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反攻[转帖]
作者：王外马甲 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与抗战胜利喜讯同时送达到一连的，还有返回骑兵团的通知。
1945年8月，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合发布命令：“全区军民总动员，解除盘踞在边区的日伪军武装，进占大城市。”并迅速组织了南、北、中三路反攻大军，向日伪军发动全面进攻。
根据军区指示，大反攻第一阶段的任务是占领大城市。中路军是反攻的主力，由三个纵队组成，任务是消灭伪庞炳勋部，攻占开封市和新乡市。骑兵团属于中路军的第一纵队，这个纵队还包括十四团、十六团、军区特务团以及其他一些地方武装。
一连回到内黄驻地的时候，大部队已经出发了。刘春雷连长得到的命令是：担任纵队的后卫。
听说这次纵队的前卫是二营四连，一营一连的战士们顿时很不满意：都是刚从游击区回来的主力连队，凭什么让红马连跑最前头，让黑马连在最后？这要是进了开封城，等人家都高兴够了我们才赶到，多没面子。
本来，一连的人觉得自己这两个月干得挺不错。人马壮大到了两百多，新补充的战士都是在河西选了又选的人尖子，个个精干强壮。战士齐装满员，战马膘肥体壮，就连炊事班也添加了六头大青骡子；全连配备机关枪、冲锋枪、长枪、短枪、盒子炮……这装备！一般的主力团都不一定比得上。大家正寻思着在兄弟连队面前显摆一下呢，谁知道——后卫！
不过，话说回来了，这后卫也不是好当的。
从8月12日开始，行署就下达紧急通知，要求全区民兵、自卫队员武装起来，参加大反攻。各县大队和独立营都升级为丙种团，民兵们成班成排地集体入伍，整连整营地加入八路军。15日，边区救总会又提出“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救国会会员、儿童团员、姐妹团员纷纷响应，支援八路军。8月17日，行署再次发出《各级学校参加进军总动员工作的训令》，要求中学教员、学生立即参加前后方工作，甚至部分小学生也参加了战地服务。
经过长期抗战，冀鲁豫根据地青壮年的参军比例本来就已经很高，这次紧急动员，标准更是大为放宽，小至十五岁、大到四十五岁的壮丁都可以入伍。许多人扛着梭镖，拎着大刀就当了正规八路。他们无论是身体素质或者训练水平都难以适应长距离行军的需要，因此，从第一天开始就有大批人员掉队。
跟随部队前进的不仅有支前的男女老少，还有好些返乡回城的难民。推车挑担、牵牛撵羊、扶老携幼、前呼后喊的，更给行进队伍增添了许多混乱。
一连走在纵队的末尾，既要维持秩序，又要帮助收容队，进入敌占区以后还要防止汉奸特务破坏，忙得不亦乐乎。骑兵们虽然对担任后卫工作不痛快，但看见乡亲们喜悦的神情，也不由得高兴起来。不管怎么样，胜利了，反攻了，总是值得庆祝的大好事啊！
“怎么样？老乡们，能坚持吗？”
“放心吧，能坚持！过去鬼子逼着咱们‘跑反’，啥样的苦没吃过？现在跟着八路军大反攻，打到开封府去，再大的困难也能坚持！”老乡们虽然走得一瘸一拐，情绪却十分高涨。
大军兼程行进，接近敌占区，环境也变得复杂起来。路旁有许多半人高的杂草丛，为防止敌特埋伏打冷枪，骑兵们就时不时地进行巡查。
路过一片滩地，刘春雷听见前面有人喊叫：“抓住了没有？抓住了没有？”他急忙跃马过去看情况。赶到跟前，发现几个小八路挤在草丛里不知正忙乎着什么。还没来得及询问，有个人跳了起来，冲着大刘的战马欢叫：“公鸡！公鸡！”
呵呵，认出来了，这是吴立然的妹妹，那位“收听重要社论”的小电台员。
“小广播，你怎么在这里呀？”
“我们掉队了。”
“那你们刚才喊什么？”
“兔子！我们抓兔子！”
兔子钻进洞，早就跑掉了，几个憨憨的小八路还守在洞口傻等。
掉队的小八路不愿意进收容队，非要跟着骑兵走。刘春雷只好把炊事班的骡子牵过来，两个人合骑一头。几个小战士高兴得不得了：“骑马进大城市喽！”
“说说看，进大城市有什么好？”骑兵们一路上总在议论这事，都知道大城市一定挺好，可谁也说不清它到底好在哪里。
“告诉你，进大城市，就能吃上机器做的面条了。”“小广播”一副经验老到的样子，“不用和面，一摁电钮，想要多细就多细，想有多长有多长！”
