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中央领导人专机的“绝密往事” [转帖]

　　2008年10月，在珠海日东广场停放9年的毛泽东专机出售，要价800万元。由此引发了人们对领导人乘坐专机往事的关注。

　　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会议，空军专机师按照以往的惯例派遣飞机在上海虹桥机场值班。

　　一天，已先期到达上海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亲自打电话把时念堂机组的四个人叫到上海有名的锦江饭店。“你们机组准备飞到昆明把罗瑞卿总参谋长接到上海来。 ”交代完这次任务的要求与注意事项后，吴法宪说：“现在发给你们机组每人一把手枪，在空中如果有特别行动，你们要听中央的。在空中要注意监视他们的行动。 ”

　　“他们？他们是谁？难道是罗瑞卿总长？”机组四人在相互的对视中流露出同一种答案。

　　吴法宪接着对机组讲：“中央完全相信你们会把这次任务完成得很好。如果空中有人强迫你们干什么，你们可以不执行，如果非要你们干什么不可，你们有枪可以自卫嘛！”机组越听越感到问题严重，时念堂等人用期待的目光等着司令员把事情说得更明白一些时，吴法宪却没了下文。他只是反复强调让机组保密，这是纪律。此时，时念堂环顾司令员下榻的房间，除了吴法宪本人，连一个秘书都没有。

　　空军部队给飞行员配发枪支是很正常的现象，可是专机部队的飞行员却是个例外，从来没有配发过枪支。可是这次接总长到上海的任务中却意外地让机组带上手枪。

　　接受任务的第二天，时念堂机组驾驶伊尔-18飞机从上海直飞云南昆明降落，隔天便把罗瑞卿总长接回了上海。

　　罗瑞卿下飞机前同以往一样来到前驾驶舱同机组一一握手道谢，看到罗瑞卿那一无所知的样子，机组人员感到心里很沉重。

　　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林彪等人诬陷罗瑞卿“篡军反党”。罗瑞卿从上海会议之后，就再也没有乘坐过这驾专机。

　　毛泽东最后一次坐飞机是1967年7月21日，也就是轰动全国的“七二○”事件的第二天。

　　7月20日下午4时左右，毛泽东专机机组突然接到紧急命令：必须在30分钟内起飞！降落地点——汉口王家墩机场。

　　机组按照命令的要求，在半小时内，满负荷起飞。此前在东郊首都机场，周恩来的座机已经离地而去，奔赴汉口。

　　飞临河南信阳上空，机组接到北京方面中央军委的命令，令专机改降离汉口60多公里外的山坡机场。机组将改飞山坡机场的命令转告了王家墩机场，如实告诉他们：“这是军委的命令，我们不能违抗。”

　　王家墩机场直接与北京通话，要求明示改变计划的理由。北京方面支支吾吾说不出个所以然。结果，北京坚持让专机去山坡机场，王家墩则坚持执行原计划。

　　后来才知道，当时汉口的形势，犹如箭在弦上。两派组织——“百万雄师”和“工总”，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派别，双方发生激烈冲突。当周恩来前往解围的座机飞临信阳时，江青、林彪一伙又谎报军情，编造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在汉口发动兵变，王家墩机场已被占领的谎言。

　　最后，机组成员采取了折中的办法：先飞到王家墩机场上空，然后改道在山坡机场降落。

　　在山坡机场降落后，机组成员见到了在停机坪等候的周恩来。他紧绷着嘴角，气氛很紧张。再回身望望飞机上那些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士兵，机组成员意识到汉口发生了重大事件。

　　“你们就在飞机下面休息，等候命令，随时准备起飞。”周恩来的话简短明确，说完转身离去。后来机组成员才知道，为了稳妥起见，周恩来从山坡机场到汉口的短短路途中，几易车船，赶往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梅岭1号。

　　大约是周恩来安全到达东湖宾馆的时候，机组接到了起飞的命令，返回了汉口王家墩机场。次日凌晨4点，机组接到“准备马上起飞！”的命令。

　　直到这时，机组的同志才知道毛泽东已从东湖宾馆梅岭1号秘密转移到王家墩机场，要从这里去上海。而王家墩机场的工作人员对毛泽东的这次行动一无所知。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载着毛泽东稳稳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毛泽东从飞机上一露面，舷梯下的张春桥便满脸笑容地迎了上来……

　　“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天，专机机组接到紧急起飞命令：“你们立即飞到上海！把周总理接回北京！”原来，毛泽东有事情要与周恩来商量。

　　飞机在虹桥机场降落，已将近晚上九点钟了。此时上海上空正骚动着一股大范围的强气流，这种强气流可使飞机受到强烈颠簸，严重的话还可使机体损坏。

　　机组以及空军首长都认为，这样的天气，总理十之八九会接受第二天拂晓返回北京的建议。因此，机组一行放心大胆地住进了锦江饭店南楼。没想到周总理仍仍决定起飞。

　　空军首长见周恩来态度如此坚决，又亲自做好安排，只好同意放飞。

　　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后，飞机不停地爬升，8000米、9000米、10000米！所有这些高度层都是强烈颠簸。气流一会儿把飞机抛上去，一会儿又给踢下来，上下颠簸的高度差，竟在100米左右。

　　领航员吐了，机械师也吐了，服务员更是趴在那里动也不能动了。

　　周恩来一向以坐飞机从不吃晕机灵引为自豪，可这回他也顶不住了，就着水吃了两次晕机灵，可还是不“灵”。虽然没有吐出来，但脸色煞白，额头冷汗直冒。

　　飞机终于在北京降落。周恩来上车之前，仍旧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道别，并且不断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今天如果回不了北京的话，有些工作就不好交代。”

　　(李克菲,摘自《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文史月刊》)

游侠精神：清末革命党人的人格支柱[转帖]

一
每到历史的大转折时期，游侠都踊跃参与着革故鼎新的主流政治活动。唐高祖李渊起兵反隋，就曾经颁布檄文，征召“侠少良家之子弟”共襄盛举。李渊的儿子李建成、李世民，女儿平阳公主，女婿柴绍，都是当时的侠少首领。清朝末年，孙中山宣传民族主义，也曾在《建国方略》里专门谈到江湖侠客，他说：“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其口号暗语，则以鄙俚粗俗之言以表之，此最易使士大夫闻而生厌，远而避之者也。其固结团体，则以博爱施之，使彼此手足相顾，患难相扶，此最合夫江湖旅客、无家游子之需要也。而终乃传以民族主义，以期达其反清复明之目的焉。”

而在革命党内部，以任侠敢死的精神勇于实践的，更是几乎成为普遍风气。1903年，壮游以山海、军人、游侠、社会、魔鬼五魂写成《国民新灵魂》一文说：“共和主义、革命主义、流血主义、暗杀主义，非有游侠主义不能担负之。”以游侠精神为其他一切革命手段的人格支柱。许多革命党人，正是以这样的精神参与到摧毁清王朝的斗争之中。

这时，西汉中期游侠盛行的刺杀手段成为革命党人的一种重要手段。首先是人们热衷于宣传暗杀手段，如蔡元培“觉得革命止有两途，一是暴动，一是暗杀”。在革命派主办的《民报》上，游侠和暗杀主题一度占到五分之一强，几乎满篇都是。戊戌变法失败后，人们认识到要变革必须推翻清王朝，暗杀成为普遍风气。1900年，史坚如暗杀两广总督德寿，未遂遇害。1903年，黄兴、龚宝铨、陈天华等人在留日学生的军国民教育会中，组织了秘密暗杀团。1904年，龚宝铨回国组织上海暗杀团，杨笃生、吴樾等人组织北方暗杀团。1905年，同盟会暗杀部门成立。到1910年，汪精卫等谋刺摄政王载沣未遂被捕，十年之间，革命党人的暗杀有50余起。

其中颇为壮烈的，比如极力主张“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的吴樾，1905年9月24日携带炸弹潜入北京正阳门车站，谋炸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结果因为人群拥挤，炸弹意外爆炸，27岁的吴樾肠穿肢断，壮烈牺牲。秋瑾闻讯，作长诗《吊吴烈士樾》表示要继承遗志：“前仆后继人应在，如君不愧轩辕孙。”而最为惨烈的，则是1907年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事件。当时，徐锡麟以安徽巡警学堂会办的职务为掩护，积极准备联络新军起义。7月6日，学校举行毕业典礼，徐锡麟上前向恩铭举手行礼，大声报告说：“回大帅，今日有革命党起事。”趁恩铭惊愕之际，陈伯平向恩铭投掷炸弹，但未爆炸。徐锡麟随即从靴筒内抽出双枪，因为眼睛近视，只能连发，恩铭身中七弹，在抬回衙署后死去。徐锡麟带领学员奔向安庆军械所与清军激战，受伤被俘，当晚被斩首剖心。革命党人之所以如此壮烈敢死，其文化渊源正是古代刺客游侠的必死信念和殉道精神。

那么，什么是刺客游侠呢？

二

上文谈到游侠在汉代有着独特的地位，到汉武帝大开杀戒之后，西汉游侠进入第二阶段，即轻侠阶段。

历史总是在一张一弛中循环，经历了汉武帝、昭帝、宣帝的铁腕之后，汉元帝一改祖风，“柔仁好儒”，而游侠也因此得到再度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专业刺客杀手集团的出现，尤其是以京师为中心，他们以正当的工商业为掩护，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称为“会任”或“合任”。据王符的《潜夫论·述赦》记载，“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他们的利润极高，收取客户十万，而只付给一般杀手几千的报酬。他们手眼通天，和官府勾结，打探消息，特别是利用汉代朝廷频繁发布的大赦令，大钻法律空子，形成了一个极为“繁荣”的市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杀手集团，萧条期也有四五个。上至公卿显贵，下至市井百姓，都兴起了一股“借客报仇”之风。如西汉后期的一代大儒朱云，也曾“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

刺客集团高度繁荣，甚至出现了体制化的严密分工。长安出现了一个集团，他们制做了三色弹丸，每次出发前，摸到红色弹丸的就去刺杀武官，黑色的杀文官，白色的为失手而死者治丧。每到傍晚，抢劫行人，刺杀官吏，长安城里，一时之间报警的鼓声不绝，官民安全都得不到保障。

这些刺客游侠都有着必死的信念和殉道精神，而这种精神不仅激励着革命党人暗处的刺杀，更使他们在公开的层面，以游侠精神自励并鼓舞民众，策划暴动。正如秋瑾之女王灿芝在《先烈鉴湖女侠遗集序》开头所说：“清政不纲，豪侠四起，北有吴禄贞，南有徐锡麟，要皆身列戎行，义愤填胸，为革命之先导。”而在这些革命党人中，秋瑾是一个极为典型的例子。

三

秋瑾十多岁时就喜欢读剑侠传，尤其倾慕西汉大侠朱家、郭解的为人。但她在20岁时却嫁了一个纨绔子弟王廷钧，常有所嫁非人之叹。1903年，王廷钧以捐官任户部主事，27岁的秋瑾随夫入京。到北京后，秋瑾更加关心国事，接受革命思想，与丈夫产生冲突。1904年，秋瑾时常以男装出现，并作《宝刀歌》感叹“宝刀侠骨谁与俦”。与丈夫公开决裂，于是东渡日本，在横滨加入反清帮会三合会，受封为“白纸扇”（军师），位列“洪门三及第”之一。1905年曾回国，并在上海加入光复会，从此改字为竞雄，号鉴湖女侠。此时，秋瑾侠义情结更盛，这一年开始创作弹词自传体《精卫石》，署名为“汉侠女儿”；年底回国后，第二年正月在绍兴照了一张男装照片，《自题小照》（男装）说：“俨然在此望何人？侠骨前生悔寄身。”1907年正月，秋瑾开始主持绍兴大通学堂校务，以此作为革命据点，秘密组织光复军，并作为同盟会浙江分会的负责人，准备联合各派革命力量，在旧历六月初十起义，不幸走漏消息，于六月初四被捕，六月初六凌晨被杀于绍兴古轩亭口，年仅32岁。

如果说在谭嗣同的思想和行为中，侠义只是一种重要的辅助而非核心；那么，侠义精神在秋瑾等革命党人那里，则已成为主流精神层面。徐自华《秋女士历史》说：“其生平喜读游侠传，慕朱家、郭解者流，任侠好义，挥金如土，广交游，诚女界之豪杰。”不仅秋瑾自称女侠，“秋侠”、“秋女侠”、“秋瑾女侠”等更加成为天下通称。她和同道中人通信，如徐锡麟写信给秋瑾，开头即称“竞雄同志侠览”，末尾“即请侠安”。

游侠精神成为秋瑾等革命党人的传统资源，其仗义疏财的精神成为革命党人拯救天下的抱负，其不畏死难的精神成为革命党人勇于牺牲的品质。和谭嗣同一样，在起义消息泄漏之后，已有人到绍兴通知秋瑾并劝她前往上海，秋瑾毅然拒绝说：“我怕死就不会出来革命，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成功至少可以提早五年，牺牲我一人，可以减少后来千百人的牺牲，不是我革命失败，而是我革命成功。我决不离开绍兴，愿与男女两校共存亡。你回去同我们妇女同志说，要求男女平权，首先要做到男女平等的义务。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正是在这种精神支撑下，秋瑾毅然走向了绍兴古轩亭口的刑场。而她的义气侠风，确实也鼓舞着后来者一往无前地进行革命。 (本文来源：百家讲坛 )
 

汉字繁简并存不是长久之计[转帖]

　　最近两年，网络上几次出现关于繁简字的大规模论战。几天前，某门户网站的一位编辑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参加汉字繁简的争论呢？文字不就是个书写工具吗？”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值得大家都来认真思考一下。
　　汉字不是一个缜密封闭的符号系统。实际上，作为一个书写符号系统，汉字存在着
许多缺点：字无定数，字无定形，字无定音，字无定义。字无定数，谁也不知道汉字究竟有多少个，谁也不可能认识、掌握全部汉字；字无定形，谁都可以对它评头论足，谁都可以对它进行改良，谁都可以反对改良；字无定音，不同方言区、不同时代的人，都可能写别字，是非混淆，在所难免。字无定义，同一个汉字，认识水平、掌握程度可以千差万别，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汉字不是一种精练、高效的书写符号系统，可以看出优点，也不难发现缺点。毫无疑问，汉字的这些特点，给没完没了的争论提供了足够的空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汉字繁简字体的选择关系到每一个人。只要是使用汉语作为交际工具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包括新加坡、马来西亚、日本、韩国等或多或少使用汉语的外国人，无论是居住在中国境内还是国外，无论是居住在大陆地区还是台湾、香港、澳门地区，无论是研究文字学的还是不研究文字学的，不论文化高低，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男女老少，不论民族党派，使用汉语幅员最广大、人口最众多的大陆地区在繁简字上的任何选择，都可能关系到所有人的切身利益，触及所有人的“私心杂念”，牵动所有人的情感神经。

　　“汉字人口”存在着三大分野。一是政治分野，二是文化分野，三是习惯分野。虽然文字只是书写符号，跟政治不是一回事。但是，政治利益分歧，往往会以文字作为借口、突破口进行交锋。文化分野，就目前而言，主要指继续学习西方科技和自尊自信国粹兴国的价值观念的分化。习惯分野，一目了然：从小使用简化字、对繁体字不熟悉的人支持简化字，从小使用繁体字、对简化字不熟悉的人支持繁体字，都是习惯使然，无可厚非。

　　除了上述三个主要原因之外，也还有其他一些次要的原因。例如：争论门槛低，文字人人皆用，利弊优劣，谁都可以慷慨激昂地说出自己的一两点意见；汉字一开始创造出来的时候就是用软（毛）笔书写的，笔画有轻重、粗细、疾徐等各种变化，汉字的艺术性，使得无法统一的审美趣味在这里交会；如此之类，不一而足。

　　汉字的繁简之争还将继续下去，繁简并存绝非长久之计。

为什么把上厕所叫“解手”？ [转帖]

　　把上厕所叫“解手”，这是西北大部以及北方部分地区民众沿袭了数百年的一种“习惯性”口头语。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把上厕所（西北地区俗称“上茅房”）叫解手呢？

　　但凡北方人，打小都听说或传唱过“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祖先故居叫什么？大槐树下老鸹（方言：音wa)窝”的民谣。好像我们祖先都是来自山西洪洞县，我们的根就在大槐树下。秦玉龙不是民俗学家，不能确切考证这些说法的准确性和真实性。但有一点，依据老辈人一代代的口口相传，我们大致可以确定：这个传说并非胡编乱造，而是具有一定可信度的。

