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德国人“解放”性观念[转帖]

　　
　　德国是个一板一眼的国家,甚至严肃得几近沉闷,但也有例外,譬如电视上公然播出的电话色情广告、夏天海滨四处走动的赤裸男女,还有各有4次结婚纪录的总理和外长。更值得一提的是德国北部夫林堡一家性产品公司。进入这家公司,但见一名接待人员端坐在接待桌前,对面架子上摆满内衣、色情录影带和各式各样的成人用品。
　　这座建筑是贝蒂伍塞国际公司总部。该公司股票去年5月已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公开上市。股票上有一个曲线玲珑女子,旁边站着两名穿红色内衣的女郎。
　　该公司现年80岁的创办人伍塞女士说:“我们是德国第一家股票公开上市的色情公司。因为认购者众,根本供不应求。我希望能筹到足够的钱,打入美国和英国市场。”
　　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西德的自由市场论者和东德的****员终于有了携手合作的机会。一时之间,被强凑合的不单单是原来南辕北辙的意识形态,连各种性观念也融为一体。
　　东德人样样保守,偏偏性观念十分自由;至于西德人,依美国的标准看当然不失开放,但是教徒的影响力却依然存在。
　　结果,在波罗的海海岸,“赤裸裸”的论战无时或歇。西德人抱怨来自东德的乡亲“袒裎”得过了火,东德人却嗤之以鼻,认为既然要到海滨,“标准制服”就应该是一丝不挂。
　　伍塞女士于1946年创业,当时她只是销售一些小册子,教人如何使用保险套。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德百废待举,能够提供给百姓的性产品并不比伍塞女士的高明。
　　在战后的东德,伍塞女士却鸿图大展,只见她的目录和商品一卡车一卡车地往东运送。消费者对她的商品接受度奇高,许多人还写信感谢她。伍塞女士说:“许多西德人也使用我的商品,却很少谈论。在东德,我很快发现,人们对性要开放许多。”她的公司在东德就有200万客户。
　　社会学家卡塞说:“就性态度和性行为而言,德国已成为极度开放的社会。东德已融入西德社会,在西德,历经6O年代的诸多变革和宗教规范的没落,许多事物已改变。”随着离婚率升高,上教堂和遵守教规的人也少了。50年代,有60%的德国人自称常上教堂,如今比率已降至29%。
　　卡塞说,他在50年代还年轻时,就知道有伍塞女士这号人物。他表示:“当时买保险套是件见不得人的事,但我知道,只要写信给这位女士,她就会寄给你一大包。当时写信向她买保险套的德国人如恒河沙数。”

　　[自美国《纽约时报》]

［此帖子已被 luo 在 2009-8-24 11:47:59 编辑过］

斯大林的临终时刻[转帖]

1953年2月17日之后，斯大林几乎没有离开过莫斯科郊外的“布利日尼亚”别墅。在此期间，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决定都不是在会议上做出的。

没动静，手下不敢去看究竟

3月1日是星期天，斯大林通常不需要手下人。根据记录，他的住房周围没有卫队军官值班，房间里也没有任何动静。这不难解释：斯大林的房门上都安装了遥感装置，打开或者关上时值班室监控台上的小灯就会亮起，卫队不用出值班室就能知道他是否在房间内活动。

洛兹加乔夫中校回忆说：“上午10点钟，我们和平时一样都在食堂里，开始筹划一天的安排。当时，斯大林的房间里还没动静，我们想他还在睡觉。11点的钟声敲响时，还是不见动静，12点时也是如此。这就奇怪了：他通常在11点到12点左右起床，有时甚至10点就不再睡了。

“我们不安地等待着，可到了下午三四点钟仍然没动静。这该怎么办？进去看看？可他曾非常非常严厉地下过命令：如果没有动静就不准进他房间，否则将受到严厉处罚。我们只能坐在距离他房间只有25米的值班室里。下午6点了，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办。突然，警卫从外面喊：‘我看见小餐厅的灯亮了’。我们想：谢天谢地，一切正常。大家活动起来，匆忙地准备着。”

斯大林还是谁也没叫，也没有索要克里姆林宫每天发来的邮件，这都很不正常。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转眼已经是晚上9点了，房间里仍然没有动静，到了晚上10点还是没动静……”

洛兹加乔夫回忆：“我于是对卫队副队长斯塔罗斯京说：‘你去，你是卫队首长，不应该害怕。’他却回答：‘我怕。’我说：‘你怕，难道我是英雄，应该去见他？’就在这时，中央委员会发来了一个邮包，而转交邮包的工作通常由我来做。于是我说：‘那我去吧，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可不要忘了替我说话。’”

躺在地上，抬起手臂求助

洛兹加乔夫说：“通常，我们去见他时不会悄无声息，有时甚至刻意把关门的动静弄得很大、脚步声弄得很响，好让他知道我们要过去了。如果你悄悄接近他，他会做出过激反应。

“小餐厅的门敞开着，我向里望去，看见主人躺在沙发旁的地板上，右手抬起。我惊呆了，手脚不听使唤。而他虽然没有失去知觉，却已不能说话。他的听觉非常好，显然听到了我的脚步声，勉强抬起手臂叫我帮忙。

“我跑过去问：‘斯大林同志，您怎么了？’他试图用左手整理一下什么，而我又问：‘是不是要叫医生？’他的回答只是含混不清的‘滋……滋’声。地板上有一份《真理报》，还有一块摔坏的怀表。我拿起表，看到时针指着6点半。旁边桌上放着一瓶‘纳尔赞’矿泉水，看来他是来拿水的。我问了他大约两三分钟，突然听他打起呼噜来……听着这轻轻的呼噜声，感觉他只是睡着了。”

洛兹加乔夫通过内部电话叫来斯塔罗斯京，卫队军官图科夫和服务员布图索娃随后也到了。大家一起动手，把斯大林抬到长沙发上，本来试着让他躺得舒服些，但是没有成功。

洛兹加乔夫让斯塔罗斯京“去给所有人打电话”，自己则留在斯大林身边，他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只是打着呼噜。斯塔罗斯京把电话打给了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后者吓坏了，让斯塔罗斯京把电话打给贝利亚和马林科夫。

贝利亚不敢“叫醒”斯大林

虽然从克里姆林宫开车到“布利日尼亚”别墅一般只要半个小时，但是贝利亚和马林科夫却是两个小时后才到。卫队军官们回忆，马林科夫进门后脱了鞋，而贝利亚则一反常态，没脱外套，更别说脱鞋了。

贝利亚进了大厅，和马林科夫一起来到沙发前，斯大林闭着眼睛躺在上面。贝利亚对马林科夫说：“你叫醒他，问他出了什么事。”后者回答：“不，你自己来吧，我不叫。”

于是，贝利亚粗暴地对警卫喊：“斯大林同志正在睡觉，你们难道没看见吗？没什么要紧的，你们别因为一点小事就惊慌失措。如果有什么事，你们就打电话，我们会带医生来。”这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一二点钟的事了。有鉴于贝利亚当时的表现，不少人怀疑是贝利亚谋杀了斯大林。这点现在很难证实，但是贝利亚等其他领导人肯定是巴不得斯大林早点去见马克思的。

3月2日早晨，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所有成员才出现在别墅里，和他们同时到来的当然还有医生。

值得一提的是，在生命中的最后几个月，斯大林实际上不让医生靠近自己，同时也拒绝服用从克里姆林宫药房开的药。因此，当卫队军官到莫斯科郊区药房买药时，药房的人根本想不到药是买给谁的。卫队的人不能自作主张从克里姆林宫医疗保健局给斯大林叫医生，这要由他亲自下令。在此之前，给斯大林看过病的绝大部分医生和专家不是被解职，就是遭逮捕。

3月2日，医生们进行会诊和病理分析后得出结论：斯大林后脑区域发生大面积血管栓塞，引发的并发症令病情更为复杂。医生们开始进行毫无意义的治疗。起初，他们想把斯大林放到床上，后来又决定让他留在大沙发上，认为任何打扰都可能影响他的健康。

接下来的两天里，斯大林曾有几次恢复知觉，然而病情在3月5日急剧恶化，当晚9点50分，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摘自《青年参考》汤恩浩/文

国军张灵甫七十四师覆灭的真正原因[转帖]

　　
　　本文为《党史博采》杂志荐稿

　　　　历史上真实的张灵甫将军

　　1947年3月，蒋介石集中兵力对陕北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实施重点进攻，企图先占领陕北和山东，再占领华北和东北，进而占领全中国。在山东战场，集重兵40余万，由顾祝同坐阵徐州指挥，分别由汤恩伯、王敬久、欧震组成3个机动兵团，沿临沂至泰安一线，齐头北进，企图一举歼灭华东野战军主力于沂蒙山区。为粉碎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陈毅、粟裕精心布阵，开始与之斗智斗勇。当时，进攻山东解放区的国民党军各部相当集中，为避免在进攻中被分割歼灭，采取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

　　红日里的张灵甫戎装扮像

　　为了调动国民党军队，迫使其分开，以便在运动战中将其各个击破，在1947年4月初到5月初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粟裕先后制定了5次调动国军的计划，指挥部队时南时北，忽东忽西，诱使其往返行军里程达1000公里以上，极大地消耗、迷惑了国民党军，终于导致第一兵团汤恩伯判断失误，认为陈毅、粟裕在他们强大军队的连续挤压下，已变得惊慌失措，不敢应战。于是，命令所辖各部发动全线进攻，以74师为主要突击力量，由淮阴出涟水，进入鲁南之临沂，担任开路先锋，向蒙阴进攻。为保证74师行动安全，汤恩伯还把黄百韬整编第25师、李天霞整编第 83师置其左右，翼护其行。74师很快就占领了郯城、新泰、蒙阴，于5月11日从垛庄占领黄鹿寨、三角山、杨家寨、孟良崮，前锋直指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所在地坦埠。由于国民党军队拟对华东野战军实施中央突破，担当中路主攻的74师态势势必稍形突出，这样就将原来在一条线上齐头并进的整编第2 5师、整编第83师稍微落在了后面，为华野围歼74师造成了有利战机，但在战役发起前此两翼部队距74师皆不到10公里。

　　粟裕通过对收集到的各种情报进行综合分析，根据战局发展，决定以中央反突破对付国军的中央突破，采取正面反击、两翼楔入、断其退路和阻击各路援军的战法，将74师从国军重兵集团中割裂出来予以围歼。战机难得，稍纵即逝。决定围歼74师是陈、粟在很短时间内定下的决心，5月11日晚摸清74师动向，5月12日中午正式下达了围歼74师的作战命令。

　　华东野战军以第1、第8纵队楔入整编74师的左右邻结合部位，迂回穿插，抢占芦山，以第6纵队赶至垛庄封闭合围口，断其退路以第4、第9纵队实施正面突击，而以第2、第7、第3、第10纵队分别阻击、箝制莱芜第5军、新泰整编第11师、河阳第7军和整编第48师。此时，第74师师长张灵甫很快明白了粟裕要围歼自己的计划。

　　不过，当时解放军对其虽已有合围之势，但张灵甫凭其74师32000人的兵力及该师丰富的作战经验，只要向左或右方转进，便可与国民党军83师或25师靠近会合，因该师与这两个师都只相距不到10公里。一旦与其中一支会合，张灵甫的危险便会解除，粟裕指挥的解放军便不会那么容易能围歼74师了。更何况，国民党军40余万兵力大都在周边lOO多公里范围内，随时都会开过来。

　　因此，在发现粟裕部队对其有合围之动向后，张灵甫不但没有迅速撤离，面对险情，他反而作出了“将计就计”的决策，将部队拉上了就近的孟良崮，主动让解放军来包围自己。张灵甫幻想让74师做一个“钓饵”，在解放军10多万大军围住他的同时，周边的40多万国民党军则从外面又反包围解放军。

　　张灵甫相信，周边几十万国民党军，近则只有不到10公里，远也不过100多公里，他们开到这孟良崮，最多不过是一两天的时间。而凭74师的强大军事实力与孟良崮的险要山势，在此坚守一两天不成问题。他认为，只要四面的国民党军一围过来，他的74师不但能解围，更能实现“中心开花”的效果，使国民党军创造出在孟良崮围歼陈毅、粟裕的华东解放军的大捷奇迹。

　　可见，张之主动被围，目的在于牵制粟裕主力，使外围黄百韬、李天霞等部40余万军队对解放军形成更大的反包围。因为从距离上来看，两天之内，其援军完全可以到达孟良崮。

　　张灵甫将部队一拉上孟良崮，这场战役的性质及其意义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蒋介石立刻明白了张灵甫“中心开花”的用意，看清了这是个同陈毅、粟裕统率的华东解放军决战的绝好时机，他高兴地说“抓住山东共军主力，实为难得之良机，务必奏奇功于一役。”于是，他一方面命令张灵甫坚守阵地，吸引解放军主力，另一方面严令孟良崮周围的10个整编师，特别是李天霞、黄伯韬的部队尽力支援整编74师，以期内外夹击，聚歼华东解放军于孟良崮地区。

　　从上可见，华东野战军在陈、粟精心指挥下，高度机动，与国民党军“耍龙灯”式周旋，终于创造出包围74师的有利战机。

　　尽管担当中路主攻的 74师态势稍形突出，以至于给华东野战军包围创造了一个机会，但张灵甫在发现粟裕的意图之后，完全可以并且有时间向国民党军25师或83师靠拢而跳出重围，可他却不退反进，主动被围，则是为了打个“中心开花”的大歼灭战，实现围歼华东野战军的目的。

　　久经战阵的张灵甫或许自大，但决不至于犯下孤军深入的大错。后来粟裕就曾明确指出“张灵甫乃百战名将，怎么能犯那样低级的错误?张的所谓孤军深入，实为深谋远虑的诱攻之策。”“战机不是自然地出现的，而是通过我军的指挥得当，广泛机动，诱使敌人因应而动创造出来的。”

　　作为当时指挥歼灭74师的主帅，这话说得最明白不过了。在后来的若干文章中，把华东野战军捕捉孟良崮战机，说成是整编第74师孤军冒进、送上门来的。这种说法是不符合战场实际的，既没有反映华东野战军将领的预见和战役决策，也没有反映国民党军的动向和“中心开花”作战意图。上述说法，可能是由于不了解创造和捕捉战机过程的缘故，是从解放军通常采用的传统战法出发来臆想战场情况，这未免是削足适履，而且也把张灵甫想得过于愚蠢。

　　攻坚战，阻击战，沂蒙战场无处不在 血战解放军，王牌军，孟良崮上未见蒋家援军

　　陈毅、粟裕原想在运动中歼灭74师，却没料到张灵甫主动受围，还上了孟良崮，坚守待援。危险与战机同时产生。摆在华东野战军面前便一下子只有两种结局了：不是赶紧消灭74师，就是被74师粘住，反遭周边围过来的40多万国军的重创。战况到了这个阶段已很显然，粟裕的华野10余万人虽然围住了张灵甫的74师3万余人，但是自己又被40余万国民党军战略包围。如果攻坚不下，国民党军“中心开花”图谋得逞，后果将不堪设想!这种严峻战势说明，歼灭 74师，绝非易事。要取得战役的胜利，既取决于围歼74师能否迅速解决战斗，又取决于阻援部队能否挡住援军。这就要求，解放军必须在国民党援军到达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歼灭74师。

　　战斗于5月13日打响，经过14日、15日两天的生死激战，解放军虽攻下了孟良崮主峰一旁的一些山头，但张灵甫的主力尚在主峰顽守，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孟良崮上已躺下了数以万计血肉模糊的尸体。而攻山的解放军各纵队的伤亡也相当大，并且弹药补充都出现了困难。加以周边国民党军队向孟良崮进发的情况，也令我军军心很有些紧张。因此，华东野战军总部与下属纵队一些指挥员提出：久攻不下，又是如此境况，是否忍痛从孟良崮撤退，以保大军不落入包围圈。亲临前线指挥所进行指挥的粟裕，自然透彻明白当前战势的严峻：获胜与战败这两种可能，都已接近了胜负概率的临界线，此时，惟一能让战局偏向胜利或失败的因素，就是对战双方的军心了，而其中最重要的却又是指挥官们的决战信心与指挥效率。

　　在这一关键时刻，粟裕果断下令：任何人不得言撤退!陈毅也宣布了追究失职者责任的“撤职、查办、杀头”的三大战场纪律。并严令各纵队务必不顾一切牺牲，限在24小时内攻上孟良崮，歼灭74 师各纵队伤亡多少人，战役结束后，保证给予补足建制；同时，打破解放军为躲藏国民党军飞机、坦克历来只在夜里打大仗的传统，16日白天也继续进攻。

　　诚然，74师上山不得地利，孟良崮通体花岗岩，根本无法修造工事，守山士兵都暴露在解放军射界不说，这满山的怪石亦成了攻山者绝好的掩体，使得守山方没有开阔的射界，这是历来守战之大忌。兼之张灵甫的74师，赖以称霸的美式枪械多为水冷式，可孟良崮上多石无水，其火力优势发挥不了。至于那些汽车、重炮、坦克，都带不上山，就更是一堆陈列品。

　　因此，所谓孟良崮险，对于74师来说，并不是像有人说的什么“易守难攻”，而是“易攻难守”。但张灵甫如果想实现“中心开花”，就必须上山，必须主动让其32000人马受解放军围攻，因为他那战术的整个核心要求，就是寄希望于周围40多万国民党军队能够在两天之内围攻过来，这样，不仅能使他的74师轻易解围，更能使国民党军获得一次消灭华东野战军的大捷。因为，按常理推断，近不到10公里，远也就100公里的各路国民党军队，一两天内完全能够到达。因此，张灵甫此役的成功与否，不在于74师上山，主要在于那40多万国民党军两天内会不会开过来。一旦用于反包围的国民党援军不到位，张灵甫本人及其战术便只有死路一条。

　　然而，直到16日下午74师被消灭之时，除了国民党83师师长李天霞在蒋介石严令威迫下，派该师中战斗力最弱的57团象征性地“来援救” 外，整个孟良崮就再没有其他国民党军队的影子了。张灵甫按常理推断，只要他坚守一两天，周边国民党军是无论如何都能开进来的，他也的确死守了近三天。然而，就是他守到第三天时，国民党整编第5军被牵制于莱芜；整编11师被阻蒙阴西北；整编65师、整编25师被阻击于曹庄、蛤蟆崮、界牌；第7军、整编第 48师被拒于留田、鼻子山。就是近在不到10公里的83师与25师都没有赶到，从而使解放军不仅有时间攻上孟良崮，全歼74师主力，而且还有时间在已撤出战场后，因清点被歼的敌人人数不够32000人(74师兵员数)，又重返战场，再抓获躲藏的散兵7000余人，然后，解放军才浩浩荡荡从容撤走。

　　综上可以看出，尽管74师上山不占地利，但是面对10余万大军的围攻，还是坚持了近三天。因为按张灵甫原来的设想，只要74师能坚持两天，援军就能到达，“中心开花”的目的就能实现。而74师上山坚持两天的目标完全已经达到。由此可见，张灵甫是否上山关系不到国共双方这场战役的成败，是国民党援军两天多没有开过来，导致74师覆灭，导致张灵甫及其战术的失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74师的覆亡，非因74师上山，也非74师不能战。

　　把 74师失败的责任一股脑地推到了死去的张灵甫身上，这是74师覆灭后，顾祝同、汤恩伯等为推卸责任在国民党军事检讨会上的做法。

　　援军矛盾重重，作战互不协调，救援无力 人民参战支前，军民顽强奋战，共谱凯歌

　　只要国民党援军能够两天内开到孟良崮，74师就不会亡。很少有人提出异议。那么为什么增援不力?是哪些因素导致援军不能到位呢?

