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十大元帅授衔为何没有邓小平[转帖]

授衔典礼

授衔典礼

　　到9月27日，离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就已经整整52年了。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授衔，十大元帅从此载入共和国史册。不过，首次授衔也给世人留下了几个疑问：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为何没有出席授衔仪式？毛泽东为何拒绝大元帅的军衔？为何没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授衔？……

　　没军衔，与朝军联手抗美有不便

　　1950年7月4日，在中央军委会议上，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管理部部长的罗荣桓说：总干部管理部准备进行军衔、奖励的准备工作。同年9月，朱德总司令在总干部管理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建立军衔制度，尽量争取在第二年的服装上把军阶标出来。”当时，中央军委为何这么着急？这是因为没有军衔，在战斗中就容易发生扯皮现象，所以早在1948年，中央军委就讨论过军衔的问题。

　　1950年12月30日，总干部管理部把筹备军衔列为该部在1951年的任务。不过，由于受抗美援朝的影响，该工作暂时停止，但这更坚定了中央军委实行军衔制的决心。因为在中朝军队的协同作战中，朝鲜人民军有军衔，而我军无军衔，这在确定指挥关系上带来了诸多不便。

　　1951年8月，时任志愿军司令员的彭德怀表示：“规定职务识别，在目前战斗中已感必要。”在给毛泽东的电报中，彭德怀说，由于长期无官阶的制度，一时评定官阶是困难的，目前宜采取过渡办法。

　　1951年10月，中央军委指示全军展开干部评级工作。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治病，中央决定留他在北京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对干部评级的工作抓得很紧，当年基本结束。

　　苏联顾问帮着出主意

　　1952年冬，总干部管理部讨论军衔的等级设置，请总政、总后、军务部和苏联顾问卡苏林等对军衔工作进行了研究，设计出几套方案，11月26日上报中央军委。初步计划军衔分6等20级：大元帅，国家元帅，兵种元帅三级；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这个方案除准上将外，基本与苏联的军衔一致。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如果可能的话，拟于今年7月全军实行军衔制度(后中央军委决定延迟)。”1月20日，总干部管理部下发《关于军衔鉴定工作的指示》，规定军衔鉴定的内容、基本要求及进行的方法。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54年实施军队改革的决议，确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四大制度：征兵制、薪金制、军衔制、勋章奖章制。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全国军事系统高级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为适应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实施军衔制、干部薪金制、义务兵役制三大制度。

　　1954年2月17日，中央军委成立军衔实施委员会，由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为主任，第三副总参谋长黄克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为副主任。

　　1954年10月21日，在第三次中央军委会议上，确定1955年开始实行军衔制，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大改革。中央军委任命宋任穷为总干部管理部第一副部长，协助部长罗荣桓，负责授衔和颁发勋章、奖章等。

　　1955年1月23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和《关于颁发勋章奖章工作的指示》，军官军衔分5等15级。因为苏联顾问建议，根据他们的经验，首次授衔应尽量压低，所以评定军衔的标准相对较严。

　　
　　解放战争中的邓小平

解放战争中的邓小平

　　邓小平检阅人民解放军三军部队

　　邓小平坚持不当元帅

　　1955年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的名义公布。元帅分大元帅和元帅两种，大元帅军衔的五角星有一圈麦穗，元帅军衔则是黄底国徽和五角星。

　　8月下旬，毛泽东对彭德怀和罗荣桓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军衔为好。”

　　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都表示不参加评定军衔。按照1954年9月组成的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看，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除了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元帅。如果刘少奇、周恩来拒绝元帅还可以理解的话，邓小平在军中挂名，无论如何应该是元帅吧？但由于邓小平的坚持，他没有被授予元帅军衔。

　　
　　抗战时期的陈毅

　　
　　着元帅服的陈毅

　　周恩来主张陈毅当元帅

　　1954年9月，作为上海市市长的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和邓小平一样，挂着中央军委委员的名，但已经完全转业。比照邓小平，陈毅也是不应该授衔的。

　　元帅和大将的人选由中央书记处提名，中央政治局审定。周恩来主张授予陈毅元帅军衔，他从北戴河打电话给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说苏联的布尔加宁在地方工作，也有元帅衔，平时不穿军服，必要时再穿。由于周恩来的建议，于是陈毅穿上了元帅服。

　　1955年9月2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提出元帅的标准：创建和领导人民武装力量，领导战役军团作战，建有卓越功勋的高级将领，可以授予元帅军衔。

　　三名元帅缺席，而非两名

　　1955年9月16日，周恩来将十大元帅的名单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同年9月23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签发命令：“1955年10月1日实施军衔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元帅军衔。”

　　1955年9月27日，在北京的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元帅授衔典礼。毛泽东将元帅命令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授予朱德等七位元帅，林彪、刘伯承、叶剑英三人缺席。当时重病的林彪正在青岛疗养，刘伯承身体不好，又忙于军事学院的种种事务，分别请了假。

　　近年来，很多记述授衔、授勋典礼的文章、书籍都采用了“八大元帅”出席授衔典礼的说法。有的文章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叶剑英在授勋现场的幽默谈吐。

　　然而，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据曾在叶剑英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中央军委决定1955年下半年在辽东半岛举行大型抗登陆演习，由叶剑英担任总指挥。由于这是解放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叶剑英8月就到大连紧张筹备，所以走不开。为此，叶剑英特地向中央写报告，表示不能参加典礼。经中央军委批准，工作人员代叶剑英领了元帅服。

　　
　　着元帅服的林彪

　　林彪资历倒数第二

　　十大元帅平均年龄57岁，年龄最小的林彪只有48岁。他们凭什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脱颖而出？当然他们在长征初期就都有不朽功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都担任过中央军委副主席。但这既不全是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综合平衡的结果。

　　位列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1928年4月在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成为中国****第一支武装红4军的军长。1930年，他担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翌年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抗日战争中，朱德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位列第二的彭德怀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朱德。他先后担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中央军委副主席。从平江暴动到抗美援朝，彭德怀一直在第一线指挥作战，授衔时他正在主持军委工作。

　　位列第三的林彪在红军时期就擅长打仗。他接朱德的班，从红四军军长升到红一军团司令员。长征中他率领的部队一直保护着毛泽东和党中央，毛泽东提名他当红军大学校长。抗日战争中，他出任115师师长，指挥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中，他出任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率领第四野战军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在元帅中他资历倒数第二，但战功第一。

　　罗荣桓读过大学，学历最高

　　刘伯承曾留学苏联，长征时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129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解放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他在军事学术上有很高造诣，对中国军队正规化的影响最大。

　　贺龙是南昌起义总指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120师师长，晋绥军区司令员，解放后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陈毅是惟一没有参加长征的元帅，红军长征时，他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后来，他先后担任新四军军长兼山东省军区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解放后出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兼上海市市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罗荣桓在元帅中学历最高，读过大学。红军时期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东北野战军政委，第四野战军第一政委，与林彪搭档，解放了东北和华北。解放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

　　徐向前，黄埔一期毕业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建国后担任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

　　聂荣臻曾到法国勤工俭学，黄埔军校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他先后任红一军团政委，115师副师长，华北军区司令员。解放后，他担任北京市市长，代总参谋长，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科学小组组长，国防科委主任。

　　叶剑英，黄埔军校的筹建者之一，军事生涯仅次于朱德和刘伯承。长征中他接替刘伯承任红军总参谋长，解放战争任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总参谋长。解放后，他担任军事科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国防部部长。

　　军衔制度是解放军迈向正规化的重要一步。不过，到了1964年11月，中央办公会议讨论同意军衔薪金改革小组提出的《关于取消军衔制度的意见》。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定取消军衔制度。因为当时认为军衔制“不利于干部和士兵打成一片”。1988年，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军衔制，但是没有设元帅和大将的军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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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曾检讨把华国锋当“后主” [转帖]

　　来源: 新闻午报 2007-04-14

　　■摘自《党史纵览》第11期袁小伦文

　　“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百废待兴，人心思定。全国人民和叶剑英等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衷心拥护华国锋。这是形势和现实的需要。但是，当党中央纠正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等一系列“左”的错误时，叶剑英主动承担了责任，显示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无私胸怀。

　　****人不搞“宫廷政变”

　　粉碎江青集团后，华国锋的确需要叶剑英来辅助他。陈锡联回忆：“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二天，我就在玉泉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不再主持军委的工作，还是请叶帅来主持。华国锋同志说：‘你这个报告先不要写，叶帅还要协助我处理国内问题，军队的事情你还要继续管一下。’”

　　叶剑英辅助华国锋，纯粹从大局出发。从端掉江青集团后，面对一片欢呼声，叶剑英异常冷静和谦虚。每当人们向他竖起大拇指的时候，他总是将胜利的功劳归于党和人民，从不夸耀个人的作用。特别令人敬佩的是，当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时，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在中央会议上主动承担责任

　　1976年，华国锋55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在粉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有功，也试图结束“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始终未能跳出“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的框框。在粉碎江青集团以后的言行中，在邓小平问题、天安门事件问题、真理标准问题、两个凡是问题、个人崇拜问题上，都是这样，总是以坚持错误的立场观点开始，以无可奈何接受批评告终。华国锋这个被动转变的过程，也是华国锋被不断否定的过程。1980年8月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建议，决定华国锋不再兼任国务院总理。

　　同年11月10日至12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和批准了向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的人事更动方案，同意华国锋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

　　这次会议连续开了9次会。叶剑英对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任何人无法替代的特殊作用。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21人，政治局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了会议。出席会议的29人都作了发言，28人（即除华国锋以外的所有与会者）对华国锋既肯定他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立了功和随后做了有益的工作；又分析和指出他的错误的表现与严重性，看法一致。华国锋作了许多解释和辩护，使会议时间延长。

　　在会议中，叶剑英作了不少插话。针对华国锋过多的辩解，不肯承认错误，不敢承担责任，叶剑英说：这次政治局会议确实开得很热烈。华国锋同志犯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当初刚刚粉碎“四人帮”，我的头脑里也有愚忠愚义思想，有时明知华国锋同志的意见不对，但给他提出来后，他一拒绝，我也没有坚持，就这样酿成现在的局面。所以，这种情况，我也有份。他还说：“如果国锋同志不愿意承担责任，那就由我承担好了。所有中央这4年来的错误都是我造成的，你们怨我，批评我都可以。我早就提出要辞职，今天在这个会上我再提一遍，我请求党中央让我离休。这是我雷打不动的意见。”经过叶剑英这样一说，华国锋表示不再辩解，愿意虚心听取大家的意见，接受批评。

　　回忆毛泽东临终“托孤”

　　叶剑英在发言中还做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在宣传华国锋中说过过头话，作了过高的赞誉，有“周公辅成王”的封建思想作怪。他说：“据《三国志》第35卷《诸葛亮传》里记载，刘备在白帝城临终托孤时，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之后，诸葛亮并没有照刘备的话去办，而是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毛主席临终的时候说，我不行，快完了。政治局的全体同志到毛主席那个房子，排队一个一个见主席。那时，他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看完后，退回休息室。过了一会，护士又把我叫到主席面前。当时主席看了我一眼，说不出话来，我又退了出来，不久，主席心脏就停止跳动了。当时我就想，主席为什么要第二次叫我呢？还有什么嘱托（叶剑英讲到此处，心情很激动，流下了眼泪）？我剖析毛主席在世时自己的心情，我确实把华国锋同志当做‘后主’看待，尽管我自己精力不足，水平不高，还是想尽力扶助他。我对他还讲过一些过誉的话。这是一种旧的封建思想在作怪。借此机会，我应作自我批评。”

　　叶剑英严于律己，光明磊落。他这种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每一个与会者，也感化了华国锋。华国锋提出辞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华国锋提议由叶剑英担任这两个职务。叶剑英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叶剑英和其他同志一致提议由邓小平担任这两个职务。邓小平提议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他自己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于1981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鉴于这次会议事关大局，高龄有病的叶剑英仍坚持参加了开幕式和投票，并亲自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全会写信，表示赞成中央的人事更动和对华国锋的批评帮助。叶剑英在信中说：“我和小平同志谈过，我觉得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主席、副主席名字排列，还是胡邓叶赵李陈华。这样更好些。”“对于华国锋同志的批评、帮助以及对他所担负的职务调整，我认为中央的处理是妥当的。”当全会开幕式首先宣读叶剑英的信时，全体报以热烈的掌声。

　　晚年的华国锋深居简出，勤练书法。从他晚年言谈中可见，华国锋对叶剑英也是很崇敬和尊重的。

中产阶层何以走出“被牺牲”的社会陷阱 [转帖]

　　作者 朱四倍

　　近日，著名社会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表示，我国中产阶层以每年1%的速度增长，现在中国中产阶层占人口22%至23%，封闭型社会已经成长为开放型、多元化的现代社会。（新华网8月18日）

　　这是一个让我们为之欣喜的信息：1999年我国中产阶层大致占15%，2008年是22%至23%，大致是每年增加1%。首先是私营企业主(人数)在扩大，他们中绝大部分人是中产；其次知识分子(人数)扩大了。但是，欣喜有可能是短暂的，更可能是自欺欺人。因为当下我们面临的尴尬问题是，中国社会对中产阶层的认同意识正在下降，甚至比10年前的认同度还低，有关研究表明，很长一个时期以来，大约有5%的人不能保持中等收入位置，他们绝大部分遁入了社会收入的最底层，也有学者从统计学上验证了中等收入者的脆弱性、不稳定性。正因如此，“莫让中产成牺牲品”也是一些学者的劝诫。

　　那么何以认识如此矛盾的现象呢？笔者以为，当下中产阶层的弱小是不争的事实，这主要表现在中产阶层对社会可预期和自身发展可预期的不确定性上，对自身命运的无法把握上。中产阶层的弱小既可以从数字上看到，也可以从现实中观察到。不管人们对于中产阶层的概念有着怎样不同的看法，但有一点却是有目共睹的，即在经济发达国家，居于最富有的与最贫穷的阶层之间的是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阶层，它成为社会的主体。如在美国，社会上最富有的阶层大约占6.7%，最贫穷的阶层大约占6.2%，其余的87.1%的家庭，大致都处于一种中等收入的地位上。而我国远没有达到这种程度。

　　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恐惧是要命的，但中产阶层面临的道路非常狭窄：要么努力进入高收入群体，要么往下走，返贫为低收入群体。因为对于中等收入者来说，高房价、看病贵等因素透支的不仅仅是今后几十年的收入，还有再教育或者投资、创业的机会，也透支了往上发展的路径。

　　就世界范围来说，不少国家出现了中产阶层消失的现象，如果再扩大视野，我们就会发现对未来不确定性产生恐惧的何止中产阶层，这种恐惧几乎成为社会所有阶层的焦虑情绪。市场经济发展所产生的马太效应，使社会资源的分配进一步聚集于强势群体的手中，导致强者越强，弱者越弱。而弱势群体是最先也是最强烈地感受到了社会改革的成本与代价，于是庞大的弱势群体队伍中就形成了巨大的社会风险隐患。公众的社会焦虑开始于某些不安的心理倾向，如果引起这些不安心理倾向的因素没有及时消除，便会引发社会焦虑。社会焦虑如果不被及时遏制，便极有可能在公众之间传染，促使社会焦虑蔓延，引发社会问题。

　　一个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中产阶层的演进是一个重要的表征。笔者的观点，中产阶层的发育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个自发和自然的过程，而是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相结合的产物。如果任由效率优先、市场机制独行，政府不能有效地运用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去引导、协调这一过程，那么，就不能消除“中产成牺牲品”的社会陷阱。唯有进行制度创新，提供制度出口，才能实现这样的目标：中产阶层渐渐处于“橄榄”的腰部。也只有如此，才能达到中产阶层占45%以上的现代社会目标。
 

子女、身边工作人员记忆中的叶剑英[转帖]

　　　　叶剑英：慰祝苍生乐大同

　　在开国元勋中，叶剑英是略显特殊的一位：他只是在20世纪20年代跟随孙中山攻打军阀陈炯明和广州暴动中指挥他领导的教导团进行过大型战役，在以后的漫长岁月中，叶剑英始终在军委首脑机关总参谋部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为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做决策提供情报和战略方案。恰恰是这样一位元帅，在历史的关键时刻，用他的睿智做出正确的选择，也使得自己的名字，永远被后人所铭记。

　　主笔◎李菁

　　“百战归来意气雄”