这个理想非常实在，的确值得大家神往。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当过厨子的刘春雷也只吃过手擀的面条，猜不出机器做的食品会是什么样的美味。
太好了，加把劲，进开封府，品尝高级面条去！
再往前走就进入了敌占区，沿途老百姓摆上茶水瓜果欢迎子弟兵。有的群众还主动为八路军带路，报告敌情，帮助运送物资。每当遇到这种场合，就是一群小八路大显身手的时候，他们蹦蹦跳跳又说又唱的，搞得热闹非凡。
“小广播”和她的伙伴属于中路军的宣传队。这些从机关、学校出来的小孩们没有经过磨炼，长途行军自然就有些吃不消。他们每天跟着前卫部队第一批起床出发，大清早的时候，鼓动宣传，摇旗呐喊，十分起劲；到中午就开始不行了，越走越慢；结果是每天傍晚，就铁定落到大刘他们后卫连的手里。
不过，虽然是老掉队分子，却依然精神抖擞。腿脚迈不动了，嘴皮子照样利索，叽里呱啦的大道理说开了就没个完。骑兵们戏称她是“小政委”。小吴姑娘还不同意，说是已经有首长封她为“三军总政委”了，因为从早到晚，她可以从前锋、中军，一直宣传到后卫，功劳大得不得了。
8月19日，十六团和据守延津县城的日伪军打起来了，这是中路军出发后第一次作战。跟随行进的群众有的停顿下来，有的绕道前进，负责维持秩序的骑兵一连也就更加忙碌。可这一天，到了傍晚也没有看见小吴姑娘，“难道她今天没掉队？”大刘正纳闷，遇到了宣传队的人。小伙伴们说：“她今天走不动，早就落在后面了。”刘春雷一听就急了，赶紧带着吴立然返回去寻找。
天色渐渐黑了，几个骑兵手里拎着长竹竿，遇见深坑就捅一捅，看到草丛也捣一捣，好不容易才在一片草地上发现了这小八路——人家头枕着背包，睡得正香呢！也难怪她犯困，每天最早一批起身行军，最后一个回到宿营地，对十五六岁的女孩来说，实在是太辛苦了。
吴立然揪住妹妹好一顿埋怨，而“小广播”却揉着眼睛四处找她的挎包。那里面有干粮，换洗衣服，还有书本文具。旁边的老乡说，刚才有个“罢战”的伪军从这里经过，挎包准是被他偷走了。
那时候，****对日伪军开展了“罢战优待运动”，办法是在敌据点和交通线附近设置“罢战接待站”。伪军们只要到那里登个记就算是“罢战”成功，愿意留下的欢迎入伍，愿意回家的发给路费；如果上缴了枪支弹药还能得到张“收到条”，凭条子可以到县政府领取相应的奖励。日本宣布投降后，路上经常可以遇到这类拿着“罢战条”、“收到条”的返乡士兵。
在敌情复杂地域行军掉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但在当时，受到胜利大反攻形势鼓舞的年轻战士似乎并不感觉到害怕，更多的是觉得新奇好玩。
刘连长的心情也很放松。十六团攻打延津县城，三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俘获伪军一千五百多；隔天，又顺利攻占阳武、鲁岗；8月21日，八路军围攻封丘县城，全歼守敌两千余人，城内的日本兵没有进行抵抗，全部自杀。有伪军交代说，开封的日军已经把武器按五支一捆的标准集中起来，准备投降了。骑兵们于是认为：伪绥靖公署主任庞炳勋手里只有一个团，根本挡不住八路军，开封城指日可下。
然而，就在8月21日的晚上，一连突然接到紧急命令：立即移交后卫任务，连夜赶往团部报到。
当时，骑兵团主力正在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地区破坏新汴铁路（这条铁路解放后废弃了）。刘春雷在路上就听说二营长受了重伤，接着又看见四连二排的十几个人坐在铁轨上。
战士们看见老排长就哭了起来：“日本投降是假的呀，咱们这次吃亏了。”
“哭什么！你们排长呢？”
“死了。”
“王连长呢？”
“也死了”
“蔡指导员……”
“死了，都死了。”
接连问了七八个老战友的名字，得到的全是不幸的消息，大刘也被惊呆了。
荆隆宫位于封丘和开封之间，新汴铁路从这里经过。21日上午，骑兵团占领火车站，切断了开封（汴梁）与新乡之间的联系。下午的时候，从开封城里开出来一列铁甲车，径直停在了荆隆宫站台上。当时驻守车站的是担任前卫的四连，他们见鬼子不开枪不打炮就以为是来投降的，还没弄清是咋回事就糊里糊涂上前“受降”了。