　　我们甘肃平凉人包括西北部分地方人，把走路时双手交叉背在后头叫“背搭手”，把上厕所叫“解手”。对此，一些历史、民俗研究者认为，要想知道民谣和“背搭手”、“解手”的出处来历，就要翻一翻老账。他说，这首民谣跟明代大移民有关。明初，从山西洪洞等地迁出的移民，一部分到河南、湖北等地，一部分迁往陕西、甘肃、宁夏地区。今天，在某些地方把上厕所叫“解手”，这句俗语的背后其实就是山西移民外迁艰难历程的佐证。据说，当时为了防止移民逃跑，都被反绑起来，用一根长绳连结。如果某个移民想要大小便时，就必须报告官兵，解开手上的绳子，才能方便，“解手”一词由此而来。而移民们反绑的动作，也演变成了西北人走路背搭手的习惯。

　　起初，笔者以为只有我们西北人才把上厕所叫解手，后来查阅文献资料才得知，解手不光是我们甘肃平凉人或西北人的“专利”，全国很多地方的人们都把上厕所叫解手，而西南、南方部分地区包括部分港、澳、台移民，人们则把上厕所读作“解手（gai xiu）”，虽然发音不同，但字义是一样的。如北京人把大便叫解大手儿，简称大手儿。小便叫解小手儿，简称小手儿。四川、江西、湖北、湖南、河北、山东、河南、海南部分地区的人也称“解手”，只是地域不同，方言不一，发音有所区别而已。

　　当然，也有民俗学家对于“解手”一词的出处和来历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解手”一词，在古时是指朋友相逢高兴时“携手”，等于现代的握手。离别时称“解手”。宋秦观诗有：“不堪春解手，更为客停舟。”这是说春天朋友相逢，高兴得不能忍受离开，竟为朋友停舟不归。可是到了明代，这个充满友情的词，就变成了另一种含义了。还有人认为：“解手”与“解溲”谐音，文人音近而讹，写成“解手”，与所谓明朝大移民没有多大因果关系。

　　不过，看法归看法，理解归理解，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解手的出处和渊源是口口相传的一部“血泪史”，是不容辩驳的事实和理由。众多的史料证明，在明代，山西一带的移民基本都是无地、少地的底层贫民，他们既无社--会地位，更无文化，没有以文字记载故乡、家事的能力，所以留给他们印象最深。并由子孙口耳相传的，只能是出发泣别时洪洞县那棵郁郁葱葱的大槐树了。另外一些来自其他地方的移民，虽然故乡不是洪洞县，也不是迁自大槐树，他们的后代早已不知道祖先的具体来历了。据史料记载，明朝的大移民始于洪武三年，止于永乐15年，历时50年，移民近百万，覆盖了西北、中原、华东数省，遍及大半个中国。众多的移民自然绝不会仅仅出自洪洞一地，既然大家都说是“洪洞大槐树人”，我们也就只有“跟着感觉走”，认同自己是“洪洞大槐树人”了。于是，寻根问祖谈论“洪洞大槐树”成为许多中国人的话题热点。于是，700多年来移民的子子孙孙口耳传递、润色演绎了许许多多正史所没有记载的大迁移中的具有传奇色彩的辛酸故事。其中，就包括“解手”说。

　　此外，部分中原、西北人还有一个说法来佐证自己是不是“洪洞大槐树人”。辨别方法很简单：看一下自己脚趾中的小拇指的指甲是不是两半，如果是两半，您就是大槐树的子孙。反之，就不是。据说，大移民时，由于人数众多，难以一一清点，押解官兵担心有人逃跑，便在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后代脚小拇指的指甲便成了复形。

　　不过，西北人当中只有少部分人是来自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由于这些人外迁较早，文化、习俗根基较深，对后来移民影响也比较大，很多不是来自山西洪洞县的西北人，在这首民谣以及民间传说的影响下，开始逐渐接受和认同自己的根也在大槐树下的论调。

　　1989年，本人在山西洪洞县打工时，曾经听当地人说过大槐树的故事，大槐树位于洪洞县城西北的贾村，当地还在这里建了一个“大槐树公园”，每年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到这里寻根问祖。

　　对此，甘肃《平凉日报》总编辑茹坚认为，西北作为古时边塞要地，战争不断，人口时常动迁，最早的原住民多为少数民族，如猃狁、羌族、土谷浑，以及北狄、西戎、鲜卑、突厥、回讫(又叫回鹘)等。他们虽然一度占据过西北的个别地盘繁衍生息，但后来逐渐在长期的战争、生产生活和其他民族或汉族相互吸收、融合，成为“老西北人”的一部分。可这些人也并非现在西北人的主流，历代大移民及从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来西北戍边的士卒，都是“老西北人”的组成部分。这其中，明代大移民规模最大，西北以及周边区域流入人口数量最多，山西移民更是这些移民中的主流。这也就有了后来不管“老根子”是不是山西洪洞县人，都说自己是“大槐树下”来的人的缘由。

  日本曾在东北找了三十年油 为何未发现大庆油田[转帖]

　　进入工业文明后，恐怕没有任何一种矿产资源能像石油那样引发系列的国际争端，即便是现在，石油仍是世界各国最重要的战略能源。对于资源稀缺的日本而言，石油更是维系该国发展的生命线。从上世纪初开始，日本依仗强大的军事力量进军中国东北部，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寻找石油，但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他们还是“遗失”了著名的大庆油田。
　　日俄合作探测东北油田
　　在日本对中国发动战争时期，当局曾派出大量专家在中国东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地质调查，在寻找其他矿产资源的同时，也曾进行过油田的找矿工作。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日本人曾在原东清铁路沿线的牡丹江、辽宁锦州和阜新、内蒙古的扎赉诺尔以及河北省的丰宁一带寻找过石油。
　　据曾任满铁地质调查所参事的日本地质专家新带国太郎的回忆，早在1928年初，由于当时各方盛传在中国东北发现了石油的迹象，日本人下决心在这一地区寻找石油。1929年春天，新带国太郎和另一名日本人，同十名俄罗斯人在当地向导的带领下，带着二十匹骡马，沿东清铁路到牡丹江上游的森林地带开始寻找石油，经过两个多月的探察，无功而返。
　　1930年4月，在美国驻哈尔滨领事馆工作的俄裔美国人托里斯基的指点下，新带国太郎等人乘火车前往满洲里的扎赉诺尔煤矿，进行第二次找油。他们将采集的矿样带往大连，先经满铁中央试验所化验，后来又经日本德山海军燃料研究所进行分析，断定样品中含有石油类的沥青。
　　两个月后，在哈尔滨的俄文和日文报纸上，对这次发现进行了报道，称“满铁投入了很大的经费，计划在北满探索石油资源，历时多年，终于在这里发现了油田。为此，满铁已经投入了三万多日元，云云。”当时的国民政府也派地质专家前往调查。
　　找不到油：半途而废还是技术不够？
　　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日本人在资源调查上就更加自由。其中，扎赉诺尔一带始终是最受重视的地区之一。在其后的三年时间里，日本人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据说使用了钻探深度超过1200米的钻机、重力探矿、地震计探矿等先进的设备和方法，但最终也未能找到真正的油田。
　　1939年在辽宁阜新，满洲炭矿株式会社为探测煤矿，曾从煤层下找出石油类的矿物，但因没有什么开采价值而放弃。其实，这里与解放后发现的辽河油田仅一山之隔。1940年8月，日本石油公司的调查部长大村宣告说，“在满洲已经很难找到石油，还是马上到‘南方’寻找油田吧”。
　　于是，日本军方和石油公司打消了在中国东北寻找石油的计划。到1941年，因美国开始禁止出口航空汽油，日本军方迫于形势的需要，将与石油有关的勘测队伍和人员全部予以征用，把他们派往印尼的苏门答腊和打拉根，在东北地区只留些小型设备。
　　在探矿技术方面，当时日本在物理探矿技术方面还很落后，1928年开始向美国学习物理探矿技术，但在方法上必须是发现了矿石露头后再进行地质结构的调查，所以只能是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找矿。像在我国东北这样广大的区域内进行勘探，一般应采用地震探矿的方法。这是日本人在勘探方法上的局限性。
　　在日本现代史里，经常能看到“如果当初找到大庆油田将如何如何”的词句，他们为没能在战前找到大庆油田始终感到“遗憾”，并对个中的原因进行“反省”。原东京工业大学教授森川清在回忆“满洲的石油开发”时说，之所以没能找到大庆油田，“是因为战前日本钻探的深度只达到大约八百米。不知道是否还有更深的钻探技术，总之是越深越困难，听说实际上并没有钻探。而且，大庆油田最浅的油层也有一千米深，还差不足两百米”。
　　森川清似乎觉得战前日本的钻探技术是难以达到足够的深度。实际上，标志大庆油田发现的第一口油井——松基三井，恰恰是开钻到1357-1382米之间的油层才出油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种说法。但日本作家草柳大藏在《实录满铁调查部》一书中认为：“石油探矿是由满铁和日本石油公司进行的。从兴安北省的海拉尔到热河省这样的范围内做了广泛的勘察。日本石油公司甚至建设了常驻住宅，进行了深度达一千米的钻探。满铁的钻探技术达到1800米是可能的。这样先进的钻探技术，却将它搁置起来，实在是遗憾。”草柳大藏感到，不是钻探技术达不到，而是没有深入钻探罢了。
　　对于大庆油田的发现，中国地质大师黄汲清则提出了“陆相地层生油”理论，他曾讲：日本人在东北找了整整三十年却没有找到油田，他们找油技术比我们先进，为什么没有发现，而我们只用了五年就发现了大油田？那是因为他们不懂得陆相地层可以生油。这是日本人没能找到大庆油田的另一种解释。对此，日本地质史学者小松直干也认为，除了勘探的范围、密度不够外，从根本上说不是钻探设备不行，而是“探矿思想和探矿技术的问题”。
　　日本分析大庆油田位置
　　1959年9月25日，中国石油勘探队在东北松辽盆地陆相沉积中找到了工业性油流。时值国庆十周年，所以这个油田以“大庆”命名。
　　在此之前，《人民日报》登载了《大庆精神大庆助的文章，肯定了中国有大油田。而当时的日本出于战略上的需要，非常重视中国石油的发展，并将大庆油田的情况作为情报工作主攻方向。《人民日报》的报道出来后，日本人把这一信息储存到电脑里去，但是大庆油田在哪里呢——大庆油田的位置在当时属于机密？于是，日本人开始“找油”。
　　不久，《中国画报》又刊登了大庆油田“王铁人（王进喜）”的照片。日本人从王铁人戴的皮帽子及周围景象推断：大庆地处零下三十度以下的东北地区，大概在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之间。日本人又利用到中国的机会，测量了运送原油火车上灰土的厚度，大体上证实了这个油田和北京之间的距离。
　　此后，《人民中国》杂志有一篇关于王铁人的文章，提到了马家窑这个地方，并且还提到钻机是人推、肩扛弄到现场的。日本人推断此油田靠车站不远，并进一步推断就在安达车站附近。日本人对中国东北的地图非常清楚，从地图上，他们找到了马家窑是中国黑龙江海伦县东南的一个小村。
　　后来，日本人又从一篇报道王铁人1959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广场观礼的消息中分析出，1959年9月王铁人还在甘肃省玉门油田，以后便消失了，这就证明大庆油田的开发时间自1959年9月开始。
　　日本人又对《中国画报》上刊登的一张炼油厂的照片进行研究，那张照片上没有人，也没有尺寸，但有一个扶手栏杆。依照常规，栏杆高一米左右，按比例，日本人推断了油罐的外径，并换算出内径为五米，判定大庆油田的年产量约为360万吨……日本人就这样弄到了大庆油田的情报。
　　其实，关于大庆油田的发现，近年来在日本还有一种传闻，认为早在1920年美国美孚石油公司已经发现了大庆油田。但美国政府却不让美孚石油公司公布这个发现，反而让美孚石油公司对外宣称在中国东北没有找到石油，还装模做样地提出一个“中国贫油论”的理论，把中国的石油判了死刑。
　　历史学者认为，美国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当时东北处于日本人的势力范围。由于当时日本90%的石油依赖从美国进口，美国害怕日本有了石油，就失去了遏制日本的最有效手段。日本人虽然在中国东北各地勘探石油，但凡美国人去过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去了；他们相信美国人认为没有石油的地方就真的没有石油，岂不知自己上了美国人的当，也相信了美国人的“中国贫油论”，最终停止了在中国东北的找油工作而转向东南亚。但这种说法目前还有待证实。
　　

八个奇怪心理不解之谜 [转帖]

1.男人比女人爱撒娇

　　调查发现，男人在家里撒娇的频率，甚至超过妻子。
　　男人一直扮演强悍的角色，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但在本质上，男人和女人一样，都有脆弱的一面。
　　心理学家认为，事业往往是男人赖以撒娇的资本。他们有一种患得串失的茫然感，对死亡日益迫近的恐惧感，逐渐上升为焦虑感，导致内分泌失调。这时，他们像孩子一样撒娇，是让女人明白他的苦衷。

　　2.说谎“高手”大脑“怪”

　　心理学家、美国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的艾德里安·莱恩说，“有些人的大脑结构使他们比常人更善于说谎，这些人更长于进行与说谎有关的推敲和算计。”
　　据莱恩发现，惯于说谎者的大脑前额皮层拥有更丰富的白质。白质是一种白色的神经组织，说谎的时候，这些组织非常活跃，而惯于说谎者大脑中的另一种物质——灰质却相对较少。过多的白质和较少的灰质，使一些人成为出色的说谎者。这是科学家第一次发现惯于说谎者和普通人之间存在着生物学上的不同。

　　3.爱人可用鼻子找

　　一项最新研究表明，人类挑选配偶分两个步骤，第一层是选择面部特征与自己相近的人，第二层也是最重要的一层，是要筛选出气味与自己不同的人。因此科学家认为不光是情人眼里出西施，鼻子也能帮你找到心中的“爱人”。
　　这项研究由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克莱格·罗勃茨领导进行。研究人员共招募了92名女性志愿者和75名男性志愿者。
　　随后研究人员让女性志愿者闻一下数位男性志愿者的衣服，挑选出最喜欢的味道。结果表明，女性愿意选择在气味方面与自己相异的男性。
　　克莱格·罗勃茨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气味上的相异能够从根本上杜绝近亲繁殖的危险，同时也有利于优生。

　　4.心情不好多吃香蕉

　　德国营养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愉快的情绪，与大脑一种叫5—羟色胺的物质有关，而香蕉则含有这种能帮助大脑产生羟色胺的物质，这种物质不但能促使人的心情变得快活和安宁，甚至可以减轻疼痛，又能使引起人们情绪不佳的激素大大减少。
　　因此，狂躁和抑郁症患者以及其他心情不好的人应多吃些香蕉，以使大脑产生足够的5—羟色胺，从而减轻其悲观压抑的程度，甚至使不佳的情绪自然消失。

　　5.拍马屁成为新行当

　　对别人由衷的、恰如其分的赞赏之声，真犹如天国里的妙音，甜蜜无比。在东京的一条繁华的大街上，25岁的小山宇和23岁的水野健打开他们的工具：一块大大的布告(上面写着奉承屋，每分钟100日元)、鲜红的汗衫(标明他们是职业奉承者)和一张厚脸皮，小山问涌来的人潮：“最近你被人奉承恭维过吗？”水野接着说“感觉一下你潜藏的魅力吧，放纵一下自己。”
　　一个名叫林妙子的女学生悄悄地走过去，声称要试一试，小山和水野立即就进入了角色，把妙子与一个____著名的摇滚歌星相比，赞美她有着非凡的时尚感觉，告诉她，她让人着迷。他们中的一个问道：“你的眼睛像钻石一样美丽，有多少克拉？”
　　小山和水野这两个小伙子有着灵敏的反应、恰到好处的恭维、说一点反话或是俏皮话再加上滔滔不绝的赞美之同，所以很快就吸引了一群人，于是他们就展开了一流的恭维才能，生意异常火爆。
　　小山和水野说，有一次他们到一个职业学校时得到了灵感，于是就开始从事这个职业，他们两个人觉得有些共同点，那就是尽管受到了大学教育，但找不到满意的工作，他们两个都有一种乐观的精神，喜欢让别人高兴。同时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朋友即使有工作也觉得不开心，工作压力也很大，既然所谓的胜利者都有这么大的压力，小山和水野就觉得应该做一点事提高人家的士气，于是就成立了“奉承恭维公司”。

