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张三丰传奇：朱元璋为何将目光投向武当山[转帖]

　
　　一个武当山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一名道士，但时人称之“活神仙”。他是一代武学宗师，传说练就不死之身。有人说他生于元朝中期，卒于明初。有人说他活了400多岁。

　　这是一个不老的传说。故事的主人公叫全一，又名君宝，外号邋遢，但更多的人称他为张三丰。

　　他行踪莫测，但有关他的故事却从未间断。关于他的外貌，传记作者们兴致勃勃的描述到：龟形鹤骨，大耳圆目。不论寒暑都只穿一身道袍、一件蓑衣；高兴时穿山走石，疲倦时铺云卧雪，但与之谈经论道，又无所不通，人人皆以为他是神仙中人。

　　扑朔迷离的各种传说中，只有《明史》严肃而肯定地记载着，张三丰曾去过一个地方——那就是湖北西北部的武当山。当时，武当山五龙宫、南岩宫和紫霄宫都因战火焚毁，张三丰带领徒弟将各宫观修葺一新后悄然离去。书中也同时指出，明太祖朱元璋久仰其大名，遣人去找，不知所踪。

　　帝王们究竟有没有找到张三丰？他到底是传说中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捕风捉影700年，似乎关于这位神仙的秘密都深藏在武当群山之中。而对他的苦苦寻觅，也就一次次将这座充满仙人之气的神山推到了人们的视线内。

　　今天的武当习武者大多奉三丰派的衣钵，袁师父已经是三丰派第十五代传人了。他十五岁来到这里，20年来，从学徒成为师父。在他的眼中，这座大山处处可见与三丰祖师有关的传奇。

　　如今的张三丰被供奉在紫霄宫朝拜殿内，经过无数追随者的粉饰雕刻，他从人成为了神。人们津津乐道于这位武学宗师的武功究竟是怎么练成的。而众多的版本中，流传最为广泛的，就来源于神龛旁的这副壁画，它讲述了一个蛇雀相斗的故事。

　　每天，武当山逍遥谷内都有道人修习武功。在道教信徒的眼里，这座大山蕴含着无穷生机，故修真学道之人于此山修炼，能将太和之精气通贯天人。这样一个具有生气的环境，武当内家功夫的养生特性也就随自然而生长。

　　从自然中来，与自然融为一体。因此，武当功夫中，以动物命名的拳派和招式也最多。譬如形意拳中鹰拳、蛇拳、猴拳、虎拳、熊拳，再如太极拳中以野马、黑虎、白猿、大鹏、白蛇等命名的招式，这大概也算是中国最早的“仿生学”了吧。

　　或许，正是感慨太极拳融万物精华于一体。清代历史学家黄宗羲给了太极拳一个更为神秘的出处。他在《王征南墓志铭》中写到，张三丰本是武当道士，有一次，皇帝下旨召见他。

　　每个人都在描画着自己心中的张三丰，种种传说铸成神坛，一步步把张三丰推至神坛之上。

　　任自垣，永乐十一年就任武当山玄天玉虚宫提点，统领全山道教事宜。在武当山的近20年间，他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写入了一本书。

　　在金庸先生的《倚天屠龙记》中，张三丰先后收了七位弟子号称“武当七侠”，他们都身怀绝技，得其太极拳与武当剑法之真传。文学作品多有虚构，不足为证。但事实与小说却有某些巧合，历史上，张松溪、张翠山两人曾投奔张三丰门下，而得其真传者仅张松溪一人。

　　关于这位武侠大师在武当山的生活，方志中记载，张三丰曾隐居修行于展旗峰下的太子洞。而他到底收过哪些弟子，民间传说最广泛的，首推曾资助朱元璋修南京城的大富豪沈万三。

　　实际上，张三丰故事的流传以及后来帝王们热烈的追捧。这一切都源于他弟子的传播，只是这个人，并不是传说中的武当七侠也不是沈万三。而是武当山五龙宫的一个叫邱玄清的道长。

　　五龙宫是武当山的龙脉所在，自唐太宗李世民建祠以来，历朝历代的皇帝对它不断扩建重修。明朝初年邱玄清来到五龙宫时，元末明初的战火让这座曾经辉煌的残破不堪。在当住持的十多年间，邱玄清重新修复了五龙宫，赢得了官府和老百姓对五龙宫的重视。管辖武当山的官吏对他非常看好，推荐他到朝廷里边担任监察御司。果然，不久后邱玄清被朱元璋所看重，升为太常寺卿。

　　本来就信奉道教的朱元璋开始关注起张三丰。二十多年来，大明王朝在他的统治下一片祥瑞，百姓安居。然而，辛苦打造的这艘超级巨舰究竟能行驶多远，怎样才能惠及子孙万代，又有谁能助自己一臂之力呢？

　　帝王们又一次将目光投向了武当山。然而，不知是巧合还是张三丰的先知先觉。他似乎预料到朱元璋会苦苦寻找自己。洪武二十三年，张三丰离开了武当。史书记载，第二年，朱元璋派人前往武当，无功而返。

　　一次次没有结果的追寻并没有削减皇室子孙对张三丰的热爱。洪武末年，朱元璋的第十八个儿子朱柏来到了武当山。他此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寻访仙人。然而，一番辛苦后却被告之张三丰已经离去。遗憾之下，他留下了一首《赞张真仙诗》。

　　这似乎是一个永远没有答案的谜题。永远也找不到的张三丰究竟有没有来过武当？正当史学家们重新审视历史时，一个有力的证据让人们不再怀疑。

　　悬疑往往更容易催生传说，张三丰俨然已经成为武当山的一大符号，如今的人们，笃信这位内外兼修的张真人一定与武当有不解之缘。

　　史料记载中，六百多年前，张三丰也是在这里开设会馆，教授徒弟。这是他千辛万苦寻来的一块宝地。当年，他神游八百里武当，展旗峰、梅子垭、仓房岭的山势而下时，他看见华麓山看见此处山势层叠起伏如宝椅状，九渡涧环绕其间。武当山脉至此，千峦收敛。正是修宫建观的风水宝地，或许，武当的兴盛将从这里开始。面对苍茫群山，他无比感慨的说了一句日后被载入史册的话。

　　正是这句话，触动了一个帝王的心思。

　　此时的明成祖朱棣刚刚继位不久。虽然顺利从侄儿手中夺得了皇位，但篡位者的称呼总让他隐隐有些不安。他迫切的希望有人能帮助自己稳定民心，张三丰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更何况，这也是父皇未了的心愿。

　　永乐三年，一道圣旨从北京发出，这是朱棣第一次遣人遍访张三丰于天下名山。此后的十多年间，朱棣六次遣人四处寻访张真仙。

　　公元1417年，武当山黄土城有了一座名为遇真宫的道观。它是明永乐皇帝朱棣特意为张三丰修建的道场。在无数次追寻以失望告终后，朱棣听说张三丰曾经在此建造会仙馆结庵授徒。为表虔诚之心，皇帝在原址兴建了这座道场，他希望张三丰云游四海后能到这里传道授业。

　　对于武当来说，一个道人能受到的最高礼仪莫过于此了。在供奉玄帝的大山为一名道人修建宫观，这是道教名山中极为罕见的孤例。

　　如今，随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启动，遇真宫将面临被淹没的危险。文物部门正全力以赴测绘勘探，寻求一种对世界遗产更合适的保护方式。

　　坐北朝南的遇真宫，地势平缓。它背依凤凰山，面对九龙山，左有望仙台，右为黑虎洞，水磨河从宫前流过。这本是道家梦寐以求的宝地，辉煌时宫里共有　200余间殿宇道房。然而，1935年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百余间华屋被淤土埋没，变成一片平地，只留下山门内一座四合院式的古建筑，专为接待各方挂单道士和客人，道人称它为前宫。广场东西对称而立的石门分别为东华门、西华门，是东西两宫的大门。至今，崇台遗址仍埋在一米多深的地下，唯有赭红色的宫墙依旧矗立。龙虎殿内空落落的真仙殿等了600多年，始终没有等到仙人的造访。

　　武当山博物馆内珍藏着一块《贻赐仙像》碑，它是公元1477年由河南南阳府邓州信士铸造。这块碑上，详细记录了明英宗封赠张三丰为“通微显化真人”　的原委，这是对武当道人的最高封号。史料记载，自明太祖朱元璋开始，200多年的明王朝皇室从未放弃寻访张三丰，但始终未见真人。

　　明初，由朝廷钦选的各地各派道士四百余人来到了武当山，他们奉张三丰为祖师。于是，以张三丰为核心的武当武术派逐渐形成，它和少林武术一起，奠定了中华武术“北崇少林、南尊武当”的地位。

　　公元2005年底，武当武术被纳入首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武当博物馆特意为这位武学宗师设计了一面太极墙。无论太极拳随着时光的流逝怎样演变，张三丰所创立的这些最基础的招式已成为太极拳的精髓所在。这座大山用另一种方式永远的记住了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武当道人。

　　庄子说，阴阳为之道，阴阳演化太极。古老的中国文化衍生出一门意蕴悠长的拳法。它的追随者从古至今，超越国界。阴阳融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中国文化具象的表现。在道家眼中，“太极圆”是世间万物最本质的运动轨迹，也是自然周而复始的永恒主题。这些“圆”的运动，既表现出一种力的柔韧含蓄之美，又蕴含着无穷的生机和活力。

　　无论内功心法，还是姿态体式，武当内家拳法都给人以仙风道骨的飘逸之感和唯美享受。这样的功夫，既能养生，又能健体，被武林界推崇了数百年之久，自然也在情理之中。如今，全世界有将近5亿人练习太极拳，它被称为强身健体的最好武术门类。

　　无论寒暑，紫霄宫内总有道人修习武功心法。沉寂在太极的玄妙之中，意由心生，神游天地，时空仿佛自由穿梭于千百年间。

　　踏雪而来，无数的追随者寻求一种永恒的逍遥。仙人的身影已经远去，但寻访的脚步仍在继续……

 王 勃：生得伟大，死得窝囊[转帖]

　　
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

　　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王勃（650－676），字子安，隋末大儒王通之孙。这个家族秉自然之造化、钟天地之灵秀，上下三代，牛人多如牛毛。单说王勃爷爷辈，王通号文中子，儒家学问可了不得，贞观年间好几任宰相都是他的学生；王通的两个弟弟，王度，写《古镜记》的那个，开唐代传奇之先河；王绩，号东皋子，又号醉吟先生，历史上最有名的酒鬼之一，还写得一手好田园诗，深得陶渊明真传。

　　再说这王勃三兄弟，勔、勮、勃，个个文采出众，他老爸的朋友杜易简——杜审言的兄弟——见哥们生了这样三个聪明儿子，羡慕得要死，给哥仨取了个外号，叫“王氏三珠树”。三兄弟中，王勃年龄最小，却是最聪颖，相传六岁就能写出流利的文章。之所以这么厉害，是因为他小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仙人拿墨泼了他一袖子，所以就跟江郎得了郭璞赠的彩笔一般，立马就成了文学天才。当时有个大儒颜师古写了本《汉书注》，天下读书人都奉为圭臬，拿它当教科书使。王勃九岁的时候看《汉书注》，给老颜揪了一大堆错误，另外写了一本十卷的《汉书指瑕》。颜老师在天之灵若是知道有如此牛皮哄哄的后生，肯定会激动得老泪纵横的。

　　王勃写文章很有个性。他总是先让人磨好墨、备好纸，自己却用被子盖住头，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一觉醒来，提起笔来就写，文不加点、一气呵成。传说这叫“打腹稿”。蛀书上中学那会儿有个同学，作文时总是先两眼望天，嘴里吐着泡泡，等别人都写得差不多了他才动笔，却总是比别人先写完。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整明白这哥们打的是什么稿。

　　十四岁那年，大多数人初中都还没毕业呢，王勃已经高中幽素科，官授朝散郎。沛王李贤听说王勃后，赶紧请来给自己做修撰。王勃同学年少得志，却没啥社会经验，难免会吃苦头。当时诸侯王之间风行玩斗鸡游戏，王勃一时兴起，为沛王写了一篇《檄英王鸡》助威。“檄文”这样的玩意儿，本来是开战前讨伐敌方的文字，王勃“讨伐”英王李显家里的斗鸡，地球人都知道这是开玩笑，可是唐高宗这个死脑筋偏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这是在挑拔他的宝贝儿子们的关系。可怜的王勃，被高宗一怒之下赶出沛王府，无处安身，只好跑到四川旅游散心。唉，这位高宗，也忒没有幽默感了，怪不得他老婆武则天在他死了以后要找小白脸的。

　　王勃很有孝心，觉得老爸年纪大了，怕他身上某些零件出问题，找江湖游医不放心，所以自己先学点医术准备着。于是他拜长安名医曹元为师，尽得曹医生真传。后来又听说虢州盛产药草，于是央求朝廷派他到这个地方做参军。

　　可惜王勃年少气盛，处世经验不足，才吃了苦头，又栽了跟头。有一个官奴曹达，正被朝廷缉拿，王勃不怕事，将这个火药桶藏在家里。到后来风声越来越紧，王勃终于怕了，于是又私下里将曹达杀人灭口。事泄之后，王勃被抓起来，一审判处死刑，只等秋后问斩。还好，王勃同学运气不错，正赶上朝廷大赦，保住了一条小命。但是小王多次撞高压线，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政府鉴于王勃同学有才无德，来了个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还专门下文件，把他永远开除出公务员队伍。他老爸王福畤也因为教子无方，被贬到交趾做县令。交趾可远了，在今天的越南河内，当时是鸟儿飞过不拉屎的地方。唉，一个孝子，把老爸害得这么惨，估计王勃连死的心都有了。

　　王勃丢了官，只好到处瞎晃荡。虽然没有正当职业，但因为写得一手好文章，他就做了个自由职业者，日子过得挺逍遥。他偶尔为人捉笔代刀，得来的银子、玉帛堆了一屋子，花都花不完，所以被人称为“心织舌耕”。有一天，他正在扬州泡美眉，听说南昌的洪都府阎都督要搞一个文人笔会，地点就在南昌的滕王阁。王勃掐指一算时间，乖乖，就在明天，看来赶不上了。有一个老头(据说是江神)说不妨，给王勃的船扇了一阵风，一夜之间，他的船就从扬州溯流而上，到了南昌，正赶上这次笔会。

　　话说这阎都督搞笔会是要贩卖私货的，他有一个东床佳婿吴子章，据说很有文才。都督嘱咐女婿事先写好《滕王阁序》，准备到时候拿出来宣读，挣点名声和人气。宴会上，阎都督假惺惺地问有没有哪位大才子愿意出来写篇《滕王阁序》，作为这次大会的总结性文件，交给路透社发表。大家都知道都督大人的心思，默不应声。只有王勃这只初生犊子不怕，勇敢地伸出脑袋接石头。阎都督心里老大不高兴，拂袖离席，只叫手下把不知天高地厚的小王写的东西抄进来给他看。手下抄下“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都督鼻子里哼了一下，心想：“老夫就知道你会这么写。”手下接着报来：“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阎都督还是摇头：“老生常谈，不中不中。”到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时候，都督拍案叫绝，转头对女婿说：“那个谁，你的文章就别拿出来献丑了。”

　　阎都督虽然怀了私心，却还颇有肚量，敢于承认王勃比自己的女婿强。不像现在的人，玉米、凉粉和笔迷死磕，胡搅蛮缠的。至于“抄了也爱你”，那就更没脑子了。咦，好象又跑题了？赶紧回来。王勃四处旅游，既然游到江西来了，那就干脆再游远一点儿，到交趾探望老爸去吧。王勃先从陆路到徐闻，渡海到海南岛，然后从海南乘船去河内。路上遇到台风碧利斯，他坐的船翻了。列位看官别着急，小王没被淹死，他被人捞起来了。

　　可惜的是，翻船事故中没被淹死的王勃同学，却因惊吓过度，捞起来的时候已经两眼发直，不久就死掉了，年仅27岁。唉，一个生得那么伟大的人，居然死得如此窝囊，您找谁说理去？

康有为与梁启超之间的恩怨情仇 [转帖]

　　
　　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矛头直指康有为。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

　　康、梁关系的演变是耐人寻味的。应该说，康、梁二人都曾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先进人物，都曾为使中国由封建制度转向资本主义制度做出过自己的贡献。然而，在历史的转折与大变革面前，一个固步自封，僵化保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和新变化；一个善于吸收，因时而变，努力挣脱传统事物与文化的束缚，师生的分歧乃至最后分裂是理所当然的。

　　　　康有为（1858～1927） 梁启超（1873～1929）

　　康有为是梁启超治学和从政的导师，二人均是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他们之间的恩恩怨怨，与近代历史的发展进程息息相关。

　　一唱一和

　　康有为出生在世代学习理学的封建官僚地主家庭，自幼聪明，但对科举考试兴趣不大，多次参考，均名落孙山，对此他却并不十分在意。1879年，22岁的康有为在游历过为英国殖民者霸占了近40年的香港之后，对于西方文明有了些感官上的认识，觉得英国人“治国有法度”，不像古代所谓的“夷狄”那样没有文化。于是，他开始钻研西方的科学知识，逐渐成长为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先行者之一。根据清朝的有关规定，一般老百姓是不能直接给皇帝上书的。康有为不管这些，1888年，身为老百姓的康有为，首次向皇帝上书，分析当时国内和国际的形势，提出了改革法律、沟通民情、提防小人的改革方案。

　　光绪皇帝虽然并没有看到这封上书，但康有为却赢得了普通老百姓的广泛关注，人们开始注意起他来。1890年春，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荐下，年仅18岁的梁启超前来拜访已33岁的康有为。此时的梁启超刚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八名举人，可以说是少年有为；而康有为虽然年龄较大，但因科举考试不顺，此时不过是一名监生而已，在“学历”上比梁启超低一格。按照当时的科举习惯，梁启超中举在先，应是康有为的“前辈”，所以梁启超心中自然有些沾沾自喜。二人见面之后，聊了好几个时辰，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佛教用来形容佛祖说法时的词语），当头棒喝之后，使他一时不知所措，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经过一番思考之后，他毅然决定拜监生康有为为师。

　　这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举动，自然扩大了康有为的影响。于是，不少优秀青年接踵而来，康有为便在长兴里设万木草堂，聚徒讲学。从康有为那里，梁启超学到了一些做学问的基本方法，为他以后的学术活动奠定了坚实基础，“一生学问之得力，皆在此年。 ”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

　　梁启超师从康有为，不仅是他从政生涯的开始，而且也是他进入学问殿堂的起点。他曾说过：“启超之学，实无一字不出于南海。”不过，此时师弟二人在思想上还是有一些分歧的，只不过这些分歧不是太大而已，但却也种下了日后恩怨的种子。

　　若出两人

　　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的支持下，光绪皇帝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政策。但是，由于慈禧太后的反对，9月21日，维新运动宣告失败，前后仅仅历时103天！因1898年为旧历戊戌年，故这次改革又称为“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先后逃亡到日本。康有为手捧自称是光绪皇帝缝在衣服里的所谓“诏书”，继续宣传他的保皇保教主张。起初，梁启超像从前一样，惟师命之是从，可渐渐地，随着对西方资产阶级著作的大量阅读，他的政见发生了显著变化，与从前“若出两人”。最主要的变化是他接受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思想，特别赞同被称为“最后一个无所不知的人”的英国思想家约翰·穆勒的名言：“人群之进化，莫要于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并以《自由书》为题，写下一组文章，宣传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思想。认为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是医治中国痼疾的良方，认为中国若能采纳其思想，必将出现大同盛世。

　　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从保皇转向革命，这段时间，他与孙中山、陈少白等革命党人的来往开始密切，有时甚至在三更半夜还拥被长谈，结果便有了合作组党的计划，“拟推（孙）中山为会长，而梁（启超）副之”。梁启超甚至召集其他同学，联名致函康有为，劝其退休，“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康有为得知梁启超倾向革命的思想之后，非常生气，立即严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并斥责其倡导革命的错误。由于多年来，梁启超已养成了对康有为的敬意和畏惧，他只得在表面上答应悔改，但实质上并未放弃对革命的信仰。

　　在尊孔保教问题上，梁启超也开始有意摆脱康有为的束缚。早年的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常常谈论尊孔保教，好朋友黄遵宪和严复分别向他说明“教不可保”的道理之后，他开始转变思想。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想法，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从“保教党之骁将”转变为“保教党之大敌 ”，受到康有为的严厉批评。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

　　中国应该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是共和制，还是立宪制？当时的人们从各自不同的政治立场出发，表达出各自的观点。此时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样，坚持中国应实行“虚君共和”，但不久，随着革命的发展，梁启超便把自己的主张改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 ”。而康有为依然固执己见，不愿与时俱进，康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在表面上答应，回到家后，头痛目眩。“大抵与师论事，无论何人决不能自申其说……师平昔事无大小，举措乖方之处，不一而足，弟子亦不能心悦诚服，无如何也。”不过，这段时间，梁启超对康有为虽有不满，但矛盾没有公开，只在很小的范围内为人所知。此后，因对共和与帝制的政见不同，二人之间发生了很大的冲突，梁启超甚至公开发表文章，批驳老师康有为，二人关系严重恶化。

