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风格切换切换到宽版
  • 106869阅读
  • 2117回复

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上一主题 下一主题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15楼 发表于: 2009-08-23


从历史角度看中日关系! [转帖]


历史是一个沉重的话题,特别是看中国近代史,心情极其压抑。但是不了解历史,就不能理解现存的国际政治秩序,就不能预测和规划未来。 所以我常常默默的翻阅那一篇篇沉重的历史。对于中日的历史史实我这里只是简约的说一下,不对的地方大家请指出。起个话题,算是抛砖引玉吧。
在中国的对外关系中,日本,印度是两个不稳定的因素。西南的印度和中国的领土纷争相对平静一点,而中日东海划界,钓鱼岛主权的纷争比较激烈。日本作为美国对中国实行围堵的第一岛链中最重要的一环,与中国有太多的历史恩怨,也有现实的领土领海纠纷。中国要实现崛起,要走向太平洋,走向世界,始终绕不过日本这一关。日本是中国的近邻,一衣带水,经济往来频繁,对日本的研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作为亚洲有重要影响力的两个大国,中日有很多相似之处,又有巨大的差别。从历史上看,从东汉开始到明朝一千多年的时间内日本在都是走在中国的影响下,从饮食习惯,文化,意识都有很多来自中国的印记(这个时间大致是公元一世纪到公元十六世纪)。 但是日本只是在模仿,而没有充分吸收中华文化的精髓。表面的彬彬有礼掩不住内在的焦躁、贪婪。
从明朝起,日本开始不断袭扰中国海疆,这就是倭寇。而在此时,欧洲正经历着资产阶级革命,欧洲摆脱愚昧逐步走进工业化时代。 中国此时正处于满清王朝的统治下,短暂的繁荣后,所谓的【康乾盛世】带来了统治者的自大和愚昧,闭关锁国,不思进取。当英国等西方列强的炮舰打破中国的国门的时候,腐败的大清统治者只会委曲求全,用割地赔款来换来苟且偷安。 而在此时美国的军舰也闯入了日本,在炮舰的逼迫下美日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1854年),被迫开港贸易。西方国家的思想,科技,文化随着商品几乎同时进入了亚洲这两个封建腐朽闭关锁国的国家。
走出去的日本人福泽谕吉,写了一本书【西洋事务】,系统的介绍了西方的思想和科技,引发了日本变革的思潮,(1889年)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目光转向了西方,开始向西方学习。但是随着明治维新的推行,日本把目光投向靠殖民主义和工业化起家的西方国家,一厢情愿的想要"脱亚入欧",委身欧洲列强。他们在西方世界没学会民主和自由,却把列强的起家本事学到了,一步步走向殖民扩张的道路。
甲午海战(1894年)日本战胜了满清,逐步从清朝的庇护下,抢占了朝鲜半岛。以朝鲜为跳板开始逐步蚕食中国。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和科学虽然也进入了中国,但是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中国失去了一个很好的发展阶段。孙中山的资产阶级革命虽然取得部分的成功,但是不彻底,没有带来中国的强大和崛起,而趁民国年间中国军阀混战,各自为政的时候,日本迈出了吞并中国的第一步,占领东三省(1931年)。
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灾难深重,有识之士忧国忧民,也把目光投向了西方,思考救国的良策。中国的北方近邻俄国的十月革命,为中国带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相结合,成了中国人的强有力的武器。中国****的走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1921年)。
日本的侵略扩张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苏联的参战,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日本走向了穷途末路(1945年)。 随着二战硝烟的散去,战败的日本匍匐在美军的铁蹄下。美国及其盟国对战犯进行的审理,从国际法的角度明确了日本一系列对外战争的侵略性。制定了限制日本军力发展的宪法。
按理说,经过战争摧残的日本将是在很长时间内难以恢复元气。但是世事难料,朝鲜半岛的战争(1950年),中美的参战,战争规模的扩大,却为日本经济的重新崛起注入了能量。因为日本战略位置的原因,日本成为美军进行朝鲜战争重要的补给地,大量的军需品都是在日本制造的,给战后日本经济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
二战后埋头发展的日本经济迅猛发展,大有赶超美国之势,美国联合欧洲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1985年)。汇率一升一降,几年间日本的经济成果,被美国人打劫大半,伤其元气。此时的中国打开了国门,改革开放之风盛行,依托中国的广大市场,日本逐步走出困境,经济有很大改观。军国主义蠢蠢欲动,靖国神社战犯仍在,一个不思悔改的日本仍是亚洲人民的一块顽疾。
日本是世界上军费开支最大的国家之一,一年军费开支预算约 为416亿美元
日本防卫厅2007,1,9日正式升格为防卫省。法新社说,这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日本建立的首个内阁级别的防卫机构。 日本共同社网站分析说,随着防卫机构职能的提升以及海外行 动得到"松绑",日本的安保政策迎来新转折点。
日本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作为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履行这一规定,日本不保有陆海空三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但是,近年来,一些日本政要竭力主张将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修改宪法第九条。 日本政要推动修改宪法第九条的动作。日本大力提升军事组织 级别,不断增强军事实力,并一再强调自卫队要走出国门的举 动,必然会引起曾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亚洲各国人 民的忧虑和警惕。
最近日本对朝鲜发射"卫星"一事表明日本政府的立场,还将 就打击索马里海盗问题和中方交换意见并寻求合作。鉴于海上 自卫队护卫舰最快将在本月内开始对日本相关船只进行护航, 日方还希望能与中方就互通情报等合作事宜进行探讨。
一句话:日本在逐步摆脱战后的宪法限制使用武力的约束,为动武解决争端打开通路。
中日走入21世纪,两国为东海划界和钓鱼岛主权的归属剑拔弩张。历史还会重演吗?
安思危本不是坏事,但是日本一味想再次走上武力扩张的道路,对亚洲和世界来说,不是一件好事。
日本对于亚洲各国心存戒备,不去反思历史,只是如惊弓之鸟,对亚洲的风吹草动,如临大敌,不断强化日美安保,不断部署反导系统,对中国军力的发展,不是客观分析,而是一味的宣扬中国威胁论。
随着奥巴马的上台,美国单边政策的悄然转变,日本对于美国的战略来讲,越来越会显得无足轻重。
也许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国际话语权的加重,中美关系的深化,相互的谅解的达成,中日钓鱼岛问题将可以通过谈判和平解决。 狭小的国土,贫乏的资源,日本的战争潜力对中国而言是无法相比的。所以战争对于日本将是得不偿失的事。 钓鱼岛对于中日是大事,对于美国却是小事,一旦中美之间的战略意义超过美日,钓鱼岛问题极有可能成为美国废弃的棋子被美国丢弃,师出无名,欲战不能的日本面临的也只有谈判。
也许日本从内心只害怕美军,不服气中国,对于日本海上的军 力很自信,但是可惜日本身在东亚,相邻而居,中国庞大的经 济,众多的人口,辽阔的国土,和中国军事实力的长足发展却 是日本不得不面对的,打胜一个战役容易,打赢和中国的战争却是难以想象的。也许谈判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有效的途径。
总而言之,随着西方金融危机的加深和日本经济的持续恶化, 日本也许会反思过去脱亚入欧的政策的正确性,而在亚洲日本 不得不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日本经济很强大也很脆弱,中日经济的互补性也很强,中日和 则中日共赢,如中日反目,新仇旧恨并发,中国必将全面打压 日本,则是日本的灾难。
战争对于习惯安逸的中国人来说,也许是好事,也许能再次激发中国人的血性和雄心,也许一个国家的崛起的确需要一场战争的洗礼。!!!
和谐中国,和谐世界是我们的理想和追求。但是为了中华民族的真正崛起也许更要敲响战鼓。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奋发图强的中国必将重新书写世界历史的灿烂篇章。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16楼 发表于: 2009-08-23

邓小平胡耀邦支持报道三张弃权票 [转帖]


  
  作者:陈煜、钱跃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2年,三张弃权票,折射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民主进程。

  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在表决通过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第一次出现了3位代表投弃权票的现象。

  新华社记者李尚志要求对此如实报道,他认为这能反映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也尊重新闻的真实性,但大会秘书组同志有些担心和反对。

  与会的邓小平、胡耀邦、杨尚昆得知后,对记者的做法表示赞同。

  事件的亲历者李尚志,曾在《时代潮》2003年第2期上撰文《全国人代会第一次弃权票的“新闻风波”》,回忆了这段难忘的经历——

  “嗬,新闻记者在舌战群儒哩!”当我们正和会务组同志争论不休时,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长杨尚昆从大会主席台上来到这里。他笑问道:“你们在讨论什么事情?可以说给我听听吗?”

  “记者觉得3张弃权票可以写入大会消息稿中去,我们觉得这样写欠妥当。”一位副秘书长笑着回答,并把他们不同意写的理由述说了一遍。

  “新闻记者同志,你主张写进消息的理由是什么呀?”杨尚昆同志问我。

  这时,大会副秘书长、新华社社长曾涛也来到会务办公室,他在听我陈述意见时一直笑着频频点头。

  “记者的理由是很充分啊。”杨尚昆笑着问曾涛:“你的意见如何?”

  “我作为他们的社长,当然赞同和支持记者的意见。”曾涛毫不含糊地回答。

  “哈,两种意见都有道理。我看这样吧,小平、耀邦同志都在休息室里,咱们还是去请他们裁决吧。”杨尚昆同志说。

  我们来到另一间休息室,向邓小平、胡耀邦同志汇报了情况。胡耀邦爽快地说:“记者的意见好嘛,我看3票弃权可以写入新闻报道中去!”小平同志也笑着点头。

  一场“新闻风波”就这样解决了。

  出了休息室,我立即动手在消息稿中恢复了3票弃权的内容。

  第二天——1982年12月5日,全国各报均在头版头条位置刊登了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新宪法的消息,这条消息中有这样一段报道:

  下午5时45分,大会执行主席习仲勋宣布:根据总监票人报告,有效票3040张,其中同意票3037张,反对票没有,弃权票3张。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由本次会议通过。这时,会场里响起热烈掌声。

  出乎意料的是:这段文字,在国内外舆论界引起了很强烈的反响,境外许多媒体都把它作为一种衡量“中国在邓小平先生领导下,改革、开放、建立民主政治的生动体现”来看待。

  从此,党和国家召开的一些重要决策会议,特别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常委会讨论、审议、通过一些重大事项时,若有不同的意见,在新闻报道中都有所反映。

  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召开,使一个标志性的关键词第一次扬名: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17楼 发表于: 2009-08-23


 我的父亲博古  [转帖]

 

  关昕

    博古,原名秦邦宪,1907年6月24日生。他性格沉静,喜读古文,1921年考入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门学校纺织科。在校阅读进步书刊,议论时政,向往革命,思想活跃。后往苏联留学,回国后任中共中央领导人,曾同周恩来、叶剑英参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46年4月8日由重庆飞延安时,因飞

  机失事在山西兴县黑茶山遇难。

  年轻的总书记

    我父亲博古,原名秦邦宪,乳名长林,字则民。1907年6月24日(农历五月十四日)出生。父亲祖籍江苏无锡,却出生于浙江杭州。因为我爷爷秦肇煌一直在浙江做官,曾做过几个县的统捐局局长,相当于现在的税务局局长。辛亥革命以后,爷爷担任过一段时间的律师,后因患肺结核回到无锡老家。父亲9岁时,爷爷去世。父亲是长子,有一个弟弟秦邦礼(后改名杨琳),曾担任对外经贸部党组书记、副部长,是香港华润公司的创始人,但文革中受迫害致死。父亲还有一个妹妹叫秦邦范。

  父亲是北宋著名词宗秦观的第32代孙。秦观本是高邮人,但南宋时,其后人迁居无锡,包括“河上秦”和“西关秦”。秦家历代科举联翩,簪缨不绝,仅明清两代,就出了进士32人。父亲属于“西关秦”,而“西关秦”的始祖是秦金,也就是父亲的十五世祖,号称“九转三朝太保,两京五部尚书”,可算“位极人臣”,大名鼎鼎的无锡“寄畅园”就是他开创的。

  寄畅园又名“秦园”,是江南四大名园之一,四百多年来一直是秦家祖业,1952年才献给国家。明正德年间,我祖秦金得到寄畅园,将其扩建为花园,取名为“凤谷行窝”。秦金死后,曾任湖广巡抚的后人秦耀将其改名为“寄畅园”。清朝康熙、乾隆祖孙两帝分别六次下江南,每次到无锡均由秦家接驾,住在“寄畅园”。乾隆认为“江南诸名胜,唯惠山秦园最古”,且“深爱其幽致”,因此还特地命高手,将其绘图带回北京,在清漪园(现在的颐和园)万寿山东麓仿建一园,命名为“惠山园”。