　　6.家长面临信用危机

　　一项“亲子调查”显示，80%以上的家长认为，自己对孩子守信；而超过95%的小孩认为，父母常常不履行承诺。
　　专家认为，家长如果经常不信守承诺，会让孩子认为自己不被家长接受，对家长缺乏足够的信赖感，沟通的欲望自然减少，这也是出现家庭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

7.骂妻丑也是家庭暴力

　　在英国，家庭暴力案件，约占英国暴力犯罪总数的1/4。
　　英国的皇室律师切丽·布昌提出，家庭暴力不仅仅是身体暴力，还包括精神暴力和经济暴力，不少女性因受丈夫的侵害，几乎丧失了自信心。她说：“如果丈夫整天骂妻子丑，妻子的精神健康受到严重损害，同样构成家庭暴力的恶果。”

　　8.收入越高越易空虚

　　处于中高收入阶层的员工，成就感反而低于低端收入群体。
　　对于这一现象，心理学家认为，许多收入中等甚至更高的上班族，在解决了生存问题后，快乐并没有持续很久，很快就陷入了更深的困惑之中。当为了生存而奋斗时，物质是最好的激励因素；而当生存问题解决以后，物质就退居次位，而对安全感、爱、归属感、受尊重的需要，则占据主要地位。现在社--会评价一个人的成功标准越来越物质化，人们拼命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满足物质需要，一旦物质需求满足后，发现其他需求都未满足，空虚感随之而来，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感、成就感。

台湾司马库斯部落 深山里的共产社会乌托邦[转帖]

在台湾这个现代化的资本主义经济里头，有个小型的共产社会。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在深山里过着共享共荣的生活，和大城市汰弱留强的丛林法则形成强烈对比。
　　《联合早报》报道，这个共产社群就是位于新竹县尖石乡海拔1500公尺高山上的司马库斯（Smangus）泰雅族原住民部落。它是台湾最深僻的部落，对外道路在1995年底才开通，它也是台湾最后一个通电的地方，1979年才有电力供应，所以被称为“黑暗的部落”。
　　司马库斯部落头目倚岕苏隆（Icyh Sulung, 70岁）和优绕依将长老（Yuraw Icyang，36岁）在一个昏暗的小木屋里，向好奇的访客讲述山中趣事以及部落推行共有制的由来。
　　主人家特地用二叶松点起火把，营造那种没有电灯的生活氛围。可以想象那个情境：火光随风摇摆，部落族人在忽明忽暗中的原始环境里，烤着地瓜或山猪肉，聆听父母讲述祖先的历史故事。如今，部落族人的文化传承教室，成了记者学习的教室。
　　年长的头目用泰雅语讲述，年轻的长老翻译成中文。
　　原来，在三四十年前，司马库斯部落就本着泰雅族人团结的精神，过着一种共有制的生活，只不过，那个时候没有制度的架构，也没有文字的契约。当时，部落跟外界几乎没有联系，部落族人也没有接触货币，如果要买日用品，就背着好几大袋的野生香菇下山去，走好几天的路，就为了交换货币。
　　不过，自从接触货币后，自从道路在14年前开通后，与外界的沟通却变成内部的负担，资本主义的传播让原本纯朴的深山生活变质。
　　优绕依将长老说：“部落族人很团结，不管是谁抓到山猪，一定切成一块块，分给部落每一个人，大家一起共享，这就是泰雅族人的生活精神。不过，有观光客进来后，部落族人就开始竞争，大家有了资本主义的概念后，感情慢慢弱化。三年、四年以后，我们觉得这个不是我们要走的路。”
　　经过一番思索，司马库斯在2001年决定采用共享制度，大家所赚到的钱全部集中起来使用。
　　2003年到以色列的集体农场参观后，司马库斯的共有制度越发精细。2004年，土地也纳入共有制，整个部落的土地集中在一起，不管土地是谁的，不管土地的大小，全部都变成公家的。
　　长老说，这么做是为了防止部落的土地落入财团手中：“土地集合的话，力量就会大，部落最大的原则就是，土地不能卖给财团。”
　　而对几位在司马库斯部落教书的老师来说，当地人推行土地共有制的好处是，家庭状况稳定，小孩就容易教。
　　负责一年级班的余慧玲老师（27岁）说：“其它部落有很糟糕的家庭问题，单亲啊，酗酒啊，经济收入不固定，这边的情况会比其它部落好。12个小孩只有一个是单亲的，家长经济状况稳定，所以这边的小孩比其它原住民好教。”
余慧玲是南投人，去年11月来到司马库斯教书。她在念大学的时候就到这里的后山服务过，知道司马库斯的新光分校有空缺后就来帮忙。她和其它老师一样，都在山中寄宿，和家长们几乎成了一家人。白天，记者看到她在课室里教书，晚上，就看到她在餐厅帮忙端菜。
　　虽然一个星期只能下山一次，但她对工作相当满意。“这里空气新鲜，这边的部落很好。三餐都是在餐厅，几乎都是五菜一汤，跟游客一起吃。然后，家长很有心，跟老师整理宿舍。”
　　不过，山中集体式的生活不是每个部落的人都认同，85%的人接受共有制，15%人不接受。
　　山上有28户人家，户籍人口166名，在山上居住的有137，其它人因为不接受共有制概念，而选择到山下工作。
　　山上的劳动人员约52人，他们每个月可以获得1万新台币的薪水。部落族人的医药费和孩子们的教育费，从小学到大学甚至硕士毕业，都由合作社承担，年轻人结婚，还有20万的经费补助、40桌的宴席和5头猪。部落族里的老人虽然退休了，每个月仍可领到3000块退休金。
　　生老病死都由合作社照顾，生活无忧，但若会员中途出走，之后又回头，就会受到处罚。
　　按合约，离开一年以上的，要度过四年的观察期，离开半年以上、一年以下的，观察期就是两年，以此类推。观察期内，一万块的薪水可以照领，但孩子们的教育费、医药福利全都没有。
　　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人事争议，远离喧嚣城市的深山也不例外。推行土地共有制所面对的难题之一，是人事问题。
　　优绕依将长老每一天都会登记会员的出席率，以免发生诸如“我明明有工作，怎么会说我没去？”的争执。在部落，会员如果无辜缺席，一天扣1000，如果有事请假，就没有扣。
　　司马库斯主要靠旅游业、农业（水蜜桃、雪莲）和劳务业为生，每天早上八点的时候集合，优绕依将长老就会分配工作。长老透露，景气很好的时候，部落一年能赚到的毛额约1500万左右，扣掉发放的薪资和各种费用其实剩下的不多。但长老说：“刚刚好，够了”。
　　深山生活平稳安定，部落族人的福利也都照顾到了，但这相对单调的生活，能留得住年轻人的心吗？
　　名叫“穆”的帅气青年（23岁）从新竹县的大华技术学院毕业后，就决定回到山上工作。他说，虽然有眷恋过城市生活，但是因为从小在部落长大，对部落有很强的感情，所以决定回部落帮忙：“虽然赚的不是很多，但是重要的，是心。”
　　靠着文化传统和单一宗教信仰的强大凝聚力，共享共荣制让族人的脸上多一份依靠和从容。
　　不过，放到21世纪的大城市里，这却是一种不可思议的生活态度和制度。都市人形形色色，惰性和私欲，足以让乌托邦的理想境界变成挥之不去的梦魇。
　　在昏暗的教室里，部落头目谈到族人从竞争回归到共有制的时候，颇有感触地说：“感谢上帝，我们司马库斯部落这个地方，是全台湾最后有道路的地方之一，整个现代生活的方式是比较晚进来的，所以我们还有空间可以思考。”
　　这番话，对长期在压力下求存的都市访客来说，既像长者的经验之谈，也像孩童的纯真梦语。

中华民族历代名将谱[转帖]

　　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文化历史悠久，本文罗列的是从漫漫长河中萃取了从春秋战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历史上历次战争中涌现出来的一小部分名将。因为水平和学识的关系，文中难免有漏选（名单控制在一百人）和泛泛之辈充斥期间的现象，请各位高人指正。本文名将评选的依据是必须合符下列条件中的任意一条：

　　①入选者必须在军事领域有为人称道的战绩，并且明显强于同时代的同行或之对垒的对手，对于社会的发展起过推动或者影响的将军或指挥官。

　　②入选者不能只是匹夫之勇，要有能统领三军，运筹帷幄，决胜于千里之外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③入选者在军事理论上有较深的造诣或独创，并在军事实践中得到了验证。
　　

