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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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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215楼 发表于: 2009-08-25


历史上最有名的8次冤案----血的事实背后,需要的是思考[转帖]


  一:春秋战国时代
  1 被诬杀的"战神"白起

  白起是春秋战国时代继孙子和吴起之后最出色的将军,在大秦统一全国的进程中,白起参与指挥了两次足以影响历史的大战:长平之战坑杀了赵国四十万人马,使赵国一病不起;讨伐楚国的战争,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继孙子之后第二个攻克楚国都城郢都的大将,还挖掘了楚国先王的陵墓,使东方六国心惊胆战.吓的普遍失去了抵抗意志.

  当时秦国文有范雎,武有白起,好象很快就能统一全国了.可悲的是范雎这样一个人物也犯了小人之过----嫉妒.
  他利用自己和秦王的关系好,老是抓机会说白起的坏话.终于有一天,秦王在外面征战,要求白起带兵配合一下.白起认为这次战役发动起来不值得,就给秦王提了个建议,说自己不去为好。这是个纯技术性的建议,结果被范雎钻了空子,说白起要造反!
  秦王本来就对战无不胜的白起有忌惮,于是赐给了白起宝剑,让他自杀.白起愤怒的问到:”为什么?”后来转念一下子想通了,”我在赵国杀了四十万人,难道还不应该死吗?” 于是,白起死了,秦国一时后继无人,起用了范雎的老乡一个叫郑安平的人.结果这个窝囊废一出兵就捅了漏子,被活捉了.
  秦王有一次不经意的在范雎面前说:”白起要是活着,怎么会遭到这样的失败呢?”范雎羞臊的脸都红了,知道秦王在埋怨自己,于是找了个机会辞职走了.结果秦国统一的步伐又推迟了几十年.
  
 2 被车裂的商鞅
  战国期的“商鞅变法”使秦国异军突起,军事力量日益强大,一步步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的。但改革触动了既得者利益,商鞅遂遭到政敌的迫害,车裂而死,全家亦被杀害。
  秦国因改革强大了,统治者一边享用着改革果实,一边为了平息既得利益者的怒气而把改革者五马分尸,中国历代改革者的命运大抵如此。
  如果商鞅学会妥协,他就不会“不得好死”,但如果他妥协了也就没有富国强兵的“商鞅变法”了。可叹商鞅不知为谁辛苦为谁忙,错过了“及时闪身他国”的良机,为老子(秦孝公)效力,却死在了儿子(秦惠王)滚滚车裂下。
  
 
  3 "朝闻道,夕可死"的蒙恬
  据说是毛笔的发明人,是真是假我不知道,不过就其参与灭楚之战(副将),北驱匈奴(主将),修建长城,提数十万重兵驻屯边疆来看,轻重不难想见,其实他对始皇帝倒是挺忠心的,就算有人告他谋反始皇帝也不会信!
  问题是始皇帝并不是真正的"万岁",终就要死的,而他作为力挺太子苏的重要人物,不死倒是真有些不合情理了.但这个人行事一向谨慎,很少有把柄落在别人手里,没办法,只好以蒙毅的事为源头,再经过充分发挥,结果,蒙恬背了个大大的黑锅.
  据说在其死前曾自谓"吾何罪?获罪于天"又一想自言"吾修长城,自临洮起万余里,或断人地脉,互固宜也",正所谓"朝闻道,夕死可也"。于是自尽,死后被连坐.
  
 
  二 汉刘邦杀功臣
  1 被诱杀的韩信
  淮阴候,主要战绩有:灭赵,代,魏,齐,燕,楚及三秦王,可以说整个汉家江山九成是他一人打下来的,问题也随之出现,功高震主,当君主对这样的将领已无封赏可赐的时候一般都会取了他们的脑袋.
  不出所料,后来吕后把韩信给杀了!据说是刘邦曾许下韩信“见天不死、见地不死、见刀不死”(既免死),吕后等杀死韩信时是将其吊在钟室中,钟室四周用布遮上,用竹片戳死的。竟然死得如此凄惨,楚霸王泉下有知,不知是否可以含笑?
  刘邦当时开心的不得了,简直得意的忘了形,居然追问了吕后好几次:“杀了?真杀了?”(这不是杜撰,史记上有记载,高祖又惋惜又高兴。这两种表情加起来可够难看的。)
  然后夫妻两个为了蒙混过关,捏造说韩信图谋联合陈希造反,我觉得这个理由刘邦自己都不相信,韩信连樊哙都看不上,会巴巴的上赶着去找陈希?
  
 
  2 被剁成肉泥的彭越
  与韩信并列为汉初三大名将,位在英布之上,曾率偏师在楚汉相争于荥阳之时抄敌粮道,迫使楚兵主力回师,复败复起,拖住楚军主力,使得汉军主力
  及淮阴候部能够并力前行,终于将楚军压至彭城一带,方有以后垓下事,功劳甚著,封赵王(淮阴候为楚王,英布为淮南王),后刘邦疑惧之,发配往蜀地,路中碰
  到吕后,以为碰到知音,向吕后诉苦,吕后仍带他到刘邦处,劝刘邦杀之,以绝后患。
  死法是被剁成肉泥。据说至今长江一带还有一叫"蟛"的小虾,便是当初英布吃了用彭越的肉做成的所谓"肉羹"时吐出来的.彭越的冤魂附在其上形成。英布后来当然也被杀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三 景帝文武名臣的冤魂
  1 被“清君侧”的晁错

  汉朝建立的时候,刘邦认为秦朝是被郡县制度给害的,地方上权利太小,所以一出现造反的事情,郡县没有力量应付。所以学周朝,分封各个王,还杀白马宣誓,只能姓刘的当王。他把十几个儿子弄到各个地方当王,心想不管谁造反当皇帝都姓刘,没关系。

  可是后来的皇帝可就苦了,这些个王一个个的越来势力越大,到了景帝的时候,有的王自己铸钱流通,中央根本控制不了。景帝就找人谋划这个事儿,晁错也是这个意见,于是俩人一拍即合,成了合作伙伴,开始搞削藩。这些王不干了,起来造反,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师出得有名啊,公开说推翻皇帝自己取代太赤裸裸了,于是想来想去整了个“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是好的,就是让晁错给把持了,逼迫皇帝撤藩。
  这事听着简直就象是在骗大傻子,藩王威胁的是谁?扯掉对谁最有好处?明摆着是皇帝自己的主意。可是景帝呢?一点儿都不象个敢作敢当的汉子,为了讨好七国让他们罢兵,顺水推舟的说:“对对对,没错没错,是晁错要撤,不光自己要撤,还逼着我听他的。”把晁错给杀了!
  
 
  2 饿死的周亚夫
  亚子在世,孙吴重生。单从这句话便可得出他在后世兵家心中的地位。上面说的害死晁错的"七国之乱"就是他平定的呢!
  官职太尉,和岳飞的一样,也是全国兵马大元帅。死的原因是因为立嫡之争。据说景帝本想树他为托孤重臣,可这人死心眼,对汉武帝(后来的)不感冒,景帝言道:此非太子师也。一冲这话,决定了周亚夫的命运。
  罪名就是阴反.什么意思呢?据说是他为自已准备的死后葬器中犯了皇室的禁,好像是什么东东多了,不合臣下的礼数,对于这个结局,周亚夫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死法是饿死,自个绝食!用他自已的话说:吾纵横已数十载,不妒忌复辱于刀笔吏。跟李广死前说的差不多少,也算一条硬汉子。
  
 

  四 南北朝:檀道济叹“自毁长城”的典故
  檀道济,南宋名将,随刘裕征战沙场多年,又为宋文帝开疆拓土,坐保江南,用兵稳健又不失诡诈,是自刘裕后,南朝第一名将!唱筹量沙更是体现了其人谋略的一面。
  威名赫赫,宋廷疑惧,宋文帝尝与人言"安知道济不为司马仲达者乎"?于是在一次病重的时候,下诏杀之,并灭其族.
  据言檀道济临死前,大喝"乃复自坏汝辈之万里长城!"于是,饮酒而亡!他的死法是毒杀,罪名到现在都不清楚!
  北魏得知,皆弹冠相庆,"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道也"!从此南朝走入危势,次年胡马长驱直入抵金陵城下,饮马长江,宋文帝目睹胡马,悔言 "若使吾有道济在,安使胡马济此哉"?
  
 
    五 宋: 背负“莫须有”罪名的岳飞
  不多说,可惜背后刻的"精忠报国"4字!
  死法是勒死!一代名将不能死于沙场却得如此下场,令人心寒不已,恨不能生啖秦桧肉,活剥赵构皮以泄吾恨。
  罪名就是有名的"莫须有",有可能有的意思.怎么个说法呢?本来是想给他定通敌的,可这说出来连定罪的人自个也不信,只好搞了个莫须有。
  
 
  六 明:朱元璋屠戮功臣
  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多是他的同乡,甚至汤和与周德兴还是他的同村,是幼时游戏的玩伴。正是这些人在战斗中出生**,东征西讨,为朱元璋夺得天下。待到朱元璋登基成为皇帝后,他们之间却有了君臣的名分,凡事不可逾制。这些功臣心里也许难以及时适应这种改变,而朱元璋却是一个多有顾忌的君主,矛盾于是不可化解。

  廖永忠是最早被杀的功臣。廖永忠在很多战斗中立有功勋,特别是在鄱阳湖之战中殊死战斗,建国后被封为德庆侯。洪武八年(1375),朱元璋以其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为由将其杀死。其实这只是借口,真正导致廖永忠丢失性命的原因在于一个政治隐秘,当年正是他执行了朱元璋谋杀小明王韩林儿的任务。

  平定云南的大将傅友德,父子同时绑赴刑场腰斩。平定广东的大将朱亮祖,父子同时惨死在钢鞭之下。大臣李仕鲁在金銮殿上辞职,朱元璋认为是看不起他这个皇帝,当即命武士将李仕鲁摔下殿堂,脑浆崩裂而死。
  不久,通过胡惟庸党案导致胡家三族被诛,因被指控为所谓“胡党”而遭屠戮的人达一万五千之众,其中有很多公侯。
  蓝玉党案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打天下的将领几乎一网打尽。为了显得名正言顺,朱元璋特地下手诏,颁布《逆臣录》,其中包括一公、十三侯、二伯。
  当然,死的最有名的是李善长、刘基、徐达。他们是大明王朝的三大开国功臣,被朱元璋比之为西汉三杰:萧何、张良、韩信。朱元璋觉得这三人的存在对他的大明江山是大大的威胁,于是他就绞尽脑汁、想方设法除掉他们。

  
  1 李善长
  他是朱元璋的淮西老乡,他比朱元璋大了十几岁。李善长是位具有卓越军事才能的
  大将,他协调诸将、整顿军纪,加强团结,提高其战斗力,作了许多卓有成效的工作。同时,他以其杰出的理财能力、管理能力和组织能力,将粮饷和兵员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前方,对朱元璋的胜利取了决定性的作用。
  朱元璋在册封功臣时,李善长名列第一,封为开国第一丞相,后来,又将自己的大女儿临安公主下嫁给李善长的儿子李祺。几乎就在这同时,朱元璋已对李善长戒备起来,原因很简单,李善长的种种能力、本事对朱元璋坐天下是一种威胁。因此,在当上皇帝后的第三年,朱元璋便毫不顾情面地将李善长从丞相位置上拉了下来,赶回了凤阳,从此再也没有给他任何实权。可是,李善长老而不死,这不能不使朱元璋忧虑,于是,在胡惟庸一案已经过去十年以后,却以李善长是胡惟庸一党的罪名,将这个已经老战友逮捕入狱。
  不久,就下了严旨,赐善长自尽。此时李善长已七十七岁,所有家属七十余人,尽行处斩。只有一子李琪,曾尚临安公主,得蒙免死,流徙江浦。
  
 
  2 刘伯温
  除掉李善长之后,朱元璋的第二个目标就是刘基。刘基,字伯温,这是一个在民间传说中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据说他能前知八百年,后知八百载。刘基投奔朱元璋时已经 50 岁了,对于他的到来,朱元璋真是大喜过望。因为朱元璋此时正是急需刘基这样的王佐之才,便立刻虚心求教,询问平定天下的大策。刘基成竹在胸,当场陈献了 18 条大政方略,经过刘基的条分缕析,当时明朝初期纷乱的局势一下子就显得明朗起来。
  刘基以张良自命,朱元璋也的确将他视为自己的“张良”。如果就智谋而论,刘基不比张良逊色,但是,他缺乏张良功成身退的勇气与远见,他还想为新建的王朝尽忠效力。可是,朱元璋已经不需要他了,就在朱元璋登上了帝位半年多以后,便将他打发回到浙江青田的老家,此后处处对他加以防范和侦察,最后还是利用他和丞相胡惟庸的矛盾,借胡惟庸之手将他毒死,这距大明王朝的建立刚刚十年。
  
 
  3 徐达
  李善长、刘基相继除掉后 ,朱元璋把矛头直指最后一位功臣——徐达。徐达,被视为朱元璋的“韩信”。徐达不但战功卓绝,而且品德高尚。平时,他与士卒同甘共苦,打起仗来,冲锋在前。他不贪财、不贪色,沉稳大度,少言寡语,一心一意为朱元璋效命,对军中朝中大事,从来也不说长道短,更不参与大臣之中的派系之争。
  像这样的大功臣,想找一个杀害的借口都不好找,但朱元璋依然不放过他。公元 1385 年,一辈子鞍马劳顿的徐达背上长了脓疮,这也是由于他常年衣不解甲,皮肤磨破,汗水浸渍所致,只要熬药调养,并非不难好。可当朱元璋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却命令正驻防边关的徐达立刻回南京就医。可是,徐达不能不遵旨,待回到南京后,病更加重了。
  据说得了这种背疮的人,最怕吃蒸鹅,一吃蒸鹅必死。可朱元璋偏偏赐给徐达一只蒸鹅,并命他立刻吃下。徐达知道,这是皇帝对自己在下毒手,可他不能不吃,否则会给家人带来更大的灾难。于是他含泪谢恩,食鹅而死。朱元璋就以这样卑劣的手段,最后杀害了他的童年伙伴。


  皇太子的教师宋濂,是元末明初文才最为出众的人物,朱元璋尊称他是“圣人”,来往宫中如同一家,因他孙儿牵扯到胡惟庸案中,朱元璋翻脸不认人,昔日的上宾一眨眼成了阶下囚。宋濂被贬到穷困的蛮荒,没几年就死在那里。据史书记载,太子朱标对他大开杀戒不以为然,曾数次劝谏。
  一次,朱元璋命人找来一根长满尖刺的荆棘放到朱标面前,让太子朱标去拿,朱标畏惧不敢伸手。于是朱元璋就对自己大杀文武功臣进行解释:“汝弗能执与,使我润琢以遗汝,岂不美哉?今所诛者皆天下之险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意思就是说,我杀人就是像去掉荆棘上的尖刺一样,这样你将来才可以安坐天下。
  可是,他在为子孙扫除障碍的同时,也埋下了祸根。后来,他的孙子建文帝锐意削藩,燕王朱棣立即起兵“靖难”,夺取天下。假使当时蓝玉等能征惯战的开国功臣还在,朱棣未必敢兴兵,建文帝也不用“逊国”了。
  
 
  七 崇祯"凌迟处死"袁崇焕

  袁崇焕在关外的宁远(今天的锦州附近)附近,死死的遏止了清兵进关的要道,使明朝可以腾出手来,专心致志的对付李自成的起义军。清从努尔哈赤到皇太极,屡次在宁远城下受挫,袁崇焕象堵在喉咙里的骨头,吞不下,吐不出。还生生的噎死了太祖皇帝努尔哈赤!

  战场上解决不了的人,可以战场外解决。于是范文程出了个主意,让皇太极从蒙古借路,从科尔沁南下,进攻北京。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冒险行动,清军抛弃辎重,轻兵急进。这个时候的北京政府慌了神,正商议迁都的时候,袁崇焕从关外杀回来了,举朝欢腾。
  好消息一个接一个,袁崇焕在城外首仗打败了皇太极,现在两军正在城北对阵扎营。接着,北京城里开始有流言,说袁要和清军和谈,后来流言越来越神,说是袁私自把山海关防线打开了个口,放清军进关。皇帝的疑心越来越重,与此同时皇太极和范文程正在城外偷笑。

  这时候一个太监赶回来了,他是从清军的俘虏营里回来的,说晚上睡觉听到了帐外的清军将领在庆祝,说袁崇焕马上要投降大清了,还要把崇祯作为礼物送给皇太极呢。崇祯一听就火往上撞,一点儿都没有想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太监是怎么样从设防严密的清军大营里出来的。

  后来的事情发展是非常让人痛心的,崇祯用了最残酷的刑罚对待袁,还发动百姓去撕咬袁的躯体。百姓们不知所以,上去纷纷割咬袁身上的肉,活活把袁给咬死了。
  这样对待功臣,让所有忠于大明的将领齿冷。后来洪承畴在松山大战中被抓后,在清军中发现了投降过来的袁崇焕的部将祖大寿,开始厉声痛骂:“国家有什么地方亏负了你?”。祖大寿丝毫不以为侮,厉声回击:“袁督帅又有什么地方亏负了国家!!!”洪无语良久,后归降。
  在洪承畴投降的同时,在北京的崇祯皇帝,他太了解洪承畴了,他非常清楚,这样的一个人,他肯定不会投降的,他若被俘,他一定会以身殉国,所以崇祯皇帝在北京搭起了高高的祭坛,隆重纪念民族英雄洪承畴殉节!(长长的叹气)北京城万人空巷,全北京痛哭失声,为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民族英雄!想一想,想一想袁崇焕!想一想,想一想洪承畴!唉,这历史真是绝妙的讽刺啊!怎么能出现这种事呢?!真正的民族英雄被千刀万剐,这么一个投降派,是万人空巷,放声痛哭!
  
