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赛金花：开在历史云烟深处的夜晚繁花[转帖]

妓女是社会上最不愿提及的人群，她们是女性灵肉异化的表现，表面上与色情下贱联系在一起，实质上是弱势女性在灵与肉上，遭受男权摧残的血泪史。不管人们对妓女的看法如何，但是总有一些妓女，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成为历史不可或缺的角色；有如开在历史云烟深处，一朵朵暧昧的夜晚繁花。

历史上那些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文学作品，也常常成为文学名著。如《茶花女》、《羊脂球》、《复活》、《悲惨世界》、《杜十娘》、《桃花扇》、《孽海花》、《日出》等等，早已经成为中国和世界文学史上不朽的杰作；而那些妓女的名字，也伴随着记载她们的作品，成为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

而晚清的赛金花，便是她们之中最突出的一位。因此有人说，有了赛金花的轶事，晚清的没落史更有悲情的意味；确实，赛金花好象生来就是，在为晚清没落挽歌作为陪衬的。作为名妓，她的一生坎坷如斯，三次嫁作人妇，又三番沦入烟花柳巷，绝对是中国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女人。

赛金花，应该说，她由花船上的雏妓，有幸成为大清公使夫人，并有陪同夫君出使欧洲的奇特经历；她所遇见的男人，不富则贵，那不是每个女人都可以碰到的。但只因为她生来克夫，不但没有享用富贵的命格，而且也连累了爱她的男人，先后一个个命丧黄泉；八国联军进入北京的一场浩劫，又将她造就成为乱世女杰，但她最后还是沦为娼妓，命中注定如繁花落尽，在贫病中老去。

这是赛金花个人的悲剧，也正是晚清的写照；经过两百多年的辉煌，在内外交困中结束一个皇朝的梦，东风渐残，无可奈何花落去。有人设想，如果八国联军没有打进北京城，清朝也就不会那么快寿终正寝；而赛金花也许会坐稳八大胡同里第一把交椅，过着纸醉金迷、花团锦簇的生活。

然而接下来的庚子事变，不仅把北京城变成了人间地狱，也将赛金花推上了诡异的时代潮头。慈禧太后跑了，但是赛金花还留在八大胡同里。于是，历史选择了赛金花，让她和一个封建王朝的国运联系在一起。因为义和团杀了德国公使，当时联军提出议和的条件是，光绪赔罪，慈禧抵命。但泱泱大国，竟没有一个男人能够解救国家于危难，竟由一个妓女来承担这种历史重任，救国的方式也由战场上救国，变为床上救国。

当北京城处在腥风血雨之中，赛金花挺身而出，主动到紫禁城与德军统帅瓦德西相见，并用肉弹抵御枪弹，用****化解战火。现在还存有她亲笔题词：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平淡的言语，比那些慷慨激昂的口号，更有催人的力量。赛金花的风月政治学，演绎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她作为一个妓女竟成了主角，而当朝幕后垂帘、皇帝、大臣统统成了陪衬；那段滑稽而屈辱的历史，因为有了赛金花，变得更有耐人寻味的余地。

不管中国男人如何蔑视妓女，但对于赛金花的义举，却不得不拱手拜倒。在赛金花生前，曾朴以她为原型，写了小说《孽海花。它的核心是两个女人对中国命运的操弄。慈禧太后对权力的滥用，几乎导致国破家亡；而赛金花这一出身欢场的美艳女子，却挽救了中国。赛金花也许从来不曾被尊称为革命者，但她却以最不可能、最不被承认的方式，让晚清得到一些回光返照的时光，让北京城避免遭受更加深重的涂炭。

于是那些帮闲的、儒雅的男人，面对赛金花的事迹，发了不少感慨，也感到了些许汗颜。刘半农在《赛金花本事》里说：中国有两个宝贝，慈禧与赛金花，一个在朝，一个在野；一个卖国，一个卖身；一个可恨，一个可怜。而林语堂《京华烟云》中说：北京总算有救了，免除了大规模杀戮抢劫，秩序逐渐在恢复中，这有赖于名妓赛金花的福荫。夏衍的《懒寻旧梦录》里说：朝堂上大人物的心灵，还不及一个妓女。
　　　　
鲁迅在《这也是生活》里，也以他贯有的口气说：连义和拳时代，和德国统帅瓦德西睡了一些时候的赛金花，也早已封为九天护国娘娘了。虽有讽刺之意，但谁能否认这九天护国娘娘的功绩呢？《辛丑条约》和议既成，联军退兵，两宫回銮，朝廷论功行赏之时，自然没有赛金花的份儿。只有晚清文人辜鸿铭的安慰，他说：你做过的这些义举，于社会有功，上苍总会有眼的。

但上苍并没有长眼，赛金花日后的日子每况愈下。她没有受到封官加爵，更没有被封为民族英雄；由于生活所迫，她又重操旧业，以曾经美色救国，而今半老徐娘之躯，来为自己讨生活，又甘愿遭受那些被她拯救过的男人的蹂躏。

难道这仅仅是赛金花个人的悲剧么？她生命辗转的意义，已经超出了个人的范畴，让人感到，由一些皮囊男人把持的社会规范，正体现的是吃人的本质。面对一个如此高尚而苦难的灵魂，竟然没有一人挽救她于水深火热之中，反而继续侮辱她的灵和肉，有如不孝子凌辱母亲一般。

只是到了她死了，报纸上才有一个玄色晕圈，写着给赛金花的唁词：救生灵于涂炭，救国家如沉沦，不得已色相牺牲，其功可歌，其德可颂；乏负廓之田园，乏立锥之庐舍，到如此穷愁病死，无儿来哭，无女来啼。

我想，在赛金花死时，绝对是没有谁来为她守灵，为她哭啼的。因为在世人眼里，她只是一个下贱的妓女；至于她在八国联军入侵时，挺身而出的义举，却远不抵她作践的孽债，因为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卑贱的身体里，生长不出高贵的灵魂。
 

 1949年蒋介石在下野前对国军战败原因的检讨[转帖]

内战，从历史进程而论，从国民党的立场观之，它是“五次围剿”的后续篇章。而从****的角度观之，它是“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延长，所不同者，“长征”是“你打我跑”，打的是一场极端不利的内线作战。而抗战胜利后的内战，战场形势从内线作战，逐步演变成了外线作战，“你打我跑”的情势也慢慢主客易位，变成了“我打你跑”，****打，国民党跑。

蒋介石从黄埔建军、北伐、中原大战、江西至陕北剿共，以迄抗战，凡三十年间，无日不在用兵，无日不有胜负，战场上不管是怎么赢的，蒋介石终归还能撑持到最后。只是，内战战局无论是战略形势或是战术格局，均大异于“五次围剿”时期，内战战况不仅首鼠两端，狼狈不堪，更让蒋介石痛觉惨败与羞愤。

检讨

蒋介石在一九四九年元旦，总结一九四八年的内战形势，作了以下之检讨:“先是上年十月间东北战局失利，锦州长春沈阳相继沦陷，林彪股匪大举入关，平津形势危急。而在鲁苏两省境内之陈毅股匪，则于上年九月下旬攻陷济南，略加整补后，复倾巢南侵；与豫东之刘伯承股匪遥相呼应，分途进犯徐州。迨碾庄一役，我第七兵团黄百韬司令官壮烈殉职，其所部亦牺牲殆尽，旋宿县失守，津浦铁路南段为匪军切断，徐州陷于孤立，我军以处于内线作战不利，乃于十一月杪，主动撤离徐州，由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杜聿明副总司令率领第二兵团（邱清泉）第十三兵团（李弥）第十六兵团（孙元良）及各机关团体，向徐州西南转进，以期由永城地区南下，与蚌埠等地之我军会合，协力堵击**，但我军撤出徐州后，前进途中，迭遭匪军以人海战术猛袭，并依据各村庄与道路要点构筑工事顽抗，更在我军防地以外挖深沟数道，重重包围于萧县永城间地区。我军补给中断，粮弹缺乏，所有接济，全赖空投。又值严冬季节，连日雨雪，空投无法实施，官兵饥疲已极，除孙元良兵团已先行突围，仅司令官及少数随从人员得以脱险外，其余邱清泉、李弥两兵团现尚困守于陈官庄、青龙集等地。而由阜阳东进增援之我第十二兵团（黄维）则在双堆集附近，遭遇匪军围攻，自上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起至十二月十五日止，与匪军激战二十余日，卒以牺牲重大，弹尽粮绝，而于十五日夜实施突围，除胡琏副司令及一部份官兵得脱险归来外，其余均下落不明。我军既迭受严重之挫折，一时人心恐慌，京沪震动。”（注:国民党战史中，对解放军或****均以“匪”称之，为征史实，未作修改）

然而，京沪地区与住在南京黄埔路官邸的蒋介石，真正感觉到“震动”，是接连两场大战役的溃败。在一九四九年元旦过后一周，根据国民党当局的战史记载，一月七日，天津外围解放军开始全面进攻，与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军、第八十六军等部展开激烈战斗，解放军以人海战术冲进天津市区，双方进行巷战，到一月十五日，天津沦陷。……林彪主力陷天津后，复攻向北平，此时，聂荣臻主力亦由张垣东进，并不断向北平城内炮击，迫胁北平。

在另一条战线，令蒋介石焦头烂额的徐州战局，情况发展闻之更如刀割。国民党军的战报记载，徐州“剿匪”总部……迄（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我第二兵团向南出击，稍有进展。惟十九日后，即雨雪交加，空投补给无法实施。虽至民国三十八年元月五日无甚大战斗；但官兵饥寒交迫，已极困顿。六日匪复全力再兴攻势，并施放毒气，迄十一日邱司令官等以下官兵大部壮烈殉国，残部突围。徐蚌会战至此结束。（注: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

蒋介石在总结一九四八年战局时，简述了徐蚌会战当中，解放军的战术运用，他说:“……我军撤出徐州后，前进途中，迭遭匪军以人海战术猛袭，并依据各村庄与道路要点构筑工事顽抗，更在我军防地以外挖深沟数道，重重包围于萧县永城间地区。”然而，国民党的战报则详述了解放军在徐蚌会战中神乎其技的战术运用，解放军运用的这套战术，把国民党军“死锁”在重重包围圈当中，导致国民党军在徐蚌会战几几乎全军覆没的命运。国民党方面的战报详述了徐蚌会战中，被解放军包围战斗的惨状:匪于包围作战中，利用星罗棋布之村落地带，作纵深约五公里以上之配置；依村庄大小，以最小限兵力占领。掘壕通至村外，使甲村与乙村构成交叉点；虽飞机轰炸，战车冲击，炮兵射击，均不易奏效。必须以步兵逐村强攻，每占一村，伤亡不少。故一个部队每连续攻克一至二村，几已无力再战。反之，匪前线失去一村，阵后即再占一村，始终保有原来之纵深，而无法突破。终致弹尽粮绝，覆没于匪人海战术中，此种教训，殊堪记取。……

武则天与中国传统裙子 [转帖]

　　　　武则天主政期间,虽然严刑峻法,但能够选贤用良,精心治国,国家慢慢强盛起来,她也越发心宽体胖起来。平时,她的各种活动虽然都能出车入辇,但还是免不了需要自己步行或散步。
　　由于她的腿偏于肥胖,再穿上绫罗绸缎的裤子,走起路来,很容易擦来擦去,蹭得裤子“哧哧”直响,这让旁人会不由自主地去寻觅出声地方。这种事无法怪罪别人,她觉得很难堪,此时她真的感到肥胖的累赘。
　　某日,武则天心里很烦,再瞧着过于肥胖的双腿,实在不想再看下去了,干脆用一块缎子盖住,眼不见为净。这一来,倒让她想着想着开窍了,于是拿了块缎子在镜子前上下左右比划起来,后来干脆用缎子前后一裹,把双腿全围起来了,试着走起路来,既飘逸潇洒又好看。她高兴极了,赶忙叫人加工制作,然后让宫女们穿上,走上一圈让自己看看,随后又亲自加以改进,下令给自己也做条合体的穿上,感觉非常轻松自如。
　　但是,穿上这样的新服装,该叫它什么名字呢?武则天左思右想,认为平时人们身上穿的各种衣服,都有个“衣”字偏旁,自己是一国之君,干脆给君字加个“衣”字旁,叫“裙子”好了,这也可以说明“裙子”是自己这样的女皇帝发明的。
　　从此以后,裙子开始由宫中传到了民间。

　　摘自《大公报》

省委书记的“万言书” [转帖]

　　■童禅福

　　　　1994年，时年61岁的浙江省省委书记李泽民给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写了一封近万字的信，趁3月上中旬在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期间的间隙时段，把这封“万言书”送到了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开会驻地的房间里。是什么大事让他这么牵挂？是

　　为了一企业？一个项目？是为了一个县？都不是。他心系30多万新安江水库移民……

　　
　　新安江水电站1956年8月开工,到1958年和1959年开始的“无产”和“无序”的大跃进迁移,近三十万新安江人为国家抛弃了小家。

　　改变中国“一穷二白”面目，“是一种责任，否则我们中华民族就对不起全世界各民族，就要从地球上开除球籍。”1957年，毛泽东讲这番话之前，就曾提出了“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豪言壮语。但三年前的1954年，上海、浙江、江苏三个省市发电装机容量还不足80万千瓦，一年的发电也只有15亿千瓦小时左右，动力严重不足，赶超英国从何谈起？1954年3月，毛泽东就向即将当政浙江省委书记的江华提出：“新安江上要建大型水利发电站，如果新安江电站每年发几十亿度电，那将是对杭州、上海、南京等地的工业一个大推进。”

　　新安江水电站自1956年8月开工，8个月筑起了淳安排岭新县城，建德白沙滩上建起了白沙电力城，新安江电站主体动工到第一台机组发电只用了短短三年时间，把当时美国相仿的普利斯托滩水电站远远抛在后面，创造了世界之最。30万人的大移民采取“突击放卫星”。1959年2月24日至4月30日66天，平均每天迁移186户736人，其中徒步大行军移民日均77户307人。国务院确定移民安置费每人478元，省、地、县一减再减，最后降到每人150元，建德县实行乡镇包干，每人只有50元。安置不当，安置费过低，造成移民倒流、滞留、自流。到1969年，经历二次、三次甚至五六次迁徙的十万新安江水库移民再次迁往江西省落户。浙江省原省委书记江华曾说：“我对不起淳安人，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那么多，责任在我身上。”

　　新安江水库“无产、无序”的移民遗留问题一直得不到彻底解决，****告状从没间断过，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都会去为新安江水库的移民呼吁，去为改变淳安的落后呼喊，浙江的原省委书记李泽民就是一个敢为淳安人说话的人。

