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百万汉奸真实脸谱:大批知识青年集体沦丧[转帖]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大的道德命题。只有细致还原在那特殊时局中数百万委身投敌者，其汉奸脸谱下的真实面目，则更多同胞身上那些忠贞、坚韧、守节等品质，才能显出其疾风知劲草的真正可贵。
1937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一群名不见经传的下野官员、中小商人、留日学生等人物，在南京大屠杀之后的敏感时期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在历史大浪涌来的时候，他们大多无力以身抗拒，只能选择随波逐流，以图自保，但历史终究会让他们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面对广阔的中国国土，日益陷入泥淖的日本，把枪杆子交给了另一群中国人。然而这支夹缝中的枪杆子却时时随时向而摇摆。
一、从热血青年到卖国汉奸
二十年不到，三个激进的热血青年沦落为出卖国家民族的汉奸，这不仅仅是三个人的个人选择，还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先锋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1919年5月4日，北大政治系学生梅思平跟着游行队伍高喊着“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闯入曹汝霖宅邸，学生们在痛打了章宗祥之后，放火烧了曹宅。由于史料的扞格，赵家楼的纵火者至今仍是一个难以确证的谜，但其中一种说法，放火者就是梅思平。
同一天，也是北大学生的陈公博表现却出奇得冷静。他原本不打算参加示威游行，只不过因为是广东几家报纸的特约通讯记者，才抱着采写新闻的目的随着北大学生队伍一起出发。示威队伍来到新华门前，排成长蛇阵，在烈日的烘烤下，示威学生一个个汗流浃背。陈公博观察了一会儿便离开队伍，雇辆人力车回公寓去了。尽管不算热情，但五四期间，陈公博还是参加了一次散发传单的活动。
而此时，正在日本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留学的周佛海也在密切地关注着国内的形势，他不但在留学生中鼓动学潮，还发起了归国运动。
三个年轻人此时虽各不相识，但都对救国满怀热情，仅仅二十年不到，三个人却都沦落成汪伪汉奸政府的高官，这显然不仅仅是三个个体的选择，而是一批知识青年的沦丧。
激进青年
陈公博是同龄人当中较有思想的人。早在1919年1月，陈公博就正式刊行了自己的时政论文《督军问题》，对当时的军阀割据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心怀天下的襟怀却深得国民党元老汪精卫、廖仲恺等人的赏识。
五四之后不久，陈公博自北大毕业回到广州，一面在法政学校任教授，一面与北大同学谭平山等人创办《广东群报》，积极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尤其侧重马克思主义的宣传。由于得到了陈独秀的指导，《广东群报》无形中成了广州****组织的机关报，陈公博也因此被陈独秀推荐为广东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
然而，会上张国焘、李汉俊因观点不同展开了激烈的论争。冷眼旁观的陈公博认为这是“互相磨擦，互相倾轧”，而张国焘飞扬跋扈的态度更让他“内心冷然，参加大会的热情，顿时冷到冰点，不由得起了待机而退的心事”。
自沪返穗后，陈公博的政治态度及其与****的关系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仅执意“舍弃广东的事业，去美国留学”，而且发表文章支持赶走孙中山的陈炯明，公开与党中央唱起了反调。中共中央决定给予其留党察看处分，固执的陈公博干脆宣布脱离****，并最终被开除了党籍。
1922年11月，经济拮据的陈公博在国民党元老汪精卫的资助下动身前往美国，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一年后，以一篇《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论文获得硕士学位。此时，汪精卫的资助早已告罄，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陈公博不得不向广东省省长廖仲恺求助。廖仲恺早就欣赏陈公博的才干，立即回电要求他回国，并推荐其加入了国民党。廖仲恺与汪精卫协商，委以陈公博国民党中央党部书记长的重任。1925年，廖仲恺遇刺，陈公博成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成为国民党内炙手可热的人物。