  虽然祖上很风光,但到祖父一辈已经衰落。加之父亲是革命者,很年轻就出了远门,戎马倥偬一生,39岁就遇难,没有时间去考证祖先的历史。再加上父亲一直被批判犯了“左倾”错误,我们“夹着尾巴做人”,更不敢去考证祖上这些“封资修”的东西,所以祖上的事迹,直到最近才开始披露。

  父亲五六岁时,进私塾秦氏公学受启蒙教育,后来进入无锡东林小学,再后来进江苏省立第三师范附小。与父亲同时上学的还有叔叔,他只比父亲小一岁。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里实在供不起,父亲为能尽快工作支撑家里,14岁考入苏州江苏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而叔叔没有继续上学,去钱庄做了学徒。

  孙中山去世时,父亲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当时恽代英到苏州宣传三民主义,父亲与他一起在苏州组织了一次追悼会。在此之后,父亲加入国民党,参加国共合作。同时,他还参加了“中国孤星社”、“锡社”等进步团体,还曾做过“锡社”苏州委员会负责人。在此期间,他在《无锡评论》、《无锡新闻》、《血泪潮》等报纸杂志发表了很多署名则民的文章。

  1925年,父亲从苏州工专毕业,考入上海大学。上海大学不收学费,由国共合办,很多****员在那里工作或教书,包括恽代英、瞿秋白,瞿秋白还是社会系主任。一年后,父亲经顾谷宜介绍加入****,被派到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宣传处工作。

  1926年10月,由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推荐,经过中国****批准,父亲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留学苏联时,父亲取俄文名字БОГУНОВ,中文音译“博古诺夫”。后来父亲就用“博古”作为名字。在苏联,第一年主要学习马列著作和俄语。出国前,父亲不会俄语。据一些与他一同留学的叔叔、阿姨讲,他到莫斯科两个星期就精通俄语,且还能流利地翻译。有人还说是一个星期,但我觉得这有点夸张。

  父亲在1930年5月回国,先后担任中国****的高级职务,直至遵义会议被免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

  遇难

  1946年4月7日,母亲(张越霞)跟我说,明天你父亲就回来了。当时,父亲以中国****代表身份在重庆参与修改宪法草案,已经一个多月了。第二天,我跟着母亲去延安机场接他。当时机场人很多,五大书记都去了,只有周恩来不在,还有很多领导和群众。

  大概下午两点,我们听到天上有轰隆隆的声音,大家都说,来了,来了,但看不见飞机。那天天气很不好,下了小雨。半个小时以后,就听不见声音了。大家说,可能因为天气不好,降落不下来,可能飞到北平、西安或回重庆去了,等天气好了再过来。

  后来我看到杨尚昆叔叔的《杨尚昆回忆录》记载:4月9日凌晨,美军联络组给杨尚昆打电话说,这架飞机没有回西安,也没有回重庆,失踪了。9日、10日,美军要派两架飞机到边区一带搜寻。杨尚昆叔叔当时是中办主任,把此事向中央领导汇报,中央领导要求给各边区发电报,找一下有没有飞机迫降或失事。

  2005年,我去山西兴县黑茶山,那是座2400米的高山,山下有一个庄上村。我采访到一个叫张根儿的老人,当年他是民兵队队长。他给我讲:1946年4月8日那天,黑茶山天气很差,山上下雪山下下雨。那天下午听到山上响了大炸雷似的声音,可能是飞机撞山的声音,都不知道怎么回事。雨停了后,村里一些年轻人上山,看到有一架失事飞机,还着了火。他们回来后向党支部汇报。当天晚上,村干部开了会,因为敌我不分,决定第二天一早8点上山把那些遗体掩埋了。晚上12点多,一个县里的同志来到他们这里说,接到晋绥分区的通知,有一架坐着我们党领导人的飞机失踪了,现在中央让我们寻找。他这样说,把这个民兵队长吓出了一身汗。如果他不来说这事,第二天上山就把这些人掩埋了。跟县里汇报后,县里的同志就说好吧,明天一早上去看看。

  第二天上去,捡到了一个椭圆形的印章,已经烧得一塌糊涂,但“中共重庆办事处证章”的字样还能辨认出。还捡到两个图章,一个秦邦宪的,另一个黄齐生的。这样就定下是父亲他们乘坐的飞机。县里赶快向分区汇报。晋绥分区知道后,谭震林等人骑着马就过来了。后来继续找,发现飞机上乘机人员名单,有博古、王若飞、邓发、叶挺、叶挺夫人李秀文、叶挺女儿叶扬眉(11岁)、叶挺儿子叶阿九(3岁)、王若飞之舅父黄齐生(69岁)、黄齐生之孙黄晓庄(21岁)、十八集团军参谋李少华(29岁)、王若飞的随从魏万吉(24岁)、博古的随从赵登俊(24岁)、阿九之保姆高琼(16岁)。另有美国机组人员兰奇上尉(C.E.Lange)、瓦伊斯上士(Dallas Wise)、迈欧(M.S.Maier)、马尔丁(E.R.Martin)四人,死难人员共计17人。他们赶快回晋绥分局,向中央发电报说,找到了,机上17人全部遇难。

  老人回忆说,当时情况非常惨,比较完整的遗体有三具。后来,晋绥分区陆陆续续来人,辨认遗体。怎么辨认出父亲呢?因为他高度近视,常年戴眼镜,脸颊上有戴眼镜的痕迹,就断定是博古。黄齐生因为遗体上有白胡子根茬,只有他岁数最大,就断定是他,剩下一个是邓发,在代表团里只有他们三个个子比较高。还有一个比较完整的是叶阿九,他的遗体挂在树上,肠肠肚肚都刮出来了,但遗体还比较完整。最惨的是四个飞行员,肢体不全。后来,陆陆续续找出法币、金条、还有些散落文件,有十多麻袋。当时三个人捡到金条,包括村长,就把金条私吞了。有人看见反映出来,最后审问他们三个,村长交出了金条,受到处分,另外两个是别的村的,具体怎么处理不清楚。张根儿在这件事中成了模范,给他的奖励是肥皂毛巾。

  因为山上是原始森林,没有路,后来就砍树做了简单担架顺着山滑下来。那个地方现在都还没有路,甚至大树砍下后也只有滑下来,年长日久滑出一条沟来。遗体下来以后,放在岱王庙。4月12日,在那里开了追悼会,成为第一个开追悼会的地方。有2000人参加,场面很感人,妇女带着孩子去上供,有的老乡把自己的棺材贡献出来装遗体。

  然后把遗体运到岚县去,那里有飞机场。路上场面很感人,有些路很狭窄,只能一个人过,就背着棺材爬,后面的人都能顶着前面人的屁股。虽然是晚上运,但沿途经过每个村都有老乡带着供品、灵幡来祭拜。13日到岚县,开了5000人的追悼会。到延安时,参加接灵仪式的有三万多人。4月19日,延安召开追悼会,举行公祭公葬大会,五大书记题词,也是三万人参加。

  除了延安,在重庆也开了追悼会,国民党的于右任、孙科、冯玉祥、张澜都题词了。甚至在马来西亚的新洲,即现在的新加坡也开了追悼会。

  延安追悼会结束后下葬时,母亲让我给父亲跪下磕头,我没有磕。因为六岁孩子对死不懂。我看是个土包,心想给土包磕头干什么,并不知道里面埋的是父亲,即使母亲告诉我也不相信。后来母亲打了我,我最后跪下,但头还是没磕。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2005年去黑茶山,我就给父亲鞠了躬。

  家事

  父亲去世时,**六岁。他给我的印象就是废寝忘食,我睡觉的时候看不到他,醒来的时候也看不到他。父亲休息时与我玩,由于他笑声大,我就叫他“母鸭子”。后来有些叔叔阿姨给我讲过,说在延安,灯灭最晚的只有两户,一个毛泽东,因为他是夜里工作,习惯了;另一个是我父亲。作为单位来说,清凉山是灭灯最晚的,因为既有《解放日报》又有新华社的编辑,他们是倒班工作的。第二天早上单位摇铃叫早班的起床,父亲也跟着起来了。吃饭的时候,他吃小灶,报社人员吃饭都在山下,山上没有食堂。小灶一般是炊事员送上来,但父亲忙工作吃不了,有时炊事员要把饭拿到山下去热了再拿上来他才吃。

  由于废寝忘食,后来他的心脏有点变形。医生跟他说,你要注意休息,他还是没有。后来我看到他的笔记后,我就理解了,一是因为他对党的事业只争朝夕,二是他觉得自己犯了错误,今后再努力工作也没法赎回他的罪过。

  父亲从工作中挤出时间作翻译工作。他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特别是《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的基本问题》一书,在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我与父亲长得很相像,我找到父亲1912年的全家福,当时他五岁。在延安时,我们三个孩子与父母亲也拍了全家福,这是唯一一张父亲与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那时我也是五岁。这两张照片一对比,发现我们之间非常像。姐姐都说,活脱脱的,你最像。甚至前几年为父亲塑像时,他们就以我作模特来塑。

  由于父亲整天忙于工作,对我们关注不多。我们家六个孩子,其中两个不知道生日,两个的名字都叫秦钢(大哥、二哥),三个(大哥秦钢、大姐摩亚、三姐吉玛)没见过父母。我和二哥秦钢,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我的是自己瞎编的。二姐新华,是新华日报创刊那天生的,本来《新华日报》是1938年1月11日创刊的,但她自己弄成了11月1日,到现在,她生日还是没改过来。三姐吉玛生在苏联,原来日期也不对,后来去苏联保育院找到她的出生证明,但她身份证上的生日还是没更正过来。

  我是张越霞亲生的,其他五个哥哥姐姐都是前妈刘群先的孩子。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六个中有三个都散落在各地,解放后才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大哥秦钢出生在上海,出生后就送回无锡奶奶家了,后来跟着叔叔杨琳去香港、广州。大姐摩亚也出生在上海,但未满月就送到无锡她姨妈家,13岁时,一个商人骗说带她去重庆找妈妈,她瞒着姨妈跑到重庆,却成了商人家的小佣人,直到重庆解放后,她偷偷给无锡姨妈写了一封信,才找到她。三姐吉玛在苏联出生后,群先妈妈就去世了,三姐一直住在苏联国际孤儿院,直到1950年回国。见过父母亲的就是二哥、二姐和我。两个秦钢,一个是大哥,一个是二哥。因为大哥生下来被送到无锡奶奶家,父亲因为忙于革命工作,后来把他忘了,所以二哥出生还给他取名叫秦钢。

  父亲很孝顺祖母,但他只在1932年临去瑞金以前,回无锡看过奶奶,跪在奶奶面前辞行,母子俩泪流满面,这以后就再没有去看过。甚至后来他在南京那么长时间,也没有去看奶奶。到延安,父亲准备在安定以后,接奶奶到延安,但又怕老人家过不习惯,因为延安与江南气候差异很大,一直没有敢接。

  父亲遇难后,叔叔怕奶奶过于悲痛,一直未把父亲牺牲的情况告诉奶奶,奶奶一直翘首盼望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后来在广州,奶奶病重时,叶剑英去看望奶奶。奶奶就问,长林为什么不来看我?叶剑英就说,长林是领导人,工作忙。因此,直到1950年奶奶临终前还在喊:“长林在哪里?为什么不来看我?”我感觉,父亲一心一意为了他所说的“创造真善美的社会”而奔波,虽然经历坎坎坷坷,其理想信念始终没有动摇,一直到死。

   (摘自 《先锋国家历史》2008年第20期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18楼 发表于: 2009-08-23


“五四”运动要求惩办的三个亲日派的结局[转帖]

 

1919年5月4日,北京13所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代表冲破军警阻挠,云集天安门,打出“还我青岛”、“收回山东权利”、“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废除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并且要求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和章宗祥。这3个人都有什么罪行?他们的最后下场怎样?

