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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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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40楼 发表于: 2009-08-22

变态和纵欲的极至:南朝宋齐两朝的荒淫少主们[转帖]

    齐明帝萧鸾在位5年,公元498年,在他47岁时病死,太子萧宝卷即位,时年16岁,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鼎鼎大名的东昏候。

  齐明帝萧鸾死时,遗命徐孝嗣为尚书令,沈文季为左仆射,江祐为右仆射,刘喧为卫尉,陈显达太尉主持军政,始安王萧遥光与上述大臣同参内外大政。凡此辅政六大臣,不久皆不得好死。

  萧鸾刚死,继位为新皇的萧宝卷每每看见巨大的棺椁摆放在太极殿就不高兴,黑森森大木头盒子影响他玩乐的心情,就让臣下速速拉去陵墓里埋掉。古代礼法森然,停柩有固定的日数,徐孝嗣争执好久,才使萧鸾的棺材又多摆放了一个月。其间,每当臣下祭拜或属国使臣临吊时,萧宝卷作为“孝子”应该在旁“临哭”,每次他都推称“喉痛”,只是一旁站立装装样子。太中大夫羊阐是个秃头,哭拜时官帽落地,露出秃瓢脑袋,萧宝卷顿时哈哈大笑起来,对左右说:“这只大秃鹫也来嚎丧!”一旁大臣们心中惊疑不已,从未见过这样的“孝子”,而且是在这么庄重肃穆的场合。

  萧宝卷在东宫当太子时就十分顽劣,讨厌读书写字,天天玩乐,最喜爱的事情就是大半夜里和几个小太监一起挖洞抓耗子,一抓就抓到大天亮。

  萧鸾训子无方,临死时没有劝戒他如何当好皇帝守住社稷,反而提醒他要以被废掉的郁林王为戒,“作事不可在人后”,意思是对属下王公大臣要果于诛杀,不能先被别人算计废杀掉。萧宝卷有口吃的毛病,狗肉丸子上不了席那种,不喜欢与朝臣士人在一起谈论正事,总是和一帮太监和恶少们一起厮混玩耍。

  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等六位辅政大臣在齐明帝刚死后还挺尽力朝事,每人轮流在内省值班。时任雍州刺史的萧衍(后来的梁武帝)对属下参谋说“一国三公犹不堪,况六贵同朝,势必相图,乱将作矣!”私下里暗修装备,招集骁勇,准备乘乱而起。同时,萧衍又写信给作益州刺史的亲哥哥萧懿写信:“今六贵比肩,人自画敕,争权睚眦……主上自东宫素无令誉,……嫌忌积久,必大行诛戮!始安王欲为赵王伦,形迹已见,然性猜量狭,徒为阶祸。萧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听人穿鼻,江祐无断,刘喧暗弱,一朝祸发,中外土崩……”劝萧懿据险重之地,在适当时机废昏立明。萧懿是个忠臣,对萧衍的一番分析和劝告丝毫没有听进去。

  江祐、江祀兄弟是齐明帝生母景皇后的侄子,所谓“姑表亲,打断胳膊连着筋。”猜忍好杀的齐明帝杀掉同姓叔、伯、兄、弟无数,却十分信赖这两个表弟。萧宝卷继位后,辅政大臣对他的淫乐游玩虽有谏阻,但都是出于礼数上劝劝而已,惟独这两个天天在内殿值勤的表叔一点面子也不给,说不行就不行。

  萧宝卷宠信的茹法珍和梅虫儿更是常为二江兄弟责骂,怀恨在心,不时在小皇帝面前说二江兄弟的坏话。江氏兄弟见小皇帝越来越不成体统,就与几位辅政大臣商议,要废掉萧宝卷。几个人意见不一,有人要立江夏王萧宝玄,有人要立建安王萧宝寅,有人要立始安王萧遥光,各怀私心,拿不定主意。出于“国赖长君”的考虑,多数几人想推立成年的始安王萧遥光,但刘喧觉得自己起码是萧宝卷亲舅舅,萧遥光当了皇上,自己就丧失了元舅之尊。萧遥光闻讯大怒,派人想刺杀刘喧。

  刘喧察觉到自己有生命危险,惊惶之下先向小皇帝告发了江祐、江祀兄弟废立的密谋。萧宝卷即刻派人逮捕两位表舅,虐杀于殿内。刘喧虽然首告,但闻知二江兄弟被杀,也大惊失色,扑倒在门外,吓得连问仆从左右:“逮捕我的人到了吗?”徘徊久之,回到屋内坐定,悲声道:“倒不是我哀痛二江兄弟的死讯,我是自己悲自己啊!”

  杀了江祐、江祀兄弟后,萧宝卷无所忌惮,白天黑夜与近侍们在殿堂内鼓叫欢呼,跑马为戏。快活之余,他对近侍们说:“江祐常不让我在宫内骑马奔跑,这小子今天如果还活着,我怎能这样快活。”又问:“江祐亲戚还有谁活着?”旁人回答:“江祐弟弟江祥还关在牢里。”萧宝卷在马上挥笔写敕令,赐死唯一活着的表叔。

  始安王萧遥光得知江祐兄弟被杀后,心中惊惧。萧宝卷又下诏召他返回建康议事,更加让他相信小皇帝要杀自己,于是他以讨伐刘喧为名,起兵造反。

  萧遥光是齐明帝亲侄子。明帝在世时,凡是诛杀齐高帝、齐武帝子孙诸王,都是在萧遥光的参谋建议下行使的,做了不少缺大德的坏事。他率兵连夜攻占建康东城,由于出其不意,开始很顺利,但由于本性怯懦,他并没有乘胜攻入禁宫,丧失了最好的机会。

  天一放亮,台军(首都禁卫军)大集,本来兵锋占优的萧遥光一日之内兵溃退走,最后跑到床下躺避,被兵士搜出砍头。从起事到被杀,全部加上才不过四日。

  说来也怪,这位萧遥光少年时很正派,齐明帝当时让还是个孩童的萧宝卷常常和萧遥光吃住在一起,感情很深,萧宝卷常呢称萧遥光为“安兄”。萧遥光被杀后,萧宝卷登上旧时和萧遥光一起玩耍的旧宫土山,遥望萧遥光被杀的东府,怆然呼唤“安兄”不已,黯然泪下,估计孩提时代两人的厚笃感情在他心中印象十分深刻。萧宝卷此种“正常人”的举止,史书上仅此一件。(《南史·卷三十一·齐宗室》)。

  平灭萧遥光后,萧宝卷觉得宰杀大臣太容易了。在近侍茹法珍等人怂勇下,他不到一个月就杀掉本来参与镇压萧遥光叛乱的功臣刘喧、萧坦之和曹虎等大臣。杀刘喧时,萧宝卷还有些犹豫:“刘喧是我亲舅,怎么会谋反呢?”一个侍卫说:“明帝乃武帝同堂(指萧宝卷之父齐明帝与齐武帝是堂兄弟),恩遇如此,犹灭武帝之后,舅舅又怎么可信呢?”于是族灭刘喧。

  六位大臣中,徐孝嗣、沈文季是文人出身不握兵,所以活得稍稍长久一些。有人也劝徐孝嗣废昏立明,他总觉得大动干戈不妥,应该趁小皇帝出城游玩时关闭城门,再召集大臣共议废掉。“书生造反,三年不成”,迟迟也未见他有什么行动。大臣沈文季借口自己老病请假在家,不预朝政,想借此落个善终。他的侄子侍中沈昭略对他说:“叔父您六十岁的年纪,官至仆射,想要免祸不可能啊。”沈文季笑而不答,很有死猪不怕开水烫的风范。

  499年冬十月,萧宝卷诏令徐孝嗣、沈文季、沈昭略三人入宫议事,一进宫门,茹法珍就把毒酒端上来。沈昭略大怒,骂徐孝嗣:“废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无才,致有今日!”说着话他用盛着毒酒的碗砸向徐孝嗣:“让你死也做个破面鬼!”三人全家被杀。可能徐孝嗣平时应酬多,酒量好,那么毒的毒酒别人一碗就死,他饮了近一斗才被药死。

  此时,六位顾命大臣中只剩下太尉陈显达一个人了。

  陈显达,彭城人,寒人出身,在南朝刘宋时以军功被封为丰城侯。齐高帝即位,拜护军将军,益州刺史。齐武帝即位,进位镇西将军,在益州诛灭山夷和大度村獠人的反叛。齐明帝即位后,进封太尉。

  史载,陈显达谦厚有智计,自以为寒人出身而位居大官,每次升迁都有愧惧之色。他常常嘱诫自己十几个儿子:“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凌人!”知道诸子藏有当时的“天下快牛四只(南朝人常以牛拉车比赛炫耀,如同今人赛马。当时的名贵牛非常昂贵),陈显达非常不高兴子弟如此暴露富贵。其子陈休尚外出当官与之拜别,陈显达见儿子手里装模作样拿着根麈尾(魏晋风度的象征物之一),上前夺下当面烧掉,说:“凡奢侈者鲜有不败,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遂。”

  齐明帝猜忍好杀,陈显达更是心怀不安,平时所用车乘朽败,随从皆选用瘦小单薄之人。一次在宫廷侍宴,酒后他向齐明帝乞借枕头一用。由于是三朝老臣,齐明帝马上命人给老将军取来一枕。陈显达抚枕言道:“臣年以老,富贵已足,唯少此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一句话,说得嗜杀成性的齐明帝也心有不忍,忙说“公醉矣”。

  萧宝卷即位后,陈显达在外督军进攻北魏,杀伤无数,惊得魏孝文帝亲自率十余万大军增援,虽然最后陈显达被击退,但累得大名鼎鼎的孝文帝回去后不久就病死。就是这么一个历侍齐国三主、功高盖世的老将军,听闻徐孝嗣等人死讯后也感祸之将至。

  499年11月,他于寻阳起兵数千人,想掩袭建业,在采石与朝廷军相遇交战,大胜,都下震恐。由于身经百战,陈显达太过轻敌,即刻北上袭城,一时间禁宫四门紧闭。

  陈显达只带数百步兵,在西州前与台军大战,七十多岁的老人挥矛如飞,矛杆杀断后拿着矛尖还杀掉十多人。不久,增援的官军大集,陈显达不支败走,被杀于乌傍村,时年七十三。诸子皆伏诛,满门抄斩。

  诛杀陈显达后,萧宝卷更加骄恣放荡,觉得自己帝位稳固。一月之中,他出外游玩的时间竟有二十几日之多。每次出行,都不想百姓见到他的真面目,只要仪仗鼓声一响,百姓立刻奔走逃避,一被发现就当即杀头。

  一次,萧宝卷游走至沈公城,有一个妇人正临产没来得及跑掉,他就和左右剖开妇人肚子,下刀前打赌婴儿是男是女;又有一次到定林寺,一个老和尚生病未及走避,躺在草丛中想躲过一劫,他下令左右侍卫发箭,把老和尚射得刺猬一样遍体是箭。

  萧宝卷出游时头戴金薄帽,着锦绣衣裤,手执七宝槊,随从数百,呼啸飞奔,不避雨雪。驰骋间感觉口喝,就下马解取腰边水舀,从水洼里舀出些脏水喝下,解渴后又上马驰去,过后也从未得痢疾什么的,有副真正的好身体。

  他又爱玩“担幢”的游戏,作白虎幢高七丈五尺,左臂右臂来回担玩,不过瘾又把几十斤重的白虎幢移到牙上担玩,折掉好几颗牙齿,仍旧担玩不已。

  萧宝卷自小爱玩,身体强壮无比,弯弓能至三斛五斗。他又好射野鸡为乐,城郭周围设射雉场就达二百九十六处,奔走往来,很少休息,简直就是“多动症”的极致。

  由于数次诛杀大臣,豫州刺史裴叔夜很惊惶,以寿阳城降北魏。萧宝卷闻讯,派护军将军崔景慧前去讨伐。

  崔景慧也是三朝老臣,出城后大喜过望,说:“此脖项终能免于被群小所折砍!”

  萧宝卷的三弟江夏王萧宝玄当时坐镇京口,听说崔景慧带兵北行,就发密信劝他造反,“朝廷任用群小,猜害忠良……君有功亦死,无功亦死。不如收吴楚劲卒,一同起兵立取大功。”

  崔景慧见江夏王萧宝玄此信大喜,掉头返回,攻下东府、石头、白下、新亭诸城,包围建康。

  江夏王萧宝玄是萧宝卷亲弟弟,娶徐孝嗣女儿为王妃。徐孝嗣被杀后,女儿也株连没命。萧宝卷把自己用过的两个姬侍送给萧宝玄,由此,宝玄又恨又羞,起了取而代之的想法。

  众军包围都城后,都劝崔慧景发火箭烧掉北掖楼,城崩后就可直入城里。崔慧景觉得胜利在望,入城后立了新帝又要重新造楼太浪费,不用此计。他本人又好佛理,有南朝人清淡的习性。大战前夜,竟住在法 轮寺与宾客高谈玄言,诸将怨恨失望。

  萧衍的哥哥萧懿当时屯兵小岘,忠臣吗,自然是要支持当今皇帝。他闻讯后即刻带兵驰援,从采石渡江,凌晨时分进战,率兵大破崔景慧军。

  由于好几个将领临阵投降,崔景慧余兵跑个精光,他单骑逃至蟹浦,遇见从前的门卫士兵太叔荣之,假装请他饮酒,趁其不备一刀砍下头颅去请赏。崔景慧从起兵到被杀,仅十二天功夫。

  江夏王萧宝玄也被擒获。萧宝卷把这个三弟招入后堂,用步障把他围起来,令数十太监敲鼓鸣角绕行鼓噪,告诉他说:“前几天你和崔慧景包围我时,我就是这种感觉。”隔了几天,越想越气,派人杀掉这位三弟。

  当时众兵收集到好多朝野人士投靠萧宝玄的信件,想以此为据追索杀人。萧宝卷命令把信全部烧掉,说:“江夏王尚且这样做,怪不得别人!”同胞兄弟反叛,萧宝卷肯定大受刺激,也“宽容”了一回。

  虽然众叛亲离,萧宝卷仍然荒纵不已。当时他最宠信的左右侍卫有名有姓的有三十一人,太监十人,都见于《南史?卷七十七恩幸传》,其中茹法珍、梅虫儿最为有名。

  萧宝卷最宠幸的妃子姓俞,乐户出身。听说宋文帝有潘妃,得以在位三十年,萧宝卷就改称俞姓女子为潘贵妃。萧宝卷平素称呼潘妃的父亲俞宝庆和茹法珍为阿丈,呼梅虫儿为阿兄,这些人常在小皇帝左右捉刀应敕,时人谓之“刀敕”。

  萧宝卷常戎服骑马前往诸刀敕家中游宴,婚丧嫁娶无不参加。一次前往俞宝庆家里,小皇帝自己跑到井边打水,给厨子做饭打杂,一群人嘻笑互骂,倒没有一点儿帝王架子,与奴同乐。

  他最得宠的小太监名王伥子,年纪才十三、四岁,也参预朝臣,控制大臣,甚至骑马入殿,呵斥天子,百官一旁都屏息低头,不敢仰视。当时这帮人被民间都暗中戏称为“鬼”。有位赵鬼,会读书晓文义,能读《西京赋》,把其中盛赞汉朝宫室之盛的描写读给萧宝卷听,小皇帝大喜,按照赋中描述大起宫殿,刻画装饰,尽极绮丽。工匠昼夜不停地营建,仍旧被上面催逼赶工。

  后宫之中,天下珍奇相聚,骇人眼目。萧宝卷又派人打制纯金莲花铺于地面,令潘妃舞行于上,叹赏道:“此步步生莲花也。”

  穷奢极欲需要钱,萧宝卷不断加重赋税科敛,百姓困扰不堪。

  由于萧宝卷常受出外游玩,宫殿内常有火灾发生(不排除太监、卫士偷东西后怕人发现而纵火),最大的一次火一下子烧毁华林至秘阁的殿宇三千多间。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萧玉卷趁机大作新殿。其中专门为潘妃建造的就有神仙、永寿、玉寿三座宫殿,金壁辉煌,五彩绚烂。古代工艺不似现在的装修,一层涂漆的大张木纹纸就能低成本地达成巨木大板的效果,那时一切物用都是真材实料,耗费浩巨。其中玉寿殿中的飞仙帐,四面织锦彩绣,窗间尽画神仙飞舞飘荡,殿内一切书字、灵兽、神禽、风云、华炬等等都是用纯金纯银打制。小皇帝还命人把宫内外古代文物中的玉饰和佛寺中的宝物全部凿剥下来,重新剖剔一新,装饰潘妃的宫殿。

  由于性情急暴,往往萧宝卷诏令下后,恨不得宫殿一日而成,情急之下,督建官员就大拆各个佛寺殿堂的藻井、仙人、骑兽等物,涂饰一新后直接安装上去。

  小皇帝还喜欢园林景致,把阅武堂改建成芳乐苑,大暑天种树,朝种夕死,死而复种,反正最后没有一棵树活下来,匠人反复无穷把活树挪进死树搬出。为了保持园林常绿,城里城外大肆搜刮,见树就取,破门毁院,从居民家里把树木倒腾出来。不少几人合抱的大树,费尽人工移掘至宫内,没看上几眼就落叶荡尽,仅供俄顷赏乐。阶庭之内全部细草铺地,绿色茵茵,都是刮取的草皮覆盖其上,太阳晒一天就枯死,每天每日需要不停更换,以保持常绿常新。

  更为可笑一是,萧宝卷下令把园林山石都涂上彩色,远远望去五彩斑阑,很象是童话世界。又建紫阁等台阁,墙壁上绘满春宫图画,以供淫乐观赏之用。

  齐国大臣中有位名叫张欣寿的,私下对人讲:“以秦之富,起一阿房而灭,今不及秦一郡,而顿起数十阿房,其危殆矣。”

  由于潘妃之父是小商贩出身,潘妃自小就喜爱买卖市场的热闹景致。萧宝卷专门为她在皇宫后花园设立店肆,模仿城内集市的样子,放置所有日用百货杂物,与宫人太监一起假装商贩立于店内高声吆喝。潘妃充任市令(市场管理员),萧宝卷自己作市吏录事(管理员助手),时不时还“扭送”几个“打架争吵”的“商贩”到潘妃前听候处罚。萧宝卷自己有过错,潘妃也怒目圆睁大声叫打,萧宝卷很惧内,只得暗中吩咐从人不能在潘妃发怒时用大荆棍对他施刑。

  集市内游走时,潘妃坐小轿,萧宝卷自己戎服乘马跟随伺候。又在园中挖掘大渠模仿河流,在渠边设置码头,潘妃于小酒肆内当老板娘酿酒,天子立于肉案后当屠户切肉,玩得有模有样,不亦乐乎。

  宋朝人毛熙震有《临记仙》词,叹述道:“南齐天子宠婵娟,六宫罗绮三千。潘妃娇艳独芳妍。椒房兰洞,云风降神仙。纵态迷观心不足,风流可惜当年。纤腰婉婉步金莲。妖君倾国,犹自至今传。”

  萧懿平灭崔慧景之乱后,获封尚书令,又掌卫尉(禁军军司令),旁人劝他密行废立,萧懿忠于齐室,不听。茹法珍等人忌惮萧懿的忠正和威仪,窜掇萧宝卷杀掉他,说:“萧懿想效仿隆昌故事(即萧鸾废郁林王)。”

  有人得知消息后,在江边准备小船,劝说萧懿逃往弟弟萧衍处,萧懿说:“自古皆有死,哪有尚书令叛逃的!”十月,萧宝卷派卫士于宫中赐毒药给萧懿。此公愚忠,他仰药之际,还念念不忘地说:“我弟弟萧衍现在襄阳,我深为朝廷忧之。”

  当时齐国国内到处搜捕萧懿兄弟,九人中只有捕得萧融杀掉,其余或占据州县,或藏匿乡里,竟无人告发。自大功臣萧懿攻灭造反的崔慧景到他自己被杀,总共不到半年。

  萧衍闻兄长被杀,集诸将起兵,得甲士万余人,马千余匹,船三千艘,直发都城。由于萧宝卷不停地诛戮功臣武将,人人自危,萧颖胄等人相继投降萧衍。萧衍又挟持南康王萧宝融为天子(明帝第八子,时年14岁),连破竟陵,江陵,在湘中诸军相会,直压汉口,并攻克都城门户郢州。

  郢州失陷后,萧宝卷一点也不慌张,驰马游玩依旧,对茹法珍说:“一定等敌军来到白门前(建康城西门),我才要和他决一死战!”

  待到萧衍兵已围城,小皇帝才招集兵马固守城池,又把监狱内囚犯放出,发给兵器充当守城军士,其中不可赦免的死囚就就近在朱雀门砍头,日杀百余人(大敌当前,竟有此闲心)。

  501年10月,萧宝卷派征虏将军王珍国等将精兵十万人列阵于朱雀航南,让宦官王宝孙持白虎幡督战。萧衍将士死战,王珍国等人大败,士卒土崩,淹死于淮河的无计其数,至使萧衍兵士踩着浮尸就可以冲过河去,于是萧宝卷诸军皆溃。

  萧衍长驱直入,命诸军攻建康六门。萧宝卷派人烧毁城内营署,驱逼士民,逃入宫城内紧闭四门守城。

  当时,宫城内仍旧有甲士七万多人,萧宝卷又喜欢打仗,外面攻城时还不断与卫士、宫人在华光殿前演习斗战格杀。在殿中他也身着戎服,以金银为铠胄,遍插羽毛、宝石装饰,昼眠夜起,跟平常一样不慌不忙。听见城外攻城鼓声阵阵,他就穿着大红袍登景阳楼往城外眺望观赏,几乎被飞驽射中。萧宝卷之所以心中有底,主要是因为先前的陈显达、崔景慧等人的围城攻伐都以失败告终,就觉得萧衍肯定也不会例外,必败无疑。萧衍围城前,他也不以为意,下令有司只准备城内百日用的柴米,基本上没什么充足的后勤准备。

  平日赏赐左右亿万计的萧宝卷这时候忽然变得十分吝啬,不肯出钱物赏赐守城军士。茹法珍此时情急,叩头请求他出金银赏赐属下,萧宝卷回答:“贼来只是要我的个人的命吗,干吗只找我要东西。”后堂有数百张大木片,军人想拿去加围城防,萧宝卷想留着做殿门,竟下令不与。又催促御府赶制三百人精仗,准备萧衍退拿后庆功时给仪仗队用,并大施金银宝物雕饰仪仗铠甲。城内人闻讯后,莫不愤恨,都想逃亡投降。

  茹法珍、梅史儿又劝说萧宝卷说:“大臣们不尽力,所以叛军攻城不停,应该把军将都杀掉才对!”萧宝卷表示要考虑考虑。

  退败守城的王珍国等人听说这个消息,害怕自己被杀,就密谋串通宫内的宦官和侍卫一起,先下手为强。

  十二月,丙寅夜,萧宝卷刚刚在含德殿吹笙唱歌完毕,躺下还未入睡,一行人就冲入喊杀。哥们身板好,感觉不妙,翻身跳起,从北门跑出想逃往后宫,才发现大门已闭。手中无武器,叛兵纷纷上前,这位爷的膝盖很快就挨了一刀。萧宝卷仆倒,躺在地上还口中大喊:“奴才要造反吗?”,

  兵士大刀在手,挥刀就把这位皇帝的脑袋剁下。众人用浸过油的黄绢包起他的首级,派人送萧衍投降(油过的黄绢透明,以便萧衍辨认)。

  萧衍进城,收斩潘妃、茹法珍、梅虫儿等41人,又以宣德太后令废萧宝卷为东昏侯。

  502年,萧衍废掉齐和帝萧宝融,建立梁朝。

  明末大儒王夫之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有很中肯的见解。他认为萧齐的悖逆远过曹操、司马氏和有功于国的刘裕,东昏侯萧宝卷的残虐也非郁林王(萧昭业)和苍梧王(刘昱)可比。“故萧衍虽篡,而罪轻于道成。自刘宋以来,一帝殂,一嗣子立,则必有权臣不旋踵而思废之。伺其失德,则暴扬之,以为夺之之名。”他又列举东昏侯的辅政六大臣以及前后反叛诸将,指斥他们“不定策于顾命之日,不进谏于失德之始,翘首以待其颠覆,起而杀之。”其结论,则是“君臣道亡,恬不知恤,相习以成风尚,至此极矣!”

