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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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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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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05楼 发表于: 2009-08-24

楚河汉界[转帖]


  

  象棋盘上常常可以看到“楚河”“汉界”,“河界三分宽,计谋万丈深”的字样。
  “楚河”“汉界”是把下棋比做历史上的楚汉相争。楚汉相争是项羽和刘邦之间进行的一场战争,以成皋之战为中心而展开,以垓下之战汉胜楚败而结束。据史书记载,从公元前204年起,项羽和刘邦为争夺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在河南荥阳、成皋一带打了三年仗。公元前202年,刘邦凭借关中和巴蜀大后方丰富的粮草支援,出兵击楚,项羽粮缺兵乏,不得不妥协,提出“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为汉,以东为楚。”从此,有了“楚河”“汉界”之说。荣阳东北的广武山上有两座城,东边的叫霸王城,西边的叫汉王城,为项羽、刘邦所筑。二城中间有一条宽约三百多米的大沟,就是楚汉分界的鸿沟。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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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06楼 发表于: 2009-08-24

见不得人的事:朝鲜战争“最高机密” [转帖]


  

  就在中国人民纪念抗美援朝50周年的时候,当年参加过朝鲜战争的一群美国老兵,10月18日在华盛顿抖落出一桩隐藏了半个世纪的秘密:当年美军不但在朝鲜半岛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全面交战,还多次派改装的最新式喷气战斗机深入中国的沈阳、哈尔滨、满洲里和苏联的远东各基地,实施绝密的侦察行动。

  这一不久前仍属美国政府最高机密的内幕曝光,让我们进一步看到当年美国政府的勃勃野心,看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米格走廊"给侵略者造成的巨大心理压力。

  现在终于可以说了

  6个星期前,美国亚利桑那州蒙哥马利城,****乔治·塞勒家的电话响了起来。电话那头是家住华盛顿的塞勒的一个老战友,电话这头的塞勒一边听着战友的话,一边双手情不自禁地颤抖了起来。放下听筒,塞勒面对看着他怪异神情的妻子和儿女脱口而出:"我要告诉你们一个秘密,一个整整保守了50年的秘密!"左邻右舍和家人们都知道,塞勒曾因参加朝鲜战争获得过美国政府"最高荣誉勋章"和巨额赏金。但左邻右舍和家人们都不知道,塞勒在朝鲜到底干过些什么?凭什么得到这些荣誉和赏金?塞勒本人从来不说朝鲜战争的事。可是现在,塞勒和他当年的战友们终于可以告诉自己的亲朋好友和美国民众一个关于朝鲜战争的绝对内幕,一个不久前还被美国政府列为"最高机密"的****:他和他的战友曾经驾驶RF-86"佩刀"战斗机深入中国东北和苏联境内2000公里,执行过绝密的照相侦察任务。

  当这些在朝鲜战争期间曾秘密入侵过中国东北和苏联领空的美国飞行员50年后第一次聚首在华盛顿的时候,他们把压在心底50 年的秘密一古脑地倒了出来。塞勒说:"执行过那种任务的每个飞行员,当年都签署了一份保密誓言,发誓在任何时候都绝不向任何人任何机构谈及自己的行动,否则任由美国政府处置。那成了我一生中最大的精神负担!"家住得克萨斯州罗阿诺克城的爱德华·泰勒感慨地说:"现在回想起来真让我感慨万千,那是一种见不得人的勾当,不然政府怎么会让我们闭口整整50年,怎么会在战争史上一笔都不敢提到呢?"

  被"米格走廊"逼出来的间谍飞机

  1951年的朝鲜战场,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中朝边境鸭绿江上空铸成的"米格走廊",早已让美国空军飞行员闻风丧胆。当时,华盛顿最迫切要了解的情报是:中国空军到底有多少架米格战斗机和伊柳幸轰炸机?苏联到底能给中国多少军事支援?向中国东北和苏联空降武装间谍,从来都是有去无回;向中朝边境上空派 RB-17和RB-2C两种用轰炸机和巡逻机改装成的间谍飞机,还没有接近侦察目标,就被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击毁或赶跑......这都是为什么?美国人十分想搞清楚。

  屡屡执行"玩儿命侦察任务"、被中国空军的米格-15吓破了胆的驻南朝鲜金浦的第15战术侦察机中队,把目光转向了体积小、灵活、便于逃生的F-86"佩刀"战斗机。为什么不能把这种小型喷气式战斗机改装成照相侦察机呢?空军高层指挥官没有人对这一建议感兴趣,于是,第 15战术侦察中队飞行员想方设法说服了其直接上级、第4战斗机大队的指挥官,让他们自行改装这种飞机。第4战斗机大队又说服驻日本的远东空军司令部允许他们将2架弹痕累累的F-86A战斗机进行改装。技师们于是在日本的立川拆掉了战斗机的备用油箱、航炮和机枪,在原来位置上装上了航拍像机,于1951年冬对改装后的F-86A进行了首度试飞。

  试飞成功后,两架改装的F-86侦察机混在常规的F-86战斗机编队中,逼近了赫赫有名的"米格走廊"。当中国空军的米格战斗机与F-86战斗机在空中进行激战的时候,其中一架改装的F-86悄悄地溜到一边,对远东空军司令部特别需要的中朝军队建立的战俘营一通狂拍滥照。不过,他们付出的代价是:其它5架美国F-86被击落,4架被击伤!那架改装的侦察机总算保住一条性命,带回了美军指挥官梦寐以求的战俘营照片。

  美国将军们觉得这还算值得,紧接着就下令把第15战术侦察机中队的一半力量,也就是6架战斗机改装成适合完成侦察任务的RF-86。不久,侵朝美国空军换装更先进的F-86F型战斗机。自觉尝到了甜头的远东空军司令部,又下令秘密改装新型战斗机,这就是后来一直在朝鲜战场上扮演最绝密角色的RF-86F侦察机。1953年春天,首架新型侦察机飞抵朝鲜半岛,此后一直服役到朝鲜战争结束。

  "粪桶"中队的绝密侦察活动

  大约是知道自己的行动实在见不得人,所以侦察中队干脆给自己起了个"粪桶"的绰号。"粪桶"中队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呢?

  接到最高当局的绝密指令后,第15战术侦察机中队立即精心挑选飞行技术最拔尖的飞行员组成绝密行动小组。每当实施侦察任务的时候,其中一架外形与其它战斗机没有什么两样的RF-86就会混在编队中,当其它F-86战斗机与中国空军激烈交战的时候,这架间谍侦察机就会乘乱溜入中国东北地区,对准目标一通狂拍,其中最冒险的时候甚至飞到过沈阳和哈尔滨!

  尽管美国政府从来不承认其战斗机曾在朝鲜战争期间入侵过中国的领空,但第15战术侦察机中队的RF-86实际上不但多次入侵中国领空,而且还偷拍了东北境内的少数机场、大坝和工厂的照片。不过,由于实在惧于中国的空军和防空力量,而且拍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也不多,所以后来溜进中国的机会几乎没有。相反,他们把侦察目标转向苏联的西伯利亚。对西伯利亚的间谍侦察行动倒是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参加过对苏侦察行动的泰勒说:"我们拍到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情报,其中最重要的是发现了一处美国军方根本不知道的大型机场,另一次我们拍到了苏联突然出现在太平洋上的一个舰队。"

  当年的感觉只有恐惧

  美军第15战术侦察机中队的每位成员现在都承认,RF- 86F侦察机当年确确实实对朝鲜半岛、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苏联进行过多次越界间谍飞行。尽管早在1996年美国政府就对涉及此事的文件进行了解密,但在得到美国国家安全局同意之前,没有人敢透露只言片语。现在,凡是谈起这段历史的美军飞行员都说,进入中国和苏联领空执行侦察任务时的极度恐惧感觉,至今仍记忆犹新。

  飞行员比尔·比赛特后怕地说:"我们驾驶RF-86侦察机的高度是5万英尺,时速为600英里。指挥官告诉我们,虽然你们驾驶的飞机一点武装也没有,但还得深入对方的腹地,但敌方的雷达是探测不到38000英尺高空以外的,所以你尽可以在这种高度上放心大胆地飞。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完全是可怕的谎言,中国人和苏联人的雷达不但可以捕捉到我们,而且可以派飞机击落我们。我只是凭运气才得以活下来。当年我们太年轻幼稚了。"现在家住纽约罗切斯特的查尔斯·威特米尔则满心恐惧地说:"我当时就不相信指挥官们说的所谓安全保证,因为只要我跟其它普通的F-86战斗机一飞抵米格走廊,就肯定会遭到中国空军的拦截,每次都眼睁睁地看到许多兄弟连人带飞机在空中爆炸。这些兄弟至死都不知道,他们是为了掩护我的间谍行动而丢了性命的。"家住圣安东尼奥的梅尔·弗拉德维奇回忆说:"说什么中国空军发现不了我们,这根本就是谎言。有一次,我刚准备溜进中国的领空,结果发现周围一下子冒出了50多架米格战斗机!还没有等我反应过来,那些跟我一起出动的兄弟们不是被击落就是被打伤,我只能赶紧掉头往黄海上狂跑。"

  仍有不明不白的事儿

  在朝鲜战争结束后长达50年的时间里,美国政府和军方想尽一切办法掩盖这段肮脏而又敏感的历史。除了让当年参加行动的飞行员签署保密宣誓书外,更让美国的国家安全局时时敲边鼓,使许多飞行员始终生活在压力与恐惧之中,不敢透露丝毫。除此之外,美国政府和军方更是想尽一切办法试图抹去这段不光彩的历史,翻开美国空军的作战记录史,大家就会发现RF-86F战斗机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只字未提。更重要的是,由于这种飞机在朝战期间只有第15战术侦察机中队飞过,所以美国政府轻而易举地把该型飞机"隐藏"在该中队其它普通型的F-86战斗机中。

  尽管此事现在已经解密,但仍有许多事不明不白,比如,美国国家侦察办公室历史专家哈尔就说:"当年到底有多少名飞行员参加了这种绝密行动?是15名还是20名?我们仍不得而知。"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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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巧玲从泰州走出去的京剧名旦[转帖]


  
  梅巧玲 (1842-1882),第一代京剧旦角演员。原名芳,乳名阿昭,字慧仙,号雪芬,别号蕉国居士,自号梅道人,又称景和堂主人,绰号胖巧玲。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生于泰州。幼年丧父,6岁随母逃荒至苏州,8岁过继江姓为子,后被辗转贩卖,11岁入苏州福盛班,从班主杨三喜学昆旦兼皮簧青衣,又从夏白眼习艺,后与四喜班名旦罗巧福习花旦,艺成后即崭露头角,且极有人缘,遂为四喜班主要旦角。30岁后执掌四喜班,长期供奉于清宫内廷。梅巧玲戏路宽广,于旗装戏尤有创造,代表剧目有 《四郎探母》、《雁门关》等。因在 《雁门关》中萧太后的扮相俏丽可人、唱做俱佳,被誉为 “活萧太后”,名列“同光十三绝”。
  清光绪八年十一月七日,梅巧玲病故,终年41岁。妻室为著名昆生陈金雀之女,生有二子二女,长子梅雨田,为著名琴师;次子梅竹芬,京昆旦角演员,23岁时病故,其子梅兰芳。至梅葆玖、梅葆玥,梅氏为四代京剧世家。

  一  1956年3月7日至15日,梅兰芳应邀到泰州作返乡祭祖演出,此前,梅兰芳曾委托中共泰州市委对他的 “祖籍之谜”作一调查,7日当晚,梅兰芳在乔园因巢亭安顿下来,即询问梅氏亲族祖先的调查情况。4天后,梅兰芳在乔园山响草堂接到了一份约4000字的调查材料,后经梅兰芳的秘书许姬传整理出 “梅氏家族谱系表”:
  梅世贤 (高高祖,江苏泰州东薛家庄务农)
  梅万春 (高祖,到泰州城学成雕塑后开店)
  梅天根、梅天桂、梅天材 (曾祖,雕塑匠,妻颜氏)、梅天富
  梅巧玲 (祖父,先给苏州姓江的做义子,后卖到北京学艺)、梅占时
  梅雨田 (伯父)、梅竹芬 (父亲)、梅淦慈
  梅兰芳 (著名京剧演员)、梅秀冬 (泰州手工业劳动者)
  12日上午,梅兰芳偕夫人福芝芳、儿子梅葆玖在族亲梅秀冬及泰州市有关领导陪同下,前往位于泰州东郊斜桥的梅氏祖茔祭祖。
  对于自己的家世,梅兰芳曾有自述:关于我祖父的经历,我祖母对我详细说过,她说曾祖在江苏泰州城里开了一个小铺子,仿佛是卖木头雕的各种人物和佛像的。他有三个儿子,祖父是老大,8岁就给住在苏州的江老头子做了义子。祖父在北京成家立业后,曾托人到泰州寻找生身父母和两个弟弟,但查无下落。
  梅兰芳所述,与泰州刘粲夫、朱君冶的调查结果如出一辙:梅兰芳的高高祖梅世贤,将其子梅万春送至泰州城里吴广裕家的雕塑铺学雕塑,学成后定居在城里石人头巷开雕塑铺。梅万春生有四子,长天根、次天桂、三天材、四天富。梅万春去世后,因家中人口众多,四兄弟在石人头巷和陈家桥一带开雕塑铺分而谋生。梅天材故世,又恰逢水荒,其妻颜氏带长子梅巧玲等三兄弟逃荒到苏州一带,因生活难以维系,颜氏无奈将梅巧玲卖于江家为子。
  单毓元等纂修 《民国泰县志稿·艺术》云:“巧玲有祖墓在邑之东门外鲍家坝,巧玲于光绪初尚回里祭扫。”
  1958年9月,梅兰芳将珍藏多年的梅巧玲画像,赠与在北京护国寺街梅家做客的梅秀冬,并亲笔题字云:“我的祖父巧玲公的戏装像,饰 《雁门关》萧太后,系老画师沈容圃所绘,赠与秀冬大哥,以资供养。一九五八年九月梅兰芳敬识。”