　　1948年底，在平津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叶剑英和彭真被召到西柏坡毛泽东简陋的办公室，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这是中国****当时接收的第一大城市。叶剑英被任命为北平市军管会主任兼北平市长。“当时一切问题都摊给了新政权，父亲要负担很多层面的工作。商、工、农、兵、教育乃至宗教等等都找上门来了，要求解决问题。”叶剑英的女儿凌孜说。1949年2月12日，为了庆祝北平解放，在天安门广场还召开了20万各界人士庆祝大会，这也是北平有史以来第一次，为后来举行的开国大典做了一次演习。

　　身为市长，叶剑英还要负责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国歌、国旗、国徽、大典场地以及整个典礼的安排等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年幼的凌孜还记得，在家里还曾看到很多花花绿绿的国旗设计图案；而为了筹备国庆大典，父亲每天都忙得很晚，在家里几乎都看不见他身影。

　　然而在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在天安门城楼上新中国领袖群体里，并没有见到北平市第一任市长、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的身影。

　　“早在7月份，解放大军南下之前，中共中央已决定组建新的华南分局，叶剑英出任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政委三职，离开北平，经武汉、九江、南昌等地一路南下。所以一个多月前，叶剑英就离开了北平。”《叶剑英传》传记组组长、军事科学院丁家琪研究员说。

　　江西赣州是南下的解放军各部和坚持在中南、华南抗日和解放战争的华南游击纵队的将领和部分部队会师所在地。叶剑英是两军的领导人，和双方将领一起在这里商讨关于共同配合解放南方的方针大略。

　　10月1日叶剑英是在江西赣州的住所里，通过收音机听到了开国大典的盛况。虽然他没有亲眼目睹这一历史性的时刻，但是这座古老城市迎接新政权的过程中，却记载着叶剑英的一份功劳。

　　1949年底，广东虽然解放，但是情况相当复杂，此时的两广仍有国民党武装势力。“国民党残余势力从北一直撤到了这里，广州又与香港、澳门毗邻，斗争更加严峻。”1950年3月3日，已退到海南岛的国民党残余部队还派7架飞机飞临广州上空，敌机在空中飞，暗藏在市里的特务就在地面放火或打信号弹指示目标，炸死了上百群众，数千人无家可归。在广州的叶剑英还面临一个特殊的情况：他是国民党特务第一要暗杀的对象。在市政府所在地，曾发生两起特务将炸弹扔进院子里爆炸的事件。还有一次，叶剑英外出开会乘车返回住所途中，藏在一辆停在叉路口的卡车中的特务向叶剑英开枪行刺。幸亏司机躲避及时，叶剑英才没有受伤。叶剑英的女儿凌孜对广州的生活还保留着模糊的记忆。她记得，父亲后来坐了一辆缴获来的美国防弹汽车，玻璃特别厚，车里又没有空调，广州天气又热，“坐在里面跟大闷锅一样”。一直跟随叶剑英的司机只好自己想了个办法，在汽车里面安装个小风扇。

　　在接管广州过程中新政权又面临着一个新难题：“广州在金融物价方面斗争的尖锐和复杂程度，在全国新解放的大城市中是屈指可数的。”在广州十三行一带，大批从事金融投机的人，几十年来已形成行帮，广州市民、乡民的一切交易，也都以港币为本位币。在新旧政权交替之机，这些投机商和地下钱庄投机猖獗，强烈地挤压人民币。在叶剑英领导下广州市委对这些投机商们展开了快速铁腕的措施：1949年12月5日，大批军警突然出现，在一天之内神速将100多家钱庄封掉，巩固了人民币在广东省的地位，稳定了民心。香港报纸惊叹“叶剑英扫荡十三行”。

　　1950年，在发动渡海登陆战役、解放了整个海南岛之后，国民党军的正规武装被逐出华南大陆，但各地仍残留有大批土匪武装。从1950年初，叶剑英和广东军区的负责人，又开始着手在广东、广西剿匪。

　　再度踏上广州这块土地的叶剑英写下了“百战归来意气雄”的诗句——1927年他发动广州起义失败后离开这座城市，此时已经22年过去，一切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把剑长歌气压轩”

　　1897年4月28日，叶剑英出生在广东省梅县一个普通家庭，原名叶宜伟。梅县是华侨之乡，叶剑英的四个伯父都在南洋谋生，1916年冬，19岁的叶剑英辗转到了马来亚西部霹雳州首府怡堡。但是，谋生的日子并不顺利，时打时停。正当苦闷彷徨之时，叶剑英得知云南都督唐继尧派人到南洋，招收华侨学生入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消息。叶剑英顺利通过考试，父亲和几位伯父凑了钱，供他回国求学。

　　1917年夏，从马来西亚坐船到香港，再经越南海防、河内，取道滇越铁路前往云南。很多年后，叶剑英跟女儿凌孜闲聊时提起这样一个经历：那时的小铁路走走停停，经过越南这段路时，铁路边上有一华工暴尸荒郊，叶剑英看了极为难过。“父亲当时只有20岁，还是一个热血爱国青年，他后来告诉我们，看到一个中国人暴尸荒郊，无人理睬，他联想了很多：他是哪里人？为什么流落到这里？他的亲人是否已经知道他不在人世……他觉得中国人的命运太悲惨了，处处低人一等，不禁热泪盈眶。他立志要好好习武，振兴中华。”

　　创办于清末的云南陆军讲武学堂，在辛亥革命、反袁世凯称帝等历史事件上扮演过非常积极的角色。这所学校也因蔡锷、唐继尧、李烈钧而声名大震。中共元老朱德也毕业于这所学校。

　　在这所学校学习炮兵的叶剑英曾豪情万丈地写下“把剑长歌气压轩”的诗句，他也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剑英”。毕业后，叶剑英拒绝了学校派他去南洋招生的工作，回到广东参加粤军。1920年加入国民党，走上了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道路。

　　1922年6月，陈炯明叛变炮轰总统府时，身为海军陆战队营长的叶剑英率队护卫孙中山脱险，始终护卫在孙中山旁边。凌孜说：“他后来和我们回忆，陈炯明炮轰军舰时，有一发炮弹落到他所在的‘宝璧’舰上，把军舰炸了一个大洞。”

　　1924年，孙中山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准备筹办黄埔军校。年轻的叶剑英受廖仲恺之邀，成为20位筹办者之一，并出任教授部副主任，负责编制全校的课程。后来国共两党的不少高级将领，都是他当年在黄埔军校的学生，由此也确立了他在国共两党的地位。

　　叶剑英晚年也向传记组回忆，当时的广州政治气氛活跃，他既读过无政府主义的克鲁泡特金的书，也看了《列宁传》等左派书籍。在黄埔期间，****组织和人员可以在学校合法存在并进行活动，这使得叶剑英有更多的机会接触****人，他也对共产主义的理论有了朦胧的好感。在此期间他曾提出加入中国****，但当时中共内部一些人认为，叶剑英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高级军官，需要长时间考察，此事遂搁置下来。

　　年轻有为的叶剑英也赢得了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信任。在北伐军攻下南昌之后，蒋介石曾提议他到一军一师当师长，考虑到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叶剑英称病谢绝；不久，因为俘虏了孙传芳的数万人，国民革命军组成了新编第二师，蒋介石再次任命叶剑英为代理师长。“父亲跟我们闲聊过，他说，在国民党部队当官，行军出发时，配一匹马一个轿子，不想骑马就坐轿子，后面还跟着挑夫，里面装着炼乳、苏打饼干、咖啡和酒。有时到了某个地方没有水洗手，就开一瓶白兰地洗手消毒，这在今天看也是很奢侈了。”凌孜回忆。

　　这是一条标准的“高官厚禄”之路。叶剑英后来也说：当时师长每月差不多都有两三万元的收入，做两三年师长，就是个百万富翁。“如果只是为了个人跟蒋介石走，至少可以做大官。”“蒋介石把叶剑英看成自己的嫡系，叶帅晚年时还告诉我们，他当时可以带佩剑进到蒋介石的官邸。说明蒋介石对其很信任。”丁家琪说。叶剑英后来在很多次讲话中说到，如果继续做国民党的官，他至少不比陈诚的位置低。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公开与****决裂；此时的汪精卫以国民党左派名义，公开反蒋。究竟跟着谁走，这对叶剑英不啻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叶剑英后来回忆说：“那时没人来，也没电报来，我就自己关上门，看报纸，想问题，什么问题都想到了。”把自己关起来想了三天三夜，叶剑英终于做出了选择：他在吉安通电反蒋，公开与蒋介石决裂。

　　叶剑英的“背叛”在当时的军界和政界引起震动，也大出蒋介石意外。“我们曾当面问过他：蒋介石那么信任你，你为什么要反蒋？他停了半晌，说了一句：蒋介石屠杀工人。”在丁家琪看来，叶剑英出身贫苦家庭，其父亲靠摆摊卖肉艰难为生，基本处于社会底层，所以他对劳动人民有着天然的朴素感情。此外，叶剑英带兵到南昌以后，驻扎在吉安，当时有很多****的外围组织和地下组织与他接触，使得叶剑英更倾向于共产主义。

　　与蒋介石公开决裂的叶剑英带领一些左派军官到达武汉，被正在网罗人才的第四军军长张发奎招至麾下。第四军里的****员、国民党左派比较多，进一步受到左派思想影响。叶剑英再次提出加入中国****。

　　1927年7月上旬，经周恩来批准，叶剑英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最低潮时加入了****，很多年后，叶剑英语重心长地告诉子女：“我加入****，不是被逼迫的，不是揭竿而起的，不是穷得没饭吃投奔红军的，我是心甘情愿找到红军的。”因为我看到了蒋介石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在南京屠杀****，而****是代表了革命的力量。1927年12月，叶剑英参加了广州起义，从此走上了为自己所信仰的理想奋斗的道路。

　　“伊谁与我赋同仇”

　　广州起义失败不久，叶剑英根据中央安排，赴苏联学习。1931年11月，中共宣布在江西瑞金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学成归来的叶剑英出任中革军委委员兼总参谋部部长。从此，他也有了一个伴随终生的称号——叶参座。

　　叶剑英到达苏区后，经历了几次“反围剿”战役。身为参谋长的叶剑英，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和领导才能极为钦佩。1932年10月上旬，在宁都会议上，毛泽东的军事路线遭到批判，他的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也被撤销。一起回到后方的路上，叶剑英与毛泽东彼此有了初步了解。“叶帅后来回忆这一段时说，他和毛泽东一边骑马一边聊天，讲三国、讲历史的，谈得比较投机，他也对受打击的毛泽东表示出同情。”传记组成员、军事科学院金立昕研究员说。

　　随着长期的合作，毛泽东对叶剑英的了解也逐步加深。因为一次战役失利，对叶剑英有成见的李德借机将其降职使用。叶剑英不以为意，表现得很大度，毛泽东、周恩来都曾夸赞叶剑英是能上能下的好干部。毛泽东曾多次对人说：“剑英这个人对前几把交椅是不争的！”毛泽东与叶剑英真正建立起信任关系，则是1935年在长征途中叶剑英将张国焘要求徐向前、陈昌浩南下的“密电”送给毛泽东一事。从某种角度，它甚至对叶剑英未来几十年的政治命运都产生了持久而微妙的影响。

　　1936年，在中共和张学良、杨虎城力促实现西北联合抗日局面的大背景下，“中央决定派阅历丰富、多谋善断且对东北军情况有一定了解的叶剑英参谋长前去西安”。对叶剑英到来十分重视的张学良将叶剑英安排在自己的副官孙铭九家里。张学良还经常约请叶剑英在他的公馆会晤，从那以后与红军的交往也更为频繁了。

　　1936年12月3日，与蒋介石会面不欢而散的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情绪抑郁，坐立不安。他连夜让孙铭九把叶剑英请到自己的公馆来。当时的张学良年轻气盛、血气方刚，表示实在不行就要和蒋介石对着干，讲到激动处时还猛地拍桌子，说了句德语“古铁打”，就是要打的意思。叶剑英摆摆手表示：不可以硬打，要策略地对待。

　　蒋介石到达西安后，气氛日益紧张，叶剑英按中央指示，悄然离开西安。临行前，张学良还慷慨借给红军10万块银元。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要亲自送蒋乘飞机回南京。叶剑英晚年时告诉子女：“张学良刚一出门，孙铭九就向周恩来和我报告：副司令走了，送蒋先生回洛阳。我们说，不行，你马上坐汽车把他请回来！待他坐汽车到机场，飞机已升空了……”提起这段往事，叶剑英仍惋惜不已。而张学良也很珍视与叶剑英的患难之交。晚年在美国见到吕正操时，张学良还表示怀念老朋友“叶参座”。

　　国共达成统一战线后，任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更多地是凭借其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威望展开统战工作。“他在西安、武汉、南京几个八路军办事处都工作过，与国民党谈判，向他们要钱、要装备、要器材，做了大量的工作。”金立昕说。

　　抗战后期，叶剑英在重庆也经常陪同周恩来、董必武等，与国内外友好人士会晤。叶剑英向各界人士阐述了****的抗日方针，争取中华民族各界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争取到不少人士对中共的好感。

　　著名新闻记者赵浩生回忆，在一次舞会上，他与叶剑英一起谈论朗诵英国诗人雪莱的作品。“我的舞伴(一位读英国文学的女大学生)并不知道他是谁，当我告诉她这位熟记雪莱作品的人就是叶剑英将军时，她吃惊之余，对她所受的十几年的反共教育都发生了疑惑，她没有想到被称为‘**’的将军，却是一位如此博学多才、温文儒雅的人物。”后来有人将这一时期的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称为中共的“外交三骑士”。1940年5月，来重庆谈判的朱德曾作一首《出太行》的七绝，叶剑英以诗和之：“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山河寸寸收。勒马太行烟雾外，伊谁与我赋同仇。”朱德读后，亲笔录下，备加赞赏。

　　情报工作则是叶剑英在重庆的另一个重要工作。金立昕说：“很多中共的情报工作人员，都是在周恩来和叶剑英面前宣誓的。情报工作的作用有时比一个师一个军还大。”

　　“苍凉唱大风”

　　新政权建立后，叶剑英回到他熟悉的家乡广东。正在他大施拳脚之时，却没有料到突如其来的一场风波席卷而来，最终导致他黯然离开广东。

　　1952年6月，毛泽东突然将叶剑英、方方、陶铸召集到北京开会，批评华南分局领导在农民问题上“右了”、“慢了”，是“和平土改”。

　　“广东的华侨比较多，父亲在处理他们的土地问题时比较谨慎。父亲跟我们谈过，他到了南洋之后，看到有的人一大早起来打鱼，再骑自行车到市场上把鱼切成一块块地卖掉，晚上把剩下的鱼尾巴带回家吃，天天如此。然后把辛苦攒下来的钱寄回国，盖个房子，条件好的或者再买块地。因为他有过去南洋的经历，所以他知道那些有土地的人也并不都是靠剥削别人发家的大地主、大富豪。”凌孜回忆说。

　　此时的叶剑英，也深知一个新政权需要海外华侨的支持，因此他反对过于激烈的土改政策，慎重地鉴别他们真实的阶层，处理财产，有些人将这些意见反映到中共最高领导人那里，引起不满。“朝鲜战争爆发后，毛主席当时的心情是急于稳定后方，从南方抽调出人到朝鲜战争，所以认为广东土改进行得力度不够。”丁家琪告诉本刊记者说。

　　叶剑英与方方领导的华南局受批评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央指责他们在干部使用上，过多地选择地方干部，犯了“地方主义”错误。作为华南分局的最高领导，叶剑英把责任都揽到自己身上，并违心做了很多检查。

　　3年来的紧张工作过度劳累以及不公正待遇造成的精神压抑，8月中旬，叶剑英感到胸部疼痛，有时心律失常，中央派飞机将他接回北京治疗和休养。

　　“离开广州的时候，父亲的很多下属都哭了。父亲说了句：‘主帅无能，殃及将士。’我相信他内心肯定是一种深深的无奈。”凌孜回忆说。

　　对当时尚不谙世事的孩子们来说，回到北京后的生活，是一段轻松而美好的回忆，以至于50多年后再回想起，凌孜脸上仍不自觉地浮起微笑：“我还记得父亲带着我们到北戴河，唱歌，跳舞，游泳，打野鸭子，看人家果园，他就是一个‘孩子王’。”