　　关于这个问题，时任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在日记中写道：“余以纯军事立场觉得此次失败十分怪异。盖74师左右翼友军均相距五六公里之遥，何以竟三日之久不能增援?”“各部队如此不协调，战斗力如此之差，除失败而外，当无二路。”在这里，郭汝瑰看到的也只是国民党援军自身的原因。

　　国民党军队自身的确存在着一些问题，将领之间矛盾重重，作战互不协调，军官们大都把自己所辖的部队看成是升官发财的资本，各部队很难做到休戚相关、同舟共济。83师师长李天霞见张灵甫被围于孟良崮却暗自高兴，不但不救，反而率83师后撤。在蒋、汤的严厉命令下，才派一个连冒充旅部番号，进入沂水西岸佯装支援。后来在蒋介石的严令威迫下，才派出距离74师最近的57团增援，但又亲自打电话暗示该团团长，一旦情况紧急就马上后撤。黄百韬开始对救援74师也不甚热心，经蒋、汤再三催促，才派出部队支援，尽管后来25师不遗余力地执行蒋的命令，尽力支援74师，但那时解放军已完全控制了战略要地天马岭，25师援军被阻，寸步难行。由于多数国民党军官以保存势力为重，各打各的算盘，尽管蒋、汤一再严令增援，各路援军却不能及时赶到孟良崮救援。

　　国民党援军不能及时增援74师绝不单纯是国民党自身一方面的原因。国民党援军开不过来的另一重要的原因应该从解放军、从解放区人民对此次战役的全力支援方面来找。

　　与国民党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解放军方面上下一致，万众一心。各参战部队紧密配合、精诚团结。当时4个纵队打援，各阻援部队为堵住国民党军队的增援，不惜一切代价，顽强抗击，浴血奋战，凭借既设的野战工事，打退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冲锋，在74师未被歼灭前，没有让援军靠近孟良崮一步，为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是攻坚部队和阻援部队密切配合的结果。正如陈毅在孟良崮战役总结会上所说“伟大的歼灭战，离不开主攻和阻击，这往往是歼灭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千千万万解放区人民的无私支援在这其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首先，解放区人民人力、物质的有力支援，使解放军把绝大部分兵员放在作战第一线，既保证了完成阻击各路援军的任务，又使得解放军集中全力在不到三天就歼灭了74师。

　　当时解放军包括阻援部队在内的9个纵队弹药、给养，主要依靠解放区百姓的支援。在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口号下，解放区人民开展了空前规模的支前运动，他们以惊人的毅力，保证了数十万大军的物资供应。数以万计的大车、小车、担子和担架队川流不息地奢向前线，送物资、救伤员。诸城、滨海、蒙山、沂中、胶南、吴桥等地组织了千百支运粮队、担架队。运粮队的独轮车每车装粮均在200斤以上。人民群众自备干粮，再饿也不动军粮、自备蓑衣、席子，以备遇雨护粮。不论风雨阴晴，不怕敌机扫射，各地运粮队几乎没有完不成任务的。担架队和护理队则出入战场，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在此战役中，有7.6万随军民工，15.4万二线民工，69万临时民工参加支前。人民的支援巩固和加强了解放军在战役中的优势地位，对阻挡国民党各路援军及对整个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如陈毅所说“战争的胜利，是山东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事实证明，像这样规模巨大、人马众多的战役，离开了人民群众的无私援助，要取得战役的彻底胜利是不可能的。

　　其次，除从人力、物资上大力支援外，人民群众还坚壁清野，开展游击战，积极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地方武装在国民党援军所到之处，庄庄放枪，处处埋雷，使国民党军队无落脚之地。人民群众在国民党援军进攻时，空室清野，疏散资财，埋藏粮食，并严密封锁消息，使国民党军队无法得到粮食和情报。战役开始后，鲁中、鲁南、滨海地方武装和游击队，积极配合主力部队阻击援军。鲁中地方武装训练了1000多名爆破能手，组织了60多个爆炸破袭队，带着大批地雷分别在蒙阴、沂水、大汶口、新泰、青州等地配合主力作战鲁南地方武装则向临滋公路出击，并斩断了临郯公路，不仅将鲁中前线国民党军队的大补给线切断两条，而且钳制国民党25师1个旅，64师两个旅，20师1个旅，共4个旅不能增援孟良崮。

　　可见，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要想阻挡住国民党各路援军的进攻，取得这场战役的完全胜利，是难以想象的。

　　张灵甫在孟良崮将计就计而布下的“中心开花”战术，并非毫无根据。所以不能实现，是因为他看到的只是战局对自己有利的一面。张灵甫久经战阵，一向过于自信，认为74师是战无不胜的“精锐部队”，又处于居三岛临下的有利地形，各路援军又比较靠近。但他却忽视了国民党军队自身存在着的一些问题，忘记了军队内部矛盾重重，不能协调作战的通病，更没有看到****的将领们运筹帷幄、解放军战士顽强奋战及其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对****军队的无私支援。

　　由此看来，74师的覆灭应该从该师被围和被歼两个方面考察。74师先是被围，继而被歼。被围是华东野战军将领陈、粟运筹帷幄，精心指挥，创造并及时捕捉了战机。但张灵甫在发现粟裕围歼自己的意图之后，完全可以并且有时间向周围国民党军靠拢而跳出重围，可他却不及时突围，反而主动被围，则是幻想打个“中心开花”的大歼灭战，实现国民党军围歼华东野战军的目的。74师被歼，不是因张把军队拉上了山。74师的确在山上坚持了三天，达到了坚守两天的目标，只是由于援军没有在三天之内到位。而国民党军队不到位的主要原因除了自身的某些因素外，还因为解放军阻援部队的顽强奋战和解放区人民的人力、物质、军事上的大力支援。

蒋介石孤岛残梦[转帖]

　　
　　作者：李永铭 范小方 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蒋介石退居台湾后考虑的最主要问题，是怕****解放台湾。为了继续领导残兵败将与中共抗争，蒋介石早在华南和西南解放前，就打算“复职”，并迫使李宗仁引退。1949年10月10日蒋介石在台北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反共抗俄国策”，宣称“公理正义一定胜利”。鉴于这种情况，12月5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偕夫人郭德洁，并带上长子李幼邻、次子李志圣和随员李汉魂等人，自香港飞往美国“就医”，从此和蒋氏政权断绝了一切关系。

　　李宗仁走后，蒋介石便“完全实际上复职”。1949年12月24日，蒋知西南的顽抗已毫无希望，情绪极为低落。在受到巨大的挫折后，蒋介石开始反思过去并且研究国民党的改造问题。他在日记中写道：“从前种种，譬如昨**；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开始。”

　　蒋介石在台北选定草山士林的别墅作为住宅，并且在草山挂起了青天白日的“国旗”，但此时他的心境是十分凄楚的。他在63岁生日时写道：“本日为余63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所唯有的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惟自问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诚，始终如一，有加无已，自信必能护卫上帝教令，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耳。”

　　1950年元旦，蒋介石并没有在台北欢度新年。此时他与蒋经国隐居在台湾中部日月潭的涵碧楼，寄情于山水之间，兴叹“英雄末路的悲怀”，寄希望1950年“时来运转，否极泰来”！

　　谁知1950年对蒋介石来说，仍是愁云密布，就在元旦这天，中国****庄重宣布：“绝对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蒋介石闻此心惊肉跳，长叹不已！

　　中共和中国人民的态度是蒋介石预料之中的，蒋家父子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和美国的关系上。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从不肯把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交给美国，为此他甚至与美国派给他的参谋长史迪威闹翻，最后硬逼着美国总统罗斯福把史迪威撤回国。可现在，蒋介石为了保住台湾，却一再声称愿意让出台湾国民党军队的指挥权。为了求得美国人的武力庇护，蒋介石已顾不得什么民族尊严了。元旦前夕，杜鲁门总统在白宫召开国家安全会议，就美国对台湾的态度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莱德雷，强烈主张派遣军事顾问驻台。代表美国鹰派的典型意见认为，台湾是艘不沉的航空母舰，是美国西太平洋的屏障，失去台湾，菲律宾、日本将受到威胁。国务卿艾奇逊却对此予以反驳，他说，即使美国介入，亦无济于事，美国的西太平洋防线，有没有台湾，无足轻重。杜鲁门总统作出最后的决定，支持了艾奇逊的见解。蒋介石对美国公开抛弃台湾的做法十分生气和恐慌，并竭力封锁这一消息。即使这样，还是有相当一部分国民党军政要员携带家眷和财产竞相逃往海外。

　　最使蒋介石伤感的是曾威震全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这个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的官僚买办集团，到了台湾只剩下蒋氏一家了。宋子文没有在大陆坚持到最后，中共把他列为重要的战犯，他便感到前途不妙，1949年1月24日辞去了在广州的职务，带着他的妻子到巴黎“治病”。号称中国头号大财阀的孔祥熙，更是“目光长远”，早从1948年起就和宋蔼龄在纽约的自家别墅中过起了流亡生活，继续在美国经营他的银行业，几乎和台湾无任何的“瓜葛”。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虽然和蒋介石一起逃到台湾，但这时的陈果夫因肺病严重已退出政界。其弟陈立夫虽精力旺盛，但为防止其再度操纵党权，影响到蒋经国的接班，蒋介石送他5万美元的路费，让他到美国的新泽西州养鸡去了。行前，陈立夫向宋美龄辞行，宋美龄送给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有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陈立夫的反应，颇出宋美龄的意料，他指着墙上挂的蒋介石的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

　　此后，蒋家父子竭尽所能“力挽狂澜”，喊出的口号也只是“保卫大台湾”。为了领导“反共救国”之任，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他在台湾恢复“总统”职务。夫唱妇随，宋美龄迅速成立“中华妇女反共抗俄联合会”。蒋经国辅佐父亲，军队、政工、特务一起抓，蒋纬国仍操留德所学的专业，任装甲旅长。真可谓全家总动员。为了维持蒋家小王朝偏安孤岛的局面，必须打肿脸充胖子，把“反攻大陆”的高调一路唱下去。蒋介石提出的口号是：“要以台湾成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一年准备，二年进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朝思暮想，念念不忘恢复对大陆的统治，夺回已经失去的权力。

　　但是，人们普遍认为，蒋介石开出的“五年光复大陆”计划，纯属个人的幻想。与蒋介石一起逃过来的人，对自己的前途都感到很渺茫，谈到出海作战，个个不寒而栗。因为人们对蒋介石的家底都很清楚：在经济上，要吃没吃，要穿没穿。败退前在大陆劫来的大量黄金美元，急时可做稳定金融之用，但经济上无根本的改善办法，早晚会“坐吃山空”。军事就更无法跟中共比了。江南先生写道：“陆续败退到台湾、海南、金门、舟山、大陈的国军，人数约有六十万之众，虚张声势有余，英雄拒敌不足。一个公开的秘密：败兵残卒，乌合之众，未经整补训练前，难挡强敌；很多单位，徒具虚名，官多于兵，或有官无兵，为普遍现象；官兵成分，五花八门，职业军人，混杂着受裹胁的农民；野战师团，零零星星，系临时由流亡学生、保安团队拼凑。由江西撤退到金门的十二兵团即是众例之一。这使我们联想到，刘备败走新野后的惨状。”故蒋介石空喊反攻大陆，无非是给这股残兵败将打气壮胆罢了！

　　蒋介石本人其实也非常清楚自己的家底，他开始反思过去并且对国民党进行了一些改造。蒋介石在人事制度上的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启用陈诚担任“行政院长”。陈诚的发迹，除了他是蒋介石的心腹外，还有一点就是，他受到宋美龄的栽培。陈诚的妻子就是宋美龄的干女儿，并且他们的婚姻是蒋夫人亲自撮合的。陈诚主持台湾的内阁，他的台湾省主席一职由吴国桢来担任。蒋介石重用亲美派人物，其实就是向美国作出姿态。

　　1950年5月，海南、舟山诸岛相继解放，这使得蒋介石的心绪更加急躁。5月27日，《中央日报》发表社论说：“台湾是进入战时了！”号召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蒋介石为了防住最后的阵地，加紧在沿海修建碉堡防御工事，日以继夜，不眠不休。蒋经国主持的总政治部，发动各部队“纷纷歃血为盟，誓死效忠领袖”，甚至效法二战末期法西斯的“神风队”故伎，发动组织“反共敢死队”。蒋介石在此前秘密访问菲律宾，与菲国首脑讨论建立流亡政府事宜。

　　1950年6月25日早晨7时，蒋介石像往常一样，穿着睡衣坐在起居室里，一边翻阅报纸，一边享用早餐。这时，负责情报工作的蒋经国急匆匆地从门外闯进来，抖动着手中的两份材料，冲着蒋介石激动地说：“打起来了！打起来了！”蒋介石有些不满地略皱了一下眉头，拿起餐巾擦了擦嘴，问道：“经国，什么事情儿这么慌张？”

　　蒋经国把手中的材料递给父亲，说：“南、北朝鲜打起来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无疑给处于死亡边缘的台湾国民党政权打了一针强心针，把它从病榻上挽救了回来。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称：鉴于****军队的占领台湾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在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当局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两天后，第七舰队抵达台湾海峡，开始游弋。此外，美国的许多军政要员开始频繁地“光顾”台湾，使往日门庭冷落的台湾政权又开始逐渐热闹起来。

　　对朝鲜战争，蒋介石也曾想出兵南朝鲜，助美国一臂之力。但是，美国国务卿艾奇逊以蒋介石的出兵有可能招来中共在朝鲜或台湾的干预为由，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此后，蒋介石连续四次向美方提出派遣第五十二军赴朝，均遭到美方的婉拒。尽管蒋介石出兵朝鲜的如意算盘没有实现，他所期盼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也未因朝鲜战争而爆发，但蒋介石在朝鲜战争中受益匪浅。从此以后，日暮途穷的蒋介石重新获得美国的保护，美台关系也从此由冷变热。随后，美国的军事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入台湾。

　　为了给部下打气，蒋介石每年都利用新年、青年节、双十节发表三次文告，总要重申“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却看不到任何的行动。其实，蒋介石的本意，仅限于利用这些岛屿“对大陆沿海渗透突击”，和“展开政治、心理、经济等攻势”。

　　自海南、舟山相继被解放军攻克后，大陈岛便成为台湾的屏障。为了加强该岛的防务，1950年6月，成立“大陈游击指挥所”，但内部番号众多，各自为政，并没有真正的统一指挥。直到1951年，“西北王”胡宗南化名秦东昌，派驻大陈，才开始纳入正轨。胡宗南到大陈，是处在明知不可为而为的情况下，自愿请缨，戴罪立功。蒋介石“准备配合国际局势间的演变”的美梦，自然也和他若干次的旧梦一样，为现实击得粉碎。胡宗南的命运也和他上司一样，穷途末路。

　　1954年5月6日，蒋介石乘“娥眉号”军舰亲自前往大陈岛视察，鼓舞士气。蒋介石刚离开大陈岛不久，解放军就一举占领鲠门、头门、田岙三岛。随后，解放军迅速在附近一江山岛的头门岛架设30余门远射程的巨炮，对蒋军造成严重的威胁。后来，解放军又出动米格15型战斗机10余架次，掩护轻重轰炸机13架次，向上下大陈岛港口设施与停泊炮艇，反复投弹轰炸。蒋军的空军因老式飞机的性能不如米格15，龟缩地面不敢迎战。与此同时，在渔山西南海面执行夜间巡航任务的太平舰，被解放军的鱼雷快艇击沉。太平舰被击沉，台湾的所谓海上优势的神话也破灭了。

　　蒋经国利用这次机会，指令“救国团”发起一项建舰复仇运动。他在第一次台北“救国团”的宣誓典礼会上说：“民国三十八年大陆的失败，大家只看到军队给人家打垮了，虽然这也是事实，但是要注意，除了军队，我们的青年也被中共解除了精神武装，青年组织也被瓦解。我们感到军队的整顿非常重要，这三年以来，我们集中全力在整顿军队上，但是我们领悟到民国三十八年失败的教训，更知道打倒中共，复兴国家，还需要组织青年，团结青年，给他们一种新的教育，灌输他们新的精神。”然而，“新的教育”并没有拉住台湾的青年。后来向国民党政权挑战的，正是一群青年。

　　尽管美国和台湾因朝鲜战争而“眉来眼去”，但双方的矛盾依然存在。美国出于其全球安全战略考虑，加之杜鲁门政府从未打消对蒋介石政权的反感，所以一面对台伸出援助之手，一面又不允许蒋军反攻大陆。按照杜鲁门的指示，游弋在台湾海峡的第七舰队除了负有“防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的使命外，还承担着使台湾“军事中立化”的任务。

　　由于有了美国武力的庇护，风雨摇曳的台湾局势初步稳定，国民党也有了安全感。于是，蒋介石把注意力转向内部，开展了筹划已久的旨在重建国民党的“改造运动”。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已再无其他地方可去。党内的“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极为强烈；大陆时期的原班人马已众叛亲离，不堪任用；退台后的人员其成分也十分复杂，忠逆难辨。为了收拢和控制已经溃散的国民党残部，确立和巩固在台湾的统治地位，也必须得整顿、改造国民党。

　　1950年３月，蒋介石在一次总理纪念周集会上，对两千多名中高级干部发表了“严肃诚挚”的演讲，内容主要是：（1）虚心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2）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彻底改造国民党；（3）他自己将鞠躬尽瘁，争取最后的胜利。据说，当时会场上的气氛十分严肃凝重，在座的国民党干部中，不少人感动得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950年６月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蒋介石得到了喘息的机会，随即于７月22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临时会议上公布了《关于实施本党改造之说明》 《本党改造纲要》及《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三个文件。

　　７月26日，蒋介石又在台北宾馆宣布由陈诚、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芬、陈雪屏、胡建忠、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蒋经国、萧自成、沈昌焕、郭澄、连震东共16人组成“中央改造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后，取代了原“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能，主持国民党的改造工作。这是改造运动的关键一步，执掌党权二十余年的陈果夫、陈立夫C.C.派被排除出中央，一批蒋系新人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另外聘请吴敬恒、居正、于右任、钮永建、丁唯汾、王宠惠、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何应钦、白崇禧、陈果夫、朱家骅、张厉生、王世杰、董显光、吴国桢等25人为“中央评议委员”，取代原“中央监察委员”，负责监督国民党的改造工作，使元老派能够得到安抚。８月５日，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在台北正式成立。在蒋介石的主持下，16名“中央改造委员”宣誓就职，表示：要“遵从总裁领导”，“竭忠尽智”，完成改造任务；如果背誓，则“愿受党纪之严厉制裁”。随之，声势颇为浩大的改造运动在国民党的各级组织中同时展开。这项运动历时两年三个月，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改造运动对蒋介石来说最大的功绩在于：通过改造运动，蒋介石借机把一大批的异己力量排除掉，代之以较为年轻的心腹嫡系，以蒋经国为核心的“太子系”势力乘机崛起。大陆时代曾风云一时的人物，如今面对改造运动无不黯然神伤、郁郁寡欢，只能生活在往昔荣耀的回忆之中。由于政治失势，心情不畅，他们中的许多人赴台湾后不到几年，便命归黄泉了。

1834年的世界首富[转帖]

　　作者：中国散文学会 编选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1834年的世界首富

　　杨红林

　　1686年春，广东巡抚李士祯在广州颁布了一项公告，宣布凡是“身家殷实”之人，只要每年缴纳一定的白银，就可作为“官商”包揽对外贸易。令李士祯想不到的是，这一公告竟会在以后的岁月里为中国催生出一位世界首富。

　　垄断清朝海上外贸，广州十三行成为暴富群体

　　17世纪后期，康熙皇帝暂时放宽了海禁政策，来华从事贸易的外国商人日益增多。于是，广东地方政府于1686年招募了13家较有实力的行商，指定他们与洋船上的外商做生意并代海关征缴关税。从此，近代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广州十三行”诞生了。在以后的发展中，这些行商因办事效率高、应变能力强和诚实守信而深受外商欢迎。

　　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朝下令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仅保留广州一地作为对外通商港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直接促使广州十三行成为当时中国唯一合法的“外贸特区”，从而给行商们带来了巨大的商机。在此后的100年中，广东十三行竟向清朝政府提供了全国40％的关税收入。