　　公开辩难

　　1912年元旦，民国成立。对于民国成立后出现的许多问题，康有为“触目伤心”，非常看不惯。为了恢复封建教化与伦理纲纪，他继续鼓吹尊孔崇儒的老调子，将孔子看做国粹和国魂，四处活动，组织孔教会，甚至要尊孔子为教父。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支持下，全国上下，尊孔读经，甚嚣尘上。袁世凯支持康有为尊孔读经，目的是为其复辟帝制服务，但康有为却以为只有溥仪才能做皇帝，故早在1914年3月间，康有为就同张勋暗中谋划，欲复辟清朝。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没让溥仪做皇帝，而且公然自称洪宪皇帝，康有为当然不能容忍，于是毅然参加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

　　袁世凯的皇帝美梦仅做了83天，便在全国一片叫骂声中，呜呼哀哉了。康有为并没有从袁世凯的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相反，他却加快了让溥仪复辟的步伐。1917年7月，他联同统率辫子军的张勋，利用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和大总统黎元洪之间发生府院之争的机会，请溥仪重新登基做皇帝，史称张勋复辟。因复辟有功，康有为被任命为弼德院副院长，并戴上头品顶戴，没想到12天后，复辟失败，名列通缉令中。康有为只得躲在外国使馆和租界里做诗品画，直到1918年，在得到北洋政府的特赦之后，才敢走出租界。

　　与康有为积极复辟相反，梁启超坚决维护民主共和。袁世凯窃取大总统后，梁启超组织进步党，一方面欲与国民党相抗衡，另一方面则欲监督和引导袁世凯走上政党政治的道路。袁世凯做了大总统之后，觉得不过瘾，还想尝尝做皇帝的滋味。一班无耻文人摸到主子的旨意后，立即组织筹安会，借讨论国体问题，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摇旗呐喊。针对社会上的这股复辟逆流，梁启超以他那酣畅淋漓的文笔，挥毫写下《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派人拿着20万元的银票，劝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梁启超却不为利诱，毅然发表。同时，他还联合蔡锷等人，组织护国军，以武力讨伐袁世凯。

　　1915年12月25日，云南正式宣布独立，拉开了护国战争的序幕。在此前后所发表的许多通电，均为梁启超预先草拟。为了推动广西军阀陆荣廷独立，梁启超又只身前往广西，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迫使陆荣廷于1916年3月15日宣布独立，所有重要电文，均为梁启超草拟。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护国战争很快便取得了胜利。

　　与其师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不仅反对袁世凯称帝，而且反对任何形式的复辟，他深信世界潮流不可阻挡，任何复辟阴谋都不能得逞。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将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张勋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据说通电写好之后，有人担心会破坏师生友谊，梁启超却理直气壮地回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

　　康有为在张勋复辟失败后，不仅不反省自己的过失，反而将怨气发泄在梁启超身上，咒骂他为“梁贼启超”，将他比喻为专食父母的枭獍，并做诗斥责：“鸱枭食母獍食父，刑天舞戚虎守关。逢蒙弯弓专射羿，坐看日落泪潸潸。”（逢蒙曾向后羿学习过射箭技术，后来却害死后羿。）康有为通过这首诗表达对弟子梁启超的愤怒。

　　貌合神离

　　康梁公开辩难及交恶之后，刘海粟等人积极从中斡旋，二人关系有所缓和。1922年，康有为原配夫人在上海逝世，梁启超曾亲往吊丧，但这不过仅维持着师弟之谊而已。1927年，康有为70岁生日，康门弟子齐集上海祝寿，梁启超虽然因事未来，但却托人送来寿联和寿文。在寿联里，梁启超暗将康有为比做孔子，极得以“圣人”自居的康有为的喜好。在寿文里，梁启超深情地回忆起早年在万木草堂学习的经历及师弟之间真挚的情感，感谢先生的教诲之恩，并高度评价了康有为对当时及以后的影响。

　　祝寿的喜庆气氛尚未散尽，3月31日，康有为便逝世于青岛。梁启超闻讯之后好生伤感，因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去几百块钱，作为赙礼。4月17日，梁启超联合康门弟子，在北京设灵公祭，含泪宣读悼文。在这篇情深义浓的悼文里，梁启超肯定了康有为早年的历史贡献，但也委婉地批评了他在复辟帝制上的错误。

　　晚年的康有为和弟子梁启超之间关系有所缓和，但表面上诚挚的师生友谊并不能掩盖二人政治立场上的分歧。晚年的康有为依然没有从溥仪复辟失败中汲取教训，继续鼓吹尊孔复辟。1924年10月23日，溥仪被冯玉祥赶出故宫，康有为则指责道：“挟兵搜宫，何以立国？”并不顾年迈体弱，由上海赶往溥仪在天津的住所张园，“觐见圣躬”。溥仪生日时，康有为再赴张园祝寿。康有为70寿辰的前一日，溥仪遣人送来“岳峙渊清”匾和一柄玉如意，以示祝贺。康有为受宠若惊，“当即恭设香案，望北叩谢天恩”。对于当时蓬勃发展的大革命运动，他则称之为暴乱，“俄化”，甚至在他去世前夕，还致电反动军阀张宗昌，要他先发制人，“用重兵”，对抗已逼近上海的北伐军。

　　与康有为相比，梁启超却反对复辟倒退，维护共和，追求立宪，他认为历史是在不断进步的，封建帝制再也不可能在中国复现，自从清帝退位以后，“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也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尽管民国还存在种种黑暗，并不是真正的民国，但总比封建帝制要好，他坚信社会潮流浩浩荡荡，一往无前，民国比封建进步，这种观点比起康有为的复辟论调，要进步得多。

　　康梁之间的恩恩怨怨，原因何在？

　　梁启超曾从思想、性格及思维方式上找原因，认为康有为“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应该说，梁启超的这种分析有一定的道理。

曹操手下的"鬼才" 天生郭奉孝 [转帖]

　　郭嘉(170—207)，字奉孝，颍川阳翟(今河南禹州)人，曹操手下著名谋略天才。世人称他为“鬼才”。

　　这个人有一双望穿秋水的眼睛。

　　这个人有一道洞穿人心的目光。

　　世上自古就有这样一种特殊的天才，他们的功业，即使不是高入云霄，改天换地，却至少是不可理喻的，他们以自己拗转正常生命成长链的成就，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常识猛不丁受到沉重打击。读过俄国诗人莱蒙托夫长篇小说《当代英雄》的人，肯定会被诗人画影图形，直指心源的惊世笔墨弄得目瞪口呆。凭区区二十二岁的经历，他哪来如此深刻练达的人世见解呢?他对毕巧林多重性格的准确把握，曾使得俄国公认的小说大家契诃夫叹气不已。韩国神童李昌镐的成就同样令人不可思议:他的天才最神奇之处在于他在棋盘上完全无意卖弄天才。如此纯青的炉火，如此宠辱不惊，渊停岳峙的棋枰风格，究竟是如何与少年心性结合在一起的呢?在他那老僧入定般的镇定从容之下，我们发现擅长在棋盘上下出最为灵动不羁的着手的中国天才棋士马晓春，竟常常显得不知所措。我们能理解法国诗人兰波十九岁前已完成全部的杰作，也能理解吴清源当年以神乎其技的天才把整个日本棋界打趴在地，但莱蒙托夫和李昌镐，他们的成就却分明逸出常理，使我们赞叹之余只能再忙着感叹:世界的确是诡谲多变的，难道李昌镐像传说中的老子那样生来就长有一头白发?难道莱蒙托夫未出娘胎已经历过惨痛的失恋?

　　回到本篇的主人公，我想知道那位曹操手下最年轻，最诡奇的谋士郭嘉，究竟是如何炼就那一双惊世的目光，能够一瞥之下就看出他人的肺腑?

　　在郭嘉追随曹操十一年的戎马生涯中，他为曹操东征西讨贡献了相当多的谋略，通过这些谋略我们无法肯定他是否饱读兵书，他似乎也很少将自己的计谋归纳成一句现成的兵法术语，不像荀彧时而玩一招"二虎竞食"，时而又一招"驱虎吞狼"。我们能肯定的只是，他所贡献的计策，每一条都出人意外，每一条都有可能带来巨大的危险，每一条都取决于敌手的心理状态是否严格遵循他的调度。我们且看下面几个典型的郭嘉式谋略:

　　曹操大军正与袁绍在官渡相持不下，敌强我弱，形势堪虞。与此同时，曹操又颇为担心身后那个不安分的枭雄刘备，怕他突然发难，在背后捅上一刀。但正面的强敌已不克应付，曹军又怎能分出兵马，实施两面作战呢?郭嘉说"可以"，而且事不宜迟，必须趁刘备目前根基未稳，民心未附之机，急出重拳，把刘备一举打败。至于袁绍，郭嘉料定他不会有何动作。"绍性迟而多疑，来必不速，"这段时间差，正可用来消灭刘备。----这难道不是一个规模更大的"空城计"吗?使这项大胆计划得以成立的唯一条件，就是袁绍在该出手时不出手，不然，曹操将遭灭顶之灾。

　　也是曹操与袁绍相持在官渡之时，又一个不安的消息传遍曹营:江东豪杰孙策，准备尽起大军，偷袭曹操位于许都的根据地。孙策骁勇的名声当时正在中原大地上铛铛作响，这位艺高人胆大的将门虎子完全继承了其父孙坚的好斗气质，此前曾以所向披靡之势，在富饶的江东四面作战，并一举奠定了相当雄厚的基业。孙策是令人恐怖的，曹营中人人胆寒，就像他的父亲当年也是关东诸豪中唯一令董卓感到胆怯的一样。曹操的智囊团知道，与袁绍相持中已经明显处于劣势的曹操，根本不可能再抽出兵力保卫许都。而一旦许都失守，曹操阵营将立刻分崩瓦解。值此人人自危，曹营中不少人已经开始暗中向袁绍献媚，准备为自己留条后路的时候，体弱多病的郭嘉居然提出这样一个云开日出的见解:主公根本没必要抽出兵力去保卫许都，因为孙策来不了。根据他对孙策的透彻了解，郭嘉断言孙策必定会在半路上死于刺客之手。----与其说这条计谋大胆，不如说它荒诞，难道能将曹操大军的命运，能将曹操"天下归心"的雄心寄托在那几个天知道会是谁的刺客身上吗?难道能保证这些刺客不仅能够得手，而且一定会在孙策赶到许都前得手吗?当年为陈寿《三国志》添注的裴松之先生，读到上述记载显然也被弄傻了，他的大脑想必只能理解所谓"上智"，对于郭嘉在这里体现出的"神智"，则无能为力，因此，他断言孙策后来死于许贡家族的刺客之手，只是一个巧合而已。 真是巧合吗?官渡之战后，袁绍大败，不久咯血而死，兵权落入两个儿子袁谭，袁尚之手。曹操很想乘胜追击，安定北方，但有一点又不能不防。刘备自上次失败后，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在荆州牧刘表身边又积聚了相当的实力。根据曹操此时对刘备志向的了解，他有理由担心自己孤军远征之际，刘备会在背后发难。这时，郭嘉明月清风般的笑声再次在曹操军机会议堂上回响起来:主公你尽管放心地去远征，留下一个空空荡荡的许都也不妨，我料定刘备无法给你添麻烦。不是刘备不想添，而是有人会代替主公加以阻止。谁?荆州牧刘表。郭嘉的原话是这样的:"(刘)表，坐谈客耳，自知才不足以御(刘)备，重任之则恐不能制，轻任之则(刘)备不为用，虽虚国远征，公无忧矣。"何其言简意赅，又何其潇洒从容。--问题是，曹操再次采纳了郭嘉的建议，事实也再次证明了郭嘉的预见。曹操一支大军，完全以一派无后顾之忧的态势，远离都城，"孤军远征"去了。

　　曹操

　　曹操在对袁绍两个宝贝儿子的战争中取得了巨大的战果，但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恐怕还要费点周折，士卒也将伤亡不小。郭嘉再次以自己玩人心于股掌之间的洞察力，劝曹操暂且收兵，先看一场兄弟阋墙的好戏，待两兄弟两败俱伤之后，再坐收渔利不迟。郭嘉凭

　　什么认为这两个刚才还一致对敌的兄弟，只要曹操一退兵，便立刻会自相煎食起来呢?不知道，我们知道的只是，郭嘉预料的丝毫不差。

　　这种独一无二的谋略术，在郭嘉死后，也被善于学习的曹操玩了一手。后来当袁尚，袁熙二人投奔辽东时，曹操再次勒兵不前，停止追击，静候辽东太守公孙康将二人的首级送来。----也许罗贯中不相信曹操也会有这种谋略，也许他出于对郭嘉的敬意，结果在小说中，罗氏仍然以一回"郭嘉遗计定辽东"，将这个计谋算到了郭嘉头上。

　　有一段话经常被人提到，并以此作为郭嘉才智的明证。当曹操正为自己是否具备与袁绍对抗的能力而委决不下时，郭嘉口若悬河，滔滔汩汩地一连举出十条理由，以证明"公有十胜，绍有十败"。我曾多次对郭嘉这番陈辞犯过疑，我觉得正如孟子，贾谊的雄辩中往往藏着某种大而无当的内容一样，郭嘉的这段分析似乎也搀杂着不少水份，其中重复冗沓之处正亦不少。"度胜"，"谋胜"无甚区别，"德胜"，"仁胜"，"明胜"，"文胜"等，分类亦不甚科学，有凑数之嫌。按此段大话陈寿不载，见裴松之注引的《传子》一书。我的观点是:郭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若去除话中对袁绍的藐视，则其余种种均可见出传统儒士的迂阔诞夸习气，与郭嘉擅长的一针见血风格完全背道而驰。郭嘉并非不具备口若悬河之才，否则曹操也不会作出"每有大议，发言盈庭，执中处理，动无遗策"的评价，但郭嘉的发言应该更具针对性才是，应该更为简洁，干练才是，他感兴趣的首先在于可操作性，在于其中智慧的含量，而不是侈言行动的理论依据。我们知道曹操之所以与郭嘉最谈得来(所谓"惟奉孝最能知孤意")，正在于两人有着相近的务实风格，试着感受一下曹操诗文的实在风格，亦可知大言炎炎的风格(即使其中颇含哲理)不太可能得到曹操的激赏。

　　将曹操与他对手的关系看成战国时代秦与六国的格局，也许会有助于我们认清当时的形势。由于其余诸侯大多仅为割据之雄，他们习惯于偏安一隅，并无鲸吞四海之志。他们的用兵行动往往更像一种不够光明磊落的冷拳，只在有利可图之时实施偷袭，本身并没有明确的战略意图。这样，独以"六王毕，四海一"为己任的曹操，便正可效"连横"之法，利用别路军事集团的弱视短见，予以各个击破。事实上曹操曾大打"挟天子以令诸侯"这张王牌，交错使用恐吓和安抚之法(如遣钟繇安抚西北，不断地给暂时无力顾及的人物封官许愿等)，以便在中原集中优势兵力，对强敌逐一击溃。这与当年出函谷关的秦军，利用六国间的利害关系最终一统天下的做法，确也不无相似之处。这里，郭嘉对一个个敌手心理状态的准确判断，便常常成了曹操获胜的关键。

　　这个弱不禁风的青年，有着惊人的胆略。他的作战计划总是最大程度地追求效率，为此不惜将风险系数每次都置于高危点上，他对对手心理的揣摩已经到了神而化之的程度，以致我们难免会想:总不见得郭嘉正好算度到袁绍的爱子会在曹操进攻刘备时生出一屁股的疥疮，导致袁绍方寸大乱，从而放弃了一举击败曹操的绝佳时机?中外战争史上，恕我孤陋寡闻，我的确没有看到这种先例，而郭嘉竟屡试不爽，曹操竟言听计从。

　　郭嘉的谋略当然也非全然寄托在对对手心理的把握上，但却无一不是寄托在甘冒奇险的胆量上。他说服曹操放弃辎重，突袭乌丸的那一仗，不仅打得极为漂亮，在曹操军旅生涯中也最为凶险。建安十一年夏天，北方多雨，道路难通，曹操在设置了一些撤军假象之后，暗中率领一支轻装精兵，在向导田畴的带领下，"堑山堙谷五百余里，"来到早已废弃的西汉右北平郡治的废墟，经过被乌丸毁坏得破败不堪的辽西大道，突然出现在蹋顿王的背后。乌丸军措手不及，首领蹋顿也被张辽击杀，同年秋天，袁尚终于被彻底消灭。这次行军由于路况极端恶劣，沿途有长达二百里的地段干旱无水，须掘地三十多丈才能见水。当粮食吃光以后，曹军将士又不得不先后杀了几千匹战马充饥，才艰难抵达目的地，并一举救出不少沦陷敌手的汉人。且不去争论这一仗是否属于反侵略的正义之战，仅从兵家权谋的角度看，它也是很值得玩味的。

　　郭嘉虽然没有参加这次行军，但他年轻的生命正是在曹操统一北方的征途上，不支倒下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将曹操的戎马生涯按郭嘉之死分为前后两部分，也许更能看出一些问题。郭嘉帮助曹操统一了北方:在曹操先后剿灭吕布，袁绍和袁绍余部的战斗中，郭嘉居功至伟。用曹操自己的话说则是:"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功为高。"郭嘉死后，曹操除在西北面与马腾，韩遂等草寇型军阀的战争中取得一些战绩外，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境地，赤壁之战后，更留下一个天下三分的无奈结局。对此曹操本人亦深有体会，不然他不会选择"毒恨"这个强烈的字眼来概括失去郭嘉的心情，不然他不会在赤壁战败后的退却路上，发出这样一声孤猿泣血般的哀叹:"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

　　虽然中国史籍在刻画人物细微举止方面常显得粗率和语焉不详，但我们仍能从中捕捉出曹操在郭嘉临死前那副失魂落魄的样子。这是一代雄主曹阿瞒最为无助，最为软弱的时刻，他像一个慈祥的外婆，不断地去郭嘉病榻前探视，刚刚摸了摸他发烫的额头，刚刚出得院子，突然又神智昏昏地折返回来，看看为郭嘉配的汤药，熬好了没有，结果，惊慌失措中，反而

　　不小心把汤药泼了一地。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反正郭嘉死了，曹操坚强的神经暂时有点失常。一连几天他都给荀彧写信，里面充斥着绵绵无尽的哀痛之情:"追思奉孝，不能去心。此人见时事兵事，过绝于人……何得使人忘之!"

