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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雪晴:满清的目光,胸襟与手腕[转帖]

　　
　　　　是什么造就了这一不争的事实？尽管在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当今，歌颂康熙、雍正、乾隆的作家在大红大紫，歌颂那个时代的电视剧在轮番热播，大量的官员和民众也在喋喋不休剧中人物的尔虞我诈和翻云覆雨，但我仍愿意站出来泼出一盆又一盘的洗脚水：这应该是一个被基本否决的时代！同时，我们也应该冷静地回忆和分析，这样我们才能弄明白：这世界历史上格外重要的二百年，这重新定位世界格局的二百年，这西方世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二百年，大清国到底在干什么？中华民族为何走了一个“圆”？
　　　　
　　　　让我们将聚光点对准满清――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原因与满清的政治策略极其相关，我们能做到的是：尽量抛去那种怨恨和鄙视的情绪，尽量以一种平和的眼光去打量这群人。
　　　　
　　　　以不少世人的眼光来看，满清入主中原其实是一种不折不扣的“趁火打劫”，然而不幸的是他们成功了――而且是大获成功。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从消灭南明政权到平定“三藩之乱”，满清统治者没费太多周折就彻底坐稳了江山。相比于中国历朝历代而言，清帝国政权的稳定性十分突出，对此就连西方不少研究中国的学者也大为惊奇：入关时人口只有百余万的满族人，不仅征服了几十倍于己的汉民族，而且在这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舒舒服服地当了二百多年的“主子”。不少人认为这是一种“奇迹”。然而，也正是这种“奇迹”，给了西方诸强称雄世界、瓜分世界的绝佳良机！
　　　　
　　　　在清朝的二百多年间，因为还是处于一个以汉民族为主的国家里，人口相对极其稀少的满清贵族那根“警惕的弦”就始终醒着。尤其是更高层的满清统治者，无论如何雄才大略还是如何懦弱无能，对汉人、对汉民族都是格外地警惕，这警惕里自然含有蔑视、恐惧和敌意。于是，为保住一姓（爱新觉罗）一族（满族）之私，满清贵族一门心思稳定自己的政权，又一门心思在琢磨汉人、研究汉人、遏制汉人――因为汉人不光是他溥天之下的广大臣民，更是随时都可被取而代之的对手。
　　　　
　　　　在这一点上，无论中国的历史学者还是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都承认满清统治者的手腕要远远高于元朝时的蒙古统治者。前者不去触动汉人上层阶级的利益，甚至把自己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弘扬者，并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政治生态，打造出一套“满汉全席”式的政治“合作”――当然，这种“合作”是以满清贵族为主、以汉族士人为辅的。但就是这种不平等的政治合作关系，竟也让众多的汉族士人感到满足。这样，通过汉族士人来统治整个帝国的金字塔就稳稳当当地建成了。而前朝的蒙古统治者则不然，他们赤裸裸地把汉民族（北方的汉人与南宋遗民的南人）做为被欺压奴役的对象，甚至毫不掩饰对汉民族的敌意和蔑视。他们宁可让西域人甚至外国人来充实中上层的官僚集团，也不愿同汉人的“臭老九”们合作。失去这种“政治中介”的结果，使蒙古人入主中原坐稳江山的时间就大打了折扣。
　　　　
　　　　相比于历朝历代，满清统治者们要收敛一些，要节俭一些，要勤政一些，这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满清统治者做人为政更加虚伪、手段更加残暴、心胸更加狭隘，这的确也是不争的事实。满清统治者对汉人采取的手段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我们看到，这个历史并不悠久、文化尚处荒蛮、生活上还大多处于半是牧民半是战士的民族，其统治者对于如何稳定政权、如何对付汉人，其实极富心计。
　　　　
　　　　怀柔和笼络自然是统治者的基本功之一，然而其民族作为国家的少数人，满族统治者时刻紧盯着汉人，警惕着汉人。依他们看来，任何事务都要试其与他们满清统治的稳定而定，否则无论其发展前景如何广阔，无论如何有利于国富民强，只要可能会带来对其政权的不安定因素，大都会被勒令阻止而夭折的。更有甚者，他们极其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风吹草动，汉人们星星点点的思想异端在他们看来都是极其危险的，他们会立即干净利索、毫不手软剪除，更多的时候甚至是“瓜蔓抄”式株连无辜，直至“斩草除根”而后快。满清统治者对于觉醒者尤其警惕，容不得一点的蛛丝马迹，见不得一点的风吹草动，不光如此，还要“防患于未然”，为“稳定”而捕风捉影，而风声鹤唳，而血雨腥风。为一姓一族之私，从而遏制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软化一个民族的骨骼，奴化一个民族的心理。其流风遗韵所及，以至于今天我们在热播的电视电影上看到的，仍是那个时代让人作呕的主子与奴才的嘴脸图。
　　　　
　　　　在当今不少人对康熙雍正乾隆们所谓“政绩”、所谓“盛世”、所谓“千古一帝”而啧啧称叹喋喋不休之时，我愿意充当一个不受这些人欢迎的角色，去泼脏水，去揭脓疮，顺便再向这些文化群小们当头棒喝：一群当不够奴才的混蛋！
　　　　
　　　　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我觉得，满清统治者整体上的“忧患意识”比较强，只是这“忧患意识”首先考虑的并不是国计民生和国富民强，而是将一姓一族之私凌驾于国家民族之上，关注的只是如何让其满清政权“稳定、稳定、再稳定”，所以从这个角度出发，国家民族的历史发展机遇也就必然接二连三地“涛声远去”了，正可谓极端自私的专制让国家民族没有机遇。
　　　　
　　　　唐宋以来，造船航运业一直是中国的强项，然而到了清朝，中国造船航运的步伐大大停滞甚至倒退了，其原因大多也是为了“稳定”――
　　　　
　　　　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清政府下令：“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当然，“无许片帆入海”的原因是为了“稳定”，因为那些不肯归附的、继续抵抗的乃至逃亡他国的汉人，大多与大海有关，与帆船有关。
　　　　
　　　　顺治十八年（1661）秋，清政府厉行迁海政策，为配合消灭海上的抗清势力，拿出了“坚壁清野”式的绝招：清庭命令滨海居民迁移内地，还派出大量的官员到各地监督迁移，结果从辽东至广东的万里海疆，沿海居民被强行内迁三十里，史书上描写当时的境况是“燔宅舍，焚积聚，伐树木，荒田地，妇泣婴啼，流民塞路，民死过半，惨不可言。”然而，为了“稳定”，满清统治者顾不得这些。
　　　　
　　　　1684年是康熙二十三年，这一年应该是广大清朝渔民们欢欣鼓舞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全国解除海禁。解除海禁的原因是清王朝清除了“心腹大患”――继几年前平定以吴三桂为主的“三藩之乱”后，与过去的一年攻取对岸的台湾，消灭了割据那里多年的郑氏政权。海禁是解除了，但航海行商并不顺利，清政府陆续出台了很多的条条框框，如不许大船出洋了，不许商船往南洋吕宋等处贸易了，不许将船卖给外国了，不许多带口粮有越额之米了，以及出洋后不准留在外国了等等。为了令行禁止，请政府派出派水师巡查，违禁者严拿治罪。治罪下手也极重，如对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买船之人皆立斩；而对所去之人留在外国的境况，他们将知情同去之人枷号三月，同时行文外国，令其将留下之人抓捕后立即斩首。
　　　　
　　　　可以看出，清朝制定出那么多详细的商船出洋条条框框，不少出于国家安全的需要，但毕竟有些不大气。就连雄才大略的康熙帝晚年时也对此耿耿于怀，因为苏州船厂每年造船出海贸易的多达千艘之多，而回来的不过五六成，清庭就派兵船前去拦截去南洋的船只。康熙帝还预见性地谕告天下：“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此朕逆料所言。”事实虽被他不幸而言中，但他并没有想出以后御敌的良策，大概仅仅是如何能长期稳定地统治国内的汉人，如何让君临天下的接力棒在这片广袤的大陆上不断地传下去，就令他十分头痛了。
　　　　
　　　　对于航运贸易的禁与行，清庭也有多次反复，在他们的心里，虽然贸易能带来不少税银，但大海和帆船总是带来一些“不安定因素”，甚至就连国内范围内的海运实行与否，直到1811年的嘉庆十六年还在争论，一些大臣甚至一口气说了海运的十多项“弊端”。直到十五年后的道光六年，国内海运一事才有转机：这年二月，海运至津。江苏试行海运米船，共九百余艘，运米一百一十二万二千余石，于二十九日进入天津海口，极为顺利，海船卸米后，往奉天买豆南运。
　　　　
　　　　一些事也夷非所思，如有一年嘉庆皇帝传谕到泰国国王那里，禁止再由中国商民代该国商船营运。因为泰国人不习营运，所以多雇佣福建、广东一带的人驾船。将泰国的东西运到中国的港口，返回时再带走中国的货物到泰国。但就是这样一种今天看来两好、双赢的方式，皇帝仍然插手阻止。为什么阻止呢？我斗胆推测：是顾及大清朝的体面，还是对汉人和他国异族有所防范？
　　　　
　　　　费正清是著名的西方中国问题观察家，他在详细论述了满清统治现象后这样结论：“归根到底，他们是倾向倒退，眼光向里，防守和排外的。”
　　　　
　　　　在矿产业方面，满清统治者的做法与航海贸易极其类似。
　　　　
　　　　农是根本，这的确不错，然而死死抱住这一条，让民众老老实实地经营土地，限制商业，不准开矿，却成了满清统治者的一种“传家法宝”。为开矿一事，满清统治者的心态十分犹豫，从动机上来看是尽量限制，为此从清初一直争论到十九世纪初，开矿与禁采，反反复复，总的原因是民间的渴求极强，而清庭的担心顾虑也极深。这种担心顾虑，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现在影视媒体上被吹得浑身发光的雍正皇帝，他在即位的第二年，否决了两广总督有关在广东开矿的奏请。在传谕中，先是讲了一通“养民之道惟在劝农务本”之类的大道理，接着就说矿场是“各省游手无赖之徒望风而至”的场所，必然会难辨奸良，成为不安定因素。对于开矿带来的税收，作为皇帝的他根本是看不上的，因为“朕富有四海，何藉于此？”
　　　　
　　　　满清统治者们对开矿一事十分谨慎，除担心矿场杂人易生事外，还担心开矿很冲了他们的“龙脉”和“地气”。如乾隆五年允许召商采煤，而大臣说服皇帝的理由首先便是“无关城池龙脉”。需要说明的是，允许采煤的这一年已经到了1740年，距明崇祯皇帝吊死煤山已经近一百年！
　　　　
　　　　但不要以为此后在开矿上就一路绿灯，一朝天子一朝思路，1799年的嘉庆四年，乾隆刚死不久，嘉庆皇帝就下令禁止在畿辅开采银矿，理由酷似他的爷爷雍正那一套。历史真会玩戏法，直让后人感到悲哀与无奈！
　　　　
　　　　其实不光航海贸易和矿产，其实很多事物如能正常发展，都可成为突破口，进而成为民族自强的一种机遇。如1840年代的英国之于羊毛纺织，结果就成了其工业革命的导火索。但是，满清统治者绝对不要什么革命的导火索，哪怕从此这个民族一跃会跳入龙门！不，满清统治者们梦寐以求的，是其膝下永远跪着时刻愿为其肝脑涂地的亿兆臣民，永远舒舒服服地当着那被拥着、抬着、呵护着的“主子”。
　　　　
　　　　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我想说说鸟枪这件事――
　　　　
　　　　鸟枪这东西，到了乾隆时期其制作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一些地方设立了“民壮”（大约是民兵一类）以协助军队，民壮们的武器不似军队一样要求规范一致，于是有人已打上了鸟枪的主意。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二月，乾隆皇帝下令全国停止民壮演习火枪（鸟枪）。起因就是山东刚刚有人造反，幸亏他们没有鸟枪在手，故而很快就被剿灭。
　　　　
　　　　但鸟枪的威力是显而易见的，于是一个叫高晋的总督上奏请对武举考试进行改革――将舞刀改用鸟枪，以中靶多寡定成绩。这真是一个好主意，但乾隆皇帝“深思熟虑”后却否定了这个建议，不许武科改用鸟枪。他传谕说鸟枪是制胜要器，民间不宜演习多藏。他举例便是上面山东的那个例子，继而说如武科改用鸟枪，武生必将时常学习打靶，民间私买火药、铅丸的事儿就难禁止了，天下也就难管了。于是“高晋所奏，断不可行。”
　　　　
　　　　细想起来，乾隆说的的确有理，国家的“稳定”也的确应该限制鸟枪。但他的这种“深思熟虑”显然是针对了国内，而对来自国外的威胁则没做什么考虑。这恐怕就是几十年后中国与英法军队对阵时，我们从历史电影里痛苦地看到：在对方的枪击下，徒有忠勇爱国之心的清军将士如镰刀下的稻草般倒下，而清军能够摆出的还击样子，除了那类似于二百年前明朝的土炮（炸出的火药射程极其有限）外，大量的就是沿用了数千年的弓箭和刀剑戈矛了。我想，这一点，也许乾隆未曾料到。进而再想，如果乾隆地下有知，也未必后悔，因为此后其满清的王祚毕竟还延续了6 0多年。
　　　　
　　　　在满清统治者看来，危及他们政权的还有甚于“鸟枪”的，这就是汉人知识分子里少数人的异端思想，有了这些思想将必然生出反骨，于是便有了一系列的“文字狱”，便有了无数株连无辜、惊草木而又泣鬼神的“杀无赦”。
　　　　
　　　　满清统治者对异端思想的警惕性格外高，其实在清初的康熙二年（1653年）就有庄廷龙（加金字旁）一案，但文字狱的真正兴起则在康熙晚期。原因也很明晰：康熙大帝在消灭南明永历政权、平定三藩和灭亡台湾郑氏集团这些玩“枪杆子”的对手后，让他放心不下而又急需整治打击的，就是那些念念不忘明朝故主、时时冷言讥讽满清出身与时政的“笔杆子”了。
　　　　
　　　　1711年即康熙五十年，戴名世《南山集》狱起。这位安徽桐城的才子，怎么也不曾想到，自己九年前出版史料书籍，只是因为采用已死去的一位明朝遗老书中所载明桂王的事情，用了南明永历年号，就被检举揭发，为康熙大帝所怒，结果在两年后被横尸街头；而那位死去的遗老即方孝标也没逃厄运，被戮了尸，还有不少同族人受到了牵连，其中就有因此入狱而写出《狱中杂记》的方苞。
　　　　
　　　　更为著名的文字狱便是雍正年间的吕留良案了。与上案雷同的地方在于，吕留良同方孝标一样，同是明朝有节气的遗老，同是在著述中存在对满清有大不敬的地方，也同是在死后多年才由他人牵连案发的。只是该案在审理过程中极富一些戏剧性，雍正要案情的主角留下做活口，其目的是由他来口诛笔伐来批评指正和引导，以显示自己的英明和大度。他的这一手并不高明，甚至连他的儿子乾隆看来都觉得里面的漏洞不小，于是雍正当时发往地方政府的雄辩大作《大义觉迷录》被收回了，于是当时“被猫放生的老鼠”又被重新抓了回来，还是照杀不误。
　　　　
　　　　根据史料上记载，清朝文字狱众多，著名的除上述例子外，还有查嗣庭、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而其他大大小小的案子更是不可胜数。案中被株连的人众多，遭受的处罚也让人大开眼界。如死人被开馆戮尸，活人被凌迟、斩首、绞死，亲属遭遣戌，妇女被入官等等。这里面，有死不喊冤的，但更多是被牵连的无辜。其实满清统治者们也未尝不知道里面多是冤死的魂，如出题“惟民所止”被诬为就是“雍正无头”的考官，如随意题诗“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的秀才，如自号“古稀老人”但不知此号已被乾隆皇帝“专用”的官员，尽管全家哭喊求救的冤声动天，尽管众多的旁观者们也觉得冤情深重，但清政府仍然要“杀无赦”，他们要的就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让一人漏网”式的“震慑力”。
　　　　
　　　　这种“震慑力”的余威的确巨大，以至于清朝中后期众多的士人以不谈政治为识实务，将大量的聪明智慧用在了文字、训诂、名物的烦琐考证之类学问上，世人称其为“虫鱼学”，这种学问其实与世无益。“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梁谋。”龚自珍看不起这样的文人，但举目之下，有几个文人学士不是如此？
　　　　
　　　　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停滞，一个时代长时期的噤若寒蝉，势必影响到国家民族整体的活力。其实，在年轻气傲的龚自珍准备彻底抛弃那种没有趣味没有意义的“虫鱼学”的时候，却已发现这个国家已经死气沉沉毫无生机，成了一个不仅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都极为缺乏的衰世，甚至还是连才偷才盗都很少见的社会。1820年，正是整个西方世界朝气蓬勃的时候，而在清朝这里嘉庆皇帝为君25年已撒手西去，接替他的新君文（上为曰）宁定下了以后用的年号――道光。就是在这一年，这位中国旧世纪里最后的伟大诗人，在某个城郊的某一个灯火参差的傍晚，走进了深深的芦苇丛中，他劝人千万不要再登高望远，因为他已明显地感觉到：这辽阔的中原大地忽然之间已经是沉沉暮气了――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霭生。
　　　　
　　　　十九年过后，还是这位诗人，只不过早已不再是英姿勃发，而是变得更加抑郁和悲凉，面对长夜难明、万马齐喑的死寂，诗人忍不住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内心呐喊：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尾声
　　　　
　　　　1840年以后的多年，“天公”并没有抖擞，降下的却是无比深重的灾难。然而，惊雷毕竟响了，人材毕竟醒了。但人们醒来时，家园已破，景物已非，国已将不国，整个民族沦落到一种俎上鱼肉的境地。
　　　　
　　　　有人说康熙伟大，我怀疑。
　　　　
　　　　有人说雍正英明，我嗤之以鼻。
　　　　
　　　　有人说乾隆潇洒，我真有些懵懵懂懂了。
　　　　
　　　　但说这是极端自私的一群人，我却相信。
　　　　
　　　　17世纪末，在西欧的岛国英国，资产阶级经过几十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控制了政局，逐步确立了资产阶级国会制度，从而为“日不落世纪”的来临奠定了基础。而在经济落后的东欧俄国，彼得一世开始了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改革，他本人不仅从形象上剔去大胡子换上西装，而且从政治、文化思想和科学教育上全力倡导革新图强。而在清朝，康熙帝在其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后，却是一面将自己极力打扮成儒家文化的倡导者，一面又于无声处时时警惕着全国各地的思想异端，并且不时“凌厉出手”，用“文字狱”的大棒将天下士人打得噤若寒蝉、鸦雀无声。而他所御用的西方学士，不过用其在历法上日食月环之类的准确性而已，其实把这些人当作了朝廷宫中的装饰，至于西方的种种科学技术应用等等，几乎全是扯淡。说康熙和彼得一世是同时代的人，让人感觉有些时空错位。
　　　　
　　　　在18世纪初，文化启蒙和自由思想的火种开始在欧洲大陆上烽烟四起，众多的欧洲青年们开始热衷于“周游列国”式的文化旅程，旅程让这些欧洲青年们强了筋骨、开了眼界、长了精神，继而让这些青年们成为欧洲觉醒和崛起的中坚力量。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移民的相互流动，欧洲各国的文化、贸易开始交流和碰撞，其结果是碰撞出火花，碰撞出真理，最后碰撞出一个列强雄起、生机勃勃的欧洲。而与此同时，西欧诸国正为海上霸权而你死我活、硝烟四起，而中欧的普鲁士也正在悄悄崛起。正是在这个当口，雍正在干什么呢？前文已经提到，这个将各种伎俩玩得飞转的阴谋家，其实心胸格外狭隘，他所做的漂亮事，一是全力围歼那些思想异端的士人，一是严令禁止开采矿产和海上贸易。这样的人，有人歌颂说其统治下的中国如何进步、如何发展，让人如何相信？
　　　　
　　　　18世纪末，法国进行了大革命，巴士底狱这个象征封建专制的堡垒被人民攻占，贵族的特权被废除不久，《人权宣言》得以发表；而随后不久，在新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功成名就的华盛顿力辞他人劝进皇帝位，在总统四年的任期后不愿意在这个岗位上“奋斗终身”而毅然离去……而就是在这个“五洲震荡风雷激”的时代，乾隆皇帝在赚得诸如“十全老人”之类的众多浮名后，在为君称朕六十甲子年禅位后，在继位的儿子面前依然留恋他的皇权，而众多的社会危机正“十面埋伏”于后任者的周围。说乾隆处在这个伟大的时期，说他与华盛顿是同时代的人，让人简直不相信。
　　　　
　　　　然而，在甲申年又一次来临的时候，我又一次想到那棵树，想到了那棵树时，有些事我相信了：同样的时间，会有不同的空间。
　　　　
　　　　17世纪40年代，相隔几万里的东西方两位君主以不同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但这仅仅是另一种开始的一个楔子――
　　　　
　　　　在此之后的近二百年间，东方那个庞大的帝国继续重复着那大而无当的梦，奴性的心理、窒息的思想和腐朽的制度，使两三千年走在世界前列的文明江河日下了，帝国与其说是“沉睡中的巨人”，不如说更像一位“病夫”――只是这“病夫”不光四肢无力，而且脑子也不好了。而西方那个岛国在近二百年的光阴里突飞猛进、日新月异，近代史的第一页先从那里翻开，其人文科技、法制思想和工业革命也在深深地影响着整个世界。
　　　　
　　　　1793年的那个夏天，英国使团驾驶他们的船队远涉重洋来到中国，他们以补贺乾隆皇帝80大寿的名义，拜见了大清帝国的“九五之尊”。乾隆和满朝官员格外重视的，是英国使团如何行礼跪拜，而对其带来的天文望远镜、地理仪器、钟表、船只模型和武器等等东西却表现出不屑一顾的神态。这年秋天，领队的马戛尔尼带着遗憾离开了北京，他十分肯定地说：清王朝好比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胜过邻船的地方，只有体积和外表。并认为英国会从这个国家中捞到好处的。英使团离去40多年后，即17世纪40年代的近二百年后，两个国家第一次进行较量时，东西方早已没了那架“天平”，世界成了一边倒的舞台。
　　　　
　　　　两个国家较量时，虽然大清国也崇尚“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但泱泱四亿人的大国却没有几人知道：世界到底有多大？英国到底有多强？据说，连林则徐、魏源这样“睁眼看世界的人”其实也所知了了。
　　　　
　　　　这次较量，其实也是两个国家二百年积累的一种较量――当初的历史是否是一种前因？但无论如何，后果是有了。
　　　　
　　　　还是那棵树，回首时它已变成了三百六十年前的那棵树。那棵树应该让人警醒，让人深思，让人发奋。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后怕：政治的惰怠、残酷、自私和腐朽，加上大众心灵的冷漠、闭塞、自大和麻木，几乎葬送了一个长时期走在世界最前列的民族。
　　　　
　　　　又一次想到那棵树，使我感觉到一种庆幸：一个经历过掉下悬崖、后又爬出谷底的民族，已变得清醒，正恢复着元气，她渴望着更加强壮与成熟，也就是说，她渴望着新生。

