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红卫兵运动为何突然沉寂[转帖]

　　
　　毛泽东对学生组织不再信任，便将大学生分配到工厂、部队，中学生赶去上山下乡，转而由王洪文的“工人阶级”来继续造反夺权。工宣队、军宣队成了各机关部门的领导班子。

　　红卫兵组织是在毛泽东支持之下发展起来的。但是，红卫兵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自然消失了，这与毛泽东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有直接关系。

　　毛泽东曾经认为，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是青年学生，因此他支持红卫兵。

　　从1963年起，毛泽东就认为中国存在—个官僚资产阶级，并且已经掌握了基层一大部分权力。到1964年，他认为，搞“四清”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要寻找新的解决办法。1965年下半年到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作了极为严重的估计。他认为，在中国，特别是在中共中央内部，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分子，他们是—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简称“小五界”)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了；在党、政府、军队里，也有一部分权力被这些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所掌握。如果不搞掉这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下决心，要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把被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篡夺的权力夺回来，以保证无产阶级江山永不变色。而要整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又必须先从“小五界”下手，这就需要搞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从“小五界”下手搞“文化大革命”，依靠谁？毛泽东经过认真思考之后，把目光落在了青年学生身上。他认为，青年学生最积极，最少保守思想，又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好适合于在以“小五界”为重点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主力、打先锋。

　　毛泽东说，“文革”中这些群众主要是年轻人、学生，正是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寄托和平演变希望的最年轻的一代。让他们亲身体验斗争的严重性，让他们把自己取得的经验和认识再告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预言在中国难以实现。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受教育，锻炼他们的本领，让他们知道什么道路可以走，什么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这个办法试一试，我也准备它打败。现在看来群众是发动起来了，我很高兴，他们是同意我的做法的。

　　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除了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等文件外，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肯定红卫兵组织。8月 1日开会当天，全会就印发了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复信。全会于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中，非常明确地说：“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全会开会期间的8月10日下午，毛泽东亲自来到中共中央接待站，对前来庆祝《十六条》的群众(包括红卫兵)代表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全会的决定和毛泽东的讲话，实际上已经明确肯定：红卫兵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先锋、闯将。当时，毛泽东正是依靠红卫兵来搞“文化大革命”的。

　　接着，毛泽东自己主动提出要接见红卫兵，并且先后接见了8次。可是，毛泽东在8次接见过程中，逐渐发现了红卫兵存在的问题，对红卫兵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有一个过程。

　　毛泽东前三次接见红卫兵时，真心诚意地肯定和支持红卫兵，他希望依靠红卫兵夺取“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手中的权力。

　　1966年8月18日，首都举行有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主要是北京和全国各地的青年学生。大会召开之前，毛泽东并没有出席这次大会的打算。当他得知参加大会的多数是红卫兵时，临时表示要出席这次大会。他出席大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见一见红卫兵。他还要求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一套绿军装。这是建国后毛泽东首次穿军装。这个举动带有深意，说明毛泽东要直接管军队，还说明毛泽东鼓励军队要支持红卫兵造反。

　　当天，毛泽东身着绿军装，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几百名红卫兵的代表。接着，毛泽东走过天安门前的金水桥，一直走到群众当中，同周围的许多人紧紧握手，并且向全场革命群众招手致意。这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人人双手高举过顶，向着毛泽东跳跃着，欢呼着，拍着手。许多人把手掌心都拍红了，许多人流下了激动的眼泪。

　　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也参加了。当时正身处逆境的刘少奇、邓小平也参加了接见。刘少奇的精神状态很好，只是面对这种场面，有些忧心忡忡的样子。

　　当天，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表现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充分信心。他对身旁的林彪说：“这次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从国内报纸上发表的消息来看，全国出现一片欢呼和庆祝的声音，国外一些左派政党和组织也表示祝贺。此后，全国的红卫兵组织展开了“破四旧”的大规模行动。与此同时，在北京大兴县发生了残杀地富反坏的事情，有40多名成分被定为地主、富农的人及其子女被杀。这些详细情况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8月23日当天，《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工农兵要坚决支持革命学生》、《好得很》，对红卫兵扫“四旧” 表示支持。此后，一个横扫“四旧”，揪斗领导干部的风潮在全国刮了起来。

　　1966年8月31日，毛泽东第二次接见红卫兵。之后，中共中央于9月5日发出通知，决定全国各地的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全国很快就掀起了大串联的高潮。

　　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由于红卫兵已经成了毛泽东的客人，北京各单位都对到京的外地红卫兵热情接待，因此来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当天被接见的红卫兵约有100万人。毛泽东这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党中央内围绕着红卫兵运动，明显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是完全肯定；一种是反对红卫兵造反时打倒一切领导干部，冲击工农业生产。这两种声音，在1966年8月17日出版的第16期《红旗》杂志上同时出现。

　　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很不情愿了。

　　1966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纪念日。毛泽东决定把庆祝建国17周年大会和接见红卫兵合并进行，因此这次被接见的红卫兵比以前要多，有150万人。许多红卫兵半夜就守候在天安门广场等待毛泽东接见。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天有的红卫兵组织在天安门广场打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横幅，公开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时林彪的讲话和《红旗》杂志社论，引导了红卫兵的斗争方向。此后，红卫兵的造反行动，主要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地方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 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在这次会上，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率先代表中央公开点了刘少奇、邓小平的名。

　　1966年10月18日，毛泽东第五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毛泽东的兴致明显不如以前高。据毛泽东的警卫们回忆，他在这次接见红卫兵时，已经明显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他虽微笑着，但表情却很严肃。

　　1966年10月底，在北京的外地红卫兵越来越多，都要求毛泽东接见，不接见，他们就不走。无法，11月3日，毛泽东只好再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人数比前几次都多，有200万人。毛泽东这次乘敞篷吉普车接见红卫兵，显得比上次还要疲乏，表现出很无奈的神情。毛泽东此时接见红卫兵已经很不情愿了。

　　到1966年11月中旬，在北京的红卫兵更多了。无奈，毛泽东决定当月的11日接见红卫兵。这是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了。

　　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 ” 毛泽东又问：“中央不是决定停止串联，要红卫兵回原地闹革命吗？”周恩来回答说：“这些红卫兵已经来北京了，天气又渐渐冷了，北京市的压力很大，要尽快想办法见他们，让他们回去。”于是，毛泽东当即决定：“11月25日、26日连续两天接见红卫兵，让在北京的红卫兵都参加接见。接见完毕后，再不接见红卫兵了。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

　　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转为依靠工人阶级，明确提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1966年11月，上海发生了“安亭事件”，王洪文率一部分造反的工人卧轨拦车，造成全国主要铁路中断。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这一事件。1967年1 月，上海工人造反组织又夺了中共上海市委的权，毛泽东又支持了上海工人夺权。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一月夺权事件”。此后，毛泽东主要瞩目的是工人。他在此后的一系列批示，都是支持工人造反夺权的，很少再有批示支持红卫兵夺权了。十分明显，毛泽东已经决心依靠工人阶级搞“文化大革命”了。

　　对于青年学生及其组织红卫兵，毛泽东是不再信任了。不仅不信任，他还认为，这些青年学生是需要接受再教育的。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采取了三个措施：一是派工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工人维持学校的秩序，甚至在党委已经倒台的情况下，由工人代表来当学校的负责人；二是派军宣队进驻各学校，由军代表主持学校的工作；三是在后来成立的“三结合”领导班子中，让军队干部、工人代表、老干部代表担任主要领导人，青年学生代表虽然也结合进领导班子，但是位置排后，不担任主要领导工作。

　　再到后来，毛泽东看到，学校的秩序仍未稳定下来，而且全国的大学、中学都停课闹革命。加上全国各地都处于混乱之中，学生到了毕业期，却难以分配工作。怎么办？毛泽东想出的办法，就是让大学毕业的学生到工厂、部队去，接受工人阶级和解放军战士的再教育，让中学毕业的学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于是，大学生们逐步分配出去了，一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展起来了。学校也相对安静了下来。

　　此后，红卫兵组织大多自然消失，红卫兵运动沉寂了。

　　正是在对所谓“小五界”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中，全国各地高校和青年学生中，涌现出了一大批造反的青年学生，并且自发地组成了一个又一个松散的组织，产生了一些小头目。但是，这些学生组织以“红卫兵”作为自己的名称，已是1966年5月以后的事了。
 

官僚制与中国改革[转帖]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丁学良

　　检视过去的二三十年，你会发现对于中国重大的社会现象，中国国内的"左派"与自由派之间，可以说在一切问题上都针锋相对。但有一点很奇怪，两派在一个重大问题上，却有颇一致的观察和由此得出的结论。

　　在哪个问题上？在中国的官僚特权和腐败这个问题上。二者基本上都认定，中国近来的二三十年，官僚特权和腐败愈演愈烈。

　　这个一致可以从最近网上广泛传阅的两份材料上看出来。一份是由一个宣称成立于2008年12月26日，即毛生日的所谓"中国毛泽东主义共产党"发出的"告全国人民书"。海外媒体说，该宣言不仅在网上传，还被印成传单在上海（不要忘了上海是文革发源地）等城市里散发；不知道这是事实还是他们在吹牛。从网上传的扫描文件上能够辨认出一些关键的字眼，看看那些措词，如果把时间部分掩盖起来，你会以为又回到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比如"对于这些腐败的党内官僚、资产阶级，我们造反有理。" "对于他们剥夺了工人阶级的基本劳动权力，成千上万的工人下岗失业，我们造反有理。" "对于他们以权谋私、钱权交易、强拆民宅、逼良为娼、吃喝嫖赌、包养二奶、腐败透顶，我们造反有理。"火药味十足。

　　这个文件如果单从政治诉求上看——因为究竟有没有成立"中国毛主义党"我们搞不清楚——放下这个组织存在与否不谈，就它所表达出来的愤怒声讨和造反情绪，在中国倒是经常能够听到的。这种情绪淤积了不是一两年，该宣言生动体现了极左派对中国社会这二三十年的观察和总结，就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中国的官僚特权腐败趋势越来越严重。

　　我们再看看2008年年底以来，在网上传得极广的那份 《宪章》。这份宪政自由主义的宣言，也照样有很多尖锐的对中国官僚特权腐败的批判。

　　这两个文件的政治立场和提出的解决方案非常不一样，但对那一点的观察是一致的。回顾一下，从去年春我在 FT 中文网开设专栏以来，读者在本专栏留下了上千条评论。如果把它们按类别来分，最多的也是对于官僚特权腐败的评论。所以，这种一致使得做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究竟怎样看待二三十年来中国社会——这个社会是广义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财政——里面的官僚体制。

　　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

　　我们要站在一个较高的历史立足点上才能看得明白。二十多年前我在美国上比较政治学课的时候，洋人教授（其中包括刚去世的亨廷顿）给我们读的经典文献中有一句话，到现在为止在我的脑海中都难以磨灭。那个比较政治学的开场白有一句话："古希腊是民主制度的故乡，古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 "官僚制度"用的是 Bureaucracy，海外很多学者把它译成"科层制度"。我还是用人们熟悉的字眼官僚体系或制度。但是要强调，我这里讲的官僚制度并不完全是贬义的，而是一个中性的分析字眼。

　　中国是官僚制度的故乡，因为中国在全世界，对把官僚制从初始形态发展到现在这样无比复杂的形态作出了最持续和最大的贡献。撇开官僚制，就没办法讲中国的政治经济史。我们都知道，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有科举制的萌芽，然后代代发展。这个制度在十八世纪又通过东印度公司输到欧洲，成为英国等国的现代文官制的参照源之一。

　　回顾历史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两千多年的政治体系和社会管理制度的最核心传统，就是官僚制。该官僚体制在二十世纪只有两个简短时间里受到严重冲击，而这两个严重冲击一方面冲破了平民百姓极端痛恨的官僚专制，但同时也带来巨大的灾难。所以这是个基本的悖论。你看看中国两千多年来，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政治和社会的变迁，有了官僚制，一方面才会有稳定，另一方面也才会有我们所看到的严重腐败和特权。如果痛恨官僚腐败和特权，要打碎它，又会有动乱。这是一个悲剧性的两难局面。

　　二十世纪中国官僚制受到严重打击的两个简短时候，一是世纪初的军阀时代。军阀制度是军人当政，那时确实看不到在中国历史上千百年里文官辅佐着皇帝统治庞大社会、窒息民间活力的局面，但军阀混战也给中国带来灾难。

　　第二个时期就是文革。毛发动文革的动机非常复杂，但至少有一点是他对1949年后建立起来的官僚制度不满，既有官僚体系经常不听他话的原因，即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一线领导的控制之下，使毛觉得大权旁落；但同时也有部分原因是毛对共产党官僚体系弊病的批评。这些批评在当时颇得民心，这反映在前面提到的那个"告全国人民书"中的措词包含的老百姓对官僚特权和腐败的痛恨。如果没有那些民怨，文革初期毛号召社会基层起来造当权派的反，是不可能得到那么多人衷心拥护的。文革的动乱当然也是可怕的，所以我讲是打烂还是不打烂官僚制在中国是悲剧性的两难。

　　文革"不得人心"，不得民心是次要的，要害是不得：“官心”，当权者1949年后首次受到全面剧烈的冲击。三年大饥荒更不得民心，但由于干部受害很小，所以对政局的影响不如文革。邓小平作为书记处的总书记，也就是官僚体系的大主管，最懂得这个要害。所以毛去世邓复出以后，他在组织上做的根本之事就是恢复被文革打得稀巴烂的官僚体制。这也是为什么邓能够在毛之后迅速成为党和政府实际的最高统治者的根本原因。他为文革中受到各种打击的官僚们代言，使他们重新回到掌权岗位——没有这个，邓不可能把天下稳定下来。

　　官僚制度能否“创新”？

　　问题在于，当一步步恢复官僚体制的时候，最早遇到的老问题就是怎么对待官僚的特权和腐败？看看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无论是党内还是党外，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就是干部特权。由于那个时候大家对于文革的过程记忆犹新，而那时又是中国在1949年后思想最活跃和开放的时代，人们当时提出的问题是：一方面我们不能再回到文革动乱的状态，要搞现代化，那就需要稳定；另一方面也不能够放任在文革中臭名昭著的官僚特权和腐败再回到我们的生活中来。所以那几年在社会上和党内，都有要削减官僚特权、反对腐败的呼声，邓的多篇讲话都是回应这个要求的。然而1989年以后，这个领域里的真正制度创新被束之高阁，官僚特权和腐败于是愈演愈烈。

　　以上的背景引导出几个结论：第一，官僚制是中国政治最根本的传统。第二，中国政治和社会管理的两难就是，既不能不要官僚制，若不要它，社会管理就会大乱套。第三，但是，如果要官僚制又不对它的根本弊病进行有效制约的话，特权和腐败就会日益加深，而它们的日益加深又是中国在过去几百年里促使民众不满、激化社会冲突、导致政治衰败的首要原因。

　　1970年代末以来，中国越来越把官僚体制延伸到我们这个社会的政治和行政、文化、教育、传媒、科技、核心产业管理的一切方面。可以说，这二三十年是中国全面官僚化的黄金时代。到了目前这个时候，在全面官僚化的过程之中，一方面中国看起来越来越稳定，另一方面官僚的特权和腐败越来越深化、精致化和全面化。而它所造成的社会反弹，是中国社会里越来越趋极端主义的反抗呼声，它们使你想起文革。国内有些学者把它称为中国社会的法西斯主义情绪化。这种可怕情绪是上下恶性互动的结果，暴政导致暴民反抗，以暴抗暴。上面提及的那份“告全国人民书”，反映的就是这情绪。

　　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刻。去年12月中旬，我正在准备给学生的参考书，有一本是研究中国文革的权威 MacFarquhar的《毛泽东的最后一场革命》。我正拿着书走出办公室时，来了一位资深访客，他一直是在中国参与改革政策研究的，到香港来出席一个纪念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的国际会议。看到我手里的书，他笑了笑说，很难讲文革就是毛旗帜下的最后一场革命，现在又有很多人鼓吹用文革的方式来对付特权和腐败。他亲身体验了从1976年到现在的整个中国的变迁，感觉是切身和敏锐的。近年来中国社会里，确实看到很多人出于不同的动机和目的，以毛在文革期间对"党内资产阶级"、对特权和腐败的批评作为旗帜，来不仅是反思中国改革开放30年、而且是提倡激烈对抗性的政治行为。

　　如何对付官僚特权与腐败？

　　对我这样的研究者来讲，一方面对文革中的残暴行为、文革对于中国社会带来的破坏，永不能忘怀。但另一方面我也忧虑的看到，随着改革过程中腐败和特权越来越严重、官僚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官商勾结得到的好处越来越多，文革式政治似乎又成了解决中国毛病的一剂猛药——这种观念和情绪在中国社会里一天比一天强烈，你喜欢不喜欢都要正视。

　　我们再来看看比较政治学上的一些教训，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二十世纪提供了至少四种可能的方法。

　　第一种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都试过，二十世纪初的中国也在一定程度上试过，那就是军人当政。特别像巴基斯坦、印尼、非洲、拉丁美洲，发生过多起由军人、尤其是少壮派军人的干政，理由常是：文官政府腐败无能，社会矛盾日益冲突，军人以救国委员会的名义上台。可是看看凡是军人当政的国家，他们只不过是用枪杆子赶走了腐败的文官集团，但并没有用枪杆子来推动经济长时期的发展。巴基斯坦知识分子在与我们开会时讲，印度和巴基斯坦是敌人，但巴基斯坦大部分知识分子都羡慕印度，为什么？印度没有军人当政，虽然也有腐败，但至少印度的体制使得大部分时候政府还是在推动现代化。巴基斯坦大部分都是军人专制，其后果，不过是以更秘密的方式，把以前文官政府的广泛腐败变成军人集团的封闭性腐败，同时军人又不懂搞好经济。所以这种方式在极短的时间里能赶走一个腐败的文官体制，但不可能使国家社会经济上长时间发展。

　　第二条路子是暴民政治。这个暴既有暴力的意思，也有狂暴的意思，这就是毛泽东的办法。我不同意他的理论，但他确实在思考这些问题。直到文革初，毛才认为找到了一个办法，来解决官僚体制特权腐败的问题，所以他才把文革的办法称为比巴黎公社的意义还大。这方法就是以不受法律约束的暴民运动，狂风骤雨般的冲垮腐败特权的官僚体制。但是看看中国文革导致了什么结果，官僚体制当然被打得鸡零狗碎，但同时中国社会受到全面损伤，生命财产、教育文化受到的损伤不计其数。而且像这种暴民运动必须有个保障，得有一个最高集权的统治者，具有狂暴的号召力。否则暴民政治发动不起来，因为官僚体制可以随时干掉你。

　　第三种办法是所谓的开明专制。中国观摩最多的，是新加坡、香港，既没有多党公平竞争的普选制，同时腐败受到严格控制。中国高层这些年来最想引进的就是这种体制，但是这种开明专制整体上对中国不适合，虽然有些局部方法可以参照。因为大环境不一样，最大的区别就是规模，新加坡400多万人，香港700万人，等于中国一个中等城市，中国13亿人口的社会怎么可能像它们，在拒绝民众参政和治理腐败之间得到平衡呢？

　　第四种就是开放民众参政、推进公平政治竞争，即民主化改革。最近的案例就是印尼。苏哈托当政虽然推翻了腐败的苏加诺政权，也带来一定的经济发展，但以后苏哈托集团及其家族势力愈益腐败，把印尼经济搞垮了。印尼曾被认为在苏哈托下台后，最可能出现暴民政治和种族屠杀，因为全国几千个岛屿、几百个部落。但十多年来，民主化的方向明确，步子虽然摇摇晃晃，一步步走过来，对腐败在高层的抑制效果很显著。很基本的一点就是媒体开放，然后最高层让法律系统独立运转。一个社会对付腐败最重要的两个工具，一是透明的媒体，二是司法独立，如果这两个工具都是在官僚集团的控制之下，他们永远也不可能自砍手脚。印尼的进步很鼓励人。

　　所以，把二十世纪的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放在广阔的背景上看，我们就可以把本篇话题聚到一个基本的思路上。过去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的官僚制恢复和发展的二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全面官僚化的二三十年。在此过程中，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大，受不到有效约束的官僚特权越来越促使腐败的精致化、深化和全面化。同时期里，中国民间以及中国体制内的那些正义的、公正的反腐败诉求，却越来越被边缘化，起不了制衡作用。于是可悲的，中国社会里文革式政治的情绪重新抬头，吸引越来越多的人。上述对付官僚腐败和特权的四种方法，二十世纪的中国已经试过两种半，即军阀的、暴民的、半开明专制的，均无效，但又拒绝第四种。

 慈禧垂帘的合法性[转帖]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朱维铮

　　相传由孔子删定的《今文尚书》，内有《牧誓》一篇，说周武王誓师讨伐殷纣王，历数商王罪状，头一条就是“惟妇言是用”，之前还引古语：“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意谓母鸡是不能报晓的；如果母鸡报晓，家就败尽了。自从汉武帝宣布“儒术独尊”以后，列朝所谓儒者们设计制国良法，便为防范妇人干政，绞尽脑汁，可惜多不成功。因为相传也是孔子接受天启，“为汉制法”，又强调做儿子必须孝顺父母。皇帝也是人子，假如母后在世，岂能不听她的话？况且皇帝即位年幼，更难不听母后摆布。自汉至明，太后干政乃至临朝称制，史不绝书。正表明孔子的统治术，早就二律背反，只能与时俱变，用来指导从政，非见风使舵不可。

　　满清“祖制”，不许太后干政，另有历史缘故，这里不拟讨论。然而它在满洲统治全国二百年后，忽然被“两宫垂帘”所打破，出现两个太后共同“垂帘听政”的新奇局面。这局面之新，在于它在“本朝故事”找不出先例，而它之奇，更在于“大行皇帝”的一名遗妾，竟依仗“母以子贵”的《春秋》故训，与先帝明媒正娶的正宫娘娘，并列太后而听政，这在满清诸帝关于孔子朱熹遗经的钦定解说里，也找不出踪影。固然时过百年，最高指示已有新解，说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套用到所谓近代史的这件新奇事上，也觉凿枘。因为那段“两宫垂帘”的信史表明，它恰是概念争论于前，再出现辛酉政变，而两宫垂帘听政，正是政变造成的事实。