   八 文革之祸
  牵连的人太多了,就说一些典型吧!
  1 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生平•1898—1969,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国****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蒙冤•文化大革命中,在没有任何中央决议的情况下,刘少奇被批判、揪斗、单独关押,1968年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决议,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以充分的证据查明: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是一个埋藏在党内的叛徒、内奸、工贼,是罪恶累累的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

  ■最后的日子•1968年11月,由于身体和精神的双重被摧残,刘少奇患了多种疾病——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12日清晨6时40分才发出了病危通知。5分钟后,刘少奇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卫士长细心地为昔日的共和国元首、自己跟随的首长剪去过长的白发,刮去长长的胡须,穿上一套普通的衣服和鞋子。在刘少奇溘然与世长辞时,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这位伟人孤独地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没有党旗,没有花圈,没有白花,没有黑纱,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悼念仪式,刘少奇的遗体、连同这位伟人生前在开封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遗物,化为灰烬。

  ★逝世:肺炎•1969年11月12日凌晨6时45分,因肺炎而极度虚弱的刘少奇在河南开封含冤逝世。
  
 
  2 一夜之间成了“反党集团”头子的彭大将军•彭德怀元帅

  ■人物生平•中国当代三十六位军事家排名第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1950年10月,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
  1952年4月回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7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庐山会议)期间,遭错误批判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错定为反党集团1965年9月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遭严重迫害。由于长期受摧残和折磨,1974年11月29日在北京逝世。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忠魂冤逝•战功显赫的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与毛泽东有31年“生死与共”的历史。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却认为彭“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一夜之间,彭大将军成为“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罪魁。“彭德怀专案组”于1970年9月17日写了一个所谓《关于反党头目、里通外国分子彭德怀罪行的审查综合报告》:“彭德怀一贯反党反毛主席,里通外国,罪行累累,证据确凿。在被审查期间,态度不老实,时常出尔反尔。我们建议:撤销彭德怀党内外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判处无期徒刑,终身剥夺公民权利。”
  1973年春末,彭总大量便血,最后诊断为直肠癌。

 

  11月29日下午14时25分,在凛冽刺骨的寒风之中,这位为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曾出生**、屡建奇功的将军、元帅,终于走完了生命的全部历程。逝世时,没有一个亲人、朋友在场。直到去世的第二天,他的侄女彭魁梅才被通知去向遗体作最后的一别,并且规定不许哭出声。遗体很快便被偷偷运走,秘密地火化了。彭德怀的一切,连他的狱中、病榻上读过、批注过的62本书,包括《反杜林论》,都被付之一炬。令人凄然泪下的是,连火化遗体的费用,也从彭德怀少得可怜的狱中生活费中支付。
  ★逝世:癌症•1974年11月29日下午3时35分,因癌症去世,终年76岁。
  
 
  3 两把菜刀闹革命共和国元帅•胡子贺龙
  ■人物生平•中国当代三十六位军事家排名第7。
  贺龙原名文常,字云卿,1896年3月22日生于湖南桑植。
  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9月任国务院副总理。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6年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9年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
  1960年任中央军委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
  1964年起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参与领导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
  1966年“文化大革命”后,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坚贞不屈。
  1969年6月9日被迫害致死。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忠魂冤逝•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二方面军主要创始人、共和国元帅贺龙,在1969年弥留之际那臭名昭著的“背靠背”会诊之后,带着满腔委屈和愤恨,带着对党和国家未来命运的担忧,带着对亲属的思念,很不甘心地离开了这个令他难以理解的人间!6月9日,时钟指在15时零4分,一个令人落泪的时光。

  从贺龙被抬入三0一医院,到他逝世而去,只有六小时零九分。在这个过程中,身边没有亲人,没有好友,只有他一个人孤独地昏迷在一间小小的病房里。有人听见他用极微弱的声音在呼喊着什么,一直到含恨而去。没有哀乐,没有花圈,没有党旗,没有同志和战友,只有一条床单覆盖着贺龙那瘦弱的身躯。

  ■平反昭雪•1971年后,在一次会议上,当讲到贺龙时,毛泽东连声说:“翻案、翻案、翻案!”
  直到贺龙平反以后,人们费了许多周折,才在八宝山火葬场一位好心的老工人帮助下,找到了骨灰盒,盒上面连贺龙的名字也没有,只有一个专案组给取的化名——王玉。
  ★逝世:糖尿病酸中毒•1969年6月9日15时零4分,在北京三○一医院逝世。
  
 
  文革中部分名人自杀死亡名单:
  1老 舍 著名作家 1966.8.24 跳北京太平湖溺死。
  2吴 晗 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 1968.10.11 狱中自杀,死前头发被拔光。

  3范长江 名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长 1970.10.23 在河南确山跳井身亡。

  4翦伯赞 历史学家 1968.12.18 与妻子戴淑婉服安眠药致死。

  5上官云珠 著名电影演员 1968.11.22 病中跳楼身亡。

  6容国团 世界乒乓球男单冠军 1968.6.20 北京龙潭湖畔槐树上吊自杀。

  7顾圣婴 著名女钢琴家 1969.1.31 与母亲弟弟开煤气全家自杀。

  8严凤英 著名黄梅戏演员 1968.4.8 服安眠药死于医院,传死后被解剖,在体内找发报机。

  9傅 雷 著名翻译家 1966.9.3 与妻子朱梅馥上吊自杀。

  10李立三 中国****早期领导人 1967.6.21 服毒身亡。

  11言慧珠 著名京昆剧表演艺术家,言菊朋之女,梅兰芳之徒,俞振飞之妻,上海市戏曲学校副校长,1966.9.11 在浴室上吊自杀。

  12田家英 毛泽东秘书 1966.5.23 在毛泽东书房走廊上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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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波写作《林海雪原》的前前后后[转帖]

 

  曲波的夫人刘波在3月20日《北京青年报》上撰文说:

  1955年,曲波因反对苏联推行的“一长制”(曲波先后担任沈阳机车车辆厂党委书记、副厂长,齐齐哈尔车辆厂党委书记,一机部第一设计院副院长)而挨批,在委屈情绪中不由想起了枪林弹雨中的生死战友,便在
写检讨的稿纸上列出一串战友的名字:杨子荣、高波、陈振仪、栾超家……。他有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便偷偷地试写了一部分文字。

  到了北京后,他又接着写下去。还是保持着秘密状态,一下班就躲藏在屋子里写作,连小孩都不知道真情,以为爸爸还在屋里加班工作。

  那时家中写字桌中间的抽屉一直是半开着,一听一机部邻居同事来找,曲波就立即把稿件塞进抽屉。他这个人爱面子,自尊心强,怕写不好闹得满城风雨,怕人说闲话,会问下班后哪有这么多精力写字?又怕人说不自量力。

  我支持他写作,是他作品的第一读者,也是他的抄稿员。参军前我是小学四年级水平,他是小学五年级半。他小时看了《三国》《水浒》《说岳》等,影响不小,参加革命后又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受到很大的教育和鼓舞。他有时一天写一万字,我再用两三天抄出来,遇到他空着的地方和自己生造的字,我再去查字典补上。

  家中房间少,放不下两个桌子,我就在缝纫机上抄稿。每抄完一个章节,就用缝孩子毛衣的毛线和布条装订起来。小说完成后约有四十多万字,我买了两米布,剪了两个包袱皮,将文稿装了两大包。

  我们家的斜对过是外文局大楼,挂的牌子中有一个是“中国文学杂志社”。曲波说:“路远的不好去,咱们先去近的地方看看。”一人拎着一包稿件就到了“中国文学”编辑部,发现里面多是外国专家。他们问写的是什么语种,曲波说,“写的是中文。”外国专家就笑着说:“我们是把中国文字翻成外文。”他们建议我们去东总布胡同作家出版社投稿。

  我们坐了公交车去了,曲波对接待的人说:“我不是作家,你们看看行不行?如不用,你们打个电话我来取。”曲波再三叮嘱打电话一定要打到家里,怕机关知道走漏了风声。

  出版社的龙世辉等编辑看了,打电话到我们家,说:“你来吧。”曲波去了以后说:“我取稿子来了。”没想到龙世辉却说:“我们确定要出你的稿子,需要做一部分修改。”《人民文学》副主编秦兆阳知道后,先在《人民文学》选发了《奇袭虎狼窝》章节,并在“编者按”中写道:“作者是一位解放军的军官,现在工业部门工作……这本书将是我国文学创作上的一个可喜的收获。”书出来后就有了不小的反响,买书的人不少。

  《林海雪原》火了以后,曲波没有到处做报告,很低调,只是到北海公园参加了活动讲了话。

  六十年代初期,曲波有一次去北京医院看病,无意中遇见贺龙元帅一行,都在放射科等拿片子。贺老总得知他在一机部工作,就问:“一机部有人写了一本《林海雪原》,你看过吗?”曲波愣住了,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就是作者,是用业余时间写的。贺老总高兴地拉着曲波的手向周围的人介绍,大家说:“都看过了。”贺老总笑着说:“那就再看一遍。”曲波回家后很高兴地说:“没想到这么高级的首长还看了书。”

  “文革”期间,《林海雪原》几次被批为大毒草,曲波过得特别不安稳。

  1968年末的一天,江青在住处接见了曲波,她说:“你写的小说都看了,当然都是大毒草,但我看出你有创作才能。我调几个小将、一两个黑线人物,你带着他们写辽沈战役,首先写林彪同志怎么忠实于毛主席的革命军事路线……”曲波觉得为难,说:“我是凭着生活去写小说的,我不懂文艺理论。我在战争中只是一个团级干部,没有接触过高级首长,写不了统帅人物。我自己写不了,也不能带人写……”

  江青的脸色变得不高兴,什么都没谈成。江青让他后天到大会堂小礼堂看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看完后,江青叫住曲波:“看了戏,改得怎么样?”曲波说:“改得挺好的,京剧再创造。”江青说:“你改不改?照样板戏改你的书。”曲波心里暗暗叫苦,他说:“我现在还没解放,思想觉悟没提高,水平也没提高,还需要好好改造……”

  曲波是2002年去世的,病重时曾5次住院。他总说自己身上有一股革命的英雄主义,经历过严酷的战争,受过重伤,经受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他都坦然面对,从容对付。我觉得,在《林海雪原》中,少剑波的形象有百分之八十的成分取自他自己的经历。在小说中,可以找到他们那一代军人牺牲奉献的高贵精神和英勇顽强的时代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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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到中年》让陈爱莲哭湿了三块手绢[转帖]


  

  作者:陈煜、钱跃 分类:历史 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2年12月30日,在《大众电影》编辑部放映厅,20多位来自医疗、文艺、体育界的人士聚集在一起,观摩了这部即将上映的影片。应邀参加观摩的,有舞蹈家陈爱莲,还有当时国家女排的主教练袁伟民等人。昏暗的放映厅里,唏嘘声一片。陈爱莲哭湿了三块手绢,袁伟民这个“硬汉”也忍不住掉了泪。

  有一次在医学院放专场,大家在看的时候就喊起了口号,泪眼模糊地呼喊:“我们就是这样的啊!”

  这部感人至深的影片,就是《人到中年》。

  小说的主人公陆文婷是一名眼科医生,一个普通的住院大夫。她不但医术精湛,而且人格高尚。她超负荷地工作,却拿着很低的待遇。一家四口挤在一间狭小的陋室里,家里没有一件好家具,生活过得十分清寒。丈夫傅家杰从事金属力学研究,因为住房狭小,不得不搬到研究所去住。

  就在这样困窘的生存条件下,陆文婷仍然任劳任怨地工作着。虽然也因为无暇照顾丈夫和孩子,心中充满歉疚。在20多年的工作中,她把全部精力和心血,都倾注到了病人身上。最后,她累倒在手术台旁。

  1983年3月2日,邓小平看了电影《人到中年》后,说:“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知识分子太少,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中青年知识分子很难起作用。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包括改善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要下决心解决。《人到中年》这部电影值得一看,主要是教育我们这些老同志的。看看,对我们这些人有好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6页)

  1982年还有一部影片引发了社会关注。根据张贤亮小说改编、由谢晋导演的影片《牧马人》上映后,在社会上引起反响。许灵均是个右派,被发配到了大西北,当上了牧马人,孤独、耻辱、悲观、绝望,几乎走上了自绝之路。然而纯朴的牧工不歧视他,更重要的是他遇到了四川逃荒女李秀芝,一对苦命男女相濡以沫。改革开放后,许灵均经商的父亲从美国回来,为弥补愧疚,执意要把儿子带到美国,继承事业。许灵均难舍汗水浸渍的土地、患难与共的牧友和血肉相连的妻子。影片的最后,天苍苍,野茫茫,丈夫、妻子和儿子,越走越近,拥抱在一起……

  电影里有些观点,比如“狗不嫌家贫,子不嫌娘丑”,“娘打子,委屈,也该”,当时并没有太多异议;倒是许灵均应不应该出国,引起了社会争议。上海《青年报》当时刊登了读者来信《许灵均为什么不出国?》,就许灵均是“出国去价值大还是留下价值大”展开讨论。一些人提出,出不出国,并不是爱不爱国的唯一标志。这一讨论涉及的话题,已超出了影片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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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四百年后定书名[转帖]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的编撰者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按常规来说,无论古今中外书名都是由作者自己定的,或在腹稿构思时,或在写作过程中,最迟在定稿后刊印前已敲定。

然而,《史记》的书名并非司马迁自己所定,而是在他逝世400年之后,由公众定下书名。

西汉元丰元年(公元前110年),司马迁袭任父职出任朝廷史官太史令,就在这一年起,开始了《史记》的编纂。期间,他为被迫投降匈奴的大将李陵辩冤,汉武帝大为震怒,将他施以宫刑,打入大牢。

司马迁忍辱负重,在牢房里继续《史记》的编撰。三年后出狱,更加惜阴如金,夜以继日勤于著述。经整整十六载呕心沥血,鸿篇巨制《史记》终于杀青成书。

书稿初成,东方朔看后大加赞赏,美称为“太史公书”。“太史”,是指司马迁的官职“太史令”,“公”,是对司马迁的敬称。司马迁在为此书作序时,就题为《太史公自序》。但是司马迁还未给这部书定名,就撒手人寰。

200年后,东汉史学家班固编纂《汉书》,内中的“艺文志”介绍了司马迁这部史书,因司马迁尚未为书定名,所以称之为《太史公百三十篇》,意为司马迁著作的一百三十篇。

其后又有多个学者介绍过这部书,也因为司马迁没有定书名的缘故,书名一直不统一,如王充的《论衡》里写作《太史公书》,汉末应邵的《风俗通》中或称《太史公记》,或称《太史记》。

至魏晋时期,司马迁的这部书影响日益广泛,在被广泛引用中,书名逐渐省略简化成《史记》。随着时间推移,认可者增多,为众所公认。

“史记”一词,早在司马迁以前就有,如《六国表》:“秦烧天下书,诸侯史记尤甚。”上述古籍中所说的“史记”,系先秦时期对史书的泛称。

近代学者梁启超得出如下结论:《史记》之名,实《太史公记》之省称耳。

摘自《家庭与生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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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价格的忠告[转帖]


  
  智慧有三果:一是思考周到,二是语言得当,三是行为公正。

  ——德谟克利特

  很久很久以前,在西班牙的某城有一个叫约翰的人,他以卖忠告为职业。有一天,一个商人知道后,就专程到他那里去买忠告。约翰问商人,要什么价格的忠告,因为忠告是按价格的不同而定的。商人说:“就买一个1美元的忠告吧!”他收起钱,说道:“朋友,如果有人宴请你,你又不知道有几道菜,那么,第一道菜一上,你就吃个饱。”

  商人觉得这个忠告不怎么样,于是又付了两倍钱,说要一个值2美元的忠告。约翰就说了这么一个忠告:“当你生气的时候,事情没有考虑成熟,就不要蛮干。不了解事实的****,千万不要动怒。”

  像上次一样,商人觉得这个忠告也不值那么多钱。于是又要一个值100美元的忠告。

  约翰对他说:“如果你要想坐下,一定得找一个谁也撵不走你的地方。”

  商人还是觉得这个忠告不理想,又要一个价值110美元的忠告。约翰就对他说:

  “当人家没有征求你的意见时,你千万不要发表议论。”

  商人感到,这样下去会弄得身无分文。于是决定不买任何忠告了。他把已买来的这些忠告一一铭刻在心头,就走了。

  有一次,商人让怀孕的妻子留在家中,自己到外地经商去了。一连20年都没有回家乡。妻子一直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以为他亡命他乡了,感到万分悲痛。她在儿子身上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爱。

  终于有一天,已经发了财的商人,拍卖了他的全部商品,回家来了。他没有对任何人吭一声,就直接来到自己的家并闪身躲进一个难以被人察觉的地方,窥视着屋里的动静。

  黄昏时候,儿子来了,妈妈亲切地问道:“亲爱的,告诉我,你从哪儿来?”

  商人听到自己的妻子这么亲昵地对那个年轻人说话,不由心里产生了一种恶念,恨不得当场杀了他俩。但是突然想起那个用2美元买的忠告,没有动火。

  天黑了,屋里两人在桌旁坐下用餐。商人看到这一情景,又想杀他们。但那个忠告又在耳边响起,使他克制了自己。

  夜深了,母子俩准备入寝。商人恶念又起,幸亏约翰的意见使他没有下手。

  熄灯之前,母亲哭泣着对儿子说:“唉!儿呀。听说,有一条船刚刚从你爸爸那里来。明儿一早,你就去打听一下,或许还能打听到他的消息。”

  听到这番话,商人不由想起,他离家的时候,妻子已经怀孕了,原来那个年轻人,就是他的儿子。他高兴地不知怎么是好,更觉得买的忠告实在有用,因为有了它,才没有动火。仅仅2美元的忠告,就这样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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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为人知的三起刺汪未遂案 [转帖]


  

  许多人对1935年11月1日和1939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及河内两地遇刺事件都很熟悉,但是对另外的三起刺汪未遂案,恐怕了解的就比较少了。
  汪精卫投敌叛国,世人皆欲诛之。这里介绍的第一位刺汪义士叫戴星炳。戴是湖南湘潭人,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1939年11月,他在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时,遇见了分别多年的老同学、军统特工吴赓恕。二人相逢,侃谈国事,均激愤于汪伪颜事敌。言谈中,戴星炳提到汪精卫亲信陈石生曾邀其投汪一事时,吴赓恕立刻感到,这倒是一个打入汪伪内部、刺杀汪逆的难得机会,遂携戴一同往见戴笠,密议锄奸计划。事情进行得很顺利,戴、吴二人到南京后,由戴笠出面,很快与陈石生联系上了。陈对戴的此行也深信不疑,并带他去见了汪精卫,汪精卫任命戴星炳为“社会事业专门委员会”委员。取得了汪的信任后,戴、吴二人便定下计划,准备伺机用毒药将汪精卫毒毙。但是,戴求事心切,不断向陈石生探询汪精卫的起居作息,这就引起了陈的怀疑。于是,汪伪特工暗中进行了严密的布控。不久,戴的妻子来南京,这本是取得信任之举,不幸的是,在与陈石生之妻应酬之际,戴妻竟不慎露了口风,汪伪特工抓住破绽,穷追猛逼,问出****,结果吴、戴双双被捕,含恨九泉。
  1940年10月2日,又一位刺汪义士不幸事泄被捕而在雨花台遇难。这位义士叫陈定达,江苏吴县人,原是上海静安寺路(南京西路)北极电气冰箱公司总经理。他目睹山河破碎,人民涂炭,痛恨汪逆卖国求荣,决心为国锄奸。于是他不吝财帛广征线索。有一次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他发现曾任过自己保镖的一个白俄人,在汪伪特工总部“76号”供职,于是他便去做此人的工作,许以重金,晓以大义,劝他刺杀汪精卫,承诺事成后还另有重赏。可恶的是,这个白俄在拿到巨款后,竟又昧着天良,向“76号”告发了陈定达,陈很快被捕,并押往南京。汪精卫对谋刺他的人刻骨仇恨,凡以此类案情被捕者,难逃一死。但他见陈定达非政治特工人员,而是颇有名气的实业专门人才,便企图软化和收买他,使其为自己效力。他亲自出马劝降,并诱导陈说出刺汪由谁主使,陈定达大义凛然地说:“国贼人人得而诛之,何须他人指使!”汪羞怒异常,即令枪决。陈定达时年38岁。蒋介石颁发了“烈并常山”的挽额,表彰他的义举。
  陈定达就义不到两个月,南京又发生一起刺汪事件。刺客叫黄逸光。黄是广东赤溪人,自幼侨居墨西哥。1938年,黄旅行在非洲,听到首都南京已陷的消息,便中止环游返回祖国。他常说:“大丈夫生逢国难,当杀敌报国。”早在1925年,黄逸光即与汪精卫认识,后来二人还曾合影留念,彼此关系甚笃。汪精卫叛国后,大肆网罗人才,他想到了黄逸光,于是托人给黄送去一封信,妄图拉黄下水,但黄对汪的叛国行径早已深恶痛绝,根本不为所动,并将此事报告了上级(黄当时在昆明航校任职)。军统认为这是打入南京的好机会,便吸收他加入特工,让他到南京取得汪的信任,然后伺机刺杀汪逆。黄逸光到南京后,汪精卫很高兴地委任他为伪“教育部专员”及“中央宣传部”编审。然而,时隔不久,不知哪道环节露了破绽,引起了汪精卫的怀疑,遂加强了对黄逸光的监视,但黄逸光丝毫没有察觉。这年11月19日晚,当黄逸光与军统派来的另一特工黄征夫接头时,二人先后被捕。12月17日,黄逸光殉难。临刑时题句云:“可爱的中华,我愿为你歌唱,我愿为你而死。”
  虽然这几次刺杀未能成功,但汪精卫最终还是逃脱不了义士们的惩罚。1943年8月,汪精卫1935年遇刺时留在胸背部的子弹开始发挥作用,子弹弹头的铅毒逐渐渗入脊椎骨髓,终于在1944年11月10日结果了他的性命。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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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追截歼溃逃广西的“国军” [转帖]