  二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梅巧玲出生于泰州,8岁到鳏夫江某家,起初还算得到了家的温暖,但在江某娶了继室生了儿子后,梅巧玲便成了江家多余的人。在 《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梅兰芳复述了祖母陈太夫人所讲梅巧玲的遭遇:有一天,江妻在屋里的风炉上用砂罐烧红烧肉,巧玲不小心将砂罐碰翻了,幸亏没人看见,巧玲自然也不敢声张,等到大家追究起这桩事来,发现巧玲的鞋底下沾有红烧肉的卤汁,这下就惹了大祸,三天三夜不给饭吃。多亏江家的厨子有良心,用荷叶包了饭,偷偷给他吃,这才渡过了难关。
  梅巧玲11岁那年,江家将他卖了出去。这回梅巧玲被卖到一个叫福盛班的戏班子作徒弟,这是梅家与京剧结缘的肇始,这时也是京剧初步成熟的时期。
  在福盛班,梅巧玲从班主杨三喜学昆旦,兼学皮簧,后又随夏白眼学戏。杨、夏二人皆擅昆曲,但也以虐待徒弟闻名,杨三喜曾用硬木板把梅巧玲的掌纹都给打平了。后来梅巧玲跟了他的第三个师傅罗巧福,才算脱离了苦海。罗巧福原本也是杨三喜的徒弟,他在满师后加入四喜班,见梅巧玲在夏白眼那里受尽折磨,很不忍心,便花钱将巧玲赎出并收为弟子。
  梅巧玲对罗巧福赎身授艺感恩戴德,学戏也更加刻苦。除昆旦戏外,梅巧玲的青衣、花旦戏也有所成,一出台就很有人缘,不久就走红成为四喜班的名旦。由于他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后来又顺理成章地接管了北京 “四大徽班”之一的四喜班成为班主 (另外三个班为三庆班、春台班、和春班)。 《同光十三绝传略》中称梅巧玲“领四喜部,规矩井然”。
  “当时徽班里青衣花旦的界限很严,青衣首重唱工,花旦则专重做工及扮相。” (《中国京剧史》)梅巧玲本工花旦,身材稍胖,但慈禧太后认为,胖能显示雍容华贵,乃赐以 “胖巧玲”的美称,并常召他入宫演戏。 《许姬传艺坛漫录》中的一段记载,不免表露出梅巧玲这期间的艰辛:咸丰十年正是皇帝三旬万寿,六月初九万寿节前三后五都有戏。梅巧玲上圆明园去了好几天,回来没有多少日子,大沽就失守了。八月初九洋兵就到齐化门了。从八月二十几到九月初几,天天晚上西北红半个天,白天冒黑烟,那是圆明园三山被洋兵烧了,梅巧玲哭了一场,整天唉声叹气,家里的日子、四喜班的日子,都得朝梅巧玲说,这段日子真不是人过的。
  梅巧玲以他的艺术造诣深得观众赞誉,戏剧评论家张肖伧 《燕尘菊影录》云: “堂会无巧玲,则阖座不欢。”梅巧玲擅演剧目有昆曲 《百花赠剑》、 《刺虎》、 《思凡》、 《折柳》、 《小宴》、 《絮阁》等;京剧 《盘丝洞》、 《闺房乐》、《梅玉配》、 《浣花溪》、 《虹霓关》、 《胭脂虎》、《玉玲珑》、 《彩楼配》、 《龙女牧羊》、 《乘龙会》、 《五彩舆》、 《德政坊》等。他唱做俱佳,念白尤其出色,人们称道他的说白 “清脆无比”,“如呖呖莺声,啭于花外”。
  梅巧玲以 《雁门关》中萧太后一角享誉梨园行,他在表演上既运用了青衣的唱工技巧,雍容华贵的端庄风度,又吸收了花旦的念白和幽默、洒脱的动作,成功地塑造了这一舞台艺术形象,有 “活萧太后”之称。因此,晚清画家沈容圃所绘 《同光十三绝》,就选画了梅巧玲的萧太后扮装。 (李仲明 《梨园宗师梅兰芳》)
  梅巧玲虚心好学,言谈文雅,生活朴素,不尚奢华,空闲时间常和文人墨客研习音韵、唱腔、书法等,他的八分隶书时为伶人一绝。1962年8月,故宫博物院举办的 “梅兰芳艺术生活展览”中,梅巧玲一幅 “前身应是明月,诗酒共安乐”,显现出他来自汉碑的书艺功底。
  从磨难中出人头地的梅巧玲在做了班主之后,一反苛待学徒和同业的戏班恶习,无论对待角儿还是普通学徒,他都尊重爱护,并且特别宽容。清代学者李慈铭在 《越缦堂日记》中写道: “孝贞国恤,班中百余人失业,皆待慧仙举火。”1874年,在同治皇帝、皇太后相继驾崩的 “国丧”期间,戏班不能演出而没了收入时,梅巧玲竟不照日薪制的行规,不惜借贷给演员发全薪。
  梅巧玲讲信义、重情谊的故事,清撷春馆刊行的 《明僮合录》、孙静庵 《栖霞阁野乘》、跛公 《思荃馆笔记》、张祖翼 《清代野记》等著述中多有称道,所以 “义伶”梅巧玲之名,在晚清文人和戏迷中传颂甚广。 《中国京剧史》摘引 《越缦堂日记》中的 “焚券”、 “赎当”两则入史:
  有一位道光年间的探花名谢梦渔,是江苏扬州仪征人。他常和梅巧玲一起研究唱腔音韵等,二人交谊很深。谢梦渔虽然官做到御使,但却没什么积蓄,遇到急需时,就向梅巧玲借贷,并每次亲笔写下借据,前后累计约两三千两银子。谢梦渔70岁病故,在北京扬州会馆设奠。梅巧玲得知谢梦渔身后十分萧条,在吊唁时,当着谢家的人把全部借券在蜡烛上烧掉,并送了300两银子作为奠仪。这件事很快就传遍了北京城。
  还有一位举子到北京会试,爱看梅巧玲的戏,常和梅巧玲一起讲究唱念字音等,对梅巧玲帮助很大,两人交情很好。梅巧玲了解到这位举子因为生计困难,常把衣物拿出去典当,却不肯向人告借。就趁这位举子不在家,到他住的公寓去搜索当票,几乎和这家老仆争吵起来,解释清楚后,梅巧玲在这位老仆的陪同下去当铺把全部衣物赎了回来,又留下了200两银子。这位举子非常感动,发奋努力。但不久不幸去世。身后棺椁盛殓等事,也是梅巧玲代为料理的。
  梅巧玲的弟子很多,最有成就的是余紫云(著名老生余三胜之子,余叔岩之父),四喜班著名青衣,同为 “同光十三绝”之一。此外还有刘倩云、孙馥云、陈啸云 (程砚秋之师)、朱霭云(朱幼芬之父)、王湘云、王佩云、王桐云、姚祥云、张瑞云、周绮云、郑燕云、郑桐云、刘朵云、刘度云、刘曼云、陈五云等,在当时都有一定名气。
  光绪八年十一月七日,梅巧玲病逝于北京宣南李铁拐斜街45号 (今铁树斜街101号)寓所,四喜班同人和梨园界人士非常悲恸,送葬的人很多,几乎轰动了整个北京城。梅巧玲安葬在北京东郊某村,据其遗嘱, “墓上树梅三百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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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炸黄河铁桥、扒花园口的执行者[转帖]


  熊先煜 口述 罗学蓬 撰文

  2009年第4期 炎黄春秋杂志

  
  決堤引發的水災中的難民

  笔者按:熊先煜,抗日名将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生前系重庆市文史馆员、政协委员。1938年,他在国民党新八师服役,亲自勘察、指挥了炸黄河大铁桥、花园口决堤等影响抗日战争局势的惊天战事。以下是他在临终之前,首度开口,回忆这段峥嵘岁月的自述。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已到生死存亡关头。中国军队武器窳劣,以血肉之躯与强敌殊死抗击,在残酷的消耗战中挫敌凶焰,使日寇“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破灭。覆国之际,蒋介石被迫与****合作,两党携手,共御强寇。

  1938年2月12日,新八师(由黔军改编)奉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将军之命,由郑州火速开赴黄河大铁桥两岸布防,并奉命在强敌逼近北岸之际,毅然炸毁黄河大铁桥,使敌机械化部队不能长驱直人郑州。

  13日,我随新八师师长蒋在珍将军乘火车由郑州出发,经广武县境,到达黄河南岸车站,在此设前敌指挥所。我当时24岁,任师部上尉作战参谋,负责防务部署,并协助参谋长处理作战事务。

  晚饭后,蒋在珍命我前往黄河铁桥,向已先期赶到的工兵连了解炸毁大桥的准备情况。当时天色已晚,春寒料峭,阵阵冷风从河面上刮来,像刀子一样割脸。指挥所离黄河铁桥约3公里远近,我带了两个卫兵,以手电筒照路前行。沿途只见黑影憧憧,踽踽而行者皆是由北岸过来之逃亡百姓,或哭或泣,拖家带小,背包提箱,其情其景,惨不忍睹。

  我到达桥上后,工兵连连长周玉睿即来见我,报称该连已经开来三日,各项准备业已完成,对于炸毁大铁桥,确有充分把握。周玉睿连长还告诉我,漳河以北之敌,连日沿平汉路南犯,我二十九军各部迎击于安阳、汤阴、汲县等地,战斗惨烈无比。每日此间有大批伤员过桥。据闻我军力不能支,已逐渐南移,敌人以大批坦克为前锋,正由汲县南下,很快将驶抵黄河北岸。

  蒋在珍将军听罢我的报告,顿时紧锁眉头,满脸阴云叹息道:“以我穿草鞋持步枪之兵卒,迎战日寇之坦克装甲,岂能战而胜之?看来我万余贵州兄弟,指日之间,便要血溅黄河了。"

  我听后血气贲张,暗暗抱定为国捐躯之决心。

  14日上午我们正吃早饭,敌机突然来袭,陡然间警报声响得惊心动魄。我和指挥所里的官兵们乱纷纷跑出车站,疏散到田野上。此处无任何防空隐蔽之物,我们或蹲或立或卧,皆举眼看天,目睹涂有血红太阳旗标志的敌机在空中如人无人之境,我们除了气愤却也无法可施。敌机群呼啸而过,并未投弹,观其飞行方向,估计是去轰炸郑州。敌机过后,我们刚松了一口气,回到指挥所不一会儿,便听远处声如巨雷。我冲出门一看,原来是敌机在归途中沿路投弹,顷刻间,指挥所北侧篮球场落三弹,铁路对面中国银行也被炸,烟火冲腾,泥石飞溅。百姓死伤无数,民居着火,男女老幼大呼小叫仓惶奔向田野。牛在狂奔,狗在乱蹿,鸡飞上房,猪撞墙倒。仅几十秒钟后,天地又归于宁静,仿佛刚刚结束了一场噩梦——但这毕竟不是梦,四处房子在熊熊燃烧,田野上到处响起了撕肝裂肺的哭喊。

  这时我猛听见指挥所电话铃骤响,我飞步奔人,抓起一听,是驻郑州的军部来的电话,通告敌机十余架轰炸郑州市区,车站及大同路一带伤亡损失惨重。

  午后一时许,我随蒋在珍师长乘手摇平板车赴黄河北岸视察阵地,随行的还有警卫营营长刘荫培、副官郑自襄和两名卫士。平板车到达铁路桥上,因八十二孔处上午被敌机炸坏,南撤列车已经受阻,工兵们正全力以赴抢修。官兵见师长来到第一线,纷纷呐喊请战,还有不少学生官兵咬破指头写血书,场面极为感人。稍顷,通知已可以行车,及抵北岸,蒋师长接见第一团团长傅衡中,并向该团官佐慷慨训话,勉励众官兵面对强敌宁为玉碎,不做瓦全,誓为中国军人争荣光,并表示自己将为全师表率,与敌血战到底,然后视察桥头堡阵地后方返回南岸指挥所。

  15日午饭后,即接上峰通知,豫北情况紧急,二十九军将向山西转进,新乡已不能保,饬令工兵于当夜十一时开始装药,长官部并派工兵队长某前来指导技术事项,待命炸桥。

  16日凌晨五时,蒋在珍师长接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命令:新八师掩护并指挥工兵连炸桥,固守黄河阵地。

  当晚突接长官部电话,谓战局遽变,宋哲元部已沿道清铁路向西转进。程潜长官命令:拂晓时炸毁铁桥。

  蒋在珍师长放下电话,把目光落到我脸上,一字一板地说:“熊参谋,炸桥的命令已经下达,指挥工兵连实施的任务就交给你了。你准备一下就去桥上吧。"

  奉命后,我心潮澎湃,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到:“黄河大铁桥计长一百孔,每孔约四十公尺,为世界伟大工程之一。方今倭寇侵略,在‘焦土抗战’下,决定予以破坏,殊觉可惜!”又记:“伟大的黄河铁桥,功在人民与国家,今天为了战略关系,不得不忍痛破坏,我还来担负指挥监督工兵连执行爆破任务,这是谁也想不到的事啊!惋惜之余,惟祝愿抗战胜利,短期内能把新的黄河大铁桥重新建造起来。"

  17日拂晓时分,一切准备就绪。我与蒋在珍师长、朱振民参谋长及指挥所军官齐集在南岸桥头上,等待由新乡南开的最后一趟列车通过铁桥,然后即行发出炸桥信号。

  那日大风不停,仿佛山河呜咽,与中华民族同悲。凌晨五时过一点,最后一趟列车在熹微的天光下赶到了。那是由闷罐车、平板车、客车组成的一趟混列。车上装满了战斗到最后一刻的铁路员工和他们的家属,还有不少伤兵。清冷惨淡的灯光下,我们看见车上每一张脸膛上都涌满了肃穆、悲壮、凄凉的神情。

  当雪亮车灯穿透迷朦夜空,当列车发出“哐啷哐啷"的巨响驶上铁桥之际,司机看到了如林般屹立在黄河之北、黄河之南、黄河之上的众多军人。他突然拉响了汽笛,而且毫不间断,那尖厉刺耳激人心扉的声音仿佛是悲怆的呼唤——那是一个饱受屈辱的民族发出的含血带泪的愤怒与不屈的呐喊!