  一言及南朝,总是令人联想起王谢风流、清谈玄言、六朝金粉、南朝四百八十寺等等飘逸与轻松,殊不知哪个时代也是昏暴之君辈出、人民生活困苦的黑暗时代,统治者的荒唐、暴虐几乎超出正常人的想象力,如果不细细研讨史书,说起这么多故事,还真以为那些事情是后人集残暴之大成而编出来的演义。

  李商隐有《齐宫词》一诗,慨叹伤嗟,特录于下:

  “永寿兵来夜不扃,金莲无复印中庭。梁台歌管三更罢,犹自风摇九子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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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苏珍宝岛冲突****与迷雾:均付出巨大代价[转帖]


 1969年3月2日和3月15日,中国和苏联的边防军人在珍宝岛(俄语中称为达曼斯基岛)发生了流血冲突,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流血事件引起全世界关注。40年前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段,究竟发生了什么?其根源是什么?    冲突原因的探索外交档案解密: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关于中苏珍宝岛冲突的****,至今仍引起许多学者的兴趣 。2007年,俄罗斯《金号角》报文章断言,流血冲突可能是中国军界精英(具体来说就是林彪)与苏联政界上层共同策划的阴谋。
    该文提出几个疑点:3月14日,苏联边防军接到奇怪的命令,要求撤防,是为什么?次日晨中国军队发起冲锋,苏军边防军要求炮兵增援,但是炮兵按兵不动;坦克本应在3月13日抵达,但直到血战正酣时才赶到,这又是为什么?此外,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其目的地是苏联;而苏联认为林彪是中苏冲突的罪人,为什么他还要逃到苏联呢?
    该文说,林彪曾为苏方提供大量情报,并与苏方一起“订购”了珍宝岛战争;林彪借战争来提高其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九大”之后,林彪果然成为接班人,并写进宪法);而苏联则希望扶植林彪,假他之手推翻毛泽东。
    但这些只是一种影影绰绰的假说、猜想,并无多少切实可靠的档案资料依据。
    俄学者认为,虽然就地理位置来看,珍宝岛明显属于中方,对苏联也毫无军事和经济价值,但严重对抗的中苏双方谁都不能示弱,否则就将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认为苏联只是让自己士兵白白流血送命的观点并无道理。
    1969年9月11日,苏联政府总理柯西金从越南河内参加胡志明葬礼后,在北京机场与周恩来总理举行政府间谈判,之后,事态逐渐好转,中苏双方商定,保持边界的现状。有俄罗斯论者认为,此后,珍宝岛已经在事实上属于中国了。
    1991年5月19日,中苏签署协议,边界按照乌苏里江主航道划分,珍宝岛划归中国。1997年中俄东段边界划界完成后,珍宝岛就从法律上完全归属中国。
    冲突的影响及其后遗症
    中苏两国因关系恶化和军事对抗付出了巨大的经济、社会代价。面对压力,中国国内一度提出了“备战”口号,消耗了大量资源;对于苏联来说,同样付出巨大代价。当然,迄今为止,尚无关于对抗年代里中苏在经济、社会领域付出代价的权威数据和研究成果。
    中苏对抗迫使中国的外交路线急剧转变。中国彻底放弃了意识形态划线,转而寻求新的战略盟友,与美国修好(其时,美国在越南深陷泥潭,开始收缩;与中国改善关系,可以帮助美国从越南体面地撤出,结束噩梦),中、美、苏战略大三角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1975年越南建国后,在维持与苏联的紧密关系的同时,开始将之前帮助其反抗美国侵略的盟友中国视为威胁,悄悄地泛起反华喧嚣;并且自愿充当苏联的地缘政治工具,对周边国家表现出侵略性,与中国关系恶化。
    苏联在蒙古、中亚、远东、东南亚方向对中国全面实施战略和军事压力,这种态势持续了将近20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末期才结束(中国强烈要求苏联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从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令越南从柬埔寨撤军),如此长时间的对抗也使其国力受到很大牵制。1979年12月苏军入侵阿富汗,对中国西部边陲造成地缘政治压力;但是,阿富汗也使苏联遭遇了类似美军在越南的命运,或许就是压垮苏联这匹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之一。俄罗斯有学者认为,中、美合作曾经为“解体”苏联做出贡献。
    1991年至今,一些俄语国家对中国的消极态度和观念,仍体现了中苏对抗时期的遗留作风,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某些反华消极言论,仍用“中国威胁”来吓唬俄罗斯政府和国民;反过来,苏联对中国咄咄逼人的高压态势,也曾在中国人的心底留下阴影。
    许多当事人的回忆也很难还原历史真实,因为他们的职务、地位等原因,不足以让他们了解事件的全貌;此外,政治考量仍然存在,且许多细节涉及国家秘密。一些人言之凿凿的,其实只是部分****——而部分****,多半也就是假象(甚至可能是谎言);一些人为的神话、臆想大行其道。
    需要提及的是:珍宝岛事件的苏方亲历者维塔利·布贝宁曾在2004年出版了回忆录《血染达曼斯基之雪》。作者在为苏联一番辩护之后,也在书中写下了惶惑:“能在谈判桌前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打一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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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42楼 发表于: 2009-08-22

史海解密,60年代中苏两党关系是如何中断的 [转帖]


    1963年、1964年中苏大论战期间,苏共在连篇累牍地公开发表反华文章、掀起大论战的同时,也通过信函一次次向中共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的建议。对于苏联反华行动,中共进行了还击,同时也试图寻找机会谋求团结。但苏共的一些做法使中苏间的分歧进一步扩大。1965年3月,苏共纠集19个****、工人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中共拒绝参加。这次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此后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以致中断一切联系。我当时作为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亲历了这个全过程。
    外交档案解密:毛泽东为何要跟苏联算领土账
中苏之间书信往来商讨停止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
    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在《真理报》上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员的公开信,全面攻击中国****。随后,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苏联报刊发表了2000多篇反华文章和材料。对于苏共的攻击,中共进行了反击,并从1963年9月到1964年7月,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先后发表了九篇文章,即《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同苏共展开大论战,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
    
    中苏大论战期间,中苏之间除公开发表论战文章,还通过信函,就一些问题进行争辩,交换意见,也提出过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等建议。1963年12月6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和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的致毛泽东主席的信。这封信署的日期是11月29日。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毛泽东鉴于当时中苏大论战的实际情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考虑到我们对苏共7月14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2000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40多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
    
    1964年2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虽然提出要加强国际团结,但仍高举反华旗帜。在这次全会上,苏斯洛夫作了题为《关于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报告。苏斯洛夫在报告中说:“中国领导人的政策和活动今天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团结的主要危险”,这就要求我们公开而有力地反对中共领导的不正确观点和危险的行动。2月15日,全会通过了《苏共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而斗争》的决议。决议说:“中国领导人采取了恶化苏中两国关系、破坏苏中两国人民友谊的方针。他们拒绝了苏共中央关于使苏中关系正常化的一切建议,在中国国内加紧反苏宣传,粗暴地干涉苏联的内部事务。”决议说,这“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能使苏共离开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方针。会后,苏共向各国****、工人党发出信函(2月12日信),号召开展反对中共的运动。
    
    对于苏共的反华言论和行动,中共进行了反击。1964年2月18日下午,杨尚昆约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质问苏共为什么背着中共散发反华的文件,进行分裂、派别活动。
    
    2月20日,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指出苏共领导一面装着要团结的样子,叫嚷停止公开论战,一面又背着中共向各国****、工人党发出反对中共的信件,策动新的反对中共的运动。复信在批驳苏共领导的两面派手法后,提出:“我们再一次郑重地要求苏共中央把最近给各兄弟党的反对中国****的信,同样交给我们。我们将在研究你们这封信之后,作出我们的答复。”这封复信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起草的,并经他阅批后发出的。2月28日下午,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彭真受中共中央委托,接见了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口头通知了中共中央的意见。
    
    这里还有一个插曲。当时,在中苏两党往来信函中,中共中央发给苏共中央的每一函件除了提供中文正式文本外,还都附有俄文译本。而由苏共中央发来的函件只有俄文正本。那时,无论是把中文正本翻译成俄文,还是把苏共的俄文正本翻译成中文,都由我们中办翻译组承担。随着双方论战日趋激烈,我们在翻译中也更加小心翼翼,力求准确无误,避免翻译中的用词不当造成“节外生枝”。在翻译1964年2月20日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信时,我们翻译组的几个同事在译“要求”一词时,为如何用俄文表达反复推敲,颇费了一番脑筋。俄文的“Требовать”“Просить”都有“要求”的意思,前者语气强硬,后者语气谦和,大家对使用前者还是使用后者意见不一致。最后还是使用了“Требовать”这个语气强硬的词。
    
    2月22日,苏共中央接到中共中央的信函后,迅速给予了答复。显然,中共中央的信函内容和措词使苏共领导勃然大怒。他们在复函中语气尖刻,并特别指出我们居然不是“Просить”(请求)而是“Требовать”(要求)他们!甚至说“难道有谁会认真地听从你们的腔调,被吓唬住而立刻跑去执行你们的任何要求吗”?
    
    对于苏共来信的责难,中共中央于2月27日给予了答复。信中除了继续驳斥苏共领导外,还专门写道,你们说我们犯了一个错误,是我们要求你们,而不是请求你们把2月12日的信送给我们。在中国文字里,这两个词的习惯用法并没有像你们所说的有那么大的区别;但是,既然你们把这件事看得这样严重,并且成为不能把2月12日的信交给我们的一个理由,那么好吧,现在遵从你们的意思,请求你们把这封信件发给我们。
    
    1964年2月29日,时隔三个月后,中共中央致函苏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1963年11日29日的来信。复信中涉及“停止公开论战”、“召开世界各国****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中苏两党会谈”以及“中苏两国关系中的具体问题(如边界、援助、苏联专家、贸易问题)”。中共中共在复信中建议中苏两党会谈在1964年10月10日到25日在北京举行;中苏会谈后举行筹备会议,该会议由17国党的代表(13个社会主义国家和印尼、日、意、法)组成。
    
    3月8日,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求见杨尚昆,转交了3月7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函,回答中共中央2月27日的信件。苏共中央复函认为,中共中央来信的中心点实际上是加强公开论战,反对苏共、反对整个国际共运;拒绝改善苏中关系的建议,对苏共和苏联臆造种种指责和诽谤性攻击。复函主张1964年5月在北京继续举行苏中两党代表的会谈;筹备委员会仍由1960年莫斯科会议参加起草委员会的26国党代表组成,在1964年六七月召开;国际会议在1964年秋举行。苏共中央这封信对“要求(Требовать)”一词仍耿耿于怀,写道:中共中央丧失了现实感,试图向我们提出最后通牒,要求把苏共中央2月12日的信寄给它。……竟然模糊这件事情的意义,声称在中文里“请求”和“要求”两者之间似乎没有差别。我们对于中文有高得多的评价。中国人是具有古老文化的伟大人民,非常清楚地了解“请求”和“要求”之间的细微差别。
    5月7日,中共中央函复苏共中央3月7日的来信,驳斥苏共对中共的指责,指出苏共中央来信中口口声声说要停止公开论战、促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完全是骗人的。复信中建议把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1965年)5月举行,而视两党会谈的结果再确定筹备会议召开的日期。至于国际会议,复信指出,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在复信的最后,中共中央表示,为了澄清事实,说明****,认为有必要全文公布1963年11月以来中苏两党交换的信件,即苏共中央1963年11月29日、1964年2月22日、3月7日的信件,中共中央1964年2月20日、2月27日、2月29日、5月7日的信件。希望苏共中央也能同我们一样,在苏联的报刊上全文公布中苏双方的这些来往信件。
    
    6月20日下午,伍修权接见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契尔沃年科转交来6月15日苏共中央致中共中央的信,信中坚持要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筹备会议。
    
    7月28日,中共中央答复苏共中央6月15日来信,信中声明决不参加分裂国际共产主义的国际会议和筹备会议。复信指出:我们坚持主张经过充分准备的、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团结的国际会议。我们决不参加你们的分裂会议。“你们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
    
    7月30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声称:“今年就应该召开起草委员会”,并要26国党代表于12月15日以前到达莫斯科,任何党不来,“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只要起草委员会一制定出文件草案,国际会议就可开始工作”,时间大约在1965年年中召开。如有的党不参加,会议也不再拖延。
    
    8月30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谴责其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重申中共中央7月28日复信中的立场,不参加分裂会议。
    
    周总理访苏探寻恢复中苏团结的途径
    
    1964年10月14日夜,苏联驻华使馆打电话给我,说契尔沃年科大使受苏共中央委托请求紧急拜会毛泽东主席。我立即报告了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根据当时的惯例,杨尚昆决定请中联部副部长伍修权接见他。当晚23点50分,我和朱瑞真乘坐的汽车与苏联大使契尔沃年科的汽车几乎同时到达中联部。伍修权接见时,契尔沃年科宣读了苏共中央刚刚作出的决议:赫鲁晓夫由于年事已高,健康欠佳,向苏共中央提出解除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请求。10月14日,苏共中央全会满足了赫鲁晓夫的请求,并一致推选勃列日涅夫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一致同意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名柯西金担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接着,契尔沃年科说:苏共中央要求我务必于北京时间10月14日24时前把此决议转交中共中央。现在是23时56分,我总算按时完成了任务。伍修权说:我可以替你作证,你准时完成了贵党中央交办的任务。简短的会见到此结束。送走契尔沃年科后,我立即径直返回中南海,连夜向杨尚昆汇报。
    
    10月底,为了探寻恢复团结的途径,首先是为了摸清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出席十月革命47周年庆典活动,团员有贺龙、康生、刘晓、伍修权、潘自力和乔冠华。我和中国驻苏使馆的王钢华、邢书纲担任翻译。行前,毛泽东说,你们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方有什么动静,他们可能往哪方面走。军事上有个术语叫火力侦察,意思是在前线上用炮火射击,使敌人作出反应,以便侦察敌人的虚实和兵力、火力配置。你们到莫斯科去,就是看看对方的反应。
    
    11月5日,周恩来率团离开北京赴莫斯科。11月7日,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举行盛大酒会,招待各国代表团。当贺龙向苏军元帅们敬酒叙旧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过来向贺龙挑衅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把毛泽东也搞掉,这样我们就和好了!
    
    对此,周恩来立即向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解释说,马利诺夫斯基是喝醉了,是酒后胡言。周恩来说,酒后吐真言嘛!周恩来要求苏方正式道歉。随后他和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退出宴会厅。代表团来到中国驻苏使馆,连夜致电中共中央,报告马利诺夫斯基挑衅事件。
    
    11月8日,当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到中国代表团住所回拜周恩来时,周恩来质问他们,苏共中央欢迎我们来,是不是为了当众向我们挑衅,是不是期待着中国党也撤换毛泽东的领导?周恩来指出,西方国家的媒体11月8日从莫斯科发出消息说,苏共已和中共达成协议,要毛泽东下台,由周恩来当主席,难道这也是偶然的巧合吗?如果不是苏联领导人有这种思想,马利诺夫斯基敢这样胡说八道吗?苏方答复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胡言,不代表苏共中央,且已受到苏共中央的谴责。他们现在代表苏共中央正式向中方道歉。
    
    在莫斯科期间,中国代表团还同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米高扬等举行了正式会谈。周恩来请苏方解释赫鲁晓夫被解职的原因,勃列日涅夫对此敷衍搪塞,没有正面回答。在谈到赫鲁晓夫下台前曾决定于12月15日召开26国党起草委员会、1965年年中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时,周恩来说,起草委员会的组成、会议的日期、程序事先都没有同中共协商,这实际上是赫鲁晓夫下的命令。中共不同意召开这个会议,也不参加这个会议。勃列日涅夫仍然坚持按照既定的方针召开会议,他说,只有开会才能消除分歧,别无他途。米高扬十分坦率地说:“在同中共的思想分歧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没有分歧,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对此,周恩来表示,你们党所设想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即打算在12月15日召开的非法会议,我们绝不参加,如果你们一定要开,你们有你们的自由;在你们继续执行赫鲁晓夫那一套不变,中苏两党、各兄弟党间的原则分歧解决前,谈不到停止公开论战。
    
    11月13日,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国。在赴机场途中,柯西金对周恩来说:我们同赫鲁晓夫还是有所不同,不然为什么要解除他的职务。他还提议举行苏中两党高级会谈。周恩来表示,将向中共中央转达苏共中央的这个建议。
    
    11月24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信中表示:把赫鲁晓夫在同年7月30日信中提出的、要在12月15日举行的26国党起草委员会推迟到1965年3月1日举行。12月12日,《真理报》发表通告,说26国****和工人党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在1965年3月1日召开。
    
    柯西金来华企图说服中共参加国际会议
    
    1965年2月初,苏联新任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率苏联党政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途中有意在北京作短暂停留。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6日飞往越南,10日又回到北京,11日返回莫斯科。在京期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接见了他。两国领导人谈话主要是围绕着即将召开的国际会议进行的。当时我正在北京顺义李遂大队参加“四清”运动。中办通知我有任务,于是我提前返京,担任翻译。
    
    2月5日,柯西金到达北京后,即与周恩来举行了会谈。柯西金在会谈中表示,国际会议还是要开的,但已经改成了协商会议,不草拟文件。周恩来说,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劝你们不要把赫鲁晓夫这个包袱接过来,要把它扔掉,改弦易辙,另起炉灶。这样双方总能找到一些共同点。现在你们坚持要召开这个会,我们也无法阻止,其结果必然造成两党彻底决裂。柯西金认为苏中之间的争吵,有许多都是人为造成的。他还是动员中共参加这次会议,以此作为改善两国关系的开端。
2月6日,周恩来与柯西金再次会谈。在会谈中柯西金抱怨中共领导人不理解他和勃列日涅夫对改善苏中关系的愿望。周恩来除对一些问题作了解释外,仍然劝柯西金取消这次国际会议,通过实际行动表现出对改善两国关系、防止两党分裂的诚意。会谈结束后,周恩来、陈毅等前往机场为柯西金送行。路上,与陈毅副总理同乘一辆车的苏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安德罗波夫对陈毅说,苏联在会议的名称、内容和开会日期方面都已经作了改动,这实际上是对中共的妥协。如果再取消这个会议那就不是妥协而是投降了。陈毅回答说,如果中共去参加会议也是投降。
    
    2月10日,苏联党政代表团结束对越南的访问回到北京。2月11日,毛泽东接见了柯西金。接见开始后,柯西金首先提出苏中两党停止公开论战的建议。毛泽东谈了他对公开论战的看法。他说,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采取发公开信、作报告、发决议等各种形式。但不要搞不痛不痒的论战,那样没有味道。毛泽东说,但是论战应该公平合理,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纸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比如说前年7月14日你们的公开信、去年2月苏斯洛夫的报告,这都是你们论战中纲领性的东西,我们都发表了,但你们对我们答复公开信的文章,一篇都没有发表。对于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九篇文章,还有很多问题要写。对于苏斯洛夫的报告和你们反对我们的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论战,那是不行的。毛泽东说,公开论战要1万年,看来少了不行。柯西金说,如果我们能经常见面,有些问题可以提前解决,用不了1万年。毛泽东回答说,可以,可以减少一点时间,可以减少1000年,从1万年减到9000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当柯西金提出苏中是否可以团结在一起同帝国主义斗争时,毛泽东说,大概10年以后我们两党可以团结起来。只要帝国主义动刀动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看来,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10年、15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7年、8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
    
    在会见中,毛泽东和柯西金也谈到3月1日召开的国际会议。毛泽东说,你在5日、6日路过北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3月1日那个会。我倒是赞成你们开会,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这些人叫做“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而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他们老劝你们不要开,我则劝你们不要改期。你们原来自己定的日期是12月15日开,就应该那个时候开,开完就完了。现在你又说要改在3月 1日开。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改个名称,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也不必。你们索性召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形象不好,对一个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柯西金说,这个会不仅是我们自己要开的,是许多兄弟党提出来的,而且你们过去也建议过。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讲过要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时间。现在你们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地发表通知,要3月 1日开会。既然这样,我们只好赞成你们开,不要改期,也不要改称什么协商会晤,3月1日开就行了。有几个党不到也没有什么要紧,你们就开吧。反正我们不参加。柯西金问毛泽东,你们为什么不参加?毛泽东说,那是你们说的。你们去年7月30日和11月24日的那两封信不都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嘛。特别是后一封信,是你们现在的领导写的。毛泽东说,如果你们要我们去参加会,你们得取消前年7月14日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2月你们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决议,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作。柯西金说,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说,那你们就去开会好了。
    
    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中苏两党中断一切往来
    
    1965年3月1日至5日,苏共不顾中共的一再反对,纠集19个党(保、匈、民主德国、古、蒙、波、苏、捷、阿根廷、英、联邦德国、意、叙、芬、法、美、澳、巴西和印度)的代表和观察员,在莫斯科召开了没有中共参加的各国****和工人党会议。3月10日,发表了《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的公报》。《公报》宣称,“主张停止具有对兄弟党不友好的和侮辱性质的公开论战”,“反对一些党干涉另外一些党的内部事务”;鼓吹“团结对敌”、“共同行动”、“一致行动”。在《公报》发表前,苏联驻华使馆代表于3月8日曾将协商会晤秘书处的一封信和公报交给我党。
    
    3月23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联合发表题为《评莫斯科三月会议》的社论。我们中办翻译组参加了这篇社论的俄文翻译工作。这篇社论揭露了苏共新领导“三假三真”的面貌:假反帝、真投降;假革命、真出卖;假团结、真分裂。指出三月会议“是一个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极其严重的步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篇社论实际上宣布了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也公开宣布了中共领导同苏共新领导的决裂。
    
    1966年2月24日,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以苏共中央名义致信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出席将于3月29日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根据彭真指示,中办领导打电话把我和朱瑞真从“四清”工作点叫回,阅看文件,为参加苏共二十三大做些准备工作。我们在北京等了几天,随后听说毛泽东不同意派代表团出席苏共二十三大,说,我们党去不去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共中央于3月22日复信苏共中央,拒绝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我们参与了3月22日复信的翻译工作,这是我们翻译组解散前执行的最后一项任务。苏共二十三大以后,中苏两党中断了一切往来。(来源: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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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突黑白两道筹集资金 在美境内千人隐秘活动 [转帖]

 

“东突”分子经常在美国进行舆论造势。图为去年12月,“世维会”头目热比娅在华盛顿联邦法庭外就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东突”嫌犯发表讲话 本报记者/赵全敏
少数人游说造势,欲将所谓“新疆问题”国际化,大部分成员活动隐秘
4月20日,美国财政部高调宣布,将对恐怖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简称“东伊运”)头目阿卜杜勒·哈克(又名买买提明·买买提)进行经济制裁。美国财政部的声明说,哈克曾计划对北京奥运会进行恐怖袭击。按照美国第13224号总统令,美国将冻结哈克的资产,禁止为其提供基金、技术或者物质上的支持。
美国财政部的制裁声明,揭开了“东突”组织在海外活动的冰山一角。多年来,以“东伊运”和“世维会”为首的“东突”分子,在海外扩充势力、寻求西方的支持,不断制造分裂祖国的阴谋活动。美国是“东突”分子的一个主要活动基地。
黑白两道筹集资金
“此次制裁只是针对一个组织的头目,并非是针对整个‘东突’的制裁”。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专家李伟对《世界新闻报》记者分析说。李伟认为,美国试图通过高调宣布对“东伊运”头目哈克的制裁,表明其在反恐问题上不再有双重标准。但实际上,美国并未放弃在“东突”问题上的双重标准。美国在制裁哈克的同时,还在暗中资助另一个东突组织——“世界维吾尔青年代表大会”(简称“世维会”)。
据李伟介绍,“东突”主要分为两股势力:一股以“世维会”为首,另外一股以“东伊运”为首。而目前在美国筹集资金并获得支持的,主要是以“世维会”为代表的“东突”势力。这股势力得到隶属美国国会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公开资助。该基金会虽然打着非政府组织的招牌,但它却和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有着密切的联系。该组织长年通过拨款、培训、提供设备等手段,资助“民运”、“藏独”、“东突”等各种反华势力。“从研究推测来看,‘东突’分子还可能从美国的情报机构得到了资助。”
有报道称,“世维会”在美分支机构“美国维吾尔协会”每年能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20万美元的经费。2006年其对“东突”的总体资助为39.5万美元,而2007年则达到了52万美元,资助的对象还包括“世维会”和“国际维吾尔人权与民主基金会”。
至于“东伊运”,由于美国自2002年起就宣布它为恐怖组织,因此这股势力很难在美国筹集资金。据悉,“东伊运”80%的资金主要来自于以拉登为首的“基地”组织和其他恐怖势力。除此之外,“东伊运”还通过毒品交易、在海外开办企业、暴力抢劫等方式筹集经费。
打人权牌博西方同情
据悉,“世维会”和“东伊运”通常采取不同的手法来进行分裂和破坏活动。“世维会”主要依靠迎合西方的一些民主价值观念,将所谓民族宗教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来争取国外政界和反华人士的支持。而“东伊运”则是一个以暴力活动为主要手段的恐怖组织。
据李伟介绍,这两股势力不仅暗中有联系,而且在行动上也有很多呼应。“特别是从‘世维会’2006年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他们在实现‘50年建国方略总体目标’方面更加接近了,这个目标说白了就是争取在新疆地区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曝光率极高的“世维会”头目热比娅,曾多次在美国国会进行游说活动。她曾呼吁美国议员关注中国新疆妇女的人权问题,并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抹黑中国,用所谓的争取民主人权博取西方同情。为扩大宣传效应,“东突”分子还刻意效仿达赖集团,把热比娅吹捧为“精神母亲”,企图把所谓“新疆问题”国际化。
除此之外,以“世维会”为首的势力正在不断整合在境外的各种“东突”组织,借此扩充自己的组织规模,这其中就包括“东伊运”。李伟说:“这样一来,他们对西方反华势力的吸引会更大一些。”
在美境内隐秘活动
有报道称,目前在美国的“东突”分子大约有1000人左右。对此,李伟表示,“东突”的势力并非很大,表面上看,他们制造的舆论声势很大,“但其实每个组织的成员并不多,他们就是靠媒体炒作,给人一种在境外势力很大的假象”。
2004年9月,以澳大利亚“东突协会”主席阿美特·艾君柏帝为“总统”和美国“东突民族自由中心”主席安瓦尔·玉素甫·土拉尼为“总理”的“东突流亡政府”,在华盛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成立。随后,一小撮“东突”分子在白宫旁的拉法叶特公园举行集会,通过与会的几个西方记者散播“东突独立”言论。此外,“东突”分子还经常通过互联网发表声明,制造舆论声势。
虽然“东突”组织喜欢高调造势,但他们出来曝光的领导人其实并不多。除了“世维会”头目热比娅之外,其发言人迪里夏提算是露脸比较多的一个。就在美国宣布经济制裁哈克后,迪里夏提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的采访,否认与“东伊运”组织及其头目有联系。据李伟介绍,“东突”势力活动的一个特点是,公开的人物并不多,很多组织成员都是秘密活动。
背景分析 / ANALYSIS
美为何高调打击“东伊运”
美国财政部的制裁行动,对“东伊运”无疑构成了打击。2002年8月,美国政府首次承认“东伊运”是恐怖组织;2004年4月,美国国务院将“东伊运”列为国际恐怖主义组织,并禁止任何美国政府或私人机构为其提供任何形式的支持。
对于美国高调宣布制裁哈克的目的,李伟认为,这反映出美国在反恐政策方面的一些动向。奥巴马上台以后,对布什任内的反恐政策进行了一些重大调整,放弃了全球反恐战争的提法,更多地寻求多边反恐合作,包括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此外,美国也在不断寻求弥合与伊斯兰世界的裂痕。李伟认为,美国高调制裁“东伊运”头目,可能展现出了另一个积极的信号:美国将关塔那摩“东突”嫌犯遣返中国的可能性有所增加。 (赵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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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44楼 发表于: 2009-08-22

四大名著——中国传统社会四份体检报告-1[转帖]


  
  我首先讲一下,我为什么要关注着四大名著?我们知道这四本书,几乎成了许多中国人成长的教科书,我自己也一样,在年少的时候就把这四本书读完了。但是在年少的时候读的是什么呢?是故事、是情节、是人物。

  比如说读《西游记》,小时候,想的肯定是孙悟空为什么那么厉害;读《水浒传》就觉得这个武松武艺那么高强等等、等等。等年纪大了一些,多读了一点书,对社会的认识深一些以后,回过头来再来读这四部小说,自己再回想自己少年时代的阅读状态。觉得就想这四大名著为什么影响中国那么深?中国几千年的书籍,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有的文笔也很好,有些文笔,我觉得它可能超过了比如说《水浒传》、《西游记》,但是为什么就是这是四大?