清军南下与被征服者的反抗[转帖]

剃发与留头：两难的决择
　　
　　衣冠发型比命重——江南人民的流血抗争
　
　　弘光小朝廷，腐朽昏庸，人心思变，所以，在清朝打击之下，以摧枯打朽之势，被一扫而亡。对这样一个腐败朝廷，江南汉族人民内心中并不留恋。此外，由于南京人民先前未与满清打过交道，清军处处以令箭宣示“不杀人，不剃发，安民乐业”，所以普通百姓，都对清朝报以厚望。
　　　
　　南明弘光朝廷灭亡后的中国，对满清来讲，形势“一派大好”：张献忠远遁西南，李自成败死湖北，南方各地虽有残明势力分布，权力分散，明朝的鲁王与唐王各派争斗，势同水火，清王朝一下子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
　　
　　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由于投降汉奸的窜掇，满清摄政王多尔衮下达“剃发令”。
　　
　　剃发令一下，以水泼油，九州鼎沸，血如浪流。千万人命，丧于一纸文书。
　　
　　满清剃发，并非入关后才施行。
　　
　　满族为女真人的一个支系，为建州女真。早在宋代，金国人就剃发，高压强迫强迫占领区的汉人剃发。1129年（宋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当时的金太宗就下过这样的强硬命令：“禁民汉服，及削发不如式者，死！”所以在金人统治区，士兵常常窜入市肆，见居民发式稍不如式，立即牵出当场斩首。
　　
　　满族人“发展”了几百年，发型一直没变。满族男子一般是将头顶中间一撮如钱大之头发留长，结成辫子，其余四周发皆剃光，所以称为“金钱鼠尾”。一般来讲，满族人只有“国丧”和“父母丧”内百日不剃，平时，除中间一小撮外，周围头发不能留蓄。
　　
　　努尔哈赤建后金称汗后，强迫被占领区汉人和投降的汉人必须剃发，所以，剃或不剃，成为一种政治性标志。汉人只要剃头，就免死收降，否则就砍头。后金军占领辽阳后，当地汉民成千上万不愿剃头为虏，自投鸭绿江而死（见朝鲜《李朝实录》）。当时当地，汉民有时候被剃发后结果更惨。由于明清方面的拉锯战，剃发汉民常被明军杀死，士兵们割头后冒充满人首级去“报功”。皮岛的毛文龙，当时就杀了不少剃发的汉人，然后拿着首级向明廷邀赏。
　　
　　皇太极继位后，杀人方面有所收敛，但对剃发则要求更严。惟一例外的是，朝鲜由于向满清投降早，作为一种特殊礼遇，皇太极对这个附庸国表示宽大：冠履不易，可以免剃。
　　
　　皇太极之所以如此强调剃发，正源于这个虏君读过书，对历史上的女真帝王金世宗非常钦佩。他坚定认为，女真如果汉化，后果肯定会速亡。相较汉族，蒙古诸部没有易服剃发之忧，他们头顶上的头发也剃，不过是留方梳双辫，所以后金时代满族与蒙古诸部虽然恶仗连连，其间的感情却很好通融、联系，日后就成为“满蒙一家”。
　　
　　清军初入关，占领北京后不久，即发布剃发令。由于吴三桂等明朝降官劝说，加之北京及周围地区人民反抗连连，多尔衮不得不收回成命。但是，他对率先剃发的明朝兵部侍郎金之俊等人，还是表现出特别的信任。所以，清军入据北京后，好长时间内，明朝旧官变成清朝官员，仍旧身穿明服，冠裳不改。
　　
　　清军进入南京城，豫王多铎还对率先剃发献媚的明朝都御史李乔加以斥骂：“剃头之事，本国相沿成俗。今大兵所以，剃文不剃武，剃兵不剃民，尔等毋得不遵法度，自行剃之。前有无耻官员，先剃求见，本国已经唾骂！”
　　
　　但是，当北京的多尔衮得知南京已定，又有汉臣孙之獬紧劝，他即改变初衷，于六月十五日让礼部在全国范围内下达“剃发令”。
　　
　　南明弘光朝覆亡后，以钱谦益为首的明朝朝臣多送款迎降，劝多铎说：“吴地民风柔弱，飞檄可定，毋须再烦兵锋大举。”
　　
　　虽然文人无骨，此话水份也不是太大。除了太仓农奴为了抢夺先前的主人造过几次反外，江南大地一时还真没什么对清军太大的袭扰。各地乡绅为了自保，也纷纷在城墙上大书“顺民”二字，向清军降附。钱谦益与各地乡绅的信中，也称大清“名正言顺，天与人归”。尤其是对扬州大屠杀的恐惧，一向生活安逸的江南人民，在心理上确实产生了极大的震撼，开始认真思考顽强抵抗后的毁灭后果。
　　
　　让人极其骇震的是南京和扬州的结果昭然在目——“扬州十日”杀了八十万人；南京在弘光跑后，由赵之龙、钱谦益等人手捧明境图册和人民户口向清豫王多铎行四拜礼献降，二十余万兵马束手投兵。清军兵不血刃，果然没有大行杀戮——这两种截然不同的遭遇，确实为江南士绅民众在心理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日本人在1937年的南京大屠杀实际上也是天皇裕仁那个相貌猥琐不似人君的王八蛋和日本大本营默许的，其目的也是想效仿满清当时的大屠杀以达到“震摄”中国人心理的目的。殊不料，世易时移，中华民族心理日益坚强，大屠杀反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之抵抗决心）。
　　
　　孙之獬，山东淄川人，明朝天启年间中进士。此人因人品低下，反复无常，一直郁郁不得志。清军入关后，这老哥们求官心切，是第一批摇尾乞降的汉官，并当上了礼部侍郎。
　　
　　为报新主提拔之恩，他一时间又想不出什么平定大计，孙之獬在让全家女眷全部放大脚之后，就走个“偏门”――主动剃发。
　　
　　孙之獬老小子前脑门一溜精光，后面也拖个大辫子，穿上一套四不象的满服，施施然来，上朝时想博个满堂采。
　　
　　不料，当时汉人官员人仍是博冠大袖，汉人装束，见这么一个老狗不伦不类，都心中觉得可笑又可鄙，扬袖把他排挤出班；满族官员自恃是统治征服民族，也都纷纷脚踢笑骂，把他踹出满班。
　　
　　恼羞成怒加上气急败坏，孙之獬下了朝后就立马守了一道奏章，向清世祖建议在全境范围内给汉人剃发，其中有几句话直挠清帝（也就是当时摄政的多尔衮王爷）心窝：
　　
　　“陛下平定中原，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之从陛下也！”
　　
　　清帝顺治当时年仅7岁，全权大事全部由摄政王多尔衮一人说了算。多尔衮等人本来就是北方武人性格，被孙之獬这一阴激，深觉其言甚是有理。而且，早在比1644年多尔衮入关之前，满人大学士希福已在盛京向朝廷进献了满文写的辽、金、元三朝史料，想使这些过往“异族”入主中原的历史经验“善足为法，恶足为戒。”其中最主要的警示，就是防止上层“汉化”。特别辽、金两朝，“汉化”最终导致了皇族的消沉和委琐懦弱。
　　
　　孙之獬的进言，正好挑起多尔衮的警惕之心，他想先从形式上消除“汉化”的潜在危险——好！我先下手为强，先给全体汉人先来个“满化”，强迫剃发！
　　
　　恶法逼人，本来渐趋平静的江南地区顿时如水入沸油般四处暴散起反抗的怒潮。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得毁伤”。一直以孔孟伦理为原则的中国人，无论官绅还是普通百姓，都不能接受自己在形象上变成野蛮的“夷狄”。遥想前朝，即使是统治中国近百年、残暴横行的蒙古统治者，也从未下令要汉人改变装束。
　　
　　一朝天子一朝臣。以家族宗法儒学为源的中国人，或许能把朝代兴迭看成是天道循环，但如果有人要以衣冠相貌上强迫施行历史性的倒退，把几千年的汉儒发式和盛唐袍服变成“猪尾巴”小辫，这不仅仅是一种对人格尊严的侮辱，简直类似精神“阉割”的大痛。而且，在明朝人心目中，以这种“夷狄”形象活着，死后一定有愧于祖先，再无面目见先人于地下。
　　
　　如果从文化、财产、等级等等方面，士大夫和平常民众还存有歧异的话，在这种保卫自身精神和风俗的立场方面，所有的汉人，几乎都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
　　
　　原本已经降附的地区纷纷反抗，整个中国大地陷入血雨腥风之中。连真心归附清朝的汉人学者，也在笔记中纷纷不平地记述道：
　　
　　“我朝（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其实朱元璋下令是遵依唐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服大袖，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剃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孙之獬）羞愤上书……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国之民无不人人思螳臂拒车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野草，皆（孙）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研堂见闻杂记》）。
　　
　　不过报应真迅速。三年多以后，因为受人钱财卖官，孙之獬受弹劾，被夺职遣还老家淄川。天道好还，这老贼恰好赶上山东谢迁等人起义。义军攻入淄川城，孙之獬一家上下男女老幼百口被愤怒的民众一并杀死，“皆备极淫惨以毙。”
　　
　　1645年六月二十八日，清廷再次传谕：“近者一月，远者三月，各取剃发归顺。”这样一来，剃发就成了绝对命令。
　　
　　如此野蛮的“留发不留头”，引发了江南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从苏州开始，抗争怒潮波延而起，常熟、太仓、嘉定、昆山、江阴、嘉兴、松江，处处义旗，人人思愤。清军王爷多铎大肆镇压，江南胜地，屯时变成血流成河。
　　
　　“华人变为夷，苟活不如死”。悲愤之下，江阴这个素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城市，人民纷纷起义，誓死不剃发，不投降，并推举前明典史阎应元入城主政，紧闭城门，拒不开门。
　　
　　江阴剃发，非常有戏剧性。本来，清军派一位二十多岁的投降清朝的前明进士方享为江阴县令。此人自以为是“运筹帷幄”诸葛亮，穿一身明朝服装，只带二十多个家丁，前来江阴当“接收大员”。
　　
　　剃发令下，江阴诸生百余人，率领民众约万人，到县衙请求免剃。方享不知死，犹拿架子端坐堂上，唤衙役下堂收取兵器。这时，他的老师无锡人苏某恰好来贺学生当官，见民众议论纷纷，便入堂大骂：“这些奴才，留发不留头，个个该砍！”
　　
　　一句话，激起众愤，百姓大噪：“打死这个降贼喊捉贼！”你一拳我一脚，立毙老贼，然后拆下门板焚尸。
　　
　　方享犹大呼，被众人抓住，关入牢狱。清军攻城时，这个强迫百姓剃发的河南籍美少年汉奸书生，被江阴人民活活打死。
　　
　　一不做，二不休，民众忽然想起在同察院还有四个与方享同来的满洲打扮的军人，据说是清政府派到江阴监察剃发的，于是众人持刀，冲入同察院。这四个“满洲兵”，刚入江阴时满口叽哩哇啦地讲满语，当庭食生肉，随地大小便，睡觉也是铺块席毡倒地而卧。众人杀入时，他们还发箭抵挡，但很快皆被生擒。
　　
　　仔细察搜，大家发现这四个人是“假鞑子”，他们外表装凶蛮，可内屋里面床帷灶釜，皆精致无比。枪捅脚踹之下，四个人立刻满口苏州话：“我们本来是苏州人，不是鞑子，爷爷们饶命！”
　　
　　民众闻言更恨，几个肉贩上前，用刀碎剐四人。
　　
　　四人临死哭嚎：“方县令害我们，让我们假扮满兵吓唬人……”
　　
　　阎应元被江阴人民推为城主后，想尽办法守城，歼毙清军无数，致使清将咬牙切齿发狠说：
　　
　　“我们一路得北京，下南京，未尝费力。江阴拳大的地方，怎敢如此抵抗！”
　　
　　清廷震怒，刘良佐、李成栋、土国宝等降将以及满将石堪、博洛等人统二十万大军，把江阴城团团包围。
　　
　　刘良佐骑马，环城高喊，让江阴人投降。阎应元凭城大骂：“我只是一个小小典史官，尚为国尽忠。汝为朝廷侯伯高官，不能以死报国，如今还有脸面来见江阴父老！”于是，阎应元大书一帜：“留千古半分忠义，存大明一寸江山。”
　　
　　刘良佐惭甚。但是，为了向满清主子有交待，他“发明”用三层厚牛皮作的攻城皮帐，让士兵躲在下面，进逼城墙。
　　
　　牛皮坚韧，城上矢石投之，皆反跃弹起，不能射入。
　　
　　阎应元派人取人粪和以桐油煎煮，在城头上煮开后立即泼下，牛皮帐顿时被烫穿，下面的清军，非死即伤，损失数百人，一轮攻城只能告歇。
　　
　　相持数日，清军无法破城。
　　
　　忽一日，清军见江阴城门忽洞开，以为有人献城接应，立即开始进攻。城中百姓在阎应元事先安排下，皆伪降。有清军将领占据官署，以为得计。
　　
　　没高兴多久，江阴士民伏兵大发，有壮士挟双斧，舞动如飞，杀入官署，一斧砍下清将头颅，然后大呼杀出。伏兵四合，江阴人民又杀掉入城未及逃跑的数百清兵。
　　
　　阎应元布疑兵于城外江岸之上，“大明忠义营”字样的灯笼此起彼伏，引诱清军来攻。清军发兵，却不见一人。疑惑之中，江阴城中有民兵缒城而下，主动劫营，趁乱杀死不少清军。
　　
　　混乱之中，先前杀掉高杰降清的老汉奸许定国竟然也被砍去脑袋。

　　阎应元为人，躯干丰硕，双眉卓坚，目细而威，面赤长臂，活象关云长的长相。每次巡城，他身后皆有一人手执大刀跟从，貌类周仓。清军中的满人都喜欢听《三国演义》，他们在城下望见，更是心怀凛凛，以为阎应元是关大刀转世。
　　
　　延至八月二十一日，由于清军从南京运来二十四门巨炮，连轰连击，江阴城墙倒塌数处，清军趁机攻入，江阴失陷。
　　
　　江阴义兵皆血战而死。城内男女老少，争相赴水、投火、自刎、上吊自杀。
　　
　　清军连杀二日，直到找不到活人才封刀。
　　
　　江阴一城，共有近二十万人被杀。
　　
　　积尸如山，流血漂石，难怪时人作诗叹息：“提起江阴城破日，石人也要泪千行。”（《江山孤忠录》）
　　
　　阎应元知事不济，提笔沾墨，在东城敌楼门上题字：“八十日带发效忠，表太祖十七朝人物；十万人同心死义，留大明三百里江山。”
　　
　　题讫，他上马提刀，杀清兵数十人，最终身负重伤，摔于马下。
　　
　　挣扎间，阎应元拨刀自刺已胸，跃投湖中，有义民上前援救。恰好，刘良佐手下兵卒忽至，大呼“阎公乃刘将军老友，一定要活人！”于是，阎应元被押入佛寺，去见刘良佐。
　　
　　刘良佐见阎应元至，跃起近前，手拍阎应元肩膀大哭。
　　
　　降将汉奸，嚎声啕啕，泪水涓涓，真不知他当时心中何思何想。
　　
　　阎应元怒斥：“哭为何来，事已至此，只有一死，速杀我！”
　　
　　未及刘良佐劝降，清朝豫王多铎本人突入佛寺，坐于堂上，点名要阎应元投降。
　　
　　大英雄挺立不屈，背对多铎，骂不绝口。
　　
　　刘良佐忽然变脸，为向满洲主子表忠心，他抢过一个士卒的长枪，直刺阎应元大腿，把英雄刺仆于地。
　　
　　血如泉涌，阎应元依旧大骂不屈。
　　
　　日暮时分，阎应元被押至栖霞阉，虽然因失血过多而奄奄一息。他仍旧高呼“速杀我”不绝。
　　
　　多铎闻之恼怒，命刘良佐率人，酷刑处死了阎应元。
　　
　　大明烈士，一魂冲天。`
　　
　　昆山方面，本来局势平静，剃发令下，人心大骇，民众争起，杀掉清军委任的地方官员，烧掉县衙，并把巡抚官署一把大火烧为平地。