  五时一刻,蒋在珍师长向我下达了炸桥命令。我高举信号枪,连发白色信号弹三发。顿时,此起彼伏的爆炸声震天动地,黄河铁桥笼罩在滚滚烟团与频频闪烁的火光之中。

  当爆炸声停息后,我和周玉睿立即上桥检查。岂料,因技术原因,多达百孔的大铁桥仅被炸坏三孔而已.其余的九十七孔,虽已是遍体鳞伤,只不过是被炸药崩掉了一层“皮肉”,一个个巨大的桥墩,依然挺立在滚滚江涛之中。此时天色鱼白,前方情况不明,黄河以北又无我军作战,且地势平坦,铁轨未及破坏,甚利敌机械化部队之行动。

  蒋在珍师长焦虑万分,亲赴桥上,令我继续督促爆破,尽快将铁桥彻底炸毁。并命傅衡中率四个营的兵力火速重返北岸据守,若敌前锋逼近,须死战以争取炸桥时间,非有命令撤退者,一律就地枪决。

  自17日凌晨至19日傍晚,整整三天三夜时间里,执行炸桥任务的官兵无一刻不在桥上,无一刻合眼。这三天时间里,我每日无数次来回穿梭奔走于铁桥上,督查作业进度。每一次爆破,只能给大桥造成局部的破坏,工兵装填一次炸药,引爆一次,如此反复进行,黄河上爆破声隆隆,不绝于耳。

  19日中午吃午饭时,我突然听到南岸桥头处人声喧哗,不少战士纷纷向桥头跑去。我大步赶拢,原来是战士们在铁桥的右栏杆上部,发现了一块铁碑。战士中能识字的不多,许多人嚷嚷着:“请熊参谋念念,请熊参谋念念。"我仰头匆匆。浏览了一遍,顿时有乱箭穿胸之感。我高声念道:“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比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清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我怆然涕下,痛呼道:“弟兄们,这是祖宗留下的记功碑啊!可今天,这座大铁桥却毁在了我们这些不屑子孙的手上!”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还我河山!还我黄河铁桥!"

  战士们扬起手臂,含泪怒吼。

  就在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就在中华先人立下的彪炳丰功伟绩的铁碑前,我陡然感到我的心,我的双腿,仿佛被灌上了铅,变得那样的沉重。

  至19日傍晚,我查知水面自三十九孔起,至八十二孔止,其间均已遭严重破坏,即便日寇夺去,也需三年五载方能修复。此时从南岸望去,有桥床爆倒者,桥墩爆塌者,桥床桥墩均爆落人水者。巍巍然钢铁长龙,此时恰似被肢解折断的骨架,或没于水中,或露于江面,凌乱不堪,一派狼藉。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上,展布开一幅凄凉悲壮的画面。这画面,深深地烙印在我们每一位中国军人的心中,永不能忘!

  任务终于完成了,然而,我们却丝毫没有通常完成战斗任务后的那种满足与欢欣。其复杂沉痛的心情无以言表!如此浩大的工程,先人当耗去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方得以建成?然数日之间,我们便将它彻底炸毁了!

  蒋师长交给我一个特殊的任务,令我拟《爆破黄河铁桥记》,以为纪念。

  我神魂颠倒如痴如呆鼓捣三日,呕心沥血,字斟句酌,终至成篇。结尾一段,可谓荡气回肠:“……直至二十日晨,经晏勋甫参谋长视察后,始告停止爆破,计自三十九至八十二孔,均遭严重破坏。于是号称世界伟大工程之黄河大铁桥,徒留得残痕几许?念缔造之艰难,知修复之不易。爰摄斯影,以志不忘,且益坚我中华民族抗战到底之决心。”

  “决黄河之水阻隔强敌"早有议案。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扒花园口全系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

  1938年2月,新八师炸毁黄河大铁桥后,奉命守卫西起汜水东至花园口的黄河防线。不久又改为西起黄河大铁桥至马渡口一线防务。师部驻京水镇。

  此时,日寇已抵黄河北岸,因铁桥已毁,无法过河,只能与我军隔江对峙。

  5月23日,土肥原偷渡黄河成功,即以精锐的快速部队沿陇海路两侧西进。6月6日敌陷开封,7日,敌步骑兵千余附坦克十余辆到达中牟与我警戒部队接触,郑州危在旦夕。

  在此紧急情况下,第一战区长官部急向蒋委员长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西进,以保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蒋委员长的批准。

  6月6日拂晓时分,住在京水镇师部的蒋在珍师长突然被电话铃声惊醒。蒋师长抓起话筒一听,原来是集团军总司令商震直接与他通话,告诉他陇海路南之敌已突破通、许一带我军防线,逼近开封,而赵口决堤尚未完成,命令新八师加派步兵一团,前往协助。

  蒋在珍不敢懈怠,赶紧起床,叫我随他一同驱车赶往赵口视察。

  赵口一段,地势较低,选中此处决堤至当。惟计划此事时,对黄河水势估计过大,对堤质估计过松,故而决定在大堤相隔四十公尺处挖开两道口子,以为河水同时放出后,利用河水的巨大压力,能将两处决口之间四十公尺长的河堤冲走。孰料决口掘成,中间大堤久冲不垮,兼之决口过于狭小,流量有限,士兵虽奋力加宽,然军情紧迫,已时不可待。

  我向蒋在珍师长谈了我的看法后,蒋大为赞同,立即叫我随他前往郑州,面谒商总司令,由蒋呈报,我在一旁作详细补充。商总司令的意思是增加官兵,加快速度。我则认为决口过于狭小,人去得再多,也无用武之地,最好另择恰当地点开掘。对我的建议,商总司令当时并未表态。

  我与蒋师长立即又返回赵口,正与决堤部队长官计议之中,忽接商总司令电话,转达统帅部指示,命令新八师于本部防区内另选地段决堤。

  我们马上登车驶返京水镇。途中,蒋在珍问我:“我师防区内的沿河地段,你都熟悉,你看究竟在哪里决堤最好?”

  我想了想,谨慎答道:“以地形而论,马渡口、花园口均可。不过,马渡口与赵口相距不远,敌人已迫近这一地区,恐堤未决成,敌人已至。为获时间宽裕,我看最好还是选定花园口一段为宜。"

  蒋师长当即拍板:“时间紧迫,任务重大,事不宜迟,那就定在花园口吧。"

  蒋在珍命令由我主持决堤工程。

  受命于危难之际,我既感兴奋,又觉沉重。我当然清楚那黄河之水扑向千里平川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滔滔洪水吞没的,不仅仅是骄焰万丈的日寇,被日寇夺占的铁路、公路,同时,也有千千万万中国同胞的土地、家园、祖坟,也会无情地吞噬掉他们的生命啊!

  但是,我同时也清楚,作为一个军人,我无法选择,只有服从。

  虽然掘堤系重大军事机密,但中国当局并未对老百姓的生命忽略不管,乃决定,由当地师管区和政府机构组织老百姓疏散,青壮年则留下来协助军队掘堤。

  领命后,我即着手准备,于夜里十二时,即率工兵营营长黄映清、马应援,黄河水利委员会专司河堤修防的张国宏段长,乘坐一辆美式敞篷中吉普匆匆赶到花园口,勘察确定决口位置。

  经过实地勘察,我选定在关帝庙以西约三百米处决堤。我看中这里是因为此处为黄河的弯曲部,河水汹汹而来,至脚下突然受阻,压力较之直线处为大,容易冲垮河堤。而且从地图上看,待河水从花园口一带涌出,漫过已被日寇占领的开封、中牟、尉氏、通许、扶沟、西华等县境后,便可注人贾鲁河,向东南而行,流人淮河。贾鲁河道,可成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止河水无边漫延,当可减少人民必然所受之损失。

  当我说出我的意见后,用树枝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询问随同各员有何意见,如没有不同意见就这么定下了。这时,众人神色庄严,泪光蒙胧皆不能言。

  我问张国宏:“张段长,你是我们请的专家,你要表态,定在这里,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目光呆涩,像个热昏病人似的连连嚷道:“要死多少人……要死多少人呐!”

  我提高声调说道:“死人是肯定的,在这里决堤,死的人会大大减少。你必须表态,行,还是不行?”

  张国宏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责任,认真地看着地图,表态同意我的选择。

  工兵营营长黄映清不待我问他,已经“咚"地一声跪在了地上,举眼向天,热泪长淌。

  我们全都随他跪了下去,四个人跪成整齐的一排,面对着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

  午后二时许,我找了辆自行车骑上前往花园口。刚上河堤,几位平时与我称兄道弟惯了的军官便大声叫我。第二团团长王松梅手里拿着张军用地图对我嚷道:“兄弟,你干了桩了不得的大事!我刚才认真察看了地图,你选这决口位置要是稍微向西偏一点点,不把贾鲁河利用起来挡水,那郑州还有平汉线上多少城镇,恐怕全成汪洋。兄弟主持决堤,虽使千万百姓葬身鱼腹,可功在国家,功在民族,将来一定讨个好夫人,多生贵子!"

  我对王松梅这话永不能忘。

  当晚,闻郑州爆炸声甚烈,一刻未停,响至天明。那是已经作好撤退准备的我军在主动破坏郑州车站及城内可能会被敌人利用的设施,即便日寇夺去郑州,留给他们的,也只是一座空城。

  我们两千余决堤官兵耳闻隆隆不绝的爆炸声,心急如焚,乃日以继夜,猛掘不止。

  6月8日,担任掩护的傅衡中团在花园口以东十五华里处与日寇骑兵接火,将前来侦察袭扰之敌骑击退。京水镇上,也抓住了几个日寇便衣,一时人心惶惶。移住河堤上监工的蒋在珍下令将师部由京水镇移往东赵集。

  为加快掘堤速度,张国宏段长不仅亲自前去招募组织大量附近百姓协助,并现场指示掘堤方法。河堤上军民混杂,人山人海。

  武汉统帅部每隔一小时便来电话催问决堤进度,希望能早一刻放水。可见黄河决堤,已对抗战大局影响甚巨。

  长官部也派战地服务队男女同志前来慰问鼓励。他们带来白面猪肉,还在河堤上唱歌跳舞演节目,为决堤官兵打气鼓劲。

  午后,日机两架,从北飞临花园口上空侦察,并投弹数枚,落于决口附近西南面村庄,炸死炸伤居民十余人。但决堤并未因此而停止片刻。

  花园口河堤系小石子与黏土结成,非常坚硬,挖掘相当吃力。而且,河堤完全靠人工挖掘,未用一两炸药。经新八师官兵与前来协助的民工苦战两昼夜后,终于6月9日上午八时开始放水。

  洪水涌进了决口,恰似两条黄色的巨龙在跃动奔突。我们目睹着洪水疾速地向着附近早已疏散一空的村庄扑去……也就在那一刻,两千多名已经极度疲乏的军人与众多的民工似乎才感受到了精神上的沉重压力。阴云密布的苍穹下,我们肃然无语。同样的心情,我们也曾有过,那是四个月前炸毁黄河大铁桥之际。

  我在6月9日的日记中无比悲痛地写到:“当放水瞬间,情绪紧张,悲壮凄惨。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后一时许,水势骤猛,似万马奔腾。决口亦因水势之急而迅速溃大,远望一片汪洋。京水镇以西以北转眼间皆成泽国。预料不数日将波及若干县境也,心甚痛焉。”

  6月1O日,幸得天公相助,一早阴云翻滚,天光暗淡,至十时突然暴雨倾盆,竟日不停。这场大雨实有利于决口之加大,洪水最终冲垮两道决口间五十公尺长河道。至此,黄河改道,满河大水由此扑向千里平川……

  花园口决堤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 我作为花园口决堤的具体指挥者,在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不免感慨万千。对于被洪水吞没的数十万同胞的灵魂,我的心永远也得不到安宁。

  今人撰文以为,花园口决堤的目的是淹没敌军,“以水代兵”消灭其有生力量,这是不准确的。统帅部直接的军事目的是放出黄河水造成地障,以阻止和迟滞敌寇的进攻,为我军机动争取时间。当然,洪水涌出后给敌人造成的损失,也是重大的。

  那么,这一军事目的是否达到了呢?

  黄河水给日军造成的创伤,可以从日本官方的文件中得以佐证。而据我方目击者说:“洪水到处,日军惊恐万状,东奔西突,人马践踏,车、马、人员淹没不计其数。"

  当然,洪水也给我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依照1955年《治黄展览》公布的数字:淹没面积为5400平方公里,1250万人流离失所,89万**于洪水之中。

  毫无疑问,这是中华民族所承受的极其惨重的牺牲。也正由于这一惨重的牺牲,才改变了严重不利于我国的战争态势,粉碎了气焰嚣张的日寇夺取郑州后(当时统帅部已决定放弃郑州)迅速南取武汉,西袭潼关的企图。

  如果没有黄泛区阻隔,郑州沦陷后,敌人必然直逼武汉,而由豫至鄂,不仅有铁路运输,而且地势平坦,极利敌之机械化部队纵横驰骋。我军能据险堵截的,仅一武胜关而已,一旦遭突破,战局不堪设想。

  单纯从军事角度讲,花园口决堤乃是我国处于经济、军事、科学、工业全面落后的情况下面对强敌不得不采取的“断臂图存”之举,事关国家危亡,华胄存续,作出局部之重大牺牲而换取民族之惨胜,后人是应该理解的。

  仅举当时一则国际电讯,便可明了。

  巴黎六月十七日哈瓦斯社电:急进社会党机关报《共和国》顷评论中国黄河决口事云:前当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入侵荷兰时,荷兰曾以决堤为自卫计,其国人虽患水灾于一时,然其领土终得以保全。厥后1812年冬季,拿破伦一世攻俄时,俄国亦以坚壁清野之法阻止法军前进,并将莫斯科城付之一炬,卒至拿破伦一世所率大军,为之败溃。似此,某一民族受外人攻击而有灭亡或沦为奴隶之虞时,辄利用洪水与冬季凛冽气候以御敌,其事又安足怪异?时至此际,中国业已决定放出两条大龙,即黄河与长江,以制日军于死命。纵使以中国人十人性命换取日人一人性命,亦未始非计。此盖中国抗战决心所由表现也。

  读此豪言壮语,怎不令我这白发苍苍的历史亲历人,泪洒江河啊……

  (稿成,以电话告之熊先生,不料佟亦非老师告我,熊老已于不久前猝然辞世……不胜悲痛,谨以此文作祭。)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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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园口决堤”内幕:炸堤官兵跪地痛哭[转帖]

 

