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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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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语录》红遍全国的背后[转帖]


  
  《毛主席语录》是毛泽东著作中名言警句的选编本,“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因为最流行的版本用红色封面包装,又是红色领袖的经典言论,所以文化大革命中被普遍称为“红宝书”。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无不知晓“红宝书”。那时,人们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但“红宝书”不可不带,连结婚送礼也必少不了一本“红宝书”。

  严格意义上讲,“红宝书”应包括各种正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但由于《毛主席语录》发行量最大、印制最精美、读者最多,且封面又是由红塑料封皮特制,人们心目中的“红宝书”往往专指《毛主席语录》。仅“文革”几年之内,国内外就出版了用五十多种文字印成的五百多种版本,总印数为五十余亿册。在当时,全世界三十多亿人口,男女老幼人均1.5册有余,被国际上公认为:“是20世纪世界上最流行的书”,“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书”。

  上个世纪60年代,似乎在一夜之间,“红宝书”忽然在中国大地掀起了红色海洋。那时,饭可以不吃,觉可以不睡,《毛主席语录》不可不带。“顶礼膜拜”程度近乎宗教仪式。

  讲述中国历史以及相关的论坛1967年,我国500多名留学生回国,途经苏联,其中留法学生到红场高声朗读毛主席关于反修防修的语录、与苏联警方发生冲突。其他留学生义愤填膺,成立了留学生总指挥部,准备组织汇集在莫斯科的百十名留学生,再次去红场“血战到底”!如不是接到了陈毅签发的特急电报,真要在“苏修叛徒集团老窝”中心开花了。留在巴黎的留法学生听说第一批回国的留学生在红场挨了打,立刻带上了刷子,提上了油漆桶,排着队准备到苏联驻法大使馆去写标语,走到半路就被法国警察截住了,也挨了打,又被拘留了一批。我驻法大使亲自连夜给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打电话,同时又派人到法外交部交涉。次日,法方才用囚车把被扣留学生押送飞机场,让他们立刻登机回国。

  1966年,我国派出一个青年文艺小组到法国访问演出,他们在每个节目表演前,都要先念一通《毛主席语录》。观众对此很反感,头两三个节目,还能忍受。以后每念一次毛语录,台下就发出一片嘘声,越念嘘声越厉害。大使馆的同志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很难过,建议他们不必每一节目前都念语录,但文艺小组领导坚决不肯,说节目前念语录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创举。台下喝倒采,他们说观众大多是资产阶级,敌人反对正说明我们是正确的。大使馆黄镇同志和宋之光同志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为了维护毛主席的威信,为了中法友谊不受伤害,只好对他们说,如果不接受使馆意见,就不要再演出了。这才使他们不得不做了让步。

  林彪提出“三十字方针”

  “红宝书”的疯狂泛滥,与林彪的大力倡导密不可分。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连续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即通常所说的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后,林彪掌控了军权。为了达到个人目的,开始在全军掀起学习毛泽东著作运动。

  1960年九十月间,林彪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站在现代思想的顶峰”,要“带着问题学”,“立竿见影”。1961年1月,他在“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几句话,拼凑了一套所谓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方法。这一方法后来被吹嘘为“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下功夫。”

  1961年4月,林彪在部队视察时,更加明确地提出:为了使战士在各个时期、各种情况下都能及时得到毛主席思想指导,《解放军报》应当经常选登毛主席的有关语录。在这之前,他还曾主张要把毛主席著作中最精辟最重要的话背下来。

  《毛主席语录》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被编发出来的。

  根据林彪的指示,《解放军报》从1961年5月1日起在报眼刊登毛主席语录,要求内容与当天报纸版面相吻合,以便全军官兵“活学活用”。

  为了完成这一“神圣”任务,解放军报社抽出专人每天查找语录。当时在报社资料室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语录卡片资料工作的田晓光具体负责这项工作。每天下午在报社的编前会议上,了解第二天报纸的宣传重点,然后由她提供有针对性的毛主席语录。开始几天,这项工作完成得比较顺利,但过了一段时间,麻烦就出现了,有时把《毛泽东选集》从头翻到尾,也找不到合适的语录,几乎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在这种情况下,解放军报社决定派出以副总编辑唐平铸为首的一行人到其他报社参观取经。在《天津日报》社,唐平铸发现他们资料室的同志将毛主席著作中可以独立使用的文字,即后来说的“语录”,作成卡片分门别类地排成专题目录,为编辑部门查找、引用、校对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有了这套专题目录,为报纸提供毛主席语录的工作开始得心应手了。后来的《毛主席语录》,就是在这套目录基础上选编的。

  1963年12月20日,唐平铸去参加总政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解放军报建议编一本《毛主席语录》的意见带了上去。

  一天,唐平铸突然给田晓光打来电话,说总政领导要他们编一本《毛主席语录》,作为会议文件下发。并要求在会议结束前,征求各位代表对《毛主席语录》的意见。

  田晓光接受了这项任务。时间如此紧迫,必须争分夺秒。他们采取编一个专题,发排一个专题;排一个专题,校一个专题的办法搞突击,但仍觉得速度慢,最后他们索性搬到了印刷厂里办公,一边编,一边排,一边校,一边印。

  1963年,我国经济开始复苏,餐桌上也能见到点油腥了。所以,1964年的元旦也显得比前两年诱人。也就是在这元旦前夜,正赶上《毛主席语录》总校、付印。那天,田晓光和同志们在印刷厂整整干了一个通宵。当新的一年第一个黎明到来的时候,散发着墨香的第一本《毛主席语录》的印张也降临到神州大地,在场的人都无比振奋。

  1964年1月5日,《毛主席语录》征求意见本出版了。从接受任务到第一本《毛主席语录》问世,总共不到一个月时间。

  1964年12月29日,林彪明确指示:“毛主席语录本在部队很受欢迎,现在每班一本太少,大家抢着看不够用,要多印一些,一定要发给每人一本。”

  《语录》下发部队以后,引起了全国的注意,各地、各部门纷纷通过电话、电报、书信来要,后来又来人联系购买,最后干脆要求代印。 从1964年5月1日《语录》正式出版,到1965年8月1日再版为止,原计划印刷发行420万册,结果大大突破这个数字,猛增到1213万册。军报还专门成立了发行《语录》机构进行这项工作。

  1965年8月1日《语录》再版本正式再版发行。新版本由52开本改为64开本,并用红塑料封皮,编印单位和《前言》仍署“总政治部”,依旧限于军内发行。

  因增加了新的内容,部队内部要重新印发,相应的,地方各单位又重新到军报联系代印。过去没印的也要求代印,公安部一次就要求代印50万册,数量越滚越大,印刷厂工人白天黑夜没命干也赶印不出来。只好请示刘志坚,看怎样处理好?刘志坚叫报罗瑞卿总长:像这样大的数量,能不能给地方纸型,让他们自印?罗同意给地方纸型自印。


  9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康生看了再版《语录》后也提出地方要代印《语录》,可以借给他们纸型自印。

  9月20日,贺龙批示给国家体委《语录》纸型自印。

  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行印刷。

  后来,人民出版社给毛主席著作编委会打报告,要求公开发行总政编的这本《毛主席语录》(当时还有几个别的版本),据当事人说,当时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批准,在全国发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发行。


  1966年8月初,文化部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决定大量出版毛主席著作,其中包括《语录》。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发动二三百家印刷厂印制《语录》,特别是在党的“九大”召开前,形成高潮,绝大多数省市都按人口数量印刷,以至几乎达到了全国人手一册。

  最初的《毛主席语录》是纸皮封面,由于不经看,后来改为塑料皮本,并且全是大红颜色的。后来传遍全球的“红宝书”也就由此得名。


  毛泽东本人赞成吗


  当时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曾给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刘副主任:

  主席指示陈伯达同志负责编写一本全国通用的“毛主席语录”。准备编写六万字左右,现只编写出一部分,约三万多字,给我送来一份。陈伯达同志说,这本语录是在总政和各地所编写的主席语录基础上编写的,要征求总政的意见,将来他们讨论时还要请总政派人参加。


  此事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林副主席指示:这是件大好事,要大力支持,需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

  现将送我的一份稿转上,请你即告有关同志先研究,待陈伯达同志征求意见时,即可告伯达同志或参加研究。并请将结果告我一下。

  这封信当时自然地很快转到了总政语录本主要编纂者田晓光手里。在田看来,这封信可以肯定这样两点:第一,毛主席是赞成用“语录”这种形式传播他的思想的。第二,因为总政编的这本语录是根据部队需要编的,所以,毛主席还希望编一本全国通用的,能全面概括他的思想的。当时《毛主席语录》没有像后来那样普及,看来当时毛主席也是希望他的“语录”能在全国普及的。

  但大也有大的难处,大而全既不易问世,更不易普及,后来也就夭折了。

  毛泽东赞成搞语录,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

  1964年版《语录》刚出,毛主席就派人索要。这说明毛主席很早就看到了这本《语录》。

  1965年11月19日,中央办公厅打来电话,说毛主席同意给安徽省委《语录》纸型,让他们自己印刷。当时《语录》仅限于军队内部发行。由此可见毛主席对《语录》的态度。

  “红宝书”最高拍卖12万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使得红色海洋的狂热波涛戛然而止,“红宝书”迅速由热变冷。

  经过了这场变故,当年曾创世界出版纪录的“红宝书”如今已所剩无几,存世量极其稀少。正因为如此,“红宝书”已成了许多收藏家们极力寻找的“文物”,其在文物市场上的价格不断攀升。本世纪初,一本1964年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在著名的苏士比拍卖行拍卖时,居然卖出了折合人民币12万余元的高价。

  “红宝书”的热销固然有政治的色彩,但并非全是政治的因素。“语录”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深受欢迎,创造了出版界的“奇迹”。这其中,毛泽东文章的魅力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毛泽东在其一生中,写下了许多精彩的文章。这些文章包含着精深的思想、严密的逻辑、精美的语言、丰富的知识,既气势磅礴,又文采飞扬。而“红宝书”中所收录的都是毛泽东文章中的名言警句,这些警句更是朗朗上口、言简意赅、寓意深刻,无疑能深深地打动广大读者的心。正因为如此,许许多多人疯狂热衷于读毛泽东的语录也就不难理解了。

  “红宝书”的影响固然有时间的限制,但并非没有长久的价值。里面的许多警句并未过时,仍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如“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知识的问题是一个科学问题,来不得半点的虚伪和骄傲”、“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放下包袱,开动机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人民服务”,等等,这些警句已经影响了中国几代人的成长发展和思想变迁,并将会继续发挥其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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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际[转帖]


  
  作者:王凡 东平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7、《红樱桃》与朱德之女、张闻天之子的蒙难遭际

  20世纪末公映的电影《红樱桃》,是由也曾留苏的叶挺之子叶正明的儿子拍摄的,传说电影主人公是根据朱德女儿朱敏的经历为原型创作的,但电影毕竟是艺术,虚构的成分太多,和朱敏的实际经历相差很大。

  朱敏在卫国战争前,和毛泽东的女儿李敏、罗亦农的儿子罗西北、原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一飞的儿子王继飞三个人一起来到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的。

  他们到达以后,国际儿童院对他们做了非常仔细的身体检查。当时发现朱敏患有肺病,一位老医生建议把她送到苏联最好的肺病疗养院进行治疗。这所疗养院在莫斯科西南面,那里有很大的树林,空气很好。

  然而,朱敏刚到那里不久,苏德战争就爆发了,德军的闪击战一下就把那所疗养院占领了。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伏,疗养得好好的朱敏瞬间成了德国人的囚徒,被押送到科尼塞尔半岛的劳动营当童工。二战之后,这个半岛被划入苏联的版图,直到现今。

  当被俘之际和在劳动营当劳工的岁月里,朱敏表现得很机警,始终没有暴露自己是中共领袖后代的身份。陈祖涛回忆说:“后来我对她说你当时还真有主见,一直没有暴露自己。她对我说她当时并没有想得那么复杂,而且确实吓坏了。”是啊,在国外沦落于惨无人道的法西斯匪徒魔掌,这突如其来的险恶遭遇,还真没有几个国人经历过,更何况朱敏当时还是个不谙世故的孩子。

  类似朱敏的这种特殊情况,联共中央大概是得到有关部门的汇报,所以1944年以后,苏联红军打出国境,当时的联共中央书记、原共产国际的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立即提议派人员去前方寻找在战争中失踪的中共领袖的孩子。当时被点名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朱敏;一个是张闻天和他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生的孩子,他也是在疗养院被德军掳走的。

  陈祖涛回忆说:由联共中央派出的一位高级军官,在德占领区把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都找到了。当德军被击溃后,被掳到国外的苏联战俘、劳工,都急于返回自己的祖国,他们纷纷从集中营、劳动营跑出来,自发地往苏联走。

  德军刚刚溃逃后的地区,都处于十分混乱的状态,根本没有什么运送旅客的火车、汽车,几乎所有急于归国的人都靠步行。那位大校带着朱敏和张闻天的孩子,因和军队和地方管理当局搭不上联系,找不着接待部门,他们自己也挤不上顺道的火车,也只好徒步跋涉。

  一天,行进中的他们遇到了德军的飞机轰炸,人群为躲避轰炸四处逃散。待飞机飞走后,大校找到了朱敏,而张闻天的孩子却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了。大校只好带着朱敏一人回到儿童院,张闻天的孩子从此下落不明。如果他的孩子还活着,应该和陈祖涛同岁。但笔者在此前曾听到另外一种说法,张闻天的儿子在刚被掳到德国的集中营,就设法逃脱,但途中遇到德军飞机轰炸身亡。

  1951年,张闻天继王稼祥出任驻苏联大使后,陈祖涛曾在他身边当过翻译。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了解,张闻天将自己苏联前妻的名字告诉了陈祖涛,并提供了一些可能寻找到自己孩子的线索,希望陈祖涛帮助他寻找自己的孩子。

  根据张闻天提供的线索,陈祖涛通过各种渠道打探寻找,终于找到了张闻天的苏联前妻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张闻天和她分手于1931年初,当时他接到中共中央的回国通知,但妻子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却不愿带着刚满周岁的孩子离开安定的苏联,生活在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中的中国。

  陈祖涛找到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时,她就居住在陈祖涛曾经住过的柳克斯高级公寓。当时她是军医,被授予大校军衔。陈祖涛向她询问了她儿子的情况,并说张闻天一直惦记着他们的孩子。

  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对陈祖涛说:“哎呀,别提了!我找自己的孩子已经找了许多年了,从1944年到现在,在国外所有战争期间有苏联被关押人员的地方,我都托人找遍了。因为临近战争结束的时候,同盟国出兵欧洲大陆战场,各个国家都有占领区,英国的、美国的……战俘、劳工被不同的占领军当局管辖,找起来真是很费劲呐!我通过各种关系帮助寻找,都没有找到。我估计可能是在那次轰炸中被炸死了,没有希望了。”

  陈祖涛把从安娜·列昂尼多芙娜·戈尔彬斯卡娅那里听到的情况告诉了张闻天,他听了叹息一声,流露出很遗憾的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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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帝的“遗产” [转帖]


  

  作者:周大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西汉王朝走到了元帝刘奭的时代,便开始急转直下,被公认为是由盛及衰的“分水岭”。这个分水岭的形成,与元帝在位16年(公元前48年至公元前32年)间的“作为”密切相关。

  元帝即位伊始,便滥行赏赐以收揽民心。他先后累计实施过11次涉及普通平民的大规模赏赐或免除劳役赋税,其中有9次是全国性的。但是,治理国家不是请客吃饭,廉价的施舍并不能促进生产,繁荣经济。相反,帝国连年风不调雨不顺,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天下数岁欠收,到他即位后的第8个年头,即永光三年(公元前41年),帝国财政便出现了严重的困难,“用度不足,无以给中外徭役”。

  元帝操持帝国权柄的手法,大概都离不开“平衡”二字,但他似乎玩过了火,把大小朝臣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内部斗争”上来,无暇顾及治理国家的本分。

  他似乎也对国家的治理没有兴趣,对帝国权力的有效控制,不是为了“大展鸿图”,而是要为自己经营出更自在的环境,以便尽情享受女色与音乐的盛宴。

  先帝的“遗产”

