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解密 [复制链接]

“女宰相”上官婉儿风流史[转帖]

　　中国历史上，武则天是独一无二的女皇帝，追随女皇左右、深受信赖的上官婉儿，尽管没有明确的封号，实际属于手握实权的“女宰相”，翻翻中国历史，这种权倾朝野铁腕女人，简直是凤毛麟角。一方面，她资质绝佳，天赋灵犀，具有卓越的学识和文才；另一方面，她玩弄权术，驾驭政治，石榴裙下掩藏着极为淫荡的私生活。

　　和其他爬上权力颠峰的人物一样，上官婉儿也曾有过凄苦卑贱的出身。因为爷爷上官仪政治上排错了队，公元664年，他们全家获罪——杀！包括上官婉儿的父亲在内，很多亲人都掉了脑袋。这时候，可怜的小婉儿刚刚降生，还没吃几口奶，便随着母亲郑氏做了朝廷的“官奴”。虽说侥幸保全可性命，可是处境极为低贱。

　　母亲拼死拼活地干苦力，跌跌撞撞地拉扯自己的小女儿。当然，败落的官宦人家也很有见识，母亲千方百计让婉儿接受全面而严格的正统教育——这可是将来安身立命的资本。小姑娘太聪明了，一点就透。刚四五岁，就作得一口漂亮的诗词。

　　《旧唐书》在列传中讲了一个半真半假的故事：

　　郑氏怀孕期间，梦见一名巨人送来一杆秤，嘱咐说：“持此，称量天下！”好大口气呀！称量天下，岂不就是皇帝身边说了算的人物！大概，要生儿子吧。孰料，呱呱坠地的是个肥白的女婴——失望。做梦的事只能当姑妄一笑了。

　　武则天终于给了破败的上官家族一个翻身得解放的机会。她久闻上官婉儿的才学，便将那对可怜的母女召进了皇宫。现场考试——满意极了，于是除了她们母女的“贱籍”，还把婉儿留在身边工作，担任掌管诏书的贴身秘书。那年，上官婉儿刚刚14岁。从此，她涉足政坛，一步一步接近了当朝的权力核心。

　　新手，总有拿不准的时候。上官婉儿也需要宦海沉浮，不断历练。因为不听话，武则天差一点宰了她，碍着根深蒂固的“爱才癖”，武后只在姑娘粉嫩的额头上刺了一个乌黑的犯罪标志，这种近乎毁容的刑罚叫做“黥面”。虽说，额头不完美了，上官婉儿依旧是光彩照人的大美女。她利用两种最厉害的东西在宫里混：一，头脑；二，姿色。

　　才华固然重要，干的好不如嫁的好。16岁，大约是念高中的年纪，上官婉儿妩媚地倒在皇太子李显怀里。她深知这种“政治投资”的重要意义。此后，李显被废，远戍钧州、房州，上官婉儿又坐到了武则天亲侄子武三思的大腿上。她替这位情人频开绿灯，利用皇帝秘书的便利，大讲武三思的好话，甚至有意排异李唐皇室。李家的人，怎能不恨这个多事的臭娘们儿！

　　风水轮流转，李显咸鱼翻身了。705年，唐中宗李显又从衰老的武则天手里接过了皇权，“老相好”上官婉儿随即投靠。她被册封为“昭容”，其实，就是皇帝的小老婆。按《旧唐书》的说法，她的地位仅次于皇后一人、妃子三人，属于“九嫔”的第二名。婉儿负责的具体事物，还是内阁秘书长。有了政治靠山，她仍觉不稳固，便在李显大老婆韦皇后身上押了宝。

　　最奇妙的手段，便是引荐情人：很快，细皮嫩肉的武三思顺着婉儿的牵引，爬进了皇后娘娘温暖、华丽的被窝儿。对此，天性懦弱的“气管炎”——李显，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的原则就是：只要老婆快活就好。李显、韦后、婉儿、三思，经常关起门来，在皇帝的床上鬼混……相关记载，见诸新、旧唐书。

　　这一时期，是上官婉儿红得发紫的颠峰阶段。在她倡议下，天下大兴文学之风，各种各样的赛诗会像今天选拔“超级女声”一样如火如荼地折腾起来。皇宫里，更热闹，帝后王公率先垂范，文才飞扬的婉儿理所当然成了焦点人物。她当仁不让地支持会议，不但代帝后捉刀作诗，还充任考评裁判，并对文才绝佳者实施奖励。据说，第一名可以荣获黄金铸造的“爵”一尊，这可比奥林匹克的冠军奖牌名贵多了。

　　女人成为炙手可热的人物，投机钻营的人便纷纷投靠。提拔个把行政官员，对于婉儿来说，简直是小菜一碟。话又说回来，她毕竟是有七情六欲的健康女人，环顾人生，她美中不足的还是“私生活”。于是，婉儿秘密购买私宅，在宫外和一些风流倜傥的花花公子们勾勾搭搭。《新唐书》说：“邪人秽夫，争候门下，肆狎昵……”要命的是，婉儿还为这帮家伙谋求政治利益，很多人踩着她温柔的肩膀，做了显官。

　　她最著名的情夫就是崔湜。小伙子模样好，两人初相识也就二十三四岁。那时，婉儿已不是情窦初开的小姑娘了，红颜易老，一眨眼，居然四十多了。按年岁，徐娘半老，差不多可以当小崔的姑姑、阿姨了。为了报答婉儿的垂青，小崔厚颜无耻地引荐了自己的三个亲哥们儿：崔莅、崔液、崔涤。他们个个儿帅，个个儿花，自然成为婉儿床上的心肝宝贝。很快，崔湜被她弄到了副部级领导。即便崔湜犯错误，也没关系，皇上跟前一嘀咕，随即豁免，而且一步一步升到了宰相的高位……

　　清朝有位诗人感叹：“妻子岂应关大计？”其实，这与“红颜祸水”的说法，遥遥相对，都是强调女人在政治问题上作用的大与小。在权力问题上，男女并无本质不同。人，熬到“一言兴邦、一言丧邦”的显赫位置，任何性别都会起到改变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那只是一种千载难逢的偶然性。

　　上官婉儿总算闹到头了。她的克星就是政治新秀李隆基。毕竟树敌太多，一切哀告都无济于事了。景龙四年（710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李隆基操纵的宫廷政变暴发。夜幕中刀光一闪，上官婉儿惨叫着倒在了血泊里。那年，她刚刚47岁。

生物电：中医存在的物质基础 [转帖]

严佳敏　王玉玲

　　近年来，中医走到了非常尴尬的境地，中医的废存问题争论不止，甚至在2006年有人发起了取消中医的签名运动。在中医废存的问题上，党和国家态度明确，强调要坚持中西医并重，扶持中医药和民族医药事业发展。

　　王玉玲博士于2008年4月出版了《生物电医学与中医》（学苑出版社，2008年3月版，36.00元），提出
了统一医学理论和统一医学模式，开创了生物电科学新领域。这个理论开创了中医理论物质化的研究思路，这在中医历史上是第一次对中医理论思维的突破；这个理论也为西医的结构医学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医学教育专业委员会会长王德炳称之为“中医学研究与发展历程中革命性的突破”。为了让读者能更全面地、准确地了解生物电医学与中医的关系，本刊对王玉玲博士进行了访谈。

　　严佳敏：请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生物电？

　　王玉玲：生物电其实非常简单，生物电就是一种电，它是通过生物体的生理/生化过程产生的。简单地说，生物通过它的生命活动所产生的电就叫生物电。举个例子来说，我在与你说话的过程中，我的嘴在动，嘴里面的肌肉就在活动，肌肉活动本身就有许多离子的运动，离子的运动就产生电位的变化，这个电位变化就是生物电。

　　对生物电的研究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大家最早研究生物电是怎么研究呢？电鳗不是能电死人吗？人的身上会有静电吧？这些已经属于生物体的整体生物电了。在西医学里有一个学科是电生理，电生理主要研究细胞生物电的发生机理，也就是钾、钠、钙等离子在细胞膜内外走来走去形成细胞的电位变化。后来，像美国科学家开始研究心电图，实际上也是生物电的一种检测。但是“心电图”的检测方法并不是直接检测心脏上的生物电，而是通过人体表面检测出来的，用这种方法测完以后能比较规律地反映心脏生物电的一种状态，所以叫心电图。为什么有时候通过心电图诊断不了或者诊断不准确呢？就是因为心电图测的并不是心脏的生物电，如果要测心脏生物电就得直接在心脏上测。

　　严佳敏：心脏生物电和脑电波是不是一样的？

　　王玉玲：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其实在电的性质上，生物产生的电和发电机产生的电是一样的，没有区别。大脑产生的生物电和肌肉产生的生物电（心脏也是一种肌肉）也是一样的，性质完全一样，就是一种正负电荷的运动过程。

　　严佳敏：那么，人体哪些地方能产生生物电？

　　王玉玲：人体的每个器官和每个细胞都有生物电，而细胞是由很多分子和离子组成的，这些分子和离子都带有不同数量的正负电荷，因此人体的每一个部位、细胞和分子都有生物电。我们人体中生物电活跃的组织，也是维持我们生命活动的主要组织器官。人体有四大组织器官生物电活性很强，第一是神经组织，神经组织与许多疑难杂症有关，例如精神病、失眠、瘫痪、疼痛等。第二类就是肌肉组织，包括心肌、骨骼肌、平滑肌，心脏的生物电与心脏病、心血管病有关系，骨骼肌生物电与瘫痪相关疾病有关系，平滑肌生物电主要就在血管上和胃肠之类的内脏器官上。像血压高的人可能就是血管上的平滑肌上的生物电频率有问题，频率一高的话，血管收缩增强就会出现高血压。第三类就是腺体，最大的腺体包括肝脏、肾脏和胰脏。第四类是参与免疫功能的细胞，例如巨嗜细胞等，巨嗜细胞与人体免疫力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严佳敏：您是怎么想到用生物电去诠释中医的？

　　王玉玲：主要是针灸技术的疗效与发展。大家都知道，如今临床上为了提高疗效，把针灸与电刺激结合起来。为了搞清楚针灸与电的关系，我查阅了大量书籍，发现中医历史上，过去使用的针是骨头的、木头的或者石头的，当换成金属针之后，疗效一下就飞跃了，这是一种启示。现代医学当中，针灸还是能被人接受，但是它已经被电疗机和理疗机超越了。我想知道针灸的机理，到底是什么在发生作用。针灸是建立在经络学说基础之上的，经络是什么？我是学西医的，我理解电生理的特性，于是便开始研究分析。

　　可以说，我是跳出中医和西医的研究框框来研究医学的，我一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时就是从宏观的角度。现在多数医学研究，无论是分子生物学、器官医学等，都是微观水平的，要是能站在中医西医之上整体来看医学，就是宏观医学。我就是将中医西医反复比较，从理论层面、技术层面等各个层面考虑，研究中医西医到底是怎样的对应关系。打个比方，如果中医是一口井，西医是一口井，这两口井里的水都是维持我们生命的必需物质。3000多年来，喝中医井水的人把水叫津液；300多年来，喝西医井水的人将水称之为水。中医用老祖宗的语言研究津液，一直研究津液的疗效，却没有研究津液是什么成分、何种结构。西医用现代知识研究井水的成分、井水的来源。当你跳出井来，你会看到周围还有许多的井，它们都有水，这些水都能维持生命。这些井水其实都一样。

　　中医总说天人合一，怎么合一？人的生物电和环境磁场的关系就是天人合一。大家知道，环境磁场的主要来源是太阳磁暴的结果。中医治疗讲究三因治宜：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时而异。因人而异，就是同一种病，不同的人治疗方法不同，哪怕是双胞胎。我认为，西医所讲的个体差异就是生物电的差异。一对孪生姐妹，她们的基因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她们的性格、智力不一样，这就是因为生物电的不同。智慧是什么呢？就是大脑生物电产生的流动，尽管都是一个载体，但流动的方向速度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西医对大脑的细胞结构、分子结构很清楚，但没有办法解决神经病。从脑电图找问题是对的，但是没有理论基础就总是找不到地儿，生物电医学出现之后，就是提出了一个方向，往哪儿去找，应该怎么找。

　　严佳敏：您对中医的研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玉玲：我是从1994年开始研究中医的，那时候是业余的。我当时在英国学习分子生物学，那是最时髦的。可是通过学习和研究，我发现分子生物学很费钱，还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尽管我可以得到学术地位，但是对人类健康来说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于是我便开始研究中医。直到2005年的秋天，我才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医研究。我想我要做一件自己认为很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在中医上要做创新性研究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

　　严佳敏：中医西医有何本质区别？您是如何看待中医现今的学术地位的？

　　王玉玲：其实中医和西医是没有本质区别的，中西医是不应该分开的。我在书里比较系统详细地阐述了统一医学理论。

　　首先，我们的人体是同一个系统，生命也只有一个，医学是为生命服务的。中医和和西医并不是两个体系，而只是不同时期所产生的两个医学学派而已。而且，这两个学派所研究的许多内容也是重叠的。但是，由于研究的历史时期不同，当时所拥有的知识与技术手段不同，产生的学术术语也就不同。有些中医界的人总想把中医拉出来，努力强调中医与西医各自的特点；而一些西医界人士总想把中医推出去，因为中医说不清道不白。其实，中西医是分不开的，就是一个东西。

　　通过研究，我发现，中医强调功能与结构的相互关系，也就是说中医主要研究整体结构与整体功能的相互关系。同时，中医在器官水平上、细胞水平和分子水平上也有一些临床研究，但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的低下，中医的研究一直是以整体水平研究为主，没有进入实验临床阶段。西医强调结构功能，也就是说西医一直是以研究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结构为主的实验医学，从器官、细胞、分子的结构开始研究，因此西医对器官、细胞、分子水平的研究非常深入化、体系化。

　　中医体系要比西医体系完整（见表1、中西医临床统一分析），也就是说，中医体系更完善、最完整，中医是最完善的医学体系。中医将医学分为功能医学和结构医学：功能医学包括分子、细胞、器官和整体水平四个水平；结构医学包括分子、细胞和器官三个水平。而中医在近300年来研究这七个水平的过程中，故步自封，只是用一些原画、原图去研究，没有用现代的科学知识、技术手段和思维方式去研究，没有系统地去研究它的物质基础，使得西医包括像分子医学——药物；细胞医学——克隆、试管婴儿技术，器官医学——外科，这些医学技术比中国发展得快，从而导致了西医主导世界医学界的局面。

　　我们现在不该提中医、西医的概念，而要提的是一个统一医学。中医过去没有提出明确的物质基础，但是中医是作用在人体上的，人体是物质的，怎么能说中医没有物质基础呢？中医的理论是阴阳五行，其实阴阳五行就是物质分类和物质性质，阴是物质、是结构，阳是功能；气血精液的“血、精、液”都是细胞水平、分子水平的物质。

　　表1、中西医临床统一分析（内容详见当期杂志）

　　所以中医要比西医更完善和全面，西医只是中医发展的一部分。像针灸，就是器官医学的典型代表，它既是外科技术，又是生物电技术。历史上，扁鹊也做麻醉、做手术。为什么后来中医没有发展起来呢？就是因为大家太想传承了，而没想发展，使得中医没能物质化，没能用现代的科学手段去研究它。中医3000多年来的发展之路就是传承，徒弟要尊重师傅，维护师傅，认为创新就是违背了师傅；而西方人不一样，西方总是批评型的。

　　我的研究表明，现在中医的学术研究走错路了，它要求做中医按西医的思维方式去做。这样做技术上是可以的，但是理论上是不可以的，现在做科学把技术当成理论了。可以说，一方面3000多年来，中医理论没有创新过，研究中医的人也没有从中医理论的物质化考虑过，因此，中医的地位就被从属化、边缘化了。我觉得这是一个悲哀，不仅是中国人的悲哀，也是全世界的悲哀。

　　严佳敏：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写这本书的想法？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

　　王玉玲：2006年。当时有人说中医必须离开医疗服务体系并提出要取消中医，把我激怒了。一开始我并不想写这本书，因为我将会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我的技术会被曝光，我是挣不到钱的。但一些科学家明确提出中医是伪科学，应该退出医学服务体系，我听了挺生气的，感觉这是对科学的不慎重。其实科学是没有“伪”的，科学本身是一个探索的过程，没有真伪之分，只是科学结果可能会有真伪之分。首先科学的真伪要从科学的定义来分析，“科学”二字本身是技术方法和研究过程的定义，即研究问题的方法和过程，如此说来“方法和过程”是没有真伪的，所以就没有“伪”科学之说。但是，现代人们把“科学”名词化了，更把“科学”二字“演化”为“结果”，“演化”为正确、真实的结果，因此，不正确的、不真实的结果当然就是“伪科学”。严格来讲，只有科学结果可能会有真伪之分，不存在伪科学，只有伪科学结果。

　　我当时下定决心，就算倾家荡产也要把这本书写出来，让世界的人来看看。也许这本书写完之后会受到批评，但至少为中医和西医打开一条路，大家来探索，为对中西医统一感兴趣的人建立一种新的思维模式。

　　在写书过程中的确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首先是资金上的困难，写书既需要时间，又需要研究经费。其次是出版问题。学苑出版社的孟白社长坚信这本书的价值，全力帮助我出这本书，这让我第一次感到支持的力量。

　　实际上，最大的困难是自己知识结构的问题，毕竟自己是西医学博士，要写中医的东西挺困难的，要把中西医统一在一个平台上论述，那么，仅有医学知识也是不够的。我要研究唯物论，还要学习“易经”、“八卦”、“风水学”、“相学”等，以便从根本上理解我们的祖先为何如此研究中医。生物电是电，属于物理学范畴，物理学更不是我的专业。所以我就经常去找物理学的人给我看，总怕出一些比较低级的错误。因为这种研究是交叉学科，所以我找了很多人帮助我，找人帮助的过程也挺困难的。走到今天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严佳敏：您的生物电医学是否可以完全将中医的原理解释清楚？生物电医学与中医是什么关系？

　　王玉玲：我认为是这样的，我的书基本上将中医的原理解释清楚了。简单地说，中医是研究人体结构和生物电相互关系的医学；同时，我的书也诠释了西医的全部内容。生物电医学本身是中医、西医两个学派的共同补充。首先，生物电是中医理论的主要物质基础，同时，生物电又是中医辨证论治的重要物质基础，因此，中医的结构医学已经被发展的西医取代了，因此，生物电医学是中医的一部分（见图1），在生物电理论指导下的许多中医问题需要重新验证，因此还有很多的研究工作要做。就我们目前的认知，可以把医学统一在分子、细胞、器官和生物电这四个层面上，在这四个医学层面上中医研究比较完善，在整体方面比较深入、系统，但是在分子、细胞、器官方面做的少。所以一直无法把中医物质化，有些人愿意保留中医的神秘感，不愿意把中医说清楚，这实际上是个很悲哀的事情，不过将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应该是统一了。

　　（图1详见当期杂志）

　　严佳敏：生物电医学的出现是为了证明中医也具有科学性，但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中医能够存在几千年是因为它的临床有效性，而不是“科学性”，中医与科学本是两个并存的认知体系，没有必要用其中一个去证明另一个。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玉玲：这个说法本身就有问题，科学是方法学，很多人总是把中医、科学、科学结果混淆。临床有效性就是“科学性”，我们现在研究某种药物的临床有效性，就是科学研究的过程，通过科学研究的结果就具有科学性。因此，中医的发展本身就是中医人几千年科学研究的足迹。中医与科学不是两个并存的认知体系，中医是科学的一个分支，生物电医学只是为中医这门科学提出了一个共同的物质基础，有了物质基础，研究就会突飞猛进。比如现代医学中的医学心理学，医学心理学目前没有明确的物质基础，但是没有人否定医学心理学是科学。

　　严佳敏：书中认为，中医理论和中医实践都是有物质基础的，这个物质基础主要是人体生物电。有人质疑仅仅从“物质”这个角度去阐释中医理论，是不是太片面了？就像中医理论中的“七情”，又如何去找其“物质”基础呢?