  2005年06月10日10时13分来源:重庆晨报

    掘堤官兵跪向黄河痛哭

  2005年6月7日,在渝中区枣子岚垭一栋简易的居民楼里,记者采访了抗战老军人卢继东。今年92岁的他身板硬朗、思维活跃,眉宇间透出军人的英武。

  作为当时的郑(州)中(牟)河防司令部作战科科长,卢老亲历了抗战史上著名的“花园口决堤”全过程。在他的讲述中,“花园口决堤”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浮出水面。

  决堤之前官兵失声痛哭

  1937年,日寇自平津沿平汉、津浦路南下,扬言要将中国军队主力一举歼灭于徐州附近。

  1938年6月6日开封陷落。与此同时,郑州也危在旦夕。

  “紧急!万分紧急!第一战区长官急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黄河伏汛期间决堤,造成平汉路以东地区的泛滥,用滔滔洪水阻止敌人的西进,以保证郑州不失。此建议立即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据卢老回忆,“6月7日凌晨,敌军进军开封时,国民革命军53军1团奉命在中牟县境内掘堤。官兵们经过三天夜以继日的挖掘,花园口决堤成功,河水沿贾鲁河滚滚流向东南,一泻千里。”

  至今,卢老还记得当时决堤时的悲壮情景:在决堤前,参与掘堤的工兵营营长黄映清来到河堤上的一座关帝庙里,对着红脸长须的关公磕响头,热泪长淌地祷告:“关老爷,中华民族眼下遭了大难,被日本鬼子欺侮得惨。我们万般无奈,只好放黄河水淹,淹死了老百姓,你得宽恕我们。”这样一说,情绪悲伤的官兵们“齐刷刷”地全跪在地上,面向波涛汹涌的黄河,放声大哭……

  两封密电再现生动历史

  采访中,卢老向记者出示了两封鲜为人知的电报,披露出“花园口决堤”前的紧急情况。

  一封为时任湖北省主席何成浚5月26日的电讯:“现黄河已届桃汛,倘施工决口,则黄河水即循故道直奔徐州,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抑且足以摧毁其战斗力,使其打通津浦之企图仍归泡影,幸及早图之。”

  一封则是豫西师管司令部刘仲元6月3日致电蒋介石的密电:“徐州失陷,敌主力深入豫东南鲁西,若不破釜沉舟,中州将不守。生等拟决定黄河之水,陆沉敌主力。明知牺牲惨重,为急欲救国起见,曷忍痛为之……”

  据卢老透露,最早提出“中日交战中可决黄河堤将敌军隔绝于豫东保全郑州”的是时任武汉行营参谋长的晏勋甫。后来,程潜、冯玉祥、白崇禧等同样提出过类似建议。

  新闻链接

  花园口决堤事件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国民党军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前进的事件。1938年4月13日,陈果夫写信给蒋介石,主张在河南武陟县的沁河口附近决黄河北堤,“以水反攻制敌”。同年5月,徐州陷落,日军土肥原师团沿陇海铁路向西进军,攻占开封,逼近郑州。蒋介石见形势对他不利,便采纳陈果夫的建议,电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核办。6月4日上午,商震部第五十三军一个团奉命在中牟县赵口掘堤。因堤坚未成,6月6日,新8师师长蒋在珍建议在花园口决口。7日,加派新编第8师一个团,改在郑州东北花园口用平射炮轰击黄河大堤,9日放水。后扩大决堤口至370余米。决堤后,一时阻碍了日军的进攻,使日军第14、第16师团陷入困境。但决堤使黄河从花园口东南泛流入贾鲁河和颍河,淹没豫、皖、苏三省44个县市,54万平方公里土地成为沼泽,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大水过后,这片土地变为荒凉贫瘠的黄泛区。

  ——摘自中国社科出版社《中国抗战军事史》

  卢继东其人

  卢继东早年毕业于黄埔军校及军队大学参谋班,历任军职,解放后曾执教南京军事学院,1958年转业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现离休在家。

  [责编:蜉蝣]

 

 


寻网友鉴定:1938年花园口决堤淹死89万百姓[转帖]

  事情概况:1938年发生的花园口决堤到底死了多少人?是89万吗?近日,在网络上,网友针对这一数据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有网友通过各方考据得出1938年6月的花园口几乎没有淹死百姓,反而因为黄泛区的泥泞而延缓迟滞了华北日军机械化兵团南下会师的时间表,在战略上可谓是运用得当。这事是真的吗?

  网友考证如下:

  1938年6月9日,花园口黄河决堤,但洪水流速非常缓慢,黄泛区人民流离失所有之,但几乎没有一人丧命,为什么?因为几天以后洪水才淹没了小腿。当时还不是汛期,放水的时候决口的附近乡镇已经得到警讯,早已撤离,当然可能还有没有撤离的民众,但这和该地居民总数比较已经是极少数了。黄河流域,尤其是中下游一直有“春雨贵如油”的民谣,当时花园口决堤是在6月份,能够有多少蓄水量?黄河中下游一般在麦收以后进入雨季蓄水,到7月底、8月初进入主汛期,不时泛滥,花园口决堤是在6月上旬,还算是麦收时节的枯水期。诸位如果不信,尽可以这个时节去黄河郑州段考察一下,看看决堤以后是否就会造成89万人的殉难?

  5月31日深夜,蒋介石委员长命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中牟县赵口决堤。6月2日,国民政府黄委会河南修防处主任陈慰儒带着程潜下拨的第一批救济款10000元交给郑州专员罗震,由其和郑县县长全百慈向百姓发放迁移费,而中牟县县长则落实居民沿着贾鲁河向西的具体迁徙工作。(承德文史》第3辑)然而,赵口的两次决堤都告失败,原因是此时春末,黄河水量实在太小,自然出槽困难,对堤坝形不成应有的压力。(二档,787.3489卷宗)但日军已经攻陷开封、进逼中牟,于是该地守将新8师师长蒋在珍决定在赵口向西26公里处的郑县花园口决堤,此时已经是6月7日。

  日军战史将“花园口决堤”称作“京水镇决口”,一直以为是6月12日发生的。(《华北治安战》上册,p.74)其实决堤是在1938年6月9日,但3天以后,也就是12日,中牟县的日军14师团才发现黄河决口了,可见黄水的流量是何等的小,流速是何等的低。(《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二卷第一册,p.81)

  事实上共死亡38万人(当然,这也是个惊人数字),是国民政府在黄泛区的统计数字,时间为1938-1947年,其中包括9年之间因水灾、旱灾、蝗灾和风灾直接、间接死亡和失踪人数。也有“89万人”一说,这其中不仅包括了黄泛区中日拉锯战中受害而死的中国平民,还有个统计项目的问题,可能是政府将1939年水灾和1942年蝗灾也算作是黄水罹难人口,但1943年旱灾他们认为和洪水无关,因此没有计入“38万人”之中。而89万人是连这次旱灾死亡人口也算进去了。不管数字如何,都是这9年来的所有各种天灾人祸的受难人数。在1938年6月花园口决堤前夕,国民政府在大堤沿线乡镇做了动员令,并由河南省政府统一转移到大后方安置,但是为何后来的9年之内还有38万人于黄泛区罹难呢?这是因为:

  1、当时麦收时节,黄河沿岸很多农民不愿意离开,忽视了决堤的可怕;

  2、中国人安土重迁,一旦觉得大水稳定,纷纷回乡,却因乏食再度逃难;

  3、翌年即有大水灾,接着1942年蝗灾、1943年旱灾,这才是致命的灾祸;

  4、黄泛区为国共日伪的拉锯战场,日寇到1941年才开始关注沦陷区水利保护;

  5、同样原因,国民政府虽然不断赈灾,但战争状态没有修复河堤的可能;

  6、中国当时将花园口决堤栽赃于日本,在宣传方面颇有些对灾情耸人听闻。

  其实在花园口决堤前后,国民政府为灾区百姓做了大量细致的救灾工作:

  1、在决堤之前的6月2日,郑州专员就督促直接受害区中牟县和郑县的县长发放每人5元的“逃荒费”,老百姓于是沿着贾鲁河两岸向西迁徙,一共走了3天才走完。(《河南文史资料》第4辑)

  2、根据《新华日报》1938年6月10日报导,国府于刚决堤时候就发放50000元用于直接受害区的“急赈”。

  3、一周以后,政府又发放200万元用于黄泛区持续性赈灾,但此时的调查报告并无受灾人员死亡的记录。(二档卷宗)

  4、花园口决堤,国民政府是栽赃于侵华日军的,但是宋庆龄在当时就坚决否定了这种说法,她领导下的“保卫中国同盟”勇敢地为日军辩诬:“1938年初夏,日本军队从汉口向徐州推进。中国军队决开了黄河南堤岸”。同时该报导也实事求是地承认,国府“事先疏散了当地居民”。(《保卫中国同盟通讯》,1940.10.1)

  由于时间关系,其他年复一年的赈灾、修堤材料就不一一列举了。1938年8月5日,黄水赈灾工作人员向郑州专员罗震提交了调查报告《郑县、中牟、尉氏等县关于黄河急赈的工作报告》,是目前关于花园口决堤最原始直接的早期档案,其中提及直接受灾难民38万人,但没有统计到有任何**亡。(河南档案馆,卷宗M08-08-0194)1938年6月11日,也就是花园口刚一决堤,蒋介石就做出指示:“须向民众宣传,敌飞机炸毁黄河堤”,自此中央社奠定了宣传基调,将决堤栽赃日军,并且加强其悲剧性。(《郑州文史资料》第二辑)虽然中央社按照蒋介石的11日指示统一了宣传基调,可是民间日报,比如《申报》似乎并不买账,隐约透露了国军是决堤主谋的信息,但其8日的香港版第二版也透露出别样资讯:“鲁豫境内黄河两岸之乡村农民,因战争之故,皆早已离去”,而我们已经知道,郑州专员罗震已经在5日就已经将百姓撤离完毕,两下印证,可见国府没有说谎。

  根据事后调查,“6月9日,花园口决堤放水,口门以下4个村庄——邵桥、史家堤、汪家堤和南崔庄、全部冲毁、荡然无存,一直到黄灾结束,这4个村庄再没有恢复。所幸的是,决堤放水时,这4个村的居民因事先知道决堤及时迁避而无一人伤亡”。(《三联生活周刊》,2005.6.5,p.53)而时任20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处长,为花园口决堤的实地主持者和现场亲历人的魏汝林回忆道:“黄河决口成功……灾区人民扶老携幼,均平安逃至平汉路豫西地带,政府分发大量救济金,非但无任何人员伤亡,即猪狗牛鸡,都随人走避,并无损失”。(《战史会刊》,1982.14)

  我们现在终于可以知道,1938年6月的花园口的确几乎没有淹死百姓,反而因为黄泛区的泥泞而延缓迟滞了华北日军机械化兵团南下会师的时间表,在战略上可谓是运用得当。当然,这个决口后来为黄泛区人民造成了多年的麻烦,为此肯定造成很多百姓殉难,所谓“壮士断腕”,虽然已经算是沦陷区的灾难,但国民政府无疑也是要负有连带责任的。

  最早令我知道****的是左翼记者曹聚仁,当时他就在事发现场,“各村男女老幼,都是涉水而过,自由来往,并无淹毙情事”就是他对这次洪水的直接描述,这令我非常震惊,于是开始关注这次事件,才发现所谓的“89万人是罹难”整个黄泛区在决口之后9年的所有战争死亡人数,并非一时一地的统计结果。而且国府的事前疏散、事后救援工作尤其令人感动:须知当时装备精锐的日军就在这些赈灾人员的几十公里以外虎视眈眈。(来自论语)

  希望网友通过实际数据对此进行说明。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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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園口決堤罪孽豈能翻案? [转帖]


  選稿:上官賢 來源:東方網 作者:陳雲發

  自從蔣介石在我們的某些媒體上成為“蔣先生”、“蔣公”之後,他在統治時期幹的許多壞事現在都被某些“蔣粉”們翻案了,這不,連他抗日時期扒開花園口黃河大堤、給中原人民造成巨大災難的罪行,現在也有人要翻過來,而且這樣的文章還堂而皇之地刊登在一份叫《炎黃春秋》的雜誌上,令人感到不勝震驚。

  這篇文章叫《我是炸黃河鐵橋、扒花園口的執行者》,由當年的蔣軍新八師上尉參謀熊先煜口述,羅學蓬撰文,發表于2009年第4期《炎黃春秋》上。文章詳細地講述了1938年6月8日至9日,由熊先煜督率國民黨軍新八師工兵營扒開花園口黃河大堤的詳細過程。文章稱,當這個熊先煜接到蔣在珍師長的決堤命令時,他“受命于危難之際,我既感興奮,又覺激動”,當此之時,他是明知決堤雖可以吞沒日寇,但“同時(淹設區)也有千千萬萬中國同胞的土地、家園、祖墳,也會無情地吞噬掉他們的生命呵”,我不知道此時的熊某人,他何以還能“興奮”得起來?

  但是,這個一味唯國民黨統帥部倒行逆之命是從的熊先煜,還是在老百姓跟本不知情的情況下,督率部下扒開了花園口大堤,文中引用其當日日記稱:“放水瞬間……起始流速甚小,至午後一時許,水勢驟猛,似萬馬奔騰。決口亦因水勢之急而迅速潰大,遠望一片汪洋。”他當時也假惺惺地表示“心甚痛焉”,但是,到了70年後的今天,還是這個熊先煜(連同撰文者羅學蓬),卻說什麼“單純從軍事角度講,花園口決提乃是我國處於經濟、軍事、科學、工業全面落後的情況下面對強敵不得不採取的''''斷臂圖存''''之舉,事關國家危亡,華胄續存,作出局部重大犧牲而換取民族之慘勝,後人是應該理解的”。這一段話是全文的核心,但卻是極端無恥的謊言!

