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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山东作家》210期 作者林小波

20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开展了一场以“反修防修反复辟”为宗旨的政治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四清”，在城市被称为“五反”，后来统称为“四清”运动。运动中，毛主席与刘少奇的关系一波三折，时而配合默契，时而冲突激烈，最终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暴发。

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冲突在升级……

刘少奇：要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问题
毛泽东：警觉中央高层出的修正主义的问题

1963年2月11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在城市开展“五反”运动和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的问题。

当时，由于中苏两党争论日趋激烈，国际上的修正主义思潮同国内严峻尖锐的阶级斗争形势，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一步思考如何防止国内、党内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二月会议以后，毛泽东又到各省视察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发现有的省抓得好，有的省抓得差，谈反对修正主义的较多，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的较少。据此，毛泽东认为，对这个问题许多人印象不深，没有引起各级干部的足够重视。于是，5月2日至12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大区书记参加的小型会议，即杭州小型会议。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刘少奇于4月12日至5月16 日访问了印度尼西亚、缅甸、柬埔寨和越南4国。杭州小型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还在国外。他回到昆明后，看到《前十条》，很赞成文件的内容。他认为三年经济困难之后，出现许多不良的现象，脱离群众、官僚主义、贪污腐化等，对此不能熟视无睹，应该解决。

同时，刘少奇为了能够了解“四清”运动的实际，要求王光美下乡搞“四清”。1963年11月，王光美根据刘少奇要她下去锻炼的指示，化名董朴，以河北省公安厅秘书的名义参加了河北省委工作队，下到唐山专区抚宁县卢王庄公社桃园大队，担任大队工作组副组长。离京前，王光美问刘少奇，应该注意什么？刘少奇只简单地讲了一句：“不要先有框框，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王光美下乡参加农村“四清”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赞同和支持。她每一次回来，毛泽东都向她询问情况，并多次说过，“根子在上面”。

这一时期，刘少奇也多次提出“挖根子”，刘少奇“挖根子”的思想，基本上是着眼于解决基层干部的贪污腐化、蜕化变质等问题。虽然提出要追中央的根子，但他对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的党内高级干部在政治上还是信任的和倚重的，而对农村基层干部，却明显表现出政治上的不信任。

与刘少奇“眼光向下”不同，毛泽东一方面对广大基层干部贪污腐化，“被敌人拉出去，打进来甚为不满；另一方面，又警觉中央高层出修正主义的问题。特别是1962年发生在中央高层的所谓“单干风”、“黑暗风”、“翻案风”，使毛泽东一开始就有着与刘少奇不同的思路。而这种差异，随着运动的大规模开展，两位领导人的这种分歧日益加剧。

待续……

好精彩

所以说，各人有各人喜欢的东西。

刘少奇在经济建设方面有一套有效的方法，为此，他付出了代价。对此，国人也很惋惜。

社会向前发展是必然的。

续上

刘少奇：毛主席的调查研究办法过时了，社教去年也打了败仗
毛泽东：我年纪大了，有时我妥协，他厉害

1963年11月14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向全体群众宣读两个“十条”，使“全国人民家喻户晓”。随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较大的范围开展起来。

此时，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中美两国关系因中国的核计划和越战的迅速升级而日趋严重。为了反修防修和防备世界大战，中共中央于1964年5月15日至6 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会议对国内形势作出了严重的估计，提出了“三分之一的社队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不切实际的观点，认为中国要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还提出中国“如果出了赫鲁晓夫怎么办”的问题，并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看得非常严重。

8月5日，中央书记处会议正式决定：“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此后，刘少奇便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于领导“四清”运动上来，实际上处于运动领导工作的第一线。

8月16日，刘少奇向毛泽东及中央写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建议信》，建议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即进行大兵团作战。

刘少奇的这封信，最初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评价。但随着各地反映的情况，毛泽东对这一建议逐渐改变了看法。8月20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找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笳，刘仁、刘子厚谈话，了解到华北局有不同看法，尤其是山西方面提出刘少奇的做法有十大缺点。毛泽东当场向秘书吩咐，说华北局反对，文件缓发，通知到北京开会。

27日，刘少奇找李雪峰、陶鲁笳、刘子厚谈话。刘少奇不但没有听取他们的意见，还对他们进行批评。另外，田家英跟随刘少奇赴广州修改《后十条》时，在飞机上向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的两点批示，即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不要把大量工作队集中到一点，但刘少奇在主持修改《后十条》时并未采纳。8月份的大区书记会议上顺利通过了《后十条》修正案，毛泽东也没再提出不同意见。

未完

政治斗争决非低IQ之我辈所能理解和认识！历史放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解说！

续上

6月至8月，刘少奇南下视察。在视察座谈时，刘少奇提出毛泽东的调查研究办法过时了，干部不蹲点，不能当省委书记，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等。他指出：“现在调查研究，按毛主席的办法不行了，现在的办法只有放手发动群众，在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认识客观世界。我们现在这种靠会议、报表的领导方法，一定要亡国。”
“我年纪大了，有时我妥协，他厉害……比如这一次他下命令，一定要下去，一定要蹲点，说过去蹲点是假的，都得下去。我有时妥协，我有我的弱点。他有他强的地方。”毛泽东在12月26日过生日时还说：“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