　　在"时事兵事"上被曹操称许为"过绝于人"，正好像在智谋上得到诸葛亮的嘉许，都可说是最高的褒奖。有曹操为郭嘉流的大把大把眼泪作证，我们也可相信曹操说此话时的绝对真诚。

　　根据零碎不全的资料，我且结合自己的想象，试着对郭嘉再做一番还原性的努力。

　　没人知道他长什么样，但我们可依据对所谓魏晋风度的一般理解，想象他有一种风神俊朗的气度，一条清瘦的身影，和一双波光粼粼的眼睛。如果他也有抟丹服药的习性，我们也可假设他穿着一件非常宽敞的大袍，假设他经常衣冠不整，服装像孔乙己那样可以连穿一季而不换，虽然，据鲁迅先生的意见，魏晋人的服药习惯(一种名叫"五石散"的丹药)，始于稍后何晏先生的提倡。郭嘉的出生地颍川(今河南登封，宝丰一带)，虽然战乱频仍，但同时也是三国时期最大的人才库，当时为各路英豪出谋划策的谋士，十之六七倒出于此地。躬逢其盛，浸染其中，我们自可想象他那逸兴遄飞的求学环境。然而弱冠之年，郭嘉即已养成"不与俗接"的清高脾性，和后来的诸葛亮一样，他好像也更热衷于当一个向社会大翻白眼的隐士，除了二三知己或个别慧眼独具的高明人物(如曹操手下最具总理之才的谋士荀彧)，人们对他的了解非常有限，他当隐士的年龄看来比诸葛亮还要年轻些。在他二十一岁左右的时候，也许拗不过几位游学同年的坚邀，郭嘉一度也曾在袁绍的宫墙里出入过几天，仅仅几天的时间，他便对袁绍(包括他那几个不成器的儿子)看得一清二楚。他离开得非常坚决，顺便扔下这样几句把袁绍看到骨子里的判语，供袁绍手下那两个著名谋士辛评，郭图参考:"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

　　如此时光荏苒，又过了四五年，在高贵，儒雅的荀彧的推荐下，郭嘉来到了曹操面前。两人立刻一见如故地攀谈起来。在这位小自己十六岁的天才青年面前，曹操与后来刘备在小自己二十岁的诸葛亮面前一样，顿生一股如鱼得水的欣悦感。曹操性格中最为人称道的通脱和不拘成见，眼前这位小老弟竟也表现得那么充分。他的思维里有一种1000年后才为中国士大夫中的精英逐渐把握的禅宗式的能力，能够在纷扰繁冗的万机中一举把握要害。曹操与郭嘉初次接谈的内容已全然无考，但我相信其中有某种"隆中对"般的智慧，郭嘉肯定以自己明晰的直觉和一语道破天机的颖悟力，让曹操一下看到了未来，就像诸葛亮为刘备画的那张三分图一样。不然，我们将无法理解曹操那一声由衷的感叹:"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事实上也正是这一次谈话，使郭嘉坚定了辅佐曹操的意念，这以后曹操的仗便越打越漂亮，甚至从每一次失败中，他都能立刻找到反败为胜的契机，结果，失败倒成了某种战术上的抛砖引玉，或两将相斗时的所谓"拖刀计"。

　　"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见人心"(季札)，这句曾得到鲁迅先生肯定的判断，不知是否也能反之成理，即中国之君子，若明于见人心，通常便会陋于知礼义。至少，郭嘉属于这种人，在严于治军的曹操营帐里，他也许有着最为落拓不羁的步态，最为不拘常理的行为，虽然在偏爱他的曹操眼里，郭嘉仍然有着种种嘉言懿行。他的死因显然与水土不服有关，但他会不会是曹营中的阮籍，平素手上总也离不开杯中物呢?曹操手下的纪律检查官员陈群，曾因郭嘉行为上的不够检点打过他的小报告。曹操一面表扬陈群检举有功，一面却对郭嘉不闻不问，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设五色棒时的严刑峻法精神。不仅如此，他暗地里还为郭嘉一仍其旧的生活作风喝彩呢。曹操多半是这样譬解的:此乃非常之人，不宜以常理拘之。

　　我们所看到的郭嘉，是一个不拘成见，思路诡奇大胆的天才谋士，这一点他和后来蜀国的治国大师诸葛亮构成了鲜明的区别。拨开后人在诸葛亮头上人为添加的神奇光环，今人已越来越能认可陈寿当年对诸葛亮的这句评价:"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一生谨慎，严于律己的诸葛孔明先生，事实上从来不曾打过一个值得被人写入教科书的经典战例，虽然他宏观把握时势的能力，可说并世无俦。在长年带兵在外的军旅生涯中，曹操习惯于将管理后方的重任，托付给尚书令荀彧，而总是把郭嘉带在身边，以便随时切磋，见机行事，因此，郭嘉并没有多少机会体现自己的治国才能。然而，曹操无疑认为郭嘉是具备治国才能的，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百年之后，愿意将天下事托付给郭嘉，就像刘备后来在白帝城里把天下事托付给了诸葛亮一样。总体上看来，对谋士的建议极为重视，较少独断专行的曹操，偶尔的力排众议，往往也因为这样一个前提:"此郭奉孝与我有同见也。"如曹操坚持不杀刘备的主张，就只有郭嘉附议。遗憾的是，曹操对郭嘉意见的领会不深，致使后来放虎归山，铸成大错。郭嘉的本意是对刘备实施软禁，虽不必杀，但绝不可纵，"一日之纵，数世之患。"后来曹操让刘备带兵打袁术时，郭嘉恰巧不在，这便留下了无穷后患。这大概也是曹操唯一一次没有听从郭嘉的意见，竟从此种下了不可弥补的后果，难怪他要感叹"恨不用嘉之言"了。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三十八岁的郭嘉病亡。同年，刘备从卧龙岗里请出了诸葛亮。没能看到这两个不世出的天才彼此斗智，作为历史的看客，我深感遗憾。

　　某晚看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专题片《毛泽东的读书生活》，意外地听说，在1958年大跃进失败的时候，这位世纪巨人曾在好几个场合提到郭嘉，还向自己的下属郑重讲述郭嘉的"多谋善断"。——缀上这一笔，当然不等于我从中看出了什么，不，我只是觉得有点意思。

黄慧如和“黄慧如牌”香烟[转帖]

　　近来,我在整理我祖母的遗物时,除发现在抗战期间我祖父因抗日有功而被国民政府授予的一枚“宝鼎勋章”和诸多抗日名将的书画墨宝外,还发现一张民国期间的“黄慧如牌”香烟盒的正反两面照片。该烟商标正面是一个身着旗袍的新潮女子的侧身正面像,反面是一幢体现上海地区建筑风格的石库门的房子,大门上方还有“春平坊”三个字,门前停了一部车子,右下角还有穿裙子的和穿长袍的一对男女。此香烟一面世,立即在上海滩的小市民中引起轰动。“黄慧如牌”香烟的来历如何?为什么能吸引广大的消费者?原来,这个商标的背后,有一段不平常的故事,当年曾风靡全国。

　　名门之女与仆人相恋

　　黄慧如是出身名门的阔小姐,肄业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其父黄静之,原籍浙江湖州,在北京做了几年收入颇丰的电话局局长,挣得一份不小的家产。黄静之病故后,抛下其母、其妻子黄朱氏、大儿子黄澄沧、二儿子黄澄济和小女黄慧如。黄家便举家南返,移居上海。黄家原居老垃圾桥(今浙江路桥)贻德里,遭过一次盗劫,遗失了价值万元的金银饰物。后搬至赫德路(今常德路)春平坊居住。1926年秋,二少爷黄澄济去美国留学,家中只剩下老太太、太太、大少爷和小姐黄慧如。
　　1927年,黄慧如的家人令其停学。是年,黄慧如已经21岁,正待字闺中,等媒人上门。不久,便有媒人来说一户贝姓人家,是上海颜料富商贝润生堂弟贝露生的儿子。贝家与黄家也算门当户对,黄朱氏与黄慧如很满意,遣媒人将黄慧如的庚帖和照片送到贝府。黄澄沧则认为贝家门楼头太高,且男方比慧如小3岁,认为不合适,一旦婚成,恐慧如受气。贝家看了慧如的照片后,认为女方长得还周正,家庭也不错,于是决定择吉日下聘。
　　黄澄沧得知后,有意破坏其妹妹的婚事,便找老太太一撺掇,老太太耳朵根软,开始反对与贝家的亲事。黄澄沧通过常给贝家看病的医生造谣,说黄慧如古怪刁钻,并且有妇女病等。贝家果然遣人退回庚帖和照片。黄澄沧达到了目的,但黄慧如认为其兄破坏了她的名誉,于是便寻死觅活,不是找绳子就是摸剪子,再不然就绝食,以结束自己的生命。
　　黄家合府着了急,派女仆日夜看守,但黄慧如就是不吃饭。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黄澄沧突然想起一个人,即男仆陆根荣。他让陆根荣去劝黄慧如。
　　陆根荣,21岁,吴县吴塔人,1926年8月到上海,经人介绍到黄府做茶房。人很勤快,模样也还说得过去,黄家上下都信任他。
　　陆根荣说:“我是男佣人,小姐是女主人,彼此有尊卑之分,男女之别,不便去劝;即便要劝,应该由娘姨(女仆)去劝。”
　　黄澄沧说:“不要紧的,阿根,你如能把小姐劝醒,我还可以将小姐许配给你。”
　　陆根荣双手直摇,连声说:“不行!不行!”
　　黄澄沧发了脾气,大声说:“你做奴仆的不服从主人,我可以立即让你滚蛋!”
　　陆根荣本来对小姐便有好感,于是进了二楼小姐的闺房,对正在哭哭啼啼的黄慧如说:“小姐,你年纪轻轻,家里又有钱,贝家的亲事不成功,还有别家可配,别哭坏了身体,像我一个乡下人,一月只赚几块钱,尚且要养活一家数口,舍不得去死。你要想得开,千万不可一时糊涂,去寻短见,被人笑话。”
　　黄慧如止住哭泣,问:“阿根,啥人叫侬来劝我?”
　　陆根荣说:“是大少爷。”
　　“阿根呀,你不知道,我在外面的声誉已经给他说坏了,贝家不要,别家也不会要的。既然侬来劝我,我看你的良心很好,我就跟了你吧。”
　　“我是下人,怎好同你千金小姐相配呢?别人会怎么看待?”
　　“不论尊卑贫富,只要你有良心,肯真诚待我,我是情愿的。如果你真不肯,那么你也是白白的来劝我,我总归是要寻死的。”
　　陆根荣方大着胆子点头同意,黄慧如脱下手上的戒指,作为定情之物。
　　从此,黄慧如脸上有了欢乐,饭也肯吃了。她与陆根荣常常在楼下的亭子中幽会。到了1928年农历春节期间,黄家老太太、太太、大少爷都去外地走亲戚时,黄慧如和陆根荣便偷尝禁果。一夜风流,到了2月份,黄慧如便有了身孕。

　　黄、陆潜逃不幸被捕

　　一次,黄、陆二人在幽会时,黄慧如既紧张又兴奋地对陆根荣说:“阿根,我有喜了。”陆根荣听了顿时脸色发白,惊恐地说:“这下完了,我在乡下有老婆的。”黄慧如听了并不十分在意,只是说:“别的我不管,阿根,这是我们的孩子,我要把他生下来。”
　　黄慧如和陆根荣的关系,不可能不露出蛛丝马迹。到了1928年6月间,黄澄沧便调陆根荣去他的交易所工作。黄朱氏借了一副铺盖给陆根荣,让他搬到交易所去住,没事不要回来。陆工作不到一个月,一天,黄澄沧令其写英文号码,陆说:“我只会写中文,不会写英文。”正巧,陆又听错了一个电话,黄澄沧便大发雷霆,骂道:“交易所听错一个电话,进出很大,你是个饭桶,马上滚蛋!”
　　陆根荣知道黄澄沧是借题发挥,只好托人在慧中饭店找了一个差事。两天后的一清早,他夹着铺盖送还黄家,在亭子间收拾自己的东西。这时黄慧如下楼,质问陆:“为何要离开我家?”
　　陆根荣无可奈何地说:“少爷已歇掉我的生意,我不走怎么办?”
　　黄慧如哭哭啼啼地拉住陆根荣的衣袖:“你走了,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我怎么办?要走我们一起逃走,去你们乡下,我不能留在家里了。”
　　陆根荣急了:“我乡下是有老婆的,你怎么去?再说我也没有钱养活你这位阔小姐啊!”

　　黄慧如说:“别的管不了许多了,你明早6点多叫一辆出租车在路口等我,其他的事情我去安排了。”
　　陆根荣走后,黄慧如偷偷拿了一些金银首饰,放进一只皮箱里,然后藏到楼下柴房的杂物堆中。
　　当晚,黄朱氏发现家中不少首饰失踪了,气急败坏地问黄慧如:“是不是阿根偷走了?”黄不承认,黄朱氏操起鸡毛掸子打黄慧如,黄只是呜呜地哭,咬紧牙关不招供。一家人闹到大半夜,又困又乏,于是都昏昏睡去。只有黄慧如心中有事,好容易熬到天明,悄悄起身下楼,到柴房中寻了皮箱,来到天井中,开了大门,便拼命向路口跑去。晨曦中,果然有一辆车子停在路边。她上了车,直向南京路方向而去。
　　黄慧如先到汇文银楼兑换了一部分首饰,换了420块银圆,然后去吴淞与陆根荣会合。两人商议后去了苏州。经朋友介绍,陆在阊门外朱家庄毛家弄22号租下一间房子,买了几件家具,打算过一段太平小日子。
　　谁知,黄慧如离家出走后,黄澄沧和黄朱氏便去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报案,控告陆根荣诱拐黄慧如,并盗窃了贵重首饰逃走,要求通报缉拿。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陆的朋友知陆、黄有些钱财,又被通缉,于是纠合一群当地的地痞无赖,三天两头上门敲诈陆根荣。于是陆、黄又托人在城里护龙街一家古董店楼上租了一间房子,偷偷换了住处。一个无赖没得到钱财,怀恨在心,便去苏州警察局报案。两天后的一个清早,陆、黄二人尚未起身,便被两名侦探堵住,并搜出了一些首饰、衣物,于是便将二人移交司法科,并通知上海黄慧如的大哥黄澄沧和母亲黄朱氏来苏州报案。
　　黄澄沧和黄朱氏来到苏州警察局,要求将诱拐犯陆根荣严办,并准备将黄慧如带回上海。慧如坚决不肯与其母及兄回去,苏州警察局便将黄、陆二人送桃花坞苏州地方法院审办。

　　黄、陆之案 轰动全国

　　黄、陆之案见报后,引起社会各方的关注。8月25日下午2时,苏州地方法院正式开庭审问陆根荣诱拐、盗窃一案。陆根荣身穿灰布长衫,白线袜,黑色布鞋,被押到被告席上时,精神委顿,垂头丧气。他向法庭陈述了与黄慧如相恋的经过以及黄慧如与之商议私奔和黄自带首饰逃跑的经过,将自己描述成一个被动者。
　　法官又命将黄慧如带上法庭,只见黄穿淡色印度绸旗袍,白丝袜,高跟黄皮鞋。她皮肤白皙,容貌姣好,一头浓密的乌发,气质高雅。她面对法庭的审问,侃侃而谈,并将一切责任揽在自己身上。

　　法官问:“你为什么要跟茶房陆根荣逃走?”
　　黄答:“因为我爱他。”
　　问:“你们几时姘的?”
　　答:“今年正月里。”
　　问:“是你自愿的,还是他强要你的?”
　　答:“是我自愿的。”
　　……
　　问:“你的那只箱子是不是他帮你拿出来的?”
　　答:“不是,是我自己拿出来的。”
　　问:“为什么你要同他一起去呢?”
　　答:“因为我有喜了,不能再待在家里。”
　　……
　　问:“带出来的东西,都是你带来朱家庄,再带到护龙街的吗?”
　　答:“是的!”
　　问:“陆根荣以前没有告诉你他在乡下有妻子,所以你愿意跟他,对吗?”
　　答:“起先不知道,我也没问过他。在5月里他对我说的。”
　　问:“他怎么忽然提出乡下有妻子呢?”
　　答:“因为我的肚皮大起来,提出要同他结婚,他才说的。”
　　问:“今年正月里他并没有说起乡下有妻子,你才肯同他要好,愿意跟他的吗?”
　　答:“不关事,我无论如何愿意跟他的。”
　　问:“你要跟陆根荣,瞒过你娘的吧?”
　　答:“娘是不知道的。”
　　问:“陆根荣当初来劝你,也瞒过你娘的吧?”
　　答:“娘和阿哥都知道的。”
　　问:“陆根荣有没有引诱过你?”
　　答:“没有。”
　　问:“他先要你,还是你先要他?”
　　答:“是我先要他。”
　　问:“戒指是他向你要的吗?”
　　答:“是我自己送给他的。”
　　法官只好宣布退庭,定于三天之后宣判。
　　黄、陆之案经报纸刊载之后,人们对此褒贬不一。有人认为黄慧如是一个奇女子,是一个大胆追求爱情、打破门第观念的有主见的女子;也有人认为她是掉进陆的圈套,上当受骗。不管怎样,黄、陆之恋,触动了封建等级婚姻的传统神经,当时的社会是容不得这种不顾门第的平等婚姻和自由恋爱的,而广大市民对此却极为关注。等到宣判的那一天,上海、南京、杭州、无锡、常州等地不少人专程前往苏州观审;就连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邵力子,偕沪上一些报纸记者,也从莫干山赶到苏州采访。
　　8月28日上午10时,法庭宣布开庭宣判:判决陆根荣犯诱拐和实施帮助盗窃两罪,应执行徒刑两年。
　　陆根荣表示不服,法官准许他在10日内提出上诉。
　　黄慧如身染疾病,面黄肌瘦地去探监,给陆根荣带去衣物,并哭泣着说:“阿根,是我连累了你,我要帮你上诉。你放心吧!”
　　江苏高等法院受理此案上诉后,10月23日下午2时开庭审理。是日从各地赶往苏州旁听的人更多,加上本地的居民,法庭内外人山人海。

　　法官先审问了陆根荣,又审问了黄慧如。然后由控方黄朱氏回答法庭提问。黄朱氏矢口否认黄慧如因贝家婚事不成,企图自杀之事实,又否认要陆根荣去劝慧如之经过,只一口咬定陆根荣是个无赖,诱奸慧如,并盗窃金银饰物。
　　黄慧如为陆根荣请的律师宋铭勋辩护说:“原判陆根荣诱拐与实施帮助盗窃两罪,都不能成立。据刑律,诱拐系指女子年龄未满20周岁者,而黄慧如已经22岁,诱拐当然无法成立;实施帮助盗窃,必须被告方实施方可成立,黄慧如已明明供认是她自己拿出家中金银首饰,并未假手他人。原告没有看见被告有帮助盗窃的行为,原判仅凭黄朱氏一面之词而下判断,理应撤销。因此,请法庭重新审核,撤销原判,宣告陆根荣无罪。”
　　法官最后宣布退庭,准于10月27日宣判。
　　10月27日下午2时,高等法院开庭宣判,陆根荣被出人意料地判为“意图奸淫而诱拐罪”,判有期徒刑四年,剥夺公权三年。这一晴空霹雳,黄、陆二人毫无思想准备,一时惊呆了。宣判之后,陆根荣被押往第三监狱。他仍表示不服,上诉到江苏最高法院,最高法院鉴于此案影响太大,予以受理审核。黄慧如则是先坚持留在苏州,后只身一人回到吴县吴塔乡陆根荣的家中,在草屋农舍中生活,等待生产和陆根荣的出狱。在陆家,她遇到了许许多多的困难,但都默默地咬牙坚持了下来,这时她已有6个月的身孕了。

　　媒体炒作和巨大的经济效益

　　黄、陆一案经新闻媒体“炒作”,已掀起轩然大波,上海滩有经济头脑的商家纷纷看好黄慧如。中商烟公司总经理张友亮不失时机地推出了“黄慧如牌”香烟,并抢先在商标局进行注册,成为专利产品。此烟一面世,便十分红火。
　　此时,戏剧界也大动脑筋。从1928年11月起,上海舞台等剧场推出京剧《黄慧如和陆根荣》,由京剧名角赵君玉饰黄慧如,赵如泉饰陆根荣。上海舞台还别出心裁,随戏票赠送黄、陆二人1928年春节时在南京路北芳照相馆拍摄的合影照一张,以满足小市民的好奇心理。
　　此外,明星电影公司也以黄、陆之恋为题材,拍摄了电影《血泪黄花》。该片由著名导演郑正秋与程步高合作导演,由电影皇后胡蝶出演黄慧如,龚稼农饰陆根荣,夏佩珍饰陆妻潘氏,郑正秋客串记者。12月17日,在上海中央大戏院首映,创造了极高的票房价值。
　　剧作家洪深不甘落后,曾与导演张石川联袂去苏州监狱探望采访陆根荣,也拟以此编写一部最新电影。
　　是年12月,上海电影公司老板顾无为和新婚之妻、电影明星林如心专程从上海来到吴县吴塔乡陆家,约黄慧如产后去上海拍电影。顾无为拿出一笔定金,并介绍黄慧如去苏州志华医院待产,增强营养,保证母子平安。
　　黄慧如此时已失去经济来源,同意与顾无为签订了10个月的拍片合同。并于是月底住进了志华医院。
　　1929年2月4日,上海《申报》刊出上海影戏公司和黄慧如的两则启事。
　　上海影戏公司启事:
　　“本公司兹与黄慧如女士订立常年合同,聘为基本演员。一俟春暖即从事摄制富有艺术之影片。特此登报公布之。”
　　黄慧如启事:
　　“慧如应上海影戏公司之聘,从事电影工作,潜心艺术,贡献社会,不以个人经过藉作投机,恐各界不察,特此启事。”
　　黄慧如本人当演员拍电影的消息传到黄家后,立即引起黄家极大的不安。本来他们已在报上申明,黄慧如今后一切去向与黄家无关。现在见黄慧如又要加入演艺界,败坏黄家声誉,于是便由黄朱氏赶往苏州劝说慧如回心转意,并答应她生产后,可继续上学,或去医院做护士,只要不去拍电影,怎么都行。

　　黄慧如之死

　　1929年3月8日,黄慧如在志华医院产下一白白胖胖的男婴儿,黄给他取名叫“永年”,母子均很平安。黄朱氏赶往苏州,苦口婆心,再度劝说慧如。几天以后,黄慧如上吐下泻,并发起高烧。此时,黄朱氏向院方提出,要接女儿出院,回上海治疗,并不顾医生劝阻,于3月19日天不亮时,带黄慧如离开医院,在两名女护士陪同下,打着灯笼从医院后门大儒巷河埠上船,摇至阊门外,由小火轮拖带,经阳澄湖向上海方向行驶。据说在湖上遇到了大风浪,船剧烈地颠簸,船上的人都呕吐了,黄慧如身体本来就虚弱,再加上此种折磨,口吐黄水,奄奄一息。辗转至下午4时,心力交瘁,死于舟中。
　　是晚,小火轮在苏州河垃圾桥附近停靠。黄家已安排好汽车,接尸上岸后回家,此时已是万家灯火之时。黄府连夜将慧如入殓,天明后即将尸体送往闸北湖州会馆暂厝。送殡人只有黄澄沧和包车夫阿二两人。
　　3月20日这一天,闻黄慧如死讯者,络绎不绝,将春平坊围了个水泄不通。在此后三天之中,前来问讯者达五、六千人之多。
　　黄家大门紧闭,只是用白纸写了一启事贴在门上:
　　“此间不幸,遭兹惨变,合家哀悼,诸君苟不予同情,亦不宜幸灾乐祸,似宜稍顾人格。苟因必要,有所垂询,亦须先日函约,方有接见余地,幸祈垂鉴。”
　　就在报上刊出黄慧如死讯之时,也刊出了江苏最高法院接受陆根荣上诉,认为高等法院判决陆根荣罪名的条款不能成立,发还高等法院重审的决定全文。
　　然而黄慧如作为此悲剧的主角却没有看到这一天。黄慧如之死,又给影剧界、商家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看《黄慧如和陆根荣》戏的人更多,剧作家们又创作了《黄慧如产后血崩》等戏。吸“黄慧如牌”香烟的人也更多。直到陆根荣出狱后,《黄慧如和陆根荣》之剧还经久不衰。剧场竟想起用陆根荣作活广告的噱头,以招徕观众。每天晚上戏闭幕时,饰陆根荣的演员赵如泉便将陆根荣拉上台向观众谢幕,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身着蹩脚西服的陆根荣便向观众深深作90度鞠躬。在“黄慧如牌”香烟的袅袅烟雾之中,全场情绪达到高潮。
　　黄慧如死了,“黄慧如牌”香烟和影剧,还是延续了好多年。