　　广东的老部下古大存赴京，“有一次到叶家，正值叶剑英一个人在吹箫”。有时他们还一起去十三陵，去野炊，郊游、怀古。1954年到青岛疗养的叶剑英留下这样一首诗：小楼明一角，深隐绿丝中。海阔天如盖，山遥岛似熊。轻波垂钓叟，旭日弄潮童。忽忆刘亭长，苍凉唱大风。

　　1955年4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训练总监部代部长，代替刘伯承主持全军的军事训练工作。1958年军队批判“教条主义”，作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的训练总部被撤销，叶剑英也被点名批评。

　　1959年后中央军委改组，主管军队日常工作是总参谋长兼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大将，作为常委之一的叶剑英分管科研和教育训练工作。“他的特点是让他去干哪一行，他就认真钻研哪一行。”凌孜略带自豪地评价父亲。

　　“钱学森从美国回来不久，父亲有一次还特地把他和蒋英请到家里来吃饭，父亲很虚心地向钱学森请教：学科当中有物理、有化学，你研究的是什么学问呢？钱学森回答说是物理与化学的结合……我当时还小，也听不懂那是门什么学问。”凌孜微笑着回忆。

　　这一时期的叶剑英将更多精力放在军事科学院的筹建上。“那时他就对军队必须提高整体素质水平和学习现代化战争的战略战术有所认识。”

　　叶剑英对他一手创建的军事科学院显然怀有深厚的感情，军科的二号院成了他居住时间最长的一个地方，二号院的很多设施依然按照叶帅生前的样子布置着。凌孜每次回北京，也会住在父亲生前最爱的这个地方。“看到那个小楼了吗？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都来过这个地方，我就住在这里守老营了！”

　　“这段时间的叶剑英，并不是中共权力中心的人物。”而后来的不少文章对这一期间的叶剑英，有诸如“远避西山”、“韬光养晦”的评价。不过回到当时的历史现场，叶剑英的内心深处也许有些许无奈。从另一角度，他并没有消极的生活，而是寄情于他钟爱的阅读当中，正如他自己在诗中所云：“书中藏醉叶，留下一年秋。”

　　“****炮轰何时了”

　　在气势汹汹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于1966年5月正式袭来之前，军队内部已经经历了几次大动荡。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之下，1966年1月，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不久，又被任命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副主席兼军委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

　　“当时罗瑞卿已经被打倒，由贺龙来主持日常工作，不久，贺龙又遭受冲击，说他搞‘政变’；贺老总下台后，林彪一直称病，老帅里面，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另一方面，叶剑英资历虽老，但因为长期担任参谋长职务，从不拉‘“山头’搞小圈子。所以他自然成了人选。”丁家琪研究员对当时的局势做了这样一番分析。

　　“文革”初期，出于对毛泽东的信任和尊重，叶剑英与其他老帅一样，试图理解并跟上最高领导人对这场运动的部署，但很快，他就感到迷茫乃至困惑、不解。

　　“当时首都治安由父亲接管，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好几次全国****的红卫兵，有一次他一回来就说‘真糟糕’。在天安门广场发现了很多金条，当时红卫兵抄家，把人家的家底儿都抢了来，金子就放在自己口袋里，结果在天安门一挤，金条从兜里掉出去了。父亲非常感慨地说了一句：‘如果这样下去，年轻人就会被腐蚀掉了。’”

　　此时的叶剑英也许尚未看清楚整个运动的本质，他只凭着军人的本能，决意要守住军队这最后的阵线。“父亲回来很担心，党、政、军，只剩军没倒了。军队不能倒，军队一倒，任何一地发生问题，都没法控制，国家要大乱了。”凌孜回忆。

　　可是情况让他越来越忧心忡忡：全国13个军区，有7个军区在搞运动。三个总部中，总后瘫痪了，总政几乎瘫痪，总参部分瘫痪。海军瘫痪了，空军瘫痪了。群众运动的大火也烧到了叶剑英所住的军事科学院里。工作人员回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把军科院的窗户都贴满了，白天还得开灯。

　　在叶剑英等力争下，中共中央发出通知，不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在军队内部，明令不许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但形势依旧越来越恶化。

　　在军队内部，很多负责人遭到揪斗，被逼得东躲西藏。“告急的电报、电话纷至沓来，要求叶老帅给予保护。”有些无路可走的，如萧华等直接找到叶剑英住地求救。所以军科院的二号楼和西山驻地，一时成了老干部的庇护所，“轮番睡觉，分批开饭”。王守江回忆，当时兰州、新疆等几个军区都被“革命群众”冲击得报急，叶剑英让军区领导到北京，安排他们住在京西宾馆，“通过军线电话遥控，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依然保持对军队的掌控权”。

　　此时的叶剑英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给需要他的人提供庇护。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当时中共负责军队的领导人、为数不多的代表老干部的力量之一，也源于他一贯宽厚的性格和为人。徐向前曾回忆，1967年建军节前夕，朱德与徐向前等几个受冲击的老同志，“能不能出席建军40周年招待会，竟成了问题”。“在出不出席还没最后定时，剑英同志亲自带着一名战士理发员，来到了我的往处，要我先理个发，做好出席招待会的准备。”“当毛泽东同志批示朱德同志和我们几位老同志都要出席的电话通知打来时，剑英同志喜形于色，十分高兴！”

　　这段时间，叶剑英与聂荣臻都住在西山，陈毅、刘志坚、刘伯承、陈毅等经常在山上会晤。大家谈论形势时都忧心不已。《叶剑英传》里还写了这样一个细节：有一次，几位元帅在西山聚会。年高体弱的刘伯承激动地问：“我的眼睛看不见，现在是什么样了？”他边说边走到其他的元帅身边，伸出双手，一个一个地从上到下抚摸着老战友。大家握着他的手，热泪盈眶，舍不得放开。陈毅沉痛地说：“现在看不见最幸福，看见了更是糟心！”

　　在陈毅遭到造反派连日批斗，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叶剑英特地写了《虞美人》词相赠：“****炮轰何时了，官罢知多少？赫赫沙场旧威风，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严关过尽艰难在，思想幡然改。全心全意一为公，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正当“炮轰”风暴席卷全国之时，它却不胫而走，流传各地。陈毅读后，提笔写道：“绝妙好词，陈毅拜读。”

 叶剑英文革崛起 一场“二月逆流”靠边站 [转帖]

　　来源：网易军事 2007-05-28

　　叶剑英是中**史上的重要人物，他在文革前并不受重用，一场文化大革命使叶剑英的政治命运发生逆转。但1968年的“二月逆流”也使叶剑英“靠边站”了一段时间。由于档案尚未完全解密，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单世联参照现有公开发表的论著，讲述了叶剑英的这段经历。

　　　　毛泽东与叶剑英（右一）

　　1966年1月，叶剑英被任命为军委副主席，不久取代罗瑞卿兼任军委秘书长，并成为军委常务副主席；在同年8月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进入书记处和政治局，一度与徐向前（军委文革小组组长）一起具体领导军队文革；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叶剑英取代林彪主持军委工作；1973年成为中共副主席；1976年10月，叶剑英参与领导了抓捕“四人帮”的斗争，直到次年邓小平复职之前，他是中共中央惟一的副主席，声望达到顶峰。

　　作为文革中军委两次改组的受益者，叶剑英的政治命运直接取决于毛泽东的态度。1965年下半年，旨在清除罗瑞卿的计划开始实施，其机密程度，包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和军委第二副主席贺龙都蒙在鼓里。1966年3月批罗会议期间，叶剑英是主持会议的七人小组成员之一；当毛泽东准备与林彪决裂时，差不多处于流放状态的叶剑英又一次进入权力中枢。1970年庐山会议后，叶剑英被任命为陈伯达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特别顾问，并实际参加政治局工作。

　　导致1968年叶剑英“靠边”的直接原因是“二月逆流”。1967年1月22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扩大会的代表，听取了军方将领对文革的意见，对他们受到的委屈以及因此而来的不满感到震惊。毛泽东在会议的插话和讲话中，自始至终都同情军队的将领，一再声明不能冲击军事机关，并对一些过火行为提出了批评。

　　这一安抚，显然鼓舞了叶剑英等人，他们“大闹怀仁堂”，向“中央文革”发起抗争。2月11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政治局碰头会。会上，叶剑英怒斥中央文革一伙：“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叶剑英还说：“上海夺权，改名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到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

　　叶剑英又问陈伯达：“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得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不要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

　　2月11日晚，叶剑英向毛泽东汇报白天的争论，毛泽东表态说：“此事我已经知道了，你的对。”似乎并不在意。

　　2月16日下午4时，周恩来照例在中南海怀仁堂召集政治局碰头会。会议的原定议程是“抓革命，促生产”。叶剑英等人再一次重拳出击，针对林彪一伙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反革命两面派活动，陈毅说了一段深刻有力的话：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在延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还有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这些人，还不是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他们（指“造反派”）没有反对过毛主席，他们根本没有见过毛主席！所谓反毛主席，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

　　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指林彪）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斯大林不是把班交给了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吗？

　　把文革与延安整风联系起来并说到斯大林晚年，这是“残酷打击无情斗争”的做法，也是对毛泽东最严重的批评。毛泽东可以容许叶剑英等11日对文革的不满和对“中央文革”的批评，但绝不能容忍对他本人的批评。

　　在2月18日深夜紧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大发雷霆：“中央文革小组执行十一中全会精神，错误是百分之一、二、三，百分之九十七都是正确的。谁反对中央文革，我就坚决反对谁！你们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办不到！……你们说江青、陈伯达不行，那就让你陈毅来当中央文革组长吧，把陈伯达、江青逮捕、枪毙！让康生去充军！我也下台，你们把王明请回来当主席！你陈毅要翻延安整风的案，全党不答应！”

　　相对而言，叶剑英的表现较能为毛泽东所容忍，这一点江青当时就发现了：“陈毅、谭震林、徐向前是错误路线的代表，叶剑英、李先念、余秋里是附和错误路线。”从2月25日到3月18日的五次“政治局生活会”上，受重点批判的也是谭、陈、徐三位。在毛泽东批准的批判“二月逆流”的报告中，叶剑英没有被点名。叶剑英还于1969年的“九大”上进入政治局，而陈毅则被赶出。

林彪坠机身亡 周恩来紧握毛泽东手痛哭[转帖]

　　2008年01月25日 人民网

　　摘自《我的伯父周恩来》作者：周秉德 辽宁人民出版社

　　注：本文的作者为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故文中称周恩来为“伯伯”

　　　　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消息一经证实，有人立即提出用导弹打掉。毛泽东主席摇摇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而伯伯曾拿着话筒向林彪乘坐的三叉戟喊话：“林副主席无论在国内哪个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去机场迎接。”接着，为了处理这一突发事件，伯伯吃住在人民大会堂，几乎整整三天三夜没合眼。

　　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原本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

　　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

　　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如果从身材长相上看，周恩来只算是中等个，典型江南人的脸庞，端庄清秀，举止文雅，让人不禁联想起西湖边的杨柳。可是，从跟随他工作开始，不管是外交上的剑拔弩张，还是党内错综复杂的局面，他永远应付自如！而且，他仿佛是专为克服困难来到这个世界的，往往越是困难、艰险，他越有力量和办法，仿佛世界上没有难得住他的事。

　　
　　纪登奎

　　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

　　确实，纪登奎也是直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真正想明白周恩来的痛哭失声：为着树立和维护林彪副统帅的地位，冲击打倒了党政军那么多老干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全国从上到下，几乎无一幸免，国家主席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煤炭部长张霖之被活活打死，多少老干部被投入监狱，多少群众因之划线受批判……如今，这个一直是被称为毛主席“最亲密战友”，并作为毛主席当然接班人写入党章的林彪，竟带着老婆、儿子逃往国外，落得个折戟沉沙，死无完尸！作为一个国家总理，他怎么不为“文革”以来党的一次次错误决策痛心！怎么再说以打倒刘少奇大树特树林彪为主要成就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他又怎么向全国党、政、军、民解释和交代这一切？

　　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笑指拥有原子弹的美国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但林彪外逃之时，毛主席已是年过古稀老人，林彪外逃之事，给他的打击是沉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致命的。

　　1971年12月，正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召集会议的伯伯，出去接了一个电话，再进门时脸色灰白，他挥挥手说：散会散会！没了往日的镇定，转身带着小跑往电梯方向赶。卫士长张树迎扶着伯伯走进电梯，他明显感到总理的全身在发颤：“到游泳池。”他的声音也微微发颤。张树迎心里一震，一定是毛主席那里出事了。果然，一进游泳池，毛主席卧室的门窗大开，平躺在床上的毛泽东主席脸色发青，嘴唇发紫，仿佛已经没了呼吸。

　　张春桥、姚文元、江青等人已经到了，只是冷漠地远旁站着。伯伯进去后立即向紧张焦急的医生询问情况，判定病情，紧急调来了吸痰器。经过吸痰，毛主席的脸色渐渐恢复了血色，大口喘着气；又过了一段时间，毛主席的眼睛慢慢睁开了。伯伯此时如释重负，他激动地扑到主席床边，双手紧握着主席的手，泪水夺眶、语音哽咽地冲口而出：“主席，主席，大权还在你的手里！”这句话，站在伯伯身边的张树迎听得清清楚楚，他内心无限感慨：党内对毛主席心思最摸底的恐怕非总理莫属。至今张树迎还仍常对我感慨：你伯伯一直维护毛泽东主席的地位，你说他崇拜主席，尊重主席，也是为了这么大的国家呀！

清兵背上的“兵”和“勇”有何区别 [转帖]

　　文章摘自《读史》 作者：刘继兴主编 出版社：崇文书局

　　文/苟梓

　　经常在有关清朝的书籍、文章或影视剧上看到“兵”和“勇”二字，但很多人对这两种标志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史载，“兵”是清代国家的常备武装力量，包括八旗军和绿营军。八旗军分为满八旗、蒙八旗和汉八旗，这些都是大清的正规军，直接隶属皇帝，八旗兵为世兵制，在16岁以上的八旗男性子弟中挑选。“余丁”和不满16岁的“幼丁”，可以挑补为养育兵，即预备兵。

　　
　　写有“兵”字的清朝士兵

　　绿营军则是为弥补满军的不足而建立的汉人组成的汉兵，是清入关后改编和新招的汉人部队。这种军队以绿旗为标志，以营为建制单位，故称绿营兵，也叫绿旗兵，简称营兵。

　　八旗军同绿营兵虽然使命相同，都是保家卫国，但主次不同，朝廷倚重不同。按朝廷的定制，八旗兵大部分卫戍京师，为国家精锐部队，掌管京师安全；绿营兵则遍布全国各地，数量要比八旗兵多几倍乃至几十倍。通常影视剧上浩浩荡荡的清代大军都是绿营兵。

　　满清入关以后，绿营兵日渐取代八旗兵的主要地位。清朝建立不久的康熙年间，力图以和为贵，于是军备废弛，萎靡不振。八旗兵丁一劳永逸，长期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以至于三藩起事临阵磨枪亦难振军威，故镇压三藩之功实属绿营兵。雍正登基后，立志彰显满军尚武精神，乃三令五申“八旗为满洲根本”，大动干戈，整军治军，终于使得士气大振，维护了当时的国家统治。

　　
　　写有“勇”字的清朝士兵

　　“勇”与“兵”相比，就是后娘养的了。雍正、乾隆朝后遇有战事，若八旗兵和绿营兵不足用，则就地取材，临时招募乡勇组成军队，战事完了后立即解散，不是国家正式的军队。直到清末太平天国时，曾国藩才改非正式的乡勇为练勇(即湘军)，定兵制，发饷粮，称为勇营。从此，“勇”基本代替了“兵”，成为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勇营的特点是拿国家饷的私募武装，所谓“兵为将有”，士兵和军官只忠于自己的长官，不直接效忠皇帝。

宋庆龄与她的秘书们[转帖]

宋庆龄

　　宋庆龄与她的秘书们

　　汤雄

　　　　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一生中共有十多位秘书，其中有两位洋秘书格外引人注目，她们分别是来自美国的史沫特莱和来自德国的王安娜。宋庆龄用至诚的心灵、共同的信念与她们建立了历久弥深的友谊。

　　宋庆龄与史沫特莱并肩战斗

　　1931年6月，宋庆龄为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被上海公共租界英巡捕以“****嫌疑”的“罪名”逮捕一事寝食不安。那时，白色恐怖笼罩了上海，时代的发展召唤着宋庆龄立即投入到反对国内反动派的新的政治斗争中去。宋庆龄知道史沫特莱，就是在她极力营救牛兰夫妇的时候。