大反攻的路上比较顺利，这给部队带来了能够轻易获胜的错觉；并且，上级多次强调要注意俘虏政策、注重部队形象，所以四连没有做太多戒备，整装列队迎向了铁甲车。刚走到跟前，敌人突然开火了，百来号鬼子端着刺刀冲杀出来，骑兵连顿时伤亡惨重，指导员蔡修仁当场牺牲；连长王元力倒在战友怀里，只说了句“为什么……”，就咽气了。
小鬼子诈降！四连被激怒了。
火车站附近的环境对骑兵作战极为不利。二营长吕兆清命令战士们撤出来，可红马连的汉子受不了这个窝囊气，硬是抗命不退，抡着马刀与敌人肉搏死拼。双方近战厮打、胶着在了一起，全都杀红了眼，谁也退不下来，吕营长只好带领五连加入白刃格斗。直打到一营的二连和三连赶来支援，才终于炸毁铁甲车，消灭了残余的鬼子。但这时候，吕兆清已经身负重伤，生命垂危。
这一仗给许多人造成了很大疑惑。王元力的那一句“为什么”同样也萦绕在战友们的心里，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小鬼子到底投降了没有？别是耍了个调虎离山计吧？”有的猜：“咱们是不是中了鬼子的埋伏？”
一连接替四连担负荆隆宫车站的防守任务。在团部，领导再三要求连长和指导员一定要认真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可到了阵地上，刘春雷发现根本用不着做动员，大伙的情绪高昂：“鬼子不投降，咱们就接着干！”“见到鬼子，动手打就是！”
中午的时候，开封的鬼子又来了。这一次出动了十二辆坦克，没看见步兵。日军在远处打了一通炮又吹了一阵军号，大概是想探听火车站里的日本兵死光了没有，没得到回应，就掉头朝东北方向开走了。
骑兵们一时疏忽，没能把这个情况及时通知友邻部队，后来才知道，这些坦克一直窜到了封丘县城，二纵队的老七团也因此吃了亏。
当天晚上，十六团上来接替防御，骑兵团随即离开火车站朝西南方向进发。
8月23日，冀鲁豫反攻部队的中路军进至开封以北二十公里的荆隆宫，南路军也已进至开封以南的陈留、朱仙镇地区，先头部队离城仅十五公里，八路军已对开封形成夹击之势。
开封西面的郑州驻扎着日军十二军军部，骑兵团的任务是切断陇海铁路郑州至开封段，确保我军顺利围攻开封。当晚，骑兵们星夜行军越过黄河（花园口决堤之后，黄河夺淮入海，中下游河道是干涸的），于24日清晨抵达中牟火车站，切断了陇海线。
中牟县驻扎着日军警备队，八路军下马攻坚，首先把炮楼炸了，扫清外围障碍，再从东西两面同时进攻车站。鬼子兵知道大势已去，就聚在礼堂里大哭号叫，一个日本军曹挨个杀死其他人，然后又给了自己一枪。
一连最先冲进火车站，发现站台上堆积着成捆的棉花、柞蚕丝，还有些麻袋和箩筐，里面装的大多是当地的土特产。通过讯问伪铁路职员，得知车站旁边还有个日本商社的大仓库。刘春雷跑去一看，库房内外尽是些焦炭、烟叶什么的，连一杆枪、一颗子弹也没有，觉得失望极了。
刘连长对民用物资不感兴趣，政治处宣传股长韩祥鳞却仔细地在屋子里东翻西拣，结果还真让他找到了宝贝——印刷机和印刷纸。印刷机有好多种，韩股长觉得，机器嘛，个头越大的越好，于是弄了两台最重的驮在马背上，把战马压得直哆嗦。那些印刷纸他更是一张也舍不得丢，分成一摞一摞地塞进战士们的行囊里，硬是全部带走了。也别说，这些东西日后都派上了大用场，印课本，印传单。骑兵团印刷的《铁骑报》，比军区的《战友报》还漂亮。
李庭桂政委吩咐一连把车站上的物资集中起来，还说要进行登记。大刘干这个活可不拿手，他带着战士们跳上跳下，翻箱倒柜，忙得晕头转向。
正在焦头烂额的时候，突然传来命令：“全团拔营，向滑县方向前进。”
大伙蒙了：“怎么向北走？怎么回去了？开封城不打了？”
站台上的物资怎么办？团部的回答是：丢掉不管，立即出发！
这是咋回事？到手的东西不要了，开封城里的机器面条也吃不成了。中牟县的群众前来慰劳八路军，敲锣打鼓地刚走到营地边上，却看见骑兵团急匆匆地上马而去，领头的人举着写着慰问信的大红纸愣在当场。
这时候，不仅老百姓觉得莫名其妙，就连骑兵们也是一肚子的窝囊。
关于冀鲁豫军区8月大反攻，党史资料上是这样记载的：“自8月14日到24日，我军攻克县城十八座、大小据点数十处，歼灭日伪军八千六百余人。至此，第一阶段任务胜利结束，边区大反攻进入第二阶段。”