谱单如下：
　　孙武：吴国名将，成名经典：《孙子兵法》。
　　伍子胥：吴国名将，经典之战：伐楚灭越，掘墓鞭尸。

　　吴起：魏（楚）国名将，经典之战：灭亡陈、蔡国。

　　孙膑：齐国名将，经典之战：围魏救赵。

　　乐毅：燕国名将，经典之战：围困即墨。

　　廉颇：赵国名将，座驾：四驱战车，兵器：戈，成名经典：伐齐讨魏

　　赵奢 赵国名将，座驾：四驱战车，兵器：戈。

　　李牧：赵国名将，座驾：四驱战车，兵器：戈，经典之战：大破匈奴。

　　白起：秦国名将，座驾：四驱战车，兵器：戈，经典之战：长平之战。

　　王翦：大秦名将，座驾：四驱战车，兵器：昆吾剑，经典之战：横扫六合。

　　蒙恬：大秦名将，座驾：四驱战车，兵器：戈，成名经典：万里长城。

　　章邯：大秦名将，座驾：五花骢，兵器：龙雀大环刀，经典之战：定陶之战。

　　项羽：西楚霸王，座驾：踏雪乌骓马，兵器：天龙破城戟，经典之战：巨鹿之战

　　张良：大汉军师，座驾：四驱战车，兵器：羽扇，经典之战：十面埋伏。

　　韩信：座驾：五明骥，兵器：鱼肠剑，经典之战：暗渡陈仓，井径之战，垓下之战。

　　冒顿：匈奴单于，座驾：大宛，兵器：圆月弯刀，经典之战：鸣钲指射，白登之围。

　　周勃：西汉名将，座驾：乌骓马，兵器：鬼头刀，经典之战：铲除诸吕。

　　周亚夫：西汉名将，座驾：踢云乌骓，兵器：七星剑，经典之战：平定七国之乱。

　　李广：西汉名将，座驾：千里雪，兵器：梨花枪，飞将军，经典之战：马邑大捷。

　　卫青：西汉名将，座驾：菊花青，经典之战：攻占“河南地”，漠南大捷。
　　
　　霍去病：西汉名将，座驾：踏雪无痕，兵器：梅花枪，经典之战：决战漠北。

　　赵充国：西汉名将，座驾：银鬃马，兵器：雁翎刀，经典之战：平定西羌。

　　刘秀：东汉开国皇帝，座驾：白龙马，兵器：龙泉剑，成名之战：昆阳之战。

　　马援：东汉名将，“马革裹尸”创始人，座驾：大宛马，兵器：象鼻古月刀。

　　班超：东汉名将，，座驾：卷毛兽，兵器：冷血剑，成名经典：“不入虎穴不得虎子”。

　　虞翊：东汉名将，座驾：银鬃马，兵器：虎头枪，经典之战：添灶进兵。

　　诸葛亮：蜀汉丞相，座驾：四轮车，兵器：鹅毛扇，经典之战：七擒孟获，六出祁山。

　　曹操：东汉丞相，座驾：绝影，兵器：倚天剑，经典之战：官渡之战。

　　关羽：汉寿亭侯，座驾：赤兔马，兵器：青龙刀，经典之战：斩颜良，水淹七军。

　　周瑜：江东大都督，座驾：汗血马，兵器：干将剑，经典之战：赤壁之战。

　　吕布：东汉诸侯，座驾：赤兔马，兵器：方天画戟，经典之战：徐州争夺战。

　　司马懿：曹魏大都督，经典之战：祁山攻防战。

　　陆逊：江东大都督，经典之战：彝陵之战。

　　姜维：蜀国名将，座驾：紫电喷云兽，兵器：绿沉枪，经典之战：九伐中原。

　　杜预：西晋名将，经典之战：灭亡吴国。

　　祖逖：东晋名将，经典之战：祖逖北伐。

　　谢玄：东晋名将，兵器：三才剑，经典之战：淝水之战。

　　韦孝宽：大隋名将，座驾：赤炭火龙驹，兵器：三停刀，经典之战：平定三叛。

　　长孙晟：大隋名将，座驾：千里追风驹，兵器：五神飞钩枪，经典之战：大破突厥。

　　高颍：大隋名将，座驾：虎类豹，兵器：崩童户撒刀，经典之战：东征高丽。

　　杨素：大隋“铁帽子王”，座驾：拳毛骢，兵器：虬龙棍，经典之战：大破突厥。

　　李靖：大唐名将，座驾：浑红马，兵器：方天画戟，经典之战：大破突厥。

　　秦叔宝：大唐名将，座驾：黄膘马，兵器：八宝驼龙枪，经典之战：取瓦岗。

　　尉迟敬德：大唐名将，座驾：乌骓马，兵器：水磨竹节鞭，经典之战：玄武门。

　　薛仁贵：大唐名将，座驾：白玉驹，兵器：方天画戟，经典之战：东征朝鲜。

　　安禄山：胡人，座驾：黄瓜马，兵器：独脚铜人，经典之战：安史之乱。

　　李光弼：大唐名将，座驾：青腚马，兵器：透甲枪，经典之战：平定安史之乱。

　　郭子仪：大唐名将，座驾：九花虬，兵器：方天画戟，经典之战：平定安史之乱。

　　李朔：大唐名将，座驾：追风驹，兵器：九齿迎风镗，经典之战：雪夜入菜州。

　　李绩：大唐名将，座驾：狮子花，兵器：缠丝枪，经典之战：战平高丽。

　　刘仁轨：大唐名将，座驾：青鬃马，兵器：豹环柄刀，经典之战：孤军镇百济。

　　裴行俭：大唐名将，座驾：狮子骢，兵器：抽屉枪，经典之战：大破突厥。

　　高仙芝：大唐名将，座驾：大宛马，兵器：锯齿飞镰刀，经典之战：大破吐蕃。

　　朱温：后梁建立者，座驾：浑红马，兵器：三尖两刃八环刀，经典之战：破黄巢。

　　李克用：五代十国名将，座驾：胭脂马，兵器：虎威戟，经典之战：破黄巢。

　　李存孝：五代十国名将，座驾：火焰驹，兵器：溜金槊，经典之战：十八骑取长安。

　　王彦章：五代十国名将，座驾：干草黄，兵器：浑铁枪，经典之战：战五王。

　　赵匡胤：北宋皇帝，座驾：赤炭火龙驹，兵器：盘龙棍，经典之战：建立北宋。

　　曹彬：北宋名将，座驾：银合马，兵器：齐凤朝阳刀，经典之战：战幽洲。
　　
 

　　杨延昭：北宋名将，座驾：万里云，兵器：芦叶枪，经典之战：镇三关。

　　赵元昊：西夏国王，座驾：雪花马，兵器：朴刀。

　　耶律休哥：辽国大将，座驾：花斑豹，兵器：丹凤朝阳偃祥三停刀。

　　穆桂英：北宋名将，座驾：桃花马，兵器：梨花枪，经典之战：大破天门阵。

　　狄青：北宋名将，座驾：青鬃兽，兵器：神机万胜水龙刀，经典之战：破大辽。

　　斡离不：金国二太子，座驾：火龙驹，兵器：金顶狼牙棒，经典之战：攻陷东京。

　　岳飞：南宋名将，座驾：白龙马，兵器：沥泉枪，经典之战：朱仙镇大捷。

　　韩世忠：南宋名将，座驾：雪花驹，兵器：金背砍山刀，经典之战：黄天荡。

　　完颜宗弼：金国四太子，座驾：干草黄，兵器：宣花斧，经典之战：靖康之变。

　　拖雷：忽必烈之父，座驾：蒙古马，兵器：烂银万胜锤，经典之战：横扫欧亚。

　　拔都：术赤之子，座驾：蒙古马，兵器：蒙古钝刀，经典之战：建立钦察汗国。

　　脱脱：大元太师，座驾：蒙古马，兵器：囚龙棍，经典之战：镇压红巾军。

　　扩廓帖木儿：大元名将，座驾：蒙古马，兵器：虎天钩，经典之战：镇压红巾军。

　　徐达：大明名将，座驾：狮子骢，兵器：錾金枪，经典之战：北伐大元。

　　常遇春：大明名将，座驾：追风乌骓马，兵器：虎头湛金枪，经典之战：克大都。
　　
 

　于谦：大明名臣，座驾：汗血马，兵器：莫邪剑，经典之战：保卫北京。

　　戚继光：大明名将，座驾：赭白马，兵器：神威烈水枪，经典之战：平定倭寇。

　　俞大猷：大明名将，座驾：黄瓜马，兵器：青虹剑，经典之战：平定倭寇。

　　袁崇焕：大明名将，座驾：银色拳花马，兵器：虎眼竹节鞭，经典之战：宁远大捷。

　　洪承畈：大明名将，座驾：菊花青，兵器：门扇大刀，经典之战：潼关大伏击。

　　郑成功：大明名将，座驾：闪电追风马，兵器：龙泉剑，经典之战：收复台湾。

　　李自成：农军首领，座驾：乌骓马，兵器：花马剑 经典之战：潼关大战，三战开封。

　　多尔衮：大清名将，座驾：蒙古马，兵器：鬼头朴刀，经典之战：山海关战役。

　　吴三桂：平西王，座驾：万里云，兵器：三停刀，经典之战：山海关战役。

　　康熙帝：皇帝，座驾：汗血御马，兵器：龙泉剑，经典之战：雅克萨之战。

　　左宗棠：大清名将，经典之战：消灭捻军，收复新疆。

　　曾国藩：大清名臣，经典之战：安庆攻防战，攻克天京。

　　陈玉成：太平天国英王，经典之战：三河大捷，打破江南、江北大营，援救安庆。

　　李秀成：太平天国忠王，经典之战：大战杭州，战上海，打破江南江北大营，保卫天京。

　　石达开：太平天国翼王，经典之战：攻取南京，蕃阳湖战役。

　　刘永福：清朝名将，经典之战：中法战争。

　　袁世凯：窃国大盗，兵器：勃郎宁，成名经典：镇压义和团。

　　黄兴：民国名将，兵器：德国“盒子炮”，经典之战：广州起义，武汉保卫战。

　　毛泽东：伟人，兵器：笔，创立了毛泽东军事理论，经典之战：四次反围剿和四渡赤水。

　　彭德怀：八路军副总指挥，经典之战：百团大战，保卫延安和抗美援朝。

　　林彪：第四野司令员，经典之战：平型关大捷、四战四平，辽沈战役、攻克天津。

　　刘伯承：第二野司令员，经典之战：千里跃进大别山，淮海战役，渡江战役。

　　粟裕：第三野副司令员，经典之战：苏中七捷，孟良崮战役，打济南，渡江战役。

　　杜聿明：国军名将，经典之战：血战昆仑关，辽沈、淮海战役。

　　薛岳：国军名将，经典之战：三次长沙会战。

　看到很多人评论史上最牛的将领,有说是白起的有说是项羽.不得不承认,这两位都是我大中华历史上难得的带兵奇才,但是在我看来,这两位离"最",还差一点火候.
　　我也是一个喜欢读史书的人.历史能够予人的震撼,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看到陈庆之时,他那传奇的一生,简直就好象是在看yy小说一样地不真实.但这确是一段真实的历史.文章有点长,大家耐着点性子看.
　　首先,不知道大家对陈庆之这个人了解多少?可能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毕竟,终其一生,其位不过县侯,至死,陈庆之的存在,也没有能够改变南北朝对峙的格局.但是,他的存在对于南朝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南北朝时期,北强于南,这是不争的事实.而正是陈庆之的存在,使得南朝在与北朝的对抗中一度处于上风，萧梁政权也因此度过了相当长的一段稳定时期。能以一人之力达到这样的效果,不禁让人赞叹.
　　陈庆之，字子云，出生在义兴国山，也就是今日江苏的宜兴县南,寒门。年少的时候就开始跟随梁武帝萧衍，从身份上来说应该是属于书僮一类。萧衍喜欢下棋，每次下总是不忍释手，而且通宵达旦地不睡觉，几近痴迷。其它的侍从或者陪练什么的早就耐不住睡了，只有陈庆之一招呼就来，从而使得萧衍免去了一个人打谱的无聊，于是萧衍对他的这位少年侍从也就格外赏识。（南朝的将军有开府的权利，府中所养的小童类似于战国时期的门客，培养了等其长大后作为自己的幕僚，陈庆之和萧衍应该就是这种关系）
　　公元502年，萧衍定都建康，任命当时年仅18岁的陈庆之为主书，主书的职责主要是掌管一些文书，而依照陈庆之当时的身份，这个职务所作的应该是作为萧衍身边的近臣执行传达赦命一类的任务。陈庆之在任上尽量将所得的俸禄资财全分给一些将士，始终等待着有一天能够为朝廷效力。但他毕竟是个出身于寒门的庶族，这在用人只注重门阀豪族的南北朝，要出头是很困难的。尽管萧衍在用人方面讲究唯才是举，但是由于当时社会潮流和风气以及贵族门阀的阻扰，这一政策并不能很好的贯彻，而因此陈庆之这一等就等了整整二十三年！(也有一说,陈庆之参加过钟离之战507年,但是<梁史>并没有记载)
　　萧梁普通六年，也就是公元525年，北魏的徐州刺史元法僧叛乱不成在彭城请求归降，于是萧衍便任命陈庆之为武威将军,和胡龙牙、成景俊率领一部分军队去接应元法僧。这次可以称得上陈庆之生平第一次领军，作为这位名将的初阵，41岁的年龄实在是太大了。不过这次任务倒是相当轻松，或许梁武帝想通过一个轻松的差事让陈庆之上手。梁武帝这位后期对佛学痴迷得一塌糊涂的"痴人皇帝"就是在那时发现陈庆之的领军天赋的，并且在南北朝这种门阀观念已经根深蒂固的年代破格启用陈庆之这种出身于寒门的庶人，实在是一件了不起的事。
　　在顺利地完成了这次接应寝返任务后，陈庆之又被任命为宣猛将军、文德主帅，率领大约两千人护送豫章王萧综进入已经接收了的徐州进行驻守。徐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萧梁未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这块地盘，运气不可谓不好。不过北魏方面却不会就此而善罢甘休。他们马上派出了以安丰王元延明、临淮王元彧两位皇室宗亲为首的将近两万军队在陟□一带驻扎，来阻止前来接收徐州的梁军。头一次出战就是在绝对的劣势下进行的，两千对两万.恐怕没有比陈庆之更倒霉的了.不过对于陈庆之来说，这只不过是他一生中诸多以少胜多的战例中的一次练兵罢了。安丰王元延明为了阻止梁军继续前进，派遣部将丘大千（这个人像当有趣，他和陈庆之似乎很有缘分，在后来的战斗中,还要提到他）筑起营垒，切断梁军前进的路线。可是这个营垒在陈庆之的攻击下很快就覆没了。史书上对这一段记载很简略，只是说陈庆之"进薄其垒，一鼓便溃"，从字面上解释也就是，逼近敌人的营垒，只一通战鼓便将敌人完全击溃了。这很难让人理解,2千人对2万人,只一通战鼓敌人便全部跑了??这里面的计谋,就要靠大家去思考了.
　　不过作为梁军名义上主帅,豫章王萧综这个人却很成问题，他的问题在于他老是怀疑自己是萧宝卷的儿子，如果是别人的儿子也就算了。可问题恰恰在于这个萧宝卷别号东昏侯，是萧齐的末代皇帝，萧衍反齐建梁头一个杀的就是这个萧宝卷。而那么现在这个萧
　　综怀疑自己是前朝的皇太子，问题就大得一塌糊涂了。而梁武帝本人在人事任命上也很成问题，他居然派这么一个不牢靠的人去接受军事重镇，是任人唯亲的思想在作怪？可惜的是他把人家当作亲人，人家却未必领他这个情。这个萧综想来想去觉得不对劲（当然也有可能是北魏方面派了谍报人员不断来策反的结果）看看离北魏军对那么近，反正那边已经有个萧宝寅（萧宝卷的弟弟，也即可能
　　是萧综的叔叔），自己干脆也去投诚算了。他倒也非常想得开，当晚扔下军队自个儿投奔北魏去了。主帅投敌了，军中自然大乱，军士全都溃散而逃。陈庆之不得不连夜斩关整兵退却，才使得一部分军队得以保存。白捡来的徐州自然又落回了北魏的手中。一代名将出生在这样一个烯里糊涂的朝代,真不知道是一种悲哀还是福气......
　　次年，安西将军元树出征寿春，让陈庆之假节（就是最高代理的意思），并且负责全部军事行动。北魏的豫州刺史李宪派遣他的儿子李长钧，筑城两座来抵御梁军的攻击。当然，这里说的两座城池，可不像我们平常看见的南京城啦，紫禁城那么庞大，那时所筑的城类似于一种要塞或者说是堡垒，这种堡垒只需少量的土石和木材，建成后不是很大，但是非常牢固，作为防守方的据点用来阻挠进攻一方的前进，就像是通常所说的鹿呰。陈庆之到达后便展开了进攻，无法想象他展开的攻势有何等猛烈，我们所能得知的是当时作为守备方的豫州刺史李宪根本无法承受陈庆之所部的进攻，最终不得不举白旗投降（早知今日，何必筑城啊），陈庆之随即占领了寿阳城。这一战，梁总共得到了寿春地区大约五十二个城镇，豫州大部分归入南朝的统治区，陈庆之的功劳不可谓不大，他也因此被赐封为关中侯（爵位最低的那种）。
　　梁大通元年也就是公元527年，粱将曹仲宗攻伐涡阳（今安徽蒙县）。北魏派遣征南将军常山王元昭等率马步十五万来援，其先锋部队到达驼涧，离开涡阳大约有四十里。陈庆之意欲前往迎战，当时作为曹仲宗副手的参军韦放(大家注意这个韦放,也是一代将才)认为北魏的前锋部队必定是精锐的骑兵部队，即便战胜了，不足以作为功劳，但失利的话，则会影响整个军队的士气，而且引用了一通兵法上所谓的以逸待劳的道理，来劝陈庆之不要出击。但陈庆之却不这样认为，他非常自信的说道："北魏的军队远道而来，都已经非常疲惫了，离开我们的距离又比较远，肯定不会想到我们会主动去攻击他们，等他们尚未和大队人马齐集，我们趁机挫挫他们的锐气，出其不意，他们没有防备肯定会被我们击败。而且我听说北魏
　　军队他们所驻扎的营寨，林木丰盛，夜里必定不敢出来巡视。如果你们再有疑惑的话，那么我陈庆之一个人率军去攻击他们。"当时的领军曹仲宗和韦放都不置可否。
　　于是陈庆之便独自与他当时直属的大约二百多名骑兵(不知道是不是写错了??书上反正是这样记的,就200骑)长途奔袭，连夜一举击破北魏的先锋部队，使得当时北魏援军士气大跌，人人震恐，援军部队停滞不前。值此良机，陈庆之回到营寨马上和大部队一起连夜将部队开至涡阳城下，与北魏的援军相持不下。这场围攻涡阳的战役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将近大半年），期间大大小小打了将近
　　数百仗，军队的士气已经衰竭，而北魏的援军援兵一再在梁军的后方筑起营垒，不断威胁着梁军的补给线。曹仲宗和韦放等唯恐腹背受敌，于是就计划撤军。陈庆之得知后拿着梁武帝赐给他的节仗（即假节身份的象征，这种节杖在外可代表皇帝本人，类似于后
　　来的尚方宝剑），在军门前大声说："我们大家当初一同来到这个地方，经历了大约一年时光，耗费了国家大量的粮草和金钱。但是大部分军队都没有斗志，都只是在谋划退缩以便求全，这怎么是想要立下功名报效国家，相聚在一起讨伐敌人的表现呢！我曾听说兵法上，只要将自己置之于死地，不畏惧死亡，就有获得生存和胜利的希望，大家同心协力，然后共同讨伐敌人！如今你们商议班师退却，我手上有皇上的密敕，今日如果违反敕令，我就依照密敕上的吩咐来行事。"曹仲宗等人于是便只能依从陈庆之的计划，由他率领作战。
　　北魏的援军部队在交战期间用皮绳将横木围成营寨，并在营垒前设下鹿角和拦马桩，依此为样一连筑起十三道营垒。为了击破这些营垒，陈庆之率领一部分精锐的部队，每个人嘴里含着纸片（以便不发出声音），于一天夜里对北魏的营垒发起夜袭，一口气就攻陷了其中的四个，涡阳城的守将王纬为陈庆之的勇毅所折服，请求归降。而剩下的九座城池仍然兵力雄厚，防卫森严。于是陈庆之就将其俘虏的首级列在阵前，擂起战鼓奋力进攻，许是被阵前的首级吓破了胆，或是陈庆之所部攻击太过猛烈，剩下的九座城池中的魏军随即崩溃而至一败涂地。这一仗打下来，车甲狼藉，尸横遍野，根据当时史书的记载"涡水咽流"，即淮河的一部分支流为之阻塞。梁高祖萧衍对陈庆之的这次指挥大加赞赏，亲自写了诏书称他是："本非将种，又非豪家，觖望风云，以至于此。可深思奇略，善克令终。开朱门而待宾，扬声名于竹帛，岂非大丈夫哉！"(不是名将的后代，也不是豪族的门下，但是在这次战役中，深思熟虑，屡建奇功，终于使得最后获得了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勋业，寒门变为朱门，使自己的勇名传诸于史册，这难道不是大丈夫的本色吗？)
　　这时候，北魏的本土发生了大乱，西有萧宝寅占据长安妄图恢复南齐的霸业，在河北北镇流民葛荣拥师号称百万，而北魏招来的用于镇压叛乱的尔朱荣更是在北魏皇室中屠杀了将近两千人(注意,是皇室被屠杀了2000人)，并且擅自另立新帝，因此导致的结果是元氏宗族人人自危，纷纷起兵造反投向南梁。
　　公元528年，北魏的北海王元颢以本朝大乱为由，自己率领一部分部队来向萧衍投诚，并请求萧衍帮助其成为北魏的皇帝。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梁武帝认为这是一个向魏土拓境的大好时机，于是便欣然同意了。再一次地，陈庆之以假节的身份、受任为飚勇将
　　军（还是属于二流的杂号将军），送元颢北上洛阳。照理说这是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军事行动，可是梁武帝仅仅让陈庆之所部七千人孤军北上，并未在别处派军加以协助，这不由得令人怀疑起梁武帝的真正用意，很有可能梁武帝本就并不愿花费太多精力浪费在这个北魏的流亡贵族身上，只是想派陈庆之率领少部分军队敷衍一下(要不就是有病)，不过梁武帝这次的无心之举却在无意中促成了陈庆之个人生平足以不朽的武勋。
　　元颢于涣水边迫不及待地即位称帝，授予陈庆之使节、任命他为镇北将军、护军、前军大都督，不过这些都没什么用，因为他自己也只不过是一个光干皇帝而已。军队从铚县出发，随即就攻克了荥城，进逼睢阳城下。守城的魏将丘大千有着将近七万人马（呵呵，又见面了，前面输的还不够吗,奇怪的是这家伙居然有7万人@#$%^&），在上次被陈庆之一举击溃后，他似乎并不领取教训，这一次他仗着十倍于对方的兵力，筑起九座营垒阻挡陈庆之前进的步伐。进攻，不断地进攻，从早上到下午大约四点的时候，陈庆之已经攻陷了三座营垒。服了，真的服了，这或许就是当时丘大千内心的真实写照。丘大千随即率部众向陈庆之投降。北魏的七万军队一日之间就覆没了.(七万守七千攻居然就守不住,不知是守将太无能还是进攻过于犀利?这可是正儿八经的历史啊)
　　随后不久，北魏的魏征东将军济阴王元晖业率领羽林军即皇室的近卫队将近二万人来阻击陈庆之的部队。他将自己的部队进入考城驻扎。这是一座易守难攻的城池。城的四面为河水包围，城内守备严固。很像三国时的军事重镇合肥。陈庆之命令属下在水面修造浮垒，随后借助浮垒，乘筏顺流而下，一举就攻陷了这个水上城堡，并且还生擒了敌方主将元晖业，这一战获得战车七千八百辆。此后陈庆之继续挥师北上，不屈不挠的指向洛阳，沿路不少城池看见他的旗帜就请求归降。元颢充分认识到了陈庆之的能力，随即晋升陈庆之为卫将军（这是仅次于大将军以下的高级军衔了,不过那又有什么用?自己都是个光杆）、徐州刺史、武都公。
　　与此同时当然，虽然内乱不止，但是负责平乱的尔朱荣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骑兵指挥家，在他的指挥下，北魏的军队先后击败了长安的萧宝寅和各地的反乱将领，而他本人更是以七千精骑大败葛荣，一时也是风光无限。于是，自然而然地北魏的军队开始将眼光集中到这支仅有数千军力，却要执意入洛的部队身上。两位盖世英雄的决战就要开始了.
　　这时陈庆之的部队在荣阳受阻。当时荣阳集结了北魏方面的左仆射杨昱、西阿王元庆、抚军将军元显恭所率领的羽林军和驻扎军队的混合编队将近七万人。他们的军队训练有素，而且装备精良，更令人头疼的是荣阳城异常险固，陈庆之屡次进攻都未能攻陷。而与此同时，奉尔朱荣的命令魏将元天穆率领大军截断了陈庆之的后路，并且派遣他麾下的骠骑将军尔朱吐没儿率领胡骑（即散居在关外的少数民族骑兵部队，这种部队以劫掠为生，战斗力极强）五千人，骑兵将领鲁安率领夏州步骑混合军九千余人，来支援杨昱；又让右仆射尔朱世隆（尔朱荣的弟弟）、西荆州刺史王罴率领一万骑兵，占据虎牢关使得陈庆之无路可退。
　　元天穆、尔朱吐没儿一前一后对陈庆之形成夹击之势，旗鼓相望，声震百里。当此之时荥阳城还没有攻陷，四面又全是敌人的精卒，换作任何人恐怕都是只有等死的份了，而一直跟随陈庆之出生**的常胜军们也头一次感到了死亡的逼近，军队上下布满了绝望不安的气氛。陈庆之见到这种情况就向军士们大声说："我们从出发至今，攻陷城池侵略土地，实在已经不少了；你们一路上所歼灭的敌军中有的是他人的父亲，有的是他人的兄长弟弟，这又是无法计算的。元天穆所集结的部队，都把我们当作仇敌。我们才有七千人，敌人却有将近众三十余万，今日事已至此，就不要再考虑如何求生了。我想和敌人的骑兵不可以在平原上一决高下，必须等他们还没到来之际，攻克眼前这座城垒，大家不要再犹豫惶恐，那样只能是自取灭亡！"于是他亲自擂鼓攻城，一通战鼓下来，士卒奋勇登城，来自东阳的勇士宋景休、和义兴的鱼天愍首先登上城楼，随即攻陷了荣阳城。
　　不多久外围的北魏援军就集结包围了荣阳城，令人惊讶的是陈庆之并没有选择固守，而是出乎魏军意料地率领三千骑兵背城迎战魏军。当年韩信背水一战，名扬天下，而今天陈庆之以三千对二十万，实在令我们无法想象这是一场怎样的旷世对决！伟大的骑兵指挥家汉尼拔在坎尼战役中也只是面对一倍于自己的敌人，而且汉尼拔当时的骑兵的数量和战斗力还远胜于对方。而陈庆之所在的时代是一个"北人善骑，南人善舟"的时代，北魏的军队是由游牧民族鲜卑族组成的，骑兵的战力自然颇为可观，而南方则利用淮河长江上舟船便利的条件与北军抗衡，而在同样是骑兵也要弱于北方。因此要说到陆地上的正面作战，一向还是都是北魏稳占上风。更何况这一次决战两军在数量上有着十倍的差距。但是经过陈庆之的全新解释，"南人不善骑"的讥言成为了一个过去式，这场野战使得北魏的骑兵神话一下子破灭了。是役，陈庆之以三千骑兵大破元天穆麾下将近十五万军队，此外加上将近三万人的骑兵队，骑兵将领鲁安在战阵上就乞求投降，元天穆、尔朱吐没儿仅以单骑逃生。战役结束，收缴荥阳的储备，牛马谷帛都不可胜计。此后陈庆之继续进赴虎牢，尔朱世隆这位后世造成了北魏分离的豪族在听到陈庆之来了，吓得根本不敢与之交战就弃关逃走了。(这一仗,足见敌方将领部阵之愚蠢.同时,正是陈庆之的果敢坚决帮助他赢得了这旷古绝今的一战)
　　北魏皇帝元子攸惧怕陈庆之的到来，弃洛阳奔并州。留下的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也是陈庆之的老相识了^^）率领文武百官百僚，封了府库，奉迎元颢入洛阳宫，并且改元大赦。至此，陈庆之的入洛之行算是大功告成。而这离上一次桓温入洛已经相隔近两百年了。元颢知恩图报，弄了一打高官爵位授予陈庆之，其中包括侍中、车骑大将军、左光禄大夫，文武两道都有了，也不知他是怎么想的，并且增邑万户，可惜也不知这个邑是在哪里。
　　不过北魏有不少军队方面却根本不承认这个政权，大将军上党王元天穆（败军之将）、王老生、李叔仁又率领将近四万人，攻陷了大梁城，并且王老生和元天穆各领兵二万，采取分进合击的战略占据了虎牢关。并且让刁宣、刁双两人率领部队进入入梁、宋一带作战。陈庆之得知后马上从洛阳出击，几乎没费多大劲，战斗几乎是摧枯拉朽一般，大多数敌将还没怎么交战就迫于陈庆之的威名都投降了。元天穆则又一次很没面子的只剩下十余骑向北渡河逃走。或许梁武帝也没想到陈庆之会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于是再次亲自手书诏书对其进行了嘉赏。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陈庆之和他的部下全都身披白袍（真他妈帅），因为一路上所向披靡，于是洛阳便有童谣说："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意思是不管你是怎样的名将都没法出手，不管你手下有多少军队也不得不避开这支身披白袍的部队。
　　的确，就像《梁史》上记载的那样，从铚县出发到达洛阳，十四个月那攻陷三十二座城池，大小四十七战，奇迹般的全部获得胜利，并且在三日内陷落要塞虎牢关，进入洛阳，他那只仅仅七千人的"白袍队"损伤却极小，这是自东晋以来任何发动北伐的人都无法创造的伟业！《梁史》的作者给于他的评价是"所向无前"四字。。
　　因为魏主元子攸只是一个人逃走，宫内的侍卫和嫔妃都没有带走，和平常一样。已然身登九五的元颢，未免得意忘形，于是成天荒于酒色，每天大宴作乐，不理朝政。并且暗地里和临淮王元彧、安丰王元延明（又是他们两个）商量，准备背叛对于梁武帝的允诺，原先答应的宾贡之礼一概不予以执行；但同时又考虑到局势还不稳定，还要借助陈庆之的军力，于是表面上符合陈庆之而内怀异心，言语之间颇多尖刻。陈庆之见元颢这番表现，他也心知肚明，暗自策划该如何应付。于是他对元颢说："如今我们远道而来，没有平定的地方还很多，如果被人家知道我们的虚实，就很麻烦了，居安思危，我们应该早作打算。最好尽早禀告武帝，另外派遣精兵前来协助我们；并且通告各州，如果有南人经过当地，须加护送。"元颢听了觉得很有道理，便想按照陈庆之的话去做欲从之，元延明却对他说："陈庆之兵不过数千人，已经所向无前，难以节制了；如今还要增加他的部队，他怎么还能再为我们所用呢？到时候大权在他手中，我们都要听他的，北魏的宗社，要在你手里毁咯！"元颢因此开始怀疑猜忌陈庆之，渐渐疏远他。因为考虑到陈庆之会密奏武帝，就抢先上表梁武帝说道："河北、河南一时已定，只有尔朱荣还在跋扈，我和庆之自己能够应付将他拿下。如今州郡刚刚纳入领下，正须要安抚，不宜再增加士兵，以免惊动百姓。"于是梁武帝就命令本来准备驰援的各路军队都停在边界地区。
　　　　