　　1994年，时年61岁的浙江省省委书记李泽民给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江泽民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写了一封近万字的信，趁3月上中旬在北京召开全国“两会”期间的间隙时段，把这封“万言书”送到了江泽民、李鹏、乔石、李瑞环、朱镕基、刘华清、胡锦涛开会驻地的房间里。中国****当时的最高7位领导见到这位在浙江省已担任了7年的省委书记，他们想是什么大事让他这么牵挂？是为了一企业？一个项目？是为了一个县？都不是。他心系30多万新安江水库移民，他不辞劳苦，上山下乡，跨湖过江，奔走于淳安、开化、常山等地。这“万言书”倾注着一位父母官对庶民的一片热忱和关怀。现将李泽民“万言书”前前后后予以披露。

　　“我们抽时间到新安江水库移民重点安置区淳安、开化去一趟”

　　1989年10月，我参加全国劳模大会，有幸结识了刚进人民日报社挑起中国最有分量总编重担的淳安老乡——邵华泽。一个地方电台的记者见到中国官职最大的办报人，开始有些胆怯。淳安乡音，一下拉近了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三句不离乡情，很快进入新安江水库移民的话题，这位中国最大的新闻官时时惦记着故乡的庶民，尤其刻印在他脑海中那一幕幕“无产”移民的景象。他说：“新安江水库移民为祖国建设做出牺牲是巨大，他们那悲壮的壮举将永世传承下去。”因为我又是新安江水库移民，对移民有一种特殊的情感。邵总编的这一番话触动我那根与移民相连的神经。经过几年的材料积累和调研，1993年底，我写的两篇调研报告，一篇题为《为建库十余万移民入赣，积问题二十余载困苦难解——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另一篇题为《移民生活普遍下降，遗留问题亟待解决——新安江水库库区移民调查报告》。《江西省新安江水库移民调查报告》人民日报《情况反映》作了刊登。《新安江水库区移民调查》1993年10月经由浙江省委办公厅《今日重要信息》报送给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人民日报》。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人民日报《情况反映》都相继作了刊登。这两篇调查报告分别通过中办、中央政策研究室和《情况反映》，向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反映了新安江水库移民的困难和问题。同时，这两篇调查报告，也通过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策研究室及人民日报的渠道反馈到了浙江省委。浙江省委书记李泽民读着这两篇沉甸甸的调查报告，仿佛看到了浙江、江西和安徽30多万新安江水库移民艰难的创业路。他在办公室里坐不住了，他忙叫来秘书说：“新安江水库移民的遗留问题一定要设法解决。最近我们抽时间到新安江水库移民重点安置区淳安、开化去一趟。”

　　1994年元旦刚过，1月5日李泽民就带领浙江省民政厅等部门领导来到淳安县视察新安江水库库区，年过6旬的李书记不顾一路颠簸，当天下午，坐上汽艇赶到汾口镇洲上村，洲上村的党支部书记周秀和陪同李泽民来到库沿，指着水库说：“我们村在一百多米前的水库底下，这一片湖，原来有二三千人住，有四千多亩良田。我村一年仅交公余粮就有五万多斤。1973年6月15日，一个晚上水就漫上了2米多，有的人起床后发现水已进屋，等下了床，床就浮起来了。有的地势低的家门已打不开，是在墙上打洞爬出来的。到了6月20日，水位高程达到106.3米，我们这里翘尾巴水位已超过110米。刚要收割的稻谷全部都淹在水库底。当时，全村360人，只有2.6亩耕地。”当李泽民书记来到周元法家里，他从篾篮里抓起一把米，仔细地看了一下后说：“这米都发青长毛了，还能吃？”周元法接过李泽民书记的话茬说：“国家就供应这种米，这米便宜，为了活命，只得吃。”李泽民当即向陪同的淳安县委书记邵银泽交代：“这米吃了是要生病的，政府一定要想法子，让他们吃上不发霉的米。”

　　他在开化县华埠镇王家村调研，这位四川出身的铁汉也动情了。那天，正处三九严寒，他来到老支书王发生的家里，也巧，也不巧，当时一阵西北风，王发生家里北墙上的几片稻草帘子稀稀唰唰全掉落下来，他们站在王发生家的厅堂里就似站在屋外一样。西北风吹得人人颤抖。李泽民用右手捋了一下已被西北风吹乱的头发问：“你一个支部书记，都这么困难，那你们村上的人不是更困难吗？”一个农村最基层的党支部书记掂量出了省委书记这问话的分量。王发生急得满脸通红。他低着头向李泽民说出了内心的苦衷：“我们全村1959年4月移到这里，这里是一个血吸虫窝，许多家被血吸虫病折腾的家破人亡。日子好一点了，1983年又遇到了罕见的洪灾，移民房哪经得住洪水冲，不少家庭的房子都被大水冲走了。我家的西边墙就是被这次的洪水冲得塌下的。我们村里田少，山穷，要致富难呀。”李泽民拍了一下王发生的肩膀说：“村上穷，不能怪你，我们党和政府有责任。”说罢抬起手，擦去眼睛里涌出的泪花。

　　近一个星期，李泽民不知翻过几个山头，到过几个移民村，新安江水库移民的疾苦和他们当时的生活他都一一记在心上。回到杭州，他和秘书一起研究提纲，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关于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调查报告》，1994年3月4日，李泽民把《调查报告》带到北京，呈送给了7位政治局常委。

　　“万言书”呈送党中央

　　今天再读这篇调查报告，也令人感动，令人深思。我深深感到李泽民书记的心是紧紧和新安江水库移民连在一起的。现摘录几段，请读者品味一下李泽民那颗滚烫的热心：

　　50年代中后期，国家决定兴建新安江水电站。经过数万建设大军的艰苦奋战，电站于1960年4月发电。30多年来，新安江电站给华东地区提供了巨大的能源，已累计发电485亿千瓦时，以每度电上网电价0.005元计算，直接经济效益31.5亿元，相当于8个新安江水电站的总投资。实践证明，国家兴建新安江水电站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新安江水电站的建成和运行，为国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作为库区主体的淳安县付出了重大奉献和牺牲，经济社会发展困难重重。

　　一是耕地面积锐减，农民严重缺粮。建库前，淳安人均耕地1.42亩，每年向国家提供商品粮4000万公斤，是浙江重点余粮征购县之一。水库蓄水之后，大大小小的盆地和田畈成了汪洋，剩下的土地大多是歇山坞小田和25度山坡以上的“大字报”地，全县人均耕地下降到0.35亩，每年吃国家供应、救济粮4000万公斤，加上农民自行购买串换粮食，年缺粮5000余万公斤。尤其是库边就近后靠的7万多移民，人均耕地只有0.27亩，其中2分耕地以下的有60个村，近3万人口；根本无田可种的有9个村，3000多人。

　　二是交通落后，群众行路难。水库形成前，淳安有穿越境内的3条省际公路干线，上接安徽、下连杭州的新安江水运也十分方便。水库形成后，公路几乎全被淹没，水陆交通干线全部被截断。至今还有10个乡未能通公路，占浙江省未通公路乡镇的一半。库内航运因水位不稳，高低落差达20多米，有129座危险码头需要修建，同时每个码头要按落差建三级。客货运输水路衔接差，多次中转，费时、费力、费财。仅水路下游被新安江大坝截断一项，每年货物过坝就要增加运费数百万元。交通不畅，不但严重制约淳安经济发展，而且还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带来威胁，大小水陆交通事故难以计数。

　　三是库区移民读书、就医难。建库前，淳安的教育事业在杭州地区属中上水平。水库形成后，541所学校成了水底世界。现在，全县660所中小学，不少学校是后靠半山腰、深山谷复建的，多为泥墙和片石房，校舍简陋，危房、破旧房多，急需改造的有8.4万平方米。按照九年义务教育的要求，全县初中校舍还缺5万平方米，小学校舍缺6万平方米。移民子女读书难，看病就医更难。当初15个县区医院、57个诊所浸泡水底，卫生事业至今没有恢复元气。全县37个乡镇中有30个乡镇没有完整的卫生院。

　　四是城镇建设欠账多，功能差。水库形成后，2座县城、5个县属镇、6个农村集镇及其所有市政公共设施和文教卫生设施全被淹没，而国家对公共财产不折价、不补偿。新建的县城定点在荒山上，国家只按5000人容纳标准，投资120万元，建了一座简易县城。1957-1985年的28年中，国家对淳安的城镇建设仅投资433.1万元。淹没原有公房43万平方米，但只解决11万平方米。全县的12个建制镇，有7个镇没有自来水厂。

　　总之，从局部来讲，淳安县确实为建设新安江水电站做出了巨大牺牲。经济建设经历了“倒退十年，徘徊十年，恢复十年”的艰难过程。建库前，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财政收入、农民人均收入均为浙西各县首位。1961年，水库完全形成后，工农业总产值由1957年的1.25亿元下降到6000多万元，农民人均收入由76元下降到44元。经过20多年的艰苦努力，到1978年，工农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收入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全县财政收入建库前年年有余，从1956年开始连续20多年入不敷出，年年依靠省、市补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淳安历届县乡党委、政府紧紧抓住经济建设中心，从当地实际出发，制定和选择加快发展的路子，但由于建库损失太大，欠账太多，发展经济的“造血功能”基本丧失，淳安与邻县的差距仍在继续拉大。1992年，全县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杭州市所属县市区中居最后一位，仅为全市人均的三分之一，比全国低近500元；农民人均收入只及全省的一半，比全国人均低80元，还有5个乡人均收入在500元以下，人均收入最低的乡只有372元；县财政十分拮据，赤字累计达到近2000万元。全县的温饱问题尚未解决。淳安干部群众反映说：“建了电站，为了国家，穷了地方，苦了移民，看看人家一年比一年好，比比自己方方面面很困难。”

　　造成淳安经济社会发展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移民安置工作简单粗糙，遗留下许多问题。同时，深化改革也带来不少新情况，新问题。

　　一是移民工作受两次大的政治运动干扰，移民政策大走样。1958年大规模动迁开始后即遇上了“大跃进”。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许多移民根本来不及带走必要的生产、生活用具，并且盲目突破移民计划，安置工作仓促马虎。1958-1960年3年内，移民数从原定2.5万人猛增到17万人，其中外迁11万人，就地后靠6万人，由于安置不当，造成大批移民倒流。1970年，国家打算将不具备就地安置条件、人均耕地在0.2亩以下的两万多移民外迁安置到江西，后因“文化大革命”中“批林批孔”运动的冲击而告吹，致使这两万移民至今仍滞留在库内，生活十分艰难。

　　二是移民补偿标准过低，影响重建家园。库区淹没的30多万亩耕地，每亩按两年产量计算，折价96元，当时物价一元钱一个鸡蛋，实际上每亩耕地只换取了96个鸡蛋。这样低的补偿标准，移民显然难以重建家园，过上安定生活。

　　三是水库水位永久界桩迟迟未测设，移民缺乏科学安排和周密计划。新安江水库建成后，水位永久界桩直到1984年才测设，20多年间，水位从48.25米逐步升到68.38米、94.10米、102.7米，最高时升到107.66米。水位每上升一次，都淹掉大批后靠移民前一次水位线以上建造的房屋、田地、道路和社会公共设施，迫使移民逃离家园，就近后靠，受一次新的损失，当地称之为“大逃洪”。前后5次“大逃洪”造成直接经济损失1亿多元。

　　除了当年移民在政策处理上遗留的问题外，改革开放形势下出现的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也给淳安带来了很大影响：一是电站运行方式的改变。新安江电站从1986年开始，由正常发电为主改为调峰调荷发电，水库常年高水位运行，淹没2万多亩“库中田”，占当时全县耕地总面积12.2%，使大批依靠“库中田”种粮度日的移民，无寸土可耕，口粮没有着落。二是粮食购销价格放开后，吃国家返销粮的移民经济负担大大加重，生活水平普遍下降。过去，淳安缺粮群众靠国家平价供应返销粮。从去年开始，粮价放开，随行就市，每百斤粮价从26元上升到70元左右，国家安排的4000万公斤统销粮、救济粮，淳安要多支出3500多万元，加上农民自行购买和串换粮食，人均增支超过100元。特别是6万就地后靠移民，人均自产粮只有70余公斤，按人均每年300公斤吃粮标准，每公斤0.80元差价计算，人均增支达180多元，再加上其它涨价因素，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

　　淳安是个有着光荣历史的革命老区，“二战”时期属于闽浙赣根据地的一部分，老区面积包括18个乡镇、296个村、18万人口，淳安人民为革命胜利做出了贡献。淳安又与江西、安徽交界，山区面积占绝大部分。可以说，淳安是集老区、库区、山区、边区、贫区为一体的县份。李泽民书记在“万言书”中请求党中央、国务院帮助解决的6大问题都是淳安的新安江水库移民急需解决的问题。

　　一是提高库区维护基金拨付标准。将库区维护基金从每度电1厘钱提高到每度电1分钱。二是完善高水位运行超电量的分成政策。要求完善现行高水位运行超发电分成政策，由高水位运行超发电量分成改为高水位运行超发电量收入分成。三是认真解决回水区待迁移民问题。四是继续帮助解决该迁未迁移民的安置问题。五是切实解决移民吃粮问题。六是大力帮助改善淳安交通落后状况。

　　“完善移民后期扶持，这个长期遗留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李泽民给党中央这份沉甸甸的“万言书”，江泽民、李鹏和国务院各位领导都相继做出了批示。国务院和国家水利电力部对李泽民的这份“万言书”更是关注和重视。全国“两会”一结束，4月下旬，国务院组织的调查组在水利电力部钮茂生部长带领下专程赶到淳安。国务院调查组在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刘锡荣陪同下，对新安江水库库区移民进行了调研。

　　4月23日上午在听取邵银泽书记代表淳安县委、县政府汇报后，钮茂生部长即席发言说：“‘多带新思想，少带旧家具’这一系列口号，不要去追究了。有的同志反映，库区移民没有饭吃，说去把水库炸掉，移民的心情不是真的想去炸水库，而是因为没有饭吃，所以他焦急了。有的移民搬了三四次，甚至六七次家，元气也没有了。他没有怨气？当然有怨气。淳安人民以及库区的所有移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原来是鱼米之乡，现在米没有了，鱼也不是他们的了，留下了那么多问题和困难，确是应该解决的。移民问题这个账，我们要认，我们还要还。我非常赞同邵银泽书记说的，实行‘输血’和‘造血’相结合，从电价的受益中拿出一部分来补助库区的移民。”