　　1931年七八月间的一天，宋庆龄的助手胡兰畦把当天收到的信件送给了宋庆龄。其中一封英文信引起了她的好感，她捏着信向胡兰畦扬了扬，满意地说道：“这封英文信写得好，英文基础也很高，话虽没几句，但语言和用词都很美。”

　　宋庆龄

　　原来，这封信就是《法兰克福日报》驻沪记者史沫特莱写的，她是受共产国际之托，找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的，请求孙夫人在百忙中给她5分钟谈话时间，商量拯救的具体方法。

　　宋庆龄见信后，立即复信，答应在寓所接见她。

　　1931年8月24日，身材高大、性格爽朗、时年41岁的美国女子艾格妮丝·史沫特莱走进了宋庆龄在莫利爱路29号的寓所。

　　那天，宋庆龄身穿一件黑色旗袍，梳着中国妇女传统发髻，显得雍容华贵、气质非凡。一见到史沫特莱，她就缓缓从座位上站起来，并向对方伸出右手。史沫特莱握住宋庆龄那只绵软的手，情不自禁地用英语说道：“敬爱的孙夫人，您不愧为东方最伟大的女性，能见到您，我感到莫大的荣幸。”

　　右起：黎沛华、史沫特莱、宋庆龄、鲁迅、林语堂

　　史沫特莱1890年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北部的一户贫苦家庭，早年当过烟厂工人和书报推销员。1916年到纽约，为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号角》撰稿。1918年参加社会党。1919年起侨居德国。1927年到丹麦，并创作自传体长篇小说《大地的女儿》。1928年，她受聘为德国自由派报纸《法兰克福日报》驻远东特派记者，并于1929年初穿越苏联边境，进入中国东北地区采访。其间，史沫特莱根据调查撰写了一系列揭露日本在满洲的武力威胁与预报日本必将大肆侵略中国、占领东北的文章。然而报社编辑怀疑报道的真实性，一篇也没有发表。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才陆续见报。史沫特莱在哈尔滨的采访，引起了伪满当局的不满，曾寻借口把她驱逐出哈尔滨。

　　史沫特莱来到上海，时值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实行白色恐怖统治的第二年。由于她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的具有明显抗日情绪的文章，还引来国民党当局的反感与跟踪。史沫特莱从小在逆境中长大，对上海当时这种险恶的环境十分了解，所以事事谨慎小心。但无论盛夏还是寒冬，她的穿戴都离不了一点红色——深蓝衣服上的一朵康乃馨，帽子上的一只红鸟，红色的运动衫。她格外喜爱这红颜色。

　　这一次会面，使同样热爱人民、憎恶邪恶、主持正义的史沫特莱和宋庆龄，成为了莫逆之交与亲密战友。两位伟大的国际女杰的心从此紧紧地连在一起。

　　史沫特莱比宋庆龄大几岁，令她想不到的是，她们竟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这使得她大为感动。在她的记忆里，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且派头十足，而这位中国前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平易近人。

　　1931年10月，史沫特莱应宋庆龄之邀，担任了她的英文秘书。她不仅文字功底了得，而且还肩负起保卫宋庆龄安危的重任。

　　1931年的那阵子，由于宋庆龄频繁营救革命志士，蒋介石终于恼羞成怒，把狠毒的目光瞄准了宋庆龄，并欲除之以绝后患。

　　初秋的一天，宋庆龄刚参加完一个聚会乘坐出租车回家，身边坐着秘书史沫特莱。行驶途中，突然路面上两个衣衫破烂的男人厮打着站到了马路中央。司机连鸣喇叭并放慢车速，提醒对方避让。但这两个男人仍旧纠缠在一起，并一路向车前扑来。司机本想绕道，哪知这两人在马路中间忽东忽西，甩臂踢腿，汽车根本绕不过去，只好停下。

　　坐在后座的宋庆龄皱皱眉，用英语对身边的史沫特莱说：“看这两个小商贩，又在争抢生意了。”话音刚落，一边的史沫特莱按住了她，道：“夫人，你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的，不像是小商贩呢。”说着，她便推开车门跳了下去。

　　岂料史沫特莱双脚刚落地，那两个男人便一齐扑了上去，一个假装往她身后躲，一个竟挥拳朝她脸部打过去。“NO！”早有准备的史沫特莱一声大吼，往边上一闪，躲过了迎面击来的拳头，同时双手叉腰，严严地堵在汽车门口，冲着那两个男人横眉竖眼。只见那两个男人围向车子，并冲着她喊道：“我们打架，关你这个洋婆子什么事？”

　　此时，她已看清对方是何等人物，一声冷笑，挥动颀长的双臂，一边左遮右挡，引开两个男人的视线，阻挡他们进一步的举止，一边对车前的司机用汉语大喊道：“快开车！”司机见两人不顾阻挡地分左右向汽车扑去，这才明白，原来他们是冲着车上坐着的孙夫人的！所以情急之下，急忙踩动油门，把车开了出去。

　　两个男子见计划落空，双双挥掌抡拳，向史沫特莱扑来。史沫特莱虽是女子，却长得身高体壮，她眼明手快，迅速防卫。这时，站在马路一边目睹整个过程的几个同伙，也围了上来，他们嘴里不干不净地骂着叫着，要教训史沫特莱。还没等他们呈扇状包围上来动手，史沫特莱就从身上摸出一只哨子放在嘴里用劲地吹了起来。两个法国警察骑着高头大马，全副武装地闻声跑来。

　　其实，史沫特莱是没有学过拳脚功夫的，不过，她会打枪，而且枪法不错。在史沫特莱身上，常年藏着一把从美国带来的防身用的“勃朗宁”小手枪。以她的个性，如果那天国民党特务的行动一旦真地威胁到宋庆龄的生命安全时，她绝对会亮出身上那把“勃朗宁”，以保护宋庆龄。她曾经说过：“一个人要是真下了决心，就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可不是富贵人家出身！”

　　1933年6月18日，杨杏佛父子乘坐的汽车刚开出上海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大门，就被埋伏的国民党特务狙击杀害了。在这种非常情况下，史沫特莱仍坚定地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国际影响，以做宋庆龄的秘书为荣，主动承担更危险的工作。从此，她更像个仗义行侠的勇士，暗中保护宋庆龄。

　　宋庆龄与王安娜40载的书信情缘

　　1998年接近年底的一天，刚退休的工程师王黎明，端坐在德国的家中，开始整理母亲王安娜生前遗留下来的几个装有文件的大纸箱子时，看见里面有这么多的宋庆龄的信件，他惊呆了。他数了一下，有近三百封，全都是宋庆龄生前写给他母亲的私人信件。

　　王安娜，原名马滕斯·安娜利泽，德国普鲁士人，曾在柏林攻读历史和语言学，获博士学位。1931年起积极参加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运动。这时，24岁的她与中**组织安排到德国柏林大学留学的王炳南相识相恋。上个世纪30年代，曾两度被纳粹逮捕和释放的安娜和王炳南结婚，1936年来到中国，并遵从中国人的传统风俗与其名字的谐音，易名王安娜。

　　王安娜来到中国后，曾到过陕北，在延安会见过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1938年在香港参加“保盟”工作，受宋庆龄委派负责转运各种援华物资，还秘密到已成为“孤岛”的上海，为“保盟”上海分会援助新四军的工作提出建议。

　　这么多的信件是一位德国普通妇女与世人所尊敬的伟大女性——宋庆龄四十多年中难忘友谊的见证。王安娜生前非常珍视和爱护这些信件，不论在当时战乱的中国，还是回德国以后经历的不安定生活，都把它们珍藏得好好的。她是个注重友情、照顾大局的人，并不因自己和宋庆龄的特殊友谊以及手中拥有的材料而到处宣扬自己，她知道并且也特别尊重宋庆龄有保护隐私的习惯，从不发表和宣讲有关宋庆龄个人情况的新闻和报道。

　　王安娜在延安

　　王安娜是通过何香凝女士认识宋庆龄的。但她真正在宋庆龄手下工作，还是通过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先生的介绍。抗战初期的40年代，他们都居住在重庆，由于她的丈夫王炳南在周恩来手下工作，主管外事，王安娜也协助做了不少对外宣传方面的工作，写了很多文章，向外国朋友介绍****在国共合作中的政策和主张。王安娜精通德文、英文和法文，是年轻的德国哲学博士，文章和口才都很好，一开始就赢得了宋庆龄的信任。1942年，她担任了宋庆龄的外文秘书，成为她的挚友和得力助手。

　　宋庆龄和王安娜在1942年就开始通信了，从1942年3月16日的第三封信开始，一直到宋庆龄逝世，她都亲切地称呼王安娜为“亲爱的安娜”。

　　王安娜1955年离开中国回到阔别20年的祖国——德国，但整个心却留在了中国，留在了她长年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留在了她所敬仰的宋庆龄那里。此后，她不管搬到哪里，书房的小桌子上总摆放着宋庆龄的照片。在德期间，她持续不断与宋庆龄通信联系，直到宋庆龄去世为止。

　　“文革”期间，宋庆龄不便给王安娜写信，但又要向王安娜表示并没有忘记她，于是采取了一个巧妙的办法，每隔一段时间给她寄去一份《中国建设》杂志，然后亲笔写上收信人及发信人的地址，表示自己还有寄信的自由，我还想念着你。王安娜对这种表示方法非常感动并完全领会。1979年王安娜受邓颖超及康克清邀请重返中国，见到久别的宋庆龄时，这一点得到了证实。

　　宋庆龄于1981年5月去世，王安娜在德国听到这个消息后很是悲痛，从此在宋庆龄的照片旁边放上一个小花瓶，并不断在瓶内更换着鲜花。

　　　　（读者月地摘自《宋庆龄和她的秘书们》， 群众出版社 2009年1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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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期间蒋介石始终想保存他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实力?铁的事实证明这是一派胡言[转帖]

看看下面这篇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写的文章便知道那些污蔑说蒋介石在抗日期间一直想保存他自己的嫡系部队的实力的人简直是昧着良心在造谣：

　　黄仁宇：从大历史的角度看淞沪会战

　　此文原载于黄仁宇所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所出版的《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一书，楼主我则是从8月18日的《文摘周报》的第07版上转载过来的：http://epaper.scol.com.cn/wzzb/20090818/

　　淞沪作战并无全盘计划

　　淞沪地区之攻防战，国军不能算是尽到战术上之至善。战事开始第一日就有第88师旅长黄梅兴阵亡，可见得战况激烈。战后日海军陆战队营房为第三方面军接收，此建筑物上凡经枪炮损伤之处，虽经日方修葺，但其弹痕仍特别留出标示，以作历史例证。观者可以看出，命中之处虽多，但所用非重兵器，不能尽摧毁歼灭之效也。此亦为今后八年国军作战之最大弱点。

　　从现已公布之蒋日记看来，淞沪地区作战无全盘计划。最初蒋希望以优势兵力消灭敌之据点，此计未酬，他即下令严守1932年第五军及第十九军在128战役之防线（一·二八战役就是蔡廷楷的第十九路军1932年在上海地区所打的那场战役——楼主附注），逼近黄浦江西岸，此阵线被突破，他再扼守罗店、大场、蕴藻浜之线，距原阵地仍不过五之十公里。他从未作敌方可能使用之兵力及进攻目标之判断，本军防守期间之预计，全面反攻计划，次一步之战略防御，和总预备队之区处与控制。从日记文字看去，这一切均未经考虑。

　　淞沪之败在于蒋介石不知兵？

　　淞沪之攻防战损害过重，非中国可能担负，南京应早放弃，而不应作装饰门面之防守，此等错误日后为政敌用以攻击蒋介石之口实。史迪威及李宗仁均以此等等差池与过失，作为蒋介石不知兵之明证（如果蒋介石不这样做的话，估计中国的左派会指责他实行逃跑主义，说国民党不堪一击、不战自溃。——楼主评点）。

　　即是同情于蒋氏之读者，至此亦难为之解说，他不是已经说过对付日本不能孤注一掷，应当有第二线及第三线等阵地？他不是已经说过长期抗战越久越是有利？何以他自己不顾前言，作不较厉害的牺牲，招致无从整补的损失，并且以“维持一时体面”构成作战之用意之一，因不避虚名而就实害？

　　当时蒋介石日记即已隐若的说出此情节，有如淞沪抗战将近尾声时，日记中有此段:“此次抗战成败得失固难逆料，但统一局面必可因益见巩固。”(1937年10月31日)此与我们所说，因着抗战 蒋介石替新中国制造一个高层机构之说法，至为接近。

　　用此眼光倒看回去，我们可以认清1937年之所谓国军，非似其他国家之陆军，亦不似于对方日本之陆军内常备役、后备役、预备役之人员、器材全可以互相对调。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里亦已说起，当卢案发生时，他奉蒋电邀往南京协商，兹后李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副参谋总长。然则彼等成行之前，仍有四川之刘湘及云南之龙云劝阻，他们以为蒋介石必乘抗敌之名拘留李、白，攫得广西，并及川滇。可见得内部缺乏团结及统一之情形由来已久。

　　1937：中央与地方之复杂关系

　　蒋介石如何能诱致各地方领袖参加他主持的抗战？（地方领袖应该是指地方军阀——楼主评点）日记内无确切之说明。但其行动则极显然，最先只有将“嫡系”部队不惜牺牲的投入战场，包括德式装备各师及机械化部队已是如此，此外教导总队原为筹备新军而设，数千人全部新式装备，而且其人员经过极严格之遴选，所有士兵身材限于一定之长度，全总队经过严格训练，以便为示范及储备为下士官之用，并为来日各军师标准化之基础。此时以毫无留恋，立即耗用于淞沪及南京战场，以后始终无法恢复。我曾在各地说及，蒋之主持抗战，“空城计”之姿态有之，“苦肉计”之姿态有之。

　　初期抗战无争胜之可能，但对于鼓舞人心则收效极大。郭廷以摘录国民政府迁都宣言文句，“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等语(1937年11月20日)为“所说毫不夸张”。这种精神不因南京失陷而减杀。台儿庄战役(1938年4月)的过程中，云南部队蜂拥上前，企图以密集队形捕捉敌军战车，四川部队因军纪不佳而两个战区拒绝收纳，自惭形秽。这情景已与当初刘湘与龙云企图劝阻李、白的疑忌，有了一日千里的距离（就是说当时两个战区的官兵都因为“川军”相对来说作战不是特别勇敢、军纪不是很好而拒绝与川军这样的孬种部队为伍。——楼主评点）。

　　根本缺陷：国家与社会无从动员

　　蒋在各省抽调部队，以个人磋商激劝之方式行之，已如上述（抽调的应该是地方军阀的“军阀部队”——楼主评点）。其所发津贴各出不同，各部队到沪日期及沿途所需交通工具，则按路途远近及与中央之关系，分别责成交通部(俞飞鹏)、军事委员会第一部(黄绍竑)及侍从室第一处(钱大钧)就地办理。因皆临时到达，亦无从全盘计划。

　　淞沪战事紧张之际，蒋曾手书宋子文，以麻袋“交南市朱逸民五万只，南翔第六师转陈辞修五万只，其余30万只皆运苏州交顾墨三兄可也”(1937年9月24日)。如是许多麻袋有何用场？视其下令日期及指定交纳地点，似为准备填塞泥沙作为巷战之用，然则兹项处置，不由军需军械人员筹办，亦不经参谋设计分配，即由统帅决定，麻袋又不在后方购买向前输送，而在租界内采办，似此种种举措均超过常情。主要原因 为缺乏经费预算及交通工具。（摘自《从大历史角度读蒋介石日记》黄仁宇/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出版）

1966年 江青进入政治权力的主航道 [转帖]