曹汝霖

曹汝霖,字润田。原籍浙江,生于上海。幼年入私塾,18岁时,考中秀才,后入汉阳铁路学堂就读。1900年赴日本留学,鼓吹君主立宪,反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后就读于早稻田专门学校、东京法学院(中央大学前身),日本中央大学法律政治科毕业。1904年归国,参加留学生考试时获第二名,成为当时有名的洋翰林,为能干的“知日”专家之一。曾任法律馆纂修官、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1905年曾被西太后和光绪召见。后又任宪政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1911年春改任清政府外务部副大臣。
中华民国后,1913年袁世凯指派其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1913年8月任外交部次长。1915年1月参与同日本公使谈判“二十一条”。1916年4月任交通总长,后兼署外交总长,并任交通银行总理。1917年7月任段祺瑞内阁交通总长。次年3月兼任财政总长。曾两次向日本大宗借款。1918年秋,不惜丧失山东铁路主权,又向日本借款。他依仗在交通、财政方面所据要职,成为新交通系首领。
1919年,北京学生发动五四运动。这天上午,大总统徐世昌设午宴,替章宗祥洗尘。由陆宗舆、曹汝霖等作陪。得知学生游行的事后,曹汝霖和章宗祥同乘一辆轿车驶出总统府到达东单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游行学生游行到曹汝霖住宅,由于曹汝霖已躲开,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在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下,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6月10日将三人免职。
游行学生到曹汝霖家后,曹汝霖先已潜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一天后又躲进同仁医院,不放心,不久又搬到北海团城(当时团城由京绥铁路局管辖),闭门谢客。1919年冬,他又一次避到天津德国租界居住。赵家楼修葺后,全家搬回北京仍居此处。但曹仍以天津居住为多。1922年,他于灯市口同福夹道又盖起一座新楼。后他又搬到天津,同福夹道宅寓则租给丹麦公使作为公使馆,只留下后院供家人用,1937年始将此处卖掉。这期间他任井陉正丰煤矿公司董事长。1928年后,他寓居青岛。
抗日战争时期,曹汝霖又依附日本当了汉奸,任新民印书馆董事长、“中日恳谈会”会长、伪华北临时政府最高顾问、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迁居上海,先被短暂囚禁,后释放。1949年去台湾,后去日本、美国。著有《一生之回忆》。1966年8月病死于美国底特律。

陆宗舆

陆宗舆,字润生,出生于浙江观潮胜地海宁盐官。其父早年经商。陆宗舆1899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1902年归国,任清进士馆及警官学堂教习、巡警部主事。1905年6月1日参加学务处举行的第一次考验游学毕业生,获举人出身。
1904年4月东北设行省,他管东三省盐务,使盐课(税)年收入从50万两白银激增至160余万两,受到清廷召见和赏识。
1906年冬,随载泽出国考察宪政,为二等参赞,得徐世昌的赏识。1907年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1908年升候补四品京堂。1909年进京任宪政编查馆馆员。1910年10月,被选为资政院议员。1911年秋任交通银行协理、印铸局局长。武昌起义后,任清政府度支部右丞并代副大臣。清帝退位后,转入北洋政府。

1912年任北洋政府财政部次长、袁世凯总统府财政顾问。1913年当选参议院议员。同年12月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驻日公使。1915年初,他由袁世凯派遣,与曹汝霖一起与日方代表谈判,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6月8日,他在日本东京与日本换文批准该条约。

1917年8月,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多次经手向日本借款。1918年4月30日与8月2日,陆宗舆在日本寺内正毅内阁授意下,以中华汇业银行总理的名义代表日本兴业等三银行先后与段祺瑞政府财政总长曹汝霖、农商总长田文烈签订了“有限电报借款”和“吉黑两省金矿及森林借款”合同,共五千万元,将中国有线电报财产收益和吉黑两省的森林金矿资源抵押给日本。
1919 年4月19日,陆宗舆任当时察哈尔龙阳铁矿(今属河北)公司督办。五四运动中,他与曹汝霖、章宗祥同被群众斥为卖国贼。在群众的压力下,1919年6月10日,其官职被北洋政府罢免。

消息传至海宁,海宁县商界、农会、县教育会等发出公开信,怒斥北洋政府“辱士养奸”,于5月13日在硖石召开各界人士万余人参加的大会,大会一致决议开除陆宗舆乡籍,通电全国,使之成了没有籍贯的人。

6月间,海宁乡人又集会决议勒石3块,分立于盐官镇(陆宗舆的出生地)、北门外和镇海塔旁(即观潮胜地海塘边),碑刻“卖国贼陆宗舆”六字。8月16日,北洋政府内务部行文县知事销毁碑石,民众得知电内务部,斥为包庇卖国贼。直至徐世昌任总统下令,三个碑才被强行拆除。

陆宗舆下台后即到天津作寓公。1921年在天津日租界鞍山道建起了3千多平米的豪宅,取名“乾园” 1925年后他曾任临时参政院参政。1927年7月,清逊帝溥仪由张园迁居于此,为取静观变化、静待时机之意,便把“乾园”更名为“静园”。
日本全面侵略中国后,1940年,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陆宗舆被聘为行政院顾问,再次附逆为汉奸,但1941年6月1日即病死于日本。

章宗祥

章宗祥,字仲和,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获明治大学法学士学位。1903年回国后,赐进士出身。在北京京师大学堂任教。曾任法译馆修馆,工商部候补主事、民政部财例局提调,宪论编查馆编制局副局长等职。曾于1905年与董康合译《日本刑法》,并为清政府编纂商法。1909年任北京内城巡警厅丞。曾参与审理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案。宣统二年任法律编纂局编修、内阁法制院副使。

1911年武昌起义后,他受袁世凯派遣随唐绍仪往上海参加南北议和谈判。1912年袁世凯任总统后,他先后任总统府秘书与顾问、法制局局长、大理院院长、司法总长兼代农商总长等职。

袁世凯死后,1916年6月,出任驻日公使,在段祺瑞指使下,与日本政府秘密谈判,出卖国家领土与主权。

1916年9月2日为筹措军费,访晤日本内阁谋士西原龟三,表示北京政府同意以济(南)顺(德)、高(密)徐(州)二铁路由日本垫款修筑及胶济铁路由中日合办为条件,要求日本借款4000万日元。

1916年9月24日,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向他递送处理山东各问题换文,内称:日中合办胶济铁路;沿铁路线日军,除济南留一部分外,余均集于青岛;胶济铁路巡警队本部及枢要车站并巡警养成所内,应聘用日本人等。25日,章宗祥复文称:“中国政府对日本之提议,欣然同意。”9月28日,章宗祥与日本兴业银行总裁小野英二郎签订济顺、高徐铁路2000万日元借款预备合同。
1917年,他与日本正式订立《中国陆军共同防协定》和《中国海军共同防协定》,使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得以以“共同防”为名,控制我东北和蒙古的广大地区。1917年秋,在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段祺瑞的指使下,他一天内向日本签押了三笔共计六千万日元借款,把我国的铁路、矿产及其他权益出卖给日本。对日本政府向我提出的让日军继续占领济南和青岛、控制山东的无理要求,也由北洋政府授权,他在9月24日的复照上表示了“欣然同意”。

1918年6月到9月,北洋政府一共向日本借款五次,共一亿元。1918年与日本订立“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从1916年至1918年,段祺瑞及北京政府公开或秘密地向日本借款总额达五亿日元左右。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游行群众要求北洋政府罢免三大卖国贼的职务。五四当天游行的队伍中,有一面大白旗上写着这样一副“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下署:“学界泪挽遗臭万古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
游行的学生说:把白旗送到他们家里去。

章宗祥被免职后, 湖州各界人民于6月召开大会,宣布开除章宗祥的乡籍,宣告出族。并决议查封其家产,供地方经费使用。
此后,章宗祥于1920年担任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总理、1925 年又担任了北京通商银行总理。1928年后,他寓居青岛。1931年3月应大汉奸王揖唐之邀到北平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1942年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伪电力公司董事长。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迁居上海,以汉奸罪被捕。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著有《东京三年记》、《日本留学指南》、《任阙斋东游漫录》。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19楼 发表于: 2009-08-23


 瞿秋白: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转帖]


所谓“不得不走”,是指1934年的年初,瞿秋白不得不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苏区”;所谓“不得不留”,是指1934年10月,瞿秋白不得不留在“苏区”,而不能随红军“长征”。瞿秋白因了这1934年的不得不走与不得不留,才有了1935年的被捕与被杀。

不得不走

博古中央为何一定要让瞿秋白从上海到“苏区”﹖对这个问题的解答,牵涉到王明、博古们为何能扳倒瞿秋白,夺取中共最高权力。王明1904年生,小瞿秋白五岁;博古1907年生,小瞿秋白八岁。尽管年龄相差并不大,但在中共的代际上,瞿秋白与他们却实在是两代人。当瞿秋白在莫斯科与他们相遇时,在“革命资历”上,他们只能算是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若无强有力的支持,凭他们个人的能力,是不可能扳倒瞿秋白的。直接教唆和支持他们的,是米夫,而米夫的背后,则是共产国际,说得更直白些,是斯大林。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开完后,瞿秋白留下来当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这样,米夫就成了他的顶头上司,两人就有了一种日常性的接触。在中共人士面前,米夫咄咄逼人,不可一世。而瞿秋白也不会真心佩服这个中国问题上的“洋专家”,这当然会令米夫时有不快。有一件事庶几可证明瞿秋白的书生气:在忍无可忍时,瞿秋白曾向共产国际提出撤换米夫的请求。

撤换米夫的请求,当然只能徒然增加米夫对瞿秋白的仇视。米夫除了直接打击瞿秋白外,更要“以华制华”,而他选中的就是自己在中山大学的学生王明、博古等人。

在政治上让瞿秋白出局,这比较容易,开一个会,就能解决问题。但要在思想和理论上彻底清除瞿秋白长期以来产生的影响,就不是开几次会能做到的。这需要较为长期的批判和迫害,尤其需要在政治上予以闲置和抛弃。

本来,米夫、王明们把瞿秋白从政治上踢出局后,就希望他从此销声匿迹,但瞿秋白仍然坚持发言。从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出局,到1934年1月被迫离开上海,这三年的时间里,瞿秋白在党内党外的刊物上,不断发表谈论政治问题的文章。

1933年9月22日,博古中央突然发布《中共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对瞿秋白的批判,同时做出了令瞿秋白离沪赴赣的决定——这样,瞿秋白就不得不走了。

不得不留

尽管瞿秋白极其不愿意离开上海,但博古中央既然有命令,他就不得不执行。
1934年10月,“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有一部分中高级干部必须留下,谁走谁留,成了十分敏感的问题。当时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成了最高决策机构,高级干部的去留问题,由“三人团”决定。瞿秋白虽然早不是什么高级干部,然而,他的去留问题,无疑是博古非常关心的。其时,国民党大军压境,“苏区”危在旦夕,走,是人人渴望的。博古当然不会同意瞿秋白走。“延安整风”时期,张闻天有这样的回忆:“瞿秋白曾向我要求同走,我表示同情,曾向博古提出,博古反对。”手无缚鸡之力,眼有高度近视,肺疾重而血常咯,热不止则风难禁——这就是当时的瞿秋白。这样的瞿秋白,留下,则如鼎鱼幕燕,生之可能性十分渺茫。时任“经济委员会副部长”的吴亮平(又名吴黎平)回忆说,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会议上,毛泽东宣读了“部级干部”随军转移的名单,其中没有瞿秋白,瞿秋白同志去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

吴黎平又回忆说:

……中央局决定不让瞿秋白同志(当时是中央政府教育部长)跟红军走。听到这事以后,我心里很难受。一方面向毛泽东同志说:“这怎么成﹖秋白同志这样一个有名的老同志难道能够不管,要他听任命运摆布﹖”请求毛泽东同志给中央局说说。毛泽东同志说,他也很同情秋白同志。他曾说过,但他的话不顶事。另一方面,我向张闻天同志提出了同样的请求。闻天同志说:这是集体商量决定的,他一个人不好改变。秋白同志自己听到了这决定,精神上甚为不安。我请秋白同志到家里吃饭,这次秋白同志情绪特别激动,喝酒特别多。他说:“你们走了,我只能听候命运摆布了。不知以后怎样,我们还能相见吗﹖如果不能相见,那就永别了……”这是我和秋白同志的最后会面,不料竟成永诀。

不得不死

1934年11月,原属“苏区”的长汀县城、瑞金县城、于都县城、会昌等相继失守。瞿秋白拖着发烧、咯血和浮肿的身体,随“留守”人员昼伏夜出、东奔西突。1935年2月下旬,在福建省长汀县水口镇被国民党地方武装保安团捕获。瞿秋白先是被囚在上杭监狱,后被押解至驻长汀的36师师部。被捕之初,瞿秋白伪称名叫林琪祥,赴闽访友,“不幸被匪掳去”。5月上旬,身份暴露。6月2日,蒋介石发来密电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6月18日,瞿秋白被36师“就地枪决”。

瞿秋白是被王明团伙把持的中共所抛弃的人。****既然不要这个人了,国民党又何必杀他呢﹖但1935年的蒋介石,下令杀了瞿秋白,自有其不得不杀的理由。

1927年8月1日的南昌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开始。而这一开始,就与瞿秋白有很大关系。就在此前不久,瞿秋白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成为六大常委之一。在南昌举行暴动,正是在常委会上讨论决策的。在这一事件上,瞿秋白也起了积极的作用。在数日后的“八七会议”上,瞿秋白则成为中共实际上的最高领袖。从这时开始,瞿秋白策划指挥了在各地的一系列武装暴动。