　　国务院调查组成员、国家移民办赵人骧主任接过钮茂生部长的话说：“新安江水库建成30多年来，国家钱也花了不少，仍存在不少问题，如何解决问题，要从受益负担关系中找答案。”

　　国务院调查组成员、华东电管局总工程师刘维烈说：“新安江水库移民迁移至浙江、江西、安徽三省，要解决也得有一个总体考虑盘子。”

　　浙江省委常委、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刘锡荣感慨地说：“50年代，淳安在杭州地区是最前面的，现在是最后。我们有个态度，你们给淳安的，省里尽可能让给库区，特别是做出巨大牺牲的淳安县。”

　　以钮茂生部长为组长的国务院调查组人人的表态，都令淳安人民振奋，但更令人兴奋的是国务院调查组离开淳安的一个星期之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4月29日也匆匆赶到了淳安县，来亲眼看看淳安这神奇的地方。当时的朱镕基副总理和淳安县委书记邵银泽的一番交流对话至今还在淳安境内传颂着。

　　邵银泽：“由于新安江水库形成，原来水陆交通干线被截断，严重制约了淳安的发展。”

　　朱镕基：“眼前淳安还是要先修路，修好干线是解决淳安问题的关键，而且修路要趁早。”

　　邵银泽：“我们县不说修干线，就是修支线也缺钱。”

　　朱镕基：“恢复公路干线需要多少钱？你们县里能拿出多少？”

　　邵银泽：“需要3.6亿元，县里只能以投工投劳形式承担20%。”

　　朱镕基：“要集中力量来修路，资金四家来摊。除淳安20%以外，还有2.5亿元由中央、省、市一起来解决，中央负责25%的资金我去筹，争取3年到位。”

　　当邵银泽汇报到库区历史遗留问题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和社会稳定问题时，朱镕基：“我们多少届政府都没有解决新安江水库遗留问题，我们各级都有责任把这一问题解决好，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我们怎么对得起他们？把新安江电站的上网电价提高一点，提高的部分给淳安，给淳安补偿是合理的。”

　　当邵银泽汇报到库区维护基金现在还是10年前确定的每度电1厘钱，朱镕基：“电价都已上涨好几倍了吧？提高一点是合理的。”

　　朱镕基最后说：“我们讲的话都要兑现，讲了不兑现，老百姓就不相信。”

　　党中央、国务院对解决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真正摆上了议事日程。1995年1月24日，国务院副秘书长刘济民又约请了国家计委、财政部、电力部、交通部、民政部、水利部等有关部委的负责同志，研究了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会议认为：“新安江水库移民问题分布在浙江、安徽、江西三省，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要全面解决移民存在的基本生产、生活问题。”李鹏总理，朱镕基、邹家华、钱其琛、李岚清四位副总理和国务委员陈俊生及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及7位中央领导共同签发的国办函〔1995〕32号通知，在1995年5月26日向浙江、安徽和江西三省及国家计委等7个部委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解决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问题的通知》是含金量很大的一个通知。

　　党中央、国务院领导那么关注新安江水库的遗留问题，可见这遗留问题的严重性。这次，针对新安江水库移民遗留的“顽症”，党中央、国务院确是下了“重药”：淳安108米以下现有2万人需外迁，总投资2亿元，其中浙江省和杭州市地方自筹1亿元，中央补助1亿元。解决淳安库区的交通问题，总投资2.4亿元，其中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各承担6000万元，中央补助6000万元。库区维护基本标准，从1995年开始，新安江电站所发每度电由1厘钱提高到1分钱，这笔资金主要用于解决库区移民的生产、生活问题。以每年平均13亿8千2百万度电力计算，淳安等地每年就可得到库区维护基金1382万元；从1995年10月起至1999年9月30日，连续4年，采取华东电网全部电价价位加价1厘钱的办法筹集资金，4年可筹集资金4.1亿元，其中分配给江西省3.1亿元，安徽省7800万元，浙江省2200万元。筹集的资金必须直接用于解决新安江水库移民生活困难和发展生产。以后出现的问题，由地方人民政府自行解决。也就是说，这一“猛药”下去，30多年遗留下的“病魔”能驱散当然最好，如“旧病复发”，则责任全由地方政府来承担了。

　　我国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建造了各类水库8.6万多座，据水电部门统计，目前有八百多万移民属于贫困人口，占全国贫困人口总数的30%。

　　2004年以来，国务院将完善水库移民政策工作列入了重要议事日程。在加快修订《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的同时，2005年，在四川省开展了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高速的试点工作。2006年7月，国家对水库移民政策做出了重大调整，全国2288万多大中型水库农村移民每人每年按照600元的标准进行扶持，每年需筹集后期扶持资金137.3亿多元。2007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向世人宣告：“完善移民后期扶持，这个长期遗留的问题正在逐步解决。”

　　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中国水库移民遗留难题终于破解。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轮奸 活剐三千宫女[转帖]

　　朱棣：轮奸建文忠臣妻子 活剐三千宫女

　　派遣郑和下西洋的“永乐大帝”明成祖朱棣，是明朝数一数二的暴君，比起老爹朱元璋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夷十族，送教坊，手段卑鄙

　　1402年，他夺了亲侄子的皇位，导致了几十万人的战死沙场；建文帝宫中的宫人、女官、太监被杀戮几尽；他一次性枉杀1万4千多人。他还将忠于建文帝的旧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杀死；仅方孝儒一家，灭“十族”就杀掉873人！对于建文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们送进妓院、军营，让人轮奸。有被摧残至死的，朱棣就下圣谕将尸体喂狗吃了。

　　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也曾提到明成祖如何对付建文帝的旧臣:

　　景清剥皮，铁铉油炸，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教坊，叫她们做婊子。

　　据《明史》记载，景清不但被灭族，而且“转相攀染”，到处牵连，所谓瓜蔓抄，结果整个村庄成了废墟。进入教坊，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送到妓院。教坊是国营的妓院，可不是人待的地方，《教坊录》有这样的记录: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本司右韶舞邓诚等，于右顺门里口奏:有奸恶齐泰的姐，并两个外甥媳妇，又有黄子澄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条汉子守着，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三岁的女儿，奉钦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又奏黄子澄的妻，生一个小厮，如今十岁也。又有史家，有铁铉家个小妮子，奉钦依都由她。

　　“二十条汉子守着”，是轮奸的意思，这种惩罚骇人听闻，奸后生了孩子，还得继续受罪。

　　建文帝

　　邓之城《骨董琐记》曾引《南京法司记》上一段文字:

　　永乐二年十二月，教坊司题卓敬女杨奴、牛景妻刘氏，合无照依谢升妻韩氏例，送淇国公转营奸宿。

　　所谓转营奸宿，就是送到让淇国公部属各个营地，让士兵们轮奸。

　　心狠手辣，屠戮宫女

　　朱棣的大老婆徐皇后，于永乐五年（1407年）病死。徐氏死后，朱棣一直未立皇后。后宫有一位权贤妃，是从朝鲜选来的美女，美艳殊丽，能歌善舞，且善吹箫，聪慧过人，最受朱棣宠爱。不料永乐八年（1410年），权氏随朱棣率兵北征，死于归途，害得朱棣为宠妃很掉了几滴眼泪。

　　朱棣正为失去宠妃而悲伤之际，有宫女揭发说权氏是被吕妃串通太监和银匠用砒霜毒死的。朱棣大怒，也不细查，即下令将被告下毒的太监、银匠处死，对吕氏则采用酷刑，用烙铁直烙了一个月才死。受吕氏牵连而被杀者达数百人。

　　揭发吕氏毒死权妃的人也姓吕，是一位朝鲜商贾的女儿，史书称其为“贾吕”。

　　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准备立为皇后的宠妃王氏暴死，而恰于此时，皇宫内又有人告发贾吕、鱼氏与宦者“通奸”(宫女和宦者结为夫妻一样的伴侣，实际上没有实质上的性行为，仅仅是相互慰悦、相互照顾而已，宫内称为“菜户”或“对食”)。明朝后期的皇帝对此类事，往往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明熹宗甚至还亲自将宦官与宫女结为对食的。

　　朱棣却勃然大怒。贾吕、鱼氏惧祸，上吊自杀。

　　朱棣并不罢休，又兴株连之法，拘捕与贾吕亲近的宫婢，亲自审讯，看贾吕等人是否还有其他阴谋。宫婢受了酷刑，竟诬服称后宫有人要谋害皇帝。这一口供，激起朱棣嗜杀本性。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更多人的屈打成招。百连千扯，自承“谋逆”的宫婢侍女，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

　　朱棣下令将这些从全国选来的美丽的宫女全部处以剐刑。所谓剐刑，即是凌迟处死。此刑主要用来处死“谋大逆”、“谋反”等政治犯。

　　行刑时朱棣亲临刑场监刑，经常还亲自操刀，残杀宫女。一位河北籍宫女受刑时斥骂朱棣:“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

　　朱棣更加恼怒，令画工画了一张贾吕与宦官相拥图，遍示内宫，羞辱无辜的宫女之余，亦不啻自我羞辱。《李朝实录》记载，朱棣大肆屠杀宫女之际，适有宫殿被雷电击毁，宫女们暗喜，以为朱棣会因害怕上天惩罚而停止屠杀，但朱棣“不以为戒，恣行诛戮，无异平日”。

　　公元1424年，朱棣第五次出兵大漠，死于北征回师途中的榆木川（今内蒙古乌珠穆沁）。大内以30余宫女生殉朱棣。她们吃完饭以后，被带上殿堂，哭声震殿阁。殿堂内置有小木床，使宫女立在床上，梁上结有绳套，把她们的头放在圈套中，然后撤掉小床，使她们吊死。

　　“永乐大帝”无改一生嗜杀气度，死了也要祸害别人。

朱元璋为啥不杀汤和？ [转帖]

　　朱元璋当了皇帝便大杀功臣，惟独有个信国公汤和活了下来，其原因何在？

　　朱元璋当了皇帝便大杀功臣，功臣几乎被他杀绝，惟独有个信国公汤和活了下来，其原因何在？

　　伴君如伴虎，这话真不假。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历朝如此，明代尤甚。猜忌刻薄的朱元璋当了皇帝后就大杀功臣，当初和他一起打天下的老朋友，几乎被他斩尽杀绝，徐达、李善长、刘基、胡惟庸、蓝玉、叶升、冯胜、宋濂、 傅友德……惟独信国公汤和能幸免于难，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

　　朱元璋大杀功臣的理由很简单，无论是先立的太子朱标，还是后来立的太孙朱允炆，都为人仁厚，性格偏软，朱元璋当然不放心自己死后，还留下一帮战功赫赫的老臣，因此在自己交班之前，想方设法把那些旧臣杀掉，以为子孙后代的江山永固铺平道路，防止再出来个陈桥兵变的赵匡胤。有一次，太子朱标进谏说：“陛下您杀大臣杀得太多，恐怕会伤了君臣间的和气。”朱元璋听了以后不说话，沉默很久。第二天，朱元璋把太子叫来，将一根荆棘扔在地上，命令太子去捡起来，面对长满刺的棘杖，太子觉得很为难。朱元璋说：“这根荆棘你拿不起来，我替你将刺磨干净了，难道不好吗？现在我所杀的人，都是将来可能威胁到你做皇帝的人，我把他们除了，是在为你造莫大的福啊！”

　　本来，汤和也属“荆棘上的刺”，在必杀之列，可因为他的机警和自律，能急流勇退，不贪恋权势，所以保全了自己和家人。其自保“经验”可圈可点，不无“考古”价值。

　　他对朱元璋有拥戴之功。他早年和朱元璋一起在郭子兴麾下效力，比朱元璋的资格还老一些。后来朱元璋脱颖而出，逐渐成为首领，其他一起出生**的将领看到朱元璋当老大，难免心里不服气，而汤和虽“长太祖三岁，独奉约束甚谨，太祖甚悦之。”在关键时刻，他率先承认朱元璋的领导地位，这份功劳，朱元璋是一直认账的。

　　他不争功，能以平常心对待不公待遇。打下江山大封功臣时，朱元璋故意降汤和一等，找个岔子只封他为侯，而其他同等条件的人都封为公的爵位。他却很谨慎，从不发牢骚，不怨天尤人，继续兢兢业业、如履薄冰地伺候皇上，并及时向皇上作出诚恳而深刻的自我检讨，这才被宽恕，几年后进封为信国公。

　　汤和识相知趣，迎合皇帝的心思以自保。《明史汤和传》记“帝春秋浸高，天下无事，意不欲诸将久典兵，未有以发也。”也就是说朱元璋对掌握军权的老臣开始不放心了，汤和就投其所好，与其等他“杯酒释兵权”，不如自己主动急流勇退，于是，在众多高级将领中第一个自请解除军权，“和以间从容曰：‘臣犬马齿长，不堪复任驱策，愿得归故乡，为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悦。”立马拨款为汤和在凤阳老家造房，让他衣锦还乡。

　　回家后他又低调做人，从不以功臣自居，并且束缚子孙家奴，遵守法纪，善待乡邻，不授人以柄。他知道，朱元璋的耳目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他的监视，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报到朱元璋那里，因而他就整天吃酒下棋，游山玩水，含饴弄孙，从不结交地方官和乡绅，不谈国家大事，给人一副只贪图享受别的事一概不管不问的印象。让朱元璋非常放心。

　　就这样，他令人难以置信地活到了洪武二十八年，以七十岁的高龄而逝，是明初少有的几个能善终的老臣，死后追封为东瓯王，谥襄武，可说是备极哀荣。朱元璋是铁了心要杀尽所有功臣的，天网恢恢之下，汤和能成漏网之鱼，确实是个历史奇迹。可见，《明史》里说汤和“沉敏多智数”，绝非溢美之辞，也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了个“异数”。

她将绝密“城防图”放入体内送出城[转帖]

“愉快中的时间总是比痛苦中的时间消逝得更快。”在山西省图书馆泛黄的历史档案“太原解放纪实”中，这句带有散文诗气息的短句，赫然出现在1950年“庆祝太原解放一周年大会公告”中的开篇。对于当时发布公告的人来说，刚刚迎来的和平时光与漫长的战争岁月相比显得健步如飞。

　　他的预言是正确的。一转眼，一个甲子匆匆而去。

　　60年前，太原战役（1948年10月到1949年4月）的那半年，对于众多亲历者来说，是漫长的期待，是难耐的煎熬。亲历者中，一个普通的女人成为故事的主角，她不是****员，没有任何公职，却与丈夫一起多次为****送出情报。解放太原前夕，她将绝密情报“城防图”放入自己体内，徒步穿越重重防线送抵解放军太原战役前线指挥部。为此，她承受了一生的病痛：子宫受损，终身不孕。