　　清军将领李延龄受李成栋指派，以铁骑围城，先杀义民数千。而后，清军入城，开始屠城，大杀三天，方下令“封刀”————“是两日天气晴明，而风色惨淡，空中无一飞鸟，暮皆大雨，震雷轰烈……初八日，王师（清军）拘掠千艘，载虏获西去。约计城中男妇踰垣得出者，十无一二。巧掩得全者，百无一二。骤遇炎雨，尸皆变色……其死亡状，有倚门、卧床、投阁、扳槛、反缚、攒捆、压木柱、斩首、斫颈、裂肩、断腰、剜肠、陷胸、肢解、才磔种种之异，以至悬梁挂树，到处皆是；井坎池潭，所在皆满，呜呼惨矣！”（吴伟业《鹿樵纪闻》）
　　
　　再讲嘉定。
　　
　　1645年7月底，李成栋率所部五千多人向嘉庆进逼，在路上就开始奸淫杀烧。
　　
　　嘉定居民在明朝进士黄淳耀等人带领下，用大木、巨石填塞城门，誓死拒守。
　　
　　8月中旬，李成栋猛攻嘉定城北的娄塘桥，杀死上万民众。8月24日夜，由于天降大雨，城上不能张灯，李成栋趁黑，派兵潜伏于城根下挖地道，在其中暗埋火药。
　　
　　黎明时分，李成栋用大炮猛轰，引燃火药，“地裂天崩”，城墙倒塌，清军乘间烽涌而上。由于清军军士从屋顶上奔驰，一时间通行无阻。最终，城内难民逃生不得，皆纷纷投河死，河水为之不流。
　　
　　黄淳耀兄弟奋战力竭，最后相对自缢殉国。
　　
　　由于李成栋的弟弟李成林在此之前在一江伏击战中被杀死，出于野蛮的报复之心，他下令部下屠城。“（李）成栋持刀，下令屠城，约日入后闻炮即封刀。时日暑正长，各兵遂得悉意穷搜，家至户到……”（吴伟业）。
　　
　　清军受命，挨家挨户，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从棘，必用长枪乱搅，一心要杀个鸡犬不留。
　　
　　当时的惨景，有亲历者朱子素的《嘉定屠城略》作证：“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一幅活的人间地狱图。
　　
　　清军遇见年青女人，就当众白昼轮奸。如遇抵抗的妇女，这些人形兽物就用长钉把抵抗妇女的双手钉在门板上，然后再肆行奸淫。
　　
　　一顿杀戮过后，李成栋属下四处劫掠财物。他们见人就喊“蛮子献宝”，随手兜头一刀，也不砍死。如果被砍人拿出金银，清兵（其实是前明军）就会欢跃而去；那些腰中金银不多的居民，必被砍三刀，或深或浅，刀刀见骨。当时，“刀声割然，遍于远近。乞命之声，嘈杂如市。”
　　　　
　　此为嘉定一屠，共有近三万人被屠杀。
　　
　　几天之后，有一名叫朱瑛的义士聚集逃跑于周遭的民众共两千多人，重新回到嘉定，处死归降清军的汉奸和清军委派的官吏，在葛隆一带设伏消灭了李成栋的一支小分队。
　　
　　气恼至极的李成栋忙率军回攻嘉定，并在路上把葛隆和外冈两个镇子的居民全部杀光。被民众赶走的清军委派的县令浦嶂为虎作伥，领着李成栋军士直杀入城里，把许多还在睡梦中的居民杀个精光，积尸成丘，然后放火焚尸。
　　
　　这位汉奸浦嶂不仅把昔日几个朋友娄复文等人整家杀尽，还向李成栋进言：“若不剿绝，必留后患！”清军杀得兴起，嘉定又惨遭“二屠”。
　　
　　二十多天后，原来南明的一个名叫吴之番的将军率余部猛攻嘉定城，周边民众也纷纷响应，竟在忽然之间杀得城内清兵大溃出逃。
　　
　　不久，李成栋整军反扑。吴之番所率兵民大多未经过作战训练，很快溃不成军，吴将军自己提枪赴阵而死。
　　
　　李成栋军第三次攻城，不仅把吴将军手下数百士兵砍杀殆尽，顺带屠杀了近二万刚刚到嘉定避乱的民众，血流成渠，是为“嘉定三屠”。

　　经过如此惨酷的“三屠”，江南大部分地区远近始剃发，自称大清顺民。
　　
　　可见，血海肉山，杀戮淫威下，终于使反抗的烈焰渐趋熄灭。李成栋因为这些“赫赫”功劳，被清朝提拔为江南巡抚。不久，清廷把他调往东南，派他去平灭南明的另一个皇帝隆武帝。
　　
　　

毛泽东与江青结婚,中央有无"约法三章"? [转帖]

在谈到江青和毛泽东结婚问题时，不少人提到中央政治局有“约法三章”，即对江青限制性规定“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等。因此，这一说法流传很广，迄今不断。那么到底这个说法是真是假呢？

　　1998年，曾任江青机要秘书的阎长贵回忆，“我曾询问过人们普遍认为对毛泽东了解最多的汪东兴、张耀祠，他们都说没听过这件事。”同时，他还查询了相关的文字资料。

　　两部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和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毛泽东传（1893—1949）》对毛泽东和江青结婚之事，都只作了简单记载，根本没有提到“约法三章”。为此事，阎长贵向《毛泽东传》中有关这部分的作者询问，得到的回答是：没有“约法三章”的档案；如果有，我们不可能不提到和作出应有的说明。

　　同时，据《张闻天年谱》上卷记载：“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党内一些同志对他本人生活的意见，规劝他不要和江青结婚，毛泽东见信不悦。”对这个记载，该书加了个注，说：“当时在延安的一些老党员，听说毛泽东要和江青结婚，议论纷纷，有的还写信给中央。这些意见都汇集到党总书记张闻天那里，张综合了大家意见便写信给毛泽东。据张的妻子刘英回忆说：‘信是让警卫员送去的。毛读后大怒，当场把信扯了。’”

　　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问题上中央的态度和做法，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了解情况比较多。如果确有“约法三章”，刘英当时就可能知道；即便当时不知道，在她和张闻天的长期共同生活中，也不可能没议论过这个问题；2002年刘英去世，直到那时她都没谈过什么“约法三章”的问题。

　　后来，宋任穷在给《叶子龙回忆录》作序时说：叶子龙“是十分了解毛泽东的人物之一”。他从1935年起担任毛泽东的秘书，一直到1962年，他们朝夕相处共27年。1938年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叶子龙正在毛泽东身边。他们的婚宴，也是叶子龙张罗操办的。关于毛泽东和江青的婚事，叶子龙说：“……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多次接待江青，他们于1938年夏天以后就生活在一起了，没有举行什么结婚仪式。当时处于战争环境，结婚一般也不举行婚礼，当事双方写个申请，由领导签字批准就行了。毛泽东与江青生活在一起是中央几位领导研究同意的，由江青照顾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而对于“约法三章”，叶子龙没有谈及。

　　而从江青担任职务方面来看。1947年中共中央撤出延安、转战陕北时，留在陕北的江青被任命担任中央直属大队政治协理员，做思想政治工作——职务虽不高，但确实是党内政治职务。

　　建国后，1951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宣传部、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党组就机构设置和人员配备向中央报告，其中提到拟调陶鲁笳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拟任江青为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对这个报告，毛泽东作了如下批语：

　　乔木同志：

　　此件很好，可照此实行。惟赖若愚调总工会为秘书长，陶鲁笳是否能调出待考虑，江青是否适宜做处长也值得再考虑一下。

　　毛泽东

　　十一月十六日

　　史实证明，江青是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的。

　　1956年由周恩来提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江青为毛泽东的五大秘书之一（级别为副部级）。

　　如果在毛泽东和江青结婚时中央政治局确有限制江青的“约法三章”，“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以上关于江青的历次任命不都直接违反这个“约法三章”吗？究竟是有“约法三章”，还是党的组织屡屡违反？这个“二律背反”不容回避，二者必居其一。阎长贵认为，结论只能是根本不存在什么“约法三章”。

　　通过所有书面文字上所讲，阎长贵再次提出，连总书记张闻天当时都认为，结婚“是私人问题，别人不便干涉”，而以他为首的中央政治局反而要以组织名义做出“干涉”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约法三章”，这显然是不可能的。而所谓限制江青，同时也就是限制毛泽东，不论从他们结婚时即1938年毛泽东的地位来说，还是从毛泽东倔强的性格来说，当时的中央政治局能够提出和作出人们熟知的所谓“约法三章”吗？同样也是不可能的。再说，江青是那种肚里不藏话的人，如果真的有什么“约法三章”，她在“文革”中早就捅出来，并用她掌握的权力整人了，哪里还等到她被打倒后让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议论这个问题？总之，“约法三章”这桩公案仅仅只是“轶闻”罢了。（摘自《同舟共进》　阎长贵/文）

1949年北京，一夜跳出火坑的姐妹[转帖]

贺振扬

一、 一夜消灭娼妓，封闭妓院

偌大一个北京城，要在一夜之间消灭延续了千百年的娼妓，封闭所有妓院，人们也许会认为是天方夜谭。

然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1949年，北平（后改为北京）和平解放后不久，毛泽东同志率领党中央从西柏坡来到了北平。毛主席在香山别墅。当时，北平的社会情况极其复杂，国民党不仅留下了大批残碴余孽，而且安插了不少潜伏特务，他们四处造谣惑众，暗地里进行反革命活动；各种散兵游勇，地痞流氓，土匪帮会组织，也兴风作浪，唯恐天下不乱。一贯重视调查研究的毛泽东同志，经常在晚上，带上三两个身边工作人员，乘一辆美式吉普车，进城观察，了解北京的社会情况。有一天晚上，他乘坐的吉普车刚拐入一个胡同口，便被吵吵嚷嚷的人群堵住了。原来是一个妓院老板正在毒打一名小妓女。小妓女十五、六岁年纪，脸色苍白，弱不禁风。但老板却不顾她体弱有病逼迫她接客，她经受不了蹂躏便逃出来。刚逃到胡同口，四肢无力，便跌到在地。就在这时，老板带着一帮打手正好赶到。他们一拥而上，对小妓女一顿拳打脚踢，打得她哇哇直叫，满地打滚。面对这残酷的一幕，毛主席愤怒之至，紧握的拳头狠狠地砸在吉普车的靠背上，马上叫卫士去制止老板和打手的恶行。

回到双清别墅，毛主席的心情久久难心平静，在窗前不住徘徊，一支接一支抽烟。

不久后的一个晚上，时任北平市委书记的彭真，也经历了令人辛酸的一幕。那天晚上，彭真和市委有关人员来到前门外“八大胡同”一带考察时，有意去了解一家妓院的情况。当彭真问到一位年仅15岁的小妓女的情况时，小妓女伤心极了，失声痛苦，含泪讲起她被人贩子拐卖到妓院的伤心经历，讲起在妓院饱受摧残苦不堪言的生活，老板规定她每天要接10多名客人，而她一天所得仅仅是四个窝窝头。稍有不众，非打即骂。彭真听后，激愤异常地对同去的工作人员说：他们如此摧残妇女，把妇女不当人，实在太叫人愤怒了，我们****能坐视不管吗？

彭真很快向毛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本来对事已非常气愤，听了彭真的汇报，更加忍无可忍，当即召来新任公安部长罗瑞卿，严肃地指出：我们****决不能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一定要把房子打扫干净。

罗瑞卿对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娼，历来深恶痛绝。听了毛主席的指示后，更加深感责任重大，当即回答：“主席，我马上部署，一定要把北京妓院通通关闭。”

为了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切实加强领导，尽快消除北京的娼妓，公安部迅速成立了党委，罗瑞卿任书记，杨奇清任副书记。

1949年11月12日，身为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罗瑞卿，在北京市公安局召开了一个紧急集体办公会议。罗瑞卿在会上强调指出：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绝不能再允许卖淫嫖娼这种旧社会的丑恶现象存在，必须迅速封闭全市所有妓院，依法惩处那些罪大恶极和血债累累的妓院老板。他同时指出，封闭妓院一定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听取人民代表的意见，并作出决议，我们再具体行动。会上按照罗瑞卿的指示，起草了一个在北京市立即封闭妓院的提案，报北京市委、市政府批准后，立即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作出决议。

11月15日，北京市委、市政府作出决定，由公安局、民政局、妇联三家联合组成“取缔妓院指挥部”，罗瑞卿任总指挥，市民政局局长董汝勤、市妇联筹委会副主任杨蕴玉和公安局治安处副处长武创辰任副指挥长。

11月16日，总指挥部召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处理老板、领班和收容、处理妓女的方案。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还成立了由公安局、民政局、卫生局、妇联、人民法院、企业局等有关单位组成的“妓女处理委员会”，分工负责在妓院封闭后，对妓女的教育改造安置和对妓院老板、领班的惩处。

11月21日，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封闭妓院的决议》。

北京市委书记、市长聂荣臻立即报告了毛主席。

毛主席听了报告后，高兴地说：“这个决议很好！”

当天下午5点，聂荣臻市长向罗瑞卿发出了封闭妓院的命令。

晚上8点，在罗瑞卿的统一指挥下，由全市各单位抽调来的2400多名干部、民警和公安总队战士组成的行动队，分为27个行动小组，出动37辆汽车，扑向有妓院分布的5个城区和东郊、西郊的224家妓院。由卫生部组建的一个带着消毒药水和有关药品的消毒组，也随行动队一起进发。

身经百战的罗瑞卿，深深懂得：擒贼先擒王。当天下午5点，当他接到聂荣臻的命令后，立即向全市各区公安分区发出了必须晚上8点以前，以开会学习的名义，将全市所有妓院的老板、领板一个不剩“请入”各区公安分局，向他们宣布封闭全市妓院的决定。同时，严肃地指出他们的罪行，他们必须老老实实向人民政府交代自已的问题。由于事前侦察工作作得周密细致，全市224家妓院的442名老板、领班、无一漏网。对那些罪大恶极的家伙，当场宣布立即逮捕，押送北京市公安局警法科看守起来。这一举措，对其他人震慑很大。

按照罗瑞卿的部署，行动队采用了“围而攻之”的战术。各行动小组首先在妓院附近和胡同口布置内外双层包围，由化妆的便衣和武装民警进行戒严，各妓院门口则由武装民警把守，妓院所在胡同有民警巡逻，严禁其他出入，以防坏人捣乱和破坏。随后，行动队员按事先分工进入妓院 ，将所有妓女和嫖客集中到一个大房间里，向他们宣布市政府封闭妓院的命令，他们必须服从总指挥部的安排，不得违抗。同时向妓女宣传人民政府的政策，向她们说明其所以封闭妓院是为了把备受摧残的妓女救出火坑，解放妇女；并向她们承诺，人民政府将为妓女提供生活出路，妥善安置，尽量解除她们的心理压力和各种顾虑。对抓获的嫖客，在查清身份，一一登记之后，经过批评教育予以释放。妓院的女佣、茶房等人则遣散回家。

经过4个多小时紧张战斗，各行动小组按计划将全市224个妓院，1288名妓女，经过消毒后，集中到8个妇女生产教养院。妓女送走后，行动队的工作人员立即对妓院财产进行清点登记造册。凡属老板、领班的财产，一律予以没收。妓女的所有私有财物，原地封存不动。所有事宜处理停当后，在各妓院大门上贴上北京人民政府的封条。

11月22日凌晨5点，北京市所有妓院全部封闭。在古城北京延续了千百年的娼妓，一个晚上就被****人一扫而光。

当天上午，罗瑞卿将封闭妓院的情况，向周总理作出汇报。周总理听后非常高兴，称赞罗瑞卿干得好。接着，周总理立即向一直关心此事的毛主席进行了报告。

二、 获得新生后，成了国家的新主人

妓院封闭后，在北京城引起了巨大震动。人民群众拍手称快，特别是广大女工反响强烈。她们说：“人民政府一举消灭这种罪恶制度，使受苦受难的姐妹跳出了火坑见了青天，这可是盘古开天第一回。”不少老人更是深有感叹地说：“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千百年来无法办到的事情，****一来就办好了，真是伟大啊！”

但是，封闭妓院，把妓女集中起来，还只是工作的第一步。而要通过教育改造，使她们脱胎换骨，真正成为新人，则还有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要做。

由于她们都在妓院这个五毒俱全的黑色染缸里经过长期浸泡，不断遭受蹂躏欺凌，加上文化都很低，极容易上当受骗。当时，妓院老板、领班等人，为了继续控制妓女，散步了很多谣言，说什么“所有妓女都要送到煤矿去和煤黑子配对”，“一个妓女要伺侯十个伤兵”。“妓女财产都要没收”等等，使她们忧虑重重，特别是大量中下档妇女，好不容易积攒了一点钱财，听说都要没收，更是忧心如焚。有的人又哭又叫，甚至有人偷偷在墙上打洞，伺机逃跑。

为了稳定她们的情绪，妇女生产教养院的80多名工作人员全都把她们当成姐妹看待，在称呼上也一律以“学员”相称，始终坚持耐心教育，热情感化，反复向她们宣传、解释、党和政府对待她们和对待妓院老板、领班截然不同的政策。同时，及时组织她们回到已经封闭的妓院去取回各自的财物。当她们看到自已的所有财物、衣物、手表、金银玉器，都原封不动摆在原处，个个笑逐颜开，她们激动地说：“****真是讲信任，说到做到。要是国民党的兵进了妓院，不抢光拽光才怪呢！现在我们放心了。”

妓女集中后，北京市政府立即责成市卫生局，从全市各大医院抽调了60多名医术精、思想好的医务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对所有妓女进行一次认真普查。结果发现，95%以上的人都患有性病，有的人还患有梅毒、淋病等多种性病。这些见不得人的疾病，长期折磨、摧残着她们的心身健康，备受社会岐视。为了尽快治好她们的病，医疗队经过调查研究和综合分析，最后决定由北京医学院胡传揆教授和北京市性病研究所所长林子扬大夫等著名医生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精心制订出治疗方案。参加医疗队的医务人员，怀着对她们的深切同情，满腔热情为她们检查和治疗，付出了辛勤劳动和大量心血。仅仅在短短的突击治疗期间，就为她们注射了13000多针，平均每人超过10针，有的护士因为加班加点注射，手上都磨出了血泡。当时，人民共和国刚刚建立，国家百端待举，百废待兴，财政非常困难。为了迅速医治她们的疾病，北京市政府拨出一个多亿人民币（旧币，折合小米约12万斤），用于她们治疗。经过医务人员的辛勤劳动和精心治疗，很好治好了她们身上的疾病，身体好了精神面貌也变了。使她们亲身感受到****和人民政府对她们的关心、受护，不少人激动地说：“要不是****和人民政府，谁会拿这么多钱为我们治病！在旧社会多少姐妹病死、烂死也没有人管，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

旧社会的妓女，大多数出身贫苦。她们或因家庭所迫被卖到妓院，或被人贩子拐卖进妓院。她们接触的是旧社会最丑恶最龌龊的生活，她们是被欺凌被侮辱被压迫的群体，是压在社会最底层的“下贱者”。因此，她们的思想被腐蚀灵魂被扭曲。要提高他们的思想觉悟，矫正她们的人生坐标，使她们首先在思想上站起来，不仅要对她们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教育工作，还要使她们懂得受苦受难的根源，看清老板、领班恣意蹂躏、摧残她们，榨取她们血脂血膏的丑恶嘴脸和残酷手段。为此，妇女生产教养院层层召开控诉会，让受害最深的“学员”对老板进行面对面控诉。这种控诉会开了很多，效果很好。其中影响最大的最大的是斗争妓院老板黄树清和他的姘妇、妓院领班黄宛氏的控诉会。黄树清外号“活阎王”，黄宛氏外号“母老虎”。他们开设的妓院里有30多个姐妹，其中受害最深、摧残最烈的是吴新生和杨爱华。经过启发动员，她们二人毅然上台揭露和控诉了30多位姐妹被他们折磨、欺凌、摧残的斑斑血泪。他们手下的30多个姐妹，无一例外都是先被黄树清强奸，再被迫去接客。稍有不从，便惨无人道地用烧红的火筷子、火钳、火钩子在身上熨，用粗杂木棍、铁丝绳子毒打，姐妹们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仍不住手。有一小翠姑娘，被“母老虎”摧残得快要死了，他们便用破毛巾堵住嘴巴，再把她装进麻袋里，拖出去活埋。当时，小翠还在麻袋里挣扎叫唤：“我还没死啊！”可谁也不听。还有4个姐妹，因患了严重的性病，已不能接客，“活阎王”和“母老虎”竟无人道地把她们活活弄死······