1931年6月,中共第三任领袖向忠发被捕。虽然被捕后立即叛变,但蒋介石还是下令立即“就地枪决”。蒋介石对瞿秋白的处置不同于向忠发,国民党对瞿秋白,有一个堪称漫长的劝降过程。只要瞿秋白肯明确地表示“悔意”,只要瞿秋白肯公开声明脱离中共,即可免死。国民党对瞿秋白的劝降,可谓用尽心机,几番派“干员”从南京到长汀。从5月上旬身份暴露,到6月2日蒋介石下达枪决令,这二十多天,劝降工作由“军统”进行。“军统”劝降无效,蒋介石才下令杀瞿。枪决令下达后,“中统”头领陈立夫心有不甘,于是便星夜面见蒋介石,请求枪决令暂缓执行,再由“中统”派员往长汀,开始新一轮的劝降。但无论是“军统”的威迫利诱,还是“中统”的巧舌如簧,都不能令瞿秋白越过“底线”——这样,瞿秋白便不得不死了。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20楼 发表于: 2009-08-23

 

世代相随的“魔咒”---男色[转帖]


    作者:周大江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在西汉王朝刘氏皇统的血脉深处,从高祖刘邦到哀帝刘欣,似乎有一道“魔咒”如影随形一般世代传承,几乎无人得以幸免。

  这个禀性便是对“男色”的偏好。用今天的话来说,便是“同性恋倾向”。这可能是唯一一个贯穿于刘氏皇统始终的元素。

  起点在阳刚之气十足的刘邦身上。他的“爱人同志”名叫籍孺。

  高帝十一年(公元前196年)七月,淮南王英布举兵谋反。

  英布与韩信、彭越一起并称为汉初的“三大名将”,因年轻时在秦王朝犯法,被处以“黥刑”(脸上刺字),因此也称“黥布”。

  韩信和彭越先后被刘邦诛杀。黥布惶恐,遂举兵反。

  消息传到长安,但刘邦却称病深居宫中,不与大臣们相见。他还专门交代门卫,严禁任何人进来。就连周勃、灌婴也不敢擅自闯宫进见。

  国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皇帝却躲了起来,避而不见。朝中大臣们群龙无首,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不知所措。

  大将樊哙曾娶吕后的妹妹吕媭为妻,与刘邦是“连襟”。因为这层亲戚关系的缘故,使他和刘邦的关系比起其他大臣来要亲近许多。

  大臣们在刘邦的宫殿外焦急苦候等了10多天,还是不被允许进见。樊哙便再也沉不住气了,直接推门闯了进去。大臣们则尾随着他,鱼贯而入。

  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他们进去之后,竟然看见刘邦枕躺在一位宦官的怀里。二人正卿卿我我地陶醉于温柔之乡。

  樊哙等人见状,痛哭流涕地说:当年陛下带领我们兴兵打天下,是何等的豪情壮志啊!如今天下已定,为何反而自甘沉沦?大臣们听说陛下病重,都震惊不已,忧惧不堪;没有想到陛下不与我们共议大事,反倒在这儿和一个宦官难舍难分。陛下难道不记得赵高的故事吗?

  赵高是秦始皇最宠幸的宦官。秦始皇死后,他便矫诏杀死了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拥立十八子胡亥;三年后便连胡亥也给杀了。秦囯之亡,赵高被认为是罪魁祸首。

  刘邦听了樊哙等人的一番哭谏,哈哈一笑,这才起来和大臣们商议平乱大计。

  从上述情节不难看出,刘邦生病是假,与这位宦官苟行“云雨之欢”才是真。

  《汉书》中虽然没有点明这位宦官是何许人,但刘邦有史可查的“爱人同志”仅有籍孺一人。因此,此人应该非籍孺莫属。

  刘邦有两个儿子先后做了皇帝:惠帝刘盈和文帝刘恒。这两人也和他们的父皇一样,都分别有自己的“爱人同志”。

  惠帝的“爱人同志”名叫闳孺。

  《汉书》中虽没有介绍他们的“爱情故事”,但在“佞幸传”的篇首,却清清楚楚地交待说,闳孺与籍孺,“此两人非有材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意思是说,这两人都没有什么过人的才能,不过是因为温顺妩媚才获得皇帝的宠幸,与皇帝睡在一起。连公卿大夫们要走皇帝的后门,也得先去巴结他们。

  这两人还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喜欢涂脂抹粉;用锦鸡毛插在帽子上;以成串的贝壳束在腰间或挂在颈上。

  正是这点儿爱好,才在惠、文两代皇帝的年轻近臣中带出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时尚潮流”。一时间,朝中的侍中和郎官,纷纷效仿这样的装扮。

  这些人大概也都是想效仿他们,来多讨得一点儿皇帝的欢心。

  文帝的“爱人同志”有邓通、赵谈和北宫伯子三人。本书前文对邓通已有详尽的介绍,故不赘言;赵谈和北宫伯子所受之宠,均不及邓通。

  景帝刘启是文帝刘恒的儿子。他也算得上是一位英明的皇帝。父子二人在位期间,西汉王朝出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景帝的生活中也有这么一位特殊的男人,他的名字叫周仁。

  周仁本是一名医生。刘启还是太子时,他便是太子府的管家(太子舍人)。他办事稳妥,口风甚严,属于那种只长耳朵不长嘴巴的人。这样的人自古以来都最受上级领导的欢迎。

  大概是因为太子刘启的举荐,周仁在文帝朝便在一路官运亨通,升至太中大夫,主管朝臣的言论。

  景帝甫一即位,便擢升他为郎中令(武帝时改称为“光禄勋”),负责宫门禁卫,位列九卿,俸禄为二千多石。他与景帝特殊而微妙的关系,大概也是发生在这之后。

  周仁的打扮比较令人费解。据说他经常穿着一身打补丁的旧衣服和一条短衬裤,随时准备在宫中干点儿脏活累活。

  《汉书》“周仁传”里还专门强调,他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得到景帝的宠幸,还可以自由进出景帝的卧室。——这样的说法同样令人费解。

  景帝与皇宫嫔妃们在一起淫亵戏耍或行房事时,竟然也常常让周仁站在一旁观看。——更加令人不可思议。

  就像当年文帝经常抽空溜到邓通家去一样,景帝也时常去周仁家中。具体去他家中做什么,史书却没有进一步的交待。

  但周仁这个人,名声还是不错的。除了口风很严外,他从不利用自己与景帝的特殊关系评价其他人的是非短长。景帝经常想听听他对某人的看法,但周仁却总是回避道:还是请陛下亲自去考察吧。

  景帝多次赏赐他,诸侯群臣们也争相贿赂他,但他都一概谢绝,终无所受。

  景帝驾崩后,武帝也对他敬重有加,退休后还能享受二千石的俸禄。按西汉制度,官员退休,只能享受在职俸禄的三分之一。

  《汉书》里没有明确说周仁和景帝之间是否存在性关系,只在“佞幸传”的篇首略微点了一下他的名字,却把他的传记,与因“讷于言而敏于行”而闻名的卫绾、直不疑等人放在了一起。

  这显然是在为“尊者”(景帝)讳,更是在为“贤者”(周仁)讳:大概是周仁的品行实在太好了,连史家也不愿意给他留下任何“污点”。

  但周仁与景帝之间应该存在着微妙的性关系。如此推断,理由有三:

  其一,周仁身为九卿级的高官(郎中令),相当于今天“国务委员”的级别,却成天在宫中穿着一条暴露双腿的短衬裤。且不说这样的装扮是否有损朝廷的脸面,在嫔妃如云的皇宫中摇摇晃晃便也是犯了大忌讳。

  虽然表面上说是为了随时准备干别人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但宫中有那么多分工明细的宦官宫婢,怎么又轮得着他一位堂堂九卿高官来亲自动手?皇宫又不是农家院舍。

  显然另有隐情。

  其二,景帝在卧室内行云雨之欢,居然让他这么一个大男人呆在旁边,更是极其的反常。

  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要么他是用自己专业的医学知识,“手把手”地现场指导景帝体验房中之术;要么他本人的角色与嫔妃们一样,让景帝同时享受男、女“双色套餐”。

  其三,景帝时常私下溜去他家做什么?

  景帝之后是武帝刘彻。

  刘彻的性格与高祖刘邦颇为近似,同样阳刚之气十足,但在偏好“男色”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

  武帝有史可查的“爱人同志”有两位:韩嫣和李延年。

  韩嫣是刘邦时代韩王信的曾孙,其先祖是战国时期的韩襄王。

  韩王信曾背叛刘邦,投降匈奴。在文帝朝,韩王信的儿子韩颓当率其众再度归降,被封为弓高侯。韩嫣即韩颓当之孙。

  刘彻还是胶东王时,韩嫣便与他一起读书,并相爱。刘彻立为太子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二人的感情便更上一层楼。

  韩嫣天资聪慧,善骑射。刘彻即位后,积极准备征伐匈奴,韩嫣便不失时机地主动学习兵法,讨得武帝欢心。他曾官至上大夫。

  和所有的“爱人同志”一样,韩嫣也时常和武帝睡在一起。武帝常常参照文帝当年赏赐邓通的规格来赏赐他。

  《西汉杂记》(东晋葛洪著)里便有两处描述过韩嫣盛极一时的富有与奢靡:

  一处为卷四“韩嫣好弹”条。

  韩嫣喜欢玩弹弓。别人都是拿小石子作弹弓的子弹,他用的却是“金丸子”。

  子弹射出去,一般都难得再找回来,更何况他射出去的还是金丸子。韩嫣每天丢失的金丸子便有10多颗。

  这可乐坏了长安城里的穷孩子们。他们只要知道韩嫣要出去玩弹弓,便会成群结队地紧跟在他屁股后面,等着去抢他射落的金丸子。

  于是,当时的长安城便有这样的顺口溜流传:“苦饥寒,逐金丸”。

  《西汉杂记》中另一处(卷六)关于韩嫣的说法则只有一句话:“韩嫣以玳瑁为床”。但是,仅仅“以玳瑁为床”这5个字,似乎已经足够。

  集万千宠爱于一生的韩嫣也会有克星。

  有一次,江都王刘建入朝进见,武帝带他去上林苑打猎。于是,通往上林苑的道路全线戒严,为的是专供天子车驾通行。

  武帝在出发前,先派韩嫣乘坐天子副车,领着100多人先行,飞驰前往上林苑,提前去查看野兽的状况。

  刘建看见这么多人簇拥着天子车驾一路狂奔过来,还以为是天子驾到,便赶紧喝退左右随从,自己则一下子跪伏在道路旁。

  事后,刘建才知道他跪拜的不是天子,而是天子的“爱人同志”。他因此大怒,到皇太后那里去哭诉,说他也要把自己的封国缴还朝廷,进宫来侍从天子,也要像韩嫣那样威风。

  顺便说一句,这位刘建也不是个好东西,荒淫、残暴、乱伦,可谓恶贯满盈。

  皇太后从此便开始反感韩嫣。

  也怪韩嫣自己不争气,管不住裤裆。因为和武帝的特殊关系,他便可以自由出入宫女们居住的永巷(后更名为“掖庭”)。这么一来二去的,他竟然色胆包天,和某一位或几位宫女勾搭成奸。

  这事儿让皇太后知道了。她正愁找不到借口除掉这个祸根呢,于是大怒,派人赐死韩嫣。

  武帝为他苦苦求情也没用,终于还是被皇太后取了性命。

  李延年是个宦官。他曾经因为犯法被处宫刑,于是便在宫中的“狗监”(负责给皇帝养狗)处找了一个谋生的小差事。

  李延年出身音乐世家,父母兄弟都是乐师(时称“倡人”或“倡伎”)。他本人也“性知音,善歌舞”,还是一位很有才华的作曲家,诗歌的造诣应该也不浅,因此深受武帝的宠爱。

  李延年的乐曲非常煽情,据说他“每为新声变曲,闻者莫不感动。”

  某日,武帝与平阳公主宴饮,李延年以歌舞助兴。他且舞且歌地吟唱了自己的词曲新作《北方有佳人》:

  “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武帝听罢,慨然长叹道:太好了!难道人世间果真有如此佳人么?

  平阳公主对武帝说:李延年便有一个这样的天仙妹妹。

  武帝便迫不及待地马上召见,发现她确实“妙丽善舞”,因此对她大加宠幸,封为李夫人。

  妹妹受宠,哥哥则更甚。此时韩嫣已经不在世,李延年便弥补了他给武帝留下了“感情真空”,从此以后便时常与武帝睡在一起。其所蒙之恩宠,并不亚于韩嫣。

  但红颜薄命,才貌双绝的“北方佳人”李夫人年纪轻轻便因病亡故。

  她病重时,武帝曾亲自前往探视。但她却把头蒙在被窝里不让武帝看见,对他说:臣妾久病,容貌衰毁,不能见陛下,恳请陛下照顾好臣妾的兄弟。

  武帝好奇,非要看她,便说:夫人的病情这么严重,看来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不如露出脸来见我一面,当面托付你的兄弟,岂不更痛快些?