  西汉王朝从一开始便立下“以孝治国”的方针,所有皇帝死后享受的谥号,也都离不开一个“孝”字。

  帝、后之间的寿命严重失衡。女人们出奇地长寿;男人们却出奇地短命。除了高祖和武帝之外,没有一位皇帝的寿命超过50岁。

  于是便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皇后几乎没有什么实权;一旦熬成太后,便可以呼风唤雨,为所欲为,甚至凌驾于皇帝之上。

  太后们成天躲在深宫里,她们手中的权力只能靠娘家人来传递,也就是所谓的“外戚集团”。因此,真正能够在朝廷兴风作浪的外戚集团,大多都是“太后外戚”。

  由于外戚们身陷权力斗争的漩涡,结局自然也分外地悲惨。西汉王朝前后共有大小外戚集团20余家,除景帝王皇后和宣帝王皇后2家勉强幸获保全外,其他均未得到善终。

  清朝学者赵翼认为还有宣帝许皇后和哀帝生母丁姬获得善终(《廿二史札记》卷三),其实不然。宣帝许皇后(平君)本人便被霍光的夫人霍显毒死;而她的侄女成帝许皇后则先是被废,后又被赐死,其姐妹也大多死于非命。丁氏外戚集团在平帝朝被王莽清算,丁姬本人也被掘墓曝尸。

  在元帝朝,外戚势力的复杂程度可谓空前绝后。姑且不算皇后以下的外戚(比如昭仪),便有五股势力,分别为史、许二氏和三个“王氏”,占西汉王朝外戚势力总数的四分之一。

  这五股外戚势力中,除元帝皇后王氏(王政君)一族以外,其他四股均为先帝的 “遗产”。这样的局面与宣帝本人的传奇身世直接相关。

  宣帝原名刘病已,即位之后才更名为刘询。他是孝武帝的曾孙,卫太子刘据之孙。武帝末年,因江充“巫蛊事件”,太子刘据一家,包括母后卫子夫在内均遭###至死。只有出生仅数月的刘病已幸免于难,但仍收押在诏狱中。

  刘病已在狱中呆到5岁。这5年间,因为典狱长丙吉的冒死相救和解囊供养,他才得以平安成长到赦免获释。

  在出狱之后,恢复宗室籍之前,刘病已被祖母史良娣的娘家人收养。史高、史丹父子便是这个家族的主要代表。

  刘病已后来恢复了宗室籍,被皇室收养于掖庭。掖庭原来叫“永巷”,是宫中的旁舍,主要供普通宫女居住。他虽然恢复了宗室身份,但掖庭的供养仅限于食宿而已,享受不到皇曾孙应有的尊荣和富贵,在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地位。长大成人后,他娶了掖庭宦官许广汉宫刑前所生的女儿许平君为妻,生下刘奭(元帝)。

  在这个阶段,史、许二家是他最主要的依靠。

  宣帝即位后,首辅霍光的小女儿也嫁进宫来。霍光夫人霍显谋立其女为皇后,不得,便买通后宫女医将许平君(皇后)毒死。

  宣帝并未察觉其中的阴谋,便继立霍氏为皇后,且专宠之。霍光死后1年,宣帝立刘奭为太子。霍显为此气得直吐血,便和霍皇后密谋毒死刘奭。事发,霍家铤而走险,企图谋反,获灭门之诛。霍皇后亦被废,12年后自杀。

  废掉霍皇后以后,宣帝便把向来谨慎而又无子的王婕妤立为皇后,令她专心抚养太子;封王皇后的父亲王奉光为邛成侯,史称王皇后为“邛成王氏”。

  为了让邛成王氏不再生出个儿子来和太子争宠,宣帝此后便很少再幸宠她。在元帝朝,邛成王氏集团最大的特点是不深度参与朝中的权力斗争。因此,他们虽然没有过特别突出的大红大紫,但也始终立于不败之地,是宣帝以后唯一得到善终的外戚集团。

  宣帝朝还有一个王氏,是宣帝的舅族。宣帝生母王夫人因江充“巫蛊事件”被诛杀。宣帝即位后,几经周折才找到她失散于民间的娘家人。这个家族有两个代表人物,王接和王商,二人是堂兄弟。

  元帝本人的皇后也姓王(政君)。这个家族的代表人物是王政君的长兄王凤,他的五弟也叫王商。在元帝朝的五大外戚集团中,这个王氏的地位最低,势力最弱。

  元帝对待权势最重、参政欲望最强烈的史、许、(宣帝舅族)王三氏外戚,基本上采取的是“轮流坐庄”的平衡政策,让他们先后担任首辅(大司马、车骑将军)一职。

  第一位担当此职的是史高,他是宣帝驾崩前指定的辅政大臣。永光元年九月,史高因灾异原因离职退休,元帝拜王接继任。永光三年四月,王接病逝。许嘉继任首辅,一直延续到成帝朝。许嘉是元帝生母许平君的叔叔。

  上述三族外戚虽然贵为首辅,但却远远没有达到“权倾朝野”或“一手遮天”的程度。元帝真正信任的是宦官弘恭和石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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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提出的一份修正案 [转帖]


  胡适提出的一份修正案

  我的一条“更正”

  朱正

  我在《再说一回〈胡适全集〉的硬伤》一文(载《博览群书》2008年第8期)中提到了《胡适全集》第21卷所收《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草案》一文,认为它是段祺瑞召开的善后会议的一个文件。为了弄清楚有关详情,我查找了一些资料,重要的有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编《善后会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之一,档案出版

  社1985年版),发现我原来说它是胡适“受段祺瑞的委托,为善后会议起草的一个文件”,是说错了,现在即据此书所收档案作一确切的说明。

  从书中所收《善后会议议事日程》可以知道,讨论和通过《国民代表会议条例》是这个善后会议给自己预定的重要任务之一。现将日程表上的有关记载照录如下:

  1925年2月19日下午二时开议:二、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临时执政提出)初读

  24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临时执政提出)初读(延前会)

  4月7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临时执政提出)专门会联合审查会审查报告

  13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临时执政提出)专门委员会联合会审查报告(二读)延前会

  14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第二条起)(临时执政提出)专门委员会联合会审查报告(二读)延前会

  16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第一条后增加各项)(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至第五十条)(临时执政提出)专门委员会联合会审查报告(二读)延前会

  17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第七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至第五十条)(临时执政提出)专门委员会联合会审查报告(二读)延前会

  18日下午二时开议:一、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第二十七条后加一条)(第二十八条至第五十条)(临时执政提出)专门委员会联合会审查报告(二读)延前会(第32~37页)

  1925年2月19日临时执政段祺瑞向善后会议提出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草案,共七章75条,全文见这本档案集第137~145页。在这一文本之后,书中接着收入了38件修正案。其中就包括胡适的修正案,正文之前并有胡适写给正副议长赵尔巽(次珊)、汤漪(斐予)的信:

  次珊

  斐予 两位议长先生:送上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修正案一份,已足连署人数,乞两位议长交付印布,并乞遵照第三次大会之议决,交付审查。敬此,即颂

  议安

  胡适 上

  十四.三.一○

  在所送上的文件全文之后是签名:“提出修正案人胡适 附议人马君武、王伯群、汤漪、褚辅成”(见第151~156页)。

  这篇就是《胡适全集》第21卷所收的那一篇。将《全集》所收的和档案集所收的两种文本对照来看,就可以发现:《全集》所据《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第13册第303页至第315页共13页手稿,只是这份修正案的最初的草稿而不是定稿,上面涂改增删之处不少。而且在第315页之后,显然丢失了三页(估计)手稿,即第21条至32条共计12条。《胡适全集》修订重版的时候,应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缮正定稿收入,不应再以《胡适遗稿与秘藏书信》所收草稿为底本。定稿优于草稿,这里仅以第19条为例作一点说明。这一条里,在“由本省选举监督将候选人名单制成选举票”这一句的下面,手稿添了这样一句:“每票附以各候选人略历”(第314页)。《全集》所载与此相同(第337页)。而在档案集中,这句作“每票各附以各候选人略历”(第154页),增添了一个“各”字,当时缮正时所加,表述更觉精密。

  在这一条的结尾,作者在稿纸的顶上添写了一款:“候选人名单上次序。以抽签定之。”并画线将这些文字引至第19条、第20条之间。这本应该是第19条的最后一款。档案本据缮正定稿排印,就是这样处理的。而《胡适全集》却误以为这是第20条的第一款。这样误置的结果,就规定推举候选人方法的第19条来说,内容有割裂之病;就规定选举票格式的第20条来说,又多了些不相干的内容。

  善后会议最后通过的《国民代表会议条例》的正式文本,见《善后会议》第205页至第209页共七章39条。看来并没有采纳胡适修正案中的意见。最显眼的一条是,胡适的修正案,是用《国民代表会议组织法》来代替《国民代表会议条例》,这一点文字上的改动都没有听他的。段祺瑞邀胡适与会,大约只是借他的声望以为装点的意思,未必真想听取他的意见。他觉悟到了这一点,在会议的中途就退出了。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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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计划与阴谋 [转帖]


  

  作者:当年明月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计划与阴谋

  朱元璋的计划是这样的,考虑到自己的水军不如陈友谅,他决定把陈友谅诱上岸来,引他进入预定地点,设伏打他。他分析了陈友谅水军的进攻方向,认为陈友谅的水军一定会经过长江,进入秦淮河并直抵南京城墙之下,在这条水路上,战船唯一的阻碍是长江到南京西城墙的三叉江上的一座木制桥,这座桥的名字叫江东桥。

  如果陈友谅走这条路,朱元璋的军队将直接面对汉军的可怕舰队,所以不能让陈友谅走这条路。

  朱元璋为陈友谅的汉军选定的墓地是龙湾。龙湾有一大片的开阔地,汉军到此地只能上岸,而自己的军队能利用当地的石灰山作屏蔽,随时可以在后面突袭汉军。这里是最好的伏击地点。

  朱元璋召集了他的高级将领们,这些人和他一起从濠州打到应天,个个身经百战,朱元璋充分地信任他们,在这些将领面前,朱元璋一扫之前的犹豫和踌躇,带着自信的表情宣布了他的计划。

  首先,他指示驻守城正北方的邵荣放弃阵地,因为他镇守正是那个关键的地方——龙湾。

  其次,他命令杨靖、赵德胜、常遇春、徐达带领部队埋伏在龙湾和南城,一旦汉军进入伏击圈就进行攻击。

  最后,他本人带着预备队驻扎在西北面的狮子山,作为最后的决战力量。

  “此次攻击,我为总指挥,当我挥舞红色旗帜时,即代表敌军已经到达,当我挥舞黄色旗帜时,你们就要全力进攻,决战只在此时!”

  然而徐达提出了疑问:如果陈友谅军不攻占龙湾,而直接从秦淮河攻击应天,这个计划是无法执行的。

  是的,说的有道理,陈友谅带领的是水军,必定会走水路,他又凭什么放弃自己的优势去和朱元璋打陆地战呢。

  朱元璋的脸上浮现出了一丝狡黠的微笑,他指着将领中的一个人说道:“这就要靠你了”。

  这个人叫康茂才

  这是一个战略意义上的阴谋,康茂才原先是陈友谅手下大将,后来投奔朱元璋,但他仍在朱元璋的指示下与陈友谅有着秘密接触,用今天的话说,他是一个两面间谍,是朱元璋埋在陈友谅身边的一颗棋子。

  康茂才早已派人送信给陈友谅,说他将倒戈,建议陈友谅采取水路进攻,他将会在江东桥与陈友谅回合,并将这座唯一阻挡水军前进的桥梁挪开,让陈友谅的水军经过秦淮河直抵南京城墙之下。陈友谅大喜过望,并表示一定会在胜利后重赏康茂才,在得到陈友谅的回音后,朱元璋命令李善长连夜重造了一座石桥。

  这座石桥将给予陈友谅最为沉重的精神打击。

  朱元璋宣布了他的全部作战计划,以坚定的目光看着他的将领们:“我们自濠州出发以来,经历了无数困苦,打败了无数敌人,才取得今天的一方土地,虽然陈友谅比我们强大,但只要我们敢于迎战,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我相信我是对的”

  朱元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

  在通往胜利之门的路上,你会捡到很多钥匙,这些钥匙有的古色古香,有的金光闪闪,但只有一把才能打开那扇门。

  在进行决策时,会有很多人在你耳边提出他们自己的意见,将他们手中的钥匙交给你,让你去选择,但这个游戏最残酷的地方在于:

  你只有一次尝试的机会

  如果失败了,你将失去一切。

  在战役实施中,只有一个时机是最适合的,能抓住这个时机的,即是天才——拿破仑

  朱元璋在那纷繁复杂的环境中,在无数的建议中,坚持了自己的看法,牢牢地抓住了那把开启胜利之门的钥匙。

  他的成功不是侥幸的,他当之无愧。

  他正等待着陈友谅的到来。

  陈友谅此时正沉浸在巨大的喜悦中,他已经成为了皇帝,现在所有的文武百官都在面前低着头,聆听他的训示,他的舰队已经兵临城下,应天指日可克,朱元璋将永远消失在世界上,这片大地上的百姓将在他的管理下,成为他的臣民。

  我不是渔民的后代,从来都不是!

  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安插在朱元璋军中的康茂才已经成为我的内线,他将在明天为我打开通往应天的道路,我的舰队将一往无前,征服这个富庶的地方,然后就是张士诚,他不过是个软弱的家伙,决不会是我的对手,我将是最后的胜利者!

  龙湾的圈套

  至正二十年(1360年)6月23日,也就是徐寿辉被杀后的第七天,陈友谅率领他的舰队沿秦淮河一路进攻,到达了江东桥,陈友谅难掩激动的心情,亲自登岸,在夜色中轻声叫出了联络的暗号:

  老康!

  无人应答

  第二声

  老康!

  仍旧无人回答

  陈友谅借着皎洁的月光仔细观察了江东桥,他惊奇的发现这并不是康茂才所说的木桥,而是石桥!

  陈友谅感觉血液凝固了,他喊出了之前无数人喊过,之后还会有无数人喊的名言:

  中计!

  按照他的估计,此时应该是“火把丛生,杀声遍地,伏兵杀出”,可是在他惊慌一阵后,却发现什么也没有发生,这是怎么回事,一向精明的陈友谅现在也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康茂才莫非是有事来不了了?