在陈公博眼里，汪精卫不仅仅是大家公认的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国民党内人格最高尚，最有威信的领袖，而且是自己生命中最钦佩的导师。他由衷地感激汪精卫对自己“无私”的资助和提携，从此死心塌地做了汪精卫的党羽，也为日后依附汪精卫走上汉奸之路埋下了伏笔。
就在中共一大上，陈公博认识了留日学生代表周佛海。
从骨干到脱党
早在留学日本时期，周佛海已经因研究社会主义小有名气，自诩为“中国的列宁”。1919年10月，周佛海撰写了《中国的阶级斗争》一文，并发表于12月的《解放与改造》杂志上。在文章中，他预言阶级斗争“不久就会要实现的”。
与陈公博性格不同，周佛海一开始就怀抱政治野心，并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因此在中共一大会上表现颇为积极，被选为中央局候补委员。此后一段时间，由于总书记陈独秀不在上海，他还代理了总书记的职务，主持中央局的工作。1922年，周佛海受中共中央委托，物色代表参加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会议。其时正值陈独秀被捕，周佛海一面营救陈独秀，一面派人四处物色代表。还亲赴长沙、汉口、安庆等地，会见了毛泽东、陈潭秋等人，商议挑选各界民众代表。此后，他还参与发动了上海劳工运动等活动。
然而，带着投机心理入党的周佛海终究未能坚持自己的革命事业。他和上海小姐杨淑慧的婚外恋受到党内批评后，便对组织产生了不满情绪。而陈独秀被捕入狱更让他觉得革命的风险太大。于是，在陈独秀出狱三天后，他向陈做了一次简单的交代便携杨淑慧返回日本，从此再不过问中共中央的事务。
半年后，周佛海升入京都帝国大学。帝国大学教授河上肇反对“早熟的社会革命”的论调动摇了周佛海的社会主义理想。1923年，帝国大学毕业时，找不到工作的周佛海更是一筹莫展，早把当年理想抛到了脑后。恰在此时，国共两党已经实现合作，在广东地区的革命工作开展得如火如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写信邀请周佛海到广州担任宣传部秘书，月薪为200元大洋。周佛海毫不犹豫便欣然前往。没过多久，广东大学校长邹鲁又邀请他兼任该校教授，月薪240元。
不过，收入优厚的周佛海却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事实上，他认为在****内没有政治前途——宣布脱离****。随后，周佛海立即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为了报答戴季陶的知遇之恩，周佛海一面标榜要做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一面公开称“攻击****是我的义务，我的责任”。
1923年，陈公博与周佛海——这两位曾经的中共元老，不约而同地投靠了国民党。
从文人做政客
北大毕业后，热衷政治斗争的梅思平没能顺利地踏上仕途，而是应聘到上海的商务印书馆做编辑，过起了普通文人的日子。但因为周佛海，他的人生轨迹被彻底改变。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作为全国书刊出版中心的上海，迅速成为社会运动与思想运动的推进地，人才济济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那时候，商务印书馆的学者文人爆发出高度的政治热情，纷纷组织各类社团或党派。梅思平加入了同事何公敢创立的孤军社。孤军社的抱负甚高，自认为是国民党、****以外的一个政治团体。他们鼓吹民族主义、民主政治和工会主义，因其主张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而引起国民党高层的注意。
正是在孤军社，梅思平结识了已是国民党重臣的周佛海，同样有政治野心的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结为好友。
1926年11月，经戴季陶推荐，周佛海投奔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旋即受命出任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周佛海乘机引荐自己的好友梅思平、陶希圣和另一位商务印书馆编辑吴文祺为武汉分校政治教官。梅思平从此走上了政坛，并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辉煌的十年。