两位学员的血泪控诉，使所有学员群情激愤，愤怒的口号声和凄惨的哭嚎声充斥了整个会场。

这次控诉会使学员们受到了深刻教育，思想上震动很大。后来，黄树清和黄宛氏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处死刑。学员们都感到出了一口恶气！为了满足她们的要求，教养院特意选派了50多名学员随囚车去刑场，亲眼看到了这两个罪大恶极的魔鬼被人民政府执行枪决的可耻下场。她们说：“****人民政府为我们报了仇，雪了恨，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改造旧思想，努力做一名新中国的新主人。”

为使学员们更好地与社会沟通，从而提高她们的思想觉悟和重新做人的信心，妇女生产教养院还请来了田汉、赵树理、马少波、洪琛、辛大明等著名作家、戏剧家、演员、新闻工作者和社会各界知名人士，来看望、慰问她们，和她们交谈，一起参加控诉会，倾听她们的心声，送给她们进步图书、文化和生活用品；全国妇联和北京市妇联的领导同志，也来妇女生产教养院看望她们，了解她们思想，使她们深深感受到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她们这些在旧社会最被人瞧不起的“下贱人”，今天都受到了社会的尊重，第一次感受到了人间真情。

文艺家们听了她们的血泪控诉后，心情都难以平静，他们商议编一个大戏，真实地反映学员们在旧社会经历的苦难和在新社会感受的巨大变化，用她们亲身经历的活生生的事实，教育她们，使她们认识到新旧社会的本质不同，并以此引起社会对她们的的关心爱护。学员们知道后，一致赞成。于是，大家推举著名戏剧家马少波执笔，很快就创作出大型话剧《千年冰河开了冻》。由学员们自已演出，演出她们熟悉的事，爱憎分明，演得十分认真，加上著名戏剧家洪琛的精心导演，很快在社会上公演，且一炮打响，反响非常强烈，以致引起了社会各界和高层领导的关注。让学员们最难忘的是，有一天晚上在北京市委礼堂演出，朱德总司令在彭真、刘仁等北京市委主要领导的陪同下，亲自来观看演出。朱总司令和学员们坐在一起，这使她们感受到只有毛主席、****领导下的新中国，自已才有了人人格和尊严，个个感到激动、自豪和幸福。在演出快要结束时，学员们激动得热泪盈眶，她们放开喉咙和台上演员同声高唱：“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伸，姐妹们今天要站起来，挺起胸膛做主人”。全场观众以热烈的掌声，祝福她们获得新生。

转眼到了1950年春天，学员们在妇女生产教养院的学习即将结束。

为了使她们更好地走上人生的新起点，妇女生产教养院制订了一系列对学员负责到底的规定。如，凡是回家的学员，必须由家人拿着当地政府的书面证明亲自来接，以使她们安全回到亲人身边；凡是要求结婚的，所找的对象，先由妇女生产教养院帮助了解，一是必须有正当的职业，以保证婚后生活有来源；二是家中不能有妻子，以保证一夫一妻；如果是丈夫来领的，必须经卫生部门检查没有性病，否则必须治好再来接人等。离院前，为她们举行欢送会，赠送一些小礼品。这些规定和妇女生产教养院所做的大量体贴入微的工作，使学员们深深感到，人民政府确实是真心实意关心她们，处处为她们着想，她们从心底里感激****和人民政府。

截止1950年7月底，所有在妇女生产教养院的1316名学员（统一行动后又收容了28名妓女）中，有596人和工人、农民以及个体摊贩等自由结了婚，组建了新的家庭；有379名由父母、兄弟或丈夫接回家团圆。有62人由市内剧团或医疗部门等企事业单位招去参加了工作；另有62人由因查出是妓女兼领班，另外处理；其余217名无处可去的学员，由政府购置机器，开办一家新生织布厂，都成了纺织女工。不久，新生织布厂并入三家国营大厂，她们便成了国营企业的工人。这些获得新生的学员纷纷表示：****员把我们从火坑里救出来，成了国家的主人，我们一定要为祖国、为人民，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

不久，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全国人民积极投入抗美援朝运动，同时，以空前高涨的热情投入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支援抗美援朝。有的学员立即报名参加了抗美援朝，成了中国人志愿军战士；留在新生纺织厂的学员，有的入了团，有的入了党，有被评为市里、区里的劳动模范，还有的当上了人民代表，不少人成了生产骨干，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着新生的青春，真正成新中国的主人。 

1927:宋庆龄秘密出访苏联 [转帖]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遭到失败,对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革命行径深恶痛绝的宋庆龄愤然出走苏联。她虽不是作为逃亡者流落异国他乡,但其出走的内幕也的确带有神秘色彩。

　　“四·一二”、“七·一五”,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宋庆龄对此深恶痛绝,愤然离开武汉到上海。

　　“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集国民党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权力的扩大使他的野心日益膨胀,从在南昌另立中央到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从在赣州杀害陈赞贤到在安庆、南京乱杀革命者,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抗礼。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反革命政变在上海发生,几日内就屠杀了上海工人、****员300余人,逮捕了500余人,另有5000余人下落不明。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时在武汉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的宋庆龄的无比义愤。她永远不能饶恕蒋介石的叛变,还在蒋追求宋美龄时,宋庆龄就已经看到了他的个人品质,蒋本在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有妻子,后又与陈洁如等几个女人同居。大约在1921年12月,蒋在宋子文于孙中山在上海的莫利哀路家里举行的一个晚会上,认识了交际广泛、年轻活泼的宋美龄,于是他便开始追求宋美龄。他曾找过孙中山谈及此事:想娶宋美龄为妻。当孙中山将此事与宋庆龄谈起时,宋十分气愤,她斥责道:“宁愿看到小妹死掉,也不愿让她嫁给一个已经结过婚且在广州至少就搞了两个女人的男人。”后来蒋又派张静江去向宋庆龄提出与其妹成婚的建议,遭到宋庆龄的严词拒绝。她心里明亮得很,蒋介石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与小妹结婚,是想以联姻方式同孙中山以及宋家的威望和财力建立关系。对于这种联姻,她认为是政治,而不是爱情。但后来惯于玩弄手法的蒋还是通过宋霭龄当说客,说动宋老夫人,娶了宋美龄。
　　为回击蒋的叛变,宋庆龄在武汉与****人和国民党左派一起,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15日,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宋庆龄等人严厉谴责和声讨了蒋的叛变,并一致通过了免除蒋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免职令》。22日,宋与国民党左派人士邓演达、何香凝、陈友仁等以及****人毛泽东、吴玉章、林祖涵(伯渠)、恽代英、杨匏安、夏曦等40人,以国民党中央委员名义联名发表《讨蒋通电》,痛斥蒋介石由反抗中央到另立中央是蓄谋已久的。指出:“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号召民众及全体国民党,尤其是国民革命军官兵“依靠中央命令,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随后,隐藏在武汉国民政府中的假左派汪精卫也步蒋介石之后尘。1927年6月,武汉国民政府的北伐军与冯玉祥的国民军在郑州会师。冯玉祥要武汉的国民党、国民政府要员到郑州开会,当时不少人对冯抱有幻想和希望,准备到郑州去,但宋庆龄坚持反对,义正词严地指出:“武汉是中央所在地,冯仅是一个集团军司令,应该是冯到武汉来开会,哪有中央领导到郑州移樽就教之理。”汪精卫等人不听,仍赴郑州如会。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宋的真知灼见,冯在郑州会议后便与蒋介石合流了。7月14日晚,汪精卫在自己的寓所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宣布“分共”,宋愤然不去,委托时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代其发言,坚决反对“分共”。陈代表宋在会上表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够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结果,陈为坚持“三大政策”在会上与时任武汉国民政府交通部长的孙科大吵起来。
　　1927年7月中旬的一天,武汉酷热难当。在汉口沿江大道中国银行大楼顶层的一间屋子里,发出“嗒、嗒、嗒、嗒”的打字声,宋庆龄正凝神地在打字机前打着字。此时她心情十分沉重,蒋、汪先后背叛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宋庆龄这位享有“国母”之誉的前总统夫人,对此时的武汉国民政府已心灰意冷,决意与这个打着孙中山旗号而与孙中山革命政策背道而驰的政府彻底决裂。此刻她用打字机打的是后来名扬中外的《孙宋庆龄对时局宣言》(即《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声明严正指出:“本党若干执行委员对孙中山原则和政策所作的解释,在我看来,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意思和理想的。因此,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声明表明了宋庆龄的态度:“现在,我认为背弃了孙中山领导群众和加强群众的政策,因此我只有暂时隐退,以待更贤明的政策出现。”这篇浩然正气的声明在宋庆龄的美国友人雷娜·普罗梅的帮助下,于7月18日发表在汉口英文版的《人民论坛报》及上海的《密勒氏评论报》上,中文稿则印成传单,遍贴在武汉的大街小巷,并刊登于7月24日的《晨报》上。这篇声明标志着宋庆龄正式退出武汉国民政府,是宋一生奋斗中的一座里程碑,使她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7月17日,宋庆龄愤然离开武汉去上海。

　　拉拢与迫害并存,宋庆龄在上海难以立足。为实现孙中山遗愿,她毅然踏上去莫斯科那浩浩几千公里的征程。

　　宋庆龄在上海莫利哀路29号的家里闭门不出,谢绝所有来访者。面对着与中山先生共同生活过的这幢院落,她感到一种失落的惆怅。然而,国民党右派并没有让她得到安宁,蒋介石从蚌埠前线得知宋庆龄来上海的消息后,欣喜若狂,错误地认为宋接受邀请,投靠南京政府来了。蒋介石深知宋庆龄在全国民众中的崇高威望,早就想将她从武汉国民政府中拉过来,利用其威望来抬高自己。早在1927年5月1日,蒋介石就指使上海的杨虎、陈群、潘贸之致电宋,敦促她速赴南京。电文内容是:“孙夫人尊鉴:武汉为贼窃据,夫人以未亡人之身有何顾虑。应请择机脱离贼窝速赴南京,拥护本党,继续总理遗志,完成国民革命,不然将何面目见先生于地下,痛哭陈词,敬恳垂纳。”好一个“痛哭陈词,敬恳垂纳”,把蒋介石希望宋庆龄离汉赴宁的急切心情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未得到宋庆龄的任何反应,5月20日,蒋介石又连拍两封电报给在上海的孔祥熙,请他以姐夫的亲情再次劝驾。孔接到蒋的旨意,立刻去函电敦请孙夫人速离汉东来,并曾亲自去汉口劝驾,但均为宋所婉拒。

　　1927年7月上旬,宋子文奉蒋介石的旨意来到武汉,又一次劝导宋庆龄。他带来了蒋介石的一封亲笔信。信的内容是:“夫人尊鉴:前由庸兄(即孔祥熙)奉上一函,想已达览,未知庸兄尚在汉口否?中正等望夫人来沪如望云霓,务请与子文、庸之(孔祥熙,字庸之)兄即日回沪,所有党务纠纷,必以夫人之来有解决办法也。”宋庆龄斩钉截铁地对弟弟说:“不行!”她不愿同南京政府合作,坚决表示: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
　　蒋介石并不死心,宋庆龄到上海后,对宋采取“就近争取”的决策,从蚌埠急派何应钦于7月25日到上海莫利哀路中山故居面谒宋庆龄,代陈他欲请其出山之意。面谒的结果令蒋介石大为沮丧,这里从何应钦从上海给蚌埠蒋介石的一封密电中可以看出:“本日申刻抵沪,即谒孙夫人,经两小时之交涉始晤见。职将总座慰问及欢迎其到宁(南京)之意陈述,其略表谢意。职询以武汉情形,渠均以不知对,其言词中多偏袒武汉,如言我方残杀同志,分散革命力量并派兵安庆之类。因陈及汉方破坏本党之阴谋及事实,渠亦不变其论调。职此行可谓毫无结果,准明晨回宁。”
　　在蒋介石信使频频往返之际,汪精卫也不甘寂寞。8月1日,他亲笔致书宋庆龄,对自己的“分共”事实作了一番解释,虽没敦促她出山襄助其反共事业,但却希望她能看到中共之反复无信。信的内容是:“孙夫人尊鉴:夫人遂行,心至惶急,及读宣言,更为悚惕。夫人防止党员右倾用心良苦,不肖如铭能不服膺,惟****员必欲消灭国民党,此铭所不能不力拒者,彼等因铭等不能接受其改组中央,消灭国民革命军之决议,已反颜相向,乘我军东征之际,令贺龙两师、叶挺一师袭据南昌,公然叛乱,此铭等不能不自责懦弱,不肯勇断,致酿成此祸也。度夫人闻之亦为深责****员之反复无信。铭等责任所在当先平此乱,然后引咎辞职,以听党之处分也。临书悲慨,不尽欲言,专此敦请崇安。汪兆铭谨启八月一日”明明是汪精卫集团先“分共”,屠杀****人和革命群众,****才被迫反抗,举行南昌起义。这封信却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宋庆龄心如明镜,她深知汪精卫为自己的所作所为的辩解,是想让她理解他是迫不得已,与他站在一边。然而汪精卫看错了,秉性刚烈、性格倔强的宋庆龄是不会吃他那一套的。

　　对汪精卫的来信,宋庆龄未予理会。但她不能容忍的是沪宁一带关于她的新闻与谣传。蒋介石见劝说无效的情况下,通过报纸、电台制造舆论,企图造成既成事实,迫使宋接受参加南京国民政府的邀请。为驳斥谣言,表明自己的立场,宋庆龄于8月初向新闻通讯社记者严正宣布:“近日谣传余将在宁政府活动,全属无稽之谈,余此次所以必须来沪者,因余家宅在沪,此后余之行止将如前在汉口所发宣言,在国民党现行政策不改变之前,余决不参与任何活动,于革命事业不纳入中山主义轨道内时,余决不担任党务,余非叛徒,亦非骑墙,且与南京政府毫无关系也。”同时,宋庆龄还嘱托秘书分别写信给上海各个报馆,澄清此事。
　　蒋、汪对宋庆龄的拉拢与恐吓、迫害并存。宋庆龄虽在上海莫利哀路的家里闭门不出,谢绝所有来访者,但不能拒见亲属,大姐霭龄和小妹美龄、弟弟子文先后奉蒋介石旨意来作说客,劝她退出政治斗争,在家中过安逸的生活,无论如何不要再发表公开的言论替失败了的****说话。并以高官厚禄劝诱,都被她拒绝。蒋介石见劝说、造舆论均无效,便打出最后一张王牌———暗杀。早在7月初宋子文到武汉劝说二姐时,就曾对宋庆龄说千万不要再回上海,甚至连想都不要去想,因为蒋介石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这次蒋介石的决定,幸被宋氏家族劝阻,未敢实行。于是蒋介石便采取了“严密监视,不许出境”的办法。
　　在拉拢与迫害并存的情况下,宋庆龄感到在上海很难立足,她决定去红色国境苏联。另一位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已先期去了苏联。再则,去苏联也是中山先生的遗愿,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曾委托她去苏联拜访最忠实的朋友———苏联人民。消息传到宋家,立即掀起轩然大波,从宋母倪老夫人到宋氏姐妹、兄弟,一致反对。提出只要不去赤都莫斯科,到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会全力支持,并负担一切经济开支。宋子文甚至拿出可以任意支取的支票本。然而对共产国际、苏联****怀着深情厚谊的宋庆龄惟苏联不去,坚持走自己的路。一天,对二姐有着手足之情的宋子文匆匆来到莫利哀路宋宅,对姐姐说:“二姐,今天我不是来动员你,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的话趁早,而且要绝对秘密。”宋庆龄十分感激,立即着手办理赴莫斯科的外交手续。
　　为隐蔽起见,出国手续是宋庆龄交由密友美国人雷娜·普罗梅一手去办的。雷娜·普罗梅(即彭瑞娜)是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所办的惟一英文日报《人民论坛报》的主编,当时为适应日益扩大的对外宣传任务,由宋庆龄和鲍罗廷负责该报和《国民新闻》的工作,任务是用英语宣传中国革命,动员美国人民和一切正义的人们,开展制止其政府对华武装干涉的活动。雷娜·普罗梅大学毕业后离开富裕而温暖的家庭,来中国帮助中国革命,她和她的丈夫比尔都不是共产主义者,但他们非常同情中国的革命。在武汉,雷娜全力协助宋庆龄工作,成为她的知己和助手。宋的言论都首先发表在《人民论坛报》上。雷娜在生活上也无微不至地照顾宋,直到她陪宋到莫斯科后不久病故为止。雷娜·普罗梅悄悄到上海苏联总领事馆为宋安排这次旅行。虽然要办理宋及跟随宋一起赴苏的另外5个同行人即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陈友仁、陈的两个女儿、曾任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秘书长的吴之椿和雷娜本人共6个人的出国外交手续,但由于宋赴莫斯科是得到苏联官方允诺和邀请的,所以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当,而且对外界几乎密不透风。但不巧的是一时没有去苏联的轮船,只有耐心等待。

　　8月中旬,宋庆龄接到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通知,即将有一艘苏联轮船从上海开往符拉迪沃斯托克(苏联东南部一城市,又名海参崴),宋庆龄等人赶紧准备行装。行前,8月22日,宋庆龄发表了《赴莫斯科声明》,阐述了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之意义,高度评价了“三大政策”在大革命中取得的巨大业绩,严厉谴责了国民党冒牌领袖们背叛“三大政策”后对中国革命的危害,并坚定地相信中国人民革命必定胜利。
　　8月23日凌晨3点钟,上海法租界上一片寂静,林荫道上还是黑黝黝的。宋庆龄一副贫穷妇女的打扮,在红头发的雷娜·普罗梅的陪同下,悄悄地走出莫利哀路29号住宅。在离住宅不远的法国公园附近,她们两人坐上了苏联领事馆等候在那里的一辆汽车,然后直驶黄浦江码头。那里是青帮小头目顾竹轩控制的地段,她们下车后上了一条小舢板。舢板摇摇晃晃地从停泊在那里的几十个国家的军舰中穿过,顺着江水悄悄地从发出“嘎嘎”声的大船旁边漂过。经过3个小时紧张航行,才到了吴淞口一艘表面油漆斑驳脱落的俄国货船旁边。天亮以前,陈友仁和他的两个女儿也上了船。在早晨的浪潮中,这艘轮船便向符拉迪沃斯托克驶去。
　　堂堂“国母”,就这样悄悄离开了上海,离开了祖国。