  无论如何,这里很危险,不能久留。

  正在此时,他得到了消息,自己的弟弟陈友仁已经统率一万人马在新河口之北的龙湾登陆,并击败了驻守在此地的军队,正等待大军的到来。

  那就去龙湾登陆吧。

  陈友谅命令船队加快速度,于当日下午到达了龙湾,之后他组织士兵上岸,一切都很顺利,但他不知道的是,一双眼睛正在不远处的狮子山上看着他

  那是朱元璋的眼睛。

  他的预料没有错,陈友谅果然放弃了在江东桥进攻的企图,他是一个疑心重的人,必然选择稳妥的进攻方法。

  在确定所有的士兵都进入了伏击圈后,朱元璋摇动了红旗。

  此时,隐藏在石灰山后、 应天南城、大胜关的五路军队从不同的地方出现,但他们并没有摇旗呐喊,而是静静的看着汉军,他们没有接到进攻的命令。

  汉军的士兵们终于发现自己掉进了一个大大的麻袋里,敌人就在眼前,甚至可以看见他们盔甲上的反光,而这些敌人纹丝不动,正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们,那种眼神好似家乡过年时屠户看着圈里的猪羊。

  战场上出现了可怕的宁静

  比死亡更可怕的宁静。

  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

  他们并没有在这种可怕的沉默中等待多久,狮子山上的朱元璋挥动了黄旗。

  五路军队在徐达、常遇春、冯胜的率领下对汉军展开了轮番冲击,骑兵来往纵横,所向披靡!早已经惊慌失措的汉军无法抵抗,他们纷纷奔向自己的船只,然而此时正是退潮之时,船只搁浅,大多数汉军只能跳入长江逃生。陈友谅挤进能够开动的小船上逃命,一路逃到九江,胜利的梦想就此破灭。

  此战汉军在战场上留下了20000具尸体,7000名俘虏,而朱元璋的军队几乎没有受到什么损失,还俘获了100艘大舶和数百条小船,朱元璋借助这些船只为即将到来的最后决战做好了准备。

  陈友谅打了败仗,逃回了江西,而张士诚正如朱元璋所说的那样“器小”,眼睁睁的看着陈友谅被痛打一顿,只派了几千兵马在江浙与朱元璋接壤一带武装###了一番,就打道回府了,这个人确实如陈友谅所说,刀架在脖子上才会着急。

  不速之客

  龙湾之战胜利后的一天,紫金山上的禅寺迎来了一位香客。当时的应天虽然已经为朱元璋所管辖,但治安情况仍然不好,所以寺中僧众一到晚上就会紧闭寺门,这天黄昏时分,这个香客走进了寺庙的大门,口称天晚无法赶路,希望留宿一夜,看门的小僧看此人相貌不俗(很丑)且十分凶恶,竟然不敢阻拦,让他进了内寺。

  禅寺的主持闻听此事,慌忙出来看,当他初见此人,也不禁吃了一惊,但他毕竟是见惯大场面的人,细看之下顿觉此人身上自有一股豪迈之气,且带一把宝剑在身,他暗自揣测这人极有可能是出外打劫的强盗,像这种人一定不能得罪,如果激怒了他,一把火烧了禅寺,自己和老婆孩子怎么办,于是作主留他一晚。

  此人正是应天的镇守者朱元璋,在龙湾战胜后,他也颇有些得意,常微服出巡,这也成为他之后几十年的习惯,这天他来到紫金山下,见山上有一座禅寺,回忆起自己当年做和尚的情景,便到寺中一游。

  这天夜里,住持左思右想睡不着,他怕那个强盗嫌疑极重的人晚上会出来搞事,可这话也不能直说,他思虑良久,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他决定邀请这个人去大殿讲禅。

  所谓讲禅和魏晋时期的清谈差不多,一群人吃饱了饭,坐在一起吹牛,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朱元璋深更半夜被吵醒,得知居然是让他去讲禅,哭笑不得,他是何等精明的人,自然明白住持的意思,住的还是人家的地方,礼貌起见,他随住持来到了大殿。

  此时,空旷的大殿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分东西坐定后,住持开始仔细的打量起朱元璋来,他发现此人衣着朴素,虽面相凶恶,但举止还透着一股土气,顿时对此人大为藐视

  做强盗做到这个地步,连件好点的衣服都没有,说他是强盗都抬举他了,顶多是个乡巴佬。

  但既然是讲禅,还是要说点什么的,于是住持开口了:“施主何方人氏?”

  朱元璋答道:“敢烦禅师下问,在下祖籍淮右”。

  “所持何业?”

  “目下无业,唯四处游侠而已”

  住持一听此言,便觉自己判断不错,他准备教训一下这个乡巴佬

  “我观施主面相,似有杀气,目下天下大乱,望施主早择良业,安分守己,闲来无事探研佛道,可悟人生之理”。

  朱元璋不动声色的问道:“不知何谓人生之理”

  “人生之理即心境二字,我送施主两句真言,望好自揣摩”

  “敢情赐教”

  “先祖有云:境忘心自灭,心灭境无侵,人生无非虚幻,得此境界即可安享太平”

  朱元璋看着眼前这个面露轻蔑之色的和尚,沉默良久,突然大笑!

  笑声在空旷的大殿里回荡,久久不去

  住持大惊失色,朱元璋站起身来,缓步走向住持,突然抽出腰间宝剑,将剑架在他的脖子上!

  住持再也掩饰不住,惊慌失措,颤声说道:“你想干什么,如要钱财,可以给你”

  朱元璋厉声说道:“禅师心境如此了得,为何也会害怕!方今天下,所以大乱,唯因民不聊生,兵荒马乱,只由隔岸观火!如天下太平,谁愿游侠,如尔等人,饱食终日,娶妻生子,只是妄谈心境,苟且偷生,可耻!!”

  言毕,朱元璋归剑回鞘,朝自己的禅房走去。

  住持此时才发现,眼前的这个衣着简朴的人实在深不可测。

  他对着朱元璋的背影大声喊道:“贫僧有眼不识泰山,敢问施主高姓大名?!”

  朱元璋的背影没有停留,越走越远。

  住持归房一夜未眠,他的直觉告诉他,这个人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决定第二天要问个明白。

  第二天,他起身后,便跑到朱元璋的禅房,但已是人去房空,在大殿的墙壁上,却留着用朱砂写就的的几行大字: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老僧不识英雄汉,只管哓哓问姓名。

  对于陈友谅来说,失败是他所不能承受的,毕竟一直以来,他都是成功者,但这次他是彻彻底底的输了。他认为上次战败的教训在于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水军,所以他更加用心调教自己的舰队,应该说陈友谅为我国的造船事业做出了贡献,后来伟大的郑和船队使用的航船技术和造船技巧就是从陈友谅那里继承过来的,当然,也算是抢过来的。

  这次,他制造了一种秘密武器,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战船,这种战船高数丈,上下居然有三层,每层都可以骑马来往,下层只管划船,上下层相隔,这种设计非常科学,上面打得天翻地覆,下面还能保持动力,更为可怕的是,每条船外面还用铁皮裹着,这应该是当时名副其实的航空母舰。

  另一个设计就很能体现陈友谅的性格了,这种战船上下之间的隔音效果非常好,下面只隔一层木板,就是听不见上面说话,看来陈友谅还是中国隔音技术的开创人之一。这种设计最大的好处是,能够把人隔绝开,即使上面吃了败仗,下面还是照样会拼命,还能防止泄密。反正要跟着我陈友谅一条路走到黑。

  这种心思机巧的人,真是不能不服啊。

  此时在他下游的朱元璋也不轻松,他知道上次的失败损失对于财大气粗的陈友谅来说只是九牛一毛,大户人家,家里有的是娘,碰到灾荒什么的不用怕,挺一挺就过去了,可是自己还是名副其实的贫农,手里有的只是那一点从陈友谅手中缴获来的家伙,万一出点什么事,这个秋风向谁去打?

  更让他烦恼的是,陈友谅在上游,他在下游,让他很不舒服,这种心理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好比你住在山坡下面,他住山坡上面,每次都要抬头看人家,很难受。

  陈友谅在江里洗脸,朱元璋就要喝他的洗脸水

  陈友谅在江里洗脚,朱元璋就要喝他的洗脚水

  陈友谅在江里撒尿,朱元璋。。。。。。。。。。。。。。。

  这个挥之不去的人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总是高悬在朱元璋的头上,哪有一夜得好眠。

  一定要打败他。

  陈友谅有了新式武器,他非常高兴,从至元二十一年(1361)开始,他不断和朱元璋打水战,结果是胜多败少,他更加迷信武器的威力。

  应该说陈友谅的失败很大原因就是他没有认识到什么样的武器是最强大的,不是军队的人数,不是武器是否先进,不是强大的舰队,而是人心。

  转变

  赵普胜是一个优秀的将领,每次进攻他总是手持双刀带头向对方发起进攻,从来不是叫着“弟兄们上”的那种人,威信非常高,他对陈友谅也不错,由于自己是个大老粗,他很敬佩会读书写字的陈友谅,每次都叫他陈秀才,把他当自己的兄弟看,而陈友谅为了能够控制天完国,杀害了他,赵普胜临死也没有想到平日笑面迎人的陈秀才会杀他。

  陈友谅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失去的远比得到的多。从士兵的窃窃私语和议论中,从部下那异样的眼神中,他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但他并不在乎,自己控制了最强大的战争机器,自己就是最强大的人。

  变化就在人们的心里,这是一个背信弃义的人,人们对陈友谅的评价大抵如此,从此天完的士兵们不再为了建立自己那理想的天完国打仗,他们打仗只是要拿饷银,活下去。

  而一支没有理想,只是为吃饭打仗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而且很不稳定。

  陈友谅很快就会尝到恶果了。

  当陈友谅的水军不断取得胜利时,他的部下向他报告了一个不好的消息,镇守洪都的将领叛变了,投降了朱元璋,这个消息惊呆了陈友谅。

  所谓洪都就是今天的江西南昌,王勃的滕王阁序中就有洪都新府之言,这个地方对陈友谅太重要了,因为他的吴国首都在江洲(今江西九江),这两个地方有多近,去过江西的朋友应该知道,这相当于是在自己眼皮底下安了个钉子。他决不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

  但出乎意料的是,这次陈友谅没有匆忙进攻,从他一贯的军事风格来看,他是属于那种想了就干,干了再想的人。

  可是这次的情况不同,他吸取了教训,要准备好一切再去作战,他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和朱元璋从至正二十一年打到至正二十二年,都是小打小闹,他没有这个心情和贫农朱元璋闹下去。

  他在等待一个最佳的时机,在此之前,先忍耐吧,朱元璋,你终究会露出破绽的。

  他确实等到了这个机会

  至元二十三年(1363年)二月,张士诚突然向朱元璋北边邻居韩林儿和刘福通发动了进攻,他攻击的是韩系红巾军的重要据点——安丰(今安徽寿县),更为致命的是,韩林儿和刘福通都在城中,一旦城破,他们就完了。

  张士诚攻击韩林儿的原因很简单,他已经于至元十七年(公元1357年)投降了元朝,现在他是正规的元朝政府军了。和坏事做尽、做绝还敢洋洋得意的陈友谅相比,他是个软骨头,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之后不久,他又恢复了自己的国号吴,真是个私盐贩子啊

  刘福通正在绝望之中,徐寿辉是红巾军系统的,可是他不在了,还能指望谁呢,自己打了一辈子仗,就是这样的下场?

  只能靠朱元璋了,虽然自己没有把都元帅的位置封给他,但相信他还是能念在同是红巾军的面子上来救我的。

  他向朱元璋送出了求救信,朱元璋收到了,他找来了刘基商量这件事,刘基不说话,先问朱元璋的意见,朱元璋认为一定要救,原因有二, 其一,自己也是红巾军,而且韩林儿从名义上说还是自己的皇帝。其二最关键的是,安丰是南京的门户,如果安丰失守,南京也会受到威胁,唇亡齿寒。

  这又是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理由,而且作出这个决定的还是朱元璋本人,但刘基反对。

  他能用什么理由反对呢

  致命的错误

  刘基与朱元璋针锋相对,对朱元璋的两点理由作出了逐条批驳,

  首先韩林儿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去救韩林儿,不救出来还好,救出来了怎么处理呢

  其次,安丰失守是小事,如果陈友谅趁机打来,该怎么办?!

  真是难于抉择啊,朱元璋经过苦苦的思考,决定还是采取自己的意见,出兵安丰。

  刘基十分少有的坚持自己的意见,他拉住朱元璋的衣袖,不让他走,一定要他放弃进攻安丰的计划。

  朱元璋是一个很顽固的人,长久以来,他的感觉都是对的,这次他仍然相信自己的感觉。

  从这件事情上看刘基,就会发现此人确是奇才,不但懂得天文地理,厚黑学水平也丝毫不低于陈友谅,他明白,要想避免弑君的恶名,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君主自己死掉。

  刘伯温的名声果然不是白白得来的

  而朱元璋当时(注意这个词)在这方面的水平明显不如刘基。

  朱元璋终于率领他的大军出发了。

  大错就此铸成

  与三年前他站在狮子山上看着陈友谅一样,此时陈友谅也在江洲看着他。

  一股强烈的喜悦感冲击着他

  机会终于到来!

  朱元璋去了安丰,陈友谅对他的行动了如指掌,但令人费解的是,他居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他为什么不珍惜这个机会,是一个难解之谜。

  后来的军事分析家们往往以他反应迟钝,判断错误来解释,然而事实上可能并非如此。

  作为陈友谅的忠实同盟,张士诚在此时攻击安丰本来就带着威胁应天的意味。在之后的战争进程中,他还会给朱元璋设计一个圈套,一个大大的圈套。

  至正二十三年(1363)三月初一,朱元璋出发救援安丰,他此行的战果可能是

  1、 安丰解围成功,韩林儿和刘福通得救,他将获得巨大的威望,韩林儿从此成为他的傀儡。

  2、 安丰失守,韩林儿和刘福通死去,自己将不受任何人管辖。

  三月十三日,朱元璋到达了安丰,并且得到了他最后的战果。

  安丰失守,刘福通战死,韩林儿却于乱军中被他救了出来。

  这是一个让朱元璋哭笑不得的结果,不但没有守住门户,反而多了个累赘。

  而他不知道的是,一张更大的罗网已经向他张开。

  陈友谅正在饶有兴趣的看着朱元璋的表演,并准备着自己的下一步计划

  是的,安丰还不够远,远远不够,这里不是一个理想的地点,必须找一个地方让朱元璋耗尽他的全部力量,然后再与他决战

  洪都背弃了我,我却没有攻击洪都,不是我不想,只是时候未到,在此之前,我只能忍耐。当你被那张罗网困住的时候,就是我出击的时候。

  朱元璋,我改主意了,我不赶你走了,我要杀了你!

  敢于与我为敌,不服从我的人,只有灭亡一途!

  朱元璋带着失望的情绪踏上了回应天的路,看着身边的这个韩林儿,不知该如何是好。

  与此同时,张士诚的军队并未就此罢手,在朱元璋撤退的路上,他们组成小股武装对朱元璋的数万大军不停的进行骚扰,这个让人厌烦的私盐贩子!这种不打不逃的游击战术让朱元璋很是恼火,于是他做出了他军事生涯中最错误的一个决定

  进攻庐州!

  朱元璋终于钻入了圈套。

  出征!

  庐州就是今天的安徽合肥,此城非常坚固,而且有张士诚的重兵把守,朱元璋的打算很明显,他攻下了庐州,就打开了通往张士诚老巢江浙一带的道路,这也可以算是此来徒劳无功的一种补偿。

  但徐达坚决反对他的主张

  在朱元璋的营帐中,徐达反复陈述着他的主张,救援安丰已经是失策,而现在进攻庐州,坚城之下,必然难克,如陈友谅此时出兵,必有不测之祸

  朱元璋却不以为然,自己出军安丰,陈友谅毫无动静,此人见识不过如此,有何可惧?

  徐达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朱元璋突然大喝一声,打断了徐达,他的眼中燃烧着怒火,此行不但毫无建树,还给自己弄来个不清不楚的领导。如此狼狈,回去有何面目见刘基。他下定了决心:

  “你不用再说了,我决心已下,必取庐州!”

  “出征!”

  与此同时,被朱元璋认为毫无见识的陈友谅正在他的行宫里,最后一次打量着他的王宫,在他身后,站着汉军的所有高级将领。

  他一刻也没有闲着,在这里的几十个日夜里,他已经动员了这个最强大战争机器里所有的潜力,组成了六十万大军,将乘着无敌的战舰,对朱元璋发起最后的攻击!

  再也不用忍耐了,朱元璋,你的末日到了!

  他端起了酒碗,对着他的将领们说出了最后的话:

  “此次出征,我军空国而攻,是取不留后路,破釜沉舟之意!此战有进无退,有生无死!荡平朱逆,只在一役,天下必为我大汉所有!”

  他一饮而尽,将酒碗碎之于地

  “出征!”