　　王玉玲：我认为，我们生活在21世纪，只能用21世纪可利用的技术知识和手段来研究中医。中医的物质基础包括人体的物质结构和生物电，过去没人系统提出生物电在中医理论和中医实践中的地位，因此，中医就成了说不明道不白的东西，有了生物电，中医理论就完整了。过去中医也讲物质基础，人吃中药，中药就是物质。中医的按摩推拿都属于生物电，推拿是使人整体生物电和分子器官生物电发生变化。中药不仅考虑到生物电，还考虑到物质，所以好多药都是要熬，汤药里面有许多矿物质，补充身体的正负电荷。有一点一定要记住，生物电的物质基础是人体的物质结构。

　　“七情”的“情”字我在书里讲过，这首先是我们人体的心理作用，我们智慧的物质基础是什么？可能也是生物电。你大脑里的生物电就是产生各种情绪的物质本质，所以你有了“七情”。因此，健康的情绪可以治病，大脑产生一个非常健康的生物电信号，这种生物电通遍全身之后可以抑制异常的生物电，就可以治病啊。所以“七情”的物质基础可能都属于生物电范畴，其他物质根本是解释不了的。

　　严佳敏：还有些人认为你所提出的生物电也是人体发出的一种生理现象，生物电的强弱也是人体的一种症状。您认为生物电与人体的症状是一种什么关系？

　　王玉玲：这是一个前沿的科学问题，我认为生物电是人体症状的物质基础。我讲一下什么是生物电进生物电出你就明白了。打个比方，假如有一瓶毒药，人喝下去之后，毒药首先会跟体内某种物质发生电荷的结合，如果结合得紧，毒性就大，人的生命就无法挽回；如果电荷的结合比较松，很快排出体外，人的生命就没事，毒药分子的电荷与人体某种物质电荷的结合过程就是生物电进。什么叫生物电出呢？这药喝进去之后，与胃上的某种物质发生结合，首先影响了分子水平的生物电，如果分子水平生物电发生巨大变化，使胃的平滑肌细胞的生物电发生变化，产生强烈收缩，人会感到胃疼；如果结合比较弱也可能不疼，这个结合只影响分子生物电，没有产生分子、细胞、器官的变化，就不会产生症状。症状本身是生物电变化强弱的阈值范围，超过这个阈值人体就有反映了，就会出现症状了。所以生物电的变化是症状的基础。

　　严佳敏：生物电医学在临床上的应用如何？

　　王玉玲：目前我们已经开发出生物电共振治疗仪，申请了国家发明专利和国际PCT。这个技术首先将穴位治疗发展为经络（生物电）治疗，生物电共振治疗仪本质上是发展了的经络治疗技术，也是发展了的针灸技术。目前设备在进行临床疗效验证，主要进行下腰痛的治疗，效果不错。生物电共振治疗仪是在中医生物电理论及经络生物电理论的基础上研发出来的新产品。我相信中医技术的发展一定能够为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找到技术出路，我从事中医研究的目标就是要发展中医技术，为中国农村医疗服务做出贡献。

　　严佳敏：王博士，请您展望一下生物电医学的未来？

　　王玉玲：作为生物电医学的内容，临床检测内容已经很丰富了，比如心电图的检测等，但是在治疗方面，由于理论没有建立，所以针灸、电疗、推拿按摩等技术的发展迟缓，疗效无法提高。今天，我们系统提出生物电医学的理论，在生物电医学理论的指导下，科学家可进行全面研究，发展生物电治疗技术，直面疑难杂症。

　　未来的生物电医学研究将在三个领域展开，一是生物电基础研究，有人预言，生物电医学的基础研究可能孕育着诺贝尔奖水平的研究机会；二是生物电产品研发；三是生物电技术在临床上的应用，生物电技术的临床应用将会帮助科学家很快解决疑难杂症问题，为人类健康服务。

　　同时，生物电医学的意义在于对中医理论与技术的发展，对中西医统一的推动。我坚信，中医源自中国，中医的发展也要靠中国人的努力。我更坚信，生物电医学将推动中医的发展，促进中西医医学的统一。借此机会，我想表达一个愿望，欢迎各界科学家参与生物电医学的研究和交流。

流落香港的国军若干高级将领的浮沉岁月[转帖]

熊式辉买假护照被拘留

　熊式辉，可是国府重量级的军政大员，在大陆全面沦陷之前，是撤退到香港的高级官员中比较有名的一个。到港后，他并没有马上跑到台湾归队，其内幕局外人不得而知，可是他想逃往外国的企图却给人知道了。这是因为他向港英政府请求签证假护照被拘而传开来的。

这里要先叙述一个故事，即国府“外交部”人员搞出盗卖出国护照的事。当国府大队人马撤退到广州的时候，内部一片混乱，不论文武官员，都在各谋逃脱之策。其中有油水的机关，当然乘机大捞一把；而没有油水的机关，也是用尽心机，想办法抓钱。于是，外交部人员就想出盗卖护照的妙策，因为这正合乎当时逃亡香港的那些政界、军界官员的迫切需要。

交易地点是在澳门，后来在香港也开始出卖。此事传开后，想买护照的人就多了。隔不多久，这样的护照也买不到了。可是，有的人还是到处辗转托人买，造假护照的人就应运而生，熊式辉将军就是在这时买进假护照的。

　熊式辉退到香港后，先是深居简出，观望风色。后来看到大陆全部沦陷，台湾仍在飘摇慌乱之中，香港也不是安居之所，就想率家逃往南美。大约是在1950年5月，不知走什么门路，花500美元，买到几张护照，随即到港英政府移民局办理签证手续。移民局的英国帮办认定这几张护照是假的，也想在这个高级官员身上敲一笔竹杠，就请他在临时拘留室留下来。同时告诉他，根据香港政府的法律，“假造文书罪”是很严重的。

这时，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熊式辉也有些慌了，他家里的人也慌了，经过三天的多方设法，请香港的著名律师罗文锦为他辩护，这才免了“假造文书罪”，只承担“使用假文书”的罪名，结果罚款3000元港币，还请江西同乡袁德泉以复兴银行和新生公司两家“铺保”担保，才将他保释出来。事后，他无可奈何的对袁说：“想不到我‘虎落平川被犬欺’，真倒霉。”事后袁对我说：不要外传，这与关系到熊式辉的面子。

　这件事发生后，国府的老同志张群由台湾写信来，要他坚定反共复兴的信心，尽快去台湾。结果，也是老同志的熊式辉，还是带着一家大小到台湾大本营“归队”去了。

省主席刘建绪卖招牌逃往巴西

　湖南的老牌军头刘建绪在福建干了多年的省主席，下台后，于1949年7月逃到香港，住在复兴银行宿舍，谋图继续远逃，找个“安全”之地。

　他是湖南复兴银行的大股东，有权处置香港复兴银行产权。为有更多的现款充实行囊，他想从银行里多套些资金出来。

　香港复兴银行前身仅是一个办事处，没有香港政府的营业执照。直到1946年，香港被英国人重新占领时，才领到正式的营业执照。内地沦陷后，许多有钱的人逃到香港，想做投机买卖，这时向英国政府申请营业执照，不仅要花很多钱，而且很不容易，因此一张银行执照，在当时的香港就很是值钱。

　香港复兴银行只有两间房子连一个骑楼，场面不大。业务范围也仅做些国内黑市汇兑和吸收少数存款。在湖南的总行并无多少资金拨存香港，因此与各省在香港所设的商业银行相比，复兴银行的实力确是相形见绌的。

因为调不出钱来，刘建绪很感恼火，香港复兴银行总经理江国章尤为后悔，他有次对我说：“我们到底是‘土包子’，搞银行不行，只晓得在湖南建房子、买地皮、做投机买卖，不知多寻出路。如果早拨一部分资金来香港发展，也可以在香港地盘蹲下来，更不会挨老板的骂了。”言下深为感慨。

　刘建绪见没法外调资金，就逼着江国章将香港复兴银行出卖。看来也只有卖掉营业执照这着棋。开始时要价30万港币。这时，正巧袁德泉从江西南昌逃到这里，想在香港做投机买卖，这块银行招牌对他很合适。但他只肯出15万港币。经过讨价还价，另加1万港币，作为房屋家具费，就此成交。袁德泉就是这样成为香港复兴银行经理的。

　刘建绪拿走这笔钱中的大部分，于1950年底，迁居到巴西做寓公去了。

大阿哥马步青挥金如土

　曾在青海独霸40年的马步芳的大阿哥马步青，于1949年底重庆沦陷前夕，率领全家由重庆转到香港。这个纵横西北几十年的马家军老大所搜括的财物是无法计算的，卷逃到香港的财物，数目惊人。据袁德泉说，由他经手替马步青抢运的黄金就有3000两，美金20万元。当时的运费高达货值的百分之三十至五十，先交后运。

马步青到香港后，可算是一个真正的阔佬。他在香港的花园道盖了一座豪华公寓，买了两辆漂亮汽车，大玩香港有名的跑马赌博，每星期一次跑马，马步青从不脱班。

　马步青还有一种爱好是收买钻石。据跟随他出来的亲信参谋长袁献之说，他们在西北时期，钻石最贵，一个一克拉的小钻石，在青海可抵数十两黄金，因为西北产黄金不产钻石，外地去的也少。因此，钻石就成为搜罗的对象了。这时，香港的钻石并不稀贵，一般只要五六两黄金一克拉，最好的不过十多两黄金，就是一个五克拉重的钻石，也不过四五十两黄金就可买到。这在他看来，真是便宜之至，所以收买大量的钻石。

　1952年2月，香港复兴银行因投机失败而倒闭，马步青有四万美元存在袁德泉处，因此也受了些损失。但对他来说，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后来台湾方面号召“忠贞人士归队”，马步青又带着他的财产，在这年五月到台湾去了。

上官云相将军“瘾”居九龙

　上官云相，是制造“皖南事变”的主谋者之一，向以“反共”著名。大陆沦陷前夕，他也悄无声息逃到香港。他事先在九龙的金巴仑道七号，购置一座讲究的花园洋房。到港后，平日深居简出，很少露面，因此知道他的人不多。尽管如此，那些逃到香港的老部下还是要找他的麻烦，敲门借钱以至叫骂的事时有所闻。他常打电话叫警察前来保护，内心老有一种恐慌感。

　事实上，上官云相还是一个“瘾君子”，抽大烟的劲头相当大。香港在法律上是禁烟的，但如果花钱买得抽烟牌照，还是可以抽。不过这总是一桩要当心的事。在香港犯禁抽烟而被拘留的人，报上日有所登，他怕香港的流氓来他一手，就会丢人现眼。出于种种考虑，他觉得在香港的日子不好过，极想另择安全之地。

1951年，我也住在金巴仑道三号，与他仅有一房之隔。那时，我与卫立煌等所组织的新生公司正准备在北婆罗洲设立分公司，怂恿逃到香港的国府官员投资，到那里建筑房屋，开办橡胶园，正式移民。他知道此事，特来找我商谈，详问情况，很想参加。我于是知道他正作逃往北婆罗洲的打算。可是不久，台湾的蒋公搞“复位”，搜罗在香港的“国大代表”去充人数，于是这个反共专家也被召唤到台湾去了。

余程万军长被盗遭枪击

　1949年底，云南卢汉宣布投共，当时曾遭卢汉扣押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被卢汉释放后，先到了海口，后也逃到香港。余程万本来就是广东人，很早就把他的家小安置在香港。他在香港做起米店和杂货店生意，还同人合伙开设一个当铺。

　余程万是准备在香港长住久安的。他过去搞了很多钱，又很会做生意，因此，引起黑社会盗匪的觊觎。在他被击毙前的一个月——1955年6月，美国的戴坚由檀香山来香港，计划为自己在檀香山开设的太平洋公司招股。事先曾与余联系好，我和戴坚到他在九龙元朗区的住宅去会他，他被戴说动了心，答应入股二万美元，并想借此到美国去看看，并约定两个月后交股款。不料一个月后就出事了。

　黑社会盗匪早已探知一切，并摸清楚了他的行动规律。七月的一个晚上，他刚外出归来，三个盗匪乘机进门，一个在外把风，两个持枪入内行劫。他们把他家人赶入一间房里关起来，另逼余程万交出财物和保险柜的钥匙。他的厨师看见盗匪进门，已躲了起来，再由后门爬出，跑到二里路外的警署报警，随即开来大批警察，将房屋包围。

这时，余程万因舍不得钱财，正与黑社会盗匪拖延时间，接着发生一场警匪枪战。盗匪见已被包围，即把老余押在前面，作为挡枪的靶子，想借此冲出去。因为在夜晚，看不清楚，一阵乱枪响过，老余就这样被打死了。

　事后，警方公布说，余程万是被盗匪打死的。究竟被黑社会打死还是被警察打死，无人敢去追究。

潘裕昆军长失意荔枝角

　在辽沈战役中侥幸奔逃出来的国民党新一军军长潘裕昆，跑回长沙还大肆修建他的豪华住宅。到1949年5月，只得率领全家逃到香港。他住在九龙青山道一座楼房里，从表面看相当朴素。他所卷带的黄金美钞，都存在香港汇丰银行的保险箱里。

　潘裕昆在香港与卫立煌来往很密。1951年，卫立煌参加香港新生公司时，承担公司股份50％，要交美金50万元，卫本人没有这么多钱，其中半数即是由潘裕昆承担的。潘本人不愿露面，但却极力为卫撑腰，并为卫参赞一切。

而复兴银行的经理袁德泉许以厚利，以代他们经营谋利为由，取得他们的信任。卫立煌与潘裕昆一次先交美金20万元，其中潘裕昆就占一半。当这批美金拿出来时，那是压得很紧的百元大钞，点数时都不容易揭开，由此可见保存的时间已很久了。

　后来，这笔钱作为复兴银行的存款，加上袁德泉为他们结算的利息，共为144万港币，又折成美金25万元，作为新生公司的股款。可是在未交拨新生公司以前，复兴银行就倒闭了，当然这笔钱也就化为乌有。

　潘裕昆是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心里十分沮丧。他住的地方靠近荔枝角，人们经常见他独自一人，在荔枝角踽踽徘徊。

张际鹏军长穷愁潦倒

　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张际鹏，在湖南并没有跟随程潜投共，却率家逃到香港，住在九龙山林道一座楼上。他因为当军长的时间不长，卷到香港的钱也不很多。到香港后，他准备再回台湾大本营，可是台湾方面拒绝他，不批准他的入境证。他只得躲在香港。

　他子女很多，自己又好打麻将，赌扑克，这样坐吃山空，不到两年就把所带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因为现状不能维持，他只好迁到九龙郊区元朗附近乡下去住。这时他的大女儿嫁给香港一个小说作家，幸得女儿接济，才能勉强维持下去。

张际鹏日渐穷途潦倒，他的子女都没有读书，甚至弄到衣履不周，三餐不继。他本人长吁短叹，深为懊丧，一再乞求台湾收容。听说他写了很多信给当时台湾的“国防部”次长袁守谦，也就是他的黄埔一期同学，让他向蒋公求情。最后，得到蒋的允许，张际鹏才于1955年6月率全家撤往台湾。

王一知:不做高官,甘做“园丁” [转帖]

　　　　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初,在湖南芷江侗乡这个古老的小镇有一位传奇的女性,她敢违父命,毕业于桃园师范,因受新思潮的影响,冲破封建樊篱,抱着继续求学的愿望来到了大上海,经常听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等知名人物的讲课,思想不断进步,一心向往着革命,经刘少奇同志介绍,于1922年加入了中国****,并与李大钊同志一起过党组织生活,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做党的地下工作,后来与中国****的创建人之一张太雷结成夫妻。张太雷牺牲后,她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革命的信念,长期做党的地下工作,几十年如一日,出色完成党组织的各项任务。她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和多次接见。新中国成立后,党组织安排她在共和国担任党和政府的重要职务,她却婉言谢绝,甘当一名普通的“园丁”。这位传奇的女性就是为共产主义事业英勇奋斗一生的杰出****员———王一知。
　　王一知,原名杨代诚,1901年出生于湖南湘西芷江县城一个典型书香门第的封建家庭。她父亲杨凤笙少时曾与熊希龄是沅水校经堂的同窗好友。后来留学日本,回国后,熊希龄任民国国务院总理时,杨凤笙被邀担任国务院主事。辞官后回家乡芷江县城仍以教书为生。他虽受过东洋高等文化教育,但他仍是满脑子三纲五常、男尊女卑的封建礼教思想。王一知的母亲谭氏20岁就嫁到杨家,因一次在清扫正堂时不小心打碎一只摆在神龛上的祖传明代细瓷,惹怒了婆母,破口大骂谭氏是“扫把星”。丈夫杨凤笙从外归来,不问青红皂白对谭氏一顿毒打,并跪在其母亲面前说:“只要母亲消气,要怎样责罚谭氏都行。”狠心的杨母长坐而不理睬,直到杨说“从今以后不再进谭氏房”,婆母才“哼”了一声,才算消了气。此后,杨凤笙果然10余年不进谭氏的房。杨的母亲去世后,经许多人说合才肯与其妻同居,谭氏36岁才生下王一知。杨凤笙所指望的是妻子能生儿传宗接代,继承杨家香火,偏偏生的又是女孩。他借口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他讨了妾,生了儿子,爱子及母,对谭氏由冷淡转为厌弃,对王一知也就失去了怜爱之心。谭氏因封建礼教的折磨,40岁白了头,50岁含恨离开了人世,那时王一知才14岁。王一知目睹家庭这一切,她怀着满腔悲愤,毅然违背父命,离家考取了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桃源师范。因为师范学校公费,王一知在这里学习了5年,但其父亲没给过她一文钱以示决裂。在这5年中,王一知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鞋袜破了,穿同学们送的,墨水少了掺着水用,她通过勤奋刻苦学习,以优异的成绩拿到了毕业文凭。
　　就在王一知毕业的那一年夏天,学校给她发了10元保证金,她用这保证金作路费回到芷江,把母亲寄放在舅舅家的首饰、衣物收集起来,想变卖用于去北京报考女师大的路费。谁知被她父亲发现了,父亲对她说:“你在芷江当个小学教师,我替你找个门当户对的人家结了婚,不愁吃,不愁穿,安分守己过日子,有多好。”王一知不置可否,她深深知道若回答个“不”,那她父亲就会大发雷霆,就会加紧监视她,她升学的打算就会落空。当时,王一知箱子里收藏着几本由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主编的《新潮》,被其父亲开箱见到了,拿了一本去查阅。王一知急忙把其余的书藏到对门张家,连人也干脆躲藏起来不露面。张家的太太无子、无女,很同情王一知的母亲,又非常喜欢王一知,见王一知躲在她家,衣物全无,就慷慨地为王一知置好全套衣被。这时,王一知听说有同学去桃源上学,并且已租了船,还请了一班兵保护(当时土匪猖獗)。王一知认为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且又有安全保障,于是把行李送到船上,然后再到桃源去取。她不敢坐船(怕其父知道不让走),就雇了一顶轿子起早赶路,结果她到了桃源,那船只被抢,土匪还把女同学掳了去,要家长备钱去赎。王一知的行李全部丢失,万幸的是当初她没坐那条船,她去北京报考女师大的希望成了泡影。这时她的同班同学在溆浦小学当校长,她就在那里当了小学教员。她教了半年书后,同窗好友王剑虹从常德来告诉她上海有个平民女校,招收中学、小学毕业无钱升学的女生,可半工半读。特别是讲学的老师都是知名人士,政治理论水平很高,都是要革私有财产的命的革命家。王剑虹带来的这个消息对王一知来说真是喜从天降。她决定立刻动身到常德同王剑虹一起去上海。
　　1922年2月,王一知与王剑虹一起来到上海,湖南二女师学生同时去的有6人,其中一人是丁玲。她们6人都编在高级班,她们6个人在渔阳里租了一间厢房作宿舍。当时平民女校是中国****以“提倡平民教育”为名,开设的党团活动机关,由李达同志出面主持办学。陈独秀、陈望道、沈雁冰给她们讲课。1922年,刘少奇同志从苏联回国也常来该学校,总是被同学们团团围住,七嘴八舌向他提问,刘少奇和蔼可亲的仔细把同学们的提问记录下来系统回答。同年下半年,王一知经刘少奇介绍加入了中国****,随后党中央、团中央一起迁到北京,组织上安排王一知寄居在李大钊家中约一个月,与李大钊同志一起过党的组织生活。参会的还有何孟雄、缪伯英、高君宇等同志。李大钊每次的讲话都让王一知等人明白了一个道理:扩开眼界。李大钊指示她们:妇女运动很重要,妇女不光要争女权,还要争人权和争工作权利。要多认识一些同学,引导她们关心政治斗争,要把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结合在一起。王一知把李大钊的指示牢牢记在心里,认真努力地把党的工作做好。
　　1925年党派张太雷去广州任广州国民政府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王一知也同去了广州,与张太雷同志生活在一起。张太雷鼓励她说:“笔杆和舌头是我们革命和政治斗争的武器,应该不断地运用,不写不讲是不对的!在这个时候群众是多么需要我们写和讲啊!”于是王一知大着胆子到群众大会上去讲话。随后王一知还主编了一份面向妇女群众的《光明》周刊。在第一、二期上邓颖超、蔡畅等同志都发表了文章。王一知也写了许多文章宣传革命道理,鼓舞广大妇女群众参加革命的斗志。1927年春,组织上调张太雷做党的工作,鲍罗廷顾问那里的工作另派同志担任。当年,上海发生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接着长沙发生了“马日事变”,7月15日汪精卫也公开反共,叛变了革命,在武汉开始大屠杀,大革命就这样失败了。此时,张太雷叮嘱王一知设法回到上海去生孩子。王一知到上海先寄居在一个朋友家里,10月才租到房子,在搬家的第二天就生产了。过了几天张太雷忽然回来了,王一知高兴得流出热泪。张太雷这次回到上海只停留了20来天,他每天都体贴入微的看护着王一知。11月20日正是王一知生产满月的第一天,张太雷却早上4点多钟就提着一口箱子出门了,王一知几次要起床相送,都被张太雷拦住了。王一知做梦也没想到,张太雷这次匆匆离开其母子俩竟成了永别。张太雷在广州起义时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广州公社)代理主席兼人民海陆军委员。起义的第二天,张太雷在乘车赶往大北门指挥战斗途中遭敌人伏击,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9岁。