  李夫人还是不肯,说道:为妇之道,女人如不梳妆打扮,尚且不能见君父。臣妾更不敢以蓬首垢面之颜面对陛下。

  武帝依然不甘心,便对他说:夫人只要见我一面,我即赏赐夫人以千金,封夫人兄弟为大官。

  李夫人道:兄弟封不封大官,在于陛下,不在于见不见臣妾。

  武帝还是缠着要见。李夫人便转过身去,长吁短叹地抽泣,不再说话。

  武帝非常扫兴,起身便走了。

  武帝走后,她的姐妹们责怪她道:你怎么就不肯见陛下一面,当面向他托付你的兄弟呢?为什么非要如此这般地惹陛下不高兴?

  李夫人说:我坚持不见陛下,正是为了向他深托我的兄弟们。我之所以能够以微贱之身得幸于陛下,靠的是自己的容颜。“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陛下之所以对我如此恋恋不忘,是因为我平生的美貌。如今见我的容颜已逝,必然会心生弃我之意。如果是那样,今后如何还能让他时常怀念我?如果他不怀念我,又如何会重用我的兄弟呢?

  李夫**后,武帝果然相思不已,遂封其兄李广利为西海侯,拜贰车将军;拜李延年为协律都尉。

  但人家李广利这个的西海侯却并不全是妹妹的色相换来的,他也是当时征伐异族的名将,几乎可以与卫青、霍去病并称为“伐胡三大将军”。李广利曾率兵征大宛国,把该国国王母寡的人头带回了长安。而卫、霍二将,也都因皇后卫子夫而起,然后才有机会立下盖世功勋。可见武帝的“女人缘”,堪称古往天下第一。

  后来,李广利投降匈奴,其弟李季又与宫女私通。于是,李氏兄弟及其宗族悉数被诛。

  武帝的儿子昭帝刘弗陵,幼年时便和金日磾之子金赏也出现过这方面的倾向。但他还没有成年便早早夭折,因此不足为证。

  昭帝之后是宣帝刘询。

  张彭祖是昭、宣二朝辅政大臣张安世的小儿子。刘询年少流落民间时便与他是同窗好友。宣帝即位后,封他为阳都侯;出宫时,常常令他陪驾,“号称爱幸”。

  但张彭祖为人谨慎规矩,没有干过什么缺德事。可惜他后来莫名其妙地被自己的小妾毒死了。

  数十年后,张安世的后人张放,因为做了成帝刘骜的“爱人同志”而名著于史册。

  如此算来,张安世一脉,便出了两位“同志”。

  宣帝以后,元帝刘奭、成帝刘骜、哀帝刘欣三人的“同志恋情”,本书后文均有所述,此处暂且搁置不叙。

  平帝刘衎是西汉王朝的末代皇帝。他9岁即位,此后便一直在权臣王莽的严密看管之下,仅仅15岁便死于后者之手。

  因此,尚不能看得出刘衎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倾向。但是,即使他有,在王莽的眼皮底下,大概也不可能有机会显露出来。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21楼 发表于: 2009-08-23

英王爱德华二世被烧红铁条插肛门而死 [转帖]


1327年,王后命人处死爱德华二世。因为她对同性恋丈夫恨之入骨,所以处死爱德华二世的方法颇为残忍,凶手奉命用一根烧红的铁条插入爱德华二世的肛门,爱德华二世死前的惨叫传到几里外的村落。

看过电影《勇敢的心》的人,应该知道这个爱德华二世。他是金雀花朝的君主,是狮心王理查的坏兄弟约翰的曾孙。

说起这金雀花朝,实在是英国历史上故事最多的一个朝代。其开国之主亨利二世夫妻父子之间的故事就很有戏剧性。亨利二世因娶了法王路易七世的妻子埃莉诺而成为庞大的金雀花朝的开国之主,疆土之大,横跨海峡两岸。而金雀花的君主也从此和法国的君主开始了世世代代纠缠不清的过节。

亨利二世的儿子都不白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狮心王理查。他于1189年到1199年在位十年,基本上都在外作战。这哥们其实也是个同性恋,所以没有后代。他是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主力,后来死在与法王的争斗中。

他的坏兄弟约翰即位。这厮虽坏,却是子孙满堂,后来的金雀花朝君主以及兰开斯特朝和约克朝的君主,都是他的后代。

爱德华二世即约翰的曾孙,金雀花朝第五代第六位君主。他老爹爱德华一世,是位英雄好汉,人称“长腿爱打华”,他智勇双全,征服了威尔士。关于他的著名故事是,他安抚被击败的威尔士贵族们,说一定为他们选一个出生在威尔士,不会说英语的领袖。威尔士人都以为此领袖必是威尔士人无疑。结果爱德华一世让他怀孕的王后在威尔士生下王子,立此子为威尔士亲王。此后,历代英国王储皆称威尔士亲王。

爱德华二世没有老爹那么英雄。爱德华一世时,征服威尔士之后,继续征服与法国勾结的苏格兰。1297年,苏格兰的华来士发动起义,后来他虽被英军杀死,但苏格兰人前赴后继,继续反抗英国人的统治。

爱德华一世没能解决苏格兰问题就死去了,把这个棘手的难题留给了他儿子爱德华二世。爱德华二世远没有老爹能干,他于1312年入侵苏格兰,结果被打败,苏格兰因而获得独立。

爱德华二世在英国人中威信扫地。这还不算,英国贵族们还因为他是同性恋,而对他斥之以鼻。他要是个能打胜仗的英雄,他这点爱好也就不算什么了,可他不是英雄。

他的同志哥是皮尔斯·加弗斯顿。这小子是个佞臣,曾被爱德华一世驱逐。挨德华二世一登位,又把他给找回来了。贵族们大为不满,将加弗斯顿再次放逐。国王又将他召回,贵族们干脆将他杀掉。

爱德华二世有一帮厉害臣子,这还不算,他还有个厉害的老婆,伊莎贝拉,她是法王斐立浦四世的女儿,性格刚强,哪里容忍丈夫和别人同床共枕,而且还是和男人!

这位王后从此和爱德华二世唱起了对台戏。爱德华二世没收了王后的财产,每天只给她一个英镑。伊莎贝拉大怒,她借机回到法国,成为流亡在那里的英国贵族摩地末的情妇。1326年,这俩人带着法军打回英国,英国人早就对爱德华二世严重不满,纷纷起来欢迎王后。

王后逼爱德华二世把王位传给他们的儿子爱德华三世,将众叛亲离的爱德华二世关进大牢。1327年,王后命人处死爱德华二世。因为她对同性恋丈夫恨之入骨,所以处死爱德华二世的方法颇为残忍,凶手奉命用一根烧红的铁条插入爱德华二世的肛门,爱德华二世死前的惨叫传到几里外的村落。

新国王爱德华三世本来是支持母亲,反对老不正经的父亲的。但此时,伊莎贝拉却和情夫大权独揽,这下15岁的小国王可不干了,这孩子那也是一位小英雄,和他窝囊老爹截然不同。他于1328年夜袭母亲和摩地末,将摩地末杀死,将母亲关押。伊莎贝拉被关押了三十年后死去。爱德华三世比郑庄公要好,经常定期看望母亲。

1328年,法王查理六世去世,加佩朝绝嗣,爱德华三世以其法王查理四世外孙的身份要求即位为法王,法国人却选了斐利普六世,开创了瓦卢瓦朝。\"

爱德华三世愤而起兵攻法,发动了英法百年战争。

爱德华三世的大儿子黑太子爱德华,是著名的勇将。这爷俩统率英军作战,因而英法百年战争的前期,英军节节胜利,黑太子还生擒了法王约翰二世,迫使法国割地求和。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22楼 发表于: 2009-08-23

江青被捕时为何不哭闹 [转帖]


“毛的遗孀”江青,是由张耀祠将军在1976年10月6日晚8时半奉命前往中南海“201”拘捕的。

  张耀祠将军当时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警卫团团长、8341部队负责人。海外称8341部队为中国的“御林军”,因为中南海以及北京重要党政机关是由8341部队负责保卫的。

  笔者曾于1991年5月、1992年10月、1994年5月三度飞往中国西南,采访张耀祠将军。

  据张耀祠告诉笔者,他是在1976年10月6日下午3时接到汪东兴的电话,要他马上去一下。

  张耀祠来到汪东兴办公室时,中共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武健华也奉命到达。汪东兴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中央决定,粉碎‘四人帮’!”

  然后,汪东兴向他们下达了在当天晚上拘捕江青以及毛远新的命令。

  张耀祠和武健华圆满地执行了汪东兴的命令,在当天晚上拘捕了“毛的遗孀”江青以及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

  张耀祠向笔者回忆说,他是在8时半,带领着几位警卫前往毛远新住处。那时,毛远新住在中南海怡年堂后院,跟江青住处很近。张耀祠对中南海了如指掌,执行任务熟门熟路。

  当时,张耀祠穿便衣,连手枪都没有带。警卫们则穿军装,但也没有带手枪。笔者问张耀祠,执行这样重要的使命,怎么不带手枪?他笑道,四周站岗的警卫们全是我的部下,还怕毛远新、江青闹事?抓他们易如反掌!

  在毛远新那里,张耀祠遇上了小小的麻烦。

  一进去,张耀祠便向毛远新宣布,根据中央的决定,对他实行“保护审查”(张耀祠特别向笔者说明,对毛远新跟“四人帮”有所区别,不是“隔离审查”),并要他当场交出手枪。毛远新一听,当即大声说道:“主席尸骨未寒,你们就……”他拒绝交出手枪。张耀祠身后的警卫们当即上去,收缴了毛远新的手枪,干脆利落地把他押走了。

  在解决了毛远新之后,张耀祠便和武健华带着三名警卫前往江青住处。

  在“文革”中,江青常住钓鱼台,但在中南海万字廊201号也有她的住处。毛泽东病重期间及去世后,江青不住钓鱼台,住在中南海。

  江青那里,由于工作关系,张耀祠常去,有时一天要去一两趟。这一回他去拘捕江青,朝江青住处门口的警卫点点头,就进去了。

  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闲坐。她见张耀祠进来,朝他点了点头,仍然端坐着。

  今日非比往常,张耀祠在江青面前站定,以庄重、严肃的口气,向她作如下宣布:

  “江青(往日,他总称之为‘江青同志’,这一回忽地没有了‘同志’两字,江青马上投来惊诧的目光),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你把文件柜的钥匙交出来!”
张耀祠告诉笔者,他当时说的,就是这么两段话。内中“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罪行,要遵守纪律”一句,是他临时加上去的,其余全是汪东兴向他布置任务时口授的原话。

  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然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但并没有发生传闻中所说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打滚”。张耀祠说,那大概是后来在审判江青时,江青在法庭上大吵大闹,通过电视转播,给人们留下很深印象,由此“推理”,以为拘捕她时她也会如此“表演”。

  张耀祠说,江青当时似乎已经意识到她会有这样的下场。正因为这样,江青对张耀祠所宣布的中央命令并没有过分地感到意外。

  江青沉默着,在沙发上坐了一会儿,这才慢慢站了起来,从腰间摘下了一串钥匙——她总是随身带着文件柜(保险柜)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

  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下了“华国锋同志亲启”7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

  张耀祠吩咐江青的司机备车,把江青押上她平时乘坐的那辆专用轿车。武健华上了车,轿车仍由江青的司机驾驶。

  张耀祠说,外界传闻给江青“咔嚓”一声戴上锃亮的手铐,然后用囚车押走等等,纯属想象。当时并没有给江青戴手铐,也无囚车。他说,江青的司机也是他的部下,当然执行他的命令。

  轿车驶往不远的地方──10月6日夜里,江青在中南海的一处地下室里度过。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当夜也押在那里,只是关在不同的房间中,并没有像传闻中所言“连夜押往秦城监狱”。

  所以,根据当事人张耀祠回忆,拘捕江青毫无戏剧性!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23楼 发表于: 2009-08-23


四届人大周恩来说漏嘴震惊代表[转帖]


  1970年,毛泽东就提出要召开四届人大,中共十大闭幕之后,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开始进入实质性阶段。尽管周恩来在1974年6月1日离开中南海住进医院,但是他的工作强度却并没有减轻。就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他还抱病飞到长沙,和毛泽东主席讨论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作为一名普通的四届人大代表,侯隽当时并不知道这些重大事件,她只是感受到周恩来的苍老与憔悴。

  侯隽:党和国家这些领导人呢,都给分到各省市了,不然都在北京不行。都给他安排到各省市,一般的好像总理都给安排到天津。因为总理年轻的时候,干革命是从天津开始的,都安排天津组。好像十大是这样,四届人大也是这样。那他是天津组的代表,天津代表团的代表,他肯定怎么也得参加一次活动吧。