  

  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48年9月至12月11日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歼灭国民党华中军政区白崇禧集团制定了“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战略决策,在给第四野战军前委的致电中指出:“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们作战。”“判断白崇禧准备和我们作战之地点不外湘南、广西、云南三处,而以广西可能性最大……”并强调:“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第四野战军前委按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把兵力分为东、中、西三路军,具体确定了行军、作战计划。即以十三兵团为西路军,由程子华指挥,经湖南西南部直下广西,断敌向云南、贵州之逃路;以四兵团、十五兵团及两广纵队为东路军,由陈赓统一指挥,自江西进军广东,在占领广州后第四兵团向桂南挺进,成为合围白崇禧部的南路军;以十二兵团为中路军,由肖劲光指挥,先消灭宝庆之敌,迫使白崇禧部向桂林撤退,然后尾敌南下直趋广西北部,会同东、西军歼灭白崇禧集团于广西境内。
  1949年10月上旬,“衡宝战役”打响了,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展开了大决战,从衡阳到宝鸡这条漫长的战线上,到外烟火弥漫,炮声隆隆,杀声阵阵。
  桂系主力第七军和第四十八军4万多人被解放军歼灭。第七军副军长凌云上等高级将领被俘。
  “衡宝战役”的失败,使得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阵脚大乱,急令张金、鲁道源、徐启明、黄杰等兵团司令率领残兵败将10余万人逃窜回广西老巢。
  白崇禧从前线逃回广西老巢后,立即在桂林(他的官邸)召开军政头目紧急会议,匆忙部署他的反共总体战,伺机东山再起。
  中国人民解放军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战略部署,东、西路军从两方面远距离迂回包围,中路军士气高昂,一路高喊“打到广西去,消灭白崇禧!”的口号,从铁路、公路和山区小路向广西进军。
  我解放军向广西挺进的消息使白崇禧大惊失色,他觉得在桂林站不住脚了,便带领残兵败将从桂林窜来柳州。为阻止解放军追击的速度,白崇禧在逃回柳州的途中,令后续部队沿途破坏公路、铁路和桥梁。
  我解放军料到他会破坏交通阻止前进的,于是三十九军一一五师三四四团和三四五团奉命走捷径,从湖南通县以每日150华里的行速取道三江县进入广西。
  白崇禧刚到柳州中国银行(今中山东路市财政局处)还没有脱下披衣,就接到报告:共军昨天已占领了三江县城,并夺取了融县15专员公署,现正在沿柳长公路南进。顿时惊恐万分。
  在中国银行等候白长官的是国民党第三兵团副司令官的王景宋和柳州警察局局长王景宜,这两个柳州土皇帝看见白长官如此狼狈,他俩干瞪着眼,不动声色地站立着。白崇禧也意识到刚才的失态。但他故作镇静,即令驻守在雒容县(今归属鹿寨县)的十四军派二十九、三十两个团星夜行军,抢在共军之前赶到柳城县沙埔一带布防阻击。
  解放军一一五师夺取了融县,迅速沿柳长公路来到大良乡的江湾村附近时,在路边岭上等待着解放军到来的柳北游击队指战员欢呼雀跃,握手拥抱。
  沙埔河一带是柳州以北敌军要塞,白崇禧最了解这个地方。于是,他亲自电令十四军二十九、三十团以鸡公山、冯家山顶、龙朝、大安为第一道防线;沙埔河及河南为第二道防线。
  11月23日夜,国民党军两个团赶到沙埔修筑工事。为了摸清敌情,解放军侦察排在柳北游击队的向导下赶到沙埔抓获敌兵,押回团部进行审讯。
  三四五团前线指挥部里。师参谋长颜文斌、程国藩团长亲自突审俘兵。敌俘供出他们是上半夜才从雒容县奉命赶到沙埔驻防,现在正在加紧修筑工事。同时供出他们还没有发现解放军到达沙埔。据此情况,指挥部决定给敌人突然袭击,迅速歼灭之。
  团指命二营副营长刘兆率二营歼灭冯家山顶之敌。刘副营长按照部署采取突然奔袭,分割包围战术,先取山顶之敌。以五连为主攻,六连从侧后协同;四连向沙埔河迂回,阻敌南逃。协同正面攻击;师、团侦察队及工兵连作为预备队。
  刘副营长领命,依计进行。他把两个连的冲锋枪组成一个梯队排,各连排接受任务向敌阵地猫腰飞速前进。
  刘副营长右手提着驳壳枪猫腰依着山边来到敌阵前,他举起驳壳枪喊:“打!”,刹时,梯队排冲锋枪的一条条火舌直射向敌阵。与此同时,3个连向敌人穿插分割。经过两个小时的战斗,夺取冯家山顶一带阵地,俘敌300余人,控制了沙埔河口北岸。
  国民党十四军十师二十九团坚守在沙埔街的炮楼里,沿着沙埔河南岸布成第二道防线。
  解放军突破了冯家山顶一带的第一道防线后,程国藩团长立即把团指挥部移到距河北岸200米的糍粑岭高地上,居高临下控制河南岸沙埔一带之敌。
  三四五团第二营又奉命抢占沙埔河渡口的任务。在用竹、木排强渡中,遭到河南岸敌炮楼里猛烈的火力阻击。竹排一次又一次被打烂了,战士们被打掉进水里,没有牺牲的爬上岸来,搭好竹排又继续进攻。四连连长周世明负了伤仍指挥战斗。
  团主力以猛烈的火力把敌人的火力压下去,二营竹排终于靠上了敌岸,战士们生龙活虎地飞速冲上岸,向敌人的阵地冲上去。
  第三营受命从沙埔河渡口上游绕过河,穿插到沙埔圩以南高地公路旁,切断敌人向柳州逃跑的退路。从沙埔圩撤退出来向柳州逃跑的敌人都成了三营的俘虏。
  第一营从渡口下游堤坝迂回过河向南发展,形成了与正面攻击的二营并肩战斗。当一营悄悄地行进到堤坝中间时,遭到驻守在对岸小房之敌机枪射击。战士们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爬行前进,又被敌人甩来的两枚手榴弹在水里爆炸的水浪冲进水里。二连长孙寿增命一排长用机枪火力掩护压住敌人,并用火箭筒向对岸射击,摧毁守敌,活抓守敌7人。

  从11月24日早上4时开始至下午17时战斗结束。以三四五团为先锋的沙埔河战役,摧毁了白崇禧的柳州北塞防线,毙敌120人、俘敌905人、缴获火炮20门、枪支计278支。
  接着师部令三四四团为先锋先导队挺进柳州。团长洪有道接受任务后,立即开会进行布置,按二营、团指、一营、三营序列,以每小时15公里的速度向柳州进军。
  第二营在副团长徐鹏率领下,为团的先锋营于11月24日17时从沙埔开发,沿柳长公路前进。
  古木坳是个在连绵起伏,叠耸屏嶂的岭坡之间的狭长小道。二营行进到古木坳时,发现两边岭坡上有敌人据守。徐副团长即令侦察排前去弄清敌情。不一会儿,侦察排回来报告:在岭坡两边制高点守卡的这股敌人,是在沙埔河被我军打败的敌二十九团掩护分队的一部分。
  徐副团长决定利用夜幕偷袭敌人。他令四连攻击左翼岭坡敌人的卡点;五连攻击右翼岭坡敌人的卡点。四、五连各派一个排战士趁天色朦胧向敌守卡点摸索前进。当靠近守卡点时,一阵激烈的枪声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还来不及开枪就当了俘虏。
  第二营突破了古木坳守敌,即向沙塘推进。在靠近沙塘时,发现在前面的路上有一队人影在晃动,由于天太黑看不清楚是什么人。突然对方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话音刚落,五连长知道这是遇到敌人的巡逻队了,他们不知道我们是解放军,不敢马上开火。五连长即令二排仍在正面吸住敌人,一排和三排左右两侧迂回过去形成三面夹击敌人。敌人见我方没有回答,即令开枪。在正面吸引敌人的二排也立即向敌开火。一排和三排也在两侧同时向敌人开枪射击。敌人三面受袭,死的死,伤的伤,不死的自己举起双手喊:“不要打了,我们投降!”此战歼灭沙塘守敌2个排,缴获3辆汽车。
  三四四团拿下沙塘后,后续部队也赶到了。是夜,部队在沙塘露宿,天还没有亮就出发了,没有惊动老百姓。

    柳州市古香中路(今曙光路)东城秤厂的一阁楼里,这个距离国民党柳江县政府和柳州警察局只有100米的地方,柳州地下党工委的秘密联络点设在这里。此时阁楼上挤满了地下党的人员和党的外围组织的负责人。他们集中在这里开会,听取梁山书记关于做好迎接解放军进城和按地段做好护厂的报告。梁书记特别强调:“要预防敌人狗急跳墙,破坏城市,尤其我们要做好对铁路、电厂、水厂、兵工厂、江汉广播电台、电报局和柳江浮桥等这些重点对象的保护工作。”简短的会议之后,大家纷纷离去,立即进入各自的工作岗位。
  11月24日下午,副官给白崇禧送来电报。白崇禧一看,知道沙埔防线被共军突破,三门江一带也发现有共军。顿时脸色铁青,额头上冒出一颗颗汗珠。他在房间里转来转去,然后脚步一停:“我不能把柳州白白送给****,也不能让****便宜地得到广西!”就完,他叫副官立即叫各路人马的头目单独来接受他的“密令”。白的密令是:令工兵破坏队用40吨TNT炸药炸平柳州;令潜伏人员立即潜伏;各部队带不走的枪支留在地方实行“一甲一兵一枪”和****打游击;各部队要在11月25日12时撤退完。
  白崇禧刚布置完破坏柳州的计划,11月24日晚上8时,副官送来情报,白一看,“共军已占领沙塘”。白崇禧看完情报,呆若木鸡,眼下解放军已兵临城下,只有走为上计了。
  是夜,白崇禧、李品仙、夏威、黄旭初、海竞强等军政头目的车子穿过大街,悄悄地往飞机场开去。
  他们仓惶地上了飞机,连夜飞往南宁去了。
  桂中军政区中将司令官王景宋与柳州警察局长王景宜这对柳州土皇帝,看到白崇禧率他的嫡系部队走了,却令他俩坚守与共军对阵,心里很不是滋味。他俩的那点兵将,哪里是共军的对手。但这是军令,他们不得不执行。于是,他们布置完各营、连据守的阵地以后,也悄悄地逃命去了。
  柳州警备司令秦镇在11月24日晚上10时,(也就是白崇禧等人上飞机时),紧急召集参谋长郭秉祺和副官主任朱焕章商量对策。秦司令开门见山地说:“眼看共军马上就要进城了,你们说是毁城呢,还是到农村去打游击?”早已成为我地下党外围组织民主人士联合会成员的朱焕章、与国民党起义将领王汉昭有联系的郭秉祺,共同对秦镇晓以大义,劝阻毁城,主张不抵抗,让柳州和平解放。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秦镇无奈,放弃自己的想法。他孤独一人硬着头皮在子夜,驾着吉普车巡视柳州市区1圈后,依依不舍地往柳江里雍开去……(1949年12月5日秦镇回来向我人民政府投诚)。
  11月24日,柳州市内国民党军队在紧张地进入工事,市民们预计到有大战即发的气氛。市民们携儿带女,扶老携幼向河南岸逃跑,成千上万的人群把柳江浮桥挤得水泄不通。国民党在桥头、桥上追赶着人群。一直到第二天凌晨3点多钟过桥的人才逐渐地少下来。守桥的国民党兵开始戒严。
  11月25日拂晓,解放军三四四团二营四连到达长塘附近时,发现长塘圩东侧有国民党军约1个排的兵在运动。四连长命令战士们从两侧冲上去。一个敌人转过头来一看是解放军,正要举枪射击,只听“叭叭”两声,他就倒地了,剩下的全当了俘虏。
  接着,侦察排便衣队由游击队带路,快速地到达欧阳岭附近。这时有一辆国民党的吉普车向前开来。侦察排向着开过来的吉普车大摇大摆走过去,一到跟前,就把枪对着驾驶室:“停车!”驾驶员打开车门伸出头来,气势汹汹地骂到:“妈的!你们是哪部分的,敢卡老子的车。”他顺手从腰间拔出手枪来,侦察员抢先一步把他的枪夺下了,这个开车的原来是个谍报组长,难怪他那么凶。
  敌谍报组长被送到洪团长和韩政委处,他交待了昨晚上白崇禧召开军政头目紧急会议的内容,据此情报,洪团长和韩明政委研究决定,不等大部队的到来,要提前攻击柳州。于是令突击队首先把欧阳岭拿下,以保护柳州人民的生命财产不受到重大损失。

  二营尖兵连轻装急速前进到欧阳岭,突然遭到欧阳岭守敌据点的阻击。岱书德营长冲锋在前,带领战士们猛冲猛打,很快就攻下欧阳岭。接着扫清了奉琪、凉亭等守敌。
  洪团长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对岱营长说:“你带尖兵连轻装跑步前进,迅速攻取柳州北郊黄村,我和二营主力由两翼合击柳州北火车站,各完成任务后,迅速向柳州河南发展。”
  鹅山铁路处,停放着一列长长的军用物资车。敌人站上3人、5人一队地站岗,戒备森严,等着火车头来挂运走。
  火车站地下党领导的铁路护路队发现了这列满装军火的车皮,20多人手拿着手榴弹冲进去,对着站岗的敌兵喝道:“北站已被解放军占领,你们不投降,就把你们一起炸死送上西天。”敌中央军械库少校主任何传文一看,护路队个个手拿着开了盖的手榴弹,眼看情况不妙,只好向护路队投降。11个车皮的军火和4千多个银圆成了护路队的战利品。
  在城站内停放着一列军用物资的列车。铁路解联会员林荷达、赵文榜等在警惕地巡视着。当他们看到守在那里的国民党军突然全部快速的离开,他们觉得奇怪啦,这些家伙刚才还气势汹汹地把我们工人赶得老远,不让靠近半步,怎么这么一下,全部都离开了。再仔细看时,连一个警卫都没有了,他意识到敌人逃跑了,他们可能要炸火车了。这一下,突然一个车皮“轰隆”一声炸得四外横飞,接着又一个车皮爆炸,火光冲天。
  在这危急关头,老林、老赵不顾个人安危,领着队员们冲上去,摘掉没有炸开的车皮的挂钩,把没爆炸的导火索剪断,把火车推开。
  鸡喇是国民党兵工署三十兵工厂。在该兵工厂内,民主人士联合会会员唐述尧以该厂第六所所长身份为掩护,组织护厂队,安排厂职工李贵山、戴云华、安常荣、高鸿禧等护厂。25日9时许,发现敌工兵四团破坏队开两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冲到厂大门前,令卫兵开门。李贵山等冲上去喊:“工友们,工兵来炸工厂啦!保护工厂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大家快拿武器和他们拼了!”
  工友们听见这一声喊,一部分去打开兵器库拿武器,有的从车间、从宿舍冲出来。一霎时,拿着各种武器的300多工友包围了破坏队,喊着:“谁敢破坏我们的兵工厂,就叫他上西天!”敌工兵看情况不妙,转头就跑。
  正当我地下党领导的护城、护厂、护路队与敌展开面对面、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我人民解放军二营长岱书德率队进到黄村头,正遇上敌人的哨卡,即令四连二排向敌哨卡攻击。二排一班战士从正面攻击,二班从右边迂回过去,到敌哨卡侧面,突然以猛烈的炮火射击,敌哨卡受到两面攻击。突然,卡内用长枪举起白衬衣投降,一班战士立即冲上去缴了敌人武器,沿街向市内发展。
  一列铁甲车在站内运动。四连指战员向火车北站运动,发现铁甲车里有敌人隐蔽。这些敌人是作为黄村头敌哨卡的第二线。当他们听到黄村头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过后,就停止了,料到黄村哨卡被解放军歼灭了,于是都龟缩在铁甲车不敢动。
  在铁甲车内的敌人都是在“衡宝战役”中败退柳州,他们没有想到解放军跟踪追击到柳州来得那么快。黄村头前哨枪声停止,他知道解放军很快就要向他们进攻,于是都把枪头从车窗口转到对着黄村方向。
  北站,是一块开阔平坦的地带。对解放军的进攻很不利。战士们只能利用铁路的槽隐蔽前进。当战士们靠近车厢时,敌人即开枪猛烈的射击,使战士们无法靠近。
  第一次攻击铁甲车没有成功,副营长王明和又组织第二次进攻。双方以猛烈的火力对射,在火力的掩护下,王副营长带领战士向铁甲车爬行前进,当他将靠近车厢时,不幸中弹,为解放柳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徐鹏副团长亲眼看见自己的战友从东北打到广西柳州,身经百战,立了不少战功,却在这里牺牲了,心里非常难过。一定要为王明和副营长报仇。他在阵前调兵遣将,命四、六连从正面佯攻,他亲自率五连向铁甲车迂回过去,集中机枪、冲锋枪等快速武器向铁甲车厢猛烈射击。一条条火舌射去,铁甲车皮冒出火花。

  当正面机枪向敌铁甲射时,敌即把火力转向正面射击。徐鹏副团长抓住这个时机率领五连战士迂回到铁甲车的西南面500米处,命该连二班战士冲向铁轨。把炸药推到铁轨边拉响火索滚下铁路,“轰隆”两声巨响,铁轨被炸断了。
  五连战士炸断了铁轨,敌铁甲车失去了在铁轨上运动的作用。这边六连战士唐健勇在火力的掩护下,左腋下夹着炸药包向铁甲车运动前进。此时,敌人亡命地向五连射击,也就在此时,唐健勇靠近铁甲车,炸药从一个洞口塞进去,随着一声巨响,铁甲车歪倒在铁路下面。
  一个铁甲车歪倒在铁路上,另两个铁甲车停止了运动,动弹不得。敌人在里面乱轰轰的。一扇门“咣当”地开了一半,敌人从里面向外看,想逃跑。五连长王贵芳对敌喊话:“缴枪不杀!”20多个敌人举起双手向五连投降。
  第一线敌3个铁甲车被歼灭了,但是摆在第二线的敌5个铁甲车仍以猛烈的火力阻止洪团长前进。洪团长用望远镜观察了地形,发现敌铁甲车孤军作战,没有后备,即迂回从东边过去;令五连长率队从南边过去;令六连长率队从西面过去;形成三面合围之势。
  三面合击,把敌铁甲车围在中间,经数小时激战,全歼北站守敌300余人,缴获敌待运的武器及物资一大批。
  取得黄村头和火车北站的胜利,紧接着,洪团长命令队伍抓紧时间迅速向市中心发展。
  歼灭了黄村头敌哨卡,二营长岱书德带着战士们向市府运动。突然遭到在市府里的敌人开枪阻击。战斗经验丰富的岱营长一看那是保安队,即令战士们开枪。于是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开火。只一轮开火,就把守在市府里的300多保安队全部缴械。
  孙辅臣营长率一营从市东北侧经弯塘村进入市区。在弯塘村遇着老乡。他问这里有没有敌人?老乡说刚半个钟头前撤走了。孙营长估计这股敌人要逃跑。即令战士快速前进,直取浮桥,不要让敌人逃跑了。