　　她叫霍桂花，当时是太原地下党员赵俊宝的新婚妻子，那年，她21岁。

　
　　　冬天的记忆

　　2009年1月20日上午，天空尘霾悬浮不去。山西省荣军医院康复科外，能听到一群麻雀飞下屋檐的声响。一位年过八旬的老妇，正在哄一个哇哇大哭的孩子。

　　“解放那年，也和这个天气差不多，没下雪，不过当时可没这么安静，到处是枪炮声……”

　　这个喃喃自语的老妇，就是当年冒死送情报的地下工作者霍桂花。

　　坐定，她的回忆从那个冬天开始。

　　“太原被围困后，当时主要的工作就是情报工作”。霍桂花的丈夫赵俊宝是****北岳二地委城工部太原火车站南站地下党员，公开的身份是火车司机。

　　1948年冬天，三大战役结束，华北大部分地区解放。太原成为人民解放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但在国民党守军阎锡山眼中，这座孤城还有极大的希望，因为它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碉堡城”。

　　在太原城周围方圆百里的范围内，阎锡山军队构筑了5000到6000个防御碉堡。当年一个美国记者看了这些碉堡后吃惊地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坚固的工事使得阎锡山决定在太原与解放军最后一搏，他自信地认为，这些碉堡可以抵挡解放军的进攻。

　　对解放军而言，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迅速取得胜果，情报工作是其中重要一环。

　　霍桂花和赵俊宝在太原黑土巷租住的房屋成了****太原火车南站地下党临时的秘密会议场所。在国民党守军内部关系和地下党员不懈努力下，历经3个多月，太原东、西、南、北四张城防图绘制完毕。但如何将城防图送出城去，成了当时困扰****地下党的最大难题。

　　由于解放军围城，火车只能在太原市区内绕行，以往的火车运输情报渠道中断，****太原地下党必须找到另一种方式将情报送出。

　　同一时期，另一条获取太原城防工事图的****秘密通道——太原进山中学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在送城防图途中，被阎锡山守城士兵发现，地下工作者乔亚等8名地下工作者在太原市大东门外被集体处决……

　　这一事件引起了国民党守军高度重视，一场在太原城内的特工战悄悄开始了。

　　霍桂花记得：那一天，赵俊宝匆匆赶回家中，没多说话，将家里的有关文件和用品收罗一起，拉着她就走。门口，房东问他们去哪儿，赵俊宝说“去媳妇她舅舅家住几天”，霍桂花心里一动，舅舅当时已不在太原城了，为何要说去舅舅家?已有些许地下工作经验的她没多言语，忙帮腔说“着啥急呢，舅舅家就几步路……”。

　　出门走了许久，赵俊宝见附近没人，才小声告诉她：“有同志暴露了，虽然和咱们没有直接联系，但为防万一，那个房子不能住了。”几句话，让霍桂花感到一阵刺骨的凉意。

　　封闭的城池

　　拉开停在铁轨上的车厢铁门，里面涌出一股铁锈味儿。赵俊宝找来火盆生起火，叫霍桂花把铁门关上，他又出去探听消息了。深夜，他回来，带回一个好消息：“（太原南站地下党组织）没有暴露!”。

　　“城防图事件”后，太原城内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特种警宪指挥处”日夜通明，目的只有一个：找出****太原地下党组织。太原城内任何人只要稍有嫌疑，就会被抓去审讯逼供。同时，国民党派遣大量特工便衣侦查，一时间，太原城内草木皆兵。火车车厢成了赵宝俊和霍桂花临时的“新”家。

　　赵俊宝手上曾有一份急需送出的情报－－“太原小东门外飞机场草图”，该如何找到送出途径呢。赵俊宝通过他的同事、火车列车员高步瀛，办成了这件难事。

　　高步瀛表面上是个不起眼的列车员，实际上还有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特工－－国民党的隐藏特工，国民党国防部二厅104站296组谍报员。他的这个身份很隐秘，以这个身份可以拿到进出太原城的“通行证”。赵俊宝找了个事由，通过高步瀛拿到了出城通行证，“临时”的，用一次就作废。有了通行证，赵俊宝把情报做成蜡丸，塞在自己的肛门，安全送到了城外的党组织手中。

　　有了成功送出情报的经验，地下党组织把“送城防图”这一重任交给了赵俊宝。

　　前面的临时通行证已经作废，再找高步瀛怕引起怀疑，一些在敌人内部的内线职位所限，搞不到数量很少的通行证。一时间，地下党组织的出城路子都被堵死了。

　　1949年1月，****已围困太原城3个月，太原的粮食没有来源，零星空投的红大米杯水车薪，食盐严重短缺。1949年太原的春节：商品奇缺，物价猛涨，糠皮、豆腐渣、麸皮、豆饼都成了人们抢购的食物，榨过油的黑豆饼价格居然攀升到七个白洋一个。油、盐已经很难吃到。在太原街头，抓丁、抓差、抓嫌疑、要粮、要款、要木材、要麻袋、要衣服、要碗筷的宪兵、特警满街都是，太原的工厂全面停工，停薪。

　　为节约城内的粮食，国民党阎锡山政府开始放松出城令，允许市民出城往解放区逃难疏散，但只限老弱病残，青壮年男子严禁出城，要留下来成立所谓的“民兵自卫军”。

　　城内****地下党认为，已经到了送出城防图的最好时机。

　　曾经有过成功出城经验的赵俊宝陷入沉思：当时所有的地下工作者没有一个是老弱病残，这样出去，很容易被怀疑，也不太可能成功。

　　霍桂花记得，4月初的那一天：赵俊宝在车厢里徘徊了很久，也沉默了很久。小小车厢中空气好象凝固了一般，她了解丈夫的痛苦，却不知怎么才能帮他分担。

　　赵俊宝看着霍桂花，许久，总想不到恰当的词语。

　　他的心思终于被霍桂花猜中，她盯着他“我能做什么吗？”

　　继续沉默，“这次你来干！”几分钟后，赵俊宝压低声音说。

　　“我吗？”霍桂花有些吞吞吐吐，在老区寿阳长大，当过儿童团长、妇女队长的她，虽然有过多次战斗经验，但自己独立一人送情报，还是第一次。“我怎么做？”

　　赵俊宝用和平时极不相称的语调低声告诉她方法。她有些犹豫，不知是内心不能接受还是感到恐惧和不安。

　　“太原很快就解放了，你去做，能做成。”这次赵俊宝斩钉截铁。在暗暗的炉火旁想了许久，霍桂花下定了决心。

　　赵俊宝将四张城防图用油纸封好，做成约一个拇指大小的蜡丸，另外一个蜡丸里，是他上次调查清楚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的296个成员名单。

　　夫妻俩对视，几许感慨和希望。她用棉线把两个蜡丸绑住，塞进自己的阴道。为了更安全一点，她咬牙忍痛，用指头用力往里推，然后把露在体外的棉线头塞在卫生带上。

　　她踏上了出城的路。

　
　　漫长的一夜

　　20岁出头的霍桂花化妆成一个老态龙钟的老妇，穿着黑灰色的大棉袄步履蹒跚地走着。当天傍晚，她随着疏散的人流混出城门。

　　从出城门到城外，共有5道阎锡山军队检查点，衣服、裤子、头发、鞋子，甚至身上的内衣裤都遭到过搜寻，但藏在最隐秘处的情报没有露出痕迹。

　　过了最后一个检查点，就是两军交战的战场了，此时，双方处于对峙阶段，战场竟是比城内还要安静。战场尽管经过清扫，但在霍桂花眼中，仍有浓重的血腥与凄凉，路旁边是奇形怪状、千疮百孔的碉堡废墟，纵横交错、蛛网般的废弃战壕……

　　霍桂花记着赵俊宝的交待：“找到巡逻的解放军哨兵，说是党组织的人，他们就会带你到应该去的地方。”

　　她随着逃难的人群，朝正南边跑。身旁，几个和自己一样衣衫褴褛，面黄肌瘦，慌里慌张的老百姓。阵地并不远，跑了没多长时间，她已经看见不远处的大字牌，每个字牌足有两三米高，是句标语“打到阎锡山，清算大战犯”。

　　她心中一喜，终于到了自己人的地盘了。

　　身旁的难民也很兴奋，更用力地往前冲。这时，阵地前方传来了解放军士兵的喊话声“喂，老乡们，上面有令，不准出城，赶快回去吧。”

　　听见士兵喊话，喧嚣的人群停住了脚步，一些人放胆子喊过去说，“八路军同志（很多太原市民都不了解解放军，还以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番号相称），我们回去也是死路，你们使使好心，让我们出去吧。”

　　喊话的士兵犹豫了，向领导请示，结果是执行原先的命令。

　　无奈，霍桂花又随人流往太原城回跑，但此时太原城门已关，为了避免解放军特工渗透到太原城内，国民党军的命令是，只准出人，不准进人。

　　这群难民被夹在两军阵地的交汇处，左右为难。

　　这一夜，为了躲避流弹，霍桂花和难民们躲进已废弃的战壕。互相挤着，等着天亮可以找到新的办法。

　　漫长的一夜，冷冷的西北风从头顶掠过，霍桂花没有困意。风一起，黄土高原特有的黄沙随风弥漫到口鼻。看不到任何方向，却能嗅到沙子中的尸臭。而与旁人不同的感受是，霍桂花的下体开始疼痛。“躺也不是，坐也不是，那么冷的天都能出了汗”想起那一晚，她记忆深刻。

　　第二天天亮后，她找到了解放军巡逻士兵，说明自己的身份后。前线派出士兵与她一同前往40里外的指挥部。她强忍越来越重的下体疼痛，急速步行走到中午，终于到了解放军“榆次前线对敌斗争委员会”。

　　一份沾着鲜血的蜡丸从她体内取出，被处理后紧急送到解放军太原总前委总指挥徐向前的面前。20多天后，4月23日夜，解放军对太原城发动全面进攻，这份标明工事地形的城防图帮助解放军摧毁了阎锡山引以自傲的“碉堡城”。

　　太原城解放了。

　　一生的病痛

　　2009年1月20日，大寒。离春节还有6天。

　　在山西省荣军医院的康复科的康复病房里，霍桂花身边刚才还在大哭的孩子停止了哭闹，一个50多岁的妇女推门而入，孩子的奶奶回来了。

　　“这是我儿媳妇”。霍桂花热情地介绍。“刚刚哭的孩子是重孙，现在我算四世同堂了”。霍桂花显得非常满足。她的儿媳和儿子带着重孙女专程从内蒙古回到山西陪她节。

　　但儿媳的进门也破坏了我们谈话的气氛，霍桂花声音开始降低，当谈到取出城防图以后的故事时，她开始顾左右而言他，欲言又止。

　　儿媳出去做饭，霍桂花才坦言：“她们都不知道，这么多年了，都老了，就别说白了。”

　　霍桂花所说的“不知道”是一段惨痛的经历－－

　　60年前，在“榆次前线对敌斗争委员会”，为了保证情报安全，也为了20多岁女子的名声，霍桂花选择自己取出藏在下体内的情报。

　　经过一天一夜的体内浸泡，两枚蜡丸有一枚被泡开了，另一枚粘在了肉上面。她咬紧牙关拉着棉线往外扯，竟然连着蜡丸一起扯下一大块肉来，下身出血不止。 20多天后，她随第一批进城的解放军进入刚解放的太原城，终于与丈夫赵俊宝团聚，结束了地下工作。之后，赵俊宝到新政府部门就职，她被分配到太原卷烟厂工作。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赵俊宝以一名志愿军身份入朝作战，负责铁路运输方面的工作。赵俊宝走后，霍桂花的身体越来越差，下身经常流血不止。被邻居送到太原市杏花岭区医院做了子宫部分切除修补手术，在医院，她听到一个无情的消息“因子宫受损，她可能终身不孕”。

　　在病房中，她哭了。

　　1954年，赵俊宝在朝鲜战场荣立新功后回到祖国，闻听此讯，心中五味杂陈。

　　1960年，霍桂花下身再次流血不止，第二次做了手术，子宫被完全切除。后他们夫妇抱养了赵俊宝哥哥的儿子，这个秘密一直保守至今，已近花甲的儿子和儿媳尚不知晓。

　　赵俊宝回国后被安排到内蒙古工作，霍桂花一同前往。1998年，赵俊宝去世，霍桂花的生活陷入困境。当年的传奇故事被历史湮没，没有人知道这个贫苦老太竟然是解放太原的传奇情报员。

　　后来，惟一知道内情的霍桂花邻居杨春荣写了一封信，信件被当年赵俊宝、霍桂花的战友、领导收到，一起以联名信的方式寄给当时的太原市委书记纪馨芳，她的传奇故事才得以传播。同年，她被从呼和浩特接回太原，安置在山西省荣军医院。

　　一个不被人知的地下工作者，如今已风烛残年。从16岁参加革命，她用过崔桂花、贾桂花和霍桂花多个姓名。2009年，她81岁。

　　据《太原解放接管纪实》一书记载，太原解放前，在太原城内****地下工作人员共有约2000人，解放后除1000人加入了部队，实名登记的有300多人，有近700名地下工作者失踪或牺牲。

毛主席回答韩爱晶的重大问题[转帖]

