的裕陵和慈禧太后的菩陀峪定东陵，将地上、地下珍宝掠夺一空。盗案发生四十天后，正在天津的清逊帝溥仪派宗室遗臣匆匆赶到东陵，对被盗的陵寝进行了善后处理，将被抛出的尸体进行了二次安葬。这次盗案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尽管溥仪强烈要求缉拿并严惩盗犯，但由于孙殿英重贿民国政府要员，此案最后不了了之。

　　第二次盗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在当年的后半年和次年年初，东陵地区的民主政权尚未正式建立。政治上出现了临时真空，一些不法分子和土匪便乘机制造了又一起震惊中外的东陵大盗案。这次被盗的陵寝有康熙帝的景陵、咸丰帝的定陵、同治帝的惠陵和慈安陵，陵寝被盗之多，损失之惨重，超过了第一次。这次盗案发生前后，其他陵寝也相继被盗，陵区外围的大量陪葬墓也几乎无一幸免。

　　第三次盗劫

　　第二次盗案发生后．尽管政府进行了严厉镇压，但仍然有一些人贼心不死，欲壑难填。1949年，东陵地区的某些不法村民丧心病狂，又对那些被盗陵寝进行了一次全面“扫仓”。所谓 “扫仓”，就是对地宫进行二次搜查，不使珍宝遗漏。经过这次扫仓，那些幸存的文物，特别是地宫金井中的珍宝，全部被盗掠一空。

　　这三次被盗，是中华文明史上的浩劫。它给子孙后代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遗恨，将无法弥补!

　　开启裕陵地宫

　　1956年，国家对定陵进行发掘，实际是为发掘明永乐皇帝的长陵而先期进行的一次试点性发掘。然而，此事在当时却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随后，国内便兴起了一股挖掘帝王陵墓的狂潮。为此，在明定陵地宫发掘后不久，在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 （二人当年均对发掘定陵持反对态度）的联合提议下，国务院下发了 “停止对一切帝王陵墓发掘”的文件。可是，十几年后又有开启乾隆帝的裕陵之举。

　　1975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文化部文物局局长王冶秋偕夫人到清东陵进行参观旅游。名为旅游，实际上是一次工作暗访，所以事先既未通知河北省、唐山市，也没有告诉遵化县和东陵保管所。

　　清东陵陵寝虽然有15座之多．但当时开放的却只有慈禧陵一座，游人也很少。当时东陵保管所的办公室和接待室就设在慈禧陵的神厨库内。王冶秋夫妇刚刚进入参观区，就被经常进京出入国家文物局大门的谢久增认出。他急忙将王局长夫妇请进接待室，休息了一会儿，由乔青山所长和谢久增陪同，参观了慈禧陵。参观结束后，乔青山向王局长汇报了工作，并重点介绍了开启裕陵地宫的想法。王局长听得很认真，但未作任何明确表态。王冶秋先生是当时掌管全国文物工作的最高长官，也是国内外知名的文物专家，他问开启裕陵地宫需要多少钱？有关人员回答说两万元就够了。王局长点了点头，当天就回北京了。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王冶秋走后的第七天，国家文物局就拨来了两万元钱。不久，河北省文物处派人来监督指导裕陵地宫的开启工作。

　　诸多谜因未解

　　裕陵地宫自1975年开启，至今已经三十多年。其中仍有许多谜团未解，疑云笼罩。现择其主要，略作介绍。

　　女尸之谜

　　东陵盗案发生后的1928年8月，溥仪派载泽、耆龄等人进行善后处理。他们在清理裕陵地宫时，发现了一具完整的女尸。参与清理重殓的清室遗臣在东陵期间所写的日记中，都曾提到此事。据这些宗室遗臣判断，此具女尸就是嘉庆皇帝的生母孝仪皇后，卒年49岁。裕陵地宫中的6位墓主人，有比她先死先入葬的，也有比她晚死晚入葬的；有比她年龄小的，也有比她岁数大的。为什么其他5人都成了一堆乱骨，唯独她却尸体完整，没有腐烂，面目如生？至今无法解释。

　　出水之谜

　　裕陵建成于乾隆十七年 （1752年），建成当年地宫里就出现了渗水。乾隆皇帝曾命大臣三和等加紧维修整治，费了很大劲儿才解决问题。当年，葬入了孝贤皇后、慧贤皇贵妃、哲悯皂贵妃；乾隆二十二年和四十年，又分别葬入淑嘉皇贵妃和令懿皇贵妃 （后追赠为孝仪皇后）。嘉庆四年 （1799年）9月，乾隆皇帝正式入葬。在这前后47年的时间里，地宫里始终没有再出现渗水情况。说明乾隆17年那次对地官的整治是十分成功的。可是，在1928年重殓裕陵遗骨时，地宫里竟有两米多深的积水。自1978年裕陵地宫开放至今，每到盛夏阴雨连绵的季节，更是必须天天抽水，否则渗水就会涌冒上升。裕陵地宫为什么会出现积水，渗水情况是从什么时候再度出现的？这些都未找到答案。

　　棺椁漂起之谜

　　裕陵地宫里的每具棺椁的四角，各有一块重达数百斤的龙山石，将棺椁牢牢地固定在棺床上。龙山石下部伸出的四棱形榫，根部细，头部粗。榫插入石制棺床上的长方形眼中，向旁边相通的方眼一推，由于这个方眼口小下大，龙山石便被牢牢地固定在棺床上。龙山石上面凿有纵向和横向的通槽。椁的竖向边棱被卡在龙山石的纵向槽内，椁底部伸出的横向边棱被龙山石横向的槽卡压，这样棺椁既不能升起，又不能前后、左右移动。然而，孙殿英匪兵在进入裕陵地宫时，竟发现乾隆帝的棺椁不在棺床上，而是顶住了第四道石门。既然棺椁的四角都被龙山石牢固卡压，怎么会飘浮起来呢？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石柱之谜

　　现在裕陵地宫的前三道石门，每道都用四根巨大的四棱形石柱支顶，共有石柱12根。人们一看便知，这些石柱并非原来就存在，而是后来增加的。如果原来就有石柱，巨大的棺椁是根本无法进入地宫的。

　　为什么要支顶这些石柱，它们又是什么时候支顶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前三道石门的上门槛及以上的枋子，带门簪皆出现了程度不同的裂璺，其中第一道石门尤为严重。如果不采取必要措施，后果会不堪设想。这12根石柱中，第一道石门里侧的两根和第二、第三道石门的8根，都是1989年由清东陵文物管理处古建队支顶的。而第一道石门外侧的两根石柱。支顶日期至今不明。

　　1928年孙殿英匪军盗陵时，是不会支顶石柱的。是否是溥仪派出的东陵善后大臣所为？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他们在东陵善后期间，每一位都做了详细的日记，就连一些琐碎小事都有记录，但对支顶石柱之事却只字未提。1975年开启裕陵地宫时，这两根石柱就已存在，更不是清东陵文物保管所支顶。

　　这样看来，两根石柱只能是清朝遗物，而且只能是在乾隆入葬地宫后、隧道填堵前那几天支顶的。因为乾隆入葬前的嘉庆四年 （1799年）7月，在修筑裕陵地宫隧道券内的斜坡地面时，曾计划筑打夯土，但负责工程的大臣绵课发现 “头层石门之上横安石槛已见有裂缝斜纹两道”。为了避免震动，遂奏请皇帝，将筑打夯土改为用砖铺砌，这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隧道券砖铺地面。