1928年，蒋介石授意周佛海创办《新生命》杂志作为自己政策宣传的阵地，梅思平和陶希圣成为骨干成员。10月，陶希圣在《新生命》杂志上发表《中国社会到底是甚么社会》的论文，梅思平立即以《中国社会变迁的概略》与陶希圣呼应。随后，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李季、陈邦国、王宜昌、杜畏之等相继参加论战，形成一场影响深远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
也就是在这场论战中，他的才能获得了蒋介石的欣赏，这为他日后的仕途经济打下了良好基础。1933年2月，时任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主任的梅思平受命出任江宁实验县县长。他在江宁实验县进行的改革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其改革经验受到了蒋介石的充分肯定。一时间，梅思平名声大噪，成为全国知名的政治明星。
“低调俱乐部”
1931年中日开战伊始，陈公博还是一个强硬的主战派。当十九路军在上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时候，他与李济深携手北上，从阎锡山手里要来10万颗手榴弹，送给十九路军，鼓励他们抗战到底。
然而，一年后发生的长城抗战却彻底改变了陈公博对中日战局的判断，促使他逐渐走向“和平主义”。1933年3月，中国军队在长城古北口抗击日军。这场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日军出动飞机对中国守军阵地进行狂轰滥炸，多次发动进攻。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英勇反击，却因为武器落后，缺乏现代战争训练，遭到了惨败。
战役最为惨烈的时候，刚刚就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命令陈公博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鼓舞士气，了解前线战况。陈公博刚到北平，便得知各路军队均已败退，而且是“不奉命令，擅自撤退”。面对溃军，主持华北军事的何应钦束手无策，不得不央求陈公博向各军将领说假话，宣称政府已经设法通过和平途径解决中日问题，这才将人心惶惶的军队稳定下来。
前线溃败之惨状，让陈公博大为恐慌。当他回到南京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向蒋介石和汪精卫汇报以后，蒋汪二人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军事既难解决，还是走外交的途径吧”。
正是在此背景下，国内“和平路线”的议论声浪越来越大，一大批对抗战失去信心的国民党高官逐渐聚集起来，最终形成了著名的“低调俱乐部”，周佛海和梅思平都成为其中的核心成员。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蒋介石投入70万军队浴血抗战，坚守三月后不得不全线撤退。此役，中国军队伤亡达25万人，日军仅为4万余人。这更坚定了周佛海对此前“战必败，和未必乱”的认识，极力主张对日求和。
周佛海在南京西流湾8号的私宅为防日军轰炸，特意建了一个坚固的地下室。淞沪会战时，梅思平、陶希圣、罗君强等人干脆搬到此处，而与周佛海等人志趣相投的顾祝同、熊式辉、高宗武等一批高级官员也不时来此聚会。他们大多相信“抗战下去，是要灭亡的”，认为****和桂系高调抗日，不过是推翻蒋介石统治的手段，其实“除了头脑极简单的糊涂虫外以，没有不明白继续打下去，中国绝不能侥幸成功的道理”(《周佛海日记》)。
1937年12月，陈公博作为专使出访欧洲各国，并利用他与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的私交，争取意大利对中日战争采取中立态度。因此，陈公博并未参加低调俱乐部。不过，他和“低调俱乐部”都是民族失败主义者，反对共产主义，并且都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主张推汪与日本和谈。至此，一个以汪精卫为核心的主和派团体已经悄然形成，并于日后成为汪伪政权的核心。
汪伪急先锋