刘少奇在视察时，也谈到了过去一年的社教工作，总的来看，肯定的较少，否定的较多，甚至认为打了败仗。对毛泽东而言，这恐怕也是很难接受的。

这一时期还有一件事，使毛泽东对刘少奇产生了严重的不满。1964年7月14日至18日，刘少奇到南京视察“四清”运动，对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不蹲点十分不满，并发了脾气。9月8日，江渭清以个人名义向刘少奇写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9月30日，刘少奇给江渭清写了回信，继续批评江的错误，并指出：“同不能把马克思、列宁的学说当成教条一样，也不能把毛泽东的著作和讲话当成教条。”应该说，刘少奇的话并无错误，但在那个党内个人崇拜风气甚重的年代，刘少奇的这段话也就与众不同了。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找江渭清谈话，问江对刘少奇的批评检讨了没有。江回答说：“开始不检讨，少奇同志给我写信以后，作了检讨，但不深刻，还要再检讨。”毛泽东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这么回事。你感到批评对的，就检讨，不对的，就申诉，申诉还解决不了，就等历史作结论。”并当着刘少奇的面说：“少奇同志给你的一封信，是错误的，你的意见是对的，少奇的意见是错的。”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严重不满，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开展而愈积愈深，在1964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对刘少奇进行了公开的严厉批评，从而也使“四清”运动变得复杂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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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上

刘少奇：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运动的性质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1964年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开始。据陶铸夫人曾志回忆，工作会议期间，刘少奇让李雪峰出面召开一个会议，听王光美介绍“四清”运动中的“桃园经验”。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去听了。这次会议，毛泽东没有出面就结束了。会后，江清请曾志和陶铸在人大小礼堂看《红灯记》。开演前，陶铸夫妇在休息室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参加呢，就散会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尿！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些话的嘛！”曾志和陶铸当时已隐约感觉到，毛泽东说的“有人”，恐怕就是刘少奇，但是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毛泽东又问陶铸：“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陶铸说：“有的走了。”毛泽东斩钉截铁地命令道：“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第二天下午，中共中央便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刘少奇在发言中讲到：“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级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是这样讲，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讲，还是这样讲，就是原来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回答：“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地、富、反、坏还没有当权，过去又斗争过他们，群众对他们不怎么样。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他们头上，他们不好混，穷得要死。地、富、反、坏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去整我们这个党，不整党没希望。”

未完

续上

刘少奇问：“主要问题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陶铸说：“赞成。”
毛泽东回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彭真说：“主要矛盾是不是这样，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

毛泽东回答：“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仍坚持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矛盾，当然还有其他的。”李葆华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回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说：“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应该说，12月20日的常委扩大会议，气氛还较为缓和，毛泽东只是对刘少奇提出的“整走
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是不赞成的，认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有，但称作一个派，人数就太多了。但刘少奇并没有直接反对毛泽东的提法。在随后的几天里，毛泽东渐渐加重了对刘少奇批评的份量，发言的气氛也与20日的常委会大不相同。

未完

刘少奇：做自我批评，每天汇报生活情况
毛泽东：我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没有言论自由

12月26日，恰逢毛泽东生日。应该说，建国后，毛泽东从不公开为自己过生日，但这次他却提出要请大家吃饭，出席宴会的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各大区主要负责人，参加三届人大的一些劳动模范和科学家以及身边的工作人员共40多人。

据参加宴会的曾志回忆，毛泽东在入席前，对李富春说：“你们什么事情都不向我讲，你们搞独立王国！”曾志认为，毛泽东不象是在开玩笑，室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并相信这话决不是批评李富春的。这晚，毛泽东的话格外多，很多话是“话中有话”。比如，“有人搞独立王国，尾巴翘得很高”。那晚丝毫没有寿宴的气氛，人人都紧张而困惑，主席这是怎么了？室内一点声音都没有，安静的怕人，只听主席一个人在那儿嬉笑斥责。陶铸后来说：“我们那时那敢往少奇身上想啊！”不幸的是，毛泽东矛头所指，恰恰就是刘少奇。

12月27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大会，毛泽东主持。毛泽东说：“我们党内至少有两派，一个是社会主义派，一个是资本主义派。”毛泽东还讲：“从秦始皇开始，帝王就世袭了！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我不说，你们去研究！”

12月28日下午，在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后，毛泽东作了长篇讲话，并且拿着《党章》和《宪法》到会。毛泽东说：“我只讲这两个问题，一个是头一条性质问题，一个是第十六条工作态度问题。如果还有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中间讲到，‘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譬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

未完

续上

当毛泽东讲这些话时，在座的人都摸不着头脑，不知道毛泽东是对谁讲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有所指的。这次工作会议召开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次会议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在毛泽东讲话时插话，由于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讲的话比较长，毛泽东只讲了个开头就被刘少奇打断了。这两件事使用毛泽东非常不满，所以特意拿了两本书到会，并且在讲话中发了脾气。

1965年1月3日，刘少奇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继续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就在同一天举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指责前一阶段运动在领导上的问题，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也使党内不少人感到忧心忡忡。会议期间，朱德、贺龙、彭真、陈伯达等找到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刘少奇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以后，刘少奇又在自己家里连续举行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参加的党内生活会，听取了对自己的批评和帮助，他对大家的发言作了记录，并委托陈伯达把每天生活会的情况向毛泽东汇报。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党中央一线工作虽然还是由刘少奇主持；但是，毛泽东的一些重要想法和部署，已不再同刘少奇及其他常委商量。一年半后，“文革”爆发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