　　石门上槛出现裂缝，嘉庆皇帝是不会置之不管的。可是，在乾隆帝入葬后，绵亿、弘谦、特清额、成林在向嘉庆皇帝奏报 “敬修填砌裕陵元宫门隧道并成砌琉璃影壁等工”的奏折中，并未提及支顶石柱之事。是根本没有支顶，还是因为事小，没有必要写进奏折？我们不得而知。

　　这两根石柱到底是什么时候支顶的，至今还是一个谜。

　　棺椁顶门之谜

　　1928年，孙殿英匪军在盗掘裕陵地宫时，曾顺利地打开了前三道石门。但第四道石门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打开，便气急败坏地用炸药炸开了石门。进了金券后，发现原来有一具巨大的棺木顶住了石门。后来从这具棺木中找到了乾隆帝的头颅骨，才知道这具顶门的棺木就是乾隆帝的。溥仪派善后大臣重殓裕陵遗骨时，将乾隆帝的内棺重新摆放在正面棺床上的正中之位，并将一帝一后三妃的遗骨殓入棺内。可是到了1975年，清东陵文物保管所开启地宫时，又是乾隆帝的内棺顶住了石门。

　　为什么两次都是乾隆帝的棺木顶住石门？地宫内的积水主要是从地面的石缝中渗出。平缓上升的水面，不会产生波浪水流，更不会有冲击的力量。所以地宫内积水不会将乾隆帝的棺椁冲下棺床。乾隆棺椁顶门之谜。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韩信与“背水一战” [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在楚汉之争中,有一个成语叫“背水一战”。很多人都认为韩信背水列阵、置之死地而后生。如果仔细分析,这恐怕是千古误解。这哪里是背水一战,分明是他早就设计好的大陷阱。

　　“背水一战”这则成语的意思是背靠江河作战,没有退路。在楚、汉相争时期,有很多有名的乃至传奇式的战役,其中韩信平定赵国的战役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个。应该说,这个战役在人类战争史上有着非常的意义。

　　韩信布置此次战役中的关键点应该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具有很大的迷惑性,但它并不具备战役的决定性。决定战役成功的是:间谍战、心理战、迂回包抄作战的综合运用。通过“用间”获得敌方关键信息;营造和利用敌方主帅“心理”,诱敌成功并牢牢拖住敌人,虚张声势地扰乱敌方军心;进行腹背夹击,一战而胜。如此这样,韩信的“背水一战”也绝非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深不可测。

　　公元前205年,汉将韩信偷袭魏王豹,灭掉魏国。10月汉王又派他与张耳率几万军队向东继续挺进,攻击赵国。赵王赵歇和赵军统帅陈余立刻在井陉口聚集二十万重兵,严密防守。因为深谋远虑的韩信自知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如采用强攻必会受挫,于是决定在离井陉口很远的地方驻扎下来,反复研究地形、地势和赵军部署。

　　赵国的一位谋士李左车也是一位高人,他对陈余说:“韩信此次出兵可谓是一路顺风,一路上打尽了胜仗。他就是乘胜鼓动士兵的士气,所以这次要企图攻下赵国。他们是乘胜而来,肯定军队的战斗力锐不可当。我现在有一计,定会杀了他的威风。他们此次来,军队的粮草队必定落在后面。如果我们派人能够从小道抄了他的粮草,定让他不战而退。现在你可以给我三万兵马,用不了几天便可活捉韩信。”

　　李左车虽是位有才之人,但陈余未必肯会听他的话。他对李左车自以为是地说:“韩信的兵力很少,长途跋涉赶到这里又筋疲力尽,像这样的敌人我们都不敢打,别国会怎么看我们,不是更瞧不起我们了吗？”因此陈余并没采纳李左车的意见。

　　韩信得知此消息后十分高兴。因为难得碰上如陈余这样迂腐之人,但对如此有远谋的李左车心中很是佩服。他下令军中不得杀李左车,生俘者赏千金。他把兵马集结在离井陉口三十余里的地方。到了后半夜之后,韩信派两千名轻骑兵,每人带一面汉军红旗从小路迂回到赵营的侧后方埋伏起来。命令他们待赵军倾巢而出时袭入其大营,拔去赵军旗帜,全部插上汉军的红旗。韩信又派一万人马做先头部队,沿着河岸摆开阵势。

　　陈余是个自以为是、迂腐之人。见韩信把兵马安置于背水之处,便大笑韩信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傻瓜,不懂用兵,因此丝毫不把他放在眼里,率领赵兵全力迎战。他这样轻举妄动,只会自食其果。汉军的两千轻骑兵见赵军全营出动,只留下一个空营,立即闯进赵营拔掉赵旗,换上汉旗。此时韩信则假装败退,向河岸阵地退去,以此引诱赵军中计。背水结阵的士兵因为没有退路,回身猛扑敌军。赵军无法取胜,正要回营时忽然看到营中已插遍了汉军旗帜,于是四散奔逃。汉军乘胜追击,打了一个大胜仗。

　　李左车最后也被俘到帐下,韩信为之松绑,将李左车的座位安到东坐,自己面向西坐,恭敬地对待李左车。在共同庆祝胜利时,众将领还是不解此次战役中的微妙,就好奇地问韩信:“兵法上说,列阵可以背靠山,前面可以临水泽,现在您让我们背靠水排阵,还说打败赵军再饱饱地吃一顿,我们当时不相信,然而竟然取胜了,这是一种什么策略呢？”

　　韩信听到后就开怀大笑说:“这也是兵法上有的,只是你们没有注意到罢了。兵法上不是说‘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吗？如果是有退路的地方,士兵都逃散了,怎么能让他们拼命呢！”

　　这是历史上有名的一次战役,韩信用背水而战来引敌出战,他用出人意料的举动来达到激发士气的目的。同时,韩信巧妙地虚张声势,以两千轻骑兵突袭敌营的方法取得了战争的胜利。此次战役是用计谋得成的,并非真正地不顾命地背水一战。假如在没有退路,也没有与敌接触过,最后只会像马谡在街亭一样,虽然置之死地但是魏军采用围而不击、切断水源的策略,造成马谡军队自乱阵脚,丧失战斗力。也就是破解对方“背水一战”,就要困而不击,待其自败。

　　而同样“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法取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辉煌战果,主要是韩信能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他不死守教条,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因地制宜,能够结合当时的实际。所以从这方面来看,“背水一战”能够取得胜利也就不足为奇了。他把带领的新兵置之水边列阵,目的是麻痹赵军,促使其轻敌,产生骄傲情绪,以为胜利在望,诱使其倾巢出动。当然,他把营寨安在水边主要是想激励汉军,让他们充满斗志,让他们知道后退无路,只有战才有生路。当然,他把背水列阵作为重要措施,同时在敌人的后边也做了准备。在敌人后方他预先埋伏一支奇兵,前方趁机引诱赵军倾巢而出,而又趁敌方内部空虚之时乘虚而入,拔赵旗换汉旗,使倾巢而出的赵军退不回去,造成心理上的威慑,然后里外夹击、乘胜追击。俗话说:“兵败如山倒。”韩信终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赢得战役决定性胜利。

　　韩信真的是“背水一战”吗？仔细分析整个故事的过程可以看到以下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足以说明韩信并不是真的“背水一战”。这几点主要为:

　　首先,韩信是在主动的、有计划的情况下采取这一战术的,而不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迫不得已而为之的。如此一来,就可以十分从容地安排与此相关的各种策略,使背水一战由被动在实质上转为主动。这也是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三国的马谡在守街亭的战役中用的也是同一战术,但不同的是他是在被动的情况下采取这一战术的。所以说,当时韩信的背水一战与我们今天所说的背水一战是不同的。他不是靠硬拼来让士兵背水一战,而是谋定而后动。从整个战役的过程分析,韩信的背水一战是一种主动进攻的奇妙的大智谋,绝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背水一战”。