　　对于满清咸同之际（1850年秋冬）出现的新奇局面，我们的清史或近代史论著，大都非避而不谈，即含糊带过，尤其不从古典的或满清的“儒术”传统角度，直面它的历史合法性问题。这里不妨重述一点当年历史实相。

　　咸丰帝于临终前遗命“赞襄政务王大臣”八人共同辅政。咸丰及其亲信，似已看出在他们远离帝都年余中间，政府的权力运作由恭亲王等操纵，形成了实际执政的核心。为防大权旁落，他们将恭亲王排斥在辅政圈子之外，并对野心勃勃的储君生母那拉氏进行防范。不料恭亲王与那拉氏早在暗通消息。待皇帝易人，那拉氏“母以子贵”，而肃顺等却因失去龙首而被迫承认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权力较量的态势便发生逆转。恭王集团率先打出“正名”牌，由御史董元醇上疏，说是“皇上冲龄，未能亲政，天步方艰，军国事重，暂请皇太后垂帘听决，并派近支亲王一二人辅政”。理由好像很充足，年幼的新帝离不开两宫皇太后（他们已知那拉氏成功地挑起新帝嫡母“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对肃顺等八大臣的疑忌）的呵护，而满洲皇族内部向来严分亲疏，作为先帝亲弟的恭亲王显然应居辅政首位，于是肃顺们“赞襄政务”的合法性就有疑问了。肃顺们能打的，只有“祖制”牌，宣称“本朝无太后垂帘故事”。

　　然而，在专制体制内的权力对决，首重实力。英法联军退出北京以后，恭亲王得宝鋆、文祥等帮助，恢复帝都秩序，而咸丰帝躲在热河不肯“回銮”，已使恭亲王获得僭主式的权威。他在咸丰死时遭到肃顺等排斥，反而使他赢得朝野舆论同情。《清史稿》肃顺传论，分析肃顺等何以变成辛酉政变的输家，以为毛病出在他不能与恭亲王“和衷共济”，暗示这矛盾终为慈禧利用，话虽不中，亦不远。

　　前述董元醇首请两太后垂帘，无疑是恭亲王要夺取辅政权的一块问路石。而肃顺等借上谕予以否定，强调两点，一是“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何敢更易祖宗旧制？”二是说咸丰帝临终特召载垣等八人指为辅弼，“朕仰体圣心，自有深意，又何敢显违遗训，轻议增添？”如辛酉政变史的众多论著所说，这一驳，效应就是促使恭亲王决意支持慈禧先发制人，用突袭手段抓捕肃顺和怡、郑二亲王。

　　不过肃顺等抬出“祖宗旧制”，否定太后垂帘听政的合法性，却对两太后和恭亲王实施夺权密谋带来压力，它很可能歆动满洲宗室与八旗疏属反对变更祖制的太后干政。

　　于是，在两太后借送咸丰灵柩回京之际，恭亲王指使胜保和在京大学士周祖培等连上二疏，为太后垂帘听政的合理性辨护。胜保代表满洲军方实力派向肃顺等施压，另篇再说。周祖培是董元醇的座师，可能即董疏的捉刀人，如今由恭亲王授意，与大学士贾桢，户刑二部汉尚书沈兆霖、赵光联名上疏，则分明是利用肃顺轻满人重汉臣的弱点，证明太后垂帘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周祖培等合疏，首先承认肃顺等驳太后垂帘议违反祖制，接着笔锋一转，宣称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设置，也非本朝祖制，说它不过是昔日军机大臣的异名，而肃顺等将其职能佐助皇上行事，变作主持国政，先犯太阿之柄不可假人的祖训。而后追述自汉晋辽太后临朝，到宋明太后护佑幼主的圣明史，大讲“政治”由太后裁决施行，对于君主大权不旁落的好处。当然，“我皇上聪明天亶，正宜涵泳《诗》《书》，不数年即可亲政。而此数年间，外而贼匪未平，内而奸人逼处，何以拯时艰？何以饬法度？固结人心，最为紧要。倘大权无所专属，以致人心惊疑，是则目前大可忧者。”所谓贼匪指太平天国和捻军。“奸人”呢？显然谁反对太后垂帘就指谁。不过，作于同年九月二十九日的这道公疏，赞襄政务八大臣可能未见，因为次日两宫太后便令恭亲王传旨，将顾命王大臣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革去爵职拿问”。再过一天，即十月初一，恭亲王便授议政王，兼领军机大臣。不过五天，已定凌迟处死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依照“国家本有议亲议贵之条”，“著加恩赐令自尽”；“至肃顺之悖逆狂谬”，本应凌迟，“以伸国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不忍，肃顺著加恩改为斩立决。”

　　于是政变成功，有“三凶”下场警示，无论满汉权贵官民，谁还敢反对两太后垂帘听政？但慈禧太后满意了吗？不然，听政不等于专政，帘内坐着名分在右的慈安太后，帘外站着领袖群臣的议政王。她要在幼子同治帝成人亲政前过把女皇瘾，能不继续战斗吗？

胡蝶之女回忆：1966年嫁给李宗仁后的日子 [转帖]

2009年05
胡友松的特殊身份不仅在于她是电影明星胡蝶的女儿，更在于她27岁那年嫁给了前国民党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并且陪他度过了人生最后的三年。在《我与李宗仁极不寻常的最后三年》这部书中，胡友松回忆了她那短暂却极不寻常的婚姻生活。

等待工作突遭求婚

1966年，我对自己干的护理这一行实在感到厌倦，于是，请偶然认识的上海名记者张成仁帮忙换个工作。他一口答应。

这年6月初，张成仁碰到了老朋友也即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得知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在回国后不久因病去世了，李宗仁情绪十分低沉，而程思远正想私下给李宗仁物色个伴儿，照顾他晚年的生活。张成仁就推荐了我。

张成仁找我要了一张近照，说是介绍工作用。

我见到的李宗仁，虽已是76岁的老人，但外表气色很不错，腰不弯，背不驼，说话声音很响亮，身上既有一种凛然正气的军人气质，同时又不失儒雅和善。

第一次交谈，李宗仁一直称我小胡姑娘，问我愿不愿意到他这里来工作，主要是干些文秘之类的事情。我表示愿意。李宗仁慈祥地点点头，对我说，我每个月给你100元工资。我在医院里累死累活才拿几十块钱，现在感到来到了心境平和的世外桃源。

一周之后，李宗仁让我参观一下公馆，熟悉环境。他带着我先看了厨房、卧室，给我介绍书房里图书的摆放位置，并语气恳切地说，希望我能够尽快到他这里来工作，当他的机要秘书。我点点头。他还说为了工作方便，请我住在他这里。我也没多想。接着，李宗仁又问了我的年龄，有没有男朋友，我也就直截了当回答，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合适的对象，但将来总会遇到的，我要正常地恋爱结婚。我话音刚落，只见李宗仁明显地愣了一下，但他赶紧掩饰失态的表情，装作很自然的样子对我说，那是当然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在这时，李宗仁突然上前一步，用两个手臂抱住我，在我的脸上亲了一口。我本能地慌忙躲开，又吓又羞，一下子涨红了脸，心怦怦直跳。我想这也许是他在美国学的礼节习俗吧，没什么大惊小怪的。

不久，第三次见到李宗仁，他直接对我说，你到我这里来做的工作是保健秘书。我心里不是滋味，回去的路上一直在想，机要秘书莫非要另选他人？正当我捉摸不透时，李宗仁又一次派车把我接过去。想不到这一次发生了极有戏剧性的一幕——李宗仁快步迎上前，一把拽住我的手，开口对我说了一句叫我心惊胆战的话:“小胡姑娘，你能不能跟我结婚？”我突然全身像中了高压电流一样。让我给一个年迈的异性老人当保健秘书本来就已经勉为其难了，万万没想到他还会当面向我求婚，多么荒诞呀！**27岁，而他已是70好几的老头子啊！

我难以形容当时的复杂心情，既不感到李宗仁对我的求婚是对我的侮辱，也不认为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残存的理性告诉我，不能当面回绝，只好低声对他说，请你给我半个月的时间考虑一下。

彻夜未眠，心如乱麻。

李宗仁又一次派司机来接我时，我的心情极不平静，而他却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开门见山地说:“我们俩的事情，通过国管局已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只要你同意，就让我们名正言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小胡姑娘，我看，这事我们就这样确定下来吧？！”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不是什么行政命令，更没有任何人的强迫执行，关键是我看到眼前的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心里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了，更说不出任何不同意的理由来。我顿了顿，对李宗仁说:“既然是中央决定，周总理又有具体安排，我服从组织决定。”只见他一脸激动，跨步上前，再次用他那双有力的手，紧紧地搂住我，还轻轻在我的脸上亲吻了一下。

红旗轿车卷起波澜

我称李宗仁为“德公”。婚后就赶上“文革”。1967年的一天，德公照例要到北京饭店理发。这次，我半撒娇地对他说，我的头发也该整整了，干脆我陪着你去吧，德公很爽快地答应了。

那时候，给德公专配的是一辆黑色的红旗牌大轿车，在与德公结婚近一年的时间，我从来都没有坐过。下午5点多钟，我们理完发后，我对德公说现在时间还早，不如顺道去一趟北京医院，再去给德公拿些药回来。当红旗轿车驶进医院大门时，人们都不由自主地向我们的车子围过来。我取完药后，朝轿车走来时，只听得旁边的人对着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地评头论足。有人突然冲着我大吼一声:“你这个资产阶级的少奶奶，别走！”这一喊，人群顿时炸开了锅。两边的人们一下子聚拢过来，就差没对我一阵劈头盖脸的毒打了。好在司机一见气氛不对头，把车后退了几步，正好停在我撒腿起跑的地方，我慌忙钻进车里。轿车“哧溜”一声跑出了医院大门。

回到李公馆，我惊魂未定地没缓过神来，再看德公，他把脸绷得紧紧的，没有吭声。我赶忙向他道歉。难得德公是个好脾气，一边安慰我，一边又说以后我们要千万小心。

德公的老友邵力子夫妇听说我们的遭遇，好心地告诉我赶快把大波浪给剪掉，不要再穿高跟鞋，要换上布衣布鞋，还说如果红卫兵真的要闯进家里，你一定要及时给国务院机关事务局打电话，要保护好德公的人身安全。如果红卫兵问你为什么要跟李宗仁结婚，你要说是为人民服务。

这事传到了周总理那里，他很重视，并请相关人员具体落实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意见，我的心绪才渐渐平静。

夫妻恩爱静水流深

德公对我一直疼爱有加。每天吃什么饭菜，他都让厨师先征求我的意见。而我为了德公，也情愿当家庭主妇。我经常下厨烧菜，记得德公很喜欢吃我调馅包的饺子，还有老北京的炸酱面。

哪晓得我跟德公仅生活三年就永别了，每次想到这，我都心痛不已。我清楚地记得结婚那阵，我还不习惯这样的“老少配”，我们从北戴河度蜜月回来后，我的肚子受凉了，感觉好难受，德公赶快让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是肚子里有蛔虫，奇怪的是没开打虫药，只开了四两南瓜子。回家后，德公却笑呵呵地说这个大夫不错，没开打虫药是怕吃了有副作用，用偏方来打虫很有效。德公边说边亲自帮我嗑开一粒粒的瓜子皮，然后还非要亲自看我吃下去。我当时真有些受宠若惊，不知说什么才好。当晚，我由于不舒服躺在床上，德公就边讲故事边给我嗑瓜子，后来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次日起床后，我感觉肚子不疼了。而我旁边的德公还在睡觉，我很奇怪，因为他平日生活很规律，有早睡早起的好习惯，这次怎么一反常态还没醒？莫非是他的身体也不舒服？我突然紧张起来。我正要靠近正在熟睡的德公去看个究竟时，瞅见一旁桌子上的果盘里盛满了嗑好的南瓜子。顿时，我明白了，在我睡着之后，德公一颗颗地为我嗑完全部的南瓜子后才休息。我再转过头，看着依然熟睡的德公，突然间，我真切地感觉到，眼前这个真心爱我的人就是我最理想的丈夫。

在常人眼里我和德公是极不般配的一对，但德公对我的怜爱、体贴，让我感受到了从未尝过的人间温暖。（胡友松口述 刘澍整理）

我所认识的焦菊隐[转帖]

　　
　　没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之前，就知道焦菊隐(1905-1975)是有名的大导演，而且听说

　　他脾气坏。不料，1955年5月，曹禺院长在全院大会上宣布实行总导演制，总导演由焦菊隐副院长兼任，领导上随即让我担任总导演办公室的秘书。

　　我刚去不久，剧院开始排曹禺的《明朗的天》，焦先生是导演。有一天，在排演场，一位演医生的演员拿着一顶礼帽刚要上台，焦先生突然说：“你拿个帽子怎么像端个尿盆似的！”一句话，把这位演员弄得下不来台。但焦先生发完脾气，有时很后悔，到了时候，他又忍不住。我想，这也是由于他在艺术上特别严谨认真，眼里容不得沙子吧。

　　“你们是在讨好提意见的人”

　　焦菊隐的艺术风格在1950年排《龙须沟》时就充分表现出来了。相当凑巧的是，焦先生恰恰是非常熟悉老舍所写的解放前的北方贫民生活的。

　　焦菊隐原名焦承志。他的曾祖父焦佑瀛曾是清朝咸丰皇帝托孤的八位顾命大臣之一。后因反对慈禧执政，肃顺被杀，被判充军新疆，隐居天津。1905年，焦先生出世时，全家寄居在一个亲戚的破房子里，就靠到救济粥厂领粥度日。他的父亲承受不了巨大落差的刺激，神经错乱了。1924年，天津汇文中学决定保送焦菊隐进北京燕京大学，是邮局工作的大哥资助了他。

　　生活的种种磨难使他对人生对戏剧对《龙须沟》，有了深刻的理解。戏剧界认为该剧是“五四以来戏剧艺术———特别是导演艺术最高成就之一。”

　　更令人感动的是，龙须沟附近的居民说，演丁四嫂的叶子演得太好了太真了，简直是从沟里走出来的，硬是选她代表那个区当上了北京市人大代表。

　　然而，也有文艺界的一些专家与上级领导批评《龙须沟》的表演是自然主义的，演员们有点顶不住了。1953年重演此剧时，演员们不自觉地大喊大叫，搞形式主义那一套。那天晚上，正好焦先生去看戏，气得他回家就大发脾气，并且连夜给于是之和叶子写信：“这里看不出反动政治的压迫，看不出丁四嫂是一个被苦难所煎熬成为嗓音像破砂锅一般的人来了！你们都是在讨好几个少许的提意见的人。”

　　是总理保住了他

　　1957年“反右”时，北京人艺给焦先生贴了许多大字报，说他反党。

　　就在这时，北京市委让统战部长廖沫沙把人艺的书记赵起扬和副院长欧阳山尊叫到自己的办公室，专门了解焦菊隐的情况。赵起扬明确表示：“焦菊隐主要是对剧院工作有些意见，这个人在解放以前就是倾向进步的。”接着，廖沫沙说：“今天是彭真同志要我与你们商量这件事的。”

　　后来，他总算过了关。焦先生没有被划成“右派”，我认为是总理保的。在当时的形势下，彭真让廖沫沙过问此事，只有总理才可能打这个招呼的。周总理对焦先生特别爱护尊重，他来人艺看戏提意见，常说：“这点我不太明白，请焦先生考虑。”

　　《茶馆》：他给老舍提意见

　　1956年，老舍为了宣传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写了一出话剧《秦氏三兄弟》。这个剧本出来后，剧院领导来到老舍家谈剧本的修改，焦菊隐先生说：“戏中第一幕第二场特别精彩，写的是茶馆，你能不能考虑你的戏就是发生在大茶馆，整个戏就写这个茶馆的几代变迁？”

　　排练时，焦先生不愧是大手笔。《茶馆》全剧时间跨度五十年，人物五十多个，故事松散，他从烘托第一幕大茶馆的生活气氛入手，再一个个地雕刻人物。

　　1962年重排《茶馆》（那时，我已经离开人艺）。有天下午，焦先生给于是之、蓝天野和郑榕排他们三个老头撒纸钱的戏。焦先生叫他们把许多重要的台词直接说给观众。没想到，他们的感情更自由地抒发出来，难过时眼里不觉蒙上泪花，高兴时也笑得特别痛快。有一遍，于是之笑大发了，就顺便背朝观众坐在一条板凳上。该他说了，焦先生插话：“你就这么说。”于是，那句“改良啊，改良，我一辈子都没忘了改良”，就变成了背对观众面朝天的王利发式的抒情。

　　对一出已经演出了许多场，只是重排的戏，焦先生都如此用心，他对艺术的执著由此可见一斑。1980年，《茶馆》的原班人马赴欧洲演出。一位德国剧评家说，《茶馆》的各个角色就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它们被精彩地穿在了一起。

　　性情中人

　　1960年，史家胡同人艺大院要“公社化”，想在我家住的房子办幼儿园。总务科的人要我搬到演乐胡同焦先生住的小院去，说焦先生正办离婚，夫人搬走了，住不了那么多房子。

　　与焦先生住在一个小院，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是一个非常尽责的父亲。让两个小女儿宏宏和安安跟妈妈过，他不放心，要自己照顾，就请了保姆，把女儿们带在身边。他那么忙，每晚学习读书至深夜，但有些事他亲自做。女儿们的袜子他给补，他不用布，怕硌脚，用线像织毯子一样横竖来回码。

　　焦先生特别爱干净，他的屋子总是收拾得干干净净，他自己也总是穿得整整齐齐。他对女儿们的清洁卫生就更认真了。女儿身上一人挂三块手绢。一块擦眼睛，一块擦嘴擦手，一块小便后擦屁股。两个人一天六块手绢，他亲自洗，从来不让保姆洗。

　　再也不做导演了

　　“文革”初期，焦先生第一批被以“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关进了“牛棚”。据说，江青说了，这个人很坏。可以想见，就这一句话，使焦先生受了多少折磨。他的年轻妻子正式与他分手。

　　很久之后，他终于离开“牛棚”，住在人艺大院宿舍大楼后面的一间小屋里。那里终日不见阳光，又阴又潮，且离公用厕所很近。

　　1973年，北京话剧团（北京人艺在“文革”中被改名）排了一出歌颂农村干部王国福阶级斗争精神的话剧《云泉战歌》。军工宣队让焦先生去看并让他谈意见，一贯在艺术问题上不讲情面、不说假话的焦先生说：“政治上刚及格，艺术上只能给20分。”

　　这一下不得了，立刻被军工宣队当成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1974年“批林批孔批周公”的高潮中，焦先生在北京市文化系统召开的千人大会上，再次被点名批判，并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焦先生悲愤地对友人说：“我已经彻底绝望了，今后我再也不做导演了！”

　　最后一面

　　一天，我和小儿子去东四新华书店，没想到，在门口碰见了焦先生。他穿得有点破旧，还拎了一个蓝布兜。他说起自己视力越来越差了，看书和写字都很费劲儿。告别的时候，我儿子把他扶下了台阶。

　　这就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焦先生。后来我听说，他突然感到胸部疼痛住进医院，经检查确诊为晚期肺癌。他要求见见在陕西插队的大女儿宏宏。

　　他对宏宏说：“我在‘文革’中写了几百万字，要比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一生的著作都写得多，可惜全是交代自己反动罪行的材料。现在我的来日不长了，没有别的东西可以留下来，但还有一些多年做导演的心得体会，一定要把它留给后人。这可要为难你了，孩子！”

　　没想到，焦先生对放疗化疗反应非常强烈，病情急转直下，很快处于弥留状态。连这一最后的愿望都无法实现，焦先生死前非常痛苦。

　　(《文汇报》5.6　张定华文)

纪晓岚何以成纵欲狂?精神被阉割 [转帖]

　
　　征诸历史，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阉割”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的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旺盛的创造力量。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摘自：《追寻历史的真相》 张秀枫/主编 周英杰/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原标题：作为纵欲狂的纪晓岚

　　　　整个有清一代，纪晓岚可以算是在文化方面屈指可数的几位代表性人物之一。综括他的一生，除了在做官方面表现不凡，一直做到了协办大学士的职位之外，在文化方面他最大的成就就是在乾隆皇帝的授命下，领导编纂了当时最具有想象力的“形象工程”——《四库全书》，并著有一部以谈鬼怪故事为主的《阅微草堂笔记》。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大家未必知道的则是纪晓岚超乎寻常的“纵欲”。

　　纪晓岚的“纵欲”主要表现在“食”和“色”两个方面。就“食”的一面说，他的癖好是只吃猪肉，不吃米、面，而且食量奇佳，动辄每顿吃掉上十盘猪肉。相对于“食”的一面，纪晓岚在“色”字上面的表现，更是强烈得令人瞠目，以至于让人联想到他是不是得了性欲亢进的疾病。

　　关于纪晓岚在这两个方面的特异表现，清人的一些笔记野史中多有记载，这里随手援引几条，以为证明。

　　小横香室主人在《清朝野史大观》卷三中说：“公（指纪晓岚）平生不食谷面或偶尔食之，米则未曾上口也。饮时只猪肉十盘，熬茶一壶耳。”

　　采蘅之的《虫鸣漫录》卷二说：“纪文达公自言乃野怪转身，以肉为饭，无粒米入口。日御数女，五鼓如朝一次，归寓一次，午间一次，薄暮一次，临卧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兴而幸者，亦往往而有。”

　　昭在《啸亭杂录》卷十中也说：“（公）今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日食肉数十斤，终日不啖一谷，真奇人也。”

　　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更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纪晓岚好色的精彩故事：“河间纪文达公，为一代巨儒。幼时能子夜中见物，盖其禀赋有独绝常人者。一日不御女，则肤欲裂，筋欲抽。尝以编辑《四库全书》，值宿内庭，数日未御女，两睛暴赤，颧红如火。纯庙偶见之，大惊，询问何疾，公以实对。上大笑，遂命宫女二名伴宿。编辑既竟，返宅休沐，上即以二宫女赐之。文达欣然，辄以此夸人，谓为‘奉旨纳妾’云。”