　　所谓的“十三行”，实际只是一个统称，并非只有13家，多时达几十家，少时则只有4家。由于享有垄断海上对外贸易的特权，凡是外商购买茶叶、丝绸等国货或销售洋货进入内地，都必须经过这一特殊的组织，广东十三行逐渐成为与两淮的盐商、山西的晋商并立的行商集团。在财富不断积累的过程中，广东十三行中涌现出了一批豪商巨富，如潘振承、潘有度、卢文锦、伍秉鉴、叶上林等，以至于当时就流传有“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的说法。在后世看来，这些行商无疑是当时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有记载称，当1822年广东十三行街发生了一场大火灾时，竟有价值4000万两白银的财物化为乌有，甚至出现了“洋银熔入水沟，长至一二里”的奇观。

　　在广东十三行中，以同文行、广利行、怡和行、义成行最为著名。其中的怡和行，更因其主人伍秉鉴而扬名天下。

　　资产2600万银元，曾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主

　　2001年，美国《华尔街日报》统计了1000年来世界上最富有的50人，有6名中国人入选，伍秉鉴就是其中之一。

　　伍秉鉴（1769-1843），又名伍敦元，祖籍福建。其先祖于康熙初年定居广东，开始经商。到伍秉鉴的父亲伍国莹时，伍家开始参与对外贸易。1783年，伍国莹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成立了怡和行，并为自己起了一个商名叫“浩官”。该商名一直为其子孙所沿用，成为19世纪前期国际商界一个响亮的名字。1801年，32岁的伍秉鉴接手了怡和行的业务，伍家的事业开始快速崛起。

　　在经营方面，伍秉鉴依靠超前的经营理念，在对外贸易中迅速发财致富。他同欧美各国的重要客户都建立了紧密的联系。1834年以前，伍家与英商和美商每年的贸易额都达数百万银元。伍秉鉴还是英国东印度公司最大的债权人，东印度公司有时资金周转不灵，常向伍家借贷。正因为如此，伍秉鉴在当时西方商界享有极高的知名度，一些西方学者更称他是“天下第一大富翁”。当时的欧洲对茶叶质量十分挑剔，而伍秉鉴所供应的茶叶曾被英国公司鉴定为最好的茶叶，标以最高价出售。此后，凡是装箱后盖有伍家戳记的茶叶，在国际市场上就能卖得出高价。在产业经营方面，伍秉鉴不但在国内拥有地产、房产、茶园、店铺等，而且大胆地在大洋彼岸的美国进行铁路投资、证券交易并涉足保险业务等领域，使怡和行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跨国财团。

　　伍秉鉴还因其慷慨而声名远播海外。据说，曾有一个美国波士顿商人和伍秉鉴合作经营一项生意，由于经营不善，欠了伍秉鉴7.2万美元的债务，但他一直没有能力偿还这笔欠款，所以也无法回到美国。伍秉鉴听说后，马上叫人把借据拿出来，当着波士顿商人的面把借据撕碎，宣布账目结清。从此，伍浩官的名字享誉美国，被传扬了半个世纪之久，以至于当时美国有一艘商船下水时竟以“伍浩官”命名。

　　经过伍秉鉴的努力，怡和行后来居上，取代同文行成为广州十三行的领袖。伍家所积累的财富更令人吃惊，据1834年伍家自己的估计，他们的财产已有2600万银元（相当于今天的50亿元人民币），成为洋人眼中的世界首富。建在珠江岸边的伍家豪宅，据说可与《红楼梦》中的大观园媲美。

　　接触英国鸦片商被林则徐惩处，承担赔款走向没落

　　作为封建王朝没落时期的一名富商，伍秉鉴所积累的财富注定不会长久。就在他的跨国财团达到鼎盛时，一股暗流正悄然涌动。1840年6月，鸦片战争爆发。尽管伍秉鉴曾向朝廷捐巨款换得了三品顶戴，但这丝毫不能拯救他的事业。由于与英国鸦片商人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遭到林则徐多次训斥和惩戒，还不得不一次次向清政府献出巨额财富以求得短暂的安宁。《南京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在1843年下令行商偿还300万银元的外商债务，而伍秉鉴一人就承担了100万银元。也就是在这一年，伍秉鉴病逝于广州。

　　伍秉鉴死后，曾经富甲天下的广东十三行开始逐渐没落。许多行商在清政府的榨取下纷纷破产。更致命的是，随着五口通商的实行，广东丧失了在外贸方面的优势，广东十三行所享有的特权也随之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又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降临到十三行街，终于使这些具有100多年历史的商馆彻底化为灰烬。
过改造运动，国民党就纯粹成为蒋家的天下，真可谓“独此一家，别无分号”了。

　　此外，蒋介石在岛内开始一系列的经济改革及建设，为1960年代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

　　1953年1月，美国共和党人、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五星上将，入主白宫。他改变了杜鲁门政府时期对台的政策。蒋介石军队对大陆的任何侵扰，美国都可以听之任之。随后，美国政府首次正式向台湾派出“大使”，并在台湾海峡举行了美台联合军事演习。

　　有了美国的进一步“撑腰”，蒋介石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不敢进攻他占领的任何岛屿，但是中国****偏不信这个邪，在1955年1月18日，解放军奉命进攻一江山岛，激战53小时后全岛解放。国民党的守军司令王生明，顽固抵抗，结果作了蒋介石的牺牲品。

　　一江山岛的解放，使得台湾的全体将士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蒋介石能够打回大陆去。而且解放军的矛头，已经直接指向大陈岛。这下可吓坏了蒋介石。于是在美国“友人”的劝逼下，急派蒋经国到大陈岛，执行撤退该岛居民的“金刚计划”。消息一传出，岛上的居民立即骚乱起来。因为给出的理由十分吓人，说什么“最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这是保住性命的最后措施。撤退时，岛上居民痛哭流涕，他们不解：“为何要离开世代相守的家园赴台呢？”

　　一江山岛的惨败，大陈岛的放弃，使得台湾上下一片沮丧。大陈守军和居民撤离前，蒋经国自大昭舰带来一面“国旗”，举行升旗仪式。蒋经国强打精神勉励大家说：“不要难过，不要失望，此刻我们要下决心打回来。”然后，他闷闷不乐地领着军政官员走遍了大陈的街道，怆怀不已地来到海边。这次大陈岛的撤退，彻底谱写出“反攻复国无望论”的凄凉乐章，谁也不会再相信蒋介石发出的“我带你们回大陆”的梦话了！
 

里根时代的中国外交官[转帖]

　　本刊记者/汤涌 资料搜集／温敏哲

　　　　1984年4月28日，邓小平在会见里根及其夫人南希时说：“中美关系中的关键问题是台湾问题，希望美国领导人认真考虑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里根时代的美国不仅令普通的中国老百姓闻所未闻，也让见多识广的外交官们叹为观止
　　“惊悉你遇刺受伤，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

　　——中国总理在里根遇刺后发给里根的电报，《人民日报》1981.04.16

　　“众目睽睽之下,肯尼迪又一次做了个‘啃泥地’的精彩表演! 人心大快!”

　　——《人民日报》1963年。在肯尼迪遇刺之后，中国的某大报发表漫画《肯尼迪啃泥地》

　　时代已经变了。

　　中国政府在华盛顿买了一套房，作为中国驻美大使的官邸，那年还是1973年。这是一座三层小楼，和巴基斯坦、法国大使官邸为邻，不过几任大使都没有在里面住过，年深日久，这栋房子就变得有些湿冷。

　　如果当年有人闯入这座房间，他会发现正门里面有一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是水墨画，典型的文革后期风格，虽然相貌描摹得不错，却没有什么神韵。进入会客室会发现这里珍宝遍地，中国政府在这里布置了殷商的青铜器、宋朝的瓷瓶和明清的字画，还有些显然值钱，不过不好搬，那是从北京带来的红木家具，他们都和潮湿有霉味的地毯共处一室。

　　这不是一个适合招待客人的地方，正像一个寓言一般：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也是如此，珍宝遍地文化灿烂的这个古国还没有做好招待远客的准备——虽然有很多优点长处，却被表面的不体面所覆盖，只有细心发掘的人，才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的魅力。也只有这个国家真正下决心包装自己，展示自己，才能被更多的国家和民族理解、尊敬，相反，再不打开国门改善自己的面貌，只怕要被世界淘汰。

　　1980年代的外交官，尤其是派往欧美各国的外交官面临的就是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

　　官邸、大使和夫人

　　1983年3月，当时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驻美大使章文晋来到华盛顿赴任，几经考虑，终于入住了大使官邸。因为同事们都说，在官邸里接待一些客人，要比在使馆里随意一些，效果也更好。

　　章夫人张颖女士也成为第一位全职大使夫人，这在外交部还是第一次，此前的大使夫人多数都兼任使馆的职务和工作。据说以前有的使馆里，丈夫是大使，妻子是参赞，都是党委成员，结果不利于发扬民主，生活上的情绪会带到工作里来。

　　张颖当时对此非常有意见，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一些外交官夫人曾经因为没有被分配工作而闹过意见，认为有悖于妇女干部政策，这件事闹得脸红脖子粗，直到周恩来总理让邓颖超劝大家，说女干部也要安排工作才结束。

　　张颖给组织部和妇联写完提意见的信之后，仍然服从分配来到美国当大使夫人，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就担了“政治风险”，把那幅巨大的毛泽东画像摘掉，之后修剪花树、买沙发、换地毯、购冰箱、整理游泳池，把官邸建成了一个适合待客的地方。

　　当时国门初开，各地的考察团很多，据说1983年一年就来了150多个团，省部级以下领导带队的还不算在内。这些人多数都要在官邸举行宴会来接待。

　　当时计划经济的财务制度也丝毫不能适应美国国情，官邸厨师想买一个冰柜，700美元，但是财务制度只允许买500美元以下的东西，不然就要申请批准。会计向张颖解释说，最好买两个499美元的冰箱，一样可以用，最后就是用这种中国特色的方式解决的。类似的还有一组沙发，一大两小三只沙发，就必须开三次发票。好在美国售货员服务态度都很好。

　　官邸修葺一新之后，张颖宴请了副总统布什夫人芭芭拉，吃的是什锦铜火锅。老布什当年在中国做过联络处主任，芭芭拉在中国呆过几年，吃到久违的火锅，非常高兴。

　　那些曾经的纪律

　　以前的中国外交官遵守许多现在看起来有点近乎不通人情的纪律：不许一个人单独出去活动，参加外交官社交活动，必须俩人一起出去。

　　如果人家请的是两口子一起去，两口子算一个人，必须再带一个翻译或者秘书跟着，这样便于监督。美国人准备饭菜都是按人头准备，没有中国人添双筷子的风俗，结果就是那个陪去的同志要很无聊地坐在两口子的背后，看着大家用餐。

　　这些规矩在章文晋担任大使之后都被废除了，他允许年轻的外交官，从一秘到三秘（今天的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当时在使馆做过二秘、一秘和参赞）都勇敢地出去参加社交活动，还鼓励大家都学开车，使馆的司机实在是太少了，过去外交官不开车的规矩也被打破。

　　面临不会开车尴尬的不仅仅是驻美使馆，当时任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一秘的蔡再杜就回忆过自己当时的情况，参加宴会，跟司机约定了时间，结果宴会提前结束了，中国外交官在门外等车，主人见车总也不来，也要陪着在外面冻着，于是蔡再杜就决定学开车。

　　路考的时候蔡再杜被考官勒令在禁行标志前直行，“长期养成执行领导指示的习惯这时起了作用”，结果本子就没考过。

　　废除了一些旧的条条框框之外，也有一些新的规矩逐渐建立起来，当时的驻加拿大使馆的一位中国外交官好喝酒，自己喝之外还爱劝酒，结果劝醉了加拿大官员，这位官员很久都不愿意理这个中国外交官。后来大家才逐渐明白，中国人表达热情的劝酒、劝菜在西方人眼中是多可怕的事。

　　过去另一条不成文的规定是，中国的外交人员，无论男女穿着都一样，有时候大家一起去赴宴，喝上几杯酒，回使馆的时候却分不清彼此的衣服，一不小心还可能套上一件女装，当时中国外交官的出国服装都是在“红都”订做的，款式统一。

　　这种习俗也在章文晋和张颖夫妇的努力下得以改变。

　　1972年张颖曾率领中国新闻代表团访问瑞士，5男1女6位团员下飞机舷梯，瑞士人在梯下惊呆了，他们带了一束花送给女士，但是看不出哪一位才是女士！张颖赶紧出声问好，瑞士人才听出了女声，当晚的宴会，张颖又一次被看女洗手间的老太太挡在了门外，只好解开外衣证实自己是女性。

　　在驻美使馆期间，章文晋穿上了合体的西服套装，而不再是前任穿的毛式制服，张颖也穿上旗袍出席一些礼仪场合——美国报纸惊呼，中国人变了！

　　厕所风波

　　1984年4月26日，美国总统里根和夫人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两国建交之后第一位美国总统来访，所以规格比没建交之前的尼克松访华还要高一些。由于里根在1981年曾经遇刺过，所以保卫人员也特别注意总统的安全。

　　当时给里根打前站的先遣组就跟中国政府要求，里根要坐自己的卡迪拉克防弹车，去西安和上海时，也要坐美方的专机“空军一号”，理由是总统是三军统帅，必须随时与国内保持联系，轿车及专机内都有先进的通信设备，而且安全性能可靠。

　　钓鱼台国宾馆到长城和西安到兵马俑这两个地方，坐车超过一个小时，根据美方的安保手册，总统如果坐车要超过20分钟的话，就一定要有备用的交通工具，美国会运两架直升飞机到中国来，西安和北京各一架。如果不让用直升机，就干脆取消去长城和兵马俑的安排。

　　这在过去都是闻所未闻的事，不过真因为直升机问题而去不了长城和兵马俑，担心国际影响，外交部后来请示了邓小平，邓小平说，可以，但是“空军一号”在中国国内飞行时，要有中国的领航员。

　　不过美国人的小心谨慎还真的派上了用场，在长城上，里根夫妇被大群记者包围，现场十分拥挤，一位记者当场被撞得头破血流，于是直升机派上了用场，记者被塞进直升机送到首都机场，北京医院的救护车直接把他拉走了。

　　不过有些谨慎被中国人看着很不习惯，美国安全人员曾经要求派人进厨房看着厨师做饭。曾任中国驻卢森堡大使的施燕华曾经这样写道：“美国人也太不了解中国了，难道我们会让政治上不可靠的人进厨房给领导人做饭？”这是双方的差异，美国人信任程序，中国人相信“政治可靠”。中方在总统套房里放的食物也都被美国人清理到了走廊上，和客气的中国东道主相比，美国客人要直接得多。

　　中国人喜欢把大门大开迎接贵客，美国特工则是让车开到车库、边门、后厨才让总统下车，在他们眼里大门是很适合坏人下手的地方，中方的陪同人员被他们的小心惊得瞠目结舌，小心地问：这样不会对总统很不礼貌吗？得到的回答的是“没关系，我们总统习惯走边门”。

　　尽管中方尽量招待周到，到长城脚下还是出现了厕所风波。八达岭长城脚下当时还比较荒凉，只有一个贵宾厕所，平时坚决不开，美国总统来了才算开一次，总统和夫人上完厕所之后，服务员就把门给锁上了。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舒尔茨的夫人和另外几位女宾内急，也想去这个厕所。章文晋夫人张颖当时帮忙去交涉，没想到服务员就是不肯开，这也是当年计划经济的一个特点：人人都有一点小特权。于是舒尔茨夫人等几位老太太只好进入中国普通老百姓使用的露天旱厕，一条大坑上搭着木板，几个人互相搀扶着得以方便。张颖事后回忆：“这件事给她们印象很坏，我也无法解释。”

　　当时的中国，即使在第一流的旅游景点，也没有自动冲水的厕所。许多被派往西方国家的中国外交官都曾经惊诧于西方商店里的公厕：免费供应厕纸、皂液，公厕里毫无异味，而且根本不收钱，这种条件的公厕在今天的许多城市已经很常见了。

　　到了西安临潼，美国人学聪明了，在贵宾厕所开门之后，两个美国特工就把大门把住，不许关闭，只允许美国人去厕所，结果中国的礼宾官又非常生气，跟他们吵了起来，最后命令中国的安全人员把那两个美国大兵架走了事。

　　接待别国的一国之君，却因为厕所而两次不愉快，并非说明中国人不好客，而是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还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角落对客人的感受有多么重要。

　　里根的总统任期是1981年3月～1989年3月，这是中美两国关系融洽的开端，也是中国打开国门，送出大量学生赴美留学，吸收美国先进科技文化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也并非圆满，对于售台武器这个问题，中国政府就曾经多次与美国交涉，但这段时光之前和之后，中美两国的亲密关系都不曾超过这八年，苏联解体之后，中美共同的威胁不再，维持了几十年的两极格局崩溃，一个多极的世界格局逐渐形成。

　　只有一点是不曾变化的，中国人和美国人仍然在不断地接触：学习、贸易和其他各种交流，他们眼中的对方仍然有些不同，但是已经可以彼此接受，共同发展。
 

改变美国的20本书 [转帖]

　　
　　1.《常识》(Common Sense),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76
　　2.《女权辩》(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Women),玛丽·伍斯托克拉夫(Mary Wollstonecraft),1792
　　将女性及小孩附属于男性,且排除于公共生活之外的传统政治思想,因此书受到了极大的挑战。此后一个世纪的女权斗争从此拉开了序幕。
　　3.《摩门经》(The Book of Mor-mon),1830
　　4.《美国奴隶道格拉斯生平自述》(The Narrative of the Life of Frederick Douglass,an American Slave),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45
　　著名的废奴运动领导人道格拉斯说:“现在需要的不是光,而是火。不是和风细雨,而是雷电霹雳;我们需要暴雨、飓风、地震。我们必须触动这个国家的感情,唤起这个国家的良知。”
　　5.《****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
　　6.《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斯托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1852
　　废奴文学的丰碑之作。林肯总统在接见斯托夫人时,称她为“引起一场大战(指美国的南北战争)的小妇人”。
　　7.《草叶集》(Leaves of Grass)沃尔特·惠特曼(Walt Whitman),1855
　　惠特曼大胆甚至放荡的诗风,颠覆了因循守旧的诗歌传统。后世有无数艺术家深受其影响,如亨利·米勒、艾伦·金斯堡和杰克·凯如阿克。
　　8.《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900
　　如果没有弗洛伊德,20世纪的面貌可能大为不同,我们对自己内心世界的了解可能仍然少得可怜,而且也不会有伍迪·艾伦这样的大导演出现。
　　9.《同族人》(The Clansman),小托马斯·狄克逊(Thomas Dixon Jr.),1905
　　一部关于种族冲突和3K党的历史小说。默片时代的伟大导演大卫·格里菲斯在小说出版10年后据此拍出了电影史上的经典之作《一个国家的诞生》。
　　10.《屠场》(The Jungle),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1906
　　揭露芝加哥肉类加工业内幕丑闻的纪实小说,出版后激起了公众的普遍义愤,并于第二年促成美国食品医药管理局(FDA)的诞生。
　　11.《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熏Interest and Money),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
　　书中倡导政府应通过扩大投资刺激经济需求以克服失业和萧条,奠定了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特别是1945—1975年期间,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居统治地位,这30年也被称为“凯恩斯时代”。
　　12.《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1939
　　这部大萧条时期贫苦农民背井离乡的悲惨故事,为斯坦贝克赢得了普利策奖,并迫使国会立法,资助迁居的农民。
　　13.《隐形人》(Invisible Man),拉尔夫·艾利森(Ralph Ellison),1952
　　此书揭示了美国黑人如何被淹没在白人文化之中,从而引起社会对黑人生存条件的广泛关注。
　　14.《嚎叫》(Howl),艾伦·金斯堡(Allen Ginsberg),1956
　　不仅仅是诗歌上,更是文化传统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颠覆之作。
　　15.《地球颤栗》(Atlas Shrugged),安·兰德(Ayn Rand),1957
　　1991年,国会图书馆和月读俱乐部(Book-of-the-Month Club)主持的一项调查,此书成为仅次于圣经的、历史上影响第二大的图书。
　　16.《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1962
　　揭露DDT滥用给环境与人类健康带来的巨大危险,环保运动从此深入人心。
　　17.《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贝蒂·弗里丹(Betty Friedan?熏)1963
　　“我们不能再忽视女性的声音:除了我的丈夫、我的孩子和我的家庭,我还想得到更多,”《女性的奥秘》是挑战传统性别和社会结构的有力的女性主义宣言。
　　18.《马尔科姆·X自传》(The Autobiography of Malcolm X),马尔科姆·X(Malcolm X),阿历克斯·黑利(Alex Haley),1965
　　由最著名的黑人导演斯派克·李据以拍成的长达4个小时的电影《马尔科姆·X》(港译《黑潮》),再现了20世纪黑人民权运动史上最惊心动魄的一段历史。
　　19.《论生死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ubler-Ross),1969
　　今日美国对死亡现象的描述和哲学均来自这位精神科医生库伯勒-罗斯,她以多年从事临终关怀的经验,帮助病患安详面对死亡,抚慰亲属,克服伤痛。
　　20.《总统班底》(All the Presi-dent's Men),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1974
　　《华盛顿邮报》的这两位记者对水门事件所做的调查,激励了整整一代新闻工作者。
 