  首先,蔣軍在1938年扒花園口黃河大堤,並非是為了主動出擊敵人,而是倉皇間以犧牲人民的辦法來保護自己,且就戰事而言,在河南戰場上,蔣軍多於日軍。1938年5月初,剛取得臺兒莊之戰勝利的蔣軍,因戰術錯誤,被迫後撤,放棄徐州。不料,日寇土肥原部2萬之眾已渡過黃河,孤軍突入蔣軍防區,這原本是打殲滅戰的好機會,但蔣介石卻十分驚慌,急令嫡系桂永清27軍拒戰,而人數絕對多於日軍的桂永清部及守商丘的第8軍黃傑部,卻均先後不戰而逃,黃傑部逃遁的理由可笑之極,僅是電臺被炸,與統帥部聯繫不上。原先由程潛設計的圍殲土肥原部2萬日軍未成,反而造成了15萬“國軍”降敵,在此情況下,土肥原反而有力量圍攻開封,威脅鄭州,蔣介石于慌亂中命商震扒開花園口黃河大堤“阻敵”,嚴令商震“要打破一切顧慮,堅決去幹,克競全功”,云云。

  那麼,花園口決堤“戰果”如何?據後來統計,日寇因河水氾濫被淹死僅損失僅1000多人,而且事實上日寇腳步並未停止在黃泛區,隨後,日寇又一路向南,上領了武漢、長沙等廣大戰略腹地。所以,該文所謂花園口決堤“事關國家危亡、華胄續存”,實乃不顧歷史事實之大謊言。我們要問:花園決堤決定過國家存亡的命運嗎?

  其次,花園口決堤是國民黨蔣介石製造的民族大災難。據事後統計,此場浩劫給豫皖地區許多人民帶來滅頂之災,黃河從此改道,其中直接被淹死達89萬人,1250萬人流離失所,淹沒44個縣,毀2000萬畝土地,死亡的民眾,佔了整個抗戰時民眾損失的2.5%。而由決堤後形成的黃泛區,一直遺害豫皖蘇人民至20世紀50年代,“國家領袖”、“國家軍隊”能如此用犧牲來抗敵嗎?現在不是許多人都在講“民主”、“人權”嗎?《炎黃春秋》也一直在鼓噪“人權”,何以對89萬**亡、1000萬人的“局部”生命和人權如此不負責任,還要後人進行所謂的“理解”?

  從國民黨在花園口扒堤的行為,可知這個黨和蔣介石在大陸統治時的表現,決不是像“蔣粉”們描寫的那麼“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而完全是置人民利益於不顧,他們的抗戰為何一次次失敗,也就有了答案。據說抗日時期,河南人民曾“幫助”日寇打蔣軍,還將“水旱蝗湯(恩伯)”視作為害人民的四兇,看來,蔣軍在河南的惡行,與日寇相比並不遜色,而其禍根,即是花園口決堤的惡行,據說蔣介石後來終身都避談花園口,不敢以此惡行“殲敵”千余而耀功。可是,作為當年的執行者熊先煜,又當過共產黨政權的政協委員的他,70年以後還認為他為虎作倀的罪行應讓後人“理解”,實在令人駭然。而《炎黃春秋》也公然要為之翻案,我們要向:那89萬在地下的冤魂能允許嗎?你們就不怕厲鬼來索命嗎?

  熊先煜已經死了,他茍活70年也罷了,但他臨死前不肯懺悔對人民所犯罪行,歷史也將會把他釘在恥辱柱上!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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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的第一桶金[转帖]


  
  作者:当年明月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濠州城

  城池的守卫者郭子兴正在他的元帅府里,苦苦思索着对策,濠州城已经被元军围了很久,这样下去是坚守不了多久了。

  就在此时,手下的军士前来报告,抓住了一个奸细,要请令旗去杀人,如果是以往,郭子兴是不会过问的,让士兵直接拿了令旗去杀就是了,但今天,他开口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军士回答道:“这个人说是来投军的,现在元军围困,哪里还有人来投军,他一定是元军奸细。”

  郭子兴差点笑了出来,投军?元军快打进城来了,还有来投军的,这个借口可是真不高明,他不禁起了好奇心,想去看看这个奸细。

  于是他骑马赶到了城门口,看见了一个相貌奇怪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人的相貌是地包天,下巴突出,更奇特的是,他的额头也是向前凸出的,具体形状大概类似独门兵器月牙铲,上下凸,中间凹(参见朱元璋同志画像)

  这个人当然就是我们的朱重八。

  郭子兴走到朱重八的面前,让人松开绑,问他:“你是奸细么?来干什么?”。

  朱重八平静的回答:“我不是奸细,我是来投军的”。

  郭子兴大笑:“什么时候了,还有人来投军,你不用狡辩,等会就把你拉出去杀头!”

  朱重八只是应了一声:“喔。”

  郭子兴看着朱重八的眼睛,希望能看到慌乱,这是他平时的乐趣之一。

  但在这个人眼睛里,他看到的只有镇定。

  郭子兴不敢小看这个人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吓不倒的人。于是他认真的询问了朱重八的名字,来历,当朱重八说出是千户长汤和介绍他来时,郭子兴这才明白,这个人真的是来投军的。

  朱重八给他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于是他没有将朱重八编入汤和的部队,而是将他放在自己身边,当自己的亲兵(警卫员)。

  在军队里,朱重八很快就表现出了他的才能,比起其他的农民兵士,他是一个很突出的人,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很有计谋,处事冷静,思虑深远(注意这个特点),而且很讲义气,有危险的时候第一个上,这一切都让他有了崇高的威信。加上他的同乡汤和帮忙,他在当士兵两个月后,被提拔为九人长,这是他的第一个官职。

  作为郭子兴的亲兵长,朱重八是很称职的,他不像其他的士兵,从不贪图财物,每次得到战利品,就献给郭子兴,如果得到赏赐,就分给士兵,由于他很有天赋,自学过一些字,分析问题准确,郭子兴渐渐把他当成自己的智囊,朱重八在军中的地位也逐渐重要起来。

  也就在此时,朱重八将他的名字改成了朱元璋,所谓璋,是一种尖锐的玉器,这个朱元璋实际上就是诛元璋,朱重八把他自己比成诛灭元朝的利器,而这一利器正是元朝的统治者自己铸造出来的。在今后的二十年里,他们都将畏惧这个名字。

  汤和

  在军队中,汤和算是个奇特的人,他在朱元璋刚参军时,已经是千户,但他却很尊敬朱元璋,在军营里,人们可以看到一个奇特的现象,官职高得多的汤和总是走在士兵朱元璋的后边,并且毫不在意他人的眼神,更奇特的是朱元璋似乎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情,也没有推托过。

  我们不得不佩服汤和的远见,他知道朱元璋远非池中物,用今天的话说,他很识实务。相信也正是这个优点,使得他能够在后来的腥风血雨中幸存下来

  在军队里,朱元璋娶了老婆,与后来的那些众多妃嫔相比,这个老婆可以算是朱元璋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这个女孩是郭子兴的义女,她的父亲姓马,是郭子兴的朋友,后来死去,将这个女孩托付给郭子兴,女孩名字不详,军队里的人都叫她马姑娘。就这样,朱元璋成了元帅的女婿,而郭子兴则多了一个帮手

  我们可以想象到朱元璋喜悦的心情,他终于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不再是那个没人管、没人问的朱重八,他饿了,有人做饭给他吃,冷了,有人送衣服给他,有家的感觉真好。这种感情一直陪伴了他很多年。

  此时,朱元璋已经升任了军队中的总管,这个职位大致相当于起义军的办公室主任,他干得不错,对于某些喜欢贪公家便宜,胡乱报销的人,朱元璋是讲原则的,由于他严于律己,大家也没有什么话说,如果就这么干下去,他可能会成为一个优秀的财务管理人员。可是上天偏偏不让他舒服的过下去,不久的将来,他将面对更大的麻烦。

  主要问题是,郭子兴的成分问题,他并不是农民,而是地主(想不通他怎么会起义),当时在濠州的统帅除了郭子兴外,还有四个人,以孙德崖为首,而这四个人都是农民,他们和郭子兴之间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不久,矛盾爆发了,一天郭子兴在濠州城里逛街,突然被一群来路不明的人绑票,这些人似乎对索取酬金之类也没有什么兴趣,把郭子兴死打一顿,然后关了禁闭。朱元璋得到消息,大吃一惊,立刻赶去孙德崖家里要人,孙德崖开始还装傻,表情惊讶,要出去找郭子兴,并且说了一些与绑架者不共戴天之类的话,充分表现出了一个业余演员的演技。

  朱元璋只把参与打人的军士带到孙德崖面前,并且告诉孙,你的那些贪污公款、胡乱报销的烂账都在我这里,自己看着办。

  于是,朱元璋从孙家的地窖中将已经打得半死的郭子兴救了出来,这件事情让朱元璋意识到,跟着这些人不会有前途。

  而郭子兴也越来越讨厌朱元璋,原因很简单,朱元璋比他强,对于郭子兴这样一个性情暴躁、不能容人的统帅来说,他是不能容忍一个可能取代他地位的人在身边的。终于有一天,他把朱元璋关了起来,落井下石一向是某些人的优良传统,郭子兴的儿子就是某些人中的一个。他吩咐守兵不能给朱元璋送饭,想要把朱元璋饿死,善良的马姑娘为了救朱元璋,便把刚烫好的烙饼揣在怀中,到牢中探望朱元璋时送给他吃,每次胸口都会烫伤,但每次都送。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郭子兴毕竟还是不想杀朱元璋,于是将他放了出来,朱元璋经历此事后,终于下了决心,和这些鼠目寸光的人决裂。他向郭子兴申请带兵出征,郭子兴高兴的答应了。

  这就是朱元璋霸业的开始,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

  就从这里起步吧!

  朱元璋奉命带兵攻击郭子兴的老家,定远,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的岳父实在存心不良,当时的定远有重兵看守,估计郭子兴让他去就是不想再看到活着的朱元璋,但朱元璋就是朱元璋,他找到了元军的一个缝隙,攻克了定远,然后在元军回援前撤出,此后,连续攻击怀远、安奉、 含山、虹县,四战四胜,锐不可当!

  在召集(也可能是抢)了壮丁后,朱元璋来到了钟离(今安徽凤阳东面),这是他的家乡,在这里他遇到了二十四个来朱元璋队伍里找工作的人。

  朱元璋经理招收的二十四个人素质是相当高的,这其中有为他算过命的周德兴,还有堪称天下第一名将的徐达。

  这些人还有亲戚,一传十,十传百,什么叔叔、舅舅、子侄、外甥都来了,很快,他的部队(直属)就有了七百人。

  当朱元璋再次回到濠州的时候,他已经完全明白了自己的前途所在,所以他向郭子兴辞职,郭子兴非常高兴,这个讨厌的人终于可以走得远远的了。

  朱元璋在出发前,又做了一件出人意料的事,他从自己的七百人中重新挑选了二十四个人,然后将其余的人都给了郭子兴,郭子兴多少有些意外,但仍然高兴的接受了。

  朱元璋的这个行动似乎可以定义为一次挑选公务员的工作,比例是三十比一,没有笔试,考官就是朱元璋和他的眼光。

  他挑的确实很准,看看这些人的名字:徐达、汤和、周德兴,这二十四个人后来都成为了明王朝的高级干部。

  唐时的黄巢在考试落榜后,站在长安城门前,惆怅之余,豪气丛生,作诗一首,大大的有名:咏菊

  待得秋来九月八, 我花开时百花杀。

  冲天香阵透长安, 满城尽带黄金甲。

  数年后,他带领着十余万大军,打进长安。

  此时的朱元璋,站在濠州的城门前,看着自己身后的二十四个人,他知道,迈出这一步,他就将孤军奋战,或者兵败身死,或者开创霸业。

  他仰望天空,还是那样阴暗,这个时候作出这个选择,似乎并不吉利,他又想起了那次无奈的占卜。

  父母去世的时候,在庙里干苦力的时候,夜里望天痛哭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天空。

  什么都没有变,变的只是我而已

  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

  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什么都不能阻挡我,就从这里开始吧!

  出发!

  朱元璋的第一桶金

  朱元璋又来到了定远,对于他而言,拉壮丁已经是轻车熟路,很快他组织了上千人的部队,他听说在定远附近的张家堡有一支三千人的部队,现在孤立无援,需要找个新老板,于是朱元璋打起了这支部队的注意。

  他亲自来到张家堡,一看寨主,大喜过望“原来是你啊”

  这个寨主他认识,原来还打过交道,而寨主叫他“朱公子”。

  两人见面后,照例自然要叙叙交情,我认识谁,你认识不,喔,你说的是那个谁啊,认识认识,还是兄弟啊,还有张三死了,李四病了等等,越说感情越好,就一起吃饭。

  在饭桌上,朱元璋终于说出了他的来意,既然目前你们没有主,不如跟着我混,将来混出名堂,有你们的股份。寨主也真是个实在人,马上就答应了。

  朱元璋非常高兴,可是他忘了中国人的习惯,酒桌上的话只能信一半,有时一半都不到。

  朱元璋后来估计会想:当时实在应该签个合同的

  三天后,朱元璋的使者到了寨中,寨主热情的接待了他

  来啦,快点请坐啊,别客气,您这趟来是?什么,让我们一起走,这个我们还要考虑下啊,

  什么?我已经答应过了?

  什么时候啊?三天前? 好像没有吧,(回顾手下)你们想想,当时有吗?是吧,没有啊,

  误会,误会啊,你说的我们一定好好考虑,让朱公子不要急啊,

  什么,你要走,别走,再坐会,啊,有事就不留你了,回去给朱公子带个好,有空来玩啊!