　　堂堂的一代文宗，竟然好色好到了近似于“色情狂”的病态程度，甚至在皇帝面前也不加掩饰，这一现象到底是精神现象，还是单纯的生理现象？似有进一步解剖的必要。

　　在这个问题上，我以为前人的野史笔记都把它归之于单纯的生理现象，说他是“奇人”，具有这个方面的特异功能云云，这是被表面现象给蒙蔽了的“只见树木，不见泰山”的泛泛之谈。我个人认为，作为一位才情冠绝一时的大知识分子，纪晓岚的“好肉”与“好色”，不能只简单地当成一种纯粹的个人生理现象，更多的应被理解为是一种精神现象，必须到纪晓岚的精神世界深处寻找原因，这才能切中肯綮，找到这种现象的最合理的解释。

　　而要揭开这个现象的谜底，我以为首要一点必须从纪晓岚在文化方面所取得几项成就的真实“含金量”说起。

　　纪晓岚为世人瞩目的文化成绩主要有两项：一是奉旨领导编纂了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巨型图书——《四库全书》；二是在晚年写了一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的随笔杂记《阅微草堂笔记》。

　　关于《四库全书》，今人文怀沙老先生曾将其评价为是一部阉割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大意）。实际上，这也并非是很新鲜的思想。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在其名著《美国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2月版）中，对于《四库全书》早就提出了相似的观点，并一针见血地指出：

　　通过这项庞大工程，清廷实际上进行了一次文字清查（文学上的“宗教裁判”）工作，其目的之一是取缔一切非议外来统治者的著作。编纂人在搜求珍本和全整文本以编入这一大文库时，也就能够查出那些应予取缔或销毁的一切异端著作。他们出善价收集珍本，甚至挨家挨户搜寻。该禁的图书是研究军事或边务的著作以及有反夷狄之说的评议，而主要是那些颂扬明朝的作品。……正如L．C．古德里奇所论证的，这是最大规模的思想统治。

　　别人且不管，我个人对于以上这些论点，是非常赞成的，也曾经专门著文《〈四库全书〉的B面》（见《四川文学》2006年6月）表达了相同的观点。所以，纪晓岚秉承皇帝的谕旨所从事的这项事业，你可以说它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也可以说它是“阉割”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项工程。

　　至于《阅微草堂笔记》，虽然煌煌24卷，但是仔细阅读过它的人都会发现，这部明显受了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影响的笔记体杂记，除了语言文采斐然、行文亦庄亦谐、故事引人入胜等几个优点外，倘就内容和思想性而言，无非是在重复一些“因果报应”的老调，根本没有一点自己独特的观点和见解，实在是贫乏虚脱得可以。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纪晓岚本人对这部消遣之作，也并不看好，他曾经写诗这样评价自己的《阅微草堂笔记》：

　　平生心力坐消磨，纸上云烟过眼多。

　　拟筑书仓今老矣，只应说鬼似东坡。

　　前因后果验无差，琐记搜罗鬼一车。

　　传语洛闽门弟子，稗官原不入儒家。

　　倘若像以上的分析这样，那么，综括而言，纪晓岚在文化方面的成绩其实是乏善可陈的。诚然，他拥有一腔绝世的才情和强健的体魄，在一个正常的时代里，本应该留下能够代表自己真正水平的著述，传之后世，但事实却是除了代满族皇帝编辑了一部阉割中国文化的大书，写了一部没有什么思想价值的《阅微草堂笔记》之外，实在没有留下真正让人瞩目的东西来，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那么，才情冠绝一时的大才子纪晓岚为什么却懒于著述呢？应当说，对于这一点，不光是现在的我们看到了，就是当时的知识界中也多有注意到这一问题的。清人陈康祺在他写的《郎潜纪闻二笔》卷六中，就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并引用了纪晓岚自己对于这个问题的解释。

　　在该书“纪文达不轻著书之原因”一节中有这样的概括：“纪文达平生未尝著书，闲为人作序记碑表之属，亦随即弃掷，未尝存稿。或以为言，公曰：‘吾自校理秘书，综观古今著述，知作者固已大备。后之人竭其心思才力，要不出古人之范围，其自谓过之者，皆不知量之甚者也。’”

　　不过，这样的一种解释实在经不起推敲。纪晓岚的确是读书甚多，但是古人读书比纪晓岚多的应当大有人在，别的不说，单说在他之前的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恐怕哪个读的书也不能说比他老人家少吧，但为什么这些人就没有因此而封笔呢？

　　再者，如果按照纪晓岚的这个逻辑，不是大家今后都不要再努力著述了吗？“名山事业”岂不是要到此为止了吗？以纪晓岚的睿智，他完全应当知道，古人并没有包圆所有的真理，也不可能包圆所有的真理。一个时代的人有一个时代人的独特感悟，这些感悟是不会完全重复的。

　　所以，纪晓岚自己所说的不愿意著述的原因完全是站不住脚的搪塞之词，他之所以没有尽心著述，写出真正的大书来，明显是另有隐衷。联系到当时政治气候和文化界的现状，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这就是：高压的文化政策，频繁兴起的文字狱，已经使纪晓岚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从此不敢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清初的文字狱是相当严酷的，而这些文字狱中的相当一部分，恰恰就发生在乾隆皇帝授意纪晓岚编纂《四库全书》的同时。根据统计，整个乾隆年间一共兴起文字狱100多起，而在编纂《四库全书》期间，则发动了48起，几乎占到了总数的一半。纪晓岚帮着乾隆“阉割”中国的古书，最清楚满族皇帝真正的心思。一方面眼见着许多著作因为有政治问题而被禁毁或者篡改；另一方面，耳闻目睹当代许多文人因言惹祸、或者丢掉官职、或者全家被株连的遭遇，他不能不对文字工作的危险性产生足够的恐惧。因此，智商甚高的纪晓岚也只能选择“鸵鸟政策”以自保，从此以后选择谨慎为文之一途，或者干脆就什么也不敢写了。

　　从另一方面分析，乾隆皇帝之所以选择一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来领衔编纂《四库全书》，其中固然有满族当中尽皆“绿林大学”毕业，杀人是强项，但“修文”则实在拿不出手的现实，但其内心也不能排除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让这个汉族的大知识分子接受一次形象的“再教育”的“小九九”。当然，不论他是不是深谋远虑到了这一层，结果却是明明白白地放在那里的，这就是以纪晓岚为代表的汉族最优秀的脑袋，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集体实施了“精神阉割”手术。这些汉族的知识精英从此只能够像纪晓岚一样，把超人的才情施之于说点笑话、对个对联和挖苦个同僚的范畴，断然是不会再像其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一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进行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

　　但纪晓岚毕竟不是平常的“池中之物”，他的绝世的聪明才智和旺盛的创造欲望被压抑后，必然会寻求一种新的发泄渠道，这就是心理学上讲的“易情效应”。纪晓岚和魏晋时期在司马氏强权统治下的许多被压抑了的先辈知识分子一样，在日常生活中寻到的一个发泄渠道就是：食和性。

　　而且，正像笔者在前面所论述过的，征诸历史，像纪晓岚一样被实施了“精神阉割”的文人，通常其肉体上的欲望往往是超乎常规的发达；而与之相反的是，那些像司马迁一样被“阉割了肉体”的知识分子，则刚好在精神上呈现旺盛的创造力量。这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同时印证了这样一条生物学法则：身体的某一方面被压抑，在另一方面就会出奇地发达起来。

　　我们看到的纪晓岚正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他在被清朝的统治者“阉割”了精神和思想上的创造性，变成了一个“精神上的太监”之后，便迅速地滑向了肉体上的纵欲和狂欢，竟然“年已八十，犹好色不衰”，试图用这种肉体上的狂欢，来发泄过剩的“力比多”，借以消磨豪情，转移自己内心的压抑和痛苦。

　　应当说，把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改造成这样的一副德性，无疑是乾隆皇帝最大的成功，因为乾隆皇帝心里最清楚，纪晓岚再好色好吃，大不了也就是牺牲自己的几个宫女和国库里的一点银子。一个沦落到整天只知道“御女”和“食肉”的人，对统治者是一点威胁也没有的。从本质上说，这样的人和那些宫中的太监并没有什么不同，都是些只会跟在皇帝的屁股后面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的角色。因此，当纪晓岚当面说出自己喜欢女人时，乾隆皇帝不但不加以责怪，反而大度地派出了自己的两名宫女去满足纪晓岚的欲望。

　　从分析纪晓岚式“纵欲狂”的病因，我们大约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自古以来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宫刑”，一种是直接割掉男人生理上的生殖器，使之变成生理意义上的“太监”；另一种则是剥夺男人独立、自由的思想能力，使之变成精神意义上的“太监”。前一种做法只能让“大丈夫”变成肉体上的中性人，却仍然阻挡不住像司马迁这样的自由意志强健者，因此还不算太阴毒，也并不算彻底。而这后一种精神层面上的“阉割”，则只会造就肢体强健的奴才和愚民，不但更具隐蔽性，而且更其彻底和行之有效。

宋代妓女走国营路线,三陪体制化 [转帖]

　　酒楼用妓女陪客侑酒，其实和今天夜总会之类场所中的光景差不多。都不外以色促销，或酒色兼营；惟一的区别，只是三陪售色的程度。

　　摘自《性感》 江晓原/著 海南出版社
　　

　　两宋时代，官妓制度依然盛行，而私营妓女则至少在唐代就已经出现。在一千年前，妓女们就已经开始承担商业促销的义务。宋代的酒楼，普遍以妓女的美色来促进业务——让妓女在酒楼陪客侑酒。宋人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二，记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酒楼盛况云：

　　凡京师酒楼……南北天井两廊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妆妓女数百，聚于主廊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

　　又如周密《武林旧事》卷六记南宋杭州城“和乐楼”等十一座官营酒楼用官妓陪客：

　　每库（那时酒楼常被称为“库”）设官妓数十人……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点花牌”。……然名娼皆深藏邃阁，未易招呼。

　　而“熙春楼”等十八家“市楼之表表者”（私营酒家之有名者）则用私妓侑酒：

　　每处各有私名妓数十辈，皆时妆玄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春满绮陌，凭槛招邀，谓之“卖客”。

　　吴自牧《梦粱录》卷二十亦记有这方面情况：

　　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婉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

　　接着是当时著名官妓11人和私妓22人的名单。这些妓女的名字，正是那个时代的性感名字，不妨抄录一些：官妓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康三娘、沈三如等；私妓如钱三姐、季惜惜、吕双双、胡怜怜、沈盼盼、普安安、徐双双等。

　　此外还有一些卖唱、卖艺的流动私妓，可能是较为下等的妓女。耐得翁《都城纪胜•酒肆》还记载有一种“庵酒店”，是“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这种可以和客人在酒阁内成就云雨之欢的陪酒女郎，应是较下等的私妓。

　　酒楼用妓女陪客侑酒，其实和今天夜总会之类场所中的光景差不多。都不外以色促销，或酒色兼营；惟一的区别，只是三陪售色的程度。

蒋介石私人医生回忆录:蒋氏从下野到迁台 [转帖]

　　1943年，年仅27岁的熊丸刚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不久，就被调入陪都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工作，从此开始了做蒋介石四五十年的御医生涯。
　　摘自《我做蒋介石“御医”40年》 陈三井 李郁青/著 团结出版社

　　原标题：蒋介石撤离险被扣留交给共产党

　　　　1.蒋公下野

　　1949年元月阴历年前，周宏涛秘书突然对我说：“你晓不晓得刘文辉明天要回成都过年？他有专机回川。”当时因情势不好，我把家眷都送回四川，独自一人留在南京，所以听到宏涛那样说，我灵机一动即随便写了份简短报告给蒋先生，表明想请假六天，顺道搭刘文辉的专机回重庆看母亲与家人，并一起过年。那时因为刘瑞恒(月如)先生还在南京，蒋先生若有什么特殊事情，中央医院的医师还可为他处理，而且蒋先生身体还很好，所以我请假一周应该还没关系。蒋先生很快就批准，第二天我便随刘文辉的飞机离开。

　　当飞机飞抵四川时，刘文辉说他要先在成都待一天，然后才到重庆，我因搭他便机，只好先随他到成都。待我返抵重庆汪山家门时，已是年三十的早上，家人都没想到我那年还可回家一起过年。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重庆市警局局长陈善周(曾任官邸警卫室副主任，与我家很熟)却突然跑到我家，因他接到曹圣芬秘书拍来的电报，要我马上去溪口。我说：“为什么要我去溪口？”他说：“总统已下野至溪口。”我说：“可是**刚到家。”陈善周说：“你自己决定吧。”于是我说： “我不管，圣芬的电报可能只是他的揣测之词，我要等过了年初一或初二才走。”当晚，当我在家吃完年饭，半夜警局又来了份电报，这次是俞济时拍来的正式电报，里面写着：“希急来，专机来溪口。”这等于是命令，我只好初一早上就走。

　　初一一早，内人送我到机场，还替我用盒子带了过年用的腊肉与鸡腿。到机场时已有一架军用飞机在那儿等我，当时因为空军人员去吃饭，我便叫内人不要等了，先回去陪母亲吃饭。内人搭车走后，空军人员才来说：“飞机有点问题，发不动，恐怕要明天才能修。”后来**知道是那位飞行员想待在那儿过年，才托词飞机出问题。我从家里搭来的车子已经离开，要再返家也回不去，加之我家到机场路程迢遥，我只好在机场附近临时找间栈房(最低级的旅社)，将就草席和衣而睡。谁知第二天搭机启程，才飞到汉口，那飞行员又说：“今天飞机还是有点问题，我们先在武汉过夜。”事后**知道他是在武汉装银元，因为武汉的银元装到上海还可卖到好价钱。我没办法，只好在武汉再过一夜。

　　武汉那时有个和成银行，银行经理赵任安是我在重庆时代的好友，我在武汉没别的地方去，只好去找他。到了和成银行后，**发现他太太生病住院，于是又转到医院去找他。我和他太太也熟，所以在医院和他们聊了很多，记得当时赵任安对我说：“丸弟，我们是多年好友，所以我要跟你讲几句心里话。你是个医生，跟蒋先生已很多年，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现在蒋先生已经下野，你还到溪口做什么？不如就留下来，我负责帮你开家诊所，你又不是做政治的人，就别再回蒋先生身边，去淌那趟浑水了！”他说得非常动听，可我仔细想想：我到重庆是请假出来的，就算真的要走，也要讲清楚再走。所以我告诉他：“我既未辞职也没请假，这样便走实在不是做人的道理。你的一番好意我知道，不过还是等我回到溪口，看看情形辞职再回来吧！”由于我的坚持，他也没什么意见，便好好招待我吃了顿饭，休息一下，第二天又派车送我至机场。后来有段时间我兼蒋先生秘书，所有报纸及空军无线电广播内容都送到我这儿，**发现赵任安被发表为华中经济指导部部长，原来他也是共产党员，难怪当时会对我说那些话。虽然他也是衷心之言，却仍旧没有讲穿，但这些都是后话。

　　当天晚上我甫抵溪口，圣芬便告诉我：“你快点上去吧，先生已经在问你了。”于是我赶紧上楼向蒋先生报到，先生也没说什么，便叫我去休息。我在溪口与夏功权同住一房，他那时是蒋先生身边惟一的武官，兼总务工作。那时侍卫长仍是俞济时，其他一起在溪口的尚有经国先生、周宏涛、沈昌焕、于豪章及周菊村。和功权住一间房，我还记得他是个勤快的人，每天早上起床后一定擦皮鞋，顺便把我的皮鞋也擦得很亮。我对他说：“没想到你还会擦皮鞋啊？”他说：“我岂只会擦皮鞋，你看你桌上是什么？”**发现桌上有杯热可可，冲得既漂亮又好喝。当时溪口就只有那么一盒可可，我俩都偷偷地喝。

　　2.溪口岁月

　　蒋先生下野后，在溪口仍以总裁身份见客。之前陈仪在台湾惹出“二二八事件”，所以总裁要圣芬到广州见阎锡山(伯川)，要阎赴台处理二二八善后之事。阎锡山那时担任行政院长，但他不听李宗仁的话，事事请示溪口的总裁，所以那时在溪口，时时刻刻都有情报传回来。圣芬因平常要处理很多新闻秘书事务，所以行前总裁便问圣芬说：“你走了以后，你的工作怎么办？”圣芬说：“请熊医官接办好了。”总裁说：“好，可以。”所以后来我除了医官外，还兼任新闻秘书职务，主要工作即是陪总裁见客，处理新闻及广播资料。

　　兼任新闻秘书职时，我发现总裁每天都自己翻阅报纸，当时我心里想：“他那样看报纸，有时心里还想旁的事，也许也不知道哪些消息重要，而哪些不重要。为什么我不帮他一点忙呢？”所以我便拿了支红笔，把我认为重要的新闻替总裁画起来，但画了两天后，由于我觉得有些累了不想画，便直接把报纸送进去，没想到那天报纸居然被退回来，总裁说：“报纸为何没画红线了呢？”这下我替圣芬找了麻烦。从此后，给总裁看的报纸都需要先画好红线。

　　我开始画报后，因为当时报纸消息较慢，空军方面时常为我送来无线电消息，所以我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共方资讯，诸如我方有哪些军起义，哪位军长投降，又有哪位军长与共军合作，许多名字都是我很熟悉的。一些总裁平常认为忠诚者竟然叛变，而总裁认为善战者竟与共军合作，反倒是一些总裁不重用的人都殉了职。我这才发现：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真是一点不假。当时我有很多感慨，便把那些起义、殉职名单，合部抄在一张纸上，连同画好线的报纸一起呈给总裁。但这又为圣芬添了另一项麻烦，因为第二天没那张纸时，总裁又说：“另一张纸呢？”故我只好天天抄天天送，抄得心里着实也有些难过。副官们也告诉我，总裁每次拿到那张纸都唉声叹气，所以过后总裁到了台湾，第一件事便是将自己重新改造，整个观念也全部改变。

　　溪口时代，正是总裁与经国先生讨论来台后如何改造党政军之时，大陆丢的时候，总裁看到我方阵营的人，不是投降便是倒戈，感触当然很深。所以当他撤退来台时，必然是痛定思痛要进行改造，不但要改造党，还要改造军。以他和经国先生在溪口的计划为基础，故一到台北马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对部队里的人事也都亲自了解。他深入部队的原因，正是为了准备“反攻”，所以也真是用心良苦。

　　在溪口那段日子，总裁几乎天天回到儿时走过的地方。其中有个地方名“金峨寺”，庙里的人请我们吃饭，摆出一桌菜全是各类笋子，包括炒笋子、煮笋子、焖笋子、油炸笋子等。因为当地产笋，庙里都是竹桌、竹椅等竹制品。然而自那次吃了太多笋子后，我到现在都还不太喜欢吃笋子。

　　尔后圣芬回来，我把新闻秘书职务交还给他。1949年4月21日，江阴要塞司令戴戎光投共，共军陈毅(仲宏)部渡过长江。次日总裁与何应钦(敬之)、张群(岳军)、吴忠信(礼卿)、王世杰(雪艇)等会于杭州。23日国军退出南京，此时总裁也准备离开溪口。我们在溪口三个月中与经国先生朝夕相处，平时聊聊天所以很熟，他还曾经送过我好几支派克笔。在溪口期间，张治中(文白)曾来见总裁，李宗仁也曾托人带信，希望总裁出国，没料到后来是李宗仁自己出了国。

　　我还记得那时在溪口，菜都开得很坏，我们那一桌八位坐的都算是最高级的官员，但八个人却只吃四样菜，且每顿几乎必吃“咸箕”(即咸菜，腌青菜)。到了台湾以后，有一回在蒋先生生日席上，他突然问我：“熊医官，在溪口时他们招待得好不好呀？”我回答：“很好呀，我们顿顿都吃‘鸡’。”蒋先生说：“那不错呀，顿顿都吃鸡。”夫人当时便笑说：“你晓得那是什么鸡吗？是‘咸箕’呀！”

　　在溪口时大家根本都没钱，那时我因从家里带了些钱，所以有时早上会买些油条回来。当时早上能吃到油条，已经是最好的菜了，而大家吃早餐时多了两根油条，对我也都十分感谢。那时根本连薪水都发不出来，尔后财务署署长吴嵩庆为我们带了银元来溪口发饷，我记得那时我拿到两百大头，和圣芬各拿了一百大头托张岳公替我们带回四川家里，不料事后才发现那笔钱他根本没帮我们带到。

　　3.辗转撤退

　　我们离开溪口后就上了太康舰，当时太康舰舰长是黎玉玺(薪传)。太康舰离开溪口后一直在海上漂，因为蒋先生决定守住海南、大陈等岛屿，故先于舰上探勘攻守位置及情势。我们在海上巡游一个多月，完全上不了陆，也接不到信，(我与内子李忠慧在抗日胜利时匆匆结婚，以后跟随蒋先生而聚少离多，这次海上巡游，明知她快生产，也不知是男是女。)之后又回到上海。上岸后蒋先生的心情很沉重，当时有很多人劝他：“共产党已经到了某某地方，上海已不能住了，要赶快退到台湾才行。”但他就是不走，不愿撤退到台湾，甚至到胃病都发了他还是不走，坚持死守上海。我不能到外面替他找医生，故只好找些药给他吃，看得出他的心情真的非常沉重。最后还是陈诚的电报让他离开上海，因辞公在电报中说：“我在台湾十分安定，而且深得人心。希望‘总统’快到台湾安排与指挥，将来还可由台湾反攻。”这个消息终于打动了蒋先生，所以他才决定离开上海。