　　1966年，对于江青来说，是她生命中最得意的一年。
　　在宣告文化大革命开启的《“五一•六”通知》下达12天后，中共中央下达了《关于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的通知》。在这份名单中，江青名列陈伯达和康生之后，职位是副组长。这是江青嫁给毛泽东28年来，第一个重要实职。
　　3个月后，陈伯达患肺炎，入住北京三〇一医院，“文革”小组组长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第一副组长”的称谓，第一次被提出，而江青也正式称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灵魂人物。
　　《江青全传》作者写道：要想了解“文革小组”在国家中的作用，只要想象一下如果美国出现一下情况是什么样子就不难理解：里根总统解散了他的内阁，只在白宫班子里挑选几个忠于自己的人，组成一个小组，并任命南希•里根负责这个组织，作为美国临时政府，而里根本人则是在高兴时才过问一下。
　　中共八十多年的历史，只有十年“文革”的非正常时期，才出现了这样非正常的现象。
　　毛泽东对于这种状况却十分欣赏，他甚至说：“古之民，不歌尧之子丹朱（丹朱不肖）而歌舜；今之民，不歌中央书记处而歌中央文革。”
　　江青的提升令人吃惊，她有过凄惨的童年，颠沛流离的青年，甚至在当上“第一夫人”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党中央在她和毛泽东结合之时就规定了她“20年内不能再党内任职”。但现在，她开始进入政治权力的主航道。
　　早在4年前，阶级斗争再次被毛泽东重新提起，江青从中看到了机会。
　　她把投机的目光投放到了文化领域，她的演员经历，让她认为她是这个领域有资格的发言人。在那一年里，江青在上海观看并审查了上千个剧本，上海市的市长柯庆施，是为数不多支持江青和毛泽东婚姻的领导人，与江青有着紧密的联系，这让江青在上海的活动得以顺利地开展。也是在上海，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结成了紧密的联盟。
　　江青的第一枪投向的是早年曾经对她表示过轻视的剧作家田汉，在江青的授意下，当时上海市委书记兼《文汇报》总编的张春桥下令刊发了一篇批评田汉剧作的文章，言辞激烈。
　　紧接着，江青跑到了北京，按照自己的思路改造京剧，样板戏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炉了。不过，江青在北京碰了钉子——北京市市长彭真根本不买她的帐。
　　彭真看了《沙家浜》的演出，说那就像“一杯白开水”，并且，如果他听说江青要在哪个剧院排戏，他就会把那个剧院提前订出去；如果他听说江青要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就会马上指示新闻界不要发表。在当时的北京，彭真完全有能力做到这些。
　　毛泽东在此时表示了对妻子的支持。他公开赞扬了《沙家浜》。
　　而在江青的戏剧改革完成的时候，几乎所有文艺界的人都表示了反对。包括曾经没有让还叫“蓝苹”的江青在《赛金花》中扮演主角的夏衍、抱怨“江青一来，事就难办”的周扬，还有毛泽东的同僚们，彭真、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后来在文革中逐一被打倒。
　　对于反对的声音，江青是不在乎的，只要毛泽东喜欢就可以。也是从那个时期起，毛泽东对江青表示了全面的支持。
　　江青开始筹划在文化界掀起一场风暴。她意识到这场风暴的掀起要借助于毛泽东的力量，当她意识到这一点时，她开始成为毛泽东思想的传声筒。
　　受到毛泽东在1959年称赞海瑞的启发，历史学家吴晗写于1961年的《海瑞罢官》，在1965年受到了毛泽东的批评，毛在一次会议上宣布吴晗的戏在政治上是有害的。毛的态度之所以发生变化是因为此时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彭德怀因为大跃进的失败激烈地抨击了毛泽东，结果被罢免了国防部长的职位。这让毛觉得这戏影射了自己，毛的感觉让江青找到了发挥的地方。
　　在江青的授意下，姚文元写了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文汇报》上。江青的这种发挥，在很大程度上符合毛泽东的心理，这让毛泽东认为，除了江青，他身边尽是些拖后腿的人。
　　到了1965年的冬天，江青已经逐渐靠近了权力的中心。
　　三十年代，江青曾经被国民党逮捕，为了出狱，她写下了悔过书，声明放弃她对革命的看法并脱离****。在更早之前，作为上海滩上的明星蓝苹，风流浪漫，24岁前已有过3段婚姻。后在延安遇到了第四任丈夫毛泽东。
　　越靠近权力的中心，江青就越担心她过去的底细被人揭发出来。凡是那个时期在上海和她生命轨迹有交集的人，都在她登上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之后被无情的清洗，还有过去反对过她的那些人。
　　清洗并不是江青一手包揽的。但是她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北京大学，江青遇到了一群反对她的学生。“我们要绞死你！”“我们要油炸你！”学生们用那个无序的年代里特有的语言表达对她的不满。面对这样的状况，江青表现出了她少有的幽默：“我现在非常忙，等我有时间，我一定请你们来绞死我，来油炸我。”
　　她一点也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她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毛泽东在慢慢变老，江青的权力欲望无限膨胀。
　　一个没有制度保障的混乱社会，这种权力欲望的无限膨胀反而会让这一时期更快的过去。
　　1976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捕，文革结束。
　　江青被捕时，态度依然强悍。因此李敖评价她“至少不孬”。
　　1991年5月14日，江青自杀身亡，历史对她的盖棺定论是：阴谋家、坏女人、祸国殃民者。
　　如果我们想要客观地叙述历史并从中寻找借鉴，就不能因为她曾经歪曲过历史就歪曲她的历史。其实，江青的悲剧，不能单单说是由于她的品质恶劣，在更多的程度上，她反映了在非正常的年代里，残缺的制度对人性的扭曲。
　　
　　 (本文来源：网易女人 作者：网易特约：陈远)

从民国时期中国工人的工资，看百年后的工人阶级地位[转帖]

　　独角兽资讯 发表于 2009-8-10 12:40:00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编辑 　2008年5月8日

　　南昌起义前后，老百姓究竟苦到什么程度？刚好我手边有几本书，其中两本是中共早期革命家的回忆录，一位是张金保，另一位是包惠僧，通过他们的所见所闻，可看出当时的生活状况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水深火热 。

　　武汉的纺织女工一月30多块大洋

　　这两本回忆录对大革命时代的记述，主要是工人运动，那我们便沿着他们的记述往下看吧：张金保曾经担任过第六届中央委员、中央妇委书记。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她从鄂城乡下来汉口第一纱厂做工，一个月后，“领到半个月的工资——七块大洋，另外半个月的工资被厂里当作押金扣下了。我拿着钱心里高兴极了，因为这意味着我每个月可以挣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第二年，张金保一人看管两台织布机，月薪30多块钱。“这样，我的生活好些了，开始有了点积蓄。”

　　或许是不能淡化万恶的旧社会，否则怎么要起来闹革命呢？所以张金保才这样说“十四块钱，可以勉强糊口养家”。而在《银元时代生活史》中，作者陈存仁则毫无顾忌地说自己在上海当见习医生时，每月薪资虽只8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使他气概为之一壮，外表飘飘然，“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剩下五块钱。”

　　如此同时，新成立的上海市公安局，巡警月薪10至13元，巡长16至18元。有趣的是，这种连纺织女工都不如的工资水平，居然比北洋军阀时期的淞沪警察厅还要高1至2元钱。《银元时代生活史》一书也披露：上海卫生局的一名科长，月薪也不过30元。

　　你相信吗？一个纺纱女工的工资，竟然高过巡长和科长！而在当时，物价低廉：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和《上海工人运动史》披露：1927 年在上海，二号梗米1石14元，面粉1包3.30元，切面1斤0.07元，猪肉1斤0.28元，棉花1斤0.48元，煤炭1担0.14元，煤油1斤 0.06元，肥皂1块0.05元，香烟1盒0.036元，茶叶1斤0.23元，活鸡1斤0.37元，鲜蛋1个0.027元，豆油1斤0.19元，食盐1斤 0.043元，白糖1斤0.096元，细布1尺0.107元。原文中的“石”，应为两百斤；1包面粉，应为44斤。

　　《银元时代生活史》也有类似记载：二十年代的上海，大米1担3到4个银元，老刀牌烟一包3个铜板，剃头8个铜板，绍兴酒1斤1角钱，臭豆腐干1 个铜板买两块。拿了1块钱稿酬，请六七个同学去吃茶，茶资8个铜板，生煎馒头、蟹壳黄等各种小吃也才花去20多个铜板。《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则提到：1929年，每块银元兑换两三百个铜板，一两个铜板可以换一只鸡蛋。

　　其他城市，大抵如此。三十年代的北平，1银元可买6斤好猪肉，40个猪肉饺子、两碗小米粥、外加一盘白糖，两毛二分钱。在重庆，1936年，大米1斤2分5，100斤两块五角钱。甘肃农村，抗战前7年，百斤小麦5至3元。汉口方面，1930年，每百斤麻油和鸡蛋的价格约为20元，每斤棉花和猪肉约为3角钱，1斤鲤鱼不到5分钱，1斤煤油的零售价则长期保持在0.10～0.15元之间。

　　再看金价——汉口的价格是：1920年，每两38元，1927年65元；上海可能便宜些：1920年，每两21元，1927年37元。

　　至于地价和住房，除租界和商业区以外都不算昂贵。1928年，上海近郊的高行、陈行、江湾和杨行的每亩地售价分别为150-100、100-60、1000-70、100-300元。1933年，汉口第六区的最低地价为84元1亩，第七区的最低地价为90元1亩。

　　房租价格：上海的石库门一层楼，有电灯、自来水，月租10块钱；住客栈，每一铺位3角5至6角；纱厂宿舍，月租2到5元不等，两层楼可住10 人，自来水由厂方提供，有的还供电，带家眷者，两家分租一层，费用不过1元多；最好的宿舍，为砖瓦结构，铺地板，长宽500平方尺，容积5000立方尺，有厨房、路灯和下水道，月租6至9元；此外，工人也可租地，结庐而住，半亩地年租金200元，21户人家分摊，平均下来每户每月8毛钱，当然，环境极差。

　　又如在北京：“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

　　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售价国币1000圆。”

　　从二十年代中期一直到三十年代末，全国物价大体平稳，因粮食丰收，部分农产品还有所下降。工业品方面，由于欧、美、日展开商品竞争，棉布和石油等洋货还降价促销。如在汉口市场上，1934和1935年，100斤麻油分别只有17.90和14.50元，1斤猪肉分别只有0.29和0.198元，鸡蛋跌幅最大，几乎跌了一半，而100斤大米也从1926年的7.55元跌倒1933年的4.66元，100斤煤球的零售价，1936年也从过去的1块钱跌到8毛钱左右。如此同时，地价也随之回落。抗战前，江苏镇海县亩产400斤的农田，售价从1928年的140元跌到70元，亩产300斤的农田则从100 元跌到40元。

　　包惠僧是湖北黄冈人，参与领导过二七大罢工。他在回忆录中写到：北洋军阀“用一套福利设施的办法笼络员司、麻痹工人，在交通部内设有铁路员工福利委员会及职工教育委员会，在铁路上也组织了一个员工联谊会，福利机构遍布在各段各厂各站，大的车站，都设有扶轮学校，主办中小学教育，专收员工子弟，一律免费，每年年终发双薪，季节发奖金，这些小恩小惠从局长员司到工匠为限，小工却沾不到边。”

　　“初提升的工匠，每月工资不过二十多元，工龄长、技术好的每月可得四、五十元……至于小工和临时工，那就苦极了，从八九元到十一

　　二元不等，工作的时间除正规的十小时而外，还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

　　“工匠的生活和工作时间与一般政府机关的中下级职员差不多，比人力车工人、码头工人、纺织工人高得多。小工的工作情况与生活情况就比较苦，他们的工作时间长，收入少，工作还没有保障。”

　　具体的福利制度，除免费的扶轮学校外，包惠僧没有多谈，但另一本《中国近代史通鉴》则透露了一些：在劳动组合书记部领导之下，京汉铁路的工人也取得一些胜利，如“每年有十五天官假休息，一年有两身工作服，六十岁退休，工资照发”。

　　综合张金保和包惠僧的记述来看，大同小异，即二十年代前期和中期，无论是铁路上还是纱厂，工资都不低；不同之处是，张金保没有谈到小工，包惠僧则多次提到。然而，即使按小工最低工资8块钱，也完全吃得饱饭。在上海当见习医生的陈存仁，同样的月薪，吃了用了，还剩下5块钱呢。包惠僧自己也在书中提到，只要3个银元，就可以在旅馆包吃包住1个月。

　　再对比当时物价，你相信吗？一个“苦极了“的小工，年薪竟然可以在汉口买1亩地！至于那些“工作时间长”、“要给员司和师傅服役”的问题，自古皆有，这是小工、学徒入门后的传统陋习，如今仍未绝迹。

　　工人的温饱生活，不是个别现象。二十年代初期，开滦煤矿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最后劳资双方达成协议，日工资由原来的0.90元增至1.26 元，即月薪从27元涨到37元以上。即使是未涨工资前，矿工的薪水也大大超过警察。铁路工人、煤矿工人、纺织工人，都是人数较多、近代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工人，他们的收入状况，对于全国工人阶级而言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当然，张金宝是个例，尚不足以说明整个纺织行业。那么，我们再借鉴《青岛党史资料》第二辑的两个数据：1925年，中国女工平均日工资0.45 元；1928年，青岛纱厂女工日工资最高0.73元，最低0.18元，平均0.455元。这两个数据完全吻合。而1929年，山东各省一等警察队巡长的工资是12元。另据1934年7月1日出版的《劳工月刊》载文指出：目前武汉一般工人的月工资平均15元。大多数是女工的第一、裕华、震寰三大纱厂，工人 1.5万，工资平均20元。

　　我们再看看其他劳动阶层的收入水平：1926年底，武汉国民政府在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筹措教育经费，将小学教师的月薪增至20个银元以上。 1933年，湖北省立第一小学的月薪为39至56元；省立第一、二、三中学的月薪多在60—80元之间，可买1两黄金。1935年，汉口的金价最高90 元、最低76元，上海最高96元、最低77元。说完教师，再说店员。

　　汉口过去有家悦昌新绸缎局，营业员工资最低10元，最高40元，一日三餐的伙食由店方提供，早上馒头、稀饭、油条，中午和晚上四菜一汤，八人一桌，节假日加菜。每年还有两个月例假（学徒除外），下江籍的回家，报销车费。穿衣有津贴，每年多发一个月的本人工资。年终如有盈余，则按16股分红，店东 12股，经理1股，全体职工3股。

　　老武汉的叶开泰，待遇也不错：学徒三年期满后，月薪10个银元，第二年15个，第三年20个，全体店员每月发“月费钱”，作为剃头、洗澡、洗衣的费用。每年带薪休假72天，如果没请假，则多发72天的薪水。端午、中秋有奖金，到年终再以各人薪水为基数进行分红，一般年景，1元薪水可分红四到五毛钱。药店还有基金会，分期存入4个月薪水，切药老师傅吴硕卿告老回乡时，取回本息500多元。

　　(注：当年没有星期天休息的概念的，2个月或72天假期减去52天星期天，还有十多天带薪假期）

　　如果大家对这些资料心存疑虑，那么，就请看看毛爷爷的名作《寻乌调查》：杂货店“学徒三年出师后，照规矩要帮老板做一年。他在这一年的开头，就把他在学徒时期穿的那些破旧衣服不要了，通通换过新的，因为他现在有了些钱用……如果回家去讨老婆呢，那老板除送他十多块的盘费外(他家在远乡的)，还要送他十元以上的礼物，像京果呀，海味呀等等，使他回家好做酒席。他不讨老婆而只是回家去看看父母呢，如果他是远乡人，就以“盘费”的名义送给他一些钱，盘费数目少也要拿十多元，多的到二十四五元。如果是近边人，那末径直送他十几块到二十几块钱。帮做一年之后，正式有了薪俸，头一年四五十元，第二年五十多元至六十元。……忠实可靠而又精明能干的先生，老板把生意完全交给他做……赚了钱分红利给先生，赚得多分三成，赚得少两成，再少也要分一成。”

　　当然，对于这种和谐的劳资关系，一向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毛爷爷抨击道：“他们阶级关系原来是那样的模糊”。

　　寻乌，太偏远了，位于闽粤赣边境的深山里，我们还是以大城市作例证吧。到1933年，上海工人的月工资一般为20元，双职工家庭年收入为400 元以上。技术工人、小学教师、医护人员等家庭的月收入超过50元，达到小康水平；中级职员、工程师、中学教员、医生、记者、作家、律师和一般演员的家庭，月收入一二百元以上，则进入中产阶层。

　　抗战前10年内，扣除物价上涨因素，上海工人实际收入年均增长0.9%。作为中国工业最发达、产业工人最集中、商品经济最繁荣的大都市，这一指标具有典型意义。不幸的是，1937年7月爆发的卢沟桥事变，无情地打断了中华民国的现代化进程，几乎将中华民族推进万劫不复的深渊。那些曾经真实的工薪阶层，就这样残留在历史的碎片之中。