在毛泽东主席召见首都红卫兵五大头头的过程中，地质学院的王大宾由于较少插手校外和全国各地的文革，再加上王善于团结比他更左的同学，因此得到毛和中央文革的好评，所以毛在进行“7.28谈话”的一开始，就让王大宾坐到毛的旁边去，以示中央对他的关爱。相反，由于到处插手校外和全国各地的文革事务，不断地帮中央的倒忙，韩爱晶和蒯大富则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尤其是韩爱晶，由于在“7.28谈话”前几个小时蒯还没有到场，韩简直成为中央首长的众矢之的。陈伯达甚至说韩爱晶、蒯大富头脑膨胀得厉害，不尊重毛主席和党中央……因此毛讲：“这是危险的道路，现在轮到你们小将犯错误的时候了。”但从毛和中央有关讲话所指的具体内容看，毛和中央文革批评韩和蒯的主要不是蒯在清华搞武斗和向工人解放军开枪的事情，而是指他们到处插手他们不应该插手的校务和全国的文革事务的事情。
　　
　　“7.28谈话”一直进行了五个小时，后来毛泽东主席决意退场去休息，这时在场所有的人都万万没有想到韩爱晶向毛提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的人都吃惊的重大问题，韩说：“主席我有个问题，如果一百年后您不在了，中国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全国打起内战来，他说他是毛泽东思想，我说我是毛泽东思想，出现了割据混战的局面怎么办？”韩的这个问题实际上也是当时红卫兵中普遍流行的问题，不过此时此刻韩在毛的面前公开直接地提出这个重大问题，无疑让在场的人们对韩的主观动机有很大的想象空间：一种可能，是韩对今天受包括毛在内的中央首长的围攻的反击，认为毛和其他中央首长不讲道理，以权压人，他韩爱晶根本就不服；另一种可能，是韩在某种程度上对文革的前途和林彪的副统帅地位提出自己的质疑；当然也还有一种可能，韩的这种表现是在很多孩子身上经常出现的顽童症，这些孩子往往在受大人严重批评之后，仍然还要顽强地表现一下他们挨了大人批评后决不自暴自弃的英雄气概。
　　结果，包括毛泽东主席在内的最高级别的中央首长，都被韩爱晶上述的惊人的问题调动起来：
　　
　　毛泽东主席首先回答韩爱晶说：“出修正主义也没有啥！一百多年来，北洋军阀段琪瑞搞了十几年，跟蒋介石打了几十年，党内又出了陈独秀、瞿秋白、……张国焘、彭德怀、高岗、刘少奇，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有军队、政权，有这些经验，比马克思还好。”
　　
　　林彪说：“有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席又接着说：“有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比没有好，对于在座的跟林副主席走，把他们消灭干净。有人民就行，就是把我和林彪以及在座的都消灭，全国人民灭不掉，只要有人民在就行。最怕是脱离工人、农民、战士，脱离生产者，脱离实际。对修正主义警惕性不够，不修也得修。”
　　
　　陈伯达说：“韩爱晶，你思想上还不懂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使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
　　
　　姚文元说：“韩爱晶过去就提出过这个问题，去年我们就说过，有林副主席做毛主席的接班人，有毛泽东思想，就不怕出修正主义。”
　　
　　周恩来总理说：“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包括苏联在内都没有把马列主义掌握好。林副主席把毛泽东思想大大普及了，这就是伟大功勋。过去马列主义是被少数人垄断的。只要有毛主席、林副主席在，大变化不会有。”
　　
　　毛泽东主席再接着说：“你们年轻人没有经验，不过这个问题他问得好，问我我就回答。不要认为没有我们，天就会塌下来，这也是一种迷信。”
　　
　　江青说：“韩爱晶给我写过几次信讲这个问题，脱离实际，脱离工农，一到我跟前，就想将来，总是说几十年以后的事情，还问我第三次世界大战什么时候打？”
　　
　　毛泽东主席接着说：“想得远好，这个人好。”
　　
　　姚文元又说：“历史发展的规律总是前进的、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群众。我批评韩爱晶的悲观主义。”
　　
　　韩爱晶不服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前途是曲折的，搞辩证法。”
　　
　　毛泽东主席又马上接着说：“一次前进是没有的，历史总是曲折的。1927年受挫折，胜利以后又出现了高饶反党集团，庐山会议出了彭德怀，现在又出了走资派。……”
　　
　　所以，人们从毛泽东主席回答韩爱晶提出的重大问题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无论是毛还是毛的红卫兵，通过文革大规模的从文斗到武斗的群众运动的全过程，都对如何解决文革的宗旨问题非常茫然。于是，毛和毛领导的中央，当时只好将中国防修反修（反腐败）的希望，寄托在毛的文革思想普及和毛的接班人林彪身上。而事实上，毛的文革思想普及不等于毛的文革思想能够经受历史的考验，同时林彪当毛的接班人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据传毛在临终前不久，对他领导的文革发出“自信又不自信”的悲叹。我想毛在“7.28谈话”中对韩爱晶问题的回答，就是毛对他临终前不久的有关悲叹的明确的注释。
　　
　　至此，我情不自禁地要发议论，如果我当时也在“7.28谈话”现场的话，也必然为韩爱晶捏一把汗，因为韩爱晶在毛泽东主席、林彪、总理和中央文革等中国最高领导集团面前，敢于提出他那个当时只有神仙才能回答的问题，分明是在政治上找死！不过这一回，千载难逢，韩爱晶逢凶化吉。由此可见，大千世界无独有偶，在1968年7月27日和28日这两天里，一个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居然敢于向人山人海手无寸铁的工人解放军开枪，另一个红卫兵领袖（韩爱晶）居然向中国最高权威层挑战，向他们提出当时凡人根本无法回答的有关文革宗旨的问题。这两件事情足以说明，后来国内外不少学者评论文革红卫兵运动只是“奉旨造反”的运动，纯属脱离历史实际的书生议论。也正因为如此，连像神一般威严的毛泽东也只好用紧急召见的办法来解救当时蒯大富酿成的清华政治危机。最后也难怪毛在“7.28谈话”结束退场后两三分钟，又返回谈话现场，再次叮嘱他的部属，不要为难红卫兵小将！我想这里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毛已经察觉到，按照传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的逻辑，有关的真理在不知天高地厚的红卫兵领袖蒯大富和韩爱晶的手中，而不是在他这位统帅红卫兵领袖的伟大领袖的手中.

胡耀邦是怎样选中温家宝的[转帖] 

温家胡同出了个温家宝，这在天津市北辰区宜兴埠镇的邻居间已传为佳话。虽然温家宝全家在1949年就已搬离此地，但是提起温家宝，大家仍津津乐道。

在镇子的人的记忆中，温家宝对亲属要求很严，其姑母长期在宜兴埠居住未见沾过什么光，当年温家宝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时，镇里一些居民曾向其姑母查询，得到答复都是一句话，同名同姓而已。几年前姑母去世，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曾寄来700元钱。

温家宝同志离开天津南开中学后，就没有回去过。天津南开中学校长室一女士告诉记者，温家宝副总理在宣传上保持低调的作风，有消息说他曾经专门和天津市的领导打过招呼，不要在他身上做文章。

边塞

十四载1968年2月，红色海洋席卷中国，在北京地质学院构造地质专业攻读研究生的温家宝主动要求前往边塞甘肃，从此与祁连山相伴十四载。

温家宝在甘肃酒泉地质队工作期间，认识了毕业于兰州大学地质地理系的张培莉。张培莉家住兰州市，在甘肃地质局从事岩矿鉴定。两人在七十年代结婚。1968年到1979年，温家宝由一名初出校门的实习生成长为地质队的副队长，1979年后，温家宝上调到甘肃地质局。

酒泉的生活在温家宝的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甘肃省地勘局第四地质勘查院办公室王先生向记者介绍说，2002年9月，温家宝到酒泉视察工作，曾专程到那里的地勘局第四地质勘查院探望老战友。老友相会，一贯低调的温家宝除了与大家合影外，在应邀题字时，留下了温家宝三个字。

在甘肃地矿局内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温家宝在甘肃地质局工作期间，条件非常艰苦。他曾到酒泉灌溉面积最大的洪水坝河工作。有一天晚上，山洪暴发，温家宝和同事一夜三次搬迁帐篷，终于避过大难。

甘肃省地矿局办公室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温家宝副总理在甘肃有不少老同事、老朋友，他们之间现在还保持着联系，这也是温家宝副总理了解基层情况的一个渠道。

胡耀邦选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对于中国许多中层干部是令人兴奋和难以忘怀的。那时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浪潮，拍打着曾在文革中上下流动的众多年轻人。
　
1985年春天，温家宝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而他的直接领导是王兆国，时为办公厅主任。

胡耀邦选干部不任人唯亲，他很重才干。1985年前后，他特别委托中央组织部考察干部，主要是省部级干部，希望物色到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合适人选。当初我知道的挑选标准有四个：副部级以上、年轻、学历较高和有才能。一位曾在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近十年的人士说，中组部考察时，发现他各方面才能很全面，人品也好，而不仅仅是个只懂技术的干部。
经过几轮筛选，那次选拔只留下三个干部，其中之一就是温家宝，另一个是现任政治局常委的吴邦国，时为中共上海市常委。还有一位吉林省的高级干部。

1986年，中央任命王兆国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而温家宝接任王的职务，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继杨尚昆、汪东兴、姚依林、胡启立、乔石和王兆国后的第七位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上世纪90年代初，曾庆红被任命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他与温家宝同在一个单位三年。据一位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说，温家宝和他合作得很好，遇事经常商量。

尊重领导和平易近人是温家宝一贯的作风。他在办公厅工作时的那位下属对记者说，在日常工作中，他对每一位领导都很尊敬，同时他对办公厅的工作人员依旧保持着平易近人的风格。

眼光向下

2002年山东大旱，国务院原本打算派出水利部官员视察，但随着山东旱情的不断加重，最终温家宝亲自赴鲁。温家宝对深入农村研究和调查有着独特的情结，特别是对农村问题。

2002年3月6日，温家宝副总理参加辽宁省人大代表团的分组讨论，原九届人大代表，朝阳市市委书记王大操回忆，温家宝非常关注推行的开仓借粮政策，听说辽西去年旱情严重，询问完一位在座的来自基层农村的人大代表他们村受灾情况和政府相关的救济措施后，又连续询问他，你们市去年向农民 开仓借粮 了吗?借了多少?发救济粮了吗?发了多少?

有三个数，一定要搞清楚。一是开仓借粮的数，要保证灾区农民有饭吃；二是救济粮的发放数；三是农民通过打工、亲朋互助等办法自救解决的数。这三个数搞清楚了，对缺粮人口的情况就心中有数了。温家宝副总理当面告诫王大操。

而九届人大代表，原河北省丰宁县委副书记依然清晰地记着在2002年3月7日，温家宝副总理参加河北省人大代表分组讨论时的情形。温家宝微笑着与坐于前排的代表一一握手，态度甚是谦恭。大家对他印象很好，特别欢迎他。我的发言引起了温家宝很大的反应，当时丰宁遭受了连续三年的旱灾，政府正发放粮食帮助农民。 当汇报丰宁政府按照乡村逐级汇总统计上来的数字发放粮食时，被温家宝打断：这样做不行，只靠统计数字做事不行，我们必须眼光向下，只有亲自下去调查，一户户查，一家家问，这样才能真实了解受灾情况。

据原河北省丰宁县委副书记介绍，温家宝副总理到河北丰宁视察过，深感目前城乡差距严重，温家宝副总理2000年在丰宁视察时并没有按照会务事前安排的路线走，可以说看到了没有经过掩饰的农村基层的实际情形。

一位熟知温家宝的官员说，温家宝到外地视察的时候，他经常会让车队突然停下来，没有事先安排就下车与附近的民众交谈，希望了解最基层民众的想法。

古代四大美女竟全曾被迫乱伦 [转帖]

　“朝为越溪女，暮作吴宫妃”。

　　1号美女西施是一个贫家女子，当上了吴王夫差的妃子，可谓一步登天。吴国战败夫差自刎后，西施下落不明。民间传说有很多版本。最好的一个是与范蠡私奔了。范蠡功成身退，泛于五湖，顺便把西施也带走了。那么西施的结局就成了“先是吴王妃，后作庶民妻”。君臣是比父子更大的辈分，范蠡也曾给吴王为臣，王妃下嫁臣民，西施免不了乱伦的名.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2号美女王嫱，字昭君，齐国王襄之女，十七岁选入汉元帝宫。匈奴单于请求和亲，汉元帝下谕宫中，征求宫女们的自愿。王嫱“喟然而起”，报名和亲。说她是为了民族团结的大义，并不合乎她的身份。王嫱想：当单于的妻子要比老死在汉宫强一万倍。既能过上较自由的生活，又能领略异国情调，何乐而不为呢？在当时确是一种有见地的勇敢行动。《西京杂记》载：“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按图召幸之。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按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娴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得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好丑老少，必得其真……”这记载不一定真实。“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毛延寿也是个男人，见了昭君这样的绝色女子，一定是骨软筋麻神经崩溃，手中的笔不听使唤了，所以没有画好。为什么又说昭君乱伦呢？因为匈奴的风俗，老单于死了，江山财产老婆，全由儿子小单于继承。昭君的丈夫老单于死后，按规矩又做了小单于的妻子。按汉族的伦理看来，自然是乱伦无疑。

　　“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

　　东汉末年董卓专权，残忍暴戾。他手下有一名虎将吕布，生得英俊雄伟，骑赤兔马，当时传说“人中吕布，马中赤兔”是拔尖的。虎牢关一战，十八路诸侯不敌吕布的方天画戟，纷纷散去。朝臣们更是束手无策。这时元老王允突发奇想：要用貂婵的脸蛋和生殖器官对付董吕二人。灭贼兴汉的任务就落在了美女貂婵的肩上。谁知这样艰巨的事在貂婵来说只不过是小菜一碟，略施手段，就把吕布搞定，把董卓搞死。要知道这吕布是董卓的乾儿子，貂婵先嫁董卓后从吕布，逃脱不了乱伦。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杨贵妃的故事结局既悲壮又有传奇色彩。史载贵妃死于马嵬破，也有学者说东渡重洋，到了日本，有的说去了墨西哥，有说是当了女道士，但道士说是成了仙女。白居易的《长恨歌》叙述贵妃的出身时是“杨家有女初长成，长在深闺人未识”，把女主人写成一位纯真的处女，隐瞒了履历表中的一大段。读者偶然一查，原来杨玉环曾是“寿王妃”，玄宗的儿媳妇，玄宗心闻其美想佔为己有，先让她当了女道士，然后接进宫去的。那么诗中就应该写“本是寿王宫里人，托身空门待君宠”才对。但白居易是个诗人，温柔敦厚才算艺术，文学要比真实更美才对。古时“淫于舅”是大丑恶，但唐代比较开放，马嵬兵变的人们并不遣责贵妃的乱伦，罪名大概是“误国”。但唐玄宗又不是个**，为什么听任一个女人误国？其实招来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应该是李隆基本人，他应自裁以谢天下才对。国难当头，把过错推给女人，是中国男人们唯一的本事。不过杨玉环涉嫌乱伦，也是事实。

　　有名的美女都与乱伦有关，倒底是因美而乱伦呢，还是因乱伦而美呢，很难分清。不过这些人都在历史大事的风口浪尖上，经过文人炒作，才引起国人的注意的。西施如果一辈子当浣纱妇，后人不会知道她是美人。

　　上层的统治者大概以为，有名的美女集天地之灵气，是世上的尤物，应该归两代人享用，才能物尽其用节约资源。

　　中国人是通情达理的，对西施到杨贵妃所谓历史上的四大美女，虽然都有乱伦行为，但还没有人出来加以批评。因为女人是弱者，身不由己，罪魁祸首是万恶的男人。即使对杨贵妃略有微词也与乱伦无关。相反，这些美女受到人们的尊重，流芳百世，成了后人赞美的偶像。