陆川：“我想拍一个战争本性的东西”  [转帖]

　　本文作者：王晓峰
　　
　　随着《南京！南京！》进入首映倒计时，陆川再也不会像当年《寻枪》、《可可西里》上映那样轻松了，他不担心这部电影的口碑，相比人们对他这部电影的溢美之词，他更希望看到一个让他满意的票房数据。

　　陆川拍出了一部寄托了他全部思考的《南京！南京！》，他所遇到的问题是，已经习惯了娱乐消费的观众，还能不能接受这部相对沉重的电影？他的一个朋友对他说：“你们怎么能给观众一个理由让观众进来看？你们只要能让观众进来，余下的事情就交给电影解决了，但是就怕观众不进来。”
　　审查

　　三联生活周刊：《南京！南京！》在立项审查的时候遇到了很多麻烦，这种题材的电影和别的电影审查有什么不一样？

　　陆川：现在回忆起来真是一个特别长的故事。等到我们真的去送剧本的时候才知道，那一年关于南京大屠杀题材的电影大概有四到五部，如果都批了，年底有四五部“南京大屠杀”要上，这可能在外交上就出事儿了。而且当时日本大使馆听说这事也有过反应，后来这些项目就都搁着。筹备到2006年底，剧组常备人口已经五六十人，两支选景队伍在中国转着，各种各样包括很多枪械和服装的设计图都在做。可是传来的消息好像说这事儿要黄，内部给我们的消息是“最好停掉，因为你们不是最早的，论先来后到也不是你们，凭资历的话也不是你们”。我听到要拍这戏的导演就有唐季礼、严浩，德国人和美国人也都要拍，横着竖着都轮不到你。记得那段时间，我跟投资人覃宏出去喝闷酒，他说的最悲壮的一句话是他家里所有的钱一共有100多万元，“陆川我支持你到把这钱花光，然后咱们就散了”。年底，电影局给了我们一个消息，说剧本已经给到了外交部，得到明确的消息是外交部已经否掉了，只有《南京浩劫》通过了。但是跟组里的人怎么交代？那都是一帮小伙子，20多岁，每天无忧无虑，去了就是干活、唱歌，晚上打完球出一身汗，然后坐在仓库外面聊天，说电影拍下来会是什么样，特向往。我突然觉得这是一个梦，只有我和覃宏知道这梦做不下去了。

　　三联生活周刊：后来怎么峰回路转的？

　　陆川：后来我们俩觉得不能这么着，于是就决定死磕，我们俩就把自己认识的各种人开始码。他认识好多人，我们就去和各种各样的领导见面。最传奇的就是12月，记得是晚上23点，我们俩站在中南海的门口，被一辆车接进去，见了一个“老大”。这是我第一次进中南海，还是半夜进去的。那领导就问我，为什么想拍这戏？我说：“外交跟文化是两码事，我觉得不管外交需要什么，民间得有声音。如果等外交特别需要民间有声音的时候，我们没准备好，那这声音从哪儿来啊？我们现在是不需要声音，可是当我们需要声音的时候，那声音不是立刻就有的。如果说《南京!南京!》这部电影是来自民间的声音，我不是想拍一个指着自己脸上的伤疤或者头上的包说你打过我，我想去梳理一些别的东西出来，因为我看到一些不一样的历史。”我不能说那次见面是关键的，但它一定是最后推倒多米诺骨牌中的一个，因为第一张牌是特别巨大特别沉重的，那个领导肯定是帮了忙的。

　　后来又见了三四个这样的领导，还见了外交部的一些司长。有一个司长见我们，他第一句话就问我：“你为什么要拍这戏，告诉我。”我大概也是类似这样的话。“其实不是想给国家找麻烦，但是我确实不认为咱拍这一个戏就真找麻烦了。另外我觉得，我们是唯一能拍好的。”我说，“其他本子我也看过，都是在哭诉，恰恰是我们这本子没有在哭诉，我们是在讲中国人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历史里面没有中国人。您翻翻我们所有的教科书，里面都没有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就是被杀，这不叫事儿。中国人到底怎么回事？没有！而且其实也没有日本人的事儿。这么一个核心的事儿上，进入公众记忆的就只有德国人，就德国人救了中国人。最后被我们孩子记起来的就只有一个德国人救了20万中国人，就这么一个好人好事儿。这对我们有用么？下次再出事儿还得再找一个救世主？”反正那天说得很激动，什么都说了，显然我们是爱国者，只是想法跟别人不一样而已。那司长非常好，他说愿意帮忙。

　　2007年3月初，我得知外交部亚洲司日本处通过了。我拿起电话就给电影局打，说外交部通过了。当时电影局的领导觉得，在外交口上拿掉的东西居然还会有缓儿，挺吃惊的。隔了一天，那个机要转换的函就真的过去了。3月22日，拍摄许可证拿到了。我记得外交部那个司长曾经到我们筹备的现场来看过。所以经过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些官员其实挺可爱的，他们真到现场来看你们，想干吗呢这帮人，这么激动非要干这事儿？

　　还有一个挺特殊的人来过，贺龙的女儿贺大姐。因为前一天有个朋友说：“贺大姐来看看你行么？”我说行，来吧，没去想是哪个贺大姐。第二天突然就一辆车停我们门口了，贺大姐来了，道具啊什么的看了半天，给我们特别大的鼓励。她说了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在中国不是你想为国家办事，你就会理所应当地很顺利、很得志或者受到很多支持，有时候往往是相反的。”往往是没什么想法的人过得挺滋润，而有想法的人都特痛苦特郁闷。她说：“只有你们坚持了，很多愿意帮你们的人才会站出来，因为很多人都想这么做事，但他们不会去做这样的事。但是你们只要坚持，慢慢的你们这支队伍周围就会有人愿意去伸手了。”当时，我们特别难的时候就打算死扛着，等着有没有哪只手伸出来。确实在路上一直就有各种人伸手，给我们推到了终点，就包括这次审批。到了拍完之后，伸出来的都是特粗壮的手了。看过片子后可以想象它通过是有多难，我相信这确实是一次进步，是一次标志性的进步。

　　我真是觉得，你在做一个很有诚意的东西，并且你也很有诚意地去跟这个体制交流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对垒的感觉。其实体制也在变化，因为体制是人构成的，人构成的体制，其实有很大的弹性，这里面就在于你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跟它交流。当然我希望有一天，电影是可以放在桌面上去通过，而不是我们花费了这么大的精力，前后大概有一年在里面。但是我觉得我经历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拍这个戏，从创作者的角度说是有帮助的。比如我前面的等待，我在改本子，后面在等待的时候我在重新剪片子，时间我都没糟蹋。

　　剪辑

　　三联生活周刊：拍摄完之后在审查上有什么改动吗？

　　陆川：现在这个版本比那时候少了25分钟，我觉得这25分钟都是必须剪掉的，不是谁逼着我剪，而是我认为这25分钟让这片子显得特别漫长。那是我喜爱的，不一定是观众喜爱的，也不一定是这个电影本身需要的。

　　2008年9月，我给韩总（韩三平）看了个粗剪，他看完之后挺兴奋地跟我说，咱们得好好想想怎么保这个片子过去。一周之后开始进入审查，一直到今年1月8日通过，审核过程中间我也在不断修改，不是局里的意见，而是我自己觉得片子不够好，不够凝练，很多东西过于手软了，就一直在剪。到意见下来的时候，反而是让我特出乎意料，就两页纸，十几条意见，而且没有重大修改，都是点状的，没有面状的说摘掉一个什么。

　　有些领导看完后觉得特激动，发短信告诉我，认为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一部电影。意见快出来那几天我确实也着急，挺怕的。有几场戏我特别不想拿掉，比如祭祀，真的怕。第一次审的时候，有一个意见说日本人戏太重，说把日本人的戏拿掉。这些意见到最后成文的时候都没了，只是说长度缩一下。我能感觉到，很多人在保护这个片子，没有这一双双手去挡在这个片子上面，它一定是千疮百孔。这部电影是这么过来的，它虽然漫长，我能在里面感受到的其实是帮助。

　　有很多演员的戏被我剪掉了，那些戏只对演员有帮助，不对这部电影有帮助。当时我剪的时候其实有些私心，因为这些演员都跟了我一年，酬金都拿得很少，而且他们都是腕儿，我在想能帮他们就帮他们。我在开始剪戏的时候，就没有《可可西里》那么狠，剪《可可西里》的时候演员都不认识，本身它也没有什么大演员，我完全就根据对素材的需要。而《南京！南京！》的演员跟我相处了一年，我剪的时候真的是下不了手，手都特别疼。因为我知道媒体在公映的时候会数的，谁有多少场戏，怎么回事，我突然觉得在这么一个残酷规则中间我去剪掉一些人的戏，我有点心软。现在这个版本，我是在跟王朔看完之后剪定的。因为有时候在跟不同人看的时候，你的这个门槛就高了。

　　三联生活周刊：王朔给你提过什么意见？

　　陆川：我记得有一天有几个朋友来看，那个是2小时15分钟的版本，没想到王朔来了，我就比较紧张，因为他比较锐利。他看的时候都不用说话，我就突然发现有很多东西是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因为他是最挑剔的人。他也看过《可可西里》，看完后跟我说：“我以为这是一好人好事儿呢，你给拍成这样了。”这次他又说：“我发现你回回我觉得肯定拍砸的事儿，都让你给鼓捣回来了，你怎么老走险招啊？”看完《南京！南京！》他先跟我说：“我特别喜欢后半部分，我特别热爱这结尾，像我喜欢的欧洲片，情怀、观点还有你的拍法都松弛下来了，特别好。前半部分呢，说实话，虽然拍得不错，但是我有点看不下去，因为这是中国人的公众记忆，你没有找到新视角。但是你也没辙，你要完全站在日本兵的角度去拍这事儿那你就算了，就是一汉奸。在这事上我能知道你挺难的。但是日本人这条线太好了，我没想到会有这条线。这条线是决定这部戏的艺术价值的地方，而且你把它撑起来了。”第二天我就坐在那儿，把剪辑师叫来了，重新捋了一遍。那时候投资方说，短点的话一天积累下来能多放一场。我就一直在1分钟2分钟那儿卡着，剪不了。可那天我和剪辑师大概用了4小时，我问他剪了多少，他说你剪了12分钟。12分钟啊，其实就我给王朔看那版基本就已经定版了，那时候动一剪刀的话，所有工序都会从头来一遍。大概是一周半多，起码是10天的一个特别复杂的过程，DI那边要重新对点，声音这边要重新对点。王朔没有告诉我哪场戏他觉得不舒服，只是那种感觉，你是在跟文艺圈里面比较挑剔的一个人在一起，他是很难被打动的，世俗情感对他已没多大意义了。比如说，我个人挺喜欢屠杀然后喊万岁那场戏，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代人可能会激动的东西，可能他就不会激动。但是我觉得是最终跟他看完那场戏之后定下了这部片子，因为有些东西是只属于陆川的，它不应该属于这部电影。就是那天晚上特别清晰，我剪片子的时候给朋友发了一个短信说我回到了《可可西里》，我突然变得六亲不认了。爱谁谁，谁都不认识了。所有的戏，是能跟这电影勾上的就留下了，没勾上就剪掉了。
　骨气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这个剧本是怎么写的，可能两个镜头需要你看半本书那种信息量。在你去查阅这些资料的时候，哪些东西触动你之后让你觉得必须把它们表现出来？

　　陆川：太多了，一下说不清。首先我得感谢我在学校学的专业，我们看书都是反着看，什么叫情报，从公开渠道去搜集就叫情报。怎么从公开搜集的情报中找出真实的信息呢？比对。同样一件事你得听4个人描述，比对完了你就能肯定哪些是真的。南京的资料是一样的，我记得我当时先看中国人写的，完全没感觉，除了塞一肚子愤怒都不想拍了，全都是断胳膊断腿，全都是哭诉，我觉得那种就特弱者。70年了，我们还以一个弱者的姿态聊这事儿太傻了，真的。等我开始看日本人的日记，找到一些特震撼的事儿，我突然发现，中国人挺牛逼的啊。我记得有个日记里写了一件事儿：他们小队进了南京后，发现一个德式坦克停在大街上，本来要炸，后来说这挺好的就是履带坏了，就留着给后面补上吧。因为日本人特崇拜德国，德国玩意儿都好，他们小破薄皮坦克跟德国坦克没法比，就没炸。但这小队一过去，从坦克里面伸出一架机关枪“哒哒哒哒”就把这小队全干了，后面的小队就赶紧围在地上对着这坦克射击。最后就是日本大部队过来给他们包围了，让他们投降。最后这哥儿几个打到没弹药了，日本人还是不敢上，最后是浇上汽油把这哥儿几个活活烧死在坦克里了。我突然就觉得，这太“牛”了。而且日本人是怀着崇敬的心情在说这事儿，写日记的人是说他没赶上这个事，看见前面倒了一批战友的尸体就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一个在日记里看到的是叫“街头巷尾的冷枪”，窗台那边“叭”的一枪打死一个日本兵，把打枪的那人拖过来一看，说是一个完全没发育好的小男孩，然后一刀就给砍了。但是那小男孩打冷枪，也是穿的国民党士兵的衣服。就这种事看多的时候，你就会想这历史学家都干什么吃了，我们的历史学家为什么把这些抵抗都给抹杀了？我就开始看他们以前的逻辑，他们的逻辑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抵抗，所以你不该杀我”。我觉得这是一狗屁逻辑。我抵抗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抵抗了被俘虏了，你不能因为我抵抗了而杀我。

　　然后就是难民营举手的事儿，我以前都有点想放弃了，大概是2006年中间的一段时间，觉得这戏没什么意思，拍它干吗啊，但是等到我看完日本人的东西之后，我突然发现了大批新鲜的东西。比如妓女这事儿，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里都有记载，我们一个叫陈瑞方的女教授的日记里也有记载。拉贝和魏特林的日记都这么写：今天日本人到我们难民营要妓女，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妓女，我们要带走。拉贝的日记里写的就是“我们让他们带走了”。魏特林的日记里写“有些妓女自己站出来，我就让他们走了”。你要想象一下她们走时是什么时候，那是满城都在说日本人怎么强奸、轮奸、奸杀妇女的时候。那不是好事，不是她们一天挣5万块钱的事儿。拉贝轻描淡写了一句话，我在看的时候突然知道，人是有立场的，再帮助我们，他也是德国人，他不会站在这是我们同胞兄弟姐妹的立场说让她们去。如果都是中国人，可能他叙述就不是这样。我在想这事儿的时候就挺激动的，她们自己就主动站出来了。然后我在另一个日本人的日记里看到另外一句话，说：“今天我去慰安所特别扫兴，从难民营过来的这帮女人中间突然有一个女人疯了，拔出刺刀要杀我们一个士兵，结果我们就把她抓住弄死了。在她被抓住前，其他慰安妇拼命抢一把刺刀，不是杀我们的人，而是拼命抢这刺刀自杀。”所以他觉得去趟慰安所碰见这么一个事儿很晦气，一个妇女可能被欺负了就拔了他的刺刀扎伤了一个日本人，那些日本人调部队过来的时候，这些妇女就抢这把刺刀拼命抹脖子。

　　这些感触让我觉得这个戏在中国人这一方面开始有做头了。我在想，中国人走到今天，其实一定是有一些东西去支撑这个民族去生存的。就像这个电影的副标题——生和死的城市，在这么一个极致环境下，人是怎么面对生死的，这个事是可聊的。因为我看到了这些事，我不想编事，我想到《南京！南京！》其实有很强大的一面东西，而且是支撑这个民族一直走到今天的一面东西，是被人刻意忽略的。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只记得德国人救了20万人，这对死去的人是不公平的。所以在中国人这条线上开始清晰了，让我觉得这事儿开始变得有意义。

　　折磨

　　三联生活周刊：剧本的初稿大概是什么时候写完的？后来是怎么修改的？

　　陆川：初稿是2006年的三四月份就写完了，但那个跟现在是天壤之别。之前那个剧本是挺商业的，里面有姜老师（高圆圆饰）和陆剑雄（刘烨饰）的爱情，有刘烨的脱逃，还有那种想当然的期望。但是事实上，我觉得拍摄过程就是对这个剧本的一次颠覆的过程。因为我们要求绝对真实，所以拍摄的现场成了去批判和颠覆我的剧本的最好的舞台。但我并不觉得这事儿我没有面子，这个事就得这么做。因为我是一个没经历过生死的人，我在家里写剧本，我虽然看了很多资料，但很多东西都是想当然的。可是现场，我们每天现场都是六七百人，多的话一千二、一千六百人，所有人都穿着那身衣服在那儿演练，你就知道很多在剧本上写的事儿是不允许发生的。比如刘烨，一到现场我就知道让这么一个兄弟活着出去太难了，到最后下决心给他半道干掉的时候，确实内心是很挣扎。你知道像他这么一个1.86米的帅小伙要能活着出南京城几乎不可能，那是属于拉网式的对青壮男子的屠杀，而且反复地筛，就是差不多看见适龄的都杀掉了，所以不太可能活着出去。像这样颠覆性的写作，基本上都是在现场完成的。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确实是有逃出去的。

　　陆川：有不少逃出去的，很多人都有逃出去的经历，但是都是那种极不起眼的人，显然是可以装扮成商贩的。到了比如3月以后、6月以后，有的最长埋伏了6个月才跑掉，甚至还有一些没跑，就是在那里娶妻生子。但是像刘烨这样的，还得是在剧情最激烈的时候让他跑掉，其实就面临着很大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一场戏是没改的，都发生了这种质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你说这部片子的核心是关于中国人自救，那在结构上发生了哪些变化？

　　陆川：其实我一直是想拍中国人和日本人两条线，我以前在接受采访时不敢说日本人怎么着，但是我从没放弃过这条线，因为我觉得这是一张纸的两面，缺了任何一面这都不是一个完整的事件。最大的变化是，拍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已经不是在拍“南京大屠杀”这个具体的事了，我觉得我们可能在拍关于人如何认识战争本性的一个东西，而且我们有可能去做到的一件事是超越中国人和日本人，能够触摸到一个一般规律的东西——就是人在战争面前和人与战争的关系问题。