　　在苏联,宋庆龄享受国宾的待遇,与国内的恐吓与迫害成鲜明对照。莫斯科之旅,宋庆龄完成了孙中山的遗愿。

　　宋庆龄一行乘坐的轮船迎着朝阳向茫茫大海驶去,目的地符拉迪沃斯托克只是这次浩浩9000公里旅程中的第一站。轮船穿过朝鲜海峡,沿着日本海,于27日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随后,她们一行上岸转乘火车。对宋庆龄的来访,苏联政府不但给予国宾般的隆重欢迎,且作了周密的安排。火车是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莫斯科特别调拨的专列,是一辆过去沙皇专为要人们准备的豪华镀金卧车。途中由苏联高级官员组成的护送小组进行周到的照料,车厢里经常摆满当时对一般苏联人来说是奢侈品的各色新鲜水果。途经贝加尔湖时餐桌还不时摆上刚捕捞上来的美味白鱼,更有宋爱喝的龙井茶、香片等,真是香茶喷暖气,鲜果散幽香。车厢里充满着温馨、和谐的气氛,多少冲淡了一点游子思乡的情怀。列车横穿西伯利亚,宋一行经过漫长的旅途劳顿,于9月6日抵达赤都莫斯科。由于宋庆龄这位民国第一任大总统夫人的崇高威望,沿途都受到苏联人民尤其是青年男女的热情欢迎,他们争相目睹宋的风采,这使宋很受感动。
　　9月6日这天,莫斯科平时并不拥挤的雅罗斯拉夫车站却人流如潮,摩肩接踵,站台上站满了工人、集体农庄庄员、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工会、妇女团体、共青团的代表和中国侨民的代表。站台上欢迎人群中举着用中文写的“欢迎革命的领袖宋庆龄”、“打倒革命叛徒蒋介石”等大横幅。穿着笔挺制服站在人群前面的军乐队,使人们直觉地感到这个车站欢迎贵宾的隆重气氛。列车徐徐进站时,欢迎队伍顿时爆发出“乌拉!乌拉!”的热烈欢呼声。宋在乐队高奏《国际歌》的雄壮乐曲声中步出车厢;由于政治风云的变幻、工作操劳和纵贯日本海、横穿西伯利亚的旅途劳顿,宋瘦了许多。迎接宋的苏联领导人有外交部长季维诺夫、教育部长柯伦泰夫人、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曾任苏联驻武汉国民政府大使的加拉罕、莫斯科苏维埃政府代表波波夫等人。
　　人们为了争睹宋的风采,把她里三层外三层地团团围住。尽管有纠察队在维持秩序,人们仍然争先恐后地奔跑着向前涌去,有些挤不进去的人还攀上站台上的柱子,瞧上一眼再顺着柱子溜下来,出现了雅罗斯拉夫车站少有的动人情景。出站后,宋在季维诺夫、柯伦泰夫人等的陪同下,乘高级轿车到红场对面专门招待政府贵宾的大都会饭店下榻。为照料宋的生活起居,苏方专门安排了政府阁员、教育人民委员柯伦泰夫人担任接待组的组长。柯伦泰夫人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是苏联有名的妇女领袖,曾受到列宁的器重。她的英语很好,与有着一口流利英语的宋有共同语言,一见如故。在柯伦泰夫人的陪同下,宋庆龄游览了莫斯科的名胜古迹,参观了红场,瞻仰了列宁陵墓、克里姆林宫。后来宋庆龄迁到沙俄政府用卖甜菜糖赚得的利润兴建的糖宫去住。由于气候的原因,莫斯科的蔬菜、水果品种不多,但苏方却不时从南方运来一些新鲜水果、蔬菜。宋庆龄在苏联受到国宾的待遇,这与她在国内的情形成为鲜明对比。

　　宋庆龄访苏期间,曾受到斯大林及其他苏联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1月7日,她与陈友仁一起被邀到红场去参加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十周年的庆典。这一天下着鹅毛大雪,宋庆龄脚上穿着薄底皮鞋,冻得双脚发麻,但仍兴致勃勃地观看完莫斯科军民的庆祝游行。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她没有忘记此次赴苏的使命,那就是在向苏联人民致谢的同时,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的****。宋到莫斯科不久,欣喜的发现国民党另一位著名左派领袖邓演达已先期到达这里。异国遇故知,宋庆龄、陈友仁与邓演达十分高兴,他们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与国民党反动派继续斗争。11月1日,由邓演达起草的,他们三人署名的《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在莫斯科发表,痛斥了南京、武汉伪中央背叛革命的罪行,明确提出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历史使命:在孙中山先生革命精神领导底下,团结、领导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向新旧军阀和一切反动仇敌斗争,建立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把中国人民从黑暗痛苦中解放出来。宋庆龄还多次应邀到中山大学演讲,勉励学生攻读革命理论,要永远牢记中山先生的遗训,坚持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

　　除了政治活动外,宋庆龄也经常到乡间去休息。这期间,她与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加里宁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成了他们家的常客。她常与陈友仁一家到加里宁的乡间别墅去。加里宁是苏维埃主席,他的妻子是一位质朴、亲切而又非常好客的典型俄国主妇,革命前,他们夫妇都是农民,列宁和所有老布尔什维克对加都非常尊重。加的房子在阿尔汉格尔斯摩耶村,离莫斯科大约40余公里。当时正值冬日,白雪皑皑,大地铺满厚厚的雪。宋庆龄与他们在冰封的池塘上学溜冰;宋庆龄喜欢乘三匹灰马并驾拉的雪撬。宋在苏联的所见所闻,使她受到极大鼓舞与教育,她几次向苏联人民发出致敬信电,在致列宁格勒工人的信中说:“我代表国民党左派,向你们列宁格勒无产阶级致敬,因为你们首先燃起了世界革命的火炬。在中国的革命斗争中,你们苏联的工人一向是我们最忠实的同盟者。”
　　宋庆龄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不断关心国内政局与工农革命运动的发展。1927年9月毛泽东发动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后,给宋极大鼓舞。9月17日,她在莫斯科写下《中国目前的形势》一文,对南昌起义、秋收起义等给予很高评价:“我们已经听到在名义上受反动派控制的地方发生暴动的消息。在目前,这些暴动似乎是分散的,这里一起,那里一起,但是酿成这种暴动的酵母却遍布在国内各地。从遥远的华南到长城内外都沸腾起来,这表示了一个不可征服的民族的最高决心,不论阻碍多么大,压迫多么残酷。这就保证了表面混乱的目前阶段将要过去,中国将得到自由。”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继续对宋庆龄进行人身攻击,并几次去电要宋回国。宋庆龄于1927年12月23日给蒋回电,声明:“我留在世界革命力量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的抗议一样。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只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宋庆龄的最疼爱她的母亲也一连几封信催她回国,宋回信说:“他们怕我赤化,不愿我多呆,我却要坚持下去。”
　　宋庆龄一直在莫斯科呆到1928年5月,于5月4日到达德国首都柏林。1929年5月,宋庆龄回国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奉安大典,这是她非参加不可的。

抗美援朝时的志愿军游击队：战斗在朝鲜丛林中[转帖]

1951年6月1日后，随着五次战役的结束，整个战局趋于稳定， 至6月10日，敌我双方均转入防御相持状态。只是，在战役的后期阶段，从汉江北岸回撤过程中，60军180师由于各种原因，惨遭重创，全师8000多人，包括负伤、阵亡、失散及情况不明的，达7600多人。这其中， 还有一部分失散的志愿军，他们并没有死在战争中。只是，他们情况怎样，又是如何坚持斗争，最终回到自己部队的呢？

那些失散，情况不明的志愿军官兵，有大部是弹尽粮绝后被俘了，有一些没有被俘的志愿军战士，却滞留在南朝鲜地域内，后来慢慢地招集起来，在180师政治部主任的带领下，在三八线以南冰天雪地的崇山峻岭间，开始了长达300天的敌后游击战。这艰难困苦的处境是难以想像的，语言不通，搞不到粮食，弹药无处补充，美韩军还四处追捕围剿。

180师的政治部主任，带着这支越不过三八线的残余官兵，利用美韩军怕打夜仗的心理，不时地在夜间，主动偷袭一些美韩军的哨所或单个哨兵，得以补充弹药和一点食物。180师政治部主任，他当时知道的是第六次战役很快就会发起的，鼓励官兵们要有信心，只要第六次战役一打响，就可以归队了。但是，他那里想得到，因为板门店的谈判桌上巳经签下了停战令，第六次战役是不打了。

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也猜测到了有停战的可能，怎么办？只有突围一条路好走，否则不是被俘就是战死。做俘虏？这一点他想都不去想它。他把这些情况向一起的（当时有近百名志愿军官兵在一起）干部、战士说了这个情况。大家认为宁死也不做俘虏。

于是，这支游击队开始寻找时机，准备突围。可是，在这四五十公里方圆的赤根山下的平原上，巳没有村庄了，本地的老百姓在五次战役一打响时，就被美伪军赶走了。山下美伪军的封锁线驻有重兵，看来一时想要突围出去的话，还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返回了山林，一面派人四出侦察，哪里有可以突围的地点。一面派人到山里寻找朝鲜老乡，设法搞粮食。就这样这支志愿军敌后游击队，暂时地山林里住了下来。

但是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他们又不得不四处寻找机会，下山截击敌人的运输队，围歼一些小股敌人，以伺机突围。这一来，引起了美伪军的注意，他们知道这赤根山上还有志愿军残余部队，就开始对赤根山进行了围剿扫荡。

所幸的是这些被截止在敌后的志愿军官兵，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对在敌后打游击战，有一套办法。美伪军的几次围剿与扫荡，都避了开去。

时间很快到了十月份，在国内大部份地区还是秋高气爽的时期，而朝鲜巳是寒风凛冽，严寒刺骨的冬天了。他们身上衣服单薄，又没有充足的食物，一个个瘦骨嶙峋，在山林中的茅屋里，哪里能抵抗得了这零下三四十度的长长的严冬。于是，他们选择了两个相距十公里左右的向阳山坡，挖两个山洞，为的是防备美伪军突如其来的扫荡。

当他们山洞挖好后，随即大雪就封山了。齐膝深的大雪，使得他们难以下山，也同样使得美伪军难以上山扫荡，因而这个冬季出乎意料地非常平静。但为了解决吃的问题，他们不得不下山去截获小股的美伪军运输队，以坚持生存下去。游击队不断地，出其不意的行动，使得美伪军十分不安。他们以为在如此严寒冰雪中，这些残余的志愿军人员在没有给养，没有补充被服的情况下，早已冻死在山林里了。这一下可成了他们的心腹大患。于是在来年三月间（1952年），美伪军请来了曾侵略过中国的日军作顾问，采用了在中国使用过的"铁壁合围"战术，出动了三千美伪军，将赤根山口边的所有村庄都烧光，然后向山上扫射，轰炸了一阵，接着便大呼小叫地冲向山林间。

志愿军游击队在这次突围中中，仅冲出了二十来人。集拢后，迅速地转移到其他的山林间，继续坚持下去。

1952年4月中，天气转暖， 志愿军游击队慢慢地在山林间，向敌人的前沿阵地摸去。这天早晨， 派出去侦察的回来说:离敌人前沿阵地不到二十公里了。领队的政治部主任说:我们分两步走，天黑前靠近敌前沿阵地两公里处潜伏下来，天黑以后伺机冲过敌封锁线，成败在此一举了。

志愿军游击队就这样小心翼翼地在丛林间，向敌前沿阵地行进。当太阳快要下山时，志愿军游击队在山下小道上，慢慢向敌人前沿阵地走去时，突然发现在他们的身后不远处，有一小队人在跟着他们。游击队立即钻进小道边的丛林中，潜伏了下来，等待着这一小队人的到来。后面跟着走的那一小队人，见志愿军游击队突然钻进了山林，便一边走一边向志愿军游击队叫喊着；你们是不是志愿军东木（同志），我们跟了你们好久了，我们是人民军敌后侦察队，请志愿军东木不要误会。

志愿军游击队一声不啃地趴在山林间，没有回答。那队人一看志愿军不回话，知道他们不相信。于是站在小路中间解开外面的伪军衣服，露出了里面的人民军制服说；我们巳经完成任务，路过这里发现了你们。你们衣衫破烂，蓬头垢面，我们就知道你们不是当地老乡，更不会是美伪军的人，只是不明白你们到底是什么人？等到临近时才看清你们穿的是志愿军的服装，所以就一直跟下来了。我们也是要从这条道穿插过美伪军的封锁线的。

丛林中趴着的志愿军游击队，一听对方话说到这样的程度了，何况距离不足五十米，要是美伪军早就打上了。于是先走出去两个，到了路上，那个带队的人民军军官干脆脱下了南朝鲜伪军的军服，露出了一身人民军军官的制服。这时志愿军游击队才纷纷地从丛林中走出来，和人民军的侦察小队会面。

这是一支朝鲜人民军第三军团的敌后侦察队，完成任务后返回路过这里，偶然发现了这一队带着武器，长发盖脸的一小队人，于是便悄悄地跟了下来。等到跟近时才发觉这是一支被美伪军围困在山上的志愿军同志，于是放心大胆地跟了上来。

朝鲜人民军侦察队长扑正林和志愿军敌后游击队领头的180师政治部主任，经过协商研究，决定一起冲出封锁线。人民军侦察队有15 个人， 志愿军游击队有18个人。扑正林说； 我们地形熟悉，把部队分为三个小组，第一组由我们和志愿军东木中还能打得动的编成混成组。第二组由我们派几个领路的和志愿军东木中负伤有病的编为一组。第三组填后。由于人民军语言通，地形熟悉，志愿军游击队的官兵们也一致同意了扑正林的意见。

4月11日深夜， 中朝两队官兵开始向敌封锁线运动，在通过第一个前沿敌人哨所时，没有被敌人发现，很快越过了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但是在穿越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时，被敌人发现了。经过约半个多小时的激战，仗着人民军地形熟悉，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封锁线。

就这样15名志愿军敌后游击队和15名朝鲜人民军侦察队，在扑正林的带领下，回到了朝鲜人民军三军团总部。以后，志愿军敌后游击队的15名官兵，最终回到了自己的部队。

《剑桥中国史》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转帖]

《剑桥中国史》选　　第１５卷
作者： 麦克法夸尔 费正清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外交政策（1965—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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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外交政策有两个主要的前提条件：中国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与外部世界打交道和国际环境继续对中国有利，即外界不发生任何可能引起人们对外交政策过份注意或者需要花费过多财力物力的事件，没有外部力量对中国内政构成严重威胁。总的想法是割裂国内和国外事态之间一直存在的那种密切联系，把中国与外界隔开，以北京确定的时间和条件来处理与其他国家和人民间的关系和有关的问题。事实上，这些都是自以为是的主观推想，既反应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精神的不切实际，也反映了毛的傲慢与自大：坚信只有他自己发现了真理，其他人（包括外国人）只要得到正确和充分的教育，就会自觉同意真理的正确性。由于这些臆想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做出的，所以未遇到任何麻烦。但当中国违背它自己的信条以后，国际环境即以可怕的军事威胁的方式对中国展开了报复，迫使它改变文化大革命的进程和外交政策的方向。而且，即使在中国割裂国内外事态的联系的高潮时期，二者间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总而言之，文化大革命的决策、各个阶段及每个阶段的转折都反映出它与北京的外交立场、政策和行动的联系，尽管有时这种联系很间接。
　　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的外交政策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65年11月文化大革命的非正式开始到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式宣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为止。在这期间，北京基本未参与什么国际性活动。中国对苏联、美国和越南冲突的方针已经确定；第三世界政策基本停留在口头上；领导集团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了内部团结上，所以不可能或者不需要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第二阶段，从1966年8月红卫兵上街到1967年夏天动乱达到高潮——以武汉事件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为代表——为止。在这个阶段，中国严格按文化大革命的条件对待外部发生的事件；中国的外交行动和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的接触，几乎与中国国内的动乱一样混乱不堪。当时，中国发生了两个对外交政策影响甚大的重要事件：红卫兵接管外交部，外交部长陈毅暂时去职；对外国驻华外交人员的粗暴待遇，特别是受官方指使的对苏联和英国外交官的暴力事件。在北京的政策的影响下，外国也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对外关系的变化仅仅是内部动乱向外蔓延的结果，尽管这种蔓延在香港、柬埔寨和缅甸表现得比较严重。
　　第三阶段始于1967年夏，当时中国领导人作出了中止暴力活动、实行军管和解决毛的继承人问题的决定。这些措施及苏联的军事活动直接导致了下列事件的发生：1969年3月的中苏边界冲突；4月，中共九届一中全会决定把中国支离破碎的外交政策重新收拢；10月，周恩来和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后，苏联停止了对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此外，还最终促成了中美和解。因此，文化大革命“活跃期”结束时，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恢复了原来的模样。中国不但卷入了与超级大国的纠纷之中，而且，国内事务与外交政策间固有的密切联系也恢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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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 1965—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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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第一阶段，北京在外交政策方面只担心三点。第一，如果美国对越南的干预进一步升级，是否需要中国作出更直接的反应；第二，如何与莫斯科保持不即不离的关系；第三，如何对待印度尼西亚迫害华侨的事件及雅加达和印尼其他地方的暴民对中国外交机构的袭击。1965年末和1966年，美国大幅度增加了对北越的空袭，并连带轰炸了停靠在海防港口的中国船只及河内和其他地方的中国军事援助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①这自然又一次引起了北京的担忧：是否应该采取更直接的行动，特别是在美国人把战火烧到中国南部的情况下。但是，美国竭力不让空袭扩大到中国领空，双方达成了两国空军不交锋的默契。②不言而喻，只要中国继续向北越提供军需物资、在北越驻军并建立维修设施，中国人必会处在美军空袭的威胁之下。所以，这个时期的特点是北京说得多，做得少；随着美军空袭的日益频繁和残酷，北京发出的调门也越来越高；在中国各个城市举行群众集会；当美国战斗机侵入中国领空时它只采取防卫措施而不进行实际的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注定要拒绝约翰逊政府首次提出的建议：③通过改变对台湾问题的态度和不扩大越南的军事活动来改善中美关系。中国对美国发出的这些明确的和解暗示不感兴趣。尽管如此，美国还是一再提出这些建议，加上苏联的军事压力，最后终于引起了中国的重视。
　　中苏关系主要受下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苏联在越南冲突中的作用；二、北越和美国在苏联调停下和解的可能性（不管这种可能性在当时有多少）。④考虑到美国已几次试图利用克里姆林宫的调停（虽然这些调停基本上未见效）把越南人拉到谈判桌边，中国人非常担心苏美会“互相勾结”，作出与国际缓和有关的决策。美国的几次努力都无结果，因为河内不打算再次在未获全胜的情况下结束战争。⑤但这丝毫未减轻中国人的疑虑：苏美两国可能避开越南问题和战略武器控制问题而达成有关协议，包括取消苏联对中国的核保护（旨在抗击美国的进攻）的一项广泛谅解。因此，北京继续利用一切机会攻击苏联：在次数日益减少的中苏双方都参加的****内部会议上，在中国国内规模日益扩大的反苏集会上，在中国的新闻媒介中，①一有机会（只要不引起苏联真正具有威胁性的强烈反应），中国就直接抨击俄国人。所以，北京拒绝出席1966年初在莫斯科召开的苏共第23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及后来苏联召开的其他会议，并谴责俄国人向其他主要的****递交了秘密信件。北京拒绝苏联在信中对中国的一切指责，特别驳斥了关于中国阻止苏联的军事设备通过中国领土运往河内（这种指控似乎确有其事）的传言（和苏联的谴责），并处心积虑地实施了一项傲视克里姆林宫的计划——明确颁布了在黑龙江和乌苏里江控制苏联船只航行的规定。②虽然北京和河内的关系几乎完全受美越冲突的制约，但有迹象表明，两国****并非真正亲密无间。河内怀疑北京把阻断苏联的供应当做一种政治筹码，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反苏。在武元甲将军已经决定由游击战转为正规战以后，中国还告诉越南人应该怎样进行斗争（如林彪论人民战争的文章），河内很难对此表示赞赏。此外，越南劳动党也不喜欢中共的这种做法：迫使越南在中苏争论中站在中国一边而不顾此举会对越苏关系带来多大的伤害。
　　最后一点，即使在早期，胡志明和他的同事们就知道中国不赞成北越收复南越，重建一个统一的越南，更不希望出现一个由越南控制的共产主义的印度支那。①中国对东南亚的长期政策似乎是：可以共产主义化，但不能统一。由于当时面临着美国的军事威胁，双方把分歧暂时放在了一边，但北京很清楚，就中国的利益而言，越南****的独立性太大。中国人最了解自立更生的好处，他们在反对俄国人的运动中就很好地运用过这个方针。他们当然不愿看到这种斗争手段被用来反对他们自己。因此，70年代中越冲突的种子，在60年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双方对待对方的态度中就已扎下根了。②
　　这个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越来越被动。北京无力有效地回应印度尼西亚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挑战，就是对这一点的生动说明。1965年9月，印尼****的政变计划流产以后，苏哈托政权大肆迫害所有****员及****嫌疑分子，允许军队和普通公民发现多少杀掉多少，常常对他们的家属也不放过。③中国当然很尴尬，很痛心，但却无能为力。然而，当袭击蔓延到印尼华侨身上并进而波及到中国在雅加达和其他城市的外交官和其他官方人员及设施时，进行合法干预的道路就畅通无阻了。1966年春夏，袭击、抄家、强行搜查、抢劫中国大使馆和一些领事馆、驱逐中国外交人员的事件相继发生，使印度尼西亚的反华暴力活动达到了高潮。然而，中国除了提出抗议、撤回官方人员及留学生、取消经济援助之外，仍然无所作为。当华侨普遍受到迫害时，中国外交部曾要求印度尼西亚允许中国派船接回所有希望返国的人。①1966年末，印度尼西亚允许一艘中国客轮前去接运华侨。中国最后共接回4000余名华侨。
　　鉴于印度尼西亚如此挑衅，中国应立即断绝外交关系。然而，想不到中国当时会采取那么软弱的政策。在每个阶段，采取断然措施的都是印度尼西亚而不非中国。只是到后来，在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动乱达到高潮的时候，红卫兵闯入并焚烧了印尼驻北京大使馆，形势才转为对印度尼西亚人不利。而在1965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苗头已经显露，加上北京的力量达不到远离国土的地方，致使中国的外交政策基本上处于被动和无所作为的状态。在与苏联、美国和越南的关系中，中国唯一可用的选择是，对其他国家提出的建议和北京无发言权的国际事件及决定作一些口头上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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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66—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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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66年9月至1967年8月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是骚乱、暴动和复仇活动——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国的内政就是如此——的产物。中国不再对国外的事态作出反应，因为外界也准确地断定中国不仅甘愿处于孤立，而且更希望（外界）无事。其时，中国的外交政策与国内的事态休戚相关。当红卫兵夺占外交部并揪出陈毅进行批斗和戏弄时，北京的外交政策就降低到在外交部大楼正门口与吵吵闹闹的“革命”青年进行谈判的水平了。中国终于获得了长期奋斗的目标：彻底摆脱外国的要求和控制。不过，这是以完全失去外交政策为代价的。
　　中国内部的动乱规模和它对外部世界的言词抨击程度几乎是完全相当的。1967年6月外交部被整垮以前，中国一直在通过群众集会推行其外交政策。这使人回忆起了巴黎公社的情景。因此，当中国想对苏联的某些行动发泄不满时，就在苏联驻京大使馆前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初次示威发生在1967年1月。这次示威整整持续了三个星期。①此外，北京企图在苏联首都向克里姆林宫传授正确的革命方法：中国留学生途经莫斯科时，下车到红场煽动俄国人，引起了流血冲突，然后在西伯利亚的归途上向火车内的乘客展示包扎着伤口的绷带（他们说伤口是沙俄式的骑兵的殴打造成的）。他们在苏联的各火车站进行反克里姆林宫的宣传。②在此阶段，在其他国家（特别是英国、缅甸和印度尼西亚）驻华大使馆前的游行示威也时有发生，旨在报复各该国政府的所谓罪恶行径，或者仅仅是针对（中国人看来）他们所具有的社会政治特点。
　　当俄国人成为中国人开口必骂的目标时，中苏关系当然就更加恶化了。当双方针锋相对、互相驱逐外交及其他人员（特别是记者）时，两国的外交关系有好几次几乎断绝。③中国在其他国家如法国和伊拉克——的留学生也在当地苏联使馆前举行示威。当警察与他们的带头人冲突时，这些人就成了英雄人物。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把（除用毛的语录赞美文化大革命之外的）全部精力用于对苏联广播，播音时间增加至每天24小时。中国人曾直接袭击在华的苏联公民，这是他们所犯的付出代价最大的错误。不但苏联大使馆的部分房屋遭到了抢劫，而且停泊在大连港的一艘俄国船上的官员们也因拒绝佩戴毛泽东的像章而被押到市内游街示众。④此外，经北京机场撤离的苏联外交人员的家属，受到了临时召集起来的成千上万红卫兵的嘲笑、威胁和唾骂。①这些行动在1969年和1969年以后因苏联人激烈的报复而使中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中国还在所有的出版物上继续攻击克里姆林宫，指责苏联与美国“互相勾结”；在国内外推行修正主义；蓄意运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残余势力）来反对中国；对越南假支援真出卖等等。②但是，由于北京与莫斯科的关系已降至最低点，而且中国根本不想有一些改善，故而，双方外交关系的地位已不很重要了。对中国来说，边界地区的军事形势更为重要（虽然还未公开）。在中苏边界，边界事件和军队的集结活动已屡见不鲜，③爆发边界冲突的客观环境已经形成，中国暂时停止文化大革命是很有必要的。
　　这个阶段，中国基本上实现了外交政策的目标：尽最大可能使国家与外部世界隔绝。例如，除官方委派的人员外，其余的外国人都被要求离开中国。外国高级官员的来访或者被中止，或者被减至最低限度。但中国并未被密封住，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夺权、示威游行和乱找替罪羊的活动盛行的情况下，向外蔓延是不可避免的。最严重的事件发生在香港。