　　张太雷牺牲后,王一知精神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党中央对她予以亲切关怀和照顾,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同志常常来看望她,帮助安排生活。于是她化悲痛为力量,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念,她一直在白区工作,先在上海后又转移到重庆做党的地下工作。1945年8月底,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到达重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谈判,最后达成“双十协定”。在这段日子里王一知等一批人的心情感到无比激动!她们日夜想念的党中央已近在咫尺。她们多么想见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啊!然而激动人心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有一天晚上,一辆汽车把龚饮冰、王一知和其女儿伊红接到红岩。毛泽东、周恩来分别亲切地接见了王一知等人。毛泽东亲切接见王一知时,王一知向毛泽东恳求,希望到延安去锻炼和改造,毛泽东以既关心又爱护的口吻指示她安心在白区工作。周恩来在接见王一知时,表扬了王一知在上海电台工作表现非常突出,希望她继续做党的地下工作。于是,王一知只好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安心继续留在白区,尽心尽责做好党的地下工作。
　　1948年4月,王一知按党的指示去了香港。1949年2月,她听从党的召唤来到了党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再次受到了党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曾对王一知说:“解放后,她可以在共和国中任意挑选一个适合于自己职位的工作。”北京和平解放后,王一知跟随党中央一起进入北京城。不久,她又只身来到上海找原地下党的领导人刘晓,请求从事教育工作。上海解放时,她奉命接管上海最大的吴淞中学,担任校长。1950年10月,中央组织部将王一知安排在教育部担任重要职务,然而,王一知却主动要求到基层从事教育工作,甘当一名普通的“园丁”。于是组织上安排她担任中组部直属的高级干部子弟学校———华北中学校长。1952年华北中学与北师大附中二部合并,王一知担任北师大附中副校长,负责二部工作,1953年改北师大附中二部为北师大附中,仍为高级干部子弟学校。王一知继续担任校长。当年5月,周恩来总理来到这所学校视察时指出,干部子弟特别是高干子弟,不应做清朝的“八旗子弟”,应与工人子弟打成一片,于是,从1955年起又将北师大二附中改为普通中学,划归北京市教育局领导。当时,有一些校领导和老师想不通,王一知为激励大家永不自满,奋发有为地前进,她深思熟虑地向北京市教育局提出,要求把学校命名为“一○一中学”。她满怀深情地说:“如果说过去有成绩,那就用‘一○○’来代表。‘一’是新的起点,让我们从一开始!”这就是她要求将学校命名为“一○一”的原因。从此这所学校既招收高干子弟,也招收工人子弟。当时,郭沫若热情地为该校写了校歌歌词,歌词的最后一段这样写道:“一○一,一○一,这是永不自满的象征,由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团结起来,前进!”。
　　王一知担任这个学校的校长时,时时处处以身作则,从高从严要求自己,从不搞特殊化,当初组织上为了照顾老同志,城里安排了条件很好的住房,她却坚持在学校与师生同吃同住。王一知在任北师大附中副校长前,国家给她定的是行政八级,享受部长待遇,而当时北师大附中校长是一位民主人士,工资为十二级。王一知便多次申请把自己的工资级别下降为十二级,从那时起,一直到离休,30年来,她都只拿这个级别的工资。王一知从教几十年一直苦心探索教育、教学、教改,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材,李铁映、伍绍祖、施光南……都是她当年的学生。
　　

王明是怎么上台的？ [转帖]

　　在崇尚“左”倾教条的时代，把莫斯科的指示和利益看得远比中国革命更重要的王明的上台，不可避免地会给处于白色恐怖下的中共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几乎所有了解中**史的人都知道，王明火箭式的崛升，是靠了俄国人的大力提携。不少人并且能够举出王明的大靠山米夫的名字。有些谈论王明的著作，干脆把在1930年底和1931年初短短20天时间里发生的这种戏剧性的变化，说成是米夫和王明预谋已久的事情。事实上，如果不是在1930年6月突然冒出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立三路线”来，那位前中山大学校长未必有理由跑到中国上海来，不顾一切地把他过去的学生扶上台。

　　中共中央与远东局发生严重分歧

　　1927年国共分家，****人大举暴动夺权，结果因敌强我弱，党的力量受到极大削弱。异常惨烈的十二月广州暴动失败后，中共中央的政策转趋稳健。经过两年左右的休整，到1930年初，****人在中心城市中的力量开始得到了恢复。这种形势重新使中共中央对革命的前景乐观起来了。

　　1930年2月，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之间爆发大规模战争的形势日趋明显。随着蒋、阎军队开始交战，中共中央判断中国革命将会有一个跃进式的发展。

　　而根据李立三的测算，过去五卅运动时，也不过靠三四千工会会员就闹起来了，省港大罢工干脆就是靠一些政治口号就发动起来了。只要形势具备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无论是李立三，还是中共中央其他人，都毫不怀疑，革命一旦爆发，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势不可挡。不料，他们听到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说，莫斯科领导人对夺取武汉的可能性表示怀疑，共产国际正在为中国革命起草文件，支持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已经在那里的周恩来也有“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样的提法。

　　中共中央除了立即根据李立三起草的文件于11日通过了一个正式决议，同时起草了一封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电报，内称：“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电报同时声明：“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类的割据观念，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加紧保护中国革命的运动”。

　　13日，李立三在递交中共中央决议和电报时与远东局德国“毛子”罗伯特在约定地点秘密会面，罗伯特读过电报和决议后明确表示怀疑，既然并无共产国际正式文件到来，中共中央这样仓促反映是否明智。况且，新的决议对中国革命形势发展的估计是否太过乐观？另外，“既要一省几省首先胜利，即是建立苏维埃根据地”，这二者究竟有多大区别？据此，罗伯特明确表示不同意下发决议和代发致共产国际电。

　　在进一步讨论了罗伯特的意见后，李立三与项英代表中共中央再度与罗伯特秘密会面。李立三当场声明：中共中央并非不想等待国际决议到来，可是目前客观的要求不允许我们等待。“我们要对国际负责，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如果中央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不决定一个路线，那就是对革命不负责任。”罗伯特的态度也十分强硬，他正式提交了一封信给中共中央政治局说明远东局对新决议的意见，同时明确表示，周恩来、瞿秋白都不在国内，政治局还有人生病，这个决议只能算作一个草案，绝对不能下发。

　　25日，向忠发分别写信给周恩来并致电共产国际，反映中共中央与罗伯特及远东局的严重分歧。信中强硬地表示：“谁不同意立即发布中央的决议，谁就是把中央置于对革命犯罪的地位。”罗伯特力图把中国革命的力量集中到“一个或几个省”，这不仅是主张地区割据的观点，而且是“彻头彻尾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因此，中共中央坚决要求共产国际立即召回罗伯特。

　　王明等三人借机向李立三发难

　　宣传部长与远东局发生争执，给自认为比李立三更懂得列宁主义真谛的王明提供了一个机会。但如果说王明这时已经在密谋取李而代之了，却也未必。因为，王明才刚刚进入宣传部当一名小秘书。正如后来博古所说的，他第一个想要取代的，多半是宣传部大秘书潘问友。

　　李立三的许多大块理论文章，大多都是潘起草的。王明显然看不上潘的理论水平。来宣传部不久，王明就毫不顾忌地同他的顶头上司李立三就“革命高潮”是否等于“直接革命形势”问题发生过一次争论。李立三颇不以为然。当6月11日决议形成，又得知远东局也表示了反对的态度，情况自然就不同了。

　　决议形成之前，王明就找到留苏学生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三人说，李立三的文章中有许多说法不对。三人随后仔细研究了李立三的文章，得出了大体一致的看法。

　　7月9日当天，李立三长篇讲话之后，只两三个人发言拥护，王明即按照预定的计划抢先发难。说不能说中国革命的爆发是世界革命爆发的开始，因为列宁早已指出，只有在俄国有首先爆发世界革命的可能；说不能只说中国革命爆发更引起帝国主义进攻苏联，同时要特别强调中国革命是武装拥护苏联的最彻底最实际的行动，苏维埃中央将成为苏维埃联邦的机体的一部分并成为武装拥护苏联的前沿；说如果笼统说世界革命胜利，中国革命才能胜利，必至走到等待主义……

　　王稼祥紧接着发言，也尖锐批评李立三不认识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这一规律，看不到苏联单独维持胜利十多年这一事实。何子述肯定中央总的路线是正确的，但同时批评李立三关于中国革命可以掀动世界革命的说法太过夸大。

　　潘问友甚至直截了当地批评王明的发言是“反中央的”，博古紧接着对潘的发言进行了反驳。李立三当时即感到，四人似有“小组织的倾向”。

　　李立三声称，王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胜利要比十月革命在俄国的胜利影响更大，有了一个苏联已使帝国主义难以招架，何况再来一个中国？因此，中国革命胜利，帝国主义必然下死命进攻。结果，中国革命掀动世界革命是必然的。如果王明等人真的结成小组织反对中央决议，那性质就严重了。

　　何子述软了下来，声明他并不反对中央路线。但王明却表示，他服从中央决议，绝不发表他的个人意见，但对于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关系一点，他将保留他的意见到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再提出。第二天，即7月10日，王明还进一步写信给中共中央，说明“在政治讨论会上与立三同志的争论”，并声明保留个人意见，坚决执行上级决议，是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之一。

　　随后，向忠发和项英召集王明几人谈话。向忠发当场痛骂了王明一顿，并要求四人限期声明，承认错误，服从中央。

　　王明气鼓鼓地不服输，坚持要闹到莫斯科去。博古等人则看出事态的严重，主要先保留党籍要紧。经过劝说，王明才同意四人共同写声明书，承认错误。声明书递上去后，向忠发认为四人并没有真正认识错误，因此坚持要给四人处分。于是，几天后，向忠发、邓中夏把四人召去正式宣布了中央对他们的处理决定。王明被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其他三人分别受到严重警告，并被重新分配工作。王明到江苏省委宣传部当干事，原在全总宣传部当干事的博古被分去上海工联帮助编辑工人小报，王稼祥、何述之分别去广东与河北另外分配工作。

　　在受到处罚之后，王明和博古虽然在上海仍经常见面，但惧于被开除的危险，他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也只好偃旗息鼓，不敢再多活动。尽管随后中共中央与远东局进一步发生严重冲突，王明也再没有什么表现了。不过，向忠发和李立三大概绝对没有想到，由于继续让王明留在上海，竟会给了他几个月之后秋后算账的机会。

　　向忠发等赤裸裸批评共产国际

　　1930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夺取全国胜利的勇气开始达到了顶点。

　　16日，向忠发不顾远东局的反对，坚持要求致电共产国际主席团，说明：中共中央已经决定，以武汉武装暴动为首发，同时实行南京兵暴、上海总同盟罢工，一举夺取全国政权，建立中国苏维埃。为此，“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积极进行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联共的积极支持，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材前来加紧指导工作”。

　　27日，红军三军团乘虚攻下湖南省会长沙，并宣布建立苏维埃政府，引起国内外巨大震动。

　　正在这时，远东局突然通知中共中央说，共产国际回电认为中共中央目前的暴动计划是脱离实际的。31日晚，李立三不顾有病在身，赶往会见远东局代表，详细解说当前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形势，断定共产国际还不能很深地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要求远东局立即去电说明。

　　第二天，即8月1日，政治局开会，李立三汇报了与远东局谈话的情况，再度强调“国际还不能完全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形”，“客观形势已经成熟，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绝不能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如果对党的路线发生动摇，我们虽然忠实于国际的电报了，但我们对中国革命却是犯罪”。与会者都一致赞同李立三的看法，向忠发也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们应当向国际负责，但同时更要对革命负责”。

　　由于1日的会讨论共产国际的指示占用了太多的时间，3日政治局再度开会，具体讨论和部署全国暴动的问题。李立三提议，武汉暴动后，不仅应在南方中心城市上海、南京、广州等地广泛组织暴动，而且要以红军六个军的兵力向北进攻，配合郑州、开封暴动，消灭冯玉祥的力量；同时在北京、天津、唐山等地暴动，消灭阎锡山的力量。与此同时，必须推动满洲的暴动，因为这将是“国际战争的序幕”，因为满洲暴动起来了，日本帝国主义就会向苏联进攻。而我们的战略就是要掀动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

　　显然，李立三这时内心里充满了对中国革命的自豪感。他声称：“长沙事件，帝国主义国家不知打了多少的电报给他的中国代表，但国际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字给中国的代表，这是国际轻视了这一事变，并且是对中国革命估量的不足。掀动国际的阶级决战，不仅是我们的战略，而且这完全是客观形势的必然，我们必须如此准备。”

　　既然莫斯科看不出即将到来的胜利决战，李立三开始自主承担起指导世界革命的重任来了。他提出：中国党应当负起责任，求得共产国际了解：“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将西伯利亚几十万中国工人武装起来，回国向敌人进攻；暴动一胜利，蒙古就应回归祖国，成为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出兵进攻北方。“如果国际不同意，党亦必须根据实际与国际力争”。

　　听了大家的发言，向忠发也十分激动，说：“今天的讨论有极严重的意义，并且有世界的意义……在今天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国际的路线，并给（共产）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这决不是表功，而是事实。”“此次国际来电，证明国际的错误”，“如果中央机械地忠实地执行国际的电报，不仅是机会主义，而且不党成为敌人奴隶的党”。“现在的形势，军阀的崩溃，已是到了可以时日计算，我们决不能放松客观形势，否则是革命的罪人”。

　　在中国党与共产国际关系的历史上，如此赤裸裸地批评共产国际，如此毫无顾忌地要告诫莫斯科应当这样做或那样做，大概是绝无仅有的。因此，不难想象中共中央当年这样做的结果将会怎样。

　　得“尚方宝剑”，再度发难 与远东局代表不欢而散

　　8月1日和3日的政治局会议记录刚一交到远东局那里，就在外国“毛子”中间引起了轩然大波。

　　5日，远东局迅速致函全体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团中央书记，并越过中共中央向团中央领导人直接递交了信件。远东局在信中严厉声明：“中国党有陷入冒险行为的危险，它有可能卷入反对共产国际的斗争，这是一个很大的危险”。

　　由于翻译的问题，李立三在记录上的有些说法被演绎成了向共产国际的赤裸裸的挑战。比如，译文中有“你们要么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要么忠实于中国革命！”“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这种口气不能不让远东局惊异到了极点。更不要说李立三还在向莫斯科发布指示，要苏联红军和蒙古军队向中国出兵，并向世界帝国主义宣战了。这简直是“最可耻的一派胡言”。远东局的声明最后告诫说：如果有什么需要尽快纠正的话，那绝不是共产国际的路线，而是李立三的这场反对共产国际的表演，“因为这是拿中国革命当儿戏”。

　　6日，远东局罗伯特和其他三名代表与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政治局委员会李立三等举行了会谈。向忠发一上来就问：远东局是否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罗伯特答复称：在没有得到中国党改选的通知以前，当然承认中央政治局的存在。

　　向再问：中央政治局是否在政治领导上已经破产？

　　罗答称：六大以来中共中央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但最近确有反共产国际的危险，如不纠正，则有政治上破产的可能。

　　向马上质问道：既然你们承认中央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那么为什么越过中央挑动其他负责同志来反对中央？

　　罗答复说：中央对南京、上海的暴动计划，有非常严重的问题，况且立三同志有反共产国际的煽动活动，远东局有权纠正中国党的危险倾向。

　　随后李立三站起来解释自己的看法，但远东局方面的一位叫杰克的年轻人站起来打断了李立三的话，生硬地指责中国党有很大的危险，李立三是在组织政治局反对共产国际。他话未说完，向忠发就大发脾气，冲着杰克大声吼道：你没有资格在这里说话！罗伯特急忙把杰克按了下去，但会议终究不欢而散。

　　盲目的暴动计划被迫中止

　　8月8日，为求得共产国际对自己暴动计划的理解，向忠发亲自致函斯大林，请求支持。他在信中明显地对中国革命形势做了夸大其词的描绘。称现在武汉、南京的工人都迫切要求暴动，农民群众正在向着武汉进攻，沙市、大冶、孝感、花园等不少中等城市已被红军占领，武汉和南京主要驻军或大部分或全部都倾向我们，异常迫切地要求暴动。为此，他请求斯大林给予指示并通过联共（布）给予切实的援助。