  这个十大的时候呢,是协商候选人的时候去的,等这个四届人大的时候是计票,利用大会选举完了投完票,不是计票吗,计票的时间,找了一个地方跟代表团的成员见个面。

  侯隽回忆说,就在这次见面会上,发生了一件让她以及在场的所有天津代表,意想不到的事情。

  侯隽:一个老先生,天津的,这老先生反正总理跟他很熟悉那是,又是老朋友,他们就交流几句。总理还问问他家里的情况。这个刘老先生呢起来以后,总理跟他谈,问他身体怎么样,他说不好,我身体不好。总理说,这个我也有病,我得的是癌症,然后紧接着说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嘛”。

  一听这个,我这脑子一下就炸开了似的,眼睛也发黑,耳朵嗡嗡地响,就听着这个“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后来就再说什么,谁说什么,怎么了,我也不知道了,也听不见了。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24楼 发表于: 2009-08-23


中共最年轻的开国上将肖华失踪之谜[转帖]


  1930年,毛主席将14岁的肖华交给红四军政委罗荣桓时说:“这孩子日后会有大出息。”于是,肖华便从兴国的“赤患”成长为少共国际师政委;从冀鲁边区的“娃娃司令”锤炼成共和国最年轻的开国上将。因为年轻,使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具有了某种传奇色彩。当一部《长征组歌》唱遍神州大地的时候,人们又认识了一个诗人肖华。然而,“文革”中,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肖华却神秘地失踪了。七年过去了,他又在毫无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肖华的失踪成了一个谜。
  肖华结怨江青叶群“文革”中惨遭报复
  肖华尽管对毛主席十分崇敬,但对他身边的江青一直保持着距离。原来,战争年代肖华在江青的家乡工作时,就了解到江青品行不好。“文革”前,江青一直想到总政兼职,并找肖华谈过,肖华没有答应。50年代,一位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向肖华反映叶群的男女作风问题。从那时起,肖华成了叶群的一块心病。“文革”开始后,林彪的权力急剧膨胀,叶群以"左"派面貌频频亮相。那些可能对自己政治生命构成"威胁"的人,成了她报复的对象。于是,在对待肖华的态度上,江青和叶群有了共同语言。两个女人议论肖华时,曾恶狠狠地说:"人家欺负咱们,咱俩联合起来,你的仇我报,我的仇你报。"
  “文革”初期,林彪、江青向肖华频频发难,指使造反派对肖华抄家和多次批斗。叶剑英、徐向前等几位老帅为肖华伸张正义,与陈伯达、江青之流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毛主席也明确表示保护肖华。周总理为了保护肖华,维护军队的稳定,在1967年3月3日,召开了总政系统及军队院校造反派参加的6000人大会。会上,总理专门批评了造反派揪斗肖华、冲击军队的恶劣行径,然后,讲了肖华的革命经历,从早晨9点一直讲到中午12点。
  周总理愤慨地说:"你们在座的没有一个比我了解肖华,他是我看着长大的,他连衣服都穿不好时,我就认识他。他是毛主席调来的,毛主席信任他,培养他,他的第一个启蒙老师就是毛主席。他从红小鬼到总政治部主任,跟着毛主席南征北战几十年,总是处于斗争的第一线,哪里困难哪里去。这样一个好同志,怎么会反对毛主席,反对党呢?你们会唱《长征组歌》吗?你们能写出来吗?对毛主席没有深厚的感情是写不出来的。‘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是传神之笔,《长征组歌》每一段我都会唱,你们为什么不准唱?你们凭什么说《长征组歌》是大毒草?"
  6000人大会之后,稳定没几天的形势又开始了无政府状态。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受林彪、叶群的唆使,组织造反派继续对肖华进行批斗。肖华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工作了两个月。此间,林彪、江青一伙又在策划一个大动作。罪恶之剑在一步步向肖华逼近。
  5月13日,在林彪、江青的挑动下,分属两派的军队和地方造反派为文艺演出由谁参加的问题,大打出手,死伤多人。肖华果断地平息了这场武斗。而林彪、江青一伙却翻云覆雨,挑动造反派,把这次事件嫁祸到肖华头上,叶群指使造反派把批判肖华的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广场。周总理见情况不妙,立即让肖华夫妇搬到山上。还未来得及动身,造反派的几十辆汽车就包围了肖华的家。肖华被批斗一个多月,身患肝炎的他被折磨得精疲力竭。他不得已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很快指示:造反派不要再搞了,肖华身体本来不好,让他休息几天,若真有问题,“书面检查,以此了案”。然而,事情并未了结,一个置肖华于死地的阴谋正在加紧策划。
  林彪一道黑令肖华神秘失踪
  文革初期,毛主席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要肖华参加。“四人帮”得知后,布置一伙人截住肖华的车,致使肖华未能参加。1967年7月25日,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他们操纵的人,指示说:要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自此,肖华被连续批斗。八月,在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操纵下,一大批造反派疯狂地冲进总政大院,把标语贴满墙壁。其中一则标语尤令人注意:“毛主席说,肖华是扶不起的天子”(粉碎“四人帮”后,肖华的夫人王新兰曾向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了解毛主席是否说过此话?工作人员都未听说)。
  1967年12月,在林彪、江青一伙的操纵下,造反派炮制了一份《关于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肖华的罪行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分别上报毛泽东、林彪、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份充满诬陷、不实之词的报告中,他们罗列了肖华的“六大罪状”,对于“总政阎王殿”的问题,他们是这样说的:“总政治部长期被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罗瑞卿、肖华所把持,经过他们苦心经营,变成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的资产阶级独立王国,一个刘、邓设在我军的黑店。”1968年初,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把肖华极其秘密地关押在离总政不远的一个叫做松树胡同的小院里。从此,肖华"失踪"了。
  关押肖华的小屋只有5平米,小屋的窗户用铁板钉死了,屋里吊着一只日夜通明的100瓦灯泡,一个枪口从门上的小孔伸进来。看守规定肖华睡觉必须脸迎着灯光和枪口。由于肖华“态度顽横,拒不交待问题”,常被打得遍体鳞伤。肖华的食谱是:早饭,半个窝头、一碗玉米面糊;中饭,一个窝头、一碗菜汤;晚饭与午饭同。七年之间,天天如此。肖华获释时,全身浮肿,毛孔出血,望之令人沧然。
  肖华失踪王新兰苦苦寻夫
  林彪、江青也没放过肖华的夫人王新兰。在肖华被抓的前5个月,王新兰就被抓走了。这位从小参加红军的女战士被关了三年,遭受了种种非人的折磨与磨难。后来未作任何结论,又莫名其妙地放了。她出狱后就开始打听肖华的下落。因为当时社会上传言肖华已不在人世了,有的说被秘密处决了,有的说自杀了,有的说病死了。后来王新兰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张春桥说:“林副统帅说过,肖华三反分子这个案子,什么人也翻不了。”王新兰由此判断,丈夫还活着,而且还在抗拒着强加在他头上的罪名。
  为了丈夫,王新兰给毛主席写了一封长信,为丈夫伸诉。她找到王震,王震通过叶剑英把信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示:“王新兰说肖华不是三反分子,请中央政治局讨论。”但由于当时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这封信也不了了之,王新兰陷人漫长的等待之中。
  1971年春,总政的一个老水暖工轻轻地敲开了王新兰的门,把他在松树胡同修管道时见到肖华的事告诉王新兰。他还活着!王新兰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9月13日,林彪折戟沉沙温都尔汗,使王新兰看到了希望,但是肖华依然没有消息。
  两年过去了,王新兰苦苦等待着。由于心力交瘁,她的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在医院,王新兰给周总理写了一封要求见肖华的信。总理很快批示让他们见面。王新兰和孩子们被带到一间会议室。“相见时难别亦难”,这是他们别后5年的第一次见面。神情有些呆滞的肖华见到家人,目光中闪过一丝惊异,但又立即恢复了原先的样子。几个孩子见活泼开朗的父亲成了这副模样,忍不住哭了起来。王新兰怕肖华看到自己的眼泪,背过身默默流泪。
  专案组的人一直坐在旁边,一家人什么话也不敢说。气氛相当沉重。肖华只是不停地说,“我很好,你们不要担心......”肖华的儿子肖云借搀扶父亲上厕所的机会,把事先写在手心的“林彪死了”的字偷偷给父亲看,肖华一怔,目光亮了一下。在探望结束时,肖华突然对王新兰说:“新兰,你自己要多保重!”一句话没说完,王新兰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流下来。
  肖华重见天日为民鞠躬尽瘁
  肖华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失踪”了七年,终于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
  1974年9月,在庆祝建国25周年前夕,中央派人将出席天安门国庆观礼的人员名单送毛主席审定。毛主席仔细看了一遍名单,什么话也没说,退了回去。过了几天,经修改的名单又送到主席面前,主席看后又退了回去,依然什么话也没说。9月29日,第三次将名单送来后,毛主席看了半天,拿起笔,亲手添上了肖华、刘志坚两个人的名字。
  “四人帮”慌了,指示专案组立即释放肖华,并为肖华赶制军装。专案组来通知肖华出去时,肖华显得异常平静。肖华抗拒出去,他说:“当初你们为什么抓我?现在为什么放我?我要一个文字结论。”造反派乱了阵脚。原来,肖华和总政一大批领导被打倒关押,完全是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联合“砸烂总政阎王殿”的直接结果。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泽东竟然想起了已被关押七年的肖华,而肖华偏偏不出去。他们担心毛泽东再过问,无奈之中,开车来接王新兰。
  王新兰见肖华穿了八年的军装已经烂成一条条的,忍不住落泪。她关心的是丈夫早点离开这里,回到那个虽然破旧但不失温暖的家。她劝丈夫:“主席让我们回去就回去,是是非非怎么说得清,孩子们都在家等着你呢。”肖华怔了半天,终于叹了一口气,说:“好吧。”9月30日,肖华出席了国庆招待会。周恩来感慨万分地握着肖华的手,久久不放,却没有说出一句话。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25楼 发表于: 2009-08-23


“女娲补天”源自史前一次陨石雨撞击 [转帖]

 


某些史前事件虽然以民间传说或神话的形式存在,但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却存在着事实依据。“大禹治水”的传说就是如此,虽无准确的文字记载,但该神话被普遍认为以治理古代水患为事实依据。那么,另

一个重要的神话——“女娲补天”是否也存在着事实基础呢?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这样生动的故事流传下来?

  多年来关于女娲补天神话的研究不断涌现,虽然各家研究结果的解释有差异,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该神话的起源应是远古时期一次影响深远的灾害。上世纪九十年代,山西社会科学院孟繁仁认为,这是“远古时期地球上一场巨大的地质变化”。他依据女娲补天遗迹分布的地理位置,认为这一事件应发生在山西黄土高原一带。最近,中南民族大学罗漫提出,著名的神话“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是一则典型的以陨石为主兼容其他天文、地质、气象、地理现象的事件,即女娲补天的神话源自一次陨石撞击。

  最早记载于《淮南子》、《览冥训》中关于女娲补天的神话这样论述:在远古时期,“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炼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在百姓哀号、冤魂遍野之际,一位叫女娲的女神挺身而出,“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从原文的含义分析,文中的精彩描述应当是一次规模宏大的陨石雨撞击全过程。“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是小型天体爆炸后形成的大规模陨石雨;“火炼炎而不灭”是巨大撞击、爆炸及其后在地面上引起的火灾;如果小型天体是一颗彗星,其成分主要是陨冰,而陨冰融化后形成大量的地表水才会有“水浩洋而不息”的结果。神话依据上古时代的传说编撰于东汉年间,冀州应当是古代河北省一带,也就是说这一段描述了灾害平息之后河北平原的景象。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天文、地质灾害,如果存在这样一次重大的灾害事件,就应当回答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及所产生的影响。

  近年来在河北平原做历史地貌的研究时发现,从任丘、河间到保定、望都一带,沿着向西偏北的方向,一直到完县、满城附近,存在大量特殊的地貌现象——碟形洼地及其群体。综合各方面的资料分析,认为它们是史前规模巨大的陨石雨撞击后,在近代冲积平原上留下的遗迹。因此,推测在全新世(距今约一万年左右的地质时代)中后期,在上述地区曾发生过一次规模巨大的彗星爆炸碎片(表现为陨石雨)的撞击事件。撞击结果是,在平原地区中西部形成了白洋淀水系及其特殊地貌的小流域区。这一撞击事件很可能是“女娲补天”的事实基础。

  专家推测,在史前(最有可能距今4000到5000年间)的某一时刻,一颗小彗星进入地球轨道,在华北北部的上空冲入大气层,在高空爆炸后落入地面。规模宏大的陨石雨在平原地区形成了大量撞击坑,后经地面流水的侵蚀和先民的改造,多个较大的撞击坑群最终形成了白洋淀,其余的较小者形成了积水洼地,最后演化成该地区的主要居民点。大部分洼地被地表水冲蚀破坏,但是河床间的高地保留了大量的撞击坑遗迹——碟形洼地及其群体。依据近代对陨石撞击的研究,这次远古陨石雨的撞击范围相当广,应当从山西北部到河北平原中部,甚至更向东,延伸到渤海湾南部一带。由于山西北部到河北西部是山区,大量的撞击遗迹未能被发现,向东则由于黄河北流的冲淤被掩埋。