香港的骚乱[转帖]

　　对激进分子来说，香港这块英国尚存的殖民地是一个吸引人的和必然的目标。当外交部停止运转，中国的外交政策决定权落入早已变得急于表现满腔革命热情的地方官员手中时，英国的这块殖民地迟早会直接感受到街头革命行动的威力。另外，香港符合毛所定的易点燃社会经济革命之火的地区的标准，是盛行一时的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一个堡垒，是过去卡尔·马克思描述的资产阶级丑恶社会的最典型的现代例证。
　　事情开始于1967年5月初香港的一次劳资纠纷。如果不是中国插手其间，鼓励罢工工人，公开支持工人及其家属的游行示威的话，这场纠纷无疑会很快解决。从纠纷一开始，中国的支持就传到了香港，其中包括通过广播电台播送指示；在维多利亚商业区的中国银行大楼安装转播大陆电台消息的高音喇叭；付钱给罢工工人和示威群众；中国工会还通过了支持罢工的决议。这样，劳资纠纷很快演变成了全面骚乱，并进而威胁到了英国的殖民统治。有时，一天中就有数百人遭到逮捕。罢工先波及其他的私人企业，后来发展到交通、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机构，最后还蔓延到了政府部门。
　　但是，英国政府坚决迎接这些挑战，向香港派遣了一艘载有直升飞机和海军陆战队的航空母舰。同时，香港的警察（99％是华人）面对袭击没有屈服，更未加入骚乱者的行列。然而，随着中国国内秩序的进一步混乱，香港的危机在7月份更加严重了。广东地方政府显然是自作主张地部分开放了中国和香港的边界，致使边界村镇发生了不少严重事件，其中包括用机枪射死几名香港警察的事件。由于边界半开半闭，基地设在中国的恐怖分子潜入了九龙中心地区。到夏末为止，共发生了大约160起与中国工人的恐吓有关的炸弹爆炸案。①
　　中国人一开始就把香港的劳资纠纷提到了外交的高度。首先，中国向港英当局正式提出了五项要求（如果英国同意这些要示，香港的政权将落到骚乱者手中）；第二，让大批群众包围英国驻华代办处，肆意辱骂英国外交官，其严重程度是20世纪的中国绝无仅有的。7月和8月，英国驻北京代办处建筑物和上海领事馆也遭到了破坏；第三，在中国驻伦敦代办处周围挑起骚乱（这反过来被用作进一步侵犯英国在华外交豁免权和严格限制英国官方代表的借口）。①这些使事态逐步升级的行动很可能和外交部精心安排的旨在把英国赶出香港殖民地的一系列措施无关，甚至不是毛泽东、周恩来和其他在“党中央”（到1967年夏，除直接的军事管制外，这是中国仅剩的中央政权机关）任职的领导人的决定。相反，它们似乎反映了下述事实：外交部在逐步解体；外交政策实际上掌握在下级官员姚登山及追随他的红卫兵手中；②陈毅手中无权；甚至周恩来也不得不（据说是违心地）把自己和香港的革命活动联系起来。
　　在正常情况下，英国驻华代办唐纳德·霍普森和驻上海领事彼得·休伊特受虐待事件，就足以使英国断绝与中国的外交关系。③仅焚烧代办处事件就已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伦敦没有采取这一理所当然的步骤。最明显的原因是，如果没有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香港将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实际上，虽然香港的骚乱非常严重，但贸易、旅游和生产仍保持旺势，亦很少有抽走资本之现象）。此外，伦敦意识到，中国人的悖常行为是中国外交政策堕落为国内民众暴力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结果。这场风暴可能会很快平息下来，事实的确如此。英国决心向中国表明：恐吓政策不会奏效；如果中国想继续做一个文明国家，就必须按文明国家的原则行事。这个观点留有19世纪的痕迹。
　　英国的这个策略最后得到了报偿。1967年末，随着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恢复和全国范围内军事管制的实行，香港殖民地的社会秩序恢复了正常，边界回到了合作控制的正常状态，而且（最重要的是）驻北京的英国外交官被准许在北京市内活动。中国像往常一样，无中生有地声称取得了胜利，然后解除了对英国驻华外交官的压力。不过，完全解除压力还需要一段时间，直到1968年夏，伦敦才得以开始把驻华外交官接出中国。然而，即使到了这时，路透社记者安东尼·格雷仍在受软禁（始于1967年7月），一直到1968年底。同时，英国的船长和海员们仍常常遭扣压、审讯和驱逐，至少有一名英国公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工程师乔治·瓦特）因被指控犯有间谍罪而被判处三年徒刑。（维克斯—吉玛公司的其他职员于1968年7月被驱逐出境，他们一直在修建一家合成纤维厂。）①
　　文化大革命期间英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是此类事件中最极端的例子。但西欧大多数国家的经历与此也大体相似，尽管中国使馆在各驻在国首都屡生事端，这些国家决定继续保留驻华使馆，或者至少保持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中国的邻国或中国影响所及的国家的经历有一些不同。它们更直接地感受到了文化大革命向外蔓延所造成的影响，虽然受影响的时间短一些，方式更温和一些。柬埔寨和缅甸爆发了危机，印度、尼泊尔、锡兰（斯里兰卡）、肯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也感受到了左派造成的压力。②

在东南亚的蔓延[转帖]

　　金边的形势因越南战争而变得复杂起来。西哈努克亲王想利用中国声称的友谊，阻止越南冲突向西蔓延，尽管北京一直在支持他的反对派武装力量——红色高棉。中国的目的是不让柬埔寨领导人，过分担心越共利用柬埔寨领土进行活动；让金边保持对越南的绝对独立；维持红色高棉的活动，但不把它公开当作中国的工具；支持西哈努克在中苏争论中的中立立场。③北京的困难在于它不能控制事态的发展。不但俄国人、美国人、越南人和柬埔寨人都各行其事，而且在文化大革命的这个阶段，中国革命的向外输出已变成了另一个致乱因素。
　　1967年3月，中国驻金边使馆向外界散发毛主义的宣传品，鼓励当地华人青年进行红卫兵式的活动，给高棉—中国友好协会提供资金，公开介入柬埔寨的内部政治。①西哈努克对这些故意冒犯他的举措不可能置之不理，虽然他依赖中国的外交支持和经济援助。他被迫采取对策，有效地制止了此类活动。他还严厉抨击了中国的文化大革命。②
　　如果中国国内不再生事端，事情本来在1967年夏即可得到解决。由于外交部到8月份已混乱不堪，周恩来不得不对来访问的柬埔寨外交大臣普里萨拉亲王说，中国实际上已失去对驻柬埔寨使馆的活动的控制。③此外，中国仍在支持当时已被西哈努克取缔的高棉—中国友好协会，中国新闻媒介也开始直接攻击这位柬埔寨元首了。这些行动导致西哈努克明确地指责中国干涉柬内政。④再加上8月英国驻华代办处被烧及中国人在缅甸采取了相似的行动，遂导致西哈努克在9月份宣布撤回柬埔寨驻北京使馆的全体人员。虽然周恩来随后说服他打消了断交的想法，但造成的损失已无法挽回，两国关系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岁月中一直很疏远。
　　在缅甸，事态的发展更趋于极端。它表明，一旦文化大革命直接影响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就会立即使原本不错的双边关系产生破裂。由于仰光奉行不公开冒犯中国的谨慎政策，也由于北京的目标是在促进两国友好关系的同时，奠定以后支持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的基础，故中缅关系历来很好。因此，北京能容忍缅甸的中立和不介入政策，能容忍其对本国左倾运动较为严格的控制和在一些政策方面违背中国的意愿，包括对越南冲突和军备控制的态度，以及第三世界对西方和苏联的最佳立场应该是什么等等。只要缅甸政府能够合作，缅甸国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还比较薄弱（起初分裂为红旗派和白旗派，60年代中期亲北京的白旗派再次分裂），中国在缅甸就什么也不能（或者不需要）做。因此，中国在1960年与缅甸签订了一项边界条约，1961年又签订了一项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1963年，奈温政府因与左派谈判破裂而大力镇压****势力时，中国听之任之；而且，1964年缅甸政府实施的把银行和主要工业企业收归国有的政策影响到缅甸华侨的利益时，中国也没有分开反对。①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情况就马上不同了。首先，****白旗派在内部的一次暴力冲突和血腥清洗后发生转变，变成了毛主义式的纯政治军事组织，由中国培养出来的红卫兵式的干部领导。②其次，缅甸在越南冲突、反苏斗争和对待第三世界等问题上没有紧紧追随中国的路线方针，尽管刘少奇、陈毅和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人在1965年和1966年先后访问了仰光。③此外，中国驻仰光使馆和新华社分社不但资助当地的华语学校，而且在学校课程中加进了许多毛主义的内容。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这方面的内容就更多了。这种做法把华侨学校的学生变成了外国的红卫兵。最后，随着1967年春夏中国外交部的逐步解体，该年早些时候经受文化大革命洗礼的中国外交官返回了仰光。他们公开散发毛的语录即“红宝书”、毛的像章和其他具有煽动性的宣传品。当当地政府出面干涉时，他们坚持认为自己有这么做的权利。①
　　这些活动，特别是最后一项活动，对仰光民众和奈温政府来说，确实太过分了。所以，当受中国大使馆支持的学生拒绝按缅甸政府的规定摘下佩带在身上的毛的像章时，反华骚乱就开始了。骚乱迅速转变为对中国大使馆、新华社、华人学校直至许多缅甸华侨的袭击。这些骚乱未能被仰光警察平息，而是一再扩大，致使中国驻缅甸大使的助手被杀身亡。北京对此事的反应与对香港事件的反应相同（金边的事件此时也都在演变中）。首先，北京于6月末发出了一系列警告性的照会，继而向仰光提出了一系列要求（由于这些要求太苛刻，缅甸政府只能拒绝），然后在缅甸驻华使馆周围举行大规模示威，最后又经过外交途径进一步提出了一系列要求。②
　　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如果不是北京站出来（这是第一次）公开支持****白旗派以暴力推翻缅甸政府的活动而致使形势全面恶化的话，事情仍然是可以了结的。北京抨击缅甸政府和奈温本人，号召缅甸人民武装起来推翻现政府，在本国建立一个****政府。北京还让白旗派利用中国的新闻媒介。③形势在6月的最后三天内急遽恶化。这显然是中国外交部内的过激分子造成的。他们违背（实际上破坏）了中国政府自1949年以来处心积虑维持的对缅甸的立场。缅甸政府和人民均作出了相应的反应。7至8月，缅甸各地普遍爆发了示威游行，中国支持的宣传机构遭到查封，左翼团体遭到大规模镇压。缅甸政府还发起了一场反对中国及亲华分子的舆论攻势，并驱逐了几名中国记者。④随后，两国不可避免地断绝了外交关系。同年夏，双方各自召回了大使。一年之后，中缅关系才开始恢复。

外交部走向极端[转帖]

　　香港、金边、仰光和其它地方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如果中国外交部在1967年夏没有走向极端，外交部长陈毅没有受到人身攻击，外交部的一些档案没有被人为地毁坏，这些事件很可能不会发生。要了解文化大革命这个阶段和后来阶段中国的外交政策，就必须就这些事态的发展加以研究，因为它是中国内部事务和外交实践之间的纽带。
　　文化大革命在政府部门的表现是：工作组、红卫兵、革命造反派、革命委员会和其他破坏势力对国务院各部委正常工作的干扰。但是，这些干扰活动的时间先后长短各有不同，它取决于各部的实际情况及文化大革命暴力活动的总体方向和发展阶段。外交部是各部委最晚卷入的单位之一，遭受劫难的时间也比较短（虽然在1967年夏受到的打击非常严重）。与其他政府机关明显不同的是，外交部在我们所关注的这个时期仍然在运作。但是，它的运作是妥协的产物。中国外交政策的内容和方向与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秩序的混乱和重新整顿紧密相关。
　　因此，1966年夏外交部长陈毅接受了党派往外交部的工作组。不过，他和其他各部部长一样，把工作组用于维护外交部各部门的完整和免受造反学生的干扰。①1966年秋，中共十一中全会正式决定开始进行文化大革命后，毛召回了工作组，允许红卫兵在外交部和国务院其它各部委建立革命委员会。但是，陈毅不许红卫兵干扰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工作。他和往常一样坚守职责。他和其他各部的头头们都在做同样的努力，都采取了拖延的办法，希望局势能够好转。②
　　然而，束缚激进主义的绳索一旦解开就难以再收紧了。到1966年底至1967年初，学生和工人开始到处“夺权”。“一月风暴”有意识地把全国和大多数政府机关（包括外交部）推进了混乱的深渊。1月18日，外交部成立了一个革命造反联络站。始于上年秋天的对陈毅的批判现在变得越来越激烈了。陈毅在一次万人大会上被迫作了自我批评，自己承认有“七大罪状”。①当然，陈和主持这次万人大会的周恩来的想法一样，为的是利用自己的“坦白”来避免造反派干扰外交部的正常运作，并借周恩来的权威和毛泽东的暗示来保住自己的职位。这个办法很有效，外交部造反联络站的一些左派被搞掉了。以后的两月中，中国的外交政策仍是较为理智的。
　　但是，后来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这种策略到1967年初夏便不灵了。首先，中国在这期间召回了所有驻外大使（驻开罗的黄华除外）②及各使馆的大多数高级官员，让他们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这项措施显然严重削弱了北京了解和分析国外局势的能力。但是，此举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外交部各部门和各驻外使馆（随着外交人员很快返回驻在国）都走向了极端。其次，1967年1月，毛泽东号召解放军支持左派夺权。军队临时作为一支稳定秩序和相对保守的力量介入了斗争，在“三结合”（解放军、老干部和红卫兵）时把有经验且不太激进的老干部摆到了首要位置。但是到了4月，军队就因这种做法（被称为“假夺权”）受到了批评，不得不给造反派更多的权力。这样，陈毅在外交部再次受到了压力。这次的压力来自“批判陈毅联络站”。不久，北京举行了反对陈毅的公开游行。1967年5月，经周恩来同意，陈又一次受到了群众的批斗。①
　　再次，造反派纠集了一些争强好胜的领导干部，共同反对外交部长陈毅。中国和印尼是1967年4月最终绝交的。当时雅加达驱逐了中国代办姚登山。4月30日，姚返抵北京，在北京机场受到了整个中国领导层的热烈欢迎。此后，他成了北京市的风云人物，在5月中旬的一次声讨印度尼西亚的群众集会上出尽了风头。姚回到了外交部后，马上就成了反对陈毅的造反派的领袖人物。陈毅想使中国的外交事务（和外交部资深官员）再次躲过内部暴力活动的大冲击。②
　　但是，外交部在部内外造反派的联合攻击下分崩离析了。5月13日发生了一系列暴力破坏事件：数百名批陈联络站的造反派攻进外交部，打断了部里的正常工作，殴打官员，把档案弄得乱七八糟，还带走了机密情报。5月29日又发生了类似的事件。此后，外交部基本上就不能正常运作了。上文已谈到，当时中国与香港、柬埔寨和缅甸的关系已急遽恶化，与其他30多个国家的关系也出现了危机。这种局面主要是1967年夏外交部的瘫痪和陈毅派与姚派在部内争权造成的。如果说中国还有外交政策的话，那也是由于周恩来的努力。他不但出面与造反派交涉救陈毅的驾（典型的做法是告诉造反派更全面地调查陈毅的情况，以此来争取时间），而且暂时主管外交部，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发指示处理部务。③
　　但是，暴力活动在1967年盛夏达到了高潮，因为毛要让全中国人民获得他认为非常必要的革命新经验。各省都发生了武斗。这从两方面对外交部和外交政策产生了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央领导人把几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武斗上。毛及其追随者对北京的外交政策造成的问题熟视无睹，让外交部自己解决内部的纠纷而不给予任何帮助。
　　另一方面，这年夏天最重要的一次事件——武汉事件，①造就了新英雄王力（尽管是暂时的）。他和姚登山一样凯旋而归，回到北京。权力很快冲昏了他的头脑。他选定外交部为行使权力的部门之一。8月7日，他发表了讲话。这是他和姚登山对外交部和陈毅发出的最后一击。随后的两周内，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陈毅又一次遭到批斗（在? 8月?? 11日和? 27日的两次批斗会上，他又交待了一系列新“罪行”）。②中国的外交政策完全陷入了混乱。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与缅甸和柬埔寨的关系严重恶化，英国代办处被焚烧。这些都是姚和王的过激行为造成的。姚自做主张给中国驻外使馆打电报，还“到处作报告制造麻烦”，③俨然以外交部长自居。党中央（即毛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对这些过激行动既不愿也无法加以制止，直到8月底为止。
　　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和蓄意挑起的内乱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危害，终于震惊了毛派领导人，迫使他们从原来的立场往后退。9月1日的一项决定从根本上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方向：停止“武斗”或“夺权”；红卫兵不再搞串连活动，一律留在原单位；用政治斗争代替武斗作为革国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命的主要手段；革命派被告知要停止“打、砸、烧、抄家和阻塞交通”。④这个180度的大转弯马上对外交部产生了影响：姚、王及其追随者受到清理和审查；陈毅恢复职权（表面的和象征性的）；驻外使馆奉命停止制造革命；严禁在外交部搞夺权活动。⑤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关系已经受到了严重伤害，裂痕是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弥合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要么已经断绝，要么非常紧张。但是局势已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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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5年上海妓女改造纪实[转帖]