  二营尖兵连轻装急速前进到欧阳岭,突然遭到欧阳岭守敌据点的阻击。岱书德营长冲锋在前,带领战士们猛冲猛打,很快就攻下欧阳岭。接着扫清了奉琪、凉亭等守敌。
  洪团长指着铺在地上的地图,对岱营长说:“你带尖兵连轻装跑步前进,迅速攻取柳州北郊黄村,我和二营主力由两翼合击柳州北火车站,各完成任务后,迅速向柳州河南发展。”
  鹅山铁路处,停放着一列长长的军用物资车。敌人站上3人、5人一队地站岗,戒备森严,等着火车头来挂运走。
  火车站地下党领导的铁路护路队发现了这列满装军火的车皮,20多人手拿着手榴弹冲进去,对着站岗的敌兵喝道:“北站已被解放军占领,你们不投降,就把你们一起炸死送上西天。”敌中央军械库少校主任何传文一看,护路队个个手拿着开了盖的手榴弹,眼看情况不妙,只好向护路队投降。11个车皮的军火和4千多个银圆成了护路队的战利品。
  在城站内停放着一列军用物资的列车。铁路解联会员林荷达、赵文榜等在警惕地巡视着。当他们看到守在那里的国民党军突然全部快速的离开,他们觉得奇怪啦,这些家伙刚才还气势汹汹地把我们工人赶得老远,不让靠近半步,怎么这么一下,全部都离开了。再仔细看时,连一个警卫都没有了,他意识到敌人逃跑了,他们可能要炸火车了。这一下,突然一个车皮“轰隆”一声炸得四外横飞,接着又一个车皮爆炸,火光冲天。
  在这危急关头,老林、老赵不顾个人安危,领着队员们冲上去,摘掉没有炸开的车皮的挂钩,把没爆炸的导火索剪断,把火车推开。
  鸡喇是国民党兵工署三十兵工厂。在该兵工厂内,民主人士联合会会员唐述尧以该厂第六所所长身份为掩护,组织护厂队,安排厂职工李贵山、戴云华、安常荣、高鸿禧等护厂。25日9时许,发现敌工兵四团破坏队开两辆满载炸药的汽车冲到厂大门前,令卫兵开门。李贵山等冲上去喊:“工友们,工兵来炸工厂啦!保护工厂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大家快拿武器和他们拼了!”
  工友们听见这一声喊,一部分去打开兵器库拿武器,有的从车间、从宿舍冲出来。一霎时,拿着各种武器的300多工友包围了破坏队,喊着:“谁敢破坏我们的兵工厂,就叫他上西天!”敌工兵看情况不妙,转头就跑。
  正当我地下党领导的护城、护厂、护路队与敌展开面对面、你死我活斗争的时候,我人民解放军二营长岱书德率队进到黄村头,正遇上敌人的哨卡,即令四连二排向敌哨卡攻击。二排一班战士从正面攻击,二班从右边迂回过去,到敌哨卡侧面,突然以猛烈的炮火射击,敌哨卡受到两面攻击。突然,卡内用长枪举起白衬衣投降,一班战士立即冲上去缴了敌人武器,沿街向市内发展。
  一列铁甲车在站内运动。四连指战员向火车北站运动,发现铁甲车里有敌人隐蔽。这些敌人是作为黄村头敌哨卡的第二线。当他们听到黄村头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过后,就停止了,料到黄村哨卡被解放军歼灭了,于是都龟缩在铁甲车不敢动。
  在铁甲车内的敌人都是在“衡宝战役”中败退柳州,他们没有想到解放军跟踪追击到柳州来得那么快。黄村头前哨枪声停止,他知道解放军很快就要向他们进攻,于是都把枪头从车窗口转到对着黄村方向。
  北站,是一块开阔平坦的地带。对解放军的进攻很不利。战士们只能利用铁路的槽隐蔽前进。当战士们靠近车厢时,敌人即开枪猛烈的射击,使战士们无法靠近。
  第一次攻击铁甲车没有成功,副营长王明和又组织第二次进攻。双方以猛烈的火力对射,在火力的掩护下,王副营长带领战士向铁甲车爬行前进,当他将靠近车厢时,不幸中弹,为解放柳州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徐鹏副团长亲眼看见自己的战友从东北打到广西柳州,身经百战,立了不少战功,却在这里牺牲了,心里非常难过。一定要为王明和副营长报仇。他在阵前调兵遣将,命四、六连从正面佯攻,他亲自率五连向铁甲车迂回过去,集中机枪、冲锋枪等快速武器向铁甲车厢猛烈射击。一条条火舌射去,铁甲车皮冒出火花。

 

  当正面机枪向敌铁甲射时,敌即把火力转向正面射击。徐鹏副团长抓住这个时机率领五连战士迂回到铁甲车的西南面500米处,命该连二班战士冲向铁轨。把炸药推到铁轨边拉响火索滚下铁路,“轰隆”两声巨响,铁轨被炸断了。
  五连战士炸断了铁轨,敌铁甲车失去了在铁轨上运动的作用。这边六连战士唐健勇在火力的掩护下,左腋下夹着炸药包向铁甲车运动前进。此时,敌人亡命地向五连射击,也就在此时,唐健勇靠近铁甲车,炸药从一个洞口塞进去,随着一声巨响,铁甲车歪倒在铁路下面。
  一个铁甲车歪倒在铁路上,另两个铁甲车停止了运动,动弹不得。敌人在里面乱轰轰的。一扇门“咣当”地开了一半,敌人从里面向外看,想逃跑。五连长王贵芳对敌喊话:“缴枪不杀!”20多个敌人举起双手向五连投降。
  第一线敌3个铁甲车被歼灭了,但是摆在第二线的敌5个铁甲车仍以猛烈的火力阻止洪团长前进。洪团长用望远镜观察了地形,发现敌铁甲车孤军作战,没有后备,即迂回从东边过去;令五连长率队从南边过去;令六连长率队从西面过去;形成三面合围之势。
  三面合击,把敌铁甲车围在中间,经数小时激战,全歼北站守敌300余人,缴获敌待运的武器及物资一大批。
  取得黄村头和火车北站的胜利,紧接着,洪团长命令队伍抓紧时间迅速向市中心发展。
  歼灭了黄村头敌哨卡,二营长岱书德带着战士们向市府运动。突然遭到在市府里的敌人开枪阻击。战斗经验丰富的岱营长一看那是保安队,即令战士们开枪。于是机枪、步枪、手榴弹齐开火。只一轮开火,就把守在市府里的300多保安队全部缴械。
  孙辅臣营长率一营从市东北侧经弯塘村进入市区。在弯塘村遇着老乡。他问这里有没有敌人?老乡说刚半个钟头前撤走了。孙营长估计这股敌人要逃跑。即令战士快速前进,直取浮桥,不要让敌人逃跑了。

  孙营长率领着战士们沿着大街边向南运动,来到市医院。突然遭到从医院射来的火力阻击。孙营长观察敌人的火力后,对一连李清顺副连长说:”你在这里消灭医院里的这股敌人。说完,孙营长率队绕过医院继续前进。与此同时,李副连长右手一举:“跟我来!”战士直冲向医院。只一轮开火,就将医院里的敌人全部消灭。
  正当李清顺副连长消灭市医院之敌时,跟随孙营长前进的三连长高喜成来到市公安局。发现市公安局里有敌人据守。高连长观察地形后即命一排第一班从左,第二班从右向公安局运动,第三班从正面攻击。敌人发现正面有解放军,即猛烈射击,此时,敌受的左右火力夹击乱了阵脚,只得举手投降。
  在一排与公安大院之敌战斗时,二、三排随孙营长率营主力从市公安局东侧穿过,沿东街攻击前进,没有受到很大的阻击,很快就到柳江浮桥北培新路制高点,控制了浮桥。
  孙营长用望远镜观察,发现柳江浮桥头西北侧的沙街上约有200多敌人保安队争先恐后地拼命往浮桥头逃跑。估计这股敌人要过桥往南逃窜,即命二排消灭这股敌人。真是神兵天降,这些保安队听到“缴枪不杀!”的声音,一看到前面那么多解放军,就都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孙营长的望远镜移到浮桥的北半部,发现有20多个敌兵正在浮桥上紧张地安装炸药要炸浮桥。
  孙营长的望远镜从浮桥的北部移到南部,发现浮桥头南岸有约一个排的敌人把守,桥岸边修有工事碉堡。
  柳江浮桥是连接柳州市北南交通的惟一要道。夺取浮桥即可堵住江北之敌往南逃跑,又可乘胜追击逃敌。孙营长果断地下决心,夺取浮桥,事不宜迟。即命营主力火力掩护,三连主攻。
  培新路制高点及两侧为一营兵力所控制。孙营长命机炮连的4门迫击炮和4挺重机枪压制南岸桥头之敌人的碉堡火力。只听孙营长一声:“开炮!”迫击炮弹和重机枪同时向南岸之敌阵地开火,炮声呼啸。机枪“哒哒”,敌碉堡被炸,泥石飞溅,敌人无力还击。
  与此同时,三连战士在炮火的掩护下个个如猛虎,似离弦之箭向浮桥冲去。九班长高树云跑得最快,第一个冲到浮桥上,一边射击,一边喊:“缴枪不杀!”在桥上准备炸桥的敌兵来不及举手投降就被他射死了。只用了10多分钟就夺取了柳江浮桥,占领了浮桥南岸敌堡。
  孙营长看了看时间,此时是11月25日10时35分,离他下令向浮桥攻击的时间10时25分只用了10分钟就占领了浮桥。他看见三连长高喜成威武地领着战士们夺取了浮桥。一、二连的战士们见了,手心都痒痒的,向营长要任务,孙营长命令高喜成守桥,他手举驳壳枪:“同志们,冲啊!”他率领一、二连冲上浮桥去追击江南逃敌。
  占领了柳江浮桥,为团主力歼灭江北之敌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孙营长命三连护桥和追歼马鞍山东侧市区一带之敌。
  孙营长率两个连冲上江南来到一个大院前。大院内的敌人向他们开枪。孙营长从枪声中判断院内的敌人不是正规军,没有什么战斗力。即把大院包围起来。此时,看见有的敌人爬上房顶向孙营长的部队开枪射击,也就看清了这股敌人是民团。只见一阵火力打过去,这些民团不经打,100多人全部缴械投降。
  缴获大院里的民团后,得知国民党正规军的大部队正在急速地向南逃跑。为扩大战果,孙营长和教导员唐文忠兵分两路追击。教导员率一连向西发展,肃清江南市区及柳州火车站一带的残敌;孙营长率二连沿公路追击敌人。
  唐文忠教导员率一连向西侧发展,扫清江南市区一带之敌后,发现街上一排长长的汽车装满军用物资,正在起动准备开走。唐教导员看看没有护军部队,命战士们拥上去对驾驶员说:“你们已被我们包围了,快投降吧。”那些司机一看,全都是解放军,枪口正对着他们,只得走出驾驶室举手投降。
  唐教导员率队急速向柳铁特警前进,来到柳州铁路特警大院里看见停放着10多辆准备逃路的汽车。特警头目史铭带着家眷慌慌张张地指挥特警爬上汽车,他们上到车上看也不看地命令驾驶员开车,可是却没听到发动机马达的响声。即扒出手枪喝:“快开车!”当他一看到驾驶室里没有了驾驶员时,更是急了,跳下车来看到每一辆车都没有驾驶员了,气得直骂娘。原来驾驶员都被地下党员张豪机智地动员,安排他们带走汽车钥匙,分散隐蔽起来了。
  当史铭暴跳骂娘的时候,一连教导员唐文忠率队赶到。喝到:“缴枪不杀!”战士们一跳上前缴了史铭的枪,一群带着家眷的特警全成了俘虏。
  孙营长率领二连沿公路向南追击,直追到五里卡时,他突然听见什么东西“轰轰”的声音,即叫一排长过来说:“你听,什么响?”排长说:“飞机马达声。”孙营长马上拿出地图铺在地上,手一指说:“柳州航空分校。即命一排长率一排战士占领飞机场。”
  一排长接受了去飞机场的任务,向孙营长敬了个礼即率一排战士向飞机马达轰鸣的方向飞跑前进。他们没有跑到半里路,好家伙,即发现在他们前面不远处有20多个敌人也向航校跑去,一排长大喊一声:“同志们快呀!追上前面的敌人,不要让他们跑掉了。”战士们飞快地追上去。
  飞机场内停放着4架飞机。其中一架已陆续上人,飞行员起动马达声“轰轰”震响。
  一排长率战士们追击的那20多个敌人拼命地向飞机跑去,想搭上飞机逃命。当他们发现后面有解放军追击,头也不回地跑。排长命令他们站住,他们还是猛跑。排长命令战士们打,一阵冲锋枪扫射,死的死了,没有死的只得举手投降。
  一排战士在排长的指挥下打死打伤俘获了飞机场四角的敌人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飞机跑去。这时正是要起飞的时候,说时迟,那时快,战士们向飞机驾驶室猛开枪,飞行员被打伤,轰鸣的马达声顿时停止。战士们冲上打开的机门把国民党军官及家眷80多人押下飞机。占领了飞机场,缴获飞机4架。
  孙营长率战士从五里卡向柳江方向前进时,突然发现有4辆敌军车沿着公路从南向北朝着五里卡开来,孙营长判断,这些敌人还没有发现我军占领柳州,真是口渴遇着泉水,求之不得。当这些军车开到跟前,孙营长令战士们冲上去喝住停车。敌人军车的一个军官伸头出来问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战士们答:“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敌军官定睛一看傻了眼,他们还未回过神来就已全部被缴械。

  一下就缴获敌军车4辆,孙营长幽默地说:“天助我也!”。把敌人押下车,战士们跳上车,押着敌驾驶员转车头往柳江方向飞驶而去。
  孙营长缴获敌人的4辆汽车后,一直到敌人队伍前头拦截敌人。当车开到张公岭一带时就赶上了敌撤退的后续部队。他押着敌司机开快车在散乱的敌人队伍中穿越过去,当车子开到一个小土坡的小高地时又发现约有一个营的国民党兵争先恐后地沿着铁路线往南撤。这个小土坡正是公路和铁路的交叉口,正好消灭从公路和铁路方向来的逃敌,即令车子停下。
  在铁路沿线,国民党军队被解放军在后面追击没命地、乱糟糟地争先逃跑。他们没有想到前面会有解放军拦击,即边往南逃边组织火力掩护。另一股敌人在路侧企图突破逃窜。
  孙营长发现敌人欲乘飞机逃跑,即领一个机枪组飞快地越过路基占领了98.0高地给欲逃之敌以猛烈射击。
  此时,敌人看到高地被占,给他们杀伤很大,企图抢占交叉路口。但交叉路口离敌人较远,双方发生了抢占交叉路口的战斗。经轮番地冲击,敌人没有得逞。
  交叉路口是敌人往南撤的必经之路,轮番冲击后没有得逞。又以人海战术一大片、一大片向孙营长的阵地冲击,战斗异常激烈。解放军的机枪手牺牲了,机枪突然停止射击,敌人乘机枪不响之机,一大股地冲到孙营长的前沿阵地。
  孙营长眼看敌人就要冲到阵地上来了,他迅速地接过机枪猛烈地向敌人射击,但这些敌人分成两股还是向孙营长阵地冲来。
  孙营长全神贯注地、猛烈地射击,成批的敌人倒在阵地前沿。此时,他没有来得及把机枪转向从左面冲过来的敌人,他的右腿就被敌人射来的子弹打断了。但是,他还是顽强地把冲过来的敌人打倒在阵地上。
  正当战斗激烈之时,于连长(洪发)率领第二排消灭了铁路口南之敌后,看见孙营长这边打得热火朝天,他率领战士们迅速飞快地沿铁路赶来就地展开,机枪,步枪、手榴弹似冰雹般地打向敌人……
  正当孙营长、于连长等率战士们和企图突破封锁线的敌人打得火热的时候,一连指导员唐文忠率一连主力沿铁路从北往南追击敌人也赶到这里,对这股敌人形成四面包围之势。
  于连长逼近敌人喊话:“你们听着,现在你们已被包围啦,不投降就全部被消灭!”那边孙营长也喊:“缴枪不杀!”敌人在强大的军事攻击和政治压力下只好举手投降。此战我军俘敌四十八军掩护营250余人。
  柳州解放了,市民们在地下党的发动、组织下,拿着红旗,举着“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毛主席万岁”……
  11月25日,柳州解放,人民解放军以宜将乘勇追穷寇,马不停蹄地巧猛击,白崇禧所部迂回分割各个被歼,在大容山区周围歼灭张淦兵团的四十八军,军长张文鸿被俘。在大六万山和大容山区其第七军,第一二六军被解放军追歼殆尽。兵团司令张淦、第七军军长李本一、副军长马展鸿被擒。徐启明兵团在横县、永淳和邕钦公路线上被解放军缴械,徐启明被俘后逃脱。鲁道源兵团之第五十八军,第一二五军大部分官兵向解放军投诚。在凭祥、隘店地区黄杰兵团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七军大部被歼、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九十七军副军长郭文灿均被俘。在东兰附近刘嘉树被俘,其十七兵团之一○○军及一○三军被歼。只有黄杰率领其部分残兵败将逃进越南,“小诸葛”白崇禧没有想到,号称30万子弟兵就这样完了,他自11月24日夜乘机飞往南宁,紧接着飞往海南岛并亲督10余艘舰艇在港湾接人,一直等了两天,发出的联络信号都没有回音,他赶快逃离才保住一条命。1966年,一代枭雄白崇禧在台北寓所忧郁地死去,结束了他数10年逐鹿中原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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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顺章灭门案[转帖]

 

  顾顺章灭门案
  尼克松在《领袖们》中写道,他过去也听过源于国民党方面的污蔑之词:周恩来虽然很
  有风采,但他曾经亲手杀过人,然后又抽着香烟离去了。所谓“杀人”一说,根据就是1
  931年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工作时在上海指挥消灭了顾顺章家属一事。

  顾顺章叛变投降国民党之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按照现在标准应属于中共
  上层最早的“腐败分子”。他虽出身工人,却参加过青帮并当过小头目,江湖气很重,
  因在罢工和上海武装起义中曾有过舍命打先锋的经历,加上受苏联那种强调工人成份的
  习气影响,被提升为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

  1927年夏中共中央从武汉迁沪后,叛徒和暗探成为对秘密机关最大的威胁。此时顾顺章
  因熟悉社会情况,手下又有一批武装弟兄,于是负责特科的行动,是中共内部开销最大
  的部门,秘密活动的特点又使人难以监督其用钱。顾顺章得此便利,在主管特科行动的3
  、4年间日益放纵,发展到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人的私钱一多往往就会惜命,顾某后来怕
  被国民党抓住杀头,竟写好一封致蒋介石的投诚信交给家属,交待如听到自己被捕就拿
  信找特务机关,以证明早有归顺之心。