　　我们离开上海后先飞广州，那时重庆还没丢。到了广州后，虽然蒋先生一人还在那儿忧心忡忡，但因大家已许久不知肉味，故决定去吃广州最有名的炸鸽子。我和曹圣芬、周宏涛等跑到一家餐厅吃鸽子，去后才发现黄少谷、谷正纲等也都来了，大家便在一起吃。吃完之后，因为少老说要请客，于是我们便在外头等他结账，不料等了好久他都没出来。谷正纲先生于是猜道少老可能钱没带够，进去看看才发现果真如此。因为我们那餐鸽子一共吃了一百多银元，而少老身上只有一百银元，幸好谷正纲先生过去把钱付清，少老才得以退出。那时一块银元等于三块美金，所以一百多银元可是十分值钱的。

　　到广州之前，蒋先生在重庆便已经找云南的卢汉(永衡)来，但卢汉不肯来，因为他怕蒋先生不放他走。当时蒋先生便派经国先生到云南去，要经国先生住在昆明，只要卢汉一天不回昆明，经国先生便不许离开。换句话说，经国先生等于到昆明当人质，所以卢汉才来。卢汉来了以后，蒋先生对他也很客气，然事实上卢汉那时已经……与共产党接触很多，但蒋先生依旧不甘心，因为云南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后来蒋先生决定亲赴云南，卢汉知道后提出一个条件，表示蒋先生要到云南可以，但身边不要带太多人。蒋先生也答应他的要求，于是便带着我、武官夏功权，及少数警卫人员搭机到云南，可说单枪匹马赴会。我们当时虽未事先听说那次行程将有危险，但由事前计划的警卫森严，且每名警卫均佩带双枪来看，也可判定情况十分紧张。

　　到了昆明以后，蒋先生吩咐座机停在原地不能熄火，以便随时准备起飞，功权则寸步不离地紧跟着蒋先生。尔后卢汉出来迎接，蒋先生与卢汉一起走在前面，功权则紧跟在卢汉后面，以防卢汉有任何不轨动作。那次除了蒋先生、功权及少数警卫外，其他人均只获准待在机场，中午就在机场吃便餐。

　　蒋先生下机与卢汉会谈约两小时后，卢汉又送蒋先生回机场，最后我们还是平安离开。但事后**知道：当时机场附近全是迫击炮，他们原本计划：只要卢汉一声令下，那些迫击炮便可将整架飞机摧毁，再将蒋先生扣留，交给共产党。但卢汉却没这样做，因为他当时看到蒋先生样子十分威严，故不敢妄动，只好战战兢兢地陪着蒋先生谈话，始终不敢下暗号。直到他把蒋先生送回机场，蒋先生一直都是谈笑自若，若无其事的样子。所以第二天张岳公到云南时，卢汉便把全部怒气全出在岳公身上，扣留岳公，把其他人全杀了。(编者注：这段叙述时间有误，背景也更复杂：其一，蒋介石到昆明是1949年9月22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去昆明安抚卢汉而被卢汉扣押是12月9日，而非本文中所说的“第二天”；其二，卢汉此时还没有在反共与反蒋间做出最后选择；再则卢汉仅仅几个保安团的兵力，绝非蒋介石的中央军李弥、余程万两个军的对手，而中共大军此刻尚在湘、粤，远水救不了近火。这些因素才是卢汉没有对蒋介石采取行动的真正原因，而非如本书所述，是蒋介石的“样子十分威严”所致。参见《蒋经国自述》215页、229-230页及刘红所著《蒋介石大传》第1614～1615页，团结出版社，2003 年版。)最后还是因为岳公原对卢汉有恩，卢汉下不了手，才放岳公脱险回来。所以之前我们陪蒋先生到云南，还真是一场惊险之旅。

　　另一项惊险却温馨的遭遇，则与蒋夫人有关。 1942年夫人随同蒋先生到印度开会，会后准备返回重庆。回程飞机飞离印度未几，机师便来报称座机周围有日本飞机，可能蒋先生行踪已让敌人发现，故需采取紧急低飞措施，以使敌机不易抓到目标。当时机上同时准备降落伞，但将人数一算，却发现降落伞不够用，于是夫人的贴身佣人蔡妈便没分到降落伞。那时夫人告诉蔡妈：“这样好了，假使等会儿真的需要用到降落伞，你就抱紧我的腿，这样便可平安降落。”当时蔡妈立该对夫人说：“如果真到那时候，我绝不抱您的腿，让您平安下降，我绝不拖累您。”夫人听了很感动。后来座机低飞后，由于先遣机并未采取低飞措施，日本敌机跟着先遣机追去，而未认出蒋先生座机，最后一行人总算平安回到重庆。尔后夫人便对蔡妈很好，因为觉得她很忠心，很多事也都不与她计较。蔡妈约于十数年前以60多岁死于台北，她比夫人年轻，是夫人在上海时就极信任的贴身佣人。

　　4.“剿共”失利因素研判

　　抗战胜利后，“剿共”失利的因素有很多，但就我了解，其中包括几项重要因素。

　　第一是经济因素，本来在抗战时期国家之所以尚称安定，全靠稳当的法币制度。当时社会整体经济还算稳定，以后改行金圆券(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实行改革币制，发行金圆券，收兑法币及金银外币(法币300万元折合金圆1圆，金圆2圆折合银币1圆，金圆4圆折合美钞1 圆)，登记外汇资产，加强管制经济。公教人员待遇以40元为基数，40元以上分别二折一折。)与银圆券，社会经济即变得一塌糊涂。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到马鞍山避暑，找徐柏园先生谈金圆券改银圆券之事，市面上的物价在当时只能以“一夕数变”来形容。当时经国先生到上海打老虎，(1948年8月21日，蒋介石电各省市政府，晓示改革币制、稳定经济决心，命切实执行。并派俞鸿钧及蒋经国、张厉生及王抚洲、宋子文及霍宝树等，为上海、天津、广州各区经济管制督导员。)打得所有公司都把物资藏起，在奇货可居的情况下，市面上都没有东西可买，每个人都要物资而不要钱，最后还到了拿金子发饷的地步。整体社会经济的不稳定，使得中央政府大失民心……

　　第二，当时陈辞公采纳马歇尔的建议，将部队精简。但裁兵的结果，使得许多军长突然降为师长，师长又变成团长，以致部队士气大降，造成许多人员投共，敌我势力大幅消长。共产党那时尚在东北接收许多日本人留下来的武器，我方战况自然容易溃不成军，未战先逃。

　　还有一项极重要的原因是，那时蒋先生身边有太多中共特工。我记得那时蒋先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分别是蒋先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于是徐州当地几个重要指挥官便稍加变通，提早进攻时间，作战结果才算顺利。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一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编者注：刘斐(1898—1983)，湖南醴陵人。早年曾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主任作战参谋。大革命失败后，去日本陆军大学学习。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军令部次长，主张团结抗日。后任国防部参谋长。1949年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代表，国民党拒绝签订国内和平协定后去香港，与黄绍竑等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年出席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兼水利部长、体委主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民革中央副主席。)

　　此外，罗泽闿也是中共特工。当初如果没有这些人，我方根本不会如此惨败。当初播迁来台时，人们根本无从得知身边亲人有哪些是共产党，因而形成彼此猜疑的局面，大家都没了信赖感。直到现在，台北还有四千位共产党员，但谁晓得自己的朋友中谁是谁不是？以前有位蒋先生亲信的内卫股中校股长，专门指挥蒋先生身边事务，且治军严谨，大家都认为他很能干，后来才发现他也是共产党。还有一次，夫人向我表示她需要一名护士，要我帮她选个好一点的人去，于是我选了医院里一位能干的护士长，不料在还没进官邸的前一天，护士长即已被捕，原来她竟是苏俄方面派来的国际共产党分子，真令人想像不到。

　　过去戴笠在的时候，我方情报做得很好，蒋先生对戴先生也信任有加，交代戴先生进办公室时可不需通报。戴笠当初受到蒋先生赏识，乃因有一回他亲笔写了一份情报呈给蒋先生，那时侍卫长是王世和，王世和看戴先生只不过是个小小参谋，哪有资格呈报委员长，便把戴先生写的报告丢在一旁。戴先生没办法，只好另外想法子，和副官们打交道，请副官帮忙把报告呈给蒋先生。然而副官们哪敢把东西随便呈上，只有一位施副官是个老好人，他帮戴先生把东西放在蒋先生办公室。不料蒋先生看到那份报告后大吃一惊，便要左右找出写报告的人，事发之后施副官先交代戴先生，要他一定要认罪，戴先生也应允。结果戴先生进去后，蒋先生便要他日后随时供应情报，且无需通报即可进入蒋先生办公室。尔后戴先生的情报愈来愈多，事后也都证明是事实，因为他在共方组织里埋伏多人，我方情报系统全需仰赖他。戴先生后因飞机失事而去世，(1946年3月17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戴笠自青岛飞抵南京上空，于岱山失事，时年50岁。戴笠死后，台北方面以其字“雨农”为路命名来纪念他。)他死后我方在共产党组织里的所有耳目便全数断线，之后经国先生自己掌管情报系统。

　　5.来到台湾

　　1949年12月到台湾后，蒋先生连任国民党总裁，并兼“国家安全会议主席”、“国防研究院及革命实践研究院”院长。蒋先生刚到台湾时，住在阳明山空军新生社里，后因陈辞公(即陈诚，编者注。)修建士林官邸，蒋先生与夫人才住进士林。尔后蒋先生自己修了中兴宾馆，他很喜欢那个地方，经常到那儿小住。我在那儿也有自己的房间，大门进去右转的大房间便是我的办公室。蒋先生的房间则在二楼左手边，二楼右手边的房间是蒋先生与夫人特地留给孔夫人(宋霭龄)的，以后孔二小姐便住在那儿，而把当中的正房留给孔夫人。但我住在中兴宾馆总觉得里头阴飕飕的，因为山上风声之大有如鬼哭神号，每晚都像刮台风似的。由于中兴宾馆位于阳明山一座山口，风正好由屋旁吹过，风声特别大。蒋先生很喜欢那栋房子，因为那里确实景色秀丽，但住那儿对他的健康却真的很不利。

　　6.来台工作情形

　　过去我陪蒋先生去过金门多次，他很喜欢金门，因为那儿桃花开得很美，空气也很清新，经国先生也很喜欢那儿。1958年“八二三炮战”前一晚，我还陪同蒋先生在金门，那时我们天天由台北飞金门办公，不料次日共方弄错情报，以为蒋先生还在金门，所以发动炮战。我在金门住在一位副司令的房间，炮战过后我们回金门去看，发现我住的地方浴缸里正好有一枚炮弹，假使那天我在那儿洗澡，炮弹便正好落在我身上。炮战过后，有两位副司令官都死在那里，因为炮战发生时他们正在那里开会，俞大维“部长”那天到得晚，胡琏也陪他到得晚，所以他俩才逃过一劫！

　　其实在我的观念里，身为医生最好留在医院里，才能随时学到东西，所以我跟着蒋先生到澎湖去时，便到澎湖省立医院参与开刀。当时我感到待在省立医院不错，所以从澎湖回台北后，某日正好陈辞公来官邸，我便向辞公表示：“假使有机会的话，我想到省立台北医院去。”陈辞公听后便与经国先生商量，经国先生也很同意我的想法，便问我想到“陆军总医院”或省立台北医院，且因我当时军阶已是上校，过去在大陆上的临床经验也够，故可以为我安插副院长职。我选择了省立台北医院，并在那儿当了两三年副院长，后因原任院长不擅行政事务，故将我升为院长，我一做就是十余年。虽然当时我兼任省立台北医院院长，但大部分时间仍待在官邸，有空才到医院去。我在医院里也看门诊，与本省许多医界人士也很熟。

　　“陆军总医院”因只能看军人，无法照顾到退役军人，所以于1958年开办“荣民总医院”，经国先生找卢致德担任院长。但因卢院长很忙，年纪又大，经国先生拟为他找一位副院长，便问我的意见，我向他推荐“陆军总医院”的邹继勋院长，因为我见过邹几次，觉得他满能干。于是我俩便到“陆军总医院”拜访邹院长，一到“陆总”便发现那里的洗手间与办公室均十分干净，经国先生觉得邹院长确实是个人才，于是见到邹院长立刻向他表明要调他任“荣总”副院长的想法，邹院长也立刻答应，两三天后即至“荣总”到职。邹先生在“荣总”一做就是六七年，所以他后来见到我便向我埋怨：“就是你给我搞的鬼，让我一做就做了六七年副院长。”因为卢院长很苛待他，未予他实权，后来他好不容易才升上院长，把“荣总”也办得不错，我与荣总也因此结下诸多渊源。

　　过去我曾参加“铨叙部”医疗审议委员会，常与台大医生们一同开会，故与台大系统也很熟。如今台大新人辈出，全民健保开办后，医疗审议委员会也不召开，我与台大方面便开始不熟了。我认为台大与“荣总”两个系统都各有长处，彼此间有竞争也是好事，不过台大本身门户之见太深，要台大毕业的人他们才用，且只要一离开台大就别想再回去，不像“荣总”只要是优秀的人都进得去，故两者性质仍有不同。不过台大学生程度本来就高，能够考进台大差不多都是好学生，他们自医学院毕业后，还要辛辛苦苦地研究多年，再出国接受训练，所以一般来讲，台大医生的素质确实不错。不过台大毕业的学生除了在台大外，大多会到新光、长庚等医院，较少到“荣总”。

　　省立台北医院则因台北市改制成“直辖市”，故改为台北市立中兴医院，我因此又由台北医院院长变为中兴医院院长。 1968年台北市立和平医院开办，我再兼该院院长，一下子身兼两个医院院长，又是官邸医生，每天生活忙不胜忙。后来台北市卫生局改组，我因医院院务办得不错，故又兼任台北市卫生局副局长。当时台北市长乃现任“奥会”主席张丰绪，后来经国先生对张先生说我在官邸的事很重要，还是不要让我兼太多职务较好，所以张先生便另换了一位王先生任副局长，我则继续担任院长，共做了五六年。

　　我在中兴医院担任院长，一直做到六十五岁退休为止，之后便在中心诊所做临床，看门诊。老友余纪忠先生看我已自中兴医院退休，便找我到《中国时报》担任副董事长，因他知道我在重庆曾经担任过蒋公的新闻秘书。我则因与他很熟，他的母亲又是我干母，故也不好推托，于是自六十五岁退休后，我便在《中国时报》任副董事长至1997年，也有十五个年头。

　　我在《中国时报》其实也没负什么责任，每周一、三、五均需到报社上班，他们给我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本来我每天都得去，后因他们考虑我可能太忙，便让我隔天上班，不料我开始隔天上班未几，蒋夫人又要我接任圆山饭店董事长。接任后我天天都得到圆山，轻松不到几天的生活又开始忙碌起来。

　　蒋夫人把圆山交给我管理以后，除圆山之外，其他如华兴育幼院、振兴医院等夫人所属单位，若有困难与问题也都变成我要解决。而这些问题大多也与台北市政府有关，都是些零零碎碎的事情。所幸我现在把圆山原任的总经理换掉，新的总经理上任后为我分忧解劳不少，我便有更多精神应付华兴与振兴的问题。不过振兴后来也有一位很不错的新院长，极能独当一面；华兴方面我也找了茅钟琪校长来管理，让我省下不少心力。

　　而台北医学院甫成立时，因我与徐千田的关系，故也担任董事职，并在北医兼授心脏内科课程，如心脏衰竭、高血压，及心脏缺氧等课。我在那儿教书教了十几年，一直教到七十五岁，所以现在台北医学院的医生，大部分也都是我的学生。我在那儿教书，一直受同济大学时代德国老师们的影响，讲课时绝不带任何笔记，且一上场便开始讲课，教材全在脑子里，学生们也很欢迎这样的上课内容与方式。

历史与小说：《三国演义》中的99个虚构[转帖]

　　
　　1．桃园结义:正史并无写到三人有结拜只提到情若兄弟（年龄:关羽＞刘备＞张飞）

　　2．温酒斩华雄:实华雄死于江东猛虎孙坚刀下，《三国演义》反把孙坚写成是华雄的手下败将，这对孙坚太不公平了。

　　3．三英战吕布∶吕布实被孙坚击退(公孙瓒没有参加讨董联盟，所以刘关张三也未曾参加，也就不会有虎牢关三英战吕布。)

　　4．十八路诸侯讨董卓∶只有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邮,衮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广陵太守张超,长沙太守孙坚和曹操,只有这十三家．孔融当时正忙于对付黄巾贼,不可能分身去讨董,陶谦当时只有贡献一些金钱,并无参加战役,马腾当时尚未接受招安,怎可以参加讨董行列,当时公孙瓒正要对付乌桓,亦不可能参加讨董行列,至于张杨当时和刘备一样,只是义勇军,而刘备当时亦只是跟随出征。

　　5．关公斩颜良，诛文丑:斩颜良确有其事，诛文丑的却是曹操的部下所为。

　　6．张飞鞭督邮∶实乃刘备所为

　　7．徐州诛车胄古城斩蔡阳:此乃刘备所为。

　　8．土山约三事:那次战役关羽是战败被擒，并非有“土山约三事”如此堂皇之事.

　　9．曹操献刀杀董卓:曹操认为卓终必败，不领董卓情~逃归乡里..曹操献刀，不见正史虚构的

　　10．连环计∶载有貂蝉之人吕布与董卓争夺一婢女而起并无指出是有人用计

　　11．关羽降曹∶无特别记载应为自愿(在三演所编造的关羽投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保护二皇嫂”，但这是与史实不符的。根据史书记载∶刘备到徐州后，屯兵小沛，命关羽守下邳。刘备的夫人应该随刘备住在小沛，而不是住在下邳。曹兵进攻小沛时，刘备战败逃走，夫人在小沛被俘，而不是随关羽在下邳投降的。也就是说，关羽在投降时，身边并没有什么“二皇嫂”。)

　　12．过五关斩六将∶此五关相距甚远也无联系虚构剧情(关羽离开曹操后，直接从许昌南下往汝南投奔刘备，并未发生过五关斩六将之事。)

　　13．被斩的六将∶三演说被斩的六将是孔秀孟坦韩福卞喜王植和秦琪，而这几个人都不见史书记载，连名字也是虚构的。他们的出场只有一个任务，就是挨关老爷一刀。

　　14．孙坚之死∶孙坚死于砚山...由于单骑轻出，只带几名随从遭黄祖设伏以落死及流矢射死

　　15．孙策之死∶实乃遭刺客暗算伤重不治(在攻打陈登的途中亦是单骑轻出，不过更夸张…只有自己一个人去打猎...无巧不巧被许贡的三名家客给盯上(许贡死于孙策之手)即使孙策骁勇，但脸上一箭，受创极深虽有黄盖等人后来极力抢救但仍回天乏术)

　　16．徐庶之智∶徐庶在正史上记载太少。。。无名过客而已

　　17．徐庶进曹营:曹操南征，刘备和诸葛亮徐庶等南逃，乱军中，徐母被俘，于是徐庶告别刘备，进曹营

　　18．火烧博望坡:非诸葛实乃刘备手笔。发生在建安七年，而建安十二年，诸葛亮才出山。

　　19．糜夫人伤重跳井自杀超云推倒土墙盖井∶正史记载..甘夫人和糜夫人在当阳皆安然无恙..故也没有超云推倒土墙盖井的事情啦^^

　　20．长板坡七进七出∶赵云护送家小撤退十分平淡（赵云只是三义写成实则战功平平五虎将？苦果苦吧^）

　　21．怒吼长板桥∶曹军夏侯杰因此肝胆俱裂被吓死==||是小说的夸张手法..