抗日爱国将领萧振瀛将军[转帖]

　　有文章将抗日爱国将领萧振瀛将军写成“亲日派政客”,可能由于1933年后日军势力侵入华北,驻守华北的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总参议萧振瀛与日军外交周旋,当时亲日派汪精卫、黄郛手下也对萧将军进行造谣、诬蔑。现在,有些作者便以讹传讹,颠倒了黑白,混淆了是非。值此,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有必要著文以匡谬误,以慰将军忠魂,以告国人。
　　萧振瀛(1890—1947),字仙阁,生于清光绪十六年五月二日,吉林省扶余县人,祖籍山东文登县。父亲务农,家境贫寒,族人资助,得以半工半读求学,1912年就读于吉林省法政专门学校。干过农活,当过工人,做过职员。目睹国事日非,愤然弃读,投笔从戎。1916年从张作霖奉军,任军法官、参谋、营长、团长等职。1920年萧担任吉林省田赋管理局局长,力倡开荒,发展农业,因其勤垦经营,成绩卓著,全省粮食产量大增。1922年,被选为北洋政府国会众议院议员,与冯玉祥西北军第八混成旅旅长李鸣锤结识并成为至交。因深感奉系军阀腐败统治,说过“那帮人真是顽固,太腐败”,在吉林省城组织“民治促进会”宣传民生、民族、民权“三民主义”,指责时政,被省长王树翰扣押,经东北元老莫德惠、刘哲力保得以离去返京,而受李鸣钟之邀前往绥远,在久已仰慕的纪律严明、艰苦奋斗的西北军政中任职。当时,李鸣钟曾说,西北军太苦,怕他生活上受不了。萧说:“中国太苦了,我们吃苦才能救国救民,从这一点,愿入西北军。”笑问:“西北军许不许喝茶?”李说:“不许抽烟、喝酒,但茶是可以喝的。”萧说,他是茶也不喝的。
　　1924年秋,萧出任西北督统府咨议兼临河县长、包(头)临(河)道尹兼五原县长。任内,组织民众兴修河套水利,移民垦殖,粮油丰产。冯玉祥西北军自直奉之战南口败退,有河套粮食保障,稳定了军心。萧长于东北,熟悉苏俄情况,被冯委为谈判代表赴苏俄接洽军援,圆满完成任务,受到冯玉祥、宋哲元等的器重。1926年在北伐胜利进军影响下,冯玉祥重整被直、奉军和阎锡山打垮的国民军,于9月17日誓师五原,宣布国民军脱离北洋政府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11月下旬,从甘肃入陕西占领全省,进入河南。宋哲元任第九方面军总司令兼陕西省主席,萧为西安市市长。萧在规划西安新市区时,注意保留古都遗址,大力开展赈灾救济。
　　1927年,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冯玉祥参加6月10日、19日郑州、徐州会议后,在西安等地举行反共清党,仅西安一地3千余进步青年被捕。当时一片白色恐怖,萧却公然说:“我们每天都喊救国救民,今天这样的滥杀无辜,就是军阀。”他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不赌钱、不近女色,喜好骑马、打枪、运动,早4时起床、晚10时入睡,惟一消遣是喜欢吹笛箫,近来更是笛箫鸣鸣了。几日思索,这天终日不出西安市府,晚上也不回家,在军法处绕室竟夜。天将亮,他喊来卫队长苏占元,命令立即去监狱放人。苏问:“放哪些人?”他说:“16岁以下都放。”苏刚出门,他追着说:“18岁以下都放。”苏走出几步,他又追出门:“20岁以下都放!青年人爱国,何罪之有?”此举受到军政里进步人士赞赏,也遭到韩复榘等人攻击,并到冯玉祥处拨弄是非。冯盛怒之下令处决萧。宋哲元联络张自忠、冯治安等拒不执行命令保萧,又请西北军元老闻承烈出面说情,此事方了。但萧已不再为冯信任将其调离西安市,改任第二集团军总参谋。从此,一身正义感的将军与冯玉祥终生不和,不求其全。
　　民国十九年(1930),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阎、冯溃败,冯军张自忠、冯治安、赵登禹、刘汝明等部何去何从当在计议。这时,萧联络张、冯争取起义,争取蒋介石收编,时张拥兵5千,对拥宋有异议。萧说:“都是患难弟兄,你等改听我的,我拥宋,都是兄弟之义!”去约赵,张说:“干不干由大哥你定,能报国,当营长、团长都行。”于是与张、冯、赵、李(文田)、何(基沣)、张(维藩)连同宋、萧合称八大将共同议定编成一个军,宋为军长,张、冯为师长,赵等为旅长,起义并在晋整训待向中央报准。到银号贷款作为去南京的路费。到南京先行谒见陕西元老于右任监察院长引荐蒋总司令。蒋询问有关部队人事等情况,并提及萧联苏及释放数千被捕青年之事,萧答:“释放青年是秉法救民,今你、宋和我等心怀救国救民之志重组军队。”蒋认为于院长推荐萧为西北军之革命同志,“希望今后共同为国效力”,嘱萧与军政部长何应钦洽商部队收编事宜。时在住地见到韩复榘,韩嘲笑说:“你曾骂我和石友三是魏延,今天你和宋哲元怎么也来当魏延了。”萧说:“我等乃是黄忠。”再次约见蒋总司令时谈及军费而说到军饷除张学良拨发外另拨特别费每月30万元,解决了西北军将士多年未能得饷难题。此次萧向蒋谈到了太原地理位置重要,“得太原者得天下”,自古辽金以来未得上党(注:太原)而不能保有天下,元占上党而入主中原,今张学良如得太原而尽得地利矣!后,蒋任命宋为察哈尔省主席,萧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新创立的二十九军从此进入一个新阶段。在东北四省沦陷后,特别是中央军、东北军被日本排挤出华北后,在1933至1937年五年时间里,二十九军成为屏障、守卫华北中坚。有人认为,萧熟稔大谋略的运用,洞悉时代潮流,变危机为转机,很有点象诸葛亮的“隆中对策”。
　　是时,晋系军阀阎锡山中原大战失败后逃至大连日方,后返回山西,仍思东山再起,拟先设法调动西北军(二十九军)离开山西。中央亦电令二十九军到江西剿共灭红,形势不妙。萧当机立断,经时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东北边防军(二十九军初编为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司令兼领冀晋察绥平津政务的张学良同意,藉调动部队机会,由赵登禹部进占榆次车站,张自忠部进驻阳泉,冯治安、刘汝明两部进入和顺与阳泉相呼应。阎派代表到榆次,提出山西地界不得任意驻军,萧即答:“山西亦中国土地,我军愿意驻此,即可驻此。”萧之举措深得中央赞许,二十九军驻留华北成为稳定北方政局的擎天大柱。

　　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热河失败后,日寇进犯华北长城一线成为华北屏障,二十九军长城抗战震惊中外。1933年2月,萧代表二十九军与张学良东北军参谋长鲍又樾参加南京军事会议后,中央派杨杰到北平襄助军事,调二十九军赴长城喜峰口待命,后又改调冷口,因热河迅即失守,二十九军各部日行百里到罗文峪一带布防。萧建议以大路通行喜峰口为可战之地,决一死战。喜峰口长城高地先被日军骑兵强占,将士们以营以团久攻不下,伤亡惨烈。宋军长说,纵令全军阵亡,必得高地。数10天攻势不懈。萧赴前线主持军事会议,依赵登禹之计迂回敌后奇袭。杀声震野,日军溃散,死于二十九军大刀队利锋下5千之众。日军再攻罗文峪,遭到刘汝明师歼灭3千之众。抗敌3个月,击碎日寇“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言,只因中央军商震部不敌进攻冷口之敌,长城抗战败退。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英、美只求日本维持《辛丑条约》即不在秦皇岛附近发生战事,中国人民政府采取拖延政策,争取战略空间,日本利用残存封建势力、策动诸候独立自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不得不起用亲日派黄郛负责对日交涉停战事宜。当时汪精卫为行政院长,黄郛为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何应钦为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主任。5月,何、黄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热河、宝坻、芦台连线以西和以南地区,并把长城以南的察哈尔省北部、冀东22县划为不设防地区,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平津随时有被日寇侵占的危险。在冯玉祥察哈尔同盟军抗日夭折、二十九军奉命进驻察哈尔省形势下,何应钦已在河北省收编或遣散了从东北退下来的抗日义勇军,现令宋哲元剿灭在察哈尔省的义勇军。萧极力反对,力主收编,并亲自去做义勇军工作,将李海青、柳树堂(萧的妹夫)等部收编为一个骑兵师。从此,二十九军兵力更加雄厚,达10万之众。

　　1934年,萧任察哈尔省代主席。1935年,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向中国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5月29日,日华北驻军司令梅津治郎向北平军分会提出通牒,并派参谋长于6月4日会见何应钦,提出中央军、东北军退出河北、撤去于学安(东北军将领)河北省主席一职、国民党退出平津、河北和撤销上列各地党部等要求。汪、黄执行一面交涉、一面抵抗的对日政策,决定由黄出面动员于辞职。不久,二十九军扣留侵犯察哈尔省的日本特务,虽经宋令释放,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仍向中国提出种种要挟,并调军队驻屯察哈尔省边境,派出飞机在北平上空示威。何、黄召见萧,黄说中央早拟调二十九军去剿匪,宋哲元离察。萧立即给于打电话说:“官不做,人不能不做,高级官吏随敌人意旨任意更调,成何传统!此辈汉奸只知有日本,今日纵至决裂,也不辞职,二十九军誓为后盾。”于遂未辞职,但终被调赴陕甘剿匪,免去河北省主席一职。萧为此亲见何应钦,指出日伪今日要求调于,继之必得调宋,如此妄为,我军理应拒不接受!不久,果然在发生赵登禹扣押日本特务案后,汪、黄指认二十九军“有伤邦交”,要下令撤宋职并调二十九军离开华北。萧面见黄表示决不从命并急飞成都面蒋。归途中,获知宋已于6月18日被汪撤职,便在武汉给与宋、汪、黄致电“决不接受!”到北平后,又以个人名义通电全国,严斥汪、黄卖国。二十九军依萧之见坚持不肯南调,并在其策划下填防平津。如此,国民政府于8月28日下令任宋为平津卫戍司令,11月26日明令萧任察哈尔省主席。
　　1935年11月25日日本指使汉奸(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冀东22县(前为黄应允划为对日不设防区)成立日伪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后,萧依据敌我态势提出了著名的“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对日斗争策略。在宋召集部属商议如何对付日伪压力时,萧提出“与其叫真汉奸出来卖国,莫如二十九军出头控制冀察,不说硬话,不做软事,占据地盘,虚与委蛇,并借此扩充军队,一时有变,不惜一战。”众将领一致同意萧的对策,并由秦德纯和萧去找何应钦等拟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方案。12月6日,由陈仪和萧赴津与土肥原、多田骏(日本驻屯军司令)、酒井隆(参谋长)等日首交换意见,后由何应钦报请国民党中央。因“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冀察政务委员会推迟于12月18日成立,萧兼任委员。同月,萧改任天津市长,次年1月兼任冀察经济委员会主席委员。时日本在搞所谓中日经济提携,实为在华北搞经济扩张,武装走私,中国仅关税一项1935年8月至1936年5月即减收3千万元,使国民政府损失很大,动摇了国家财政基础。萧之参与经济活动其意在与日伪斗财。又因萧弟振泽、继子朝伍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有人劝萧要对子弟严加管束,萧说:“青年人爱国热情可嘉,不应加以责难。”当时,责令天津警察局不准动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中央宪兵三团所在北平血腥镇压游行学生,天津安然无事。在国民政府军政势力已被排除,华北危亡情势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使蒋有感萧之“不避艰虞、奋斗牺牲”,曾托魏道明持手谕见萧,说到“今后二十九军居华北前线,全军动向关系大局,切望兄肩此重任,不负所托,我与日寇终将一战,谓努力与日周旋在维护主权之下,为我国备战尽力争取时间。”是时,11月12月至23日蒋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随后,萧在对日外交上提出“以口号对口号,以苦撑抢时间”原则,勉励与日谈判的秦德纯“苦撑多撑一时,即为对国之贡献。”
　　日军华北最高负责人、日本关东军副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来津与宋、萧相谈,坂垣要宋搞华北独立、反蒋。此前,了解土肥原、梅津、坂垣等人,梅津要与萧谈遭到推却,萧即认为:尽量少谈判,少应日本人之邀。深切了解汉奸、投机分子渗透,叮嘱军法处多多加强保卫工作,联系中央情报单位,提高全军警觉,严防敌人瓦解军心。因而萧倍受日寇和内奸的攻讦和污蔑,陷萧于莫须有的罪名,但萧不以为然,不计个人安危,自明终有****大白的一天。坂垣在与萧谈时要萧先说,萧说:“中日两国真正平等合作,始能与世界争衡,如舍远者而图近私利,则大东亚之义将成梦幻,日本帝国恐非长久矣。”萧之确论,坂垣虽当面称赞“萧先生气壮山河,”但据宋事后说:“日本之反蒋,华北独立政策定矣!”秦德纯认为“仙阁兄处境危矣”。

　　随后,日寇周密策划,一方面威胁、利诱宋,一方面挑拨宋萧情谊,造萧谣言,制造混乱。华北日军司令官多田骏多次与宋秘密商谈,提出由日本帮助编练机械化师30万等并支持宋武力统一中国。更提出萧为蒋在二十九军内代理,必须离开华北。宋均以“宋从长计议”对付,与萧议,萧以救国必须拥护中央实现蒋委员长的“与日终将一战”的决策。
　　不久,宋电萧返平,称有要事相商。宋面对萧说:“决定讨蒋。”说到日本应允要供给他武器、钱款,不派顾问,现韩复榘、两广、西南均已决定讨蒋,只有你萧一人还持异议。萧对宋说:“日寇必欲亡中国,吾等欲救国救民,只能拥蒋抗日,此为中国今日惟一前途;内战祸国殃民,一旦起事,全国军民,其孰从之……”宋愤然说:“不怪有人说你听蒋而不听我,除你有谁敢不听我的!”萧痛心疾首,说只有自裁以全兄弟之义,拔出手枪自裁,宋急夺枪,萧大哭,宋亦大哭。稍许,宋才说日后大家研究。隔日,宋召集众将领议事时,萧起而说道:“诚问今日国家危亡之秋,又何能兴内乱,如是则必至身死国灭……蒋已定一战决策,惟有拥蒋抗日……今不为根本之图,若陷国家于危亡,将羞见祖宗于地下。”说罢痛哭失声,秦德纯哭得不能说话,冯治安、刘汝明、赵登禹、张自忠、张维藩都哭了。后来,日本多田骏特召宋到天津,提出萧不能再在天津,松宝孝良直言萧为蒋在华北代理,萧所邀雷嗣为蒋特务组织蓝衣社负责人,都要离开华北。后来,萧主动向宋提出张自忠调天津任市长,刘汝明任察哈尔省主席,冯治安主管河北省,这样保持了抗日班底。但是,中央对华北独立酝酿自有看法与对策,蒋劝萧不要辞去天津市长职务,于右任院长也来函教导,而萧报告情况并呈明一切布置停当,坚持离任。在萧辞去天津市长职务后,中央获日本暗杀萧的情报,由冯治安特派一营人于萧住地周围严加防范。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前,何应钦曾持蒋到洛阳度50生辰电告萧,由萧回华北代宋,改变华北危亡局势。萧认为不可,但已有决策保证二十九军听命于中央。随后蒋被张学良扣押、何应钦受命为讨逆军总司令,主持重兵讨伐,行政院长孔祥煦和蒋夫人主张用人情营救。萧的主见是兵情两用。孔同意后,萧邀何至孔宅,3人同意。一天,与大公报社张季鸾回到孔处,萧提出应与苏联洽谈救蒋事,张也同意萧到苏联使馆拜访大使鲍格罗夫,说到:“苏联之敌乃日本也,中国除蒋委员长外还有何人可领导抗日,中国无办法陷于危亡,苏联岂能安全乎,故请相援。”鲍问如何,萧提出“请斯大林大元帅赍(注:做中央解)令第三国际,令中共设法释放。”后萧见被张学良送回的蒋在南京奉化,蒋询问华北情形,萧据实报告刘、张、冯对国忠贞表现及二十九军应变准备后,提出派他出国,蒋允派出国3、4个月。
　　1937年“七·七”事变,守卫芦沟桥的二十九军何基沣旅长当即下达命令立刻还击,坚守阵地。次日蒋得北平市长秦德纯报行后指示宋军长固守宛平,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9人联名打电报给蒋提出“敬恳严令二十九军奋勇抵抗。”副军长佟麟阁、一三二师长赵登禹以身殉国。全国抗日战争爆发,蒋委员会兼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派萧为该部总参议,令赴华北前线负责军队人事及督导部队作战,大本营拨给火车专列1列、汽艇2艘、汽车3辆做为辗转前线之用。对宋之反蒋,蒋嘱萧去河北泊头见宋(后任第一集团军司令)时转告:既往不咎,今后抗日好自为之。
　　1940年夏,国民政府迁至重庆,萧辞去政府职务,仍奔忙二十九军及东北军人事等事项,并与中共外围阎宝航、高崇民、王化一等筹组胜利建国会。为此,继日伪和亲日派以及居心叵测者造谣萧亲日后,再生萧为**之舆论,萧对召询他的蒋委员长说:“为胜利,为建国,千万人死难矣。此会(建国会)仅为此而矣。”萧谋国之忠,事亲之孝,为人之仁,对友之义,实为当时所仅见。抗战中后期在重庆,萧虽不从军政,仍致力于社会经济、文化公益事业,创设大同银行、大明酒精厂、胜利建国会、大文书局、松花江中学、东北儿童教养院等,仅在重庆一地收容救济东北流亡子弟500余人,为上千名松花江中学学生学习免费。在重庆山洞西山新村山坡平房居住时,萧与孩子和孙隆真(1918年参加于右任、邓宝珊先生组织的靖国军、西北军入陕后,结识西安市长萧)与孩子,由萧指挥高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他听着孩子歌唱泪流不止。后来孩子们吃过晚饭在山上玩,只要见萧出来坐在藤椅上,就会自动排好队,萧说:“老四,唱!就唱‘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可是,直到他病逝他也未能回到东北老家。1947年5月8日萧振瀛病逝,原国民党高级军政人士于右任、程潜、李宗仁、傅作义等人纷纷致词哀悼,东北元老莫德惠书题:“允文允武,纬亚经欧,威慑邻国,誉满寰球。”
　　1985年8月23日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会见著名学者王冀教授率领的美国“萧振瀛学术研讨会”代表团时说到,萧振瀛先生是国民党著名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坚持抗日、爱国、爱民,并与中国****人真诚相处、友好合作。他说,回顾这段历史也是为了着眼未来,以史为鉴,总结历史教训,同各国人民一道维护世界的和平。
　　

万墨林的被捕与获释[转帖]

　　
　　作者：蔡德金 编 出版社：团结出版社

　　在旧上海滩，一提起上海“三大亨”，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真是谁人不知，哪个不晓?流氓奉之如神，好人畏之若虎。其实拉开了他们的画皮，即以其中为首的老麻皮黄金荣来说，原本是一个帝国主义的爪牙，法租界巡捕房的便衣警、包打听而已。

　　在所谓的“三大亨”中，水果月笙（系摆水果摊头的小贩出身）是年纪最小，出道最后的一个。由于他手下有一批党棍工贼，武的有狠客打手，包办过上海的鸦片赌场，腰满肠肥，挥金若土，在“三大亨”中，确有后来居上之势。他在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家里，经常门庭若市，门前汽车要停上长长的两条，后来者几乎插不上挡子。而所谓“座上之客”，既有黑帮流派，也有军阀政要，名流雅士，其热闹情况，竟像交易所一样。像这样一种场合，少不了要用较多的当差，也少不了要有一个总其事的人，也就是说要有一个总管头儿。

　　杜月笙家里的总管，不仅与杜是浦东的小同乡，以拐弯抹角的关系来说，还是杜月笙的外甥哩，这人姓万名木林。因为恰巧姓万，使之万木成林。万木林生得胖头胖脑，鼻又下塌，可算是面目可憎，言语无味，加之一字不识，又是满头瘌痢巴，使人看了一无好感。万虽属总管，终究属当差，对来访客人，仍不得不做些送茶敬烟的琐事，有些较熟的人，有时还和他开开玩笑，在木林之上，加上一个阿字，叫成阿木林，这与替杜月笙装鸦片烟的郁永馥的绰号猪八戒，可算是无独有偶，天生一对。后来万手里有了几个钱，也算是有了身价了，觉得自己的名字太出丑了，登不上大雅之堂；可是木林两字大家又叫熟了，改不过来，于是请人动足脑筋，仿照杜月笙的办法（杜生于7月15日，因名月生，后因“生”字太俗，改“生”为笙），将木字改为墨字。这样画龙一点睛，居然面目全非，把万木成林的阿木林，顿时