　　14日，不等斯大林的答复，中共中央已决定发出对时局宣言，号召全党“准备全中国的武装暴动”。同时，政治局明令各地红军反攻长沙、迅战岳州、进迫武汉、攻取沙市与宜昌、拿下南昌与九江，武汉工人则须“举行伟大的暴动”。甚至几天后周恩来回来，中共中央仍旧一度加紧部署切断武长铁路，牵制常德，重夺长沙，攻占岳州，击溃江西敌军，占领南昌、九江，夺取武汉的行动计划。尽管这时已有很清楚的报告得知武汉充其量只有几十个自己的同志，远不足以发动一场暴动，李立三却初衷不改，相信可以马上从上海抽调大批骨干去，迅速加强武汉的力量。为此，当得知有一艘运输枪械的商船将要离开上海，他立即找来负责特科工作的顾顺章，异想天开地要顾派人去夺枪。顾表示公开截船夺枪根本不可能，李立三则说：你们可以派人潜到船底下去凿一个洞嘛！

　　9月初，远东局亲自派人去武汉调查，知道根本不存在成功暴动的可能，于是坚决要求停止暴动计划。直到这时，中共中央才不得不最终停止了这一系列纯属盲动的行动部署。

　　在这时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上，政治局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批评，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不过，会议仍然肯定党的路线与共产国际并无二致。甚至对于8月初与远东局大吵和要求苏联出兵等问题，向忠发、李立三也只是很简单地表示了一种歉疚的意思，他们完全没有估计到这种事态的严重性。

　　当远东局转去的8月份的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一摆到共产国际领导人的办公桌上，马上就在共产国际大楼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这时，青年团的王盛荣、陈昌浩、陈绩之、凯丰、宋磐铭等5人刚好要回国，青年国际负责人沙发洛夫专门召集他们谈话，声色俱厉地大谈中国党的盲动主义的错误，断言政治局已经走上了一条与共产国际对立的“立三路线”，性质很严重。你们回去务必要同它坚决斗争。

　　由于王盛荣等回来太快，莫斯科那边尚未形成决议，因此它的态度变化不仅中共中央不了解，就连远东局也不清楚。对于三中全会上李立三对自己问题的说法，远东局也是听之任之，事后甚至还帮着中共中央批驳党内何孟雄等人的怀疑观点，说什么中国党与共产国际“从来就没有两条路线”，李立三的问题充其量只是“不正当的倾向”。三中全会结束后，周恩来向在上海党的积极分子传达会议这一精神时，不明就里的王明和博古对会议的决议也都表示了拥护的态度。但11月上旬王盛荣等人到上海后，他们的态度马上发生了变化。很快，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串连起来，开始公开对中共中央对李立三的错误轻描淡写表示不满。

　　王明和博古再度发难

　　13日，王明和博古故伎重演，联名写信给政治局，一面肯定地说“三中全会有重大的意义”，一面给李立三的错误上纲上线，尖锐批评李立三领导的路线“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是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混合物，是托洛茨基主义陈独秀主义布浪基主义的混合物”。

　　中共中央是在11月16日收到共产国际关于李立三错误性质的来信的。正是因为看到来信将李立三的错误明确定性为“机会主义的”、“反国际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三路线”，王明确信得到了尚方宝剑，他和博古马上又写了一信给政治局，除了把自己说成如何如何最早与立三路线势不两立，却受到残酷打击外，更是直截了当地要求中共中央“（1）正式公开宣布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教育全党；（2）正式公开在各种会议上及党报上宣布我们与立三同志争论的****，撤销我们的处罚；（3）禁止任何同志在任何会议上继续对我们的污蔑和造谣！”

　　王明、博古写第二封信时，党内已经明显地出现了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两派势力。一派以何孟雄为首，上海地方党和工会组织中的干部大部分都同情何；另一派则是以王明为首，在上海的回国留苏学生几乎都站在他一边。两部分干部观点接近，迅速结合起来，中共中央则不能不陷于被动。

　　注意到王明等人对过去受到的处罚耿耿于怀，周恩来最终主张先软后硬，即承认过去说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不大适当，肯定其来信有对有错，要求他们在共产国际和中央路线下积极工作，帮助中央，若不听再闹，则不能顾惜。12月初，政治局决定发布告全党同志书，坚决反对破坏党的小组织活动，以挫败“陈韶玉（即王明）向党进攻”。

　　但仅几天后，由于远东局已经得到莫斯科方面关于三中全会犯了调和错误的指示，整个形势变得更加复杂。何孟雄、李求实、罗章龙、陈郁等一大批省委、工会、军委方面的中层干部以及王明、沈泽民、陈昌浩、王稼祥（这时也在上海）、方英、博古等一大批留苏学生，几乎一致要求改组政治局。

　　由于党的许多组织都集中在上海，而“立三路线”也好，三中全会精神也好，统统是靠领导整个地区的江南省委贯彻的，因此，中下层干部要求撤换省委书记李维汉。上海地区党的工作一时间几乎完全陷于瘫痪。周恩来不得不考虑承认过去对王明等处罚失当，但向忠发坚决反对，说“他以前也并没有站在正确立场啊”。

　　12月9日，政治局正式决议，公开承认三中全会犯了调和的错误，中共中央“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同时，政治局决定，在一星期内由现有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与团中央委员共同举行紧急会议，以便通过这样的决议。至于对王明等人的处罚，大家同意在《党的生活》上公开宣布撤销。但到具体分配工作问题时，人们对这些搞小组织活动的行为仍旧很难谅解，因此，仍决定对何孟雄必须处分，“陈韶玉到中央苏区去”。

　　改组政治局，拿瞿秋白“开刀”

　　政治局的上述决定几乎在一夜之间就不复存在了。

　　差不多12月上旬，曾经当过中山大学校长，这时是共产国际东方部实际负责人的米夫就突然秘密来到上海。共产国际这样高地位的领导人亲自冒险到中国的上海来，这在中共与莫斯科关系历史上还是头一次。

　　米夫不能不来。因为，像8月初发生的那种公然对抗莫斯科的现象，共产国际成立十多年来可以说绝无仅有。容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莫斯科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周恩来、瞿秋白带着莫斯科的旨意回去，竟然对这种情况听之任之、熟视无睹，三中全会甚至肯定前中央的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基本一致，新的中央没有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造，这自然让共产国际大为恼火，非亲自出马不可了。

　　中共中央必须改造。问题是怎么改造，改造谁，补入谁？

　　三中全会与二中全会比，政治局正式成员几乎没有变动，除关向应是新由候补补入的外，政治局正式成员确实与“立三路线”时没有变化，即仍旧是向忠发、周恩来、瞿秋白、李立三、项英、张国焘。其中张国焘在莫斯科未归，周、瞿刚回来，真正应该对“立三路线”错误负责的只有向、李、项三人，但就连李立三也丝毫没有受到惩处。不用说，在莫斯科看来， 李立三必须离开中国，去共产国际接受审查与批判。但当初出面顶撞的总书记向忠发、参与同远东局谈判的项英都是工人出身，能够把他们看成是“立三路线”分子而排除出政治局吗？找来找去，莫斯科最后决定除了要搞掉李立三外，还要拿瞿秋白开刀。

　　拿瞿秋白开刀是基于他此前在莫斯科时就因为卷入了中国学生的派别斗争，而受到过处分，被解除了中共代表团团长的职务。这样的人怎么还能加入政治局呢？

　　要知道，在“立三路线”时受到打击和在三中全会以后受到压制的相当一部分党员干部，就是这些被共产国际领导人寄予厚望的留苏学生。库秋莫夫不无激动地谈到了王明的遭遇，称：“他们为着国际路线而斗争，却被称为取消派，反革命的奸细，因此留党察看3个月到6个月。……这些同志起来说话防止党去做错误，却对他们实行摧残，这是不能容许的事情”。

　　如果说库秋莫夫在这里说得还不够清楚，那么，负责共产国际组织系统的重要领导人皮亚尼茨基则明白无误地说明了共产国际的看法，即：“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个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不能够允许的。”

　　青云直上握大权 米夫鼎力扶植王明

　　12月16日，根据远东局的要求，中共中央通过发出了《关于撤销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与此同时，米夫通过远东局提议，让这些留苏学生进入中央各部担任某些负责的职务，比如沈泽民代理宣传部长，王明任组织部秘书，王稼祥参加党报，博古进团中央等。沈泽民暂时负责宣传部，王明去组织部做秘书，王稼祥去党报等，看来都很顺利，只有博古进团中央则费了些周折。团中央书记温裕成最初表示拒绝，继而拖着不办，直到12月23日才最终同意让博古做团中央的委员，负责团中央的机关报。

　　没有人知道米夫是否授意远东局暗示周恩来，王明等人应当补入中委，但以往那些关于米夫要求中共中央安排王明担任江南省委书记的说法，应当说并不十分可靠。因为从近些年披露的来自俄国的档案资料能够看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米夫并不赞成全面变动党的主要领导机构。江南省委书记改选的问题，最初在很大程度上既不是远东局要求的结果，也不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按照当时领导人的认识，江南省委的改造，简直就是一种无政府行为，“是开玩笑”。

　　12月初，由于江南省委工作几乎陷于瘫痪，周恩来亲自出席省委会议，进行说服工作。与会者言辞激烈，说服工作难以进行，最后周恩来不得不同意对省委进行部分改组，待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即行解决。事后，李维汉明确提出辞去书记职务，周、瞿、向等也表示待中央紧急会议开过后可以考虑。

　　12月22日，江南省委常委会议，与会者多数再度强烈要求改组，并对中央政治局拖延决定提出质疑，呼吁迅速召开紧急会议，改选中央。李维汉在会上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多数人一致决议自行改选，陈云等虽表示反对，最后仍以多数同意选举了王克全为代理书记，并增补何孟雄等为省委委员。此举立刻引起了中央政治局的严重不满。

　　23日，政治局开会，瞿秋白一上来就表示，在紧急会议召开前这样自行变动江南省委，“是否太不尊重国际代表意见？”周恩来也明确认为，江南省委不经过中央如此处置，中央实在无法领导。但是，李维汉则强调，他确实已不能尽领导的责任，请中央顾及实际情形，与远东局商量找人代理。在这种情况下，会议才不得不开始考虑代理人选。

陈昌浩的后半生[转帖]

□大涛

他的名字在中**史教材中仿佛是颗一闪而逝的流星，他的一生也仅有六十一年。从1935年9月到1967年7月，整整三十二年的历程，清晰地记录了陈昌浩饱经磨难的后半生。

阻拦红军北上铸成大错

陈昌浩，1906年生于湖北省汉阳县奓山镇戴家屋，幼年师从著名塾师辜道庵、甘幼之，国学根基较为深厚。1919年就读于私立武昌中华大学附属中学，1926年考入武昌中华大学，1927年转入武昌中山大学并在此加入中国共青团，不久任共青团湖北省委宣传部干事。1927年12月，受党中央派遣，他进入莫斯科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11月回国后转为中**员。他出席了1931年的中国共青团五届四中全会，当选为团中央委员，并担任共青团江苏省委常委。同年4月，他出任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委员兼共青团特委书记，9月又出任红四军政委。

1931年11月，陈昌浩肩负起红军第四方面军总政委的重任，参与领导了粉碎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围剿”的斗争，他甚至登上缴获的敌机（后被命名为“列宁号”）飞临敌境，亲掷炸弹杀伤敌人。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被迫突围西进，他一直亲率先头部队开山辟路、斩关破敌。1933年6月，陈昌浩改任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在部队的政治工作建设和建立健全部队各级党组织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34年1月，他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又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中央决定北上抗日后，陈昌浩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委，他还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委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等职。

这般文韬武略、位高权重的耀眼将军怎会在日后漫长的岁月中湮没无闻了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是张国焘发来的一纸密电，使这位年仅29岁的红军高级将领的命运从此发生了质的逆转。

遵义会议中共高层改组后，红军渐渐地摆脱了被动的局面。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又以顽强的意志，翻越了海拔数千米的夹金雪山，宣告蒋介石围歼红军的“大渡河计划”彻底破产。不仅如此，6月18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入懋功县城，见到了率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这里等候的红30军政委李先念，标志着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实现了胜利会师，汇合后的红军总兵力一下子达到十多万人，实力明显增强了。

然而此时，自恃手握重兵八万（中央红军的兵力已不足两万人）的红四方面军首脑张国焘，在红军未来行动方向问题上与中央产生了严重分歧。6月16日，朱德、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曾致电张国焘：“今后我一、四两方面军总的方针应是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并于适当时期以一部组织远征军占领新疆。”但张国焘等人复电中央，不同意这个战略，提出红军向北进攻阿坝，或暂时向南进攻。

6月26日，政治局在中央红军的驻地两河口召开会议，确定继续北上的方针，并对红军编制序列进行调整，即中央红军恢复红一方面军的番号，以示与红四方面军平起平坐。尽管如此，北上和南下的分歧并未消除。6月29日，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增补张国焘为中革军委副主席，徐向前、陈昌浩为中革军委委员。张国焘对这个决定“欣然表示赞成”，认为“这是我们会师后统一指挥的当然步骤”，但很快就认为这个决定是中央急于控制红四方面军的意图，是中央要直接指挥红四方面军、立即实行北进的手段。张国焘从两河口回到会理驻地后，立即致电中央，仍坚持南下，并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策动其支持者向中央开列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新名单，甚至提出要张国焘任中革军委主席，给予“独断决行”的大权。中央在拒绝张国焘等人无理要求的同时，也作出了必要的妥协，中革军委不久发布了朱德继续担任红军总司令，张国焘接替周恩来担任红军总政委的命令，“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然而，妥协并未换来路线上的共识。

7月22日，中革军委决定，改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委，并应张国焘要求，派叶剑英到红四方面军工作，担任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8月3日，根据敌情变化，经毛泽东建议，中革军委决定将红军编为左、右两路军，在卓克基及以南地区的第五军团、第九军团、红33军为左路军，由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领，经阿坝北进；在毛儿盖地区的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4军、红30军为右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领，经班佑北上。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随右路军行动。但是，张国焘率左路军到达阿坝之后，便按兵不动，拒不执行中央指示，于9月3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转呈中央，再次提出改变北上方针，主张南下。

1935年9月9日，按捺不住的张国焘终于下定决心，他给陈昌浩拍发了一份密电，要陈力劝中央与红四方面军一起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

不料，这份杀机毕露的密电被“应张国焘要求，到红四方面军工作”的叶剑英偶然间截获，叶深知张所指的“党内斗争”意味着什么，立刻直奔毛泽东住地相告。惊悉此变，中央机关连夜撤离险境，党中央决定率领原属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等部先行北上。9月10日凌晨，中共中央在北上途中发出《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明确指出张国焘的南下是“绝路”！号召全党和红军坚决拥护中央的战略方针，迅速北上，创建川陕甘新区。

与中央红军一起连夜北上的还有红军大学，但红军大学的校长何畏（后为叛徒）、教育长李特、秘书长黄超都是张国焘的亲信，学员也大多来自于红四方面军，只有教员是红一方面军干部团的同志。

一向唯张国焘马首是瞻的陈昌浩很快得知毛泽东等人带着部队秘密“出走”的消息，立即指派红四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红军大学教育长李特率领骑兵追赶并阻拦北上的队伍。

9月11日，李特的马队终于追上了正在一块已经收割了的青稞地上休息的中央红军。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随中央红军北上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站了出来。这位在遵义会议上被罢免军权的德国人历经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已经认定毛泽东是中共和红军“独一无二和无可争议的领袖”，坚决支持北上方针。奋不顾身的李德上前一把将李特从马上拽了下来，喝令李特不要胡闹：“北上抗日是正确的方针，不经毛泽东同意，任何人都不许擅自把部队拉走！”两人吵得面红耳赤、不可开交，几至拳脚相加。毛泽东闻讯赶来，见此情景高声说道：“不要吵了，我们都是红军，都是****，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打一家人嘛！现在不愿意北上的也可以，以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嘛！捆绑不能成夫妻，谁愿意走，就放他们走吧！”这样，李特再也无法阻拦红军北上，只得带走一些红四方面军的人员怆然南返。

在中**史中，李特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人们对他知之甚少。

李特原名徐克勋，出生于1902年，安徽霍邱人。1924年被中共选派到苏联学习，1925年入党，1930年秋奉命回国。土地革命时期，李特为鄂豫皖及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特别是为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曾做出过重要贡献。长征结束后，李特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常委、参谋长。西征失败后，他与李先念一起指挥西路军余部转入祁连山开展游击战，后在党中央代表的接应下进入新疆。1938年初，被诬为托派分子的李特在迪化（今乌鲁木齐）遇害，成了党内斗争的牺牲品。199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为李特平反并追认其为烈士。

死者长已矣，而指派李特前去阻拦红军北上的陈昌浩，则因此铸成大错并开始了饱经磨难的后半生。

肯德基创始人：被拒绝了上千次才成功 [转帖]

　　　　1890年9月9日，哈兰·山德士出生于美国印地安那州亨利维尔附近一个农庄。6岁那年父亲去世，山德士肩挑起照顾弟妹、为母亲分忧的重任。一年过去了，他竟然学会做20个菜，成了远近闻名的烹饪能手。

　　40岁的时候，山德

　　士来到肯塔基州，开了一家可宾加油站，因为来往加油的客人很多，看到这些长途跋涉的人饥肠辘辘的样子，山德士有了一个念头:为什么我不顺便做点方便食品，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呢？

　　山德士推出了后来闻名于世的肯德基炸鸡的雏形，由于味道鲜美、口味独特，受到了热烈欢迎。

　　很快，炸鸡的名声超出了加油站，山德士就在马路对面开了一家山德士专营餐厅。他潜心研究炸鸡的特殊配料(含11种药草和香料)，使炸成的鸡表皮形成一层薄薄的、几乎未烘透的壳，鸡肉湿润而鲜美。至今，这种炸鸡配方还在使用，但调料已增至40种，而这就是肯德基最重要的秘密武器。

　　1935年，山德士的炸鸡已闻名遐迩。肯塔基州州长鲁比·拉丰为感谢他对该州饮食所做的贡献，向他颁发了肯塔基州上校官阶，人们开始叫他“亲爱的山德士上校”，直到现在。

　　随着客人越来愈多，要很快地把炸鸡端上桌，却不是容易的事。就在这时，一次偶然的压力锅展示会给了他一个启发，压力锅可以大大缩短烹制时间，又不会把食物烧糊，这对于他的炸鸡而言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1939年，山德士买了一个压力锅，他做了各项有关烹煮时间、压力和加油的实验后，终于发现一种独特的炸鸡方法。这个在压力下所炸出来的鸡是他所尝过的最美味的炸鸡，至今肯德基炸鸡仍延用这项妙方。

　　可是二战的爆发，使已经66岁的山德士从一个受人尊敬的上校变成了一文不名的穷人。为摆脱困境，他突然想起曾经把炸鸡做法卖给犹他州的一个饭店老板，他们每卖1只鸡，付给山德士5美分。

　　山德士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创业。他带着一只压力锅，一个50磅的作料桶，开着他的老福特上路了。