　　我不是那种一上来就给它一个特别高立意的人，我可能因为一个戏特别冲动地想去拍。《南京！南京！》有那么两三场戏是我在拍戏之前眼睛里就看到的，比如那场祭祀舞蹈，可以说我有一个特别巨大的欲望想把这个舞蹈拍出来，但为什么想拍这个舞蹈，我很难给你一个明确的解释。我觉得这事有特别大的意义在里面，这个意义会让我睡不着觉。拍这场戏的那天，那俩鼓手下飞机了，那是日本最棒的两个鼓手，我请我的日本辅导员把他们请过来的。当时那个鼓也从河南运过来了，为了让这个鼓敲出我们想要的声音，我们拿12K的灯一直晒鼓面，让这个鼓皮紧起来。我让他们敲一遍，他们就“哇”一声开始，敲了4分钟。我在外面看着，心里面充满了那种……突然就觉得这件事做得特别值得。我们必须把这段鼓和这段祭祀带到所有中国人面前。因为这种威胁，这种被征服的威胁从来就没有消失过，而且人家一直在那儿继承着呢。他们可能不冲中国，就随时的。现在让我们汉族，或让我们中国人拿出一段震慑人心的代代相承的文化的东西，我觉得已经没了，我们就剩秧歌了，我们真正的东西在哪儿呢？战争的本质说到底是精神的折磨，它是一种文化在你的废墟上舞蹈。那天听完那哥儿俩敲鼓后，我们所有人都特别悚然。那一瞬间，我觉得我们做了一件特别对的事儿。
　残杀

　　三联生活周刊：这个片子是由两个国家的人去合作做一件曾经在历史上有过仇恨的事，你是一种什么心理状态？

　　陆川：在拍这个戏时，一个职业的工作要求就是，让我自己在拍中国这段戏的时候就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在拍屠杀的时候我会恨他们入骨，他们在那儿喊中国不能亡的时候，我在监视器前流泪。但我在拍日本人的戏的时候，我会要求自己是日本人，因为我觉得从来没有在中国电影中把日本人当人去想过。前两天在北京大学有一个记者问我，听说你把日本人拍成人，为什么啊？我说，他们不是人么，人家本来就是人啊。说白了，这电影我可以把他们拍成贴着人丹胡子的跳梁小丑，可这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个侮辱，70年前你是败在这些人手里，你败在小丑手里？不是。我们看资料也知道，70年前他们是多么强盛，他们一个步兵单兵，一年可以有1800发子弹的实弹射击训练，我们能有10发就不错了。在他们的回忆录里，在1943年以前我们拼刺刀拼不过日本人，后来我们专项进行强化训练，可能才可以一对一，以前必须是二对一。日本人在日记本上对自己参加的每一场战役都画有战略图，很多人兜里还揣着小相机。他们的教育程度是什么样的？我们的军队文盲占99%，所以当你去污蔑它，你永远不能去正视历史的时候，这些事就有可能再发生。所以我想让中国观众知道，在70年前我们输给了一个什么样的对手。所以情感是有的，但是不能让情感夺取自己的理智。

　　所以关于仇恨的问题，我一直在告诫自己，不要因为仇恨失去理智，然后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形成了一些想法。我本身可能算是一种无知的状态撞进了这个题材，一个朋友告诉我，你去研究一下“二战”期间苏联红军快胜利的时候去德国的轰炸，然后再去想想屠杀跟战争的关系。后来我发现，确实是这样，当时红军对完全不设防的德国城市进行毁灭式的轰炸，最后从上面看完全就跟月球表面似的，一个一个环形坑，一夜间十几万人全部死亡，所以丘吉尔有一句话说得很对：“即使是正义的战争，多走一步也是邪恶。”

　　我以前是真的觉得南京大屠杀是一个个案，因为我是在这个环境下呼吸这个空气长大的，我认为是日本人特别仇恨中国人，是一次仇恨的释放。但是在我了解了更多，在我将中国土地上发生的屠杀和世界上发生的屠杀做了一个比对之后，**发现，战争中的基层执行者，他们心理和肢体权力的高度获得，当生杀予夺的权力获得成为战场上的神之后，暴行扩大，屠杀成为必然。因为那些人在你眼中不再是人，而是需要解决的物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正常的交流全部被粉碎，甚至所有恶劣的行径被高度默许，因为你所做的不再受到惩罚，所以屠杀成为必然。当将这个事与整个屠杀史联系起来后，我不认为它的意义变小，我认为它的意义反而变大了。我们应当重新看待这些发生的事情，从这段历史中我们得到的结论，不应该仅仅是日本人有多么残忍多么愚蠢，这就太简单了，我们应当悟到的是对当下有作用的东西，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

　　还有很多想法是在拍摄过程中感受到了，比如拍杀人，我看到日本人用绳索圈人，100人往外走，枪决之后再100人往外走，拍这段戏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这才是他们屠杀的本质。原先我们一直以为会是一个家庭被拖出去残忍地杀掉，会认为日本人是盲目地见人就杀，但是其实不是这样，他们的杀人计划80%都是按步骤按计划很有效率地成批处理，到城里见人就杀只是之后蔓延的一部分，而那种批量的屠杀才是核心。他们就像是机器一样在绞杀，把那些俘虏成批地灭绝，这才是真正的屠杀主题。而这样的故事由于他们的灭绝，很少有人知道和了解，而我也是从日本人的日记里才了解。100人被拖出去杀掉，余下的还活着的人就在不到30多米的地方等着，然后眼睁睁看着再被带走，这特别符合日本人做事的方式，这才是屠杀。

　　三联生活周刊：跟日本演员合作，他们是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和状态？

　　陆川：这是一个特别复杂的事情，我特别理解他们的情感吗？我不理解。我请的这些日本演员，他们陪了我9个月，但同样的事情让我陆川去做，比如叫我去东京拍一个这样的戏，我绝对做不出来，给我1000万元我也不去，我觉得我受不了，但他们就在这儿。这次有很多场戏是大家商量着拍的，因为日本演员有一点就是他不理解的就不拍，他会说他干不了这事，但是我要说服他，告诉他们必须要这么做，因为当时你们的人就是这么干的，所以逼得我们找了大量的照片，到后来就不是说服的问题了。有一场戏是一个叫水上的年轻孩子，他的结局是在城里被人勒死了，这也是有真事的。但是后来这个戏就没用，我记得拍完这场戏的时候，有工作人员告诉我，说他躲在一边哭，觉得很崩溃，要回家。

　　还有一些是很微妙的东西，比如拍打鼓那场戏的时候，差点变成一场群架。事情当时是这样，鼓一抬起来的时候，底下有的群众演员还在说笑，然后敲鼓的日本演员就不高兴了，觉得拍这么严肃的戏怎么能说笑呢，下来“梆”的一声给了这个群众演员一拳。这帮群众演员都是武校的，然后立马就围起来打那个日本演员，我们的工作人员赶紧过去帮忙拉架，保护那个日本演员，当时我不在现场。但是我想说一个很敏感的话题，日本演员在现场对这部戏的尊重程度要比我们的演员高，他们会特别认真毕恭毕敬地站在一边。如果看到别人说笑打闹，他们会很愤怒地瞪着那些人，但是我们的演员有时候会很愤怒，大喊着“打倒日本鬼子”等等。但是这事的核心是日本演员看不下去我们的不敬业，虽然他们的方法很粗暴，但是仔细想想，在日本，他们经常就是大嘴巴上去解决问题，这就是他们的方式。

　　其实我心里很复杂，我看到日本演员演戏，真的是特别投入，我常常告诫我们的演员，我们曾经在战场上输给了日本人，现在演戏上我们不能再输给他们了，我们要拿出我们中国演员最好的状态。但是日本演员的状态是有目共睹的，也拓宽了我对这部戏认识的跨度，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撑起了这部戏。演角川的中泉英雄他爷爷曾是日本鬼子，是参加过南京大屠杀后回日本自杀的，那么他比一般的日本演员更多了一种家族的感受。

　　在拍戏过程中，他们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好几次都差点被中国演员打，但他们很好。记得拍一场强奸戏的时候，他们都不敢把手放到女孩子身体上，然后我跟他们讲，如果你不去真演的话，这些女孩子就得一直这么裸着，然后我就告诉他们该放到什么位置，等到一演完喊“停”的时候，他们立马就结束然后把衣服给她们合上，然后对着女孩子鞠躬，这是我亲眼看到的。反而是我们有些工作人员是嘻嘻哈哈的，为了这件事情我还给他们开过会，这些女孩子们都是自愿来的，她们特别伟大，我们应当认真对待。

　　还有就是日本演员让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比如有一场戏是伊田杀了唐小妹之后走到大街上，突然有一个人大喊“我要回日本”，那场戏不是我编的，当时我们都愣了，因为这不是本子里有的，而是这个日本演员小黑自己演出来的。然后伊田过去“梆”就给他一拳，这一拳打得特别狠，到了晚上之后那个小黑脸都肿了，特别委屈地跟我说：“他怎么那么狠啊？”我就觉得那个时候伊田就是伊田了，小黑也就是小黑了。

　　崩溃

　　三联生活周刊：在电影里有一段约翰·拉贝去上海了，剩下的就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了。

　　陆川：对，他中间就走了。他是1938年2月18日离开的，那时候整个南京刚刚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而且南京国际安全区不是他建立的，他是被委任为主席，最早是一个中国教授提出的。关于拉贝，这个人的历史其实要看的是他以后，后来南京市市长千方百计想要找到他，当时“二战”后欧洲建立了一些法庭，对纳粹党徒进行过一次梳理，拉贝差点被审判，他回德国的时候确实干过一些好事，就是他写过一个报告，发表过一次讲演，讲述在南京发生的这些迫害，在这方面我认为他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当时他被纳粹警告不许再胡说八道了。并且在之后他的家庭曾一度失去了生计，这个时候南京市市长辗转听说这个事情就写信邀请他，说请他们全家搬到南京去住，政府会提供全部费用，就跟犹太人对辛德勒一模一样。当时南京人也不富裕，但是还是筹集了巨额的费用给他买吃的，给他寄过去，每月一次，拉贝在日记中写到，当他第一次收到从南京寄来的罐头等物品时，他很激动，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拉贝去世。

　　三联生活周刊：你为什么要去拍这样题材的电影？

　　陆川：从《可可西里》开始，我有一种感觉，拍电影成为我的一种生活方式了，它会记录我很多很多的感受，《南京！南京！》记录了我这4年的一些感受，而且这部片子第一次把我对爱情的看法拍出来了。对于我来说，它不仅仅是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关于人的片子，是我对自己的一次挖掘，里面蕴藏着我对人生的很多很多的看法，我很满意的是，我最终找到了并且表达出来了。

　　三联生活周刊：角川最后自杀是你对战争的反思？

　　陆川：角川最后那场戏是我最后想出来的，我认为到最后的时候对一场战争的反思应该不用再分什么日本人、中国人了，角川这时候应该是代表我们所有人去反思，而不是仅仅代表他自己。

　　张纯如吞枪自杀这个事情，我曾经找过很多前前后后的文献记载包括验尸报告，那个给她验尸的美国验尸官说过这样一段话：“女人自杀的我见过很多，但是大多都是割腕、煤气、上吊，跳楼就是极致了，很少会选择吞枪自杀的，因为起码会对自己的容颜有一个保留。但是张纯如用一个大口径手枪把自己打死了，她内心经历过怎样的黑暗？”她的长相是非常罕见的令人折服的美，但是她却选择了这样一种方式，把车开到了一边然后自杀。我在想，很多人自杀到底是为什么？包括魏特林，他在回纽约的船上跳海自杀被救起来了，但是在回去之后还是自杀了，这都是南京大屠杀结束之后几年的事情了。

　　像魏特林这样做了大量的工作最后受不了内心的煎熬自杀，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他是谁？像张纯如，她显然是为了这件事死的，要不她为什么会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年华，在她名声到了那样一个阶段的时候她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显然是因为这件事情就像阴影一样侵蚀到她的身体，她摆脱不了。

　　我拍到那会儿的时候，我虽然没想过自杀寻短见，但是我确实感到特别崩溃，不过我也想表现一种释然，最后释放小豆子就是对生活的一种释然，一种解释。拍角川死的那场戏，我没有去写分镜头，就是讲完戏之后就拍，包括小豆子吹蒲公英那场戏，但是拍这场戏的时候，我找到了一气呵成的感觉，那会儿戏已经快拍完了，但我好像找到了我会拍电影的感觉了，我觉得我自由了，不同于一开始我跟自己很较劲的状态。

　　三联生活周刊：结局虽然是美好的，但是影片整个过程很压抑，现在观众已经习惯了娱乐消费，你觉得观众能不能接受这部电影？换句话来说，你对票房有没有信心？

　　陆川：我在上海的时候投资方汇集在一起，他们对于我的这部片子很有信心，但是我特别害怕。在同代导演中我算是特别幸运的，因为有投资方能给我这么多钱让我做这么一梦，大家拿钱砸我希望能砸出一动静来。我们在上海做了两场试映，口碑不用说了，但是我一个朋友跟说我：“你们怎么能给观众一个理由让观众进来看？你们只要能让观众进来，余下的事情就交给电影解决了，但是就怕观众不进来，那么‘陆川’这两个字还不够。”这三年半，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力气和责任，如果这片子票房不好的话，我觉得我也无所谓，会有很多人通过不同的方式看到它，而且这个片子会长腿走到比我们想象更远的地方。

　　（实习生长萌萌、郄斯对本文亦有贡献）

解密中国"死刑"执行流程 百看不厌[转帖]

解密中国"死刑"执行流程
现在的死刑应该是由法警来执行，似乎是注射毒针。以前的行刑手一般从武警的入伍新兵中挑选，死刑犯
被带到刑场后一排跪开，行刑手都是上刺刀的步枪，站在死刑犯的背后两步距离，然后由法医将刺刀顶在死刑犯背后的心脏部位，以保证击中心脏。最后验明正身后由一武警喊口令执行死刑。
　　刑场上的气氛是非常恐怖的，所以经常会有一些新兵临时怯场，要不就是扣扳机扣不完，要不就是没发射就跳开(一般开枪后向右边跳开)，当时觉得很滑稽。开过第一轮后，由法医上前检查，如果发现还没断气的(一般第一枪不会死)，那么还要补枪，我见到最多的一个是补了五枪。
　　确定死亡之后，在各公安、法院、武警等单位撤离刑场的时候，守候在旁的医生就会马上上去要器官，当然是无人认领的。海南的死刑还有点人情味，不打脑袋，听说上面是直接站在身后用步枪设计脑袋的，经常头都不会完整，也就是死无全尸。
　　中国的死刑是如何执行的
　　普通老百姓进入刑场一览死囚伏法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不可能为死刑的执行过程涂上了一层层神秘的色彩。于是，有关“枪毙人”以及“枪毙人的人”的各种传说和猜测就在民间流传着……对此，河南郑州武警部队一名多次给死囚执行死刑的武警战士纠正了一些说法：
　　1.执行死刑的都是武警
　　普通群众一直弄不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有权力或能力合法地处决一个罪恶的生命。
　　建国以来，负责执行死刑的都是公安战士。1982年以后改由新组建的武装警察来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执行死刑任务是正常的任务之一，每个武警战士自入伍以后都要在这方面经过严格的训练。这项任务并不是谁都能执行的，除了在军事等方面具有很强的素质外，还要有很强的心理素质。能够出任射手的人在军营里都是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战士。
　　“人们传说中的枪毙人要戴口罩、戴墨镜，其实那只是一种传说。在偏远的地区尤其是农村，可能有。但在城市，没有这种情况。很早以前，曾向武警发过手套、眼镜，主要目的是为了防寒、避光，但没有人真正用这些东西。因为很不方便，戴眼镜影响视线，戴手套影响操作。那种枪毙一个罪犯要立个三等功什么的说法更是不可能的。执行死刑犯只是武警的一项任务。”
　　2.枪决罪犯用的子弹经过特殊加工
　　“有一次有人问我，听说枪毙人一枪打不死就用刺刀挑，哪有的事啊!这里有一套严格的法定程序，武警接到执行命令任务后至少要训练两天。刑场执行枪决要求只闻一声枪响。这种程序上的严格规定源于两个原因：法律的威严，还有人道。枪决罪犯的子弹是经过特殊加工的，目的是为了增加破坏脑组织的强
度，但并不是民间传说的炸子儿。”
　　“每一个死刑犯在押赴刑场时都由至少四名武警押解，射手枪膛里只装一发子弹，要求准确率极高。
即使出现偏差也要由副射手补射。所以那种打不死就用刺刀挑的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
　　3.执行死刑的那天，管教干部都要进号转转
　　处决死囚并不轻松。因为罪犯已经知道时间不多了，他们的情绪会很不稳定。
　　“所以，一旦终审裁定下达，看守所就在管理上采取措施了。先是调号(房)，这一夜管教干部要进号
。基本上是轻刑犯负责看死刑犯，防止他们自残、自杀或者伤害他人。据说，枪毙张金柱的前一天晚上，
看守所长也亲自进号了。几乎所有的死囚在临刑前，都要给家人写信，即使是文化水平不太高的人也会要
求别人代写。也有的会整夜一言不发，也有的会哭。死囚临刑前的那一夜是很震撼人心的。出于人道，这
时候基本上会满足他们的一些要求，想吃什么就给他们做什么，想抽烟也会无条件地供给，但酒是不能喝
的。可一般情况下，没有人能吃下去，也没有人能睡得着。他们大多都在给家人写信，不停地写，那些扬
着脸望着窗外若有所思的人一般都是外地流窜作案的犯人。几乎所有的死刑犯都是瞪着眼到天亮，没有人
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4.每次行刑前都要到市郊找刑场
　　有射手告诉笔者，直到上车那会儿仍然不知道刑场在哪儿，但有纪律规定不能问。
　　他这种感觉是正常的。确实是这样，但他这种说法不是很规范。其实并不是走哪儿是哪儿，划定刑场
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北京、上海、广州等地都有固定的刑场，而郑州由于种种条件目前还没有。所以
，每一次的刑场都不固定也正是这个原因。
　　“白天出去看地方找刑场太惹眼，一般都安排在晚上，还不能开法院的车，得悄悄的。”刑场事先不
警戒，高度保密，知道地方的其实只有极少的几个人。郑州现在理想的刑场已经越来越不好找了。刑场的
要求是很高的，道路交通要好，不要离公路太近，里面的位置要大，不能让太多群众围观，还要便于行刑
。同时，前面最好有障碍物，防止飞弹殃及无辜。更重要的是要做到万无一失。
　　“很多时候都已经是下午2时了，我还在市郊来回地转。执行死刑的刑场一般都选两个，一个作为备
用，目的是防止意外，也就是特殊情况吧!但这种特殊情况迄今为止郑州还从未出现过。我曾经特别满意
一个刑场，但只使用了两次就被当地群众用砖砌起来了，这等于是被破坏掉了，因为老百姓忌讳。随着郑
州经济发展，城市规划也越来越好，找一块理想的刑场更难了。”
　　5.有的死囚的裤腿用麻绳扎了起来
　　“的确，有这样的情况。因为别看许多罪犯在作案时穷凶极恶，视人命如草芥。但真正让他面对死亡
时，内心的那种因极度恐惧而导致五官扭曲和精神崩溃也是挺吓人的。在下达终审裁定时，有不少死刑犯
面如死灰，双腿甚至全身都在不住抖动。法律文书还没有念完，人们常说的尿了一裤的现象并不少见。
1995年5月7日，执行30名死刑犯时就有一个当即瘫倒在宣判会上，口吐白沫。法警将他拉起来时，他已经
成了一摊泥。但就是这么一个懦弱的人，在绑架、杀害一名儿童时，不管孩子如何撕心裂肺地呼喊，他都
麻木不仁，十分残忍。很多这样的死囚，在真实地面对死亡时全没了犯罪时的疯狂。这时候为了避免不必
要的麻烦，针对诸如大小便失禁等情况，往往用麻绳把他们的裤腿扎起来。当然，这种细微的处理一般人
是看不出来的。”
　　6.“红色终结者”记不清死刑犯的脸
　　有人说，死刑犯临刑前会和武警交谈，其实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测。
　　“我是一名射手，在任务分下来时，只知道有几个人，分别是几号，既不知道罪犯的姓名也不知道他
们的犯罪事实。我们只认号不认人。死刑犯交给我们后，我们与死囚的接触只有几分钟。在刑车上，有时
候公安为了缓解第一次执行任务的武警战士的紧张情绪还和死刑犯轻松地聊两句，而我们是根本不允许和
他们有任何对话的。有时候，在车上有罪犯会对我们说，到时候痛快点，让我少受点罪。其实这时候我们
恨不得千刀万剐这些恶魔，但我们有纪律，我们是在执行任务，我们枪里也只有一发子弹。那时候，作为
射手心里想得最多的就是，怎样把这一枪打好。这是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利，很神圣很光荣。枪响那一刻，
满目都是红，有时候罪犯的脑浆也会溅到脸上，很恶心。枪声响起后，也许有的人要折腾几下才毙命。这
时候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人的生命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结束了，而且还死得可耻。”
　　讲出这番感受的武警今年24岁，经他手已经处决了23名死囚。他说他行刑后的最大感受就是“永远不
要犯罪，永远不要与人民为敌!”
　　我们这执行的确实是法警。
　　执行的程序和方法与天蟹说的差不多，我参加过两次刑场的警戒，离被执行人也就十米八米的距离吧
。
　　记得去年有一个在公审的时候对押解他的武警说：“别紧张,你一紧张弄得我都紧张了!”
　　记得有一次执行死刑的时候,一个死刑犯突然转过头来对看守所的干事(哪个监仓有执行死刑的，干事
都要跟到刑场)喊道：“干事，多谢照顾，改天回来找你喝酒。”当时那个干事脸都白了，我们在旁边觉
得挺好玩的。
　　现在似乎各地都在搞注射，这样比较人道一些。像那样坐电椅，三万伏的高压一个不慎把人活活烤焦
还没死，那就挺惨!
　　我们这里的是：
　　1.看守所的武警中队派武警执行，每次两个，一个辅助，另一个执行。
　　2.使用的是自动步枪，里面一发子弹。
　　3.打完后，法医用一根金属捅条插入弹空，搅一下，然后对旁边检察院的说：一枪击毙，死了。
　　4.补枪的情况我没遇到。全部都是自动步枪顶住后脑打，般来说不会失误。
　　5.罪犯从刑车上脱下来，基本都瘫了，把他架着跪在地上，武警中队长喊：预备，执行武警用枪顶住
后脑，助手武警扶住罪犯的左肩，在打的瞬间放开，喊打就开火了。
　　6.我参加的都是这样，最壮观的一次冬天，在一个河边的白雪的上，一次执行7个，有个女犯，故意
杀人的。
　　我们这儿是由法院的司法警察执行。
　　到达刑场后，让犯人跪下，对他说：张开嘴，子弹会从你嘴里穿过去，配合点就不会破相了。用54式
挨着后脑，一枪下去当场毙命，通常不会补枪。