  地貌和地质学的上述成果为研究分析“女娲补天”神话提供了新的基础。如果上述分析成立,在山西、河北一带曾存在巨大的天文、地质灾害,其影响可能涉及到古代环境、文化的巨大破坏,史前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但应在地貌、地质和全新世地层的沉积物等方面留下可供研究的信息。

  史前巨大的撞击事件造成了空前的天文、地质灾难,大量人员的死亡和外迁造成了当地繁盛古文化的中断,并可能波及影响到华北平原甚至整个北半球地区。灾害过去之后,又逐渐形成了新的古代文化,而这一灾害历经一代又一代的传说,最终诞生了一个美丽的神话——“女娲补天”。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26楼 发表于: 2009-08-23


下跪的总理--段祺瑞(纪念刘和珍君以外的事)[转帖]


说到段祺瑞,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刚愎自用、穷兵黩武,独夫民贼的大军阀。因为鲁迅先生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的着名悼文,几代中国人都是学过的。文中有言:“我在十八日早晨,才知道上午有群众向执政府请愿的事;下午便得到噩耗,说卫队居然开枪,死伤至数百人,而刘和珍君即在遇难者之列。”讲的就是着名的“三一八惨案”。1926年3月18日,数千名学生在段琪瑞执政府门前示威情愿,执政府的卫队居然在慌乱中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遂酿成“三一八惨案”。
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得知卫队开枪打死学生之后,段琪瑞顿足长叹:“一世清名,毁于一旦!”当时的国会立刻通过了屠殺学生的“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还有国务院的“阁员总辞职”,有段琪瑞颁布的对死难者家属的“抚恤令”。而对各个学校举行的各种悼念活动,以及全市的“国民追悼大会”和各种报刊的广泛而详尽的报导,段琪瑞执政府也没敢加以阻拦。而“ 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以示忏悔。”(详见《“三一八”惨案资料汇编》)
当我看到关于段祺瑞下跪的记载后,不禁对这个以前视为罪大恶极的国贼之人的生平产生了兴趣。于是到互联网上搜到了下面一堆东西。当然其真实性,还需要读者自己去判断。


一.北洋三杰,三造共和
早年跟随袁世凯,与冯国璋、王士珍并称为“北洋三杰”(亦被称为龙、虎、狗;王为龙,段为虎,冯为狗)。历史上有“三造共和”之美誉。
一造共和是辛亥革命时,统领前线清军,却屯兵不前,对武昌的革命军停火。1912年1月26日和2月5日,率北洋各军统兵大员40余人两次电请清帝退位,并以“率全军将士入京”相威胁,迫使宣统皇帝于2月12日退位,实现南北双方议和。(也被认为完全是在袁世凯授意下所为)
二造共和是袁世凯称帝时,段祺瑞公开反对,被袁免除陆军总长之职,是北洋集团高官中敢表态度的第一人。袁被迫取消帝制后,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收拾残局,又是他废除封建政治机器,恢复共和政体。
三造共和是1917年7月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拍案而起,亲率大军讨伐,剪除了这个封建余孽,保证了共和政体的顺利延续。(也有人认为其利用张勋调解府院之争,赶走黎元洪后,倒打一耙,属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二.一生清廉,六不总理
一生甘于清贫,在其任政府总理时,他“不抽、不喝、不嫖、不赌、不贪、不占”,人称“六不总理”。段祺瑞一生没有不动产,在民国初年的所有军阀政客中是绝无仅有的。

三.弘扬国粹,皈依佛门
一生酷爱围棋,资助过中国大批的围棋手,包括吴清源、汪云峰和顾水如等,被称作“中国围棋的大后台”。曾捐资修建青岛湛山寺。任职时,派长子段宏业将班禅九世接到北京雍和宫,授予金印。
“三·一八”惨案发生后,他愿承担全部的责任,自动辞去所有职务退居天津,成为虔诚的佛教徒,自号正道居士,每日吃斋、诵经、看书、下棋,撰有《正道居集》、《正道居诗》。
1936年,不幸患胃病,身体十分虚弱,“医生劝他开荤以增加营养,他仍执意不肯:‘人可死,荤不可开。”(季宇《段祺瑞传》)

四.保持晚节,“八勿”遗嘱。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又冀图控制华北地区,希望段祺瑞能出任傀儡政权首长,使尽办法促段出山,均遭段力辞。后段应蒋介石之邀,举家从天津迁居上海,其后蒋介石对段一直“师事之”(蒋曾毕业于段所创办的保定军校)。1936年11月2日在上海病逝,葬于万安公墓。
在弥留之际,留下亲笔遗嘱“八勿”。

我国人静听而力行焉!则余生虽死犹生,九原瞑目矣。国虽微弱,必有复兴直道,亦至简单。

  勿因我见而轻起政争,

  勿尚空谈而不顾实践,

  勿兴不急之务而浪用民财,

  勿信过激言行之说而自摇邦本。

  讲外交者,勿忘巩固国防;

  司教育者,勿忘保存国粹;

  治家者,勿弃国有之礼教;

  求学者,勿鹜时尚之纷华。

  本此八勿,以应万有,所谓自力更生者在此,转弱为强者亦在此矣。余生平不事生产,后人宜体我乐道安贫之意,丧葬力崇节简,殓以居士服,毋以荤腥馈祭。此嘱。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27楼 发表于: 2009-08-23


国民党当局缘何“严予取缔”上海版《新华日报》 [转帖]


《新华日报》于1938年1月创刊,是中国****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大型机关报,社会影响非常之大。抗战胜利后,周恩来为便于在申城开展工作,曾筹办《新华日报》上海版。

1945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发给华中局的急电稿中,周恩来经过慎重考虑,添加了“立即建立群众性及《新华日报》上海版两种报纸公开出版”之语。很快,徐迈进奉命赴沪对《新华日报》上海版进行具体筹备。

同年9月14日,正在参加“重庆谈判”的周恩来,又与毛泽东联名致电华中局,其中指出:“上海《新华日报》及南京、武汉、香港等地以群众面目出版的日报,必须尽速出版”,“可去上海等地工作的如范长江、钱俊瑞、阿英、梅雨(益)等要多去、快去”。当时,董必武代表解放区到美国旧金山出席联合国成立大会尚未返回,周恩来就致函委托他选购一台新型的卷筒印刷机。

徐迈进一到申城,就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并与梅益等多次进行研究。经过他们的共同努力,设立了收发报电台,配备了精干的编采班子,还在南市租下了印刷厂用房和部分设备。不久,董必武购买的卷筒印刷机也从国外运至上海。

1946年3月21日,《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携周恩来的亲笔信抵沪,面见国民党上海市长钱大钧,正式提出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钱大钧难以公然拒绝,于是将此往社会局局长吴开先那儿一转了之。第二天,潘梓年又专门致函吴开先,详述《新华日报》上海版出报理由,并附上填妥的“新闻纸登记申请书”,要求尽快给予登记。但国民党当局故意拖了好长时间才回复:“呈表悉,准予层转中央核办,在未核准登记以前,该报应暂缓出版。”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宣传部长陆定一和《新华日报》总编辑章汉夫受周恩来派遣来申城,再次同钱大钧交涉《新华日报》上海版出版事宜。

1946年5月14日,潘梓年根据指示向吴开先提交抗议信,严正申明:“本报除遵办外,深感登记手续实际所费时日,远较法定者迟缓,以致至今未能出版。且沪地各同业如《大公报》《中华时报》《立报》《新民报》等,均有准先出版补行登记手续之例,故本报拟于6月1日发行沪版……”国民党当局对此十分惊慌,马上出面强行制止,还密令“严予取缔”。

《新华日报》上海版最终未能面世。针对这种情况,周恩来除了指示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通过航空寄到上海发行外,还立即在沪另行注册英文版的《新华周刊》,又将党创办的《群众》(由半月刊改成周刊)从重庆迁至申城出版。这两份周刊成了重要的革命舆论阵地。

摘自《新民晚报》朱少伟/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28楼 发表于: 2009-08-23


“三年自然灾害”时山东惨状:人口减少500万 [转帖]


  来源: 新闻午报(上海)

  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

    《抹不掉的记忆》是原《农民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年逾七旬时的精心之作。在“三年困难时期”他作为中央国家机关万名干部下放到重灾区农村,与农民共渡难关,他在农村耳闻目睹重灾区农民深重的痛苦,亲身感受“五风”在广大农村造成的后患,也看到中央对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措施,“抹不掉的记忆”应该是每个中国人都不应该忘记的历史。

  新华社干部下放山东“重灾区”

  我们作为新华社的下放干部到达山东省会济南时,正赶上省里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的紧急指示信》而召开的全省五级干部(省、地、县、公社、大队)大会,于是我们大家都作为出席五级干部会议的一员,参加了这次会议。

  我们新华社这次下放到山东的干部分两个队,分别包了鲁西北的两个重灾县:一个是惠民县;一个是沾化县。领队的分别被任命为地委委员兼县委第二书记。我们是惠民队的,领队的任丰平是新华社秘书处处长。他是1938年参加抗日战争、行政12级的老同志,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惠民县委第二书记。另一位是新华社电务处处长张连生,被任命为淄博地委委员兼沾化县委第二书记。与此同时分配到惠民县的30多名下放干部,分别包了两个重灾区中的两个重灾公社,分别任区委委员和公社副书记以及包队(村)干部。我先是被分配到胡家集公社皂户杨村当驻队干部,后来又调到大于公社大于大队当驻队(村)干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期间,我们分别被分配到出席会议的惠民小组和沾化小组,大家见了面,并一起参加大会听报告和分组讨论。

  主持大会的是新任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他当时是华东局第二书记,还兼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因为“五风”问题严重,已于10月被撤职。当时安徽的问题,特别是淮北和皖东地区的问题也很严重,死人不少,但“盖子”还没揭开,中央还认为他那里不错呢,所以撤掉舒同第一书记职务之后,就派曾希圣来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职务。

  曾希圣新官上任,从安徽调集地瓜蔓等代食品来支援山东。不久,安徽问题的“盖子”揭开了,曾希圣也被免职,由山东省长谭启龙任第一书记。

  “五风”之灾:草根树皮成为农民主要食物

  五级干部大会的主要内容是:以贯彻执行中央《紧急指示信》为中心,进行整风整社,检查和纠正“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生产风、干部特殊化风、强迫命令风(简称“五风”)。

  会上首先传达了中共中央《紧急指示信》,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省委常委、农村工作部长张新村分别作了检讨。他们在分析全省农村形势之后,着重检查了自己犯错误的原因和危害,比较实事求是地讲了山东的实情,以及面临的严重困难。他们的检讨是绝对保密的,会上既不准作记录,也不准外传。分组会讨论和向我们介绍情况时,又讲了许多重要“机密”。我这里仅是摘录当年我的日记本中追记的几个有关片段:“山东去冬今春(不到一年的时间)非正常死亡达69万多人,这是张新村在大会检查时谈到的。多惨!”