 中国古代神话里最强的神仙 [转帖]

　　如来佛祖，是西方极乐世界释迦牟尼尊者，南无阿弥陀佛。在西牛贺洲天竺灵山鹫峰顶上修得六丈金身。此人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刚一出场便化解了天庭大难。后又多次显露身手，帮着悟空破了重重磨难。堪称《西游记》中的巨无霸。

　　b.菩提祖师(镇元大仙？）

　　菩提祖师，乃是海外老仙。他隐居深山，不露头脚。虽法力无边，却是无人知晓。这位大仙只用了三年功夫就使孙悟空学会了长生不老术，七十二变和筋斗云的本领。这对悟空今后大闹天宫的，以至最后成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见菩提祖师绝非等闲之辈。

　　c.老子

　　即太上老君。他是鸿钧老祖的大弟子，掌管人教。曾三次下山帮助阐教力退截教众仙。也曾一气化三清，战败过通天教主。《西游记》中，他住在离恨天中，是三清教教主之一的太清圣地混元教祖——太上道祖，也称太上老君。

　　d.元始天尊

　　元始天尊是鸿钧老祖的二徒弟，掌管阐教。他的弟子很多，其中不乏有名之士。像佛教中的文殊、普贤、观音三位菩萨，以及“过去七佛”中的惧留孙佛都曾是他的门人弟子。而杨戬、哪吒、李靖等人都是他的徒孙。后来他成为三清教的主管——《西游记》中的玉清圣地先天教祖。

　　e.通天教主

　　通天教主是鸿钧老祖的三徒弟，掌管截教。他的门人弟子最多，但大多都是在滥竽充数。不过他也为上天做了不少的贡献。像玉帝手下的二十四星宿、雷公电母、普天星相几乎都是他的门人。通天教主听信众弟子的谗言，摆了下“诛仙”、“万仙”二阵，堵住了姜子牙的去路。后来多亏四大教主同心协力才破得此阵。他就是三清教的另一位教主——上清圣地通天教祖灵宝天尊。

　　f.接引道人

　　接引道人是西方教教主，住在西方极乐之乡。此人身高丈六，面皮黄色。长年累月不曾离得清净之所。后来受人之约，三颗舍利取下戮仙门，与老子、元始共破通天恶阵。

　　g.准提道人

　　准提道人是西方教二教主。曾多次来到东土度化有缘人。他比接引更开明，也多次帮助阐教解危难。可以说是二道皆通。他手里的加持神杵和七宝妙树真可谓是法力无边。通天教主曾两次败在准提之手。

中共十大阴帅，十大阴将[转帖]

1955年，我军有20位开国元勋级的将领被授予元帅、大将军衔。其实，在我军长期的革命战争中，有许多将领的资历和能力并不亚于他们，甚至更高，可惜他们已先后捐躯，没能得到这份殊荣。如果能够活到解放后，也许我军的元帅、大将不止20位。至少下面的17位我认为是有资格的，不知爱好军史的朋友是否认同。他们是：叶挺、卢德铭、王尔琢、张子清、朱云卿、王良、黄公略、邓萍、董振堂、刘畴西、吴光浩、许继慎、刘志丹、左权、彭雪枫、杨靖宇、罗炳辉，另外还有三位也值得一提：卢冬生、朱瑞、陈光。

一、北伐名将叶挺： 1955年授衔后，几位老帅闲聊，陈毅说：如果叶挺不死，十帅中将会有两位叶帅。叶剑英一听连忙说：如果叶挺活着，我是当不了元帅的。的确，叶挺的资格非常老，他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营长。加入中共后，担任我党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叶挺独立团团长。在我军建军著名的三大暴动中，先后担任南昌暴动前敌总指挥和广州暴动总指挥。广州暴动失败后，受到瞿秋白中央的错误指责，叶挺不服，为自己申辩，结果受到更严厉的处分，一气之下，流亡国外，自动脱党。抗战爆发后，叶挺回国就任新四军军长，又受到副军长项英的架空，有职无权。气愤之余，他几次提出辞职并离军出走，被周恩来劝回。终于等到毛泽东决定调走项英，给叶挺以实权，却为时已晚，遭遇了皖南事变。关了四年监狱，待到终于获得释放，又重新入党，眼见前途一片光明了，却又遇上了飞机失事，含恨九泉。叶挺的一生犹如汉代名将李广，充满坎坷，其悲剧遭际真是令人扼腕不已。

二、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 黄埔二期毕业，是孙中山亲自面试后破格录取的。曾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参谋长，（当时林彪任该团见习排长。）后任武汉国民警卫团团长，该团是秋收起义的绝对主力，因为其他部队都是安源矿工和当地农军，战斗力较弱。卢德铭党性很强，是毛泽东的坚定支持者。没有卢德铭的支持，毛泽东做出的不打长沙、转向山区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决定恐怕很难执行，因为那时的毛泽东并没有绝对权威，以师长余洒度为首的一些军官根本不服毛泽东。可惜，几天之后卢德铭就牺牲了，年仅22岁。如果卢德铭不死，朱毛井冈山会师成立红四军时，卢德铭肯定是副军长，前途无法估量。

三、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 黄埔一期毕业，曾任北伐军代师长，参加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时王尔琢所部跟随朱德在三河坝留守，起义失败后与陈毅协助朱德收集起义军残部，在湖南转战，后与朱陈发动湘南暴动，率部队上井冈山。朱毛会师后建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王尔琢任参谋长兼28团团长。王尔琢是井冈山初期的杰出将领，参与指挥几次战斗全部获胜。可惜后来在追击叛变部队时被叛徒杀害，年仅25岁。王尔琢牺牲后，一营长林彪升任28团长，成为南昌起义部队的直接掌门人。

四、红四军十一师长张子清： 曾任黄埔军校教官，后到卢德铭部任副营长，参与秋收起义，后任团长，朱毛会师前是井冈山的最高军事首长。朱毛会师后，原南昌起义部队加部分湘南起义部队改编为十师，朱德兼师长，（28团是南昌起义部队。）其他湘南农军改编为十二师，陈毅兼师长，秋收起义部队及井冈山袁王部改编为十一师，张子清任师长兼31团长，（31团是秋收起义部队。）由于张子清因伤住院，毛泽东代师长，朱云卿代团长。当时部队很困难，缺医少药，张子清把自己的药都留下来，让给其他同志，结果自己久病不愈，最后牺牲了。

五、红一方面军参谋长朱云卿： 黄埔三期毕业，曾参加南昌起义，后被党派到秋收起义部队，任张子清团的参谋长。他任31团长时指挥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以两个连打退了敌人三个团的围攻，当时毛泽东正带红四军主力从外地星夜兼程赶回井冈山，路上听到胜利消息，遂写下那首著名的《西江月》。朱云卿后升任红四军、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参谋长。后因病住院，在医院被国民党特务杀害，年仅24岁。朱云卿牺牲后，叶剑英接任他的职务。

六、红四军军长王良： 黄埔六期毕业，秋收起义时任卢德铭团连长，后一直在红四军林彪手下，林任纵队长，他任支队长，林升军长，他升纵队长，后改为师长，林升红一军团长，他升红四军长（罗荣桓任军政委，粟裕任军参谋长。）。后在行军时被地主武装冷枪击中牺牲。

七、“偏师借重黄公略”： 毛泽东的一曲〈蝶恋花〉使得黄公略在中国广为人知。其实黄公略在军史上本来就有很重要的地位。他参加过广州暴动，在黄埔上过高级班，是彭德怀平江起义的主要助手之一，后来，彭德怀率红五军主力上井冈山，黄公略带领其余部队留守湘鄂赣根据地，彭德怀第一次下井岗双方再次会师时黄任红五军副军长。后来他组建了红六军任军长，（陈毅任军政委。）并与红四军、红十二军合组红一军团，改隶朱毛部。富田事变时，毛泽东派黄公略摸彭德怀的底，得知彭德怀是拥护前委的，便放了心。可见黄公略很受毛泽东器重。黄公略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被敌机扫射牺牲后，中央政府专门建立了公略县以示纪念，并把红军步兵学校改称为“公略步校”。

八、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 彭德怀平江起义的八大助手之一，从平江起义开始，到1935年长征红军攻打遵义时牺牲，一直担任彭德怀的参谋长，先后任红五军参谋长、红三军团参谋长兼红五军长。发动平江起义时，彭德怀团共有九名党员，至此，除彭一人外，其余全部牺牲。

九、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 毕业于保定军校，曾任国民党西北军师长。1931年与季振同赵博生等举行宁都暴动，参加红军，任五军团副总指挥，后季振同被左倾路线领导人错杀，董振堂升任五军团长。该军团为中央红军三大主力之一，大刀队赤膊上阵最令敌人胆寒。长征路上，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两军混编，五军团划归张国焘指挥的左路军。后来该军团参加了西路军，在甘肃与马家军激战，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董振堂光荣牺牲。董振堂如果活到解放后，肯定是大将。

十、红十军团军团长刘畴西： 黄埔一期毕业，参加过南昌起义，曾到苏联就读于伏龙芝军事学院，回国后担任红二十一军长，后到方志敏部担任军区司令兼红十军长，是方志敏根据地的最高军事首长。红十军与红七军团合并组成红十军团后，刘畴西任军团长，粟裕任参谋长。后与方志敏率领部队北上抗日，被国民党重兵围堵，除粟裕率小部队突围外，其余全部被歼，刘畴西和方志敏先后就义。
十一、黄麻起义副总指挥吴光浩： 黄埔三期毕业，北伐时任铁军营长。北伐失败后到湖北发动黄麻起义，任副总指挥。不久，总指挥潘忠汝牺牲，起义部队遂由吴光浩带领，改称红七军，吴光浩任军长，后改编为红11军31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吴光浩牺牲后，中央派徐向前来接替了他的职务。吴光浩的地位有点类似卢德铭。秋收起义打出了一个红一方面军，黄麻起义打出了一个红四方面军。
十二、红一军军长许继慎： 黄埔一期毕业，北伐时任叶挺独立团营长，在著名的贺胜桥战役中负过伤，后升为团长，在平定夏斗寅叛乱时再次受伤。北伐失败后在中央军委工作。后被派到鄂豫皖地区工作，把三省的三块根据地合并在一起，组建了红四方面军的前身--红一军，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张国焘到鄂豫皖后，许继慎对张国焘的错误多有抵制，国民党又趁机实施反间计，许继慎遂被杀害。也不知张国焘是误杀还是将计就计除掉对手。直至党的“七大”，许继慎才被平反。

十三、陕北领袖刘志丹： 黄埔四期毕业。在陕北根据地，论军事地位，谢子长、王泰吉都高于刘志丹，论党内地位，高岗也高于他，而论行政职务，属习仲勋最高。但刘志丹的影响则最大。他曾任红26军、28军总指挥，徐海东率红25军来陕北后，双方合并成立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刘志丹党性很强，但我认为有点迂，“左倾”路线执行者出于宗派目的逮捕他时，他明明已得知内情，但仍然主动持密令接受逮捕。如果不是中央红军正好到达陕北，毛泽东得悉后立刻派人解救他，也许他就被冤杀了。前些时我曾在网上看到有人撰文，说刘志丹东征时牺牲是毛泽东的阴谋，我真为这些人嘴里乱跑舌头的本事叹服。

十四、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 黄埔一期毕业。毕业后即考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邓小平杨尚昆蒋经国同学，后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与刘伯承同学。左权党、军资格都很老，但曾被诬陷在中山大学时有托派嫌疑，因而一直不顺利。到中央苏区后曾任过军长，军政委，后任红一军团参谋长，长征到达陕北后，林彪调任红大校长，他代理军团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副参谋长。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朱德又对彭德怀很放手，当时八路军实际是由彭德怀指挥、左权协助的。1942年，日军围攻八路军总部，左权在突围时中弹牺牲，是抗战时我军牺牲的最高级将领。
十五、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1930年被党派到红三军团工作，曾和黄克诚搭档，当过师长，长征时任红一军团师长，抗战时期任新四军四师师长，1944年牺牲。是我党抗战时期牺牲的为数不多的高级干部之一。当时，他刚在党内挨过批判。1959年庐山会议后，彭德怀挨批判时，老部下彭雪枫也被扯出来陪斗。这种烈士死后挨斗的现象是很少见的。

十六、东北抗联总司令杨靖宇： 早年曾在家乡河南组织农民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九一八”后被中央军委派到东北工作，从游击队政委做到抗联一军军长兼政委、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委，是东北抗联的主要创始人和领导者。东北抗联不受中共中央领导，而是由共产国际远东局领导，即直接由莫斯科的王明指挥，虽然有十二路军，但有一半是收编的“胡子”，每个军的人数也不是很多，这一点与中共的其他军队不太相同。由于共产国际的不负责任和日本关东军的过于强大，抗联大部分被消灭了，只有少数逃到了苏联（其中有师长金日成）。杨靖宇被叛徒出卖，壮烈牺牲。东北抗联名气很大，但实力有限，如果杨靖宇不死，作为东北抗联的代表人物，很可能授予大将军衔。

十七、从奴隶到将军的罗炳辉： 原是云南的彝族娃子，后参加滇军，当到营长。29年率部起义参加红军。从团长一直当到红九军团军团长。抗战以后担任新??）1946年病逝。电影《从奴隶到将军》就是描写他的。绝对的大将。
还有三个人情况特殊一些，在这里也提一下：
卢冬生：1955年，许光达被授予大将军衔，当时王震、萧克、张宗逊都比他更有资格，却只授予上将。是因为他作为红二军团的代表，才被破格照顾。如果卢冬生活着，这个照顾名额很可能是卢冬生的。可惜他在1945年担任松江军区司令员时在哈尔滨被苏军违反军纪的士兵杀害了。卢冬生在红二军团当过师长，是该军团的四号人物。八路军改编时曾任命他担任红二军团改编的358旅旅长，但他当时因为有人批判他的军阀作风而正闹情绪，不肯就职，要到延安学习，后来又到了苏联，抗战胜利才随苏军回国。由于他耽误了八年，55年时他的职务可能是上将级的，但作为一个山头的代表，他比许光达更有资格。
朱瑞：早年曾在苏联学习炮兵，回国后提升很快，开始时只是红军总部的一个科长，但很快就当了军政委，红五军团政委，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抗战后一直当到山东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山东分局书记，是115师的最高首长。但延安整风后，大概是受了苏联留学生身份的影响，职务掉了下来，到延安当炮校校长，1948年时任东野炮兵司令，在辽沈战役中踩地雷牺牲。按他在解放战争中的职务只能授上将，解放后我军第一任炮兵司令陈锡联就是上将，不过，朱瑞早年曾长期任罗荣桓的领导。
陈光：长征时曾任红一军团师长，八路军改编时任红一军团改编的343旅旅长，林彪负伤到苏联治病后，他任115师代师长，与罗荣桓到山东开辟根据地。但不知为何，以后他开始走下坡路，49年时，只担任了四野的副参谋长，解放后不久又自杀身亡。