  两支军队,从不同起点,向着不同的目标出征了,但他们终将到达那宿命中的战场,迎接最后的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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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的"根据"刘少奇点鞭炮引发卢沟桥事变 [转帖]

  
  来源:羊城晚报 孙玉祥

  中国人一向马马虎虎,追求个差不多就行了———胡适曾因此写过一篇《差不多先生传》来给我们传神写照。这种习惯,要是碰到的也是这样的人,倒也没什么,大家都马马虎虎,混混水养混混鱼。可是,要碰到别有用心的人,譬如,日本人,可就会惹出一些出人意料的是非。

  1932年“一二八”时,有很多中国青年被日本人捉去 ,捉去了就不见回来,是生是死也没人知道,也没人打听。其实,这些青年都是本份人,没干过什么让日本人这样动刀动枪的事———只不过“九一八”东北事件时,上海有许多抗日团体,有一种团体就有一种徽章。团体中每人有一个徽章,当时大家也就那时戴戴而已,并没有真刀真枪抗日。戴完后,许多人又马马虎虎把它放在袋里。可是,日本人却以为凡是戴了这徽章的都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所以一旦查出,就是死罪。还有些学生军,以前是天天练操,不久就无形中不练了,只有军装的照片存在,不特此也,他们还马马虎虎又把操衣放在家中,自己却不放在心上,忘记了。结果一被日军查出,又是参加抗日的铁证,于是又是送命。鲁迅曾对此感慨:“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大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这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却太不认真。中国的事情往往是招牌一挂就算成功了。日本则不然。他们不像中国这样只是做戏似的。日本人一看见有徽章,有操衣的,便以为他们一定是真在抗日的人,当然要认为是劲敌。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

  类似的事情还体现在对一些重要事件的不同解释上。譬如,对1937年卢沟桥事件起因的解释。我们这里当然把事件起因归结为日本人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可是,日本人有自己的解释,其中最有意思的一种说法就是所谓:日军是被中国人内部的阴谋拉进来的,并不是有意要打这一仗。更具体点说,就是“共产党策划芦沟桥事变”,说是共产党在卢沟桥挑动日军和国民党军开战,自己好从中渔利。那么,“共产党”是怎么“策划卢沟桥事变”的呢?照日本所谓正规历史学家的说法是:刘少奇带着学生在中日两军间点鞭炮,引发双方误会而开战。

  这种说法当然荒唐可笑:且不说刘少奇这一年五月就已经回了延安,根本不可能身外化身:一个在延安,另一个化身到卢沟桥带学生在两军之间放鞭炮。再说,用鞭炮引发战争,这好像是世界军事史上独一无二的一例。

  可是,日本人这么说也不是没有一点“根据”,他们的“根据”就是抗战中边区编的一本叫《战士政治读本》的小册子———因为这小册子里有一个故事讲:俺党领袖刘少奇曾在“七七事变”时,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很显然,这本是我们中国人马马虎虎,编个故事来鼓舞人心的传统做法,虽然查无实据,倒也事出有因,我们中国人对此都会表示理解,轮到自己时,自己也会这么干。可是,日本人就不一样了,日本人很较真:既然你们这边白纸黑字地写你们的白区领袖“当时在卢沟桥参加打日本军”,那么你铁定有这么一回事。于是,“刘少奇带着学生在中日两军间点鞭炮,引发双方误会而开战”的荒唐推论,也就应运而生。

  我们的马虎平时倒没有什么,但如果碰上别有用心的人,他们就会很“认真”地在我们马虎中找出他们为非作歹的“根据”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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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上的六大帝国 [转帖]

  历史上的蒙古帝国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蒙古开国君主成吉思汗(1162—1227)及其子孙先后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欧洲的广大领土,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


  蒙古帝国

  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蒙古开国君主成吉思汗(1162—1227)及其子孙先后征服了从太平洋到欧洲的广大领土,缔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

  成吉思汗开创基业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姓孛儿只斤,乞颜氏。铁木真生于蒙古贵族家庭,9岁时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儿部落毒死,母亲领着他和几个弟弟艰难度日。

  少年时期的经历培养了铁木真坚毅勇敢的品质。为了恢复祖业,铁木真利用蒙古各部之间的矛盾,采取重点打击、各个击破的战略,终于统一蒙古诸部,结束了蒙古高原各部落相互残杀的局面。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今鄂嫩河)源头召开“忽里台”大会(“忽里台”是蒙古语大聚会的意思,部落时期,蒙古人选举部落酋长,战争、狩猎和举行重要宗教活动等重大决策时均要召开“忽里台”大会),即位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国号“大蒙古国”。

  蒙古铁骑闯世界

  蒙古族属游牧民族,不善农耕,将劫掠和对外征服作为一种生产方式。蒙古铁骑的征服活动在给欧亚广大被征服地区带来灾难的同时,摧毁了许多古老腐朽的欧亚封建国家,加速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从1205年起,成吉思汗三次大举入侵西夏(今宁夏、甘肃一带),随后又率军南下攻金,占领金中都(今北京)。1218年,蒙古大军在灭掉西辽政权(今新疆一带)时,与中亚大国花剌子模(今乌兹别克斯坦一带)发生边界冲突。此时,传来花剌子模大将谋害蒙古一个大商队的消息,成吉思汗决定发兵20万征讨花剌子模。

  交战之初,花剌子模军队在战阵前部署战象,想以此震慑从未见过大象的蒙古士兵,不料蒙古军队使用的火器在花剌子模军阵里爆炸,战象受惊,调头冲入己方军阵,花剌子模军队大乱,蒙军遂乘势取之。1220年,成吉思汗的大军先后攻下了花剌子模重镇不花剌(布哈拉)和新都城撒马尔罕(均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等城,又派3个儿子术赤、窝阔台、察合台合兵围攻花剌子模都城玉龙杰赤(今土库曼斯坦乌尔根奇),幼子拖雷领军进入呼罗珊。花剌子模统治者摩诃末算端(素丹)逃至里海孤岛病死。1223年,蒙军主将速不台率部与南俄大公穆斯提斯拉夫和基辅大公决战于卡尔卡河畔,基辅大公投降,随后蒙军攻陷基辅旧都诺夫哥罗德,向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推进。由于当地居民的英勇抗击,蒙古军才不得不退回中亚。

  1226年,成吉思汗再次出征西夏,攻克沙、甘、肃、凉、灵诸州,围攻中兴府(今银川)。次年6月,西夏末帝率众请降。7月,成吉思汗病死贺兰山下。蒙古军队惟恐西夏有变,杀死西夏末帝,尽灭西夏王族,并对西夏王陵进行有计划的破坏。其后,又命令西夏主体民族党项人离开本土,散布到汉族地区生活,并规定党项人必须与汉人通婚。在其后不到300年的时间里,党项人在中国彻底消失。

  1234年,蒙古灭金。次年,继任蒙古大汗的窝阔台召开蒙古诸王大会,决定征讨钦察、斡罗思(俄罗斯)等国。蒙古大军接连攻占莫斯科等十几座城市,并歼钦察部于伏尔加河上游。1240年秋,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蒙古军围攻基辅城,基辅大公逃到波兰,蒙古军屠杀和抢掠后离去。第二年春,蒙军分兵两路侵入波兰、匈牙利等地。蒙军攻陷匈牙利都城佩斯后,杀尽居民,烧毁城市,随后又进攻斯洛伐克、捷克各地,一直打到维也纳附近。由于奥地利大公和波希米亚国王联军的抵抗,蒙军被迫退走。1242年,从蒙古国内传来窝阔台的死讯,拔都率大军东归。1252年,蒙古宪宗蒙哥决意西征,西征军由蒙哥之弟旭烈兀统率。1258年,西征军攻占巴格达城。次年,旭烈兀西征叙利亚,叙利亚诸城大多不战而降。1260年,蒙古军占领大马士革城。此时,旭烈兀得知蒙哥征伐南宋时战死合川钓鱼城下,遂决定班师争夺汗位,同时命令大将怯的不花率两万蒙古军继续攻打叙利亚各地。同年,蒙古遣使到开罗,命令埃及投降,遭埃及国王拒绝。埃及军队与蒙古军在大马士革之南交战,蒙古军队惨败,怯的不花战死,埃及军队占领大马士革,将叙利亚全境变为埃及的辖地。埃及军队的胜利遏止了蒙古军向埃及和非洲的扩张。

  四大汗国融入世界

  蒙古西征后,在被征服地区建立了被称为“四大汗国”的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儿汗国。四大汗国的统治者在血统上出自成吉思汗“黄金家族”,彼此血脉相联,因而同奉入主中原的元朝为宗主,与元朝驿路相通。但是,由于蒙古人在文化上大大落后于被征服民族,过多依靠高压手段统治,其帝国也只是建立在军事征服基础上的松散同盟,因而在几个世纪后,蒙古帝国便土崩瓦解。

  四大汗国中的钦察汗国是成吉思汗的孙子、西征统帅拔都所建,疆域最为辽阔,东起额尔齐斯河,西至今匈牙利、波兰一带,都城萨莱在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以北。由于拔都的大帐使用金顶,因此在欧洲史书中钦察汗国也被称作“金帐汗国”。钦察汗国是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和商业贸易中心。

  伊儿汗国的建立者是蒙古第三次西征的统帅旭烈兀,与元朝统治者同为拖雷后裔,关系也较其他汗国更为密切。元朝曾经与伊儿汗国双方互派官员、工匠,经济和文化交流也很频繁。在最有建树的合赞汗统治时期,为争取当地领主和穆斯林的支持,改奉什叶派伊斯兰教为国教,废除“大汗”称号而改称“素丹”,加速了当地蒙古人的伊斯兰化进程。

  察合台汗国和窝阔台汗国的一部分位于今中国境内,距离元朝本土较近。两汗国曾于1269年公开反对忽必烈(1271年定国号为元,被称为元世祖,1279年灭宋)的汉化政策,与元朝为敌。直到公元14世纪时察合台汗国吞并了窝阔台汗国,才承认元朝的宗主地位。

历史上的俄罗斯帝国
  19世纪俄罗斯帝国的面积约占当时世界面积的1/6,其领土东起白令海峡、西抵波罗的海,北起北冰洋,南达中亚,疆域远远大于后来的苏联。


  彼得大帝缔造俄罗斯帝国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俄罗斯帝国起源于一个以莫斯科为中心的小公国。16世纪中叶,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自称沙皇,开始了对外扩张。1682年,刚满10岁的罗曼诺夫王朝的第四代沙皇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罗曼诺夫登基了。他就是俄罗斯帝国的创造者彼得一世,人称“彼得大帝”。

  彼得即位前的沙皇是他同父异母的哥哥费奥多。费奥多体弱多病,由他的姐姐索菲娅摄政。1682年4月,费奥多去世,索菲娅为巩固自己的地位,怂恿莫斯科斯特雷西近卫军哗变,企图谋害彼得母子。5月26日,彼得同索菲娅的亲弟弟伊凡同时即位为沙皇,索菲娅为摄政王。为防彼得母子对其构成威胁,索菲娅把他们放逐到莫斯科郊外。那里居住了许多从欧洲来的工匠,彼得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技术。彼得从小就喜欢军事游戏,他把自己的小伙伴编成两个“游戏”兵团,整天在绿荫环绕的村庄中建筑土堡,进行军事演习。后来,彼得的游戏兵团变成了他身边两支训练有素的近卫军。索菲娅意识到彼得是个危险的对手,于是在1689年8月1日午夜,发动兵变,企图废掉彼得,但是阴谋失败,索菲娅被关进修道院。彼得开始亲自执政。

  1692年,彼得下令在俄罗斯西南的乌格涅什组建了一支小型舰队。彼得亲自上阵,建造战舰。1695年1月,彼得亲率3万大军进攻土耳其,想占领亚速海。由于没有海军,远征失败,但彼得并不灰心,他用一年多时间建立了一支舰队。1696年春,30艘俄国战舰出现在亚速海上,俄军水陆并进,占领了亚速堡,土耳其战败求和。彼得获得了他梦寐以求的出海口。

  1697年,彼得派一个考察团访问欧洲,考察团由250人组成,其中工匠35名。25岁的彼得化名为彼得·米哈依洛夫,以下士身份随同前往,并在荷兰造船厂学习造船技术。空闲时,彼得总是去参观手工工场、博物馆,访问著名的学者、科学家,聘请他们去俄国工作。在伦敦,他参观了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还参加了王宫的化装舞会,考察了英国的国家制度,出席了国会的会议。

  正当彼得在国外考察时,被派驻戍边的斯特雷西近卫军发动兵变,要求立索菲娅为沙皇。彼得赶回国内,镇压了叛乱。平息叛乱后,彼得开始进行全面改革,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他鼓励投资、发展工业,又征召大批农奴开凿运河,建造通商口岸,发展商业;大力兴办文化教育事业、改革礼仪制度,甚至采取强制性手段,迫使俄国贵族接受西方习俗。同时,建立了一支拥有130个兵团、20万士兵的强大陆军和一支拥有48艘战舰的海军。

  1700年秋,彼得率军3万进攻当时的北欧强国瑞典,被18岁的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击败。俄军几乎全军覆没,彼得只身逃回莫斯科。3年后,彼得趁瑞典入侵波兰之机卷土重来,占领了瑞典在波罗的海沿岸的要塞。然后在涅瓦河口附近的科特林岛上修建了彼得—保罗要塞。彼得将这座城市取名为圣彼得堡,并把它定为帝国未来的首都。尽管莫斯科此时还是名义上的首都,但国家政治活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圣彼得堡。

  1721年,俄罗斯与瑞典签订和约,夺得了芬兰湾、里加湾沿岸的土地,从而解决了北方出海口问题。同年10月,俄国枢密院尊称彼得为“大帝”和“祖国之父”,俄国也正式改称“俄罗斯帝国”。

  1725年,彼得大帝去世。在统治俄罗斯的30年时间里,彼得把俄罗斯由一个封建落后的国家改变为一个受人尊重的欧洲强国。
  
 