  我后来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为此写了一系列的书。比如说2004年出版的《闲看水浒》和2009年出版的《闲话红楼》,对《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的解读也写了一些分析的文章。我更多地是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去看这四部书。也就是说,我认为它能够在中国到今天影响这么大,不仅仅是它的文笔好,它的人物写得很传神,它的故事情节很曲折。更多的恐怕就是它里面包含着一些信息,一些基因,就是这些文化基因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传统有莫大的关系。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21世纪,大家自己开汽车,自己上网,完全是一个现代人。但是我们有时候在一起对话中,我们在生活中经常是不经意地就会进入四大名著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交了个女朋友多愁善感,就会说她,这个人交了个林妹妹。如果哪个男的很有女人缘,就会说:“你是贾宝玉。”然后小孩调皮的话,他妈就会说:“你这个人像孙猴子一样管不住。”那个人比较憨厚,但是又有点小花心眼儿,就说:“这个人像猪八戒”等等。如果这个人脾气很暴,说那个人是黑旋风李逵。然后还有就是“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此类的说法。

  也就是说这四大名著对中国社会,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大家更多的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它。我大学学的是中文,我们中文系老师跟你讲的肯定就是说他从纯文学的角度给你分析它的故事,它的情节,它的版本的产生过程等等。老百姓绝对不这样,老百姓从这四部书里面,肯定就是看生存,看社会,看活着这个社会的许多恩怨情仇,就是从四部小说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四部小说。

  四大名著的说法,我大概是在前几个月在无锡开中国网络文学研讨会的时候,跟慕容雪村一起聊天,聊到这四大名著的说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清末和民国初年,那个时候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明代四大才子书”,那么那四部书都是明朝人写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后来可能就是《红楼梦》代替了《金瓶梅》,可能这里头有一个因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金瓶梅》它的描写太情色了。实际上我认为,那“四大才子书”,恐怕是比较更全面地描写了中国的社会。因为《红楼梦》确实写得很好,但是它是一本士大夫书,它是曹雪芹写的,但他写的是上流社会,是贾府,公侯之族,老百姓对这个生活状态,还是不太熟悉。

  那么《金瓶梅》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是清河县县城的一个暴发户,民营企业家。暴发户——西门庆。他的家庭生活,以及他在社会上怎样混得有头有脸。那么这个其实,我认为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的解剖也好,分析也好,它恐怕比《红楼梦》更有意义,更有代表性。但是因为很不幸,它里面太多的那些东西,好像不适于传播,就由《红楼梦》代替了。

  那么为什么要《红楼梦》代替《金瓶梅》呢?实际上我就讲了,四大名著是中国社会的四根柱子,把《红楼梦》代替了《金瓶梅》就是代替了家庭和家族的。

  《红楼梦》,它讲的,或者是《金瓶梅》它讲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里头的那些人,主子也好,奴才也好,妾也好,大老婆生的嫡出的儿女,还是庶出的儿女也好等等、等等。这是讲家族和家族的一个规矩,一个秩序。

  《三国演义》讲什么呢?是讲庙堂之事。就是讲那个像董卓、汉献帝、曹操、刘备、孙权这些都是我们说大腕,高层权谋,他们怎么玩的。这应该是中国社会第二个根柱子,就是庙堂。

  《水浒传》是讲了一帮对现实社会不满意的一些边缘人物,比如说宋江这样一个小吏,还有李逵这样的流窜犯。他们走到了梁山水泊,他们去打家劫舍,讲的是江湖。我们知道在古代庙堂和江湖总是对应的,是两地,不是庙堂就是在江湖。

  那么第四个《西游记》,讲的是中国人想象的彼岸,就是天堂或者是地狱。就是中国人想人死了或者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会是什么样,有神、佛,有妖魔鬼怪。

  那么我们想一想,一个社会,你把家庭、家族,把庙堂、朝廷,把江湖,把我们想象的天堂和地狱都说了。那这四根柱子恐怕基本上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比较全方位的。所以我就说这四本书隐含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密码,我们现在读这四本书,我说再加上《金瓶梅》,《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一个类型的。还加上两本书,一本书是《儒林外史》写那些还没得志,还没当上官的或者是刚当上官的那些士大夫,再加上《三言二拍》,写中国传统社会那些小商人,或者是民间上的那些农民、工人、做工的。这几本书,可以说我是把它当成历史书来看。

  亚里士多德以前,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诗人比历史学家更接近真实。就是说,这几本小说,它的情节可能是虚构的,很多故事都是虚构的,人物也不完全跟历史上的人物不一样,就是我们知道曹操可能跟历史上的曹操不一样,我们知道的宋江,跟历史上纵横河朔那个宋江也不一样。但是,他这个小说在写作的时候,它流露出文化的、社会的那些信息是特别真实。就是你怎么编都编不出来。

  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讲《水浒传》里面的武松也好,林冲也好,被抓到牢房里面,那些老狱友,就是比他早进监狱的那些人就告诉武松,说:“你应该给常例钱”。给常例钱,就塞钱给那个管营的,现代来说是监狱警察,你不要给,他怎么会收拾你,就跟他描绘一整套,怎么把人弄死,比如躲猫猫,撞墙上,让人死。他就是告诉你有一个布袋怎么把你给弄死,然后一查还没有外伤,就说得特别详细。这个绝对不是施耐庵给编出来的,后来我关注晚明历史,写晚明方面的文章,我就看晚明许多史料,包括笔记,包括正史,就看到了“东林党”,那帮人被魏忠贤抓到的遭遇。那些人怎么把杨涟、左光斗这帮人害死了。用的那个方法和在《水浒传》里看到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也许这个情节,可以说武松关在孟州监狱,这个故事具体人物可能这个是假的,但是那个里头的差人、公差,就像那个监狱警察收钱,不给钱怎么想办法治你,治完以后,验尸的时候还说是他得病而死,这种传统恐怕是一脉相承,而且在当时是真实的。

  所以我就说,它比很多历史更加真实。就是我们在讲《西游记》,《西游记》它讲的是神、佛、鬼怪。我们想象的一个天堂也好,地狱也好。但是我就说了,我说中国人想象的天堂,永远想不出但丁在《神曲》里头的那个天堂,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这个土地,我们接触的这些人、这些事和但丁在那个地方接触的不一样。那么我们想象的那个天堂,想象的一定就是我们现实社会的翻版,就是官场的翻版,玉皇大帝就是皇帝,底下什么太上老君、托塔李天王,就是文武两班大臣。它一定是这样的。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流传很广,就是说以前两个陕西老农来讲,在聊天中说皇帝过的是什么日子。第一个人就说,我想象皇帝是前面一口油锅,后面一口油锅,想吃油条炸油条,想吃麻花炸麻花。那么第二个老农说:哎,皇帝的那个老婆,皇后娘娘,可能用的锄头都是金子打的。也就是说他在那个视野里头,在那个生活的经验里面,他对皇宫的想象一定是这样的。他不会想为什么皇后还要干活呢?他不会这样想的。同样也就是像我们的中国人,再有才华的吴承恩也好,包括我们民间的人,想象的天堂、地狱,一定就是我们中国的官场或者是社会的活生生的翻版。没办法,因为我们的生活就在这里。

  下面我就大概就把这四部书,就是大概一本、一本地给大家分析一下,这四部书实在是内容太多了,恐怕我也只能讲我对其中的一点点看法。

  先讲《红楼梦》,咱们从这个社会细胞是家庭、家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是家庭容纳他、培养他。他对社会一切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学会的,然后才可能走向社会。所以我觉得应该先是从《红楼梦》里面来分析。

  《红楼梦》这本书,当然你可以说是,用鲁迅的话说是“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密事”等等,就是你怎么看《红楼》都有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我来看《红楼梦》,我觉得实际上就是看到人如何在大家族中生存。

  中国是一个具有很长历史的宗法社会。一个人在长达几千年里,对他最大的保护是自己的家族,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法制社会,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法制环境来保护你。那么对一个社会最大的保护只能是家庭和宗族。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在家族,在宗族里容不下身的话,他以后他就是逆子或者是强盗,基本上这一生就完蛋了。

  我在我这个《闲话红楼》里面的《序言》叫做“宝遁黛死——浊世不容自由魂”。我就讲,就是说我说的四大名著里面,最具有现代性的一本书是《红楼梦》”。那么什么叫“现代性”?现代性不仅仅就是飞机大炮,我觉得现代性一个最重要的是要有人道主义的关怀,就是要对普通人的命运,要有大悲悯,要尊重普通人的尊严和自由。

  《三国演义》里也好,《水浒传》也好,《西游记》也好,虽然故事非常好,但是你发现那里面对人,它是不重视的。人的命在这三部小说里面,好像就是草甸,说杀就杀,尤其女人,对女人的命,什么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等等,甚至在《三国演义》里面,但是民间传说里面有说是桃园三结义,为了同心,还把自己的妻子杀掉。当时都有这样的传说。

  那么《红楼梦》,我觉得为什么它有现代性呢?就是说曹雪芹写所有的人,他都有一个把他当成人来写。丫鬟也好,主子也好。宝玉和黛玉,作为《红楼梦》中的男一号和女一号,他们在这部书里当然是大人物,是主子。他们之所以能够心心相印,我觉得他们的相爱,虽然宝钗也不错,但是宝玉为什么爱黛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的人格都是独立的。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在这两个人的眼里,人只有可爱不可爱之分,讨厌不讨厌之分,没有说是他有价值没价值,该不该巴结,没有这样。所以你看宝玉,在他眼里就是这样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比如说像雨村那样的烂人,他瞅都瞅不上,虽然你是一个进士,你是一个地方官。他喜欢的人,比如说晴雯这样的人,甚至戏子,像蒋玉菡这样的人,我就是喜欢你。黛玉也一样,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会心心相印,就是在这一点。黛玉在她的眼里也是这样的,她不喜欢的人,她就会很尖酸,很刻薄。如果她喜欢的人,不管你,像香菱这样的人,她本身是应该跟宝钗更近,她是宝钗的哥哥,薛蟠薛呆子抢来的一个妾,找她做诗,但宝钗就说:“我没有时间教你做诗。”就觉得你这样一个小妾,当姨娘的那是非份之想,连敷衍她都不愿意。那她就找到了黛玉,黛玉就是一首一首替她改。就说明为什么黛玉那么可爱,就是她真。

  我说对于《红楼梦》的矛盾就在于它还处在那样一个宗法社会、宗族社会里面,就是具有现代人平等意识的宝玉和黛玉,如果是今天是中产阶级的一员,在一个平等、开放、民主的社会,他们可以成为一对儿过着平常幸福生活的小夫妻,因为制度保障他们自食其力,独立生活。那么在前现代社会,就是在《红楼梦》那个时代,无论他们的内心是多么地独立,精神上是何等地自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要么依附官府,要么依附家族。宝玉痛恨八股取士,痛恨官场的龌龊,向往纯洁自在的生活。然而他优渥的生活却须臾,离不开他所痛恨的东西。贾府的繁荣是建立在占有权力的基础上,贾府的衰落也是因为权力场上的决斗失败了。所以贾府一旦丧失了宝玉、黛玉他们所不喜欢的权利,俩人就没有生存的土壤,这就是一个对宝黛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悖论,就是说他很烦权力,很烦这样的家族等级森严,但是他所依靠的正好是这么一个土壤。如果他的家庭没有权力了,他完了。就是一个自愿去当和尚,一个死掉了,确实没有勇气活下来。

  和曹雪芹属于同时代有一个苏州人叫沈三白,他写了一本薄薄的书,叫做《浮生六记》,写沈三白和他的妻子芸娘相爱、相知,两个人小康之家,为大家族不喜,后来两个人就结婚在外面过日子,而且还挺好。夫妻俩,女的男扮女装,一起游虎丘,他们的事情好像比宝玉、黛玉要宽厚得多,但是最终也是悲剧。芸娘英年早逝,沈三白那个人比较葛,当官没当成,然后那种性格给人当师爷也不合适,然后给人当西宾,就是当家庭教师也当不好。你想想象一下,如果贾家完蛋了,宝玉和黛玉,如果宝玉不去当和尚,黛玉不死,他们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过小日子,恐怕还不如沈三白和芸娘呢。

  就是在《红楼》里面,除了这两个主子以外,还有一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奴才,比如说焦大,比如说赖大家的,包括袭人、晴雯、鸳鸯等等。其实看了以后,曹公,曹雪芹正是以大同情的笔墨写这些人,其实我觉得曹雪芹笔下没有一个人是坏人,包括大家不喜欢袭人,觉得袭人太会装了,而且太善于八面玲珑了等等,但是你看完了以后,你觉得其实是袭人她自己不得不这样生存,是她生存的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这个在我的书里面,大概有那么几章讲到了,我分别介绍一下。

  我讲那个傻奴才的悲哀,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对贾府的祖先有救命之恩的焦大和贾宝玉的奶妈李嬷嬷。焦大在贾府中是功劳最大,资格最老的一个奴才,多次跟随主子出去打仗,在死人堆里把主人背了出来,自己挨着饿偷东西给主子吃,剩下的半碗水都给主人喝了,自己靠喝马尿解渴。这些功劳连荣国公的子孙都承认,可以说没有焦大就没有贾府的繁荣。那么对国公爷有救命之恩的焦大比起那些刺头、少主子的奴才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然而这个贾府第一号义仆年老以后,成了贾府主子十分讨厌的人,他的结局最惨。不要说和赖大家这样的儿子对主人保出来做官的奴才比,就是连以色相事人的袭人这些丫鬟也比不上。因为酒后失言被捆起来灌了一嘴马粪,这个焦大招人讨厌的最大原因就是居功自傲。按理说,救命之恩高于一切。没有焦大救了贾家太爷,就没有贾家的富贵。但是二者有必然的一个联系,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奴仆,一个奴才,像焦大这样的人,他盯着老主子挣来这份家业,他搞不明白,他还以为这份家业他有份。就是说这个江山是我跟着先帝爷打出来的,跟着先祖宗打出来的。所以他看到子孙败家子在糟践老主人的家业,他就等于在糟蹋自己的,别人就无所谓,爱怎么糟蹋,怎么糟蹋,反正我还沾点油水。他不,他永远觉得这个当年是我跟着主人打出来的,所以他就指责主子扒灰这种事情的,然后就被灌了一下马粪。

  所以我就说了,作为奴才虽有救主之功劳,却不明白奴才的本份,不通晓做奴才的奥妙。奴才不管功劳多大,他依然是奴才,什么时候都得兢兢业业不能忘本。奴才得意之时,便是引火烧身之时。焦大的作用,仅仅是在随主子出兵打仗的时候,短暂的时候存在。战争结束,主子封侯拜将,聪明的人的话你是趁热打铁,脱籍成了一个自由身。脱籍了,弄个一官半职,这他没有,焦大没有抓住。那么你退而求其次,就可装聋作哑,你自己过你的好日子,娶个老婆,买点田地。他不,他就总是动不动想去家庙里对国公爷的牌位痛哭,拿死人压活人。这个是新主子最烦的,这就等于就是说,中国一向强调是孝道治国,你这等于控诉这帮人是不孝子孙,这帮人是败家子,这帮人没有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有一个京剧的名目叫《探皇陵》,里面就是穆宗驾崩,李后抱着年幼的万历帝继位,大臣杨波、徐彦昭二人认为李后的父亲李良心怀不轨,有效仿王莽的危险,入宫劝李后,李后不听,然后徐彦昭夜去哭帝陵,然后一哭就让新继位的这些,包括李后在道义上占下风了。就是哭庙,就是古代的老奴,老仆经常用的一招。但是我说焦大,他认为他有资格去哭庙,但是他始终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奴才跟主子牺牲再多,出力再大,在主子看来也是应该的,主仆名分是不能改变的。在大局未定,大业未成之时,像老大哥也好,像主子也好,他肯定对得力的兄弟,对得力的仆人是特别、特别地欣赏。所谓“甘苦来时须共尝”,肯定说这样的话,同甘共苦。但是,一旦江山打下了,这份基业有了。你如果这个当奴才的还整天像焦大那样,那肯定就会治你。我觉得这个贾府还比较地厚道,对焦大的处理,就是说灌了一嘴马粪,然后还把他关起来了。因为贾府没有实际的权力,它坐吃山空,焦大也不可能要求贾府给他什么权力,如果是皇家的话,那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我们再看一看朱元璋怎么对待那些功臣。你就知道,功劳越大的奴才如果不低调,越可能第一个被干掉。那么《红楼梦》里头,宝玉的那个奶妈,那个李嬷嬷,她也是这样。贾府里头那些人,包括王熙凤对她客气,原因是因为李氏是因为宝玉小时候吃她的奶,宝玉将来可能会成为这个家族的继承人,就是这个跟你客气而已。但是实质上,我说这个人对宝玉实际上和一头奶牛差不多,她就是一个奶牛,就是一头奶牛。对你客气那是面子上的事,宝玉长大了她还老管,以为自己给贾府第三代接班人喂过奶就觉得了不起了,对宝玉身边那些丫鬟挑三挑四的,就说你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大家都说她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她不明白了,就说你作为一个奶妈,你对于宝玉来说,你已经完全没有价值了。你还要想跟那些小丫鬟们来争宠,确实是太傻了,就是说她跟焦大傻的是一个段位的,所以这个人的悲剧也很…… 就是这两个人肯定就是一个反面。

  那么我们再说说乖奴才的实惠。跟焦大,李嬤嬤相比,那个赖嬷嬷和赵嬷嬷赵氏,她们两个人是谋取了现实的利益。赖大家的,他的那个孙子后来被保出来当了一个知县,但是他很聪明,他奶奶就叫了她的孙子说了一句话,说哥儿,别说你是个官,横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30岁,虽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主子恩典,放你出来,托主子的洪福,现在你当了一个官,什么、什么的,就是当着他的孙子教导你不要忘记老祖宗的恩,你当这个知县是老祖宗给你的,时时告诉你要感恩。这个她就是说,她把这些分得很清,虽然自己的孩子也当了官,但是她一直保留低调。在满清近三百年来的历史中,有很多人可能原来是奴才,后来主子让他保出来当官,有的甚至当了总督了。但是,他跟他以前那个主子的旗,你是哪家、哪家的,多少代这个主仆关系是延续的。

  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到了福建去当官,他是汉人,上任以后,他就请当地的那些人吃饭,请那些太太吃饭,那几个人的太太都是旗人,她们的老公一个是巡抚,一个可能是按察使,就相当于政法委书记。一个就是知府,按理说知府是最低的,那么按照我们汉人的那个想法,这三个人的太太是根据你丈夫的官职大小来排座位,肯定巡抚的夫人排第一个,第二个肯定是按察使的,第三个是知府,肯定是这样排。后来他一进去,因为他是汉人,他太太也是汉人,一看,哎,怎么知府的太太坐在那里,大咧咧地坐着、吃着,巡抚的夫人站起来给她端茶、送水。他怎么也想不通,后来他的师爷告诉他,说这三个人是旗人,说肯定是这个巡抚的太太当年他们家就是知府家太太的仆人,别看现在她老公的官大,但是这个主仆关系是永远一直在延续的,哪怕你嫁出去了。

  另外说一个,就是贾琏的那个奶妈赵嬷嬷,她也是这样的。因为贾琏在贾府中的地位可能是没有宝玉高,她也知道管事的是贾琏的老婆凤姐,然后她马上就跑到凤姐的屋里,就是盖大观园的时候,马上就向凤姐求个事,大工程肯定是活比较多。一盖大观园你看看,赵家的两个儿子,包括后来的贾云,纷纷都想办法谋一份肥差,后来有的人是管工程,有的人管去采购戏班子,有的人是管绿化工程,反正就是跟现在一样。然而她就特别低调,王熙凤要她吃酒,要她在炕上坐,因为那是贾琏奶妈,她不坐。然后平儿在炕外面设了一个脚踏,她就在脚踏上坐了。你看她多低姿态,她跟宝玉的奶妈完全不一样,她知道,现在你看人家也不吃我奶了,我也老了,我现在就是求他办事,就是特别低姿态,最后凤姐觉得这个人真会来事,也确实给她的丈夫当过奶妈,就把一部分工程给了她两个儿子。

  我们再比较两个,就是袭人和晴雯,这个就是更典型了。袭人在《红楼梦》的家奴中,她无疑是最成功的,就是不但主子宝玉被她套牢了,一天也离不开她,而且在主子中,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喜欢她。三代,得到三代人的青睐,确实不容易,贾母、王夫人,还有半个主子的宝钗,有可能成为宝玉太太的宝钗都很喜欢她。袭人成功最大的奥妙是她明白自己的奴才身份,无论办事说话都守本份,这种强烈的角色意识,就让她以弱搏强,以下驭上,以贱谋贵,该体贴的时候就体贴,该贤惠的时候就贤惠,该以退为进的时候就以退为进,该豁出去的时候就豁出去。

  我说袭人她显然是一个投资高手,她博得了王夫人的欢心。母亲对儿子的娶妻纳妾是有决定作用的,所以她第一个可能要博得王夫人的欢心,觉得这个孩子比较可靠,靠谱。儿子在她手里不可能变坏。第二个,她就是要想办法让宝钗理解并欣赏。因为她知道,她知道自己肯定是注定当姨娘的,那么谁是当大太太,对这个当姨娘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她就一直跟宝钗在做工作。因为妻妾相处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黛玉就压根儿瞧不起袭人的奴性和媚性。而且她也知道,如果黛玉成了宝玉太太以后,第一姨娘的位置肯定是紫鹃的,宝玉对紫鹃都说了,引用《西厢记》的一句戏文“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所以袭人只能把宝押在宝钗身上,而且她除了心细,有风险意识,不断地关注投资对象的变化,以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最精彩的一幕,就是说她回家了,然后说她哥哥要来给她赎身了,这时她有危机了。这个时候黛玉跟宝玉的感情正好,然后她作为一个丫鬟来说,她也很担心,所以弄得宝玉傻乎乎地就回去劝她,劝她以后,她就给宝玉三个条件,就说,你若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来,这是假意要赎身,真心是要试探、要控制宝玉。而且做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奴才控制主人,下系左右,上系的一个经典案例。

  和袭人相比,和她一起长大,一起服侍宝玉的晴雯就做得十分失败。曹雪芹对她判词,我们知道是“心比天高,生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风流灵巧不是毛病,她的毛病就是她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位置,和其她的丫鬟比,晴雯是奴性少了一点,或者说几乎没有。她心中也暗恋着宝玉,但是她对宝玉的爱,基本上是一种男女平等的爱,就是男女的这种真正的爱。因为觉得宝玉这个人不错,又长得帅,我爱你。那么宝玉对她的这个爱,基本上也是这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从古到今,丫鬟对少主子,妓女对嫖客希望得到平等的爱,都是悲剧,就像杜十娘和李甲那样,也就像一个部下对领导享有平等的友情,这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看很多历史上的故事,在没有发达之前,苟富贵无相望,大家都一起耕田的,一起打江山的。但是一旦几十年以后,一旦变了,有上下、有尊卑,甚至是君臣之别,那个时候你还要跟皇帝拉交情,那时很有可能就有杀身之祸,不要奢望跟上级有平等的友情,就像袭人一样,不要奢望以那种真正的男女之情和你的主人之间。要么你就像袭人,袭人她就是投资。所以我看那个,我就说她(晴雯)是真撕扇,说袭人是假赎身。就是她要赎身是假的,来试探宝玉。

  第三十一回晴雯撕扇子,她是真的。就是让她撕的时候,她啪就撕了。然后说,宝玉,撕完以后,她说:我也乏了,明儿再撕吧。宝玉看着很可爱,因为宝玉确实是也很喜欢她,宝玉对她的情谊也是率真的。这一幕可能是一个丫鬟和一个主子,他们之间那点超越等级的情意,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种情意,这种爱情也好,在那个贾府那种等级森严的家族里,可能是昙花一现,而且马上会种下悲剧的种子,悲剧的因素。后来王夫人驱赶晴雯,理由是魅惑宝玉。其实大家都知道,要说魅惑肯定是袭人了,晴雯跟他没有任何的那种关系,袭人跟他有了。但是为什么王夫人能够对袭人那么好,而容不下晴雯呢?就是对一个少主子来说,对主子来说你有多少妻妾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规矩,就是大老婆像大老婆,小老婆像小老婆,丫鬟像丫鬟,主子像主子。这个晴雯,王夫人就觉得你不守规矩,你不像一个奴才,你不听话,一定要把你赶出来。袭人尽管很早的时候,就跟宝玉有那么一点事,但是在王夫人心目中,没有危险性。所以我就比较这两个。

  那么第四个,我就讲,应该是贾府最高领导人的私人秘书,就是她的贴身丫鬟鸳鸯。你就知道,当一个仆人,一个奴才即使她得宠,其实也是很悲哀的。这鸳鸯对贾母史太君来说,基本上相当于宫廷里的秉笔太监和皇帝那种关系,几乎贾母所有的私人事务都是她打理,包括贾母的私人财产的钥匙都在她那儿。那么你就知道,这个鸳鸯在整个丫鬟,不仅在丫鬟群中,就在整个大观园里面,在贾府里面,包括主子里面,她的地位是多高。别看她的身份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奴才,连王熙凤都要巴结她,不敢得罪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是贾母的私人秘书。就她这个位置,我就说,她这个位置很风光,但是也非常有风险。因为离最高权力者太近,受最高权力者的信任和宠爱,难免会遭人嫉妒。好在她是一个聪明人,她很能处理这类事情,她比较低调。但即使这样,她也躲不过政治斗争的漩涡,作为一把手的私人秘书,她再怎么行事低调,不可能置身度外。最经典的一件事,就是荣府的大老爷贾赦要娶她当姨娘,赦老爷好色,但是我认为他要娶鸳鸯,首先贪图的不是美色,鸳鸯的长相也并不是特别出众,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贾母偏心,喜欢贾政,因为贾政比贾赦,比他们家大哥有出息,反正像一个正人君子,在朝廷里还是一个工部员外郎,相当于一个副司长,贾赦什么也不干。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贾政的夫人——王夫人是四大家族之一,那个娘家的地位也可以决定女婿的地位。

  那么贾赦如果娶了鸳鸯,他就相当于控制了老太太。所以我说贾赦打的不是丫鬟的主意,不是打鸳鸯的主意,实际上就是他想控制老太太的钥匙。这个时候鸳鸯很难受,就是说不要说她本人不喜欢贾赦,不愿意做他的姨娘。即使她心甘情愿地给贾赦做姨娘,她的日子照样不好过。为什么呢?这样的话,第一,她会得罪贾母,她甚至会失去贾母的信任。第二,她会得罪王夫人,王熙凤。这样,你说她在贾府还能过吗?贾母也知道她自己的儿子打鸳鸯的主意,然后就说,大怒地说:“我统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你们还要来算计。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来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来要,剩下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她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她,好摆弄我。”贾母一点也不糊涂,她就知道她大儿子要鸳鸯的一个真实的意图。

  这个时候,把鸳鸯就摆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就是她绝对不能嫁给贾赦,但是不嫁她的隐患很大。因为她的主子贾母春秋已高,没几年活头了,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就像你跟皇帝的大太监,大领导的秘书一样,如果这个领导罢官了,或者调走了,或者老皇帝死了,他们的下场都没有什么好的。所以,鸳鸯在贾母死了以后,她只好自杀殉葬。因为她要不死,反正贾赦会治她的,她这样死了以后也成全了自己的名声,然后变成了好像是一个什么孙女,给她一个名份。你看看,你作为贾母的私人秘书这么得宠的一个丫鬟,她也是很悲哀的。