这样的叙述当然没有错。但事实上，当时，开封城和新乡城仍在敌人手里，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并没有完成，八路军就掉头北上，返回根据地了。
开封是当时的河南省会。日本投降以后，开封城里的最高军事长官是“中将加上将衔”的庞炳勋。这位伪河南绥靖公署主任此时已成了“国军新编第一路军总司令”。只不过，他的手里只有一个保安团，其他的“国军精锐”都还远在数百公里之外。
8月15日这天，蒋介石发表了一篇因“以德报怨”而闻名于世的抗战感言。在这段广播讲话中，他除了号召大家“感谢仁慈的上帝”，还大谈和平、大讲如何按照《基督宝训》的要求去“爱敌人”，要求中国军民原谅日本人。
对这番言论，八路军的看法是：“和平是假，勾结日寇是真。”
《杜鲁门回记录》中有这么一段话：“假如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并且向海边开去，那么整个中国就会被****人拿过去。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异乎寻常的步骤，利用敌人来做守备队，因此，我们命令日本人守着他们的岗位和维持秩序。等到蒋介石的军队一到，日本军队便向他们投降。”“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的确，蒋委员长需要美国人撑腰，自然十分“感谢上帝”；他需要日本鬼子帮忙阻挡八路军，当然就要“爱敌人”了。
8月21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开封日军接管防务，何应钦接连向日军发出电令：“未奉受降主官之命令及通知之部队，日军应拒绝通过，并防止其强迫占领城市，否则各该地日军指挥官应负其责任。”“如果各地在指定之国军接收前，被**所占领，日军应负责任，并应由日军将其收复，再交还我接受部队”……
因此，从8月21日起，日军与八路军围绕开封城的争夺越来越激烈。8月25日，国民党军队也相继赶到开封、新乡一线，八路军面临着被反包围的危险。
针对这种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8月22日指示各军区：“除个别地点仍可占领外，一般应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而以必要兵力着重于夺取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
这个指示是非常及时的。当时，晋冀鲁豫军区刚刚建立（8月20日，由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军区合并而成），太行山上只有参谋长李达一个人在家守摊子，缺乏有效的指挥调度。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临战前没有指挥作战的将军，好多将军不在，都在延安开会”，部队并没有做好进行大战役的准备。
到1945年8月底，国民党军不仅逼迫八路军放弃了开封、新乡，还夺走了刚刚收复的封丘和延津。更可气的是，冀鲁豫周边的伪军一夜之间都变成了国军，庞炳勋（新一路）、蒋希斌（新七七师）、秦润普（陕州先遣军）、康伯英（先遣第五军）、李英（中央先遣军）、王自全（安东先遣军）、郭井泉（临漳先遣军）、程道生（四县保安总队）……全都闻风而动，趁着八路军主力外出之际，向解放区腹地发动进攻，给冀鲁豫根据地带来了极大威胁。
八路军各主力团队都经过长期战争的磨炼，见势不对，说走就走。但是，那些新编的部队、那些支前的民兵和那些跟随大军行进的群众可就吃大亏了。
骑兵团回到黄河北岸的时候，战场情况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道路上一片悲凉，到处是匆忙赶路的人群，到处可以听到召唤亲人的哭喊声。许多熬过八年抗战的家庭，却在这时候失散分离。在路上，经常可以遇到掉队的人员，也能看见逃兵。面对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有的人慌乱了，先前整营整连入伍的新战士，这时候成班成排地逃跑。