抗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一直没有放弃与日本和谈的努力，日本政府也试图通过德国政府居间调停，尽快结束在中国的战争。然而，日本政府苛刻的停战条件却让蒋介石无法接受，德国的调停最终失败。1938年1月16日，随着军事上的节节胜利，日本内阁作出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的决议，关闭了和谈的大门。
对此，蒋介石一面积极组织抗战，一面派人搜集日本情报，寻找机会与日本重开谈判。在蒋介石的默许下，受命于汪精卫的高宗武、梅思平在香港创立“蔚蓝书店”一面搜集情报，一面与日方频频接触，试探日本的底牌。当高宗武带回了日本政府“希望汪先生出马”重开谈判的消息时，蒋介石怒不可遏，表示与高断绝关系，并下令停发其活动经费。但抱定和平“救国”主张的周佛海却背着蒋介石，照旧每月从宣传部的经费中，拨3000元支持高宗武在香港继续与日本保持联系。
1938秋，高宗武生病，周佛海指示由梅思平代替高宗武前往上海与日本人秘密谈判。在今井武夫准备的接风宴上，梅思平的心情异常沉重。他深知此行签署的必然是条件苛刻的城下之盟，自己难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罪人。席间，梅思平突然哀叹:“从今而后我不也成了汉奸？”
不出所料，秘密谈判进行得十分艰难。梅思平提出的要求往往被日方断然拒绝，以致于近乎哀求日方不要把承认“满洲国”写进条款，以免自己背负汉奸卖国贼的千古骂名。结果，本除了有名无实的撤军期限外，一切要求都遭到了拒绝。11月20日，梅思平、高宗武与日本代表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和《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合称《重光堂密约》)。
11月27日，梅思平返回香港，随即将密约缝在西服马甲中飞往重庆，向汪精卫交差。然而，当汪精卫第一次看到这份密约时，忍不住大骂这是卖国条约，甚至拒绝承认其中的任何一个字。但妻子陈璧君却“规劝”道:“你说这份协议是卖国文契，我问你满洲在谁手里？内蒙在谁的手里？华北又在谁的手里？是我们断送的吗？我们只是承认既成事实。” 陈璧君的谬论很快缓解了汪精卫内心的痛苦，他沉默良久，终于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话:“凡已由梅思平签字的部分可以同意，其余留待将来再商议。”梅思平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坠入深渊
既然决定接受日本的条款，汪精卫便开始紧锣密鼓地策划出逃了。他召集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等人秘密商讨叛逃事宜。此时，身在成都的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准备逃离重庆的消息，赶紧打电报劝告汪精卫:“先生若离重庆，将遭到全国民众的反对和唾弃。”
在汪精卫的追随者中，最痛苦的莫过于陈公博。他对汪精卫深怀知遇之恩的感激，作为汪精卫的肱骨之臣，陈公博主和，但反对汪精卫与日本私下媾和，更反对汪出面组织汉奸政权。然而，他对汪精卫的死忠让他作出了错误的决定。12月18日，汪精卫一意孤行叛逃到河内，陈公博应召尾随而至。矛盾重重的他临行前曾写信给蒋介石，声称要做“最后的努力”，力劝汪回心转意。然而，他的劝说终告失败，最终随汪精卫一路走到黑。
其实，汪精卫等人自己也很清楚，汉奸行为是不会被国人饶恕的。如梅思平事后坦言:“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梅思平却有先见之明，当他叛国投敌之后，立刻被钉上了耻辱柱，甚至是众叛亲离。
1939年12月15日，《浙瓯日报》的《展望》专版于显著位置，刊出了梅思平的女儿梅爱文的“宣言”:《我不愿做汉奸的女儿，我要打倒我的爸爸》。公开宣布同梅思平“脱离父女的关系”，呼吁“每个做了汉奸儿女的人，都能快快地觉醒，和我携起手来，共同进行反汉奸运动，参加到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中去！”面对女儿的愤怒声讨，梅思平自知大节已亏，尽管内心苦楚却始终无法辩白。此后，父女决裂，梅思平再也没能活着见到女儿。
与陈公博被动投敌不同，周佛海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主动地走上汉奸道路的。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他非但没有劝解阻止，反倒利用自己对高宗武、梅思平的影响力，授意他们与日本秘密联络并签署《重光堂密约》，最终成为汪伪政权的始作俑者。