　　23．舌战群儒∶无此事诸葛面见孙权而已..诸如舌战群儒群英会苦肉计连环计等均为虚构。

　　24．孙夫人投江∶孙夫人与刘备的婚事，本来只是历史上无数次政治性联姻之一。是孙夫人去荆州..并没有刘备跑到东吴去娶亲。这里并没有多少男欢女爱的色彩。

　　二人成婚之时，刘备已年近半百，而孙夫人不过二十上下，年龄相差约三十多岁..一个是贪图皇位的枭雄，另一个是任性而为的骄女，彼此互不信任，何来欢爱？所以，刘备入益州不久，孙权就「大遣舟船迎妹」，而孙夫人也毫不犹豫地回了娘家，还差点带走了刘备的宝贝儿子阿斗。从此，她一去不返，杳无音信，与刘备恩断情绝。

　　后孙夫人投江自尽是假,没有此事..刘备呢？占据益州之后便娶了寡居的吴氏（吴懿之妹，刘璋之嫂），也看不出对孙夫人有什么留恋。正因为这样，在《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中竟没有一句话提到孙夫人！史书上没有记载孙夫人的最后结局，但可以肯定，她是绝不会为了刘备而殉情自尽的。

　　25．此诗（索二乔）出于曹植之手。。。当时还未出现

　　26．周瑜智算蒋干∶实蒋干赤壁后游说周瑜不成(历史上的蒋干没有说服周瑜，就回来了，称赞周瑜雅量高致，并没有中计，而且这件事发生在赤壁之战几年以前。)

　　27．庞统连环∶记载连环是曹操之决策，庞统未曾参与过赤壁之战。

　　28．草"船"借箭∶无此事，此乃孙坚孙权父子所为，分别发生在跨江击刘表和濡须之战。(三国演义之祖【三国志平话】中借箭的是公瑾。)

　　29．草"船借箭∶在唐代时张巡在安史之乱中.曾在夜间用草人垂下城墙赚了令狐潮几十万只箭←(这是补充..^^)综合(20)(21)就变成草船借箭哩一▽一

　　30．孔明借东风∶纯属虚构(借东风——冬至时日，多有东南风，此乃曹操之天灾，非人为；)

　　31．华容道关羽义释曹操:这是作者为丑化曹操，树立关羽的高大形象而虚构的。在华容道拦截曹操的是刘备，但是他去晚了，所以被曹操跑掉了。

　　32．战长沙:刘备南征荆南四郡，四郡守望风而降，黄忠便随长沙太守韩玄同降，并未发生战斗。

　　33．刮骨疗伤:此时华佗已经死了两年，因此并非华佗所为，似乎只是一般的军医所为。

　　34．诸葛三气周瑜∶周瑜当时并未注意过诸葛亮。。。极少碰面…从赤壁之战结束到周瑜病逝的两年间，诸葛亮正在零陵一带搞后勤工作，根本没有和周瑜见过面。至于周瑜病逝后，蜀国吊唁的代表是庞统，而不是诸葛亮。

　　35．征汉中:征汉中时的前线总指挥是刘备，诸葛亮留守成都搞后勤工作。

　　36．赔了夫人又折兵∶单纯的政治婚姻……无他

　　37．周瑜之死∶周瑜死于巴丘操劳过度

　　38．计借荆州∶实乃鲁肃之计以刘抵曹

　　39．马腾讨董卓∶马腾和董卓等是一路人马，不但没有参加讨董联盟，而且还帮助董卓镇守长安。

　　40．马超兴兵∶实乃背父叛乱(至于马腾之死，并非马腾谋诛曹操被杀，马超起兵报仇，而是马超起兵反曹，所以马腾被杀。)

　　41．取蜀攻略∶由法正庞统完成

　　42．张松献地图∶刘备入蜀后，拉拢法正与张松，并询问蜀中的兵马粮钱等情况，于是张松绘制了《西蜀地形图》。

　　43.乔国老应是"桥国老",还有和乔玄并不是同一人

　　44.貂蝉∶存在置疑…但王允的确有个导致董卓与吕布反目的侍女

　　45.刘岱∶正史有两个刘岱,反董卓联盟的刘岱和曹操手下的刘岱并不是同一人

　　46.韩遂几岁∶演义中，曹操问韩遂几岁,韩逐答四十,此处错误,此时韩遂已经七十多岁了

　　47.关羽单刀会∶按照《三国志·鲁肃传》和韦曜《吴书》的记载，并不是关羽到鲁肃那里去赴会，而是鲁肃到关羽那里去赴会，“单刀赴会”的孤胆英雄不是关羽，而是鲁肃。而三演本末倒置，“单刀”乃军士之兵器佩刀，而非大刀。

　　48.关羽与同僚∶关羽与同僚的关系很不和谐

　　(1)马超∶听说马超归附，对其不服，写信给诸葛亮，问“马超的才能可与什么人相比？”(《三国志·马超传》)

　　(2)黄忠∶听说黄忠为后将军，愤怒地说∶“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三国志·费诗传》)

　　(3)糜芳∶“为南郡太守，与关羽共事，而私好携贰(私人关系不和)，叛迎孙权。”(《三国志·麋竺传》)

　　(4)傅士仁∶“与羽有隙，叛迎孙权。”(《三国志·杨戏传》)

　　(5)刘封孟达∶二人镇守上庸，关羽在襄樊之战中请二人发兵相救，二人坐视不救。

　　(6)廖立∶在丞相掾李邵蒋琬面前评论关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凭恃英勇的名声，带兵没有章法，简直是主观蛮干。”)(《三国志·廖立传》)

　　(7)潘∶“亦与关羽不穆(不和)。”(《三国志·杨戏传》)

　　49.关公好女色:曹公与刘备围吕布与于下邳，关羽启公，布使秦宜禄行求救，乞娶其妻，公许之。临破，又屡启公。公疑有异色，先遣迎看，因自留之，羽心不自安。如此看来，关圣大帝也有七情六欲；关于貂蝉，正史上没有记载。

　　《三国演义》在吕布死了以后，也未对貂蝉作交代。关公月下斩貂蝉，大多史学家认为是虚构。如果是真事，关羽也太不配做男人了。

　　50.关羽麦城凛然拒降:孙权使人劝降，关羽诈降，在城头虚插旌旗，从别门撤退，被吕蒙算到，半路截杀之。

　　51.关羽亡命:《三国志?关羽传》说关羽“亡命奔涿郡(郡治涿县，今河北涿州市)”那么，他作为山西人，为什么亡命到了河北呢？史书并没有交待。三演中，关羽自述说∶“因本处势豪仗势凌人，被吾杀了。”

　　52.五虎将:刘备并没封什么【五虎大将】，只不过上面五人的军职是最高的，关羽（前将军），张飞（车骑），马超（骠骑），黄忠（后将军），赵云（翊军将军，最低），而且自从关羽伐魏，建安二十四年到章武二年短短四年间，关张马黄都死了...

　　53.《后出师表》:乃后人伪托，并非诸葛亮所作；

　　54.追命吕蒙，玉泉显圣:不用说也知道是子虚乌有，不多说。

　　55.八阵图石伏陆逊∶置疑

　　56.七擒孟获∶虚构并无此事(历史上确有诸葛亮南征之事，也确有孟获其人。但七擒孟获《三国志》上没有记载，只是在裴松之引注《汉晋春秋》时说了一句“七擒七纵”，但具体过程没有记载。孟获后在蜀国任御史中丞，是文官。

　　57.孔明伐魏∶并无七次实伍次输的没演义那么漂亮

　　58.火烧上方谷∶即是孔明差点烧死司马懿和魏延那回,纯熟虚构

　　59.六出祁山:诸葛亮伐魏五次，只有第一次和第四次到了祁山。

　　60.木牛流马:其实，木牛就是独轮车，流马就是今天很常见的四轮小拉车。一说木牛是四轮车，流马是一种头部比较尖的船。

　　61.诸葛亮用兵如神:诸葛亮擅长内政治理，用兵并不是强项。

　　62.死诸葛吓跑活仲达:确有此事，但并非诸葛亮遗计，而是司马懿心虚。“死诸葛走生仲达”的依据是《汉晋春秋》，但是作者又加了工。《汉晋春秋》的记载是:诸葛亮死后，蜀军秘不发丧悄然撤退，司马懿有所发觉，驱军追赶。两车相近时，蜀军长史杨仪命蜀军“反旗鸣鼓，欲向魏军”，司马懿“不敢逼”，只好退兵。

　　当时在魏军中就传开了“死诸葛走生仲达”的笑话。蜀军“入谷然后发丧”。但是在《三国演义》中却成了蜀军推出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着诸葛亮木偶像，司马懿疑诸葛亮未死，故而退兵。

　　63.曹军潼关战马超事∶战斗确实很激烈，但是《三国演义》写曹操割须弃袍乃得脱则完全是为丑化他。实际上，潼关大战，曹操是赢家

　　64.曹真∶病死于洛阳，并非被诸葛亮写信骂死。

　　65.诸葛亮骂死王朗∶王朗病死于228年，并未随军出战..王朗被骂死，完全虚构。

　　66.马超战张飞∶正史上，是马超私自写信给刘备~~请求投降，并无二人大战~李恢劝降。

　　67.空城计∶虚构灵感应该来自赵云的空营计(诸葛亮只是在最后一次北伐时才与司马懿相持于渭水。但作者写空城计又是有所本的，这个“本”就是《三国志》中的裴松之注所引“郭冲三事”，但它是假的。因为诸葛亮屯兵汉中阳平时，司马懿还是荆州都督，无缘与诸葛亮抗衡。当时诸葛亮驻今陕西安康县，司马懿屯今河南南阳，如此之遥远，何谈空城计？)

　　68.魏延反叛∶其实魏延才是受害者

　　69.落凤坡落凤∶庞统进攻雒城时中箭死去，并非死于落凤坡。

　　70.黄忠战关羽∶纯虚构..并无关羽义释黄忠的故事..正史中~关羽嫌弃黄忠老…又怎会有「义释」。

　　71.关于年龄:几个主要人物的年龄，从大到小的排列是，曹操→吕布→赵云→关羽→刘备→张飞→ 鲁肃→周瑜→诸葛亮→孙权→陆逊。一些资料表明，赵云至少比刘备大二岁，赤壁之战那一年，赵云已经五十上下了；张昭比孙坚小一岁；关羽比刘备还要大一岁。

　　72.七星灯续命∶无需解释了。。。。。

　　73.周仓∶历史上没周仓之人…似乎是个虚构的人物。

　　74.刘琮:献出荆州后，被曹操任命为青州刺史，封列侯，并未被杀。后曹操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迁为谏议大夫

　　75.彝陵之战:刘备仅带了四万多人，而孙权给了陆逊五万人。之所以能够取胜，不仅仅靠的是优良的战术。

　　76.青龙.蛇矛∶关羽不是用刀的…历史上关羽的兵刃是长矛…其实吕布的兵刃也是长矛，张飞的兵刃并非丈八蛇矛，而是一般的矛(青龙偃月刀和丈八蛇矛方天画戟这样有个性的兵器对于塑造人物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77.赤兔马∶:赤兔马确为吕布所骑，但吕布战败后，不知去向…(关羽跨下无赤兔，为表达勇武形象）；更虚构赤兔马为了关羽的死..绝食亡(要是要绝食..吕布死时就该绝食哩；而且吕布死时和关羽死时相差很多年马不绝食也老死了)

　　78.刘皇叔刘备∶实为无稽之谈..虚构刘备被献帝称「刘皇叔」..来表达刘备是「捍卫汉室」…和曹操是「国贼」的假象==要是刘傋是刘皇叔..那刘表刘璋哩?

　　79.孙尚香∶历史上并未提到名只知姓孙

　　80.张翼德∶真名张益德

　　81.粗人张飞∶其实张飞一手好书法精通美工画文武全才高硕书生形象吧（所以火凰燎原修改他为桃园画家也不为过）

　　82.关兴∶一介文官…年轻的时候就死了。。。

　　83.关兴复仇∶据《演义》所写，关羽死后，在刘备伐吴的夷陵之战中，关羽之子关兴和张飞之子张苞，都为其父复了仇，与史实并不相符。在《三国志》以及裴注所引诸书中，都没有关兴参加夷陵之战和擒获，处死仇人的记载。(另据《三国志?潘璋传》∶潘璋在夷陵之战中为孙权立了战功，拜官平北将军襄阳太守，死于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在夷陵之战后还活了十多年。马忠是小人物，他的下落史书绝载。

　　至于士仁麋芳二人，以后也不见史书记载。他们本是一些平庸之辈，投吴后没有什么建树，默默无闻，史书也就没有记载他们的必要了。另据《蜀记》∶魏将庞德之子庞会，随钟会邓艾伐蜀(在公元263年)，因为庞德被关羽杀害，庞会为了复仇，诛灭了关氏全家，所以关羽没有留下后人。)

　　84.张苞∶早夭

　　85.关索∶只出现下民间传说野史中。。。。乃虚构人物

　　86.关平,关羽的亲生儿子,在里名字只出现两次的人~~ps:关羽还有一女，相传叫银屏，嫁与李恢之子。到了演义里,成了义子,还那么厉害?

　　87.刘备用牛血破张宝妖法:封建迷信

　　88.陈宫捉曹操:陈宫本来就一直在曹操手下，捉放曹的事发生于中平六年(189年)…陈宫开始跟随曹操在初平二年(公元191年)..故陈宫捉放曹是虚构滴

　　89.陶谦的为人和让位与史实不附。

　　90.文丑中曹操之计被杀

　　91.无左慈戏曹操

　　92.无赵颜延寿

　　93.托孤∶刘备临终是扥孤与孔明和李严二人

　　94.张合∶张合先后败于赵云马超等人之手，这在高手动辄大战数十回合平手的演义中实在是少见的。只能说，罗贯中好像颇不喜欢张合….(猜想跟三国志里那句蜀军自孔明以下都惧怕他(张合)脱不了关系)而正史中~张合也不是中伏，而是追击孔明时膝盖被流箭射中，跟庞统一样死的满衰的。

　　95.史实无老黄忠计夺天荡山

　　96.水淹七军:此事件虽有所本，但与史实相差很远。此乃天灾人祸，非人谋。虚构庞德抬榇死战，大战关羽，对于禁纯属污蔑《三国志》中的《关羽传》和《于禁传》都写得很清楚:时值秋天，大雨连绵，汉水暴涨，平地水高五六丈，关羽所带的荆州水军适应这种天气，而于禁庞德带的是北方军，不适应水战，被洪水冲没，于禁投降，庞德被杀。

　　97.七十二疑冢:曹操葬在高陵，没有七十二疑冢这一说。

　　98.关于身材∶刘备172CM，张飞184CM，关羽203CM，曹操161CM，张松110CM，诸葛亮184CM；

　　99.气量狭小的周瑜∶刘备评价周瑜“器量广大”，程普评价周瑜说:“与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陈寿评价周瑜“性度恢郭”，另外洪迈苏东坡等古人，在周瑜的人品方面，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淫人妻女者必得报应 隋唐年代十大乌龟 [转帖]

汉经学、晋清淡、唐乌龟、宋鼻涕、元糊涂、清邋遢，（另一说为臭汉、脏唐、宋不清、元迷糊、明邋遢、清鼻涕）这些称号多赋予各个时代的文人士子，其他朝代不好说，但唐乌龟这一称号确实是恰如其分，上至君王下至朝野，当乌龟成了时尚，甚至丧失人伦的君主也屡见不鲜，大概是因为隋唐的皇帝身上都留着异族的血，认为妻父兄之妻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正应了《肉蒲团》 中的名言，淫人妻女者必得报应，让别人当乌龟的结果是自己成为更大的乌龟，现仅列出我所知道的那个淫乱年代的著名乌龟。

1、最让人惋惜的乌龟——杨坚

杨坚本来是个不错的皇帝，甚至应当成为中国历史上承上启下的人物，可惜晚节不保，病重时知道儿子杨广调戏自己最宠爱的老婆荣华夫人（陈后主之妹）被气的一命呜呼了，杨广登位后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先让老子当了乌龟，随后又淫了另一位名义上的母后宣华夫人。2、当乌龟次数最多的皇上——杨广杨广让自己的父兄当了乌龟，可他的正式夫人萧皇后（南朝梁帝公主）在他死后先后成了宇文化及的淑妃、窦建德的宠妾、两代突厥番王的王妃，最后又成了唐太宗李世民后宫中的昭容。杨广先后五次被正式带上绿帽子，正是弑父屠兄的报应。

3、成也乌龟，败也乌龟——李渊

李渊和杨广还算是表兄弟，正是他胡里糊涂淫了他表哥杨广的两个妃子，才使他下定决心反隋，成为一代开国帝王，然而这两个妃子后来又与太子建成私通，使李渊自己也成了乌龟，这也算是玄武门事件的一个导火索，导致李渊退位

4、口碑最好的乌龟——李世民

虽然是一代明君，但不可否认他也是个乌龟，他先淫了表叔杨广的妻子萧氏和女儿杨氏，后淫了弟弟元吉的妻子杨氏，结果他晚年宠爱的才人武氏和他儿子私通，在他还没死的时候就让他当了乌龟。

5、最窝囊的乌龟——房遗爱

李世民的十七驸马，高阳公主的老公，房玄龄的二儿子，本来他有一个好家庭，可惜他不幸娶了公主，他老婆背着他和和尚私通，还生下儿子，另外高阳公主和自己的大哥以及高阳的同父异母哥哥吴王恪关系都不清不白，他也只能睁一眼闭一眼，最后还要和让自己当乌龟的人一起造反，也是由于他的原因泄密，落了个身败名裂。
6、千年的王八万年的龟——李治

李治是有色胆没人胆的家伙，先让老爹当乌龟，又让姐夫当乌龟，而且还玩母女共事一夫的游戏，无耻之极，他的报应也最大，杨广当乌龟的次数其实远不能和他相比，但让杨广当乌龟的都是英雄或帝王，而他的老婆武则天一生和多少男人乱伦谁也说不清，总之，李治的乌龟本色是千年万年也不褪色了。

7、乌龟中的乌龟——李显

李治和武则天的三儿子，他生长在一个乌龟横行的年代，本来他生性还有点棱角，可全被多年流放磨平了，他的老婆韦后在给他戴绿帽子方面比武则天有过之无不及，武则天广养面首毕竟是在李治死后，而韦后则在皇帝老公眼皮底下秽乱春宫，上至武三思、宗楚客、马秦客、崔shi那样的重臣，下至宫中的御医和厨子，甚至连自己女儿的老公都不放过，而李显明明知道却一点也不生气，甚至在韦后和他的情夫们赌钱时还帮着数钱，真是做乌龟做到家了，最后韦后也没放过这之乌龟，和女儿一起毒死李显。

8、最有才华的乌龟——崔shi （三点水加是）

崔是当时有名的诗人和美男子，也是大大有名的乌龟，和他发生过性关系的女人不计其数，向什么韦后、太平公主、韦后的女儿永乐公主，太平公主的女儿、上官宛儿等，他也有本事让每个女人都对他依恋不已，他最大的本事还是用自己的老婆和女儿去和李隆基（玄宗）睡觉，靠当乌龟一直官运亨通，不过后来还是被玄宗杀了，看来乌龟也不是万能的，政治需要才是第一位。

9、最爱别人老婆的乌龟——李隆基

著名的唐明皇，开创了开元盛世，也是个淫乱的禽兽，除了崔家母女外，我所知道的唐玄宗当太子时就淫了父亲的妃子杨氏，当皇上后又强抢了儿子的妃子杨氏，他在让父亲儿子当乌龟时自己也无形中当了乌龟，据说杨贵妃和安录山勾结成奸，杨贵妃还给干儿子洗过澡。

10、让人当乌龟不要命的乌龟——贺兰敏之

与上述帝王将相比起来，这个家伙草鸡无名，他之所以能在唐史上留名完全因为他是武则天姐姐贺兰氏的儿子，他的姨妈是皇后，母亲和姐姐同时和高宗通奸，又同时被姨妈武则天害死，他不但继承了家族淫乱的本色，还是个要色不要命的家伙，他很小的时候被寄养在外婆家，就和自己的亲外婆、武则天之母杨氏通奸，期间很可能又奸了年仅八岁的表妹太平公主，真是应了乾隆的名言：除生我者和我生者皆可淫。后来武则天为太子李宏选太子妃，这个家伙竟然先下手强奸了未来的太子妃杨氏（真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杨氏）。武则天对他忍无可忍杀了他，也算死在让人当乌龟上了。

1975年河南水灾：滔天人祸令十万人葬身鱼腹[转帖]

　　　　33年前的8月8日，并不值得庆祝，而是应该举国哀悼的一天。

　　史实

　　1975年8月8日凌晨1时，河南省驻马店地区大型水库板桥水库垮坝。八亿立方米的大洪水，以雷霆万钧之势汹涌而出，在黑夜中咆哮 嘶叫，吞噬村庄、桥梁、工厂， 骨牌效应下，造成下游十余座水库同时崩溃。与此同时，另一座大型水库石漫滩水库，竹沟、田岗两座中型水库，58座小型水库在短短数小时内相继垮坝溃决。

　　板桥水库大坝被洪水冲坝后的惨境

　　结果， 滔天洪水淹没了有30个县市、1780万亩农田被淹，1015万人受灾，六百八十万间房屋倒塌，一百公里的京广铁路被毀，铁轨变成麻花狀，其威力绝不下于南亚大海啸。

　　此次灾情一直讳莫如深。直到一九九九年由前水利部长钱正英作序的《中国大洪水》，才披露部份灾情：死亡人数为二万九千人。但这个数字似乎并不准确。关于1975年河南水库垮坝死亡人数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孟昭华和彭传荣编的中国灾荒史中载录，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失事，约有10万人当即被洪水卷走；

　　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员蔡则怡和赵思雄说，死亡近10万人；

　　中国科学院著名的气象学家陶诗言写到，死亡人数达数万人；

　　板桥水库重新修建碑文中刻有，卷走数以万计人民的生命财产；

　　上海辞书出版社的水利词典记载：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垮坝，死亡2.6万人；

　　在由水利部组织和委托编写的中国水灾史一书中，有一章节是关于1975年淮河洪水的，书中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2.6万人。但是同在这本书的前言中（执笔者：南京水文研究所骆承政）写道：1975年水库溃坝事件的死亡人数为85600人；

　　比较震撼的是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乔培新、孙越崎、林华、千家驹、王兴让、雷天觉、徐驰和陆钦侃揭露，死亡人数达23万人。

　　2005年5月28日，美国《Discovery》栏目播放一期名为《世界历史上人为技术错误造成的灾害TOP 10》的专题节目。它们包括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事件、印度化工厂泄毒事件等。而TOP.1，世界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人为灾难，居然就是中国河南省驻马店板桥水库溃堤。

　　汝南县汽车站前洪水一片

　　据《Discovery》节目报导：1975年8月，河南板桥水库因暴雨发生垮坝，9县1镇东西150公里、南北75公里范围内一片汪洋。现场打捞起尸体10万多具，后期因缺粮、感染、瘟疫又致14万**亡。24万余的死亡人数直逼次年发生的唐山大地震。

　　当然，这个24万的死亡人数，包括垮坝当晚熟睡中的直接受难者，也包括几天后爆破泄洪、分洪的受难者，以及灾后瘟疫、饥饿等致死者。

　　水库由来

　　为什么要修建板桥等水库？目的只有一个治淮。而且是毛泽东御笔亲批。

　　1949年夏，淮河流域发生水灾，河堤多处决口，受灾面积2500万亩；1950年夏，淮河流域再次发生百年不遇的严重水灾，27个县受灾，受灾人口990万，受灾面积31000万亩，被冲毁和破坏的房屋达80余万间，死亡人数489人。

　　1950年中共中央治淮委员会成立，1951年毛泽东题词：“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之后，淮河流域上的一大批水库工程开始兴建，其中大部份工程在1956年和1957年又经扩建和加固，板桥水库和石漫滩水库就是这个年代的产物。

　　至五十年代末，在淮河上游建造了佛子岭、梅山、磨子潭、响洪甸、南湾、薄山、白沙、板桥和石漫滩共九座大型水库和无数的中小型水库，其目的就是蓄水，当时把这个水利策略叫作“满天星”和“葡萄串”。至此，治理淮河的水库技术措施已经是全部实施了，再找不到适合建水库的坝址了。当时人们遗憾的只是在淮河流域上找不到一个象三峡水库一样的，能称雄世界的工程，一个能把淮河洪水卡住的工程，一个能一劳永逸的工程。

　　台风强降雨，水库崩堤

　　　　1975年7月31日，3号台风在太平洋上空形成。8月7日，台风进入驻马店地区。

　　在台风尚未到达时，驻马店地区就已经普降暴雨。8月4日至8日，暴雨中心最大过程雨量达1631毫米，8月5日至7日3天的最大降雨量为1605毫米，相当于驻马店地区年平均雨量的1.8倍。4日至8日，超过400毫米的降雨面积达 19410平方公里，大于1000毫米的降水区集中在京广铁路以西板桥水库、石漫滩水库到方城一带。