骑兵团没有人逃跑，但是，通信员吴立然却在这时候失踪了。
1945年8月29日，骑兵团在新乡城外的西台头村打了一仗。当时，国民党新乡县保安团看见八路军撤退，以为有机可乘，居然主动攻击行军途中的十六团。由于敌军大部队逼近，步兵部队不能恋战，上级就派骑兵团快速出击。激战两小时，敌保安团被歼灭，团长贺兰亭化装逃跑了（1950年被新乡人民政府处决）。
战斗结束后，骑兵团继续进发，一连受命担任前卫。刘春雷连长派通信员去和前面部队联系夜间口令的事，结果吴立然这一去就再没回来。等骑兵们追上十六团的后卫，人家都说没见到小吴。刘春雷知道坏了，别人或许有逃跑的可能，但吴立然绝不会当逃兵，一定是在什么地方遇到了麻烦。可当时的新乡是敌占区，联络不上地方干部，根本没办法寻找失踪人员，部队只能继续前进。
吴立然参加骑兵团还不到四个月，带到部队的新鞋子还没有穿完，就不知长眠在哪一片黄土之下了。那一年，他十八岁，他的生命也永远停留在了这个美好的青春时刻。
部队撤回根据地之后，冀鲁豫九分区转而围攻仍被日伪军占领着的滑县县城和长垣县城。骑兵团没有参加这些战斗，他们奉命到淇县打击“官老抬”武装。
淇县位于华北平原和太行山区的交界处，历史上是个出绑匪的地方。国民党的一位姓张的县长不知做了什么“招安”工作，居然将各路土匪纠合成一支不伦不类的队伍，当地人称“官老抬”。
这“老抬”就是绑匪，即便是官办的也没有多少战斗力，动用正规八路军主力团打击这些乌合之众，简直就是“雷公劈豆腐”，大材小用。可没想到，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和王晓参谋长（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还亲自带队作战，对敌情非常重视。
这伙“老抬”都是当地惯匪，打起来容易抓起来难。八路军成天撵得鸡飞狗跳，一时半会儿的效果也不明显，这可把首长们急得不行。骑兵一连在淇县打过游击，熟悉环境，张国华就经常带着黑马连行动。有一天，老百姓报告说什么地方有把“磨子枪”（因为重机枪能转着圈射击，所以老百姓就这么称呼这玩意儿），张政委急忙率队连夜出击。把人抓起来以后才知道什么“磨子枪”，是盗墓用的洛阳铲。
几趟下来，骑兵们就有点犯嘀咕：“别人在打县城，我们却在这里对付蟊贼，真没意思。”
9月20日那天，冀鲁豫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和骑兵团的组织股长李选贤来到骑兵一连，对照花名册挑选战士，曾经当过伪军的不要、和地主有关系的不要、政治表现不好的也不要……连战斗任务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先就剔除了五十多个人。
刘春雷不干了：“我们一连的人个个靠得住，天大的难事，要上一起上，要不去都不去。”
赵晓舟一拍桌子：“这是命令！懂不懂？再啰唆把你捆起来。”
大刘只好不啰唆了。
精选出来的人都换了新枪，全团数得着的好马也都补充到了一连，甚至团领导的坐骑也牵来当备用马。刘春雷顿时明白这趟任务非同寻常。要知道，调换新枪还好说，可要是叫骑兵们把自己的战马让出来，却是件了不得的大事。
淇门，是卫河与淇河的交汇处。
一千二百多年前，唐代诗人陈子昂曾经在这里写过一首《征东至淇门答宋十一参军之问》：“南星中大火，将子涉清淇。西林改微月，征旆空自持。碧潭去已远，瑶华折遗谁。若问辽阳戍，悠悠天际旗。”在这首诗中，讲述了自己告别朋友、踏上征程时的心情。
时光流转，1945年9月21日，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军区作战科长赵晓舟带领骑兵团一连也来到这里，迎接参加延安“七大”归来、重返前线的****将领们。
下午四点左右，在渡口担任警戒任务的骑兵一连遇到了从太行山下来的护送部队，领头的是个叫周泉的团政委。互相通报身份以后，张国华政委就跑去迎接首长们。
过了一会，大队人马到了。刘春雷认出走在前面的有陈再道司令和杨得志司令，赶紧敬礼。结果这手一举到帽檐上，就再也放不下来了。