　　身穿白色西装，打着黑色蝴蝶结，一身绅士打扮的白发上校停在每一家饭店的门口，从肯塔基州到俄亥俄州，兜售炸鸡秘方，给老板和店员表演炸鸡，如果他们喜欢炸鸡，就卖给他们特许权。但整整两年，没有人相信他，他被拒绝了1009次，终于在第1010次走进一个饭店时，得到了一句“好吧”的回答。

　　1952年，盐湖城第一家被授权经营的肯德基餐厅建立了，这便是世界上餐饮加盟特许经营的开始。

　　(《北京广播电视报》3.2)

 宦海悲歌：伍子胥、寇准、陈化成的结局[转帖]

　　中国有着数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在皇权体制下的名臣们如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忠臣们为辅助君王恪尽职守、造福天下而青史留名，但他们往往命运多舛。本文述说了在中国历史上很有代表性的名臣，他们的人生归宿虽然并不能完全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群臣的全貌，但却足以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中国历史风云的变迁和人性的善恶，更能体会到中国历史是如何被打造出来的。
　　伍子胥：好心遭恶报的活“标本”
　　伍子胥的父亲伍奢在楚国做太傅，当时与他一起当朝为官的费无忌是个心术不正的小人。他为了讨好楚平王，把本来要给太子建迎娶的秦国美女转而献给了楚平王。费无忌做完这事有些后怕，他担心太子建日后继位报复自己，于是便向楚平王诬告太子建谋反。伍奢为人很正直，他对楚平王说：“大王，不是谁的话都能听的，说太子谋反好像不合情理，他可是您定下来的接班人，有谋反的必要吗？”
　　费无忌却从中调唆，楚平王刚得了美女，处处听费无忌的，便把伍奢关进了监牢。费无忌又说了：“大王您可别忘了，老伍可还有两个儿子呀，如果不把他们杀掉，将来他们肯定要找您的麻烦。大王可以拿他们的父亲做人质，召他们回来斩草除根。”楚平王便派人去召伍子胥和他的哥哥伍尚，说只要他们回来就放了伍奢。
　　伍尚得知消息后，想立即赶回去。伍子胥说：“哥呀，只要我们哥俩一到都城，就会一起被杀。我们不如一起投奔到别的国家，借助他们的力量为父亲报仇。”伍尚说：“我也知道回去救不了父亲，但我要陪父亲一起死，不能让人家说伍家的儿子不孝。你赶快逃吧，以后为我和父亲报仇。”说完就走了。不久，楚平王便把伍奢和伍尚给杀了。
　　伍子胥由宋国辗转跑到了吴国都城，见到了公子光。他看出来公子光怀有野心，想杀掉吴王僚自己当老大。要想早日借吴国的力量摆平楚国，必须帮助公子光当上国王。于是伍子胥就把一个叫专诸的勇士推荐给了公子光，让他帮助公子光刺杀吴王僚夺取王位。有了伍子胥的帮助，公子光的政变成功了，他登上了王位，即吴王阖闾。
　　吴王阖闾当然忘不了伍子胥的帮助，让他参与国家政事。伍子胥帮助吴王改革政治，发展生产，操练兵马，励精图治，加强国力，并向阖闾推荐精通兵法的孙武为兵马大元帅。他与孙武统观全局，为阖闾制定了“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的争霸方略。
　　吴王阖闾九年（前506），伍子胥与孙武等率大军攻破楚国郢都（今湖北江陵纪南城）。这时，楚平王已经死了，伍子胥派人挖掘了楚平王的坟墓，把楚平王的尸体拖出来，狠狠地鞭笞了300下才住手。
　　摆平了西方的强敌之后，吴国东边的近邻越国强大起来了。越国和吴国素来有仇，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在一次和越国的战斗中负伤而死。两年后，吴王夫差带兵伐越，大败越军。越王勾践带着5000残兵败将退到会稽山，派大夫文种带着厚礼去请和，请求允许越作为吴的属国。伍子胥看出这是越国的缓兵之计，因此劝夫差不要答应越国的请求。但夫差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越国已经被打服了，就答应议和，率军回国了。
　　伍子胥气得说：“今后越国用10年的时间休养生息、聚敛财物，再用10年的时间对它的臣民进行教化并加以训练，这样20年之后，吴国就要被吃掉了！”
　　此后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表面上在夫差面前点头哈腰，暗地里却不断地发展自己的力量。而吴王夫差一点儿也没有察觉，一心想向北攻占齐国。伍子胥多次劝说吴王注意勾践，但吴王夫差仍不以为然。
　　此后4年，吴王准备攻打齐国。越王勾践采用子贡的谋略率领军队援助吴国，并用宝物贿赂宰相伯。伯便一个劲儿地在吴王面前替越王说好话。宰相伯说：“大王，伍子胥可是个危险分子，我们必须防备他造反作乱。上次大王准备攻打齐国，他极力阻拦，还说大王是个糊涂的人，希望用吴国打败仗来说明他是对的。如今大王要亲率军队讨伐齐国，伍子胥却躲在家里装病，恐怕他很快就要造反了。另外我发现他趁出使齐国时，把儿子托付给齐国人鲍牧。这样的人大王应该尽早采取措施啊！”
　　吴王夫差说：“是啊，这家伙鬼点子挺多的，我也早就怀疑他了。”于是，吴王派人给伍子胥送去一把剑，说：“你就用这把剑自裁吧！省得你看什么都不顺眼。”
　　伍子胥接过宝剑，仰天长叹道：“大王啊，我曾经辅佐你父亲成为诸侯中的霸主；当年是我在先王面前冒死保举你。你当了吴王后，要把吴国分一部分给我，我都没要。没想到今天你听信了奸臣挑拨要处死我，我死不瞑目啊！”临死前，他告诉手下人说：“我死后，你们要在我的坟上种上梓树，长大了可以给他们做棺材；把我的眼珠挖下来挂在吴国国都的东门上，我要亲眼看到越国灭掉吴国。”说完挥剑自杀了。
　　后来的事就像伍子胥料想的那样。公元前478年，越王勾践率兵一举歼灭吴军主力，围困姑苏达三月之久。夫差派人请和，勾践不允许，夫差不得不自杀。自杀前，他掩上脸说：“唉！我实在没脸面去见伍子胥啊！”

　　寇准：客死他乡的北宋“脊梁”
　　寇准出生在关中道渭河边一个贫苦的农民家中。他17岁时父亲就死了，自幼跟着母亲饱受人世间的艰辛。19岁那年，寇准赶赴开封参加宋太宗亲自主持的全国会试。在殿试大堂下，年轻的寇准面对太宗的提问，对答如流，显示了卓越的才华。皇帝非常欣赏他的才识和刚直的性格，便破格录取了他，那时他还不足20岁。
　　寇准被宋太宗录取后的第二年，就去四川巴东县当了知县。寇准到了那儿不到半年，巴东县就政通人和、百业兴旺。老百姓亲切地称年轻的寇知县为“寇巴东”。
　　宋太宗非常器重寇准，提升他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主持官员的考核与选拔工作，把组织人事的大权放心地交给了寇准。寇准不畏强权，公正不阿。无形之中，得罪了很多权贵。一天，他骑着马匆匆赶去办事，突然，街旁闪出一人拦住他的马，连声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此事很快传到了太宗耳里。太宗非常生气，训斥道：“我听说有人喊你‘万岁’了？”寇准连忙说：“陛下，这一定是有人陷害我……”太宗气还没消，说道：“哼！听说你当时还挺高兴的，明天你就到青川去吧！”
　　寇准离开京城还不到一年，朝廷里就乱成了一锅粥。太宗一道圣旨，又将寇准召回京城，拜为参知政事。面对烂摊子，寇准抡起了改革大斧。这使许多当权者的利益受到损害。很快，以冯拯等人为首的守旧派结成了反对阵营，把朝廷搅得终日不宁。此时，太宗皇帝年龄已经大了，过早地出现了老年痴呆的迹象，他听信谗言，将寇准贬为邓州刺史。
　　寇准被贬到邓州后两年，赵恒当了皇帝。权衡再三后，真宗皇帝任用寇准为宰相，寇准又一次回到了宋王朝的权力中心。
　　公元1004年，北方辽军大举南侵，一天之内就有五次告急文书飞到朝廷。真宗皇帝大为震惊，满朝文武大臣都十分害怕，皇帝身旁一帮投降派主张向南京逃跑，向成都逃跑。寇准站出来对着投降派愤怒地说：“谁再为陛下出南迁的歪点子，谁就是大宋朝的千古罪人。辽军没什么了不得的，如果陛下御驾亲征，一定会把辽军打回老家去的。”
　　真宗皇帝听了寇准的话点头说：“你说得对，我御驾亲征，一定要把辽国人打回老家去！”
　　宋军在寇准的指挥下，连获大胜。在澶州前线，胆小的真宗就是不敢过黄河，寇准又极力劝说：“陛下，过吧！背水一战，想当年，楚霸王项羽把船都砸漏了……”
　　真宗说：“我知道……不过，书上写的不能全信，可别把我那龙船给砸了！”
　　寇准把真宗带到了黄河北岸。在两军对峙的战场，真宗皇帝如从天而降出现在澶州北城楼上。宋军官兵远远望见黄龙御旗，顿时欢呼声回荡在数十里外，辽军一听宋朝皇帝来了，斗志一下子就垮了。寇准指挥宋军乘势进攻，辽军仓皇逃窜，主帅中箭身亡，官兵大半被俘。从那之后，宋辽息兵，双方签订了睦邻友好的“澶渊之盟”。
　　那些曾主张逃跑的大臣们，忌恨寇准的功绩，又怕寇准问他们的罪。他们相互勾结，要把寇准赶下台。他们向真宗进谗言说：“陛下，历来战争就像赌博一样。寇准让陛下上前线，实际上是把陛下作为赌注。万一仗打败了，陛下还有性命吗？”对寇准本来就有猜忌的真宗，不由得怒火万丈，撤了寇准的宰相职务，让他到陕州去当了知州。这年寇准45岁。
　　13年后，58岁的寇准再次被真宗诏回朝廷任宰相。这时的北宋王朝，已是千疮百孔。真宗皇帝得了脑血栓后，刘皇后把持了朝政，她的兄弟鱼肉百姓，干了很多坏事。寇准不畏强权，把刘皇后的兄弟处死，为老百姓除了个大害。刘皇后由此对寇准恨之入骨，她和近臣丁谓内外勾结，多次诬陷寇准，使真宗又一次把寇准贬到相州去当刺史。可刘皇后心里还是不踏实。等到真宗去世后，刘皇后便将寇准一贬再贬，从河南相州的刺史贬为湖南道州的司马，再贬到广东雷州的司户参军，流放到远离朝廷的荒野之地。
　　寇准63岁时，病死在雷州司户参军的岗位上。临死时他还往窗外看呢，儿子说：“父亲，您就别看了，朝廷早把您给忘了！”寇准说：“我是看天晴了没有，雨都下了好几天了，老百姓的庄稼别淹了！”
　　40多年的宦海生涯，寇准从“寇巴东”到枢密院直学士、堂堂宰相。这一生历尽坎坷，最后从高处不胜寒的相位被贬到小小的司户参军。但他刚直的性格，为民请命的精神，却流芳千古……

　　陈化成：一身抵得百万兵的“廉将”
　　陈化成小时候就熟习水性，精通武艺，智勇过人。28岁时，加入清军水师。道光十年（1830）升为福建水师提督，带领水师进驻厦门。虽然陈化成位列福建省水师的最高军事长官，但他的生活却非常俭朴，在一间很小的普通民居里他一住就是10年，吃饭也很简单，大鱼大肉很少吃，喝酒时也就是炒一盘花生米。人们称他为“廉将”，也有人叫他“怜将”。意思是当了这么大的干部，却不知道享受，太可怜了！他巡阅台湾时，虽然带了很多将士，但对各地文武官员的“馈送”，一概不接受，受到百姓们的爱戴。
　　道光二十年（1840），陈化成调任江南提督。当时的两江总督是牛鉴，他得知陈化成生活很是俭朴，还以为他的工资不够花呢，便令军需处每10日送给他250两白银，陈化成每次都拒绝接受。
　　吴淞口位于黄浦江与吴淞江汇入长江的出口处，是保卫上海和长江门户的首要阵地。陈化成积极备战，大力加强阵地防御。
　　道光二十一年（1841）冬，他疏通了宝山顺通河，将挑出之土，修筑土城，加高海塘。他还积极倡议在上海设立铸炮厂，自造新炮，以供急用。他还从福建带来勇敢善战的亲兵1000人，分别驻守吴淞口、上海两处，并从中挑出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到各营去当教练。陈化成在吴淞口深得士卒的拥戴，连侵略者都很怕他，他们说：“不怕江南百万兵，只怕江南陈化成。”
　　道光二十二年（1842）四月，27艘英国军舰，在长江口外的鸡骨礁附近集结，并闯入吴淞口内测量水道。五月初八清晨6时，英国军舰开始进犯吴淞口。还没等敌人的军舰全部泊定，陈化成就发布了开炮的命令，英军的第二号战舰“布朗底”号被炮火打中，一名军官和几名水手当场毙命。就这样，双方展开了两个半小时的激烈炮战。清军在陈化成等的指挥下，士气十分高涨，“火力不但猛烈，而且也很准确”，英军旗舰被炮火打得伤痕累累，连侵略军也不得不叹服：“自从和中国军队交手以来，中国人的炮火就数这次最猛烈了。”
　　战斗从天刚放亮打到中午，陈化成一直在帐外挥旗发炮，与侵略军对击。但守小沙背的王志元却一炮不发；守东炮台的崔吉瑞也在那里看热闹；而牛鉴见炮战获胜，率兵教场观战，英舰击毁教场将台，牛鉴十分惊恐，急忙命令陈化成退兵，陈化成不答应，他便混在士兵中，向太仓方向溃逃了。英军看到这个情况，决定由海军陆战队在运河内登陆，全力包抄西炮台；英舰炮火也合力向西炮台阵地轰击。
　　就这样，陈化成带领亲兵数十人，坚持守卫在孤立无援的西炮台阵地。炮兵牺牲了，他就补上去，亲点火药，向英军开炮。炮震得手受伤了，他还坚持指挥抬枪队、鸟枪队，向登岸侵略军射击。英军的炮弹轰伤了他的脚部，他仍然手执红旗，指挥施放大炮，岿然屹立。
　　登陆的英军扑了过来，陈化成身中洋枪7弹。当时他的身边仅有3人，陈化成对武进士刘国标说：“我不行了，你要砍掉我的脑袋，把我的身体扔到沟中。”说完就死去了。这次吴淞要塞保卫战，共击毁敌舰8艘，歼灭侵略军600余人。
　　陈化成的遗体，后来收敛在嘉定的关帝庙里。吴淞的百姓画了两张他的遗像，一张赠送给他的子孙，一张留在吴淞作纪念。下葬那一天，几万名老百姓赶来哭奠，杀牛祭祀，并在路边设置香案，一时哭声震天动地。上海人民在吴淞和上海城中，建起了陈化成纪念堂，并且塑像供奉，每年到了陈化成的生日时，人们纷纷前往凭吊追念，无不肃然起敬。

红军将领黄子荣 [转帖]

　　黄子荣,又名黄猛,是中国革命早期最艰苦岁月里牺牲的著名的红军将领,他曾参加过北伐战争、百色起义、井冈山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连长、营长、团参谋长、团长、师长、军参谋长,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师参谋长、副师长等职。1935年7月牺牲,时年40岁。

　　在逆境中成长

　　黄子荣祖籍广西博白县。19世纪末,其父母被贫困所迫,流落于中越边境的宁明县城,靠出卖劳动力和经营小杂货维持生活。1903年,黄子荣年满8岁时,到一家私塾读书,五年后,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在家务农。他不仅用功读书,还利用晚上时间向武师请教,练得一身好拳术;为了家计,在父亲的指点下,打得一手好算盘,帮助父母经营小杂货。1917年的一天,黄子荣到宁明县属边境的一个村寨打工,又遭到居住在越南的法国殖民军开枪击中肺部,险些被夺去性命。1918年3月,黄子荣出门从军,投身于广西陆荣廷部。在一次战斗中,他表现出机智勇敢,被提升为中尉排长。

　　在起义中入党

　　1918年5月,陆荣廷背叛孙中山,黄子荣毅然离开陆荣廷部,转投李宗仁领导的新桂系。1919年曾参加马君武等组织的“改造广西同志会”,并接受任务秘密在南宁、宁明、凭祥、龙州等地活动,从事驱陆斗争。1921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讨伐陆荣廷残部及驱逐滇军唐继尧部、龙云部和广东南路军阀邓本殷的战争。1925年,黄子荣考入广西军校学员班,比较系统地学习军事知识,提高了他的军事才能。1926年,新桂系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黄子荣在第七军李明瑞旅任排长。黄子荣骁勇善战,在北伐战争中被提升为连长。1929年春,俞作柏、李明瑞在湖北倒桂回师广西,黄子荣随军回到南宁。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后,李明瑞十分了解黄子荣作战经验丰富,把他调到广西军校任教官。这时,广西出现国共合作局面,在俞作柏、李明瑞的邀请下,大批****人进入广西工作,不少人任职于广西军校,其中张云逸就任该校警备第四大队的大队长。黄子荣在张云逸领导下工作。1929年9月,受党的委派,黄子荣回宁明招募新兵,在自己的家门前贴出“国民革命军招募新兵宁明招募处”的布告。招得城中镇的黄方训、甘炳龙、苏甲东及自己的弟弟、内弟共10多人,带到南宁后,全部编入张云逸的警备第四大队。
　　1929年12月11日,黄子荣参加了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领导的震撼全国的百色起义,在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一纵队一营一连任连长,后调到第二纵队二营任连长。经过参加百色起义和创建、保卫右江革命根据地斗争的锻炼和考验,黄子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