  拿破仑帝国

  从领土上来说,1810年和1811年是拿破仑帝国的鼎盛时期:当时除巴尔干半岛外,帝国囊括了整个欧洲大陆。


  拿破仑统治的区域包括两部分:其核心是法兰西帝国;然后是一层层的附庸国。往北和往东是几个在其传统政府治理下的盟国: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丹麦和瑞典。
  “雾月政变”,拿破仑上台
  1769年8月15日,拿破仑·波拿巴出生于法国东南部地中海科西嘉岛上,24岁时在土伦一战成名,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将军。
  1799年11月,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在法国建立执政府,自任第一执政。拿破仑上台后的首要问题就是暂时结束多年来的战争,他同俄国人讲和,与奥地利人缔结《吕内维尔条约》,与英国也达成了和平协议。但在欧洲封建贵族眼中,拿破仑仍然是一位恐怖的人物。
  《提尔西特条约》与沙俄媾和
  1803年,英法之间再度发生战争。为战胜法国,英国不断寻求盟国,组成新的反法同盟。1804年5月,拿破仑称帝。次年,奥地利、普鲁士和英国签订盟约,俄罗斯也随即加入反法同盟。新生的拿破仑帝国面临当时欧洲最强国家的联合夹击。
  此时,拿破仑也在为入侵英国积极准备。他在海峡沿岸集结大量兵力以及几千条帆船和驳船,让部队进行海上和登陆两栖作战训练。拿破仑率军不断打击英国在欧洲大陆的盟国。他率部队从乌尔姆向东推进,在摩拉维亚突然袭击俄奥联军,取得了奥斯特利茨大捷。这次大捷之后,俄国残余部队退入波兰,奥地利与法国缔结了和约,拿破仑从奥地利取得威尼斯地区,把威尼斯并入了受他控制的意大利王国。1807年,拿破仑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俄国与普鲁士边境涅曼河的一个木筏上进行私人会晤。在会谈中,拿破仑想方设法打动亚历山大,抨击英国是欧洲一切纠纷的制造者。会谈结果,双方签订《提尔西特条约》:法兰西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结成了反对英国的同盟,这一同盟在表面上维持了5年。但亚历山大很快发现,他在这个同盟中赢得的不是和平,而是时间。
  “大陆体系”,帝国危机四伏
  与拿破仑在欧洲大陆上取得的辉煌胜利相反,1805年10月,法国海军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中再次败于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眼见从海上入侵英国已成泡影,拿破仑将对英战术转向经济战,对英国实行严格的“大陆封锁”,不准英国船驶进欧洲各港口。1806年,拿破仑颁布《柏林敕令》,禁止与他结盟的或附属于他的欧洲任何地区输入英国货物。第二年,他根据《提尔西特条约》,命令俄国和普鲁士加入“大陆体系”。几个月后,曾经与英国一道加入“反法同盟”的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国相继向英国宣战。拿破仑还要求葡萄牙和丹麦两个中立国也加入“大陆体系”,但一直唯英国马首是瞻的葡萄牙拒绝服从命令。为了惩治葡萄牙,控制整个欧洲海岸线,完善“大陆体系”,拿破仑率军越过比利牛斯山,征服西班牙和葡萄牙。这场战争使得法国陷入了一场永无休止的战争泥沼,英勇无畏的西班牙人民拖住了拿破仑30万精锐部队。与此同时,英国决定不惜一切代价稳住其欧洲大陆最后的这座桥头堡,不断增兵援助葡萄牙军队和西班牙反法游击队。
  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英国积累了大量财富,其财政储备足够帮助欧洲各国政府打败拿破仑。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各国人民也越来越不安定,越来越想获得民族独立。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对他的法国盟友很不满意,因为他除了于1809年吞并芬兰以外,再没有从联盟中得到什么。
  兵败莫斯科,拿破仑第一次退位
  1811年,俄国正式退出“大陆体系”,英俄恢复商业关系。拿破仑决定率军远征沙俄。他在东普鲁士和波兰集中了一支70万人的大军,于1812年6月侵入俄罗斯。9月,法、俄两军在博罗季诺会战,俄国军队在库图佐夫公爵的指挥下成功阻挡了法军的攻势。在攻入莫斯科后,拿破仑才发现他占领的是一座空城。莫斯科人用烈火迎接了这位皇帝,拿破仑醒来后看着被火光映红的天空不禁大喊:“烧掉自己的家园!……多么野蛮!这是什么样的民族呀!”俄罗斯的寒冬让拿破仑吃尽了苦头,在进入俄国的61.1万法军中,死于战争伤亡、饥饿和被风雪折磨的有40万人,被俘10万人。
  与此同时,欧洲所有反拿破仑的力量又重新集合起来。俄军尾随法军挺进到中欧,普鲁士和奥地利也转而与沙俄联合作战,意大利也爆发了反法暴动。英国军队在威灵顿的率领下越过比利牛斯山,进入法国本土。1812年12月,拿破仑秘密离开在俄罗斯风雪中艰难撤退的军队,依靠雪橇和马车穿越欧洲到达了巴黎,组建了一支新军。但是新军缺乏训练,随他征战多年的许多优秀军官又在西班牙和俄罗斯的战争中大批伤亡。1813年10月,法军在“莱比锡会战”中被击溃。第二年4月,拿破仑宣布退位,被流放到意大利海岸附近的厄尔巴岛上。
  “百日王朝”,帝国覆灭
  1815年3月1日,拿破仑秘密逃离厄尔巴岛,在法国儒昂港登陆。海关卫兵见登陆的是拿破仑,立即向他脱帽致敬。拿破仑以洪亮的声音向当地士兵发表演说,士兵们热烈欢呼,并加入了他的行列。
  3月3日,拿破仑在法国登陆的消息传到巴黎,波旁王朝政府惊恐万状,立即派军队前去阻止。但拿破仑所到之处,士兵们闻风而动,纷纷加入,有的指挥官甚至不等拿破仑到来,就把自己的团队集中起来,高呼“皇帝万岁”,到前线去迎接拿破仑。
  1815年3月20日晚9时,拿破仑在随从和骑兵的前呼后拥下进入巴黎,重新登上帝位。1815年6月18日,拿破仑于滑铁卢会战败于英国和普鲁士联军之手。6月22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10月,他被流放到英国在南大西洋中的领地圣赫勒岛。1821年,病死于此。
  
 

  大英帝国

  在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的年代,凡是地图上涂有粉红颜色的地方都是大英帝国的领地,其领地总面积比本土面积大100余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统治下的领土的总面积和人口总数都达到了全世界的1/4。这种帝国扩张达到了世界文明史的顶峰。
  战胜“无敌舰队”,确立海上霸权
  英王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的时代是英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时期。英国开始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资本主义经济从这一时期奠定了基础。
  亨利八世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建造战舰的君主。在他执政的时代,英国工匠将重炮安置在战舰的货舱里,在货舱壁上设计了开合自如的炮门,解决了战舰容易倾覆的问题,使“远距离海战”成为可能。
  1570年,教皇庇护五世鉴于英国国教无意归顺罗马教廷,命令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1558—1603在位)逐出教会,并命令当时的西欧强国、以罗马教会捍卫者自居的西班牙国王菲力二世发动对英战争。但菲力二世正忙于与土耳其和荷兰作战,无暇顾及英国,使英国赢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伊丽莎白女王一方面巧妙运用外交手腕与法国结成同盟,另外秘密支持荷兰对西班牙的反抗。与此同时,女王着手重建海军。她纵容海盗出身的约翰·霍金斯和他的堂兄弟弗兰西斯·德雷克袭击西班牙的海外殖民地和海上运输线,同时对霍金斯等人委以重任。
  1584年,法国爆发王位继承权战争,长期以来遏制西班牙的英法同盟瓦解;同年,英国盟友荷兰执政威廉遭西班牙刺客谋杀身亡,西班牙在与英国的战略格局中占据了优势。为扭转不利局面,切断美洲殖民地向西班牙的供应,伊丽莎白女王派德雷克率19艘战舰袭击了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另派军队前往荷兰助战。
  1588年7月,一支由130多艘战舰组成的西班牙“无敌舰队”离开本土,袭击英国。西班牙人为这支舰队装备了1100多门火炮,其中不少是可以发射50磅弹丸的重炮。
  英国方面总共集结了197艘战舰、1.6万人和2000门火炮。尽管英国战舰的吨位远逊于西班牙战舰,但英舰驾驶灵巧,适于在风浪中穿行。更重要的是,英国战舰上的士兵全是水手和炮手,英国舰队有95%的火炮属于远程火炮,其统帅查理·霍华德上将不仅有卓越的组织才能,还虚心向“海盗式人物”德雷克、霍金斯请教。
  在一个星期的时间里,“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缓慢航行。英军使用18艘自杀炸药船冲向西班牙舰队,爆炸声中,西班牙舰队一片大乱。英国人则充分发挥了他们火炮射程远的优势,在西班牙人火炮的射程外袭击“无敌舰队”。就在英、西两军鏖战之时,风暴突然袭来,许多西班牙船只沉没,最后回到西班牙的战舰不足出发时的一半。后来,英国人在胜利勋章上铭刻了这样一句话:“上帝鼓起大风,敌人溃不成军”。
  “日不落帝国”的世界霸权
  从1756年至1763年,英法之间进行了为期7年之久的“七年战争”。“七年战争”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规模的战争,战线从欧洲、地中海一直延伸到美洲、印度、非洲甚至菲律宾。在这次战争中,英国取得了最为重要的两大殖民地———加拿大和印度。“七年战争”几十年后,英国在北美的13个殖民地独立,建立了“美利坚合众国”。北美独立对大英帝国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此后加拿大的成长和英国在南太平洋新殖民地的建立则显示了英帝国更大的生命力。随即,英国在西亚、非洲、美洲获得了一系列殖民地,建立起了所谓“日不落帝国”。
  大英帝国的成功扩张一方面得益于其经久不衰的海上霸权,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工业革命。1860年前后,英国生产了全世界53%的铁,50%的煤,消耗的现代能源是美国的5倍、法国的6倍、沙俄的155倍。英国占有全世界商业的1/5,全世界1/3的商船飘扬着大英帝国的旗帜。难怪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无比自豪地说:“北美和俄罗斯平原是我们的玉米地;芝加哥和敖德萨是我们的粮仓;加拿大和波罗的海是我们的林场;澳大利亚和西亚是我们的牧羊地,阿根廷和北美的西部草原有我们的牛群;秘鲁运来它的白银,南非和澳大利亚的黄金流到伦敦;印度人和中国人为我们种植茶叶,而我们的咖啡、甘蔗和香料种植园遍及西印度群岛;西班牙和法国就是我们的葡萄园,地中海是我们的果园……我们洋洋得意、充满信心,极为愉快地注视着帝国的威风……”
  大英帝国的衰落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世界霸权受到沉重打击。20世纪20年代,加拿大、南非、爱尔兰自由邦对英帝国施加压力,要求明确自治领的地位。1926年帝国会议宣布共同声明:“大不列颠和各自治领都是英联邦内部的自治共同体,地位平等,它们的外交和内政事务方面都互不从属,但共同效忠英王,它们在英联邦中是自愿联合的成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随着美苏两强的崛起和各殖民地自治运动的发展,英国的世界影响日益下降。二战期间的英国首相丘吉尔带着痛苦和激愤回忆他在出席雅尔塔会议时的心情:“我的一边坐着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坐着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1947年,英国公布“蒙巴顿方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别独立,此后,锡兰(今斯里兰卡)、缅甸、南非等国也相继独立。1957年,英国联合法国、以色列发动的对埃及苏伊士运河战争失败,标志着英帝国对世界某一地区的影响也大部分丧失。

  
 

  亚述帝国

  公元前671年,伊萨尔哈东远征埃及,攻占孟斐斯城,使亚述成为地跨西亚、北非,版图几乎囊括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的大帝国。


  亚述帝国兴起于今伊拉克境内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意为“两河流域间的土地”)。公元前8世纪后期,亚述成为两河流域最强大的国家。亚述帝国雄踞中东,先后征服了小亚细亚东部、叙利亚、腓尼基、巴勒斯坦、巴比伦尼亚和埃及等地,其首都尼尼微(遗址在今伊拉克摩苏尔附近)是当时世界上闻名的大都市。
  “血腥的狮穴”
  亚述帝国兴起之时,强大的古埃及已然衰败,小亚细亚强国赫梯也为“海上民族”所灭,亚述南部的巴比伦尼亚四分五裂,东方的米底亚和波斯尚未兴起。亚述人从赫梯引进了炼铁技术,增强了军队的战斗力。仰仗着锋利的铁制兵器,亚述开始对外扩张。
  公元前745年—前727年,在位的亚述国王提革拉·毗列色建立了一支当时世界上兵种最齐全、装备最精良的常备军,由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轻装步兵、攻城兵、工兵组成。这支军队行军迅速,尤其善用充气的皮囊渡河。亚述军队还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攻城武器“投石机”和“攻城锤”。提革拉·毗列色在位时,强大的亚述军队打败了劲敌乌拉尔图,并征服了整个叙利亚地区,兼并了巴比伦。
  亚述军队使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惩治不肯投降的战败国家。亚述士兵敲碎战败国居民的头颅,割断他们的喉管,火烧他们的房屋,抢走他们的财产,掳走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甚至对襁褓中的孩子也不放过。亚述人把成千的战俘绑在上端削尖的木桩上,让他们在痛苦中慢慢死去。公元前743年,亚述军队进攻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军民拼死抵抗,誓死不降,城破之后被亚述军队斩下的首级竟然堆成了一座小山。由于亚述人的行为异常残暴,犹太人在其经典中将尼尼微称为“血腥的狮穴”。
  鼎盛时期的亚述帝国
  公元前722年,萨尔贡二世即位为王。萨尔贡二世是一名因战功显赫而得到提升的下级军官。在他统治时期,亚述军队打败了以色列、埃及,镇压了埃及支持的叙利亚和腓尼基等地的起义。萨尔贡二世使亚述帝国进入了鼎盛时期。
  辛那赫里布(公元前704年—前681年在位)是萨尔贡二世的长子,他在位时力图扩大先父的战果。据史载,他的辉煌战果包括占领89座城镇、820个乡村,俘获7200匹马、11.1万头驴、8万头牛、80万只羊以及20.8万名俘虏。
  尽管辛那赫里布的战绩卓越,但真正让历史铭记他的还是他兴建的“盖世无双皇宫”。这座皇宫每边长近200米,包括两座亚述风格的大殿、一幢椭圆形建筑物以及一个植物园和一座凉亭。王宫内的浮雕长达3000米,现藏于大英博物馆。宫殿四周花园环抱,园林水源充足;殿内房屋设施舒适,由水井、滑轮、吊桶等组成的供水设施可将水送到国王的浴室;浴室内有淋浴,格子窗和通风孔不断向室内送入新鲜空气,还配备有带轮子的火炉在冬天为房间供热。在这座宫殿的西北,辛那赫里布还为他的后妃们盖了一座后宫,为皇太子盖了一座东宫。辛那赫里布还加宽了尼尼微的马路,增建了城市公园,修建了供水网,从郊外60公里处引水入城。
  在辛那赫里布之后的亚述王伊萨尔哈东(公元前680—前669年在位)手中,亚述帝国达到其顶峰。公元前671年,伊萨尔哈东远征埃及,攻占孟斐斯城,使亚述成为地跨西亚、北非,版图几乎囊括整个西方文明世界的大帝国。
  盛极而衰
  伊萨尔哈东之后继位的是世界文明史上赫赫有名的巴尼拔。巴尼拔兴建了巨大豪华的巴尼拔王宫,并在宫中设置泥版图书馆,收集当时亚述人所知的全世界各地的书籍。图书馆的藏书室里堆满了刻有亚述楔形文字的大大小小的泥版,这些泥版就是2500多年前亚述人的图书,内容包括语言、历史、文学、宗教、医学及天文等方面的知识,是研究当时历史最宝贵的资料。
  由于亚述是依靠武力和军事征服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所以根基不稳,中央政权对许多地区鞭长莫及,无法行使有效统治。同时,亚述人的残暴统治也激起了被压迫民族的反抗,加上王室内部的争权夺利最终加速了帝国的衰亡。
  公元前612年,新崛起的邻国新巴比伦王国联合伊朗高原的米底人攻陷了亚述首都尼尼微。公元前605年,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击败了亚述的残余部队。曾在历史上称雄一时的亚述帝国灭亡,其遗产被新巴比伦王国和米底王国瓜分,此时距亚述的鼎盛时期不过50余年。
  
 