　　第二,韩信的背水一战是一个系统的谋略。这不但在夺取敌人的关口上表现出来了,而且还表现在他早晨出击,算定敌人必定要在中午退回关口吃午饭,只要自己坚持到中午,敌人见关口被夺,就会不战自乱。除此之外,韩信见背水列阵已无退路,就不必急于消灭敌人,况且打仗也不是一个时间就能解决的事。自己亲自指挥精锐之师与敌人相持到中午是肯定没问题的。这里韩信就做到了知彼知己,所以会战无不胜。

　　第三,制造背水一战的这一招术并非人们所认为的是一步险棋,而是万全之策。这一战役中,他始终担心的是赵军堵住井陉口并在小路上切断汉军的粮道。假如赵军一旦出了关口,大家就平等了,他还怕你什么陈余。况且,就是韩信埋伏下的军队攻克不了赵军的关口,也足可以从已经出关的陈余的后方攻击,完全可以把韩信救出来。从自保这一点上来说,可以说是万全之策。

　　第四,当时,韩信的军队是得胜之师,锐气十足,可以一当十。但当时惟一对军队不利的因素就是怕赵军故意拖延时间,消磨了军队的锐气。当然也怕赵军在山区小路上切断他的粮道。所以说,他所希望的就是与赵军速战速决。只不过他所用的这种方法是一般人所看不出来的罢了。

　　由此可见,韩信的背水一战事实上只是一个陷阱而已,非有大智谋者不可见也！

　　常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说的是不但对自己有充分了解,对别人更要有深一层的了解,这样才能运筹帷幄,才能百战不殆。显然这是一种智慧和战术,两千多年前韩信用过。时至今日,不管商场、战场还是体育竞技场,这都是行之有效的一种策略。

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青楼文化 [转帖]

　　中国自魏晋以来，青楼文化开始逐渐兴起，到了盛唐两宋，开始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鼎盛时期。应该说中国青楼文化兴起于魏晋，鼎盛于唐宋。青楼文化也是中国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它是随着唐宋文化的发展而风声水起，空前繁荣，同时青楼文化的风声水起，也丰富和促进了唐宋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和繁荣。一部唐宋文学的发展史，同时也是青楼文化的繁荣史。

　　唐宋时期，从京都到地方，从城市到乡镇，青楼妓院的大量出现，不仅汇聚了一批琴棋书画了然于胸的才女，为城乡构筑起一道靓丽的风景线；同时也为当时的文人士子提供了诗词歌赋文学创作的素材，使青楼文化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尤其是文人士子与青楼歌妓的结合，进一步拓展了青楼文化的崭新境界，成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耀眼的亮点。

　　唐代文化以中唐的唐玄宗时期为最，开元盛世为唐代的青楼文化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李白、白居易、杜甫以及后来晚唐的杜牧、李商隐、温庭筠等一批文坛大家的青楼作品的出现，不仅为青楼文化增添了光彩，同时也抬高了青楼文化的历史地位。

　　在这些名震华夏的文坛大家中，被世人称为诗仙李白竟有十八首诗歌与青楼有关。如《携妓登梁王栖霞山孟氏桃园中》：“梁王已去明月在，黄鹂愁醉啼春风。分明感激眼前事，莫惜醉卧桃园东。”再如李白的《邯郸南亭观妓》：“歌妓燕赵儿，魏姝弄鸣丝。粉艳烁月彩，舞衫拂花枝。把酒顾美人，清歌邯郸词。”这些诗歌不仅色彩绚丽，而且透露出一代诗仙无尽的情思。

　　白居易一生共有青楼诗三十首，除了“何处春深好，春深妓女家”、“绿藤阴下铺歌席，红藕花中泊妓船”、“李娟张态一春梦，周五殷三归夜台。虎丘月色为谁好，娃宫花枝应自开”等名句外，值得称道的是他的拿手脍炙人口长诗《琵琶行》了，青楼歌女的哀怨凄婉的琵琶声，使白居易泪水潸然，竟然湿透了他这个江州司马的青衫！

　　杜甫一生很少写青楼诗，但他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他在《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中写道：“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越女红妆湿，燕姬翠黛愁。”杜甫的这首诗，与他的“国破山河在，群情尽望春”的忧患意识几乎达到异曲同工的地步，因此后世文人傅乐成就曾说道：“唐代的社会，充满色情，歌台妓馆，到处林立。文人士子，大都风流自赏，有不少韵事，流傅于后代。以杜甫的严正，也有挟妓的诗篇，其余概可想见。”

　　晚唐诗歌多写是民生疾苦，也追求绮艳清丽的诗风 ，并向往淡泊情思与致远境界。这一时期青楼诗写得最好的当推诗人杜牧。他的豪放浪漫更是无人能比，《遣怀》之作“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而在《嘲妓》中，他吟道：“盘古当时有远孙，尚令今日逞家门。一车白土将泥项，十幅红旗补破裩，瓦官寺里逢行迹，华岳山前见掌痕。不须惆怅忧难嫁，待与将书问乐坤。”他的生命虽然与娼妓紧密相连，却也忧伤自己的命运竟如同歌女一般凄苦。当然他的传世的得意之作应属《泊秦淮》一诗；“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岸犹听后庭花。”杜牧途径金陵，夜泊秦淮，看到岸上歌舞升平昼夜不息，想到国家内忧外患，一腔忧国忧民之情油然而生，于是便发出“商女不知亡国恨”的由衷感叹。

　　如果说唐代是诗的鼎盛时期，那么宋代便是词的鼎盛时期。因而到了两宋时期，赵宋秉承李唐的遗风，声妓之乐。盛况不衰，只不过把诗换成了词。“诗言志词言情”、“词为艳科”已成为宋词创作的主流。宋词的题材集中在伤春悲秋、离愁别绪、风花雪月、男欢女爱等“艳情”方面。检索《全宋词》人们发现，大凡两宋时期有些名气的词人，大多与青楼有着直接的关系，因而一部宋代词史也就暗含了一部宋代青楼女子的生活史。欧阳修、苏轼，秦观，周邦彦、张先等文坛大家的青楼词无不是写得酣畅淋漓，至于柳永就更用不着说了，一部《乐章集》十之八九写的是青楼风光。倘若宋词离开了青楼，没有了婉约派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只剩下豪放派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那么宋词就会顿失耀古烁今的风采了。

　　宋代的文人士子常有许多游赏活动，如琴书之乐、清谈之乐、山水之乐、纵饮之乐、品茗之乐、博奕之乐、流觞曲水之乐，总是携歌女纵游为伴，因此宋代的著名文人如欧阳修、柳永、晏几道、张先、苏轼、秦观、周邦彦、贺铸等都与青楼歌女过从甚密。可谓是名士美人，相得益彰。先说一代宗师欧阳修，他在扬州作太守时，巧遇汝阴两名美貌歌女，酒席筵上两歌女戏约欧阳修他年来汝阴作太守。后数年欧阳修果然自扬州调为汝阴太守，此时两个女早已不知去向。欧阳修一次酒后留诗曰：“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可见，他对那两名歌女是何等的眷恋？

　　而苏轼更胜于他的恩师欧阳修。他曾为一位名叫秀兰的歌女写下一首《贺新郎》。词中写道：“乳燕飞华屋。悄无人、桐阴转午，晚凉新浴。手弄生绡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渐困倚、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教人，梦断瑶台曲，又却是，风敲竹。 石榴半吐红巾蹙。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艳一枝细看取，芳意千重似束。又恐被、西风惊绿，若得待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触。共粉泪，两簌簌。”词句不仅旖妮华丽，而且情意缠绵，令人叹为观止，真是一首香艳绝妙的青楼词。