陆续走近渡口的有男，有女；有穿军装的，有穿便衣的；有单身一人，也有带随从带警卫的。刘春雷既不认识也没人给他介绍，只好就趁着大家登船的时候胡乱猜测：像杨得志司令这样的首长只带一个警卫，那些跟着十个八个秘书参谋的该是啥级别的领导？
过了卫河，太行部队就回去了，由冀鲁豫军区接替警戒任务。到濮阳以后，刘春雷才知道，人群中的这些干部包括：林彪、陈毅、肖劲光、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滕代远、林枫、邓华、李天佑……
“老天爷，这要是出了半点差错，搭上我十个脑袋也赔不起呀！”
那一天，有位领导在淇门渡口留下一首《如梦令》，正可以与陈子昂的诗句遥相唱和：
深沟，炮楼，铁卡；
事实，嘲讽，笑话；
日寇此封锁，
怎挡我过如梭？
寇贼今降，
风展红旗如画。
从延安返回各战略区的“七大”代表很多，他们由太行军区护送过平汉铁路，再由冀鲁豫军区接到濮阳驻地休息，然后又安排护送到下一站。冀鲁豫军区这里由副参谋长潘焱（开国少将）担任总负责。接人的时候，先和太行军区约好联络点，有时候到淇门等候；有时候则需要深入到铁路以西接通关系，但无论如何都要保证代表们的安全。
冀鲁豫比太行山“富裕”一些，“七大”代表来的时候行囊简单、随从寥寥，到了濮阳，军区就要给过路的领导配备警卫人员。那时候，战士们的观念是“一切服从组织需要”，被选中的人没有二话，领一支新驳壳枪，牵上马就去报到，指定跟谁就跟谁。骑兵一连就这么被调走了二十多个党团员骨干。
代表们还需要增配坐骑。马匹和走骡是从军区各部队抽调来的，但也有领导愿意选择骑兵的战马。
喜欢高头大马的是聂鹤亭；喜欢骑快马的是肖锋；王从吾则愿意骑稳妥听话的老马；张际春脾气好，骑大马笑眯眯，骑骡子还是笑眯眯；湖西军区的邓克明司令脾气大，马匹过道沟时稍微犹豫了一下，他就生气要换成战马：“老子最讨厌胆小鬼。”
骑兵一连在濮阳的时候，驻地旁边是山东代表团。有一天，山东行署秘书长周纯全（开国上将）过来看马，还问刘春雷这里有没有牝马，大刘就把边乔的“二小姐”牵了出来（边乔给战马起名字总是“三公子”、“二小姐”之类的）。周纯全当时挺满意，谁知道，晚上又把“二小姐”送回来了，还说了一件事，把刘春雷吓得不轻。
周纯全是想帮林彪的夫人叶群挑选马匹，当时叶群正怀着孩子（也就是后来的林立果），周秘书长以为牝马就一定老实，骑起来肯定比较稳妥，再加上这匹马很漂亮，于是就送过去了。但叶群骑上这匹马后不小心从马上摔了下来。潘焱参谋长把骑兵连长骂了一顿，大刘以后再也不敢随便调用战马了。
在军区司令部，刘春雷经常看见陈毅军长和别人下棋。据说陈军长的棋艺很高，只有曹里怀参谋长能和他过招。1943年底，大刘在二连当排长的时候曾经参与护送陈军长去延安，那时候离得远，没看清人，现在总算有机会瞧个仔细了。
当时，濮阳城里也有走江湖的艺人，什么打小鼓的、弹三弦的、唱河南坠子的，都在河边划地摆摊。艺人们也懂规矩，在解放区表演的内容都比较健康。其中有一种说书戏是专唱“李岩红娘子”的。李岩是开封人，所以河南人唱李岩就和山东人演武松一样合理。这种戏是两人合作一拉一唱的双档，热闹，大刘最爱听。
有一天，陈毅军长也溜达到河边去，搬个板凳听得津津有味。警卫人员得知以后连忙赶过去保护，因为这些江湖艺人中说不定就有特务，出了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演说书戏的看见来了这么多背盒子炮的，顿时吓得不敢唱了。陈军长站起来说：“唱李岩很好嘛，李岩关心老百姓，老百姓也就记得他，可惜李岩最后被坏人杀害了。现在也有坏人想杀我们，我们要吸取教训，要准备斗争！”
的确，要准备斗争。
这时候，在根据地的北面，上党战役已经打响，太行、太岳、冀南的八路军各部正和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激战；在南面，国民党第三十、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十一军正沿平汉铁路北上，悍然进攻冀鲁豫根据地，邯郸战役一触即发。
针对国民党当局挑起内战的态势，冀鲁豫军民紧急动员，做好了应变准备。宣传队和工作队走遍大街小巷、田野乡村，号召群众打消和平麻痹思想，勇敢地站起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