  我就说这些傻也好,乖也好,只能说相对地过得好一点。包括赖家,他们家孙子当了县令,他们在主子面前还一样那么诚惶诚恐。实际上一样,这个主子和奴才的关系是可以变的。因为在这么一个政治制度下,贾府那么牛,他转过来以后,他对皇帝一样,也是诚惶诚恐。所以我就说,在我这个书里说,我说在《红楼梦》里面,真正的主子从来没有出来过,就是那个皇帝。你看贾府那么厉害,那么显赫,当宫中有太监传旨的时候,说有什么事,当时还不知道元春要回来省亲。然后一家人,贾母,王夫人坐卧不安,就是七上八下的,呆在屋里,让他们手下的家人去宫里打探。向那个比较熟的夏太监打探究竟是什么事。后来人家告诉他,是喜事,是娘娘要回来省亲了。哎呀,一家人的石头落了地。你想一想,也就是说雷霆万钧,或者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祸,什么时候是福,其实他们对皇家,对皇帝的心态,就像袭人也好,就像鸳鸯也好,就像这些丫鬟对他们一样。所以我就说看《红楼》,就是这样的悲哀,真正的主人只有一个。

  接下来讲第二部书,如何在江湖上生存。就是《水浒传》,讲一帮强盗混世界的故事。2004年写了这本《闲看水浒》的,当时产生了一点影响。我的《引言》,就是“对梁山说声再见”。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觉得中国这个几千年的权力更替也好,或者是整个朝廷解决一个问题也好,就是解决争议也好,总是李逵的板斧原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看谁的拳头硬。我说我们应该告别,你不告别的话,即使像宋江成功了,到了东京,坐了那个鸟位,当了皇帝。你说他会比宋徽宗强吗?一样,不过就是换了一个王朝。

  我这本书里,第一篇就是讲梁山的“山头”。江湖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浑沌的状态,就是次序还没有排,就跟我们看《古惑仔》的那个电影一样,刚开始,当初出江湖的时候,大家都在打拼,在街上打,争地盘。到一定的时候,这个江湖秩序就会逐渐稳定了。所以在《水浒传》的前期,基本上属于这种比较浑沌的状态,就是还没有排座次,将来谁是老大都不知道,晁盖也好,宋江也好,到了最后基本上就定了。定了以后,就能看出来梁山这个山里面就分了很多山头,就是我们说的帮派

  我们看梁山排座次以后,宋江当了老大,然后就整天想招安。然后武松说:“今日也招安,明日也招安。冷了兄弟们的心。”鲁智深也说:“至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说:“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李逵也跟他喊“招安、招安,招一个鸟安。”也就是说这三个人都对既定政策有看法,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只有谁受处罚?宋江只把李逵给抓住,说要把他杀掉。然后大伙儿就求情,然后就放走了李逵,实际上就能看出来了,这三个人里面,真正的亲信肯定是李逵。因为对李逵、武松、鲁智深、宋江的表现是清楚有别。李逵是家奴,是他从江州脱险带出来的亲信,反对自己的招安大计,他很伤心。而且对家奴怎么呵斥不为过,还能敲山震虎,给其他反对招安的人看。他也知道兄弟们会替李逵求情,无非就是给大家看看。那么其他的人,像武松、鲁达,这是二龙山的头领,他就不能像对李逵那样,那是因为梁山相当于是合股组成的一个大公司,这是由一个个小公司合股组成的,所以宋江还真不能对其他派别的人马表现得太严厉,必须掌握平衡。

  我们看梁山的权力构架,基本上是“一大加四小”。

  “ 一大”就是原来的梁山人马;“四小”指的是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那么在这个“一大”里头,它又不一样。一大里头,原来的梁山人马,一拨是生辰纲派别,就是晁盖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带着那些人,像赤发鬼刘唐,包括吴用等等、等等。这些人后来一看晁盖不行了,马上就成了宋江的人了。其他的,你看包括跟他一些起事的,刘唐那些人,阮氏三兄弟均没有得到重用。那一拨就是他江州带来的人马,那才是宋江真正的人马,上井冈山的人马,全部重用。那最好的两个,一个保镖兼杀手——李逵,另外一个是他的特务头子戴宗,差点就成戴笠了,差不多,经常给他收集情报的。还有一个是他的公关先生燕青。这江州带来的人,几乎都是他的嫡系,他用的肯定都是这么一帮人,还有他自己的弟弟,宋青,管酒席,实际上管财政,管后勤,反正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么还有一拨,更惨了,比生辰纲、晁盖那一拨还惨,晁盖的实力毕竟带的那几人还比较大,还比较有能耐,就是原来的寨主王伦手下那些人,宋万、杜迁,还有朱贵,基本被边缘化了,这些人实际上都有功劳的,这些人就应该是井冈山王佐、袁文才那些人,但是王佐、袁文才,原来老江西派基本上没有了,都给清掉了。王佐、袁文才后来也被彭德怀给干掉的。你就看到,基本上它的权力构架就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就看那个,看最后的排座次,排座次就相当于建国后封将了,封军衔,实行军衔制。基本上凡是他的人,都是进三十六天罡,后面那些人,还是他统战的人,比如说卢俊义、花荣等等。确实有本事的人,他不敢得罪的人,比如说林冲,肯定在这里头,因为他确实牛。与后面原来那些人,比如原来王伦的人,还有后来从二龙山来的人,除非是头领。或者江湖上特别有影响,比如说武松、鲁智深进了三十六天罡,其他人都在七十二地煞,都不能够封上将,只能封中将和少将。这说明在江湖上也是这样的,它的规制和朝廷一样。

  然后再讲“几人是干净的,几人是安全的。”

  我们看《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一幕,洪七公遇险快死了,要把打狗棒传给黄蓉,然后他就说:“将来你要是逃走了,拿着打狗棒到了中土,召集这些叫花子,有一件事你可能受不了。”她原来不知道那个行规是什么,原来当帮主一定要给她吐一口大吐沫,就是你当叫花子要忍受侮辱,当老大的帮会上大家要吐吐沫,就是丐帮帮主即位的毕竟程序,必须自己糟蹋自己。实际上,《水浒》里头,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他干的是杀人放火的营生。所以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投名状”,就是林冲雪夜上梁山,拿着柴俊的介绍信去拜见王伦,弃暗投明的王伦想我是一个不吉利的秀才,如杜迁、宋万等人也是平常,如果林冲来了要夺我这个位置,怎么办?然后就给他出了一道我叫做“强盗资格考试的题”就是一个强盗,就是你要加入就要杀一个人来做投名状,不然就不让你来。这个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题,其实对于王伦来说,对强盗来说,这个题一点都不是什么刁、难题,他必须这样做。要到梁山避难的林冲是没有理由回绝的,因为这个入门考试题,符合了强盗的职业特点,强盗做的是刀刃上舔血,高风险、高产出的职业,自身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干这行必须上下同心,祸福共担,否则就招来杀身之祸。那么做强盗,必定要有强盗的职业特点和从业要求,要心狠手辣,要敢于滥杀无辜,大家都干过滥杀无辜的脏事,就捆绑在一起了,有精神洁癖,有着正常人道德观的人是不能做一个强盗,首先就是你要自侮其身,自唾其面,必须这样做。

  林冲入梁山之前也是杀了陆虞侯、富安,但这个因为是报仇,对他来说,他报杀妻之仇,报害他之仇,他这个道德上、人格上还是干净的。因为那个时候同态复仇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那么只有杀无辜的人,他的道德上才有污点,就是跟你没有仇。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杀了一个杨志,没杀成。我们看梁山这些人,只有两个人最终是干净的,一个是林冲,一个是鲁达,他们杀了很多人,但没有无辜者。这是两个好汉子,两个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他们之间也是两个孤独者,梁山上的两个孤独者,他也没有什么帮派。他们杀了很多人,但是他们不杀无辜的人。包括鲁智深,人家保护的是弱女子,林冲杀杨志没有杀成,也是说施耐庵让他不杀,让他道德上永远是干净的。可见,干净的人在江湖上是何等的凤毛麟角。江湖上的人是这样,官府的人呢?也一样。

  就是说,(帝制时代的官府里)几乎是没有什么干净的。像现在那些窝案一样,就是你看一扯一个班子全完蛋。为什么?比如说5个人一个班子,有一个人不想要钱,那你就是另类,你就是大家的敌人。你不拿钱,大家肯定把你搞掉,你拿了大家就安全了。就是叫做“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基本上属于这个,这个规则实际上一样。没有人是干净的,就意味着没人是安全的。因为在江湖上谁都有血案,那么在官场上,可能这些人都贪赃枉法过,如果要整肃你,纪委一查可能一查一个准儿。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把你所有的安全,寄托在对上司的效忠,寄托在跟对人,跟对主子。如果你跟对主子以后,你就可能是安全的。因为你的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没人追究你。如果没有跟对,你那些不干净的东西,第二天纪委检察院就找你。所以没有人是干净的,没有人是安全的,是整个梁山,或者是比梁山更大的一座梁山的悲哀。

  然后再讲讲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命运。这三个人是谁呢?这三个人,反正也就是个小民营企业家,不是那种,我们看《红楼梦》里头的那个薛家的那样的皇商。一个是郑屠,这是一个屠宰公司的总经理,也没有什么权;一个是西门庆,药品公司的总经理。还有一个也算是卢俊义,他是一个殷实之家。你就发觉,就是说三个人,三个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得到善终。

  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商品经济很繁华了,我们看《东京梦华录》就知道,那时候商品经济非常繁华,到了明末也是如此,但是中国一直就发育不出来资本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实际上不是你的商品流通多么活跃,商品交易量多么大,而是跟资本主义相匹配的金融法律制度,就是独立于权力干涉之外的一些交易,交易规则。不能说我这个贾雨村一句话,就可以把石呆子的那个扇子给没收,不能这样搞,就是任何一个人要尊重人家的产权,但是不是。在《水浒》里头,在中国的历史确实不是这样的,哪怕买卖做得再大,他必须要跟官府保持亲密关系,他得罪了官就完蛋了。而且他作不作恶由不得自己,他一旦跟当官的在一起,他就必须作恶。你看郑屠,就是一个小老板,在当地有点钱,然后就霸占了金翠莲,然后还不给人家爸爸钱,本来要买人家,还想吃霸王鸡。这个时候鲁达就几拳就给打死了,实际上这个东西,也确实是中国,我们老说为富不仁,老说现在仇富,这是一个怪圈子。就是说他一有钱,他就容易作恶。然后他要不巴结官府,他也不能有钱。

  你看鲁达打他,他恨郑屠,固然有那个,就是说他霸占金翠莲的那个原因,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说郑屠不应该说自己是镇关西,他说:“俺只知道那个郑大官人,原来是一个杀猪的郑屠。你这个腌臜奴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使你这等欺负人!”说:“洒家从经略相公做到了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就是说我是个做官的,我都不敢叫镇关西。你一个做买卖的,有了钱你就敢叫“镇关西”,我要打你。这实际上说明那个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官本位。就是商人你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等的。明朝朱元璋当了皇帝后规定,商人再富也不能穿绸缎。那么你自称镇关西,你是僭越,你就挑战了官府权威。虽然鲁达实际上是一个下层军官,但他毕竟是个官,派出所所长也是个官,你再有钱你还是个老百姓,我照样可以说你涉嫌干什么,我先关你15天。其实鲁达当年的那个想法就是这样的。

  那么西门庆也是,西门庆比郑屠出身也好不了多少,但是他更有钱。那么他有钱了,最后霸占了,害死了武大,跟潘金莲媾和在一起。这个时候,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武二。武二是什么?因为是都头,都头是什么?都头是当地的刑警大队长,这个他就想,他弟弟也不是一般的人,这个时候他只有投靠更大的官场势力,就是说,我找更大的官能管住你,然后他就用钱把县官,把知县给买通了,因为他们本来就穿一条裤子的,所以把西门庆给杀掉,大家也觉得很高兴。

  那么,和郑屠、西门庆相比,卢俊义是个好汉子,不但富甲一方,而且为人仁义,而且不愿意落草为寇。宋江怎么跟他统战,他都不上那个钩。最后就设计,骗他上山去了。那是梁山设计,官府为什么能够中计,这么害卢俊义呢?就几点:

  第一,卢俊义平时心高气傲,根本就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不去请安,也不去送礼。

  第二,梁中书又觊觎他们家的巨大财产,所以当他的仆人李固要陷害卢俊义的时候,送上重礼,他就肯累要帮李固分卢家的财产。

  第三,是宋王朝这样的专制政权神经过敏,将一切之人,有可能的人都视为敌人。一看他跟梁山通过信,这个手下还有燕青那样的人,而且自己的拳脚武艺很好,那他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就很多人,就是这么给生生地逼成了敌人了。像卢俊义,原来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就是当地一个富豪,而且也有声望,他根本就不想上梁山,这样就被逼(上梁山)。

  然后我再讲第四个就是忠臣黄文炳之死的警示。

  我们知道大家很讨厌黄文炳,他为什么?因为宋江题反诗,他知道,他是犯过错误的进士,回来他想起复,就找到了蔡京的儿子蔡九,就是九江知府说,什么、什么的人,提了反诗,这是重大的政治性案件,马上查。查完以后,宋江装疯,然后他就跟那个蔡九说,他是装疯。那个公子哥根本就不懂,最后梁山好汉要救宋江,派人仿照蔡京的书,那时蔡京的字很好,天下人都在练,就由圣手书生萧让仿,模仿得很好,然后让另外一个人刻了个章,给了他一看,真以为他老爹的信,又让黄文炳给看透了。说:老爷,这不对,当今的宰相(蔡京),他跟自己的儿子写信,怎么会盖“蔡京”(名讳)的章呢?他不会这样,给儿子写信,只有跟平辈之人他才会盖他的章。一下子提醒了知府,哦!原来这是假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忠于王朝,最后被千刀万剐给割剐死了。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他在警示,就是说当一个王朝乱到快崩溃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忠臣,这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可悲的。其实黄文炳他不但能干,而且他忠于这个朝廷,虽然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再做官,这是人之常情。寒窗苦读十几年,谁不想再重新做官,虽然犯了一个小错误。这个时候谁也保护不了他。最后强盗来了以后,攻了城,然后把他抓过去,当了醒酒汤,就把肉、心、肝割了下酒。这个警示就是说当社会不公平到一定的时候,这个朝廷逆淘汰的时候,还有一些没有被淘汰的,像黄文炳这样的人,他想跟你做事,他的风险就是超大的,动不动可能就被反对势力报复了。所以我就讲大宋走到这个时候已经走不出来了。这就是我眼中的梁山。

  我首先讲一下,我为什么要关注着四大名著?我们知道这四本书,几乎成了许多中国人成长的教科书,我自己也一样,在年少的时候就把这四本书读完了。但是在年少的时候读的是什么呢?是故事、是情节、是人物。

  比如说读《西游记》,小时候,想的肯定是孙悟空为什么那么厉害;读《水浒传》就觉得这个武松武艺那么高强等等、等等。等年纪大了一些,多读了一点书,对社会的认识深一些以后,回过头来再来读这四部小说,自己再回想自己少年时代的阅读状态。觉得就想这四大名著为什么影响中国那么深?中国几千年的书籍,不论是诗歌,还是小说,可以说是汗牛充栋。有的文笔也很好,有些文笔,我觉得它可能超过了比如说《水浒传》、《西游记》,但是为什么就是这是四大?

  我后来就开始想这个问题,为此写了一系列的书。比如说2004年出版的《闲看水浒》和2009年出版的《闲话红楼》,对《西游记》和《三国演义》的解读也写了一些分析的文章。我更多地是从社会学和文化学的角度去看这四部书。也就是说,我认为它能够在中国到今天影响这么大,不仅仅是它的文笔好,它的人物写得很传神,它的故事情节很曲折。更多的恐怕就是它里面包含着一些信息,一些基因,就是这些文化基因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和我们这个民族的整个历史传统有莫大的关系。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进入了21世纪,大家自己开汽车,自己上网,完全是一个现代人。但是我们有时候在一起对话中,我们在生活中经常是不经意地就会进入四大名著的一些场景。比如说交了个女朋友多愁善感,就会说她,这个人交了个林妹妹。如果哪个男的很有女人缘,就会说:“你是贾宝玉。”然后小孩调皮的话,他妈就会说:“你这个人像孙猴子一样管不住。”那个人比较憨厚,但是又有点小花心眼儿,就说:“这个人像猪八戒”等等。如果这个人脾气很暴,说那个人是黑旋风李逵。然后还有就是“少不看《水浒》,老不看《三国》。”此类的说法。

  也就是说这四大名著对中国社会,对大多数老百姓来说,大家更多的不是从文学的角度去看它。我大学学的是中文,我们中文系老师跟你讲的肯定就是说他从纯文学的角度给你分析它的故事,它的情节,它的版本的产生过程等等。老百姓绝对不这样,老百姓从这四部书里面,肯定就是看生存,看社会,看活着这个社会的许多恩怨情仇,就是从四部小说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四部小说。

  四大名著的说法,我大概是在前几个月在无锡开中国网络文学研讨会的时候,跟慕容雪村一起聊天,聊到这四大名著的说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清末和民国初年,那个时候流行的一种说法是“明代四大才子书”,那么那四部书都是明朝人写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后来可能就是《红楼梦》代替了《金瓶梅》,可能这里头有一个因素,我觉得可能是因为《金瓶梅》它的描写太情色了。实际上我认为,那“四大才子书”,恐怕是比较更全面地描写了中国的社会。因为《红楼梦》确实写得很好,但是它是一本士大夫书,它是曹雪芹写的,但他写的是上流社会,是贾府,公侯之族,老百姓对这个生活状态,还是不太熟悉。

  那么《金瓶梅》写的是什么?他写的是清河县县城的一个暴发户,民营企业家。暴发户——西门庆。他的家庭生活,以及他在社会上怎样混得有头有脸。那么这个其实,我认为对中国社会的全方位的解剖也好,分析也好,它恐怕比《红楼梦》更有意义,更有代表性。但是因为很不幸,它里面太多的那些东西,好像不适于传播,就由《红楼梦》代替了。

  那么为什么要《红楼梦》代替《金瓶梅》呢?实际上我就讲了,四大名著是中国社会的四根柱子,把《红楼梦》代替了《金瓶梅》就是代替了家庭和家族的。

  《红楼梦》,它讲的,或者是《金瓶梅》它讲是一个家庭,一个家族里头的那些人,主子也好,奴才也好,妾也好,大老婆生的嫡出的儿女,还是庶出的儿女也好等等、等等。这是讲家族和家族的一个规矩,一个秩序。

  《三国演义》讲什么呢?是讲庙堂之事。就是讲那个像董卓、汉献帝、曹操、刘备、孙权这些都是我们说大腕,高层权谋,他们怎么玩的。这应该是中国社会第二个根柱子,就是庙堂。

  《水浒传》是讲了一帮对现实社会不满意的一些边缘人物,比如说宋江这样一个小吏,还有李逵这样的流窜犯。他们走到了梁山水泊,他们去打家劫舍,讲的是江湖。我们知道在古代庙堂和江湖总是对应的,是两地,不是庙堂就是在江湖。

  那么第四个《西游记》,讲的是中国人想象的彼岸,就是天堂或者是地狱。就是中国人想人死了或者另外一个我们不知道的世界会是什么样,有神、佛,有妖魔鬼怪。

  那么我们想一想,一个社会,你把家庭、家族,把庙堂、朝廷,把江湖,把我们想象的天堂和地狱都说了。那这四根柱子恐怕基本上是中国社会的一个比较全方位的。所以我就说这四本书隐含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密码,我们现在读这四本书,我说再加上《金瓶梅》,《金瓶梅》和《红楼梦》是一个类型的。还加上两本书,一本书是《儒林外史》写那些还没得志,还没当上官的或者是刚当上官的那些士大夫,再加上《三言二拍》,写中国传统社会那些小商人,或者是民间上的那些农民、工人、做工的。这几本书,可以说我是把它当成历史书来看。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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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45楼 发表于: 2009-08-22

四大名著——中国传统社会四份体检报告-2[转帖]

 

  亚里士多德以前,他说过一句话,大意是说:诗人比历史学家更接近真实。就是说,这几本小说,它的情节可能是虚构的,很多故事都是虚构的,人物也不完全跟历史上的人物不一样,就是我们知道曹操可能跟历史上的曹操不一样,我们知道的宋江,跟历史上纵横河朔那个宋江也不一样。但是,他这个小说在写作的时候,它流露出文化的、社会的那些信息是特别真实。就是你怎么编都编不出来。

  举个例子,就是我们讲《水浒传》里面的武松也好,林冲也好,被抓到牢房里面,那些老狱友,就是比他早进监狱的那些人就告诉武松,说:“你应该给常例钱”。给常例钱,就塞钱给那个管营的,现代来说是监狱警察,你不要给,他怎么会收拾你,就跟他描绘一整套,怎么把人弄死,比如躲猫猫,撞墙上,让人死。他就是告诉你有一个布袋怎么把你给弄死,然后一查还没有外伤,就说得特别详细。这个绝对不是施耐庵给编出来的,后来我关注晚明历史,写晚明方面的文章,我就看晚明许多史料,包括笔记,包括正史,就看到了“东林党”,那帮人被魏忠贤抓到的遭遇。那些人怎么把杨涟、左光斗这帮人害死了。用的那个方法和在《水浒传》里看到的一模一样。也就是说也许这个情节,可以说武松关在孟州监狱,这个故事具体人物可能这个是假的,但是那个里头的差人、公差,就像那个监狱警察收钱,不给钱怎么想办法治你,治完以后,验尸的时候还说是他得病而死,这种传统恐怕是一脉相承,而且在当时是真实的。

  所以我就说,它比很多历史更加真实。就是我们在讲《西游记》,《西游记》它讲的是神、佛、鬼怪。我们想象的一个天堂也好,地狱也好。但是我就说了,我说中国人想象的天堂,永远想不出但丁在《神曲》里头的那个天堂,为什么?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生活的这个土地,我们接触的这些人、这些事和但丁在那个地方接触的不一样。那么我们想象的那个天堂,想象的一定就是我们现实社会的翻版,就是官场的翻版,玉皇大帝就是皇帝,底下什么太上老君、托塔李天王,就是文武两班大臣。它一定是这样的。

  我再给大家讲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流传很广,就是说以前两个陕西老农来讲,在聊天中说皇帝过的是什么日子。第一个人就说,我想象皇帝是前面一口油锅,后面一口油锅,想吃油条炸油条,想吃麻花炸麻花。那么第二个老农说:哎,皇帝的那个老婆,皇后娘娘,可能用的锄头都是金子打的。也就是说他在那个视野里头,在那个生活的经验里面,他对皇宫的想象一定是这样的。他不会想为什么皇后还要干活呢?他不会这样想的。同样也就是像我们的中国人,再有才华的吴承恩也好,包括我们民间的人,想象的天堂、地狱,一定就是我们中国的官场或者是社会的活生生的翻版。没办法,因为我们的生活就在这里。

  下面我就大概就把这四部书,就是大概一本、一本地给大家分析一下,这四部书实在是内容太多了,恐怕我也只能讲我对其中的一点点看法。

  先讲《红楼梦》,咱们从这个社会细胞是家庭、家族。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首先是家庭容纳他、培养他。他对社会一切的知识,首先是从家庭学会的,然后才可能走向社会。所以我觉得应该先是从《红楼梦》里面来分析。

  《红楼梦》这本书,当然你可以说是,用鲁迅的话说是“革命家看到排满,流言家看到宫闱密事”等等,就是你怎么看《红楼》都有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但是我来看《红楼梦》,我觉得实际上就是看到人如何在大家族中生存。

  中国是一个具有很长历史的宗法社会。一个人在长达几千年里,对他最大的保护是自己的家族,因为那个时候,还不是一个法制社会,也没有我们现在所谓的法制环境来保护你。那么对一个社会最大的保护只能是家庭和宗族。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在家族,在宗族里容不下身的话,他以后他就是逆子或者是强盗,基本上这一生就完蛋了。

  我在我这个《闲话红楼》里面的《序言》叫做“宝遁黛死——浊世不容自由魂”。我就讲,就是说我说的四大名著里面,最具有现代性的一本书是《红楼梦》”。那么什么叫“现代性”?现代性不仅仅就是飞机大炮,我觉得现代性一个最重要的是要有人道主义的关怀,就是要对普通人的命运,要有大悲悯,要尊重普通人的尊严和自由。

  《三国演义》里也好,《水浒传》也好,《西游记》也好,虽然故事非常好,但是你发现那里面对人,它是不重视的。人的命在这三部小说里面,好像就是草甸,说杀就杀,尤其女人,对女人的命,什么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裳等等,甚至在《三国演义》里面,但是民间传说里面有说是桃园三结义,为了同心,还把自己的妻子杀掉。当时都有这样的传说。

  那么《红楼梦》,我觉得为什么它有现代性呢?就是说曹雪芹写所有的人,他都有一个把他当成人来写。丫鬟也好,主子也好。宝玉和黛玉,作为《红楼梦》中的男一号和女一号,他们在这部书里当然是大人物,是主子。他们之所以能够心心相印,我觉得他们的相爱,虽然宝钗也不错,但是宝玉为什么爱黛玉?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两个人的人格都是独立的。就是在他们的眼里,在这两个人的眼里,人只有可爱不可爱之分,讨厌不讨厌之分,没有说是他有价值没价值,该不该巴结,没有这样。所以你看宝玉,在他眼里就是这样的,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比如说像雨村那样的烂人,他瞅都瞅不上,虽然你是一个进士,你是一个地方官。他喜欢的人,比如说晴雯这样的人,甚至戏子,像蒋玉菡这样的人,我就是喜欢你。黛玉也一样,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个会心心相印,就是在这一点。黛玉在她的眼里也是这样的,她不喜欢的人,她就会很尖酸,很刻薄。如果她喜欢的人,不管你,像香菱这样的人,她本身是应该跟宝钗更近,她是宝钗的哥哥,薛蟠薛呆子抢来的一个妾,找她做诗,但宝钗就说:“我没有时间教你做诗。”就觉得你这样一个小妾,当姨娘的那是非份之想,连敷衍她都不愿意。那她就找到了黛玉,黛玉就是一首一首替她改。就说明为什么黛玉那么可爱,就是她真。

  我说对于《红楼梦》的矛盾就在于它还处在那样一个宗法社会、宗族社会里面,就是具有现代人平等意识的宝玉和黛玉,如果是今天是中产阶级的一员,在一个平等、开放、民主的社会,他们可以成为一对儿过着平常幸福生活的小夫妻,因为制度保障他们自食其力,独立生活。那么在前现代社会,就是在《红楼梦》那个时代,无论他们的内心是多么地独立,精神上是何等地自由,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要么依附官府,要么依附家族。宝玉痛恨八股取士,痛恨官场的龌龊,向往纯洁自在的生活。然而他优渥的生活却须臾,离不开他所痛恨的东西。贾府的繁荣是建立在占有权力的基础上,贾府的衰落也是因为权力场上的决斗失败了。所以贾府一旦丧失了宝玉、黛玉他们所不喜欢的权利,俩人就没有生存的土壤,这就是一个对宝黛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悖论,就是说他很烦权力,很烦这样的家族等级森严,但是他所依靠的正好是这么一个土壤。如果他的家庭没有权力了,他完了。就是一个自愿去当和尚,一个死掉了,确实没有勇气活下来。