稳定发展,对外和亲[转帖]

　　
　　作者：王宇 出版社：中国华侨出版社

　　在我国,历来有许多和亲安政之事。姑娘出嫁多半成为一招死棋,安抚得了这一代可汗,拉拢不住另一位单于。以女人换和平的怀柔政策,并未给中原带来一劳永逸的好处。

　　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便有此传统了。但两国关系只靠一个女人来维系也有点太不可靠了吧！弄不好还会搞得两国反目成仇。如鲁桓公娶了齐襄公的妹妹文姜,不但未能联手互利,反而祸起萧墙,竟还为此送了性命。欧洲历史上也不乏亲家之间因王位继承反目成仇,甚至引起战争的先例。但中国历史上,为了国家一时的利益用一个女人来和亲,是很常用的一种外交方式。

　　在中国历史上,昭君出塞、文成公主入藏,都是一些非常典型的和亲安政的例子。

　　昭君出塞

　　王昭君——民族团结友好的使者,自古以来就活在人们心中,为各族人民所崇敬和传颂。

　　在汉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北部边境主要因匈奴的侵犯而常常告急,成了汉朝的国境大患,但又确实没有好的办法可以解决。匈奴是马背上的民族,来去倏忽,没有固定的地方,甚至没有固定的边境,与汉族的农耕方式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尽管匈奴的势力不是很强,却很难防备。他们往往集中优势骑兵攻其一点,使得汉朝防不胜防,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到最后也没有太大的成效。

　　在汉七年时,刘邦亲征匈奴,被困白登七天七夜,差点丧命。从此以后,汉朝再也不敢小看匈奴了。刘邦见边境不能安宁,于是采纳了刘敬之计,用和亲之计来笼络匈奴的单于,并认为这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长久之计。在以后的岁月里,汉朝嫁过几位公主给匈奴的单于,王昭君就是其中的一位。

　　王昭君名嫱,字昭君。西晋时为避司马昭之讳,改称“明君”,西汉晚期生于南郡兴山县。因聪慧丽质、容貌秀美,汉元帝时入宫为“待诏”,但因种种原因终究没能得到皇帝的宠幸。

　　这时正是与汉朝相抗衡的匈奴内战频繁时期,匈奴由于贵族争夺权力导致势力衰弱,后来匈奴发生分裂,五个单于分立,互相攻打不休。

　　其中有一个单于名叫呼韩邪的,被他的哥哥郅支单于打败了,死伤了不少人马。呼韩邪单于和大臣商量,决心跟汉朝和好,于是便亲自带着部下来朝见汉宣帝,也因此得到了帮助。呼韩邪单于十分感激汉宣帝,于是便一心想要和汉朝和好。西域各国听到匈奴和汉朝和好,也都争先恐后地同汉朝打交道。

　　汉宣帝后,也就是到汉元帝时期,匈奴的郅支单于侵犯西域各国,还杀了汉朝派去的使者。那时候,汉朝国力强盛,就派兵打到康居,打败了郅支单于并杀了他。这样一来,呼韩邪单于的地位稳定了。公元前33年,呼韩邪单于再一次到了长安朝见汉朝新皇帝,元帝对他礼遇如初,并又馈赠给他一大批布、帛、锦缎等物。当时,呼韩邪单于为进一步表示自己对汉朝的感激与忠诚,便主动要求与汉朝和亲。汉元帝欣然同意了他的请求。

　　汉朝以前与匈奴和亲,为了表示诚意都要挑选一个公主,即便不是公主也是皇帝宗室的女儿。但这次汉元帝决定挑个宫女给他,他吩咐人到后宫去传话:谁愿意到匈奴去的,皇上就把她当公主看待。后宫的宫女大都是从民间选来的,一进皇宫她们便像鸟儿一样被关在笼子里,失去了一切自由。所以,她们都巴望有一天能够出去,但听说是要到举目无亲的匈奴去,都很不乐意。

　　有个宫女叫王嫱,长得十分美丽,又有见识。为了自己的终身,她毅然报名,自愿到匈奴去和亲。管事的大臣正在为没有人应征而焦急,听说王昭君肯去就把她的名字报给了汉元帝。汉元帝吩咐管事的大臣择个日子,让呼韩邪单于和王昭君在长安成亲。

　　王昭君的这种行为表现了一个弱女子不顾边塞荒凉,不畏北地风寒和毡帐之苦的非凡胆识和勇气。昭君出塞和亲可以说是当时汉匈双方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汉元帝为纪念这次和亲,改元为“竟宁”,意为和平安宁。呼韩邪单于把昭君封为宁胡阏氏,即胡汉友好皇后。为此后人还在她去世后,为她建造了昭君墓。

　　但是很不幸的是,王昭君到西域两年,呼韩邪单于就去世了。当时,她为呼韩邪单于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伊屠智牙师。呼韩邪单于死后,王昭君伤感不已。在那个举目无亲的地方她更是日夜思念故乡,于是上书求回长安。几个月后,新即位的成帝敕令昭君从“父死妻其后母”这样的习俗,改嫁呼韩邪单于第一阏氏所生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后来,昭君也为雕陶莫皋生有两女,即须卜公主与当于公主。

　　为了感激昭君在匈奴的贡献,建始二年也就是公元前30年,匈奴复株累单于派其子右致卢儿主入侍。

　　复株累单于在鸿嘉元年病死,昭君从此寡居。这一待就达六十年之久。昭君出塞后的六十年是汉匈和睦相处的六十年,也是包括呼和浩特地区在内的整个漠南和平发展的六十年。她在匈奴传播了汉朝的先进文化,此时匈奴出现了“牛马布野人民炽盛”的繁荣景象。饱经战乱之苦的汉匈各族人民享受了六十年的和平生活,因此深深地爱戴着王昭君。

　　在昭君寡居二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为匈奴人贡献了一生的昭君与世长辞。王昭君是民族团结友好的象征,她的功绩也得到后世的尊重。昭君死后,她的后代子孙继续为汉匈两国友好而奔波,从昭君出塞的竟宁元年始至王莽篡汉的四十年间,双方没有发生过任何战争。

　　虽说昭君出塞距今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但昭君出塞的历史功绩却是不可否认的,它大大促进了各民族的友好往来。因此有人说昭君出塞是“一座丰碑”,是一种象征,所以后人都以昭君出塞安汉而论之。

　　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

　　在我国历史上,像这样以公主或宗室女下嫁番邦国王和亲的事例数不胜数,但是最著名的和亲安政除了汉朝时昭君出塞之外,还有一次就是在唐太宗时期,文成公主远嫁吐蕃。在她的影响下,汉藏两族的友谊有了很大的发展,所以后人便把文成公主誉为最成功的女外交家。

　　文成公主生活的时代正是唐王朝走向全盛时期。一代名君唐太宗李世民励精图治,锐意进取,使王朝很快达到了天下大治的局面。社会安定,生产恢复,人民安居乐业,国力日益强大,以至于出现了牛马遍野、丰衣足食、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升平景象,正是被历代称道的太平盛世时期。但唐太宗对内发展经济的同时,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也采取了合理的政策。他通过战争手段统一边疆地区,坚决打击一些游牧民族对中原地区的侵扰和威胁;同时又通过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来处理民族矛盾,改善民族之间的关系。不管是对被征还是主动归附的少数民族部落,唐太宗都不强行改变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并且任命他们原来的首领担任多级官职,管理本地区及本部落的人民,同时还送给他们一些农具耕牛等物品,帮助他们发展农牧生产。许多少数民族的首领还被唐太宗选拔在京师长安任职,有的担任文官,有的甚至在皇宫中担任禁军首领。此外,唐太宗还多次把宗室女嫁给少数民族的首领,通过和亲的政策加强少数民族与唐朝的联系和团结。为了进一步密切与唐朝的关系,寻求唐王朝强有力的保护,许多部族首领在朝贡的同时纷纷向唐表达了求婚联姻的愿望。

　　隋唐之际,即公元七世纪前期,吐蕃族出现了一位杰出的领袖名叫松赞干布。他性格骁勇、足智多谋、勇敢善战,所以年纪轻轻便当了赞普。吐蕃部落在他的带领下英勇无比,用武力征服了青藏高原上的很多部落,当时就连实力与之相等的羊同国（有大小二羊同国）也俯首归顺,其余较小的部落也向他俯首称臣。随后,他建立起强大的奴隶制政权,成为青藏高原各部落的霸主,以逻些为首都。

　　贞观八年（公元634年）,松赞干布开始派遣使臣向唐朝贡,受到唐王的热情接待。接着唐朝亦遣冯德遐为首的使团携带着国书和礼物随同使臣回访吐蕃。

　　松赞干布隆重地接待了唐朝派来的使者冯德遐,本来就非常景仰唐朝文化的松赞干布看到冯德遐雍容优雅的态度,华丽高贵的服饰,也就更加喜欢和汉族亲近。他从唐朝赠送的礼物中更进一步地认识了唐朝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让他更加羡慕。当他听说邻近的突厥和吐谷浑都向唐朝请求通婚时,松赞干布立即做出了向唐朝皇室求亲的决定。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松赞干布派遣他的大相（职同宰相）禄东赞送上黄金五千两,珠宝数百件到长安聘婚,唐太宗答应将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文成公主入藏之后把唐朝的优秀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传入了西藏,和松赞干布齐心协力发展吐蕃的经济和文化。

　　文成公主对藏族文化的影响意义深远。她将汉族的许多文化都传到藏族,丰富了当地的经济与文化。当时藏族记事都用绳子打结或以木刻来表示,没有文字。在文成公主的倡导下,松赞干布派人专门研究文字。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藏族当时创造了三十个藏文字母拼音、造句文法,结束了藏人无文字的历史。从那以后,汉文书籍可以译成藏文,对藏族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西藏过去无完整的历法,以麦收的季节作为一年的开始。文成公主入藏后推行夏历制,大大便利了藏族历史文化的纪年和著录。此外在音乐方面,文成公主带去的宫廷乐队为藏族的民间音乐增加了新的内容,提高了藏民的文化生活水平。另外,她带去的许多工匠使藏人深得其利,这对藏族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藏民掌握了汉族的先进工艺技术。她还推广了汉族的农业生产工具,大大发展了藏族的农业生产力。文成公主带去的各种植物种子也在西藏土地上生根、开花、结实,改变了藏民的食品结构,丰富了藏民的食物品种。所以,文成公主对藏族人民的意义非同小可。

　　由于当时的唐朝信奉佛教,自然而然文成公主也信佛。松赞干布深受其影响,因此他在藏族也大力提倡佛教,还特地在拉萨修了大昭寺,这对西藏人的精神生活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在文成公主的倡导下,松赞干布不断派人到长安留学,学习汉族优秀的文化和先进的生产技术,还聘请汉人到西藏掌握文书,传授知识。为帮助藏族发展,大唐王朝不断送去蚕种,帮助其发展养蚕业,使藏民的服饰有了很大的改观。唐朝还送去酒曲,派人帮助发展酿酒事业。还有碾磨、造纸、造墨等等,也派专人传授。文成公主本人还亲自传授了刺绣、纺织的技术。在文成公主的影响下,藏族的文化生活发展甚速。松赞干布本人对文成公主可以说是言听计从。在她入藏之前,藏人喜欢用一种矿物赭石的色彩涂面,公主讨厌这种化妆品使人面目可憎,松赞干布马上下令全国禁止使用赭石涂面。文成公主非常喜欢穿汉族轻质的纨绮服装,松赞干布也脱掉传统的藏民皮褥毡裘,与文成公主一同身着丝绸服饰,真是做到了妇唱夫随！

　　文成公主为发展藏族的经济文化和加强汉藏的往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藏族人民为了纪念她,还保留了二人结婚时的洞房遗址,至今还在布达拉宫里安置了文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塑像。时至今日,西藏民间还广泛流传着歌颂文成公主的民歌,歌颂她为藏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自文成公主入藏到松赞干布逝世共十年的时间内,大唐王朝与吐蕃的关系在文成公主联络的基础上,至此已到了水乳交融的顶峰。但是后来又出现了战争,所以“和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两国的政治关系。也就是说,“和亲”的长久利益并不存在,只是偶尔能捞到一点儿“内应”的方便。隋炀帝就被远嫁突厥的义成公主救了一条性命,虽然她们对国家起不到什么长久的利益,但至少和亲女子可在危难关头临时吹吹“枕边风”,其实每个公主远嫁都是有一定的政治目的的。

　　我们不否认文成公主入藏的功绩,民族大融合的友好接触应该为人所提倡。但这绝非当初封建统治者的本意,他们的本意是想通过和亲来保境安民,但和亲并不是最好的办法,惟有国家的强大、人民的富裕才是根本。
 

花花太岁西门庆七个妻妾的可悲下[转帖]

　　
　　花花太岁西门庆，金钱、权势、色欲集于一身；他是赚钱的能手，弄权的政客，玩女人的淫棍，无日无夜周旋于这三者之间。拳脚齐下，左右逢源，春风得意，恣意妄为。正当他而立之后，诸事顺遂之时，却枉死于他自己用金钱、权势经营起来的肉欲之中。

　　潘金莲

　　金莲是西门庆的第五房妾。人物是从《水浒传》中借衍而来，但在《金瓶梅》中，其经历、性格、生活等得到了多方面的重要的充实，从而塑造成一个既聪明伶俐、美丽风流，又是一个心狠手辣、搬弄是非、淫欲无度的典型。

　　潘金莲本是清河县南门外潘裁缝的女儿，排行第六，小名六姐。天生一副好姿色，又缠得一双好小脚。但好景不长，潘裁缝染上重病，无钱买药，蹬腿走了，撇下了老婆孩子。寡妇难撑家门面，女儿终是他家人。做娘的度日不过，便把9岁的金莲卖在城里王招宣府中，习学弹唱。这金莲不仅模样好，人也机灵聪明，学啥会啥，学啥像啥。到15岁时，描鸾绣凤，品竹弹丝，会弹一手好琵琶。这可都是让男人们心魂荡漾的技艺。不久，王招宣死了。潘姥姥把女儿要了出来，转手卖给了张大户家，身价三十两银子，合当时五十石米。潘金莲在张大户家也是学习弹唱。光阴荏苒，日子易过，眨眼18岁了，潘金莲出落得脸似三月桃花，身如出水芙蓉，杏眼动人心魄，细眉弯弯，把个张大户馋得如同饥饿极了的猫见了鱼。只因为当时主家婆余氏凶狠如虎，张大户才不敢轻易沾腥。但有一日，邻家嫁女，余氏赴席。张大户暗暗把金莲叫到房中，遂心收用了。张大户已是五十开外的老头，得如此娇嫩黄花闺秀，以为大占便宜，美不胜美。接二连三之后，毛病出来了，先是腰疼，后是耳聋，小便不畅如水滴，眼泪鼻涕时常流，白天哈欠连天睡不醒，晚上喷嚏无眠难受。老头中邪了！余氏厉害，见此情此况岂有不知根由的？咒骂丈夫，苦打金莲。张大户挨骂已是家常便饭，可就是舍不得小金莲。随后想了个好主意，倒赔房屋，把金莲嫁给了房客武大。武大老实忠厚，得此美妇，以为是房东看得起自己。

　　武大原先娶过一妻，生下女儿迎儿之后就命归黄泉了，家中正缺个帮手，以后可以放心地挑着炊饼满街走了。老实人的心眼实，然而倒霉也就倒在这个“实”字上。武大前脚出门，张大户就溜进来与小金莲抱成一团。有几次，武大出门未上正街，想起忘了什么，马上回来拿，结果就碰见自家床上睡着老少鸳鸯。可他老实，从不言语。再挑着担子走出去。张大户胆大了，彼此云雨更多了。那身上的邪病更重，一年不到，呜呼哀哉死了。张大户还没有入土，主家婆余氏就把武大一家赶出了大门。武大只好在紫石街西头租了两间房子住下。二十刚出头的金莲不比从前，她讨厌武大，要不，怎会去同那张大户私通呢？她倒不嫌“三寸丁，谷树皮”的，不嫌武大矮、丑，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她嫌的是武大太老实。她心中暗恨，眼泪常流:“普天之下，男人有得是，为什么将奴嫁与这样一个不争气的？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回家来除了酒就是睡，推他不醒，摸他不动，好像一截死木头。”她憎嫌武大，日逐站在门前勾引几个奸诈浮浪子弟，甚至在武松来到之后，竟也使出手段诱引，恨不得与武松成双(第一回)。后虽遭武松斥诫，但她不思改悔，在武松出行东京时，勾搭上了西门庆，药杀了亲夫武大，一顶轿子进了西门庆宅中。