　　8月5日晨，板桥水库水位开始上涨。

　　8月7日19时30分，驻守在板桥水库的34450部队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称：“板桥水库水位急遽上升，情况十分危急，水面离坝顶只有1.3米，再下 300毫米雨量水库就有垮坝危险！”在该急电未被回应的情况下，7个小时后的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第二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动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

　　这两封急电均如泥牛入海，没有半点回应。40分钟后，高涨的洪水漫坝而过。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告急电，并紧急开启尚能移动的五扇闸门，但此时水库已经开始决口。

　　8日凌晨，洪水像脱缰的野马，冲出板桥水库的决口，以每秒6米的速度铺天盖地向下游冲去。据记载，溃决时最大出库瞬间流量为7.81万立方米每秒，在6小时内向下游倾泄7.01亿立方米洪水。至遂平县境内时，水面宽10公里，水头高3—7米。昔日人欢马叫的遂平县城，顷刻之间一片汪洋。沉睡在梦乡中的人们，在浑然不觉中变成沉溺水底的冤魂。

　　溃坝洪水进入河道后，在大坝至京广铁路直线距离45公里之间形成一股水头高达5—9米、水流宽为12—15公里的洪流。 石漫滩水库5日20时水位开始上涨，至8日0时30分涨至最高水位111.40米、防浪墙顶过水深0.4米时，大坝漫决。入库洪水总量2.24亿立方米，在5个半小时内全部泄完，最大垮坝流量3万立方米每秒，下游田岗水库随之漫决。

　　沙河、洪河下游泥河洼、老王坡两座滞洪区，最大蓄洪量为8.86亿立方米，此时超蓄4.50亿立方米，蓄洪堤多处漫溢决口，失去控制作用。

　　驻马店地区的主要河流全部溃堤漫溢。全区东西300公里，南北150公里，60亿立方米洪水疯狂漫流，汪洋一片。因老王坡滞洪区干河河堤在8月8日漫决，约有10亿立方米洪水串入汾泉河流域。9日晚，洪水进入安徽阜阳地区境内，泉河多处溃堤，临泉县城被淹。

　　据了解，8月5日17时，水库上游猛降暴雨，板桥水库管理局院内积水已逾1米，库区内电话中断。管理局与水库上游龙王庙、桃花店等雨量站全部失去联系。

　　8月7日19时30分和8日零时20分，水库管理局用当地驻军的军用通讯设备两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请求用飞机炸掉副溢洪道，确保大坝安全，可是，均未能传到上级部门领导手中。8日1时40分，水库管理局第三次向上级部门发出特特急电，报告水库已经决口。4时，水库当地驻军冒着被雷击的危险，将步话机天线移上房顶，又将垮坝情况通知驻马店军分区转报地委。同时，水库驻军用信号弹向下游群众报告险情并紧急转移，但由于没有事先约定而未能如愿。

　　在1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近60亿立方米的洪水肆意横流。劫后余生的人回忆，板桥水库高24.5米的大坝溃决时，出库洪峰声如山崩地裂，形如倒海翻江。所到之处，建筑、树木一瞬间消失了踪影。干流水面上，人头攒动，拼命挣扎、呼救。遇难人的尸体和猪、羊、牛、马、鸡、鸭等动物尸体，顺水漂流。石磙碾盘被冲下沟河，链轨拖拉机、重型机械车床等随水翻滚。遂平火车站50吨的火车车厢被冲走5公里，铁轨被扭成麻花形……

　　洪水过后，只留下一片灰蒙蒙的大地。河沟里、淤泥里，人畜尸体，横七竖八，惨不忍睹。板桥水库东4公里的大路陈村村民后来形容：“远看白茫茫，近看空荡荡，进村没有路，只剩一棵树。”

　　水库是大跃进时代产物，质量低劣

　　“治淮大战”中，洪河上游修建了石漫滩水库，汝河上游修建了板桥水库。据介绍，当时水文资料很少，设计洪水及工程标准很低。工程运用中，板桥水库被发现输水洞洞身裂缝和土坝纵横向裂缝，于是，1955—1956年分别对板桥、石漫滩两水库进行了工程扩建。

　　1958年，河南总结了漭河流域地区兴建山区水利的经验：“以蓄为主，以小型为主，以社队自办为主”。当时的河南省水利厅总工程师陈惺当即反对：在平原地区以蓄为主，重蓄轻排，将会对水域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地表积水过多，会造成涝灾，地下积水过多，易成渍灾，地下水位被人为地维持过高，则利于盐分聚积，易成碱灾。涝、渍、碱三灾并生结果不堪设想。

　　然而“以蓄为主”的经验被大范围推广，很快便推及到安徽。在安徽境内，不仅丘陵地区涌现大批小水库，淮河流域的河道也被一道道“水坝”分割闸起，造成淮河流域在后来数十年间致命的“肠梗阻”。

　　宿鸭湖水库施工时正值大跃进，河南省水利厅原某领导认为原设计过于保守，擅自作了几处关键的改动。例如：他认为“闸门设计太大”，便将原设计的12孔排水闸门砍去7门，仅剩5 门。同此遭遇的是淮河豫皖交界处的班台分洪闸：该闸闸孔原按800秒立方米排水量设计，共为9孔，但由于“以蓄为主”的思想指导，水文数据被人为减小，只建造了7孔；1959年水闸建成后，在1961又人为堵闭2孔。

　　在1961年开始的“纠偏”中，河南省对全省的水库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普查，对一部分设计标准偏低、施工质量较差、存有隐患的水库，包括一些大型水库予以废弃。

　　但是指导思想的失误并没有真正被扭转，重蓄水灌溉、轻河道治理、重兴利轻除弊的倾向依然顽强存在。到1960年代末，驻马店地区新增水库100多座，与此相对照，洪汝河的排洪能力非但没有增强，反而一年年递减。

　　爆破泄洪，下游民众毫无准备，又导致大量死亡

　　　　垮坝引起的冲击性灾害给洪汝河流域迅雷不及掩耳的毁灭性一击，河道宣泄不畅、洪水居高不下所造成的浸泡性灾害，更加重了这场灾难的损失——水利建设指导思想上陷入的某种误区，无疑成为这场灾难的另一个源头。

　　当时，由于宿鸭湖水库尚未脱险，水利专家陈惺提出，用爆破手段炸开阻水部位，加速行洪。建议获得国家相关领导的批准后，8月14日，爆破正式开始，全部工作完成共用了整整两天时间。

　　爆破之后，河南境内的大量洪水向下游倾泄，致使淮河中、下游形势紧张。淮河多年受重蓄轻排指导思想之害，行洪道上早已围堰丛生，泄洪能力下降30—40％，沿途淮河河道平堤流水，险象环生。

 从小町园到“潘潘”——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转帖]

　　　　作者：萨苏 出版社：山东画报出版社

　　上

　　“作新女性——涉外俱乐部招聘女性事务员，包吃住服装，高收入，限18至25岁女性”这样的广告，或许在今天也会有很多人动心吧。也难怪1945年9月20日，当这则广告在日本各大报刊登出的时候，当天就有一千六百余人来面试，而三个月内各地应聘的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发放这则广告的，是日本政府东京警视厅参加设立的RAA协会。

　　后来调查，应聘者中，绝大部分不知道这则广告背后要求她们做的真正工作是什么。政府背景，在全国报刊上的公开广告，使她们信任不疑，而她们此后的命运，却是日本历史上至今不愿提起的一页。

　　RAA，全名Recreation and Amusement Association，翻译过来就是“特殊慰安施设协会”，是日本为美国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专门机构，日本人称之为“国家卖春机关”。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以麦克阿瑟将军为首的美军随即进驻。战败前的日本，有很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西洋人，加上军国主义者常年“英美鬼畜”的宣传，尽管麦克阿瑟很快发表声明，称将不进行任何“野蛮，针对个人的报复”，几万名美军即将进驻的消息，还是给这个岛国带来了极大的恐慌。日本当时的社会调查表明，对美军占领的恐怖和担心中，最重要的是食粮不足，复员人员失业，以及占领军对妇女的凌辱，其中担忧妇女遭暴行凌辱的比例遥遥领先，被列在第一位。产生这种想法，首先是日本人长期受到“如果战败，男人将全被阉割，女人将全被作为娼妓”的宣传；其次，战争中日军在亚洲各地的暴行，显然也成为日本人对占领军想象的最重要参照。

　　针对这种恐慌，日本内阁紧急讨论对策，结论是参照日本在战争中建立的慰安女制度，为进驻美军提供“慰安”设施和性服务，来减少美军对日本平民女性的侵扰。建立这种设施当时预算需要五千万日元，对战败的日本来说是一笔巨大的开支。而大藏省财税局长池田勇人对这笔钱批准的很快，他的看法是“用这笔钱换取日本女性的贞节和血统的延续，可说是十分划算了”。

　　说来，这种以国家的名义设立妓院来慰劳占领军的事情，历史上虽或有不得已而为之者，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可算是耻辱和难以启齿的事情。可是日本人讲求严谨的作风，却使他们这种事也要作的正规。8月18日，日本内务省向各地政府发出《外国驻屯慰安施设整备》和《关于外国军驻屯地慰安施设问题给内务省各警保局长的通告》等文件，要求各地警务部门协助建立为占领军提供性服务的慰安所。8月26日，由东京警视厅牵头建立的RAA协会正式成立，专门在天皇皇宫大门外举行了结成式（参加者主要是日本卖春业的老板和干部），下设慰安、游技、艺能、特殊施设、食堂、物产各部，冠冕堂皇地声明称：“为维护民族的纯洁性和百年后的未来，作阻挡狂澜的防波堤，作战后社会秩序的地下支柱。”

　　也有日本说法认为，建立性服务设施，是美军的要求，此说见于平冈敬一的《战后卖春业体系》一书，称8月20日，日本派遣河边虎四郎等人前往马尼拉商洽美军进驻事宜，最后的文件中，有“负责协调提供盟军进驻所需宿舍（含汽车、卡车）、慰安所等”的条目。然而，根据考证，此说不确。首先，日本政府决定设立慰安设施是在8月18日，当时河边还没有出发；其次，所谓的“马尼拉文件”英文原件在日本《败战中全国治安情报》一书中有所记录，美军要求提供的是俱乐部（Club），并没有性服务设施的要求，把“俱乐部”翻译成“慰安所”，只能说是翻译中日本人的习惯认识作祟了。

　　但是，这些慰安所开办后，管理上采取的是“日美协同”的方式，而麦克阿瑟在东京的“占领军总部”旁边800米长、日比谷公园到东京宝塚剧院的大道，就是当时最有名的“色情街”，随时有几百名卖淫女站在街上拉客，麦克阿瑟从自己的窗户就可以看到——如果他没看到，估计是五星上将患上了选择性失明的眼疾。可见，驻日美军在这件事上，有着明确的支持态度。

　　这样，以日本国家政府为主导，为美军服务的全国性“慰安”系统，在日本开始建立起来。8月28日，第一个这样的慰安所在东京郊外的小町园开业。此后，“悟空林”、“见情”、“波满川”、“乙女”等慰安所相继开业，最盛时在日本从事“慰安”的RAA女性，达到六万人之多。

　　起初，日本政府对“国家卖春”的行为还是有所掩饰的，要求各个慰安所的经营者只能以个人身份，而不能以国家政府名义，而慰安女也准备利用当时日本社会的公娼私娼充任。然而，在进行征集的时候，却遇到了意料不到的困难。

　　8月21日，东京警视厅召集各卖春业巨头在麻布小学开会，要求他们动员手下妓女为盟军提供慰安服务，结果却颇为难堪。对此前所未闻的“国家要求”，大妓院吉原的老板成川敏的回答最有代表性——“对昨日的敌人，今天就用身体侍奉，这当然也可以强制命令，但就是妓女，能不能接受也不好说。请允许我们回去商量。”而屋久组合的老板濑谷则回答说：“如果是为了国家，我们只能遵令行事，可是，事后该给姑娘们怎样的说法呢？希望国家对此给出负责的保证来。”对此，警视厅保安课课长大竹含糊答道：“会向上报告，求得解决。”

　　事实上老板们的担忧是有道理的，妓女们对这条命令反应很强烈。长期受到的宣传是一条理由。另一条理由是妓女中流传着“西洋人和日本人身体不一样，和他们做那种事会被弄成两半”的说法，于是去做这种事，就有了赴死的悲壮。

　　有些地方的妓女最后服从了。比如上面提到的“吉原”。最初，听到这个要求妓女们只是哭泣不已，后来有一个妓女最终停止了哭泣，说道：“既然是为了国家，那就努力奉公吧。”于是，其他的妓女也都纷纷低头默许。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妓院里，这条命令却引发了不同的理解。土浦市警察署长要求当地卖春业老板协助建立慰安所的时候，卖春业的老板却想起了以前准备 “本土决战”的时候日本政府提出过一个战术——“当美国兵要强暴日本女性的时候，假装合作然后捏住他的睾丸杀死他，一人杀一个就把登陆的美国兵杀光了。”于是这位很激动地问警察署长——“是要进行‘那个’作战了吗？”

　　警察署长哭笑不得，想了许久，只好回答说：“天皇已经下令停战，以前的事情不要提了。”“虽然现在和以前的方法不同，本质上都是一样地为国效力。”

　　尽管如此，愿意合作的妓女数量，连最初要求的三分之一都达不到。于是，日本政府终于撕下面子，用报纸广告的方式对良家妇女进行征集。于是，出现了前面的一幕。当时的日本，经济凋敝，失业率极高，且有“男性优先就业”的做法，在战争中失去男性亲属或因日本男子大量阵亡无法找到丈夫的女性很多处于饿死的边缘。所以，看到这样的广告，应募者云集自然是正常的。根据当时统计，这些女性中，应募时默认可以作性服务的不到20%。但是，一旦自投虎口，在政府和卖春业老板的软硬兼施下，大多难逃沦为慰安女命运。在稻江世津子《占领军慰安所》一书中，她描述当时的情景：“自愿的不超过半数。”“战争结束了，可是，依然可以用‘爱国’的名义驱使无辜的女子去为‘进驻’的外国兵卖淫。这是和战争中把女性拉去强暴一样的残虐，今天，改个名字叫特殊慰安罢了。”

　　日本内务省给这些女性的名称是——“特别挺身队员”。根据记载，当时免费为她们“开展服务”提供的标准配给用品，有床、被、枕头、睡衣、长裙、洗漱用具、食物、卫生纸，以及原日本军内使用的，被称作“冲锋一号”的避孕套。

　　事实上，这些女性的命运也的确十分悲惨。

　　比如最早开设的小町园慰安所，原定本来是在9月2日开业。但是，8月28日，一批美国兵就冲进了这里，痛打了服务员，强奸了在那里的全部慰安女。日方记载，其中半数的慰安女是第一次见到外国人，其时的恐怖惊慌，恍如地狱之门开启。

　　同样的事情在其他地方也有发生，比如横滨的互乐庄，原计划9月1日开业。前一天晚上，却闯来一百人以上的黑人士兵，用卡宾枪胁迫，将其内的14名慰安女轮奸，惨叫呼号彻夜，日本警察不敢过问。天明时候来看，三名男性职员都被打重伤，半死的慰安女们带着皮靴的泥印倒在地上奄奄一息。尽管如此，慰安所依然如期开业。而开业第二天，曾被黑人士兵强奸的一名慰安女，看到来的客人是黑人而恐惧逃窜，被美国士兵当场掐死，这个美国士兵也因为行为狂暴被美军宪兵击毙。这些，事后日本新闻界按照占领军总部的命令，都不予报道。

　　即便“正常”营业的慰安所，其情景也非常人所能接受。平冈敬一曾经采访过一个化名“玛丽”，在小町园慰安所作过慰安女的女子，她说：“没日没夜，美国兵嚼着口香糖在外面排队等着，女人们在屋子里形同监禁，根本没有拒绝的自由。”“最高的一天接客55人。悲，或者情，这些属于人的感觉，再也没有了。”“小町园的慰安女，最初是30人，只有半数能够做到三个月，随后就补充来了100名新的慰安女，牺牲者不断地出现。”

　　不知道这里面的“牺牲”指的是不是不能再坚持而离去，但在那里呆过的女性，身心的伤害是可想而知的。

　　肯定有些“牺牲”是有特别含义的。RAA的情报课长镝木清一回忆：“有些是年轻的女孩子，对异性根本没有什么认识，遭到忽然白人忽然黑人地轮番蹂躏，很是可怜。有个三井银行工作过的女孩子，第一个客人是个黑人，第二天就从电车上跳下去死了。但是，当时这种事必须保密的，我们只好把她秘密埋葬了。因为她们，是不是多少其他的日本女性得到了平安？我只能这样自我安慰。”

　　下

　　森村诚一的作品《人证》，后来被拍成了电影，所描述的，正是“潘潘”和“安丽”的命运，也许，还有人记得那首《草帽歌》。

　　日本慰安所的配给物品里面，很快就增加了油膏和消炎药物。但是，对于美国兵的“乱暴”，日本警察遇到情况，也只是要求慰安女“尽量配合忍耐”。他们当然不会管，因为整个RAA的业务，就是国家行为。上面提到的土浦警察署长，甚至把警察宿舍拿出来充当慰安所。

　　美国是世界文明国家之一，士兵的兵源素质也较好。但是，驻日美军的犯罪行为，日本记载，却是相当高。由于占领军实施###，这些暴行很难得到披露。以至于直到今天，日本上层人士依然称驻日美军相当绅士——的确，作为占领军，美国军队在日本的表现应该说的确比较好。但占领军就是占领军，如果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看到关于“肤色很深的人”（早期驻日美军半数以上为黑人士兵）“穿十三号大靴子的人”进行的犯罪，老一辈日本人都心照不宣明白这是在说美国兵。假如是强奸案，只要没有出人命，多半受害者只能自认倒霉。朝鲜战争期间，小仓的两百多名黑人士兵拒绝参战发起暴动，使以热闹的“砥园节”著称的小仓成了抢劫、强奸、杀人的混乱之城。数日后，美军宪兵和叛乱士兵进行了巷战，才把暴动###下去。这件事，也因为新闻报道的管制很少为外人所知，但在松本清张《黑地之绘》中，曾经作过描述。

　　之所以有这样的情况，有一种看法是麦克阿瑟因为担心战争中与日军作战过的部下报复心过盛，挑选进驻美军时尽量挑选了没有参加过战争的预备役人员。可是这些预备役人员多半是美国素质较低的人群（素质较高的都去正规部队了），甚至有监狱的犯人赦免参军的，难免犯罪率较高。而且，这些人的年龄多是二十岁上下，性欲旺盛，也是诱发暴行的一个原因。

　　不过，这很难解释今天冲绳美军还不时暴出强奸妇女等案件。可是，从冲绳美军犯罪即使当场被抓也绝少被判有罪来看，美军在日本犯罪率高的原因，也不是不可以推测的。

　　而在慰安女们“为了国家”，“努力奉公”的时候，日本上层却是另一番景象。一方面日本上层密令避免以下家庭的女性被卷入慰安行为——皇族、华族、公族、财阀，换句话说就是让下层女性的“慰安”来保卫上层家族的贞操。另一方面，原来叫嚣战争最强烈狂妄的日本右翼，又急忙地积极投入到 RAA的事业中，从中大肆渔利。比如原赤诚会重要干部菱谷敏夫、国粹同盟的重要干部冈田太三郎，无一不利用此机会大发横财“每日奔忙”。美国兵享受性服务的价钱差不多是一个人100日元，相当于当时日本人平均月工资的两倍。根据合同慰安女因为是配给制，得到的只是很少一部分，大部分落入了这些右翼财阀的腰包。甚至，他们中的一些人今天还是世界有名的大企业家、大慈善家，人们却不知他们的“善款”上，沾满了慰安女的血泪。

　　日本的黑暗一面，就是这样清晰，无论战前，还是战后。

　　但是，这个“兴旺”的事业，却在1946年遭到了腰斩的命运。

　　原因，是在小小的避孕套上。

　　尽管日本的“慰安所”配备了避孕套，但美国兵使用的却寥寥无几，而占领军的淫威又无法抗拒，结果，造成了RAA慰安所中性病的盛行。RAA的慰安女中，有性病的超过了90%。

　　这引发了大洋彼岸美军的妻子、亲人们一片抗议之声。尤其是有记者深入日本的慰安所，将其内情拍摄，带回美国发表，更引发了轩然大波。正在从事###活动的罗斯福夫人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 ：“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吗？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吗？”美国舆论对此抨击日烈。

　　尴尬的麦克阿瑟不得不作出决定。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女，五万五千名慰安女，带着满身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这些慰安女中，很多继续从事色情行业，或在RAA经营的“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PANPAN）的暗娼（美日间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继续慰安服务，实际上RAA要到四年以后才正式宣告终止）；或者为美军包养，称为“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吗？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而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美国兵笑，潘潘也笑——小孩子的石头砸过来了。”

　　“安丽”要好一些，甚至警察也因为她们是美国兵的“准夫人”而多加照顾。然而，她们的命运最终依然是多作了弃妇。美国兵们回国的时候，对“安丽”没有任何义务，包括他们的孩子。日本电影《人证》就描述过这样的例子，其中的《草帽歌》和母亲为了掩饰作过“安丽”而杀死自己混血儿子的情节，或许还有读者记得。

　　在整个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尽管日美两国在舆论督促下多次试图取缔这种半地下的“慰安”服务，却因为上层的三心二意，始终不能根除。这期间，美国军医“改良”了梅毒的治疗方法，改口服片剂为从龟头直接注射药物，希望用这种极为痛苦的治疗方法稍稍遏制美国大兵的性欲。而日本警察和“潘潘”在街上的追逐，更是那一段时间的一道无奈风景。

　　随着美国对日本占领的结束和日本的经济腾飞，这段历史已经被渐渐掩埋。然而，在日本，依然有富良知的人在不断地提醒着。

　　五十年了，日本政府从没有给过RAA的“玛丽”，“潘潘”们一个交待，更不要说补偿……

　　当年，NHK电台曾经作过一个节目《幸运町的“潘潘”》，来描述她们的生活，其中菊地章子为主角所作最后的咏叹《流星》，一点儿被世界所抛弃的辛酸，恰似正是说她们的命运：

　　流星之下占我身，

　　今日宿何处也，

　　此心纷乱。

　　胸中可还有心在？

　　我实不知，

　　欲泣也无泪。

　　这女子，

　　无人知她是谁。

　　也知道日本战败后的惨痛是咎由自取，也知道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根本还不及格，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同胞中，还有更为凄惨的遭遇……可是，写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是无法摆脱对潘潘们的同情，或许，仅仅因为同是人类。

　　附：草帽歌的歌词：

　　Ma-ma, do you re-rem-ber

　　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I lost the hat long a-go flew to the fog-gy can-you.