　　杜月笙的大总管万墨林

　　装扮成了万墨林的饱学之士。所憾的是没有经过扫盲，肚子里还是一团黑漆。

　　在抗战以前，万墨林仗着杜月笙的势力，委实弄了不少的钱，于是在法租界八仙桥小菜场西首，开了一爿三开间的万昌米号。他取名万昌，意在要把我万某开的这爿米铺子，永远昌盛下去。在反动统治的黑暗社会里，他也的确可以做到这样。不说别的，即以凡是拜杜月笙为“先生”的厂商老板以及学校校长，这些大吃户，无不买他的米。他不但在价钱里抬高，还要在斤两里挖扣，甚至在米的档子上还要动动脑筋。有些明明知道万的算盘太精，但总看在杜月笙面上，同他闹翻，无异对杜月笙白磕了头，因为他在杜面前说句坏话，就会使你“前功尽弃”。于是，明知吃了亏，也只好做明白瘟生了。

　　万墨林在外面虽是万昌米号的大老板，可是在华格臬路杜月笙的家里，还是个当差。可是已不同于猪八戒阿五之流的当差了，俨然以杜家的总管自居，因此凡来杜家的宾客，与杜的学生，呼万已不像阿五之流可以直叫其名，而在墨林之下总得拖上一个哥字了。

　　万木林的名字已经变成了万墨林，实际还是胸无点墨，连个阿拉伯数字都写不出来。可是他也有一个特长，凡是杜月笙交往的朋友，以及学生等的电话号码，都在他脑子里，记得一个不错，真像一个活的电话簿，只要问得出，他就随口答得上。有时外面有人要找某人的电话，遍找无着的时候，打个电话去问万墨林，准会使人满意。所以杜月笙的出入电话，都是经过他的手的。因之，在那时要想接近杜月笙的人，非先与万搞好关系不可。

　　上海沦陷后，杜月笙逃到了香港，杜在上海的事，一部分则由抗战前所组织而由杜月笙任“理事长”的上海地方协会的总干事徐采丞，以杜月笙代表自居，来替他处理；另一部分则由万墨林去为杜经管与联系。军统在上海的特务活动，大都利用杜月笙的关系来掩护与联系的。这一套徐采丞因为胆小，条件差，便有力不从心之感，而万墨林就因杜的关系，却经常和他们保持着接触，因此万也很自然地成为军统特务了。

　　万墨林之与军统，似乎仅有工作联系，而无组织关系，因为从未听到他在军统里面担任过什么职位。可是在上海，他替军统做的事却不少，如：交通、情报、调度特务经费，乃至掩护与配合行动等等，他都干。他虽是杜月笙家里的佣人，可是却是一个汽车阶级的佣人，是与众不同的。再说那时的万墨林，已是万昌米号的大老板，是仅次于虞洽卿的上海著名米蛀虫，腰包里有的是造孽钱。所以76号的李士群与吴世宝，丢开政治不说，即以经济的观点来说，也把万作为财神肉票的对象来看待的。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杜月笙之所以成为流氓大亨，主要由于徒弟多、爪牙众、方面广。杜本人是这样，那杜家的总管二爷的万墨林，少不得也广收门徒。吴世宝便利用了一个已投靠76号的万墨林的徒弟，在76号的指使下，经常送一些不重要的甚至是假的情报给万墨林。万虽对此一窍不通，但却因此对这个宝货徒弟，寄予非常的信任。万又自恃在上海“兜得转”，对自己行动毫不检点，什么地方都跑，终于在1941年的春天，万的徒弟又约万在南京路金门饭店碰头，说是有重要的情报给他，万便单身欣然而去，以为除他与他徒弟外是没人知道的，谁知问题就在他徒弟知道，结果还没跨进金门饭店的大门，就给吴世宝派遣在那里的人，把他架上汽车，开进了76号。

　　吴世宝与万墨林，本亦相识，因为都是一丘之貉的流氓白相人。在他们所谓是脚碰脚的自己人。可是凡是流氓可以脚碰脚，钞票却不是自己人了。所以为了钞票，自己人亦常常变成了陌生人

　　吴世宝派人在金门饭店门外抓走了万墨林

　　的。万墨林一到76号，就给吴世宝亲自用阔皮带打了一顿。有人说这是吴世宝要在上海流氓地界摆摆“威势”，以杜月笙家里的万二爷照样给他开过鞭，好像连杜月笙也给他打过一样。其实，吴倒并不为了这个，而是要给万来个下马威，要他识相些。所谓识相些，当然指

　　的是钞票。从后来的情况看，也证实了这一点。这或许是吴要抓万的真正目的。

　　在汉奸群里，杜月笙的徒弟、学生也不少。以过去的关系来说，当以汪曼云为最接近，杜月笙方面也很快找到了汪，汪于是专程赶到76号。这时丁默邨已给李士群赶出了76号，汪伪特工总部的这个巢穴，已由李士群自己当家作寨主。好在汪与李都是反丁的，由于这点臭味相投，感情也较好。万的事经汪向李一说，李就表示可以帮忙，惟须稍假时日，使这件事冷下去，才能慢慢地设法。又说：现在既由老兄来说话，我主张把万先解到南京，同时叫他们在外面不要再活动，好像没有这件事一样，否则给日本人听到了，反会偾事。随即打了个电话给专员室的主任浦东人沈信一，要他把万墨林带到吴世宝的办公室，让万与汪曼云见面。迨汪到了吴世宝的房间里，沈已领万先在。沈看到了汪，便说：你们谈谈吧!马上退下去，随手拉上了门。汪觉得沈的做法，非常“落槛”（知趣），万看沈退出后，急对汪说：“我天天在望你，吴世宝忒勿漂亮!”汪问：“怎么样?”万说，“看见我闲话勿曾问，就开我一顿鞭，拿我做足输赢，这算啥个道理?”汪说：“现在不是讲道理的时候，他们问你的时候，你怎样讲的?”万说：

　　“他们问我两件事：一是傅筱庵；一是隔壁（指张啸林，因张住在杜月笙住宅东隔壁）的事。傅的事（1940年10月11日，被军统暗杀），我承认的；隔壁的事，我没有讲（张啸林的被杀，万系奉杜命在暗中主持的）。”汪说：“那好，隔壁的事你是千万不能讲的，因为关系到‘先生’的做人问题。关于这件事，如再问你，你还要咬紧牙关，不能讲的。”

　　万说：“这我知道了，曼兄，我自杀好不好?”汪说：“为啥?”万说：“杜先生叫人关照我的。”汪说：“这就是先生怕你把隔壁的事情说出来，使他做人不得，所以叫你自杀。现在你既然没有讲，将来也咬定不讲，又何必要自杀?再说我现在来救你，而你倒要自杀，不是在和我开玩笑吗?”万说：“此地的生活（刑罚）我实在吃勿消。”大概万墨林这个青帮过去只是打人，没有给人打过，现在自己挨到了，才知道生活是不好挨的。汪宽慰他说，这个我会给你想法子的，你别愁吧！汪又把和李士群的谈话经过告诉了他，要他安心。万说：

　　“我到了南京，吃的用的怎么办?”汪说：“这我也会替你安排的，好在你住的地方——南京宁海路25号特工总部南京区的看守所，和我的家在同一条路上，仅隔二十多家，还有什么不便的?”万这才放心了。

　　汪曼云离开吴世宝的办公室，沈信一便把万送回看守所。汪又回到高洋房，向李士群道了谢。李对汪说：“万墨林的事情是不能太心急的，目前才抓进来，众目睽睽，正处在一个热当口，稍一不慎，就会出纰漏。因为万墨林在上海，不仅是万昌米号的老板，而且在杜月笙家里混了那么多年，手里有的是钱，干脆说也是颇有财名的人物。因此吴世宝、沈信一他们，还不是把万看作了财神菩萨?逮了他，无异中了航空头彩，都在我面前透露，像万墨林这样的身价，40万元钱总是值得的。我们即不能满足他们的希望，打个对折也得值20万元钱。所以在火头上，又怎能谈得拢呢?”李士群的这席话，分明已向汪曼云开出了万墨林的价钱是20万。汪在当时既不能接受，也不好拒绝，只好唯唯否否，看今后如何发展再说。汪临别，李又问明了汪回南京去的日期，并要汪经常来谈淡，这时反而好像李士群生怕汪的鹞子断了线。

　　汪告别李士群又到高洋房后面，来到楼上看吴世宝，这在汪是破题儿第一遭去拜望他。吴没在，吴的老婆佘爱珍却在房里，汪觉得对佘讲比对吴本人讲更为有效，因为吴世宝虽是狠天狠地，可是看到了佘爱珍，却是一帖药。于是汪纵然见吴不在家，也站住了。余爱珍，广东人，原是上海神功济众水的老板广东人施德之家里的丫头，后来又给施德之收了房。与施脱离后，又在赌台上做了摆缸女郎，本是一个工于侍候人的鉴貌辨色的玲珑女。她看到了汪曼云，就知道汪的来意，不待汪开口，便说：“汪先生，万墨林看到了吧?”汪说：“见到

　　了，我正为此事来麻烦你们。”汪说着随在袋里掏出了5000元钱递给佘爱珍。汪不好说是送他们的，只能说是万在这里由你们照顾，我很放心，我暂时放几个钱在这里，墨林如有需要就请你们贤伉俪差人替他办一办，我代墨林心感后谢。这5000元钱，在当时还不算一个小数目。可是佘爱珍无论怎样不肯收，还说世宝与墨林也是朋友，墨林这里我们应该招待的。再说现在您又亲自来关照，您就放心吧，一切我负责任，这钱我决不能收的，我收了世宝也会怪我的。汪因见佘决不肯收，也只好道谢而出，便在银楼里买了两副银台面与果盘银盆之类的东西，叫人送了去，佘才收下了。

　　李士群那里，汪再度去的时候，带了一件紫貂统子送给李士群的老婆做大衣，叶吉卿到南京后，汪又送了四台嵌玉的屏风。后来李士群把它运到苏州，放在饮马桥家里那座用红木楠木装配雕刻的大厅里，却是古色古香，相得益彰。谁都没想到，这是贪污的赃物。

　　汪曼云回南京的时候，正与万墨林同车，是否出于李士群的故意安排，那就不知道了。押解万的还是沈信一，和76号几个小特务，还有常驻在76号的一个日本便衣宪兵。沈信一坐在万旁边，沈看到汪便站起来让汪坐，汪就坐下宽慰了几句。并对沈说：“万有不到的地方，请推爱多予照拂。”这时坐在万对面的那个便衣日本兵长江，因也认识汪，便对汪说：“你的老朋友啊?”汪说：“不错，我们过去是在一起的。”那个日本兵又说：“我的统统地明白的啊!”万墨林以为汪是专程来陪送他的，对汪十分感激。汪因听那个日本宪兵话里有因，便不再与万谈下去，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去了。

　　到了南京，汪便去看76号的顶头上司、特务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周佛海，替万墨林说情。并把万贬低了身价，好像只是杜家的一个佣人，与军统并无组织关系。因此，周也认为万只是与杜是私人关系，无啥大道理，慢慢可以放的。周佛海的这个态度，在汪看来，并不出于自己对周的说服力，而是周不想因此得罪杜月笙，甚至想与杜借此建立好感，为日后留余地而已。当汪在宁海路特工总部南京区的看守所里会到了万墨林时，便把这情况告诉了万，同时，汪对看守所里的人，也作了一些铺排。这在过去，面子人情果然要紧，但不论你对这些人怎么熟，“礼”是不可变的，否则，再熟也是行不通的。

　　杜月笙对万墨林的营救是多方面的。虽然汪曼云已把与李士群、周佛海接洽的经过告诉了为杜月笙管理这件事的人，可是他们还是从各方面继续进行活动，在上海又托了沪西兆丰总会的赌台老板潘三省，潘的答复与汪所告诉他们的一样：票价20万。

　　在南京方面，他们又托了抗战前任中国银行镇江分行的×××，专程到南京去看过周佛海，因为在镇江时，周佛海正在做江苏省政府的教育厅长，同在一地，因而相熟。有一天，汪接到周佛海的电话，要汪到他的家里去（周住在西流湾），汪以为万的事情有了眉目，十分高兴，匆匆地赶到了周家。周一见到汪便说：杜月笙太瞧不起人了，他为了万的事叫镇江中国银行的经理×××来看我，我已答应可以考虑，怎的他随即送来了一对翡翠镯子，这算是什么?这不是在骂人侮辱人吗?要是这样，我即使要放也不放了。汪听了生怕就此偾事，也只好边解释，边附和地说：“这事情我一点也不知道，委实太岂有此理，我马上到上海去关照他们别再胡闹，否则我也要不管了。”这样才算消了周的气，总算这件事没有弄砸。周佛海是不是不贪财?当然不会不贪，不过现在的周佛海，送这么一点已不在他的眼里了。

　　76号把万墨林标价20万，虽未刊登广告，但知道的人很多，甚至连日本宪兵队都知道了。随之而来的消息便是万墨林行将获释。于是日本宪兵队什么都不谈，把万从特工总部南京区，提解到日本上海宪兵队本部。这样76号无异贼骨头遇到了强盗，这20万块钱就此落空，一张航空奖券连末彩都没中。羊肉没吃到，却惹了满口羊膻气，真是有苦说不出。而周佛海的一对翡翠镯，幸而退得早，不然这个时候正是进退两难了。原来想卖个人情给杜月笙，这样一来，纵然自己是行政院的副院长，也是鞭长莫及了!

　　万墨林在上海日本宪兵队本部关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终于给释放了。因何释放，这个谜谁也没把它揭穿过。有一点应该肯定的，决不会20万元，万出来的消息不胫而走，几乎大家都知道了。一班趋炎附势的朋友，为了讨好杜月笙，对万今天这个清客，明天那个作东，把万捧得像个民族英雄，弄得万墨林自己不认得自己，忘记了时辰八字。为了一味想听人家的阿谀，因此凡是有人请客，有请必到，到必大吃，结果把个肚子吃坏了，虽在南洋医院开了刀，可是创口从此收不了口，于是只好在创口上安上一根橡皮管子，有时连大小便也会从这根橡皮管里流出来。当万与蒋伯诚再度为日本宪兵逮捕时，幸而是就地监禁，得以由万的小老婆每日为他洗涤创口与换药。要是像过去那样关在日本宪兵队里的话，那就够他受了。

　　万墨林出来的消息，对万曾抱过幻想的76号警卫大队长吴世宝，当然也知道了。虽然万过去是他抓的，而现在放万的又是他的“爷爷”日本主子，又不能把他重行抓来，心里总不免有些难过。因此吴看到汪曼云时便说：汪先生，你对万真是出力不少，这次他出来后，总要好好地谢谢你啦。意思是要汪也忘不了他。又说：我想万也是在外面跑跑的，总不会有事有人，无事无人。汪说：我倒没想到这些，他也没来看我，我却到医院里去看了他。吴说：那万墨林太没良心了。汪说：我既不怪他，也谈不到这些，大家都是朋友呗，日子长哩!意思是别在铜钿眼上打主意，以为人家做了过桥拔桥的“半吊子”。

《孟子》里的一处标点[转帖]
 

　　■顾农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论语·泰伯》）是孔夫子的一句名言，曾经有人提出应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夫子有没有这么民主

　　，把老百姓同意不同意赞成不赞成看得如此之重，是一个老大的问题。如果历代尊孔的皇帝采用这种解读，一部二十四史恐怕非改写不可。

　　不仅涉及思想义理的地方如此，一些细节也会产生不同的理解，让人举棋不定。鲁迅先生在杂文《点句的难》（后收入《花边文学》）中举过一个《孟子》里的例子：

　　古文本来也常常不容易标点，譬如《孟子》里有一段，我们大概是这样读法的：“有冯妇者，善缚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嵎，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但也有人说应该断为“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的。这“笑”他的士，就是先前“则”他的士，要不然，“其为士”就太鹘突了。但也很难决定究竟是那一面对。

　　常见的读法大约来自汉人赵歧的注和宋人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后者是明清以来每一个旧时代知识分子都读过的。朱注云：“卒为善士，后能改行为善也。之，适也。负，依也。山曲曰嵎。撄，触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这样当然讲得通。而另一种断句法则出于宋人刘昌诗，其《芦蒲笔记》卷一有《冯妇》条，批评那种传统读法，提出一种新的断句，即鲁迅所引用者；刘氏解释说：“盖其有缚虎之勇，而卒能为善，故士以为则；及其不知止，则士以为笑。‘野有众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谓‘之’野外，而后云‘攘臂’也。”这样的读法倒也很有意味。《鲁迅全集》的注释引用了《芦蒲笔记》的意见，说鲁迅之所谓“有人”就是指他（第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605页）。

　　这当然是对的；但这“有人”恐怕还不止刘昌诗一个，宋末人周密在《志雅堂杂抄》中提到“《孟子》有‘冯妇缚虎’一章，闻元庄云，有一家以‘晋人有冯妇者，善缚虎，卒为善，士则之’断句。后之‘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与前相对，亦自有意。”他的补充说明甚有理趣，“与前相对，亦自有意”，这样就不会显得“鹘突”了。看来鲁迅之所谓“有人”也应当包括周密其人。

　　又明朝有无锡处士陈公懋者，写过一本《删改四书朱子集注》，专门订正朱熹之误，在这里他采用刘昌诗、周密等人的断句法。可是理学宗师朱熹在明朝地位甚高，根本得罪不得；陈公懋将自己的著作献给朝廷，结果大倒其霉，书被毁版，人遭治罪。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五《献书被斥》条详载其事，但同时介绍说，他那书中“士则之”的断句，“时人传之”。

　　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惩处的手段来决定标点的是非，未免太过分了。明朝那些事儿，有些实在难以想象。

　　后来为《孟子》作注释、讲解的人如何处理这里的断句，乃是一大麻烦。一般情况下就照《四书章句集注》办事，不再多说什么，以省纠缠和麻烦。但也有不回避问题的人，例如清中叶扬州学派的著名学者焦循做《孟子正义》，就引出了刘昌诗《芦蒲笔记》和周密《志雅堂杂抄》中的意见，他不同意这种新的断句方案，援引阎若璩《四书释地》的说法驳斥之；同时又提出后半有关断句应作“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并解释道：“连用冯妇者，若曰谁迫之使趋迎，冯妇也；谁迫之使下车，冯妇也。皆形容其不知止之状也。”他的这一新见也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似乎没有引起多少注意，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人重印他的《孟子正义》，有关字句的断句仍用赵歧朱熹旧法，完全不理会他的新见，例如影响很大的世界书局版《诸子集成》（《孟子正义》在第一册）就是如此。

　　关于冯妇这一处标点的出入当然是一个小问题，而由此亦可见经典自当细读，又可见要推翻一种权威的意见是很难的，连动摇它一下都不容易。字句方面尚且如此，讲到义理，就更加是这样了；而现在现身屏幕大讲古代经典的明星学者实在非常潇洒，常有精彩而出人意料的发挥，却没有什么论证。

　　文章来源： 中华读书报

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转帖]

九七五年六月间，在癌细胞的吞噬下，逝世前的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一斤，他在病榻上撑起来，给毛泽东写了这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 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写罢这封信后，周恩来又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 ，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全球十大穷凶极恶之恶人出炉[转帖]

　　1、“基地组织”头目本•拉丹 “9•11”已经过去6年了，“基地”头目本•拉丹仍然能躲过国际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搜捕，藏匿在巴基斯坦与阿富汗边境地区。美国悬赏2500万美元要拉丹的人头。
　　

　　2、墨西哥毒品大亨古兹曼 乔奎恩•古兹曼是墨西哥最大的毒品大亨，专门从哥伦比亚进口可卡因，然后走私到美国。他控制了从墨西哥到美国的毒品交通走廊。美国政府悬赏500万美元捉拿古兹曼。
　　
　　
　　3、俄罗斯黑帮老大托克塔霍诺夫 阿里姆坚•托克塔霍诺夫是俄罗斯黑帮老大。他长着一张亚洲人的面孔。美国政府称他是“国际欧亚犯罪组织的主要头目”，他被控“销售毒品，非法销售武器和走私被盗汽车”。
　　
　　
 　　4、印度黑帮头号人物易卜拉希姆 印度的头号通缉犯是操纵D公司的达乌德•易卜拉希姆，D公司是一个总部在孟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他被控在1993年策划了孟买爆炸案，造成275人死亡713人受伤。
　　
　　
 　　5、意大利黑手党头目蒂纳罗 操纵着世界上最强大且犯罪证据确凿的有组织犯罪网络的是意大利黑手党头目、花花公子马蒂奥•麦斯纳•蒂纳罗。被称为“魔鬼”个他与1993年意大利一起致命爆炸案有关。
　　
　　
  　6、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幕后黑手 非洲头号被通缉的人是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幕后黑手菲利希安•卡布贾。他涉嫌在1994年100天内屠杀了80万卢旺达人，包括妇女和儿童。他有可能藏在肯尼亚。
　　
　　
 　　7、哥伦比亚毒贩马林 派德罗•安托尼奥•马林是哥伦比亚毒贩。他被控从事贩卖毒品的活动以及其他一些犯罪活动，比如敲诈勒索和绑架等。美国政府悬赏500万美元捉拿马林。
　　
　　
 　　8、加拿大波斯帮黑老大塔维利 奥米德•塔维利是加拿大波斯帮黑老大。美国政府通缉奥米德•塔维利的罪名是他参与欺诈性的电话销售业务，骗取美国老年人一共300万美元。
　　
　　
 　　9、乌干达游击队头目可尼 乌干达游击队在约瑟夫•可尼的领导下，使得乌干达20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3万名儿童被诱拐。国际刑事法庭对他发出逮捕令，对他的控诉有33项之多，包括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等。
　　
　　
 　　10、美国“冬天小山帮”老大伯杰 美国“冬天小山帮”老大詹姆斯•伯杰被控在波士顿南部走私毒品和敲诈勒索。现年78岁的詹姆斯•伯杰还与众多的谋杀案有关。美国FBI悬赏100万美元捉拿他。
　　
 