　　当然，宋代写青楼词最多最好的应推福建崇安的浪子柳永。这柳永排行老七，人称柳七郎，当时能和柳七郎床下填词，床上戏水，已成了青楼歌女们的夙愿。“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正是当时流行于青楼时尚的真实写照。作为大宋第一位青楼词人柳永，虽然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但他把歌女却看成是知己和知音，把真情实感寄托在她们的身上。柳永曾给一个叫荔枝的歌女写了一封情书，这封情书其实就是一首词，叫做《荔枝香》，十分的经典。他在词中写道：“甚处寻芳赏翠，归去晚。缓步罗袜生尘，来绕琼筵看。金缕霞衣轻褪，似觉春游倦。遥认，众里盈盈好身段。拟回首，又伫立、帘帏畔。素脸红眉，时揭盖头微见。笑整金翘，一点芳心在娇眼。王孙空恁肠断。” 而《望海潮》是柳永笔下的另一种风月场面，也是宋词中彰显青楼文化的最高水平。词中写道：“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竟豪奢。重湖叠献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好景，归去凤池夸。”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柳七郎给人们留下了一个美色无限、风月无边的超大娱乐场的无穷想象。

　　两宋时期其它诸如著名词人晏殊写的《望江月》、《玉楼春》，秦观写的《鹊桥仙》都是令人拍案叫绝的传世之作。多情才子陆游也有《柳林酒楼小家》、《寒夜遣怀》、《听琴》、《梅花绝句》等多首青楼诗词。豪放派的词人辛弃疾也写了许多代表青楼文化的词作。如《摸鱼儿》、《青玉案》等等。就整体风格而言，宋代文人的咏青楼的诗词多是感情热烈，语言上却趋于沉着与深情，而与唐代诗人的大胆浪漫有所不同。但无论是盛唐，还是两宋，青楼文化都在中国文学史上写下了光彩夺目的一笔。
　　

击破六十万万欧洲联军：蒙古大军第二次西征战记 [转帖]

　　我，指定我的孙子拔都为蒙古大军的统帅，要他去征服世界，直到最后的海洋，直到蒙古马蹄能够踏到之处。到那时，瘟疫、饥饿和旱灾就会停止，普遍和平就会降临！——成吉思汗

　　我们是成吉思汗的子孙，我们挟着死亡，把雷电掷向各个民族、每个地方。——蒙古古代民歌

　　米开勒王在觐见拔都汗时说，向您鞠躬，拔都汗陛下…不…沙皇陛下，是上帝，他委派您成为这个世界新的主宰……”

　　——《诺伏哥罗德编年史》，1242年条目

　　帝国大汗窝阔台颁布诏书：”我听说那里的人刚强，一怒而持械而起，所以派你们去打他们。我与哥哥商量着，哥哥赞同了，如今派各家的长子去那里。长子出征，其势大呵！”这就是蒙古帝国第二次西征。元太宗八年至十四年(1236—1241年)窝阔台大汗遣拔都等诸王率军征服伏尔加河以西诸国的战争。

　　蒙古灭金战争结束后，窝阔台大汗在中原和中亚建立了巩固的统治。也儿的石河(今新疆额尔齐斯河)以西、乌拉尔河以东之地为蒙古的征服地区，是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领土。但是，乌拉尔河以西的钦察、斡罗斯等还未平定。元太宗七年(1235年)，窝阔台召集忽里勒台，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斯等未服诸国。居住在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钦察部首领忽鲁速蛮惧怕蒙古军，已先遣使纳款，蒙古军至，准备投降。惟居住在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首领八赤蛮坚决抗战。斡罗斯和波兰、匈牙利当时分为诸公国，各自为政，不听大公号令，德、意、奥诸国卷入十字军东征。欧洲形势对蒙古西征有利。

　　拔都西征序曲——俄罗斯

　　八年春，成吉思汗长子术赤长子拔都、次子察合台长子拜答儿、三子窝阔台长子贵由、四子拖雷长子蒙哥各统本王室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亦分遣长子从征，以拔都为统帅，速不台副之，共15万大军，自各地出发，秋季抵伏尔加河东岸集中。诸王商定后，各率本部兵前进。速不台率先锋军取不里阿耳(今俄罗斯维亚特卡一波利亚纳东)。是年冬，蒙哥进征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斡勒不儿里克部首领八赤蛮出没于密林，不时袭击蒙古军队。

　　次年春，速不台自不里阿耳境移师南下，增援蒙哥。八赤蛮闻速不台至，大惧，逃入海中。蒙哥率军进攻宽田吉思海(今里海)岛屿，俘八赤蛮处死。于是，宽田吉海及外高加索山以北诸部震服。九年(1237年)夏、秋，在伏尔加河以东休养士马，决定征讨斡罗斯(今俄罗斯欧洲北部的基洛夫州和鞑靼自治共和国以西地区和乌克兰、白俄罗斯)。十二月，拔都等诸王率军渡过伏尔加河，攻克烈也赞(一作“也烈赞”，今莫斯科东南亚赞州里亚赞城)、科罗木纳(今莫斯科东南科洛姆纳城)诸城。次年二月，围攻斡罗斯弗拉基米尔大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今俄罗斯莫斯科东北)。大公阔儿吉弃城逃跑，至昔迪河(今伏尔加河上游)畔等待基辅公国援军。蒙古军围攻五日，并强迫斡罗斯人参加攻城战，城破。拔都分军数路攻取弗拉基米尔城附近的罗斯托夫、莫斯科等10余城。三月，拔都派一军突然袭击昔迪河畔之大公军营，全歼其兵，大公战死。蒙古军由此向基辅公国古都诺夫哥罗德(今俄罗斯诺夫哥德州诺夫哥罗德城)挺进，至城20里，忽改道南下向高加索北进军，蒙哥、贵由镇压阿速叛部，拔都经略伏尔加河以东诸地，并在钦察草原休养士马。

　　十年，蒙哥、贵由攻取铁门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杰尔宾特西)，打通高加索南北交通线。是年秋，西征军中主帅拔都和窝阔台大汗长子贵由发生激烈争执，蒙哥站在拔都一边，拜答儿站在贵由一边，双方几乎兵戎相见。窝阔台大汗获知后，令贵由和蒙哥东归蒙古草原，留下其五子合丹统领窝括台系蒙古军团。十一年，拔都遣军渡过顿河，复入斡罗斯南部抄掠。斡罗斯王公们忙于争权夺利，不能团结对敌，使蒙古军攻取别列思老勒、契尔尼果夫二城。攻打契尔尼果夫城时，蒙古军使用于巨型抛石机。是年秋，拔都亲率大军进抵乞瓦城(今乌克兰基辅城)，诸路军云集。拔都下令四周架炮，昼夜不息，猛烈攻击。十一月十九日，方才攻克(参见乞瓦之战)。攻取乞瓦城后，蒙古军继续西进，攻取加里奇公国都城弗拉基米尔——沃伦(今乌克兰西北部沃伦州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境内其他城市。加里奇公丹尼勒逃往马札儿。斡罗斯被蒙古军占领。