  和曹雪芹属于同时代有一个苏州人叫沈三白,他写了一本薄薄的书,叫做《浮生六记》,写沈三白和他的妻子芸娘相爱、相知,两个人小康之家,为大家族不喜,后来两个人就结婚在外面过日子,而且还挺好。夫妻俩,女的男扮女装,一起游虎丘,他们的事情好像比宝玉、黛玉要宽厚得多,但是最终也是悲剧。芸娘英年早逝,沈三白那个人比较葛,当官没当成,然后那种性格给人当师爷也不合适,然后给人当西宾,就是当家庭教师也当不好。你想想象一下,如果贾家完蛋了,宝玉和黛玉,如果宝玉不去当和尚,黛玉不死,他们如果两个人在一起过小日子,恐怕还不如沈三白和芸娘呢。

  就是在《红楼》里面,除了这两个主子以外,还有一些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一些奴才,比如说焦大,比如说赖大家的,包括袭人、晴雯、鸳鸯等等。其实看了以后,曹公,曹雪芹正是以大同情的笔墨写这些人,其实我觉得曹雪芹笔下没有一个人是坏人,包括大家不喜欢袭人,觉得袭人太会装了,而且太善于八面玲珑了等等,但是你看完了以后,你觉得其实是袭人她自己不得不这样生存,是她生存的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这个在我的书里面,大概有那么几章讲到了,我分别介绍一下。

  我讲那个傻奴才的悲哀,就是两个人,一个是对贾府的祖先有救命之恩的焦大和贾宝玉的奶妈李嬷嬷。焦大在贾府中是功劳最大,资格最老的一个奴才,多次跟随主子出去打仗,在死人堆里把主人背了出来,自己挨着饿偷东西给主子吃,剩下的半碗水都给主人喝了,自己靠喝马尿解渴。这些功劳连荣国公的子孙都承认,可以说没有焦大就没有贾府的繁荣。那么对国公爷有救命之恩的焦大比起那些刺头、少主子的奴才来说,根本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然而这个贾府第一号义仆年老以后,成了贾府主子十分讨厌的人,他的结局最惨。不要说和赖大家这样的儿子对主人保出来做官的奴才比,就是连以色相事人的袭人这些丫鬟也比不上。因为酒后失言被捆起来灌了一嘴马粪,这个焦大招人讨厌的最大原因就是居功自傲。按理说,救命之恩高于一切。没有焦大救了贾家太爷,就没有贾家的富贵。但是二者有必然的一个联系,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个人,一个奴仆,一个奴才,像焦大这样的人,他盯着老主子挣来这份家业,他搞不明白,他还以为这份家业他有份。就是说这个江山是我跟着先帝爷打出来的,跟着先祖宗打出来的。所以他看到子孙败家子在糟践老主人的家业,他就等于在糟蹋自己的,别人就无所谓,爱怎么糟蹋,怎么糟蹋,反正我还沾点油水。他不,他永远觉得这个当年是我跟着主人打出来的,所以他就指责主子扒灰这种事情的,然后就被灌了一下马粪。

  所以我就说了,作为奴才虽有救主之功劳,却不明白奴才的本份,不通晓做奴才的奥妙。奴才不管功劳多大,他依然是奴才,什么时候都得兢兢业业不能忘本。奴才得意之时,便是引火烧身之时。焦大的作用,仅仅是在随主子出兵打仗的时候,短暂的时候存在。战争结束,主子封侯拜将,聪明的人的话你是趁热打铁,脱籍成了一个自由身。脱籍了,弄个一官半职,这他没有,焦大没有抓住。那么你退而求其次,就可装聋作哑,你自己过你的好日子,娶个老婆,买点田地。他不,他就总是动不动想去家庙里对国公爷的牌位痛哭,拿死人压活人。这个是新主子最烦的,这就等于就是说,中国一向强调是孝道治国,你这等于控诉这帮人是不孝子孙,这帮人是败家子,这帮人没有继承革命的光荣传统,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看有一个京剧的名目叫《探皇陵》,里面就是穆宗驾崩,李后抱着年幼的万历帝继位,大臣杨波、徐彦昭二人认为李后的父亲李良心怀不轨,有效仿王莽的危险,入宫劝李后,李后不听,然后徐彦昭夜去哭帝陵,然后一哭就让新继位的这些,包括李后在道义上占下风了。就是哭庙,就是古代的老奴,老仆经常用的一招。但是我说焦大,他认为他有资格去哭庙,但是他始终没有明白一个道理,奴才跟主子牺牲再多,出力再大,在主子看来也是应该的,主仆名分是不能改变的。在大局未定,大业未成之时,像老大哥也好,像主子也好,他肯定对得力的兄弟,对得力的仆人是特别、特别地欣赏。所谓“甘苦来时须共尝”,肯定说这样的话,同甘共苦。但是,一旦江山打下了,这份基业有了。你如果这个当奴才的还整天像焦大那样,那肯定就会治你。我觉得这个贾府还比较地厚道,对焦大的处理,就是说灌了一嘴马粪,然后还把他关起来了。因为贾府没有实际的权力,它坐吃山空,焦大也不可能要求贾府给他什么权力,如果是皇家的话,那恐怕就不是这样了。

  我们再看一看朱元璋怎么对待那些功臣。你就知道,功劳越大的奴才如果不低调,越可能第一个被干掉。那么《红楼梦》里头,宝玉的那个奶妈,那个李嬷嬷,她也是这样。贾府里头那些人,包括王熙凤对她客气,原因是因为李氏是因为宝玉小时候吃她的奶,宝玉将来可能会成为这个家族的继承人,就是这个跟你客气而已。但是实质上,我说这个人对宝玉实际上和一头奶牛差不多,她就是一个奶牛,就是一头奶牛。对你客气那是面子上的事,宝玉长大了她还老管,以为自己给贾府第三代接班人喂过奶就觉得了不起了,对宝玉身边那些丫鬟挑三挑四的,就说你这个做得不好,那个做得不好,大家都说她是一个很讨厌的人,她不明白了,就说你作为一个奶妈,你对于宝玉来说,你已经完全没有价值了。你还要想跟那些小丫鬟们来争宠,确实是太傻了,就是说她跟焦大傻的是一个段位的,所以这个人的悲剧也很…… 就是这两个人肯定就是一个反面。

  那么我们再说说乖奴才的实惠。跟焦大,李嬤嬤相比,那个赖嬷嬷和赵嬷嬷赵氏,她们两个人是谋取了现实的利益。赖大家的,他的那个孙子后来被保出来当了一个知县,但是他很聪明,他奶奶就叫了她的孙子说了一句话,说哥儿,别说你是个官,横行霸道的,你今年活了30岁,虽然是人家的奴才,一落娘胎,主子恩典,放你出来,托主子的洪福,现在你当了一个官,什么、什么的,就是当着他的孙子教导你不要忘记老祖宗的恩,你当这个知县是老祖宗给你的,时时告诉你要感恩。这个她就是说,她把这些分得很清,虽然自己的孩子也当了官,但是她一直保留低调。在满清近三百年来的历史中,有很多人可能原来是奴才,后来主子让他保出来当官,有的甚至当了总督了。但是,他跟他以前那个主子的旗,你是哪家、哪家的,多少代这个主仆关系是延续的。

  当时有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到了福建去当官,他是汉人,上任以后,他就请当地的那些人吃饭,请那些太太吃饭,那几个人的太太都是旗人,她们的老公一个是巡抚,一个可能是按察使,就相当于政法委书记。一个就是知府,按理说知府是最低的,那么按照我们汉人的那个想法,这三个人的太太是根据你丈夫的官职大小来排座位,肯定巡抚的夫人排第一个,第二个肯定是按察使的,第三个是知府,肯定是这样排。后来他一进去,因为他是汉人,他太太也是汉人,一看,哎,怎么知府的太太坐在那里,大咧咧地坐着、吃着,巡抚的夫人站起来给她端茶、送水。他怎么也想不通,后来他的师爷告诉他,说这三个人是旗人,说肯定是这个巡抚的太太当年他们家就是知府家太太的仆人,别看现在她老公的官大,但是这个主仆关系是永远一直在延续的,哪怕你嫁出去了。

  另外说一个,就是贾琏的那个奶妈赵嬷嬷,她也是这样的。因为贾琏在贾府中的地位可能是没有宝玉高,她也知道管事的是贾琏的老婆凤姐,然后她马上就跑到凤姐的屋里,就是盖大观园的时候,马上就向凤姐求个事,大工程肯定是活比较多。一盖大观园你看看,赵家的两个儿子,包括后来的贾云,纷纷都想办法谋一份肥差,后来有的人是管工程,有的人管去采购戏班子,有的人是管绿化工程,反正就是跟现在一样。然而她就特别低调,王熙凤要她吃酒,要她在炕上坐,因为那是贾琏奶妈,她不坐。然后平儿在炕外面设了一个脚踏,她就在脚踏上坐了。你看她多低姿态,她跟宝玉的奶妈完全不一样,她知道,现在你看人家也不吃我奶了,我也老了,我现在就是求他办事,就是特别低姿态,最后凤姐觉得这个人真会来事,也确实给她的丈夫当过奶妈,就把一部分工程给了她两个儿子。

  我们再比较两个,就是袭人和晴雯,这个就是更典型了。袭人在《红楼梦》的家奴中,她无疑是最成功的,就是不但主子宝玉被她套牢了,一天也离不开她,而且在主子中,不同年龄层的人都喜欢她。三代,得到三代人的青睐,确实不容易,贾母、王夫人,还有半个主子的宝钗,有可能成为宝玉太太的宝钗都很喜欢她。袭人成功最大的奥妙是她明白自己的奴才身份,无论办事说话都守本份,这种强烈的角色意识,就让她以弱搏强,以下驭上,以贱谋贵,该体贴的时候就体贴,该贤惠的时候就贤惠,该以退为进的时候就以退为进,该豁出去的时候就豁出去。

  我说袭人她显然是一个投资高手,她博得了王夫人的欢心。母亲对儿子的娶妻纳妾是有决定作用的,所以她第一个可能要博得王夫人的欢心,觉得这个孩子比较可靠,靠谱。儿子在她手里不可能变坏。第二个,她就是要想办法让宝钗理解并欣赏。因为她知道,她知道自己肯定是注定当姨娘的,那么谁是当大太太,对这个当姨娘来说太重要了。所以,她就一直跟宝钗在做工作。因为妻妾相处是非常困难的。但是黛玉就压根儿瞧不起袭人的奴性和媚性。而且她也知道,如果黛玉成了宝玉太太以后,第一姨娘的位置肯定是紫鹃的,宝玉对紫鹃都说了,引用《西厢记》的一句戏文“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叠被铺床。”所以袭人只能把宝押在宝钗身上,而且她除了心细,有风险意识,不断地关注投资对象的变化,以保自己的利益不受损,最精彩的一幕,就是说她回家了,然后说她哥哥要来给她赎身了,这时她有危机了。这个时候黛玉跟宝玉的感情正好,然后她作为一个丫鬟来说,她也很担心,所以弄得宝玉傻乎乎地就回去劝她,劝她以后,她就给宝玉三个条件,就说,你若依了,便拿八人轿也抬不出我来,这是假意要赎身,真心是要试探、要控制宝玉。而且做得非常好,这是一个奴才控制主人,下系左右,上系的一个经典案例。

  和袭人相比,和她一起长大,一起服侍宝玉的晴雯就做得十分失败。曹雪芹对她判词,我们知道是“心比天高,生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风流灵巧不是毛病,她的毛病就是她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位置,和其她的丫鬟比,晴雯是奴性少了一点,或者说几乎没有。她心中也暗恋着宝玉,但是她对宝玉的爱,基本上是一种男女平等的爱,就是男女的这种真正的爱。因为觉得宝玉这个人不错,又长得帅,我爱你。那么宝玉对她的这个爱,基本上也是这样。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从古到今,丫鬟对少主子,妓女对嫖客希望得到平等的爱,都是悲剧,就像杜十娘和李甲那样,也就像一个部下对领导享有平等的友情,这也是几乎不可能的。我们看很多历史上的故事,在没有发达之前,苟富贵无相望,大家都一起耕田的,一起打江山的。但是一旦几十年以后,一旦变了,有上下、有尊卑,甚至是君臣之别,那个时候你还要跟皇帝拉交情,那时很有可能就有杀身之祸,不要奢望跟上级有平等的友情,就像袭人一样,不要奢望以那种真正的男女之情和你的主人之间。要么你就像袭人,袭人她就是投资。所以我看那个,我就说她(晴雯)是真撕扇,说袭人是假赎身。就是她要赎身是假的,来试探宝玉。

  第三十一回晴雯撕扇子,她是真的。就是让她撕的时候,她啪就撕了。然后说,宝玉,撕完以后,她说:我也乏了,明儿再撕吧。宝玉看着很可爱,因为宝玉确实是也很喜欢她,宝玉对她的情谊也是率真的。这一幕可能是一个丫鬟和一个主子,他们之间那点超越等级的情意,表现得淋漓尽致,但是这种情意,这种爱情也好,在那个贾府那种等级森严的家族里,可能是昙花一现,而且马上会种下悲剧的种子,悲剧的因素。后来王夫人驱赶晴雯,理由是魅惑宝玉。其实大家都知道,要说魅惑肯定是袭人了,晴雯跟他没有任何的那种关系,袭人跟他有了。但是为什么王夫人能够对袭人那么好,而容不下晴雯呢?就是对一个少主子来说,对主子来说你有多少妻妾不重要,关键是要有规矩,就是大老婆像大老婆,小老婆像小老婆,丫鬟像丫鬟,主子像主子。这个晴雯,王夫人就觉得你不守规矩,你不像一个奴才,你不听话,一定要把你赶出来。袭人尽管很早的时候,就跟宝玉有那么一点事,但是在王夫人心目中,没有危险性。所以我就比较这两个。

  那么第四个,我就讲,应该是贾府最高领导人的私人秘书,就是她的贴身丫鬟鸳鸯。你就知道,当一个仆人,一个奴才即使她得宠,其实也是很悲哀的。这鸳鸯对贾母史太君来说,基本上相当于宫廷里的秉笔太监和皇帝那种关系,几乎贾母所有的私人事务都是她打理,包括贾母的私人财产的钥匙都在她那儿。那么你就知道,这个鸳鸯在整个丫鬟,不仅在丫鬟群中,就在整个大观园里面,在贾府里面,包括主子里面,她的地位是多高。别看她的身份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奴才,连王熙凤都要巴结她,不敢得罪她,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她是贾母的私人秘书。就她这个位置,我就说,她这个位置很风光,但是也非常有风险。因为离最高权力者太近,受最高权力者的信任和宠爱,难免会遭人嫉妒。好在她是一个聪明人,她很能处理这类事情,她比较低调。但即使这样,她也躲不过政治斗争的漩涡,作为一把手的私人秘书,她再怎么行事低调,不可能置身度外。最经典的一件事,就是荣府的大老爷贾赦要娶她当姨娘,赦老爷好色,但是我认为他要娶鸳鸯,首先贪图的不是美色,鸳鸯的长相也并不是特别出众,为什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知道贾母偏心,喜欢贾政,因为贾政比贾赦,比他们家大哥有出息,反正像一个正人君子,在朝廷里还是一个工部员外郎,相当于一个副司长,贾赦什么也不干。第二个很重要的,就是贾政的夫人——王夫人是四大家族之一,那个娘家的地位也可以决定女婿的地位。

  那么贾赦如果娶了鸳鸯,他就相当于控制了老太太。所以我说贾赦打的不是丫鬟的主意,不是打鸳鸯的主意,实际上就是他想控制老太太的钥匙。这个时候鸳鸯很难受,就是说不要说她本人不喜欢贾赦,不愿意做他的姨娘。即使她心甘情愿地给贾赦做姨娘,她的日子照样不好过。为什么呢?这样的话,第一,她会得罪贾母,她甚至会失去贾母的信任。第二,她会得罪王夫人,王熙凤。这样,你说她在贾府还能过吗?贾母也知道她自己的儿子打鸳鸯的主意,然后就说,大怒地说:“我统共剩了这么一个可靠的人,你们还要来算计。你们原来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来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来要,剩下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她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她,好摆弄我。”贾母一点也不糊涂,她就知道她大儿子要鸳鸯的一个真实的意图。

  这个时候,把鸳鸯就摆在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就是她绝对不能嫁给贾赦,但是不嫁她的隐患很大。因为她的主子贾母春秋已高,没几年活头了,这个风险是很大的。就像你跟皇帝的大太监,大领导的秘书一样,如果这个领导罢官了,或者调走了,或者老皇帝死了,他们的下场都没有什么好的。所以,鸳鸯在贾母死了以后,她只好自杀殉葬。因为她要不死,反正贾赦会治她的,她这样死了以后也成全了自己的名声,然后变成了好像是一个什么孙女,给她一个名份。你看看,你作为贾母的私人秘书这么得宠的一个丫鬟,她也是很悲哀的。

  我就说这些傻也好,乖也好,只能说相对地过得好一点。包括赖家,他们家孙子当了县令,他们在主子面前还一样那么诚惶诚恐。实际上一样,这个主子和奴才的关系是可以变的。因为在这么一个政治制度下,贾府那么牛,他转过来以后,他对皇帝一样,也是诚惶诚恐。所以我就说,在我这个书里说,我说在《红楼梦》里面,真正的主子从来没有出来过,就是那个皇帝。你看贾府那么厉害,那么显赫,当宫中有太监传旨的时候,说有什么事,当时还不知道元春要回来省亲。然后一家人,贾母,王夫人坐卧不安,就是七上八下的,呆在屋里,让他们手下的家人去宫里打探。向那个比较熟的夏太监打探究竟是什么事。后来人家告诉他,是喜事,是娘娘要回来省亲了。哎呀,一家人的石头落了地。你想一想,也就是说雷霆万钧,或者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祸,什么时候是福,其实他们对皇家,对皇帝的心态,就像袭人也好,就像鸳鸯也好,就像这些丫鬟对他们一样。所以我就说看《红楼》,就是这样的悲哀,真正的主人只有一个。

  接下来讲第二部书,如何在江湖上生存。就是《水浒传》,讲一帮强盗混世界的故事。2004年写了这本《闲看水浒》的,当时产生了一点影响。我的《引言》,就是“对梁山说声再见”。因为我当时就觉得,我觉得中国这个几千年的权力更替也好,或者是整个朝廷解决一个问题也好,就是解决争议也好,总是李逵的板斧原则,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看谁的拳头硬。我说我们应该告别,你不告别的话,即使像宋江成功了,到了东京,坐了那个鸟位,当了皇帝。你说他会比宋徽宗强吗?一样,不过就是换了一个王朝。

  我这本书里,第一篇就是讲梁山的“山头”。江湖最开始的时候,它是一个比较浑沌的状态,就是次序还没有排,就跟我们看《古惑仔》的那个电影一样,刚开始,当初出江湖的时候,大家都在打拼,在街上打,争地盘。到一定的时候,这个江湖秩序就会逐渐稳定了。所以在《水浒传》的前期,基本上属于这种比较浑沌的状态,就是还没有排座次,将来谁是老大都不知道,晁盖也好,宋江也好,到了最后基本上就定了。定了以后,就能看出来梁山这个山里面就分了很多山头,就是我们说的帮派。

  我们看梁山排座次以后,宋江当了老大,然后就整天想招安。然后武松说:“今日也招安,明日也招安。冷了兄弟们的心。”鲁智深也说:“至今满朝文武,多是奸邪。”说:“招安不济事!便拜辞了。”李逵也跟他喊“招安、招安,招一个鸟安。”也就是说这三个人都对既定政策有看法,然后这个时候,你看只有谁受处罚?宋江只把李逵给抓住,说要把他杀掉。然后大伙儿就求情,然后就放走了李逵,实际上就能看出来了,这三个人里面,真正的亲信肯定是李逵。因为对李逵、武松、鲁智深、宋江的表现是清楚有别。李逵是家奴,是他从江州脱险带出来的亲信,反对自己的招安大计,他很伤心。而且对家奴怎么呵斥不为过,还能敲山震虎,给其他反对招安的人看。他也知道兄弟们会替李逵求情,无非就是给大家看看。那么其他的人,像武松、鲁达,这是二龙山的头领,他就不能像对李逵那样,那是因为梁山相当于是合股组成的一个大公司,这是由一个个小公司合股组成的,所以宋江还真不能对其他派别的人马表现得太严厉,必须掌握平衡。

  我们看梁山的权力构架,基本上是“一大加四小”

  “ 一大”就是原来的梁山人马;“四小”指的是二龙山、桃花山、白虎山、少华山。那么在这个“一大”里头,它又不一样。一大里头,原来的梁山人马,一拨是生辰纲派别,就是晁盖智取生辰纲的时候,带着那些人,像赤发鬼刘唐,包括吴用等等、等等。这些人后来一看晁盖不行了,马上就成了宋江的人了。其他的,你看包括跟他一些起事的,刘唐那些人,阮氏三兄弟均没有得到重用。那一拨就是他江州带来的人马,那才是宋江真正的人马,上井冈山的人马,全部重用。那最好的两个,一个保镖兼杀手——李逵,另外一个是他的特务头子戴宗,差点就成戴笠了,差不多,经常给他收集情报的。还有一个是他的公关先生燕青。这江州带来的人,几乎都是他的嫡系,他用的肯定都是这么一帮人,还有他自己的弟弟,宋青,管酒席,实际上管财政,管后勤,反正就是这么安排的。那么还有一拨,更惨了,比生辰纲、晁盖那一拨还惨,晁盖的实力毕竟带的那几人还比较大,还比较有能耐,就是原来的寨主王伦手下那些人,宋万、杜迁,还有朱贵,基本被边缘化了,这些人实际上都有功劳的,这些人就应该是井冈山王佐、袁文才那些人,但是王佐、袁文才,原来老江西派基本上没有了,都给清掉了。王佐、袁文才后来也被彭德怀给干掉的。你就看到,基本上它的权力构架就是这样的。

  最后我们就看那个,看最后的排座次,排座次就相当于建国后封将了,封军衔,实行军衔制。基本上凡是他的人,都是进三十六天罡,后面那些人,还是他统战的人,比如说卢俊义、花荣等等。确实有本事的人,他不敢得罪的人,比如说林冲,肯定在这里头,因为他确实牛。与后面原来那些人,比如原来王伦的人,还有后来从二龙山来的人,除非是头领。或者江湖上特别有影响,比如说武松、鲁智深进了三十六天罡,其他人都在七十二地煞,都不能够封上将,只能封中将和少将。这说明在江湖上也是这样的,它的规制和朝廷一样。

  然后再讲“几人是干净的,几人是安全的。”

  我们看《射雕英雄传》里面,有一幕,洪七公遇险快死了,要把打狗棒传给黄蓉,然后他就说:“将来你要是逃走了,拿着打狗棒到了中土,召集这些叫花子,有一件事你可能受不了。”她原来不知道那个行规是什么,原来当帮主一定要给她吐一口大吐沫,就是你当叫花子要忍受侮辱,当老大的帮会上大家要吐吐沫,就是丐帮帮主即位的毕竟程序,必须自己糟蹋自己。实际上,《水浒》里头,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他干的是杀人放火的营生。所以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投名状”,就是林冲雪夜上梁山,拿着柴俊的介绍信去拜见王伦,弃暗投明的王伦想我是一个不吉利的秀才,如杜迁、宋万等人也是平常,如果林冲来了要夺我这个位置,怎么办?然后就给他出了一道我叫做“强盗资格考试的题”就是一个强盗,就是你要加入就要杀一个人来做投名状,不然就不让你来。这个是为什么呢?实际上这个题,其实对于王伦来说,对强盗来说,这个题一点都不是什么刁、难题,他必须这样做。要到梁山避难的林冲是没有理由回绝的,因为这个入门考试题,符合了强盗的职业特点,强盗做的是刀刃上舔血,高风险、高产出的职业,自身的安全是最重要的,干这行必须上下同心,祸福共担,否则就招来杀身之祸。那么做强盗,必定要有强盗的职业特点和从业要求,要心狠手辣,要敢于滥杀无辜,大家都干过滥杀无辜的脏事,就捆绑在一起了,有精神洁癖,有着正常人道德观的人是不能做一个强盗,首先就是你要自侮其身,自唾其面,必须这样做。

  林冲入梁山之前也是杀了陆虞侯、富安,但这个因为是报仇,对他来说,他报杀妻之仇,报害他之仇,他这个道德上、人格上还是干净的。因为那个时候同态复仇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那么只有杀无辜的人,他的道德上才有污点,就是跟你没有仇。所以他就去了,去了以后,杀了一个杨志,没杀成。我们看梁山这些人,只有两个人最终是干净的,一个是林冲,一个是鲁达,他们杀了很多人,但没有无辜者。这是两个好汉子,两个我最佩服的两个人,他们之间也是两个孤独者,梁山上的两个孤独者,他也没有什么帮派。他们杀了很多人,但是他们不杀无辜的人。包括鲁智深,人家保护的是弱女子,林冲杀杨志没有杀成,也是说施耐庵让他不杀,让他道德上永远是干净的。可见,干净的人在江湖上是何等的凤毛麟角。江湖上的人是这样,官府的人呢?也一样。

  就是说,(帝制时代的官府里)几乎是没有什么干净的。像现在那些窝案一样,就是你看一扯一个班子全完蛋。为什么?比如说5个人一个班子,有一个人不想要钱,那你就是另类,你就是大家的敌人。你不拿钱,大家肯定把你搞掉,你拿了大家就安全了。就是叫做“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基本上属于这个,这个规则实际上一样。没有人是干净的,就意味着没人是安全的。因为在江湖上谁都有血案,那么在官场上,可能这些人都贪赃枉法过,如果要整肃你,纪委一查可能一查一个准儿。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把你所有的安全,寄托在对上司的效忠,寄托在跟对人,跟对主子。如果你跟对主子以后,你就可能是安全的。因为你的那些不干净的东西,没人追究你。如果没有跟对,你那些不干净的东西,第二天纪委检察院就找你。所以没有人是干净的,没有人是安全的,是整个梁山,或者是比梁山更大的一座梁山的悲哀。

  然后再讲讲三个民营企业家的命运。这三个人是谁呢?这三个人,反正也就是个小民营企业家,不是那种,我们看《红楼梦》里头的那个薛家的那样的皇商。一个是郑屠,这是一个屠宰公司的总经理,也没有什么权;一个是西门庆,药品公司的总经理。还有一个也算是卢俊义,他是一个殷实之家。你就发觉,就是说三个人,三个民营企业家都没有得到善终。