  1931年春,周恩来对顾顺章的腐化已有所闻并提出过批评,中央也准备派知识分子出身
  的康生接替此项工作,同时派顾护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武汉。在汉期间顾又姘上
  一个白衣女郎,因钱不够用便犯了秘密工作之大忌登台表演魔术,散场时被叛徒认出。
  被国民党特务抓住后,顾顺章马上表示愿供出全部秘密,可把中共中央一网打荆不过他
  怕特务机关卸磨杀驴,坚持只能面见蒋介石并得到生命保证后再讲。于是武汉特务机关
  一面向南京发电报告,一面用军舰押送顾顺章去宁。在中共中央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
  幸运的是国民党中央特务机关主管机要的人是中共秘密党员钱壮飞,他偷偷截获武汉拍
  来的电文,通过“中共情报前叁杰”之一的李克农抢先报告了周恩来。在国民党和上海
  租界捕房联合大搜捕的前两天,中央机关实行了大搬家。不过顾顺章叛变危害仍不小,
  在武汉的联络机关人员都遭捕杀,在南京狱中未暴露身份的负责人恽代英和在香港的蔡
  和森都被出卖而遇害。随后,顾顺章还像猎犬一样,设法联系亲属故旧,寻找中共中央
  新住址。面对险恶形势,如何处理顾顺章家属成了一大难题。顾的妻子、兄嫂、岳父母
  、姨妹等在中共中央秘密机关负责作饭、看门和采买。他们的感情和立场都在顾顺章一
  边,事先知道顾写了叛变信也不报告并替他收藏。中央机关紧急转移到新地址海棠村时
  将这批家属也带去,周恩来等人告诉他们顾顺章已叛变并要其划清界限,顾妻当场表示
  不从,其他人还试图逃走。经临时中央开会研究,考虑到在上海的秘密机关无法囚禁他
  们,放其出走又会带来多少人遭捕杀的大破坏,只有将他们消灭。于是,由周恩来、康
  生组织特科的洪杨生(此人后在长征时叛变,80年代由上海政协供养负责写特科史)和
  陈养山(前几年在最高副检察长离休职位上去世)带领一批原先与顾没有多少私人关系
  的红队人员执行了这一任务。据后来的掘尸报告称,是采取绳勒方式。因为都市内不敢
  开枪,用刀则血迹不好处理。当时尸体难以运出市外,只好在院内花坛下挖了深坑掩埋
  ,上面还抹上水泥以防腐臭外泄。

  秘杀之时的周恩来

  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行动时,顾家的9名成年人势必不能放过,对两个未成年人即顾8岁的
  女儿和12岁的小舅子,周恩来特别强调孩子是无辜的。于是女孩送到保育院,妻弟张长
  庚则放回家。这说明在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极端手段时,周恩来存有仁厚之心。至于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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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事所说的周恩来当时抽烟,也确有其事,可见国民党方面还是得
  到一些准确细致的报告,不过表情却不像歪曲描绘的那样。据负责执行那一特殊任务的
  陈养山在80年代回忆说,从不抽烟的周恩来当时破例要了一支烟,抽了一口就呛得直咳
  嗽。这时周恩来已是高度紧张疲劳,抽一口烟大概是为了提神,此后的几十年他又从不
  再抽烟。被放掉的张长庚又给中共造成大破坏,这说明在那种令人难以理解的残酷斗争
  时期的确难以心慈手软。张于80年代初还健在,在上海撰文讲述了童年时出于无知惹下
  的大祸。他称在1931年5月初莫名其妙地被送回家,姐夫顾顺章便来询问其他亲属的下落
  ,他回答不知道。于是,顾教他每天在一些街道口等候认识的熟人,这样便能“找到阿
  姐”。张长庚在街上转了几个月,9月间的一个傍晚终于看到代号“老先生”的科特人员
  王世德骑车经过,马上以两只小手揪住不放并问阿姐下落,身后一直跟着的特务随之上
  前逮捕。王世德被捕后因怕死供出顾顺章家属下落,并带租界人员和国民党特务去掘尸
  ,成为轰动上海乃至国内的“海棠村掘尸案”。受此案牵连,中共又一批秘密机关被破
  坏,周恩来转移到江西苏区才得以免难。

  关於密杀之夜一段有点文学色彩的文字

  夜色凝重。一辆黑色的顺风牌小汽车静悄悄地开到威海卫路西摩路口(今威海路陕西路
  ),然後拐了个弯,在威海卫路802号门口停了下来。这是一条非常僻静的马路,距着名
  的哈同花园不远,才不过10点钟,马路上已经一个行人也没有了。
  车门打开了,跳出了一个身材壮硕的中年男子,他便是中央特科红队着名的枪手宋
  再生。他警觉地朝四下张望了一下,见一点动静也没有,便伸手打开了汽车後座门,一
  个身着黑色薄呢大衣、头戴黑色呢帽的男子跳下车来,他就是周恩来。紧随其後的是身
  着西装的赵容。(没记错的话,赵容便是康生的化名)
  周恩来走到802号门口,还没敲门,门便打开了,周恩来和赵容走了进去,不到一分
  钟的时间又一辆汽车开到802号门口,中央特科的吴兰甫、陈一帆、王德明、洪扬生、李
  龙章等鱼贯闪进了802号。
  这是顾顺章的住所,二层楼的新式石库门房子,刚刚建成不久,房间里陈设堂皇,
  一楼客厅搁着成套的红木家具,墙上挂着任伯年、吴昌硕的画,一副殷实的生意人的样
  子。整幢房子就住着顾顺章和他妻子张杏华。这幢房子离红队的一个秘密据点威海卫路8
  05号几乎就隔着一条马路,万一发生点什麽事情,对马路的人也可以来照应一下。但是
  对马路的人几乎很少有人晓得顾顺章就住在802号,党内也只有周恩来,向忠发、赵容、
  陈赓等少数人才晓得顾顺章就住在这。
  周恩来进了屋,顾顺章的小姨子张爱宝迎上前来。他笑容满面地讲:「唔,是周老
  板(当时党内许多人只晓得周恩来叫周少山,又叫伍豪),好几天没看到你了,你一向
  还好?」
  周恩来笑了笑回答:「还好。顾太太在什麽地方?」
  「在楼上和几个朋友打牌呢。」张爱宝回答。
  周恩来眉头一皱,不满地望了望已经在这儿卧底的红队员责人王竹友,王竹友耸了
  耸肩,一脸的无可奈何。
  「周老板,要不要叫杏华下来?」张爱宝问。
  「不用了,我上去看她吧。」周恩来回答。
  张爱宝帮周恩来脱下大衣挂在衣架上,然後引着周恩来走上楼去。只见楼上小客厅
  灯光通明,牌洗得哗啦哗啦,牌桌边上坐着四个人:张杏华、斯励、朱完白和朱完白的
  妻子,叶小妹正站在张杏华的边上照料着。
  张杏华抬头发现了周恩来,连忙站起来:「周老板,好多日子不见了,在哪里发财
  ?要不要摸上两圈?」
  周恩来寒喧着:「不用了,不用了。」
  「周老板,你是个大忙人,今天找我一定有什麽事吧!」她将张爱宝拉了过来说:
  「爱宝,你代我摸上几圈,我陪周老板说说话。」说罢扭着腰离开了牌桌,将周恩来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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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她的卧室……
  周恩来含笑朝牌桌上的其他各位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不料正好和斯励的目光
  碰在了一起,双方心里都暗暗吃了一惊,互相认了出来。
  斯励,黄埔军校学生,北伐期间在总政治部任秘书,并加入了中国****。他的哥
  哥斯烈便是国民党二十六军第二师的师长,「四一二」清党时下令在宝山路开枪的大刽
  子手。
  除了中央文献出版社编定的《周恩来传》外,几乎所有的外国记者在描写「四一二
  」清党时,都提到周恩来曾被国民党军队扣押过,失一个国民党师长的弟弟将他放走的
  。英国作家迪克.威尔逊写道:「周被捕时,这位师长的兄弟曾是周黄埔时的学生,是
  他帮助周逃跑的。」这个师长的兄弟便是斯励。周恩来1957年12月22日在上海回忆道:
  「一个驻在闸北的国民党师长叫斯烈,他的弟弟斯励是黄埔军校出来的,是我的学生,
  斯烈就利用这个关系和我们谈判……斯烈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去谈一谈,我就被骗去
  了。当时我的副指挥(顾顺章)也去了。」这也证明了斯励当时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很密
  切的。
  周恩来心里暗暗叫苦,他跟着张杏华走进卧室,张杏华轻轻拉上了门,她招呼周恩来
  在椅子上坐下,然後从床头柜的香烟罐里抽出一根红锡包香烟,画了根火柴点上後回转
  身来问:「周先生,你叁更半夜亲自带了人来,是不是顺章出了什麽事情?」
  周恩来望了她一眼反问道:「顾太太,这一段时间你有没有收到顾先生的信?」
  张杏华深深地吸了口烟,哀哀地讲:「顺章出去,是从来不跟家里写信的……」
  「那你有没有听到过点什麽消息?」周恩来又问。
  「没有呀……周先生,你……」
  周恩来沉下脸来,双目炯炯有神地逼视着她,神色严峻地说:「张杏华同志,刚才
  接到汉口方面送来的秘密报告:顾顺章在汉口被捕了。」
  「什麽?顾顺章被捕了?」张杏华将烟头一扔,叫了起来。
  在门口的王竹友、李龙章立即推门而入。
  周恩来朝他们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出去。然後站起身来,跨前一步,将张杏华轻轻
  按在椅子上,又说:「小张,你入党也已经有好几年了,你对党要说实话。」
  张杏华点了点头。
  周恩来问:「顾顺章这次出去,有没有给你留过什麽话?」
  张杏华回答:「没有。」
  周恩来又问:「那他有过些什麽反常的举动?」
  张杏华紧张起来:「周先生,你问这些干什麽?是不是顾顺章他……」
  「是的,他已经叛变了。」周恩来回答。
  「真的?」张杏华一下子跳了起来。
  周恩来点了点头。
  张杏华这一下反倒镇定下来,又从香烟罐里取了根烟,点燃後抽了起来。
  周恩来也站了起来:「那你打算怎麽办?」
  张杏华轻轻地抖落了一下烟灰,叹了口气讲:「我是个女人,又没有多少文化,俗
  话讲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能拿些什麽主见?我听顾顺章的。」
  周恩来惊讶地望了她一眼,神情非常严肃:「张杏华同志,你怎麽可以说这样的话
  ?你是****员……」
  张杏华把烟蒂掐灭了,抬起头来望着周恩来:「周先生,实话对你说吧,这些年我
  跟着顾顺章担惊受怕,脑袋系在裤腰档上没有过过一点安稳的日子!现在顾顺章归顺了
  政府,不管怎麽说日子总可以安稳了。顾顺章这样做有他的道理,我听我男人的。」
  周恩来长长地叹了口气:「张杏华,你再想一想……   「周先生,你们走吧!」
  张杏华站了起来,朝门口走去:「我不用多想了。」
  周恩来奇怪地望了她一眼,轻轻地摆了摆头,一言不发,推门走了出去。王竹友、
  李龙章一下子冲了进来……
  「你们……你们想……」
  没有等张杏华再说什麽话,王竹友手中的细麻绳已经套住了张杏华的喉咙,他使劲
  一勒,张杏华瘫软了下去……
  周恩来走到外面的小客厅,小客厅里已经一个人也没有了。他颇有点奇怪,走下楼
  梯,站在宽敞的天井里,不一会儿赵容跟了过来,站到了他的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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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恩来问:「客厅里的那些人呢?」
  赵容阴沉地笑了笑,用手抹了下自己的脖子……
  「这麽急干什麽!」周恩来颇有点不满,「那个斯励是我的学生,以前救过我们的
  同志!」
  赵容讲:「他已经认出了你,把他放出去不是白白地增加些麻烦?」
  「还有那几个人……」
  赵容还来不及回答,王竹友急匆匆跑到天井里:「少山,这是从张杏华的首饰盒里
  搜出来的顾顺章给蒋介石的信。」
  「是吗?」周恩来大吃一惊:「信中讲些什麽?」
  王竹友回答:「信中说他糊涂多年,早想摆脱**归顺国府……」
  王竹友递过信来,赵容却将信一把抓了过去,周恩来抬起头来望了望漆黑的夜空,
  又是深深地叹了口气:「这个人品质不好,陈赓多次向我反映过,我原谅了他……」
  「还有……」洪扬生跨前一步。
  「还有什麽事?」周恩来问。
  「在亭子间里发现了顾顺章7岁的女儿……」
  「留着她干什麽?」赵容不满地说:「留着她也是祸根!」
  「不,洪扬生,孩子是无辜的。」周恩来坚持地讲:「你立刻一个人将她送到浦东
  去,一定要将她安顿好。」
  顾顺章家的其他一些亲属怎麽办?」王竹友又问。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统统处理掉!」赵容非常不满地说,他加重了语气:「这一
  点中央特委已经作出了决定。」
  「唉!」周恩来又叹了一口气:「这麽多的□体一定要处理好。」
  「这你放心。」王竹友回答:「我们已经弄到了几处空房子,准备在天井里挖几个
  坑将□体埋下去,然後在上面做一层水泥地坪,一点痕迹也看不出的。」
  「那你们快去干吧,」赵容说:「越快越好!」
  周恩来冷漠地望了望赵容,像是在跟他说话,但又像是跟自己说话似的,自言自语
  地讲:「现在是非常时期,我们万不得已,采取这样的极端措施,今後历史又会怎样看
  待我们呢?」

  关於周恩来的恩人:

  上文明显是在为周恩来开脱.其实在这种情况下,周不可能放走一个与国民党联系如此紧
  密的证人, 否则上海地下党剩下的同志都要葬送了. 有一句话说得好: "这一点中央特委
  已经作出了决定." 党的行动是有铁的纪律的, 周绝不会因个人意气而违背纪律. 革命利
  益至高无上!

  : :
  : : 1931年10月18日,上海杨树浦公平路码头,一艘日本的「大和丸」客轮启锚远航,驰..
  : : 联的海参威。船驶离了港口,开出了吴淞口,随即是一望无际的大海,坐在二等客舱..
  : : 陈绍禹(王明)与他的夫人孟庆树总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负责保护他们的有中央特..
  : : 吴克坚和卢竟如。
  : :
  : :   在顾顺章、向忠发被捕之後,在上海的中央领导人中处境最为危险的是周恩来。..
  : : 周恩来是大革命时期着名的政治活动家,国共双方的许多人都认识周恩来。上海工人..
  : .................(以下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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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223楼 发表于: 2009-08-25


 伊斯兰、蒙古、儒家描绘三种不同的成吉思汗形象[转帖]


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是东方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三大文化,对当今人类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也备受古今中外学者的重视。蒙古文化从大的方面讲是中国儒家文化的一支,但从其内涵来说,它与中国儒家文化有着根本的区别,同样一个成吉思汗,在伊斯兰文化、蒙古文化、儒家文化中,呈现出颇为异趣的三种不同的历史形象。
    
    一、《史集》里的真主之剑
    
    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于1256年灭掉木刺夷国,征服了伊朗全境,接着,又于1258年攻陷巴格达,灭掉了伊斯兰教哈里发阿拔斯朝,在以伊朗为主的西亚地区建立了蒙古大帝国版图内的伊利汗国。在伊利汗国建立将近半个世纪时,旭烈兀的曾孙、第七代伊利汗和赞,为了让以成吉思汗家族为首的蒙古统治阶级的历史传诸后人,于伊斯兰教历700年(公元1300年9月15日~1301年9月5日)下诏让他的宰相拉施特编纂一部详细的蒙古史——《史集》。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篇幅浩瀚的历史巨著,它包含有研究中世纪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尤其是研究蒙古史、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史的大量有价值的资料。
    
    拉施特与侍奉蒙古罕的许多伊朗官员一样,是个速菲派伊斯兰教教徒,他的《史集》里多次出现“真主”、“安拉”、“最高真理”等赞美成吉思汗的字样。在伊斯兰文化中,《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法的基础,确立了法自真主意志而出的神圣立法思想,确立了真主的最高意志。统治阶级的言行作为真主的启示而为信仰者所必须接受,“凡属启示皆为必须遵行的主命”。因此,在他看来,真主就是神,真主的一言一行,无论善恶,都是神的“启示”,都是为他们这些教徒的幸福做出的。在《史集》第一部序言中,拉施特特别讲到由于亚伯拉罕遵照安拉在梦中的启示,决心将爱子杀掉献祭于安拉,安拉为了奖赏亚伯拉罕的诚心,便降富于他,让他的后裔繁衍出许多先知、圣贤、君主,以此来说明人们应该毫不动摇地相信神,只有这样子孙后代才能兴旺发达。
    
    拉施特在其著作《史集》中用大量华丽词藻,不断地为以成吉思汗及其后裔为首的蒙古贵族大唱宗教赞歌,称成吉思汗是伊利汗国的“真主”、“最高真理”的执行者。他认为成吉思汗的所作所为都是真主意志的体现。“由于他身份的高贵,[内在]本性的精微,他像是一堆宝石中罕有的真珠,他高出于所有各民族之上,(使他们)置于(自己的)支配下和最高统治者的掌握之中”。同时,他认为成吉思汗所遇到的逆境是真主为了磨练他而特地设下的。“成吉思汗多次陷入逆境……而最高真理却(从这些逆境中)拯救了他,由于最高的主的意志早就安排下了要让成吉思汗成为世界的君主,便让他一点点发达起来,让他受尽千辛万苦,磨练他胜任重任的能力。”另一方面,他又用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等人的所有行为毫无顾忌地记述下来。在这部史书里面,拉施特多次提到成吉思汗的军事行为及政策。
    
    成吉思汗在围攻一个城市时,只要这个城市稍有抵抗,便会遭到成吉思汗的报复。成吉思汗在进攻不花刺城时遭到了抵抗,结果(突厥)里康人活下来的只有靠运气。男子被杀死了三万多人,妇人和孩子当了奴隶。当成吉思汗攻下花刺子模城后,恼于城内人顽强的抵抗,便将居民一下子全部驱到野外,从他们中间将数十万名左右的工匠分出来,押送到东方去。青年妇女和孩子们也被纳入了俘虏队,剩下的人则分配给军队屠杀。据史料显示,五万多蒙古兵每人分到了二十四人。在这种政策面前,守城者只有立即投降才能给以宽恕,而实际上这也远非都是如此。当成吉思汗屯兵巴里黑城下时,当地领导人物来到他那里请降,献上了各种食品、礼物。接着,成吉思汗的部队就以点数(人口)为借口,将巴里黑居民全部驱逐到野外,照例分配给士兵全部杀死。然后,他们破坏了城前的斜坡和城墙,放火烧掉房屋和街区,将巴里黑城完全毁掉了。在这里,成吉思汗是一个典型的草莽英雄形象。但拉施特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成吉思汗的征伐战争是“在准备这一屋宇的栋梁并加固这一建筑上表现了无限的努力和非凡的魄力,他清扫了成为毁灭的灾祸的逐鹿场所的国土,清除了歹徒们的秽行劣迹及魔鬼造下的罪孽,他举起钢剑一击,砍去了时代面容上一切恶徒逆贼们叛乱的尘垢。”由此可见,在伊斯兰文化中,对不信真主的魔鬼实行惩罚,符合真主的意志,是正义之剑对恶的惩罚。基于这一原则,他毫不顾忌成吉思汗行为的野蛮性而采取了一种纪实的手法把成吉思汗的所有行为毫不保留地记载了下来。
    
    二、《蒙古秘史》里的强者
    
    《蒙古秘史》原名《忙豁仑,纽察·脱卜察安》,是十三世纪大蒙古帝国真实记录蒙古国事的独一无二的历史巨著。主要是依据蒙文记载的宫廷秘史“脱卜赤延”。《秘史》记载了蒙古各氏族部落的源头、成吉思汗的祖先谱系和本人生平,窝阔台汗统治前期的部分活动,是研究蒙古国建立前后的社会组织、政治军事、经济生活、部落战争等各方面的最重要史料。在《秘史》中,除了对成吉思汗为建立统一国家而进行的活动外,对成吉思汗的各种行为也毫不隐瞒,把当时一切情况都记述了下来。
    