　　在血战中提升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奉命离开右江北上。黄子荣随红七军转战于桂、粤、赣。在枪林弹雨下,一些人畏缩不前,而他抱着与敌人战斗到底的决心。1931年2月,国民党军布下“天罗地网”,企图消灭红七军于广东乐昌河。当红七军强渡乐昌河时,一半人马过河,一半人马还未过河,国民党军突然向河中袭击,把红七军人马截为两半,妄图分开歼灭。此时,红七军军部直属队和58团未能渡河,红军伤亡惨重。在危难当头,黄子荣临危不惧,带领他的一连人马折回冲出重围,为军部直属队和58团杀出一条血路。待部队全部走出包围圈,黄子荣又要求殿后,他叫士兵捉了敌人遗下的10多匹马,驮着敌人遗下的枪支弹药,到狭窄的山坳时,登上两边山的最高点。当敌军像潮水般追来时,只见黄子荣喊一声“打”,红军居高临下,枪炮齐鸣,打得敌军人仰马翻。黄子荣见自己部队已走远,遂收兵追赶部队,敌军不敢再追。此役黄子荣以战功升任58团一营营长。军部直属队和58团在张云逸军长的带领下转战两个多月,至4月才在遂川县与邓小平、李明瑞带领的部队会合。
　　1931年7月,红七军进入江西永新县与中央红军会合,归入红三军团建制。黄子荣又以战功升任58团参谋长。随后,中央红军建立河西总指挥部,58团团长调任总指挥部教导团团长,黄子荣升任58团团长。此时,国民党军正向中央红军实行第二次“围剿”,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七军汇合红二十军、湘东独立师发动安福战役。总指挥李明瑞深知黄子荣智勇双全,遂定58团担任正面主攻,任务是将安福城内敌军韩德勤部一个旅的主力诱出,并负责牵住敌军,使我军主力能在城门口及两侧埋伏,将敌人合围在城门外,最后将敌人歼灭。战斗打响后,负责正面的58团,在黄子荣的指挥下,摆开强攻安福城的态势,久不久对安福城进行一次猛攻,与敌对峙到下午5点钟则佯做不支,边打边退,敌不知是计,千余人尾追58团。58团撤到城南三十里的廖塘桥附近后重构防线阻击敌军再前进,战斗异常激烈。战斗进行到6点钟时,前锋二连长陆琼回离前沿阵地一百多米远的团指挥所向黄子荣报告:“团长,子弹打完了,怎么办?”当时,负责阻击敌军退回的主力还未完全进入阵地,总攻还未开始,增援子弹又未来到。随着58团阵地枪声的渐渐稀疏,敌军懂得对手弹药少了,高喊着蜂拥冲向58团阵地。二百米、一百米、五十米……越来越近了。眼看敌人就要从58团阵地突破,合网打鱼的歼敌计划就要落空,总指挥部里的首长们心急如焚。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黄子荣当机立断,大声喊道:“没有子弹就抓人摊(白话是进行肉搏战)!”命令部队出击。他拿起一支带刺刀的枪,大手一挥,喊着“冲啊!”就身先士卒,冲向敌阵,58团全体官兵出击,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战。敌军还未清醒过来,红军已到面前,无法开枪了。敌军从未遇到这么强硬的对手,胆战心惊地纷纷溃退,敌军的进攻被遏制住了。李明瑞总指挥看到58团已经阻击了敌人,阻击敌人退路的主力已进入阵地,成了合围态势,就命令总攻开始。这时,58团和右翼的红七军继续从正面阻击。一个小时后,战斗结束。此役消灭敌人一个团,活捉敌人七百多人,缴枪千余支。黄子荣和他带领的58团为争取这次战斗的胜利立下了大功。

　　在第三次反“围剿”的宜黄战斗中,黄子荣的58团仍担任主攻,接受任务后,黄子荣先侦察地形,觉得城池坚固,难以破城。经过深思熟虑,他成竹在胸。总攻开始,红军把宜黄城团团包围。黄子荣的团攻南门,负责进攻其他三门的友军炮火纷飞,向城墙上部及城里攻击。而黄子荣却令大炮向城墙脚下攻击,把墙脚炸出几个深坑来。黄子荣知道是南风天,叫士兵搬来预先准备的几十担草,燃起火来,浓烟滚滚,在南风的吹拂下,扑向城楼。城上敌军无法开眼,更难以向我军瞄准开枪。而黄子荣则令预先组织的爆破组,负着几个炸药包,飞速前进,把炸药堆砌在被炸开小洞的墙脚下,每个20公斤的炸药,合成100多公斤的炸药堆。爆破组装好后点了导火索,立刻往回跑,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崩塌一块30多米大的城墙,黄子荣令用大炮、迫击炮轰炸缺口周围。敌人见城墙被炸破,派来了阻击兵力,被炮火炸死大半。接着,黄子荣令停止炮火,预先组织的100多名冲锋队员背挂着冲锋枪,腰别手榴弹向缺口冲击,每人向缺口里掷出5枚手榴弹,把继来阻击的敌军炸死大半。冲锋队立刻跃入缺口,用冲锋枪对敌扫射,敌军无法抵挡。红军后继部队鱼贯而入,宜黄城被红军占领,歼守敌大部,余敌千余逃至龙滑渡口也被友军截击歼灭。作战结束,开总结会时,战友问黄子荣大放烟火,是什么战术?黄子荣抿嘴笑道:“是孙子兵法出奇制胜的派生战术!”
　　到第四次反“围剿”结束,中央红军队伍不断发展壮大,达到了鼎盛时期。黄子荣英勇善战,功勋卓著,且平易近人,体恤士兵,深得红七军和红三军团领导的赞赏,也得到他所在部队全体官兵的拥戴。1932年6月,红七军扩编为三个师,黄子荣先后被任命为第二十师副师长、师长,后又升任红七军参谋长。随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极端错误的战略已在红军中取得了完全的统治,全盘否定了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战术原则,结果未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相反,敌军利用优势兵力和先进武器装备进攻红军,根据地日渐缩小,红军大量减员。1933年6月,红三军团取消了建制,红七军与红二十一军合编为红三军第五师,黄子荣先后担任该师参谋长、副师长,后又调任第四师参谋长。

　　在草地中牺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当时,任红三军团四师参谋长的黄子荣和师长洪超(后继任者张爱萍)指挥作为长征右翼部队的所属部队和红三军团其他部队离开江西,转战于湖南、贵州、四川等地。长征期间,由于条件艰苦,频繁行军打仗,部队伤亡严重。黄子荣虽然年纪较大,身体多次负伤,但是他仍经常为病号、伤员扛枪、背行李,并把自己的坐骑让给重伤员和重病号。1935年2月,长征到达贵州遵义。这时部队进行整编,黄子荣因多次负伤,未得到调养,身体虚弱,上级把他调离作战部队到三军团教导营任教务主任。在这种情况下,他毫无怨言,依然十分关心干部战士的疾苦,把方便让给别人,把困难留给自己。离开遵义后,教导营一连指导员磨力病倒了,走不了路,黄子荣和营长黄克诚轮流把各自的坐骑让给磨力,使磨力病情得到好转,渡过难关,跟上部队。
　　1935年7月,中央政治局在芦花(今黑水城)召开会议,决定打通北上的道路。但张国焘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所以张国焘故意拖延时间,原定的松潘战役计划因敌情变化不能实现,红军不得不改道经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四川毛儿盖草地北上。一望无际的草地,到处是一片片发臭的污水和软沓沓的泥潭、沼泽。天气又是一日三变,时而天晴,时而大雨倾盆,时而冰霜骤降。恶劣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给长征部队带来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尤为严重的是部队的给养问题。进入毛儿盖地区后,部队筹到的粮食是未经磨过的炒青稞,吃后不易消化,严重的会带来疾病。黄子荣由于负伤尚未痊愈,身体虚弱,吃了青稞,严重消化不良,即患了拉红白痢病。他脸脚浮肿,四肢无力,步履维艰。进入草地的第二天早上,黄子荣拄着一根拐棍,强打着精神,拖着沉重的脚步,踉踉跄跄地跟着大部队的后面。当来到一条浅水河边时,他实在迈不开步子,就坐在河边小憩,可一坐下再也无力撑起身子了。大半天过去了,大部队已远远离去,他掉队了。到了中午,后面走来了一个年轻的红军战士,正巧是原红七军的战友卢永克(亚秀)。卢永克便吃力地扶着黄子荣趟过了河。接着,黄子荣一手拄着拐棍,一手搭在卢永克的肩膀上,沿着前面部队留下的脚印和路标前进。走着走着,黄子荣病情更加严重:四肢无力,整个身子都靠在卢永克的身上,全身上下直冒冷汗,气喘吁吁的,每走一步都觉得十分困难。此刻,黄子荣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了,便推心置腹而又充满信心地给卢永克留下了这样一段话:“有毛主席的领导,我们红军一定能胜利!中国革命一定能胜利!可我等不到那一天了。亚秀,你还年轻,又有文化,将来会很有前途的,你要好好干下去……”卢永克听了觉得不大对劲,便鼓励他说:“坚持下去,走出草地就是胜利!有我亚秀在,就有你子荣哥在,我付出任何代价也要把你子荣哥带出草地。”但是,到了太阳偏西时,还未走出草地,黄子荣就倒在卢永克的怀里,喃喃地说:“我……百……百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还想念着百色起义——他和战友们高高举起武装起义旗帜的光辉日子,可一句话未说完就说不下去了。卢永克急忙把他放在地上,连声喊“子荣哥”,并进行抢救,但他再也不能回答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昔日叱咤风云的红军将领——黄子荣同志就这样为了人民的解放事业永远地躺在天苍苍、野茫茫的草地上,为中国革命的胜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黄子荣虽然牺牲了,但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作的贡献,所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始终没有忘记。早在党的“七大”时,他的英名就列入了中央编纂的《军队烈士英名录》。
　　

中国留学生惊魂孟加拉兵变[转帖] 

　张潇予和佟云鹏是中国传媒大学孟加拉语系学生。2月4日，两人前往孟加拉国达卡大学孟语系留学。
　　张潇予曾在去年8月北京奥运会期间担任志愿者，主要为孟加拉国奥运代表团提供服务。时任代表团团长的正是孟加拉步枪队最高指挥官沙基勒·艾哈迈德少将。张潇予与同学佟云鹏找房子期间联系到沙基勒。后者帮助他们住到
步枪队总部一个招待所。

　　佟云鹏说，当地时间25日早上9点钟，他听到枪声，随即给孟语系的同学打电话说出不去，不能去上课了。他当时并未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

　　不久，一群全副武装的步枪队士兵把他们从招待所赶出来，并搜走他们身上的手机，将他们带到一个很闷的屋子里。屋内已经有一些人，陆陆续续还有人被带进来，这些人大多是步枪队军官的家属和孩子。那些看守士兵表情严肃，不断问张潇予和佟云鹏是哪里人、经谁介绍住进招待所等。他们没敢说是沙基勒司令介绍的，只说由学校老师通过熟人介绍而来。事后张潇予说，如果当时说出司令名字，他们两人可能被枪杀。她后来从兵变士兵那里了解到，沙基勒夫妻与两个孩子遇害。

　　张潇予说，被困30多个小时期间，她恐惧万分，觉得随时有被打死可能。26日下午3点左右，有士兵告诉张潇予和佟云鹏可以离开。之前一些被劫持者也陆续获释。

　　两人被带到步枪队总部大门外，有一个穿便衣的人让他们交出护照，然后带他们坐上警车来到步枪队附近的警察局。

　　在警察局，佟云鹏借电话打通了中国驻孟加拉国大使馆，告知两人处境，寻求帮助。使馆马上派办公室主任前往警察局交涉，对方同意放人。

（《文汇报》2.28　黄亚男文

 钓鱼岛祸根：惧怕美日蒋介石曾两拒“琉球” [转帖]

蒋介石想借助开罗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
1943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开始进入反攻阶段，随着意大利的无条件投降，纳粹德国的覆灭已成为时间问题，对日作战开始成为同盟国的作战重心。为此，美国总统罗斯福决定召开由美、英、中、苏四国首脑参加的开罗会议，以加强反法西斯联盟，协同对日作战。
由于蒋介石一向对苏联不友好，斯大林反对将中国列为四大强国，加上又瞧不起蒋介石，不愿与蒋会面，故对罗斯福的倡议迟迟未予答复。斯大林的态度和想法，使罗斯福颇感意外。
考虑到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矛盾，罗斯福决定将四巨头会议分两次开，即先在埃及开罗开中、美、英首脑会议，然后再在伊朗德黑兰开美、英、苏首脑会议。这一想法得到中、英两国的赞同。
1943年11月9日，罗斯福致电蒋介石，告知他在两三天内去北非，请蒋介石和英国首相丘吉尔与他在开罗会晤，希望蒋介石11月22日抵达开罗。蒋介石接到电报后，认为这是一个废除不平等条约，恢复中国国家利益的好机会，于是要求手下官员拟订会谈方案。其中涉及中国政治方面的方案包括:战后将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并无偿接收南满铁路与中东铁路等。蒋介石对这个方案甚为满意。11月18日上午，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以及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王宠惠、美国在华军事将领史迪威和陈纳德等20余人，从重庆白市驿军用机场分乘两架飞机飞往埃及。
建议中美共管，蒋介石一拒琉球
开罗会议于1943年11月22日—26日召开，其间蒋介石与罗斯福会谈了4次。11月23日晚，蒋介石带王宠惠与罗斯福单独会谈，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他对蒋介石说:“琉球系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是用不正当手段抢夺该群岛的，也应予以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关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不知该如何回答。过了老半天，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国际托管给中美共同管理为好。”蒋介石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介石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琉球群岛位于中国台湾岛和日本九州岛之间，包括先岛诸岛、冲绳诸岛、奄美诸岛、土噶喇列岛、大隅诸岛等岛屿，面积约4600平方公里。12世纪琉球群岛上出现了中山、山南、山北3个小王国，公元1372年开始向中国明朝进贡，国王分别受明朝册封，官民与明朝往来十分频繁。此后，该群岛又形成了统一的琉球王国，但仍向中国封建统治者朝贡。1609年，日本萨摩藩诸侯岛津氏用武力征服琉球。此后，琉球王虽向明朝与萨摩藩同时进贡，但国王仍受中国册封，而且一直延续到清朝。琉球国王一直受中国册封，在交往中又偏重中国，日本统治者对此极其不满，十分担心琉球归并于中国。1872年，日本明治政府未与中国商量，强行废琉球王国为琉球藩。1879年，日本又强行吞并琉球藩设置冲绳县。
日本对琉球的强行侵占，曾引起许多国家的不满，琉球人民也曾用各种方式进行过反抗，但都失败了。琉球群岛系中国的东大门，历史上又与中国关系密切。罗斯福想把日本用武力侵占的琉球群岛交给中国，自然有他的考虑，但由于蒋介石的犹豫态度，罗斯福第一次提出的这一建议没有成功。
惧怕日本，蒋介石二拒琉球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次会谈时，又谈到了琉球群岛。罗斯福说:“我反复考虑，琉球群岛在台湾的东北面，面向太平洋，是你们的东部屏障，战略地位极其重要。你们得到了台湾，如不得到琉球，台湾也不安全。更重要的是，此岛不能让侵略成性的日本长期占领。是不是与台湾及澎湖列岛一并交给你们管辖？”
蒋介石见罗斯福又提到这个问题，想到琉球被日本占领了多年，在国内草拟的谈判方案又不含 琉球问题，变得十分犹豫。罗斯福见蒋介石半天不作声，以为他没有听清楚，又补了一句:“贵国要不要琉球？如果想要，战争结束了，就将琉球群岛交给贵国。”蒋介石犹豫再三，最后答复道:“琉球的问题比较复杂，我还是那个意见，中美共同管理为好。”罗斯福心里明白了:蒋介石是真的不想要琉球群岛。蒋介石对琉球的态度，让罗斯福感到不可思议。
自此以后，罗斯福及美方的其他人员在蒋介石面前再也不提琉球的事了。
蒋介石当时为何不要琉球群岛呢？据后来跟随蒋介石到开罗的国民党官吏们分析，他去开罗，主要是争东北、台湾及澎湖列岛，没有争琉球的方案，蒋介石认为能将东北、台湾及澎湖争回来就足够了。另一个原因是日本是亚洲强国，蒋介石怕中国得到琉球后，日本日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结新怨。
由于蒋介石坚持不要琉球群岛，故《开罗宣言》在写到日本应归还中国的领土时，只提到“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只字未提琉球群岛。
蒋介石严防消息泄露
开罗会议结束后，蒋介石才回过味来，开始后悔没有接收琉球群岛。蒋介石觉得这件事说出去有损他的形象，于是叮嘱王宠惠说:“罗斯福要把琉球交给我们的问题，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再不要往外说了。如果有人问此事，就说我们没有条约、根据，提不出理由。”尽管蒋介石对王宠惠千叮咛万嘱咐，但王宠惠回到重庆后，还是向极少数关系密切的国民党要员透露了罗斯福要将琉球群岛划入中国的事。此事在国民党高层传开后，许多人跑去找王宠惠询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王宠惠怕事情搞大了难以收场，再也不敢讲出实情。此后，国民党的文件、档案、杂志、图书一提到琉球问题时，都说因无根据，故中国在开罗会议上未提琉球群岛的问题。
1945年3月26日，美军发起冲绳战役，并在3个月后占领了琉球群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改变了对中日两国的态度，开始扶植日本为其亚洲战略服务，美国在琉球群岛问题上的立场也发生了重大改变。1962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完全主权。1972年，美国将琉球诸岛交给日本。随后，日本完全控制了琉球群岛。
1962年3月19日，台湾《联合报》记者司马桑敦得知美国政府马上要公开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时，心中很不舒服，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国民党政府在开罗会议上太马虎，不提琉球问题，以致本该归中国的琉球落入日本之手，使中国的东部海防被撕开一道大裂口。司马桑敦和台湾群众当时还不知道，不是蒋介石马虎没提琉球的问题，而是蒋介石执意不要琉球，而且连拒了两次。
司马桑敦的文章引起了台湾当局的注意，为了使此事不至扩大，蒋介石亲自出面辩解。他在一次国民党的高层会议上说:“实际上，琉球与台湾，在我国历史上地位不同。我们当时(开罗会议)认为琉球是我东海的屏障，军事重要性较大。我们同意，应由中美两国经过联合国之委托程序，实行共管，又以为此非当时紧急之事，故曾表示将来再说。”罗斯福两送琉球群岛被他拒绝的事，他却一字未提。
蒋介石不要琉球群岛，日本深受其益，美国也获得了大利。今天这一地区复杂的政治军事态势，以及各种资源的纠纷，都是在这次安排的大框架下产生的。

日本不敢攻占澳门与近现代移民事情 [转帖]

　　在二战中，日本军队横扫东南亚，唯独没有去攻占与香港和中国大陆相连的澳门，真让笔者疑惑：鬼子不敢进村了，是怕地雷吗？另外难道是怕到澳门的赌场上怕输的精光而脱了裤子回家？

　　当然不是了。找了找资料看了看：原来鬼子不敢进村确实是怕有雷，不过这雷是巴西给放的。

　　这话就说的长了。

　　拿破仑于公元1807年攻进葡萄牙，l810年，被拿破仑大军打败的葡萄牙贵族逃到葡族的殖民地巴西，在殖民地巴西又遇到了极大的财政困难，已经到了捉襟见肘的地步。当时的巴西地域虽然颇大，却是劳动力稀缺，而且当地的土人什么知识都没有。1821年，担任巴西摄政王的葡萄牙王储约翰六世召集群臣商议，决定大规模种植咖啡和茶叶。但是，到那里弄那么多的人来种植咖啡和茶叶。想到中国是茶叶的发源地之后，葡萄牙的约翰六世便派使者到世界上人口第一大国-------中国的清朝政府，跟中国政府商量从中国弄点人去巴西移民。中国当时有人口三亿一千三百二十八万多人。

　　从雍正皇帝的时候，解除了海禁，东南广东、福建、浙江各省开禁，民人可以出海贸易，于是，形成沿海人民或迁入经济发达的中心城市，或移往东南亚国家的局面。实际上，近代所说的下南洋，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其中的原因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双重原因。

　　清朝为了建设边疆，曾经几次大规模的移民，所以对于移民的概念并不陌生。现在看到葡萄牙人希望中国去巴西移民若干人，当时巴西政府提出了三项条件：第一，凡愿移往巴西的中国人，必须加入巴西国籍；第二，愿移往巴西的中国人，必须带家眷同往，单身汉不得移民；第三，愿移往巴西的中国人，必须是农工为业之人，无业游民不收。

　　要说清朝皇帝道光当时是比较狭隘和平庸的，仍然有着天朝上国的心态，看条件提的高，要把大清国的人变成巴西的人，还要带崽带老婆，还要是良民，蟊贼和流浪汉不要（葡萄牙人祖上是强盗出身，当然知道流浪汉和蟊贼是不能要的）。于是就一口回绝了葡萄牙的人的请求。