　　蒙古西征军团的编制

　　蒙古的军事行动之前，都要有大会会议，特别是远征时更加如此。这也是因为夏天不利于游牧骑兵出战，蒙古的进攻一向选择在秋天草多马肥的时候，再延续到冬天，冬天是游牧的闲暇时间，游牧民族也不象农耕民族需要利用冬天来准备来年的农具或者利用枯水期来修缮开挖河道堤防。到了春天之后，游牧骑兵就要分散各地去避暑，一般如果不是特别需要，蒙古不在夏天发动战争，因此，通常在三四月间，蒙古的各个前线千户万户就会集聚起来开军事会议，尚定秋天开始的军事行动，而后散开回部落或封地去避暑，同时安排征召军队，为秋天的作战做准备。这也使得蒙古每次军事行动之前，总是有完善的军事作战计划，谋定而后动。

　　蒙古军队行军之时，在大军的前面要派前锋，前锋的前面还要有哨骑，只要是几百人以上的小部分，就一定要在周围派出哨骑侦察。侦察分两种，一种是武装哨探，通常在周围有敌军时进行，哨骑登高望远，或者劫掠敌人，逼近敌人的营哨去获得情报。另一种是平时行军的哨探，以发现居民为主，一旦发现居民或旅客，都要捕获询问四周的地势、兵力分布、有什么要塞、有什么军事基地、哪里可以补给等等。这种哨探在行军时的分布，有时可以远至大军的前面两百公里之远。一旦发现情报，根据情报的重要程度层层上报直到统军大帅。因此，蒙古军队几乎从来没有被伏击过。

　　在大军的后面，是称为奥鲁的老少营，奥鲁营制度，是蒙古军队不同于别人的一项制度。众所周知，蒙古在各地劫掠人口为奴，为数众多。奴仆在主人出征的时候需要随军出征，充当劳役，有时也被当作敢死队去送死，如果能够作战勇敢活过几次敢死队，则可获得自由编入民籍。此外，蒙古士兵出征时，是可以携带妻小的，称为军眷，这些妇女儿童平时负责后勤补给，在作战特别紧急的时候，也可以上阵参与作战。奥鲁本来有两种，一种随军，一种留守放牧。比如说，成吉思汗就经常带着忽兰妃子出征，而大妃孛儿贴就经常是留守大后方的。不过在定都和林之后，留守军团就没有了意义，因为当时的形势下，蒙古草原已经统一，不可能后方大帐被突袭，而随着蒙古帝国的扩大版图，蒙古诸王公也逐渐被分封到帝国的各方，离鄂嫩河越来越远，他们各自的留守奥鲁也必然随军前进到各方去，因此留守奥鲁最后也都变成了随军奥鲁。

　　但是，随军奥鲁也不是成吉思汗时代的那种形式了，因为奥鲁等于蒙古军队的生命，不但大帐、财产、妻小在那里，而且各种人力物力的补给，都是靠奥鲁来补给的，在灭金的1230年卫州之战中，国王塔思率蒙古军和华北汉军围攻武仙，被移剌浦阿从后掩杀，把全部随军奥鲁都给金军俘虏，致使华北方面的军队大败（可参考拙作三峰山），从此后随军奥鲁就一般设置得离大军比较远，比如忽必烈征大理，就在大渡河边留下奥鲁，而只率大军渡河做短时间突袭作战。

　　蒙古的征兵制度，所有男丁15周岁以上就得准备服兵役，随时有被征召的可能，除了刚开始时的全民当兵的需要，后代的蒙古大汗多数是按比例征召最高的征召比例，是贵由大汗准备西征时，晓谕蒙古各户每十人抽三人当兵，其后就是二次西征时，每十人征二人。这样的比例不要说比定居民族，就是比同样的游牧民族，也高出许多。

　　然而即使这样，因为蒙古征伐的特殊性，兵源仍然不足，于是从成吉思汗开始，组建了渐丁军，所谓渐丁军，就是还没成丁的十三四岁少年，渐丁军并不直接参与战斗，但是需要准备战斗作为预备部队，这样，当他们成长到15周岁时，就已经是经验丰富的老兵可以直接编入部队了。而到了后来，渐丁军的成分更加幼小，因为西征路途遥远，12岁的少年在蒙古草原加入西征军队，等他走到前线的时候，差不多也就15岁可以投入战斗了。

　　蒙古军队的扎营也很考究，不但要选择地形，按职位编排把中军围住，而且外围营帐还有很多特色。比如说移营。外围的小部队在天黑之前扎营，然后天没黑之前就要燃起营火，而等天黑的时候要移营，保留刚才燃起的营火不熄灭的同时，把真正的营帐移往旁边的隐蔽处，这样即使别人来袭营，如果不是清楚蒙古军队的内情的，多半会袭了燃着营火的空营。

　　每个营都有不同的晚上口令，口令自然也要考虑到保密性能和成系统性，蒙古人在这个上采取了最简单却有效的方法，用各个千人队百人队营的长官的姓名当口令，这样不但自己人不会混乱和误会，而且敌人很难知道，因为如果能够探到多个百夫长的姓名的话，那这情报也做得太20世纪的水平了。何况外围营帐相对固定，但是相对于主帐的位置却每天不同，因此今天整个营盘最西南的营帐口令是海都百夫长，明天就变成阔列坚百夫长了。

　　蒙古军队每次出征之前，都要检阅部队，这时候部队就要把自己的装备晒出来，如果其中有遗漏残缺，那么就要受到处罚，因此蒙古军队的战斗状态，经常是保持完好的。

　　十字军时代欧洲各王国军团编制

　　反观欧洲军队，不用说军略、战术远远不如蒙古军队，就连这些细节的军备、侦察、补充等等，也是远远不如蒙古军队。

　　欧洲的陆军，主力是重骑兵部队。重骑兵一般是各级封建领主，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配合必然是不行的，平时各自在自己的封地里，虽然每年有各级领主组织的下属骑士的比武大会训练单兵格斗能力并选拔优秀，但是这样的职业军队，其战场上的适合能力，却反而不如蒙古军队的平时民战时兵的非职业军队。

　　陆军里人数最多的就是步兵，但是欧洲的步兵都是临时征召的农民和农奴，不但训练低下，而且很多人负担不起武器的费用，在作战时只能拿着根木棍就上战场。虽然到十字军东征的时候，由于与中东阿拉伯的作战，使欧洲人明白到步骑协同要比单独使用骑兵优越很多，但是出于欧洲的传统背景，专业的步兵职业军人还是没能发展起来，职业军人们--各级封建领主大小骑士，都更愿意骑着马而不是靠双腿跑步。只有在北意大利热那亚、威尼斯等地，才有一定数量的雇佣兵是职业步兵。因为雇佣兵没那么多钱去买马。至于海军，蒙古入侵时的欧洲海军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威尼斯、热那亚和拜占庭帝国、阿拉贡王国和阿拉伯人有点点海军在小打小闹，欧洲军队的兴起，还要等蒙古人撤走后再过200年。

　　说到重骑兵，中重骑兵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兵种。欧洲人是笨了些，但是不能用欧洲人的笨来当作标准。每次看到网上有人在分析什么重骑兵打不过轻骑兵，什么轻骑兵使用弓箭是重骑兵的克星时就想笑。重骑兵无非就是重装铠甲，欧洲人笨到骑兵不会用弓箭，可谁规定重装骑兵就不能使用弓箭？看到某些网上文章大言不惭地把骑兵分成配备弓箭的轻骑兵和不配备弓箭的重骑兵来对比出洋洋洒洒一大篇，就不禁想问，重骑兵配备弓箭难道要上军事法庭？难道要处死刑？谁规定重骑兵不能使用轻骑兵所使用的弓箭？相等距离下互相对射，是轻骑兵伤得重些还是重骑兵？如果重骑兵这么没用，还会在历史上出现么。欧洲的骑士们笨，但是别拿笨后果来当结论嘛。好了说回我们的主题。