　　1955年4月。920名身穿绿军装的上海姑娘，编为4个中队，踏上了西行列车。西上天山的女兵中，这是一支特殊的队伍。很少有人知道，这些青年女子是刚刚离开“上海市妇女劳动教养所”的妓女。随着一声悠长的笛鸣，列车徐徐驶离熟悉的黄浦江，驶向陌生却又充满向往的人生彼岸。

　　有人轻轻哼唱《南泥湾》。这是上海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后，她们到了劳动教养所后学唱的。她们从这首歌知道了解放军。知道了三五九旅，她们充满理想地去追赶这支队伍，她们去参军。

　　参军的消息不胫而走时，她们不敢相信，怕不够格。“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这些刚从血污中爬出来的女性眼里，是崇高的大山！新疆来的首长却真诚地对她们说：新疆急需一支建设大军，姐妹们只要讲清自己的过去，符合上海人民政府安置就业的四条标准，本人自愿，都可以报名。首长还告诉她们，新疆目前还比较艰苦，要有吃苦的精神准备。

　　听了新疆首长的报告，姐妹们写了1000多份决心书，920个姐妹被批准了。

　　再见了，上海……一双双望着窗外的眼睛，藏着多少人世苦难，人生隐痛，灵魂追求……

　　妓女改造，是世界性话题

　　娼妓改造的困难和复杂在于，社会最底层的受害者妓女，又集中了人世间最腐败、最无耻的种种劣习。她们既是灾难深重的弱女子，又是堕落成性的游民。正因为对娼妓改造的客观认识，上海解放之初还准许妓院开业，政府收税。经过充分准备，直到上海解放两年多后，才于1951年11月25日明文下令禁娼。

　　上海市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周密措施，投入了巨大的人力财力，人道主义体现在收容改造妓女的每一个环节。收容妓女，急需治疗性病，特效药盘尼西林我国当时不能生产，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封锁严，只有经第三国进口，十分紧缺。而需求量却很大，仅“上海妇女劳动教养所”就收容了7500多名妓女。为了救治妓女，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亲笔手令，调拨解放军部队留给抗美援朝志愿军重伤员用的盘尼西林，陈毅将军说：“将来在中国的词语中，‘妓女’这个词必将成为一个历史名称！”

　　脱离旧的生存环境，去一个全新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中，认识社会，认识自己，最终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立业安家，是最理想的结局。她们来了，来到天山南北的大荒原。

　　一定有劳其筋骨的艰难过程，一定有人格尊严的复苏升华。在上海的灯红酒绿里，她们只是泄欲的工具，人格尊严被剥得一丝不剩，到了新疆，大漠虽苍凉，长天也湛蓝，高天阔地里，她们是有才华的上海姑娘。

　　那个教唱“南泥湾”的姑娘，原是金陵秦淮歌女。被小开糟蹋后又遭抛弃，她身心俱伤流落上海。上海滩岂是一个卖唱歌女的存身之处？只有下水一条路。日久，她的身边围了一群名呼“干爹”、“阿哥”的嫖客，可怜她又从一名歌女沦落为娼。进劳动教养所后，她的歌唱才能被发现，先让她担任歌唱教员，又由她领头组织了一支“新生妇女合唱队”。她一路唱着“南泥湾”到新疆后，成为一名享誉天山南北的文工团员，活跃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艺战线，深情地歌唱新生活，歌唱拓垦荒原的将士。她在天山脚下找到了情投意合的伴侣，有了幸福的归宿。

　　仅仅5年后，这支西进新疆的特殊队伍中，就有了一批劳动模范，有了近百名党团员。她们的人生也大都有了正果，成为母亲。

　　上海青浦县的一间小阁楼，已被岁月刷成了灰白色，小阁楼就有了太多的沉积。小阁楼的亭子间里，住着一位叫金月华的女人，她从大西北的兵团农场退休后，回到了青浦老家。她将在出生落地的老屋，走完人生的最后时光。她孤身一人，没有子女。上海的冬日里，阳光是她盼望的亲人。

　　生活在小小亭子间的金月华，心里拥有的世界要辽阔得多，那是她生活过30多年的农场。农场在闪着银光的博格达峰下，农场有大片的棉田和麦田，有驰名中外的瓜果之王----“金皇后”甜瓜，这是天山雪水和塞外骄阳对日日面朝黄土背负青天者的怜悯，“金黄后”给辛苦劳作的农场人带来日渐丰厚的收入。

　　“金皇后”这个瓜名，总让金月华联想起一段往事，想起“舞皇后”红遍上海滩和香港的当年。“香港的报纸，一大张一大张登我的照片哟。”金月华忆说这些时，全然是过来人的神情。人生的经历，无论荣耀还是磨难，都不会忘怀。

　　金月华人生的多半时光是在雪山下的农场里。

　　忽然有一天，农场收到金月华寄自上海青浦县的1200元人民币。她在一封短短的信中写道：“这是我给孩子们的一点心意……”农场的战友和老姐妹都知道，曾经沧桑的金月华不富有，她的月退休工资只有40多元。今天的40多元是个什么概念啊！

　　青春美好的时光，生命健康的日子，都给了荒原和绿洲，除了每月40多元的退休工资，年老的金月华已经没有什么了。她把30多年躬耕荒原拓殖绿洲换来的养老金，积攒起来给了孩子们。

　　人生付出的太多，就格外珍视过去了的时光。

　　早春的阳光给人一种生命的召唤。阳光穿透了玻璃窗上的霜花，暖暖地照在白色的被单上。被单下的人鼻孔里插着输氧管，他顽强地借助阳光的召唤，在一个女人吃力的帮助下，挺靠在床头。女人清出他口腔里又黏又浓的痰液，仔细地帮他漱口，发自喉管的呼噜声消失了，他就胜利地喘息着。

　　这时，她的眼光投向我。我有些不安。我分明感到，时光已经推得久远的岁月，因我的突然来访，敏感地拉近了。她却很坦然。

陈独秀：敬　告　青　年 [转帖]

　
　　　　陈独秀  １９１５年９月１５日

　　　　窃以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Ｋｅｅｐ　
　　　　ｙｏｕ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ｇｒｏｗｉｎｇ　ｏｌｄ），英美人相勖之辞也，此亦东
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欤？青年如初春，如朝日，
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
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
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
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
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
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准斯以谈，吾国之社会，其隆盛耶？抑将亡耶？非予之
所忍言者。彼陈腐朽败之分子，一听其天然之淘汰，雅不愿
以如流之岁月，与之说短道长，希冀其脱胎换骨也。予所欲
涕泣陈词者，惟属望于新鲜活泼之青年，有以自觉而奋斗耳！
　　自觉者何？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与责任，而自视不可
卑也。奋斗者何？奋其智能，力排陈腐朽败者以去，视之若
仇敌，若洪水猛兽，而不可与为邻，而不为其菌毒所传染也。
　　呜呼！吾国之青年，其果能语于此乎！吾见夫青年其年
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
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
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
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其始也未尝不新鲜活泼，寖假而为
陈腐朽败分子所同化者，有之；寖假而畏陈腐朽败分子势力
之庞大，瞻顾依回，不敢明目张胆作顽狠之抗斗者，有之。充
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求些少之新鲜活泼者，
以慰吾人窒息之绝望，亦杳不可得。
　　循斯现象，于人身则必死，于社会则必亡。欲救此病，非
太息咨嗟之所能济，是在一二敏于自觉、勇于奋斗之青年，发
挥人间固有之智能，决择人间种种之思想，——孰为新鲜活
泼而适于今世之争存，孰为陈腐朽败而不容留置于脑
里，——利刃断铁，快刀理麻，决不作牵就依违之想，自度
度人，社会庶几其有清宁之日也。青年乎！其有以此自任者
乎？若夫明其是非，以供决择，谨陈六义，幸平心察之。
　　　（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
　　等一人也，各有自主之权，绝无奴隶他人之权利，亦绝
无以奴自处之义务。奴隶云者，古之昏弱对于强暴之横夺，而
失其自由权利者之称也。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
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
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
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　
　　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
之谓也。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
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
盖自认为独立自主之人格以上，一切操行，一切权利，一切
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非
然者，忠孝节义，奴隶之道德也——德国大哲尼采
　　　　（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别道德为二类：有独立心而勇敢者曰贵族道德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Ｎｏｂｌｅ），谦逊而服从者曰奴隶道德（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ｌａｖｅ）——轻刑薄赋，奴隶之幸福也；称颂功德，奴
隶之文章也；拜爵赐第，奴隶之光荣也；丰碑高墓，奴隶之
纪念物也；以其是非荣辱，听命他人，不以自身为本位，则
个人独立平等之人格，消灭无存，其一切善恶行为，势不能
诉之自身意志而课以功过；谓之奴隶，谁曰不宜？立德立功，
首当辨此。　
　　　（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
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
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
森（Ｈ．Ｂｅｒｇｓｏｎ）之《创造进化论》（Ｌ’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Ｃｒｅａｔｒｉｃｅ）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
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存亡之数，可以
逆睹。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
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
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
非封建制度之遗，持较皙种之所为，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
迟，几及千载；尊重二十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
驱吾民于２０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
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
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
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
　　呜呼！巴比伦人往矣，其文明尚有何等之效用耶？“皮之
不存，毛将焉附？”世界进化，óVóV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
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淘汰已耳，
保守云乎哉！　　　　
　　　（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
　　当此恶流奔进之时，得一二自好之士，洁身引退，岂非
希世懿德。然欲以化民成俗，请于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夫
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隐之余地。排
万难而前行，乃人生之天职。以善意解之，退隐为高人出世
之行；以恶意解之，退隐为弱者不适竞争之现象。欧俗以横
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东西民族强弱之原
因，斯其一矣。此退隐主义之根本缺点也。
　　若夫吾国之俗，习为委靡：苟取利禄者，不在论列之数；
自好之士，希声隐论，食粟衣帛，无益于世，世以雅人名士
目之，实与游惰无择也。人心秽浊，不以此辈而有所补救，而
国民抗往之风，植产之习，于焉以斩。人之生也，应战胜恶
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应超出恶社会，进冒险苦斗
之兵，而不可逃遁恶社会，作退避安闲之想。呜呼！欧罗巴
铁骑，入汝室矣，将高卧白云何处也？吾愿青年之为孔、墨，
而不愿其为巢、由；吾愿青年之为托尔斯泰与达噶尔（Ｒ．
　　　　Ｔａｇｏｒｅ，印度隐遁诗人），不若其为哥伦布与安重根！
　　　（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　　　
　　并吾国而存立于大地者，大小凡四十余国，强半与吾有
通商往来之谊。加之海陆交通，朝夕千里，古之所谓绝国，今
视之若在户庭。举凡一国之经济政治状态有所变更，其影响
率被于世界，不啻牵一发而动全身也。立国于今之世，其兴
废存亡，视其国之内政者半，影响于国外者恒亦半焉。以吾
国近事证之：日本勃兴，以促吾革命维新之局；欧洲战起，日
本乃有对我之要求；此非其彰彰者耶？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
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以竞进。　　　
　　吾国自通海以来，自悲观者言之，失地偿金，国力索矣；
自乐观者言之，倘无甲午庚子两次之福音，至今犹在八股垂
发时代。居今日而言锁国闭关之策，匪独力所不能，亦且势
所不利。万邦并立，动辄相关，无论其国若何富强，亦不能
漠视外情，自为风气。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
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
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
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
知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语云：“闭户造车，出门
未必合辙。”今之造车者，不但闭户，且欲以《周礼》、《考
工》之制，行之欧美康庄，其患将不止不合辙已也！
　　　（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
　　自约翰弥尔（Ｊ．Ｓ．Ｍｉｌｌ）“实利主义”唱道于英，孔特
　　　　（Ｃｏｍｔｅ）之“实验哲学”唱道于法，欧洲社会之制度，人心
之思想，为之一变。最近德意志科学大兴，物质文明，造乎
其极，制度人心，为之再变。举凡政治之所营，教育之所期，
文学技术之所风尚，万马奔驰，无不齐集于厚生利用之一途。
一切虚文空想之无裨于现实生活者，吐弃殆尽，当代大哲，若
德意志之倭根（Ｒ．Ｅｕｃｋｅｎ），若法兰西之柏格森，虽不以现
时物质文明为美备，咸揭橥生活（英文曰Ｌｉｆｅ，德文曰Ｌｅｂｅｎ
法文曰Ｌａｖｉｅ）问题，为立言之的。生活神圣，正以此次战争，
血染其鲜明之旗帜。欧人空想虚文之梦，势将觉悟无遗。
　　夫利用厚生，崇实际而薄虚玄，本吾国初民之俗；而今
日之社会制度，人心思想，悉自周汉两代而来，——周礼崇
尚虚文，汉则罢黜百家而尊儒重道。——名教之所昭垂，人
心之所祈向，无一不与社会现实生活背道而驰。倘不改弦而
更张之，则国力将莫由昭苏，社会永无宁日。祀天神而拯水
旱，诵《孝经》以退黄巾，人非童昏，知其妄也。物之不切
于实用者，虽金玉圭璋，不如布粟粪土。若事之无利于个人
或社会现实生活者，皆虚文也，诳人之事也。诳人之事，虽
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
尚，皆一文不值也！
　　　（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
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想象者何？既超脱客观之
现象，复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有假定而无实证，不
可以人间已有之智灵，明其理由，道其法则者也。在昔蒙昧
之世，当今浅化之民，有想象而无科学。宗教美文，皆想象
时代之产物。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
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
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
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
作之风息焉。
　　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
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士不知科学，故袭阴阳家符瑞五行之说，
惑世诬民，地气风水之谈，乞灵枯骨；农不知科学，故无择
种去虫之术；工不知科学，故货弃于地，战斗生事之所需，一
一仰给于异国；商不知科学，故惟识罔〔网〕取近利，未来
之胜算，无容心焉；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
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
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
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一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
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
　　凡此无常识之思惟，无理由之信仰，欲根治之，厥维科
学。夫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较之想象武断之所
为，其步度诚缓，然其步步皆踏实地，不若幻想突飞者之终
无寸进也。宇宙间之事理无穷，科学领土内之膏腴待辟者，正
自广阔，青年勉乎哉！　　

　（原载《青年杂志》第１卷第１号）
 

 日本混浴的历史与复兴[转帖]

　　130年前(1879年)，时当清末，王韬游日本混浴过温泉，写道：“往浴于温泉，一室中方池如鉴，纵横约二丈许，男女并裸体而入，真如入无遮大会中。”

　　　　日本在大力振兴旅游，各村有各村的高招，一招是混浴。不错，拿我们中国人来说，特别是男士，听了较为动容而神往的，无非艺伎和混浴，肥硕相扑没人看。

　　130年前(1879年)，时当清末，王韬游日本混浴过温泉，写道：“往浴于温泉，一室中方池如鉴，纵横约二丈许，男女并裸体而入，真如入无遮大会中。”比王韬早二十几年(1853年)，水师提督佩理率美国舰队敲开了日本国门，也目睹混浴：一个公共澡堂里，男女满不在乎地赤身裸体，混杂共浴，那光景使美国人对当地的道德心抱有不太好的印象。他不仅把这个东洋景用文字记述在《日本远征记》中，而且有写生画为证。男女混浴，通俗文学的猥亵插图，让他认为日本人淫荡。但见仁见智，似乎普鲁士人比较说好话，例如艾林波伯爵，在美国人之后出使日本，说：男女老少共浴一池，起码不发生丑事；不，可以说，入浴的人丝毫不注意男女性别。这好话却说得有点过头，事实上1871年以后幕府屡颁禁令，理由就是“于风俗不宜”。有一位藩主留下了笔记，说澡堂里黑灯瞎火，时有男女行苟且之事。陋习改也难，明治以降各地也反复发布禁止混浴令。当今东京都规定10岁以上男女不得混浴，其他地方也有限制12岁以上的，但没有罚则，混也就混了。

　　日本多温泉，在偏僻简陋的环境里自然形成了混浴的习惯。后来城市里出现“钱汤”，花钱泡汤，就是澡堂子，沿袭旧习，江户时代澡堂子男女混浴。到了三岛由纪夫小时候，温泉乡男女混浴也不罕见；他生于1925年。而生于1907年的井上靖写传记小说，说小时候寄居在伊豆半岛上的曾祖母家，经常跟让他叫姐姐的年轻姑母在全村公用的温泉混浴，他十来岁，在水花中看见姑母“白皙丰满的裸体很耀眼”。过了四五年，几个女学生在温泉里洗浴，看见他过来，一齐发出惊叫，慌忙爬上来，赶快用衣物把裸体包起来。其中一个穿好了衣服，走出去时掉头冲他说：“色鬼！”那脸孔恶狠狠，口气显然满含了责怪。他从此厌恶这女生，但也知道了，自己已经到了不能像过去那样对女性随随便便的年龄。三岛由纪夫说过，“羞耻心不是文明的问题，羞耻心的多样性只不过是地理学上的多样性”，看来这种话顶多有一半的真理。羞耻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年龄或时代，远远比地理更易于变化。

　　什么事物过去了，就可以名之为传统，也就有了复兴的大义名分，况且像三岛由纪夫说的：“从西洋人看来无聊的东西统统废止，从西洋人看来蒙昧的、怪诞的、不好看的、不道德的全部要废止，这就是文明开化主义。从西洋人看来，浪花曲低级，特攻队愚蠢，剖腹野蛮，神道无知简单，要是全部否定了这些东西，日本还剩下什么呢?什么都不剩。日本文化不是从西洋人眼睛看来能判断进步或落后的。因此，我们必须知道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文化并没有进步，已经到了该明白以为追在西洋后头就是文化的荒谬的时候了。”

　　闲来翻阅两本关于混浴的书，作者皆女性，或许这类书不宜由男人来写。她们写第一次混浴的心情：深深吸了一口气，打开从脱衣处通往露天混浴池的门，像锥子一样的视线盯住我全身，这种羞耻是女性了解混浴世界的洗礼。把怕被人看变成看人，心态一变，其乐也泄泄。然而，青森县山里有一处历时三百多年的温泉，混浴爱好者成立“保卫混浴会”，开展不要盯着女浴客看运动。据说还有人潜伏在池子里，专等女性下汤来养眼，被称作“鳄男”。其实江户时代女孩家去钱汤，也有用两个老太婆前呼后拥，以防性骚扰。混浴的全部意义在于混，与其设大防，分开来泡岂不更痛快?恐怕看总是要看的，但盯着看，在任何场所都是不礼貌。有意思的是这个“保卫混浴会”成员上万人，全部是男士，莫非担心把女性看跑了，他们也混不成。

　　某中国男士随团旅游，要求去混浴温泉，见识一下日本文化，导游笑盈盈说：那你们这一团男女混不混呢?
 