尽管如此，面对叛国的道德困境，周佛海也还是经历了痛苦的内心挣扎。据说，在出逃前，他整整一个月都在思考该不该走出这一步，常常彻夜难眠。最后，现实的利益，对战局的悲观心态，或者干脆说是对战败的恐惧，最终战胜了做汉奸的耻辱。
身名俱灭
岂止是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因为对战局的悲观，一大批丧失信心的国民党高官纷纷投靠日本侵略者，最终集体堕落为汉奸。尽管其中不乏良心未泯、幡然悔悟，甚或曲线救者，但附逆者之多恰如过江之鲫。
就在汪精卫准备筹建南京伪国民政府时，作为骨干的高宗武和陶希圣因种种原因悄然逃离上海，并在香港《大公报》揭露汪日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高陶二人的幡然醒悟，却没能唤醒陈公博、周佛海和梅思平等人的民族意识，在全国民众的一片骂声中公然走上卖国投敌的最前台。
1940年3月，汪精卫在南京组建伪国民政府，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作为“首义分子”身居要职。1944年11月，汪精卫病死日本，陈公博代理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宣称“凡主席手定之政策，皆为公博奉行之政策；凡汪先生生前之设施，皆为公博今日之设施。”继续执行汪精卫的汉奸政策。而对汪伪政权丧失信心的周佛海却已经开始与重庆方面暗通消息，开始为蒋介石在沦陷区的特工活动提供方便。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天，南京伪国民政府在陈公博的主持下宣告解散。此后数月，汪伪政权的高官相继被捕，并受到审判。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均被判处死刑。陈公博和梅思平先后被处决，周佛海则因其“戴罪立功”而改判为无期徒刑，最终病死狱中。
二、伪政府的南北之争
1937年末，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打算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田嵬
“战争一旦开始，最大的问题就是怎样结束。”此语出自明治时代日军名将儿玉源太郎。抗战不到一年，攻占北平，攻占南京、攻占武汉，可此时日本国内讨论最多的，却是儿玉源太郎提出的问题——如何从中国抽身？
此时日本陆军总兵力大约70万人，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消耗。原本计划三个月内完结的战争此时没有人能说清楚到底要继续到什么时候。重庆政府一天不投降，仗就要接着打，一旦美国人引用《中立法》对日本贸易禁运，90%的战略物资都要断档，联合舰队、飞机坦克全部瘫痪。
由于战线过长、大量分兵维持占领区，一举打垮重庆政府是不可能的，即使真的打夸蒋介石政府，陕北的中共、死守大别山的桂系、晋西的阎锡山、绥远的傅作义必定以割据之势继续抗战，对于日本，那只能是梦魇的继续。
摆在日军总参谋部的唯一战略选择，只能是创造一个有号召力的伪中国政府，与重庆国府在国际、国内分庭抗争，使中日战争转化为内战，并与伪政府签订“和平条约”将侵略成果“合法化”。于是，从北京到南京，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实现的目标，就开始要以“和平”的方式来得到了。
北洋遗老
“七·七事变”以后，日本政府派中国通喜多诚一少将执掌华北特务机关，其最主要任务便是策划汉奸政权。日本人的本意，是再造一个能与重庆国府分庭抗礼的北洋政府，使中国政局回到1924年以前的南北分裂，实现以华制华。
而喜多曾任职多年日本驻华武官，与北洋官僚们交往甚密，是完成该任务的最佳人选。他对军阀官僚们在政治上的翻云覆雨，毫无祖国观念，以及潜在的号召能力都非常清楚。针对这些特点，他特定了一套选拔伪府成员的标准
一)元首须以曾任总统、总理的一流人物任之。(二)政府首长须以曾任总理、总长的一流人物任之。(三)选拔标准1)素无抗日言行，又非29军出身；(2)有相当资望而反抗国民党者。
根据以上要求，喜多认为最理想的是靳云鹏、吴佩孚、曹汝霖三人。他计划以靳或吴任总统，如二人同时上台，则分任总统、副总统，以曹汝霖为内阁总理。因为靳曾任北洋政府的总理，在华北军政人员中，还具有相当威望；吴在华北也有相当的军事号召力，可利用他组织一支杂牌军队，参加政府；曹汝霖则是老牌的亲日分子，叫他担任伪政府实际责任，可以收到人地相宜的效果。只需他们三出其二，必定能在国际、国内挑战重庆政府的合法性。