  其实在宋代的时候,商品经济很繁华了,我们看《东京梦华录》就知道,那时候商品经济非常繁华,到了明末也是如此,但是中国一直就发育不出来资本主义,为什么?资本主义最重要的实际上不是你的商品流通多么活跃,商品交易量多么大,而是跟资本主义相匹配的金融法律制度,就是独立于权力干涉之外的一些交易,交易规则。不能说我这个贾雨村一句话,就可以把石呆子的那个扇子给没收,不能这样搞,就是任何一个人要尊重人家的产权,但是不是。在《水浒》里头,在中国的历史确实不是这样的,哪怕买卖做得再大,他必须要跟官府保持亲密关系,他得罪了官就完蛋了。而且他作不作恶由不得自己,他一旦跟当官的在一起,他就必须作恶。你看郑屠,就是一个小老板,在当地有点钱,然后就霸占了金翠莲,然后还不给人家爸爸钱,本来要买人家,还想吃霸王鸡。这个时候鲁达就几拳就给打死了,实际上这个东西,也确实是中国,我们老说为富不仁,老说现在仇富,这是一个怪圈子。就是说他一有钱,他就容易作恶。然后他要不巴结官府,他也不能有钱。

  你看鲁达打他,他恨郑屠,固然有那个,就是说他霸占金翠莲的那个原因,还有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说郑屠不应该说自己是镇关西,他说:“俺只知道那个郑大官人,原来是一个杀猪的郑屠。你这个腌臜奴才,投托着俺小种经略相公门下做个肉铺户,却原来使你这等欺负人!”说:“洒家从经略相公做到了关西五路廉访使,也不枉了叫做镇关西。”就是说我是个做官的,我都不敢叫镇关西。你一个做买卖的,有了钱你就敢叫“镇关西”,我要打你。这实际上说明那个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一个官本位。就是商人你再有钱,士农工商你是最末等的。明朝朱元璋当了皇帝后规定,商人再富也不能穿绸缎。那么你自称镇关西,你是僭越,你就挑战了官府权威。虽然鲁达实际上是一个下层军官,但他毕竟是个官,派出所所长也是个官,你再有钱你还是个老百姓,我照样可以说你涉嫌干什么,我先关你15天。其实鲁达当年的那个想法就是这样的。

  那么西门庆也是,西门庆比郑屠出身也好不了多少,但是他更有钱。那么他有钱了,最后霸占了,害死了武大,跟潘金莲媾和在一起。这个时候,他最担心的是什么呢?是武二。武二是什么?因为是都头,都头是什么?都头是当地的刑警大队长,这个他就想,他弟弟也不是一般的人,这个时候他只有投靠更大的官场势力,就是说,我找更大的官能管住你,然后他就用钱把县官,把知县给买通了,因为他们本来就穿一条裤子的,所以把西门庆给杀掉,大家也觉得很高兴。

  那么,和郑屠、西门庆相比,卢俊义是个好汉子,不但富甲一方,而且为人仁义,而且不愿意落草为寇。宋江怎么跟他统战,他都不上那个钩。最后就设计,骗他上山去了。那是梁山设计,官府为什么能够中计,这么害卢俊义呢?就几点:

  第一,卢俊义平时心高气傲,根本就不把地方官放在眼里,不去请安,也不去送礼。

  第二,梁中书又觊觎他们家的巨大财产,所以当他的仆人李固要陷害卢俊义的时候,送上重礼,他就肯累要帮李固分卢家的财产。

  第三,是宋王朝这样的专制政权神经过敏,将一切之人,有可能的人都视为敌人。一看他跟梁山通过信,这个手下还有燕青那样的人,而且自己的拳脚武艺很好,那他就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所以就很多人,就是这么给生生地逼成了敌人了。像卢俊义,原来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就是当地一个富豪,而且也有声望,他根本就不想上梁山,这样就被逼(上梁山)。

  然后我再讲第四个就是忠臣黄文炳之死的警示。

  我们知道大家很讨厌黄文炳,他为什么?因为宋江题反诗,他知道,他是犯过错误的进士,回来他想起复,就找到了蔡京的儿子蔡九,就是九江知府说,什么、什么的人,提了反诗,这是重大的政治性案件,马上查。查完以后,宋江装疯,然后他就跟那个蔡九说,他是装疯。那个公子哥根本就不懂,最后梁山好汉要救宋江,派人仿照蔡京的书,那时蔡京的字很好,天下人都在练,就由圣手书生萧让仿,模仿得很好,然后让另外一个人刻了个章,给了他一看,真以为他老爹的信,又让黄文炳给看透了。说:老爷,这不对,当今的宰相(蔡京),他跟自己的儿子写信,怎么会盖“蔡京”(名讳)的章呢?他不会这样,给儿子写信,只有跟平辈之人他才会盖他的章。一下子提醒了知府,哦!原来这是假的。就是这么一个人,忠于王朝,最后被千刀万剐给割剐死了。这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他在警示,就是说当一个王朝乱到快崩溃的时候,他已经没有能力保护他的忠臣,这是最可怕的,也是最可悲的。其实黄文炳他不但能干,而且他忠于这个朝廷,虽然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想再做官,这是人之常情。寒窗苦读十几年,谁不想再重新做官,虽然犯了一个小错误。这个时候谁也保护不了他。最后强盗来了以后,攻了城,然后把他抓过去,当了醒酒汤,就把肉、心、肝割了下酒。这个警示就是说当社会不公平到一定的时候,这个朝廷逆淘汰的时候,还有一些没有被淘汰的,像黄文炳这样的人,他想跟你做事,他的风险就是超大的,动不动可能就被反对势力报复了。所以我就讲大宋走到这个时候已经走不出来了。这就是我眼中的梁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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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的慈悲心[转帖]

   在美国,有两个富有的人,一位是比尔·盖茨,一位是巴菲特。他们不搞“黑金政治”不搞“官商勾结”,完全靠自己的天赋和本事堂堂正正赚了很多很多的钱。他们被称为“伟大的美国公民”,但真正的富有不仅仅是因为那富可敌国的金钱,最重要的是他们都怀有一个颗慈悲的心。在自身的梦想得以实现并拥有了这辈子都享受不完的金钱之后,他们开始找寻全新的人生意义和价值。当付诸行动之后,他们发现,帮助别人原来可以让自己获得如此多的快乐与安宁。投身慈善事业不仅仅可以帮助他人重燃人生希望,从某种程度上讲,那更是一种自我救赎和升华…… ­

    在2008年的雪灾和地震中,每一位中国人们都强烈感受到了慈善的力量与温暖,但与欧美等发达国家比,刚刚开始富裕起来的中国,慈善事业可以说是才刚起步,甚至远远赶不上中国的香港和台湾地区。但慈善不是强迫或作秀,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觉醒与付出。 ­

    在欧美,时尚界正在树立一种全新的价值观,《福布斯》不单有“排富榜”还有“慈善榜”。定义成功,不再仅以持有财富的多少。 ­

    同样,在好莱坞,衡量一位明星的标准不是他们拥有几架私人飞机,几部顶级跑车,而是是否拥有一项自己命名的慈善事业。奥黛丽·赫本说,她人生最自豪的时刻,并非手捧小金人,而是她抱起非洲孩童的时刻;伊丽莎白·泰勒最骄傲的时刻,亦非扮演埃及艳后,而是她坐着轮椅出席慈善演出的时刻。汽车大王福特,更是汽车行业慈善活动的典范,他曾说:“一个好公司生产优质的产品,但一个伟大的公司还会努力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美好。” ­

     数年前,比尔·盖茨曾宣布:“我只是财富的看管人,我需要找到最好的方式来使用它,现在我找到了,我将把我的这笔财富投入到慈善基金会中。”如今,他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将其超过400亿的资产捐出250亿美元来做慈善事业,遗嘱中宣布遗产的98%给自己创办的“比尔和梅林达基金会”,他的三个孩子每人只能得到1000万美元和价值1亿美元的住宅。 ­

    在那些富翁功成身退以后,他们并没有选择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后人。正如美国世纪公司创始人詹姆斯·斯托尔斯所说:“我们不想把财产都留给孩子们,这样会毁了他们。如果给孩子们留下巨大的财富,让他们甚至连早晨早起的理由都没有,那么我们就害了他们”他们选择将财富回馈社会,将满腔慈爱献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 ­

     慈善是爱的传递,并不拘泥于任何一种形式,也并非一份“一本正经”、“苦哈哈”的严肃事业。在这个世界上,爱有多少种方式,慈善就会有多少种形式,如今慈善也日趋成为一种非常时尚的社交方式。比如在美国流行着一种叫做“静默拍卖”的游戏——参与者各自带物品进入一个大Party,可以一边玩,一边聊天,结束时回到这张桌子上,每个人离开Party的时候手里拿着好朋友的东西,会感到很有收获,因为他们所买下物品的钱会用来帮助他人。 ­

     在我国悠悠的历史文明中,慈善更有着悠久的传统,早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就有“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的“水文化”传承。在尚未结束的汶川救援中,我们看到了倾尽所有捐款的乞丐,看到了看似柔弱却在失去亲人后毅然为营救别人而选择坚强的女性,看到了为富亦仁的企业家和救援部队同一时间赶赴灾区救援,看到了质朴善良的农民自发开着农用机车从山东来到四川成为志愿者在灾难面前,在我们遭受创伤的时候,我们找到了治愈创伤的良药。在慈善的温暖背后,永远跳动着一颗赤诚的心。 ­

比尔·盖茨:生命中崭新的视窗 ­

 ­比尔·盖茨,一个IT财富的缔造者,一个垄断“世界首富”长达13年之久的IT巨头,在今年6月27日正式退休。这个经营“窗子”(Windows)的世界首富,曾是被反垄断倡导者纷纷倒戈的版权“吝啬鬼”。在喧嚣的OS大战中,他曾是笑傲江湖的佼佼者。在多媒体计算机普及之路上,他曾获得过无数的殊荣。但真正让比尔·盖茨获得世人尊敬的,不仅是微软产品所获得的口碑,以及他对于IT技术的洞察,而是他对慈善事业的热衷以及对财富的淡泊。在功成身退后,他选择为生命开启一扇崭新的视窗。 ­

“当你拥有资源,而这资源得以创造巨大影响力时,你不能置身事外对自己说,‘好吧,等我60岁再来做善事,先等等吧。’”在一次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盖茨这样说。实际上,从本世纪初开始,他就一直在慈善之路上身体力行。 ­

盖茨和他的妻子投入近半家产,创建了比尔·盖茨与玛琳达基金会。“这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组织,”美国前总统卡特赞叹说,这个基金会已经拯救了至少70万个生命。饶有意味的是,比尔·盖茨一度被知名杂志《经济学人》批评为“吝啬的”、“坐拥金山、自绝于世”的人,但盖茨却用实际行动给予最有力的回应。 ­

仅2005年,盖茨夫妇就捐出60亿美元,刷新人类史上捐款的纪录,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度开销不相上下。其中大部分用于预防和治疗危害人类的疾病以及援助贫穷地区提升教育水平。 ­

现在,《经济学人》对盖茨也不掩赞誉之词:“比尔·盖茨为慈善事业创立出新典范。”此后,“狡诈商人”、“一毛不拔的盖茨”等昔日恶名也彻底被人淡忘。在他影响下,全球第二首富巴菲特也于2006年7月宣布将370亿美元捐给了盖茨的基金会。巴菲特说,交给盖茨他很放心。 ­

“财富并不是我的,我只是暂时支配它而已。”比尔·盖茨如是说,“我不会给我的继承人留下很多钱,因为我认为这对他们没有好处。”盖茨目前有三个子女,他并不打算给他们留下太多财富。比尔·盖茨的善举也彻底改变了世人对他的看法。最近一项调查显示,约47%的美国人表明“可以的话,想当比尔·盖茨”。而对于盖茨来说,退休并不是结束,激荡全球新经济三十年的他,如今正宠辱不惊,坦然迎接人生新的境界。 ­

下一步,比尔·盖茨慈善事业的第一站将是中国。盖茨说:“中国是一个让人感兴趣的国家,它是接受援助的一方,但从很大程度上说,它也是援助行动的重要参与者。他们拥有这样的能力,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国力不断增强,他们能够在帮助贫困国家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

 

巴菲特:慈善的独特思维 ­

 ­同比尔·盖茨相似,世界第二大富人,有“股神”之称的世界第二大富豪巴菲特(Warren Buffet)也将自己财产的85%捐助给了慈善事业。 ­

更值得称道的是,他并不用自己的名义设立基金,而是把大部分的钱(300亿美元)捐进由盖茨设立和管理的“比尔与梅琳达基金会”,只有小部分是捐给由他自己的孩子管理的基金和其他慈善团体。 ­

巴菲特这一举措的宣布是在盖茨宣布放弃对微软公司的经营,全心投入慈善事业之后。其实巴菲特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宣布死后要把所有的财产捐给慈善机构。而如今他选择在生前就把这笔钱捐出。在记者招待会上,当一位记者问他为什么改变主意时,他解释说,自从他的妻子去世之后,他就改变了主意。他本来以为自己会比妻子先离开人世,然后他的妻子成为他慈善基金会的不二理想管理人选(美国的富人都有死后把遗产捐给慈善机构的优良传统),然而既然发生突发事件,他就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人选的问题。他认为比尔·盖茨是一位公认的理财高手,把钱交到他的手中去经营是最为稳妥的方法,能够使他的钱得到最有效的使用。那么为什么不早交给他呢?巴菲特的回答是他原先认为钱在自己手里还能再多增值,而且比尔·盖茨原先要管理微软公司,精力有限,现在既然他已经卸任,那么就有能力使用好自己的钱了。 ­

以节俭著称的巴菲特已立下遗嘱,银行里面的所有资产在他死后都要捐给慈善机构,他的子女所能分到的只有家里的现金。虽然已经是世界第二富有的人,他还是住在事业刚刚起步所买的第一套公寓里面。 ­

在做慈善这件事情上,巴菲特有着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他说:“找到一个比你本身更有条件的人来做(慈善工作),有什么比这样做更合乎逻辑呢?”他指出,“苏珊(巴菲特亡妻)和我都不以为我们应该把巨额的钱留给我们的孩子,当你的孩子在长大的过程中已经享有诸多的优越条件和接受教育的机会,我想再把钱堆到他们身上,这种做法既不正确,也不理性。” ­

巴菲特的加入,两大超级富豪的合力,盖茨的基金会自然如虎添翼,而巴菲特也可以省却另设一个基金会的诸多不必要开销和管理问题。在这个决定上,巴菲特充分表现了他一贯的投资理性和智慧。 ­

伊丽莎白·泰勒:《埃及艳后》 ­

 ­

伊丽莎白·泰勒一直被看做是美国电影史上最具好莱坞色彩的巨星。她的美貌、她的电影、她的丈夫鮂F鮂F使得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她始终是媒体追逐的目标。 ­

1932年2月27日,泰勒在英国伦敦出生。12岁便作为童星主演《玉女神驹》,该片轰动一时,此后片约不断。1956年主演的《岳父大人》,是其青春期代表作。其后,她以《战国佳人》、《朱门巧妇》及《夏日痴魂》三度获得奥斯卡提名,《青楼艳妓》及《灵欲春宵》更是让她两度登上影后宝座。 ­

伊丽莎白的财富相当可观,她是第一位片酬达到一百万美元的女演员(1963年《埃及艳后》)。她一生共经历了八次婚姻,其中又以和理查德·波顿的两次婚姻最为人所瞩目。1969年,理查德·波顿曾在珠宝品牌卡蒂亚那为伊丽莎白买下世界上最大最美的钻石之一。 ­

伊丽莎白一直专注慈善事业,十年后,经历了两次与波顿的婚姻后,伊丽莎白拍卖了这枚“波顿-泰勒钻石”,筹款在南非的博茨瓦纳建造了一家医院。 ­

此外,伊丽莎白还曾拍卖她与理查德·波顿的钻石翡翠订婚戒指为艾滋病慈善事业捐款。 ­

1963年,在拍摄影片《埃及艳后》时,伊丽莎白曾因病而一度面临极度危险的境地,甚至被宣布死亡。1997年2月20日,伊丽莎白接受手术,成功摘除了一枚良性脑瘤。2004年11月,伊丽莎白又被诊断出患上血管性心力衰竭,但她依然积极为艾滋病治疗筹集善款,并在英国威尔士的卡地夫建造了一座理查德·波顿纪念剧院。 ­

在璀璨过后浮华退去,年事已高的她被尊称为“玉婆”,仍然置身于慈善事业,尤其是艾滋病的防治。第75届奥斯卡颁奖典礼是她最后一次以明星身份参加好莱坞活动。告别影坛后的她继续担任着为艾滋病患者募款的慈善义工活动。 ­

安妮塔·罗蒂克: ­

“绿色女王”的慈善事业 ­

英国著名健康及美容品牌Body Shop的创始人安妮塔·罗蒂克(Anita Roddick)去年9月10日晚因脑出血在伦敦逝世,终年64岁。以英国首相布朗为首的各界名流纷纷纪念这位把环保型化妆品变成一种时尚的杰出女性。 ­

被称为“绿色女王”的罗蒂克毕生通过开拓商业实践来推广环保、人权和第三世界债务减除等理念,因此赢得了全球的尊重和赞美。 ­

“商业具备做好事的力量”,罗蒂克在Body Shop公司的主页上写道。Body Shop反对对动物做实验,并通过从贫穷国家的小地方采购原料来帮助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她的公司建立了一项人权奖励机制,并投资英国威尔士的风力发电厂,作为推动可再生能源运动的一部分。 ­

2002年,罗蒂克与丈夫辞去了公司联合主席职位,她进一步关注慈善事业,成为英国丙肝基金会(Hepatitis C Trust)的赞助人。为了表彰她对商业和慈善所做的贡献,英国伊丽莎白二世女王2003年册封她为女爵士。 ­

罗蒂克的逝世让很多人扼腕叹息。英国首相布朗十分悲痛地说:“她在环保议题流行之前就为此奋斗了许多年,通过把可持续产品带入大众市场而启发了数百万人。” ­

这位伟大的女性总是带给我们惊喜和心灵的震撼,最令人感动的是她以善良和爱心带给这个世界温暖。所以,当她们离去的时候,我们记住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安妮塔·罗蒂克。 ­

卡雷拉斯: ­

歌王退休后将致力慈善 ­

 ­卡雷拉斯(Jose Carreras)是与帕瓦罗蒂齐名的三大男高音之一。天赋超群的他10岁便在利塞奥首次登台。 ­

1968年,卡雷拉斯的一次演唱被卡巴耶的哥哥看中,把他推荐给卡巴耶,卡巴耶邀他同台演出尼采蒂的《露克蕾契亚·博尔吉亚》,开始引人注目。 ­

1972年,卡雷拉斯在纽约市歌剧院首演。随后的16个月,他演唱了11个歌剧角色,终于成功地登上大都会歌剧院舞台,扮演《托斯卡》中的卡伐拉多西·卡雷拉斯。获取世界声誉的一个重要标志是1975年,卡拉扬选他作为威尔第《安魂曲》中的男高音,而他与多明戈、帕瓦罗蒂的联袂演出,使他获得越来越高的声誉。 ­

目前,世界三大男高音歌王中只有年龄最小的卡雷拉斯还活跃在歌唱舞台上。当人们与他聊到退休以后的打算,卡雷拉斯毫不犹豫地说:“唱歌是现在的工作重心,等到将来退休了,我会全身心投入到以我名字命名的白血病慈善基金会中。为全世界的白血病患者赢得更多生存的机会和希望,这是唱歌之外我能作的最大贡献。” ­

­

POLO抗癌公益T-shirt ­

Polo衫发源于19世纪。最初由精纺羊毛编织,由于编织地点在英伦海外的泽西岛上,最早被称作泽西衫(jersey shirt,也是运动衫的代名词),最初是用于足球、划船和其他运动的穿着。从网球、马球、高尔夫、帆船运动衫到大众休闲运动服迅速得到普及,最后形成通用词——POLO。 ­

POLO这一流行时尚品牌在慈善事业中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2000年,polo推出 “Pink Pony”系列,并成立Pink Pony基金,为全球抗癌的慈善基金提供支持。Pink Pony基金专为乳癌病患者提供早期诊断、教育、疗程及研究。 ­

 

Louis Vuitton慈善行李牌套 ­

 ­著名品牌Louis Vuitton也是慈善事业中的领跑者。2003年南非前总统纳尔逊·曼德拉发起代号为“46664”的音乐会,“46664”这个数字是曼德拉被囚禁在南非开普敦罗本岛时的囚犯号码(1964年466号囚犯的意思)。他带着这个编号与强权抗争27年,后来把这一象征意义作为对抗艾滋病的音乐会的名字,为此,LV特意推出限量466个“46664”行李牌套,金色设计以LV的monogram花纹为创意。铭刻着品牌名字以及序号,章显其唯一性。 ­

I'm not a plastic bag ­

 ­今夏,环保的主题掀起了一股全新的乐活热潮。著名英国设计师Anya Hindmarch也带来了创意巧妙的环保手袋———I'm not a plastic bag (我不是塑胶袋) ­

“环保主义”的倡导推动了这款具有创新意识和环保概念限量手袋的诞生,如今,这款手袋已经成为众明星KeiraKnightley、ReeseWitherspoon、AliciaSilverstone、LilyCole和LillyAllen的挚爱。 ­

更值得关注的是,此款限量版购物袋由Anya Hindmarch与英国慈善团体We Are What We Do合作推出,其设计初衷是想利用大家对时尚的追求而卷起全球的环保风尚,以此达到提倡人们减少使用塑胶袋,更好的保护环境的目的。并为慈善时尚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

 

苹果慈善版IPOD ­

 ­苹果公司的设计一向都会给人惊喜,最近苹果又在英国展示了一款黄金加钻石的特别版mp3,再次震惊现场。 ­

这次苹果并没有推出新产品,而是在经典款式ipod shuffle的外观上进行了雕琢,这款特别定制的限量shuffle,由钻石和黄金包裹,机身上共镶嵌了312颗钻石,一对耳机上镶嵌了118颗钻石,剩余的地方则由60克黄金填充,在灯光的照射下,整个mp3闪闪发亮,十分华贵,堪称史上最昂贵的mp3,不过除了收听功能外,这个特别的mp3还具有特殊的意义,钻石加黄金版的ipod将会在伦敦拍卖,起拍价格为41000美元,而所得款项将会用于非洲艾滋病的防治。 ­

M.A.C艾滋病基金 ­

你知道吗?买一支口红也可以帮助艾滋病人。在全球的M.A.C专柜,每卖出一支VIVA GLAM唇膏或唇彩,销售所得将全部捐献给M.A.C艾滋基金会。自1994年成立以来,此款VIVA GLAM唇膏总共售出5万多支,募得款项超过7千万美元,每年都会有多位国际巨星参加到为VIVA GLAM代言的队伍中。 ­

M.A.C艾滋病基金创立于1994年,迄今为止已经为全世界各地的卫生组织、医院、直接病人捐助了超过7000万美金的善款。 ­

该品牌的善举被世界各地的时尚人士及青年尤为推崇,去年在台湾地区,大S也曾经无偿的为这款唇膏代言。 M.A.C艾滋病基金呼吁青年——“请关注艾滋病,关爱艾滋病人和儿童……” ­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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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伯达谈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转帖] 


  陈伯达谈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文革风暴到来的前夕,田家英突然受审查并随之自杀身亡。据陈伯达说,田是陈推荐予毛的,中共建国后陈、田一起共事多年,后来关系不甚融洽。本书透露了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六十条的草案在广州会议上通过以后,没有几天,田家英跑来找我,本来他也参加了文件的讨论,可是这时却忽然对我说,六十条搞得不好,应该重新另起草一个文件。我一听就批评他:你这个人才糟糕呢,中央刚刚讨论通过了文件,你怎么就这样说话?我的批评很严厉,他听了很窘促。这就是他跟我发生矛盾的原因。他当时想转移话题,说广州离香港很近,我们要能去香港看看多好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想去香港。他说他有个哥哥大概现在在香港。我于是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说他有个哥哥过去曾在中央社工作过。我没有再说话,因为田家英是我推荐给毛主席的,我应对他的政治情况负责,他有这么重要的社会关系,过去却没有告诉我,我当然有意见。这次谈话虽然不愉快,但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后来也没有跟毛主席谈起过,回北京后,我有时候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还是约上他一起去。

  “直到有一次在北戴河,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知道田家英说你什么吗?我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把江青叫来,对江青说:你把田家英说陈伯达的话跟陈伯达说说。他有意见不跟我当面讲,要去跟江青讲,想通过江青影响毛主席,这就使关系难恢复了。但不管怎样,田家英毕竟是我推荐的,我也不好否定自己的推荐,所以我没有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面前议论他。他后来受审查,我事前并不知道,是中央在会上宣布后才知道的。”

  田家英文革前夕受审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认为他隐瞒了海外的重要社会关系并与之有联系,以致泄露了党内的重大机密。这样的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否妥当,姑且勿论,惟田受审查,是毛泽东同意的,文革后对此事的处置经过多有不实之词,指责为陈伯达、王力、戚本禹所为,有违事实,有欠公平。

  摘自《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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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个案例看中国历史上知识精英群体如何捍卫话语权[转帖]


  一、 秦始皇“焚书坑儒”是真的吗?

  仆射周青臣说秦始皇时期平定天下,无战争之患,所以统一是有功绩的。结果博士淳于越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今清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秦始皇挺重视,赶紧要大家发表高见。结果李斯说“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于是秦始皇下令禁书,并禁止“以古非今”。其实非常好理解,秦始皇刚刚统一天下的时候,正式武将功勋鼎盛、政治影响力极为膨胀的时期,文人在朝的地位难免属于很“边缘化”的状态,博士们不满意是有理由的,不过想要通过复古重文的方式轻易地平衡武将的政治影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李斯的明智之处就是与最强有力的群体保持一致,周青臣更是明显的“傍大款行为”,话语权的规律本来就是倾斜于强势群体一方,后来的焚书坑儒事件如果历史上真发生过的话,这也只能算是希图用话语权来重新进行政治权力格局划分的失败,马上得之而马上治之的依据在于政治权力划分与政治影响力的一致性。这个决定实际上与秦始皇朝廷上的力量对比相一致,看来民主很早就存在,至少重大决策总是与政治力量对比保持一致的,孟子很早就说过“为政不难,勿开罪于巨室。”不能得罪那些厉害角色的政治决策模式,在利益集团控制现代政治民主体制里面最为常见。

  关于坑儒的事情,根据记载是后来有一个卢生要为秦始皇制造“不死药”,秦始皇很相信他,这个卢生还出主意要秦始皇注意行止秘密,不能让外人知晓,并把这个提高到一个是否“害于神”的高度,说是“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则害于神。”这样秦始皇就开始大兴土木,造“宫观二百七十,复道甬道相连,帏帐钟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处者,罪死。”不死药当然没有发明,实际上至今仍然没有发明,不过卢生另有说法,他说不死药不能求的原因是“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夜不得休息。贪于权势至此,未可为求仙药。”这个秦始皇如此勤政,如果放在今天,肯定要被写成日理万机,勤勉程度几乎可以与周总理相比美了,但是在那个炼不出长生不老药的方士嘴里,竟然成了贪恋权势,未免也太说不过去了。史书还记载秦始皇非常好学“昼则断狱,夜读书。”白天要处理公务,晚上才有时间读书,可见秦始皇至少是有好学和勤政两大优点的。

  这个方士为了搞统一战线,就利用博士们没有政治地位的事情做文章,说秦始皇给他们开一份工资,只是拿他们装装样子而已,侯生、卢生相与谋曰“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另外有说法,是通知儒生去一个山谷吃瓜,结果就地被坑,这些说法最后无法考证到底是发生过一次坑儒事件,还是两次,抑或是根本没有发生,而是秦始皇冷落儒生招致怨谤,最后制造了一个这样的政治流言,实际上无法断定,司马迁把这个事件作为信史写入史记,无法得到确证。不过秦始皇得罪过掌握话语权的儒生,就算是被妖魔化也是活该,谁叫他不相信孟子的告诫呢?