10月初，骑兵一连接到了回团归建、重返战场的命令。
临出发的那天，在濮阳城外，刘春雷又遇见了吴立然的妹妹。“小广播”正站在一个高台子上做宣传鼓动：“乡亲们！咱们才要和平，蒋介石又向咱们进攻了。他是全中国的恶霸头子，祸害百姓比村里的地主厉害多啦。
“咱们可不是好欺负的，日本军阀都叫咱们打败了，还怕老蒋啥？蒋介石有三条大困难：一是人心不顺，犯了全国的众怒，人民不赞成他；二是士气不振，枪炮虽好，兵不能战也不愿打内战；三是钱粮短缺，连国民党的财政部部长都说没办法。而咱们有三大有利条件：一是人心归齐；二是士气高涨，一个兵顶几个用；三是粮草充足。再加上毛主席、****领导得好，大家只要齐心加劲干，就一定能打退蒋介石的进攻。
“眼下，蒋介石正在调兵，眼看就要大仗。这个大仗打得好坏，关系很大。咱们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大家齐心有组织，后方巩固了，前线才能打胜仗。
“为了保卫咱们的家乡、保卫咱们的边区、保卫咱们的胜利果实，为了争回和平，咱们一齐起来干吧！胜利一准是咱们的！”
转过头，小吴姑娘看见骑兵了，她向哥哥的战友们挥挥手：“喂！骑兵同志们，我们动员起来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刘春雷用力地举起拳头：“放心吧，准备好了！”
附近 骑兵团之后的命运
故事的叙述结束了。但事实上，骑兵们的光荣业绩还仍然继续着。
解放战争时期，骑兵团被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一纵、七纵合并后成为第一纵队骑兵团），参加了鲁西南会战，并且在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征途中担任刘邓大军的后卫，立下了赫赫战功。
1947年9月，骑兵团奉命北渡淮河，脱离主力单独在外线活动。指战员们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转战新蔡、息县、正阳、平舆，创建了淮西（淮河以北、沙河以南）根据地，从而一举打通大别山和豫皖苏区之间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大别山区的内线作战，得到了刘、邓首长的高度赞扬。
淮海战役期间，二野一纵骑兵团担负着钳制、阻挡敌黄维兵团东援徐州的任务。在洪河防线被敌先头部队突破的紧急关头，骑兵们不惜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迎击敌人的装甲铁流，确保了中原野战军各部按时到达预定伏击地点。但是，骑兵团副团长、特级战斗英雄李树茂同志却在这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
由于骑兵部队不适宜南方水网地区作战，骑兵团没有参加渡江战役，而是于1949年3月被编入河南省军区，担负起剿匪护路、保证第四野战军顺利沿平汉线向南挺进的任务，部队也因此改称“河南军区骑兵团”。
1951年4月，骑兵团抽调两百多名骨干到西南军区，组建进藏骑兵部队。
1952年4月，骑兵团三营调归河南地方公安部队。同月，骑兵一营、二营北上察哈尔，被编入新组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一师。骑兵一营被编为高射炮营，二营被编为挽拽炮兵营，团机关被编为炮兵司令部。
1952年10月1日，骑兵第一师参加了天安门国庆阅兵。
1962年，新疆发生“伊塔事件”， 骑兵第一师奉命进驻新疆。
1964年，骑兵第一师被改编为摩托化步兵。由此，红十五军团骑兵团、一二九师骑兵团、第二野战军一纵骑兵团、骑兵第一师炮兵团最终发展成为了新疆军区摩步第八师炮兵团。
现在，这支部队还保留着三个红军连，他们是——炮兵一连（红一连，黑马连）、二连（红四连，红马连）、四连（红三连，白马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