　　[Yeah, ma-ma, I won-der

　　what hap-pened to that old straw hat

　　fall-'in down the moun-tain side,

　　out of my reach like your heart.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 blow '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

　　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

　　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

　　blow-'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

　　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

　　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毛主席重要指示[转帖]

（一九七五年十月——一九七六年一月）

　　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

　　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

　　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５〕，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大错误。列宁则不然，他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列宁说建设没有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为了保障资产阶级法权。我们自己就是建设了这样一个国家，跟旧社会差不多，分等级，有八级工资，按劳分配，等价交换。要拿钱买米、买煤、买油、买菜。八级工资，不管你人少人多。

　　一九四九年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十三年后重提阶级斗争问题，还有形势开始好转。文化大革命是干什么的？是阶级斗争嘛。刘少奇〔６〕说阶级斗争熄灭论，他自己就不是熄灭，他要保护他那一堆叛徒、死党。林彪〔７〕要打倒无产阶级，搞政变。熄灭了吗？

　　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

　　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

　　为什么列宁就没有停止呢？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一万年以后矛盾就看不见了？怎么看不见呢，是看得见的。

　　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１、打倒一切，２、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有些老同志七八年没管事了，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有的人受了点冲击，心里不高兴，有气，在情理之中，可以谅解。但不能把气发到大多数人身上，发到群众身上，站在对立面去指责。周荣鑫〔８〕、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大多数人不赞成，清华两万多人，他们孤立得很。

　　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课程都忘记了，用处就那么大点，有点文化，能看书写字，有的能写点文章。很多书我也是以后看的，很多自然知识也不是课堂上学的，如天文学、地质学、土壤学。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孔夫子没有上过大学，还有秦始皇、刘邦、汉武帝、曹操、朱元璋，都没上过什么大学。可不要迷信那个大学，高尔基只上过两年小学，恩格斯只上过中学，列宁大学未毕业就被开除了。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作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

　　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英国工党就是反动的，美国产联、劳联也是反动的。

　　当前大辩论主要限于学校及部分机关，不要搞战斗队，主要是党的领导。不要冲击工业、农业、商业、军队。但是，也会波及。现在群众水平提高了，不是搞无政府，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现在北大、清华倒是走上正轨，由校党委、系党委、支部领导，过去不是，蒯大富、聂元梓〔９〕无政府主义，现在比较稳妥。

　　对一些老同志要打招呼，要帮助，不然他们会犯新的错误。文化大革命初，河南给地委、县委书记打了招呼，要正确对待，结果百分之八十的地县委书记没有被打倒。我看还要打招呼，作工作，每省来三个，有老有中有青，老中青三结合，青要好的，不要蒯大富、聂元梓那样的。也要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

　　我建议一二年内读点哲学，读点鲁迅。读哲学，可以看杨荣国〔１０〕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和《简明中国哲学史》。

　　这是中国的。要批孔。有些人不知孔的情况，可以读冯友兰〔１１〕的《论孔丘》，冯天瑜〔１２〕的《孔丘教育思想批判》，冯天瑜的比冯友兰的好。还可以看郭老〔１３〕的《十批判书》中的崇儒反法部分。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　释

　　〔１〕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当时是毛泽东的联络员）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此次请示是否可以把主席近一时期有关指示整理一下，开会时印发大家学习，主席同意可以试试。”“我试着综合了一下。为便于大家学习理解，没有按时间顺序，而是根据内容整理的。”“主要三个方面：１、阶级斗争为纲；２、文化大革命（包括教育革命）；３、当前运动的方针、政策。”“这样编排是否妥当，送上草稿，请主席批评指正。”毛泽东阅后批示：

　　“可以。”十二月二十一日，毛远新将他整理的毛泽东指示稿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并“建议先印发政治局及参加会议的同志”。一九七六年二月二日，毛远新再次给毛泽东写报告说：“根据大家的要求，我对去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整理的主席有关指示作了一些补充，现将补充过的段落都重抄一份，请主席审阅。”当日，毛泽东又在这个报告上批示“可以”。一九七六年在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中央根据毛主席一九七五年十月至一九七六年一月的多次重要谈话，整理了《毛主席重要指示》，并经毛主席审阅批准。现将《毛主席重要指示》印发给你们，请你们组织县团以上干部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坚决贯彻执行。”三月三日六时，毛泽东在审阅这个中央通知稿时曾批示“同意”。本篇根据当时下发的这个中央文件刊印，有个别段落的删节，标题为原标题。

　　〔２〕　刘冰，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革委会副主任。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刊载新华社二十二日的报道说，清华大学党委经调查研究证明：一九七五年八月和十月，原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四位同志两次给毛主席写信，完全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合理合法，信中内容属实，根本不是什么“诬告信”。

　　校党委决定公开纠正这个错案，恢复他们的名誉。

　　〔３〕　迟群，当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一九七八年八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一九八三年以积极参加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小谢，指谢静宜，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北京市委书记、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一九七六年十月后，被免去党内外一切职务。一九七七年八月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因坦白认罪较好，被免予起诉。

　　〔４〕　小平，即邓小平，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一九七五年三月起，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方面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使全国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的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也因此触怒了“四人帮”。一九七五年九月底至十一月初，毛远新几次向毛泽东汇报，攻击邓小平。他的这些看法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从此开始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一九七五年，邓小平同志受毛泽东同志委托主持中央工作期间，各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是满意的。”“‘四人帮’把一九七五年的政治路线和工作成就说成是所谓‘右倾翻案风’，这个颠倒了的历史必须重新颠倒过来。”

　　这次全会“决定撤销中央发出的有关‘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错误文件。

　　〔５〕　三项指示为纲，是邓小平一九七五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提出的一个全局性的工作指导方针。当年五月二十九日，他在接见钢铁工业座谈会的代表时说：毛主席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要搞反修防修，一条是还是安定团结为好，一条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此后，他又在其他会议和场合讲过类似的话。

　　〔６〕　刘少奇，见本册第２８页注〔１５〕。

　　〔７〕　林彪，见本册第２６９页注〔１〕。

　　〔８〕　周荣鑫，当时任教育部部长。一九七六年四月十二日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９〕　蒯大富，“文化大革命”初期任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

　　总负责人、“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副组长、北京市革委会常委。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分配到宁夏三○四厂工作。一九七○年被送回清华大学隔离审查，后送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一九七八年因反革命罪被北京市公安机关逮捕。一九八三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他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聂元梓，?

　　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贴出由她领衔的“第一张大字报”，引起全国性混乱，后任北京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九大后不久，与北大教师一起到江西北大分校农场劳动。一九七一年初被隔离审查。一九七八年北京市公安机关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逮捕她，一九八三年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她有期徒刑十七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

　　〔１０〕　杨荣国，当时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１１〕　冯友兰，当时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１２〕　冯天瑜，当时是武汉师范学院教师。

　　〔１３〕　郭老，指郭沫若，当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

地主剥削农民？地主真相：舍不得吃肉 [转帖]

　　徐家郎（村）有一个姚姓地主，居然一年到头不吃肉的，节节俭俭的过日子，就想多置几亩地，将来可以为五个儿子留一点家当。但是他没来得及等儿子长大，土改来了，评为地主。

　　江南中小地主过的也是清贫生活

　　--《三元村志》编撰杂记

　　翻身农民敲锣打鼓，分田分地

　　因为编撰《三元村志》，所以将建国初期的那些事重新掂量和思考了一下，这一掂量，就掂量出不少的想法来，骨鲠在喉，写出来，请指正。

　　一，半个地主

　　我在《三元村志》中写道：建国初，三元地区有二个半地主。培德堂（村）有一个，地主姓赵；徐家郎（村）有一个，姓姚；活络浜（村）有半个地主，姓陈。“半个地主”的说法不是幽默，而是当时评定出的成分，既然是半个，大致是有点象、又有点不象的地主，但既是地主，就是专政对象。可以分他的四大财产：土地、耕牛、余粮和房舍。按土改政策，地主的金银按理不在没收之列，但其时农会的权力极大，农会说声分，也就分了。许多地方顺带还分了地主的女人。

　　对于地主、富农，我们这一代听得多了。小说，影视作品，都有大量的描写。我查阅了1950年8月4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对地主、富农是这样界定的：

　　地主：占有土地，自己不劳动，或只有附带的劳动，而靠剥削为生的，叫做地主。（下面还有一些解释性的话，略去)

　　富农：富农剥削的方式，主要是剥削雇佣劳动（请长工）。（下面还有一些解释性的话，略去）

　　那么，半个地主是什么意思呢？

　　来自政务院的一个补充规定。规定说，“富农出租大量土地超过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数量者，称为半地主式富农。”

　　这就是半个地主的来历。但这个规定显然犯了文字上的低级错误。按文件的意思，“半地主式富农”的中心词应该是“富农”，但各地在执行中，都理解为“半个地主 ”。地主、富农虽然属于被打倒的同一等级，但在具体处置上，毕竟是有点差异的。据1947年颁布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规定：“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受，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同意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

　　可见，按照《中国土地法大纲》，地主的土地将“分田分地”，而富农的政治待遇比地主要好一点，至少，田地是不分的。据1950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第六条的规定，“保护富农所有自耕和雇人耕种的土地及其他财产，不得侵犯”。第六条还规定，“但对富农的出租土地将予以全部或一部分征收。”也就是说，对富农的土地，自耕部分是保护的，出租部分是征收的。

　　这就是当时的土改政策。但按照这样的政策，三元村将无地可分。因为只有两个小地主。

　　《三元村志》这样写道：

　　【分田分地】分田分地，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初赢得农民支持的一大法宝。三元村的分田分地，按三元村地少人多的特点，大致分三个等级：

　　分出户，平均每人可保留2亩地以内，多余的分出；

　　分进户：平均每人可分到1．8亩地，不能超出；

　　基等户：平均每人均摊下来为1．8亩～2亩，既不分进，也不分出。

　　别以为分的都是地主、富农的田，在苏州农村，情况很复杂。有的佃农，在成分上是贫农，但手上田多，却是分出户。有的农民省吃俭用一辈字，终于有了自己的地，却成了中农。（中农后来细化了。上中农一不小心就滑成富农，成了革命的对象；而下中农幸运地与贫农为伍，成了天生的革命者与收益者。）

　　三元村这人均1．8亩土地，是根据总面积除总人口算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的每次农民起义，都有均田地的要求，建国初期在三元村是做到了。不管你是什么阶级成分，只要人均超过2亩，你就准备分出。这样的做法，也是符合《中国土地法大纲》精神的。土改，就是要“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

　　一，地主头上也有三座大山

　　建国初期。家有多少亩地，才能评上地主？这个问题，南方与北方，差异太大了。就苏南而言，也有差异，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大致可确认为40亩。

　　40亩，是苏南地主的入门线，是少是多？

　　民国二年，吴县曾做了一个统计。全吴县的有田人家，户均拥有11亩农田。按这个数字计算，40亩是11亩的3倍强，称为地主，似乎也够格的了。

　　但从劳动生产率看，这个数字就大有问题。以明朝嘉靖年间的生产力水平为例，夫妻两人可种田25亩到30亩，加上家庭中的辅助劳力（老人或小孩），一个完整家庭种40亩地完全是可行的。充其量是个中农或富裕中农。如果将自耕农硬塞进地主行列，再将他打倒，明显是不合适和不合理的。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振兴经济，也实行“计口授田”，由中央“司农司”专管其事。大致北方多一点，南方少一点。但最少不低于15亩，这是国家规定的。在苏州太仓，有“见丁授田十六亩”的历史记录，一家夫妻两口，起点就是32亩，由官府发给土地执照，承认农民的所有权。所以，在朱元璋时代，国家主张一户农民耕种几十亩地，这样才能保证自耕农的的基本生活和国家税收。

　　家有四十亩地，做个自耕农可以过得非常舒服，但做个地主就一点也不轻松了。

　　清朝顺治年间，有个叫唐甄的知县，革职后流寓到吴江定居。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他写成《潜书》，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思。《潜书》的历史价值很高，历来被史家所推崇。他在吴江薄有田产，正好也是40亩地。按建国初期的标准，够得上评为地主。唐知县每年可收租41石，其中上缴给国家的田赋、加耗、加解以及其他诸项费用为23石。年岁大熟时可余18石，够其一家六口半之用；半熟时则纳税后无余剩，若遇灾年只能“典物以纳”了。

　　这是清朝顺治年间一个拥有40亩田地的小地主的生活状况。几乎就是一个破产地主的模样。唐知县最后当不了地主了，将土地卖了，做小本生意去了。

　　应该说，清朝顺治年间的政治尚为清明，税收比明朝晚期低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知县尚且混不下去。看来，靠40亩田地，是当不了地主的。

　　费孝通先生在1948年说：“在吴江，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四百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左右，其生活还赶不上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向国家交纳的田赋（皇粮国税）是土地所有人，也就是地主交的。国家向土地征收的额外开支，也是地主交的。地方政权向土地征收的杂项开支，也是地主交的。这三项，可以说是压在地主头上的三座大山。以民国37年吴县斜塘的一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13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苏锡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13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4．8斤白米。注意，这还不是国字号的收费，是苛捐杂税之类的。国家征收的田赋，也就是农业税，是多少？以及其他的损耗、加派，最起码为五斗，也就是半石，75斤。做了一个地主，还能吃什么？地主向农民（即佃农）收地租，也就是一亩地 一石米，为150斤。这帐一算就清楚了。

　　所以，费孝通先生要说，一个二三百亩地的地主，还不如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自耕农，是一个外来词汇。自耕农这个名称落到中国的土地上，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从晚明以后，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江宁、湖州、以及嘉兴、杭州这一带平原地区的农民通过购买获得了有效的永佃权，中国的农田出现了田底和田面之分。所以，费孝通先生所指的自耕农应当包含两类农民。一是自己占有土地的农民，就是既有田面权，又有田底权的全部占有，相当于中农。一是自己虽然没有土地，但是拥有耕种权（田面权）的农民，就是佃农。耕种权不是产权，仅是租地耕种，为地主打工。但国家税收也与他无关。

　　一，地主头上也有三座大山

　　建国初期。家有多少亩地，才能评上地主？这个问题，南方与北方，差异太大了。就苏南而言，也有差异，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大致可确认为40亩。

　　40亩，是苏南地主的入门线，是少是多？

　　民国二年，吴县曾做了一个统计。全吴县的有田人家，户均拥有11亩农田。按这个数字计算，40亩是11亩的3倍强，称为地主，似乎也够格的了。

　　但从劳动生产率看，这个数字就大有问题。以明朝嘉靖年间的生产力水平为例，夫妻两人可种田25亩到30亩，加上家庭中的辅助劳力（老人或小孩），一个完整家庭种40亩地完全是可行的。充其量是个中农或富裕中农。如果将自耕农硬塞进地主行列，再将他打倒，明显是不合适和不合理的。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振兴经济，也实行“计口授田”，由中央“司农司”专管其事。大致北方多一点，南方少一点。但最少不低于15亩，这是国家规定的。在苏州太仓，有“见丁授田十六亩”的历史记录，一家夫妻两口，起点就是32亩，由官府发给土地执照，承认农民的所有权。所以，在朱元璋时代，国家主张一户农民耕种几十亩地，这样才能保证自耕农的的基本生活和国家税收。

　　家有四十亩地，做个自耕农可以过得非常舒服，但做个地主就一点也不轻松了。

　　清朝顺治年间，有个叫唐甄的知县，革职后流寓到吴江定居。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他写成《潜书》，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思。《潜书》的历史价值很高，历来被史家所推崇。他在吴江薄有田产，正好也是40亩地。按建国初期的标准，够得上评为地主。唐知县每年可收租41石，其中上缴给国家的田赋、加耗、加解以及其他诸项费用为23石。年岁大熟时可余18石，够其一家六口半之用；半熟时则纳税后无余剩，若遇灾年只能“典物以纳”了。

　　这是清朝顺治年间一个拥有40亩田地的小地主的生活状况。几乎就是一个破产地主的模样。唐知县最后当不了地主了，将土地卖了，做小本生意去了。

　　应该说，清朝顺治年间的政治尚为清明，税收比明朝晚期低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知县尚且混不下去。看来，靠40亩田地，是当不了地主的。

　　费孝通先生在1948年说：“在吴江，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四百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左右，其生活还赶不上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向国家交纳的田赋（皇粮国税）是土地所有人，也就是地主交的。国家向土地征收的额外开支，也是地主交的。地方政权向土地征收的杂项开支，也是地主交的。这三项，可以说是压在地主头上的三座大山。以民国37年吴县斜塘的一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13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苏锡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13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4．8斤白米。注意，这还不是国字号的收费，是苛捐杂税之类的。国家征收的田赋，也就是农业税，是多少？以及其他的损耗、加派，最起码为五斗，也就是半石，75斤。做了一个地主，还能吃什么？地主向农民（即佃农）收地租，也就是一亩地 一石米，为150斤。这帐一算就清楚了。

　　所以，费孝通先生要说，一个二三百亩地的地主，还不如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自耕农，是一个外来词汇。自耕农这个名称落到中国的土地上，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从晚明以后，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江宁、湖州、以及嘉兴、杭州这一带平原地区的农民通过购买获得了有效的永佃权，中国的农田出现了田底和田面之分。所以，费孝通先生所指的自耕农应当包含两类农民。一是自己占有土地的农民，就是既有田面权，又有田底权的全部占有，相当于中农。一是自己虽然没有土地，但是拥有耕种权（田面权）的农民，就是佃农。耕种权不是产权，仅是租地耕种，为地主打工。但国家税收也与他无关。

　　一，地主头上也有三座大山

　　建国初期。家有多少亩地，才能评上地主？这个问题，南方与北方，差异太大了。就苏南而言，也有差异，据我查阅到的资料，大致可确认为40亩。

　　40亩，是苏南地主的入门线，是少是多？

　　民国二年，吴县曾做了一个统计。全吴县的有田人家，户均拥有11亩农田。按这个数字计算，40亩是11亩的3倍强，称为地主，似乎也够格的了。

　　但从劳动生产率看，这个数字就大有问题。以明朝嘉靖年间的生产力水平为例，夫妻两人可种田25亩到30亩，加上家庭中的辅助劳力（老人或小孩），一个完整家庭种40亩地完全是可行的。充其量是个中农或富裕中农。如果将自耕农硬塞进地主行列，再将他打倒，明显是不合适和不合理的。

　　明朝初年，朱元璋为了振兴经济，也实行“计口授田”，由中央“司农司”专管其事。大致北方多一点，南方少一点。但最少不低于15亩，这是国家规定的。在苏州太仓，有“见丁授田十六亩”的历史记录，一家夫妻两口，起点就是32亩，由官府发给土地执照，承认农民的所有权。所以，在朱元璋时代，国家主张一户农民耕种几十亩地，这样才能保证自耕农的的基本生活和国家税收。

　　家有四十亩地，做个自耕农可以过得非常舒服，但做个地主就一点也不轻松了。

　　清朝顺治年间，有个叫唐甄的知县，革职后流寓到吴江定居。在随后的三十年中，他写成《潜书》，记录了他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思。《潜书》的历史价值很高，历来被史家所推崇。他在吴江薄有田产，正好也是40亩地。按建国初期的标准，够得上评为地主。唐知县每年可收租41石，其中上缴给国家的田赋、加耗、加解以及其他诸项费用为23石。年岁大熟时可余18石，够其一家六口半之用；半熟时则纳税后无余剩，若遇灾年只能“典物以纳”了。

　　这是清朝顺治年间一个拥有40亩田地的小地主的生活状况。几乎就是一个破产地主的模样。唐知县最后当不了地主了，将土地卖了，做小本生意去了。

　　应该说，清朝顺治年间的政治尚为清明，税收比明朝晚期低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唐知县尚且混不下去。看来，靠40亩田地，是当不了地主的。

　　费孝通先生在1948年说：“在吴江，完全靠地租生活至少需四百亩上下。有田二三百亩左右，其生活还赶不上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向国家交纳的田赋（皇粮国税）是土地所有人，也就是地主交的。国家向土地征收的额外开支，也是地主交的。地方政权向土地征收的杂项开支，也是地主交的。这三项，可以说是压在地主头上的三座大山。以民国37年吴县斜塘的一份资料为例，每亩田要负担13项地方费用，有壮丁费，苏锡公路费，电杆费，慰劳费，自卫自治费，乡镇经常费，冬防粥、衣、弹药费，临时军草、保丁、保干事、保队附饷费，难民费，船捐等。这13项加起来，每亩田负担84．8斤白米。注意，这还不是国字号的收费，是苛捐杂税之类的。国家征收的田赋，也就是农业税，是多少？以及其他的损耗、加派，最起码为五斗，也就是半石，75斤。做了一个地主，还能吃什么？地主向农民（即佃农）收地租，也就是一亩地 一石米，为150斤。这帐一算就清楚了。

　　所以，费孝通先生要说，一个二三百亩地的地主，还不如一个有几十亩田的自耕农。自耕农，是一个外来词汇。自耕农这个名称落到中国的土地上，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因为从晚明以后，苏州、常州、松江、镇江、江宁、湖州、以及嘉兴、杭州这一带平原地区的农民通过购买获得了有效的永佃权，中国的农田出现了田底和田面之分。所以，费孝通先生所指的自耕农应当包含两类农民。一是自己占有土地的农民，就是既有田面权，又有田底权的全部占有，相当于中农。一是自己虽然没有土地，但是拥有耕种权（田面权）的农民，就是佃农。耕种权不是产权，仅是租地耕种，为地主打工。但国家税收也与他无关。