  93年中国申奥惨败内幕:澳大利亚关键时刻出阴招[转帖]

　　1993年9月23日，在摩纳哥的蒙特卡洛，举行国际奥委会第101次全会。会上将投票选定2000年奥运会的举办城市。

　　9月17日下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举行会议。会议还未开始，萨马兰奇就让秘书把几则电讯稿送给何振梁（国际奥委会委员）看。萨马兰奇在电讯稿上写了 “何”字，并在后面打上了个大惊叹号。何振梁看了电讯后吃了一惊，原来是几家通讯社分别从悉尼和蒙特卡洛发出消息，说张百发于8月31日在北京接受了澳大利亚特别广播公司电视台的采访。张说，如果因美国国会的阻挠而使北京申办失败，中国要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加以报复。何振梁不相信张百发会在这个敏感时刻，发表这种授人以柄的谈话，但会议马上就要开始，他又无法立即与代表团取得联系、查清原委。

　　果然执委会一开始，萨马兰奇就问何振梁有没有抵制这回事，何振梁毫不含糊地表示根本没有。萨马兰奇听后很高兴，立即让国际奥委会公共关系主任纳皮埃在当天下午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安排何振梁去讲话。萨的意图明显是要为何振梁提供机会去澄清事实，把西方蓄意制造的这场“抵制”风波压下去。这并不合某些人的意，于是会上有人说：“中国方面如要澄清事实，可以自行召开新闻发布会，何必让何在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去讲话？”萨马兰奇仍坚持让何振梁去说明情况，他说：“让何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明他在执委会上表明的立场，有何不可？”何振梁知道，萨是在这关键时刻帮北京说话。

　　会议休息时，何振梁急忙赶回旅馆，并与住在另一个旅馆的代表团联系。他对伍绍祖说，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把这场风波压下去。

　　自1976年以来，抵制奥运会一直是国际奥委会最伤脑筋的事。抵制的行动一般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经过多年的实践证明，并且国际体育界已达成共识：抵制行动不符合运动员的利益。何振梁处在与国际奥委会接触的第一线，比别人更早更多地感觉得到委员们的心态。为了政治目的而抵制奥运会的做法，在国际奥委会内最不得人心。悉尼散布中国将抵制奥运会的谣言，是花最少代价而又收到打击北京申办“最佳”效果的手段。因此，何振梁考虑他在新闻发布会的讲话，既要给支持我们的朋友以驳斥谣言的根据，更要使原来心存疑虑的人确信这是谣言，从而反过来增加对我们的同情。

　　这天在蒙特卡洛，这件事马上被 “哄”成了最大新闻。几家电视台整天每小时一次地播放“中国要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新闻，还播出了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的一些镜头来证明他们“言之有据”。西方几大通讯社一天几次地播发有关中国要抵制的消息，有的消息别有用心，说中国从来就把政治利益放在奥林匹克理想之上，以往就有过抵制1956年墨尔本奥运会和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的历史；说北京又在打政治牌，这次是想用抵制来“讹诈”国际奥委会以取得举办权；说奥运会交给北京办，到时候万一来个变化，很靠不住。

　　去新闻中心之前，何振梁匆匆了解了一下当天我们代表团新闻发布会的情况。果然不出所料，西方记者抓住所谓“抵制”问题，频频向我代表团发言人发难。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的发言人在回答时不够明确坚定，只说“还没有研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事”，“中国奥委会一贯尊重和支持奥林匹克的宗旨，对有利于发展奥林匹克运动的事，我们都会积极支持”。这种用外交辞令的回答，不仅不能把“抵制风波”压下去，反而使人产生“事出有因”的感觉。

　　于是在国际奥委会的新闻发布会上，何振梁对几百个记者开门见山地说明：“美国众议院关于反对在北京举办奥运会的决议，是对奥林匹克事务的粗暴干涉，严重违反奥林匹克精神，我们坚决反对。不论表决的结果如何，中国为奥林匹克运动做贡献的立场将始终不渝。不存在中国抵制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问题。”记者继续追问“中国是否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正在积极训练不等于届时参加”、“你对张百发的讲话有何评论”等。何振梁先用法语回答：“我不知道张百发先生有这类谈话，有关他的讲话显系误译误传。我再重复一遍，不论蒙特卡洛的表决结果如何，我们将参加利勒哈默尔冬奥会和亚特兰大奥运会。”他又用英语重复了一遍，穷追不舍的记者们终于不再提问。

　　事后了解，8月31日澳大利亚特别电视台采访张百发时，他确曾对美国国会明目张胆地违反奥林匹克原则、干涉中国人民申办奥运会的权利，表达了十分气愤的心情。他同澳大利亚电视台记者说，我们完全有理由对美国进行报复，但我们不会那样做，因为我们一贯支持奥林匹克运动。没有想到澳大利亚方面把这段讲话掐头去尾地加以编制之后，在蒙特卡洛表决前夕播出，并且把内容事先透露给西方各大通讯社。澳方的真实意图就是在临近表决之时，突然投下一颗重磅炸弹，以遏制北京正在不断上升的气势，使我们难以在短短的最后关头翻过身来。

　　直到19日，国际奥委会总干事卡拉尔对记者说，中国将参加亚特兰大奥运会的立场已像水晶般的清楚。“抵制风波”总算是过去了，但是它对表决会带来多大影响还很难说。

关于列宁当国家是条狗谁养为谁看门口的探讨[转帖]

　　　列宁在其<<国家与革命>>的著作中，一开始就阐述马克思的“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国家是剥削压迫阶级的工具，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机关”的思想，列宁评述国家时一再强调国家的工具性质，认为国家可以被任何阶级、集团及其它的社会组织所利用，来作为社会一部份人压`迫和剥削另一部份人的工具，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理性地分析国家，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的门口狗性质，谁豢养它就保护谁，为谁作管治服务，列宁这一认识看到了国家最本质的地方，国家就是工具，它不理会你的爱憎，它不理会你的思想感情，它无视你的安危，它可以令你生活得幸福愉快，也可以无情地将无辜的你置于死地，问题只是社会的成员如何去把握国家这件工具，列宁他虽然认识到国家的性质，并似乎正确推断了它会消亡及其消亡的条件，但是，他最终对待国家这件工具以及利用国家这工具来解决问题的方法不对头。
　　　发表<<国家与革命>>的时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阶段，俄国国内反对沙皇砖`制要求改革和革命的愿望非常强烈，沙皇参与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的作用不大，在这内忧外患人民的思想和意志非常分歧分散的情形下，喧嚣的民族主义救不了沙皇政权，俄国军队的战斗力因此很弱，接连吃败仗在所难免，而德国人却全国空前一致地去实行他们的“德意志”，正所谓一人发狂十人难挡，协约国的英、法、俄围着德国来打，本该表演一场“三英战吕布”的，但是沙俄却后院起火，它经不住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折腾，俄军败下阵来落荒而逃，这战争消耗巨大，结果终于把沙皇的江山丢了。
由俄国资产阶级和自由主义者以及得到中间派和部份布尔什维克支持的新政府成立了，但是在外忧内患的形势下新生的政权十分虚弱，列宁这个幸运的机会主义者乘机发动更激进的革命行动，他抛出的<<国家与革命>>就是这个行动的理论指导，他批评了社会党人、孟什维克以及部份布尔什维克人支持资产阶级政权，主张一定要再夺取政权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且立即行动而亦得到成功，但是这个无产阶级政权同样地脆弱，当德军向俄国彼得格勒推进时，列宁为了政权的生存而向德国屈服了，他接受了更苛刻的<<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和约>>，竟放弃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诸省，放弃了芬兰、乌克兰和高加索部份地区，以百万平方公里计的领土和六千多万人口，包括俄国一半的工厂和三份之一的产粮区，大半的铁和煤都奉了送给德国，就这样，列宁刚取得政权就实践了国家为掌权阶级服务的行动，而且代价之巨大也是史无前例的，幸而后来协约国打败了德国同盟而帮助了苏俄恢复其领土,那则是列宁政权的运气好了，否则如果德国同盟一方取胜，苏俄政权将不会生存下去。
国家的基本功能有二：一是维护国内的秩序；二是维护本国的安全，而维护这个秩序和安全时，亦即是维护国家这件工具本身的安全，从而维护了掌握这件工具者的安全，因保住这工具才能保护自身，掌握国家者与国家两者的利益捆挷在一起了，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掌握国家者自身就是国家了，所以很多时候在利益上我就是国家，国家就是我是分不开的，但是掌握者与其工具到底是利用和被利用的关系，于是又可经常可以见到，掌握国家者是怎样的为保护自身为最终目的而牺牲国家利益的，如领土可以割让，人民可被抛弃，国家的种种利益可以出让，以求得他们的国家---工具的安全，以求得他们的政权---掌握工具的保障，而遭受苦难的则是百姓大众。
列宁玩弄国家这只狗可谓淋漓尽致，大奉送暂时消除了外部威胁之后，列宁接着是咬死封建阶级、资产阶级和政`治异己，还咬死了沙皇一家来报杀兄之仇，然而，叱咤风云、显赫一时的列宁，却由于生活环境条件所限、由于历史的局限，他可能只是认识到国家是工具，是私有工具，国家是私国，不能认识到国家可以是公共工具，可以是公器，可以是公共国家，如果不是列宁的局限，可能俄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就要改写，俄国就不致兜了个从俄国到苏俄到苏联到俄国的大圈，至今又回到原地，令人民饱受动荡流血和艰辛的折磨。
列宁若能见到今天，他应当感到惭愧，他见到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所谓帝国主义阶段，其实不是衰落灭亡阶段，相反却是成长后蓬勃发展快速扩张的阶段，用中国人最熟悉的比喻就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资本主义国家并没有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中灭亡，反而更强大而且步向文明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并非一定要发展至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极端境地，事实上资产和无产两大阶级的矛盾性质的确是不可调和而永远存在，但是这种矛盾却是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缓和以及化解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大生产中离不开资本和劳动者任何一方，而且双方的合作能使社会劳动生产率得到空前的提高，至今仍没有一种制度能出其右，劳资双方少了谁都不行，双方是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的关系，这种生产关系存在足够使双方妥协的条件，只要在社会制度上抑制其斗争性，维护其依存性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要达到上述的目的，首先要将国家公共化，公器化，即民`主化，将国家这条本是私有的恶狗，变成公共的、要它认所有的公民为主人的好狗，来维护公民社会的秩序，即赋于所有公民自由平等的政治权利，废除特权，每个国民都有权参与政治管理来制定禁止暴力斗争的法规法则，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自然地产生各种社会组织，在经济上各阶级阶层以其商会行会和工会农会等等的形式出现，在政治上以党派社团等等的形式出现，以此来进行经济和政治各个方面的自由竞争以及合法的斗争，通过合法的自由竞争和斗争来化解社会矛盾，即取代一方要压迫对方和消灭对方的暴力方法，从最典型的资产阶级与劳动大众(这里不用无产阶级是因为完全的无产阶级，其人数很快减为极少，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的大多数早就赚到了自己的房子、存款、股票和债券等等财产资产，所以用劳动大众较全面)的矛盾斗争来看，他们在公平和自由的规则下开展竞争、斗争到妥协，再竞争斗争再妥协......不断循环往复，成功地化解所谓不共戴天的对抗为可以互相容忍容纳的非暴力的竞争和斗争，纵观社会发展，可以见到国家公共化形成公民社会，是如何有效地解决社会矛盾而建立了现代政治文明的。

李、彭火并，殃及舞女 [转帖]

　　
　　作者：蔡德金 编 分类：历史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上海成为孤岛后，一般具有民族气节的人，除留在上海从事敌后工作外，大都转入后方，参加抗战。而那些醉生梦死之徒与民族败类，则把上海视为“乐土”，真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那时妓院酒肆歌榭舞场，都畸形发展，尤以舞场为甚。地处公共租界与越界筑路的边缘的百乐门舞厅，尤为汉奸国贼趋之若鹜之所，因此舞业之盛，为全市各舞

　　场之冠。其中有个舞女叫陈曼丽，虽曾两度嫁人重作冯妇，惟以生得体态轻盈，娇艳动人，所以腰业鼎盛，不减当年。在粥粥群雌中，可谓红得发紫。

　　1939年冬的一个晚上，百乐门舞厅的舞池里，颓废的爵士音乐一个接着一个地狂吹乱奏，男女双双正如醉如痴翩翩起舞之际，在人群里突然响起了枪声，一时全场男女争相奔避，夺门逃窜。正在你挤我攘乱做一团的时候，又响了第二枪，只见陈曼丽中枪倒在楼梯上，血流满地，奄奄一息。迨救护车赶到，业已香消玉碎，返魂无术了。

　　事后传说纷纭，有的说是为了事务嫉妒，有的说是由于桃色纠纷，有的说是出自政治关系，但也有人说是中了流弹。人言言殊，莫衷一是。实则最后一说比较接近。原来76号里的大特务头子丁默邨的手下，有一员大将姓彭，单名一个年字，号戎轩，曾在福建当过行政督察专员，当过朱培德的国民革命

　　百乐门的舞女陈曼丽，成了76号特务内讧火并的替死鬼。

　　军第三军的政治部主任，与丁算是老友。所以在丁做了汉奸特务头儿——76号的主任，又兼了肃清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便把彭年拉来做肃清委员会的主任秘书兼总务处长，也算是个重要汉奸了。

　　李士群不知从哪里得来一个情报，说彭年与军统有关，而肃清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针对军统领导的“忠义救国军”的，怎能允许里面潜伏一个军统特务呢?要是把这情况告诉丁默邨吧，以丁与彭的交情，决不肯做断然处置。再说在76号里，去掉一个丁的人，对李将来收回权力来说，至少是减少一分阻力，有利无弊。当李查悉彭年虽是个大烟老枪，平时却喜欢跳舞，百乐门舞厅是他经常出入之所，陈曼丽便是彭经常叫她坐台子伴舞的舞女。乃暗中命吴世宝派人乘彭年在百乐门跳舞的时候，将彭暗杀。好在那一段时间中统、军统与76号之间不时你来我往，打来打去，把彭打死了，只要打手能够走掉，谁知道凶手是谁?反正是笔糊涂账，谁也查不出来。于是李士群便选择了这个办法。