　　潘金莲在西门庆众妻妾中，是个出名“专爱咬群”的主儿，她利嘴巧舌，机变伶俐，说话“似淮洪也一般”，尤其与那恃宠逞娇的丫环庞春梅撺合在一起，日常搬是弄非，人都怕她三分。她惯常手段之一是听篱察壁，安插耳目，即所谓设“影子”。当西门庆与来旺之妻宋惠莲勾搭，在藏春坞弄奸之时，被她潜身在月窗下偷听，听到那婆娘说她不过也是个后婚的人来，“露水夫妻”，便气得“两只胳膊都软了，半日移脚不动”，恨道:“若教这奴才淫妇在里面，把俺每都吃他撑下去了。”(第二十三回)日后来旺醉谤西门庆之言，被来兴告到她的耳中，她便咬牙切齿道:“我若饶了这奴才，除非是他就 下我来！”(第二十五回)并终于说动西门庆陷害来旺，蕙莲也无活路，上吊自尽(第二十六回)。

　　当西门庆与李瓶儿在翡翠轩私语，她又“走在翡翠轩槅子外潜听”，听得西门庆爱瓶儿“好个白屁股儿”，以及瓶儿已怀身孕(第二十七回)，便刻意把话拿捏他俩，又常将茉莉花蕊儿搅酥油淀粉，“把身上都搽遍了，搽的白腻光滑，异香可掬，使西门庆见了爱她，以夺其宠”(第二十九回)。至于其他，如安插平安探听西门庆与书童狎事(第三十四回)。拿捏并安插玉箫专一探听吴月娘上房消息(第六十四回)等等，不一而足。此外她又心狠手辣，善于直接置人于死地。最典型的是当李瓶儿生下官哥之后，她眼看西门庆日益专宠瓶儿，“把汉子调唆的生根也似的”，便数次惊吓小儿，甚至训练了一只“雪狮子”猫，用红绢裹肉令它扑而挝食，终于得隙扑到了官哥的身上，将官哥吓得风搐起来，不久夭亡(第五十九回)。李瓶儿受了这一精神打击，一病不起，潘金莲便乘胜追击，日逐指桑骂槐，气得她病上加病，又不敢和她争执，于是也一命呜呼了(第五十九至六十二回)。

　　潘金莲在西门庆宅中惯于“咬群”的根本目的，其实在于争宠夺爱，以满足她“欲火难禁一丈高”(第十二回)的肉欲需要。潘金莲平日在家，一味“霸拦汉子”，凭着她生得标致，又会诗词赋曲、琵琶弹唱，“枕边风月，比娼妇尤甚”。这几件都可在西门庆的心上，因此西门庆极宠爱她，尤其此妇肯接溺尿、吊双足、行后庭花，兼最善品箫，故西门庆把她视作性虐泄欲的工具，而每有这方面需要，便入她房来。

　　但是，潘金莲并不以此为满足，一旦西门庆“旷”了她几日，或是外出远行，她便难熬孤身永夜，就会干出玩小童(第十二回)、私女婿的勾当。为了笼络住西门庆之心，她除了配合西门庆摆弄淫具、制作绫带、按宫中春图行房、施展枕边风月以外，还惯于当“窝主”。她腾地方教西门庆在她眼皮底下奸耍春梅；她明知西门庆与惠莲、王六儿、如意儿等有奸情，也不管，只要他凡事不瞒她，行一次向她说一次，有一人向她说一人即可。用她自己的话说:“你主子既爱你(如意儿)，常言船多不碍港，车多不碍路，那好做恶人？”(第七十四回)在性生活上西门庆以她为玩物，她则反将西门庆做泄欲工具，无丝毫夫妻恩爱可言。最终，西门庆在外搞了王六儿回来，她明明见其瘫软无力，却给他灌下过量的淫药，不顾死活地骑在他上面，弄得他“精尽继之以血，血尽出其冷气”，当下昏死过去，不久油尽灯枯，髓竭人亡(第七十九回)。

　　西门庆一死，潘金莲即与女婿陈经济打得火热，两人在库房中，在花园中私会，甚至大白天隔着窗扇也会云雨弄事(第八十二回)。同时全不顾廉耻，一日被春梅撞破，竟不要脸要春梅同意与陈经济奸耍(第八十二回)。自此主仆打成一家，与这小伙三人对奸。她弄出了肚子，趁月娘去泰山酬愿进香而私行打胎，将已成形的“一个白胖的小厮儿”倒进茅厕里(第八十五回)。然而这一切，终于被受尽折磨的丫环秋菊揭发出来了。月娘变脸变色，将她让王婆领去变卖。但是她淫欲成性，“依旧打扮乔眉乔眼，在帘下看人”，晚间反而拿王婆的儿子王潮儿来解渴(第八十六回)。最后，被武松报兄仇，斩首、割胸、剜心，落个尸陈街头的悲惨下场，亡年32岁(第八十七回)。

　　李瓶儿

　　李瓶儿是《金瓶梅》中西门庆的第六房妾。是作者用来与潘金莲对比、抗衡的主要角色，也是金、瓶、梅三女主角中虽淫荡而感情专注于西门庆的人物。她是一个绝色佳丽温情娃，一个天生弱命而自拥财富，以温情求温情，却缘温情亡，温柔而敦厚，血枯感夫君的人物。

　　朋友之妻不可欺，西门庆敢占友妻。花子虚家娘子本姓李，正月十五日元宵时生，那日人家送来一对鱼瓶儿来，因此取名叫瓶姐，长大后人们皆称瓶儿。瓶儿长到十六七岁便如花似玉，娇小玲珑。18岁时与大名府梁中书为妾。中书夫人却是个嫉妒心最强的女人。凡是丈夫喜欢的小妾、婢女，百般刁难，寻出根由毒打至死，埋入后花园。梁中书奈夫人不容，又十分喜欢瓶儿，便把她安排在外边书房住，并派养娘服侍。瓶儿虽为内妾，实是外房。当时看去不好，实际上是一桩好事，就因为住在外边书房，才躲过一场灾难，保全了一条性命。政和三年正月上元之夜，梁中书偕夫人登翠云楼观灯。梁山泊英雄趁机混进城来，烧了翠云楼。梁中书多亏手下将士拼命保护，才逃了一条命。李逵挥动两把大板斧，杀进梁中书府宅，把宅中老小杀个干干净净。中书夫人躲进后花园得以幸存。李瓶儿见火光冲天，杀声不绝，便随身带了一百颗西洋大珠、二两重一对鸦青宝石，与养娘一道，上东京投亲。

　　正值此时朝廷重用太监，年近花甲的花太监由御前值班升任广南镇守，得知李瓶儿美貌性和，因侄儿花子虚尚未配妻室，就使媒婆说亲，娶为正室。花太监广南上任，只带瓶儿随任，在广南住了半年有余，便体虚染疾，告老还乡，回老家清河县城买了一所宅院住下。这宅院就在西门庆家隔壁，两家后花园仅一墙之隔。花太监回乡不久，便重疾不治而死。一份大好家财落到花子虚手里。这花子虚虽非名门，却如同纨绔，巴掌缝大，花钱如流水。每月伙同朋友玩赌博，逛妓院，又入了西门庆等十人的结拜兄弟会，每月会在一处，叫上几个唱曲弹弦的妓儿，或上勾栏，或去酒馆，花攒锦簇，畅杯顽耍，只图快乐。这十兄弟会中，就是西门庆和花子虚算得上财主，其余数人，像应伯爵、谢希大，穷得叮当响，整日地寻来，邀着上馆逛院，干手沾芝麻，白吃白喝，白玩白捞。西门庆时常在外玩乐，心中还惦着家中妻妾，这花子虚却是越旬半月不归，真的把瓶儿当花瓶儿摆在家中、丢在一旁了。

　　花太监在世时与瓶儿关系暧昧，死后极大一份家财就交在了李瓶儿之手。西门庆与花子虚系“会友”，对这个标致出众，且手握巨财的娘子早就心怀不良。而瓶儿早就对丈夫终日在外飘风不满，经与西门庆勾搭，遇着了他的“狂风骤雨”，在性生活上深深地感到满足，便罄其所有，越墙转财来就他(第十四回)。后花子虚的叔伯兄弟们为财诉讼，将花子虚拘入狱中，花了银子卖了房，待子虚归家一看，家财早被瓶儿转移殆尽，因而一气丧命(第十四回)。李瓶儿此后与西门庆议就了过门之事。不料这个时候适逢杨戬被参事发，西门庆是其手下亲党，也在查办之列，于是终日将大门紧闭，一面差来保去东京干事，一面把瓶儿那里荒了。瓶儿相思成疾，遇郎中蒋竹山，看视得愈，便招赘蒋竹山做了夫婿(第十七回)。西门庆得知消息，便让两个恶徒将蒋竹山痛打一顿。而李瓶儿因蒋是个“中看不中吃蜡枪头，死王八”，一心还在西门庆身上，最终仍归入西门庆之宅(第十九回)。

　　李瓶儿进西门庆宅，对潘金莲夺宠是个威胁:首先，因她长得漂亮，“细弯弯两道眉儿，且自白净，好个温克性儿”，深可西门庆之心，小说不止一次写到西门庆爱其体白软绵，而枕上风月有她的独到处；其次，她压倒众妾地富有，转来之财使西门庆家顿时改观，西门庆接连翻房造室，打开门面各处开店等等，很大程度上系赖瓶儿之力；尤其重要的是，她为西门庆生了个传宗接代的宝贝儿子，官哥刚落地，西门庆即平白得官职，于是更相信“李大姐养的这孩儿甚是脚硬”(第三十回)，是他家发迹显赫的福星。

　　由于这一切，李瓶儿在西门庆众妻妾中，很快地上升到独宠的地位，这就使潘金莲恨得必须除之而后快。

　　金、瓶、梅三妇，金瓶之争是小说浓墨重彩铺写的主要内容，其间处处以瓶儿与金莲对照:金莲恶毒尖刻，瓶儿谦让大度；金莲工于心计，瓶儿拙于争斗。虽然在西门之宅，金莲失道寡助，讲金莲好的人微乎其微，而瓶儿赢得了宅上宅下一片夸赞声，甚至连金莲的生身母亲也极口褒瓶贬金。但由于瓶儿有着性格软弱的根本弱点，在步步进逼的金莲面前，一味委曲求全、忍让退缩，即使在床笫间也不敢向西门庆提一声，反一次又一次地撺掇汉子往金莲房中去睡，因此，她也未能保住自己的儿子，自己引发了血崩之症，终于身亡。亡时年仅27岁(第六十二回)。

　　庞春梅

　　美艳少女庞春梅，命如纸薄，心比天高，天生一副傲骨头。她是潘金莲的贴身丫环，两人狼狈为奸，把西门庆大宅搅得鸡飞狗跳，淫乱无度。在《金瓶梅》中，庞春梅是一个颇有意味的人物。她的地位，在前八十五回中只不过是西门庆宅中的一个丫头，但她不时任性的脾气却使得潘金莲也要让她三分，西门庆依她话儿办事，且竟敢与孙雪娥对抗，教吴月娘拿她无可奈何。在后十五回中，她成了主子，而且是一个令吴月娘自惭的显赫大奶奶。但她在表现善心宽容大度的同时，又陷入到一种自贵的不规矩的欲望之中。庞春梅也许正是如此这般没规矩，才能在西门庆家脱颖而出，才在周守备家为所欲为，但是，也就违背了当时的“天理”，走上自我毁灭之路。高傲、艳情、负义、贪欲、残忍的春梅，淫乱无度，欲火高烧，最后淫死于19岁的小伙子身上。

　　北宋政和二年，黄河下游，河水溢岸，奔腾咆哮，河东平原大闹水灾，饿殍遍野，人相食人。当时只有15岁的庞春梅，本是庞员外的四侄女，因为命苦，周岁死娘，3岁死爹，全靠叔叔庞员外从洪水中抢出来，然而好人命苦，庞员外却被洪水淹没了。幸好庞四姐命不该绝，遇上好人被救出沧州地界，过南皮，上运河，到临清，进入清河县城，由薛嫂领入卖银十六两给西门庆家。原为吴月娘房丫环，后转入潘金莲房中。

　　春梅“性聪慧、喜谑浪、善应付”，兼具姿色，16岁那年就被西门庆收用。之后与潘金莲沆瀣一气，连裆结帮，霸道一方，人都怕她。在小说中此妇形象与潘金莲有许多相似之处。例如，她美丽、聪明、逞强、泼辣，又好淫乐贪汉，但似乎比金莲更高傲骄横。她虽出身奴婢，但因得宠于西门庆，因此把一般人既如孙雪娥这样的“主子”也根本不放在眼里，敢于嚷骂冒犯，引得西门庆把雪娥好打一顿(第十一回)。毁骂申二姐(第七十五回)。别人做不出，她做得出。而平白唆打与她处于相同地位的秋菊，更是家常便饭(第二十九回等)。即使如如意儿这样的为西门庆所宠之妇，她也敢寻事端(如借槌衣棒等)调动金莲，叫她服软(第七十二回)。小说借潘金莲之口说出她在西门庆家的地位:哪止“收用过二字儿？死鬼把她当心肝肺肠儿一般看待！说一句听十句，要一奉十，正经成房立纪老婆且打靠后，她要打哪个小厮小棍儿，她爹不敢打五棍儿”(第八十五回)。潘金莲明白:有时甚至在自己(金莲)面前，她也心气自高，无半点软媚之意。因此，要在西门庆家中压倒众妇，霸拦汉子，或与女婿偷情等，离开了她就不能成其事。于是两人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潘金莲主动腾空让西门庆“收用”了她，自己却避去一边(第十回)。以后凡遇西门庆与她行房，就主动多了，并不敢有半点醋意。同时，金莲被她(春梅)撞着与陈经济弄奸，就当面让女婿陈经济奸耍了她，从此三人暗约偷情，什么事做不出来？(第八十二回)终于，陈经济在两个人肚子中都弄出了个私生子。金莲打胎而败露，春梅则将肚子带去了周守备府，并就此而登上了周府“正室”之位(第八十五、九十四回)。自从她被卖离西门庆之宅，到周守备府中，构成了小说后半部的中心人物，一些故事情节由之发展:她收拾潘金莲尸首、哭祭金莲、为金莲做结(第八十八、八十九回)；她荣归旧家池院，与西门庆宅迅速衰败景光辉相照应(第九十六回)；她激打孙雪娥、卖雪娥为娼(第九十四回)；她找回陈经济，暗续旧情，因此断送了陈经济性命(第九十九回)；她贪淫不已，最后生出“骨蒸痨病症”，断气于19岁的姘夫小周义身上，亡年仅29岁(第一百回)。

　　
    吴月娘

　　吴月娘是清河县左卫吴千户之女，排行第三，上有两个哥哥。第一个未婚夫在她未嫁前就害了伤寒病死去，接着第二年父亲病故，翌年娘也殁了。虽说当时依据服孝的规定，未出阁的女儿，为父母只服孝一年，可这年“望门寡”的她已芳龄24岁了。有人向吴家提及将她嫁给在狮子街开草药铺的西门庆。这西门庆结发娘子姓陈，嫁到西门家10年了，生了两个女儿，夭折了一个，还存活了一个，今年已13岁了。这西门庆有人叫他做“西门大郎”，可一般人念到“大”字的时候，还都加上个“儿”音，但有些人不敢叫“西门大儿”，都改口叫“西门大官人”。其实，他不是“官”，不是一位克绍箕裘的子弟，相反地，喜欢花街柳巷，瓦舍勾栏，聚结一些狐朋狗友、浮浪子弟，玩枪弄棍，包赌包娼，交通官吏，包揽诉讼。所以清河县的小捣子们，都仰承其鼻息，体会他的眼神来讨生活。