仨美女影响埃及历史[转帖]

　　埃及悠久的历史上有３位集美貌、智慧、权力于一身的女性，在男性处于绝对权威的时代，这几位不折不扣的女强人将女性的影响推至顶峰，也为后世留下了回味无穷的传奇故事。
　　第一位“武则天”
　　哈恰苏特是埃及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法老，可谓是埃及的“武则天”。哈恰苏特的父亲骁勇善战，这对哈恰苏特影响很大。少时的她很希望自己是个男孩，这样长大后就可以像父亲那样成为一个有所作为的大人物。不过女性的身份并没有阻止哈恰苏特成为一代伟人。３０岁那年，她的丈夫图特摩斯二世去世，王位继承人还不到１２岁，哈恰苏特自然就成了摄政王，在“垂帘听政”了３年后，她索性宣布自己是法老，一直统治了埃及２０年。
　　哈恰苏特在位的２０年是埃及历史上最好的年景之一。历代法老都以征战四方来名垂青史，但哈恰苏特却以出色的外交及发展与邻国的贸易使自己彪炳千古。冲破了性别限制的哈恰苏特似乎不愿表现女性特质，在神庙的雕塑中，她刻意把自己塑成男身，装上胡子，以显示作为法老的威严。但在唱给法老的赞歌中，哈恰苏特被称为“妇女保护神”，她名字后面特别被加了表示阴性的符号，以显示她作为女性的伟大。
　　
    超过夫君的“贤内助”
　　在埃及，许多器皿和旅游书上都印有一个美妙绝伦的半身雕像——修长的脖颈、戴着峨冠、高昂的头颅，这个几乎成为古埃及形象代言人的美女就是奈费尔提蒂。正如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美女来了”一样，奈费尔提蒂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子之一，据说她每到一处总会引起轰动，人们为了一睹她的芳容，总是将路围得水泄不通。
　　奈费尔提蒂是阿蒙霍特普三世国王最小的女儿，在国王去世后，他的儿子阿蒙霍特普四世宣布为法老，还娶了自己的妹妹奈费尔提蒂。阿蒙霍特普非常迷恋奈费尔提蒂，他下令建造的许多建筑物墙壁上都绘有歌颂她的图画和诗歌。奈费尔提蒂从小就信仰太阳神阿敦，她劝说丈夫追随自己的信仰。后来阿蒙霍特普采纳了妻子的建议，进行宗教改革，宣布自己是太阳神的唯一圣子，被后世视为异端。
　　奈费尔提蒂虽然只是个“贤内助”，但她的名声甚至超过她丈夫。在她辅佐丈夫期间，女人和男人享有平等权，可以在集市上做买卖，参加战争，甚至同工同酬。在许多雕塑上，奈费尔提蒂与丈夫平起平坐，一些石像上甚至还雕着她戴着法老王冠的画面。
　　
 
　　被当成艳后的末代法老
　　借着好莱坞电影《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作为“埃及末代艳后”的形象可谓家喻户晓。其实这是误解，克里奥佩特拉并不仅是王后，她更是实实在在的女王，是托勒密王朝的末代法老。
　　克里奥佩特拉是托勒密十一世之女，１７岁就开始执掌政权。她非常会利用女性身份为政治服务。为了维护统治权，克里奥佩特拉用她的美貌换取了罗马大将恺撒和安东尼的爱情和保护。彻底拜倒在她石榴裙下的恺撒帮助被驱逐的克里奥佩特拉重返了埃及，在恺撒被杀后，克里奥佩特拉又嫁给安东尼，共同对抗外敌屋大维。克里奥佩特拉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埃及人对她的看法截然不同。有人认为她为了政治统治而不惜使用美人计，但也有人十分推崇和敬仰她，尊奉她为“女神”。

斯大林屠杀中国人[转帖]

苏德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不仅不支持中国抗日，为讨好日本反而大规模迫害居住苏联远东的华侨华工，逮捕关押并处决，流放到北极圈任其自生自灭者不下三十万人。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当时的斯大林，可以资助 *** 在内地发展，与国民党军队争夺天下，却绝不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一九四○年后，东北抗日联军已无立脚之地，余部进入苏联，以为会得到给养和帮助，重返抗日前线。但经请示斯大林后，被全部缴械，关押劳改。
七七事变后，斯大林为了讨好日本人，特别是在日本占领武汉以后，斯大林认为中国事实上已全面亡国，因此加大了对远东中国人政治迫害力度，把远东的十多万世代居住的华侨和二十多万中国客商劳工，安上各种罪名：如社会危险份子，有害份子，日本特务，分别判刑数年到十多年。幸运的被发配远离日本占领地的中亚无人烟地区的青山脚下，更多的发配到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去服苦役。海参崴这样的城市，华侨一个也不准居留。

斯大林对远东华人赶尽杀绝

十月革命前，海参崴、双城子、伯力、海兰泡，中国人的店铺林立。据莫斯科一位汉学家去年在联合国《世界华侨史》广播文稿中提供的研究资料：十九世纪中叶，海参崴有一千三百多家中国商店，而俄罗斯才有一千一百多家。 　　

「中国人常常骑马把商品卖到周围和偏远的农村。中国货价便宜，很受当地人欢迎」。大批华商、华工从海兰泡入出境，到海参崴、伯力附近城镇经商或做工。「每年仅季节性临时工过境的就有二三十万人?，「一般是夏季来做工，冬季返回」。「他们一个人一个月可以挣十五至二十个金卢布，能工巧匠多一倍钱，俄海关允许带回中国一半......」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起，苏联对远东边界看管加强了，主要防控中国人进出，利用苏联抗日。日本全面侵占中国，斯大林更不客气了，对几十万华侨、华工的迫害与希特勒当年迫害犹太人几无二致。

苏共当年对中国男青年迫害尤其严酷。我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位叫赵福昌的青年，住在距离伯力近五十公里的农村，到伯力买东西，被苏联大兵不由分说地抓走。塞进一间已关押了三十多名中国人的临时牢房。

审问时逼他承认是「日本问谍！?赵答：「不是。我早就在这里住，还有妻子......?审问者根本不听，挥手带回去。经一位朝鲜人翻译指点：「不承认就会被枪毙。」第二天提审，赵便承认是日本特务。并编造为日本人刺探伯力的苏联空军数量。由于「态度好」，被从宽判刑十年，发配到北纬六十三度的北极圈的雅库茨克。这里夏季两、三个月没有黑夜，冬季两三个月无白昼，气温低到零下五六十度。外来人约有一半不久就死去。赵福昌仰仗青壮年，耐受力强，活了下来。「刑满」回到了伯力，一九六六年谢世。

十多年前，笔者在外兴安岭的结雅斯科附近农庄，遇到了三位中国老人。其中一位已八十岁了，是烟台福山县人，叫张德魁，见到我们两位中国人哇哇大哭，「可见到祖国亲人了！」（半个世纪没有看到从中国来的人）他们是一九三八年从海参崴被清理赶出来的。「家口」（老婆孩子）给轰到哪里去了，是死是活？他们都不知道。他们八名中国男人，被发配到这高寒地带，密林深处，那五人已先后故去，现在只活着他们三人。我向他们说，中苏关系改善了，中国已经改革开放，你应当回老家看看。张说：「老家不可能有人了哇......」我心里很酸楚，依依惜别。好在苏联女人多，这些人都有了老婆孩子。

*** 老党员回忆斯大林迫害华人

*** 早期党员河南人马员生，一九二六年被派遣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及列宁学院学马列。与董必武、王若飞是同期同学。但是一九三○、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几次「肃反」屡屡被捕判刑。原因是他曾经称赞过红军总司令托洛茨基，托被斯大林搞掉后，就追查同情者。他坐了苏联三十年的牢，一次次被判刑流放，直到一九五五才回到中国。后经董必武帮助恢复党籍，在富拉尔基东北重型机床厂担任技术处处长。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本真实生活的《旅苏记事》，群众出版社「内部发行」。该书中写道：

「一九三九年夏，一批中国人约有一百多，坐船路过农场到沃尔索特去，也因水浅，停在岸边，他们的未来得和我一样。谈话中知道他们大部份是从海参崴来的。据说，日本占领武汉后，苏联开始对在海参崴附近一带的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拘捕，许多人被判刑八年、十年，还有十五年的。都给网上各种罪名......」

「过了不久，又发来一小批女犯人，有人告诉我，中间有两个中国女人。我很奇怪，便怀着好奇心去找她们......据她们说，一个中国人叫黄南波，一个朝鲜族中国人姓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中和日本人打过仗。年龄很轻，都是二十多岁。一九三七年被派到莫斯科学习，一九三八年忽然被捕，说她们是侦探，判刑到这里.....」

「一个五十多岁的山东老头郭金玉，他从山东来到东北黑河地区金矿做工，夏天到呼玛山上顺黑龙江向下流放木排，他押运的木排被冲到苏联边界。被捕后，也以『侦探嫌疑』判刑八年。这个人又瞎、又聋、又哑，俄语一句不会。竟然也被判为『侦探』......」

马员生回忆说，自己被发配时，士兵们把「犯人们」押上木船顺流而下（流向北极），直到船搁浅了，把犯人和一袋土豆种子卸下来，他们就回去了。「犯人们」要自建房屋、寻找食物，才能生存。许多人饿得上垃圾箱里拣食物吃，结果第二天就腹泻而死。

马员生看到的，经历的大批犯人和远东地区流放过来的人，能活着回去的，实在是凤毛麟角。远东地区除了华侨以外，还有大批华工，所以至少有三十万人被全部剥夺了财产、迫害流放，其中二十万以上的人已经被折腾死。这是种族大清洗，种族性迫害！

西伯利亚流放地至今难以生存

现年五十九岁的瓦西里，是位憨厚老实的技工，祖父早年移居乌克兰，父亲是德国后裔，母亲是乌克兰人，住在基辅。苏德战争开始，他的父母和成千上万的外籍侨民一道，被装上囚车，押解到西伯利亚离伯力向北三百多公里，在原始森林里没有路的地方，把她们推下车（斯大林交待流放方法，无论用船用车，都是向北极驰到无路为止，然后将押解人推下车自生自灭）。那是冰天雪地的隆冬，零下四十多度，甚么也没有。人们得用冻僵了的手脚，迅速砍树架屋，才能活下来，瓦西里父母便死在那里。

第二年春天大兵们来看看，有活下来的，命令你生产粮食交公，到时候交不出来就地枪毙。

去年夏天，我们开着拉达越野吉普，和瓦西里一道从伯力北行三百公里，到埋着他父母的「家乡」看一看当年的情景。我们沿着原始森林的便道向里面行驶了大约五十公里，这里是瓦西里放养蜜蜂的地方，几十箱蜜蜂，一天每一箱可摇（甩）出一二十公斤蜜。

原始森林资源虽然丰富，但自然条件的严酷是难以想象的。我们的吉普车在崎岖的路上，时速只有五十公里，行驶十几分钟，挡风玻璃被撞死的蚊子便糊的满满的，甚么也看不见了。开门下车擦擦玻璃，立即被成千上万只蚊子，一路叮咬，一会儿又得下车擦玻璃......

到达蜂场拿出摄像机，但镜头被蚊子、小咬糊满了，甚么也看不清，根本不能拍摄。五十多年前，大自然比现在还恶劣严酷，那时候那些发配来的中国人和德国后裔，是怎么活下来的！又怎么能够走出来！俄国流放政策的冷酷狠毒可见一斑。

可以设想在中国被日本侵略、蹂躏最苦难的年代，斯大林如果同情、支持中国的抗日，几十万人的中国侨胞和华工，组织训练成抗日队伍，利用几千公里的中苏中蒙边界，不断地出击袭扰，那一定会使日本鬼子首尾难顾，乱了阵脚，不敢全力进犯主战场，中国的抗日形势和胜利时间，就大不一样了。

邀请苏军出兵东北是历史错误

日本从来没有进攻苏联的计划，他们倒是害怕苏联的攻击或中国人从苏境打进来。所以在黑龙江千里边境构筑了许多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一二米厚的钢筋水泥连环堡至今犹在。日本人仰仗的是关东军，关东军的大本营就在东北，后来关东军敢于只留下个空架子，就是他们知道斯大林帮助他们把边境对面的中国人，逮捕流放，扫荡精光，才放心进攻华北华南。

一九四四年在大洋洲瓜达卡纳岛，美军的一位情报上尉从俘获的日本战俘暗号中破解出，原来这是真正的关东军。留在东北的「关东军」早就是老弱病残组成的空架子了，真正的关东军已消耗在太平洋战场上。上尉立即把这一重大发现报告上司，可惜他的上司只是个少校，不知道甚么时候才能送到海军部长史汀生那里。如果那时美国总统知道个情报，就不会讨价还价邀苏联出兵东北。那中国的历史也要改写了。

抗日战争期间，海外大量捐款，支持国内抗战。但是离国最近人数较多的苏联华侨，在斯大林淫威下，都没有轻举妄动。

在盟军帮助战败德军，签署了雅尔塔协议，斯大林要足条件后，才答应出兵东北。等到两颗原子弹爆炸、日本大势已去，八月九日，日本「天皇」下诏无条件投降，当天苏联才「紧急」对日宣战并断交，八月十日出兵东北，受降关东军。资料记载，苏军共俘获五十六万日军，全部押到苏联西伯利亚做苦工，采伐树木，建造一栋栋「木克楞」房子。日俘当然也在那恶劣严酷的大森林里苦干，许多人绝望、经常有人剖腹自杀或集团点燃住屋自焚。没有活回去多少，这倒算是对侵略军的一种惩罚。
 
 

 
陈巧茹 生活在这个时代是我的幸运[转帖]

　　作者：卢泽明 出版社：天地出版社

　　　　2004年陈巧茹艺术专场人物简介

　　陈巧茹，成都市川剧院副院长，国家一级演员，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原名陈巧缘，出生在四川叙永县一个梨园世家。1979年考入叙永县川剧团。1983年7月，在宜宾地区川剧艺术比赛中，凭一出《打神》荣获一等奖。同年进入成都市川剧院，师承张光茹，工花旦、武旦、青衣，被专家学者誉为“声、色、艺俱佳的文武全才”。1987年9月，陈巧茹第一次进京，在首都戏剧舞台主演根据德国大戏剧家布莱希特著名话剧改编的川剧《四川好人》，从此声名鹊起。1991年12月，成都市川剧院在北京为陈巧茹举办个人专场，陈巧茹凭此荣获1992年第九届中国戏剧“梅花奖”。2002年11月，参加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荣获第十四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主角奖”。2004年4月，在成都市川剧院举办陈巧茹艺术人生专场——《青春涅》。2006年5月，获“成都市十佳杰出青年”称号。2006年8月，凭《欲海狂潮》获全国地方戏优秀剧目展演一等奖。2007年获文化部第十二届“文华表演奖”。多次应邀到西欧各国及中国香港等地演出，为川剧赢得了盛誉。

　　学戏是为了走出来

　　易鸿（以下简称易）：众所周知，1978年是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这一年也是川剧的复兴之年。酷爱川剧的邓小平于1978年春来到成都，点名要看川剧传统戏，禁锢多年的传统戏曲随之再次进入大众的视线。那时，你还是个小姑娘吧？

　　陈巧茹（以下简称陈）：1978年我才11岁，对国家大事没有什么概念。我出生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叙永县，人称“鸡鸣三省”的地方。我父母都是县川剧团的演员，虽然我骨子里很喜欢跳舞，但是我们那个小县份可供选择的很少，生活中唯一能接触到的表演只有川剧。当时，我们那里很闭塞，交通不方便，连电话都很少见，不像现在，有那么多渠道可以接触到国内外各种艺术门类，电视、电影、DVD什么都有，所以那时我没有什么选择。1979年，12岁的我考入县川剧团，开始学唱川剧。

　　易：因为你父母都是川剧演员，所以你才喜欢上川剧的？

　　陈：没有，没有。其实，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直有个坚定的信念：我一定要出去，从这里出去。我有个姐姐，当时学生毕业都要“上山下乡”，姐姐被送到偏远的农村支边去了。我不想去乡下，那就一定要学到一门手艺，只要会唱戏，就可以不到乡下去。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想法。进了叙永县川剧团，就跟老师学唱戏。那时没有什么川剧学校、舞蹈学校之类的，都是老师带学生。

　　我很幸运赶上那个“拨乱反正”的年代。1978年春，邓小平点名要看川剧传统折子戏，在成都市金牛坝省委招待所的小礼堂，一连三个晚上看了《拷红》《乔子口》《迎贤店》等十三出川剧传统折子戏。之后便提出文艺上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不能让全国人民只看“八个样板戏”。所以传统戏曲一下子解禁了，什么“帝王将相”啊，“才子佳人”啊，都可以演了。在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社会上“破四旧”，剧团里的戏服，绣有龙的袍子，都被剪碎烧掉了。解禁后看的第一出传统川剧是《林冲夜奔》，觉得好漂亮啊，唱腔太美了。演员穿的戏服，白色的袖子为啥那么长呢？那时才知道川剧的传统戏是什么样子。我从那时起正式踏入了川剧这一行。

　　“文化大革命”期间，县剧团只准演样板戏，什么《红灯记》啊，《奇袭白虎团》啊，所以剧团里基本上都是老演员，没有年轻演员，年轻点的演员都是从“五七干校”招来唱样板戏的，根本不是从小娃娃开始培养。传统戏曲解禁后，不管四川的还是全国其他省市剧团，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都在大量招收年轻的戏剧演员，现在全国每个剧种，秦腔、晋剧、越剧、黄梅戏的领军人物，都是那个年代招进剧团的，现在都是剧团的台柱子。

　　易：进入县剧团后，学戏很苦吧?对一名戏曲演员来说，必须具备哪些条件呢？

　　陈：因为各方面条件都不错，我顺利地考上了叙永县川剧团。从12岁到16岁的几年时间里，就在安县、荥山那些地方演，一年四季都在演，有时候一天演三场，铺盖、春夏秋冬的衣服都带起，还带一张钢丝床。就这样，一直到16岁到了成都。那几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好的表演基础，生活虽然非常辛苦，但学到了非常多的东西。

　　戏曲对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它不像舞蹈，主要看你的身段长不长，柔韧度好不好；也不像唱歌，主要看嗓子好不好。戏曲演员不仅要唱，还要会表演，唱、做、念、打样样精，需要很高的天赋。（陈巧茹停下来笑着说，我是跳跃思维，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实际上从一开始我就注意到了，要跟上她的思维不是件容易的事。）说真的，培养一个戏曲演员非常不容易，现在，戏曲演员奇缺。

　　改革开放后，经济迅速发展，演出开始与经济挂钩。因为戏曲演员付出多，得到少，家长都不愿意把娃娃送来学戏。很简单，现在很多父母送娃娃去学跳舞，学一年出来就可以跳群舞，一次可以挣两三百元，跳得好的可以领舞，挣得更多。戏曲演员学一年根本不可能出来，基本功至少要学三年，不仅要练嗓，还要学表演、学文化，还要靠剧团老师慢慢带出来。戏曲，大家都知道是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但是，与其他表演门类相比，它的价值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可，没有充分体现出来。比如歌星，一场表演下来的收入比戏曲演员的要多得多。所以要培养一个戏曲演员很难，第一要花长时间培养，第二学的人少，第三还要看你对戏曲的热爱程度，你是否心甘情愿地付出。

　　成都圆梦

　　易：走出来一直是你单纯的信念，同时你又很幸运地赶上了戏曲复兴时代。1983年，作为叙永县川剧团当家花旦的你却执意辞职，一个人到成都拜师当学徒，16岁的你哪儿来的勇气？

　　陈：当时想法单纯，没有考虑其他的。我到成都求学全因陈国富老师的一句话。1983年7月，我参加宜宾地区文化局举办的川剧艺术比赛，有来自18个市县的几十个剧团参加，我演出《打神》，拿了一等奖。在看了各个地区剧团的演出后，知道自己的水平不低，只是接触面太窄，觉得应该走出去。陈国富老师（当时四川省川剧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那次比赛的评委）不经意的一句话点醒了我。他说：“这个女娃子条件太好了，可惜在县份上。”从７月份比赛后回家，直到９月份，我都没睡好，天天想这句话，想怎样才能走出去。那时什么都不懂，不知道成都有没有川剧学校可以考，妈妈是老实人，不可能带我出去，我只能靠自己。我睡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我要去成都。我先去看成都市川剧院的演出，再演几出戏给他们看，各种类型的戏都演。他们不要我，我就找个老师学，学三年后我也才20岁，到时我再到泸州、宜宾剧团，他们也会要我的，反正要学到本事。

　　其实，到成都的想法之前就确定下来了。那是1980年我们县剧团娃娃班到成都来演出的时候，我去锦江剧场的成都市川剧院找过张光茹老师，她是我们叙永县川剧团团长的师姐。当时我才13岁。那是我第一次到成都，心里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到成都来。