  就这样,朱元璋被结结实实的忽悠了一回。

  可是朱元璋岂是容易欺负的,他让部下去请寨主吃饭,特别交待是准备了很久的名菜,寨主一听有饭局,屁颠屁颠的就来了,一到大营,朱元璋就把他捆了起来,饭没有吃成,倒是自己成了粽子。然后朱元璋以寨主的名义传令山寨的人转移,就这样三千人变成了朱元璋的属下。

  下一个目标是横涧山,这个地方有两万军队,但这却不是一支可以劝降的部队,此部队的主帅叫缪大亨(从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身份),原先跟随元军围攻濠州,希望能顺便抢个劫,不料没有攻下来,于是带领部队守在这里,朱元璋带领了四千人对他发起了进攻。

  这是朱元璋第一次领导的以少对多的战斗。

  朱元璋很聪明的避开了白天,而选在晚上对这支武装发动了夜袭,像缪大亨这种土包子当然不是对手,他没有怎么抵抗就投降了,于是朱元璋的部队变成了两万人。

  朱元璋对部队进行了改编,出人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说一些类似同生共死,有福共享之类的话,而是对这些投降的士兵进行了谴责,让他们反思为什么这么大的一支部队,如此没有战斗力,轻易的投降了,然后他说出了结论,这是因为没有纪律和训练,要想成就事业,只有加强训练,建立严格纪律。

  这一番话,有理有节,大家听了都很服气。

  也就是在这次之后,朱元璋的部队与那些乌合之众的农民暴动军有了本质的区别,在他的手中,有了一支精兵。

  此时,两兄弟从定远来投奔了朱元璋,一个叫冯国用,另一个叫冯国胜,朱元璋觉得这两个人都是人才,就留下了他们,这个冯国胜就是后来的威震天下、横扫蒙古的冯胜。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朱元璋决定攻击滁州,也就在此时,一个人走进了他的军营。

  这是一个穿着书生装的中年人,相貌温文尔雅,朱元璋开始时并未在意此人,只是看他字写得好,便让他当了文书,此人倒也不在意,依然干好自己的工作,有一天,朱元璋在营房里烤火,似乎是自言自语的说了一句:“天天处处打仗,何时是个头啊”(四方战斗,何时定乎)。

  此人从容答道:“秦朝乱时,汉高祖刘邦也是百姓出身,他豁达大度,知人善任,只用了五年就成就了帝王之业,现在天下已不是元的了,元帅你的户口在濠州(公濠产),离刘邦老家不远,就算没有王气所在,也多少能沾点边。”说到这里,他停了下来,然后说出了最关键的两句话:

  “只要元帅能向刘邦学习,按照他的行为去做,天下就一定是你的!”

  朱元璋诧异的看着眼前的这个读书人,是的,这正是自己的方向,刘邦做得到的,我为什么做不到。于是,他摆正了自己的坐姿,向眼前的这个人行礼。

  这个人就是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

  滁州,地势险要,宋欧阳修曾有过“环滁皆山也”的议论,可见这确实是一块易守难攻的要害之地。

  但滁州的守军却远不像地形那么难以对付,开战之初,朱元璋手下勇将花云即率领上千骑兵以中央突破战术直冲对方阵地,元军溃败,朱元璋率领全军一举攻占滁州。

  在占据了滁州后,朱元璋又迎来了三个重要的人,分别是他的侄子朱文正、姐夫李贞和外甥李文忠。请大家记住这几个名字,他们都将是后来那场惊天动地的战争的主角。

  这样看来,朱元璋出生的位置实在是人才多多,他招纳的谋士和将领无论和哪个时代的人才相比都不逊色,何安徽之多才邪!

  此时的朱元璋手下精兵强将,谋士如云,并占据了滁州这个进可攻退可守的险要之地,他的眼界已经不是小小的濠州,也不是滁州,而是天下

  这一年,他二十六岁。

  最后一个障碍

  朱元璋的顺利似乎并不能给他的岳父带来好运,郭子兴此时正被整得够呛,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批斗,每次开会总是四个批一个,孙德崖几次都想下手,想想朱元璋就在不远的地方,实在不好善后,于是他就把郭子兴挤出了濠州城,让他下岗,自谋出路。

  此时的郭子兴才明白了人生的艰难,他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去投靠他的女婿朱元璋,但想想自己以前那样对他,他还能善待自己吗?

  到了滁州,他的顾虑打消了,朱元璋不但不念旧恶,而且还把统帅的位置让给了他,更让人吃惊的是,朱元璋做出了一个谁也想不到的决定。

  他决定把自己属下三万精兵的指挥权让给郭子兴,统帅的位置也就罢了,毕竟是个虚的,但兵权也交出去,就让人吃惊了,郭子兴百感交集,他其实从来没有信任过这个女婿,甚至还考虑过害他,他也曾问过朱元璋,为什么要这样对自己。朱元璋诚恳地说,如果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我不能忘记您的恩德。

  郭子兴终于明白,自己错了,朱元璋是对的。

  当得知这个消息后,原先企图杀害朱元璋的人也对他敬佩万分,这中间包括郭子兴的儿子郭天叙。

  一个人要显示自己的力量,从来不是靠暴力,挑战这一准则的人必然会被历史从强者的行列中淘汰,历来如此。

  郭子兴带了自己的几万人来,滁州的粮食不够吃了,朱元璋进攻和州,攻下来后就住在那里,将滁州让给了郭子兴。

  而此时濠州城中的孙德崖由于兵多粮少,强行要求到和州混饭吃,朱元璋正头疼,此时却得到了另一个消息,郭子兴得知孙德崖来了,也带了几万人来,要打孙德崖。于是小小的和州一下子挤了十几万人,而且两个对头正好碰上了,那就打吧。

  可是打不起来,为什么呢

  因为人太多了,何州只是一个小县城,一下子来十几万人,城里城外水泄不通,就好像我们今天的黄金周旅游景点一样,别说打仗,想转个身都难。

  既然不能打,那就谈吧

  看来孙德崖还是讲道理的,他表示,自己毕竟是外来的,还是自己走吧,朱元璋当即去为他送行,此时孙德崖在城内,他的士兵在城外由朱元璋陪同,但谁也没有想到,还有一个人在蠢蠢欲动。

  这就是郭子兴,郭子兴是不讲道理的,他只记得孙德崖多次羞辱过他,也管不了什么信义了,看到城内的孙德崖身边没有什么士兵,就命令手下人将孙德崖抓起来,这就害了还在城外的朱元璋。

  孙德崖的士兵听说主帅被抓,就认定是朱元璋指使的,而此时朱元璋也得到了这个消息,场面极其紧张,朱元璋一看势头不妙,拔马就往回走,士兵早就有准备,铁索往朱元璋的头上一套,下来吧您呐。孙德崖的士兵抓住了朱元璋,就去找郭子兴谈判。

  郭子兴正在一边喝酒一边欣赏者孙德崖的表情,突然消息传来,说朱元璋被抓住了,他一下子懵了,孙德崖固然不想放,可是朱元璋也是不能少的,于是他只好决定放人。

  可谁先放,就又成了问题,此时,徐达站了出来,他愿意用自己去换朱元璋,朱元璋回去后,再放孙德崖,孙德崖回去后再放徐达,这简直成了顺口溜,麻烦啊。

  总算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郭子兴临到手的敌人跑了,一时咽不下这口气,得了心病,过了一个月居然死掉了,可见心胸不宽广的人实在不能做大事。

  但这对朱元璋来说并不是个坏消息,他仁至义尽,现在终于可以放开手干了,真正的事业在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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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贤妻[转帖]


  

  作者:耕斋 分类:历史 出版社:浙江大学出版社

  《智囊全集》明·冯梦龙

  楚王聘陈子仲为相。仲谓妻曰:“今日为相,明日结驷连骑、食方于前矣!”妻曰:“结驷连骑,所安不过容膝;食方于前,所甘不过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怀楚国之忧。乱世多害,恐先生之不保命也!”于是夫妻遁去,为人灌园。

  战国时,楚王想聘从齐国迁来的名士陈子仲做相国。陈子仲回家后,对妻子说:“今天楚王聘我当相国了,从明天开始,我出门就有四匹骏马牵拉的车可坐,进餐时美味佳肴摆满面前尽我享用了。”

  他的妻子说:“即使是四匹骏马牵拉的车,你坐在上面,所需也只不过是膝盖放平这样一点位置;山珍海味摆满几个平方,你吃得下的也不过是一块肉而已。今天只是为了车上有一个座位、就餐时有一块肉可吃,就去承担楚国兴亡的忧患,且目前乱世纷纷,危机四伏,这样做,我担心你会连命都保不住的。”

  陈子仲见妻子说得有理,于是夫妻双双悄然隐逸,为人浇灌菜园去了。

  表面看,陈妻是在开导丈夫“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而实质却是在启示先生,做事做人都要“顺天行道”。无道之世而居高位,必然说许多违心的话,做许多违心的事。但即使如此,仍难上下讨好,左右逢源,真所谓身败名裂易,全身而退难嗬!

  明朝的冯梦龙是在《智囊全集》“闺智部贤哲卷”中记录这则故事的,冯对陈妻评价很高,认为她“能广其夫志,使炎心顿冷,优游无患”,这种远识是世间一般男子都比不上的。

  有道是“华屋千间,只卧一床;稻菽万担,仅食一碗”,从人身所必需的角度而言,陈子仲妻说的确是实话。退而言之,即便从人心所悦来看,此中道理也值得我们深思。曾有人问香港首富李嘉诚,人生一路走来,何时他感到最愉悦。李答是在创业之初,小店打烊以后,夫妻两人在灯下盘点一天收入,钱虽不多,但个个铜钿亲手赚来,掂在手中,特别满足。也曾看到电视上记者在采访《南行记》的作者艾芜。时年八十的艾老说,年轻时徒步滇缅,身无分文,不觉得苦;老了功成名就,再次南行,重走旧途,一路有人款待,却兴味索然。为什么?因为当时年少,虽苦犹甜;而今青春不再,虽有功名,想来也觉怅然。

  一种道理,两番解读,汲汲于功名者,当有所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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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真的会武功吗[转帖]


  日前,电影《孔子》因传闻其中提到“孔子会武功”而受到关注。孔子真的会武功吗?

  孔子重视教育,重视人的培养。在周代,贵族教育有“小学”、“大学”之分。朱熹曾说,那时,“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
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所谓“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乃“小学”必修。春秋时期,战争与祭祀一样为人人关心、关注,人人都懂射、御。孔子自然也修习“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甚至达到了精通的程度。

  说孔子文武双全应没有问题。孔子不仅考虑治国安邦,而且着眼于“平天下”,通晓射、御,善射、会驾,懂得军事,了解兵战。但是,如果说孔子“武功高强”,则缺乏直接材料。当然,这里所说的“武功”,是指今人习惯上所说的武术、技击之类,或者冷兵器时代的御敌格杀技能。此外,可以肯定的是,孔子更没有现代武侠小说中那类高来高去、隔空伤人的“神功”。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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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长平:记住蒋经国VS台湾YST网友:糊涂的蒋经国[转帖]


  

《南方周末》:记住蒋经国
  方舟评论

  特约评论员长平

  4月13日是蒋经国百岁诞辰,台湾社会高调纪念。作为大陆人,不仅要看到这与马英九当局寻求历史资源、突破现实困境的意图有关,还要了解台湾民众对蒋经国情真意切的怀想,更应检索蒋经国留下的历史遗产,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更多的想象空间。

  回想三十年前,蒋经国的名字紧随蒋介石之后,在大陆社会是“独夫民贼”的代名词。时至上世纪80年代,从流行音乐开始的文化欣赏,由老兵回乡看到的物质落差,让大陆人对台湾及其领导人的印象有所转变。经历了一个模糊期之后,大陆民众开始了解蒋经国的亲民作风,知识分子则认真对待他在台湾推行的经济政策和政治改革。到了今天,我们能够在台湾人的怀念声中,去回顾那一段曾经被遮掩的时光,把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当作共有的历史镜鉴。此番知人论事的经历,也体现了不可逆转的世道人心。

  蒋经国一生政绩之中,如今最容易被大陆人说起的是,他在民间呼声的压力之下,又顶住官僚体制内的反压力,打开了老兵回乡探亲的大门,为两岸的政治和解铺垫了一块重要的基石。这固然发自于他“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的游子情怀,但我们更应该赞赏的是,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胸襟见识。就个人际遇而言,一方面他对故土的思念难舍难弃,另一方面他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也很清醒地意识到:“我已经是一个台湾人。”他的政治身份更是一位台湾的领导人,将基本的权利与自由还给台湾民众,是他的政治职责。

  在大陆最无可争议的是,蒋经国执政台湾期间,于困顿的政治境遇之中,苦练内功,力振经济,让台湾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从1972年到1988年,台湾人均所得从486美元攀升到5917美元。他的“十大建设”虽然有计划经济的痕迹,也受到破坏环境的诟病,但是由于搞活了民间社会,注重产业结构的调整,以电子科技作为导向,更刻意消弭贫富差异,钟情乡村建设,当台湾跻身“亚洲四小龙”而光彩熠熠时,全世界更多地对它投以赞美的目光。

  我们更不应该回避的是,历史将会无可争议地记载,蒋经国一生最大的功绩,是他超越个人、家族和党派的私利,解除了戒严令,开放了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带领台湾结束了专制政治,推开了自由民主的大门。尽管他一生尽享独裁专制的盛宴,也依靠特务军警维持着并非民选的政权,但是他并没有以此作为荣耀,到晚年还隐隐感到了耻辱。他明智地告诫身边的人:“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1986年9月民进党成立时,他的幕僚之中很多人沿袭专制的思维,要求进行镇压和逮捕,但是他予以回绝,留下了“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的警语。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利用权柄维护了民众反对的权利和自由。

  蒋经国辞世之后,台湾经济和政治并非一帆风顺,甚至崎岖坎坷,乌云弥漫,但是这丝毫无损于他的政治功绩。即便现实再糟糕一点,他对于民生和民权的认可和维护,也永远值得历史深刻铭记。何况,他的做法已经推动而且必将继续推动台湾社会的发展。

  我们也留意到,在自由多元的社会空气中,蒋经国百岁诞辰纪念无论怎样高调和隆重,台湾人也没有将他神话的可能。台湾社会几十年来的反抗运动,无论是普通老兵的街头抗议,还是政治精英的舍身坐牢,正是他们的不懈抗争,促进了蒋经国的觉悟和反思,逼迫他作出了正确的选择。正是他们的智慧和勇气,铸就了蒋经国的历史丰碑。蒋经国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少滥用权力,多顺应民心。


  台湾YST的文章

  对解放统一后治理台湾的一些看法

  台湾问题牵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台湾一天不能和中国统一,中国崛起就一天不能成为事实。

  台湾不能和中国统一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呢?答案是行强的干预。

  换句话说,台湾问题回到政治斗争的基本面,那就是以军事为主的实力斗争。如果中国强大,台湾问题是一个内政问题;如果中国不够强大,台湾问题就是一个国际问题。

  所以台湾问题就是一面镜子,从这面镜子我们得到两个结论:一是中国尚未崛起,二是中国还不够强大。

  台湾问题从蒋介石时代的反攻大陆(主动的一个中国),到蒋经国时代的自我隔离(不谈判、不来往、不妥协,被动的一个中国),到李登辉时代的明统暗独,到今天陈水扁时代的明独,这一系行的演变是非常自然的。

  怎么说呢?虽然这些领导人的政治目的不同,但是他们主要的手段不变,那就是无论谁当政都寻求国际势力的介入,这是一个必要条件。

  至于台湾政治方向的转变一部分固然是因为福佬人当家,但是主要还是国际环境的改变。前者我们不能忽视当年三十万滞台倭人繁衍的余孽所制造的影响,后者我们不能忽视大陆崛起对台湾造成的压力。

  台湾既无天然资源,人口素质也不怎么样,福佬的民性尤其差,甚至可以说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刁民。无论福佬如何逞口舌之利,大家看到福佬人二十年当家作主完全是在吃外省人精心建设留下来的老本,福佬本身毫无新的建树,一件也没有。

  李登辉执政的十二年至少前一半还有外省人把关,不至于太离谱,后一半李登辉的自主性一高就不行了,最后四年台湾江河日下,败相已露。陈水扁执政的8年则完全是胡闹,福佬的劣根性展露无遗,本土政权被证明是个笑话。

  有趣的是,福佬人,以自认为智慧其实傻里瓜机的施明德为代表(另一个是林义雄),还在拼命地维护毫无希望的本土政权。「红衫军」的政治意图倒扁是假,维护本土政权是真,一开端就被Xuser与我看穿,我们对此都作出评论发表在【第三次浪潮】与【天下】。

  今天外省人三十多年的辛苦经营为台湾打下的基业已经被福佬人败光,最后的主要油水在二次金改以后也被搜刮,台湾已成一个空架子没有什么谈判的本钱,卖不了什么好价钱。统一对绝大多数的台湾人带来的后果是快捷地被淘汰。这给能力不够又想当家作主的独派人士造成时不我予的压迫感。他们一方面搞独立,一方面加紧捞钱,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各位一定会问,为什么一个空架子的台湾还会有政客抢破头?