  亚历山大马其顿帝国

  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

  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帝国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马其顿两代君王腓力二世和亚历山大大帝将原本地处偏远的马其顿发展成为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其疆域东自喜马拉雅山的支脉和印度的西北边陲,直抵西方的意大利,北从中亚细亚、里海和黑海起,南达印度洋和非洲今日的苏丹边境与撒哈拉大沙漠。
  腓力二世艰苦创业
  马其顿原是位于希腊北部边陲的一个偏僻地区。马其顿人属于多利亚人入侵时分布于希腊北部的诸多部族之一,是希腊人的近亲,但族属复杂,文明的开始比其他希腊人晚。因而在帝国崛起之前,一直被希腊人视为蛮荒之地。
  公元前4世纪中期,马其顿国王腓力二世执政,国家迅速崛起。腓力年轻时曾在希腊城邦底比斯做人质,还曾获得过古希腊奥运会马车赛的冠军。由于他对希腊诸邦的情况有较深的理解,希腊人也不再视之为蛮族之王。
  腓力执政后,首先着手加强王权,消除部族首领的军事割据,限制贵族议会的权力,将全部军政财权集中到国王手里。
  公元前338年,马其顿打败底比斯、雅典、科林斯等城邦联军。第二年,腓力召集各邦开会,宣布希腊各城邦成立联盟,进攻波斯。公元前336年,腓力在他女儿的婚宴上遇刺身亡。王位由腓力20岁的儿子亚历山大继承,被称为亚历山大大帝。
  青年统帅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出生于马其顿首都佩拉,从小兴趣广泛又聪明勇敢,12岁时曾驯服全马其顿无人能够驾驭的烈马布卢法卢斯。目睹此景,其父腓力惊叹道:“我的孩子,征服属于你的领土吧,马其顿对你来说实在太小了!”后来,腓力为亚历山大请来了当时希腊最博学的学者亚里士多德作教师。少年亚历山大最喜欢的书是描绘古希腊特洛伊战争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他一心向往《伊利亚特》中的英雄阿喀琉斯的丰功伟绩。
  腓力二世被害后,被征服的希腊城邦纷纷起义。年轻的亚历山大用两年时间平息了暴动。此后,他又把目光投向了领土辽阔、财源滚滚的波斯。
  公元前334年春,亚历山大率领3.5万人的大军和160艘战舰,开始远征东方。行前,他把自己的所有地产收入、奴隶和畜群分赠给人。有大将迷惑地问道:“请问陛下,您把财产分光,给自己留下什么?”亚历山大回答:“希望。我把希望留给自己,它将给我无穷的财富!”
  亚历山大率领部队首先占领了小亚细亚,消灭了那里的波斯军队,然后又挥师北上,向叙利亚城市伊苏进军。他打败了波斯王大流士三世,俘获了其母和妻女。看着大流士的豪华宫殿,亚历山大赞不绝口:“这样才像个国王!”接着,亚历山大南征叙利亚和腓尼基,派大将攻占了大马士革。随后,他又率军南下,经过7个月的艰苦战斗,攻下了中东文明古城推罗,将推罗城的3万居民全部卖为奴隶。
  围攻推罗城期间,大流士三世派使者求见亚历山大,愿意出巨款、割让半个波斯帝国赎回其母和妻女,但亚历山大毫不动心。
  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在切断了波斯陆军与海上舰队的联系后,长驱直入埃及。当时的埃及不满波斯帝国的统治,视亚历山大为救星。马其顿军队不伤一兵一卒进入了埃及。亚历山大在地中海沿岸尼罗河三角洲西部建立亚历山大城,作为他伟大战绩的纪念碑。在庆功的宴会上,亚历山大分外兴奋,他说:“英雄的伟大就在于不断开拓疆土,不断增加权力,尽情享受美味佳肴和少女美色。”
  亚历山大帝国四分五裂
  征服埃及后,亚历山大率军大举入侵中亚,在那里遇到了当地部族的顽强抵抗。从公元前330年起,将近3年的时间他都在中亚作战。在这期间,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中不断有人反对继续东进,亚历山大镇压了持异议者,并于公元前327年率军离开中亚,南下侵入印度,占领了印度西北部的广大地区。他本想向恒河流域进发,征服印度的心脏地带,但士兵们厌倦了长期战争,思乡心切,加上印度的炎热、暴雨和疾病,拒绝前进。亚历山大的军队发生哗变,印度的土著居民也群起反击。再加上从少年时代就随同他征战的战马布卢法卢斯暴死,使亚历山大心灰意冷。万般无奈之下,他在公元前325年下令撤出印度。
  公元前324年初,分两路撤回的军队在巴比伦境内的奥皮斯城会师。由于长途跋涉,部队损伤极大。亚历山大将巴比伦作为新都,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
  远征前,亚历山大认为只有希腊民族才真正具有开化的文明。随着东征,亚历山大逐渐认识到波斯人和希腊人同样具有杰出的智慧和才能,因而思想观念发生了改变,认为各民族应该平等地和睦相处。为了促进马其顿人和波斯人、东方人的融合,亚历山大和大夏贵族罗克珊娜结婚,并鼓励马其顿人和东方女子结婚。在苏萨城,亚历山大举行了一次盛大的结婚典礼,他亲自和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的女儿斯塔提拉结婚。同一天与被征服国女子举行婚礼的马其顿将士有1万对之多。
  在巴比伦,亚历山大还整编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将3万波斯青年编入马其顿部队,并准备继续远征。他计划侵入阿拉伯与波斯帝国北面的土地,还想再次入侵印度,征服罗马、迦太基和地中海西岸地区。
  公元前323年6月,亚历山大突然患恶性疟疾,发病10天后就离开了世界,那年他仅33岁。
  由于死亡的突然降临,亚历山大未明确他的接班人,导致王权的争夺激烈。在斗争中,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女都被反对派杀死。其部将为争夺地盘,互相混战。公元前307年,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马其顿帝国分裂为马其顿王国、塞琉古王国和托勒密王朝统治下的埃及王国。
  亚历山大的东征,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东方的城市出现了优美的希腊式雕塑和建筑,东方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也传入希腊和西方,丰富了西方的知识宝库。亚历山大的东征,还开辟了东西方贸易的通路。亚历山大在东方建立的几十座城市逐渐发展成为商业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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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的芒果展览 [转帖]


  
  作者:许善斌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我至今还记得在“###”中发生的一幕:毛主席把外宾送给他的芒果,转送给了首都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这体现了毛主席对工人群众的关心,这本来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小事。这件小事后来变成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当时还没有出现“炒作”这个词儿,这事却被“炒作”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样板”。

  关于这件事,1968年8月7日《北京日报》上,套红的头条引题是“最大关怀 最大信任 最大支持 最大鼓舞”,文中说:“这一特大喜讯传来,清华园内一片欢腾——万岁的欢呼声,久久地响彻天空——”事情到此远远还没有完,又有人挖空心思把芒果拿到全国各地去展览,因为芒果保鲜比较困难,想拿真的去展览不可能,于是就想了个办法——用塑料制品代替。我当时在胶东乡下教小学,一天接到上级的紧急通知,第二天停课带学生去公社驻地看“芒果”。我们教师学生中谁都没有见过芒果,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大家猜这种水果一定非同小可,是个稀世珍品,有人把它想象成了《西游记》里王母娘娘的蟠桃,吃了就可以长生不老。

  第二天看芒果的场面可以用人山人海来形容,像赶庙会一样拥挤。塑料芒果亮相的那一幕可真够威风的,两个红卫兵捧着个玻璃箱子,里面就是一个制造粗糙的假芒果,后面有四个解放军战士持枪守卫,完全是一幅对待“超级国宝”的隆重场面。这押送“国宝”的汽车好不容易从人群中“突围”出去,他们的任务是挨个公社去“展览”和“赶场”,这一天全县几十万人停工停产停课,为了一睹“塑料芒果”的真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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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评白崇禧:有指挥才能,无政治远见[转帖]


  
 

白崇禧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共代表团的军事组常到国民党的军训班中去讲课,宣传游击战争。周恩来与国民党的军事将领交往较多。白崇禧很佩服周恩来的恢宏气魄、渊博学识、军事才略和政治工作经验。而周恩来也很欣赏白崇禧的主战立场和指挥才能。

  1938年3月上旬,白崇禧到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之前,专请周恩来、叶剑英商谈津浦战场的作战方针。周恩来建议:津浦线南段采取以运动战为主、游击战为辅的联合行动,使淮河流域的日军时刻受到威胁,不敢贸然北上支援南下日军;徐州以北则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方针,守点打援,各个击破。白崇禧对此建议非常赞赏,到徐州后,协助李宗仁指挥时基本上采纳了这个方针,促成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

  但在政治上,周恩来一眼就看出了白崇禧的弱点。1965年迎接李宗仁从海外回国时,周恩来对白崇禧有过中肯的评价:“白颇自负,其实在政治上无远见。”相信这个评价代表了中共领袖们的共同意见。

  说白崇禧政治上低能,主要表现在他对时局的认识不清上。

  1929年初,白崇禧在率部击溃“直鲁联军”后,在北平大谈天下大势时说:“自古以来统一中国只有自北而南才能成功。”言外之意,大有随时准备自北而南向蒋介石统治的江浙进军之势。

  1948年12月24日,身为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当时对蒋介石极为不利的形势,发出致蒋介石电,提出“恢复和平谈判”以解决时局的主张,逼蒋下台,抬高桂系地位。25日,在白崇禧指导下,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指出“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觅取途径,恢复和谈”。蒋介石无法,只好以李宗仁继任“代总统”。

  毛泽东看穿了白崇禧的伎俩,在1949年2月15日的一次对外谈话中,讥笑道:“国民党反动派从今年1月1日开始搬起的一块名叫‘和平攻势’的石头,原想用来打击中国人民的,现在是打在他们自己的脚上了。或者说得正确些,是把国民党自己从头到脚都打烂了。”

  1949年4月1日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为和谈代表,到北平与共产党谈判。白崇禧在和谈代表团北上时,曾商定一项“划江分治”的方案,提出全国都将在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联合政府领导之下,但人民解放军不必渡过长江,在长江以南由国民党军驻防,两军“就地停战”,“划江而治”。

  这个方案理所当然地被共产党拒绝了。

  林彪当时参加了中共和谈代表团,是位列周恩来、林伯渠之后的第三号人物,专门负责军事问题的谈判。他以“平津前线司令员”身份警告国民党:“对于不肯接受北平方式实现和平的任何反动势力,我们只好用天津方式来解决!”。

  4月20日,最后签字日期一过,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渡长江。4月23日,南京解放。

  白崇禧的政治短视,还体现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上。

  对此,李宗仁有过中肯的评价:“健生(白崇禧字健生)的作法过于天真率直,他还指望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对人毫无诚意,唯知玩弄权术,当他要利用你时,不惜称兄道弟,饮血为盟。一旦兽尽狗烹,就要置人于死地。”

  淞沪会战,蒋介石要亲自到上海前沿阵地去视察。因日军掌握了制空权,白崇禧建议蒋介石乘英国大使的轿车去。但英国大使的车还是遭到日军飞机的袭击,幸亏蒋未在其中。戴笠事后甚至怀疑白崇禧想借日本人之手除掉蒋介石。

  在作战指挥的很多问题上,白崇禧与蒋介石都意见相左。

  这些,蒋介石自然都耿耿于怀。

  桂系中,李宗仁宽厚仁慈,稳健踏实,颇有长者风范;白崇禧足智多谋,号称“小诸葛”,用兵如神,有将帅之才,使桂系始终在国民党各派系中独树一帜,从而敢与蒋介石对抗多年。但是,在最后关头,白崇禧却上了蒋介石的船。

  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后,国民党和谈代表刘斐悄悄回到广州,劝李宗仁、白崇禧起义。李宗仁试探白崇禧,要他起义。但白崇禧反劝李宗仁去台湾,李宗仁气的大骂“乌龟王八蛋才去台湾!”

  逃到台湾的蒋介石还需要利用白崇禧对李宗仁进行牵制,故于12月10日派专使到海南请白崇禧去台北“归队”,并许愿去台后“自有重用”,暗示蒋有意让他出任“行政院长”一职。还给白崇禧捎去数万两金砖,说是发清华中部队的军费,以示恩惠。

  白崇禧遂于12月30日乘专机赴台,从此落入蒋的严密控制之下,成为蒋的“电钮”。每当李宗仁对蒋介石有所批评、揭露时,他都要奉命“驳斥”。

  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台北寓所逝世,据说是因心脏病。

  去世的前一天,与其热恋的护士张小姐在白府留宿。而发现白崇禧遗体时,张小姐已不知去向,唯见白崇禧尸体周身发绿,留有死前痛苦地挣扎的痕迹,颇有可疑。

  精明一世的“小诸葛”白崇禧,就这样谜一般地离开了人世。(摘自:《毛泽东点评国民党著名将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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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便灭了印度!唐朝最牛的使臣[转帖]


怀着崇敬的心情,给大家介绍个传奇人物,陈述一段一人灭一国的传奇故事,这段传奇的创造者叫王玄策。这不是故事,也不是传说,而是实实在在的历史!王玄策:一个中国历史上最牛的外交官,一个在历史书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人物!

  姓名:王玄策

  性别:男

  血型:未知

  籍贯:河南洛阳人

  喜欢的颜色:红色(在国外,眼看一同前来的大唐使者被杀,居然敢抄家伙砍人,竟把一个大国给灭了,没血性那是肯定不行的!)

  业绩:一人灭一国

  职业:三任大唐驻印度大使,后因业绩突出授散朝大夫

  大唐周边葱岭南有国名叫天竺,现在改叫印度,其国民我们亲切的称之为阿三,时分东西南北中五大块。姑且分别叫东、西、南、北、中印度吧。唐初,印度半岛最强大的中印度统一了印度半岛建立了摩揭陀帝国,并很快与唐朝建立了友好关系。

  公元647年,唐太宗命王玄策为正使、蒋师仁为副使一行30人出使西域。我想目的有三:一是出使印度。二是拜会吐蕃王松赞干布,睦邻友好。三是看看文成公主。但此时印度发生了政变,别忘了,那时候没卫星,也没手机,没通讯手段,李世民再牛也算不到啊!于是照常上路。路线我觉得是从西安-》新疆-》中亚 -》印度-》吐蕃。纂位的新王阿罗顺那听说大唐使节入境,竟派了2000人马半路伏击,除王玄策、蒋师仁外从骑皆遇难,王玄策被擒扣押。后来,王玄策、蒋师仁寻机逃脱,发誓要灭绝印度,以雪使者被杀之耻!两人于是策马北上,渡过甘第斯河和辛都斯坦平原,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目标,一路来到了尼泊尔。在尼泊尔,王玄策与尼泊尔王谈判,以吐蕃王松赞干布的名义,向尼泊尔借得7000骑兵,同时还檄召临近处各大唐藩属国,外加吐蕃松赞干布派来了1200名精锐骑兵,人马总数接近一万。自命为总管、命蒋师仁为先锋,直扑印度。

  ps:当时吐蕃王松赞干布分别迎娶了尼泊尔的尺尊公主和大唐帝国的文成公主为皇后。

  西行之路与搬兵之路

  在北印度茶博和罗城外,王玄策用“火牛阵”一仗击溃印度数万象军。阿罗顺那大惊,守城不出,玄策一心报仇,拿出唐军攻城的各种手段——云梯、抛石车、火攻,狠攻月余。公元648年,茶博和罗城兵溃城破,玄策一路追来,斩杀印度兵将三千,印度兵将落水溺毙者超一万,被俘一万一千,阿罗顺那逃回中印度。

  王玄策乘势攻入中印度,并发誓要尽灭印度。而印度兵将与唐军(算是外籍军团)一接触便溃不成军,阿罗顺那弃国投奔东印度,求得东印度王尸鸠摩援兵,接着再招集散兵残将准备反攻唐军。玄策、师仁设分兵用计引阿罗顺那上钩,一举全歼阿罗顺那残部,活捉了阿罗顺那,余众尽坑杀。最后,阿罗顺那妻子拥兵数万据守的朝乾托卫城也被蒋师仁攻破,远近城邑望风而降,中印度灭亡!

  由于东印度援助阿罗顺那,王玄策准备顺势再亡东印度。尸鸠摩吓得魂飞魄散,忙送牛马万头,弓刀缨络财宝若干,向唐师谢罪,表示臣服大唐帝国,王玄策方才罢兵回朝述职,同时将阿罗顺那披枷带锁押回长安。太宗皇帝大喜,下诏封赏玄策,授散朝大夫。

  杀印度兵数万,俘虏数万,凭借借来的几千杂牌军就平定了印度,这个英雄就是王玄策,一个非军事专业出身的使节,一个在国外毫无根基的外交官,居然能够完成这样的壮举。实在是世界军事历史上不二的奇迹。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就这样被一个中国外交官在战场上轻松搞定,真是愧对“文明古国”的称号啊。只可惜当时的中国对印度知之甚少,在中国人眼里那只不过是一个化外蛮邦而已,而近代因为“中印友好”的缘故,对这段历史教科书上也避之不提,所以王大英雄的名字没人知道也就不奇怪了。

  一人灭一国!