野蛮的殉葬史：宫女嫔妃小木床上集体自杀殉葬[转帖]

殉葬是一种古老的习俗。早在原始社会，人们便习惯于把随身使用的工具、武器以及生前喜爱的日用品和死者埋葬在一起。到了奴隶社会，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也被杀死或活埋，用来殉葬，让他们在阴间继续为主人效力。当时用奴隶殉葬已成为一种制度。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妇女沦为贵族男子的玩物与附庸，在殉葬者中，妇女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商代卜辞中就有专门杀殉女奴的记载。当然，殉葬者的身分并非全部是奴隶，也有墓主的妻妾和家臣。

到了春秋晚期，奴隶制濒于崩溃，人殉的作法开始引起非议。公元前621年，秦穆公死后用177人殉葬，其中包括三名才能出众、深孚众望的良士。国人因此作《黄鸟》诗以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和对暴君的憎恨。这时在各诸侯国，妇女作为主人婢妾生殉的恶俗也逐渐受到摒弃。齐大夫陈子车死后，其妻和总管商定用人殉葬。子车的弟弟子亢对他们说：“如果哥哥在阴间需人侍候的话，没有比他的妻子和总管更合适的了，这件事要不就算了，如果一定要坚持，我就准备用你们二位生殉。”子车的妻子与总管只好取消生殉婢妾的打算。

西汉时，周幽王的坟墓被发现，周幽王和一百多个女子的尸体基本保存完好，原来，这一百多个女子全是为幽王生殉者。

春秋之后，人殉的作法已不多见，基本上改用木制或泥制的人形偶像殉葬。战国时的秦国于公元前384年正式下令废止人殉。

到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却再次发生了大规模的生殉事件。

秦始皇嬴政死后，殉葬的确切人数至今仍是个谜。《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从这段文字看，后宫女人大约全部殉葬了。

史书记载，嬴政在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将六国后宫的女人们也给“统一”了，即所谓“始皇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其后宫女人数量之巨可以想象。也由此可知，其殉葬的人数的惊人。

秦末农民战争不但推翻了秦王朝，而且教训了汉朝的统治者。威名显赫的汉武帝死后，虽然殉葬了大批金银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但他的几千名妃子、宫女却都保住了性命。从此，除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外，强制妇女殉葬的制度，基本不复存在。

但在明朝初期，却再次出现了嫔妃殉葬的制度。明太祖、成祖、仁宗、宣宗和景帝时期，人殉成为皇室的惯例。

明太祖死后，共有40个妃嫔殉葬，除了两个死在太祖之前，最后得以埋在太祖陵墓的东西两侧外，其余38人都是殉葬而死。

给成祖殉葬的妃嫔人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大明会典》的16人，一种是朝鲜的《李朝实录》的30余人。

仁宗死后有5个妃子殉葬，宣宗死后有10人殉葬。至于景帝，史书上仅记载“诸妃嫔唐氏等”殉葬，具体人数不明。5个皇帝加起来，殉葬妃嫔总数约100人左右。

这些殉葬的嫔妃，多数没有子女或者地位较低。比如宣宗殉葬的10人中，只有一人生前为妃，其余的生前不过是宫女罢了。不过也有例外。给仁宗殉葬的郭氏生前已经是贵妃，并且育有三子，似乎不合殉葬者的“标准”。所以《野获编补遗》中感叹说：“贵妃……例不当殉，岂衔上恩自裁以从天上耶！”这种“自愿”殉葬的现象也不能说是绝无仅有。

商代晚期贵族殉葬车马坑

明代殉葬的方式主要是自缢、绝食，具体过程很少见于正史。不过朝鲜《李朝实录》中详细地记载了给成祖殉葬的妃嫔集体从殉的过程。

被挑选出来殉葬的宫女嫔妃共30余人。集体自杀那天，是明永乐二十二年十月戊午。先让她们在殿外用餐，吃完后带到殿内，彼时“哭声震殿阁”。殿内放了30多张“小木床”，这些即将赴死的妃嫔被命令站到木床上去，她们的头顶上方是已经准备好的绳子，末端结圈，让她们自缢而亡。

在这30多个人中，有两个是朝鲜进献的女子，一为韩氏，一为崔氏。上殿之后，新皇帝仁宗进来与她们“辞决”，韩氏突然跪倒在地，苦苦哀求仁宗放她回国，可是仁宗不为所动。

为了对殉葬女性有所补偿，下任皇帝多半会给她们及其家属一些好处。最常见的是追赠谥号，表彰其行。比如明宣宗死后，“嫔何氏、赵氏、吴氏、焦氏、曹氏、徐氏、袁氏、诸氏、李氏、何氏皆从死。正统元年，皆追加赠谥。”

至于其亲戚，有时也能得到优恤。《明史·后妃传》载：“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建文、永乐时，相继优恤。如张凤、李衡、赵福、张璧、汪宾诸家，皆世袭锦衣卫千百户，人谓之‘太祖朝天女户’。历成祖、仁、宣三宗皆然。”

得到世袭职务的，皆为殉葬女性的父亲或兄弟，他们的身分是“朝天女户”。不过这种优待究竟持续多久，很难断定。

在明朝皇帝之中，英宗朱祁镇是公认的没有建树的皇帝。可到他临终时，却作出一个决定：从他开始，废除人殉制度。他的继任皇帝明宪宗在临终前也再一次强调不要殉葬，以表达对先帝决定的尊重。这两代皇帝的坚持执行，终于给明初以来的人殉制度画上了句号。

但实际上，这一制度到清朝却没有真正绝迹。清朝著名的殉葬事件发生在清太祖努尔哈赤身上。天命十一年（公元1626年），68岁的努尔哈赤病死，令大妃阿巴亥殉葬，“俟吾终，必令殉之”。阿巴亥为了保全几个儿子，盛装自尽，年仅37岁。实际上，除了阿巴亥以外，努尔哈赤生前的4位宫女也一块殉葬了。清太宗皇太极死后，其妃敦达里、安达里殉葬。世祖福临死后，其妃楝鄂氏、傅达里从殉。睿亲王多尔衮死后，侍女吴尔库尼从殉。

这说明清初皇室的人殉制曾经非常盛行。

一直到康熙年间，御史朱斐上奏称：“屠残民命，干造化之和；僭窃典礼，伤王制之巨。今日泥信幽明，惨忍伤生，未有如此之甚者。夫以主命责问奴仆，或畏威而不敢不从，或怀德而不忍不从，二者俱不可为训。且好生恶死，人之常情；捐躯轻生，非盛世所宜有。”

公元1673年（康熙十二年），康熙下诏，明令禁止奴仆随主人殉葬。从此，帝王死后的殉葬制才真正退出了历史舞台。
 
发表于 2009-4-24 15:59   

这是一个“脱衣舞的国度” [转帖]

　　
　　英国伦敦,Finchley脱衣舞俱乐部,一名舞女阿利克斯汉密尔顿在准备进行表演

　　在英国,艳舞行业协会会跟你说,差不多10000名女性脱衣舞者都很快乐:她们有着高额的薪水,被很好地照顾,享受着英国最为轻松自由的工作。

　　但我并不相信。第一次我打电话给脱衣舞者露西时,她说:“你打错号码了。”随后挂掉电话。第二次打时,她才知道我打电话的目的。“说实话,我不想谈那些日子的工作,所以我也不想告诉你我的真名。我不想惹俱乐部老板,我真的很怕他们。谁知道幕后的事情呢？我不想趟这混水。”

　　舞娘生存之道

　　露西开始脱衣舞女生涯是从失去一份办公室工作后开始的,原因很简单,她得付房租。

　　“感觉这是一个绝望的想法,我做不了别的工作,而脱衣舞是能很快赚大钱的唯一出路。”于是,她向一家高档的俱乐部申请并得到了一份舞女工作。然而,第一天晚上下班回家时,她却两手空空。更让人吃惊的是,她还倒欠了俱乐部80英镑。跟英国绝大多数脱衣舞女一样,露西每次上班都得付给俱乐部10到80英镑的跳舞费,每次表演还得付给俱乐部佣金。除此之外还有罚款。“什么事情都要罚款,迟到,穿错鞋或服装,1小时内没抱着杆跳舞两次,都要罚款20英镑;此外,在跳舞过程中你的屁股离观众膝盖要有3英尺距离,如果违反规定也要罚款。不过奇怪的是,这一条他们从来没执行过。”

　　就这样,露西做了6个月。“赚钱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跳脱衣舞就像从事一份竞争极大的销售工作。整个俱乐部都是舞女,而顾客却很少,我们彼此之间存在竞争。对俱乐部来说,舞女越多,他们越赚钱,即使没有顾客也一样赚钱。而我们则不一样,有时候下班要到凌晨2点之后,只能打的回家。为了节省路费,我经常走路回家。其实我们也都很辛酸。”

　　看起来,露西对这份工作充满了厌恶。有没有人喜欢这份工作呢？

　　“大部分人都只是想应付生活,一些人想要做模特,将脱衣舞作为踏板。在俱乐部中,很多人疯狂喝酒,甚至吸毒,因为对一些人来说,这是让她们有勇气脱衣服的唯一方法。此外,也只有喝酒能减轻些俱乐部的嘈杂和喧闹。”

　　脱衣舞不仅是跳舞那么简单,舞女们还得自己去揽生意,她们得和男人们聊天调情。“你得一次又一次地重复这些乏味的话:你喝酒吗？”

　　在露西看来,舞女的生存之道就是要在心理上欺骗自己。俱乐部里所有的舞女都用“艺名”,以起到掩护自己的作用。“没有人在俱乐部里谈论对这份工作的疑问,她们都忙着竞争。即使对工作有些不满,大家也都努力说服自己去接受。而当你决定离开俱乐部时,才发现这样的想法有多荒唐。”

　　但即使离开后,也很难把那段经历抛开。“当你去应聘下一份工作时,你的简历会有一段空白,这时候你得撒谎。此外,你还得对家里和男朋友撒谎,脱衣舞女的经历会影响你的人际关系。如果在做脱衣舞女之前就对男人的评价很低,那么之后的评价更低,因为我看到了男人最卑劣的一面。”

　　自从事脱衣舞行业以来,露西就一直麻痹自己。“任何从事艳舞行业的人都欺骗自己并未从事性工作。但没有人尊重脱衣舞女,社会上的人都觉得你是垃圾。”她认为即便有关脱衣舞女的法规都遵守,脱衣舞女仍然是垃圾。“观众可能不是为性而来的,但也是为了性刺激。3英尺条规是个笑话,观众付钱让你脱光,然后骑在他的裆部来回磨蹭。”

　　这和俱乐部的经营模式不无关系。在俱乐部中,只有脱得多的人才能赚到更多的钱。“你可以决定自己只跳一次舞,也可以决定自己只脱上半身,但只能得到10英镑,是全脱的一半。试想你周围的29个舞女都愿意赤裸上阵,那你又凭什么赚钱呢？”

　　舞女在进行钢管舞表演,很多人由于在经济危机中失去工作,不得不从事艳舞行业谋生。

　　立法改善“行业标准”

　　2003年,英国颁布法令为脱衣舞俱乐部放行,此后,脱衣舞俱乐部的数量翻了一番。目前英国共有310家这样的俱乐部,这还不算那些经营不善的酒吧。酒吧纷纷受到金融危机和禁烟令的影响而陷入困境,只能借助脱衣舞维持经营。2008年,差不多每周都有脱衣舞俱乐部开张,仅在5月就有5家俱乐部开张。甚至明天早上一觉醒来,你会发现街头巷尾都变成脱衣舞场所。

　　2007年11月,一个名为“抗议”的团体反对将女人物质化,迅速建立起一个有影响力的联盟,包括国会议员,地方议员和学者。“抗议”希望脱衣舞俱乐部能分级为性经营点。让人惊讶的是,仅仅9个月后,政府就宣布这些提案会被真正地提上日程。

　　这是不是小题大做呢？毕竟全英国300多家脱衣舞俱乐部并不算很多,而且脱衣舞俱乐部到底有什么危害？像露西这样的女子毕竟是少数。艳舞行业协会的人会跟你说,俱乐部虽然有着光鲜的外表,实际上也是“绅士俱乐部”。一个脱衣舞俱乐部经理德尔狄龙跟我说:“我以前在一般的酒吧上班,那里的女孩们经常被调戏。这里要好一点,在这里你可以把你的女朋友留在吧台,绅士们不会去和她谈情。”

　　“抗议”的出现使俱乐部的老板们行动了起来,他们成立了脱衣舞联盟,宣称旨在“改进行业标准”。它的主席叫西蒙, 是Spearmint Rhino连锁店英国分店的老板。2002年,一名卧底警察发现Spearmint Rhino的一家俱乐部暗中向顾客卖淫并提供可卡因,并没收其许可证导致关门。西蒙并没有放弃,去年11月,他向文娱体育委员会提供证据,保护脱衣舞行业,西蒙坚称脱衣舞与性毫不搭边。

　　西蒙是新西兰人,以前从事汽车行业。在和他会面之前,我和三名舞女谈了话。这些女孩倾向于保护她们所从事的行业,并对女权工作者把她们曲解为性工作者十分恼怒。然而,虽然对工作骄傲,但她们却不允许我用她们的真名,三个人都坚持要我用她们的“舞名”。其中两个跟我说,这是为了避免让她们家人难过。

　　对于新的立法提案,她们并不开心。23岁的雷拉说:“公众觉得我们是妓院,现在顾客们都问七问八的。妇人们和我们说话就像打仗一样。”她的同伴杰塔也表示同意。“我们并不卖身。它只是一场秀,和表演是一样的。在这里你受到的保护比在夜店更多。保安们不放过任何小把戏,你只需要发个话,惹事者就乖乖地走出去了。”24岁的贝基则说:“当我们坐下来和顾客们谈话时,他们觉得很有趣。我们都循规蹈矩,他们钦佩我们所做的,觉得那需要勇气。”

　　35岁的杰塔是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同时又是穆斯林。杰塔很漂亮,优雅:干净的白衬衫,黑色牛仔裤,肩膀上披着柔软的黄绿色毛线衫。她告诉我,这份工作意味着白天可以和两个孩子在一起,晚上孩子们睡觉的时候又可以出去上班。已经在脱衣舞俱乐部四个月的她,曾想过有一天会真的在这样的场合工作吗？“没有,这看起来很荒唐。这里的人都很害羞,没有安全感。每天晚上,来到这里不到10分钟就开始上台表演了。你得让自己更绝情一些,对自己说:OK,我是在为一场百老汇戏剧试演。”

　　那么收入呢？杰塔跟其他人一样感到茫然。“很难说赚了多少钱回家,这不是固定收入。有时候无奈地为自己定下目标:今天我要跳10场舞,不上洗手间,也不吸烟。”

　　脱衣舞联盟主席的价值观

　　说着,杰塔走开去吃三明治了,我则和西蒙走到另一个角落谈话。坐在已经破裂开来的皮椅上,西蒙坚持认为尽管去年开了很多家俱乐部,但脱衣舞行业绝对不是一个正在兴起的行业。“我们得对正规的脱衣舞俱乐部和提供脱衣舞的经营点（如酒吧）区别对待,酒吧正在利用法律漏洞,他们没有适当的安全设施。”但在本质上,西蒙并不反对脱衣舞。他说,如果有必要,脱衣舞协会也许会上诉到欧洲人权法院。

　　接下来是我平生遇过的最奇怪的谈话。我问他是否后悔跟选举委员会说脱衣舞与性毫无关系？当他们表示轻蔑的时候他是不是觉得自己很蠢？“不。你以为人们来这里是为了性刺激？人们走过玛莎百货女性内衣店时都会受到性刺激,但内衣店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性刺激,对吧？”

　　“那如果和性无关,为什么全裸的消费要比半裸的贵？”

　　“这纯粹是它自身的价值,我们把价值注入舞蹈里面。”

　　“但为何女人全裸时价值更大？”

　　他回答不了这问题。“在这里的平均消费是200英镑,你可以用20英镑或60英镑找个妓女。如果人们真的是要一次性体验,他只花40英镑就行了,为什么要花200英镑呢？我们并不是进行性交易。我很遗憾人们不明白这一点。这让我很沮丧。”西蒙似乎很生气。

　　“那么,让我们直话直说吧:你们不提供性的唯一理由就是性并不能为自己赚更多的钱？”

　　“不是,我没那样说。我是说那会毁了我们的商业计划。”

　　西蒙已经结婚,假如他妻子去当脱衣舞女他会怎么样呢？“那是她的选择。”“就是说你会支持她的选择？”

　　“这么问不公平。这是个利益冲突。”

　　“假如你女儿去当脱衣舞女呢？”

　　“我不会喜欢的,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亲骨肉。你不会高兴有人看你的女儿。”

　　这有点让人惊奇,在我问到这问题时,其他俱乐部老板都非常一致地说他们会支持自己的老婆或女儿去当脱衣舞女——即使有些人是在说谎。我也让我想起了德尔狄龙,他是Bandit Queen俱乐部的老板。这个印度锡克教徒甚至自信满满地说自己的老婆以前就是脱衣舞女,还满口称赞自己的婚姻。