  傻瓜,看看任何落后地区就知道,台湾将来无论沦为多么贫穷,在上位的总是有油水可捞可以活得很滋润。福佬政客非常清楚他们的权力来自福佬占绝对多数(70%)而不是本身的能力,所以本土政权是绝不能放弃的。福佬政客最大的敌人是中共,因为中共一来本土政权的基础就没有了。

  说实话,台湾人民寻求统一最大的动力是民族认同,地缘倒在其次。而民族认同在外省人身上多,在福佬人身上少。这就是为什么福佬人如火如荼地进行「去中国化」而且疯狂地把外省人扣上卖台的帽子。福佬人根本不想和中共进行任何谈判。

  福佬人根本不想和中共谈判,这一观点倒是跟蒋经国有点相似。但是我比较能够原谅蒋经国,因为蒋经国时代的前期中国大陆正在进行疯狂的十年动乱,两岸实在没有谈判的基础。到了蒋经国后期大陆走向改革开放,中美建交,这个时候蒋经国已经太老了,不但丧失了雄心壮志,也变得糊涂。

  不过无论如何,蒋经国必须肩负未能在去世前与大陆展开统一谈判的责任。我个人的看法是蒋经国缺乏远见,他也许对建设台湾的成就过份自满,对大陆的改革开放没有信心,尤其对中国的崛起缺乏认识。特别是「美丽岛事件」发生,我们看得很清楚台独势力在台湾迅速燃烧而蒋经国对台独势力采取姑息政策,蒋经国已经太老而糊涂了。和平统一的机会是蒋经国主动放弃的。

  蒋经国的糊涂是因为他看不清自己在历史上的位置,建设台湾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算不上一件大事,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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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孙中山的革命成功会怎样? [转帖]


鲁国平文

孙文是我和中国人民比较喜欢的一位政治家,革命家。他一生百屈不饶的革命意志推动了中国伟大的民主运动进程,彻底推翻了满清的腐朽反动的统治,迎接来中国革命的曙光,虽然他由于疾病的原因,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革命理想,但他革命的继往开来意义和激励后来人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实际上,作为曾经的国民党盟友****后来成功后一直以来并未忘记这位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先行者,给予了很高评价,在此不多赘言,不过假如他假以天年,有生之年能够完成革命成功,建立一个他可以权力主宰的人民政府,他会象华盛顿一样建立起来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把权力真正下放到人民手中吗?我看未必。

当然这样妄自猜测是有损英雄的形象,但为了将来,为了弄清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只能不感情用事,先不管这些细节了,本人认为孙先生即使成功了,建立的只能是一个过渡的带有家族色彩和官僚资本家性质的强权政府,也许比蒋介石好些,但大概不会比老毛先生更加民主,原因有几点:1是孙文的起步是靠家族力量支持的,他的大哥为了他的革命已经从一个大老板变得一无所有,其次他和宋氏家族的联姻,不仅是和民族资本家的联合,也是在寻求家族力量的根源,试想,人们为什么支持他?还不是想从他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丰厚回报,即使他本人不一定想变成维护家族和官僚利益的工具,旁边这么大的力量他都无法阻挡,2是他的国民党里不少都是他的亲信,尽管谈不上任人为亲,如儿子孙科,宋氏家族,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但****等民主党派要想参政议政可能不太现实,当时****还羽翼未丰,势力上没有可能和他们国民党一派抗衡,如果识相的话,做做民主的帽子还有生存的可能。否则一定惨遭屠杀,而这些力量足以把孙先生的政府推上维护少数人利益的轨道,事实上,一个政府的政治方向决定于它里面中坚力量和利益的结构,特别是领袖的牺牲精神,当一个领袖功成名就时,往往人民无法监督他的行为,是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还是功成身退?从人的习惯而言,常常会选择前者,哪怕以前说得多么动听和迷人,但对于人民来说,只有被愚弄的份了,我们实在不想把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特别是把伟人想得太坏,把一个打着为人民服务口号的政府想得太自私与无耻,可是大家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华盛顿呢?即使这样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华盛顿的“无私”可能和他自己的不育有关。

并且更加重要的是孙中山先生尽管在短暂的政府总统位置上时间不长,可有关其人自私的品德已经初露端倪,如在众所周知的与宋庆龄恋爱上所采取的一些方法实在不能够使人满意,人们经常说,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看他是如何恋爱的就一目了然,孙中山,一个不经过女友家长同意甚至竟然蛊惑帮助宋庆龄与自己私奔的男人,不客气讲,就是他首开了领导人和女秘书谈恋爱不好的先例,害得人家为他守寡大半生,又由于不礼貌的婚姻伤害了几十年来无私支持他革命的同盟伙伴宋父,恩将仇报谈不上,至少也是让人觉得个人修养不够!如果这个男人是一般老百姓的话,我们还是能够谅解,容忍他的鲁莽,然而这个人居然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民领袖确实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人民领袖,特别是处于建立文明民主国家雏形的特殊时期的革命阶段,举足轻重的他如果没有强大的自制力和做事法则,那么当胜利成果在握是否能够完全兑现当初起义时对老百姓以及群众的分享承诺,这我没有把握百分比保证孙中山会做到,相信不仅是我,大家也无法预料。最大可能只能是离开了人民的监督,孙中山按照人之常情重新回归古往今来不奇怪的政权原地踏步,换汤不换药的重复中。人民群众最终什么也得不到!

也许有人会说那就不要革命好了,反正历史就在转陀螺,那是一个可怕的想法,虽然那样不彻底的革命名存实亡,但是在一潭政治死水臭水里掀起希望的涟漪那又是多么伟大!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没有白流,历史就在如此的阴暗曲折中缓慢前进,甚至于倒行逆施,最终还是要逐步走上光明大道,我们需要革命,需要改革,就像需要氧气一样,不然老百姓迟早会在一成不变的势力与社会中被沉闷空气活活憋死,民族灭亡,国家分裂。同样我们也需要具有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的人民领袖克己奉公,在关键时刻还政于民,不为任何利益阶级所拉拢,真正走向全体国民的共和,从历史的结局来看,后者比起来前者至关重要,当革命胜利的初期,人民对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领导者和人民领袖根本没有办法羁绊他们,如何保证革命成果不落入个人以及少数人的腰包这才是我们后来者所需要考虑的千古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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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三大亨”最终结局[转帖]

 

 

杜月笙(左)、张啸林(中)和黄金荣

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是旧上海“三大亨”,这三位都市大亨组成了上海滩实力最强、影响力最大的新式流氓帮集团。但随着世道变迁,“三大亨”最终都走向了穷途末路。

枪下毙命的张啸林

  1937年10月下旬,战局恶化,蒋介石度势不敌,准备放弃上海。为防“三大亨”被日伪利用,蒋介石电告杜月笙,要他与黄金荣、张啸林离沪南去香港。
  
  杜月笙约见黄金荣、张啸林,率先表示服从。黄金荣称自己年逾古稀,体弱有病,去港岛路途迢迢经不起颠簸,想留在上海,保证闭门不出,绝不为日本人做事。这正给了张啸林独霸上海滩的绝好机会。
  
  张啸林此后公开投靠日本人,并立即布置其门徒,软硬兼施威逼各行各业与日本人“共存共荣”,大肆镇压抗日救亡活动,捕杀爱国志士;又以“新亚和平促进会”会长的名义,派人去外地为日军收购粮食、棉花、煤炭、药品,强行压价甚至武装劫夺……
  
  蒋介石指示军统局长戴笠予以制裁。戴笠于是向潜伏在沪上的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发出了针对张啸林的锄奸令。陈恭澍则动用内线,由张啸林的保镖林怀部执行之。
  
  1940年8月15日《申报》等沪上大小报纸,刊登了张啸林的死讯:昨华格臬路血案,张啸林遭枪杀,凶手即张保镖,定16日下午3时在寓所入殓……

客死香江的杜月笙

  抗战后,杜月笙将目光定在了上海市市长的职位上。蒋介石既要利用他,又恨他难以驾驭,有心趁着日本投降接收重建上海的契机,加以抑制,不让他名正言顺重新称霸上海。蒋对内甚至明确训示:对帮会的基本政策是取缔。
  
  三大战役结束,杜月笙知道蒋家王朝气数已尽,开始谋虑去从。虽然中共方面通过黄炎培等劝他留下,但他自己判断反共二十余年,可谓血债累累,所以不敢不走。杜月笙选择了去号称自由港的香港。
  
  败退台湾的蒋介石曾派俞鸿钧、洪兰友等赴港游说,杜月笙都是以疾病缠身为由推拒。蒋介石于是采取了“神经战”恐吓他。1951年4月初,在香港的国民党特务传话给杜月笙:中共正欲与港英当局交涉,要把他押回上海,在清算“四一二”政变大会上批斗,同时大陆特工潜入港岛,如交涉不成时,就将他就地处决。
  
  杜月笙信以为真,因极度恐惧夜难成寝,日坐愁城,患了严重神经衰弱、心脏病。当年7月盛夏,他中风偏瘫,这次他拒绝进医院治疗,8月10日以后,杜月笙进入昏睡状态,水米不进,16日下午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终老沪上的黄金荣

  三大战役落幕,黄金荣决意留在上海不走,是心中有底吃了定心丸。
  
  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首任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屠杀****人的具体指挥者,与黄金荣属同路人。抗战期间,杨虎失宠,对蒋介石心怀不满,经周恩来启发开导,转化成了反蒋民主人士,抗战后寓居沪上,与上海地下党保持着密切联系。中共上海局委托杨转达黄金荣:只要不死心塌地跟着反动派,可既往不咎,不予捕办,保证人身自由。
  
  黄金荣相信了****的承诺,笃悠悠照过逍遥生活,又训示徒子徒孙收剑行迹,改恶从善。
  
  他虽不再像中共建政前那样逍遥作乐,但也还是过着吃好穿好住好的老板生活。只是毕竟已是耄耋之年,与以前相比落差太大心情不畅;加之家门不幸,媳妇李志清卷了一大笔款资去了香港,终于支撑不住病倒了,于1953年6月22日去世。这年他86岁。临终前他断断续续地说:“我的一生都风扫落叶去了!”
鲁国平文

孙文是我和中国人民比较喜欢的一位政治家,革命家。他一生百屈不饶的革命意志推动了中国伟大的民主运动进程,彻底推翻了满清的腐朽反动的统治,迎接来中国革命的曙光,虽然他由于疾病的原因,没有彻底完成自己的革命理想,但他革命的继往开来意义和激励后来人的历史作用是不可估量的,实际上,作为曾经的国民党盟友****后来成功后一直以来并未忘记这位中国近现代革命的先行者,给予了很高评价,在此不多赘言,不过假如他假以天年,有生之年能够完成革命成功,建立一个他可以权力主宰的人民政府,他会象华盛顿一样建立起来一个真正民主的国家,把权力真正下放到人民手中吗?我看未必。

当然这样妄自猜测是有损英雄的形象,但为了将来,为了弄清历史的本来面貌,我们只能不感情用事,先不管这些细节了,本人认为孙先生即使成功了,建立的只能是一个过渡的带有家族色彩和官僚资本家性质的强权政府,也许比蒋介石好些,但大概不会比老毛先生更加民主,原因有几点:1是孙文的起步是靠家族力量支持的,他的大哥为了他的革命已经从一个大老板变得一无所有,其次他和宋氏家族的联姻,不仅是和民族资本家的联合,也是在寻求家族力量的根源,试想,人们为什么支持他?还不是想从他的政治投资中得到丰厚回报,即使他本人不一定想变成维护家族和官僚利益的工具,旁边这么大的力量他都无法阻挡,2是他的国民党里不少都是他的亲信,尽管谈不上任人为亲,如儿子孙科,宋氏家族,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等,但****等民主党派要想参政议政可能不太现实,当时****还羽翼未丰,势力上没有可能和他们国民党一派抗衡,如果识相的话,做做民主的帽子还有生存的可能。否则一定惨遭屠杀,而这些力量足以把孙先生的政府推上维护少数人利益的轨道,事实上,一个政府的政治方向决定于它里面中坚力量和利益的结构,特别是领袖的牺牲精神,当一个领袖功成名就时,往往人民无法监督他的行为,是个人权力的无限膨胀,还是功成身退?从人的习惯而言,常常会选择前者,哪怕以前说得多么动听和迷人,但对于人民来说,只有被愚弄的份了,我们实在不想把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特别是把伟人想得太坏,把一个打着为人民服务口号的政府想得太自私与无耻,可是大家看看世界上有多少华盛顿呢?即使这样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承认华盛顿的“无私”可能和他自己的不育有关。

并且更加重要的是孙中山先生尽管在短暂的政府总统位置上时间不长,可有关其人自私的品德已经初露端倪,如在众所周知的与宋庆龄恋爱上所采取的一些方法实在不能够使人满意,人们经常说,看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只要看他是如何恋爱的就一目了然,孙中山,一个不经过女友家长同意甚至竟然蛊惑帮助宋庆龄与自己私奔的男人,不客气讲,就是他首开了领导人和女秘书谈恋爱不好的先例,害得人家为他守寡大半生,又由于不礼貌的婚姻伤害了几十年来无私支持他革命的同盟伙伴宋父,恩将仇报谈不上,至少也是让人觉得个人修养不够!如果这个男人是一般老百姓的话,我们还是能够谅解,容忍他的鲁莽,然而这个人居然是一个身经百战的人民领袖确实显得有些匪夷所思。人民领袖,特别是处于建立文明民主国家雏形的特殊时期的革命阶段,举足轻重的他如果没有强大的自制力和做事法则,那么当胜利成果在握是否能够完全兑现当初起义时对老百姓以及群众的分享承诺,这我没有把握百分比保证孙中山会做到,相信不仅是我,大家也无法预料。最大可能只能是离开了人民的监督,孙中山按照人之常情重新回归古往今来不奇怪的政权原地踏步,换汤不换药的重复中。人民群众最终什么也得不到!