  这个难度比起汉代常惠用异国军队攻匈奴还难。因常惠经营了近二十年而且军力占优,方才联盟乌孙击败匈奴。其精彩程度不知要好莱钨大片强多少倍,何况前者还是虚构、意淫局多,后者可是活生生的史实。我们今天可能不可想象:大唐帝国的国力强盛和国威之远可见一斑!当真是:英雄风流不尽数,刀马所至皆汉土。真应了汉朝大将陈汤那句话:示明万里之内,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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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安门事件平反: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转帖]


1978年11月15日 天安门事件平反

1978年11月15日,中共北京市委宣布,天安门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因悼念敬爱的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中共北京市委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
会上宣布: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广大群众到天安门广场悼念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完全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爱戴、无限怀念和深切哀悼的心情;完全是出于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滔天罪行深切痛恨,它反映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愿。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要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根据北京市公安部门提供的材料,一九七六年因参加天安门事件而被捕的三百多名干部、群众中,没有一个是反革命分子。这些无辜被捕的同志现在已经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前后,首都广大革命群众来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万恶的“四人帮”,遭到了“四人帮”的残酷镇压。被捕的干部、群众十分清楚“四人帮”搞的这个反革命的政治大阴谋。他们被捕后顽强地坚持斗争,表现了大无畏的英勇气概和宁死不屈的革命气节。
从今年五月开始,北京市公安局组织专门班子,对这一案件进行了全面复查。经过大量调查证明,这是一起重大冤案。充分的事实说明:在这个事件中被捕关押的三百八十八人中,没有一个人是反革命分子,(只有三人因当时犯有偷盗等罪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
北京市公安局和有关部门在为这些因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而被捕的同志进行平反时,都在结论中充分肯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为他们彻底恢复了名誉。

(人民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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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中的性管理 [转帖]


宫廷中有那么多妃嫔等待着皇帝去宠幸,多得连皇帝也记不清;有那么多宦官,其中不乏旷男怨女,所以不在性问题上加强管理是不行的。这种管理,到了明代达到了一个相当严密与制度化的程度。可是,其中充满了荒唐、压迫和无耻。

  这种管理,首先是对皇帝性生活的管理。明朝管理皇帝卧房事务的机构称为敬事房,最高的负责人称为敬事房太监,其任务是安排、记载皇帝和后妃性交。在皇帝和皇后性交时,敬事房太监必须详细记录年、月、日,以作为受胎的证据。皇妃和皇后不同,皇帝所宠爱的妃子都各有一张绿牌,即末端染绿的名牌,在侍候皇帝吃晚饭时,敬事房太监会把十几张或几十张名牌置于大银盘中,和晚餐一起端到皇帝面前,等皇帝餐毕,他就跪在皇帝面前听候指示,如果皇帝无意找哪个妃子过夜,说一句“退下”即可。如果皇帝要找哪个妃子过性生活,就把这个妃子的名牌翻转过来,放回银盘。敬事房太监退下后,把名牌交给别的太监,他则通知这个被选中的妃子香汤沐浴,做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皇帝就寝的时间到了,他就脱去妃子全身衣服,用羽毛制成的毛衣裹住她赤裸的身体,背她入皇帝的寝宫。这是为了防止有人暗藏武器带入皇帝寝宫所采取的安全措施。然后,敬事房太监和另几个太监就守候在皇帝寝宫外面,等候皇帝过性生活结束,如果规定的时间到了,太监就会高呼“时间到了”,皇帝如果没有回声,他就再次呼叫,如此反复三次,就一定要把妃子背回去。同时,敬事房太监要记录年、月、日、以作为日后受胎的证据。生孩子与否,对妃子日后身分的高低有很大影响。

  明朝的这种制度,很难考证是从何时开始的,直到清朝,还承袭着这种制度,因为清世宗认为这种制度对查清子女是否确凿地出自皇帝血统,从而对皇位继承问题有很大关系,同时也可对后代的皇帝纵欲有一些限制。

  由此看来,敬事房太监在这个问题上权力很大,虽然从表面上看,皇帝的性生活决定于皇帝的意志,但是在名牌放置、准备工作、运送妃子、掌握时间、档案记录等具体环节上都可以钻空子,做手脚,妃子们如果得罪了敬事房太监就可能倒大霉,所以她们对敬事房太监都很巴结,常给太监们一些好处。此外,在后宫中,皇后具有发言的权利,皇帝不能随心所欲地去妃子的住处,须事先有皇后的文件通知那妃子,文件上还要盖皇后的印信才算有效。如果没有这个文件,皇帝即使到了妃子门外,也不能进入妃子的房间。在后宫中,皇后对皇帝和妃子的过往拥有否决权。  

  这些制度似乎较为严格。被誉为明朝中兴之主的明孝宗,因为未纳皇妃,许多贵族和大臣都极力劝谏,希望他能仿照古制,设立12个皇妃,以使子孙孳衍繁盛。

  当时,孝宗虽然同意,但最后因囿于皇后的限制而未能纳妃。所以历代皇陵中,都葬着许多皇妃,而只有孝宗陵中只葬着夫妻两人。这种事是绝无仅有的,明代学者叙述此事时是有褒有贬的。

按说,封建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怎么过性生活还要受限制?这是因为,如果违反了祖训、古制,大臣们就会进谏,而在性生活问题上被臣下说不规矩,那是相当丢脸与难堪的。这些皇帝尽管实际上荒淫无度,但真正愿意背一个“淫”名的毕竟很少。整个明朝,只有武宗全然不顾这些制度,肆意淫乐。而有些皇帝则是偷 偷摸摸地纵欲,如微服外出冶游。清朝时,作为离宫的圆明园未受到这种制度的约束,所以乾隆帝就常到离宫去搞“性自由”了。

  在内廷和宦官并列的是女官,她们的声势从表面上看虽然不如宦官,但是即使是身兼重职的宦官如果不和女官合作,也无法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有许多坏事,都是女官和宦官勾结而形成的。

  明朝的公主下嫁后,就迁居宫内的十王府。这时,皇帝就会派给她一个贴身服侍的老女官,这个老女官被称为“管家婆”,对许多事有相当大的管理权。驸马如蒙公主召见,从皇城宅第前往宫中去叙夫妻之情时,面临的最大难关就是这个“管家婆”,必须重金贿赂。因为如果没有“管家婆”的传达,驸马就无法见到公主。

  这样,就出现了不少不幸事件。明神宗胞妹的丈夫就是因为对女官贿赂得不够,所以无法会见公主,最后患神经衰弱症去世,公主也只好守寡一辈子。还有一次,神宗最宠爱的一位公主召驸马入宫,当时老女官正和她相爱的宦官饮酒作乐,驸马未经她的传达,就擅自入宫。老女官知此事后,非常生气,便趁着醉意把驸马赶出宫外,又把公主狠狠地责骂了一顿。公主气愤难平,打算第二天去禀告母后,但想不到老女官已“恶人先告状”,公主反被母后痛斥。被赶出宫的驸马想入朝替自己申辩时,那个和老女官相好的宦官和他的一伙人已守候在门外,把驸马打得浑身是血。这件事闹大了,最后,驸马被冠以无礼之名,送入大学进修,并且罚他三个月内不准进入宫廷;老女官则转任他职;那个宦官却没有受到丝毫责备。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宦官与女官们跋扈到了何种地步。

  宫廷中除了女官以外,还有稳婆、奶婆和医婆。稳婆就是收生婆,平时也常叫“老娘”,按照蒋一葵《长安客话》卷二的说法,宫廷所需的稳婆都要在民间收生婆里预选,然后把预选出来的稳婆的名字登记在册,以备需要时选用。被选进内廷的稳婆除了接生以及选奶口(乳娘)时看“乳汁厚薄,隐疾有无”之外,还在宫廷 选美时起着重要作用,不仅要参预辨别妍媸,而且要对女性作裸体检查,如皮肤、乳房、阴部等,在贞节观十分盛行的明代,还要检查选入宫内的女子是否处女。《汉杂事秘辛》中所讲的梁莹选后以前被吴姰裸体检查的事,则是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

  东汉第十一任皇帝刘志要娶大将军梁冀的小妹梁莹为后,那时梁莹15岁。经刘志派遣,宫廷女官吴姰去梁家对梁莹进行体检。吴先检查梁莹走路是否正常,梁莹轻移细步,举止优美。吴再摘其耳环,解其发髻,看有无脱发现象。继而检查其关键部位,脱尽衣裤,但见梁皮肤滑腻,冰肌玉洁,证明无皮肤病。乳房已发育隆 起,说明性生理发育正常,并与年龄相符。肚脐稍陷,能容下半寸珍珠,属于优美型的肚脐。以后,吴又请梁躺在床上,检查前后阴处,见后阴、肛门没有痔疮,前阴也发育正常。吴还一无遗漏地检查了梁的腋窝与脚底,结果是一切正常而优良,于是梁莹就合格地成了刘志的皇后。

  这种检查,到了明代更扩大化了,常常是大规模地进行的。例如天启元年(1621年),16岁的明嘉宗按惯例将举行大婚礼,于是在全国进行了声势浩大的选美活动。朝廷派了多路人马到全国各地物色出13岁至16岁的淑女5000人,在付出一些银币作为聘礼后,就责令其父母在正月里把她们送到京师(北京)待选。

在京师集中后,皇帝分遣太监进行第二次挑选,每百人排成一行,按年龄大小排好,逐个察看。第一批淘汰了1000名稍高、稍矮、稍胖、稍瘦的女子。次日,留下的女子们仍像上一天那样列队,太监们以极挑剔的眼光察看她们的眼、耳、口、鼻、头发、皮肤、颈项、肩膀、背部,只要有一处不合规定,就立即除名。继而又让她们自报姓名、年龄、籍贯,以观察她们的音色和神态,如果口齿不清,嗓音粗浊,或应对慌张的,又须出列,这样又淘汰了2000人。第三天,太监们以尺量那些秀女的手脚,再叫她们走几十步以观步态,再除去1000名不合格者。那最后1000人又被一些稳婆带入密室,“探其乳,嗅其腋,扪其肌理”,经过又一番令人难堪的折腾之后,入选者只余下300人了。这300名女子被禁在宫中一个月,由专人熟察她们的性情言论,进而判定她们的性格、作风、智愚与贤惠否,通过这一过程,挑出了被认为是“秀色夺人,聪慧压众”的佳丽50人,即被熹宗封为妃嫔。5000人中只选50人,可谓百里挑一。在挑选过程中,稳婆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当时除宫廷外,官府也少不了稳婆,如办案时验女尸,常由稳婆出场以检验私处;对于女子遭人强奸,也总由稳婆进行探验。

  关于选养奶婆,明朝时北京东安门外稍北有礼仪房,是选养奶口以候内廷宣召之所,俗称“奶子府”,有提督司礼监太监管其事。每季选奶口40名,蓄养于内,称为“坐季奶口”;另选80名,仅注其籍,仍令其住在自己家中,称为“点卯奶口”。“点卯奶口”是候补人员,如果“坐季奶口”不够用了,即以“点卯奶口”补充。选奶口时,北京附近的宛平、大兴二县及各衙门广求军民家有夫之妇,年15以上、20以下,夫男俱全,形容端正,第三胎生男女仅3月者,作为候选人。

  选时,令稳婆检验有无隐疾,具结起送,候司礼监请旨,差内官出,合各衙门所送奶口会选之,然后决定。入选后,每口每日给米8合,肉4两,光禄寺寺领每年更番什物,每季煤炭杂器,两县召商办送。每遇宫中宣取,则就中选取一人,易高髻、新衣、宫妆以进。奶口一留用,则是“终身制”、“铁饭碗”,一般无出宫之理。

  稳婆与奶婆对宫廷事务当然都有一定的作用,有作用就可能有一定的权势与影响。稳婆的作用主要在选女入宫时和接生时,这些时机都比较短暂,事情过去了,一切就过去了。但奶婆的作用则是较长期的,她一旦哺皇子皇孙乳,皇子皇孙就会记她一辈子,所以奶婆一旦入宫,无有出理。如果奶婆所哺的皇子皇孙登基即位, 那么这个奶婆更是身价百倍,还会受爵册封。例如,东汉安帝封奶妈王圣为“野王君”;顺帝封奶妈宋氏为“山阳君”;灵帝封奶妈赵娆为“平氏君”;唐中宗封奶妈干氏为“平恩郡夫人”,封奶妈高氏为“修国夫人”;睿宗封其子(玄宗)的奶妈蒋氏为“吴国夫人”,封莫氏为“燕国夫人”;元朝时,世祖封皇子燕王的奶妈赵氏为“豳国夫人”,封奶妈的丈夫巩性禄为“性育公”;成宗封奶妈的丈夫为“寿国公”;仁宗封奶妈的丈夫杨性荣为“云国公”;英宗封奶妈忽秃台为“定襄郡夫人”,封她的丈夫阿来为“定襄郡王”;明朝时,成祖封奶妈冯氏为“保重贤顺夫人”;等等。

  皇帝所以待奶婆好,不仅由于从小吃她的乳汁而有感情,而且是为了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需要,因为吃过奶婆的奶,所以也要有一点孝敬之心。奶婆年纪轻轻就别夫别子而入宫,甚至终身不能再出,这实在是非常残忍的事;她们年纪轻(15岁至20岁),已有过性经验但入宫后只能永远孤眠独宿,杜绝性生活,这也是十 分残忍的事。但是,有的奶婆又会因所哺之皇子皇孙登基而权势倾人,能对皇帝施加种种影响,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奶婆在宫廷中与人私通、结党作乱的也非个别。例如汉安帝时,其乳母王圣母女和宦官江京、李闰等勾结在一起,诽谤太后,打击太后的家族,煽动内外,任性而为,曾逼得宰相杨震服毒自杀,最后把太子也废了。

  明朝的奶婆客氏之兴风作浪、危害社会,前面已经叙述过了。

  最后还有医婆。医婆就是卖药治病的女子。到了明代,由于贞操观念的影响,妇女有病不愿请男医治,如必要时,也只能隔帐搭脉,观察病情,在这种情况下,医婆就应运而生。卖药治病本来无可非议,但在民间的医婆走家串巷,播弄是非;有时卖假药,卖春药,替一些妇女打胎;有的还以揭露阴私相要挟而敲诈勒索。医 婆被选入宫中的,一般素质较高,工作谨严,但以医术帮助有的嫔妃宫女治疗不可告人的隐疾,帮助她们压抑性欲、激发性欲以致打胎的也有。从历史上还没有发现医婆有什么参预政治、酿成大乱的事情。
至于一般宫女,则是被严格控制,苦楚甚多,完全是受压迫者。苏海若的《皇宫五千年》云:

  宫中选高年知书内官,教习宫女读《女训》、《女孝经》等书。率教者升女秀才、女史、女官正,司六局掌印。有罪墩锁,或罚提铃。每夜自乾清宫门提至日精门、月华门,仍还乾清宫前方止。徐行正步,风雨不敢避,高唱天下太平,声援而长,与铃声相应,此旧例也。昌启之际,复设“板著”名色以苦之。板著者,向北 而立,屈腰舒两手,自扳两足。不许体曲,曲则夏楚乱施。立移时许,其人必头晕目眩,僵仆卧地,甚有呕吐成疾,至殒命者。又凡内廷选入宫女,未有名位,则曰某人女,必连其父之名,恐得宠后,防伪充也。

  宫女们一经选入宫内,便失去自由,大都是衣食菲薄,住所简陋,终身苦役,不能与父母相见。繁重的礼节,森严的礼节,不时的凌辱,几乎无出头之日。她们即使生病,也得不到有效医治,因为明朝规定:“宫嫔以下有疾,医者不得入,以证取药。”宫嫔尚且如此,宫女自不待言。据《明宫史》载:在金鳌玉蝀桥西、棂 星门迤北羊房夹道(今名养蜂夹道),有内安乐堂,“有掌司总其事者二三十人。

  凡宫人病老或有罪,先发此处,待年久方再发外之浣衣局也。”这就是说,宫人得了病,或是年老了,要和有罪的人一样,发到这里,靠自己的生命力延续时日,或者等死。如果少数人偶被皇帝看中,地位略有改变,生得子女者尚能晋封,否则也只能幽闭深宫,此一生。

  明末陈暃的《天启宫词》云:

  六宫深锁万娇娆,多半韶华怨里消。

  灯影狮龙娱永夜,君王何暇伴纤腰。

  这首诗很深刻地反映出宫女凄清怨恨的心情。在宫廷中还有不少残酷的斗争,宫女如被皇帝幸宠,实际上也许是大祸临头。这种情况史不绝书。

  这些宫人一生锁闭深宫,供帝王玩弄、使役,其悲惨命运与前朝的宫女并无二致。宫**于宫中,如果不是有名的,例不赐墓,而行火葬。明代宫人火葬,一在阜成门外五里许的静乐堂。堂前有砖穗二井屋,其形如塔,塔南辟方尺之门,平时谨闭,井前结洞,四方通风。宫人无资格进墓地的,都以此为火葬之所。到了嘉靖 有贵嫔捐赀买民地几亩,宫人不愿其尸灰入井的,则埋此地中。二在北京西便门外20里的诸葛庄南边的“娆娆坟”。据清人刘廷玑《在园杂志》卷三说:“墙固垒垒,碑亦林立,……每于风雨之夜,或现形,或作声,幽魂不散。”清初的沈椿《宛署杂记》中说,宫女临死时,都遗言不要把棺材埋得太深,她们认为埋得越浅越可以早些转世投胎,重新过个有生命、有意的人生。这种宫女生涯是让人洒一掬同情之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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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和毛主席面对面"交锋"的终生诤友周世钊 [转帖]