吴世宝的起家和他的结局[转帖]

　　
　　作者：蔡德金 编 分类：历史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吴世宝，是二十二代通字辈的青帮、绰号烂脚炳根的徒弟。他的职业是汽车司机。在抗战前，为丽都舞厅的老板高鑫宝开车，高是沪西的大流氓，吴那时为了要贴近高鑫宝，还向高递过一张小帖字，后来由于赌台兴起，于是改行去做抱台脚（即赌台的保镖），就在这时候搭上了摇缸女郎，潮州人佘爱珍，就姘居在法租界巨籁达路（今巨鹿路）的同福里。直到李士群做了汉奸。预备招集一批亡命之徒时，

　　由李士群的老头子季云卿介绍做了汉奸。当李由大西路搬住忆定盘路95弄10号时，吴已做警卫大队长了。但知道他名字的人还不多，直至搬到极司非而路的76号，由于他干的那些震慑上海的血腥罪行，吴世宝三个字不仅在76号，即以上海来说，也几乎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了。

　　吴世宝生得像水牛一只，浮尸一个，皮肤漆黑，满脸横肉。像蒲扇大的一副面孔上，生上一对鼠目，形状十分难看。加以一字不识横划，开口就是：“触那（骂人的脏话）”，真可说是面目可憎，言语无味。

　　吴世宝之所以成为一个煞星，是由于他心狠手辣，阴险恶毒。他觉得要在上海窜起，首先要使包打听与流氓慑服。自从杀了静安寺路捕房的两个包打听后，英法两租界的包打听，可说全部服贴了，凡是吴世宝请他们吃饭，去既不好，不去又不敢，总要事先打听明白为了什么，才能决定去否。要是知道吴世宝对他不满意，宁愿丢掉包打听不为，高飞远走，以避其锋，其“威灵显赫”竟至如此。

　　吴对流氓虽属同类，其手段亦不减其辣。吴原是个小流氓，过去在流氓伙内自然也吃过人家的亏。自当了76号的警卫大队长，手里有的是家伙，因此杀人成性。与吴同住在同福里，杀猪出身的大流氓樊良伯，原是大世界经理唐嘉鹏的徒弟，算起来是黄金荣的徒孙，凭他的流氓关系，当然不会把吴世宝放在眼里。不知什么事起了摩擦，当时自然樊良伯占了上风，后来还是经人拉开场的。在流氓中，这件事既经叫开，也算了了，樊与吴在同福里进进出出，大家还是客客气气。迨吴进了76号后，樊良伯因病住进了戈登路（今江宁路）口的大公医院，经过几天的治疗，病已去了八九，只需再休养数天，便可出院回家。这事为吴世宝知道，不知是派人去威胁医生，还是用怎样的手段，竟下毒把樊毒死，樊的家属纵然知道了底细，敢哼一个字吗?!

　　吴世宝自己知道，谈做官，没他份儿，他虽“官”居伪警政部的“简任委员”，既不知道这是什么官儿，自己也不明白怎样做法，要是丢一件公事给他，那无异骂他祖宗三代，要他当场好看哩!所以他对做伪官倒并不热衷，他之所谓派窜头，就是凭借恶势力，绑架越货，强

　　抢勒索，不管什么恶事、丑事他都干，只要是钱。也是为了钱，送了他的命。

　　吴世宝在敌伪时期，一共干过多少绑票案，谁也不清楚。不过撕掉的中国化学工业社方液仙这张肉票，却是掩盖不了的公开秘密。另外还有一件，是一个颜料商的儿子，纨袴儿邱长荫，虽被绑到了手里，这个财神已变了过期支票，他在同孚路上仅有的一幢大洋房早已卖掉还了债，手中所剩的一些，已不在吴世宝的眼里，加以来谈票的人，与吴也有交情，便叫邱拜了吴和他妻佘爱珍为干爹娘，一张票就此变了干儿子。因为邱家是做颜料的，就相约以后有生意大家做做，把邱长荫放回去，还赔了邱长荫好几天伙食费。

　　自此，邱长荫在愚园路吴家也去走动走动了。有一次邱长荫不知是少不更事，还是有意摆阔，或者以为吴有门路，请干爹帮忙，把一只二十六克拉的钻戒，托吴代为脱手，以应急用。这事确使吴出乎意外，当即答应收了下来，满口应允他能设法。事后邱去讨回音时，吴就敷衍，后来似乎觉得这样下去实在讨厌，就对邱长荫说：“啊哟!我把你的东西遗失脱哉!”干脆没收了。邱长荫算是付了绑去时的那笔招待费，从此不敢再上吴世宝的大门了。

　　抗战前的上海租界,烟（包括毒品）、赌、娼盛行，沦陷后的整个上海也是如此。上海在旧社会里住大洋房的许多有钱阔佬，不是在贩烟制毒里发了财，便是在赌场里捞饱了钱。他们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不知使多少人成了枯骨，多少人倾家荡产。吴世宝对这些人非常羨慕，尤其是烟毒与赌，更不愿轻易放过。关于烟毒觉得贩烟不如制毒发财来得快，别人制毒还有顾虑，怕伪军警机关或特务去闯它窑堂，进行敲诈勒索，因为制毒贩毒，在表面上还是悬为禁例的，可是他手里有的是人，而且都是亡命之徒，你来些军警也不怕。这还不算，另外有的是枪，虽没有枪照，却比有枪照的还要硬，因为他可以乱开乱打。再说有我吴世宝三个字，谁人还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所以便在沪西找了一个独家地，由特务武装驻守，公开的制毒。

　　毒品出厂，则由武装保护，路上谁敢抢截?至于推销，则用朝鲜浪人，大都又是日本宪兵的密探，也是些无法无天的家伙。在敌伪时期，大家知道黑老（鸦片）是由盛老三包销的，白粉几乎是吴世宝吃了“统庄”。吴手里的黑钱，虽然来路很多，但这是最大的一注。

　　吴世宝对赌，过去虽曾抱过赌台脚，自己却没开过赌台。自做了76号的警卫大队长后，无异做了上海所有赌台的总保镖，也无异每个赌台，他都是股东老板之一，没有他，就老实不客气，叫几个特务喽啰到赌台掏出枪来，当钱押一记，仅仅这样，就可以把所有的赌客全都吓跑。所以赌台老板碰到了他，真是阿爹，你咋说就咋办吧。因此，任何赌台都有他的人，每个赌台的分红，都有他一份。后来在沪西的台子，全部搬到了南市，吴世宝的这张魔掌，照样伸了进去，派他的换帖弟兄凌世昌，去做了南市俱乐部主任。主要收入还是要上交给他，凌世昌当然也靠吴世宝发了财。

　　对于钱，吴世宝是不怕多的，而且是多多益善。不知是谁替他出的主意，竟要他做起投机生意来了，因为开店、开厂，旷日费时，也不一定包能赚钱。为了要赚得多与快，只能做投机。可是做投机，也不能包赚钱，可是吴却非赚不可，唯一的办法，就是霸王硬上弓。这是吴世宝独家经营的，别人既没这种魄力，也没有这种条件。那吴的生意经究竟怎样做法呢?说穿了也是简单得很，譬如，昨天他进的是多头（买进），要是今天市场价格上涨，对做多头有利，他当然没二话。要是下降，做多头的要蚀本，要是差距小，可以看一看、等一等；万一差距大，那对不起，他就施出他的法宝来了。叫几个特务喽啰，手里拿了家伙，往交易所里几个伸手的（即经纪人）身后一站，把枪向他们腰里一顶，要他们把行情由低到高，直到他赚钱为止。总之，不论金子、证券、花、纱、布，他要么不做，要做非做到赚钱不可。所以他做投机生意，简直是百拿百稳，明里是做生意，实际与抢劫没有两样。市场就给他弄得一片混乱。

　　过去有这样两句话：只会花钱不会赚钱是败子；只会赚钱不会花钱是呆子。吴原来是个穷鬼，虽想花钱，无奈无钱可花，今日之吴世宝，已非当年之阿瞒，钞票之多，几乎天天在中航空奖券。有了这么多的钱，若不想尽方法去花，宁非成了呆子?于是在饮食起居上，穷奢极侈，极尽享受外，把旧上海社会的蠹贼，沽名钓誉的那一套，都拿来向自己身上乱堆。吴本身就像大胖猪一只，走路已感上气不接下气，哪里能谈得上运动?但他除在跑马厅养有两三匹马外，还在家里养有一个足球队，且常在比赛时为了别苗头，不惜出巨资买义球，抬高自己身价。这还不够，有时对几个慈善团体也花几个钱，于是当时的报纸，今天阿猫团体，明天阿狗团体，都来鸣谢“大善士”吴云甫，慷慨捐助本团经费多少多少，把一个杀人放火、绑架勒索、无恶不作的大特务、大流氓、大强盗，装扮得像寺院山门口的弥勒佛一样。