　　这下让葡萄牙人傻眼了，本身就没有钱，还从中国要不来移民：这如何是好？

　　情急中，葡萄牙人想到了日本。日本完全接受的是中国人的文化，种植农作物是先进的，于是就向日本提出让日本移民巴西的请求。当然，条件委婉了一点。

　　日本是能源贫乏之国，一听葡人来意，天皇爽快的答应了，大力支持移民巴西。因为日本明治维新后，工业化的结果使得一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成为无业游民。当时日本政府正为此发愁，现在巴西政府提议移民，笑的乐不可支。大批通告遍发全国；为了移民，日本专门成立了皇家移民公司。1908年，一艘载着781个日本人的客船--"笠户丸"号从神户出发前往巴西圣保罗州圣多斯港，这是去巴西的首批日本移民。这些人包括165户共733人及单身48人，基本符合巴西的移民要求。在这之后的6年间，共有10批约1.5万日本人移民巴西。这些移民一般都有着日本政府白发给的开拓资金，同时巴西政府为了吸引移民，又在诸多方面提供便利，使得这些初登巴西的日本移民收益颇丰。这些日本移民发财的消息传回日本后，在日本引发了兴高采烈的飘洋过海移民巴西的热潮。从1925年到1941年，十余年间有超过17万日本人移民巴西。这种移民潮一直延续到二战结束。到二战前夕，累计大约有三百万日本移民及繁衍的后代在巴西生活。

　　1934年临时政府颁布新宪法。同年瓦加斯当选正式总统。葡萄牙虽然已经不能将巴西作为殖民地了，但是说话还是管用的。

　　在二战的太平洋战争中，葡萄牙看日本势如破竹，有可能占领澳门。1553年，葡萄牙商船驶入澳门海域。澳门自从葡萄牙占领后已经经营了几个世纪了。现在眼看日本军队有可能占领澳门，葡萄牙人又打不过日本人，于是就透过兄弟国巴西向日本政府声明：如果日本占领澳门，巴西将驱逐在巴西的日本三百万移民。

　　日本政府看到巴西的声明傻眼了：让这三百万日本人回到日本，岂不是日本大乱了？于是日本政府就没有去攻击占领澳门了。

　　世事难料，野心勃勃的日本军国政府，做梦都想不到当年热心相助的劳务输出行动，竟会给自己日后的对外军事扩张，造成不敢逾越的障碍：睁着兔子似的眼睛地望着澳门这块滴油的肥肉，却不敢下口将它吞食！ 世事难料，现在日本在巴西的势力简直是不得了。日本的移民后裔可以说掌握着巴西的经济命脉。

　　巴西是重要的铁矿产地。我国宝钢当时建成投产之后，由于缺乏原料，又对原料的要求较高，只能去巴西买铁矿石。为此，当时的国家领导人去访问巴西。巴西记者好奇中国的领导人第一次访问巴西，问为何来访问巴西。这位领导人操着河南话调侃的说：可能上帝是巴西人吧。巴西人不理解这句话的其中之味，举国为这句话乐了好久，跳桑巴狂欢。当然，质量高的巴西铁矿石就此开始运到上海去了。

　　当然，从我们后人来看，当时清朝应该是往巴西移民的。中国什么都缺，就是不缺人，直到现在都是。在历朝历代，都有向西北和西南移民的历史。动作最大的是明朝的洪武年间朱元璋开始了一场大规模的历经数朝历史50余年的移民高潮就开始了， 建文帝在永乐年间也做了大量移民行动，人数大约有五百万人。中国世代相传的"祖宗在山西洪洞老槐树"下的来历就于此而来。这场全国大移民影响是很深远的；笔者到"水泊梁山"去旅游，曾经问过山下的老农关于宋江寨子的事情，老农告知：我们不知道，我们也是洪武年间搬迁过来的。笔者曾经到云南去玩，赫然又听到当地老农说：我们祖上是洪武年间由河北沧州搬迁过来的。

　　笔者想起来在大学对《西方经济学》不喜欢，跟老师商量：期末时候交一份"中国移民政策浅论》算是考试。老师想了想，还是答应了。于是乎，本人对西方经济学只知道"凯恩斯主义"，其他一概不知道了，但是对明清的移民史算是读了一些。那时，笔者对西部的开发移民之所以感兴趣是因为看了《左宗棠传》，对左宗棠的垦疆政策佩服的紧。其实现在来讲，对西部的移民政策国家还是不开放，如果是再进一步开放西部移民政策，西部的繁荣是很快的。

　　前一段时间，看到俄罗斯新总统请求中国往西伯利亚移民，共同开发西伯利亚的消息，笔者确为此很高兴。虽然移民是很复杂的问题，但从长远的方面来看，对中国还是利大于弊。目前，世界上最有可能接受移民的国家只有俄罗斯了，非洲国家是很难发展也很难接受大量的中国人的，而且浮躁的现代中国人也不愿意去非洲。

　　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向外国的移民会越来越多的。百年之后，华人的力量将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

左联领导人之一周文之死 [转帖]

　　（高伐林按：从1970年我作为知青，在湖北天门插队期间认识胡发云起，迄今39年了，一直不知道他的妻子是左联的领导人周文的外孙女。元旦前收到胡发云来信，附了这篇写于一年多前的文稿，才知道他从未谋面的这位外祖父的悲剧故事。很长，我分篇贴出）

胡发云

1·谁是周文

1952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31周年纪念日，周文猝然离世。那时他正值盛年，刚过45岁生日。
周文死在一个新世道诞生的第三年。那曾是他梦想一世，奋斗半生的世道。
周文被定为自杀，党内除名。
2007年，周文诞辰百年之际，我赴京参加一个关于他的研讨会，后来去拜访了周文在重庆《新华日报》的下属，原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谢韬先生，他们夫妇俩说，当时都听了关于周文之死的传达报告，毛.泽.东有一个八字批示：“自绝于党，弃之荒郊。”由此，“自绝于××”之说诞生。死亡开始成为最后一项罪名。
周文瞬间失去一切，甚至失去了穿干部服的资格，套了一身古怪的黑寿衣，被草草葬在了京郊一个普通墓地里，没有墓碑。周文夫人郑育之死死记住了这个无名墓地的位置。数年后，当郑育之也将被赶出京城之前，她偷偷来到这里，将周文遗骸转移到万安公墓，给他立了一块碑，上面刻了一个陌生的名字：何开荣。那是周文在老家的原名。
周文迅速从这个世界消失了。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第一次知道周文。
那时，我和他那个叫李虹的、但从未谋面的外孙女相识了。一次闲聊中，她对我说，她有一个姥爷，叫周文，是一个作家。三十年代在左联工作过，当过左联的组织部长，是鲁迅的学生，给鲁迅抬过棺。那时候，我自认为对中国的现代文学已有些了解，除了左翼作家，革命作家，连鸳鸯蝴蝶派新感觉派也知道一些，但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人，也没有读过他的任何作品。
李虹说，很长时间，她们第三代的孩子们，也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一个姥爷。

周文重新被提起，始于文革初期，那是一个极其复杂怪异的动荡岁月。当年陷周文于泥沼的人们，14年后自己也落入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之中。周文这个被封存已久的名字，开始出现在中央党校的大字报上，一些知情人和群众组织开始质疑周文之死。被“周文自杀” 事件压抑与牵连了多年的郑育之——一个三十年代初期入党，有着许多传奇经历的上海滩上的地下工作者，开始了漫长的，艰难的，不屈不挠的为丈夫寻求平反之路。但一直未果，反倒又吃了许多苦头。一直到了波谲云诡的1975年，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两个人——毛.泽.东和邓/小/平，一起为周文恢复了名誉。1976年初，周文的遗骨被取出，火化后安放于八宝山。他的骨灰盒上，盖上了党旗。
不久，李虹拿来一份装订成册的复印文件，首页是一份标记为1975年第263号的中共中央文件，整页是大字体的毛.泽.东批示：“此件印发在京政治局各同志，同时送李井泉郑育之二同志各一份。周文同志之死是被迫死的，如不受压迫，他不会死，此点我看没有疑义。请中央组织部予以复查，妥善解决。毛.泽.东。 十月三十日。”

后面是中共中央邓办发出的《中央组织部关于周文同志被迫害致死的情况调查》及邓/小/平给毛.泽.东的请示：“主席：政治局会议同意中央组织部对周文同志的复查报告，同意中组部所拟三条平反和善后处理意见，现送请批示。邓/小/平 十一月二十八日”，随后附有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给周文的数封亲笔信和郑育之给毛.泽.东的申诉信。然后是追悼会上发布的悼词和一大片参加追悼会的人员名单。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关于周文的文字材料。

从此，周文那张清癯、文静又隐隐透着川人倔强的照片开始挂在家人子孙的厅堂里。这张脸渐渐开始为我们熟悉了。但这一切，周文都一无所知。
周文是在惶然，悲怆，痛苦与绝望中离世的，那是周文对这世界最后的情绪。在那之前，周文努力过，挣扎过，苦苦思索过，甚至违背周文一贯的做派，违心地反省过、自责过、检讨过。但都没能得到解脱。

1978年，周文从未谋面的外孙女李虹成为我的妻子。我们生了一个男孩。于是，这个对周文一无所知的男孩与周文有了八分之一的血统，于是，周文与我也有了某种关联。周文与我另一种更深刻的关联是，我们有着同一种终生热爱的职业——写作。

八十年代开始之后，我陆续读到了重新出版的周文作品。那是他在三十年代写的一批杂文，随笔，评论，短篇，中篇，长篇……可以说，周文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都在他三十岁以前写完了。那时，从文学领域发端的白话文运动兴起还不到二十年。对于一个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只受过十多年旧式教育，进过两三年新兴学堂的年轻人，周文无疑是极具文学天赋的，在他动笔写小说之前，读过的文学经典，不会超过十部。更可贵的是，在左翼文学中常见那些毛病——狂热，教条，偏执，功利，廉价的浪漫主义，空洞的鼓动宣传，甚至直接用文学来组织群众发动革命……这些，周文都很少沾染。本原，对一个从偏远边城来的一个左倾文学青年，这些都是极易受到蛊惑的。周文走了另外一条踏实的路，写他熟悉的，写他心中的，由此，我们才看到了像《雪地》、《山坡下》，《在白森镇》、《烟苗季》等等一大批内容独特，风格迥异的周文式小说，为中国现代文学留下了一幅幅不可取代的社会生活画卷。雪域高原，茶马古道，险关狭谷，挑夫马帮，军阀土匪，山民烟客，家族倾轧，同仁暗斗，帮派火并……读周文的小说，常让我想起凤凰城下的沈从文，呼伦河畔的萧红。

周文几乎是一脚就踏入了中国文坛，处女作就是成名作。他被鲁迅先生看作中国最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之一。1934年，鲁迅和茅盾应美国作家伊罗生之约，编选了一本中国短篇小说集，入选23位作家，周文名列其中，同时又把周文、刘丹主编的《文艺》月刊杂志也推荐给了伊罗生。我后来常想，如果周文就在文学之路上走下去，又会如何呢？三十年代他的许多同道师友——胡风，巴金，聂绀弩，靳以，肖乾，黎烈文，肖军，肖红，张天翼、沙汀、艾芜、欧阳山……周文会成为哪一个的相似者？
由西康边城到十里洋场，周文成为一名作家的同时，也成为一名职业革命家，这两种身份，编织成他跌宕复杂的人生。

回望中国漫漫百年，怀想周文传奇一生，突然发现，他一生中有两次出川，神秘地划出他两道古怪的命运曲线。
周文的两次出川相隔整整十年。
第一次出川是1930年初，行川江，过夔门，下江南。那一年他23岁。
这一次是苦闷，忧愤，孤独而出，自信，睿智，从容而归。
第二次出川是1940年初，越秦岭，出剑阁，赴陕北。那一年他33岁。
这一次是豪迈，热情，坚定而出，却是归去不再来兮……

2·披云出夔门

1907年6月17日，川西，山水林木深处的古镇荥经，一个男婴呱呱坠地，起名何开荣。踏入文坛后，他给自己改名为周文——周，他崇敬的鲁迅先生本姓。文，他钟爱一生的文学。

一百年之后，我来到周文故乡。飞抵成都，行驶三百多里到美丽的雨城雅安，再驶数十里，到群峰环绕，林木森森的荥经，这里还保存着数人环抱的古树，保留着数百年前的老屋和风情如梦的旧街巷。我想，百年之前，在这样偏远闭塞，与世隔绝，又山清水秀物产丰饶的地方，大多数人都会囿于故土，终老一生。特别像何家这样有房有地有店铺，家道还算殷实，未有衣食之虞的人家。4岁，周文上私塾，一读就是十年。15岁，考入新学堂雅州联立中学。16岁，在母亲包办下完婚。18岁，到表姐夫任旅长的川边军供职，做候差，文书，印鉴官，禁烟委员……20岁，做了康定化林坪分县的代县长。从上面简单的履历可以看出，在那样的年代，那样的环境，他算是顺遂的。他有一个能干果决的母亲，有一个稍有权势的亲戚，还有几个慧眼识才的师长。就这样一个本原可以安宁平庸度日，或升官发财娶姨太太的边城青年才俊，突然决意出川，浪迹天涯了。

生活中有许多偶然。周文恰恰在他人生的几次关键当口，都被某种偶然遇上了。

母亲为他包办的婚姻，是他出走的第一推动力。中国五四之后的作家，革命家名单中，因不满封建包办婚姻而走上新路的人不在少数。周文兄弟三人，他是长子。周文的父亲是秀才，中医，开了一家药铺。父亲在他5岁时患肺病去世，母亲独自撑起家业，养育失怙三子。在一个男权社会中，孤儿寡母有许多的凄凉、苦楚与无奈。周文的父亲离世之后，母亲便让孩子们对她以“爸爸”相称，并寄希望于长子周文，希望他早日成人成才，成为家庭栋梁。在他16岁的少年时光，周母便主持周文完婚。新娘是周文全然陌生的，比他大两岁，是临近一户小地主家的女儿。紧接着，母亲让周文到表姐夫的部队里任职，周文离家赴职，也算是一次对无爱婚姻的逃离。但是对于一个单纯，善良，梦尚未做完的知识青年来说，部队血腥，鄙俗，冷酷，弱肉强食的生活，无异是另一种地狱。那一段日子唯一的收获，就是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独特又鲜活的素材。

他不断地变换职业，后来考取国民二十四军刘成勋办的川康边政训练所，这个期间，他读了许多对他来说无异于开天眼的书刊：政治学、经济学、帝国主义、三民主义，郭沫若，张资平，陈独秀，鲁迅……他被启蒙了，苦闷彷徨之中，他看到了黑暗与愚昧，不公与野蛮，他渴望光明，渴望自由，渴望寻到生活的意义，也渴望真正的爱情与婚姻。

在川康边政训练所时期，周文遇见了影响了他一生的两个人，一位叫刘伯量的老师，一位名叫骆枕寒的青年友人。周文后来说：“我一位同学的弟弟骆枕寒和我很要好，他也不满于家庭和军队生活，坚决离去，在上海流浪，他的个性很强，人很正直。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他在上海经常和我通信，叙述他流浪的苦境，也叙述他的快乐。那种苦我是不怕的，在我觉得倒是一种快乐。我能够离开我的家乡，能够离开周围一切我所痛恶的……”[1]

无爱的婚姻，两人都被深深伤害。母亲渴望家族早日兴旺，周文的小弟不幸夭亡，母亲太需要男丁，周文只得生下一个孩子——可惜是一个女儿，在母亲要求下，妻子又怀孕了。周文不能够再忍受下去，编了一个谎言，从母亲那儿要来了200银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骗来了200银元。于是，1930年3月，他抛家别子，跋山涉水决然出川了。

船出夔门，他回头对着渐行渐远的家乡喊着：你丑恶的四川，我永远不要再见你了。

往后的十年，是周文一生中可圈可点日新月异的十年。那是一次痛苦，艰难而绮丽的羽化，他破茧为蝶。

三月出发，五月到上海。骆枕寒的哥哥接待了他，告诉他上海太过奢华，不能久留，带他去到南京，住在四川会馆，与骆枕寒等一批川籍流浪青年开始了一段艰苦又浪漫的生活。有钱大家花，有饭一起吃，读书论世，桀骜不驯，看《阿Ｑ正传》、《拓荒者》，看花花世界，新生活。这天地人三不管的日子倒也很自在。但等到大家的钱都花光了，还得去找寻吃饭的行当。

当年在川康边政训练所的刘伯量老师，此时已任南京政府农矿部林政司司长。知道周文境况，把他介绍给一位即将去浙江兰溪任公安局长的同乡，安排他做了一位科长，有吃有住，月薪50元，这一类查毒禁赌的肥差，还有许多额外进项，像他这样的外来流浪打工者，该是非常满足了。但周文身上有一种东西，那就是传统文人与现代独立知识分子都视为身家性命的道德追求，就像学者张宁指出的“他与周扬、丁玲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周文的不同，并非来自独立思考，而是来自独立道德。”这一点，让他不见容于所谓的旧社会，到得后来，同样也不见容于他曾经以全副身心去拥抱的新制度。

去兰溪赴职后，周文并无自得之感，甚至很不快乐。他不喜欢整日在身边蝇蝇嗡嗡的那些想从他身上讨些好的地皮流氓，也看不惯那种官府豪绅或明或暗的枉法勾当。一次接报有豪绅聚赌，抓还是不抓，局长很是犹疑。周文坚决要抓，并且果真就抓了，还亲自审问施以处罚。果然就弄到县长跑来责问局长，被抓者放出后扬言报复，让局长非常狼狈，只好赔罪道歉。刚刚到任几个月周文慨然辞职而去。

周文又回到南京，他不愿再依赖刘伯量，自己考取国民党中央党部的抄写员，为即将召开的“国民大会”抄写国民党党员的调查表和测验表。干了一个月，他开始吐血，查出了肺病，那是致他父亲于死的一种恶病。刘伯量借了一笔钱给他，让他去西湖疗养。而后，刘伯量再次介绍他去江西修水，担任修水县水利委员会科员，月薪40元。不到一个月，周文再次请辞。

在修水期间，周文知道了红军，知道了共*产*党，并心向往之。他隐约觉得他的好友骆枕寒是一个可以帮他找到共*产*党的人，又远赴广州去找他。在1940年到达延安不久，交给中组部的自传中，周文这样写道：“回到南京后不久，‘九??一八’事件爆发了，许多人去参加了义勇军，在南京城里报名，每天早晨跑去出操，但我不愿参加义勇军，我当时觉得那是狭隘的国家主义的观念，那时我认为所谓保卫国家者，是替国民党，替压迫阶级保卫国家，我不愿干，我要的是加入共*产*党。我非常苦闷，找不到共*产*党在那里！我积极的开始看关于国际问题的书，《苏联视察记》我看到了。我又第一次真正明了这世界上已经有了不准人压迫人而且进向新人类的国家，而这国家就是共*产*党所创造的。我对于加入共*产*党的心更是非常热切。决心为创造新社会而奋斗……我认为要找寻共*产*党恐怕只有骆枕寒才有办法。我认为他一定还认得一些共*产*党。我决定到广州去找他。” [2]

在广州，周文找到了骆枕寒，但是没有找到共*产*党。没有工作，衣食无着，他们不得不再次返回南京。时局动荡，刘伯量愿意出钱送他回四川，母亲也来信要他返乡，但是周文都拒绝了。靠着刘伯量偶尔的接济，周文和骆枕寒过着极其清贫的生活，但做着极其壮丽的梦。他们互相温暖互相鼓励，读一些社会科学书刊，了解十月革命。这样激越又罗曼蒂克的生活过了几个月，依然难以为继。刘伯量再一次介绍他到安徽省教育厅任事务员，又过上了月薪50元的小康生活。