　　吴月娘嫁给西门庆，作为继配正室，一般都称为“大娘”。在《金瓶梅》中，吴月娘作为西门庆的内助、大老婆，面对五个小老婆、众多的淫妇、妓女、娈童，她如何相处？她往往洁身自好，对西门庆的丑恶行为虽或有所规劝，但在规劝不果时，每每听之任之，以致西门庆勾栏嫖妓、奸耍他人妻女，蓄养外室，偷弄侍童使女，均在月娘眼皮下行之，而她只推不知。西门庆陆续置李娇儿、卓丢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李瓶儿为妾，吴月娘极力维持，因此，西门庆赞她:“俺吴家的这个拙荆，他倒好性儿哩！不然，手下怎生容得这些人？”(第十六回)全书前半部分，吴月娘与众妾尚相安无事，潘金莲百般笼住了她，她对西门庆娶李瓶儿曾稍有劝言，西门庆不听，反与她生了场气。

　　她因见潘金莲暗下毒手，由恐吓官哥，折磨瓶儿而使其母子双逝，又见她日益盘窝住西门庆，淫伤夫身，便对金莲存下戒心。一次，她为金莲房中春梅毁骂、驱出盲乐申二姐，便与金莲大吵了一场。西门庆刚死，金莲、春梅与女婿陈经济撺合弄奸，丑事揭发，月娘卖春梅、逐金莲、打经济，将他三人打发出西门庆之门(第八十五、八十六回)，致使金莲丧命，经济落魄。吴月娘也有妒意，她见瓶儿有子而得宠于西门庆，便求薛姑弄来生胎符药，也生了一儿(孝哥儿)。西门庆死后，吴月娘则拘守门户，养护儿子，收拾树倒猢狲散的那番凄凉残局。另一方面，吴月娘修身信佛，在性生活方面性冷淡，无法与金莲、瓶儿等宠妾抗衡，便常纠集几个尼姑说经宣卷，陪伴空房。

　　当金兵侵犯中原，抢了东京汴梁，徽、钦二帝被掳北上，中原无主，兵荒马乱之时，吴月娘打点细软，与玳安几个男女仆从领着15岁的孝哥儿逃难。在郊外遇见普净禅师，这禅师指引大家来到永福寺中歇息。是夜，禅师超度幽魂，荐拨超生。吴月娘方才醒悟，愿送孝哥拜师出家，法名“明悟”。不久国分南北，中原有主，兵戈退去，吴月娘还家，将玳安改名西门安，承受家业，人称西门小员外，月娘70岁善终。

　　李娇儿

　　李娇儿是西门庆的第二房妾。原为西门庆在勾栏勾搭上的妓女，娶来家中后反倒闲置起来。尤其是西门庆陆续娶入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后，丈夫就难得入她房来，因此，常与吴月娘、孙雪娥相伴，与潘金莲等有隙。为人量小猥琐，不善合群，每西门庆众妻妾出资聚会宴乐，她往往不能欢处。

　　李娇儿与吴月娘的二哥吴二舅旧有首尾，又因吴月娘不管事务，家中出入银钱都在她手中，因此，西门庆刚刚猝死，她们趁众人忙于西门庆祭灵出殡之机，在吴二舅眼皮底下，暗暗将财物偷转给前来“帮忙”的她家妓院的优儿李铭，非止一两日。其实，早在西门庆猝死时，吴月娘“跌倒在床上”的时候，李娇儿赶月娘昏沉，房内无人，箱子开着，暗暗拿了五锭元宝，往她屋去了(第七十九回)。李娇儿趁机偷盗，结果被春梅看破举发，她反寻着由头与吴月娘大吵大闹，寻死觅活，月娘无奈，只得打发她归于妓院，财物尽与之。

　　于是李娇儿便成为西门庆死后第一个盗财离散而去的妇人(第八十回)。此后，由应伯爵做牵头，改嫁大街上另一个西门庆式的富户张懋德，做了他二房娘子。

　　孟玉楼

　　孟玉楼是西门庆的第三房妾(原补卓丢儿)。她是布贩子杨宗锡之妻，杨死，身边无子女，守寡一年多，便由媒婆薛嫂向西门庆说娶她回家，带来了“手里一分好钱”及两张南京拨步床、头面衣服、首饰绢绸之类，约有二十余担(第七回)，惹得杨家舅子和姑娘为了争夺这份财物相吵了一大场。

　　孟玉楼为人谨慎，性格温和，心中恼谁喜谁都不显示出来。入西门庆宅后，她在众妇女间俱各温柔和气，稍与潘金莲相善，两人常在一起嗑瓜子说闲话，可是后来西门庆独宠金莲，连她生日也不来她房中，便不免含妒，略发恨言:“心爱的扯落着你(西门庆)哩！把俺每这僻时的货儿，都打到揣字号听题去了，后十年挂在你那心里。”(第七十五回)不过，她在西门庆众妻妾中，尚属较为得宠者。

　　西门庆死后，孟玉楼与吴月娘相守，寡居一年余，一日，清明时节，上坟祭祀，与知县儿子李拱璧(李衙内)相遇，四目传情，衙内便托陶妈妈来说媒，玉楼终嫁李衙内为继室。吴月娘以善相送，将她房中箱笼衣服首饰以及丫环等，尽教带去，一乘大轿吹打着动身。这也是西门庆众妾中结果最好者(第九十一回)。以后，陈经济因早先曾拾得她的一枚金簪，欲去威吓，拐带她，但被她设计拘住，痛打一顿。但因李通判受知府徐崶斥责，言玉楼“带了许多东西，应没官赃物”，回家杖打衙内，逼休孟玉楼。然拱璧夫妻两人离舍不得，求情归李家原籍枣强县去了(第九十三回)。

　　孙雪娥

　　孙雪娥是西门庆第四房妾。她原来是西门庆元配陈氏的陪床丫头，因有姿色，二十来岁年纪，又善做五鲜原汤，西门庆便在娶潘金莲之前，与她戴了 髻，排行第四。然而，在西门庆众妾中，其品最卑。她劳作事多，享用、娱乐事少，单管率领家人媳妇厨中上灶，打发各房伙食。西门庆吃酒吃饭，用汤用菜，均经她手整理。潘金莲入门后，与春梅两个很快与她结了仇，事情只不过是她开了春梅一句“想汉子”的玩笑。一日，西门庆宿于潘金莲房中，早晨起来要吃荷花饼、银丝鲊汤，雪娥一时赶造不及，被春梅骂将起来，潘金莲便撺掇西门庆将她狠打一顿(第十一回)。

　　以后，西门庆与宋惠莲有奸，她把两人的奸情透露给了来旺。来旺醉谤西门庆。然而她自己与来旺私会之事被丫环小玉撞见，西门庆将她一顿狠打，“拘了她的头面衣服，只教他伴着家人媳妇上灶，不许他见人。”(第二十五回)小说中写西门庆入她房中宿歇事极少，“有一年多没进他房中来”，后一次仅吃得酩酊大醉了，偶然撞进她房(第五十八回)，雪娥景况才略有好转，因汉子在房里时少，所以她无银钱来源，妻妾姐妹们凑资玩耍饮酒，她多不去，月娘带众妾外出，她则每每守家。

　　西门庆死后，金莲、春梅与陈经济的奸情暴露，雪娥便在吴月娘耳根前极力撺掇打发她们出门，并率丫环媳妇棒打陈经济，终于得报前仇(第八十五、八十六回)。但后来她携财跟来旺私奔，被拘捕，官卖周守备府，顷刻间落到了庞春梅的手里，即刻被掠去头面花翠衣裳，下厨为奴(第九十回)。以后，又因春梅要在守备府中安插陈经济，因恐雪娥知情举发，便把她卖到了临清酒家为娼(第九十四回)。守备府周秀的亲随张胜包下了她，可是等到张胜杀死陈经济，孙雪娥见张胜被杖杀，恐怕拿她，便自缢身亡(第九十九回)，终年34岁。

鲁迅，在红白两个帝国之间 [转帖]

邵建，《山西文学》 2005年第06期

鲁迅眼中的苏联,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麦加”,它的存在是全人类的光明和希望。鲁迅一边大量翻译苏联文学艺术作品,一边介绍苏联建设的伟大成绩,同时更力斥帝国主义反对苏联的各种谰言。这些工作,鲁迅是自觉的。在“苏俄情结”的作用下,鲁迅以“金不换”之笔拥戴苏联和捍卫苏联,成为其三十年代创作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上海的小市民真是十之九是昏聩糊涂,他们好像以为俄国要吃他似的。文人多是狗,一批一批的匿了名向普罗文学进攻。”①这是鲁迅给友人信中的话,表现了他对厌恶苏俄的人的厌恶。也许为鲁迅所不屑的上海小市民们并不糊涂,中国这个北邻对它的南邻,“要吃”之心一天都没有停止过。早在上个世纪初,旧俄和日本,就在东北为各自利益打了一仗。新俄成立,祸心未止。东北张作霖之死,过去一直认为是日本人的事,后来苏俄档案揭秘,却是新俄所为。早在1920年代,“用病榻上的孙中山谆谆告诫年轻的张学良的话说,就是:你们东北身处‘红白两个帝国’中间。孙中山不管两个强邻更换什么样的国体外衣,挂什么图案的国旗,他一眼就看穿苏联与日本的共同本质。”②

那么,鲁迅面对“红白两个帝国”,又是什么态度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当时左联的《文艺新闻》向上海著名文化人士发问“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个发问在措词上就令人不解,“意义”往往用于积极方面的评价,侵略者闯进了自家大门,还有什么“意义”可言?鲁迅的回答是:“这在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膺惩’他的仆役——中国军阀,也就是‘膺惩’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③

鲁迅这句话有点让人看不懂。尽管我们知道,鲁迅好用反语,也尽管这里的“膺惩”都打上了引号,但,整个句子还是让人感到难解。以鲁迅对中国军阀的痛恶,“膺惩”一词是能够传达出“活该”的意思。如此,倒也正应了发问中的“意义”。可是,第二个“膺惩”呢,它的所指是中国民众,鲁迅用了同样的词,打了同样的引号,而且是同样的口吻,不知是否可以作同样的理解。只是,如果不同样,那么,这个“膺惩”又是什么呢?在这里,势不两立的军阀和民众,是不应共用一个词的。

可与之相参的是鲁迅次年在北平辅仁大学的一个讲演。鲁迅说:东北事变后,上海兴起许多抗日团体,并都有自己的徽章。“一·二八”事变中,凡有这种徽章被日本人发现,就难免一死。有些人并不一定抗日,不过把徽章放在口袋里。还有些人,穿军服拍照,照片还在,军服也挂在家里,自己却忘了,但日军一经查出,又格杀勿论。于是鲁迅总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以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④杀人是“残酷”还是“认真”,问题不难分辨。按鲁迅的思路,“膺惩”正可用在这里,认真的“膺惩”不认真的,所以,后者“倒霉”。

然而,以上只是日本占领东三省意义的一面,更值得注意的倒是另一面。鲁迅说:“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⑤“白”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操的却是“红”帝国主义的心。日本人分明占领的是中国领土,问题的严重性却在它是攻打苏联的第一步。“天低吴楚,眼空无物”,本土的利害竟不在计较之中。面对国难,鲁迅一步就跨到苏俄那边去,好像这事和中国无关(有关的也只是两个“膺惩”)。应该说,鲁迅的判断不是没有根据。

占领中国东北后,下一步怎么办,日本军事上层的确发生过分歧,海军的意见是“北上”,攻打苏俄,陆军的意见是“南下”,征服中国。双方争执得很激烈。这些情况,鲁迅当然不知道。可是,既然不知道,为什么首先考虑的,偏偏是苏俄。尽管在鲁迅那里,苏俄是劳动群众的希望。但,接下来的问题是,日本侵略,对世界的劳苦群众是“苦楚”,为什么对中国民众却是“膺惩”,难道中国民众不在这“世界的劳苦群众”之中?短短的一问一答,问的奇怪,答的蹊跷。面对民族危机,鲁迅原是以苏俄为中心来考虑问题、发布态度的。

1929年夏,中国和苏俄这个红色帝国因“中东路事件”发生短暂的战争,战场就在中国本土,是苏军打进了满洲里。可是,斯大林却指示共产国际发出“保护苏联”的号召,于是,上海的街头就出现了“武装保护苏联”的标语。次年,上海文坛发生“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它主张文学艺术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因为它的国民党背景,也因为它的反普罗文学,鲁迅对它进行了专门的批判。但是,这样的批判却和“捍苏”联系在一起。《黄人之血》是“民族主义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它是一部历史题材的诗剧,按照鲁迅概括,它叙述的“是黄色人种的西征,主将是成古思汗的孙子拔都元帅,真正的黄色种。所征的是欧洲,其实专在斡罗斯(俄罗斯)——这是作者的目标;联军的构成是汉,鞑靼,女真,契丹人——这是作者的计划。”⑥概括了作品的内容后,鲁迅揭露其用心:“这一张‘亚细亚勇士们张大’的‘吃人的血口’,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引同上)本文对《黄人之血》没有评价兴趣,只是指出它的出现和“中东路事件”这一背景有关。作品或许很差,也没有什么不可批判。但需注意,批判者是站在他方立论的,意即在两国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时,坚持阶级论的鲁迅是站在苏俄一方来揭穿“民族主义文学”的“险恶用心”。其实民族主义文学并不重要,哪怕它有攻打苏俄的喧嚣,那也是被“中东路事件”激出来的,不但没有实现的可能,而且实情正相反,苏俄打了进来。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鲁迅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实际上和“武装保护苏联”同调,是在用文章捍卫苏联。

“中东路事件”两年后,又发生了“九·一八”,红白帝国主义轮番给中国带来灾难。鲁迅如何看待这之间的关系?如其上,鲁迅的判断是“……‘东征’即‘西征’的第一步”,“现在日本兵‘东征’了东三省,正是‘民族主义文学家’理想中的‘西征’的第一步”。⑦

民族主义文学是否有这样的“理想”,鲁迅有自己解读的权利,正确与否,是另外一码事。但,“东征”的实质是“西征”,实际上是鲁迅自己的看法。这看法又有了新的进展,即,被占领东三省的中国人,要跟着日本进攻苏俄了。这是鲁迅的话:“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的了。”⑧

原来《黄人之血》写的是当年蒙古人征服汉人后,又纠集汉人、契丹人、女真人去打俄罗斯,因此,在鲁迅看来,日本人就是当年的蒙古人,中国人就是当年的汉人,他们合伙要向苏俄进攻。鲁迅不仅是解读作品,更是在判断现实。但这种判断是离奇的,它离事实相去太远。不过,离奇的判断,却不离奇地表露了鲁迅的心迹,苏联,是他心中无以放下的挂碍。于是,紧接而来的句子就看出了鲁迅的很不以为然:“但一般的民众却以为目前的失去东三省,比将来的毁坏苏联还紧要,他们激昂了起来。”(引同上)

看来,正是这一般的民众,没有丧失基本的判断力,自己失去了东三省,难道不比毁坏苏联还紧要吗?是自己紧要,还是别人紧要,在民族危机逼近之时,作为阶级论者的鲁迅以阶级为取舍,即使自己失地,却更关注苏俄这一无产阶级大本营的安危。只是,不公平的是,鲁迅的苏俄情结是单向的,在中国抗战中,斯大林的苏俄从来就把中国当作自己的东方屏障,抵挡日本人。

1960年代,一本研究鲁迅的书《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其中一章论及鲁迅对苏俄的态度和表现,题目称鲁迅为“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战士”。这“国际主义”一词如果对照以上鲁迅的对苏言论,恰如其分。具体来讲,鲁迅身上体现的,是1970年代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中叫做“龙江精神”的国际主义。

郑成功　与荷兰守将书[转帖]

　　与荷兰守将书

　　　　　　　　郑成功

　　　执事率领数百之众，困守城中，何足以抗我军？而余尤怪执事之不智也。　　
　　　夫天下之人，固不乐死于非命。余数告执事，盖为贵国人民之性命，不忍陷之疮痍尔。今再命使者，前往致意，愿执事熟思之。　
　　　执事若知不敌，献城降，则余当以诚意相待；否则，我军攻城，而执事始揭白旗，则余亦止战，以待后命。我军入城之时，余严饬将士，秋毫无犯，一听贵国人民之去，若有愿留者，余亦保护之，与华人同。
　　　夫战败而和，古有明训；临事不断，智者所讥。贵国人民，远渡重洋，经营台岛，至势不得已，而谋自卫之道，固余之所壮也。然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久为贵国所据；今余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不急之物，悉听而归。若执事不听，可树红旗请战，余亦立马以观。毋游移而不决也！　　　　　　　　　
　　　生死之权，在余掌中，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唯执事图之！　　

　　　（《清代通史》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