　　这晚彭年抽足了鸦片烟，又与几个朋友到了百乐门，照例叫陈曼丽来坐了台子。反正是老户头了，当乐声起吋，彭年正到邻近的一只台子上去招呼几个熟人。原来与彭年一起来的朋友，看彭年不在，就起坐与陈曼丽相舞，而这个人的身材肤色，恰与彭年相似，且乐声一起，灯光转暗，更不易辨认，吴世宝派去的打手，以为与陈起舞的便是彭年，于是就出枪射击。彭年听到枪声。知道出了乱子，且自己是个汉奸，心里怀着鬼胎，因此，并不随众向外逃避，知道门口拥挤，反而逃不出去，而是反向地从音乐台右面，奔入通向后面百乐门饭店的那条走廊，逃出百乐门饭店。这时开枪的特务，看到彭年模样的那个人，还是与陈曼丽一起向外奔去，以为彭年并未中枪，随即续发了第二枪，将陈曼丽击中。开枪者，因百乐门舞厅与静安寺捕房，望衡对宇，近在咫尺，生怕自己脱不了身，既听到有人中了枪，遂也不遑再去看看中枪的究竟是谁，也急忙地杂在人群中逃出了百乐门。

　　彭年从百乐门饭店逃出，也不找寻自己的汽车，便跳上三轮车，急急如丧家之犬般地奔到了76号，他气急败坏地跑上高洋房搂上，

　　这时李士群正在房里打牌，丁默邨也在坐。李看到彭年，心里一愣，可仍力持镇静看他的牌，彭年乃上气不接下气地把百乐门的情况约略告诉大家。其实，他也急于逃命，根本没看见什么，他的话刚刚讲完，电话里也有人来报告消息，说是红舞女陈曼丽给人打死了。恰巧吴世宝也在房里，李遂看了吴一眼，意思是又是你的人干的!随即又若无其事地继续打他的牌，吴世宝也只好不作一声。当然这些无声的语言，除了他们两个人外，是谁也不会知道的。至于陈曼丽为什么会被人枪杀?也只有他们两个人知道。

　　后来经李士群调查出来，关于彭年的那则情报，是不确实的，可是陈曼丽却平白无端地送了命。

　　李士群后来与丁默邨演了火并王伦后，不知怎的心血来潮，把这件事告诉了彭年，并向之解释，可是却招致了彭对他的不谅解，当然彭是奈何他不得，但是心里总觉得李的出手未免太辣了一点。要是那晚他不去招呼朋友，而第二枪不是中了陈曼丽，则今日之彭年，不早就完了吗?

黑帮大老杜月笙的最后岁月[转帖]

　　　　1950年孟小冬和杜月笙的结婚照。 

　　杜月笙是20世纪上半叶上海滩上最富有传奇性的一个人物，他从一个小瘪三混进十里洋场，成为上海最大的黑帮帮主；他文质彬彬，却心狠手辣，杀人如麻，他的一生充满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他所建立的庞大黑帮王国和在中国现代史上刻下的独特印记至今还被人津津乐道。

　　1927年到1937年，杜月笙的势力达到顶峰。1937年抗战爆发，杜月笙离开上海，先到香港后赴重庆；1945年抗战胜利，杜月笙以无可争议的民间帮会总代表的身份返回上海，但他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返了。而此时，已进入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六年。

　　重回上海滩挨“当头一棒”

　　1945年8月底，在中国欢庆抗战胜利的喜悦氛围中，57岁的杜月笙返回阔别8年之久的上海。火车上的杜月笙有喜有忧，心事重重。

　　杜月笙喜的是自己在抗战中不但没有像上海另一“大亨”张啸林那样落水当汉奸，还积极参加了各种抗日救国运动。他和浦东同乡、好友黄炎培等筹组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为抗日活动募捐了不少钱款；组织了抗日民间武装“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多次配合正规军作战；他还部署门徒协助军统刺杀了上海市伪市长、大汉奸傅筱庵以及自己几十年的把兄弟、投敌的张啸林。有这样的累累功劳，如今抗战胜利，杜月笙想蒋介石理应给他一碗好饭吃——当时上海坊间也确实传说他即将被任命为上海市市长。

　　他的担忧却更深重。老于世故的他十分明白，抗战胜利后上海的租界消失了，市政归于统一，他的黑社会组织不仅失去了赖以生存、繁衍的治安死角，而且失去了最有力的后援——享有治外法权的租界当局，他和他的集团已不再具备租界别动队的价值；国民党现尽可使用军队、警察、特务等统治上海，犯不上再利用这股名声不好又颇难驾驭的黑社会势力——自己过去呼风唤雨、纵横捭阖的好时光只怕要成为明日黄花。

　　然而好事没有出现，立即有消息传来，上海市长一职已由钱大均出任；坏事倒比想象的还糟：杜月笙人还未到上海，上海北站已出现大字标语：“打倒社会恶势力！”“打倒杜月笙！”惊惶之下，杜月笙临时决定改在南站下车。

　　杜月笙得知，他一返沪就挨当头一棒是他的门生吴绍澍主使。

　　当过他10年徒弟的吴绍澍如今已是身兼上海市政治军事特派员、上海市副市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等六职的接收大员。吴绍澍知道蒋介石“对帮会的长远政策是消灭”的内部精神，他既要和杜月笙脱离瓜葛，又要扳倒杜月笙以树威，因此公开向杜月笙树起叛帜。

　　杜月笙尴尬抵沪后一直等待他的拜见，然而始终不见人影。后来吴绍澍终于上门，杜月笙大喜，抱病热情接待，不料吴绍澍态度倨傲，丢下几句官话即扬长而去。杜月笙的亲信顾嘉棠、叶焯山及杜门中人咬牙切齿，发誓要把“欺师灭祖”的吴绍澍剁成肉泥。杜月笙强压怒气，一一劝止。他很清楚，如今已非当年。

　　接着，打击接踵而来。他的门徒谢葆生因汉奸罪被枪毙，他也相救不得；他的总管家、万昌米行老板万墨林被上海市警察局长宣铁吾投进监狱，罪名是“经营私运，垄断市场，操纵物价，资款作弊”；甚至，杜月笙本人后来也被变相扣押。国民党在上海征集“救济特捐”支撑内战，筹款目标无法达到，宣铁吾就变相扣押杜月笙8小时。杜月笙被迫出钱才赎回自由之身。

　　上海市当局已把当年的“亲密朋友”杜月笙当成重点打压的对象，杜月笙及其集团的伸展空间大为压缩。他悲哀地看到，昔日左右逢源、一呼百应的黄金时代一去不返了。

　　勉力维持“龙头老大”局面

　　在不断的被动挨打之中，杜月笙逐渐缓过劲来。毕竟，他在上海有完整的班底，有一批精心栽培多年的得力干将。杜月笙一边韬光养晦以适应新局，一边努力重建“沪上闻人”的尊荣。

　　首先，他通过国民党上层最可依赖的密友戴笠开始收拾吴绍澍。戴笠抓住吴绍澍私放汪伪上海税统局局长邵式军以谋取钱财的铁证，以“纵放巨奸、吞没逆产”的罪名呈报蒋介石。不久中央电令下达，先是免了吴绍澍的副市长职务，接着又罢黜了他兼任的上海市社会局局长一职，改由接近杜月笙的中央委员吴开先继任。吴绍澍从此一蹶不振，杜月笙“被徒弟欺负”而失去的颜面得以挽回，并出了一口恶气。

　　1948年8月开始，为挽救统治危机，蒋介石以蒋经国为特派员，到上海执行财政经济紧急措施，打击巨商、富户、大官僚，此活动被称为“打虎”。 杜月笙知道自己已被看成上海社会复杂、局面混乱的总根源，这次一定会首当其冲，立即叮嘱长子杜维藩将其维昌证券号关闭去北平躲避。

　　但其三子杜维屏还是被蒋经国抓住把柄——因场外抛售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锒铛下狱，登报示众。被逼到墙角的杜月笙在蒋经国召集的上海工商、金融巨头会议上公开发难。他说：“我本是个坏人，但总统执政以来，把我当好人，我就没做过坏事。我儿子的事，料想当局会调查核实，秉公办案，我完全服从政府。不过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也望特派员一视同仁，查实公办，这样才能服人心。如果找不到该公司仓库，在下可以派人担任向导！”言毕即称“身体有恙”拂袖而去。1

　　杜月笙所说的“该公司”即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和二小姐所有的扬子建业公司。在当时，这个公司所囤积的物资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他这番话令很多人折服。蒋介石闻知“打虎”打到了自家亲戚头上，立即赶往上海命令蒋经国再不可蛮干，杜维屏也被释放。

　　在这有进有退、有得有失中，杜月笙勉力维持着“龙头老大”的体面，他对国民党的愤恨与日俱增。他对密友范绍曾说：“沦陷时上海无正义，胜利后上海无公道。”还说：“过去帝国主义统治租界时期还有些建设，秩序也比较好，国民党来了以后只知道要钱，搜刮民脂民膏的手段超过帝国主义十倍不止。”甚至还说蒋介石拿他当夜壶，用完就往床底下一扔。

　　几番挣扎，看透了国民党政权的卑劣腐朽，虽然戴上了全国面粉业公会理事长、全国棉纺织业公会理事长、全国轮船业公会理事长、中国红十字总会副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等70多个桂冠，身患严重哮喘症的杜月笙深感力不从心了。

　　江山易帜 去留两难

　　1949年，国共两党进行最后决战。杜月笙观察着形势，知道必须再作一次重大选择了。

　　以“会做人”而发迹的杜月笙信奉“事不做绝两面光”的处世信条，多年来，他积极助蒋反共，同时又跟****结下“红色情缘”。

　　1947年，杜月笙应中共要求，收了到上海活动的****员、演员金山为“关山门弟子”，并为其工作提供帮助。他还掩护过周恩来的堂弟周恩霪。到1949年春，国民党在大陆垮台已成定局，国共双方加强了对社会上实力派人士的争夺，杜月笙已无法再两面骑墙。解放军兵临江南之时，杜月笙跟黄炎培、章士钊、史良、张澜等知名人士频繁接触，商讨时局，黄炎培等都力劝他留下。据杜月笙说，周恩来还通过黄炎培想约他面谈。上海滩另一“大亨”、辈分在杜月笙之上的黄金荣，经中共多番工作，加之不愿以八旬高龄流寓海外，已决定留在上海迎接新时代到来。在此情况下，杜月笙也考虑过留下。

　　然而，他有沉重的历史包袱：1927年4月11日夜，他诱捕****员、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将其活埋于龙华荒野；在第二天的“4•12”大屠杀中，他部署徒众将300多名****员和工人杀害在血泊里。杜月笙不相信****会不计如此深仇大恨，如果留下，前景实在难测。同时，国民党方面绝不愿意杜月笙被“统战”过去，也加强了对他的胁迫。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求他立即前往台湾。反复权衡，杜月笙决定远离政治漩涡，既不留上海，也不去台湾，而是定居香港。

　　1949年5月1日，辞别黄金荣后，杜月笙举家登上了拥挤的荷兰宝树云号客轮，驶往香港。轮船经过黄浦江，直驶吴淞口，杜月笙的出生地浦东高桥近在咫尺。47年前，一个衣裤缀满补丁的乡间少年从这里来到上海，赤手空拳打下一个花花世界，如今一切都被雨打风吹去。老病的杜月笙伫立船头，唏嘘不已。

　　一代枭雄客死香江

　　抵达香港的杜月笙住进朋友为他选定的坚尼地18号，这里成为最后一个杜公馆。

　　此时杜月笙的哮喘病愈加严重，治疗方法是中西并重，药石兼投。经常来为他把脉开方的医生有中医4位、西医3位，在香港个个都有名望。医生越请越多，用药越来越杂，杜月笙身体却不见起色。几个月下来，他自嘲说：“如今我是拿药当饭吃，拿饭当药吃了！”

　　卧病中的杜月笙时时关心着大陆形势，而中共也在力争对上海经济和社会有重大影响的他能返回。老友章士钊受托到香港在杜宅一住多日，反复向他宣讲中共的政策。杜月笙依旧顾虑重重。他看到中共对留在上海的黄金荣的确兑现了“不杀不捕”的承诺，黄老板依旧过着泡澡堂、抽大烟的一贯生活；后来他又得知，黄金荣响应“改造”号召，开始扫大街。报纸上风烛残年的黄金荣手拿扫帚、灰头土脸站在垃圾车前的照片映入眼帘时，杜月笙又暗自庆幸自己没有留下。

　　因为跟法租界打过多年交道，杜月笙一直对法国感到亲切，他想迁居法国，彻底远离政治是非。仆佣除外，杜月笙全家和追随他的顾嘉棠、万墨林两家，迁法共需27张护照。杜月笙向败退在台湾的国民政府提出申请，结果台湾方面要收取“护照费”15万美元。杜月笙的产业全留在大陆，转移出来的只有出售一处房产的30万美元，供应几十号人在香港的庞大开支，这笔护照费杜月笙已支付不起！迁法在此遇阻。

　　晚年的杜月笙在香港唯一带喜气的事，是和著名京剧演员孟小冬结婚。当初，杜月笙对孟小冬有很多照拂；杜月笙病倒后，孟小冬感念其恩情，一直服侍在侧。孟小冬是杜月笙的第五房太太，也是最后一房。

　　进入1951年夏，杜月笙已经病入膏肓，该立遗嘱处置遗产了，外人均很好奇这位最盛时仅为其一人服务的仆人就达97名的“大亨”到底有多少财产留给家人，结果杜月笙报了数：11万美元。这笔钱原为10万美元，被他早先寄存于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处，经宋子良代为投资，略有盈余。现在这11万美元就是曾经挥金如土、钟鸣鼎食的杜月笙的全部遗产。

　　其女杜美如回忆，分配大致如下：每个太太拿1万，长子拿1万，没出嫁的女儿拿6000，出嫁的拿4000。在此前，杜月笙销毁了历年别人写给他的所有借据，他对子女说：“我不希望我死后你们到处要债。”

　　分配完遗产，杜月笙把所有事务都交给得意门生陆京士处理，自己安心等死。1951年8月16日下午，63岁的杜月笙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骨灰葬在台湾，而他的遗愿是葬在故乡上海浦东高桥，至今没有实现。

　　(摘自美国《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