  在历代的文人看来,秦始皇巡游天下,是给地方和老百姓添麻烦、浪费钱财的坏事。其实只要深入思考,就知道问题不是那么简单,今天的官员们坐着车子下乡,也不是那么积极,秦始皇坐的车子就比较难受了,不仅速度奇慢每天只能走几十里地,而且车子的轮子是硬的,直接在那种凸凹不平的土路上行使,那是很不舒服的事情。当时六国刚刚平定,逃散的贵族对秦始皇恨之入骨,路上非常不安全,在博浪沙那个地方,秦始皇的副车就被张良同志雇佣的刺客,用120斤重的大铁锤击毁。这样的条件,很难让人相信秦始皇还那么喜欢旅游,看来肯定是有另外的目的,今天有的美国人竟然说克林顿访华能够给中国政府提供合法性,那么秦始皇游幸地方显然就有提高地方政府威信的作用,帮助巩固统一的局面。当然事情常常出乎人们愿望相反,秦始皇在会稽这个地方被项羽看到,项羽觉得这个人平平常常,竟然得出结论“彼可取而代也”。

  话语权在秦始皇朝廷上虽然敌不过武将的影响而大败亏输,但是他们最后还是在历史写作上报了一箭之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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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伦堡与斯大林 [转帖]

 

  蓝英年

    爱伦堡是苏联著名作家,在苏联名气不在法捷耶夫和西蒙诺夫之下。在西方则远远超过他们两人。爱伦堡在中国名气同样不小,是最早被介绍到中国来的苏俄作家之一。1933年鲁迅在《‘竖琴’后记》中就提到过他。1936年曹靖

  华把他的短篇小说《烟袋》译成中文,编入《苏联作家七人集》。新中国成立前后他的长篇小说《暴风雨》、《巨浪》和《巴黎的陷落》陆续译成中文。二战期间他所发表的政论在中国读者当中同样产生了强烈的反响,鼓舞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斗志。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我同一位老先生谈论苏联文学时,他还提到当年爱伦堡政论对他的震撼。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有谁不迷恋苏联文学,有谁不知道爱伦堡?然而斗转星移,岁月流逝,中国读者渐渐忘却中国这位老朋友。

  爱伦堡少年时代便参加社会民主党的地下工作,十月革命后以《消息报》记者身份到巴黎。爱伦堡一生接触过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大部分是俄国和欧洲的文化名人。二战后从事保卫和平工作,接触的人更多了。把他接触过的人列个名单,我们会惊讶地发现,决定20世纪历史进程的人,使它增光或令它蒙羞的人,他几乎都接触过。如列宁、托洛茨基、布哈林、高尔基、莫迪利亚(意大利画家)、爱因斯坦、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毕加索、夏加尔(法国画家)、帕斯捷尔纳克、别雷、海明威、萨文科夫(恐怖主义者)、法捷耶夫、纪德、弗拉索夫(将军)、茨维塔耶娃、巴别尔、罗素、约里奥-居里、爱森斯坦、彼得罗夫和马蒂斯等。

  我没把斯大林列入名单,因为爱伦堡没同他单独接触过。但还得从爱伦堡同斯大林的关系谈起。“斯大林为什么没杀害爱伦堡”一直是很多人心里的疑问,也曾有人问过爱伦堡本人,他总这样回答:“不知道,命大吧!”爱伦堡不喜欢斯大林,“但长期信任他,也怕他”。二战前夕他对斯大林已有所认识,不再相信“斯大林英明”、“比我们大家更了解局势”这类话了。爱伦堡认为战争初期苏联的失利是斯大林轻信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联强调德国法西斯的进犯是背信弃义,爱伦堡对这种提法极为反感,怎能同法西斯讲信讲义呢?他对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苏联出现的太平景象十分担忧,上书莫洛托夫,想向他说出自己所感受到的德国军人磨刀霍霍的情绪。莫洛托夫让部下罗佐夫斯基接见了他。“他漫不经心地听我讲话,把忧郁的目光转向一旁。我忍不住问道:‘难道您对我讲的一点都不感兴趣?’他苦笑一下回答道:‘我个人对您的话感兴趣……可您要知道,我们实行的是另一种政策。’”爱伦堡后来说,自己太天真,以为真实的情报有助于政策的制定,哪知道政府所需要的是能证明所行政策正确的情报。

  
  爱伦堡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很早就反感。1935年他到克里姆林宫参加开展斯达汉诺夫运动大会。人们对斯大林一再鼓掌,“当掌声逐渐平息下去的时候,有人高喊了一声:‘伟大的斯大林,乌拉!’于是一切又从头开始。最后大家落座,这时又响起一个女人声嘶力竭的喊叫声:‘光荣属于斯大林!’我们又跳起来鼓掌”。回家的路上爱伦堡想到,斯大林是马克思主义者,怎么有点像萨满教巫师……想到这里连忙打断自己的思路。接着他又想到斯大林“黑白颠倒”的工作习惯给旁人造成的痛苦。“斯大林起床很迟,睡得也迟,喜欢在夜间工作。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癖性,但斯大林不是凡人,而是上帝,因此他的癖性会影响很多人的正常生活。部长们不敢在夜里两三点以前离开办公室:斯大林会打电话。部长们拖住局长们,局长们拖住秘书们,秘书们拖住女打字员。许多丈夫只能在星期日见到妻子……他在家的时候妻子不是在班上工作便是在家里睡觉。‘白天’和‘黑夜’的概念消失了”。 热爱人民的领袖怎么如此不关心周围的人呢?

  “斯大林大概至死都认为自己是****员、列宁的学生和继承者,”苏共二十大后爱伦堡对斯大林进行了反思,“斯大林不仅这样说,也这样想:他正引导人民奔向崇高的目的,为此就得不择手段。我并非偶然想起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马基雅弗利曾写道,为了建设强大的国家,任何手段都是好的——毒药、告密、暗杀;他建议统治者要同时具备狮子般的勇猛和狐狸般的狡猾;要像人那样聪明,也要像野兽那样凶狠”。

  斯大林同样不喜欢爱伦堡,曾告诉法捷耶夫,说爱伦堡是国际间谍。斯大林也并非凭空想象,而是从口供中看到的。许多文化人供认自己是间谍后都一口咬定他们的招募人是爱伦堡。爱伦堡成了国外间谍在苏联的代理人,同法国人马尔罗单线联系。口供当然都是在严刑拷打下逼出来的,斯大林政敌的口供同样是这样逼出来的,斯大林照样根据口供处决了他们。斯大林不杀爱伦堡是因为他有用,他是苏联联系西方文化界的纽带。但纽带也不是不可以取代的。上世纪30年代不杀爱伦堡因为他政治色彩淡薄,处世超然物外,同斯大林的反对派没有瓜葛。也没有违背斯大林意志的表现。战争期间他的政论极大鼓舞了红军的斗志,希特勒把他恨之入骨,在1945年1月1日的命令中写道:“斯大林的宠奴伊利亚·爱伦堡宣称,德意志民族应被消灭,因此抓到后便在第一棵桦树上绞死他。”上世纪50年代初期爱伦堡公然违抗斯大林的意志,但斯大林已来不及杀他了。

  上面谈到爱伦堡同斯大林没单独交往过,但为《巴黎的陷落》的出版事宜斯大林给他打过一个电话。“4月24日(1941年),我正在写第三部第十四章的时候,斯大林办公室打来一个电话,告诉我拨一个电话号码:‘斯大林同志要同您说话。’伊琳娜连忙把两只狮子狗牵走,它们偏偏在这时候叫起来”。接着爱伦堡记下了他们的谈话内容,斯大林赞同出版《巴黎的陷落》。爱伦堡感到惊讶,战争已迫在眉睫,斯大林怎么还关心小说出版的琐事。这段话引起《新世界》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不快,担心读者会产生不恭敬的联想,建议爱伦堡删去狗叫的那一句。爱伦堡没删,他只记下当时的情景,绝无用儿童手法侮辱斯大林之意。

  在回忆录中,对文学史上的作家,如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和法捷耶夫,爱伦堡谈到他们鲜为人知的一面。爱伦堡写了一个非官方人士的法捷耶夫。法捷耶夫是严守纪律的党员,从不同圈子内的人谈心,却对非党人士爱伦堡稍稍敞开心扉。法捷耶夫内心充满矛盾和痛苦。他对斯大林又爱又怕。坚决执行斯大林的意志,却往往违背自己的意志。他认为《青年近卫军》不能改写,但仍按斯大林的意志改写了,知道“已经不是那本书了”。他喜欢格罗斯曼的小说《为了正义的事业》,但斯大林不喜欢这本书,他不得不在报纸上严厉批评格罗斯曼。法捷耶夫渴望写作,抱怨社会工作太多,但又舍不得放弃作协领导人的位置。爱伦堡写道:“……他做这些工作并非迫不得已,而是乐于为之,当他晚年被解除一些职务时,他感到的不是轻松,而是懊恼。”法捷耶夫自杀后人们纷纷猜测原因,爱伦堡写道:“严冬尚未过去的时候,他顶住了,而当人们露出笑容的时候,他开始考虑经历过的事和写出来的东西。不知怎的一切都暴露无遗,发动机就在这时出了故障。”这段话晦涩难懂,不如他回答读者的信写得明白:斯大林死后法捷耶夫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发现是一条可怕的错误的道路,再活下去已无意义了。

  个别段落写得晦涩是回忆录的一个缺点。原因是多方面的。20世纪60年代苏联还有不少禁忌。很多重要人物还未平反,如布哈林;很多重大决议还未废除,如联共(布)中央《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本杂志的决议》。还有很多人还没从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思维定式中摆脱出来。爱伦堡写的法捷耶夫,特瓦尔多夫斯基便无法接受:“您写的法捷耶夫同我所理解的不一样,我不能在我们刊物上刊登。理由当然是个人的,但编辑也是人啊。”像特瓦尔多夫斯基这样开明的人思想仍远未解放,更不用说其他人了。还有一个原因便是爱伦堡急于发表文章,写了便要发表,不想为“存档”而写,不想为历史留下证据。

  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话:“一天,我到《消息报》看一个编辑。他面如土色,勉强说了句:‘真不幸!基洛夫遇害了……’大家都很沮丧——因为热爱基洛夫。痛苦中也掺杂着不安:是谁?为什么?以后会怎样?……”这段空泛的话未必会引起读者的注意。发表后《文学报》编辑访问爱伦堡时,爱伦堡才告诉他“编辑”就是布哈林。爱伦堡同他单独在一起时布哈林对他说:“您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他现在想怎么对付我们就能怎么对付我们了。”停了一刻布哈林补充道:“而且他还有道理。”接着布哈林请爱伦堡就这件事写篇声讨的短文,但马上又对他说:“不要写了,回家去吧。这是件肮脏的事。”这说明布哈林马上就明白是谁干的和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了。爱伦堡是布哈林的中学同学,一位没有政治色彩的党外人士,布哈林在极度痛苦的心情下可能对他说出心里话,何况这期间他们见面不止一次。如果爱伦堡把布哈林说的话记下来存档,对揭开“基洛夫遇害”的****无疑会很有帮助。可惜他没写。

  1953年1月发生了“医生案件”。“医生案件”是斯大林战后大清洗的序幕,矛头针对政治局委员们。但被捕的医生中有不少苏联犹太人,从而派生出一场新的排犹运动。斯大林炮制了一封诬蔑苏联犹太医生的《致〈真理报〉的公开信》,强迫苏联著名犹太学者、作家、作曲家签名。爱伦堡是苏联犹太作家,所以也让他签名。爱伦堡读过信后立即猜到斯大林的用心,绝非仅仅诬害几个无辜的犹太医生,而为采取更大的行动制造舆论。斯大林曾将里海沿岸的卡尔梅克人和克里木的鞑靼人从他们祖居地驱赶到西伯利亚和远东,现在轮到犹太人了。签名还是不签名?签名等于支持斯大林的残暴行动,自己成为罪人。不签名性命难保。爱伦堡反复斗争,二月下旬冒死上书斯大林,申述自己不签名的理由,并婉言劝阻斯大林不要把犹太人驱赶到西伯利亚或远东去。信发出后他便在家中等待逮捕,但没有反应,因为几天后斯大林便死了。

  
  苏联所有犹太名人都在公开信上签了名,唯独爱伦堡一人抗命,斯大林绝不会放过他。但斯大林没来得及处置爱伦堡就死了,所以前面爱伦堡说自己命大。

  1934年爱伦堡回到莫斯科,准备参加苏联作家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消息报》把他安置在民族旅馆的一间窄小的客房里。早上他向服务员要杯茶,“服务员去后很快便返回,手里没端茶盘:他没要到茶,因为从这天起餐厅只收外汇。我气极了,但没作声,请他打一壶开水来,我自己有茶叶和糖。服务员又空手回来,对我说:‘连开水也不给,他们说不卖给苏联人’……”爱伦堡上楼找经理说理,看见楼梯上摆满鲜花。清洁女工和女招待衣着光鲜,排成横队,按口令鞠躬、向左转、向右转、微笑、再鞠躬,准备迎接外宾。经理一见到爱伦堡便叫他退房,因一小时后大批美国人要从列宁格勒来。爱伦堡很气愤,但并不惊奇,因为不久前在伊万诺沃市遇到过同样的事。他到饭店吃饭,餐厅脏得一塌糊涂。他刚在一张比较干净的餐桌前坐下,女服务员就冲他大喊起来:“你没长眼睛吗?这是外国人专用的餐桌。”那时伊万诺沃纺织学院有两名土耳其研究生。爱伦堡写出上世纪30年代普通苏联人的心态。这是一种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但在专制、贫穷的国家里又必然会产生的心态。

  (摘自《人·岁月·生活——爱伦堡回忆录》,海南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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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画坛钩沉[转帖]


  百年画坛钩沉

  斯舜威

  □1917年,张大千到日本留学。同学中有一位叫朴锡印的朝鲜人,是胡适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同学,英文说得非常地道,张大千甚为佩服,相比之下,觉得日本人的英语说得太蹩脚了。

  一次,他对一个日本同学说:“日本人的英语真蹩脚,听听朴先生的英语说得多好。”谁料日本同学反唇相讥:“你不知道亡

  国奴的舌头是软的?要伺候人当然得学好话。”张大千听了非常生气,他用家里寄来的钱专门请了一个在天津长大的日本姑娘做翻译,决定从此不学日语。他发誓:今后不管身在何处,自己只说中国话。

  □1917年,吴昌硕的继配施氏夫人在上海去世。吴昌硕委托他一位姓陈的朋友从简办理丧事。几位同道挚友和施氏的亲朋好友前来吊唁,吃了一顿豆腐饭,就命儿子扶施氏灵柩返回故乡,葬于安吉县鄣吴村附近的凤麟山上。

  丧事过后,那位姓陈的朋友交给吴昌硕一份奠仪单。吴昌硕说:“我不是说过一律谢绝吗?怎么还有这些奠仪?”再一看,奠仪中有一元、二元,也有七八元、十多元的。送礼的大都是亲戚、挚友,还有一些左邻右舍,却没有过去曾向他要过书画的达官权贵的名字。

  为了感谢亲朋挚友的吊唁和馈送的奠仪,照当时的做法,应当去书店买来“谢唁帖”,填上名字,按奠仪单每人一张作为回谢。但是,吴昌硕却拿来宣纸,亲笔用工楷书写谢唁,然后一一送上门去。吴昌硕的书法,特别是他的工楷,在当时已是难得的珍宝。所以接到“谢唁帖”的,个个喜不自禁,互相传诵。那些达官权贵深悔自己没有在施氏夫人的治丧中送上一份“奠仪”,有的甚至想补送。

  一天,那位姓陈的朋友跑来对他说:“昌硕兄,丧事办完。但仍有几个人想要送奠仪,你看如何处置?”吴昌硕笑着说:“你去对他们说,这次不必事后补送了,就等以后我死了一起送吧!”

  

  李叔同

  □李叔同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习期间,自己雇了一位人体模特。这位名叫雪子的日本少女,是房东的女儿。为了学习油画的需要,他请雪子做他的人体模特儿。时间长了,两人便产生感情。毕业回国,李叔同曾将这位神秘的情人带回国内一起生活。

  1918年夏,李叔同出家为僧。他托友人杨白民将日本情人送回日本。情人不能接受,问:“日本和尚是允许有妻室的,为什么要送我回日本呢?”杨白民向她解释了中国佛教的清规戒律,她提出要到杭州见李叔同最后一面。于是,杨白民夫人詹练一、黄炎培当时的夫人王糺思陪她一起到杭州找李叔同。她们要求李叔同到岳庙前临湖素食店共餐。见面时,三人有问,李叔同才有答。终席,李叔同始终不自动发一语,也从不抬头注视三人。

  饭毕,李叔同即雇一小舟,告辞回庙。三人送到岸边,船行了,李叔同始终不再回头。日本情人大哭而归,从此离开中国,下落不明。

  □1928年,傅抱石在长沙省立第一中学教书。有一天,他在上篆刻课时,坐在前面的一位女同学忽然举手,要求发言。她站起来说:“傅老师,你在黑板上写错了字。”傅抱石回头一看,果然发现一个字少了一横,同学们立即哄堂大笑起来。后来,一个同学说明原委:那一横,正是那位举手的女同学偷偷抹掉的。

  傅抱石记住了这位调皮的名叫罗时慧的女学生。罗时慧出身于翰墨飘香的大家,实际上她已经悄悄爱上了才华横溢、年轻有为的老师傅抱石,而修伞匠出身的傅抱石却不敢存这奢望之念。后来,罗时慧说动父亲请傅抱石给她的两位弟弟做家庭教师,又以方便教育两个弟弟为由让父亲请傅抱石到家里住。

  两年后,两人终于如愿以偿走到了一起。举办婚礼那天,傅抱石亲自用隶书写了一副对联:“乾坤定矣,钟鼓乐之。”张贴于大门两侧。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蒋兆和参加19路军临时组织的宣传队。

  一天,蔡廷锴一位姓陆的副官找到蒋兆和,请他为蔡廷锴画像。蒋兆和立即同意,问:“在哪里画?”陆副官说:“前线。军长正在前线指挥抗战,我们急需绘制蔡廷锴与蒋光鼐两位将军的画像,印成宣传品,以鼓舞战士的士气。”

  蒋兆和在沪西南翔前线司令部用三个上午的时间,完成了蔡廷锴将军的油画像。接着,又在另一个地方完成了蒋光鼐将军的画像。据说,这两幅画像,创下了当时的最高印刷纪录。停战后,陆副官给蒋兆和送来了200元钱作为稿酬。当他知道蒋兆和正失业,便帮忙介绍他给京沪铁路局局长郭承恩画像,郭承恩又介绍他给宋子文夫人画像。郭承恩到上海中央造币厂任厂长后,又邀请蒋兆和设计银币。

  □1932年6月19日,画家瞿世玮于贫病交加中在济南正宗坛与世长辞,终年57岁。他本人的绘画成就或许并不足以在绘画史上留下一笔,但是,令他足以自豪的是,他留下了一个足以在中国革命史和文化史彪炳千秋的儿子瞿秋白。

  他与这个世界告别的时候,他的长子瞿秋白正在上海过着隐居避难的生活。他的学生吴炯和儿子阿尧在乡友的帮助下,将他安葬在济南南郊江苏第二公墓,并立一石碑。此碑“文革”中被红卫兵砸毁。

  他曾做过私塾教师,生命中的最后10年,则担任山东私立美术学校山水画教师,这所学校由俞剑华等人创办。他在济南南门外东燕窝街的正宗坛(即正宗救济会)租了一处房子居住,除了在美术学校教学,还靠卖画维持生活,景况十分困窘。特别是在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最严重的时期,知道他是瞿秋白父亲的人,连他的画也不敢买。尽管如此,他仍然保持着“士”的清高,再难也不向人求告,不吃嗟来之食。此前,瞿秋白的母亲已经不堪承受生活的磨难而自尽。

  □1934年春,陆俨少在浙江西天目上柏山福庆坞用10元一亩的价格,买山地20亩、荒山20亩,办起了一个小农场。种了10亩燕竹、10亩梨树,还种了茶树等作物。他觉得有了农场,可以衣食自足,不卖画也可以,自己想怎么画就怎么画,不必仰人鼻息,以便一心钻研诗、书、画。他的老师冯超然得知后,极力赞成,认为这样做在他的学生中是“独出蹊径”,还说:“身居山中,将来年老也可出来卖画,那就身价不同。”

  

  张伯驹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在张学良官邸看到一幅字体怪异的条幅,内容为:“举人不望其报,恶人不顾其怨;官非其任不处,禄非其功不受;见人不正,虽贵不敬;得不为喜,去不为恨;非其罪,虽累辱而不愧也。”落款是“张伯驹”。周恩来非常欣赏这段话,张学良便向周恩来介绍了张伯驹的为人,并将这幅字转送给周恩来。

  □1939年3月,郭沫若回到已经离别26年的沙湾老家。他那86岁的父亲已经到了弥留之际,看到郭沫若回来了,欣慰地说:“八儿回来了,八女子就好过了。” “八女子”指的是郭沫若的原配张琼华,她一直恪尽孝道服侍公婆。郭沫若立起身来,当着父亲的面,向张琼华鞠躬表示感谢。临别,郭沫若给她题写了两首诗,题跋云“书付琼华”。他开玩笑说:“你如果往后没有钱用,可以拿它去卖几个大洋。” 张琼华连忙说:“这咋个卖得嘛!就是饿死了,我也不得卖它!” 张琼华1912年嫁给郭沫若,第二年便遭遗弃,在郭家矢志不渝空守整整68年。

  □1939年夏季的一天,蔡威廉痛苦地生下了一个女婴。当时他们经济十分拮据,为了节省费用,没有去医院,而是在家中生产。产后数小时,她在床前的白壁上用铅笔作出新生女儿的肖像,并写上“国难!家难!”此为其绝笔。两天以后,这位中国著名的女画家因难产流血过多而英年早逝。

  蔡威廉的死彻底改变了两个人的心情和命运,那就是她的父亲蔡元培和她的丈夫林文铮。蔡元培临终时呼唤着“威廉”离开这个世界,而林文铮从此成为一个执著且虔诚的佛教徒,他以虚幻的彼岸安慰自己——在那里,他可以再度与他所爱的人相逢。

  □1945年9月6日,于右任设午宴招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并邀请张治中、张群、邵力子等作陪。

  毛泽东和于右任两位诗人、书法家谈诗论文,逸兴遄飞,相当融洽。于右任已经从柳亚子那里看到了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倍加推崇,说:“结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气吞千古。”毛泽东笑着回答:“何若‘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发人深省啊!”两人相对大笑。

  “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语出于右任参观成吉思汗陵所作《越调·天净沙》,全篇为:“兴隆山略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可见毛泽东对于右任的诗也非常熟悉,非真诗人,不能做如此迅捷而允恰的应对也。

  □谢无量书法,看似稚拙,实则博大精深,非常人所能企及。抗战胜利后,纸币贬值,物价腾涨,加上谢无量嗜赌常输,卖文字所得,入不敷出,因而常常债台高筑。

  1946年,蒋介石六十寿辰,示意空军司令周至柔,就近在成都请谢无量为他作寿文。谢唯唯否否漫应之,周至柔乃先敬致润笔3亿元。笔润之昂,高于任何文稿。囊中羞涩的谢无量,遂将其办黄埔军校,北伐之役,及抗日战争三事汇列成文。寿文抄示后,蒋介石大喜过望。

  周至柔见蒋介石如此看重此文,又请示蒋介石请何人书写。蒋介石说:“谢先生是大写家,就请他本人写。”周至柔再到谢府,转致蒋介石之意。谢以不能作楷书为由推辞。周至柔又敬献两亿元,作为写寿屏的润笔,谢无量笑纳后一挥而就。自获此项卖文字稿费,还掉债务,尚可积余。

  谢无量事后对朋友说:“他是出钱买寿文,我是出门不认。大家都在做生意,商场上往来,照例如此。”

  □1949年2月底的一天,何香凝来到九龙亚皆老街张大千临时寓所。寒暄后,何香凝说明来意:新政协即将在北平召开,她应邀出席,准备带一点礼物馈赠毛泽东。考虑再三,一般礼物都嫌俗套,只有带一幅大千先生的画最为珍贵,不知先生肯挥毫否?张大千听了慌忙离席一揖,忙道:“您就是大画家,却青睐大千,实在有愧。恭敬莫如从命。何况润之先生素为我所敬仰,正无由表达,只怕拙作有污法眼。”当下言定,三天后即交卷。一幅《荷花图》如约交卷。画为纸本,高132厘米,宽64.7厘米。画面茂荷两叶,白莲一朵掩映于荷影中,给人一种生机盎然、万象一新的印象。此画后经何香凝持往北平,亲手赠给毛泽东。毛泽东甚喜爱,悬挂于他的办公室中。原件现藏于北京中南海毛泽东故居。

  □1953年9月,白蕉在徐悲鸿家住了一个多星期。老友相逢,分外欣喜。9月25日,白蕉临行时,徐悲鸿送给他一卷近作,又亲自送他上火车,并相约一星期后去上海吃大闸蟹。

  白蕉在火车上才想起悲鸿所送的一卷画没拿,但想起悲鸿约好下周来沪,一定会带来的。没有想到第二日,悲鸿先生突然逝世。噩耗传来,白蕉呆如木鸡,悲痛不已!车站一别,竟成永诀。

  □1954年秋天,溥心畲寒玉堂的一只黑色哈巴狗走失了,夫人李墨云大光其火,溥心畲安慰道:“今儿个早上,有人想买一张画,说是五百块钱,我尚未应许呢!我看就用这个钱登报悬赏好了。”

  