    游牧民族长期同大自然搏斗,生活在艰苦的环境之中,具有充分的冒险精神和勇敢进取的民族性格。但由于他们的文明开化程度不高,所以他们很少有其他文明的道德观念与伦理观。作为游牧民族,在资源与需求空前紧张的环境下,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只有残酷的强力者才能成功地活下去,也只有这种“强力”行为才最有利于生存。因此他们崇尚“自然”,而“自然”是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此种观念也可称为是游牧民族的“猎物观念”。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成吉思汗的行为在蒙古人看来就变成了一种正当的、值得称颂的行为。所以他们在记述自己先人的历史时,就会无拘束地、相当客观地记述那些事实。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把对失败者的残酷对待也视为是理所当然的,甚至视为英雄行为来加以颂扬。就像如果他们是失败者,胜利者对他们也会那样做一样。所以他们以强者的逻辑作为最高标准也就有其自身的历史合理性了,这就使“强力”本身在蒙古文化中具有了值得歌颂的正面的积极的价值。
    
    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在《秘史》里面,拉施特《史集》里记载的成吉思汗的屠城行为也多次出现。不仅如此,《秘史》也通过一些私人事件把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记录了下来。书中记载从成吉思汗的对手主儿勤投降而来的不里孛阔与成吉思汗的兄弟别勒古台摔跤一事就是最好的例子。
    
    成吉思合罕,一日,命不里孛阔,
    别勒古台二人相搏。不里孛阔之在主
    儿勤也,不里孛阔能以只手执别勒古
    台,以只足拨倒,压而不令其动之者
    也。……兹命别勒古台,不里孛阔,二
    人相搏也。不里孛阔本不可胜者,故为
    之倒,别勒古台力不能制,抗其肩,上
    其臀,返顾成吉思合罕,见合罕啮其下
    唇,别勒古台会意,遂跨其身上,交其
    二领扼其喉,以膝按其腰,力扯而折
    之,不里孛阔被折其腰日:我本非败于
    别勒古台者,唯畏合罕……言讫而死。
    
    成吉思汗一次与部下的谈话,最能证明他典型的“草原英雄”本质。
    
    成吉思汗一日问那颜不儿古赤,
    人生何者最乐?他答日:春日骑骏马,
    拳鹰鹘出猎,见其搏取,斯为最乐。汗
    以此间历询不儿古勒等诸将,诸将所
    答与不儿古赤同。汗日:不然,人生最
    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
    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
    女也。
    
    也许,“崇尚天力”、“敬重强者”正是成吉思汗成为蒙古英雄的动力所在。而正是这种对“强者”的崇拜,对“超人”的敬仰,使我们能够见到一个栩栩如生的成吉思汗形象。
    
    三、《元史》中的圣王
    《元史》,二十四史之一。它是比较系统地记载元朝兴亡的纪传体史书。明初官修,当时的儒士宋濂、王炜任总裁。“《元史》纪、志,主要取材于《元十三朝实录》和《经世大典》……其修纂方法多是对原材料的直接摘抄,不作认真的熔铸和润色,而且仓促成就,讹误脱漏百出。因此,不少人认为它是二十四史中编的最荒芜的一部。”但由于《元史》作者不对原始材料做任何改动,反而使原始材料的面貌得到较多的保存。所以,《元史》的可靠性和史料价值仍然较高,是其他史籍无法替代的。由于中国史书的编纂大部分都是由带有浓厚的儒家思想的儒士完成的,所以中国的史书大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儒家思想。这就决定了《元史》与《蒙古秘史》、《史集》在记载成吉思汗的主要事迹时有许多不同之处,而这些不同之处恰恰体现出了儒家文化的特点。
    
    在《蒙古秘史》和《史集》里面,虽对这个“一代枭雄”的征伐战争大加颂扬,但对他那野蛮行为却丝毫不加隐瞒,都真实地记录了下来。令人惊奇的是,在儒家文化的环境里面,关于成吉思汗的残暴行为的史料被过滤掉了许多。所以在儒家的官方记载中,成吉思汗已不再是一个草原英雄,甚至已不再是一个世俗的人了,他已承担着“敬天法祖”的功能,成为了一个“道统”承担者。
    
    在《史集》和《蒙古秘史》中,成吉思汗通过一系列的征战,迫使其他小的部落向他臣服,而在《元史》里,则成了“时帝功德日盛,泰赤乌诸部多苦其主非法,见帝宽仁,时赐以裘马,心悦之。若赤老温,若哲别,若失力哥也不于诸人,若朵郎吉,若札刺儿,若忙兀诸部,皆慕义来降。”在这里,成吉思汗不是靠武力征服各部落,而是靠其“仁义道德”和“雄才大略”。
    
    儒家文化一直都很强调“文以载道”,“从道不从君”,“道统高于皇统”,将道德意识无限扩张,最终将其他各种文化表现,统统变为服务于道德和表达道德的工具。《元史》也不例外,它在《成吉思汗本纪》里就要借助成吉思汗的英雄形象,阐发一定的道德教育功能。  
    
    在中国古代社会,一个王朝在建立之初总是千方百计寻找一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支撑它的统治,这个合法性的东西来源于儒家知识分子对它的解释。而在儒家文化里面,道统是中国古代儒家知识分子的最高目标,强调“道统独立于政统”,同时它也是儒家文化的立身之本。由于道统独立于政统,所以,身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者的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一个合法性的地位,同时也为了借助于成吉思汗这个开国皇帝的英雄形象教育以后的皇帝要做一个“开明圣君”,就本着“从道不从君”的原则,将成吉思汗儒家化。同时在儒家文化里,统治者需要史家为其提供意识形态的神话,从而为其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一个神话的资源。明朝虽然推翻了元朝的统治,但元朝在中国儒家文化里面毕竟是一个不能割裂的文化传统,因此生活在明朝的儒家知识分子为了给元朝的统治找到一个合法性的基础,在编史书的时候就要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梳理清楚,即使没有,也要“捏造”出来一个,因此儒家的史官就把元朝统治的合法性的来源落在了成吉思汗身上。在这个过程中史官就要把成吉思汗身上“草原英雄”的形象过滤得一干二净。经过处理后,成吉思汗就成了一个“圣君”。于是儒家文化赋予成吉思汗“敬天法祖”的功能也就实现了。
    
    从对这三种文化里成吉思汗形象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政治权力的意识形态基础不一样,君王的形象也会因而不同。一个成吉思汗,还是三个成吉思汗?没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只有不同文化价值诠释下的历史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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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224楼 发表于: 2009-08-25


 江青的后事遗体是如何处理的[转帖] 


新华社1991年6月4日发布消息说,江青自杀。其实,江青自杀时间是1991年5月14日。美国作家R.特里尔的《江青全传》中写道:3点30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经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医生和护士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

  江青这位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女人,在她77岁的时候死去了……

  著名的秦城监狱坐落在北京昌平县东北秦城乡,监狱的东院是与外界完全封闭的。江青住的是个大套间,有好几道岗,她可以看报纸、听广播、看电视,还自己织毛衣,读书、写作。江青的女儿李讷每两个星期来监狱探监一次,给她带些东西。

  江青身体不好,1984年5月4日有关部门通知她可以保外就医,然后,安排她住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1988年12月,毛泽东诞辰95周年纪念日,江青要求组织一个家庭聚会,未获批准,她将平时攒下的50片安眠药一次吞下,企图自杀,被看守发现后及时抢救脱险。以后,不再给她安眠药了。

  1989年3月30日,保外就医结束,江青又回到秦城监狱。回监狱后,医生检查发现她患有咽喉癌,建议做手术,江青坚决不同意,她说:切了咽喉就不能说话了。

  1989年11月,中共中央批准江青再一次保外就医。在提及住处时,江青提出要么回中南海毛泽东的故居,要么回到她在“文革”期间的“小据点”——钓鱼台国宾馆的17号楼。这些要求遭到拒绝。于是,她当着中办有关人员的面,用右手的一侧在脖子上抹了一下,意思说:你们不同意,我只好再次自杀了。后来,中央办公厅有关部门又在北京酒仙桥附近替她找了一幢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并且安排了一位女护士照料她,她才默认了,开始接受治疗。

  《江青全传》记载,1991年2月15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的“青”。

  3月18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

  此时,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她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怀念毛泽东

  在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

  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

  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

  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泽东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开始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泽东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征求护士的意见。

  “《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

  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5月10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

  5月12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

  5月13日,江青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年5月13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过了一会儿,江青又认真地写道:“主席,我爱你!您的学生和战土来看您来了。江青字”。这是她在生前留下的最后的话。

自杀身亡

  5月14日凌晨1点30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然而,当3时30分值班护士进来时,江青已经自尽气绝了。据推测,江青是趁护士走后,把平时精心留下的几张手帕连结成一根绳套,然后垫上被子和枕头,江青站在上面,将绳套的一头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子上,另一头套住自己的脖子。大约3时左右,断气死亡。

  江青曾多次尝试过自杀。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1976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1984年9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1986年5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

  这一次,江青终于结束了自己的性命。

  《江青全传》记载,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5月18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

  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1991年6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6月1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6月4日晚11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年5月14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年1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年1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年5月4日保外就医。”

  还有另一种说法。一九九一年三月十五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它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这再一次表明她对自己和毛泽东婚姻的怀念之情。“润”是毛泽东早年的使用的字,“李”是江青的姓,“青”则是江青“青”。三月十八日江青高烧退了,体重减了几磅。她被转到“一套病房”接受住院治疗,病房内有卧室、卫生间和起居室。医生再次建议给她的咽喉施行手术,但她拒绝了,同时轻蔑地说:“我就不信你们敢不小心翼翼地对待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在她日趋虚弱的时候,江青更常常想到毛泽东。她在枕边保存着毛的手迹,衣上别着毛的像章,床头柜上放着一张江青和毛泽东在中南海晨起散步的照片。每天清晨,当新的一天开始时,她都要背诵毛的诗词或阅读毛的《选集》。清明节到来的时候,她要求去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纪念堂,同时要求允许李讷带一卷白纸到公安医院来,她可以给毛做一个花圈。但她的这两项要求均遭到拒绝。

  江青觉得,应该抓紧时间撰写她的回忆录。每天早上,读过毛的书后,她就坐在摆有纸和笔的小桌旁。情绪高兴时,为了修正历史的记录,她还会就自己正在写作的手稿题目争求护士的意见。“《毛主席的忠诚战士》怎么样?”她问护士,或者:“《献给毛泽东思想的一生》!”她还会想到更富有挑战的题目:“《打倒修正主义,建立新世界》。”

  五月十日,江青当着众人的面撕碎了她的回忆录手稿,并要求到酒仙桥她的住处去。这一举动使周围的人大吃一惊,但是没有允许她这样做。五月十二日,因为听了江青的情况,李讷和她的丈夫来到医院看望江青,但江青拒绝见她们。五月十三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一个位置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三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制定了新的斗争路线,同时江青被任命为权力很大的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五月十四日凌晨一点三十分,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虚弱的、绝望的江青从卧室爬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在铁架上。她用被和枕头垫在下方,以便自己能够得到打结的手帕。她将头伸进绳套,接着又踢开身下的被子等物……

  三点三十分,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吊在浴盆的上方。其他的护士和医生匆忙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曾经集演员、政治家、文艺女皇和毛泽东妻子于一身的“白骨精”,在她七十七岁的时候死去了。她的尸体重一百零四点七磅,比三月十五日进这家医院时轻了三点一八磅。

  当天下午,李讷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不知是出于李讷的意思,还是因为中央办公厅官员的支持,李讷同意不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

  三天以后的五月十八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

  李讷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其他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李讷要求把骨灰盒送给她。这时,全中国和全世界对江青的去世是一无所知。

  一九九一年六月初《时代》周刊向全世界报道了这一消息。《时代》周刊报道说,据六月一日没有透露姓名的“北京方面的消息”说,江青“上吊自杀”了。消息还说,咽喉癌是她自杀的原因。几天以后,六月四日晚十一时,中国政府证实了《时代》周刊报道的主要内容,公告全文如下:

  “新华社北京六月四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一九九一年五月十四日凌晨,在北京她的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一九八三年一月改判无期徒刑,一九八四年五月四日保外就医。”

  公告没有概括江青的一生,没有提及她曾官居高位,也没有提到她曾是毛泽东长达十八年(编者按:原文如此)的妻子。如果学校的孩子读到这则刊登在《人民日报》第四版角落里消息,他们不会想到,这个女人曾是毛泽东的夫人。

  三十年代,因为与唐纳发生纠纷,江青谈到过自杀。一九七六年被捕后,绝望使她再次产生自杀的念头。一九八四年九月,因拜谒毛泽东纪念堂的请求被拒绝,江青曾把一根筷子插进喉咙,因为发现及时,被抢救了过来。

  一九八六年五月,因为对处境不满,她曾用几只袜子结成一个绳套,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她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感到了绝望,对自己的咽喉癌,以及对自己的处境和前途,对自己与女儿的关系等等,这种心情同时又受到负责她这一案件或看守她的人的刺激。

  除此之外,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江青已经在精神上做了准备,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她认为邓小平已经放弃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绝望的心情加上她的“对毛的忠诚”等个人的政治的因素结合在一起,她认为,中国已经没有希望,她自己也已毫无前途,因而走上这条道路这并不奇怪。

 

 

离线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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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差点断送了南昌起义 [转帖]