　　吴世宝虽然黑钱来得很多，但是正如俗话所说：“欲壑难填”，贪心是没有止境的。他沉迷于黄金与美钞，甚至把脑筋动到了日本人头上，这就触怒了他的主子，岂能放过他?于是，吴世宝终于有了恶贯满盈的一天。

　　大约1942年吧，日本侵略者在江海关搜刮到一批黄金，准备把它从江海关运往日本人开的正金银行。不知怎的，这消息给张国震知

　　道了，急忙告诉吴世宝。因为为数颇大，且是金砖，预备拦路抢劫，准备连车抢过去。这事吴世宝当然不会自己出面，而由张国震亲自带人去干。

　　江海关与正金银行，地址都在外滩，相隔很近。不过这批黄金为了避免人们的注意，是由江海关后门把它装入铁甲车内运走的，所以要从四川路向北再折入汉口路向东转入外滩。张国震他们守候在四川路、汉口路转角处，分头把守，看到了铁甲车，一拥上前，便把预停在那里的汽车开上去向铁甲车当头拦截。铁甲车被迫停住，这时张国震已冲了上去，铁甲车上的司机，一看苗头不对，赶忙关了油路，拿起司威子钥匙，乘机跳出车外，往人堆里一钻，逃得无影无踪。张国震还以为铁甲车司机非常识相，因此跳进铁甲车，预备自己把它开跑，谁知跳进车子，不见了司威子钥匙，拿它奈何不得，车子既不能开，又响起了警笛。正在千钧一发之际，眼看到手的黄金，已落了空，再不脚底涂油，就有被捕的危险，于是全部向南逃，从爱多亚路穿过法大马路，窜进华界，总算得免阵上失风。大概他们还未逃入华界时，四川路、汉口路这一地段，早已由日本宪兵紧急戒严，搜索行人，当然一无所获，铁甲车仍由原司机把它开到了外滩横滨正金银行。虽然黄金毫无损失，而案情却被认为十分严重，因为在沦陷时期的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如今这批黄金，居然有人敢来动脑筋，胆量可谓包天，那还了得！所以这案非破不可!经研究，认为这件案子，除了吴世宝手下的这批亡命之徒外，决没有第二者敢做。后来日本人侦得线索，是吴的徒弟张国震所为，便要吴世宝交出张国震。

　　这时的张国震早已躲起来了。吴世宝在日本人的威胁和压力下，不得不把张国震交出去，在把张送进去以前，一再嘱咐张国震，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切勿牵涉他，这样他才能在外面替张做手脚，否则同归于尽。张当然满口答应，然而日本人的刑具，也不在76号之下，张国震虽系亡命之徒，毕竟不是钢筋铁骨，迟早会招供出来的。这一点吴世宝倒并不笨，早已看到的。所以把张国震送进日本宪兵队后，自己干脆也躲了起来。

　　日本人找不到吴世宝，就找到了李士群，非要李交出吴世宝来不可。其形势之严峻，使李士群也感到吃不消。于是李便叫自己的老婆把吴的老婆佘爱珍叫来，硬吓软骗，要佘交出吴世宝来，否则万一给日本人捉到，性命难保，并说要是由她把吴交出，李保证吴在宪兵队决不上刑，至于吴的生命，完全由他保证。佘以当时的形势与压力，吴确乎有些躲不下去，因为日本人虽一时不易把吴找到，李士群是找得到的，万一被李或日本人找到，那时再去找李帮忙，李便易于推诿。可是除李以外，又没有可以请托的人；再说这件金子劫案，虽满城风雨，毕竟丝毫无损，张国震虽在吴世宝的跟前提过，但吴未置可否，不能算吴参与其事；且吴对“和平运动”出过力，流过汗，这一“功劳”，日本人也晓得的，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于是把吴叫了出来亲自交给李士群。由李向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的特高课长林少佐联络，要林对吴勿要用刑，并稍予照顾。林总算全部接受，然后李士群就派夏仲明亲自把吴世宝送到日本宪兵队本部。显赫一时的76号警卫大队长，就此做了囚犯。

　　就在吴世宝给李士群硬吓软骗送进日本宪兵队的那天，马啸天应李士群电话之请，赶到上海，李士群要他会同日本宪兵去查封吴家里的动产，因为马是伪政治警卫总署的署长，要马用这个名义来执行。马当时颇感为难，一方面由于吴是熟人，一旦吴因案被羁，就动手去抄他的家，觉得在人情上有些说不过去；再说这次抄家，既然要以伪政治警卫总署的名义来执行，那么抄了以后便得以伪政治警卫总署的名义来贴一张查封布告，要贴布告，就得盖上伪政治警卫总署的关防。可是李士群打电报要他来上海时，并未说出是何任务，要是贴张布告，连印信、关防都没有一颗，实在太不像样，因此犹豫起来。

　　大概这种犹豫给李看出了苗头，问马有什么困难?马只好吞下了前一个，搬出后面的一个难题。李说，这有什么关系?临时刻一颗也决不会有人来揭露你这颗关防是假的，反正要刻图章，这里有的是人，还不是一下子就可以办到的。隔不了一两个小时，这支查封队伍就到了吴世宝的家里。好在佘爱珍早已作了准备，迨队伍开到，受到佘的

　　隆重接待，首先是一顿丰富的大莱，好像是来了一批贵宾。这批查封队伍除马啸天与女译员佘的外甥女沈耕梅外，还有几个驻在76号的日本宪兵，与佘都是熟人，所以大家还是有说有笑的。

　　最后，仅抄了一只保险箱，除三茄力克香烟罐的钻翠首饰与零星条子外，没有别的东西。便记明了数目，仍放入保险箱，外加以封铅，贴了一张布告便算了事。临走时，佘爱珍又每人送了一瓶洋酒，一盒亨牌雪茄，一大包巧克力糖，个个道谢而别。马啸天曾把这情况报告了李士群，李说佘会做人，这对世宝是有好处的，事实确也如此。

　　1941年12月初，汪精卫到江苏锡、武、澄地区去“视察清乡”，李士群、汪曼云等人，都是汪的随员。那天汪精卫是在无锡过夜的，李士群、汪曼云等人是把弟兄，同住一个房间，夜阑无事，便聊到了吴世宝的问题。李对吴给日本人弄去，似乎有些幸灾乐祸的意思。他说：吴世宝不进去，我的76号就会给他搞垮的。

　　汪就问李：为什么?李说：譬如中央储备银行被炸，我们向重庆的中央银行进行报复这一件事来说吧，当周佛海要我对中央银行进行报复，我就叫我们的技术员做了两颗定时炸弹，派人分送逸园跑狗场与凤阳路，果然两颗炸弹均依时爆炸，周闻讯大喜，立即批下赏“C.R.B”三万元。这三万元钱，我当然不能作为成本来回收，以奖金来分配，从主持这件案子行动的人起，直到做定时炸弹的人止，都得派着，但派到做炸弹的技术人手里，至多也不过比他原来的薪水多一两倍而已。后来这个技术员给吴世宝找了去，他一到了吴的家里，吴就叫佘爱珍捧2000元钱给这位先生，也不说这钱是为了什么，并说：无事常来白相白相。

　　这位先生当然受宠若惊。临别吴还叫汽车送一送，这在76号一个技术员要汽车迎送是不可能的。不久，吴便写了一封恐吓信给协大祥布庄，要它200万元，否则就要给颜色看。资本家不见颜色当然也不服帖的，于是吴世宝就叫这位先生出来做一个香烟罐头（即定时炸弹），派人把它带到协大祥布庄，乘顾客拥挤的时候，往暗处一塞。它迟早总会被协大祥发现，这是要死人的事，谁都怕的，万一爆炸，

　　不仅人要死一大堆，今后的营业，不将就此完蛋?吴想，颜色既给你看到了，不谈也得谈，否则损失比200万元还要大。纵然不出200万，至少也得100万。吴果然如愿以偿。吴世宝拿到了这笔钱，就叫那个技术员来，当面给以夸奖，并送给他一张两万元的支票。

　　李又继续说：请问这种人要跟我，还是跟吴世宝?所以吴不进去，我的76号就要给他拉倒了，因此我也恨透了他!让日本人办办他。

　　汪对李说：“你恨他是一回事，但我觉得要办不能让日本人来办，现在有许多人在跟你跑，因为你在日本人那里有办法，日本人对你的意见，还是重视的。如果说日本人的权力，高于一切时，谁还愿意来跟你?你的76号就要垮台。吴虽为和平运动出过力，但也给和平运动带来了难于估计的损失，所以我们也恨透了他。但不论是好是歹，谁都知道吴是你手下的一员大将，现在犯了罪，给日本人关了起来，这对你来说，是很不光彩的。为了你自己的利害关系，你要设法把吴要回来，该杀该打，应该由你来办，这样你才能拉住76号里每个人的心，否则即吴不拉垮你，你也逃不了垮的命运。所以我主张应该把吴要回来，由你自己来办，甚至日本要咋办，你就可以照他的意见来办，但在形式上非由你来办不可。”

　　汪的这一席话，使李士群的想法有了转变，事实上他也是照着汪的话去进行的。因此，过了一个时期，在日本宪兵队本部的特高科长林少佐升任中佐，出席了76号为他举行的欢送会，搭飞机回日本的那一天下午，吴世宝被日本宪兵队释放出来了。这天下午汪到愚园路李士群家里去的时候，正碰到吴也在那里。吴见到了汪就迎上去向汪磕了一个头，对汪说：谢谢汪先生。汪给他这一个突然的表演，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后来才知道，原来汪在无锡与李士群的一夕谈话，其他人到上海时告诉了佘爱珍，认为汪帮了吴的忙，吴一出来，佘当然也告诉了吴，所以吴一看到汪，马上磕头道谢。吴对汪说，今天可以脱稍，昨天已经通知了，因此我今天的这顿午饭，就让它放在木栅外，原不想吃，预备回来后好好吃一顿，没想到那个守卫的日本宪兵等饭团与来苏汤都冷透了，拿进来硬要我吃，不吃不放我。我给

　　他弄得没法，只好硬吃下去，因为都是冷的，所以到现在还觉得难过。汪说：多吃点热的东西就会好的。

　　关于吴的处置，据李士群对汪说，是要把吴判刑三年，并把吴押在苏州。吴世宝自己买了一幢洋房，仿照唐惠民的办法，把这幢房子外面加上铁窗铁门，送牢上门。吴虽不得出门，但毕竟还住在自己的家里，除他本人外，家里的人还是照样可以出入的。好在这时他手下的那个亡命之徒张国震早已经给日本人枪毙了，也没再生枝节的顾虑。这样的吃官司，无异颐养天年，所以也满怀兴奋准备次日跟着李到苏州自己家里去吃官司。

　　第二天早上，吴世宝跟着李搭车赴苏州，当然少不了有一大串的人去送行，有些是送李的，也有兼送吴世宝的，甚至还有专门来送吴的。总之是在车站欢送，不是长亭泣别。不知道底细的人，谁也不会猜得着，这一伙人，是在送人入狱吃官司。

　　李士群带了吴世宝到了苏州，吴在饮马桥李的住宅前面的那宅花园洋房，哪里看得出有一丝一毫的监狱气味，因为铁门铁窗还没动手装配。

　　就在李、吴赴苏后的翌日下午，汪曼云到北站送一个朋友赴南京，在车站遇到了76号的机要秘书黄敬斋，汪问黄到哪里去，黄说苏州去，并问汪：你有没有知道大块头（指吴世宝）死脱哉!汪听了一呆，便问怎么死的?黄说中了毒，大概是吃了日本人的毒药，到了苏州上吐下泻不断，就此一命呜呼。据说像大块头这样一个烂浮尸，死后缩得像猢狲那样小。汪听了黄的话，马上想起吴告诉他吃的那个冷饭团与来苏汤，原来在那时起，吴已踏上了死亡的道路。

　　吴世宝的死，固是由日本宪兵林中佐的谋杀，但是李士群不会不知道的，甚至可能是同谋。以当时李对吴的怨恨来说，即使日本人不下吴的毒手，李有机会的话，也决不会放过的。当然，李在那时也不敢明正典刑去对吴，因为对吴已感到尾大不掉了，势必只能采取阴谋手段。在李士群与日本宪兵的合谋下，汉奸鹰犬吴世宝，就得了这样一个下场。

 蒋介石与毛泽东的生活态度 [转帖]

　　2004年仲春，我在台湾访问了1个月。一天中午，在台湾政治大学附近一家餐馆用餐，政大主任秘书W先生请客。高华、S君都参加了，还有几位研究生。

　　高华是来自南京大学的中国现代史教授，大家自然而然地把话题转到毛泽东的人格与政治思想等问题上。在餐桌上我谈到，我在飞
机上一路在读蒋介石副官翁元口述的《我在蒋氏父子身边43年》（台湾版）一书，觉得可以将蒋介石与毛泽东的各自私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性格作一比较，从中可以体会到两人政治上的根本性差异。大家说愿闻其详，于是我就说了以下这样一段话：

　　从翁元的口述来看，蒋介石晚年真是怕死到了极端，尿中有血，紧张之极，脸上是那样惊恐失望，黯淡无光，每次出一点血，总是急声命令让人送医生看。医生说没事，他还是不放心。蒋介石对医生来说，就像乖孩子一样听话，他是任何医生都喜欢的好病人。

　　而毛泽东则完全相反，越到晚年，越是固执，即使有病，他也不让看医生，甚至政治局被迫作出决定，要他听医生的话，他也照样我行我素，有时甚至要愤怒地把插在身上的管子拔掉，说他就是“不信邪”。

　　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思维方式中的世俗理性，即日常生活理性还是相当发达，尤其是晚年表现得很明显，毛的浪漫主义生活态度到了晚年则愈加强烈。有世俗理性者一般做事比较有顾忌，多少要受到客观现实条件与规律的制约，对传统与既存秩序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种政治家对大众的感召力与精神动员力往往不足。相反，革命的浪漫主义政治家则有强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规的制约，这种不受制约的精神固然可以冲破许多条条框框，甚至在最困难、最失败、最没有希望时，对人们具有特殊的感召力，在某种情况下，甚至会创造人间奇迹。但是，另一方面，这种非理性的浪漫政治思维也潜伏着巨大的危险。因为他蔑视现实，甚至蔑视规律。从毛泽东不怕生病，不信医生，不信他所谓的“邪”，到他大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间是有着思维方式与心态上的内在联系的。

　　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理解邓小平对中国人的贡献。因为邓小平是使中国****人的常识理性得以真正恢复的第一功臣。邓小平才是中国革命史上乌托邦理想主义的真正的叛逆者。邓小平说拨乱反正，就是拨乌托邦之乱，反务实政治之正。中国内地的现代化，也正是在摆脱了乌托邦心结之后才真正起步的。

　　（《社会学家茶座》2009年第1辑　萧功秦文）

猛将周勃的胆战心惊[转帖]

　　作者：周大江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文帝是西汉王朝官方承认的第3位皇帝。其实严格说来应该是第5位，因为在他之前，高祖吕后（吕雉）临朝称制期间还立过2位皇帝。

　　第1位皇帝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汉书》的记载，只说是他是惠帝刘盈的“后宫美人子”。

　　惠帝的皇后是张敖和鲁元公主生的女儿，而鲁元公主是惠帝自己的亲妹妹。吕后为了亲上加亲，让舅舅娶了自己的亲外甥女。这样的婚姻关系在2000年前尚处于草创阶段的伦理文化中，并不是件荒谬的事情。

　　这位孝惠皇后始终没有生下儿子。她在吕后的操纵下假装怀孕，“临产”前把另一位“美人”的儿子抢过来，偷梁换柱到自己的名下，并立为太子。

　　惠帝驾崩后，太子即位，名称“少帝”。少帝4年后才发现了自己的亲生母亲被吕后杀了，便愤而放出话来说，要在长大后为生母报仇。

　　吕后听罢，大吃一惊。为了避免养虎为患，她便将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幽禁在永巷中，“左右莫得见”，进而杀了他，一了百了。