　　欧洲军队使用的弓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十字弓，一种是长弓。十字弓在公元前的中国曾经流行过。而长弓却是当时刚发明的，其射程可以远达360多米，是十字弓的两倍。在他出现之后，便迅速取代十字弓。不过长弓的真正成名，要等蒙古撤兵的几十年后，才开始在英国装备起来。欧洲军队的其他武器跟罗马军团和中世纪早期并没有不同，战斧，长矛，骑士枪，盾牌，长剑。新增加的是欧洲戟，欧洲戟是在长矛的基础上加个斧头，使长矛既可以刺，也可以砍，加大步兵的作战能力，不过当时注重步兵的，只有被北意大利城市雇佣的瑞士戟兵。防具补充一下，欧洲步兵没有防具，装备不起，而骑兵多数是用锁子甲，锁子甲重而防护能力并不特别好，因此也有部分贵族在外面再裹片甲，里面再衬皮甲，一个装备绝对完善的骑兵，可以满身插满箭而不受伤，不过，他也别想骑马冲锋了。

　　当然，也正是因为这段时间里盔甲的这些成就，使得原先作为军人标准装备的盾牌，开始慢慢退化和退出战场，盾牌的面积开始缩小，步兵的大方盾变成了小圆盾，而骑兵更是干脆变成了带花纹的三角盾，并且完全成为了一种装饰品而不是防具。盾徽、家徽、纹章学、贵族制度，也就相应的建立或成熟起来了。

　　中世纪欧洲的战略，除了拜占庭帝国之外，全部可以忽略。拜占庭上承罗马希腊，中间又根据与阿拉伯人多年的战斗经验而修改，从军事理论到军事著作，一直到兵力动员、战区划分、作战时机、作战方式等都有自己完整的一套。相比之下，中西欧就毫无战略可言了，不但没有任何军事理论的提出，没有任何军事著作的出现，甚至连如何协同作战的模式都没有。西欧的骑士制度决定了这些骑士平时是不可能在一起训练的，因此他们只会单打独挑，只是在战争的时候才临时集结起来一起去打仗，完全就是一群散兵游勇。所以欧洲中世纪唯一可以算得上是军略的东西，就是制定了他们的动员集结方法，如何保障后方军队的人员的征集，兵力的集结，往前线的机动，当然也就要求边境要有一定的要塞地域，能够应付别人的入侵，给后方集结兵力取得时间，这点是因历史不同而产生的军事思想的不同于我们东方的地方。在当时的生产力规模下，这套方式完全是没有什么大作用，但是放到拿破仑时代之后，以及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就确实是国家动员的标准了。

　　欧洲的另一个特色--城堡，也造成了欧洲军队在蒙古军队前面的失败。欧洲的城堡通常并不大，然而十分坚固，耸立到现在而不倒塌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欧洲的军队是作战时临时征召，一般时间不能超过几个星期，因为会有农忙时间，而且每个领主也得回去自己封地处理各种大小事务。而雇佣兵的花费非常大。这样就使得欧洲的封建主们打仗时，除非有极大的耐心和财力人力，已及坚决的决心去攻占某座城堡，否则便只能在围攻一段时间之后撤军。因此，欧洲的领主们在面临外敌时更喜欢先待在城堡里来消耗敌人，等敌人不得不退兵时才发起攻击，所以这段时间虽然欧洲的大小战争不少，真正的野战却很少，而蒙古人恰恰是野战的高手。蒙古人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以及决心来围困一座城堡直到它被攻破或投降，欧洲人出战不能取胜，困守也最终在物资耗尽后归于失败，在蒙古人面前是处处受制。

　　速不台的东欧攻略

　　蒙古西征军攻克俄罗斯后，在钦察草原休整。速不台遣其子兀良合台率领蒙古与归降俄罗斯签军混编而成的斥侯军团先行攻打波兰边境城堡，以侦察东欧各王国情况。然后又派出大量间谍混杂在西逃匈牙利的钦察部落中，侦察中欧各王国情况。在了解了西方的局势之后，速不台决定对欧洲发动攻击，要对中东欧发动攻击，首要的敌人必然就是匈牙利王国，速不台也就得围绕匈牙利来制定他的作战计划。

　　当然，作战是需要有借口的，蒙古的这个借口就是，当蒙古在征服南俄罗斯草原的时候，有个半游牧的民族4万帐在他们族长忽摊汗的带领下逃难到匈牙利寻求避难，这种庇护蒙古敌人的行为，正是蒙古从东往西一直的借口。说到这个逃难民族，由于文明并不高，并混杂有蒙古间谍。移入匈牙利之后与当地居民产生了不少的矛盾，而主动接纳他们的贝拉四世，也因此被国内的大贵族们埋怨，后来蒙古一入侵，那些大贵族就乘机要贝拉四世屠杀这个民族，贝拉四世被迫杀了他们的族长忽摊汗，于是这些游牧民就此散去，不但让匈牙利少了一批可以利用的游牧骑兵，也让匈牙利从此与这批人结下深仇，在往后的时间里将不停骚扰袭击匈牙利。

　　匈牙利当时与波兰等国家有联姻，而且同为欧洲国家，跟神圣罗马帝国与拜占庭帝国都有一定的外交来往，一旦处于危机情况，肯定会向这些国家求援，而波兰、西里西亚等与神圣罗马帝国的关系更加紧密，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使得速不台明白，他不能只以匈牙利为目标，他必须同时展开兵力对波兰进行打击，以解除他向匈牙利进军时侧翼的威胁。

　　速不台制定的作战计划是：

　　为达成击溃波兰匈牙利，不让该两处军队会合成联军，并以主力对付匈牙利，需要分兵北、中、南三路同时攻击波兰和匈牙利等，然后约定时间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城下会合，与匈牙利主力决战。因此，以一部分兵力提前几天出发，攻略波兰、西里西亚，根据敌情决定彻底毁灭或是进行重大打击防止这些国家从北面对匈牙利的援助，如果可以，适当试探神圣罗马帝国德意志人的虚实，然后在规定时间内南下到布达佩斯与主力会合。以另一部兵力为南路，沿喀尔巴阡山南下至多瑙河，一面摧毁匈牙利东南地区，一方面对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两国造成兵力威胁，使他们不敢从南面对匈牙利进行援助，同时准备如果拜占庭帝国出兵援救匈牙利时，在多瑙河附近牵制拜保塞联军（如果拜占庭参战，那保加利亚与塞尔维亚无疑也会参战），再等主力决定下步的计划，如果拜占庭帝国没有或者来不及出兵，则在规定时间溯多瑙河而上，与主力会师于布达佩斯城下。主力直接攻破喀尔巴阡山的要隘，直趋匈牙利中心地带，牵制匈牙利主力，等南北两军到齐后决战。

　　西征大军在留下部分兵力镇守和清剿俄罗斯地区之后，还有大约12万人可以用来对付欧洲，这12万人被速不台分成四支大军。因为原先成吉思汗四子四个派系，本来出征时就是四支大军，速不台这样的分配并不会造成兵力的分割和将领间的矛盾。

　　北路以拜答儿为主将，速不台派其子兀良合台辅佐，带3个万人队进攻波兰。南路以合丹为主将，也是带3个万人队出发。中路的6个万人队分成两支平行推进的部队，名义上以拔都为主帅事实上以速不台为主将，互相策应前进。也就是说，北路以察哈台系为主，南路以窝阔台系为主，中路是术赤系和拖雷系，速不台本身就属于拖雷系的，是原拖雷手下的将领。