张国焘是中国****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长期身居要职,他的举措也常常影响着当时党的一些行动。南昌起义时期,他曾试图阻止这一党史、军事上极为重要的军事行动,现在我们还原史实,使人们对南昌起义有更多的认识和了解。
1927年,是中国革命党人经历血雨腥风的一年。“四一二事变”发生后,上百名工人、市民横尸上海街头,几日内,著名****员陈延年、赵世炎等被杀害,数百人被杀、被捕;4月15日,广州逮捕、屠杀工一人、进步青年2000多人;4月28日,中同共产主义运动先驱李大钊在北京壮烈牺牲;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了残杀****人和工农群众的反革命叛变。……为了不被反革命的气焰压倒,为了表达****人的坚强意志,在武汉的党中央,根据在九江的中央负责同志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人的建议,决定在江西南昌发动武装起义。之后立即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组织、领导这次“暴动”(当时用语)。
当时的张国焘,是中央临时政治局五人常委之一,对一些党内决议负有重要的决策权,但是在南昌起义前,他却以个人意志强加组织决定,层层阻挠。如若不是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人极力反对,张国焘完全可能以中央代表的身份,断送这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行动。
1927年7月26日,周恩来离开武汉,赶往南昌。周恩来离开后不过数小时,中央再派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前去传达刚得到的共产国际对于此次行动的电报内容。共产同际的这封电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并由布哈林具名发出的。据史料记载,对待这次起义的态度,原文中有这样关键性的两句:“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以中共中央当时的理解:“这无异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按照这个思路,几位参与中央常委会的同志(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均认为,南昌起义“必有胜利机会”。所以,便委派张国焘前去南昌,传达电报内容并“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当时的会议在议在汉召开)的事实。”但是,这样本来颇为清楚明晰的言辞和态度,在张国焘那里却出现了歧义。原来,当时的国民革命第四军军长、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张国焘的认识。这里,有必要把将当时的背景情况作简要介绍。
当时,我党准备起义的部队中的几支主力,事实和名义上,大都归张发奎指挥。如叶挺的第十一军二十四师,贺龙的第二十军,周士弟所率四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及影响并参与起义的七十五团,七十四团机枪连,蔡延锴的第十一军第十师等。由此看来,当时的张发奎倘有革命姿态,甚至参与进此次暴动,这当然最好不过,但事实却并非如此。
此时的张发奎所倚凭的是汪精卫武汉政权,已明确反共,并开始采取手段镇压其产党人和革命力量。但张国焘仍认为:“张发奎年轻有为,没有军阀气味,称得超模范军人;既是革命正统,又英勇善战,人们崇拜他为铁军英雄,国民党左派和****人对他都甚为敬爱。”更重要的是,形势已然如此,张国焘不从时局变化和人的态度转变去考虑,却反复强调张发奎爱护袍泽,不分****或非****员。在一度时间,张发奎的确表示过自己的第四军将保护****员,但眼下,我党需要在军队中的****员“起而暴动”,张发奎还会“保护”其而支持吗?当然不能。此时如果仍将希望寄存在张发奎身上,显然是非常危险的。
倘若一个人对某件事情判断有了偏差,产生误区,他的思维方式就会顺着偏见发展,从而忽略其他更重要的因素。应该说,此时的张国焘正是发生了这样的认识偏差。
无论在南昌起义之后几个月的总结,还是数十年后的回忆录里,张国焘一直强调着当时苏联派驻广州革命政府的军事顾问加仑的态度。认为自己的判断来自这位外同顾问的一番发言。当年7月26日F午,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参加人员中,有这位加仑将军。加仑当时说:他刚见到了张发奎,并与他讨论了军事问题。张发奎同意将自己的队伍集结在南昌和南浔线上,不再东移(当时武汉汪精卫集团准备向南京的蒋介石集团进攻),并逐渐改变方向,返回广东。据此,加仑建议,张发奎如能赞成返粤,又不强迫叶挺等退出C.P.(****英文缩写),这样可与张发奎共同返粤,抵粤后再图发展。这话听起来似乎有些道理,可此时的张发奎已明白地向汪精卫集团靠拢,与中共疏远,你却不仅要求他保证既允许****存在自己的队伍里,又可以随军返粤,然后再“图发展”(即与张发奎反目),这不是典型的一厢情愿吗?但是,张国焘就陷入这一厢情愿的误区里,并由此延伸,做出了试图阻止党决义的南昌起义的异常举动。
7月26日开完中央常委会,张国焘便奉中央之命赶赴南昌。当晚,他乘上长江下行船,先由汉口前往九江。第二天早晨,张国焘到达九江。由于局势动荡,这里集中了一批****人和国民党左派人物。他们大部分是候车转赴南昌的,也有一部分正设法潜往长江下游上海等地。张国焘很快在那里找到了贺昌(中共中央委员)、高语罕(武汉军校政治教官)、恽代英(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廖乾五(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关向应(中共中央委员)等****人,向他们简略传达了会议精神。但是,张国焘已将白己的理解渗透了进去,有了不进行起义的意思。
听了张同焘的话,恽代英非常激愤。他与其他同志一样,一致认为南昌起义势在必行,没有讨论的余地。张国焘追问为什么不能重新讨论时,恽代英表示,此事没有必要等候你来了再行讨论。因为事情已经决定了。当张国焘以自己理解的共产国际电报精神告诫恽时,恽代英怒斥共产国际,认为现在南昌起义一切都准备好了,忽然又发这样的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恽代英表示首先誓死反对这样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不理会共产同际的指示,必须按照已经决定的计划干下去。对于张国焘一再以中央代表身份进行阻挠,恽代英愤怒地说:“如果你再动摇人心,就要打倒你。”
恽代英的愤怒,使张国焘“为之色变”,同时让他感受到革命党人心中所积久的压抑。恽代英平时十分正直也很有礼貌,对他人(包括张国焘)非常友善;个人没有野心,事事以大局为重,在****人中素有“甘地”之称。此时若不是愤怒之极,是不会这样的。一时间,张国焘无话可说,他只好希望到南昌后再行讨论。当时南昌起义已箭在弦上,但通往南昌的道路却非常不畅。身为中央代表的张国焘在九江就困了两天。就在29日赶往南昌前,他还连发两封密电给南昌的前敌委员会,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侯我到(后)再决定。”当然,南昌前线的起义工作并未停止。
7月30日早晨,张国焘到达南昌。他立即与周恩来、李立三、彭湃、恽代英、谭平山、叶挺、周逸群等举行会议。会议上,他仍然按照自己的偏执理解,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和会议精神。他告知,共产国际的电令显然是要阻止这一暴动(这显然是张国焘的偏见所致),并进一步强调所谓加仑将军主张与张发奎一同回师广州的建议;并认为自己是来考察这里实况的,希望大家告诉他南昌的情况,并对这次起义与否重新讨论。这当然也是张国焘以准备不足为由反对起义的一个借口。
听了张国焘的一番话,几乎所有到会的人都表示反对。李立三马上站起来表示否定:一切都准备好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需要讨论?说毕还不经意地“哈哈”了两声。因向国民党表示不满,辞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谭平山却大发脾气。他一面表示对共产国际电报的不满,一面大骂一面阻挠起义行动的张国焘“混蛋”,这让张国焘觉得很没面子。
平素只努力工作,常常化解矛盾问题的周恩来,此时甚至拍了桌子。他愤愤地表示:国际代表及中央给我的任务是叫我来主持这个运动,现在给你命令又如此。这种意思,与中央派我来的精神不符。如果我们此时不行动,我只有辞职。今天的特别委员会我也不出席了。
周恩来的这一表态,使张国焘感到无法收场。他赶忙说:“这有什么辞职不辞职的,又不是闹小孩子脾气,周恩来同志还是出席特别委员会。“其他如恽代英、彭湃等人当然也同意起义。张国焘没有办法,只好说,那我还是找个别同志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张国焘首先与李立三告诉张国焘,一切都准备好了,时间上已来不及做任何改变。暴动决不能停止。第一,我们不能违反与贺龙所订的密约;第二,如果改变计划,我们原来发动暴动的意图已无法保持秘密。
贺龙当时并不是其产党员,此次决心追随一同起义,成为革命军队中一支重要力量,****人当然十分珍视。眼下初次合作,便出尔反尔,或许将引起严重误解。此外,李立三还详细地告诉张国焘,此时知道起义机密的人已经很多。除去中共的重要领导人外,还有十多位国民党左派人物,贺龙部的重要将领,已经越过。一百多人,几乎已无密可保;再加上其他如湖南平江、江西九江等处的部分力量,也已约定同时举事。有些情况,不仅停不下来,就连准备的时间都有些来不及。因此,李立三还是坚持大多数人的一致意见:起义不能停止。
第二天,即7月31日早晨,张国焘又要求召开第二天讨论会议。此时,张发奎与汪精卫、孙科在庐山召开会议,封闭了九江《同民新闻》;针对南昌军事人员(如叶挺、贺龙等)采取行动的迹象已十分清楚。起义已没有退路,必须马上发动。
此时的张国焘,却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大做文间。他先说要修改起义时发表的宣言。谭平山说当天下午就需用“宣言”,以便发出。张国焘却说,这个东西我今晚才能并好、谭平山便说:那就不必改了。张国焘坚持说,大家多斟酌下也好嘛!谭平山见张国焘如此推三诿四,心中十分不满:为什么宣言非得你修改不可,难道你想操纵这次暴动?张国焘感到很狼狈,就说:我不管这宣言了,你们哪位去改吧。聪明的周恩来顺口接了过来:回头还是我来改吧。
此时,张发奎的态度已经基本明朗,可张国焘仍然坚持认为,起码表面上,还应保持与张的良好态度:可以打电话给张发奎,甚至派人与他联络,尽量使他不对这次起义产生反感。这样的想法和做法,显然欲盖弥彰。你用人家的军队起来暴动,脱离他的部队,还想人家认同甚至支持,岂不痴人说梦!所以,看到张国焘的这种种作为,谭平山特别愤怒。他主张将张国焘逮捕起来“要让他再干扰起义的进行,周恩来没有同意。他认为,张国焘是党中央的代表,怎么能随便绑呢?从这些反应可以看出,当时起义的领导者,对张同焘的反感到了怎样的程度。
这次会议,起义领导人已同张国焘争论数小时之久。由于大家的坚决反对,张国焘只好无奈地表示,他可以服从大多数人的意见,同意当天晚上(第二天凌晨)举行起义。
张国焘所有阻挠起义的企图,终于失败。8月1日凌晨,按照预先的准备,起义正式开始。由于南昌革命力量相对集中,敌方力量单薄,战斗很快取得了胜利,这天清晨,革命军便占领了整个南昌。当天,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8月2日,革命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了当时的组织成员。张国焘虽然有反对起义的企图,但他毕竟是中央的代表,所以,他仍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主席职务。另外,革命委员会的组成名单里,列上了张发奎、黄琪翔、朱晖日等人的名字。张国焘后来说,这是他主张列入的。理由是:“以减少他(张发奎)的反动”,“我主张多玩点黄袍加身的把戏罢了。”
起义之后,部队随之向广东进发、张国焘亦随着部队向南行进。到达江西瑞金时,张国焘还以中共中央代表的名义,主持了贺龙的入党仪式。不久,起义部队终因分兵等诸多因素,在汤坑忖遭受挫折。10月5日晚,张国焘与李立三、贺昌等人,乘一艘小渔船,前往香港,三天之后,他们才进入香港鲤鱼门。在香港呆了不久,经组织安排,张国焘等回到了上海。在此之前,中央“八七会议”精神也传达到了起义军中,所以,在船行上海之际,张国焘向在上海的中央负责人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之中,他对此次南昌起义,作了一些判断。其中几点,很能见出他的态度:“主张发动(起义)者,内有少数同志多不明白争领导权的意义,然集吾党国民党工作人员及政治工作人员于一处(吾党政客及平山等)虽主发动实在无出路之心理最多,可谓之左派投机主义。”“彼时革命委员会的组织与解决农民条例等,都是仓促弄成的,停留南昌共四日,仅仅组织了一个革命委员会,发布了一二篇宣言,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对于革命认识不清,这些都代表逃亡失败的现状,南昌起义是对的,可在起义中党的作用实在很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准备。虽然(谭)平山常说中央历来是取让步政策,只有南昌八一革命是真正领导权,开中国党中国革命的新纪元,可与十月革命并称,但是事实上证明其为左的投机无疑。如此尤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遣毒。”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张国焘对南昌起义的发动,判断为“左派投机主义”,对以****员为核心的前委组织的作用,认为“毫无显著的政治表现。”由此结沦,南昌起义“无争夺政权之准备…亦不可不谓吾党历来之遗毒。”在他眼里,自然是他主张的不发动、不起义为最“正确”。
张国焘的这份报告,刊载在1927年《中央通讯》第七期上,同期刊物,还发表有张太雷总结八一起义的报告。其中“政策决定之经过”一节,明确地对张国焘的作为进行了指责:“后中央又派国焘去(南昌),意思是要他去鼓动同志更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共产)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谭)平山主张动,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
张国焘在读到张太雷这份报告后,也做出了反应。他很快就写了一封致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的长信。在信里,他先后列出九点或事实或分析,为自己辩解。他回溯了7月26日的中央常委会,认为加仑将军是同意不与张发奎分裂,这成了他(张国焘)反对起义的原因之一。加之前而已决定并派周恩来前去,此时义派自己去南昌,感觉国际来电有阻止起义的意思。此外,张国焘还对“中共中央通告第十三号”(刊《中央通讯》1927年7期)中的“凡在南昌暴动之中,有倾向于犹豫摇动,如等待张发奎态度之表现等等的,显然是机会主义的遗毒”这样一句有针对性的指责,发表了自己看法:“我个人对于八月一日南昌暴动,虽然觉得在这过程中,有许多错误,但是对于那次暴动取‘玩’不得的态度,亦未可一概视之为机会主义。”张国焘并没有深刻反省自己的问题。
接到张国焘的长信后,中共中央郑重地复了一封给张国焘的信。与张国焘的信一起,发表在1927年《中央通讯》13期上:国焘同志这信中所提各点,本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都可以答复。至于国焘同志的错误之主要点,政治纪律议决案已经说得很明白,事实的经过是,——国际上电报说:“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这无异乎是说:“除非毫无胜利机会,否则南昌暴动是应举行的。”中央常委曾讨论这一问题,大家认为即在汉口亦可见着必有胜利机会,故派国焘同志去前敌,以坚决前敌之发动,这是在汉口的事实。当时出席或参加常委的同志(维汉、太雷、秋白……)都证明的。国焘到前敌去,却因为自己对于张发奎有妥协动摇倾向,而表示怀疑举行暴动的言动,这是在前敌的同志(恩来、立三……)都证明的。事实是如此,国焘同志信的主要意思,可以用这种事实答复。信的落款,署“中央常委”。
鉴于各方面的事实和实际判断,中央临时政治局在1927年11月14日的扩大会议上,通过了《政治纪律议决案》。其中一段是关于张国焘的:“(二)张国焘受中常委会之委托,指导南昌暴动,”可是至九江后,即不执行命令,甚至反对。南昌暴动后,主张联络张发奎,反对一切没收土地的政纲。由于他如此上违反中央政策的结果,使全体同志受很大的影响,革命委员会亦随之动摇。其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均予除名。
从张国焘在整个南昌起义中的表现看,当时中央的处理是适当的。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受中央委托,去“坚持前敌之发动”。而张国焘却以自己的意图,曲解共产国际电报及中央决议,仅此一点,说他“假传圣旨”,并无夸张。以他当时的身份,“假传圣旨”,影响之巨,可想而知。幸亏周恩来、恽代英、谭平山、李立三等领导人顶住所谓“中央精神”、“共产国际指示”的压力,义无返顾地发动起义,才得免这次具有非凡意义的“暴动”被扼杀。
如今,历史对张国焘已做出了公证结论。这结论,严格说来,是由一个人全部的行为写成的。我们无意说他此次阻碍南昌起义与他后来的叛变投敌有必然联系,但是,他的一些行为和思路,总和他后来的举动的一脉相通的地力。这是值得我们留意的。
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是在革命处于低潮,革命势力受到严重损失的情况下发动的。它显示了****人不畏艰险,顽强反抗的精神,也激发了与敌人斗争到底的力量。此时,张国焘却充当了一个阻碍这潮流的角色。无论他事后有多少辩解,妄图扼杀并差点断送起义的事实却无法政变。这个历史的责任,必须由他自己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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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终生不立皇后[转帖]

  

  因母亲带来的心理上的阴影一直伴随着秦始皇,而且由对母亲的怨愤,发展和泛化成对一切女人的仇视,造成他后来在婚姻上的偏执。由于身世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养成了秦始皇从小刻薄、多疑的性格。

  
  因母亲带来的心理上的阴影一直伴随着秦始皇,而且由对母亲的怨愤,发展和泛化成对一切女人的仇视,造成他后来在婚姻上的偏执。尽管他的后宫里充斥着六国佳丽,但他只是把她们当作发泄对女人的仇视的对象,或者满足生理需要的工具。

  中国古代封建帝王均立后。立后制与储君制相互表里,是后宫制度乃至君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战国时期的秦国在秦孝公(前四世纪)以后,对于立后和立太子之事便已制度化,后来各种国家制度日臻完善,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全面建立了各种制度,并明确规定皇帝的正妻为皇后,皇帝的母亲为皇太后。但是秦始皇自己却终生没有立皇后,他也是立后制形成以来惟一没有立皇后的皇帝,以至秦始皇陵园内一墓独尊而没有皇后墓,成为一个难解的历史之谜。

  秦始皇十三岁即位到二十二岁亲政,中间有九年的太平天子时间,也正是古代男子要娶妻的时间。即位三年,他便有资格立后,但前后九年都未立后。二十二岁到三十九岁的十七年是其自己掌权、统一六国的时间,尽管国事繁忙,在后方立后也不费事。从三十九岁到五十岁时,秦始皇多在巡游路上,但是立后以“母仪天下 ”也花不了多少时间。秦朝虽短,但秦始皇有充足的时间立皇后,不是他来不及立皇后,实际上是他自己不愿意,更非其母亲不操心,也非大臣不尽职。

  秦始皇在长达三十七年的统治时期一直没有立皇后,其中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但究竟是什么决定性的原因使得他坚持不立后,史料中并未记载,我们今天也只能够凭借当时的点滴资料和想像进行猜测了。归结起来,大概有四方面的影响,促使秦始皇不立皇后。

  其一,最有可能也是对其影响最大的,当是其母的行为给他带来的巨大心理创伤和心理扭曲。史载,秦始皇的母亲赵姬行为失谨,先是做投机商人吕不韦的小妾,怀孕两个月(多数人认为怀的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后,又被吕不韦献给秦国的王孙子楚,子楚继位后称庄襄王,庄襄王死后,身为太后的她仍经常与吕不韦重温旧情。《史记·吕不韦列传》中记载:“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后来她又与缪毐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缪毐甚至于酒后大骂众臣:“我乃秦王假父,怎敢与我斗口乎?”母亲的失检行为令秦始皇恼羞愤怒,无地自容,使他心理压抑,性格变得极为复杂:内向、多疑、妄想、专制、暴虐、冷酷无情,把他变成了一个失去理性的暴君,最后彻底暴发,杀了两个私生子弟弟,将其母赶出咸阳,并迁怒于吕不韦,罢免其相国之职,后又下诏命吕不韦“速徙蜀中,不得逗留”!结果吕不韦害怕被诛而服毒自杀。

  因母亲带来的心理上的阴影一直伴随着秦始皇,而且由对母亲的怨愤,发展和泛化成对一切女人的仇视,造成他后来在婚姻上的偏执。尽管他的后宫里充斥着六国佳丽,但他只是把她们当作发泄对女人的仇视的对象,或者满足生理需要的工具。用今天的话来讲,秦始皇已经陷入病态,需要去看心理健康咨询了。所以说,由母亲的行为而形成的心理伤害和心理扭曲,是秦始皇一直不立皇后的重要因素。

  其二,秦始皇是第一个将中国基本统一的帝王,站在后代人的立场上肯定和赞赏其历史功绩就不必说了,秦始皇当时也很自命不凡,自认功德超过了古代的圣贤 ——三皇五帝,对皇后的要求自然也就非常高了,高到连自己也说不清楚,于是左看右看,后宫佳丽中竟没有一个人能符合他的标准。

  其三,由于身世及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养成了秦始皇从小刻薄、多疑的性格。一方面心气极高,他连年征战,横扫六国,抚定四方,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另一方面他可能担心立了皇后会对他有所掣肘,妨碍他实现远大的理想。试想一个因对家庭不满而将全部精力都转移到政治理想上去的人,理想对他来讲意味着什么,而为了实现理想,牺牲一些个人俗念又有什么舍不得呢?

  其四众所周知,秦始皇追求长生不老,对方术、炼丹术等情有独钟。秦始皇曾四次巡视六国故地,其中三次都会见了徐福等方士以求长生不老之药,还派徐福率领三千名童男童女赴东海神山求药。徐入海数年,哪里找得到仙药,又耗费巨大,他怕秦始皇发怒,于是谎称可得仙药,但是海上常有巨鲛出没,无法靠近,请派神箭手用连弩射杀巨鲛。秦始皇便令人捕杀巨鱼,还亲自到海边观测大鱼出没,甚至想自己入海尝试求仙。这种对长生不老梦想的浓厚兴趣和孜孜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对其他事情的兴趣,结果之一便是导致了立后这一大事却被置之脑后。

  秦始皇没有立皇后,倒是省却了许多沉湎于后宫的时间以及麻烦。他每天日理万机,白天审理案子,晚上批阅公文,而且给自己定下了工作量:每天必须批完一石公文才能休息。当时的一石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六十斤。每天批阅这么一大堆竹简,工作量着实不小。除了埋头工作以转移注意力外,秦始皇还大造宫殿楼榭,并经常四处驾车游玩,巡视六国故地,再不就是暴施天下,“焚书坑儒”,赭衣满道,黑狱丛冤。

  有一件事情也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秦始皇不立皇后的真实缘由。秦始皇对统一六国后收人后宫的众多佳丽非常鄙视,痛恨她们抛弃亡国之辱而媚悦新主的行径,但对守贞重节的女子却倍加赞赏。据说有一个年轻寡妇名清,她数年如一日遵守妇节,秦始皇曾赐令她“旁座”,与自己平起平坐,而秦时就连当朝丞相在皇帝面前也只能站着,少有赐座之事。秦始皇还为这名寡妇修筑了一座“怀清台”,以彰扬其事迹。至今蜀中有一山名贞女山,便是该寡妇曾经寡居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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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吃的伙食比你差[转帖]

  

  您也许会跟我抬杠:皇帝是天下最富有的人,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全天下都是他的,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会吃的不好呢?的确,历代皇帝在吃方面的花费,简直是个不可想象的天文数字。举例颇为节俭的崇祯和他的皇后,每年的日常伙食费是16872两白银,按粮价折算超过52万美元,其他皇帝就更不用说了。
  可是,花了这么多钱,浪费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怎么还是吃不好呢?原因很多。
  首先,烹饪水平是不断进步提高的。古时烹饪技术远不如现在,一些重要的调料也没有被发现或传入中国。比如商纣王时代,还没有发明可以炒菜的铁锅,调味料也只有盐和梅(起到醋的作用),他那酒池肉林,酒也不过是淡酒,肉也只是烤肉——你想,没有孜然等调料,那烤肉能有什么好滋味?
  其次,皇帝不能随便吃时鲜菜蔬和果品。因为供膳的太监们担心皇帝一旦食髓知味,随时要吃,比如夏天要吃冬笋,冬天要吃新鲜蚕豆,供奉不周,那可就是大罪,弄不好是要掉脑袋的。
  同样道理,民间的一些美食也不能让皇帝吃到。乾隆下江南时,盐商精心烹制了一桌酒席。结果乾隆吃了毫无反应。盐商们大为诧异,于是花钱探听消息。太监说:“你们的菜还怕不好?只是万岁爷要吃惯了你们这菜,回宫后我们怎么办?所以每道菜端上去时,我们就一律给放一大勺糖。”
  你又要奇怪了。宫里的厨子那是万里挑一选出来的,手艺还不如扬州的厨子?这是因为宫里规矩太多,一道菜怎么做、用多少原料、放哪些调料,都要记录下来,厨师只能按菜谱做菜。这样即使是一流的厨师,也很难发挥水平,皇帝自然吃不到最佳菜肴了。
  皇帝吃的并不好,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宫廷进餐礼仪的限制。我们都知道,许多菜肴在刚出锅时才能品尝到最鲜美的味道,凉了以后不仅不鲜美,口感也很差。但皇帝用膳讲究啊,要先摆好桌子,把与他身份相符的菜肴一起端上来。厨师只好在半天、甚至在一天前就把菜肴做好,或煨在火上,或焖在大蒸笼里,这样的菜只能是中看不中吃。
  清代宫廷礼仪还有规定,皇帝除个别时日外,皆单独进餐。中国人的饮食除了满足口腹之欲外,还有亲友欢聚、交流感情的重要功效。但皇帝不行,他享受不到饮食中的天伦之乐,即使召来后妃陪膳,她们也要谨遵君臣大礼,一本正经地吃饭,多没意思。
  更可怜的是,皇帝就是遇到了自己喜欢吃的菜,也不能尽兴多吃。宫廷里有规矩,所有的菜,皇帝都只能吃一口。如果喜欢上了,吃第二口,这道菜在几个月内就不会再上餐桌。如果皇帝吃了第三口,那他这辈子就别想再吃到这道菜。您问为什么,因为怕被人知道了皇帝爱吃什么菜,在菜里面下毒。
  同样原因,为了防止被人下毒,每道菜送来之前都要让一个小太监先尝尝,这叫“尝膳”。换个角度想,端给皇帝的其实是小太监吃过的剩菜。这样一想,其实是挺恶心的。
  最后,皇帝们普遍缺乏饥饿感,而饥饿感是美食的最佳佐料。曾经有这么一个民间传说,某皇帝吃遍了山珍海味,却从来没觉得好吃。他下令他的厨师给他做一道最好吃的食物,否则就杀头。厨师无奈,只好对他说,最好吃的食物不在宫里,要皇帝和他一起出宫去找。于是,该皇帝饿了整整一天,厨师才给了他一个馒头。他狼吞虎咽吃完,叹道:“这真是天下最好吃的美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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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六位嗜食“壮阳药”皇帝秘闻 [转帖]