　　议员、皇室人员也会光顾

　　人们把脱衣舞当作英国正常生活的一部分。去年9月,保守党会议代表们派发火箭俱乐部的10英镑优惠券,就夹在他们的官方会议文件中。光顾过这些经营点的公众人士甚至包括皇室人员（哈里王子曾光顾过Sperarmint Rhinoh在Sloug的分店）。在这种事上提反对意见的人常被视为假正经,并成为脱衣舞支持者的笑柄。

　　有证据显示每10个买春的男人有3个是在脱衣舞俱乐部进行的,而且这个行业还与人口贩卖有牵连。他们在社会风俗文化上有什么影响呢？在伦敦金融城的“只为你的眼睛俱乐部”,一个经理向我展示了他们位于俱乐部中心的“会议室”,隔音装备使在里面工作的人免受音乐的干扰,但是透过玻璃墙,他们仍可以看到外面的活动。这是正常的“工作”场所么？

　　根据在伦敦北部坎登镇的观察,在那里开办了四家脱衣舞俱乐部后的三年里,该地区的强奸罪上升了50%,性袭击上升57%。毫无疑问地,女性因为这些俱乐部的存在而感到害怕。城镇规划委员会建议脱衣舞俱乐部应该避免处于市中心,因为它们使女性觉得受威胁或不安。反对脱衣舞俱乐部扩散的特雷西说:“当地已经变成男人寻欢作乐的地方,社会风气也变了。从俱乐部里出来的男人吼着:要是可以跟你做爱的话,我为何要付钱给那些**？许多女人绕远路回家,因为市中心对她们来说是禁区。”

　　但要把脱衣舞俱乐部赶走非常困难。特雷西发现警方对公众有关脱衣舞俱乐部违规的报告爱理不理。去年,14频道的一部纪录片显示Halo俱乐部严重违规,那里女人们正在挑逗顾客。然而上个月警方给特雷西写信说,他们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这是因为人手紧缺吗？还是警察根本不管里面在发生什么？有好些人向我提到警方与俱乐部老板之间的暧昧关系。德尔狄龙告诉我说他的主顾甚至包括下班的警察,于是我分别向伦敦警察厅和英国警察协会了解情况。前者没有置评,后者则发表声明说,脱衣舞俱乐部跟酒吧一样,他们的顾客一般不会引起公共秩序混乱。

　　也许舞女们在心底也知道这些。在杜德利,一个叫史蒂芬的年轻女子,她说自己喜欢晚间工作。她是一个发型师学徒,脱衣舞为她提供了学费。“我并不是一直很自信,但当你跳过开始的几场舞,有些人开始嚷嚷:你的乳头真漂亮。于是你感觉变好了,在漆黑中跳三分钟后,感觉20英镑还不错。要知道,头一分钟你还是穿着衣服的。你仅仅在结束前一分钟才脱下乳罩,结束前30秒才脱下裤子。”

　　她向吧台望了望,未婚夫在那里等着带她回家。他对她的工作有何感想？“他不介意,只要我能赚很多钱回家,他就感觉很好。”史蒂芬拉上衣服,把自己舒服地裹在里面,然后向着看起来年轻而精明的未婚夫走去……

梁实秋的未了心愿 [转帖]

　　现年106岁的王越，是中国仅存的“百岁大学校长”，1958年任广州暨南大学副校长。近日，他向记者谈起了梁实秋的一段未了心愿。

　　王越与梁实秋的交情甚深。1948年冬，梁实秋南下广州执教中山大学。全家住在广州文明路平山堂的简易宿舍，王越住在附近的北轩。王越
和梁实秋会面会谈些中国诗歌，他发现梁实秋对杜甫的诗篇非常喜欢。1949年，广州临近解放，梁实秋到了台湾。

　　1980年代中期，梁实秋思念大陆，想探视故乡，给王越手书一首杜甫的五律：“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片云天共远，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犹壮，秋风病欲苏。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

　　王越跑去找广东省委统战部负责人，陈说梁实秋的想法。这位负责人认为梁实秋是著名学者，其要求需要请中央统战部考虑。报告上级后，据说须梁实秋直接申请，才能办理。事情就此耽搁了下来，谁知道一年后，梁实秋就在台湾逝世了！王越深为惋惜、遗憾，写了一首诗以表衷情：“杜陵江汉思归客，一片哀思寄短笺。谁意绵绵千载下，白头游子献遗篇。”

　　（《羊城晚报》4.8　张演钦文）

雪芹写吃[转帖]

　　　　作者：中国散文学会 编选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曹雪芹写吃

　　李国文

　　《红楼梦》第八回，贾宝玉在薛姨妈处便饭。

　　这位少爷提出来，要求吃鸭舌头。他“因夸前日在那府里珍大嫂子的好鹅掌、鸭信，薛姨妈听了，忙也把自己糟的取了些来与他尝。宝玉笑道，‘这个须得就酒才好。’”

　　鸭信，即鸭舌，煮熟，用香糟卤汁浸泡，入味后，便是一道美味冷盘。

　　吃的时候，喝两口绍兴花雕，而且是加过温的，那就更是香醇佳肴了。看来，富贵公子贾宝玉，不仅仅是一个无事忙，还是一个很懂得欣赏美味且会吃善吃的美食家。其实，不是贾宝玉懂，而是写《红楼梦》的曹雪芹懂。

　　那是一位写吃的文学大师，我想他写吃写得好，因为他确实会吃。当代作家已经不大写吃，我想很可能太忙于其他了，顾不上吃，因而也就不甚会吃，不善写吃，真是遗憾。

　　以动物的舌为菜肴，例如北京小饭馆的“卤口条”，例如广东路边档的“烧腊猪”，都属于大快朵颐、淋漓酣畅的享受。虽然，吃惯大众食品的那张嘴，吃贵族阶层的美味佳肴，应该不会有障碍，但是，让吃过“酒糟鸭信”，颇讲究精致吃食的贾宝玉，要他在前门外的小胡同口的某家小饭铺，坐在油脂麻花的桌子板凳上，夹一大筷子“卤口条”塞满嘴，喝那种又辣又呛又上头的二锅头，我想他会敬谢不敏的。肯定大摇其脑袋，对他的随从小厮茗烟说：你把马牵过来，咱们还是回府里去吧！

　　什么人吃什么，不吃什么，也许没有绝对的界限，但什么阶层吃什么，不吃什么，还是有一定的规矩章法可循。

　　第十九回，贾宝玉被他的小厮茗烟带着，偷偷地跑到袭人的家里去玩。“花自芳母子两个恐怕宝玉冷，又让他上炕，又忙另摆果子，又忙倒好茶。袭人笑道：‘你们不用白忙，我自然知道，不敢乱给他东西吃的。’”这位贵族公子，和他贴身丫环袭人那平民百姓家的饮食好恶的标准，反映了中国饮食文化上，两个不同消费层次的区别所在。

　　曹雪芹接着这样写：“彼时他母兄已是忙着齐齐整整的摆上了一桌子果品来，袭人见总无可吃之物，因笑道：‘既来了，没有空回去的理，好歹尝一点儿，也是来我家一趟。’说着，捻了几个松瓤，吹去细皮，用手帕托着给他。”把吹去细皮的松瓤，放在手帕上的这个细节，挺传神，挺雅致，将贵族和平民在饮食文化上，那种能感觉得出来，却很难条理化、具体化的差别传达出来，着墨不多，表现充分，寥寥数笔，印象深刻。老北京有句谚语，说得有点刻薄，然而却是一种历史，一种沿革，一种很具沧桑感的总结：“三代做官，才知穿衣吃饭。”或稍雅致一点的：“三代为宦，方知穿衣吃饭。”

　　我不禁想起前些年在江南一座古城，一家老字号菜馆，一次“红楼宴”的经历。

　　说实在的，我非常佩服曹雪芹，特别是他在精神方面的坚强、坚定、坚忍，是令我感到惭愧的。假如我又穷又饿，只有一碗薄粥、一块咸菜的情况下，是绝对写不来，也写不出，更没勇气去写《红楼梦》中那形形色色的吃，我没有那份经受得住自虐的定力。经过三年灾荒的我，知道饿极了，真能使一个人的道德为之沦丧，很难做到曹雪芹的“三坚”。

　　那天，当我入席，还未举杯拿筷，光看到那陈设，那杯盘，那酒具，那些已经放置在转盘上的看盘和冷碟，我就忍不住对一位早已故去的文学前辈讲：某某老，我在想，一个饥肠辘辘、饿得前心贴后背的作家，要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这一桌珍馐佳肴，他的嘴里，会是什么滋味？他的肚中，会是什么动静？他那大脑下丘部的饥饿反射神经，会是什么反应？恐怕那准是一件不仅十分痛苦，而且还是相当折磨的事情吧？

　　前辈对我莞尔一笑：所以，你成不了曹雪芹。

　　我承认我没出息，宁可下辈子也成不了曹雪芹的角色，总得先解决肚子问题为上。

　　一个作家，穷，而且饿，还要在作品里一字一句写这些勾起馋虫的美味，这种回味中的精神会餐，其实是物质上，更是精神上对生命的双重磨耗，曹雪芹自然也就只有提前死亡的结局了。

　　因此，他几乎没有写完这部书，大年三十晚上，就“泪尽而逝”。

　　我很羡慕现在那些同行，将“食色性也”的次序颠倒了一下，成了“色食性也”，集中精力写“色”，而不写“食”。因之，当代作家的笔下，很少有人像曹雪芹那样专注地写吃了。很多同行，下力气写性行为，写性动作，不遗余力，将中国裤裆文学推向一个新高度。我好像感觉到他们对天盟誓过的，一定要超过写《金瓶梅》的兰陵笑笑生，不达目的，死不瞑目。如今，如果在他们的作品里，到了第8页，或者到了第10页，男女主人公居然还没有上床的话，这位作家，很可能就是性无能或者性冷淡的患者了。

　　所以，我总觉得，当代文人把曹雪芹写吃的传统丢了，不能不说是一件既愧对前人，更抱憾后人的事情。《三国演义》里，曹操、刘备、孙权，还有在甘露寺招亲的孙夫人，怎么吃，吃什么，罗贯中给我们留下的，是空白。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云长，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地被款待着，都宴些什么东西，也就只有鬼知道了。《水浒传》里，除了“大碗喝酒，大块吃肉”这个响亮而且空洞的口号，除了花和尚鲁智深怀里那条狗腿，除了孙二娘黑店里的人肉馒头，除了武大郎先生挑上街卖的炊饼，那些打家劫舍的江湖义士，那些替天行道的草莽英雄，一日三餐，都把什么食物塞进胃里去，施耐庵自己都说不出来。作为读者的我们，又能知道些什么呢？

　　施先生和罗先生，这两位文学前辈在这个领域的失语，是我绝不敢恭维的。

　　从眼前这一桌绝非杜撰的“红楼宴”，我们充分体会到大师曹雪芹的艺术功力，他在这部不朽之作中，几乎提供了有关美食的全部细节。包括原料、加工制作过程，以及形状、颜色、品味等等事项。古往今来，几乎所有的中国作家，都无法做到他笔下如此详尽完善的程度。否则，那位穿着古装的服务小姐，也就无法头头是道地给在座的食客讲解“胭脂鹅脯”、“姥姥鸽蛋”、“茄鲞”的来历和特点了。

　　由此，我也联想到作家能够写出什么，写成什么，和他成长的环境，有着莫大的关系。不是我们写不出，不是我们不会写。说出这个结论，是要请读者原谅的：一个没有三代为官，从只吃过炸酱面、面糊糊的地间田头，从只吃过猪头肉、羊杂碎的市井胡同，走出来的文学先生或文学女士，要他们来写满汉全席，写山珍海味，那是很困难的。

　　出身于贵族之家的曹雪芹，与施耐庵、罗贯中这样来自士绅阶层的文人，在饮食文化层次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曹雪芹从南京吃到北京，这两处都是中国精致美食的发源地。但是，施耐庵的家乡江苏兴化，除了咸鸭蛋外，罗贯中的家乡山西太原，除了刀削面外，便乏善可陈了。何况，曹雪芹所写的“吃”，都是他吃过的，而罗、施二位大师，所写的那些“吃”，不但没吃过，甚至没见过，没听说过。无米之炊，巧妇难为，道理就全在这里了。

　　那次“红楼宴”上，在座陪同的地方上的头头脑脑，一再征询那位前辈，对推出这样的旅游饮食项目，有些什么评价？对那位显然读过《红楼梦》的服务员小姐的讲解，有些什么看法时，某某老呵呵一笑，不作正面答复地支应过去。

　　不过，对打成右派、经过劳改的我来说，还是很过瘾的一次口福享受。

　　事后，我问他：为什么不表态？没想到老人家语出惊人：“如果曹雪芹就吃这种样子的，色香味毫无特点的所谓美食，他还能成为那个不朽的文学大师吗？”

　　这位前辈是见过大世面的，我相信他的评价。

　　然后，他突发奇想地问我：你觉得一个作家最要紧的自身素质是什么？我还没有想好如何回答，他先把答案讲了出来：一个是感觉，一个是想象，感觉要细微得不能再细微，想象要丰富得不能再丰富。就这桌“红楼宴”，能给我什么感觉，能使我有什么想象啊！

　　他这一说，我对曹雪芹更加肃然起敬了。
 

文强:毛泽东表弟 军统特务 [转帖]

　
　　在中国现代史上，文强算得上是个经历坎坷、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一生，经历了泾渭分明的四个阶段。毛泽东是他表兄，周恩来是他入党介绍人，朱德是他的直接领导人，刘少奇是他的同乡，林彪是他的同学，戴笠倚他为心腹骨干，杜聿明对他甚为欣赏……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后裔。他的父亲文振之与孙中山、黄兴、蔡锷是好朋友，接受了许多进步思想。文强从小接受了很好的教育，中学时代，文强与毛泽覃是同学，加之文强的姑母文七妹就是毛主席的母亲，他与毛泽东兄弟接触较多感情很好。

　　1925年8月，文强以第三名的成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与林彪同学，他还是林彪的班长，因林彪枪支走火和林彪打过架。不久，文强在周恩来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同时，邵力子也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打击****和国民党左派势力，制造了“中山舰事件”，紧接着又抛出了“整理党务案”，并首先在黄埔军校“清党”，要求“跨党党员”只保留一个党籍。文强没有****，而是选择退出了国民党。

　　北伐战争中，文强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宣传大队当了一名宣传员，进行战地宣传鼓动工作。9月，刚随北伐军到达武汉不久的他，受北伐军总司令部政治部的派遣，随同朱德入川，到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杨森、朱德任军党代表)党部任组织科长，同时担任以朱德为书记的中共地下支部宣传委员。

　　1927年3月，杨森撕下革命的伪装，在第二十军内清党，文强闻风后随同其他已暴露身份的****员迅速脱离杨部，返回武汉，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炮兵营教导员，8月到南昌参加八一起义，任第二十军(贺龙为军长)第三师司令部少校特务连长，党内职务是第三师师委委员，负责宣传工作。南昌起义失败后，文强经香港辗转逃到了上海，按中央统一安排，疏散回乡待命。这样，文强潜回长沙老家躲藏了三个月，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1928年2月，文强第二次入川寻找党组织，但在重庆、成都都没有接上组织关系。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在成都公园里碰到了黄埔军校的同学廖宗泽。廖宗泽时任中共川西特委兵委书记，正是他，改变了文强一生的命运。廖宗泽帮助文强恢复了组织关系，并将他派入川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混合旅第二团开展兵运工作，任该团的支部书记。一年半后，文强被提升为旅委书记、中共江巴县兵委书记。

　　1930年10月，文强担任四川省委委员、川东特委书记，管辖23个县。这是一个相当高的职务，也是他在****内达到的事业顶峰。然而，文强的人生悲剧就在他担任这个职务的时候发生了。

　　1931年6月，由于叛徒的出卖，文强在重庆被捕了，后经党内特工人员营救逃脱。他冒险到达成都，向时任四川省委代理书记的罗世文汇报情况。罗世文当时正满腔热情地开始执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他误解了文强在整个过程的表现，并给予文强留党察看一年的处分。文强申辩无效，一气之下，与时任省委妇女部长的妻子周敦琬一道出川，决定到上海去找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申诉，但未能找到党组织。与此同时，四川省委也开除了他们的党籍。至此，文强结束了在中国****内奋斗的历史。

　　由于在上海没找到周恩来，文强夫妇不得已返回湖南老家。为谋生计，文强最初在一所小学当了一段时间的老师。随后，他先后被聘为《南岳日报》特约编辑、《湖南建设报》总编辑。

　　1935年，文强在《湖南建设报》上写了一篇文章，指责湖南省主席兼四路军总司令何键。何键看后大发雷霆，要抓文强到案法办。在这生死关头，他再一次遇到了黄埔同学廖宗泽。这时，廖宗泽已脱离****并加入国民政府军统局。当他得知文强在长沙有难，便极力邀请文强到他所在的浙江省警官学校任职。在廖宗泽的引见下，文强见到了这个学校的实际负责人戴笠。在戴笠的劝说下，文强加入了军统局，并被任命为中校指导员，同时再次加入了国民党。

　　1936年秋，文强在国民党军总参谋长程潜的帮助下，转调国民党军队参谋本部任上校参谋。在“珍珠港事件”前夕，文强根据掌握的情报，经过分析判断，得出了日军将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结论，但并未引起重视。

　　1945年春，戴笠将其调到西安，提升为军统北方区区长。其间，文强成功策反了华北、东北近百万之众的部队。由于功绩卓著，他被晋升为中将，时年38岁，是当时国民党军内最年轻的中将。日本投降以后，国共两党开始争夺东北。戴笠决定设立军统局东北办事处，文强被委任为办事处处长。在东北的这段时间，他认识了杜聿明，两人相处得很好。

　　1946年3月16日，戴笠坠机身亡。戴笠之死使整个军统顿失重心，内部逐渐分裂成三派。三方人员为掌控军统互相倾轧，文强成了他们争取的对象。身处军统十多年的他，对此很是厌烦，决定脱离这个是非圈，谋取正规军职。在老朋友程潜处任湖南绥靖公署第一处中将处长、办公厅主任。

　　1948年9月中旬，文强接到杜聿明的来信，点名要他速去徐州任副参谋长。当时，对于徐州的情况，文强是有所了解的，深知此行凶多吉少，远不如在湖南当他的绥靖公署处长来得安稳。但军命难违，文强还是走进了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临行前，程潜为文强饯行，对他说：“你这次去，要准备当俘虏。”没想到一语成谶，文强果真于1949年1月10日在淮海战役中被俘。

　　文强被俘后，开始了他的战犯生涯。在狱中，他拒绝写悔过书。他说：“毛泽东是我表哥，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和入党介绍人，刘少奇算是我的同乡，林彪是我的同学，这么多****大官和我在一起，我却成了国民党，是他们没有带好我，要写悔过书也应该是他们写，我不写。”

　　1959年12月4日至1966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功德林监狱的大礼堂隆重举行6批特赦蒋介石集团战犯大会，特赦了杜聿明等一大批战犯，然而都没有文强的名字。1966年5月，“文革”开始了，特赦战犯的工作自然就搁置起来了。1975年3月19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的大法官在特赦会宣布特赦“给予公民权”时，文强等人禁不住热泪长流。至此，文强长达26年的劳改生活画上了句号。

　　特赦后的的文强决定留在祖国大陆。不久，他被安排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专职委员。1983年5月8日，文强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为祖国的统一积极奔走。

　　文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1983年以前，他主要以通信、会谈、写作的方式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83年后，他利用担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监察委员，黄埔军校同学会理事，北京市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这些身份，利用自己在国共两党中的人脉关系，八方联络两岸人士，沟通包括在台湾的陈立夫、蒋纬国等人在内的故朋旧友与大陆的联系，为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应有的贡献。2001年10月22日，文强以94岁的高龄辞世，结束了他坎坷传奇的一生。