　　少帝死后，吕后便又立惠帝的另一个儿子刘义为帝，更名为刘弘。

　　其实这已经是刘弘第2次更名了。他原来叫刘山，被封为襄城侯；他的哥哥常山王刘不疑死后，他继嗣其王爵时便更名为刘义。刘义比他的前任还要年幼，自然也是一个摆设。

　　周勃为了证明政变的合法性，硬是说惠帝一个儿子也没有。包括少帝和刘弘在内，都是吕后“以计诈名它人子，杀其母，养之后宫，令孝惠子之”。

　　其实这种说法极其荒谬，一点儿也站不住脚。

　　史书对刘弘的身世没有明确的记载，只是说吕后曾经把惠帝的几个儿子封了王或侯，其中便有刘山。少帝则被笼统地说成是某位后宫 “美人”之子。

　　西汉初立时因袭秦朝的嫔御制度，把皇帝的妻妾分为皇后、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等8个品级。后来经武、元二帝两次增加，演变成为14个品级。

　　“美人”的地位并不低（相当于元帝朝的婕妤），人数也不会太多，她们的行踪，尤其是性生活的轨迹，自然都会在后宫制度的严密监控之中，不太可能发生“红杏出墙”的风流韵事。即便有个别“美人”在吕后的支持下吃了豹子胆，非要“铤而走险”，也不至于胆大妄为到公然产子的地步。何况按周勃的说法，惠帝的几个儿子全部都是野种——果如此状，惠帝的后宫将会是一个多么混乱的局面？

　　即使吕后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恐怕也不敢如此去冒天下之大不韪。

　　因此，既然承认了少帝及其兄弟们是“美人”之子，那么他们就不大可能是惠帝以外的血统。

　　周勃不肯承认其正统地位的原因，正如他本人所说，“今已灭诸吕，少帝长用事，吾属无类矣，不如视诸侯贤者立之。”

　　“吾属无类”，用今天的白话说，就是“我们这些人都要被灭族”。

　　惠帝是吕后的亲生儿子，惠帝之子，也就是吕后的亲外孙。周勃等人所诛之诸吕，都是惠帝一脉的娘家人。这些孩子长大后，很难说不会为他们的舅姨表亲们报仇雪恨。

　　周勃等人心里非常清楚，如果真出现那种局面，他们这些“诛吕氏”的功臣们自然也难逃一劫。

　　由此可见，说这些人不是惠帝的儿子，显然是周勃自我保全的阴谋之说，其他大臣对此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为了永绝后患，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在文帝即位的当晚便把惠帝的几个儿子悉数诛杀。

　　文帝对周勃的说法心若明镜。但他自己是最大的受益人，自然也不会去揭穿，更不会去追究，否则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但文帝因此却对周勃心存极大的警惕，即位后便用“明升暗降”的办法任命他为右丞相，罢了他的太尉之职。

　　在西汉初年，“太尉”一职只是帝国名义上的最高军事首脑，原先并不直接统兵，无实际的兵权；但经过这一次政变，执掌实际兵权的吕家人及其党羽被拿下后，周勃这个“太尉”，无论实权和声望便都不可同日而语了。

　　周勃其实对自己的作为非常的心虚。文帝给他的可观封赏：1万户封邑和5千斤金。除了不能转让的封邑之外，他把5千斤“金”全部送给了文帝的舅舅薄昭（薄太后的弟弟）。

　　“金”在西汉不仅仅是指黄金，还包括白银和铜。因此，这5千斤金实际上是5千斤黄金、白银、铜3种贵重金属的总称。

　　周勃当的这个右丞相，地位在左丞相陈平之上，是名副其实的“百官之首”。但他当得却一点儿也不舒坦。

　　文帝即位不久后，曾经当着众臣的面问了周勃两个问题：全国每年决狱(判决的案件)有多少起？二是全国每年的钱粮收支是多少？

　　周勃被这两个问题给问住了，一个也答不上来，“汗出洽背，愧不能对。”

　　文帝转而问左丞相陈平。陈平的回答却非常精彩。

　　他对文帝说：陛下如果想了解决狱之事，应问廷尉；如果想了解钱谷的收支，应问治粟内史；这些事情均各有主事者。

　　文帝不客气地说：既然每件事情都各有主事者，那么先生所主何事？

　　陈平回答道：我主管这些主事者!丞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

　　文帝对陈平的回答非常赞赏。

　　这样的对比让周勃非常难堪。散朝后，他抱怨陈平说：咱们俩关系这么好，你平时为什么不教我对答之策？

　　陈平笑道：你居右丞相之位，怎能不知丞相之职？况且，陛下的这些问题，怎么可能直接回答得上？

　　于是周勃便意识到，要论当宰相，自己和陈平的能力差距可能不是一星半点儿。再加上有人善意提醒他，当心功高震主而身危，他便称病请辞相位，同时也想借机试探文帝是否在有意提防他。

　　不料文帝竟然就坡下驴，同意了他的辞呈。这显然让他更加胆战心惊。

　　一年多后，丞相陈平病故，文帝重新起用周勃为丞相。

　　但周勃刚刚上任10余月，那种可以想象的喜滋滋的劲头儿还没有完全过去的时候，文帝便再次客气地免了他的职，打发他回到自己的封邑去。

　　这一次让周勃彻底看不懂了。

　　这位叱咤风云的猛将从此便在战战兢兢中度过余生，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文帝老辣高超而又不动声色的驭下之能，由此可见一斑。

　　在追随刘邦起事之前，周勃是个篾匠，以用芦苇或竹片编养蚕器物的手艺见长，间或也给别人吹箫送丧挣几个零花钱。

　　他这个人没有什么文化，也不大懂得文人们的礼数。在西汉王朝做了大官，每当接见那些咬文嚼字的文人，他也不客气一下，竟然直接东向而坐，强令对方有话直说有屁快放。西汉时的座次以东向为尊。

　　但刘邦惠眼独具，以为周勃此人可托大事。他在临死之前不久，向吕后交代说：“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

　　周勃退休归国后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成天“自畏恐诛”。河东守尉每次来绛县巡视时，他都以为是冲着自己来的，神经兮兮地身披铠甲，令家丁手持兵器与守尉相见，生怕一不小心被人家逮个措手不及，拿下法办。

　　他这种草木皆兵的惶恐，再次印证了惠帝诸子之冤，同时也使他看上去更像是要谋反。

　　于是麻烦真的便来了。有人以周勃退休后的表现向朝廷报告，说他有谋反的嫌疑。

　　原本对他就不放心的文帝将信将疑，责令廷尉（朝廷最高司法长官，位列九卿）逮捕查办。

　　当狱吏气势汹汹地出现在他家门口时，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将竟然惊恐万分，一时瞠目结舌，不知所措。

　　狱吏对他也不客气，话语间多有侵辱，吓得他方寸更乱，赶紧从家中取出千斤金，好言好语殷勤贿赂，竭尽谄媚恭维之能事。

　　狱吏收了好处，便转而想办法来帮他解脱，在书写公文的木牍背面写了几个字给他看：“以公主为证”。

　　经狱吏这么一点化，周勃才恍然大悟。他的长子周胜之娶了文帝的公主为妻，如果她出面证明周勃的清白，无疑是最具说服力的。

　　此外，周勃曾经把文帝赏赐的5千斤金全部贡献给了帝舅薄昭，这回终于发挥作用了。薄昭知道周勃有难后，便进宫去找姐姐薄太后帮忙。

　　薄太后也不相信周勃会谋反，便在第二天找到文帝，对他说：周勃当初平息诸吕之乱时，手提传国玉玺，亲领京城的卫戍部队(北军)，那时候他都没有谋反，如今屈居一个小县，如何会反？

　　西汉王朝的皇帝们都比较怵太后。这个传统大概是从吕后开始的。

　　文帝正好刚刚看过了狱吏写的审讯报告——这个报告定然对周勃是有利的，因为收了人家的钱财——便歉疚地对薄太后说：我已经派狱吏调查过了，正准备释放他呢。

　　有惊无险的周大将军出狱后，竟然感叹道：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兵驰骋天下，今天才知道狱吏的威风!

　　他大概忘记了，落了毛的凤凰连鸡都不如，虎落平阳时，连狗也不会把它放在眼里。

　　他可能更不明白，权力再贵，不如钱贵，自古而然。

中国为什么设立大校军衔的原因[转帖]

　　军衔制度在世界上产生以来，校级军官军衔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只设有上校和少校两个级别，后来才增加了中校。苏联红军1935年实行军衔制的初期也是这样，校官只设上校、少校两级，中校是1939年9月增设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世界上的校官军衔最多设为三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军衔制时，首次在人民军中设置了大校军衔称号，使校官的军衔等级发展到四级。目前世界上设大校军衔的国家，除朝鲜和我国以外，还有越南社会义共和国和摩洛哥王国。我军设置大校军衔称号，从现象上看是借鉴了朝鲜的经验，但我军建设的需要则是根本原因。

　　早在1952年11月26日，总干部部给军委副主席彭德怀转毛主席的报告，就提出将来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时，军衔等级怎么设置的问题。报告说，"实行军衔制度我们尚无经验，主要是根据苏联顾问介绍的经验及所提方案并结合中国情况进行研究。"报告着重指出，"我们曾与顾问卡苏林同志多次交谈，得其帮助很大，但有些特殊问题尚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特报请军委决定。总干部部领导与苏联顾问意见不一致的问题中，首先是少将与上校之间要不要再设一个级别的问题。苏联顾问提出的方案是，将官军衔设上将、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校官军衔设上校、中校、少校三级。总干部部认为，"少将与上校之间似有必要增加''准将''一级，因为我军军、师干部共分六级(注：军、师各分正、副、准三级)，实行军衔虽然有些等级要作合并，但如果将较弱的军长和副师长都合并为少将一级，在这一级内存在的悬殊很大，则不够合理；如增加准将一级，即可基本上解决问题，但卡苏林未同意"。

　　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同时草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解放军军衔条例(草案)》。在这个条例草案中，提出我军军衔设六等21级，其中将官设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四级，校官设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四级。否定了苏联顾问的主张，在少将与上校之间设置了大校军衔称号。此方案在1955年2月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中，得到了国家法律的确认。按当时的规定，授予大校军衔者多数是1952年被评为正师级的干部，也有少数抗日时期入伍的准军级和个别副军级干部，还有少部分红军时期入伍的副师级干部。全军首次被授予大校军衔的不足1300人，占准尉以上人数的0．2％，仅为少将人数的1.6倍，可见那时大校的授衔条件是相当严格的。

　　1988年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时，要在少将与上校之间设置一个等级，上上下下的意见都比较一致。但是设准将还是设大校，则存在分歧。一开始多数人主张设准将，但是经全军若干个典型调查单位的"试套"，仅总部某机关的一个管理处，就可出现9名准将。按若干试套单位的实验数据推算，全军可出现准将大概几千名。这一情况向军委"恢复军衔制领导小组"汇报后，小组决定在条例草案中放弃设准将的方案，改设大校。但是在再次征求意见当中，有的单位还是建议设准将。为此，总政干部部领导同志，在一次全军干部工作会议上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指出：准将在美国算将，英国则不算将，在我国"准将不管是不是将，但毕竟挂个''将''字，给人的感觉总是个将，这样将官数量显得多了一点。因此，军委决定设大校不设准将，正师职大多数授大校。

　　设准将还是设大校的认识在军内统一后，需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说明的重点是，为什么要设大校?因为委员们都知道，世界上多数国家没有大校。1988年4月13日，总政治部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草案)>若干问题的说明》中，对为什么要设大校军衔，是这样表述的："校官分为四级，主要是考虑我军正师职军官数量较多，如大部分授予少将军衔，将官总数显得太多，大部分授予上校军衔，又显得低了些，因此设置了大校军衔。这样既可以控制将官数量，又可以使师级职务军官的军衔与团级职务军官的军衔有所区别。"

崇祯二年后金对袁崇焕反间计的分析[转帖]

作者：温柔贤淑武则天

一、从蓟镇破口到北京之战，反间计可能存在的时间内发生的事

（一）后金潜越蓟关之后的战争形势

1.后金破口和明朝兵部的准备——无效的应对预案

崇祯二年十月二十七日凌晨，后金左翼阿巴泰、阿济格兵攻克龙井关；同日皇太极攻克洪山口；右翼济尔哈朗、岳讬攻克大安口。警报来的突然而猛烈，《国榷》记载十月二十九日京师闻警，尚且不知道与后金合兵的究竟是哪个蒙古部落。“或言建虏与束不的合兵，或言建虏与插汉合兵，无确耗。”（5498页）。然而此前，明朝并非对后金的动向全无知觉，最早可以追溯到九月，袁崇焕得到警报派兵往备，被王元雅却归。

“九月己丑，袁崇煥以清兵欲西，先請駐寧遠增戍關門，至是遣參將謝尚政等往備。順天巡撫都御史王元雅曰：此虗警耳。遣其眾歸，師果不出。”（《崇祯实录》卷二）
“七月，谍者得奴情欲渡河，公随疏　闻。谆谆以蓟镇为虑。……重九前一日，又报奴已渡河，公即发参将谢尚政等备蓟。及至彼，蓟抚以奴信未确，仍勒之归。然而逆奴踪迹，亦竟诡秘无闻，故蓟益懈。”（周文郁《辽师入卫纪事》）

然而在此之后，没有更多设防的记录。皇太极于十月初二起兵出发，经辽河、蒙古喀喇沁部，途中与奈曼部、扎鲁特部、巴林部等多个蒙古部落会师，仅在辽河就停留了五天。在这将近一个月的过程中，朝廷没有收到警报。
十一月初一，赵率教等率兵四千援遵化，遇伏全军覆没。对此，《辽师入卫纪事》称“十一月朔，公（袁崇焕）自宁远往山海，过前屯，得报奴已围遵化矣。盖前二十七日从大安口入也。于是急趋关，先令赵总兵率教统所部援遵，飞檄祖总兵大寿精简辽士入援。”《崇祯长编》的记载是“丙戌（十一月初五） 大清兵至遵化縣，督師袁崇煥遣縂兵趙率教入援”；“丙申（十一月十五） 總兵趙率教救遵化縣沒於陣”。（卷二十八）（《崇祯长编》归档的时间比事发有所延迟，所以记载的时间不同。）
对此，袁崇焕的解释是：

“丙申（十一月初五） 兵部疏言袁崇煥揭帖到，‘臣於十月二十九日在中夜所，一聞薊警即發援兵。而趙率教於臣牌未到之先奉旨坐調即行，臣即以行兵方畧遣遊擊王良臣馳書往諭，令其無輕視敵，孰知率教急於救遵，三晝夜馳三百五十里至三屯營，而縂兵朱國彥不容入城，遂縱馬向遵，中途大戰，遇伏中箭墜馬而死。’”（《崇祯长编》卷二十八）

可知赵率教出发是十月二十九日，袁崇焕解释说赵率教是听朝廷的命令“坐调即行”，并非他的命令，和《辽师入卫纪事》的“先令赵总兵率教统所部援遵”矛盾，因为后者显然是认为袁崇焕命令赵率教援救遵化。类似的还有《崇祯长编》：“丙戌（十一月初五） 大清兵至遵化縣，督師袁崇煥遣縂兵趙率教入援。”那么究竟是谁命令赵率教入援的？二十九日距事发的二十七日有两天时间，一定要说京师得到警报飞速命令赵率教入援，时间上并非不可以。从常理考虑，因为朝廷有其他同类调兵的记录，没有调遣赵率教的记录，同时却有袁崇焕给赵率教下命令的记录，可以推知袁崇焕给近在山海关的赵率教下命令的可能性远远大于朝廷。从所用的时间推断，警报传到三百多里外的山海关，赵率教直接出发在两天内还容易办到，而警报传到京师再由京师下旨到山海关不但路程远了六百多里，而且程序辗转需时，似乎难以如此迅速。究竟是怎么回事，还有兵部尚书王洽的一份奏折：

“戊寅（十月二十七） 大清兵至大安口，兵部尚书王洽疏言：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令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饬。”（《崇祯长编》卷二十七 1537页）