  溥心畲对钱是没有概念的,平时从不过问,他以为一只宠物起码五百元才行,实际上五百元已经相当于一位中等公务员的月薪了。他看到夫人没有反对,马上给《中央日报》社长阮毅成写了一封手札,详细地写明狗的品种、毛色、体型以及悬赏办法、详细地址。阮毅成安排第二天的报纸见报,溥心畲看到后,发现赏格只登了“愿酬以书画”,没有“或酬五百元”的内容,急得再给阮毅成写了一封手札,要求补上内容重登一次。原来阮毅成觉得溥心畲不解俗事,一只小狗何须五百元,便删去了这一内容。第二封手札刚送出,哈巴狗就被人送回来了。于是,溥心畲再致阮毅成一信,表示感谢。

  阮毅成平时极爱溥心畲书画,只是不好意思开口,这次因为一只小狗走失,连得三封手札,大喜过望,视若珍宝。后来溥心畲回归道山之后,阮毅成在香港一家杂志发表回忆文章,登出三封手札,传为艺坛趣话。

  □大师也有恣情放纵的时候,1955年溥心畲在日本时,在一个大雪夜叫了四五个日本小姐喝花酒,喝得酩酊大醉。在喝的过程中,小姐们不但脱光了自己的睡袍,也把溥心畲的衣服脱光。溥心畲在大醉的情况下,信笔画了一幅春宫小品《群阴剥阳图》,画毕就扔进纸篓倒头大睡了。

  第二天,摄影家王之一从女佣嘴里得知有这样一幅图,连忙从纸篓里找了出来,发现画中人物表情轻松自然,诙谐有趣,并无色情意味,让人看了,也不至于产生杂念。张大千看到之后,称赞不已,说:“这是绝品!比他的山水楼台亭阁都难能可贵。这张小画不用签名盖章,就凭那五个小字就是溥先生的招牌,别人要学也学不像的真迹。”

  (摘自《百年画坛钩沉》,东方出版中心2008年10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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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特色之二:三垄断[转帖]


  
  三垄断指朝鲜劳动党对权力、财产和真理的垄断。

  (一)对政治权力的垄断

  所谓对政治权力的垄断,即享有不受任何监督、任何制约的权力。朝鲜的老子党制度确保了劳动党凌驾于政府、司法、其他党派之上,劳动党上层依靠老子党制度培养自家下一代成为太子党。
  在老子党条件下,金日成被奉为至高无上的、几乎可以说是神的化身,主体思想被奉为终极真理。在等级森严、个人崇拜的条件下,很自然地会出现人身依附关系。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朝鲜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干部地位的升降往往以领导人的好恶为依据。金日成周围的人是否官运亨通并不取决于工作成绩,而是取决于“领袖”的赏识。二是最高领导人周围的人物大多对领袖俯首贴耳,唯唯诺诺,卑躬屈膝,胆小怕事,以来保全既得地位,谋求信任与提拔。三是领袖周围的干部与领袖之间有时甚至是一种人身屈辱的关系。

  “任人唯亲,荫庇亲友,排除异己”是普遍现象。虽然朝鲜劳动党有时强调选拔干部要贯彻民主原则,并在一些基层单位和科研单位表面上实行领导干部的直接选举制和聘任制,但实质上还是缺乏民主,在选拔、任用政府各部和主管部门的领导干部时,往往以领导者个人的好恶、印象代替考核,以对领导者个人是否忠诚代替德才标准。任命前不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任命后缺乏群众监督,在选举过程中,候选人名单实际上由上级决定,并实行等额选举。这种选举很难充分表达选举人的意志,选举只是形式,实质还是委派。

  (二)对经济利益的垄断

  劳动党对经济利益的垄断依靠的是一系列封建性质的特权制度。

  这种垄断必须和对政治权力的垄断结合在一起来考察,即包括:住房分配、食品和其他物品的分配、医疗条件、交通条件、子女上学条件、出国旅游……当官的就可以得到一切,当越大的官,掌握越大的权力得到的就越多,而这一切都是在“主体”的名义下得到的,一些依附于当官的各种人物,也多少可以得到一些,但绝大多数被称为“主体”的人民大众则是与此无缘的。

  朝鲜的官僚特权阶层,纷纷把国有财产变成自己的家产,各级官员和企业负责人暗中合作,成为贪婪的掠夺者和腐化的寄生虫。这些企业负责人总是同国家的物资供应部门、商业系统和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勾结在一起,在警察和司法机关中也有他们的保护者和代理人,甚至还得到了国家机关中高级干部的支持与庇护。由此,“特权阶层”终于开始形成。

  这个“特权阶层”对朝鲜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主要在于它因循守旧,反对进行有损于自己利益的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深恐因此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

 

  (三)对真理的垄断

  所谓垄断真理,首先,伴随着主体思想的提出与形成:主体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被宣布为终极真理,必须无条件地绝对服从,它是一切媒体、言论的导向。“我即真理”,一切真理都在我手中,我说的就是对的,凡有任何一点怀疑,或不同的看法,就是违反真理,就是“阶级敌人”,应予以镇压,甚至肉体消灭。其次,主体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只能为我所用,其他党派、个人等只能臣服于我,我就是真理的专利所有者。

  在朝鲜,根本谈不上什么舆论监督,几乎所有的媒体都是由官方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它们都要按照官方的统一口径,作为官方的喉舌进行宣传。明明某些官员劣迹斑斑,但是不让揭露,说揭露了就是对主体思想、对社会主义、对劳动党抹黑;有些官员做的坏事太多,官方无法隐瞒,也只有以党纪、政纪代替国法,让贪官易地做官,甚至易地升官;某些部门、某些地区明明问题很多,民众心知肚明,政府也不让说,媒体只能报喜不能报忧,民众无可奈何,普遍有被欺骗的感觉。

  因为朝鲜长期实行的是官员委任制,官员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下级官员只要取得上级官员和组织、人事部门领导的好感就可以升官。因此,官员们弄虚作假、夸大虚报成绩,缩小、隐瞒工作中的缺点,敢于揭露问题****的媒体记者往往受到打击。因此尽管下面贪污泛滥,人民怨声载道,而媒体上还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上层的官员们为报刊上虚假的繁荣和表面上的舆论一律而沾沾自喜,因为这些上层官员还有他们的上级,他们可以此作为自己的“政绩”博得上级的欢心,达到升官的目的。

  由于对思想的钳制,对思想文化的专制,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认为是异端邪说,就批判、处分,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等等,导致朝鲜民不聊生,长期依赖国际粮食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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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难以置信的德国 [转帖]


  
  我居于法国,与政府机构打过若干交道。法国政府机构的工作人员,态度良好,但效率奇低,甚至低到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据与法国公司打过交道的朋友说,法国企业的办事效率也很低下。我想,法国人历来不以严谨著称,效率难免低下;而历来号称严谨、高效的德国人,必不如此。
  最近到德国去了一趟,所见所闻让我吃惊不已。

  可怕的流程

  德国人的守纪律、严谨,社会运作的高度流程化,世界闻名。德国的政府、企业……都是高度流程化,内部分工极明确,每一事项都有专人负责,旁人不得越权,每个人只需做好分内的事,整个机构就可流畅运转。
  听起来非常好,不过,什么事都得有个限度,过犹不及。机构是死的,人是活的,活人不是机器,谁都可能出错,一旦流程中有一个人出错,整个流程就会运转不下去,因为其他人无权代理,不懂得该怎样代理,甚至都想不到要来代理。
  我在汉堡的一位朋友,在住处申请上网。汉堡网络公司的规矩是:每月初向用户寄送上月网络费用的账单,用户据此缴费。朋友说,他家的网络接通后,连续6个月没有收到账单,他就只好一直不缴费。此后,网络公司寄来了律师函,催他缴费。他于是去网络公司说明,自己从未收到账单。原来,寄送账单的部门把他的地址搞错了,但寄送律师函的部门拿到的地址是正确的,只是,这两个部门都只做自己的事,决不多做一点儿分外的工作。
  后来,朋友要回国了,便要求取消网络服务。他本可以在月底注销网络并回国,而账单要到下月初才会寄到,网络公司就收不到这最后一个月的钱。朋友不好意思占便宜,于是跟网络公司商量,提前把这最后一个月的账单打出来,他好提前缴费。没想到,网络公司的工作人员态度温和、语气坚决地告诉他:绝对不行,即使钱收不到,流程也不能改。结果,这位本想“诚信为本”的老兄,只好“欠费回国”。
  德国医院中的“程序主义”也非常惊人。我有几个朋友深受其害。
  朋友A肚子疼,去医院检查。按照流程,每个科都查了一遍,都说没问题。可是流程里似乎没有一个可以汇总的地方,结果无论如何也拿不出诊断结果。
  朋友B是个来自中国的小姑娘,大腿上长了个脓疮,于是去医院看,大夫说要做个小手术,把它割掉。大夫割了一会儿,问小姑娘,你疼不疼?小姑娘从小饱读英雄事迹,便咬紧牙关说,不疼!过了一会儿,大夫又问,疼吗?“不疼!”……大夫非常奇怪:“怎么还不疼呢?我早把它割掉了呀!”原来这一问一答是流程中大夫判断是否结束手术的标准。
  朋友c是个小伙子,打篮球受了点儿小伤,手破了个口子,流了些血。反正他有医疗保险,看病一分钱不花,就去医院看。火夫简单看了看说,一个很小的血管破了,不用包扎。小伙子反问,你怎么知道是一根小血管破了?大夫说:“你不信?那我给你看。”说着拿起镊子,刷刷两下,把伤口撕得更火,然后指着伤口说,你看,就是这里破了。这位老兄欲哭了眼泪,这下想不包扎也不行了。

  急死人的效率

  既然流程无论如何都要严格遵守,效率低下也就几乎成了必然。
  朋友的一位师弟到汉堡大学教务部门打一份成绩证明,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不能给你,一周后寄给你。一周后,没有动静,这位同学又去,工作人员说,请再等一周。又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同学再去,工作人员对天发誓:再等一周一定寄去。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只好再去……就这样,一份成绩证明等了4周才拿到。
  一位朋友住的房子,到了规定的年限,阳台的外墙需要重新粉刷。德国工人搭好了脚手架。几周后,来了几个人,粉刷了一部分。又过了几周,又有几个人来粉刷了一部分……就这样,一个阳台外墙,一年多了,竟然没刷完。
  我也亲身体会过这种低效率。我和朋友去一个德国人开的饭店里吃午饭,当时客人很少。我俩各点了一份菜,其实就足在炒鸡蛋里加上烤土豆块。在中国,这么简单的东西要是5分钟之内上不了桌,这个饭店就离关门不远了。可是在德国,我俩足足等了四十多分钟。看着我一脸的愤怒,朋友无奈地说:“这在德国太正常了。”

  “傻”得可爱的德国人

  汉堡有个非常著名的鱼市,每周日上午开市。我看到一个摊上的鱼不错,就问价。负贩说:“1条4欧元,3条10欧元。”我说买4条。鱼贩说:“16欧元。”“怎么是16欧元?不是3条10欧元吗?”鱼贩说:“你要的是4条,4条就是16欧元。”“那我先买3条,再买1条,多少钱?”鱼贩算了半天,说:“14欧元。”“这和我买4条有什么区别?”鱼贩说:“你买4条,就是16欧元;要足先买3条再买1条,就是14欧元。”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德国工厂里打工,一天,主管要他和四五个德国同事查一下货架上还有多少货。朋友看了一眼就说,还有34件——每排9件,一共4排,最上面一排少了两件。主管很怀疑地瞪了他一眼:“数!”于是大家开始数,数完报数,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主管的鼻子都快气歪了:“再数!”数了好几遍,终于数出来是34件。主管特别惊讶地看着我的朋友:“你怎么那么快就数出来了?”
  这么一路说来,似乎德国是个无药可救的国家了,其实不然。
  德国人恪守的流程,在正常情况下,能够百分之百地保证完成工作的质量。比如德国人铺马路,要铺多少层材料,每层多厚,部有严格的标准。德国人会不时用尺子去量,以保证每一层的厚度绝对符合规定。这样铺出来的马路,多少年都不会坏。
  当然,要想用上这个马路,你也得先等上很长一段时间。

  摘自《当代青年·青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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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妓女到将军的梁红玉,怎样惨死? [转帖]


  中国历史上,有一位妓女出身的将军——梁红玉,其实,梁红玉这个名字,是后人说书讲古的附会,正史里,只粗略地记载她叫“梁氏”。梁氏在酱缸一样的妓院里摸爬滚打,她见过大世面,可以说阅人无数。安排自己的终身大事,果然是好眼力!她把“红绣球”果断地抛给了一个灰头土脸的陕北小子。当时,韩世忠神情沮丧,四处碰壁,根本就没成气候,谁敢肯定,他就是未来名扬四海的彪虎之将呢?女人神奇,恰恰能未卜先知,像勘探金矿似地评估女婿,像雕琢玉石那样重塑丈夫。一般说来,夫妻两强,很难并立。尤其阴盛阳衰的局面,稍一疏忽,就闹掰了。韩世忠,堪称一代名将,非常强势。梁氏既能相夫,又可相国,她在丈夫身边谋求了一个游刃有余的位置,可见,这个女人做事相当老成,很讲艺术。(下图:两宋之间的“妓女将军”——梁红玉)

    韩世忠一生戎马,刚直不阿。宋高宗时代,秦桧劝倾朝野,谁不给他拍马屁呀?韩世忠偏不听邪,他是“主战派”,跟秦桧那帮“求和派”水火不相容。死对头,更谈不到巴结逢迎,“世忠与桧同在政地,一揖外,未尝与谈。”秦桧当然也恨他,绍兴十一年,也就是1141年,赵构撑腰,同时削夺了岳飞、张俊、韩世忠等三位大将的兵权。岳飞被害之后,韩世忠曾当面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可是,不服又能怎么样?功勋卓著的武将,往往要毁在心胸狭窄的皇帝和工于权谋的文臣手上。难道这就是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这条“天下之通义”,实在让那些赳赳武夫们心寒呀。(下图:宋朝名将韩世忠)

    据《宋史》交代:“(绍兴)二十一年八月,(韩世忠)薨,进拜太师,追封通义郡王。孝宗朝,追封蕲王,谥忠武,配飨高宗庙庭。”生前荣华富贵,身后无限哀荣,够风光的了。和同时代蒙冤致死的岳飞相比,韩世忠享年63岁,已经不算短寿。与“马革裹尸”的同僚相比,他能安安稳稳地死在自家炕头儿上,自然属于“善终”了。

  韩世忠死了,那么梁氏呢?她的人生结局,流传着三种版本。

  其一,是典型的民间附会——大团圆:韩世忠和梁氏,功成身退,归隐西湖。1151年,韩世忠病逝。不到两年,梁氏也抑郁而终。夫妇合葬于苏堤灵岩山下。此后,宋孝宗下诏竖碑建祠,让他们永远享受人间香火。梁氏故里,也在其出生地,修祠塑像,隆重纪念这位“巾帼英雄”……

  其二,是更加模糊的揣想——被暗杀:金国奸细,在食物中下毒。梁氏痢疾不止,衰竭而死。

  其三,是基于史料的推测——遭袭战死:梁氏协同韩世忠出镇楚州,长年和金军周旋、遭遇。绍兴五年,农历八月,也就是1135年10月,梁氏突然遭到金军围攻,在激烈的肉搏战里,重创小腹。据说,肠子都流出来了,梁氏依然咬牙奋战。她撕下汗巾,紧紧地裹住了鲜血淋漓的小肚子。现在的《英烈夫人祠记》,明显搀进了文学色彩,其中记述道:“敌矢如雨,猬集甲上。梁氏血透重甲,入敌阵复斩十数人,力尽落马而死。金人相蹂践争其首级,裂其五体……”梁氏的首级,被敌军割走,金国人也被这位忠勇的女将深深地震撼了。遗体曝尸三天,随即遣返宋营。“拼合之际,验梁氏全尸。创伤数十,致命者七,皆在身前也。”韩世忠抱住妻子,放声大哭。她心爱的女人,再也不能随他含笑并辔,再也不能为他出谋划策了。(下图:江苏淮安修复的“梁红玉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九十二)的记载,可做参照:“淮东宣抚使韩世忠妻秦国夫人梁氏卒,诏赐银帛五百匹两。”屈指算来,梁氏年仅34岁。史书能为功臣夫人之死,留下几个字,已经相当慷慨了。若非韩世忠赤胆忠心、梁氏战功卓著,能有这种殊遇吗?“青史几行名姓,北莽无数荒丘。”死了,仍被世代传说、天下争颂——这才叫“报国千秋利,忧民万古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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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虱子吞噬的女人 [转帖]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吴小东

  谁能想到,风华绝代的才女张爱玲,晚年生活的中心不是写作,不是研究,不是游历,而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

  据张爱玲遗嘱执行人林式同说,从1984年8月到1988年3月这三年半时间内,她平均每个星期搬家一次。这似乎是夸张,因为这样算下来,张爱玲搬家次数达180多次,可以上吉尼斯世界纪录。但张爱玲给文学史家夏志清的一封亲笔信里,说法更吓人:“我这几年是上午忙着搬家,下午忙着看病,晚上回来常常误了公车。”可以确信,晚年张爱玲即使不是每天都搬家,其搬家频率之高也大大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张爱玲如此频繁地搬家,仅仅是为了“躲虫子”——一种她认为来自南美、小得肉眼几乎看不见、但生命力特别顽强的跳蚤。她随身携带着简易的行李,只要在栖身处发现跳蚤就马上离开。1991年,她在给朋友的信中说:“每月要花两百美元买杀虫剂”,“橱柜一格一罐”。

  谁都看得出来,这是一种强迫症,一种病态。

  17岁时,张爱玲就说过:“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衣袍,爬满了虱子。”一个正当青春年华的女孩子说出这样的话,想来令人恐怖,不幸的是一语成谶。张爱玲的一生,正是与“虱子”战斗的一生。

  张爱玲很早就看到,穿梭于俗世繁华中的男男女女,华丽的外表下包藏着人性的暗疾,灵魂中蛰伏着一只只微小却执拗的“虱子”,贪婪地、不动声色地啃啮着真性情。《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明知范柳原不会把她当作唯一的爱,但为了嫁个体面的富家子弟,不得不拿残余的青春作最后一搏;《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在无爱无性的婚姻中消磨了一生,导致心理变态,以摧残儿女的幸福为乐事……贪欲使她们没有勇气和力量清除内心的“虱子”,眼睁睁地看着它们繁衍、长大、蔓延,直到将鲜活的生命吞没。

  张爱玲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与作品人物的关系有两种:同构或超越。张爱玲属于前一种。她本人和她笔下的人物具有惊人的同构性,她内心深处情与物、灵与肉的挣扎,比她笔下的人物还要剧烈和悲惨。

  张爱玲有一句坦率得近乎“无耻”的名言:“出名要趁早。”那是1944年,有人劝她不要在当时上海一些与日军和汪伪政权有染的刊物发表小说,她的回答是:“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1944年是什么年头?多数中国知识分子、作家蜗居于西南,有的做学术积累,有的投身抗战宣传,有的默默写作,连张爱玲所崇拜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寄寓重庆,在作品中显示出抗战倾向。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而张爱玲却迫不及待地要“出名”,而且理直气壮,洋洋自得。

  张爱玲从小就要“做一个特别的人”,让大家“都晓得有这么一个人,不管他人是好是坏,但名气总归有了”。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张爱玲的祖父是清末“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佩纶,外曾祖父则是名满天下的清朝名臣李鸿章。

  然而人生是诡谲的,一个人太想得到一样东西,上天倒不一定让他得到。张爱玲可以“趁早”出名,但不一定能“痛快”。

  1949年,政权易手,上海文坛的“传奇”时代结束。3年后,张爱玲远走香港。迫于生活压力,这个出身簪缨望族,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秧歌》和《赤地之恋》,后者张爱玲本人也承认是在美国驻香港新闻处的“授权下”写的,连“故事大纲”都被拟定,写作时还有他人参与。这样粗糙的文字,难道是由张爱玲那只高贵得几乎不染纤尘的手写出来的吗?

  《秧歌》和《赤地之恋》出版不久,1955年张爱玲到了美国,很快与一个叫赖雅的比她大29岁的美国剧作家订婚。而赖雅却是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坚定到不允许旁人说一句共产主义的坏话,捷克****领袖是他的好友。有人会说,婚恋是婚恋,写作是写作,但联系张爱玲前夫胡兰成的汉奸身份,这些现象至少可以说明一个事实:张爱玲的人格和写作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分裂。****也好,小资产阶级也好,都与她无关,她真正关心的是自己的生存。既然发表作品可以乘机出名,那就快快发吧,哪怕发表的地方不那么干净;既然写反共小说可以赚钱,那就写吧,反正天高皇帝远,****也管不到这里;既然赖雅那么有才华,在美国文艺界又那么有号召力,人也不坏,他相信共产主义有什么关系?年龄大点有什么关系?此后,在生活的压力下,张爱玲还在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做过中共术语研究,主要工作就是收集当年中共言论中的新名词,这不免令人匪夷所思。一边是《红楼梦魇》,一边是中共术语,也许只有张爱玲才能在生命中书写出这样的“传奇”。

  有人说张爱玲毕竟是女人,不懂政治,没有政治敏感,但1945年日本即将投降之际,上海召开“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通报上列出张爱玲的名字,她马上表明了拒绝的态度。

  一个人迫不得已时可能会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但到了张爱玲这个地步,也真够可怜的了。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与胡兰成的婚姻,不用说是一场孽缘。胡兰成是够下作的了,与张爱玲结婚不到半年,就在武汉与一个姓周的护士如胶似漆;当张爱玲追到温州质问,他又已经与一个叫范秀美的当地女子同居。人们常怪胡兰成给张爱玲造成了太多不幸,但问题是为什么张爱玲偏偏“碰”上了胡兰成?

  世间没有偶然的事。不管张爱玲多么“高贵”,胡兰成多么下作,他们在人格上其实是有相似之处的。胡兰成卖文(任敌伪报纸主笔),张爱玲也卖文;胡兰成没有原则,张爱玲也没有原则。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原则是能出人头地,尽享浮生的繁华与荣耀,只不过胡兰成确实更下贱一些。

  在美国,最令张爱玲引以为自豪的写作遭遇毁灭性打击。一部部作品写出来,一部部被出版社拒绝,为此张爱玲不知流下了多少羞恨交加的眼泪。绝望之中她只好为香港电影公司写剧本以谋生,甚至着手写作《张学良传》。她终于发现,她并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红”的天才。其实,20世纪40年代她在两年内从一个因战争辍学的大学生一跃而成为上海最有名的作家,是与上海“孤岛”时期的特殊形势分不开的。艺术和人生的“传奇”,并不能到处复制。没有原则的人,看上去忙忙碌碌十分主动,其实是被动的,路越走越窄,人生越来越暗淡。胡兰成、张爱玲都是如此。而一个作家,如果没有一颗博大的心灵和日益坚实的信仰体系,必然一步步走向枯竭。

  夏志清先生曾建议张爱玲多接触美国社会,然后以美国生活为素材进行创作上的突破。但张爱玲孤傲又软弱,无法融入美国这个早已现代化了的社会。她的生活越来越封闭,最后把自己关起来,有人给她打电话要事先写信预约,她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

  在张爱玲的性格中,有一种寒意沁人的真正的冷。她不像其他女人一样喜欢小猫小狗,对唯一的弟弟也冷眼相看。即使和她最亲密的人如好友炎樱、姑姑也锱铢必较,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对于社会,她也没有多少了解的欲望,一次她坐人力车到家要付车夫小账,觉得非常“可耻而又害怕”,把钱往那车夫手里一塞,匆忙逃开,看都不敢看车夫的脸。有一次空袭后,她和朋友在街头小摊吃萝卜饼,竟能对几步外穷人青紫的尸体视若不见。

  张爱玲出身于贵族之家,父亲是一个封建遗少,性格乖戾暴虐,抽鸦片,娶姨太太,母亲是曾经出洋留学的新式女子,父母长期不和,终于离异。后来父亲续娶,张爱玲与父亲、继母关系更为紧张。有一次,张爱玲擅自到生母家住了几天,回来竟遭到继母的责打,然而继母诬陷张爱玲打她,父亲发疯似的毒打张爱玲,“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下,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然后父亲把张爱玲关在一间空屋里好几个月,由巡警看管,得了严重痢疾,父亲也不给她请医生,不给买药,一直病了半年,差点死了。照她想,“死了就在园子里埋了”,也不会有人知道。在禁闭中,她每天听着嗡嗡的日军飞机,“希望有个炸弹掉在我们家,就同他们死在一起我也愿意”。

  在这种阴沉冷酷的环境里长大,青春期遭受过如此残酷的折磨,心理上不发生一些畸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张爱玲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恐惧和怀疑,在心里筑起一道坚硬的屏障,把她与世界隔开。“人是最靠不住的”,是她从青春磨难中总结出来的人生信条。冷酷无情、杀机四伏的家庭,在张爱玲的心灵里种下了一只阴郁的“虱子”,成了她一生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的急功近利,她的冷漠世故,她的孤僻清高,都与此有关。

  曾有人问海明威“作家成长的条件是什么”,海明威说是“不幸的童年”。这句话对张爱玲是适合的。但海明威的话只说了一半。如果一个作家成年后,仍不能逐渐超越早年不幸所造成的人格缺陷,这种不幸则可能将作家毁掉。张爱玲终其一生没有完成这种超越。这个曾经风光无限的女子,就像她笔下众多女子一样一步步走向没落,走向凋零。她与胡兰成那真真假假躲躲闪闪的恋爱,怎不让人想起委曲求全的白流苏?当她在枯寂荒凉的公寓中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白天黑夜,怎不让人想起那“一步步走入没有光的所在”的曹七巧?

  在生命中的最后20年,张爱玲呈现出越来越显著的心理疾病。她对人越发冷淡,生活日益封闭,家具、衣物随买随扔。她其实是以这种方式,来摆脱内心的空虚与枯寂。

  而多年来一直潜伏在心里的“虱子”,此时终于变成实实在在的客体,来向她发动最后的攻势了。在洛杉矶的最后23年里,为了躲避这种令她触之丧胆的小东西,她在各地旅馆辗转流徙,随身只带几个塑料袋。在搬家中,财物抛弃了,友人的书信遗失了,甚至花几年心血完成的《海上花》译稿也不知所终。去世前4个月,她还写信给林式同,说想搬到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或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这两个地方都是沙漠,也许她以为在沙漠里可以摆脱被虱子咬啮的苦恼。

  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7天后才被人发现。屋里没有家具,没有床,她就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一个曾经无限风光的生命以一种最凄凉的方式凋零。我常常想,张爱玲弥留之际,有没有想到晚年躺在床榻上的七巧?是否也懒得去擦腮上的一滴清泪?

  她以一双早熟的慧眼洞彻了人性的弱点和世间的荒诞,并以生花妙笔展示给世人看,但她没有足够的光芒来穿透黑暗,驱散心灵中的“虱子”。“生命是一束纯净的火焰,我们依靠自己内心看不见的太阳而生存。”一位外国作家如是说。但张爱玲心里没有太阳。她的生命正如她所说,是“一袭华美的衣袍”,这衣袍曾经光艳照人,风情万种,但最终还是被“虱子”吞没了。这是怎样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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