  大会的一位领导说:山东省过去(1957年)人口为5500万,不到3年的时间,现在(1960年冬天)还有5000万,减少了500万。省委领导在谈到当前形势时说,今年(1960年)农业生产又比去年减产,而且幅度很大(20%—30%),粮食征购任务完不成,城镇供应十分紧张,不少地方已经出现脱销断粮问题。

  入冬以来,浮肿、干瘦病日趋增多,非正常死亡人口在增加,如不采取紧急措施,形势将更加严峻。从现在起到明春青黄不接,这段时间将是最大难关。当前一些重灾区的中心任务是“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社会治安。“四保”首先是保人,这是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在分组讨论舒同和张新村的检讨时,我们分别参加淄博地区(后来改为惠民地区)和惠民、沾化两县的讨论。他们一方面在学习讨论中央《紧急指示信》,揭发批判省委的“五风”问题,同时联系实际揭发检讨本县、本社、本单位的问题。

  惠民地委第一书记王成旺不久前才从外地调来,他向我们介绍了淄博地区情况。

  他说:山东是全国出了名的重灾省份之一(被中央点了名的),山东的形势不大好的地区重点是在鲁西北三个地区(惠民、德州、聊城),其中又以惠民地区尤为严重。惠民地区地处鲁北平原,北濒渤海,是个老区,抗战时期是渤海军区所在地。这里交通极为不便,全区不通铁路,甚至一条像样的公路也没有,经济贫困落后。这里几乎没有任何工业,是一个纯农业区。近两三年来,山东的自然灾害频繁,惠民地区更加严重,由于引黄河灌溉引进的黄河水排不出去,造成全地区土地盐碱化,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再加上在舒同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大刮“五风”,反右倾搞浮夸,卖过头粮,全地区灾上加灾。去年以来不断发生粮荒,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在谈到惠民地区灾情严重到了何等地步时,王成旺书记引用了不久江西省慰问团来区慰问时一位负责人概括的话:“惠民地区已经山穷水尽!”的确,这句话一点儿也不过分。惠民给他们的印象是满目荒凉,人民生活极端困难,没有粮食,草根、树皮成为百姓的主要食物。代表团在访问一位老太太时,问她有多少钱,老人家摸了又摸,掏了又掏,掏了半天从腰中掏出仅有的3分钱。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一起闲谈时,只有两个话题:一是谈论死人的情况,不是说这家死了人,就是说那家死了人;二是谈论自己几时死,还能活多长时间,能不能过了年等。有人说,活着挨饿受罪,没有盼头,不如早点儿死了好。王成旺说: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灾情,不但没有得到控制,而且还在进一步发展。入冬以来,浮肿病、干瘦和非正常死亡在大量增加……

  惠民县北镇(惠民地委所在地)公社书记说:全公社近4万人,今年以来(不到一年的时间)已经死了1000多人,只生3个孩子(不到万分之一)。入冬以来,病号、死人的情况越来越严重,看来明年春天将会更加严重。

 

 

离线luo

发帖
15138
金钱
6728
经验值
15163
只看该作者 929楼 发表于: 2009-08-23

 

“谭家”与“梅家”:130多年的交情[转帖]

 

  电影《梅兰芳》中以谭鑫培为原型的十三燕与梅兰芳唱对台,结果被梅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同台演出《汾河湾》,梅在十三燕演唱时做了几个动作,就赢得了满堂喝彩,几乎把十三燕气死。对此,梅家有人说,电影这么一演,我们还怎么见谭家人呢?
  殊不知,谭、梅两家交好多年,渊源甚深……

梅兰芳一生敬佩谭鑫培

  1879年,谭家先祖谭鑫培与梅家先祖梅巧龄就开始同台演出。

  当时谭鑫培一度到梅巧龄掌班的四喜徽班搭班演出,后梅巧龄41岁早逝,其长子梅雨田长期为谭鑫培操琴伴奏。谭鑫培同时又与梅巧龄之次子梅竹芬同台演出,梅竹芬不幸26岁早逝,谭鑫培又与梅竹芬的儿子梅兰芳同台唱戏。作为爷爷的谭鑫培多次陪孙子辈的梅兰芳演出,梅兰芳是非常感恩戴德的。

  老谭与梅兰芳演出《汾河湾》进窑时,扮演薛仁贵的老谭有一大段唱腔,有人说扮演柳迎春的梅兰芳接受了齐如山的意见,在这个时候增加了许多动作,赢得台下疯狂喝彩,使老谭大窘。这个说法越来越盛行,电影更是添油加醋,似乎成了史实。其实凡是学过戏的人都知道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观众此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老谭的精彩唱腔上面,柳只能在唱段的过门中和唱完以后才能有回应的表情。

  梅兰芳多次谈到他与老谭合演《汾河湾》的往事,也谈到他与齐如山的交往,却都没有说过他接受齐如山的建议后增加动作的事情。在梅兰芳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他详细谈到他观摩谭鑫培演出《捉放曹》时的震撼;谈到谭爷爷陪他两次演出《四郎探母》后的感动和感激;谈到他一生最敬佩的人只有两个,一个是谭鑫培,一个是杨小楼。在梅兰芳一生的言论中对谭鑫培都充满了景仰之情,没有一丝一毫的抵触。

梅谭两家情意长

  谭鑫培逝世后,梅兰芳又与谭小培、谭富英、谭元寿三代人同台演出。特别是谭富英出科后,长期给梅兰芳等五大名旦挎刀(即在五大名旦的戏班中搭班演出),当时的谭富英已大红大紫,具备了自己的基本观众,有他来搭班对营业大为有益。

  1950年,梅兰芳迁居回京。为让梅葆玖锻炼锻炼,就让23岁的谭元寿陪着17岁的梅葆玖连续演出了10场戏。他们合演《打渔杀家》前,梅兰芳特意让谭元寿到家中亲自给他们精细加工。从出场亮相开始,梅不厌其烦地给谭元寿说明当年谭鑫培、余叔岩、谭富英分别是怎么表演的,三者有哪些不同,整整在梅家的院子里排练了一整天。

  演出那天,梅兰芳不但在台下看戏,还特别请来王瑶卿老先生亲临指导。

130多年的交情延续至今

  今年春节初五,谭元寿、梅葆玖、叶少兰三家在长安戏院演出《金榜乐》,梅葆玖一到后台就给谭大哥拜年。他说:“当年谭老祖陪我们梅家唱了三代,父亲梅兰芳陪谭家唱了四代,咱们哥俩合作也快60年了,谁让咱们两家过得着呢!”

  电影《梅兰芳》上映以后,谭元寿先生听说电影有誉梅抑谭的情节,说:“梅、谭两家那不是一般的感情,谭家有困难,梅家必然帮忙;梅家有困难,谭家从来不会袖手旁观。真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两家好几辈都套着亲戚。我的父亲谭富英为纪念梅先生逝世一周年,不管医生怎么劝阻,都要唱这出《大登殿》,当时救护车就停在剧场外头!既然电影是歌颂梅大师的,我们谭家就应该高兴,千万不要说什么你们我们的,这才叫和谐。”

(《北京晚报》4.20 和宝堂文)
  麻店公社书记说:全公社大部分社员群众都得了水肿、干瘦病;4594名中青年妇女(16—45岁),有2188名闭经,占总数的47%,子宫脱垂的84人。他说:由于没有吃的,营养不良,3岁的孩子(1957、1958年生的)不仅不会走、不会坐,连头都抬不起来。很多社员群众头不梳,脸不洗,普遍感到生活没奔头,没有活下去的信心。

  单寺公社高家生产队的社员说:“粮没了,柴光了,人病了,屋倒了,哪里黑了,哪里住,走投无路,没了办法,就等着死。”

  省长整改:计划1961年粮食产量230亿斤

  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结合传达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发表了重要讲话。他主要是在总结经验教训、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从理论上进行分析探索,重点讲了要弄清的五个问题:一是要弄清一大二公与一平二调的区别;二是要弄清共产主义与平均主义的区别;三是要弄清大集体下的“小自由”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区别;四是要弄清政治挂帅与物质保证的区别;五是要弄清不断革命论和革命发展阶段论的关系。

  在济南市职工电影院,山东省长谭启龙在全省五级干部会议结束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主要讲了以下五个问题。

  一、正确认识当前形势。第一,对当前全省形势要有正确的认识:既要认清大局,也要认清小局;既要认清困难,也要认清有利条件。各地都有大不好、不大好、大好的三种形势。第二,要弄清造成大不好形势的原因:山东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舒同同志的错误领导所造成的。他虽然已经检讨了,但并不等于全完了,没事了,大家还可以继续揭发批判。但对各级领导来说,这毕竟是外因,各地有各地的具体情况,各级领导有各自的具体问题。舒同同志的检讨代替不了各地的具体情况和各级领导应负的责任。第三,扭转形势的关键,是靠党的政策。既要有坚强的决心和本领,又要相信中央政策的正确性。要很好传达贯彻党中央为扭转形势所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深入发动群众,政策一旦为群众所掌握,就会产生强大的精神和物质力量,形势就迅速扭转过来。

  二、要切实抓好救灾工作。要保证实现毛主席提出的“五个月扭转形势”,当务之急是要搞好生产救灾工作。要抓好“四保”(保人、保畜、保生产、保治安),其中首先是“保人”。全省几千万人吃饭活命是件天大的事,今后五个月是困难最严重的时期,要尽一切力量减少水肿、干瘦病的发展和非正常死亡。目前形势很紧张,还有30%的人口生活没有着落,有的是没有安排,有的是安排了没有落实,问题很大。这是重中之重,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各地必须尽一切力量,千方百计做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好冬季生产和明年的备耕工作。

  三、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紧急指示信》的各项政策,强调:(一)领导要有坚强的意志和决心;(二)要坚决彻底兑现;(三)要彻底改正违背三级所有制的一切错误做法。

  四、深入开展整风整社运动,纠正“五风”,肃清影响。强调:(一)整风整社必须围绕当前生产救灾进行;(二)整风整社必须采取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两头挤”的办法,要加强领导,充分发动群众。(三)整风整社要有步骤分批进行。从现在起到明年五月底分三批完成:第一批重点是三类社,用一个半月的时间;第二批重点是二类社,用一个月多点时间;剩下的是第三批,用一个多月的时间。

  五、制订1961年农业生产计划,争取1961年农业大丰收,扭转形势,改变面貌。明年全省粮食计划播种面积为9000万亩,产量为230亿斤—250亿斤;棉花900万亩,产量为270万担—300万担;花生600万亩,产量108亿斤;烤烟100万亩,产量110万担;麻65万亩,产量65万担。明年全省粮食征购任务为56亿斤。

  母亲遗愿:吃一块干粮

  从1961年1月13日至29日,惠民县召开了县、区、社、队四级干部大会,传达贯彻落实中央《紧急指示信》精神,进行整风整社。会议重点是:揭发批判“五风”问题,揭发批判以惠民县委第一书记孙铭春为首,背离党中央指示,大刮“五风”所犯的严重错误。

  这次会议开了整整半个月,我们自始至终都参加了。会议仍然规定,揭发的问题不报道、不外传,也不准作记录。我只是根据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在会议结束那天写了一个综合材料,记录在我的日记本上。现摘抄如下:饿死人的情况过去不准说,更没有人敢统计。这次在揭批“五风”时的4000人大会上,做了个初步统计:去年(1960年)一年的时间(实际上主要是初春那段时间),惠民全县非正常死亡人口3万多,现有的浮肿、干瘦病人10多万。

  在分组讨论的基础上,李宅公社党委书记在大会上的发言,最深刻、最沉痛、最具有代表性。

  他说:“去年春天大部分地区都是两三个月没有吃到粮食,很多**得很惨!全县一年的时间死了3万多人,相当于现在一个公社的人口。也就是说:一年的时间死掉一个公社。各个公社的情况不同,有的公社达11%;各生产队的情况也不同,有一个生产小队160口人,死了60口。大批人员死亡使无数完整和睦的家庭受到严重摧残和破坏,死去父母的成了孤儿,死去妻子的成了鳏夫,死去丈夫的成了寡妇。不知道有多少和睦家庭被破坏而妻离子散,有的一家人各自领各自的粮,各吃各的,多少感情很好的夫妻为吃而分家,多少翻了身的农民又回到了过去痛苦的深渊。家家庭院破落,家里一贫如洗,屋子里除了几床破被子,就是几把毛草了。院子里,甚至大街小巷到处是人粪便,妇女和小孩头不梳、脸不洗,没心过日子……人们饥不择食,只要是能解饿的东西见着就吃,甚至偷、抢,人到饥饿而不知羞耻!人,只有当他饿急了的时候,才知道粮食对人是多么重要!而今饿死的绝大部分都是老实农民,甚至是在战争年代,为我们夺取天下出生**、立过战功、负过伤的复员转业军人……”

  接着,这位公社党委书记讲了这样一件催人泪下的事例:有个生产小队干部,去年春天几个月没有粮食吃,全家五口人饿死了三口,当他娘已经奄奄一息了,还对她的儿子说:“儿呀,给娘一块干粮吃吧!”当儿子把唯一的一个糠饼子给了娘,娘看了看说:“儿呀,为啥不给娘一块干粮(粮食)饼子呢?”儿子说不出话来,哭了!娘明白了,脸上也流出伤心的泪水。在她快要咽气时,用微弱而颤抖的声音,断断续续说了最后一句话:“儿呀,千万……不要……忘记你娘……是……怎么死的……”说完,就咽了气。

  大家听了李宅公社书记的揭发,感到讲出了广大农民的心里话,许多人流出了同情的泪水,会场上一片抽泣声。他们说,像这样的事例不知有多少,但过去连说也不敢说,如果不是反“五风”,这些事根本没有人敢反映,一直压在心头。这次会上揭批“五风”的发言,把大家带回到令人心寒的那段岁月,今日一吐为快。因此,尽管现在灾情仍很严重,生活还十分艰难,但大家知道中央发了《紧急指示信》,表明党中央和毛主席已经知道了下面的一些真实情况,并采取果断措施开始解决问题,所以他们普遍感到虽然为时已晚,但总算是把问题的盖子揭开了,感到有了奔头有了希望。这一切,意味着农民穷困潦倒的悲惨生活已经到了尽头,农村开始出现了新的转机。 (本文来源:新闻午报 )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批量上传需要先选择文件,再选择上传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