　　1241年1月，蒙古的部分前锋，对波兰进行武装侦察，摧毁了卢布林地区，并趁维斯杜拉河（华沙就在河西，苏军44年7月攻至河东，45年1月越河攻占华沙）冰冻，踏冰越河哨探至波兰当时的首都克拉科夫城12公里远的地方，大掠财物之后退回蒙古军大营。一时间欧洲震动，各国都开始准备作战。于是，在1241年3月初，拜答儿的北路军率先出发北上，随后南路军也出发南下，主力也随后出动，蒙古二次西征的第三战局正式展开。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蒙古三路大军的进攻，是互相呼应，互相联系的，比如说北边的拜答儿，他的目的是策应和保护主力，是有极其明确的战略意图的，而反观欧洲军队，仍然是简单的集结--作战模式，不同的部队彼此之间没有任何战略上的关联，甚至连战役级别的关联也没有，一场战斗便是一场战役。欧洲军队即使有几万人，也不过是战场上执行一种单一的战术目的的战术单位，等于现代军事理论下的营级，只不过这个营特别多乌合之众罢了。最好的也不过是在某场战斗中体现出来一点战役的模样，升级为师级单位而已。而蒙古军队，拜答儿的军队，完全是整个战线上的一个有机部分，既与其他战略方向有互相呼应的关系，又有足够的独立的作战的策划和执行，虽然人数不多，但是其绝对是一个战略单位，称为拜答儿方面军也是当之无愧的。

　　这样，经过考虑之后，我决定不以时间为轴来描述，而分开用三个战略方面来介绍。我们先来看看北线。拜答儿带了军队进入波兰，同样的，为了保护他的右翼，防止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对波兰的援助，他分出一小部分人作为他的右翼，向立陶宛地区推进，如前面我们所说，立陶宛地区这个时候还没有建立国家，东普鲁士刚刚被条顿骑士团所征服，这些地方唯一能够阻止蒙古人的，就只有条顿骑士团，不过条顿骑士团的主力已经应邀南下波兰，留在这里的残余部队无法形成抵抗力量，于是这支北翼的北翼的小分队，就轻松地摧毁了立陶宛地区，并横穿整个东普鲁士地区，所到之处进行毁灭性打击，最后进入波兰北部的波美拉尼亚，由于当时该片地区仍然比较落后，居民很多还是较原始的部落制度，连基督教都还没有接受，因此史料的缺乏使我们今天不能很清楚地知道这支小分队的具体情况，不过反正因为这支小分队沿波罗的海的行动，使得拜答儿在整个波兰战役中无须担心他自己的侧后方。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我们要回头来说说波兰，因为前面那天说得比较急，才一小段就介绍过去了。波兰的内乱起于蒙古入侵之前的102年前，当时波兰的国王勃烈斯拉夫三世死前将土地分给自己的四个儿子，波兰从此进入内战，到蒙古人入侵的时候，已经是这个国王的曾孙辈在内战了，其中，勃烈斯拉夫四世被尊为波兰名义上的国王，但是他的统治区域只有首都克拉科夫和附近波兰东南的地方而已，他的堂叔康拉德，控制了波兰王国下的东北边两个公国，一个堂兄控制了波兰王国西边的两个公国，另一个堂叔亨利，则控制了中间，并且因为成为西里西亚大公，被称为西里西亚的亨利二世。

　　拜达儿从东边开始入侵，康拉德便集聚兵力去迎战，一触即溃，无力再战，后来，康拉德领土的另一半遭到拜达儿派往波罗的海沿岸的那支小分队的顺道骚扰，成为废墟，被完全摧毁。拜达儿继续向克拉科夫前进，波兰国王勃烈斯拉夫集结起直属他的兵力，以及领地里的民兵，在克拉科夫城外迎战，但是勃烈斯拉夫本人没有自信能够抵挡蒙古人，做好了逃跑的准备。果然，1241年3月18日，两军相遇于西特拉夫，波兰军全军覆没，前线将领全部战死，勃烈斯拉夫即刻带了家眷仓皇逃跑，波兰贵族随之作鸟兽散，纷纷逃往匈牙利方向或日尔曼。1241年3月23日，在击破微弱的抵抗之后，蒙古攻占了波兰首都克拉科夫，并于24日放火焚城，全军继续向西挺进。

　　蒙古军队继续前进，直指波兰王国西部，西部两公国的领主，勃烈斯拉夫的堂哥米切斯拉夫不敢迎战，弃城逃往西里西亚，依附亨利二世。于是拜答儿的军队便顺着奥得河（奥得河距现代德国首都柏林60公里，1945年4月，苏军于此强渡奥得河发动柏林战役）前进，来到西里西亚。

　　当蒙古军队穿过波兰的时候，惊慌弥漫波兰乡间，慌恐之极的难民纷纷西逃。由于一座又一座城市被攻占、摧毁、焚烧，恐怖的感觉被渲染，并被无限扩大。到4月初，拜答儿到达西里西亚的时候，在他前面的欧洲人都以为他的军队有20多万人。许多大小领主根本连远远地望下蒙古人都不敢，在蒙古人面前望风而逃。这时候唯一敢跟蒙古人对战的，也只有中欧的正规职业军人出于骑士的荣誉感和军人的责任感了。而且，随着蒙古的前进，他们也开始在西里西亚一线集结起来，特别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如果他不愿让蒙古人进入德国腹地的话，西里西亚就是他最后的防线。所以，他派出了初期匆忙集结起来的兵力，以及听从皇帝指挥的条顿骑士团前往西里西亚帮助亨利二世抵抗直到他在后方集结更多的兵力去跟蒙古人决战。同时，波希米亚军队也北上前往西里西亚帮助亨利二世。于是，波日波联军（波兰、日尔曼、波希米亚）就来到了蒙古军队的前面。然而，北线战略上的主导权完全在蒙古人手里，欧洲的联军是不能随他们意愿来选择时间选择地点作战的。

　　于是，正当联军快要集结起来的时候，拜答儿率先进攻联军的集结地，西里西亚的里格尼茨。此时波希米亚王文西斯劳斯率领的5万波希米亚军队还在离战场还有两天路程的南方正在赶来。欧洲人的缺乏战略联系再次展现出来，亨利二世没有与波希米亚军联系，连两天也等不了，仓促出城迎战，于是原先计划的波日波联军少了一个主力，变成了德波联军。

　　德波联军的数量，向来众说不一，以最少的数据来说，是三万的野战兵力，以不夸张的最多的数据来说，是大约七万的兵力，但是不论哪种数据，都不会比蒙古军少。少了一支部队，并不意味着指挥上的统一性能更好些，相反，已经集结起来的部队五花八门，什么旗号都有，彼此之间毫无配合，不能混编，于是不得不分成五个主要成分来分别指挥。所以德波联军这点并不算多的兵力，还分成了五个军。再在战场上布成三个批次的阵势，更加削弱了原本就很弱的兵力。

　　德波联军的这五个部分是：第一阵一个军，以日尔曼步兵和波兰西部的志愿矿工两部分混编而成，由波兰西部的领主莫利维亚侯爵的儿子，也叫勃烈斯拉夫（与波兰国王同名）的指挥打前锋。前锋全部是步兵，因为亨利二世事实上并不敢直接与蒙古人决战，他意图以步兵做试探性的攻击，并消耗蒙古人的部分实力。第二阵的有两支部队，一支是由克拉科夫逃来的将领速里斯拉夫指挥的大波兰志愿军以及同样从克拉科夫逃来的波兰军民，另一支是米切斯拉夫公爵带领了逃亡来西里西亚的西波兰军民。亨利二世试图用第二阵这两支部队，在适当的时候作为主力投入战斗，或者支援第一阵的日尔曼步兵扩大战果。我们可以看到，到这里，亨利二世仍然没有意图直接投入他自己的兵力，换言之，他希望在保留实力的同时，让波兰人去送死，如果波兰军队与蒙古军队两败俱伤，那么亨利二世就可以乘机东进吞并整个波兰了。第三阵是亨利二世留下的预备队，不过也是德波联军真正的主力部队，这一阵的两支军队，稍微靠前的是由条顿骑士团团长亲自率领的条顿骑士团，稍微靠后的是亨利二世亲自率领的西里西亚部队。这些里面就不少是骑兵特别是重骑兵了。