  可以说,中国古代帝王个个喜欢服食春药,400多位皇帝平均年龄不到40岁,大多在三四十岁的青壮年就死掉了,死因多多,但不少与过量服食****有直接的关系,有的依赖嗜食成瘾,一天不吃饭可以,一天不服****却睡不着觉。
  下面的六位皇帝应该最为出名——

 汉成帝刘骜。我在以前博文曾聊过这个皇帝,其后宫中有两位在中国古代以性感出了大名的大美人赵飞燕、赵合德姐妹俩。自从得了赵氏姐妹,刘骜整日抱着这对姐妹花淫乐,乐此不疲,甚至以弄死自己刚几岁的亲生儿子以迎合赵氏姐妹不能生育而妒嫉他人的心理。由于纵欲过度,弄得腰都直不起来,刘骜的性能力大不如前,没有了“性趣”。后汉人所著的《飞燕外传》披露,身为皇后的赵飞燕,家藏专门记载房中术的“彭祖分脉”一书,从书中她找到了配制春药的秘技。她研制出的壮阳药名叫慎卹(xù)膏(有学者疑为“寒食散”),可一度数幸而不倒,这使几近丧失性功能的刘骜雄风再起,对赵氏姐妹也更加宠爱了。
 
  南朝齐明帝萧鸾。南京网友应该对他了解些,他为南京六朝时期皇帝。萧鸾长期服用春药外人起初并不知晓,他临死派御医寻找白鱼入药才暴露了秘密。《资治通鉴•齐纪七》(卷141)记载,“上性猜多虑,简于出入,竟不郊天。又深信巫觋,每出先占利害。东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秘之,听览不辍。久之,敕台省文簿中求白鱼以为药,外始知之。”“上”即刘鸾,白鱼即蠹鱼,又叫壁鱼,实为木中虫,体银灰色。其晒干后气味咸、温、无毒。以白鱼入药方名为“白鱼散”,主治小便不通。有衣鱼、浓石乱发,等分为散。方上要求每服半匙,水送下,一天服三次。刘鸾因服食壮阳中毒导致无法尿尿,是为暗疾,这才找白鱼入药,搞通“下水”管道。
 
  唐高宗李治。李治的皇后即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惟一一位女皇帝的武则天,《资治通鉴•唐纪十九》(卷203)记载,“十一月,丙戌,诏罢来年封嵩山,上疾甚故也。上苦头重,不能视,召侍医秦鸣鹤诊之,鸣鹤请刺头出血,可愈。”这里的“头重”、“不能视”,即头昏眼花,性医学专家认为,此为典型的纵欲过度症状,其疾与长期服用壮阳药有直接关系。虽然这种史学观点有争议,但还是有相当可信成份的。值得注意的是,武则天在当了皇帝后,对春药的瘾也颇大,不然,那么大年纪了,都做祖母了,哪有那么浓的“性”趣,据传其面首薛怀义、张易之对引春药诱之。
  
  唐宣宗李忱。除了死于服食增寿丹药中毒的说法外,还有观点,是死于壮阳药中毒。《资治通鉴•唐纪六十五》记载,“上饵医官李玄伯、道士虞紫芝、山人王乐药,疽发于背。”根据其病征,有学者认为其背上生了恶疮,应该是壮阳药补过头的恶果。李忱死时已50岁,这个年龄只有服食壮阳药,才能享受得了后宫中如云美女。当然,也可能是壮阳药与增寿丹药的毒力并发所致,不老药与壮阳药一起服食,并不矛盾,也是当年皇家保健惯例。

  明武宗朱厚照。他是中国古代帝王中玩弄女色最有花样的皇帝之一,其玩法与隋炀帝杨广齐名,在后宫专门建设了具有独具娱乐功能的“豹房”。一方面在里面养了不少生性威猛的虎豹,另一方面又选调天下绝色女子充进来。宫中女人玩够了,与宦官太监搞同性恋游戏,这还不过瘾,又去妓院嫖;再不够尽兴,则去偷民妇臣妻,连寡妇都不放过。而朱厚照这么能干并非他性能力厉害,全依仗的是壮阳药。据说外巡时有两样东西不能少,一是大批的后宫嫔妃,二是壮阳药。女人不离轿,****不离身,走哪带哪。《金瓶梅》中的男主人、古代文学中描写最成功的大淫棍西门庆,有学者推测其原型即为朱厚照。

  明世宗朱厚熜。朱厚熜是朱厚照的堂兄弟,按理说皇位与他无份,但别看朱厚照与那么多女人性交过,却没有生出儿子,其死后便选定了朱厚熜接位。中国帝王既想长生不老,又想尽情娱乐,尝遍天下美色,这在朱厚熜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其壮阳药是在自己的后宫中由专人配制,重要配方之一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女孩初潮时的经血。由血焙制的“红铅”,除有长生不老之功效,还可用于壮阳药。此秘方是当时南阳一名叫梁高辅的80多岁老方士所献,梁高辅胡须都花白了,却精力旺盛过人,经道士陶仲文引荐进宫专门给朱厚熜炼****,制成丸粒供朱厚熜服用。
  据传此****服食后,一夜可与10名宫妃性交,而不费劲,且越战越威猛。被其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数千宫女大多不过十来岁,个个如花似玉,采过经血后朱厚熜自然不会放过身边美色。时已50多岁的朱厚熜服食她们经血做的壮阳药后,淫兴大发,又在这些宫女身上来检验药效。有一次,服食了壮阳药后药性大作,浑身燥热难忍,朱厚熜立即拉过在醮坛边为他讼经的一位13岁尚姓女孩“练习”,这女孩生理尚没有发育成熟,搞得她跪在床上鬼叫求饶方止。朱厚熜觉得仍不尽兴,又请身体丰满发育成熟的庄妃前来“下火”。

  
 万恶淫为首,纵欲多灾难。上面提到的汉成帝刘骜、南朝齐明帝萧鸾、唐高宗李治、宋度宗赵禥,明世宗朱厚熜,或直接死于壮阳药中毒,或因服食壮阳药起病折寿。
 

明世宗朱厚熜。朱厚熜是朱厚照的堂兄弟,按理说皇位与他无份,但别看朱厚照与那么多女人性交过,却没有生出儿子,其死后便选定了朱厚熜接位。中国帝王既想长生不老,又想尽情娱乐,尝遍天下美色,这在朱厚熜的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其壮阳药是在自己的后宫中由专人配制,重要配方之一就是前文中提到的女孩初潮时的经血。由血焙制的“红铅”,除有长生不老之功效,还可用于壮阳药。此秘方是当时南阳一名叫梁高辅的80多岁老方士所献,梁高辅胡须都花白了,却精力旺盛过人,经道士陶仲文引荐进宫专门给朱厚熜炼****,制成丸粒供朱厚熜服用。
  据传此****服食后,一夜可与10名宫妃性交,而不费劲,且越战越威猛。被其从全国各地挑选来的数千宫女大多不过十来岁,个个如花似玉,采过经血后朱厚熜自然不会放过身边美色。时已50多岁的朱厚熜服食她们经血做的壮阳药后,淫兴大发,又在这些宫女身上来检验药效。有一次,服食了壮阳药后药性大作,浑身燥热难忍,朱厚熜立即拉过在醮坛边为他讼经的一位13岁尚姓女孩“练习”,这女孩生理尚没有发育成熟,搞得她跪在床上鬼叫求饶方止。朱厚熜觉得仍不尽兴,又请身体丰满发育成熟的庄妃前来“下火”。

这位的事迹以前好像看过一个章回小说!!感觉很玄,看来真事?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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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大诗人们的招妓现象[转帖]


  中国的诗人一向有“骚客”之称。从字义上来看,这种骚客当然是忧国忧民的样子。但如果从青楼文化的角度来解读,诗人还真的“有点骚”。女人挂在嘴边的话是,男人没有一个是好东西;妓女想来会说,写诗的男人没有一个不骚的——我是**,你是骚客。
  青楼女子为什么可能会有这样的说法,盖因为历史上的诗人确实都爱嫖,“骚客=嫖客”,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这在历代的诗人们身上都有体现。而在唐代,不嫖的,没有红颜知己的,似乎就不是个诗人,言其为嫖客时代并不为过。
   著名的《阿房宫赋》诗作者是晚唐杰出诗人杜牧,杜牧在世时与诗歌一样著名的地方是他的浪漫史。在今天看来,杜牧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大嫖客。大家熟悉的《遣怀》写得相当出色,其中便透露出了他当年的嫖娼经历——
  落魄江湖载酒行, 楚腰纤细掌中轻。
  十年一觉扬州梦, 赢得青楼薄倖名。
  杜牧的官场伯乐大概要算曾任淮南节度使的牛僧孺,杜牧到扬州做官就是应牛之邀,去当了“节度使掌书记”。自古山东出响马(叛贼),扬州呢,则盛产“瘦马”(雏妓)。当年的扬州比现在繁华多了,是唐代最著名的“红灯区”之一,不然前朝荒淫的隋炀帝也不会连江山也不顾,想着法子“下扬州”玩新鲜。
  牛僧孺给杜牧提供了就业机会,也给杜牧提供了绝好的饱览风月的条件。据说,杜牧心情一不好,晚上便会独自一个人悄悄地外出逛妓院,在妓女的温柔乡里解愁,两年间把整个扬州的妓院全嫖遍了,哪儿姑娘好,何处妓女善解人意,杜牧了如指掌。有意思的是,杜牧还以为人不知鬼不觉,瞒着牛僧孺。实际上牛僧孺最了解杜牧了,知道他就好这一口,为了防止自己青睐的下属挨扬州街头小混混扁,牛僧孺每次都会安排便衣跟着杜牧。
  后来杜牧得到唐文宗重用,被提拔为监察御史,临别时,牛僧孺为杜牧饯行,提醒他要爱惜自己的身体,更要注意为官形象。杜牧力图表明自己清白和洁身自好,牛僧孺遂出示了他每次嫖娼后下人的密报,杜牧顿时脸红语塞。《遣怀》一诗中流露出杜牧对当年浪漫生活的眷恋,但也表现出了几分悔恨。连自己曾经迷恋的红颜都埋怨自己薄情负心,所以杜牧觉得当年在扬州的快活,宛如一场梦。
  其实,杜牧并非薄情郎负心汉,而是有情有意之人,对相好妓女很负责任。每因离任而去,便会把自己钟情的妓女交托给下任,这既让妓女感激,也使下任高兴。杜牧最钟情的妓女并非扬州姑娘,而是江西的张好好。杜张相遇时,杜牧年27岁,而张好好仅是一个13岁的孩子,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张还是个雏妓。可能因为张声色俱优,清纯美丽,杜牧对她一直难以忘怀。五年后亲书《张好好诗》,此墨迹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如杜牧《遣怀》一样,因逛青楼有感而发,或是记事的唐诗很多很多,白居易的《宿湖中》便是其中之一首——
  幸无案牍何妨醉,纵有笙歌不废吟。
  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太湖心。
  这是白居易在苏州做官时的狎妓诗。白居易比杜牧大一辈,都属晚唐诗坛上的大家,代表诗作有《长恨歌》、《琵琶行》等。白居易的风流并不亚于杜牧,可以说是杜牧的师傅,在嫖娼这点上,他们有共同的爱好。
  从《宿湖中》一诗的写作背景上,便可知道白大诗人当年是何等风流。苏州是当时又一著名的“红灯区”,在这样有一个有故事的地方,不玩出点风花雪月,白居易是不会甘心的。公干之余,白居易会觉得不召妓便不浪漫。但妓院环境不好,白便常召妓于居所,甚至把欢乐场移至野外——有一次便带着妓女至太湖上放松。
  太湖狎妓让白居易乐得合不上嘴,有美女作陪,月色相伴,他乐不思归,一连在太湖上玩了五天,夜里就搂着佳人宿睡在湖中、船上,所以这才有“何处宿”之感。而白居易不像杜牧那样“闷声做事”,并不隐瞒自己找妓女的事实,还把这次太湖冶游告诉了自己的“嫖友”元稹——“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
  白居易做官之处多是中国古代“红灯区”,除了苏州,还有杭州,这也为白居易的风流提供了客观条件。后来白居易离开这些娼妓业发达之地,还念念不忘那时的欢乐,《忆旧游》就是在这种心境下写出来的——六七年前狂烂漫,三千里外思徘回。这种“狂烂漫”自然让元稹羡慕死了。
  
 
  元稹对风月场的熟悉,与他的才情不输当时任何一位诗人一样,并不在白居易之下。
  为什么说元稹是白居易的嫖友?这里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是同时代的诗人,当时就有“元白”之称,齐名诗坛,俩人少时相交,关系非同一般;二是趣味相投,对妓女评判有相同的标准,白居易看中的,元稹往往也会钟情,因此曾闹出同嫖一妓的风流趣话。
  白居易在杭州做官与在苏州时一样春风得意,风流潇洒,有不少青楼知己,他最看中的是一位艺名叫玲珑的官妓,经常携此妓外出游玩,留下了段段风流。玲珑名声远播,色艺过人,当地的文人骚客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为自豪,能请到玲珑作陪,便是有面子。时在越州的元稹听说后心里痒痒,为了搞到玲珑,他花了一大把银子,才将玲珑弄来越州。元稹让玲珑陪他一个多月,之后才将她送回杭州。用今天大款嫖客的话讲,这是“包月”。
  白居易当时并不晓得,后收到元稹写来的“调侃诗”,才知道自己被挖了墙角。
  《唐语林》(卷2)中记录了元白两人同狎一妓的事情:“长庆二年,白居易以中书舍人出任杭州刺史。杭州有官妓商玲珑、谢好好者,巧与应对,善歌舞。白居易日以诗酒与之寄兴。元稹在越州闻之,厚币来邀玲珑,白遂遣去,使尽歌所唱之曲。后元稹送玲珑归,作诗寄白居易云: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却向江边整回棹,月落潮平是去时。”
  元稹钟情的青楼姑娘最出名的当是成都名妓薛涛,每次元稹以中央官员的身份来到成都时,地方官都会把薛涛送到他下榻的地方,供他消费。一年二往,元、薛之间真的玩出了感情,薛涛为他写一丰多首情诗。元稹也给薛涛留下了“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等不少诗句。大概一般人很难相信吧,元稹与薛涛之间这种关系断断续续,竟然维持了七年之久,最后还舍不得放弃。
  
 
  唐代诗人不只有逛青楼、“共妓”的偏好,还有“群嫖”的现象。但这与元朝末代皇帝顺帝的“君臣同乐”,还是有相当大差别的。元顺帝情绪上来时,喜欢与群臣亵狎,男女裸处一处,君臣不避,光着屁子一块乐。
  唐代诗人也不时会发生“一块乐”的事情,会时常找由头聚聚,放纵一番。
  白居易在《三月三日祓禊洛滨》的序中,无意间透露了一次集体召妓事件:“河南尹李待价以人和岁稔,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令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籍李仍叔刘禹锡、前中书舍人郑居中、国子司业裴恽、河南少尹李道枢、仓部郎中崔晋、伺封员外郎张可续、驾部员外郎卢言、虞部员外郎苗愔、和州刺史裴俦、淄州刺史裴洽、检校礼部员外郎杨鲁士、四门博士谈弘谟等一十五人,合宴于舟中。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尽风光之赏,极游泛之娱。美景良辰,赏心乐事,尽得于今日矣。”
  15个男人,都是有社会地位的男人,借“祓禊”之名招妓,而且在公众的面前,现代的前卫男人也会觉得不好意思,但唐代诗人却想得出来也干得出来。白居易在诗中把这次集体招妓的情况写得相当到位、精彩——
  三月草萋萋,黄莺歇又啼。柳桥晴有絮,沙路润无泥。
  禊事修初半,游人到欲齐。金钿耀桃李,丝管骇凫鹥。
  转岸回船尾,临流簇马蹄。闹翻扬子渡,蹋破魏王堤。
  妓接谢公宴,诗陪荀令题。舟同李膺泛,醴为穆生携。
  水引春心荡,花牵醉眼迷。尘街从鼓动,烟树任鸦栖。
  舞急红腰软,歌迟翠黛低。夜归何用烛,新月凤楼西。
  “春心荡”、“醉眼迷”、“红腰软”、“翠黛低”,这真的是一次狂欢!从诗中透露的信息看,他们一直玩到月亮都转移到妓院西天边的夜里。宋代学者洪迈在其编纂的《容斋随笔》中,将这事作为前朝的一段“雅闻”记录了下来,成为后代文人酒席间的谈资。
  “三月三”,在唐朝本来就是一个十分浪漫的日子,有公职的人员还能休假,以便携相好女子到郊外“踏春”。我在以前的博客中曾聊过这个日子,称之为中国古代的情人节。往上追溯,“三月三”应该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遗俗,周代仍存。
  《周礼•地官》称,“中春之月,令会男女,於是时也。奔者不禁。若无故而不用令者,罚之。”这“奔”可以理解为去户外做爱,如果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参加,还会受到责罚。
  比较著名的“奔”,数当时的郑国风俗。每年此时,郑国的未婚青年男女便会在溱水洧水两条河岸上集会,尽情享受春光,也尽情感受爱慕和爱情的美妙与浪漫。《诗•郑风》中《溱洧》一诗,描述的就是这件事情——
  溱与洧,方涣涣兮。
  士与女,方秉蕑兮。
  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
  洧之外,洵訏且乐。
  维士与女,伊其相谑,赠之以勺药。
  我这里找来一段现成的译文,虽然还可译得更好,但大意是对的——
  溱水流来洧水流,春来涨满那沙洲。
  青年小伙和姑娘,清香兰花拿在手。
  姑娘说道,“且去游!” 小伙子说,“虽游过; 不妨再去走一走!”
  一走走到洧水河,地大人多其快乐。
  到处挤满男和女,又是笑来又是说,互相赠送香芍药。
  台湾文人李敖认为,《溱洧》是郑人的淫声,想来李敖是联系“三月三”那天男女做爱比较随便,存在互相勾诱的情况,才说这番话的。而唐代的诗人们在“三月三”这天寻欢,是不是他们重回春秋,在妓女们身上寻回久已失落的性爱自由的心态流露?
  文人自古多风流,唐代才子胜一筹。这就是清人所谓的——“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翘有旧游”。上面所说的,仅是唐代诗人嫖客中的几个代表,更多的诗人,如李白、杜甫等人的风月故事,都还没有道来。需要设疑的是,唐代诗人为什么这么性开放?
  可能这与当时嫖娼召妓不违法,反而是一种时尚的社会风气有直接关系;再者,当时的不少性工作者都是以歌妓、乐妓的身份出现,这为诗人召妓嫖娼提供了方便。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他们可能受到了唐代帝王在性事和皇宫生活上过分放纵的影响。上梁不正则下梁歪啊,只许州官放火,难道不许百姓点灯?太宗李世民敢杀兄夺嫂嫂,高宗李治暗偷父皇妃子,女皇武则天与女儿太公平公“共夫”张昌宗,皇家都在乱来,臣子们寻寻开心总不过分吧!
  中国文学界有一个传统的观点——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表明唐代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辉煌,有无可逾越的地位。从上面所说的唐代诗人爱嫖的情况分析,这份辉煌,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女人酥胸间诱激出的灵感,是与红唇摩擦碰撞出的火花——是嫖客时代创造了中国文学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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