 
揭批、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 [转帖]

　　
　　作者：陈锦华 出版社：中 共 党 史出版社

　　“四人帮”篡党夺权、搞第二武装、抓枪杆子的图谋，是由来已久的。早在1971年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江青、张春桥就对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讲过：我们是笔杆子，没有枪杆子。王洪文也说：我最担心的是军队不在我们手里，军队没有我们的人。以后王洪文一直想把民兵搞成第二武装。1975年5月3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了“四人帮”。6月14日，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随后，借解决上海、浙江问题为名，跑回上海，一住就是105天。他在上海做的主要事情之一就是抓民兵，布置检查“第二武装”力量。9月18日，他对上海民兵指挥部的头头说了一通私房话，强调：“你们民兵很重要，将来要准备打仗的，你们要警惕，你们这个队伍不要被人家指挥，要听民兵指挥部的指挥，你们要做思想上的准备，人家一个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不是站得住。”1976年9月20日，也就是粉碎“四人帮”前的半个月，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徐景贤，听取徐景贤的汇报。张春桥点拨徐景贤要抓好民兵。后来在清查中发现：上海为了把民兵搞大，花了很大的物力、财力来做这件事情。上海财政局有一个资料：从1974年到1975年9月，“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制造、购置的枪支达48462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以及40多万步机枪的零部件。他们打算要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3个地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团，配备一三○火箭108枚、高射炮782门。9月28日，张春桥特地派他的秘书到上海，指示说，阶级斗争要经常研究，一方面要提高警惕，一方面要提高信心。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上海还没有真正经历过严重的考验，上海有大考验，要打仗。王洪文、张春桥的这些指示，实际上成了“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发动武装叛乱的政治动员和思想发动。

　　根据10月8日徐景贤主持会议的决定，民兵指挥部的头头施尚英、张敬标，连夜制定了两个反革命武装叛乱方案，代号为“捍－1”、“捍－2”（捍：指捍卫所谓“无产阶级司令部”）。“捍－1”方案是控制首脑机关、报社、电台、飞机场、桥梁、码头、交通要道的兵力部署；“捍－2”方案是以江苏、浙江为作战目标，从上海的外围到市中心设立3道控制圈的民兵部署。两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有以下10个方面：

　　（1）全市动员武装民兵3.3万人，炮和火箭筒85门，机枪78挺，步枪和冲锋枪2.7万支，子弹296万发。

　　（2）民兵要昼夜值班，值班人数要相对集中，人车配套，枪弹配套。

　　（3）基本指挥所设在江南造船厂，预备指挥所设在中国纺织机械厂，指挥所人员于10月9日11时进驻完毕。

　　（4）民兵指挥部和移动民兵师也设立指挥所。

　　（5）开设指挥网，设立两个通信网，这两个通信网于10月9日晚上6时起联络。后来这两个通信网共收发了75份电报，10月15日停止联络。

　　（6）为便于机动兵力和通讯联络，动用汽车125辆，摩托车100辆和一部分自行车。

　　（7）上海和浙江、江苏交界的地方，即浏河、安亭、葛隆等地，设6个控制点，1个控制圈；在到市区的两道控制圈内，设外围17个控制点，内围16个控制点，并规定了各区县的任务和预备队的组成。

　　（8）吴淞口派出2艘到3 艘渔轮，加强巡逻，机动渔轮机动待命，控制黄浦江等各个渡口，控制水道和隔江送水的管道，必要时实施封闭。

　　（9）重点支援地点，防空降的措施，弹药储备及武器修理方案。

　　（10）制定口令、标语。

　　后来“四人帮”余党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彻底失败，“捍－1”、“捍－2”方案除了设立指挥电台及集中部分民兵等实施外，大部分胎死腹中。所以有这样的结局，我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大得人心，大快人心，政治上占了绝对的优势。“四人帮”倒行逆施，祸国殃民，他们被隔离，是党心、人心所向。他们的余党垂死挣扎，妄图制造武装叛乱，是逆潮流而动，必然是失道寡助，注定要失败。

　　第二，党中央10月9日通知徐景贤、王秀珍10日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的叛乱部署，造成一时群龙无首的局面，留在上海的3个主持工作的常委感到大势已去，就借口等马天水回来后再作决定以拖延时间，使整个形势越来越对他们不利。

　　第三，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迅速控制住了上海的局面，把党中央的政策直接传达到了广大干部，把“四人帮”的罪行和毛主席生前的指示传达给广大群众，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完全陷入被群起讨伐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任何图谋都只能土崩瓦解。

　　第四，中央工作组和上海新市委对处理反革命武装叛乱的政策和策略得当。“四人帮”余党发动武装叛乱的****迅速被查清，参与叛乱的绝大多数人从被蒙蔽中解脱出来，上海的社会局势迅速走向稳定。

　　在中央工作组集中突破反革命叛乱的同时，全市各委办、各区县发动群众、广泛深入地开展揭发“四人帮”及其余党的罪行。全市被列入清查范围的对象有5400人，其中拘捕、隔离、停职的有1683人，包括处理和惩办的打砸抢分子458人。查清了重大事件300多起，其中全市性的与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重大事件12起。经过一年多的深入揭、批、查斗争，到1977年底，这些事件都得到了认真的处理。在揭、批、查斗争中查出的重大事件，被写进中央关于“四人帮”3批罪证材料的就有98件，向审判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案特别法庭提供证据174件。后来严佑民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彭真同志的意见时说：彭真讲，上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是彻底的，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提供的罪证材料占1/3。彭真讲，没有上海的材料，审判“四人帮”就无法进行。

　　1981年7月13日，“两案”审判办公室的负责同志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分析说，各省、市、自治区的揭、批、查斗争大体上有3种情况，一种是揭、批、查搞得比较好，比较健康，政策掌握得比较好，处理的人不是太多，定性也不算太高，至今申诉的人也不多，在运动中按政策办事，以理服人，没有违反政策的现象，如上海。我感到这个结论是客观的，公正的。当时讲全国情况只讲了上海，没再讲到别的地方。我作为中央工作组的一员，也深深地感觉到我们在执行政策过程中认真遵循了中央16号文件的精神，坚持团结大多数，坚持区别少数有严重罪行、作恶多端的骨干和大多数受蒙蔽群众的关系，不搞扩大化。在我分管的文教系统和体委系统中，有一个篮球运动员，他打了200多个人，自己累得打不动了，就让老同志相互打，民愤极大，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判得很重，但鉴于他当时只有16岁，年纪小，受了“四人帮”的蒙蔽和教唆，最后只判了3年刑。

　　在深入开展清查的同时，全市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大批判，从中央工作组进驻上海到1977年底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先后召开了4次全市性的设有主会场的大批判会，主会场一般都有1万多人，另外组织全市党支部委员以上的23万人在各单位拉线收听主会场的实况广播。各个系统召开的万人批判大会有20多次。这些批判大会声势之浩大，揭批之深入，群情之激愤，都是空前的，对肃清“四人帮”的影响，教育广大干部从思想上拨乱反正起到了广泛的教育作用。我记得有一次在上海展览馆的电影院，文教系统召开批判大会，批判“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余党，徐景贤站在台上接受批判，我们有4个人坐在主席台上，巴金坐在我的旁边。巴金对我讲：10年前“文化大革命”开始闹得最厉害的时候，大概也是11月，徐景贤他们在文化广场开万人批斗大会，批斗陈丕显、曹荻秋，把我们这些人都作为牛鬼蛇神拉去陪斗。那时徐景贤怎么也不会想到，10年以后他自己倒站在台上被批斗。巴金说大概是老天有眼吧，是报应。我跟他说，我们老祖宗讲过，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人做的坏事太多了。
 

朝秦暮楚周佛海 [转帖]

□ 祝 彦　《党史文苑》 2006年第05期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人。此人是民国史上一个少有的“变色龙”式的人物。早年留学日本,曾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夏天回国后,参与了上海****组织的发起和筹备工作,1921年7月出席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中国****的创始人之一,并一度代理中央局书记。不久,回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求学。1924年,在戴季陶等的拉拢下,脱离****,投靠了国民党,并成为蒋介石的亲信,历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国民党政府训练总监部政治训练处处长、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训练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职。抗战爆发后,他与汪精卫一伙组织“低调俱乐部”,鼓吹“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投降主义言论,还与日本侵略者暗中勾结,进行谋求“和平”的勾当。1938年12月,周佛海先于汪精卫等逃离重庆,经河内到香港。之后,由香港潜入上海,开展卖国活动。1940年后,历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汪伪政府警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上海市长等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中的第三号人物,沦为千夫所指的民族败类。日本投降后,他被蒋介石任命为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后在舆论压力下被捕,于1947年被判处死刑,1948年2月28**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中共“一大”代表

1921年7月,繁华喧闹的大上海,十分燥热。一辆黄包车停在了法租界白尔路389号“博文女校”门前(今为太仓路127号),一个西装革履、颇有修养的年轻人汗涔涔地钻了出来,他就是周佛海。前不久,正在日本留学的周佛海接到通知,中国****将于7月间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希望他作为日本留学生的代表出席会议,因为恰逢暑假,周佛海决定成行。于是从日本鹿儿岛乘客船直抵上海。
博文女校规模不大,按照指示牌,周佛海径直向一栋青砖洋房走去,一面打量,一面拾级而上。整幢楼虽不大,却很整洁,红漆地板擦得锃亮,由于正值放暑假,所以寂静得很,周佛海对这里的环境尚觉满意。听到脚步声,先期到达的陈独秀的私人代表包惠僧迎了出去,一面寒暄,一面抢着接过周佛海的行李。包惠僧性格十分随和,周佛海也很健谈,两个人很快就熟稔起来。包惠僧向周佛海介绍说,参加大会的代表基本都到了,湖南来的有何叔衡、毛泽东,北京来的有张国焘、刘仁静,湖北来的有董必武、陈潭秋,上海本地的李达、李汉俊,广东来的有陈公博,山东来的有王尽美、邓恩铭,旅日代表就是你。另外,还有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其中,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及包、周二人住在博文女校。
“张国焘也偶尔来学校住,就和我住在一间,因为在东楼,凉快些,你也搬进来吧。”包惠僧热情地邀请道。
周佛海未置可否,眼睛却盯向西楼顶头一间,从敞开的房门看,里面只是支了一张板床,空荡荡的。“那西屋谁住?”他问。“是你的老乡毛泽东,他来得早,闲不住,好像到外地考察去了。”
对于毛泽东一个人住单间,周佛海似乎表现得有点不高兴,但嘴里没有说出来,不过脸上却反应出来。聪明的包惠僧连忙解释:“那间屋是西晒,像蒸笼一样,毛先生夜间要读书,怕影响别人,所以要了那间。”周佛海不好说什么,拾起行李,径直走向西屋。
果然如包惠僧所言,那屋里暑气蒸腾,不过一盏茶的时分,他已是汗透重衫,又拾起行李准备退出去。一阵楼梯声响,一个身材修长的青年迎面走来。周佛海眯缝起眼睛,打量着来客。他本来就自恃才气,目高于顶,很少有人能容在他眼里。然而来客的风度、气势却令他折服:并非咄咄逼人,并非衣裳光鲜,对方只是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稳重,一举手,一投足,都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从容不迫,稳重内敛。来人自我介绍道:“我是毛泽东,湖南来的。”一口浓烈的湖南腔让周佛海感到亲切。“我也是湖南人,现在日本留学。”周佛海连忙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啊,是洋学生,可要请教了。”毛泽东爽朗而诚恳地说。之后的一番谈话,真个是天下地下,无所不包。毛泽东的话不多,却极有创见,往往是高屋建瓴,一语中的。不知不觉间,已是日头偏西。匆匆用过晚饭,周佛海又来到西屋,毛周二人年龄相仿,乡音亲切,又都有才,志向远大,意气纵横,双方很谈得来。
夜已深了,天气仍然热得难熬,周佛海毫无倦意,只是一直坐在地上,仰望着坐在床上的毛泽东感到脖子有点发酸,不禁用手抚摸。毛泽东会意地笑了笑,从床上一跃而下,席地而坐,“既然大家有兴,不妨联床夜话,谈谈各人的经历。”谈兴正浓的周佛海自然赞成,跑回东屋取过一把折扇,正在辗转反侧的包惠僧也跟了过来,三人睡在地板上,天南地北地海侃起来。对此情景,周佛海本人作了回忆:“我和毛泽东等三四人,住在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学楼上。当时学生放了暑假,所以我们租住。没有床,我们都在楼板上打地铺。伙食,当然是吃包饭。在贝勒路李汉俊家,每晚开会。”
在上海开会的最后一天,会场突然来了一个陌生人,引起了国际代表马林的警惕。这天的会周佛海没有参加,因为他忽然肚子又痛又泻,不能出门,于是一个人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就睡着了,等同屋的毛泽东回来,才醒过来。听毛泽东说了会场上的事情,才知道出了问题。后来,会议转到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
中共“一大”最后选举产生了中央局,书记为陈独秀,组织主任为张国焘,宣传主任为李达。但是周佛海回忆说:最后一天的会上,除通过党章和党的组织外,并选举陈仲甫(独秀)为委员长,周佛海为副委员长,张国焘为组织部长,李达为宣传部长。不过这似乎不可信,不排除周佛海为提高自己地位之嫌疑。
与国民党的关系

周佛海与国民党的关系很微妙曲折。第一次改换门庭是背叛****,投靠国民党,并春风得意,官运亨通。抗战之后,第二次改换门庭,投靠日本,成为汉奸,做了汪伪政权中的第三号人物。抗战即将胜利时,又积极谋求与国民党合作,为自己留下一条后路。政治上如此反复无常,实在少见。

周佛海自从出席中共“一大”返回日本继续求学后,实际上即与党组织脱离联系,对风起云涌的国内革命形势也不关心。之所以这样,主要是因为周佛海担心自己的安全,怕继续从事革命活动,会受到日本政府的迫害,影响自己的前程。另外一个原因是,戴季陶、邹鲁等国民党右派人物的极力拉拢诱惑。戴季陶与周佛海私交甚深,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当选国民党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后,戴就写信给周佛海,以高薪邀请他回国,担任宣传部秘书。当时已是大学三年级、面临毕业的周佛海,正为自己的出路发愁,收到戴的信后,在没有完成论文答辩的情况下,就急忙返回国内,于5月抵达广州。由于得到戴季陶等的提拔重用,周佛海的个人政治“抱负”得到初步实现,而且前途越来越好,于是与****的关系日益疏远。1924年9月,中共中央将周佛海开除出党。于是,周佛海就死心塌地地投靠了国民党,并成为反共的一员干将,并因此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不断升迁,最后居然做到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枢骨干。
按理说,蒋介石和国民党对周佛海不薄,为什么抗战后他又要背叛国民党,而投靠日本和汪精卫呢?
抗战爆发后,国内各种政治派别对局势发表了不同的看法,即使在国民党内也有不同的声音。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集团,对抗战毫无信心,主张与日妥协。周佛海也是失败论的代表人物,反对发动全国性抗战,他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于是,他成为“低调俱乐部”的一个积极分子,与汪精卫一道成为所谓“和平运动”的积极倡导者与推动者。

周是蒋介石的亲信,在助蒋反汪的斗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周汪两人似乎是势不两立的对头。在周佛海背叛****并大骂****的时候,汪精卫对他的政治品质非常反感,斥责道:“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员,现在却又攻击起****来了;他****就算了,还要来反诬,真不是东西,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一起做事。”对于汪的指责与嘲讽,周佛海反唇相讥:“我现在却要回敬汪说: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起****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来了。他跑到外国就算了,还要来倒戈,真不是东西,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可见,周汪之间的怨恨之深。
周与汪本来并不是一条道上的人,怎么走到了一起呢?
原来,宁汉合流以后,1932年1月28日,蒋汪和好合作。作为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周佛海与行政院长汪精卫成了部属关系,对汪的指示总是很顺从遵照执行,从而深得汪的赏识,两人的关系也就亲密起来。1937年1月6日汪精卫回国时,国民党派周佛海等为代表,专程前往香港迎接汪精卫,作为蒋的亲信人物,说明周佛海与汪的关系不错。由于对日主张的一致性,周汪越走越近,最后周干脆背叛蒋介石,积极帮助汪从事投降活动。周佛海曾对友人说过:“自从脱离****后,我很不得意。我当过国民党政训处处长,当过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当过国民党宣传部副部长,与国民党中统关系也深,但始终没有什么作为。因此,我决定和汪先生一道出来,从另一条道路来解决中国问题。”实际上就是为了追求自己的个人政治野心。最后,周佛海追随汪精卫到南京组织伪国民政府,在汪精卫卖国求荣的整个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940年3月底,汪伪政府成立,周佛海是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再加上一个中央储备银行行长,可谓位高权重了。
抗战胜利前夕,周佛海感到前途不妙,便暗中与国民党联络,寻求后路。由于他与戴笠的特殊合作,得到蒋介石的赞赏,因此在汪伪政权中那些大小汉奸为自己的前途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惟有周佛海,笃定泰山,满心欢喜。为什么?
原来,日本投降时,戴笠和杜月笙已在浙江淳安。时局变化如此之快,他们担心新四军会近水楼台先得月,开进上海。只有先利用汉奸了,于是急令周佛海等汉奸力保京沪安全。戴笠派杜月笙最得力的门生、CC健将陆京士,持戴笠的亲笔信星夜来沪找周佛海。戴笠的信是这样写的:“佛海吾兄赐鉴:敌已向同盟国提出答复,愿立即停战并解除武装。在此局势急转直下之时,京沪治安之维持,甚关重要。弟已呈准,上海由兄联络各方,共同负责,而由兄主其事。请兄于此紧急艰巨之时期,对任务能秉承领袖之意志,鼎力以支持之也。今后一切,当由弟负责。专此致颂大祉。弟戴笠手上。”任命电报也随后到沪。后来,周佛海随后在受审时的自白书内写道:“8月12日,程克祥、彭寿送来戴局长(戴笠)一个电报,内载:‘委座派做上海行动总指挥,负责维持上海和沪杭沿线治安’,并指定归我指挥的部队,我便遵令就职。”当时,周的伪职主要是上海市长,于是他急着离开南京回到上海就任蒋介石委任的新职,等待重庆国民党军队的到来。
1945年8月19日晨赶回上海后,周佛海立即宣布他已奉命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司令,业已成立“上海行动总司令部”,负责维持治安。由此,他摇身一变,从汉奸上海市长变成“总指挥”、“总司令”。除维持所谓治安外,周佛海还为国民党文武官员及军队提供大量伪币及物资保障。
当国民党大批人马到达上海后,周佛海失去了利用价值。9月25日,周佛海奉命结束上海行动总司令部事宜,所有警察、军队及中央储备银行等全部移交给军统。9月30日,周佛海等被押送重庆。1946年9月被押到南京。10月21日,国民政府南京高等法院第一法庭对周佛海进行公审。11月7日,法庭以“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罪,判处周佛海死刑。随后,周佛海被送往南京老虎桥监狱。1947年3月,蒋介石发布特令,以“响应反正”、“戴罪图功”,“以观后效”为由,将周佛海“减为无期徒刑”,免其一死。但也许做汉奸造孽太多,1948年2月28日,周佛海病死于监狱中,结束了其变幻无常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