文革死亡人数统计为两百万人[转帖]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毛泽东会见越南国家主席胡志明时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他说明了运动的重点目标，但有意缩小了打击范围，实际“整倒”的不是几百、几千人，而是几百万。

广东名作家秦牧曾这样评述文革：“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颠连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

“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文革中究竟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无从确定。正如一九八○年邓小平对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所说的那样：“永远也统计不了。因为死的原因各种各样，中国又是那样广阔。总之，**了很多。”

Ｒ•Ｊ•Ｒｕｍｍｅｌ教授的著作《一百年血淋淋的中国》说，文革中丧生者的数目大约为七百七十三万人。这个数字可能偏高，但是笔者相信应在二百万以上。

一九六六年红色恐怖杀人十万

文革中死人集中于几个时期，第一个是一九六六年的“红色恐怖”。

以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正式开场的文革，宗旨就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对“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恩来有个说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不是扫一切干部，而是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就是文化革命的对象。

这“横扫”，肇始于以中共干部子弟为基本队伍的卫兵对牛鬼蛇神的抄家。这时，牛鬼蛇神还只限于“五类份子”即“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反动权威”、资本家。北京市家被抄的多达十一万四千多户。从北京发源、迅速达于全国。抄家之多，史无前例。譬如上海郊区川沙县有七千八百多户人家被抄。浙江嵊县，八千余户被抄。全国城镇乡村被抄家的总数当接近一千万户。

伴随著抄家的，是拷打进而杀戮以“五类分子”为主的牛鬼蛇神。在中国大地上，从不曾有那么多人在那么短暂的时期内，死于最古老的刑具棍捧、皮带。杀与已无冤无仇的人，要有精神支柱，十几岁的中学生将老师校长、邻居街坊拷打至死，靠的就是一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要是没有政府的支持，没有公安局的配合，十几岁的中学生组成的红卫兵不可能造成如此大范围的恐怖。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供给他们情况，把五类份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于是各地派出所与红卫兵合作，将凡有“份子”头衔的牛鬼蛇神的名单交给他们，让他们去抓斗殴打。

对于红卫兵任意打死人的情况，谢富治当然十分清楚。谢富治在会议上还说：“群众打死人，我不赞成，但群众对坏人恨之入骨，我们劝阻不住，就不要勉强。”谢富治还召集在各省、市公安局局长开会，说：“打，死人的红卫兵是否蹲监？我看打死就打死了，我们根本管不著。”一个省的公安局长问：“拘捕起来总可以吧？”谢答道：“如果把打死人的都拘捕起来，你们能捕得光吗？全国九千万个红卫兵，到时，他们不冲你的安公局就好了。”他还指示“如果你把打人的人扣留起来，捕起来，你们就要犯错误。”

六月间，打人之风刚开始盛行，北京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传达了毛泽东的“关于发生打死人事件的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好人打坏人光荣。”（江青传达的字句稍有不同）

正是在得到这个“最高指示”之后，他们将打人提升为“红色恐怖”，而就在这批中共干部子弟红卫兵打死人的高潮中，毛泽东作出了从未有过的举动，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们的代表。毛当然没有表彰他们打死人的行为，他确实也不主张打死人。他不过是利用他们制造恐怖气氛以压制对手罢了。

被打死的各类“份子”数以千计，后来中共官方统计说是北京市被打死一千七百余人，那就是说，至少打死了这么多。

由于各省、市公安局的局长们还是有顾虑，他们担心于手让学生在街上随意打死人，运动过后自己被追究。毛泽东于八月二十二日亲自批转了一个名为《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文件，规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动警察干涉、镇压革命学生运动。”“警察一律不得进入学校。”“除了……现行反革命份子，……运动中一律不逮捕人。”于是全国的警察都对红卫兵行凶打人杀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高指示”传遍全国，杀戮在全国范围进行，无远弗届。譬如广州，有人“目睹七位右派朋友被打死。”全国在这场“红色恐怖”被杀者应不下十万。

文革初期自杀者约廿万人

更多的人自杀了。世界历史上，从不曾有过如此多的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用如此多的法子结束自己的生命。仅一个陕西省，文革中自杀的党、政干部就有两千多名。

作家巴金回忆道：“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判，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辞攻击死者。”八月二日，湖北省委召开文化革命积极份子万人大会，省长张体学说：“有的人怕运动中死人，我看死人不要紧。我们没有搞非法斗争，给你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你要死怪哪个？我叫你不死，你要死，你死了活该。”

六月中，毛泽东曾对李志绥医生说：“这次是怕又要有千把人自杀。现在是天翻地覆了。我就是高兴天下大乱。”他大大低估了这场运动的疯狂。笔者估计，文革初期自杀的人当在十万至二十万之间，至少是毛泽东估计的“千把人”的一百倍。

武斗为文革死人第二波高峰

一九六七至六八年的“武斗”是文革期间非正常死亡的第二波高峰期。

全国性的武斗起于六七年新疆。一月初，毛泽东号召“夺权”。但军队不能夺权。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围石河子的一个汽车团的造反派要夺权，当权派不服，请部队派人支援，想用武力解决。双方交火，死伤百余人。军队大获全胜。

这便是一月二十六日的新疆“石河子事件”，全国武斗的第一枪。此后各地武斗绵延不绝，直至六八年底方渐平息。

武斗中死了多少人？今以陕西省为例，勉县武斗“死亡八十五人，其中打死四十七人，武器走火死亡十二人，武斗汽车肇事死亡十三人，武斗中触电死亡一人，打死无辜群众三人。”蒲城县双方及无辜老百姓死三十四人。城区十余条街道的两万多所民房被烧。安康县武斗，历时一年，毁房屋三千三百余间，死亡七百八十四人。

山西武斗，以长治地区最烈，因为当地是中国的军火工业的基地之一。军分区和当地空军驻军分别支持两派。打到交通全部断绝，空军提供“空中走廊”支持一派守城市。军分区集中各县民兵组成“剿匪兵团”，打开军火库，武数万民兵，由军分区首长指挥攻城战。在攻克一座煤矿的激战中，仅守方即阵亡二百多人，数百人负伤。而守方曾在一次交战中将参战的役官兵十二个整连外带四个班全部缴械、俘虏。“双方打死打伤参战人员不计其数。”

江青说过四川“武打全国出名了”，“重庆打得稀烂，阵线就比较清楚了。好得很！”全国在单次武斗中伤亡最大的，是四川泸州。一仗打死两千余人，另有八千多人成残废。

武斗一年死人三十到五十万

浙江也是武斗死亡较多的地方之一，譬如嵊县双方共战死一百九十一人。

有的地方群人组织间的武斗引起地方军队镇压，造成大批伤亡。譬如宁夏，一九六七年八月间，康生指示驻宁夏的部队支持一派，“必要时可发枪自卫”，并在青铜峡地区镇压“保守派”，打死、打伤各一百余人。浙江空五军政委陈励耘、陆军第二十军政委南萍夥同杭州造反派头头张永生、武装镇压萧山、富阳两县。在萧山打死二十七人，大部份是抓获后活活拷打死的；在富阳打死一百三十五人，打残三百一十九人，烧毁房屋一千二百余间。

文革中一些群众组织如被认为有异端行为也会遭到当局残酷镇压。如云南的群众组织滇西挺进队被说是要叛国，军队进行围剿，用机枪扫射，二十分钟后将该组织数千人屠杀殆尽。

虐待俘虏是文革中武斗一大特色。武斗中死亡者相当大一部份是被虐杀的战俘。如河北雄县由军队三十八军支持的那一派动用大炮攻打对立面，攻克对方据点后，将俘虏都用铁丝串起；男的穿肩胛骨，女的从肛门穿进、阴户穿出，游街之后，全部枪杀。陕西安康县武斗中乱打滥杀俘虏二百八十六人，自杀二十人。乱打滥杀包括矛戮、刀砍、石砸、枪打、绞死，还有让被杀者背炸药包、手榴弹炸死，甚至一次“审讯”活埋了十三人。山西长治刘格平派在中央的压力下交出武器后，成了对方肆虐、报复的对象。据后来去采访的作家赵瑜所记：“其复仇面积之大、手段之狠，都是空前绝后，不忍赘述的。凡是古代曾经用过的酷刑，这里全用上了。”“除了有些头头被枪毙以外，更有相当一批**于‘修理’或‘退火’之中”。

江西宜丰县的一派相邻的上高县去武斗，死了四人。回来召开追悼会，为了给死去的烈士祭魂，会上捍然枪杀了三名从上高县抓来的无辜老百姓。

广州作家秦牧曾这样记述在广州街头所见：“人们咬著匕首，抬尸游行”。“在一些中学门口，看到因武斗而武的学生的讣告，上面大书‘享年十七岁’、‘永垂不朽’等字眼。”一天早上，“当我走回报社的时候，一路都看到路树吊尸的景象。那些尸体，大多是被打破了头颅、鲜血迸流的。在从一德路到人民中路短短一段路程中，我竟见到八具这样的尸体。”

一年多的武斗期间，全国非正常死亡人数应在三十万至五十万之间。

一九六八年至六九年的“清队”，是“清理阶级队伍”的简称。这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联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高潮，是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时期。

清理阶级队伍死人最多

全国两千余县，一个县平均一百左右死于“清队”。如黑龙江省宾县，打死一百四十三人，打残三十二人。

在这场运动中，二百多人非正常死亡的县不算是多的。如上海川沙县，“五千零六十三人遭揪斗，二百三十六人非正常死亡。”譬如上海宝山县“清队”，“经县革委会审批的揪斗对象一千七百零二人……全县清队中非正常死亡人数达三百三十四人。”

人口特别少的县，在“清队”中被整死的人数才少于一百。譬如中苏边境上的人口仅数万的爱晖县，关押看管了一千五百多人，“造成六十五人非正常死亡”。

若以一个人口一至二万人的人民公社为单位来看，死人数则大约数以十计。如上海奉贤县新寺人民公社有九十一人被批斗，四十八人被批判，十一人被整死。广西扶绥县昌平公社，“清队”时“全社非正常死亡二十三人。”吉林省延吉县“深挖地下国民党特务，深挖朝鲜特务”，“棒子底下出特务”，只有一百一十户人家的桦田生产大队竟有四十四人被揪斗，致死致伤四十一人。

各级革命委员会平易近人这场运动的执行者。比如辽宁台安县城乡各单位“用法西斯的手段私立公堂、严刑拷打……橡皮鞭、斗弓子、木棒子、炉勾子，各种刑具交替使用，喷气式、挂黑板、举砖头、跪碗渣，应有尽有。”“新挖出各种‘阶级敌人’一千二百八十八名”，使“一百三十五**亡、许多人致残。四十三人被投狱判刑。”辽宁凌源县，仅子虚乌有的“国民党反共救国团”一案便揪了九百一十三人，“致死二十五人，致残五十一人。”

五十万**于清队

按照毛泽东“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的指示，各地都层层建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以江西万年县为例采用的“刑罚种类有捆绑、吊打、压贡子、站凳头、跪瓦片、坐老虎凳、作喷气式、电触、红铁烙、灌吃大粪、开水浇头、大热天反穿羊皮大衣晒太阳等数十种。大黄公社一位女医生被诬为‘现行反革命’，揪出来用电触奶头、用开水浇阴道，当场昏死，目不忍睹。据公安局统计，全县被打死或被迫害至死的有二百一十四人。”一九六八年五月，山西乡宁“乱捕乱斗、挂牌游街、殴打干部群众一千二百多人次，其中打死二十六人，打伤打残五十多人。”六月，抓捕一批中学生，刑计逼供，打死三人，打伤打残十多人。

执掌各省、市党、政、军大权的军人是这场运动的指挥者。如黑龙江省大庆油田于一九六八年五月成立革命委员会，第十六军副军长诸传禹担任主任，在“清队”运动中，“自杀、打死人的现象不断增多，一至四月份自杀十五人，五至六月份自杀三十六人，打死七人。”

工人本不是文革的目标，但毛泽东有“文革是国共两党斗争的继续”的指示，国民党时期的老工人也成了斗争对象。

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是毛泽东亲自抓的所谓“六厂二校”之一，是全国“清队”运动的样板。军宣队领导下，一千四百多名一九四九年前进厂的老工人中，九百多人被“审查”，逼得十四名老工人自杀身亡。甘肃玉门油矿曾是国民党执政时期中国主要的石油企业，凡共产党接管油矿时年满十八岁的都要“过筛子”，整死了九名干部和八名工人，数百人被毒打致残、精神失常。陕西铜川市焦坪煤矿挖出一个“反共救国军”，省革委会副主任胡炜（二十一军军长或政委）亲自驱车到焦坪煤矿督阵，“进一步掀起对敌斗争新高潮”，严刑逼供。无端受株连却多达五百多人，含冤自杀的有八人。

石家庄铁路局的“清队”，是一场大血案。“仅这一血案，被迫害的干部、工人，就达一千六百四十五人，其中致死四十八人，致残一百二十八人。”

知识份子集中的地方是当然的“清队”重点。湖南大学自“学校革委会成立后，被乱捕乱关和游斗的就有三百多人，其中，被迫害自杀死亡的十八人，长期挨斗折磨致死的六人，被错判刑的十六人。”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各研究所有六百多人被诬为特务，其中二百多人被“隔离审查”，二人被活活打死，十人打成残废，四人自杀，包括一九四九年从美国归来的女科学家雷宏淑；另有九人自杀获救未死。

粗略估计，死于“清队”的人数应在五十万人以上。

赵健民案一万七千余人冤死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一日，康生毫无根据地当面指控云南省委书记赵健抿是叛徒国民党特务，下令公安部部长谢富治当场逮捕。整个云南便抓起“执行赵健民国民党云南特务组计划”的份子来。仅此一案，云南省一百三十八万人被敌牵连，一万七千余人被打死、逼死、六万一千多人被打残。仅昆明地区就打死了一千四百七十三人，打残九千六百六十一人。

云南又有“划线”一说。在两派斗争中站错了线的便入了另册。“一时间，昆明街头上贴满了‘枪毙’的布告。有的人被活活打死，补上告示了事。”“据一九七五年的统计数字，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三十万人，其中三万七千**于非命。”

冀东李楚离案三千**于非命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李楚离曾担任冀东党的领导人，领导过冀东大暴动。李被打成叛徒后，冀东党组织也成了“国民党”组织。这是文革中的又一件大案，八万多人受株连，三千**于非命。

国防科委第九研究院（核武器研究院）所属二二一厂及开采核燃料的矿区，由科委派出的工作组负责人赵登程与科委副主任赵启明（原海军副司令）指挥“清队”。他们下达指示：“不杀人打不开局面”。在他们指挥下，该厂设了四十余处监狱，先后关押了四千余人。从全国各地经过严格的政治审查调去的一百多名专家、教授、工程师，百分之九十成了“特务”、“反革命”。全厂被打死、被逼自杀的达五十九人，包括九院副院长王志刚，打伤、打残的则有三百多。被逼疯的大人和因双亲被抓而吓疯的小孩近百名。

内蒙内人党整死一万六千人

一九六八年二月，江青、陈伯达、姚文元等接见天津市革委会及群众组织代表宣布天津作家协会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夥人”。两天后，王自杀身亡，方被投入监狱。因江青又说天津市公安局与方纪合夥“专了我们的政”，天津市公安局遂成“黑窝”，一千二百余干警被审查。据方纪说，所谓“审查”，实则“滥施酷刑，刑罚名目之繁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令人发指。”该局干警被逼死、整死的多达四十四人，包括公安局局长江枫。

“内人党”——内蒙古人民革命党成立于一九二四年，以实现内蒙古自治为目标。后来因苏联插手，其中的国民党被清除，该党名存实亡。一九四五年，该党恢复，并由业已汉化、连蒙古语都不会说的中**员乌兰夫等控制。不久，中共怕它势力壮大，日后无法控制，一九四六年指示它停止活动。文革中，乌兰夫成黑帮，康生指示在内蒙古大抓“内人党”。结果在整个内蒙古地区和内蒙古军区胡抓乱捕，许多村落的牧民，被迫排队去登记自己的“内人党”份子。全内蒙古有三十四万六千余人被审查、揪斗、关押，四分之三是蒙古族。因刑讯逼供而终身残废的多达八万七千一百八十多人，整死的则有一万六千二百二十二人。（一说“被迫害致死者竟达十多万人”，存疑。）

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运动

一九七○年的“一打三反”的内容是：打击现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铺张浪费。那个“三反”，与老百姓不相干，反不到小民头上，所以当权派并不感兴趣。“一打三反”其实只有“一打”，并无“三反”。七○年春始的“一打”是对“清队”时未完全解决的文革中对立派的最后的镇压。

譬如上海集中追查曾参与炮打张春桥的学生，王秀珍说“对这批新生反革命不能手软”，市委部署清查，仅复旦大学等六所大学就有一百二十多人被逮捕、监禁、五人被逼自杀，三人被逼疯。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鸿恩因“涂写《毛主席语录》”，在“一打三反”中被判处死刑，押往刑场执刑前，喉管被割断，免得他呼喊“反动口号”。

文革后最高法院向中共中央报告：“一九七○年‘一打三反’运动中错判死刑取为突出。宁夏错杀七十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六十八人；天津市错杀的二十八人中，一九七○年判处的有二十二人。”

“一打三反”之残酷，只比“清队”稍逊，但也猛烈异常。所以云南镇雄县的官方记载，便把“清队”和“一打三反”合一而谈：“省革委派工作队来镇雄指导‘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搞逼供信，造成一百○七人非正常死亡。”上海市南汇县“一打三反”，审查、斗争了三千余人，“造成非正常死亡六十二人”。宝山县“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份子”结合，共清出五千多“有问题的对象”、“四十一人被迫自杀”。

这是文革中最后一次大批中国人自杀之事件。譬如青海贵德县，‘一打三反’中十四人自杀，后全部平反昭雪。

一打三反大杀政治犯

陕西安康县农民易道均，因住房窄小、阴暗无光，无法张贴毛泽东标准像；小孩呼喊“毛主席万岁”说了一句“哪里能活一万岁”，成“现行反革命”，被县军管会判处死刑，于一九七○年六月枪决。副县长雷云祺、县政协常委张开印、属一九四九年起义投诚后留用的人员。军管会以“反革命”罪将他们枪决。该县“一打三反”中拘捕二五四人，枪决一十七人，判刑十二人，戴“反革命”帽子二十五人，二十人自杀身亡。

一九七○年八月的一天，人口仅三十万的省会银川市近十万人挤满体育场和四周的街道，观看公判“现反”。这天判决的是以十三名青年学生为成员的反动组织“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因一名女性已在关押期间触电自杀，其余十二人，三名“死刑，立即执行”。被枪决者之一的吴述樟年仅二十二岁，最大的罪恶时：曾在《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的“毛主席的指示，一句顶一万句”的旁空处，写过“放屁”二字。

三月二十二日，甘肃省会兰州的万人宣判大会结束后，二十多名死刑犯被架上卡车游街示众，然后到达军警密布的形场。被杀者之一是甘肃师范大学历史系老教授张师亮。因在该系的学术讨论会上他曾批评过毛泽东，认为毛泽东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的说法，不妥当、不全面。

二月十七日，江西省会南昌召开万人宣判大会，二十二岁的吴晓飞被枪决。他的罪名是曾写下两篇论文，说文化革命“是一件反常的政治事件”，“人民不管从政治上和经济上说来都得不到一丝好处”；抨击林彪“神化毛主席”，江青“是文化革命中无政府主义泛滥的根源”，对刘少奇的迫害“不择手段、不通情理”等等。

由于中央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下放给各省、市，各地利用此机会杀了很多政治犯。三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百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四月的一天，当局又宣布次日将判处六十多名反革命份子死刑。可是，第二天上午九时，有线广播突然通知，宣判大会取消了。原来，中央发现地方杀人过多，需要有所控制，突然收回了判处死刑的审批权。这样长沙的一批反革命份子便幸运地由死刑改成了十五年徒刑。

被冤枉的确实大多数是平民百姓。一九七○年十月，广州军区令员丁盛听说海南岛白沙县一名女医士官朋华在监狱里还写文章骂林彪，便亲自支持会议，将她判处死刑。临枪决前怕她呼喊口号，特用一节竹筒塞进她嘴里，穿上铁丝扎在脑后。比北方枪毙张志新前割断喉管稍为文明一点。

安徽淮南市监狱，“十尺零六寸长着监房里，经常关上十四、五个人，每人只有八寸宽的地盘。……一杀人，就早上四点拉铃，然后用几个高音喇叭放样板戏。然后凶神恶煞般的刽子手就进来拉人：‘你！’‘你！’‘你！！！’惊天动地哭叫，随著是一排摄人魂儿的枪声……。”

由于“清队”、“一打”、“清查五一六份子”三场运动，一个连著一个，江苏省只笼统公布了这三场运动中受迫害的人的总数：“以莫须有的罪名，把几十万无辜的干部、组织打成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和‘五一六’份子，加以迫害，成千上万人致伤、致残、致死。”

这场运动的非正常死亡数，也应在十五至二十万之间。

结语

以上谈的仅是文革中的几个大事件的非正常死亡。文革十年间总死亡人数相当高，北京市因冤狱而死的即有九千八百多人。上海被“立案审查”的有二十四万余人，被折磨致死、自杀的超过一万人，被逼疯、打残的更多。至于县以下单位，全国两千余县，平均每个县死亡当在五百至一千人。譬如陕西安康县，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一千三百人。”

官方的统计数字是：“总的估计，因大量冤假错案受到诬陷、迫害和株连的达到一亿人以上。”“去台人员家属”中的冤、假、错冤多达十多万。概而论之，说文革中非正常死亡在二百万以上不会过多。

作者：亦工农 2009-5-8 02:42:54 发表于：博客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