　　公元1241年4月9日早上，亨利二世率领这五支部队，于里格尼茨城中举行宗教弥撒仪式之后，出城迎战，两军布阵于离里格尼茨城约10公里的平原地带上，这就是后来闻名于西方历史的被称为里格尼茨歼灭战的蒙古二次西征第三战局北线的代表战。

　　交战的地方是平原地带，德波联军的第一军先出动去进攻蒙古前锋，蒙古前锋假装不敌撤退，于是德波联军的第一军就追击，这一支部队主要是日尔曼步兵和波兰矿工临时混编，军纪不强，一看蒙古人后退，就乱哄哄地向前追击，一下子就给引诱到远离后面主力的地方。蒙古军队把德波联军第一军诱离主力后，便回身接战，箭如雨下，后面的德波联军见第一阵追击地太远了，第二阵的两支部队出于大家同为波兰人的感情，便也脱离阵型在后面跟上来想要救援，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德波联军第一军的这些日尔曼步兵和波兰矿工都是步兵，速度既慢，人数密集，而装备又差，很多人连基本的防护都没有，不要说盔甲，就连衣服都不多，许多矿工是袒露半个上半身投入战斗的，于是在蒙古人的箭雨攻击之下，包括主将勃烈斯拉夫在内全军覆没，而这时候德波联军的第二阵才赶到。

　　于是蒙古人趁势再击后两阵，后两阵的波兰军民也多数是步兵，跟第一军的部队一样，也在蒙古人的箭雨下伤亡惨重，进退失措，于是亨利二世只能派出他最后的两支部队仓促投入战斗去试图救援，于是整个里格尼茨之战中的德波联军等于是分批投入战斗给蒙古集中兵力围歼。等条顿骑士团和西里西亚军队赶到，德波联军的第二阵也已经全军覆没了。况且条顿骑士团的布阵还是比西里西亚军队更靠前一点，也就更先一点投入战斗，并且更先一点被蒙古人击溃。于是蒙古人得以集中全部兵力来对付最后的西里西亚军队。

日本赢得甲午战争 跻身世界强国之林 [转帖]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Z.F长期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产物。对于日本来说，经过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暴发户。日本从甲午一战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此，日本Z.F便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而作准备。日本就是这样靠战争崛起的。　　1894年爆发的甲午战争明明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却千方百计掩盖侵略的罪行，甚至把日方打扮成一种“自卫战”，在日本的历史教科书，不提日本首先在丰岛海面袭击清军，而用暧昧的语言厚颜无耻说：“日清两军发生冲突，日清战争开始了。”在送审本则进一步歪曲事实：“清不想失掉最后的朝贡国朝鲜，开始将日本作为敌人。日本进行了日清和日俄两场战争，就是由于东亚的这种国际关系。”
　　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明治Z.F长期推行对外扩张政策的产物。对于日本右翼势力最好的回击就是用历史事实来说话。且看如下实录，不难看出日本明治Z.F的狼子野心！
　　1868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颁布诏书，宣称“开拓万里之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以实行对外侵略扩张为基本国策。日本的侵略矛头所向直指中国。为此，明治Z.F进行了长期的扩军备战活动。
　　1870年，开始推行军制改革，实行全民义务兵役制，建立近代常备军，并大肆宣扬“日本刀”和“日本魂”，叫嚷什么“百年大计在一战”（《日清战争实记》第1编）。
　　1874年，侵略台湾受挫后，明治Z.F深感海军力量之不足，“必以海战威于四方”，于是，急向英国订购了扶桑、金刚、比睿三艘铁甲舰，以充实海军力量。
　　1884年，朝鲜开化党在日本支持下发动“甲申政变”，旨在“乱中取胜”。
　　1886年，日本军部首脑派参谋到中国“调查”后提出《讨伐清国策》的报告，发布海军公债令，“借民资，扩军力”，开始实施第一期三年造舰计划。
　　1888年，中国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后，明治Z.F视之为敌，以超过北洋舰队为目标，又提出了庞大的第二期五年造舰计划，并先后向英、法两国购买了6艘大型新式战舰，使它的海军力量一跃而居于北洋海军之上。
　　1893年4月至7月，除了继续加强间谍活动，搜集情报外，日本参谋长川上操六到朝鲜、中国进行所谓的考察，做出了日本对华作战的方案和规划。
　　1894年6月1日，日本认为“时机成熟”了，只是“无端起事”，于是，利用朝鲜东学党起义之机，采取欺骗手段，诱使清Z.F派兵入朝，从而为其大规模出兵朝鲜制造借口，以促成中日直接开战。6月22日，日本提议：中日联合“协同从事”镇压朝鲜农民起义，清Z.F拒绝，日本决定向中国发出绝交书。
　　7月13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发出机密训令：“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于是挑衅不断。
　　7月17日，日本大本营召开御前会议，正式作出对中国开战的决定。
　　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对北洋舰队实行了海盗式的袭击。高升号被击沉，船上的871官兵壮烈殉国。终于挑起了战争。
　　这场战争打了8个月，以中国战败而告终结。1895年4月17日，双方签订不平等的《马关条约》。这次战争的失败，对中国震动极大，影响极深，奇耻大辱，“成中国之巨祸”，此后半个世纪里，日本军国主义欺压中国，凌辱、残害中国人民，无所不用其极，是中华民族的大敌。
　　对于日本来说，经过甲午一战，日本成为亚洲的战争暴发户，从此跻身世界列强行列。
　　战后日本向中国索取赔款库平银2亿两，再加上赎辽费3000万两和威海卫日军守备费150万两，共2.315亿两，约合3.4725亿日元。另外，还从中国掠夺了大量的战利品，包括舰艇、轮船、汽船、军港设备等等，其价值也有1.2亿日元。
　　当时，日本Z.F的年度财政收入才有8000日元。这次战争掠夺，一下子使日本大发其财。日本前外务大臣井上馨踌躇满志地说：“在这笔赔款以前，日本财政部门根本料想不到会有好几亿的日元，全部收入只有八千万日元。所以，一想到现在有三亿五千万日元滚滚而来，无论Z.F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甲午战争赔款问题考实》，《历史研究》1998年第3期）说得多甜美，日本Z.F或私人“都顿觉无比地富裕”。这富裕是靠掠夺而得，它充满着中国人民的血与泪。
　　日本从甲午一战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更加刺激了它对外扩张的野心。从此，日本Z.F便大力扩张军备，为发动新的战争而作准备。日本就是这样靠战争崛起的。日本右翼势力一心想掩盖侵略事实，摆脱日本战后的各种制约，重温“大日本帝国”战争崛起的迷梦。对此动向，不能不引起世界上，特别是曾经饱受日本军国主义血腥侵略的亚洲国家的警觉，决不能等闲视之。
　　甲午战争是帝国主义的候选国—中国与日本的命运决定战，战胜国日本加入了帝国主义阵营的末班车，成为亚洲唯一晋升帝国主义之国家；战败国中国转为半殖民地的地位，变成列强争夺利权的一块肥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