安徽省教育厅秘书处有一个日本留学归来的年轻人，是厅长的弟弟，叫叶元烁——就是日后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以群。许多年中，凡上过大学中文系的，大都读过他那本大名鼎鼎的高校教材《文学的基本原理》。以群当时在编一本叫《安徽学生》的刊物，他无意中发现周文那儿的一本禁书——苏联小说《一周间》，他开始注意周文，并把他也调到秘书处一块儿编刊物。这份工作比较清闲，让周文有时间写那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周文的文学生涯由此发端，同时，他的革命生涯也由此发端——周文生平第一次遇见了一个活生生的共*产*党人。以群成了周文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这一点是那位乐善好施的国民政府林政司长刘伯量先生始料所不及的。

周文死后第14年，1966年8月，文革高潮中，叶以群在上海跳楼自杀。这也是这位革命领路人当年不曾料想到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也注意到刘伯量这个人，在周文的文字中，多次出现过这个名字，周文在自传中这样说道他：“刘伯量是我的老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对革命相当同情，我的亲戚——过去当副司令的那位，名贺次璜，我回成都后又和他往来，他对革命无所谓。文艺界如：老舍、马宗融、罗念生、谢文炳、刘盛亚、李劼人、陶雄、萧曼若、刘开渠、厉歌天、叶鼎彝等等，都是自由主义的作家，对革命很同情，和我都很好，现在还在通信。”可以看出，在周文那里，“自由主义者” 是一个还说的过去的褒词。

周文这段话中提到的刘盛亚，是刘伯量的儿子，在南京期间，周文曾与他一起筹办文艺刊物。刘盛亚后来留学德国，纳粹上台，刘盛亚写过十多篇揭露纳粹的文章，成为我国最早的反法西斯作家。抗战开始，刘盛亚毅然返国共赴国难，被聘为内迁乐山的武汉大学教授。1957年，与时任川大农学院院长的父亲一起，双双划为右派。1960年，刘盛亚死于峨边沙坪劳改营。

在安徽省教育厅，周文与以群成为形影不离的密友，从他那里，周文读到了《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国家与革命》、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还有苏联版的《党员初级读物》，也读他以笔名华蒂发表的许多作品。

周文倾听，思索，阅读，写作。

周文在以群的鼓励下，开始在他主编的《皖江晚报》副刊《雀鸣》上发表作品。

周文完成了革命启蒙后，以群告诉他，自己是左联的。左联是革命文艺组织，鲁迅也在里面。他们成立了“安徽文艺研究会”，算作左联的一个部分。
周文说：“我在这时期，一直都非常兴奋，我们研究着，工作着。到十月，华蒂（以群）回上海去了，我就介绍骆枕寒给他，骆枕寒也就到了上海。十一月，我便辞去了教育厅的职务，赶到上海，参加‘左联’。因为骆枕寒是修理飞机的技术人员，他们把他介绍给党，送到福建苏区去了，听说他后来在那里当了参谋，带了伤，长征时留在中央苏区。牺牲了！我在‘左联’里参加了一个小组，并担任油印工作。那时‘左联’编一部改编名著的大众丛书，要我编《铁流》、《毁灭》……我开始发表小说，用的笔名是何谷天。”[3]

1933年2月，周文由左联组织部长以群和宣传部长丁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被选为左联执委，组织部长，并进入党组，党组的另两位成员是林伯修和周扬。开始了他职业革命家和职业作家的双重生活。

那时候的革命者，没有工资，生活靠自己去挣，住房靠自己去租，苦难与危险靠自己去承担。这些都满足了周文对自己的道德要求，也保证了他道德独立的自我期许。在漂泊的旅途上，他有时和那些底层的穷苦百姓一起挤在混乱肮脏的轮船上，火车里，会有一种融入劳苦大众的自豪感。也为他们的贫穷与不幸感到伤痛。这些，成为他创作的道德背景。
1933年4月，周文到左联的数月之后，他的生活里进入一个女性，这是一个日本归侨的女儿，当时还在上海一个教会中学读书。这个女性就是多年之后我叫她“姥姥”的郑育之。
郑育之，1913年生于日本横滨，1919年归国。父亲是一家金业交易所会计科科长，在当年上海滩上，该算中等人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许多这样人家的小姐，都醉心于革命文艺书刊。郑育之的人生嬗变，与一位当时著名的左倾女作家有关，那就是当时风靡一时的《莎菲女士日记》的作者丁玲。“9??18”事变之后的一天，丁玲由一位地下党身份的老师请到郑育之班上讲课，这是少女郑育之第一次与丁玲相遇，从此，她与丁玲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情谊。那一堂课之后，那位老师给她们几个要好的学生讲了一些丁玲的故事，包括她那个被枪杀的丈夫——作家胡也频。
1932年1月28日，日军分三路猛烈进攻上海，蒋光鼐、蔡廷铠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陆军奋起抗敌，史称“1·28”事变的第一次沪淞抗战爆发，上海进入动荡年代。郑育之等几个向往革命的学生已经无心念书，她们希望找到共*产*党，数次努力未果，三个十几岁的丫头竟冒昧地给当时丁玲主编的刊物《北斗》写信，表达了这样的愿望。两个月多之后，当她们几乎失望的时候，丁玲委托以群给她们复了信。经过一段时间考验，接纳她们三个女生进入左联工作。
在一次秘密的组织生活会上，郑育之第一次与周文这个曾经天远地隔的川西青年相遇。
郑育之一边念书，一边为左联做一些工作。她当时已经是一名地下青年团员。
参加那次会议的还有以群和与郑育之一起给丁玲写信的姑娘梁文若。那是一次很有意思的会议，在四川北路1649弄，周文租住的一个亭子间，革命说完之后，大家各自叙说了自己家庭的政治经济情况，婚恋情况。周文如实说了自己的家庭，经历以及婚姻和逃婚。梁文若则宣告，她已经和以群同居。
浪漫时期的革命情侣常常走不到头。梁文若和以群最终分手。但是数十年后，都选择了同一条不归路，文革中，梁文若也跳楼自杀。而郑育之却从此与周文风雨相随，一直到周文倒下。
这一年，周文26岁，郑育之20岁，正值豆蔻年华。

新中国解救和改造大批外国妓女纪实 [转帖]

作者: 骑驴看唱本 发布日期: 2009-3-02
深圳新闻网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催生了一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

　　新生的人民政权向各种社会丑恶现象吹响了进攻的号角，建国不到两个月，人民政府就果断地关闭了各地的妓院，解救和改造了大批妓女。鲜为人知的是，在这些获得解放的受害女性中，有许多是金发碧眼的外国姐妹。

　　“西域葡萄”进入中国

　　在旧中国，外国妓院通常被叫做“外国堂子”———这些由外国妓女组成的妓院主要分布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其中以上海数量最多。据一位外国观察家在上世纪30年代的粗略估计，当时上海的外国妓女有可能达万人之多。

　　旧中国的外国妓女分为西洋(主要指西欧和北美各国)妓女、东洋(日本)妓女和白俄妓女三类，她们的出现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之后，英美等国为便于对中国的入侵和剥削，强行在上海划定租界，并在黄浦江边建立了许多外轮码头。随着进出上海外轮的增加，一些以外国水手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西洋妓女也来到上海，她们在码头附近租赁房屋，开设妓院。上海人根本搞不清她们的国籍，干脆把这些金发碧眼的西洋妓女统称为“西域葡萄”。

　　后来，“白奴贩子”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西洋妓女数量的增加，他们在世界各地不择手段地勾引纯真的女性，将大量犹太少女、罗马尼亚姑娘和美国女人拐卖贩运来华。仅在上海一地，就有数百名各国姑娘经他们的手转来转去，从一个妓院到另一个妓院，备受摧残。

　　东洋妓女沦为日本军妓

　　明治维新之后，大批破产的日本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谋求生机，其中的一些女子为生活所迫干起了妓女这一行当。中日甲午战争后，涌入上海的日侨激增，东洋妓院和妓女的数量也不断攀升，达到数百人之多。日本妓女逐渐成了在华外国妓女的主力。

　　到了上个世纪20年代，密布的东洋妓院已成为上海邢家木桥、虬江路一带的独特“景色”。上海的日侨还专门建造了一个叫“东和馆”的歌舞伎馆。考虑到日本歌舞伎一年中仅来上海几次，“东和馆”被设计为多功能建筑：它的中间是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剧场，四周是相互隔离的单间。如有大型演出时，单间的门就全部打开，成为看戏的包厢；平时则关上门出租给日本妓女作妓院用。日本妓女的泛滥引起了当时许多中国人的反感，一些士绅更是指出：日本妓女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日本“有以色欲麻醉其他民族的方针”。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前后，日军大量增兵上海，为了稳定军心，上海的东洋妓女常被带入日军军营“慰安”士兵。同时，日军也允许士兵在节假日赴东洋妓院，所以上海人常把东洋妓院叫做“军妓院”。

　　1945年日军战败后，在华的日本妓女多被遣送回国，东洋妓院也随之在中国销声匿迹，但仍有一些日本妓女滞留上海，四处流窜谋生。

白俄妓女成为在华数量最多的外国妓女群体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大批白俄难民转道中国东北南下上海。他们中除了很少一部分略通英文，可在欧洲人开设的公司里寻到一份较好的工作外，其他大部分人只能依靠少得可怜的救济金苟且偷生，一些白俄妇女为了养家糊口，只得到欧洲人开设的酒吧做陪酒女郎，到舞厅做舞女。由于雇主的苛刻，她们的收入甚微，那些原来在本国生活条件不错的白俄妇女心情不畅，精神压抑，很多人为解愁而染上了烟瘾、毒瘾，其中不少人为了支付生活开销而从事公开或半公开的卖淫活动。

　　1932年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经济进入了萧条时期，受影响最大的是餐饮业和娱乐业，不少舞厅相继关闭，大量白俄吧女和舞女为生存只得改行当妓女。在上海发行的俄文报纸曾报道称，在当时的黄浦路、百老汇路、南京路以及外滩，到处都是睁大眼睛、猎取嫖客的白俄姑娘。

　　1935年2月，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向国际联盟呈递了一份关于上海白俄妓女的报告，称当时秘密卖淫的白俄妇女共有1300名；偶有卖淫者约有145名，其中80％为本地酒馆所雇的舞女，最年轻的仅有16岁。白俄妓女成为当时在华规模最大、数量最多的外国妓女群体。

　　1941年12月8日，日军占领了上海租界，各国侨民纷纷逃亡，白俄妓女失去了主要客户，数量大为减少。日本投降后，大批美军进驻上海，这些常年在外征战的美国大兵迫切需要异性的“安慰”，结果带动了在沪外国娼妓业的繁荣，大批白俄女子又重新干起了妓女这一行。

　　人民政府让外国妓女“从鬼变人”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滞留在中国的外国妓女，尤其是白俄妓女仍在继续从事色情交易。在这股不良风气影响下，旧社会的残渣余孽大有死灰复燃的趋势。于是，新中国开展了改造妓女的运动。由于中国政府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封存了外国妓女的资料，以保护她们的隐私，因此我们无法知道被改造的外国妓女的具体数量，但改造的结果相当成功。

　　在解放初期，北京的八大胡同，天津的南市、落马湖，上海的会乐里、四马路等地都有外国妓女的踪迹。她们的生活境遇大不相同，但无论是上等妓院中的锦衣玉食，还是暗娼土娼的任人蹂躏，都摆脱不了被凌辱的命运。因此，尽管她们不是中国公民，但人民政府仍把解救这些外国姐妹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1949年11月22日凌晨，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断然行动，一举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近1300名妓女，其中就包括少量外国妓女。随后，上海、天津等地也采取了类似行动，清理了妓院，随后开始解救改造妓女。

　　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政府对外国妓女一视同仁，不惜代价治疗她们的性病，教她们学技术，培养她们自食其力的能力，使她们产生了对新生活的渴望和勇气。据当时的一位妓女回忆：她们这些姐妹中有很多白俄女人，她们都参加了人民政府举办的学习班。政府一边给她们治病，一边组织她们学习。治好病的姐妹，有家人的可以回家和家人团聚。由于当时中苏关系不错，当时就有一批白俄姐妹被送回国。没有家人的，政府组织她们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支援边疆建设，她和其他一些白俄姐妹就是那时来到新疆的，后来还在那里组织起了家庭，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获得了巨大成功，仅上海一地就有7000多名妓女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其中就有一些外国妓女。这样的成就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注意，他们纷纷派代表来华取经，仅上海妇女教养所就接待了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参观者。一位美国记者访问了正在改造的中外妓女以后，指着教养所内“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深有感触地对中国教养干部说：“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

一起毛骨悚然的屠杀案[转帖]

1941年1月6日，汪伪政权为了破坏抗战金融，打击国民党法币，为日本侵略者搜刮物资，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发行伪币“储备券”（又称中储券或C．R．B），接着又在上海外滩前华俄道胜银行旧址，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伪储备券的发行，遭到上海市民的抵制，租界各银行拒绝接收和存款。汪伪财政部便以76号特务的力量，强行各行接收。为了对76号的这一恶劣行径进行打击，1942年2月，军统人员在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营业时间，进行了袭击。一时炸声四起，子弹横飞。行里的伪职员，本来都是提心吊胆的，一闻警声，各自夺门逃避，但毕竟由于人多，致有些人被弹片及子弹击中，该分行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受重伤。

周佛海兼任中央储备银行总裁

中央储备银行的总裁，亦即汪伪财政部长周佛海，得悉伪行人员不断被袭击的消息，大为震怒，即以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身份，下了一个“手谕”给76号主任李士群，要他对国民党中央银行进行报复。中央银行行址在上海跑狗场内，一般的银行业务，则撤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一家汽车行的后门内（前门在静安寺路，因嫌它太出露，故改由后门出入），于是李士群命化验室主任姚任年做了两颗定时炸弹，一个由专员室主任沈信一督促几个特务，把它送进了逸园跑狗场中央银行临时办公室，放置在水门汀楼梯底下的黑暗处；另一个则由一个特务扮作邮差，冒充投递邮包，把它送到了白克路，果然先后都爆炸了。前者因为这水门汀

汪伪政权在南京成立的中央储备银行

中央储备银行发行的伪储备券样本

的楼梯，正是出入要道，或许还由于水门汀的关系反应力大，受伤人也多一些。后者，因为传达室把它当作邮包收下后，还未送到里面就已经爆炸了。虽受伤的人不若逸园那么多，却连门面也炸坏了。周佛海闻讯，大为高兴，当即赏洋三万元。事后李士群对汪曼云说：“周佛海出手赏了三万元钱，这数目对当时周佛海来说，可算是最阔的一记出手，其实还不够我两个炸弹的成本哩!”听口气，李士群对这个数目是不满意的。

中央银行被炸后，也激起了军统的报复思想，可是再去打中央储备银行吧，知道必然有了戒备，不一定能占便宜。事后打听到中储上海分行受伤的会计科副主任张永纲在大华医院治伤，于是，于4月16日又派了三个特务，赶到大华医院，闯进了病房，将其击毙。

才舒了一口气的周佛海，闻讯后更加气急败坏，立刻要76号进行报复。李士群觉得两处中央银行都炸过了，就着吴世宝派顾宝林、

1930年代上海外滩，右侧第二幢高楼为中国银行，紧邻当时著名的沙逊大厦。

张国震带领特务，去打中国农民银行，谁知弄错了，却炸了在霞飞路（今淮海中路）上由中统特务任经理的江苏农民银行，仅炸伤了两个人。周当然不满。因此，到第三天仍由吴世宝派人去炸了中国农民银行，这次伤了十几个人。可是周还认为不够，要76号作更大的报复。李士群遂想到76号邻近的中行别墅，亦即中国银行的职工宿舍，里面住的不都是中国银行的职员吗?对象既为了人，那又何必舍近取远呢?于是在晚上，李士群、吴世宝、万里浪、杨杰等人带领了大批特务，将中行别墅团团包围，把住在里面的七十余个中国银行的职员中，拣出六个重要的职员，押到76号，其余全部扣留在中行别墅里，派人监视，不得外出（1）。这个消息传了出去，震惊全市。李士群也因人数太多了，怎样处理?颇为踌躇，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即从六个被押的高级职员中，用抽签的办法，抽出三个来枪毙，这样也可以使周佛海心平气和了。结果在抽出的三个人中，只枪毙了两个，另

（1）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所载：1941年3月22日，警政部软禁国民党政府在上海的中国银行职员一二八人。4月7日警政部宣布，准予保释，恢复自由，但国民党特务必须停止在上海的暗杀活动。

一个由李祖莱向李士群、吴世宝那里花银讨情，无异算是赎了张肉票，才把他放了。至于扣押在中行别墅的那些职员，被驱逐出了中行别墅，全部房屋，由吴世宝接收去了。

尽管已如此残忍，但周佛海认为仍是雷声大雨点小，还是不满足，于是又下了一张条子，要李狠狠地报复一下。李士群要把中行别墅里已驱逐的那些职员再找回来，势所不能，为了在周佛海面前表示一点狠劲，于是又在一个晚上的半夜里，命杨杰带领了大批特务，乘车驶至1412弄中国农民银行的宿舍里，把在睡梦中的行员，全部唤起，驱至楼下，一个一个排好，这批行员在睡眼蒙眬中，虽然知道不是一件好事，但也不知为什么?因见来人都像煞神一般，只能听命排好，谁知杨杰命人端起快机枪，一阵扫射，这排列的二十多人，竟无一幸免。杨见目的已达，遂率众跳上汽车驶回76号。这是76号所干的最大的一件集体惨杀案。

当这批豺狼成性的特务，开枪扫射时，整个里弄的居民，都从梦里惊醒，知道弄堂里出了乱子，可是谁也不敢开灯起来，有的吓得在被窝里直抖。同弄3号的住户蒋福田，是法捕房政治处的督察长，是杜月笙的学生，也是个军统人员，他在暗地里打了个电话给法捕房，停了一下，才来了大批中法巡捕，把1412弄全部封锁，可是倒卧在血泊里的人已全部死了，凶手却早已逃逸。于是到楼上再去踏勘，居然在浴室里浴盆的隙缝里，找到了一人，他是中国农民银行的行员。当76号这批特务妖魔进门上楼的时候，他正起床小便，因窗外透进一些亮光，便也懒得再开电灯。因听到大批人上楼，且气势汹汹地叫人起床，知道出事，便向浴缸的隙缝里硬钻进去，后来听到枪声更像吓掉了魂一样，要不是巡捕把他找出来，他自己还不敢出来哩。到了楼下，看到自己的同事全部倒毙在血泊中，更是吓得面无人色，簌簌抖个不停。他是中国农民银行宿舍里，这次集体凶杀案的唯一幸存者。

这件集体凶杀案在第二天传出后，使整个上海的人们万分惊恐，尤其是那些银行职员，更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有些行员家属，宁愿他的亲人把这只银饭碗不要了，有的职员吓得不敢到行，于是许多金融与银行界的巨头出来调停。从此，蒋介石和汪伪两方特务，大家偃旗息鼓，鸣锣收兵。一场白色恐怖的特务鏖战，也算由高潮到了低潮。日本投降后，在76号的特务中，杨杰是最先被中统逮捕的，由中统把他移交给军统后，南京军事法庭将杨杰判处死刑。76号汪伪特务的胡作非为，与灭绝人性的杀人罪行，是罄竹难书的。上面所介绍的，当然犹百不及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