　　9月底我向剧团请假到了成都。我先到锦江剧场、三益宫等几个剧场看了几出戏，觉得凭自己的条件可以来。然后，我找到张光茹老师，说想跟她学三年戏。开始张老师不敢收我，说我是县剧团的台柱子，剧团实行自负盈亏，如果我走了，对剧团的演出和收入影响很大。我一再恳求张老师收下我，她考虑了两三天后，给我约法三章：第一是22岁之前不许谈恋爱，第二是每天晚上必须10点之前回家，第三要吃得苦。我说，都行。

　　易：放弃县剧团的正式员工身份和工资，到成都当学徒，还要靠经济非常拮据的家里提供生活费，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多久？

　　陈：有半年时间。当时回家办辞职手续，剧团不同意，还扣了我妈妈一个月的工资。我妈妈哭着不准我走，她说在哪里都是唱戏，跑那么远干啥。我说难道你让我一辈子都待在家里，我一定要离开这里走出去。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坚决，只是有一种走出去的信念。走那天，天下着雨，姐姐又在生病。毕竟在剧团工作了五年，12岁到16岁，很有感情的，还是有点舍不得。早上5点过我就起来，把我姐姐带到泸州交给外婆照看，我妈妈是县剧团的，正在乡下演出，爸爸在贵州演出，我又要到成都，可以说，我们家的人天各一方。这样独自一人跑到成都跟着张光茹老师学川剧，当学徒。我的继父每个月给我寄二十元钱，十五元交给老师做生活费，剩下的五元自己买点生活用品。

　　半年后，便跟老师到处去演戏。当时成都市川剧院有三个团，张老师在一团。有一次，二团的团长胡成德老师请张老师去唱戏，看到我表演，觉得这个小姑娘唱得不错，准备要我。但是一团的团长张开国老师对我说，你在我们这儿唱了这么久，就留在我们这儿算了。就这样1984年进了成都市川剧一团，成了临时工。当时临时工工资每月有三十多元，继父就不用再寄钱了。

　　我是这样的人，一旦心里有了目标，就一定会比别人更加刻苦努力。一旦有机会一定要认真抓住，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才能体现自己的价值。

　　易：那个年代从小地方调到大城市，是一件异常艰难的事吧？

　　陈：当时从县剧团调到成都市川剧院很费了一番周折。下指标很难，1985年给我一个市政府特批指标，指标一般到年底的最后一个月才下，时间很紧迫。可当时县剧团坚决不放人，说陈巧茹是我们花了那么多精力培养出来的，要付五千元钱才行。当时的五千元相当于现在的十五万到二十万元。我哪有那么一大笔钱嘛，当时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十多元。张开国老师说，行，我们拿五千元，但是先放人，再给钱；而县剧团却要求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结果那个指标就作废了。1986年又给我下了一个特殊指标，结果两边剧团讲价，最后三千元成交。交了钱后，我先把户口从县剧团下到家里，等到指标过去后，关系再转上来。当时我已经是正式员工了，工资每个月四十元左右。

　　爱戏如命的恩师

　　易：如果说到成都是你命运的转折点，那么拜张光茹为师，则是你川剧艺术腾飞的新起点。三年的朝夕相处，为师为母，学艺做人，能讲讲你们之间难以忘怀的点点滴滴吗？

　　陈：老师这个人啊，爱戏如命。老师小时候学川戏，二十多岁跑到上海学话剧，三十多岁从上海来到成都。所以老师的表演非常漂亮，她把在话剧中学到的从人物的一招一式挖掘人物的内心变化移植到了川剧表演上。

　　跟老师相处了三年，在老师家吃在一张桌，睡在一张床，如同母女。张老师是海派，她爱人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著名演员冯，主演过电影《桃花扇》《羊城暗哨》，与赵丹、孙道临是朋友。他过世以后，老师没有再婚。老师的艺术修养很好，对我的要求很高，要我读古典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我却读不进去，老师说一定要读。即便睡觉的时候，跟着老师哼唱一段，只要有一点儿纰漏，老师就会严厉地大声说，没对，重来。

　　我们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早上７点过，我跟老师在华兴街吃过早点，就到锦江剧场练功、排戏。中午吃碗面，睡个觉，又开始排练。到了下午五六点钟，就一起去买菜，回家做饭。她不会做饭，也不讲究，让我炒菜，随便我怎么炒。以前我在县剧团的时候，都是吃集体伙食，要不就在馆子吃，所以我也不会做。我想，只要炒熟就行。记得第一次炒莲花白，一点儿味道都没有，管他的，我们还是吃下去了。因为练功，体能消耗大，老师买鸡炖好汤给我补充营养，她却一口也舍不得吃，全让给了我，那时经济也不宽裕，老师真的很爱护我。晚上我们看一会儿电视，有时聊一下天。我那时十七八岁，老师常常讲一些关于恋爱之类的女娃娃关心的话题。老师不仅教我唱戏，还教我做人的原则和道理。她的一句话影响了我一生：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不管你的丈夫有多么能干，多么强大；没有自己的事业，就不能体现你自己的价值。

　　我要飞翔

　　易：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中国戏曲步入辉煌的十年。正值青春年华的你也崭露头角，成为川剧表演新人的代表性人物。在你看来，是时代造就了你的成功，还是命运对你格外垂青？

　　陈：1982－1992年，是中国戏曲比较辉煌的十年，出了很多好戏。这十年，是我踏入戏曲界，从不懂到懂，从懂到爱，到心甘情愿地为它付出的十年。我的运气很好，每次机会我都抓住了的，但是如果没有准备，即使机会在眼前，你也没有能力抓住它。

　　第一次机会是在1985年。自从恢复传统剧目后，各团开始推新编历史剧。当时剧团在排谭愫老师的新编大戏《武则天》，正好需要个演武则天13岁进宫时的演员，只有我比较适合，演出后，大家都说这个女娃子不错。那时就改了艺名，陈巧缘改为陈巧茹。这是戏曲界的传统，比如跟着丽慧娘学就是丽家班的，跟张光茹老师，就有个“茹”字，代表艺术生命的一种延续。这之后，我便开始参加四川省的地方戏曲汇演，登上了全国各种戏曲大赛的舞台。

　　1983年，当时中共四川省委提出了川剧的八字方针“抢救、继承、改革、发展”。几年后，剧团进行改革，把我调到三团，又叫青年团，以青年演员为主，创作排演新编剧。老师所在的联合团，以老演员为主，演出传统剧目。当时老师对我有些误会，觉得我翅膀硬了，就不跟她了。我理解她的心情，我对老师说，不管在哪儿，我都是唱川剧。只要陈巧茹在唱川剧，就是你的徒弟。况且羽翼丰满后，总有一天我要飞翔。

　　从徘徊到坚守

　　易：1992年你获得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可以说你成功攀上了艺术的高峰。就在这时，你却突然下海经商，而且经营得很成功。那时川剧在你心中是否已经成为过去时了？

　　陈：1992年，拿到中国戏剧最高奖“梅花奖”后，总觉得到头了，没有追求了，有一种无法超越自己的茫然。那时，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增长，传统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我们演出一场戏才十多块钱，一个月工资才两三百元。别人唱首歌就是几百元，还不比我唱得好，自己付出那么多，收入却相差太远，觉得不值，心里难免很失落。剧团的演员们只有通过其他方式来维持生活，比如男的开出租车，女的就唱歌、拍电视剧。这些我都经历过。当时二十多岁，女娃娃都爱美，我也想穿漂亮点。但放弃川剧又觉得可惜。如何来平衡艺术与生活的冲突呢？我很彷徨。

　　我是个思维比较活跃，意识超前，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的人。1993年我决定下海经商，当时正好成都最大的商场——太平洋百货公司开张，我就进场代理了化妆品品牌伊丽莎白?雅顿，做了三年。后来又做了五年的服装，一直到2000年。生意比较成功，1998年我就开上了丰田佳美。当时，我每年还是在参加演出，而且经常出国，其中百分之六七十是受国外机构邀请的商演。我就这样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不放弃川剧的同时，依靠各种资源经商，来满足生活上的需求。

　　易：是什么促使你放弃经商，回到川剧上来，并愿为之坚守一生？

　　陈：到了1996年，我开始沉下心来想，我究竟要做什么？觉得根还是在川剧上。我也是知足的人，不要多豪华的生活，觉得过得好就行了。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就可以支撑我对川剧的挚爱。2000年时，我已经32岁了，想要个孩子，没有精力再去做生意。虽然搞川剧付出也多，但我认为这种付出值得。当时，很多人都在说，陈巧茹太傻，现在哪个人还在看川剧嘛。我说，没得人看，我自己欣赏，这是我的爱好。我知道我不可能放弃川剧，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会坚守。也许川剧的价值现在许多人意识不到，但是我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人会意识到。1997－2007年这十年，我很坚定地走在川剧这条路上，每年都有自己的计划，每年都达到了自己的目标。

　　易：2004年，一出运用全新戏剧理念，利用现代高科技舞台技术表现的《青春涅》是由你牵头创作并演出的大戏，这是否意味着你迈上了更高的平台？

　　陈：我就觉得，那是一种超越，一种再生，是对自己的重新认识。就是说，我付出那么多，是心甘情愿的，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包括我的青春，回报就是我达到了更高的境界。那个时候我从艺二十五年。陈巧茹艺术人生专场——《青春涅》全是我自己做出来的，请编剧、请导演，同时文化局也很支持我。这出戏演出后，领导就任命我为川剧院副院长，一直到现在。

　　从演员到院长

　　易：在很多人心目中，你是名副其实的女强人。不论担任什么人生角色，你总是尽力做到最好。川剧院副院长这个角色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你是怎样去做好这个角色的？

　　陈：我经常说，其实我不想当女强人，我根本就不像个女强人。很多时候是命运将你推到那个位置。但是你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很多东西，一旦你要坚持，你就很“硬”。我经常都在思考，我们搞艺术搞表演的通常都很感性，如果你不感性的话，你肯定不是个好演员；但是从政，一定要理性，太感性一定会出事。

　　2004年6月，我被任命为川剧院副院长时，剧院面临着巨大困境。川剧院总共六百多人，三百多人离退休，一百多人离岗待退，还有一百多人竞聘上岗。我很担心，害怕做错事，耽误剧院的发展。我找到老前辈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然后结合我们剧院的具体情况，整理出工作思路：首先，剧院要有剧目；然后，还要有演员。于是我沿着这个思路去做。不做事就不会犯错，做事，难免做错，但是不怕，我要做事，而且我是在努力去做，应该会有结果。这五年真的是在拼尽全力做。现在又遇到文化事业体制改革。新中国成立快六十年了，要一朝打破这个体制，打破大锅饭，太艰难，太艰难了！成都市川剧院，过去历史太辉煌了。你能够想到，就像东郊的大型国有企业，越老越辉煌的，积重越深，改革越艰难。我们现在就存在这个问题。

　　在这个位置上，我不仅仅要考虑个人的发展，还要考虑剧院的建设和发展方向。我认为改革最难的是转变观念。很多人盆地意识严重。古人说“少不入川”，四川生活太闲适，太舒服了，容易消磨人的斗志。我经常到北京、香港以及国外演出，在那些地方很自然就有种紧迫感，一回四川就容易松懈，所以经常自己鞭策自己。

　　你来之前，还有员工来找我，来的还是我的好朋友，讨论分配问题。我的原则就是多劳多得，不做事一分钱没有。以前，还有员工来砸书记办公室的窗子。他们不敢对我这样，我毕竟在这里干了二十多年，我先讲道理，你不讲道理我也不怕。改革牵涉了许多人的切身利益，真的很难，但再难还是要做。

　　易：你如何带领剧团走好以后的路？这条路怎么走？

　　陈：我自己有时也很矛盾。曾经想过拿多少钱给我就排多少戏，没有钱就不排。但是，这不是对川剧负责的态度。我认为，国家对传统戏曲要有一定的政策来保护，它不像古董，一件瓷器，一次性投入多少钱，把它保护起来，只要不被破坏，它的价值就不会消失。戏剧是人的艺术，需要通过老师传授给学生，一代人一代人传承下去，需要人力、物力、财力的投入。现在投入也许看不到回报，但是在将来的中国，它的价值一定能显现出来，而且是不可估量的。如果一个国家失去它独特的文化，失去自己的文化价值观，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自己的根基了。现在吃穿住行都国际化了，什么是一个国家的特色？是传统文化。经济的高速发展应回馈我们的文化，把我们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下去。2006年，我去四川大学演出，一位教授激动地对我说，感谢你们还在为中国传统文化坚守、坚守。如果没有对自己文化信念的坚持，有朝一日其他国家侵略你，根本不需要一枪一炮，只需要在文化上侵略你，让你们的后代不知道自己的文化、自己的根，就能轻易把你打垮。我的原则，坚持走我的路，不管别人说什么。我用心做事，不管是大事还是小事

　　。

　　易：你说得很对，现在我们生活的空间就是“地球村”，在物质生活上我们渐渐与国外趋同，唯一的区别就是文化。不过，我们应该看到，国家已经开始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更有许多有识之士为此大声疾呼。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川剧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要性的？

　　陈：是这样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个很好的开端。至少我们国家已经认识到传统文化传承的紧迫性，已经出台一些保护政策。我对川剧传承重要性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从1992年到现在，我经常出国演出，正是在国外进行文化交流时才深深认识到川剧的价值，我的价值。在我最困惑的那几年，1993－1996年，正是经济突飞猛进的时候，为什么我没有放弃川剧？那时国内的朋友都说，你还唱啥子戏哦。但是在法国演出时，观众非常尊重我们，说我们的川剧太棒了，就像歌剧一样，高山流水，说我们的唱腔是“徒歌式”，没有伴奏，全靠演员的声音来表现。（这时陈巧茹情不自禁用川剧高腔清唱了一句：“我和你……”我听出来这是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主题歌。）

　　为什么川剧很少有人学得出来？就是因为川剧难学，难模仿。为什么许多人说川剧不好听？为什么川剧墙内开花墙外香？艺术还是要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前提下，才能走近大众。但是如果我们现在不保护，等经济发展起来后再来搞川剧，也许都失传了。

　　易：你如何看待川剧的前景？川剧有没有市场？

　　陈：我觉得不乐观。首先是相关政策下了后，配套的政策能否跟上是个问题，有政策没有资金，很难。另一个方面需要我们从业人员打破惯性思维，迈开步子，要懂市场运作。还有就是要拓展演出品种，只要不违法，内容不黄，我们都可以演。

　　这个市场怎样讲，首先我国的传统剧和地方代表戏曲，包括现在发展得很好的昆曲、越剧，不能用市场来衡量它，不能用产值来衡量它；如果用市场来衡量，就没有出路。有些是可以走市场的，比如歌舞，还有杂技，它自己都会进入市场；但传统戏曲不一样，尤其需要国家来扶持。

　　家才是最重要的

　　易：人们说，每个成功男人背后都站着一个优秀的女人。那么，作为一个成功的女人，你背后站着怎样一个男人呢？

　　陈：每个女孩都有自己的白马王子，我也如此。在婚姻问题上，我认为丈夫要支持我的事业，这并不是说我是女权主义者。也许是受我老师的影响吧。还有就是我父亲的去世对我影响很大，我6岁那年，父亲在一次演出中被倒下的道具砸成脑震荡，从此落下头晕的毛病，常常不能参加演出。周围的人说他装病，逼得他自杀了。那时我就暗暗下决心，以后不找唱戏的。

　　我先生是温州人，1999年我们结的婚。当时朋友都很奇怪，说怎么去找个温州人，周围有那么多优秀的男人可选择。我们认识是在1995年，我正在香港演出。演出间隙，我在街上购物，正好他也在旁边，大家就聊起来了。后来我递了一张名片给他，他看了后说，想不到你还是演川剧的主要演员。回来后，他经常给我打电话，又从温州跑到成都来看我演出，最后他为了我离开家乡到成都来与我共同生活。现在想来，我们走到一起还是很不容易的。

　　其实家庭也是需要经营的。俗话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任何家庭不可能做到完美无缺，就看你如何去协调。我现在的心态与五六年前大不一样，现在我要的是稳定，一定要稳定。

　　女人漂亮也好，美丽也好，这些都注定会消失的。你怎么来延续自己的美丽——不仅仅是外表美，更重要的是内在美？那就得靠你的事业、你的品行，只有它们才能够将你的美延续得更长远。女人的美只占一生中的四分之一，其余的四分之三要靠你的本事、你的为人。

　　易：面对母亲、妻子、剧院副院长多重身份，你如何平衡？

　　陈：站在妻子这个角度，这几年我特别希望稳定。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对一个女人来说家庭也很重要。做个好妻子很难，因为我身上有这样那样的头衔，男人一般都不希望妻子太强。我并不想表扬自己，但我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很抵事。首先我从不乱花钱；第二我很顾家；第三我很爱整洁，只要不是精力顾不过来，我都会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因为小时候住的条件很差，父母长年在外演出，常常把我放在亲戚朋友家里，这样东奔西跑的，所以特别希望有个温馨的家。我可以这样说，我现在算是我们这个行业的领军人物，但是还有一点我做得很好，就是我在家庭尽到了一个妻子的责任。

　　我有一个8岁的儿子，作为母亲来说，我觉得孩子的成绩并不重要，不能学得太死，要让孩子在生活中学习。成才固然重要，但做人更重要。我从来不打骂儿子，但是他最听我的。记得有一次带他去伊藤洋华堂吃东西，说好不超过三十元，他吃得很满足。后来他看到奥运福娃，就闹着要买。我说不行，如果开始你要买福娃，那就不能吃东西，只能选择一样，因为说好了在三十元以内开支。儿子哭闹着不走，我就坐在一边等他，对孩子不合理的要求坚决不妥协。等他哭够了，我就给他讲道理，最后问他想通没有，他说想通了。平时我会经常对他说，妈妈很爱你。做母亲的，要让孩子知道你的心意。

　　易：能用一句话来评价改革开放三十年对你一生的影响吗？

　　陈：我们国家真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也作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但我更多的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而且还将继续受益。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

　　采访手记

　　“川剧院在白云巷3号，”陈巧茹清脆的声音从电话另一端传来，“东风大桥与水碾河之间，到那儿一问都知道的。”说话简洁，一个多余的字都没有，印象中的陈巧茹应该是干脆利落的女强人。

　　白云巷，极富诗意的街名，让人不免想起杜牧的诗句：白云深处有人家。可当我站在白云巷3号成都市川剧院的大门前，却不禁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剧院大门立柱上的红漆被岁月冲刷得斑驳不堪，露出灰白的底子，上面隐约可见一行带着点金色的行书——成都市川剧院。院内是几栋灰色水泥墙面的旧楼，只有办公楼外墙刷上了黄色的涂料，看上去醒目一些。在周围高楼大厦晶亮的玻璃幕墙映衬下，这里如同上个世纪留给人们的一处充满回忆的纪念地。

　　陈巧茹正在开会，透过玻璃窗，她一眼看见我，巧笑招呼。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院长办公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小书柜和一组沙发。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书柜上的彩色演出海报——陈巧茹主演的《欲海狂潮》。

　　眼前的陈巧茹穿着米色格子裤，黑色紧身上衣，身材玲珑、修长，一双凤眼顾盼生姿，鼻梁挺立、嘴角含笑，天生演戏的料子。“你先看看资料，我开完会就来。”她体贴地说，打电话让人送来一本精致的宣传册——《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陈巧茹翻开宣传册说：“今年4月，在北京保利剧院和北京大学百年讲堂的舞台上演出了我们川剧院的保留剧目《红梅记》和《欲海狂潮》，上面都有介绍。”

　　采访显得有点随意，一是我没有准备一问一答，二是我想让采访变成两个女人间的闲聊，三是拿陈巧茹自己的话来说，她是跳跃思维。因此，我们总是在不同的话题间穿梭。我们是第一次见面，我甚至从没看过她演的戏。这样反而让我拥有无限的自由度和想象空间去感受、探究甚至猜测面前完全陌生的对象。

　　采访出来，白云巷车少人稀，清静闲适。这时，陈巧茹的形象在我心中渐渐清晰起来。她的生活与普通女人没有什么不同：学戏、工作、结婚、生子。不过，从她的一言一行中你能感受到，她拥有强烈的自我实现的意愿。她的人生就是在不停地实践、思考，再实践、再思考中攀升，从不停滞。她的人生轨迹，如同水面泛起的波纹，一波接一波，不断向外扩张，从四川一个偏僻的小县，走向省会成都，从成都走向全国，从中国走向世界。

　　陈巧茹说：“我不是女强人。”是的，在我眼中，她是一位聪慧的漂亮女人。

毛泽东没有选择江、张、姚接班[转帖]

1972年1月，毛泽东突然休克，意味着毛泽东的余生已经屈指可数。他说：“我已经收到上帝的请柬。”

就在毛泽东休克不久，1972年4月，在例行的体检中，发现周恩来患有早期癌症！这表明，周恩来也余日不多了！

这么一来，排名于江青之前的毛泽东、周恩来、康生都在受疾病困扰，“第四号人物”江青充满信心，仿佛未来的党的主席非她莫属了！

除了江青在做“主席梦”之外，张春桥也自我感觉甚好，在做着“总理梦”。

江青和张春桥向周恩来发动了挑战。

197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共同打报告给周恩来，请示即将召开的外事工作会议的有关问题。报告以为：