也许有人会说那就不要革命好了,反正历史就在转陀螺,那是一个可怕的想法,虽然那样不彻底的革命名存实亡,但是在一潭政治死水臭水里掀起希望的涟漪那又是多么伟大!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没有白流,历史就在如此的阴暗曲折中缓慢前进,甚至于倒行逆施,最终还是要逐步走上光明大道,我们需要革命,需要改革,就像需要氧气一样,不然老百姓迟早会在一成不变的势力与社会中被沉闷空气活活憋死,民族灭亡,国家分裂。同样我们也需要具有奉献精神与牺牲精神的人民领袖克己奉公,在关键时刻还政于民,不为任何利益阶级所拉拢,真正走向全体国民的共和,从历史的结局来看,后者比起来前者至关重要,当革命胜利的初期,人民对拥有至高无上权威的领导者和人民领袖根本没有办法羁绊他们,如何保证革命成果不落入个人以及少数人的腰包这才是我们后来者所需要考虑的千古难题!

而中国的统一和复兴则是历史上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中美是1979年建交的,所以中华民国在1979年就已经没有任何希望了,一点点都没有,是0。如果蒋经国在1980年就主动与邓小平协作,运用手下的人才(孙运璇、李国鼎等)和手中的资金积极添加建设中国的任务,蒋经国的历史地位将完全改写,不但会戏剧性地提高,甚至有可能排在邓小平之后与江泽民并行。1980年的蒋经国不但可以达成历史性的和平统一,而且在中国的养光韬晦上能够作出杰出的贡献。

  但是历史没有如果。无论台湾人如何「去蒋」,蒋介石在中国历史上会有地位,因为他领导抗日战争获取胜利;蒋经国在中国历史上是没有位置的。就算历史学家都承认蒋经国把台湾建设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那又怎样?蒋经国无论多么成功,说到底,成就还是一个省。成功的省长中国历史上有的是,拍一百部电影都轮不到蒋经国。

  读者不要不服气,以「台湾十大建设」的规模而论,没有一项能进入中国建设的前一百名。蒋经国怨不得别人,比起福佬蒋经国自然高出一大截,但是在中国人中蒋经国的格局太小,算不上是一位历史人物。

发错信断杜月笙回乡梦 长女盼迁墓 葬父上海

杜月笙在长眠台北逾半世纪后,他的长女杜美如日前表示,希望父亲能落叶归根迁葬回上海浦东老家。杜美如说,杜月笙原准备回上海定居,还托人写信给毛泽东,没想到装错信封,信送到蒋介石手上,阴错阳差断了归乡路。

  根据杜美如的说法,杜月笙当时确实准备回乡养病,后来却发生一桩意想不到的事情,而打乱杜的返乡梦。

  杜美如说,“父亲托新闻报总编钱永铭给毛主席写回信。信写好后这位喝醉酒的朋友却装错信封,把给毛主席的信错装到给蒋先生的信封里。就这样,****没有看到父亲的回信,而蒋先生看到父亲有意回上海后很生气,这件事留下千古遗恨,回大陆成了父亲未了的心愿。”

  杜美如透露,当时“原以为很快就能安葬大陆,所以一直没有下葬,但后来回乡愈来愈无望,就葬在台湾。”转眼已五十来年,把父母安葬于故乡浦东是她的一大心愿。

  杜月笙与国民党关系极深,1927年,国民党靠杜月笙在上海的黑帮力量铲除****。1949年****建政,杜月笙携家带眷到香港避祸。

  杜美如系杜月笙的长女,1949年后来台定居,并嫁给国府空军飞行员蒯松茂,今年已77岁高龄,目前在约旦经营中餐馆,其说法等于推翻台湾过去的所有报道。

  杜月笙1951年8月16日过世,《中央日报》次日即在头版显着位置发表专文悼念,蒋介石还特颁“义节聿昭”挽额,国府政要并纷纷写信、拍电报吊唁。若真如杜美如所说,杜月笙等于叛国,国府有必要如此高规格礼遇吗?她的先生后来有可能外派约旦吗?杜死后为何不葬在香港,而要来台湾?种种谜团仍令人不解。

  根据传记文学出版的“杜月笙传”,杜月笙生前曾告诉友人“我杜月笙跟国民党跟定了,随便怎样也不会回头”,临终遗言“棺材也要到一趟台湾”,生前对国府忠心耿耿。事实上,1952年杜月笙的灵柩即运来台湾,来年才安葬于汐止大尖山麓,若杜月笙真要投共,有必要如此大费周章吗?

  国共不仅在其生前极力争取杜月笙,连他到了天国还不放手,最近才停刊的《新闻天地》就说:“有人说:台湾一定要争取他,连他死了也要争取他。因为一旦反攻大陆,即使杜月笙死了,把他的灵柩抬到上海,他还会显灵,在上海这个地方上,仍可发生使你想不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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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为二战海外阵亡军人招魂 [转帖]


  近来,《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在调查海外中国军人墓地现状时,发现在东南亚一些国家至今仍建有不少二战阵亡日本军人的墓地、慰灵塔和慰灵碑,而且都维护良好。一些当地华人表示,对此现象感觉很不是滋味。

  雇佣当地人精心伺候墓地

  侨居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华人陈常

  一向记者介绍说,位于该国首都莫尔斯比港就有一处三四个足球场大小的日军墓地,墓地石材的选取很讲究,大多是从远处运过来的花岗岩。但墓碑上文字却很低调,一般都刻着“我殁日本人之墓”。

  每年春秋两季,这些墓地都会迎来许多前来拜祭的日本人。然而,今年4月5日见到的一件事情却让陈常一颇感困惑:“在莫尔斯比港有很多巴布人很卖力地打扫日本人的墓地,难道他们真的忘记了日本侵略军给他们造成的苦难?”后来经了解,这些当地人是受日本社团雇佣的“守灵工”。

  “摇一次铃就镇了一次魂”

  与南洋孤岛“低调”的日军墓地相比,缅甸北部的密支那日本军人纪念地则非常“张扬”。

  一位叫罗皆的老人告诉记者,该城有一处日本阵亡军人陵园,墓地非常豪华:大理石质墓碑,高大的慰灵塔,成排的供桌比比皆是。从高处俯瞰日军陵园非常壮观,巨大的金色佛塔周围环绕着各种慰灵塔、镇魂牌、悼魂碑。除为阵亡的士兵树碑立传外,甚至连死亡的拖炮车的战马也被歌功颂德。然而,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墓地却因为各种原因遭到损毁。

  据报道,在密支那街头,警察指挥交通所用的警铃都是日本人送的,每只警铃上都铸有60多年前在缅甸被歼的日军部队番号和“镇魂”、“慰灵”等字样,每次交警一摇铃,就为那些“死难者”镇了一次魂……

  借“赔偿外交”大修坟墓

  其实,在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都零星地散落着日本二战军人墓地。自上世纪六十年代,日本就开始建设这些海外墓地。日本东北大学的佐藤俊彦告诉记者,日本政府在开展“赔偿外交”弥补侵略行为给亚洲造成的灾难的同时,也采取了包括修建海外阵亡者墓地等一系列举措,目的是改善日本的国家形象。

  据日本媒体披露,由数百万阵亡军人家属组成的“遗族会”等社团每年都会派人赴东南亚各国组织各种祭祀活动,并出资修缮阵亡军人陵园。

    (《国际先驱导报》4.9 于冬文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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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造故事领福利 美军冒牌战俘多 [转帖]

 

  美国国防部说,在1991年海湾战争中生还的战俘仅有21名。而据****事务部向记者提供的数据却有286人,他们正从该部门领取伤残金。越南战争的战俘数目也有类似出入。
  跻身战俘之列并不会直接增加****每月的伤残金。然而,是否炮制一些受折磨和一贫如洗的故事,可以决定一名****会得到伤残金,还是两手
空空。有一名海湾战争的****虽从未被俘,却编造了被殴打和惩罚的故事。4名越南战争的退伍女军人声称在作为战俘期间受伤致残,然而越战根本没有女性战俘的相关记录。

  问题根源在于,这两个政府部门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国防部确定战俘的身份并在网上公布名单;****事务部负责发放救济金,但显然不会核对国防部所有的名单,来核实申请者的说法。结果就是:受益人的总数大于官方承认的战俘数目。据一家私人调查机构“战俘网”组织说,已经找出2000名冒充战俘的人。

  这些人说谎是有原因的。对于一名已经结婚、至少有一名未成年子女的****而言,100%伤残意味着每年可享受3.5万美元以上的免税福利,他和他的家人还可以获得伤残金,完全享受医疗保险和教育福利。

(《参考消息》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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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书城之女回忆:“父亲力阻白崇禧大破坏计划”  [转帖]


 李书城(1882~1965),湖北潜江人,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1902年由张之洞亲选,他与黄兴等赴日留学;他协助黄兴领导武昌首义,拥护孙中山护法讨袁。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他以国民党元老身份,宣扬解放区政策,稳定民心;与张难先等建立临时救济委员会,在武汉权力真空时,担当起维护武汉秩序重任。近日,记者采访了
李书城的女儿,91岁的李声英,回忆李书城为和平解放武汉而作的种种努力。

解放区之行

  淮海战役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1949年1月,白崇禧约见李书城,问道:“先生在共军方面有无知友?若有,能否去一趟解放区?”

  李书城爽快地回答:“中共领导中的吴玉章、董必武、林伯渠三先生,有的是我的同乡,有的是我的同盟会旧友,都可以袒怀畅谈。最好你给中共写封信,我帮你转交,说明你能接受的条件,以便作商谈基础。”

  白认为有理,当即给刘伯承、陈毅二将军修书一封。1月23日,李书城邀李伯刚(****员)和一名随从,赶赴解放区。

  来到解放区之后,刘伯承、陈毅二位将军特意到李的住处看望,并在归德(今商丘)市政府内设宴招待。

  陈毅直截了当地说:“解放全中国,是任何势力都不可阻挡的!我们希望李先生回汉后,联系当地的爱国民主人士,在解放军进军武汉期间,设法保护好人民的生命财产,防止敌人破坏;告诉各机关职员,要尽力保护档案和物资,不准毁坏和搬迁。”

  “在解放区的一个月,使我大开眼界——官兵、官民之间和谐相处的关系,与国统区完全不同!我回去以后一定把所见所闻和二位将军的指示,告知父老乡亲!”李书城说,并于2月20日回到武汉。

  此时,蒋介石已下野,李宗仁任代总统。武汉军队忙于备战,人心惶恐,城内谣言四起:共军所到之处,要共产共妻!一些人惊慌失措,将全家搬出武汉。于是,李书城决定在省参议会举行的欢迎会上,做一场介绍解放区真实情况的报告。当时参会的《展望》记者写道:“当他谈到在共区的观感,这位口吃、声音细小的老人,就像武陵渔人向太守谈说桃源奇景一样,而不厌其详地叙说。”

  针对“共产共妻”的谣言,他愤慨地说:“绝无此事!解放区妇女享有和男子平等的权利,提倡妇女参加生产。”他还仔细介绍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以及教育文化情况。

  李的报告,使当时正处在黑暗统治下的武汉人民耳目一新,对于稳定民心起了很大作用。

想方设法力阻白崇禧计划

  1949年4月上旬,李书城、张难先等人召集各界人士,成立武汉市临时救济委员会——遵照陈毅、刘伯承的指示,安排好欢迎解放军入城一切事宜。

  救济会成立之时,正值百万雄师待命横渡长江。白崇禧自知大势已去,企图在逃跑前对武汉进行大破坏;武汉三镇谣言四起,闲杂人等纷纷出笼,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救济委员会根据以上情况,由张难先、李书城以地方耆宿身份,联名给白崇禧写了一封信:

  “(我们)有三点要求:一、凡市区水电事业、防御工程,及有关文化教育、民生日用之各项建筑与设备,既与作战无关,蒙允保全,自毋庸置疑。唯恐万分紧急之际,狭隘激烈份子擅作破坏企图,务恳我公预示决策,先机制止。二、允留维持市区之警力,实为武汉三镇市民生命财产之唯一保障。三、形势恶化之时,狭隘激烈分子可能会伤害青年学生,请予以关注保全。”

  白崇禧表示会遵照以前承诺,不行破坏之事。

  5月8日,白欲派人将武昌平湖门外停泊的三艘小火轮炸毁,李得知消息,火速派人秘密地将300银元交给执行任务的人员“疏通”,三艘小火轮才得以保全。

  白扬言要在撤退时炸毁张公堤、武泰闸、水厂和电厂,李和张难先跑去见白,李书城愤怒地以手杖击地:“你这不是要把老百姓往死里逼吗?你想炸也好,可以,但是要先把我和难先炸死再说!”白是李在广西陆军小学堂时的学生,见老师这样动怒,连赔不是,再也不敢提破坏之事。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给予李书城很高的荣誉,请他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军管会高级参议。10月1日,李书城应邀与新中国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举世瞩目的开国大典;周恩来随后任命他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武汉晚报》4.6 周海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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