不过经过分头接洽之后，结果令喜多诚一大为失望。靳云鹏用“礼佛有年，无心问世”的话辞谢。吴佩孚说:“我诚不能与国民党合作，但也不能在日本的保护下治国。如必须要我出山，则须日本退兵，由我来恢复法统。”曹汝霖则因与喜多及另一特务土肥原都是旧识，在日方的强烈攻势下他不敢公然拒绝，只用“愿以在野之身，赞助新政权的成立”的话与喜多周旋。正在举棋不定的时候，蒋介石给他写来一封亲笔信，对他说了一些勉励的话，曹这才下定决心不在伪政府担任实际职务，而思“以晚节挽回前誉之失”。
由于以上人物拒绝，喜多建立强势北洋政权的构想只能化为泡影，但不论如何，先拉出个维持政府是当务之急。日方的视线遂投向了另一个老牌亲日份子——王克敏。王克敏，曾担任清国驻日大使，历绾北洋政府数任内阁财长，在旧中国政坛只是个声名一般的人物。七七事变前夕他蛰居上海，窥视时机。喜多于1937年10月间到上海，通过与王素识的日本人山本荣治向王表示，欢迎他北上组府。王以“兹事体大”致电南京政府的宋子文，转向蒋介石请示，宋复电谓“奉委座谕，北平事可请叔鲁维持”。王遂与喜多同机北上组织伪政府。王克敏的出现，使董康、汤尔和、朱深、王辑唐、齐燮元等一般北洋遗老又纠集到一起，开始了临时政府的筹备。
临时政府原定于1938年1月1日成立，但由于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本军事当局认为这是国民党政权的溃灭，接着树立华北政权，在政治上具有新陈代谢的意义，于是通知汉奸们提前于12月14日在北京怀仁堂成立。但这个政府始终未能继承北洋政权断灭的合法性，不仅在国际上得不到承认，对日也未以中国政府身份签订任何条约，实质只是个不折不扣的地方维持政权。
“维新”政府
正当华北临时政府挂牌时，日“华中方面军”的松井石根大将也在考虑同样的问题。一方面要成立“南京市自治委员会”之类的地方性临时机构；另一方面，必须积极筹建正式的华中伪政权。松井石根脑子里的组府第一人选是唐绍仪，早在1937年1月12日，松井石根在听取原田熊吉武官关于“政权建设”的汇报时，就希望唐绍仪能成为“新政权”的中心人物。但曾担任中国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年已80的唐绍仪却不愿在此时立即出山。松井石根的“第二个人选是精通财政的李思浩，此人属安福系，同蒋介石、王克敏都有亲密交情”，但南京陷落时已去了香港。由于一时打不开局面，心急如焚的“华中方面军”长勇参谋“经某个日本人的推荐物色了一个叫王子惠的人，于是便开始了以此人为首组织临时政府的政治工作”。王子惠系日占台湾岛人，名不见经传，在大陆毫无影响。松井石根闻之气得半死，严厉训斥长勇说:“没有适当人选宁可不建立临时政府。”
话虽如此，但在1938年2月10日，当松井得到了他将被大本营解职的消息时也同样按捺不住。他知道，在解职回国后，首先就要进宫拜谒和回奏天皇，那时必须汇报战后治安措施。如果回国前不能迅速建立临时政府作为治安对策，届时将无法交代。华北方面军早在1937年12月14日就在北平扶植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华中派遣军”至今未见成果。这给松井石根极大的压力。松井决心在他正式解职前，抓紧筹建好华中伪政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方面选定了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的三人组合。梁鸿志曾任职过安福国会参议院的秘书长、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北洋政府垮台后，他闲居家中伺机再起。陈群是梁鸿志的同乡，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大革命时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北伐军东路军政治部主任。温宗尧是老牌的反蒋政客，作为唐绍仪的代表走上前台。
1938年3月28日上午10时，在日方的幕后导演下，这个集各派政治力量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礼堂宣告“挂牌”。至此，以日“华中方面军”为背景的南方汉奸政府成立。
南京维新政权成立的初衷，是松井石根在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之后，认为已然实现对国府的威慑，于是秘密与唐绍仪、宋子文接触，预备以唐绍仪在南京组府，再促成南京重庆合流，并逼迫蒋介石下野。由于计划失败，以及自己的离职，所以只拉出一般二流人物出来与“华北方面军”斗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