摧不垮的精神--赵一曼钢铁意志挺兽刑[转帖]

赵一曼再一次落入了敌人手中。她坚定地昂着头，望着蓝天，田野，心里十分清楚这回是凶多吉少，敌人是不会放过她的。但是她早已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准备迎接新的考验。

赵一曼被带回哈尔滨，关进哈尔滨市伪警察厅刑事科的临时拘留所里。这是一座欧洲古典主义建筑，原为省特别区图书馆而建，白色的三层大楼，正面耸立着六根克林斯廊柱，其庄严神圣造型似古希腊的帕特农神庙。“九一八”事变后，1933年被伪满哈尔滨警察厅占据。就在这座大楼里日伪警察对赵一曼施行了灭绝人性的暴虐和摧残。

把赵一曼从逃跑中追捕回来，哈尔滨市伪警察厅认为是他们的功劳。他们早就认为滨江省警务厅很无能，连这么一个受伤的女人都对付不了，太有失日本帝国警官的面子。这回一定要把赵一曼审问个水落石出，以显示他们的本事。于是，决定由日本大特务林宽重与警务厅特务科共同对赵一曼进行审讯。

这个外号叫林大头的老鬼子是个中国通，专门审理重要、复杂的政治案件。他没有把赵一曼放在眼里，自以为审讯过多少有名的硬汉子，区区一个小女人还用费多大力气。在他看来女人毕竟是女人，总是脆弱的。于是，他专门从女人的脆弱之处入手。

第一次审讯，赵一曼由两个伪警察架着，带到一个经过一番布置的审讯室，一张办公桌的后面坐着戴一副眼镜的林宽重，旁边是翻译周质彬，窗台上摆放一盆正在开放的鲜花，地中央放一把椅子。当赵一曼被带进来时，林宽重还儒雅恭敬地站起来说：“赵女士，请坐。”赵一曼摆脱架着她的伪警察，环视了一下审讯室，平静地坐在椅子上。这样的神态安祥，是这个楞装儒雅的老鬼子林宽重所没有想到的。看来这个女人有点不一般。审讯没有按一般的程序进行，林宽重以谦就的语调，用流利的汉语说：“听说赵女士是个有知识、有学问的人，又有这样俊俏的一张脸，真是可惜了你这个人才了。如果能痛改前非，为帝国所用，我包你实现才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赵一曼轻蔑地说：“这你是打错了算盘，在你们日本没占领之前我已经享受过荣华富贵，是你们破坏了我本来很幸福的生活。让我为日本人做事绝不可能。”

林宽重听到赵一曼掷地有声的回答，感到很没有面子。但仍耐着性子说：“也不让你做更多的事，现在你只要说出你们到宾县去和谁联系，你们****和苏联的关系，我就可以放了你。”赵一曼平静地说：“再一次让你们抓回来，我就没想再活着出去。我要告诉你们的是，那个董警士和韩护士，是被我骗走的，我说我们那边如何好，帮助我出去将来把我家产分给他们。我的事他们什么都不知道，你先把他们放了吧。”

林大头奸笑着说：“你当我是大野君那么好骗，凡事能帮助你的人心都变得和你一样硬，只是几个月时间，他们就都成了你死心塌地的同党了。现在你就想想你自己的事吧。”赵一曼说：“那我就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不知道的事情，没法告诉你，我们组织的秘密，也不可能告诉你。”“但是，不说对你就失去了一次宽大处理的机会，你要慎重地考虑自己的命运。”林宽重威胁的语气越来越重。“我的命运早就考虑过了，不仅如此，我还考虑了你的命运。”赵一曼义正词严地说：“你们侵略的暴行世人皆知，天理不容，倒是你们应该想想自己可耻的下场！”犀利的词锋，鄙夷的神情，令林宽重恼羞成怒，他露出狰狞的面目，凶相毕露地嚎叫着：“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 ”赵一曼很轻松地回答：“我知道，自从东北被你们占据以来，这里就成了人间地狱。”

“好，看你嘴硬，还是我的鞭子硬！来人，把她拉下去，撬开她的嘴!”林宽重恼羞成怒地嚎叫着。

早就等候在外面的两个凶手，把赵一曼拖到了刑讯室。看到大挂上悬吊着的绳索；冒着火光的炭火盆、烧红的烙铁、钢钎插在炭火盆里；室内彌漫着焦糊的气味；各种从未见过的刑具杂乱地摆放着；墙上、地上血迹斑斑。着真可谓传说中的十八层地狱。

赵一曼自从被追捕回来时，思想上就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敌人决不可能这样轻易的放过自已，但无论受刑多重也不能说出实情。她大义凛然，毫无惧色，冷冷地对林宽重说：“你们这些强盗，可以让整座村庄变成瓦砾，可以把人剁成肉泥，可是，你们消灭不了****人的信仰，打败不了中国人的抗日决心。”

在大特务林宽重的指使和监督下，几个打手一拥而上，熟练地用细钢丝绳把她吊起来。对赵一曼用刑的主凶，是外号叫“小阎王”的吴树桂，这是个沾满革命者鲜血的刽子手。他把赵一曼脚下的砖头踢开，她全身的重量立即加到被钢丝吊起的双腕上，她只觉得身体下沉、下沉，而钢丝绳越勒越紧，鲜血从被勒破的两腕刷刷流下。吴树桂用在盐水中浸泡过的皮鞭猛抽赵一曼。皮鞭在空中发出尖厉的啸声，抽打到身上，撕破衣衫，卷走一层层皮肉。赵一曼感到全身撕裂般的疼痛，但她不屈地咬紧牙关，不发出一声呻吟。吴树桂狞笑着，拎起一桶盐水，朝她劈头盖脑地淋去。盐水淋到皮开肉绽的鞭痕上，引起锥心刺骨的剧痛，赵一曼全身肌肉不由自主地抽搐，但是她仍然坚强地挺立着，两眼微睁，目光仍似利剑射向特务们。

“上竹签！”林宽重一声令下，吴树桂将细长尖锐的竹签慢慢地扎进赵一曼双手的指甲缝内。扎进一半时，林宽重问：“说不说？”赵一曼指头流淌着鲜血，额头冒出豆粒大的汗珠。她眉头紧锁，脸一撇，痛斥着：“畜生！”“钉！” 吴树桂将长长的竹签，从指端一寸寸地插入赵一曼的手指，竹签碰在第三个关节指骨上后,裂成了数根竹丝，从手背穿出来。一根，两根，三根……插满十只手指和十只脚趾。赵一曼除了破口大骂，没有一丝屈服和畏惧的表情。

林宽重和吴树桂望着四肢血肉模糊、布满竹签的赵一曼无计可施。

看到无法摧垮赵一曼的精神，凶手的用刑不断升级。吴树桂改用烧红的铁钎和烙铁烙烫赵一曼的后背和胸部，烧得皮肉 “滋滋”的响，一股肉焦的油烟冲上来，被烤焦皮肉的脂肪一滴一滴地流出来。赵一曼眉头紧拧，冷汗淋漓，被折磨得一次次昏死过去。凶残的敌人一边施威，还一边狂叫着：“你说不说？”赵一曼感到巨大的灼热已烧穿了她的胸膛，她仍坚强地咬着牙说：“你们让我说什么，我有幸活着看到了阎罗妖的十八层地狱！”

特务头子林宽重无法理解，这样一个看上去柔弱的女人，她怎么会有如此坚强的意志，难道她是铁做的不成。

后来，凶手们又用热辣椒水和掺了小米的凉汽油交替地往赵一曼的嘴和鼻孔里灌，再喷出来的都是颗颗像黄豆粒大的血珠。赵一曼被灌昏死过去几次，都被弄醒后继续灌。最后,赵一曼的嘴角、鼻孔、眼睛、耳朵和和下身不断地往外流着带粘性的淡淡血水，不停的剧烈咳嗽象是要把五脏六腑吐出来似的……。本来就有肺病的赵一曼被折磨得奄奄一息，敌人不得不停止审讯，把她关押在警察厅一个临时房间里，只要从外面锁上门，插翅也飞不出去。

在牢房里。阴冷的地面和铁窗外吹进的阵阵凉风使赵一曼渐渐苏醒过来， 全身上下剧烈的疼痛使她无法翻过身来，她只能静静地躺在地上。这一天，她的心一会儿也没有安静下来，她既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又作为一个女儿，妻子，母亲，她把自己该想的都想到了。她是多么热爱生活，多么向往人生呀!平时行军打仗很少有时间想想这些，如今这些事情一骨脑地全部涌上了她的心头。

赵一曼想起了远离自己的亲人，想起了母亲听说她要离开家时那恋恋不舍的样子，不知她老人家身体怎样?他想起了引她走上革命道路的大姐夫郑佑之，不知他现在在哪里活动?是否还在与敌人作战?她想起了与自己最亲近的二姐, ，起自己与二姐共同组织白花场妇女同盟会的情景，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赵一曼想起了自己的丈夫和儿子：达邦，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我们今生不会有再见面的机会了，敌人不会放过我的。只可惜我们的宁儿，我没有对他尽到当母亲的责任！你只要回来就能见到他的我，遵照你的意思把他送到堂兄陈岳云家了。生活无忧，只是缺乏母爱。达邦，真的好想你！特别是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作为女人，其实我也很柔弱，此时此刻，我多么想靠在你那宽厚的臂膀上，向你倾诉我撕心裂肺的疼痛，日本鬼子不是人，他们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在他们面前，我是如此的坚强，自己也没想到，我挺过来了。

赵一曼想起了王团长，老于，老张头等已经牺牲的战友， 赵一曼真想告诉他们，自己没有辜负党组织的培养，自己已经下定决心走他们走的道路。赵一曼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告别人生，告别同志们。赵一曼感到欣慰的是自己是个真正的抗联战士，真正的****员，她已用尽了自己的全部力量与敌人斗争。

赵一曼也想起面对敌人的审问，她是做好忍受严酷拷打的思想准备。但亲身经历敌人无休止的连续审讯，心力交瘁，实在太难受了，脑海里偶尔也闪现出受不了的念头，神态和情绪有些局促和不自在，让敌人觉得似乎有可乘之机。赵一曼心里十分清楚，这些衣冠禽兽是不会轻易善罢甘休的，折磨的手段会不断升级，自已将要面对更残酷、更严峻的考验。最可怕的是自己意志的薄弱，要挺住、要战胜敌人，先要战胜自己。自己的理想信念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不管敌人采取什么手段，都不能屈服，要表现的更坚强些！她对同狱的难友说：“我最后检查了自己，我的心是安静的，我总在想着我亲爱的党，想着亲爱的同志们。这是我用最后行动向党作报告了。同志们，我既然已经选择了革命，就一定要无条件接受革命的选择，这是没有退路的。今后无论经受何种痛苦的折磨，我决不泄漏党组织和抗联的秘密。为了党，为了革命，我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

敌人从赵一曼身上看到了一种无法理解又不可征服的力量。老鬼子林宽重并不甘心他的失败。看到了赵一曼的强硬是不怕死，林宽重决心从意志上征服赵一曼。于是他采用了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生不如死的精神摧残手段，在赵一曼身上大发淫威，多次施行了难以启齿的专门刺伤女性柔弱之处的兽刑，甚至穷凶极恶地采用灭绝人性的专门电击女性的电刑。林宽重指示行刑的凶手 “不要有任何顾忌，可以直接电击赵女士身体最脆弱、最敏感的部位。”这是一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比肉体上的痛苦更难以承受的精神折磨。敌人企图以此来摧毁赵一曼抵抗意志和精神。据当时的审讯记录记载，在以前的刑讯中一直强忍着痛苦没有喊叫出声的赵一曼，神经在电流刺激下产生竭斯底里的颤抖，浑身震颤，忍不住发出一阵接一阵凄厉惨绝的叫声来。身体也逐渐发直僵硬……。
兽性的凌辱，令人难以想象的酷刑，对精神的摧残伤害超过了对肉体的蹂躏。但赵一曼为了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用信念和意志支撑起她的血肉，忍受非常人所能忍受的虐刑，承受了人生中最大的侮辱和磨难！表现出了****员摧不垮的革命精神。英雄的铮铮铁骨、浩然正气令敌寇为之胆寒。主凶吴树桂被俘后招供：“我一生给很多人用过刑，第一次遇见赵一曼这样的女人，她真像铁块一样的坚硬。” 是的，赵一曼的身体也是血肉之躯，但是她的革命意志却是钢铁铸成的。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敌人只能摧残赵一曼的肉体，却无法摧垮她的精神。参与行刑的日本特务事后感叹说：“……到了这份上，赵女士还是那幅蔑视一切的神情，态度也真够傲慢的了。”尽管使用了极度残忍的，专门用以摧毁女人自尊心兽刑，也没有什么用处。在赵一曼面前彻底失败。除了得到痛骂，没有得到任何口供。敌人不得不承认：“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无法摧垮其坚强意志，其最后的表现，真不愧为一个****大人物的尊严。”

赵一曼又被监押在伪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的地下室拘留所里，也不知过了多久，她从昏迷中醒来，知道自己还活着，她睁开眼睛看到从小窗里透过的光线，判断这一定是白天。她挣扎着想坐起来，可这一动带来的到处都是烧灼般的刺痛，被烙焦的皮肉，如同剥去一层皮。胸部肿得紧梆梆的，象要暴裂开似的。整个下身仍旧淋漓不绝，坐着使下部更疼痛。她想翻一下身，但哪个部位碰到草垫上都是巨痛。她想用手去摸一摸，可手的十指是张开的无法并拢，肿胀得像小棒锤一般，指甲多数掉了已结成硬的血壳。呼吸道是火辣辣的，从鼻腔到胸腔，还有一种难闻的汽油味和血腥味，想深呼吸一下带之而来的是一阵咳喘，如同无数个毛刺扎在呼吸道中，顿时出了一身虚汗。这汗水又使伤口如同撒了盐。此时，她才清楚地记起来自己的周身已没有好地方，腿上的疼痛已经转移到别处。她已经感觉不到腿上枪伤的疼痛了，因为任何一个受刑部位的伤痛都超过了它的疼痛。

窗外的光线渐渐暗下来，四周一片菽静，夜深了。赵一曼无法入睡，失禁刺激伤口引起的阵阵烧灼般刺痛直钻心腑，她思绪万千，脑海里又断断续续地飘浮出那场惨绝人寰的兽刑的情景：

当几个的凶手凶神恶煞地向自己扑来时，她心里明白：最严峻考验的时刻到了！反正已经没有退路了！一定要挺住！

令人发指的酷刑开始了。自己万万没有想到，人世间竟还有这种非人的酷刑，凶残如兽的侵略者竟使出闻所未闻的卑鄙手段，真是禽兽不如。看这架式，敌人是狗急跳墙了。她知道敌人凌辱她的肉体和人格，就是想摧垮她的革命精神，想打碎她的人生信仰，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她心里异常平静，忍着剧痛，强迫自己把痛苦的感受压在心底，努力保持着从容不迫的神态。脑子里只有一个想法：豁出去了！一定要坚持斗争到最后！

当林宽重威胁给她三分钟时间考虑招供，否则就用电刑时。她第一次觉得三分钟的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她不怕酷刑的摧残，难熬的是在静静等待的过程中，那些象毒蛇一样紧盯着自己的眼光。忽然，她感觉两腿有些微微颤抖。不！这不是她个人的事，她的身心属于党！这也不是一个女人对一群男人的事，这是一个中国****员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较量。不能在鬼子面前暴露出紧张情绪，要表现出对敌人的仇恨，她抬起头来，泰然自若，用仇恨的目光怒视着如狼似虎的凶手。

当凶手接通电流后，她明显地感觉到电流瞬间从胸部和下身窜入体内，强烈的刺疼和震颤通过脑神经，传遍全身，炙蚀的剧痛烤沸了血液后钻入骨髓，像一把把利刃切割着她的神经和肉体。身体也越抖越厉害，自己竭尽全力也没法控制。

很快，她感到全身细胞都在发胀、刺痛，整个内脏都麻涨酸般剧痛，骨头缝里有千万只蚂蚁拼命呑噬着骨髓，象被扎进了万根钢针一样难受。耳中炸雷般轰响，眼前感觉一会儿漆黑一会儿亮澈。剧烈颤抖把咬住嘴唇的牙齿也震开了，她不由自主的放开嗓子，发出了撕心裂肺的呼喊。她真希望自己早早地死去。

突然，她觉得一股股又烫又燎的热流涌入她身体最脆弱的部位，直冲脑门，灼烧着全身的神经，五脏六腑被烧的沸腾起来，骨架都散掉了，全身说不出的难受，强烈的呕意比晕船还更有说不出的痛苦之感。就在她感到呼吸急促，全身肌肉逐渐发硬，快要死过去时，电流嘎然中断。

她缓过神来，刚把一口鲜血直向前来逼问的林宽重脸上吐去。电流又来了，又是灼烧般的刺痛……。时断时续的电流使她一直处于猝不及防的状态，铭心刻骨的痛苦，实在难以忍受。不一会儿，她呕吐了，吐出来的东西又腥又酸，后来是苦涩味的液汁。她怕自己忍受不了肉体撕裂的痛苦而意志崩溃，心里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再坚强些！就是豁出命来，也要硬挺到底！

渐渐的，她有些神志不清，眼前一片朦胧，舌头木了，叫声渐渐嘶哑微弱。这时附近教堂传来铛！铛！……的钟声，随着飘荡的钟声，她的脑子浮现出她至爱的儿子和帽儿山北方坚持斗争的同志们的面孔……。

当凶手把她从刑架拖下来时。她艰难地抬起头，微微睁开被汗水浸湿的双眼，用轻蔑的目光扫视着那些凶手。她知道自己挺过了这场兽刑考验，向党和祖国交出了合格的答卷。

间歇性的痉挛又开始了，这是电刑的后遗症。赵一曼脑海的思绪一下中断。身上的伤痛同时一齐向她夹攻，她浑身痛得打着哆嗦！为了去分散那难以忍受的疼痛感，赵一曼闭上眼睛静静地躺着，她一次又一次的去竭力搜索着飘浮的思绪。想着想着，她想到最后的生死考验，这已是意料之中的事。作为一个****员，从入党宣誓的那天起，就已经把生命置之度外，为抗日斗争而死是光荣的！自己无怨无悔！再说，自己已经有过几次死的经历了。只要还有一口气就要同敌人战斗下去。想到这里，赵一曼心情反而更加平静。

赵一曼宁死不屈、为了崇高理想与信念献身的钢铁意志表现了中国妇女、中国****人、中华民族崇高品质的革命精神，是任何力量也摧不垮的精神！

后记：有关赵一曼怎样以钢铁般的意志，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一次次顽强挺住敌人下流无耻，灭绝人性的兽刑的细节，已难以用文字表达。一是难以还原，暴虐面前文字总是无力的；二是过于血腥，国情难以接受。尚志抗日英雄纪念馆馆长刘莉说：参与审讯的敌人被捕后曾亲口交代他们对赵一曼所施的酷刑，简直是闻所未闻， 想都想不到，赵一曼受刑之惨烈，我都不敢和赵一曼的后人说。电影《我的母亲赵一曼》的编剧之一齐昕介绍：日寇对赵一曼进行了无所不用其极的非人折磨，许多刑罚是我们难以想像的。为了让赵一曼屈服，他们使用了专为对付女性而设计的电椅，妄图摧毁她的意志。赵一曼身体的有些器官因受刑过多已经完全炭化。对电刑逼供的严酷后果，滨江省公署警务厅有关审讯赵一曼情况的报告材料中有详细的记载。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赵一曼传》。作者：李云桥，现任东北烈士纪念馆研究员、研究部主任。公安部档案馆编《史证—日本战犯侵华罪行忏悔录》；中共宜宾市委宣传部编辑《女中豪杰 民族英雄--赵一曼革命事迹详述》。新华网 福建电影制片厂出品《我的母亲赵一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