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在共和国最严峻的时刻,小人当道、忠臣直士三缄其口的时候,作为好友的周世钊敢于犯颜直谏,面对面和毛泽东交锋,指出其错误,同样难能可贵。

周世钊与毛泽东有着“三同”(同乡、同学与同事)与“三友”(会友、文友与诗友)的关系,有着许多共同的观点、思想和经历,然而他也从不掩饰自己与毛泽东的不同观点与思想。周世钊的女儿说,正因为父亲与毛泽东有广泛的、长远的交往,彼此间有深刻的、全面的了解,也因为他对毛泽东的事业和成就佩服之至,他才敢于坦然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1949年10月28日,周世钊在和毛泽东阔别22年后致函这位刚刚上任政府主席的老同学。信中有一段说:长沙自解放后政治刷新,社会也日趋安定。不过大多数人的生活在这大变动中感到一些困苦。一些干部工作努力有精神,使人敬佩无极,但有的还或不能掌握政策,和中央的决策常生偏差,有的不免带些关门主义的色彩。此后对下级干部的训练恐怕也会要劳及领导者的心神。

周世钊为人襟怀坦荡,正直无私,实事求是,反映下情民意,言人之不敢言。担任副省长主持湖南科教工作期间,他亲自为一些受冤屈的知识分子奔波平反。对于“左”倾错误,他多次在人大、政协会议上发言,并上书毛泽东主席,坦陈已见。

1958年,“大跃进”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展开。此后,周世钊在北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他:“元兄,今年开会前你到了什么地方参观视察?看了些什么?有什么感想?”周世钊如实回答道:“到了我的老家湖南宁乡去了解了一下农村人民公社,看到了农村的轰轰烈烈、热火朝天的场面。不过,我看有两个问题也值得认真研究。一个粮食亩产的数字上我看有些虚假现象。有的说一亩地产几千斤,有的甚至说一亩一次能产一万多斤,我看有点不实在。”

毛泽东说:“现在不仅湖南农村形势好,全国的农村形势都好。你还很不错,看出了问题,能讲真话。现在农村浮夸风确实很严重。很多地方,吹牛成风。你是全国人大代表,你下去,那些干部会尽量好好招待你,他们有他们的目的,他们是想请你到北京为他们讲好话!可你不但没有给他们讲好话,而且还到我这里告了他们的状。我看你确实是一个好人呀!你敢于说真话,你敢于向错误思想行为作斗争,可敬可佩!元兄,我看你真不错呀!还是保持了我们同学时期的实事求是精神,这很不容易呀!我希望你永远能保持这种品质和作风!”

受到毛泽东的肯定和鼓励,以后周世钊每次与毛泽东交谈都坚持4个字:实事求是。这也是毛泽东经常喜欢与周世钊谈话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因为从老同学周世钊这儿可以了解到从别处了解不到的基层的真实情况。

也是在1958年,反右派斗争刚刚结束,这次政治运动严重扩大化,造成了十分不良的后果。此时,周世钊到北京开会,找到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大学生中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念其年轻,应处理从宽,让其在学校中学习,改造思想较好。”毛泽东第一次听到群众中来的对反右派斗争的不同意见,他想了想,表示同意,说:“你讲得很对,中央也有此种考虑。”

1959年,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周世钊被召进中南海,会见了毛泽东。当天主要讨论知识分子问题,当时把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划入资产阶级范畴,对此周世钊颇有异议,他对毛泽东说:“谁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就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经过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政治运动后,在毛泽东无比崇高的威望之下,一般人哪敢发表不同意见?但周世钊为了坚持自己认为的真理,直谏不曲,而毛泽东却对他表现了空前的“豁达大度”,还表示“谈话未畅,欢迎再谈”。

“东园兄:上次谈话未畅,历史唯物论观点讲得不透,可以再来一谈否?如愿意来,企予望之,不胜欢迎之至!”这是1959年5月10日上午9时毛泽东“倚枕书,尚未睡觉,心血来潮,写此数语”。

信是毛泽东用铅笔写的。信中的“历史唯物论观点”是关于郭沫若的历史剧《蔡文姬》,郭沫若为曹操翻案,涉及到如何评价历史人物。原来此前毛泽东约周世钊面谈,与他进行讨论。毛泽东认为应该为曹操翻案,是符合历史唯物论观点的;周世钊则不同意毛泽东这一观点,认为曹操人品不好,不该为曹操翻案,两人各抒己见,互不相让,争论得十分激烈。事后,周世钊谦逊地说:“毛泽东对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有很多精辟的见解,可惜那天我因外出未能赴约,失去了一个难得的学习机会。”

1966年,“文革”开始了。在10年史无前例的动乱中,周世钊也遭受多次冲击,身心受到摧残。他对许多问题不能理解,对许多做法存有疑虑。他对毛泽东亲自发动与领导的这场运动很不理解,于是这年7月致函致电毛泽东,要求面谏。毛泽东复函称:“不必来京,事情可以合理解决。”

红卫兵在周世钊家里抄走了现款和存折,拿走了一些旧书和衣物之类的东西。当红卫兵从箱底里搜出毛泽东给周世钊写的一大堆信时,有的红卫兵看到毛泽东给周世钊的每封信都是称“元兄”或“东园兄”时,就问周世钊:元和东园是哪一个?周世钊回答说:“元和东园都是我,是我的别号。”有个红卫兵一听,笑开了:“你真是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毛主席比你大得多,你怎么要他称你是兄啊?你这不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是什么?”对于红卫兵的这种无知和可笑的追问,周世钊只好采取无可奉告的态度。

1967年,抄家风风靡全国,周世钊到北京面见毛泽东。毛泽东风趣地询问:“听说红卫兵‘照顾’了你的家?”周世钊回答说:“一身之外无长物,抄家者一无所获,不过搞乱了我好些旧书,弄得残缺不全,可惜!可惜!痛心!痛心!”他对肆意抄家深恶痛绝。此后,抄家风有所收敛,直至杜绝。

1972年,“文革”势头不减,许多问题暴露出来了,演化成“积重难返”的局面。这年10月2日深夜,周世钊毅然在会见毛泽东时谏陈3小时,最后面交了写于8月间的一封长信。

在周世钊面交的近4000字的信中,他论述了8个问题,其中谈到:“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很多水平高、能力好、有斗争历史、工作经验而又忠于职守、卓著成绩的党内和党外的老干部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知识分子政策被严重破坏,各类大小知识分子都加以“臭”字的谥号,统统称为臭知识分子。并认为,大学应恢复招生,要重视提高教学质量。“主席素来特别重视青年培养教育问题,但经林贼的阴谋破坏,共青团、少先队等组织完全瘫痪……窃以为共青团、少先队的工作应该恢复,并提高质量。……很多好书都被烧了禁了,青年工人、农民和学生除政治理论外没有多的书可读。窃以为‘五四’以来一些比较好的书可以经过审查开放一部分……我们看到一些基层干部除以私人关系开后门的作风颇为严重之外,又每每以派性和私隙作祟,借机会报复、打击别人,也由于官僚主义作风严重,对于应该处理的群众提出的要求,搁置不予处理,以种种借口把提出要求的人推出门了事……窃以为中央和省市可考虑设置相应机构,负责对所提问题深入调查,作出结论,经过有关上级的审核批示解决问题……”

会见结束时,毛泽东建议周世钊经南京、上海回长沙,并一再叮咛要十分注意安全:“你没有人护卫,更应多加小心为是。”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时隔一年半以后的1974年四五月间,周世钊在北京医院住院治疗。毛泽东曾决定约见周世钊。后来,周世钊给其亲属的信中写道:“因为得到通知,暂时没有时间接见,决定早点回家(指回长沙)。”这次约见没有实现,据说是毛泽东身体欠佳,有的说是毛泽东工作过于忙碌,还有的说是有些人对周世钊的那封长信有不同看法,其实情不得而知,但是没有完成约见,使周世钊感到很大的遗憾,毕竟他有很多话要向友人倾诉。

1975年10月,周世钊再次住进北京医院,起初被安排在二层。毛泽东曾派他的保健医生前去诊治,保健医生回到中南海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告知周世钊住在二层,病情较重,于是毛泽东嘱其安排到三层西领导人病室(即北京医院316室)。

1976年初,周世钊病稍愈返湘。不几天,又因病住入湖南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此时,他病疴缠身,仍在思考国家大事,念念不忘好友毛泽东,对多人说过:要给毛泽东写一长信。可是,由于身体原因,他无能为力,最后的日子里只是给毛泽东写了一个短信,到他去世后发现时,只见残缺不全。

这年4月,周世钊病危期间,湖南省委和省委统战部多次到医院探望,湖南省委办公厅还向中共中央办公厅和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在周世钊病危时作出决定,于4月20日凌晨从北京医院选派了两名医生乘飞机专程到湖南为周世钊治病。但是就在当日早晨6时,从北京来的医生还没来得及给周世钊看病,周世钊就在长沙与世长辞了。

4月26日下午,周世钊追悼会在长沙举行,全国人大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华国锋等送了花圈。当日,新华社公开发表了周世钊病逝的电讯通稿。次日,《人民日报》和中央电台等各大媒体刊播了有关消息。

9月9日,毛泽东在北京逝世。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直沉浸在万分悲痛的气氛之中。为了纪念两位友人的友谊,周世钊的亲属当日向中共中央发了唁电:“惊悉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不胜哀痛。我们深切怀念毛主席对先父周世钊先生的63年关怀。”

周世钊去世后,子女清理其遗物时发现有1972年8月10日由周世钊一人署名的致毛泽东主席的那封长信底稿。周世钊的亲人如是感慨: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父亲能提出如此意见,把矛头指向“文化大革命”,的确风险不谓不大、胆子不谓不壮。诚然,这种认识与胆识来自对祖国、对人民、对领袖、对友人的赤诚之心,来自人格修养的求真精神,来自畏友、诤友、挚友的气魄。在头脑发热、违背客观规律高举“三面红旗”而使全国陷于“困难时期”时,是推波助澜,还是有所觉察?在全中华陷入灭绝文化的灾难性的“十年动乱”时代,敢于触摸主席逆鳞的人真正具有一个知识分子的人格,他说出了广大人民敢怒而不敢言的心声。

1976年,周世钊和毛泽东先后离开自己所挚爱的世界。或许,他们在那另一个世界里又在促膝长谈,又在酬唱奉和,谈笑风生,追忆往事,共叙友情,在天国里续写“友谊、永恒”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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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特色之一:至高无上的劳动党[转帖]


  
  朝鲜劳动党:成立于1945年10月10日, 总书记是金正日。劳动党宣称自己是朝鲜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先进组织,除朝鲜劳动党外还有两大政党,分别是:朝鲜社会民主党 ,1945年11月3日成立,委员长金英;天道教青友党,1946年2月8日成立,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委员长刘美英。按照朝鲜官方的说法:“实行朝鲜劳动党执政兼与朝鲜社会民主党和天道教青友党等民主党派合作的政党制度”。实际情况是朝鲜社会民主党 、天道教青友党承认朝鲜劳动党的老子党地位,全盘接受劳动党的路线和政策。可以说朝鲜劳动党是老子党的典范,劳动党完全凌驾于朝鲜社会民主党和天道教青友党之上。朝鲜宪法第十一条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进行一切活动”。朝鲜官方网站《NAENARA》网说:“朝鲜劳动党是统一地组织和领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事业的政治参谋部,对全体朝鲜人民的命运完全负责任。”。


  至高无上的劳动党


  控制军队: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共和国主席兼国防委员会委员长为武装力量最高统帅,体现了该政党对朝鲜武装力量拥有最高级别的绝对控制权,军队其实就是党卫队。

  垄断“真理”:主体思想被宣布为终极真理,宣称达到人类最完美的阶段,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社会主义理论被宣布为第二真理,任何人都必须无条件遵守。绝就绝在主体思想、社会主义理论只能掌握在劳动党的手里,别的党派只能通过劳动党来实践这两个“真理”,朝鲜社会民主党、天道教青友党绝不允许自行掌握使用这两大“真理”,成为与劳动党平起平坐的政党。


  强迫信仰、全民信仰:被劳动党垄断的“真理”实行强迫信仰、全民信仰。朝鲜人还没出娘胎就被注定了终身唯一的政治信仰,朝鲜人只有两类,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信奉主体思想、社会主义理论就是革命群众,反之就是反革命。


  组织特权。朝鲜劳动拥有其他党派无可比拟的组织特权。劳动党是朝鲜国内唯一可以自由发展党员的政党,劳动党有党员400余万,其他两党由于不能自由发展党员,人数都非常的少。劳动党设立有管理军队的军事委员会,管理司法、检察的组织指导部等部门,这样的部门,其他党派是不允许设立的。另外,劳动党还有党报《劳动新闻》(日报);党刊为《勤劳者》(月刊)。


  财政特权。劳动党的活动资金由国家财政无条件供给。由于不存在资金问题,朝鲜劳动党建立了庞大的组织机构。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如果不是寄生于国家财政,根本就无法维系。朝鲜劳动党中央组织机构有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书记局。朝鲜劳动党的地方组织机构分两部分,一是党中央委员会下面有道、市、郡党委员会,其下还有初级党委员会、分初级党委员会、部门党委员会和最基础的党细胞;二是在党书记局管辖下设有专门机构,对党员、居民以及朝鲜所有部门进行政策控制和指导工作,大体上可以分为指导党生活的组织指导部和履行政策功能的其他机构。组织指导部履行党在整个朝鲜社会的领导和控制。是起到金正日右臂作用的核心机构,管理全体干部、党员、居民们的党生活。组织指导部下设检查科、干部科、党员登记科、处理民怨的申诉科、具有对各种事件事故直报体系的通报科等,组织指导部管理司法、检察。检查科负责调查树立党的唯一思想体系和唯一指导体系时发生的一切反党性、非党性、无纪律性、腐败现象,并报告给金正日的工作。特别是,“组织指导部检查”与其他机构的检查有严格的区别,是朝鲜一切党员和行政干部惧怕的对象。执行政策的部门有,宣传煽动部、管理金正日活动资金的38号室、39号室、对南统一战线部、国际部、科学教育部、作战部等20多个专门机构。

  斯大林式的个人独裁。劳动党对外是至高无上的,对内却只能听命于个人。

  “朝鲜劳动党是由为党、领袖、祖国和人民献身奋斗的人组成的”。朝鲜社会主义宪法和劳动党章程规定了党在政府、军队、行政、司法、检察等一切领域中的领导地位,同时规定党是金正日一人独裁的手段。也就是说,朝鲜劳动党在法律上是指导朝鲜居民的机构,但现实上只不过是接受领袖领导的下级机构。因此,领袖存在于党、国家、主权机构的最上层。劳动党章程规定通过党大会“决定有关党的路线、政策及战略战术的基本问题”,但实际上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还需领袖事后的认可,只行使形式上的功能。朝鲜宪法序言规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朝鲜人民将在朝鲜劳动党的领导下,拥戴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为共和国的永恒主席,维护、继承并发展金日成同志的思想和业绩,把主体革命事业进行到底”、“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创建者,是社会主义朝鲜的始祖。” 金日成死了,有接班人金正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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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决定下放知青始末 [转帖]


    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但是,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自然消失了,这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直接关系。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于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

  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打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以后的事了。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可是,毛泽东在8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真心诚意地肯定和支持红卫兵,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权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面对这种场面,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

  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兴县发生了残杀地富反坏的事情,有40多名成分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子女被杀。这些详细情况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8月23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对红卫兵扫“四旧”表示支持。此后,一个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的风潮在全国刮了起来。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到京的外地红卫兵热情接待,因此来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内围绕着红卫兵运动,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完全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造反时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冲击工农业生产。这两种声音,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第16期《红旗》杂志上同时出现。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此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这次会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毛泽东的兴致明显不如以前高。据毛泽东的警卫们回忆,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无法,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200万人。毛泽东这次乘敞篷吉普车接见红卫兵,显得比上次还要疲乏,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毛泽东此时接见红卫兵已经很不情愿了。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

  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此后,毛泽东主要瞩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十分明显,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文化大革命”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

  摘自《周末》、《党史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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