“会议的任务，联系外事工作的实际，以批林整风为纲，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

这一报告是根据毛泽东1972年6月28日与斯里兰卡总理班达拉奈克夫人的谈话精神写出来的。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曾指着在座的王海容、唐闻生对班达拉奈克夫人说：

“在外交部，她们这一派是‘右派’，就是保守派，靠边站，弄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周恩来在病中看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和外交部的报告，写了批示：

拟同意，请送耿飚同志会签后，再呈主席、康生（暂不送）、江青、春桥、文元、剑英、先念、登奎、德生、东兴、洪文同志批示。

周恩来

1972年11月30日

翌日，张春桥在报告上写道：

“送江青同志、总理再阅。”

在这一行字下面，张春桥又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总理：

我不了解外事工作的全面情况，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建议外事会议批林要批得全面一些，同时要讨论毛主席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

妥否，供参考。

春桥

1972年12月1日

看了张春桥的批语，江青表示完全赞同。江青写道：

我个人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批他在某些问题上的形左实右。在批林彪叛徒的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因为，没有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暴露不出他们来，他们还隐藏下来，那时我们党和人民将造成很大损失。当然，天也塌不下来。

供总理参考，又及。

江青

1972年12月2日

在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之间，最高的裁决者是毛泽东。

正在这时，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王若水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表示拥护周恩来关于批判极左的意见，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不同意批判极左的问题。

12月17日夜，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接见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毛泽东从王若水的来信谈起。

毛泽东说：“批极左，还是批右？有人写信给我，此人叫王若水。我认识此人，不很高明。也读过一点马克思，参加过合二而一，一分为二，桌子的哲学……”

毛泽东接着说：“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王若水那封信我看不对。”

毛泽东在这时又否定了自己6月跟班达拉奈克夫人谈话中关于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其实是因为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有许多极左的成分，批判极左也就触动了“文革”，触动了毛泽东的晚年思想。

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与周恩来的这一斗争中，由于毛泽东的天平最后向他们倾斜，他们越发趾高气扬了。

然而，毛泽东尽管不同意批判极左思潮，但是他并不准备把江青、张春桥定为自己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在考虑着第三回挑选自己的接班人。

早在1956年2月25日，一个圆而发亮的光秃的脑袋出现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他所作的“秘密报告”《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字字句句，使毛泽东听来非常刺耳。

赫鲁晓夫戴着金丝边眼镜，在讲坛上怒容满面，发表着他对斯大林的猛烈抨击：

“斯大林利用无限的权力，滥用职权，以中央的名义行事。但不征求中央委员们，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斯大林做了许多专横的事，他经常个人决定党和政府极其重要的事务，连政治局委员也不通知。……

“斯大林认为他现在可以决定一切事务，他所需要的只是统计员，他使得别人处于只应听从和歌颂的地位。……

“斯大林是个非常不信任旁人的人，有病态的疑心，我们和他一起工作，都知道这一点。……他到处都看到‘敌人’、‘两面派’、‘间谍’……

“请大家回忆一下《攻克柏林》，影片上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在活动，他在放着空椅的大厅里发布命令，只有一个人走近他，向他低声报告些什么，这个人就是波斯克列贝舍夫，斯大林忠贞不渝的侍从。（笑声）

“而军事领导者在哪里？政治局在哪里？政府又在哪里？他们在做些什么，关心些什么呢？这在影片中看不到。斯大林包揽一切，不和任何人商量，也不需要听别人的意见。一切的一切就是用这种歪曲的形式放映给人民看的。为了什么？为了颂扬斯大林，而这一切是违反事实，违反历史真实的。……

“应该说，战后时期情况更加复杂了。斯大林更加任性、易怒、粗暴，尤其是他的猜疑心更加滋长了。迫害狂到了惊人的程度。在他的眼中，许多人都成了敌人。战后，斯大林更加脱离集体，完全是个人专断独行，不顾任何人和任何事。……

“斯大林一向同人民隔绝。他一直没有下去过，几十年都是如此。……”

赫鲁晓夫在历数斯大林严重的个人崇拜错误之后，鲜明地号召全体苏**员：“必须布尔什维克式地谴责和根除个人崇拜，把它看成是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敌对，与党的领导原则和党的生活准则毫不相容的东西，要同形形色色恢复个人崇拜的一切企图，进行无情的斗争。”

赫鲁晓夫所尖锐批判的只是斯大林，一个字也没有涉及毛泽东。但是，由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并不亚于斯大林，他理所当然地对赫鲁晓夫产生强烈的反感。

从此，他与赫鲁晓夫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毛泽东开始郑重其事地考虑接班人问题。他一次又一次强凋，严防出现“中国的赫鲁晓夫”。他绝对不允许在他百年之后，在中国出那么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也来一个“秘密报告”，痛斥他的个人迷信。

毛泽东早就注意接班人的问题。1961年，当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时，毛泽东跟他谈起了接班人问题。

毛泽东注意到，斯大林没有解决好接班人问题。他说：“斯大林是最有权威的领袖，但缺乏远见，没有解决继承人的问题，搞了三驾马车，只会用皮鞋敲桌子。”

毛泽东又说：“不是三驾马车，而是三马驾车，又没有人拉缰绳，不乱才怪呢！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桌子，是两面派。斯大林在时和死后，完全是两副面孔。”

蒙哥马利问起，将来谁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他要对此作“战略观察”。

毛泽东答道：“主席谁来当？七个副主席第一个是刘少奇。前年开会选了国家主席。原来两个主席都姓毛（引者注：指中国****主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现在一个姓毛，一个姓刘了。过几年两个主席就都姓刘了。谁是我的继承人，何须战略观察？”
毛泽东的话，明白无误地道出，他所选的接班人是刘少奇。

刘少奇只比毛泽东小五岁。严格地讲，刘少奇是毛泽东的同辈战友，不能算接班人。但是，在“文革”前，刘少奇是仅次于毛泽东的中国第二号人物。一旦毛泽东“被马克思请去”，势必是刘少奇接班。

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重要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毛泽东在其中亲笔加了一段话。毛泽东明确地强调了“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的问题”。他指出：

“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我们一定要从上到下地、普遍地、经常不断地注意培养和造就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毛泽东接着提出了关于“革命事业的接班人”的五项条件。这五项条件，每一条都把赫鲁晓夫作为反面教材提及了，足见毛泽东对于“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出现的高度警惕。

“具备什么条件，才能够充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呢？

“他们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

“他们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而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在国内为一小撮资产阶级特权阶层的利益服务，在国际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利益服务。

“他们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不但要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人，而且要善于团结那些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还有着善于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已被实践证明是犯了错误的人。但是，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

“他们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必须学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领导方法，必须养成善于听取群众意见的民主作风。而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专横跋扈，对同志搞突然袭击，不讲道理，实行个人独裁。

“他们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而绝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文过饰非，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把一切错误归于别人。”

毛泽东这一段话中，处处提醒人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

毛泽东终于发动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其目的据说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批判修正主义”。其实，中国未曾建立过资本主义制度，哪谈得上“资本主义复辟”？至于“批判修正主义”，其矛头仍是指向中国的“赫鲁晓夫式的人物”。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看成“现代修正主义”的总头目。

在1966年那著名的《五·一六通知》，亦即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毛泽东强调，“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遗憾的是，毛泽东把刘少奇当成“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当成了“中国的赫鲁晓夫”。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宣告了刘少奇的垮台。

毛泽东不得不第二次选择接班人——按照中国****当时的体制，跟苏联****一样，接班人是由最高领袖指定的。

毛泽东晚年异常重视接班人的选择，这本是作为领袖应当慎重考虑的。可悲的是，他总是由个人决断，在选择接班人这个问题上屡犯错误。

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刚刚兴起。毛泽东在与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胡志明谈话时，说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

“天下乌鸦一般黑，只是理解了，我们有准备。全党大多数人有准备，我们就不怕。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会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到底是谁？是伯恩施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

然而，毛泽东恰恰选定了“喊万岁”的人作为接班人！

林彪在自己的笔记本中写下的一段话，曾泄露了他的天机：

“大拥大顺，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

毛泽东被这位手挥红语录的“跟着转”的林彪所迷惑，把这个比他小十四岁的“亲密战友”定为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白发骤增，香烟一根接着一根，变得沉默寡言。

他是胜利者。不过，一度大肆宣传过的他的“亲密战友”陡然成了叛逆，不能不使他感到难堪。他的这位“亲密战友”是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而著称于世的，他的这位“接班人”的名字是载入神圣的党章的。林彪，曾被宣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三位伟大助手”，诚如恩格斯是马克思的伟大助手，斯大林是列宁的伟大助手，当今林彪是毛泽东的“伟大助手”。

历史无情地勾销了一切美丽的肥皂泡。坐在中南海那间放满直排繁体汉字古书的书房里，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接班人。

“九·一三”事件的爆发，照理会使毛泽东清醒：由他个人选择、指定接班人的做法，是不是合适？

可惜毛泽东没有接受林彪事件的教训，他又一次个人决断，开始选择新的接班人。

毛泽东在思索着，斟酌着。当年，在他第一次选定接班人时，确定刘少奇是因为非他莫属；在他第二次选定接班人时，林彪的地位也是明摆着的。可是，如今第三次选择接班人，却不那么容易，没有一个人是“呼之欲出”的！

虽然江青自以为这第三个接班人非她莫属，但毛泽东的视野里却没有她。毛泽东早在中共九大前，当江青想当党的副主席时，就明确地说：“江青不能当副主席！”

也正因为这样，当刘松林后来问及江青会不会成为党的副主席时，毛泽东一口否定：“不会的，她不行！”为此，尽管江青暴跳如雷，把刘松林投入监狱，毛泽东仍不改口。

毛泽东深知，不论是就理论水平、领导能力、革命经验、个人品格，江青都够不上成为中国****的领袖。正因为这样，毛泽东在第三次遴选接班人时，根本没有考虑江青。何况江青是他的夫人，就连有人提议江青担任政治局常委，毛泽东都未同意。

当然，除了江青之外，张春桥也是很有可能入选的人物。他在党内的地位紧挨在江青之后。

就连张春桥本人，在当时也俨然以“接班人”自居。张春桥比毛泽东小二十四岁，整整相差一代。在中共九届政治局委员中，刷掉了林彪集团的陈伯达、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之后，周恩来、朱德、康生、叶剑英、刘伯承、李先念、许世友、陈锡联、谢富治，年纪都与毛泽东相差不太大，剩下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张春桥“接班”的可能性最大——江青毕竟是“第一夫人”，而姚文元的资历比张春桥差了一截。尤其是在庐山，张春桥是林彪集团重炮猛轰的目标，林彪的倒台成了张春桥的“光荣”。

完全出乎张春桥的意料，也出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的意料，毛泽东并没有选择张春桥为接班人。

关于张春桥没有成为接班人，有人猜测可能由于张春桥与江青的政治关系太密切了。

也有人以为，毛泽东向来善于玩弄政治平衡术。林彪集团与江青集团原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中的两大势力。江青集团一下子战胜了林彪集团，这时毛泽东便对江青集团采取遏制政策。不然，江青集团的势力会过于强大，以致难以控制、驾驭。

不管怎么说，毛泽东把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排除在接班人名单之外！

希特勒的神秘符咒“卐” [转帖]
 

　　希特勒为什么用“卐”作为纳粹标志

　　“卐”是上古时代许多部落的一种符咒，在古代印度、波斯、希腊、埃及、特洛伊等国的历史上均有出现，后来被古代的一些宗教所沿用。最初人们把它看成是太阳或火的象征，以后普遍被作为吉祥的标志。随着古代印度佛教的传播，“卍”字也传入中国。

　　这个字梵文读“室利踞蹉洛刹那”，意思是“吉祥海云相”，也就是呈现在大海云天之间的吉祥象征。它被画在佛祖如来的胸部，被佛教徒认为是“瑞相”，能涌出宝光，“其光晃昱，有千百色”。中国佛教对“卍”字的翻译也不尽一致，北魏时期的一部经书把它译成“万”字，唐代玄奘等人将它译成“德”字，强调佛的功德无量，唐代女皇帝武则天又把它定为“万”字，意思是集天下一切吉祥功德。“卍”字有两种写法，一种是右旋，—种是左旋(“卐”)。佛家大多认为应以右旋为准，因为佛教以右旋为吉祥，佛家举行各种佛教仪式都是右旋进行的。这个被佛教徒视为吉祥和功德的具有神秘色彩的符号，竟被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用来做了他的党旗标志。当然这与佛教毫无关系。希特勒亲自设计的党旗为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一个黑色“卐”字。希特勒对他们设计非常满意，认为“这是一个真正的象征”。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字象征争取雅利安人胜利斗争的使命。”后来，希特勒还为他的冲锋队员和党员设计了“卐”字臂章和“卐”字锦旗。

　　希特勒选“卐”字做标志的原因，有几种说法。一说是根据纳粹党名设计的。纳粹党的意思是“国家社会党’，在德文中“国家”和“社会”的字头都是“s”，两个字头交错重叠在一起，就形成了“卐”字形状。不过，佛家“卍”是金色，纳粹“卐”是黑色。另一种说法是美国学者罗伯特?佩恩提出的。佩恩认为，希特勒从小就有一股崇拜权威，追求权力的强烈欲望。小时候，他家附近有一座古老的修道院，修道院的过道、石井、修道士的座位以及院长外套的袖子上都饰有“卐”字标志。希特勒崇拜院长的权势，把“卐”视为院长权威的象征.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院长那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佩恩认为，这是他后来选用“卐”字做党旗符号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是，希特勒受到一个名叫“新圣堂骑士团”反犹组织的影响。这个组织认为，雅利安人是最优秀的民族，必须保持其纯洁的血统，世界才有希望。这与希特勒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个组织的发起者是一个传教士兼占星家，他为希特勒占卜，预言他日后将是震憾世界的人。听了这些话，希特勒很振奋。这个组织的标志符号就是“卐”字。所以，他在后来设计党旗时，选用了这一符号。

　　这一颇具神秘色彩的“卐”字称号，曾使无数纳粹党徒为之疯狂，他们曾聚集在这一旗帜下干尽了坏事。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战败，这一标志也随即被粉碎.但是，在2000年11月，一位英国记者却在离柏林110公里处的一片丛林中从高空拍到了一幅用树木组成的“卐”字这一法西斯标志。它是由48棵与周围不同树种的树组成的，长度和宽度均为60米，线条分明，标志明显。这48棵树属落叶松，周围都是四季长青的针叶松.春夏两季它们没有区别，但每到深秋和初冬，落叶松的叶子逐渐变成黄色，一个黄色的“卐”字符号便凸显出来了。据查，这是希特勒活动猖獗时，一个法国乡下的土财主特意栽种的。照片一经刊出，立即引起人们的抗议，纷纷要求法国政府立即将其铲除.法国法律也不允许在任何场合公开展示纳粹党标志，所以这个由树木组成的纳粹标志很快就被消除了。

根据考古资料证明，早在6000-7000年以前甘、青地区的先民们制造的陶器上已有“卐”字符，足见“卐”字符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符号。如青海乐都柳湾的彩陶上亦有“卐”字符，广东、内蒙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也发现类似符号；而佛教在4世纪即东汉时期才传入中国。近年来，在西藏、青海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古代岩画地点，岩画除动物、太阳、吉祥图外，还发现有岩画“卐”字符(如西藏阿里日土县发现的日土岩画“卍”演变序列图)。从5o年代以来，在西藏及边缘地区发现了大量的旧石器。据鉴测，至少5万年以前青藏高原已有人类定居。
　　
《藏汉大辞典》载:“卐”有两重意义:一为苯教教义，是苯教教徽。二为坚固，永恒不变。据《西藏王统记》载:印度佛教传入西藏以后，曾与苯教发生激烈冲突，甚至斗争，当势力强大的佛教徒围攻苯教城堡时，苯教徒于城堡四角画“卐”字符以鼓舞士气，“画方格”以抚平民。可见这里的“卐”字符是一种以苯教为中心的坚固不可摧的攘解灾害、作法驱疫的巫术。运用这种模态符号施法，让无生命的自然界由“静”变“动”，使苯教永存常在。“宗教往往利用艺术，使我们更好地感到宗教的真理，或者用图像说明宗教真理以便于想象”。“宗教需要把神灵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可以感知的物质现象，以便让群众更好地感到神确实存在，从而让宗教情感有投射的具体对象”。所以，“卐”字符曾作为苯教的教徽，具有巫术的功能作用。
　　
作为一种外来宗教的佛教，传入青藏高原后;对苯教进行了教义上的渗透和影响，甚至引起了两派之间的对立。诚然，苯教与佛教在某些方面也有接近之处。例如，苯教视世界为若干方格组成，每个方格象征一个部落，方格又分三层，依次代表天、地上、地下，分别为苯教之神、人、魔鬼所居。这些观念与佛教的“轮回”观念基本一致。我们知道，佛教教义中吸收了很多婆罗门的教义，如灵魂不灭、业报及因果轮回等。认为众生从无始末，即生死轮转，灵魂本身永远不会消灭。正因为佛、苯两大教派在教义上的共同性，使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一方面同苯教争执、排斥，另一方面又同苯教整合，吸收苯教的许多成份，这样，作为苯教教徽的“卐”字符，随着历史的发展、演变，逐渐为佛教所接收。从形式上看，苯教的“卐”字符呈逆时针方向旋转，即左旋型，而佛教的“卍”字符呈顺时针方向旋转，即右旋型。并通过改变形态的手段将苯教的许多教义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之中，进而形成藏传佛教。“卐”字符也随之成为藏传佛教的一种护符象征符号得以保存下来。
　　
藏族将“卐”字符作为家庭护符的现象至今依然存在，有的把印有“卐”字符的布条系在院子或大门顶的“达却”上，有的将这个符号刻在砖石上。据老人们说这样可以避邪驱鬼.以“卐”字符做为建筑物的装潢，带有一种浓厚的审美情趣。如:藏传佛教寺院建筑物的窗墙、门格、梁头上刻有“卐”字符;院墙、院子内外铺的石头上、花园的方砖上也刻有“卐”字符;民间四合院的门窗图案也有“卐”或者“卐”字符的变体，即“富贵不断头”。其形状有圆形的、方型的、有单、有双，在墙裙、板壁上画有富贵不断头的纹样。
　　
在甘青民间刺绣、针织艺术品中，“卐”字符及其变体运用极广。它的纹路变化、气势、气派、韵味、神情无不洋溢着浓郁的民族气息。如:藏族妇女头面上佩带的辫筒、腰间挂的荷包等，绣有“卐”字特及其变体，衣服、腰带、袖口、领子上、鞋邦上、袜垫子上、袜留根等处亦绣有“卐”的变体。民间的栽绒毯子、马褥子、挂毯等的边子及四角多为“卐”头面上变体图案。
　　
“卐”字符最初人们把它看成太阳或圣火的象征，是从太阳图演变而来的。在“卐”字符尚未规范之前，可能有各种不同的形式，包括不同的旋转方向。太阳和“卐”字符的出现，表明人们对太阳的崇拜;人们把“卐”字符解释为太阳永恒或永恒的太阳之意。后来，发展演变、引伸为坚固、永恒不变、辟邪趋吉，以及吉祥如意的象征，是表示永恒的吉祥符号。
　　
“卐”字符是传统的吉祥字符，此字符四端纵横伸延，互相街接，形成的纹图，称“万字锦”、“长脚断字”。由“卐”字符组成的吉祥图案，如“万年如意”、“万代长春”，象征幸福永存。
　　
太阳神是藏族苯教最大的神灵之一，“卐”字符是代表太阳的符号。宗教图案“卐”字符在妇女服饰上的运用十分明显。它在藏族妇女的心目中，是美好的象征，视为吉祥之物。逢年过节，妇女们总要在自家门口，用白石灰画上一个大大的“卐”字符，以示来年吉祥如意，有些地方的藏族妇女，还喜欢把“卐”字符绣在衣服的背部。她们认为这样可以免除天灾人祸，如果是哪位妇女的逢本命年，那就更不会忘记在背上绣“卐”字符，以祈求菩萨保佑本命年平平安安。现代藏北妇女的一种头饰叫“滚多”，是由白色小海螺****而成的，上面也有用红珊瑚串成的“卐”字符纹样。
　　
“卐”字符在婚礼上呈现出宗教情感和审美情感的交融。青海湟源日月乡居住的藏民有一种习惯，他们娶亲时，婆家将羊皮铺在院子里，在羊皮上用青稞绘制“卐”字符，新娘进门时，脚踏在“卐”字符中心，以示“男女同生、阴阳相配、鱼水共欢、吉样如意、坚固永久”之意。在甘孜藏区的婚礼上，新郎新娘或坐或跪在藏毯中央用青稞或麦子拼成的“卐”字符上听“赞婚礼”等。
　　
明清时期的藏族武士装，下身为狍皮白皮裤，膝盖部有一圆布，上饰“卐”字符。在旧西藏凡是喇嘛转世、新政府官员上任时，要举行隆重的庆典仪式。仪式中必设宝座，并在宝座上用青稞或麦子拼成“卐”字符，象征坚固不摧，永恒常在的符号，灵童或新官员就坐在上面。“卐”字符在寺院、民居、服装、节日、婚礼、建筑物、节庆、帐篷、卡垫、碗边、地上或墙壁等上广泛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