这份奏折里透露了一个讯息，是警报一入，王洽就说他与袁崇焕先有约定，也就是说，在知道后金攻打大安口等处之前，他们先已对此有过讨论，并且约定了抵御的预案。“令祖大寿、赵率教伏兵邀击”就是其中之一。这又透露了另一个讯息，就是王洽和袁崇焕对后金的入犯事先有所防范，当然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最迟，他们在十月二十四日能得到消息，“甲戌（十月二十四日） 属夷朝浪伯颜报建虏谋犯喜峰马兰大安口”（《国榷》5497页）。最可能的情形是他们得到消息在此之前，因为袁崇焕本来早在九月报过警；九月袁派兵援蓟被退回之后，再也不见有警报记录，而袁崇焕和王洽商量，确定了一些简单的应对方案以防范突发状况。反之如果没有袁崇焕事先同意约定，王洽就不会说“臣先以书约督师袁崇焕”，更加不会认为袁崇焕办事不力“令两路分入，如入无人之境，请旨严饬。”可知调赵率教援遵化有王洽的意思，由王洽和袁崇焕共同决定，并由袁崇焕直接执行。然而这个布置太过简单，缺乏对后金的实力的估计，以至于赵率教孤军犯险，全军覆没，白白牺牲。这次破口，袁崇焕不仅仅在战前缺乏警报，临时应对措施也是一无成效。而后，在赵率教战死之后没几天，尸骨未寒，袁崇焕推倒从前的预案不认，将调赵率教援遵化致令全军覆没的责任推给兵部和赵率教。

《梁祝》琴弦上的两只蝴蝶 [转帖]

说到交响乐，似乎离不开“西方人的音乐”这样的印象。事实上中国交响乐发展已近百年，共有370多位作曲家创作了2800余部作品。然而，留在普通人记忆中的旋律并不多。唯有《梁祝》家喻户晓，五十年来仍余音缭绕。
1958年的大跃进年代，上海音乐学院顺应时代需要提出了“民族化”、“群众化”的口号。很快，学院成立了一个“小提琴民族化实验小组”，成员之中有何占豪、丁芷诺、沈西蒂、俞丽拿等。

《梁祝》作曲者之一陈钢回忆说，为了向国庆十周年献礼，“实验小组”决定搞一个小提琴协奏曲，在报选题时几个成员分别送了《大炼钢铁》、《女民兵》，组长何占豪因为熟悉越剧，就报了一个《梁祝》，不过他心里也没底。想不到学院党委书记、副院长孟波并没有随大流，就圈了一个表现爱情的《梁祝》。现在想想，在大家唯恐主题不昂扬、不激进的特定时期，他偏偏圈了一个柔性题材，不仅显示了一种魄力，还冒了很大风险。

《梁祝》的创作，是在管弦系领导刘品和丁善德教授的直接关心和指导下进行的。从小在越剧旋律中成长的何占豪，从越剧尹派唱腔中“妹妹啊”以及《白蛇传》中的音调中提炼、发展成爱情主题和《楼台会》主题。但是，交响音乐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决非一个业余组合所能胜任的。所以，当进一步创作遇到瓶颈时，院领导就决定派作曲系高材生陈钢与何占豪合作完成这首献礼作品。

《梁祝》的初稿完成后，在音乐学院办公大楼下的半圆厅里首次试奏，那时曲中还没有“化蝶”，只写到英台哭坟与投坟殉情为止。一曲终了，在场的领导和师生觉得“憋屈”极了，一时低头无语。孟波及时提出：让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形象再美些，再亮些，应该要写 “化蝶”，这是爱情的升华，也是一种浪漫的、更为强烈的中国式的反抗。之前实验小组的成员觉得化蝶有宣传封建迷信的嫌疑，但孟波解释说：“艺术中的流漫主义是人们对美好的向往，不能把它与迷信等同起来。 ”听了这个意见，实验小组着手修改，很快就完善了，在音乐结构上也达到首尾呼应与一气呵成。“孟波的这一圈一点，对《梁祝》的诞生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陈钢说。

《梁祝》这只美丽的蝴蝶诞生不久就飞出国门，飞到世界各地。有人称：“有人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梁祝》。 ”

1960年，陈钢毕业后被留在上海音乐学院任教。十年动乱中，《梁祝》被指责为“每个音符都蘸着反党的毒汁”。陈钢被关进学院的牛棚。孟波呢，因为圈定创作《梁祝》而被“炮轰”，有人批他“比杀人犯还杀人犯”。

十年动乱结束后，小提琴协奏曲《梁祝》重回人间。大约在1978年6月，《文汇报》上一个小角落发布了一条消息:当天晚上8点钟，《梁祝》将开禁播放。这天晚上，成千上万乐迷或曾经学过小提琴的听众守候在收音机旁。

其实，早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第二天，美国波士顿的一家电台就专门播放和介绍了《梁祝》。

在海外反华势力最疯狂的时代，许多对中国比较陌生的外国人听了《梁祝》后大惑不解：能创作出这样优美的音乐难道是一个“凶恶”的赤色国家？

即使在国内政治运动波诡云谲的形势下，《梁祝》这只美丽的蝴蝶也不可阻挡地穿过国界，飞到海外。在海外，老外不知道梁山伯与祝英台是何许人，只能译为《蝴蝶的爱情》或更加香艳的《蝴蝶情侣》，梁祝的故事催人泪下，又被称为 “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陈钢说：“1981年我到美国访问，许多华人告诉我，西方人对大陆改变印象就是从《梁祝》开始的。有两位素昧平生的台湾人请我吃饭，一个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歌唱家邓玉屏，她告诉我，她对大陆的印象就是从听了《梁祝》后改变的。她的先生也告诉我，有一位美国人的孩子本来想学法律，听了《梁祝》后被征服了，转而研究东方文化。他们还告诉我，《梁祝》在台湾演奏时改名为《殉情记》，有个女士特地摘下戒指鼓掌——她的手都拍痛了。 ”

《梁祝》解禁后的声望达到高峰。就在前几年，《梁祝》的发行量已逾1000万张（盘）——这当然是“不完全”统计，因为还有难以统计的盗版！

而发行量最大的还是日本的《梁祝》，演奏者是日本著名小提琴家西崎崇子。这个美女小提琴家一辈子演奏《梁祝》，获得过多次“金唱片奖”，她演奏的《梁祝》发到800多万张了。在她的住所里到处是蝴蝶的图案，连每次演出时穿的也是不同的“蝴蝶衣”——那全是定做的。

陈钢为此反思道：“现在的学生很难体会梁祝爱情的真谛和内涵了，这是为什么呢？很值得探讨。这些年来，在国内吕思清、李传韵、薛伟、谢楠都拉过《梁祝》，都很优秀，但我认为能将《梁祝》拉得最精准、最出彩的倒不一定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比如西崎崇子，她一辈子拉《梁祝》，再比如夏汉姆，是个犹太人，去年冬天来上海，在东方艺术中心演出，精湛的技艺让人服膺。《梁祝》是中国的蝴蝶，凝结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与对生命的礼赞，确定了一种纯粹的价值观，抒发了中国人的感情，也感动了整个世界。但我认为，在网络时代，在西方文化强势影响中国的当下，感动下一代是最最重要的。 ”

（摘自 《新民周刊》第12期 作者沈嘉禄）

 左权运筹百团大战 [转帖]

作者：郭胜伟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我们必须猛烈地开展交通战，

击破敌寇的‘囚笼政策’”

1940年，抗日战争进入到第四个年头。日军把进攻的主要矛头指向了中国****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特别是在华北，中国****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令日军侵略者忧心忡忡。日军华北方面军认为：八路军无论从质量上、数量上均已形成抗日游击战的主力，“如不及早采取对策，华北将成为中共的天下。为此，方面军的讨伐重点，必须全面指向共军”。

一直身处华北敌后的彭德怀和左权对全国抗战局势、尤其是华北抗战局势的发展深感不安。

面对日益严峻的华北形势，左权指出，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华北战场上“扫荡”与反“扫荡”、修路与破路的拉锯式的战斗更加激烈、频繁。敌我相互包围、犬牙交错的战争形势更趋复杂。日军向华北的“扫荡”，不仅用军事“讨伐”，而且配合着“以华制华”的政治阴谋和“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这就严重地增加了战争的复杂性。因此，左权强调，要粉碎敌之“扫荡”，保卫抗日根据地，坚持持久抗战，不能简单地只用枪炮，还要坚决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政治路线而斗争。要以积极的军事行动，粉碎敌人的军事“讨伐”；要进行经济上的斗争与坚持自力更生的政策，粉碎敌人“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同时，更要领导全华北的军民，从各方面进行反投降妥协的斗争，粉碎敌人“以华制华”的阴谋。这是现阶段华北抗战的基本任务。

左权认为，按各个区域具体条件的不同，抗战形势的发展将也各不相同。依地形条件来说，山岳地带将成为敌我争夺的中心，平原可能成为敌人首先肃清的区域。目前敌人正加紧“扫荡”平原地区，扩张据点，加修通路，平原游击战的形势将更加严峻。依工作条件来说，工作好的区域，特别是有****的正确领导，有进步设施，有巧妙组织，有坚决抗战的军队及抗日政权的区域，是敌人“扫荡”的主要目标。在这样的区域，战争形势的发展会更加严重。工作差的区域，特别是没有正确的领导，又在摧残抗日组织，屠杀抗日人民，实施“防止异党办法”的区域，可能很快地将变为敌占区。在敌占区，日军正依靠堡垒、技术及交通之便，阻止我们游击战的发展，加大施行奴化、毒化政策，培养汉奸走狗，以图巩固其占领区。在其暂时不能分兵进驻的区域，则将给予严重的屠杀摧残。在我们的根据地内，因战争的频繁，敌伪之破坏，我之人力、物力及财力将面临很大的困难。

左权还指出，总观日寇在华北的作战过程，特别在以“治安”与“建设”为方针的作战阶段，交通线的争夺、交通线的修筑，已成其作战的重要内容。就是说，在战略上日寇企图建立普遍绵密的交通网，隔断我各个抗日根据地，限制我军的行动，以利其向我各个抗日根据地分区“扫荡”。同时，沿交通线普遍构筑据点，成立伪组织，封锁我军，搜刮资源，奴化民众，以达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控制占领区的目的。在战术方面，则提高其技术兵器与部队的机动能力，密切各据点间联系，协同动作，对我实施分进合击或包围、迂回等。所以，左权认为：“我们必须在各个地域，猛烈地开展交通战，击破敌寇这一毒辣的‘囚笼政策’。”因为只有如此，才能扩大敌人弱点，争取我在战略战术上之一切优势，才能粉碎敌人由点扩张为面的占领企图，才能战胜敌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进攻。“因此，交通战便成了目前华北战局中，敌我战略上重要的一部分。”

那么，如何开展交通战呢？左权认为，一是要动员全体民众，让其明白粉碎敌人“囚笼”政策的重要意义，配合军队进行作战；二是要把交通战作为一个长期的艰巨的斗争，要以最大的忍耐性不间断地进行下去；三是要把交通战当成整个反“扫荡”作战的一部分，既要积极打击敌寇扩张交通线及据点的企图，更要有计划地、自主地向敌人交通线作大规模的破坏，给予彻底毁坏；四是破路的方法可多种多样，但必须适合战术要求；五是破路必须与战斗有密切配合，准备随时打击敌寇的修路部队，拔除道路沿线可能拔除的据点，并掩护破路人员的安全；六是在开展交通战的同时，全面展开政治、经济、文化战线上的攻势，瓦解敌寇的护路组织，打击其一切麻醉欺骗的阴谋。

一次，彭德怀在看了地图后，不无气愤地说道：“一定要组织一个大的战役，给日本侵略者以狠狠的打击，扭转这个空前困难的局面。否则，我们还算啥子人民的抗日武装！”站在旁边的朱德和左权听了彭德怀的话后，赞同地点了点头。左权认为，日军的这种挖沟筑路行动在战略上和战术上均有重大意义，丝毫不能忽视。朱德说，应通知各部队指挥员，要提醒大家从总体上来认识和对付敌人的这一阴谋。

经过认真分析和研究，他们很快找到了对方的致命弱点：日军深入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后，到处修筑据点、碉堡，兵力分散，反而形成敌后的敌后，主要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这对八路军是一个有利的战机。因此，朱德、彭德怀、左权商议后决定，对日军的交通线进行一次全面的破击战。

在挂满地图的作战室里，左权与彭德怀常常挑灯夜战。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平绥等铁路干线，是日军企图困死八路军所构筑“囚笼”的纵横支架，而正太路正好处于中心位置。它东起河北石家庄，西至山西太原，横贯太行山，是日军在华北的重要战略运输线之一。在这条全长240余公里的黑色线上，日军以独立混成第四、第八、第九三个旅团的部分兵力驻守着。沿线大小城镇、车站、桥梁、隧道附近，都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担任守备。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地区，设有外围据点。日军还经常派装甲车轧道巡逻，并将正太铁路吹嘘为“钢铁封锁线”。

看着地图上这些由新旧铁路线、公路线交织连接而成的日益严密的交通网，左权和彭德怀下决心要打断日军的“柱子”，捣碎日军的“链子”，毁掉日军的“锁子”，使其变成盲人瞎马，失去依托，从而将其“囚笼”彻底砸破、砸烂。为此，两人边注意收集敌情资料，边对着这些地图进行研究，时不时还要讨论一番，交换一下意见。

那么这一仗究竟该如何打呢？经过几年的交通战，八路军固然积累了许多破坏日军道路、袭击日军据点的经验，可是日军也摸索出一套突击修路、严密防范的花招。所以，这一仗只有出其不意，才能达到设想的战役目的。为此，左权和彭德怀一连多日对着地图谋划方案。经过缜密研究和精心运筹，一个出奇制胜的作战方案产生了。

7月22日，由左权起草，经彭德怀批准的破击正太铁路的《战役预备命令》由八路军总部正式下发到晋察冀军区、第一二〇师及第一二九师。该命令首先简要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抗战形势及对华北敌情的判断，阐述了破击正太铁路的理由，继而明确指出，此次战役“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据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大拔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基本是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该命令还要求对其他各重要铁道线，特别是平汉、同蒲线，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总破袭，以配合正太铁道战役之成功。命令规定直接参加正太线作战的总兵力不应少于22个团，其中晋察冀军区为10个团，第一二九师为8个团，抽一二〇师为4至6个团，并于8月10日前完成侦察、粮食、铁路器材、部队调动等准备工作。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充分准备后，8月8日，左权与彭德怀等人经过共同努力，终于拟好了破击正太铁路的《战役行动命令》。为了这份电报，左权与彭德怀不知熬了多少个通宵，倾注了多少心血。左权拿起这份电报，从头到尾又仔细读了一遍，随后将其交给彭德怀审阅签发。最后左权也郑重地在电报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这份电报很快被发往参加此次战役的晋察冀军区、第一二〇师及第一二九师。

《战役行动命令》规定：晋察冀军区以主力约10个团破击平定（不含）东至石家庄段正太线，重点在娘子关平定段。对北宁线、德州以北之津浦线、德石路、沧石路，特别是对元氏以北至卢沟桥段之平汉线，应同时派部队进行破袭，阻击可能向正太线增援之敌，相机收复某些据点；第一二九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1个营，破击平定（含）至榆次段正太线，重点在阳泉张净镇段。对元氏以南至安阳段平汉线、德石路、同蒲线平遥至壶关段、白晋线等，应同时派部队破袭，阻敌向正太线增援，相机收复某些据点；第一二〇师破袭平遥以北同蒲线及汾（阳）离（石）公路，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线增援。对晋西北腹地内各个敌之据点与交通线，应分派部队积极破袭，相机收复若干据点。命令“限八月二十日开始战斗”。

为取得尽可能大的破袭效果，左权和彭德怀于8月8日还向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师及第一二九师发出了破坏战术之一般指示。电报指出，战役成果之大小主要取决于对正太铁路之破坏程度，而破坏工作能否成功，又取决于我人力物力之准备，敌情、时间之可能及破坏方法是否适合于战术的要求等。电报还对破坏的主要对象、破坏的方法、顺序、注意事项和组织指挥作了详细说明。

总部的一系列命令下达后，华北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很快被动员起来，参战部队迅速掀起练兵爆破热潮。从总部到各师、旅、团，都派出人员到铁路沿线侦察敌情和地形。侦察人员有的化装深入虎穴，到敌人交通线两侧村庄、大小据点去实地侦察，有的还乘上正太线的列车，把沿线情况掌握得清清楚楚。抗日战争中著名的百团大战在左权的精心筹划下就要打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