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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评传（电子书——有原书插图）

作者：苦多

生平

第一章　从潍河上游走出来的叛逆女性

　　“叛逆”是历代封建统治者最忌讳的字眼，可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开国皇帝都是走的叛逆道路，否则他们都当不上皇帝。“叛逆”两个字，资产阶级也不喜欢，尽管它提倡“自由、平等、博爱”，强调发展人的个性、体现人的价值，那是在资产阶级范畴内才行。只有无产阶级给予“叛逆”以崭新的内容，那就是“革命”，那就是“造反”。“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叛逆”不是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后天形成的。“有压迫就有反抗”，“压迫愈甚，反抗愈烈”，这反抗就是叛逆的具体表现。“叛逆”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阶级的叛逆就是“革命”，就是“造反”，就是去创造新世界，而剥削阶级为了维护旧世界进行垂死挣扎，那不叫“叛逆”，那叫“没落”。

　　出身于贫苦生活最低层的中国女性，在二十世纪初有两条路可走，要么叛逆，进行造反，走上革命的道路，要么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本书的主人公江青是前者，她鄙视后者。

　　江青一九一四年三月出生于山东省东南部的诸城县东关。父亲李德文已经六十岁，开着木匠铺，雇了一个小徒弟。母亲栾氏三十来岁，因逃荒要饭，从诸城县西南二百多里外的临沂地区来到诸城东关，由于年轻貌美，被李德文看中，讨为小老婆。

　　江青的降生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在那个把小老婆当成生育工具的浓厚的封建习俗下，盼望再生个儿子的李德文，听到女婴的啼哭声，心凉了，气来了，火大了，大骂“倒霉！”他也真的倒霉。江青出生前后，李德文把全部财产典入土地而赔了本，而且和那家大地主反目成仇，陷入了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从此家中生活每况愈下，李德文脾气变得乖戾、暴躁，稍不如意，就拿他的的小老婆，也就是江青的母亲出气，动不动就是一顿拳打脚踢。人无法解释噩梦的降临，就归结为命运。算命先生给李德文测八字，说他命运不佳是因为娶了个小老婆。“你是个败家的祸根！”他挥舞着拳头对小老婆吼骂。

　　家庭是孩子最基本的课堂，父母是学生的第一任老师，古今中外概莫如此。江青一睁开眼，看到的是父亲怒气冲冲的脸色和母亲在掩面哭泣，同时，那些有钱人鄙夷的目光，也给她幼小的心灵蒙上了阴影。

　　母亲是善良的，柔弱的，过惯了受欺凌受侮辱的困苦生活。她只想把心爱的女儿抚养成人，为此，对江青倾注了全部心血。母亲给自己的女儿起了个小名叫淑蒙，意思是让江青纯洁无暇而又朦胧糊涂地听天由命去成长。这是封建桎梏下的中国妇女普遍心声。

　　江青违背了母亲的心愿，从小就是个倔强的女孩。母亲曾给她缠过脚，目的想使她长得端庄秀丽，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畸形的审美观念，以便长大后能找个好丈夫，嫁到好人家，过上好日子。对此，江青进行了反抗。她看到母亲容貌的俏丽，只落了个受歧视的父亲的小老婆地位；颤颤微微的三寸金莲，连躲闪父亲打骂的能力都没有。于是，白天母亲给她缠上脚，晚上就撕掉，江青是名副其实的“革新脚”。

　　父亲李德文虽然不喜欢这个女儿，但总算增添了一口人，并企盼改变恶劣的命运，所以江青小时侯，父亲并不叫她淑蒙，而常常喊她“进孩”，这就是“李进孩”、“李进”的由来，也正因为如此，当江青年长的哥哥、姐姐们每天去上学的时候，幼小的她也嚷着学习，母亲胆怯地望着父亲铁青色的脸，似乎没有反对的意思。所以江青很小就开始了读书识字，接受了正规的私塾教育。

　　父亲在江青心中的印象，她参加革命后曾对人说：“我父亲从一个学徒上升到作坊主。父亲脾气很暴躁，我说他是骂人艺术家，每天打人，骂母亲。”这既反映了李德文年轻时很能干，充满了幻想，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又反映了他受当时社会条件的限制，发家致富梦破灭后的发泄，把大男人的烦恼转嫁妻子儿女身上。给江青心灵留下巨大创伤的是一年元宵节，诸城潍河岸边，有钱的人家早早地挂起一盏盏瑰丽多彩的花灯。父亲眼巴巴地看着人家财大气粗，风风光光地过节，而自己却没有钱给孩子们买一盏花灯。带着满肚子的气恼，又喝了一点酒，回到家中就找事。母亲战战兢兢地侍侯他，不想一不小心失手打了一只碗，父亲找到了发泄的借口，对母亲又打又骂，母亲一味躲闪，父亲不能解气，盛怒之下，抓起一把铁铲向母亲打来，先打在了背上，又打在了手上，竟打断了一只小手指，痛得母亲泪如泉涌。小江青在旁边吓得放声大骂，父亲给了她一巴掌，打掉了一颗牙齿。从此，母亲背起江青走出李家，父亲也一病不起，不久便去世了。

　　尽管母亲在李家过着屈辱痛苦的生活，离开李家的日子过得更加艰难，靠给地主家当佣人维持生活，但她一心供江青上学，从没间断江青的学业。所以十二岁的江青就小学毕业了，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对于童年的生活，江青后来回忆说：“充满了恐怖，凄凉的情调。”悲苦的生活环境，使江青从小就养成了懂事老成、深沉、机智，而有时显得冷漠的性格，从而掩盖了她女孩子活泼的一面。年幼的江青看到母亲在李家所处的地位，所受到的打骂，所遭遇的歧视，几次劝母亲带着自己离开这个家，甚至离开后高兴地对母亲说：“流浪生活与在家相比，犹如天堂呢。”

　　潍河上游在诸城县旁边流过，流向鲁北，汇入渤海。潍河本身并不出名，可是它的下游有座著名的城市潍坊，而在潍河岸边、入海的滩涂地区，每年都有风筝盛会，到了二十世纪末已发展成世界闻名的国际风筝节。潍河上游滋润了诸城县的肥田沃土，这里盛产小麦、甘薯、大豆、高粱和玉米。上小学的江青经常拿着书到田间地头，到小河岸边去读、去思考。她的小学校长叫薛焕登，是诸城县的知名人士，江青的学名“李云鹤”就是他给起的。薛先生对江青的印象很深刻，说她“学习刻苦认真”，“文字功底很扎实”，“成绩非常突出”，“但家境太贫寒了，连件制服都做不起，净穿男孩子不要了的旧衣服，长短大小都不合适，所以显得滑稽可笑。脚下穿着破烂的鞋子，有时露出大脚趾。”“不过，李云鹤长得很清秀，小脸蛋俊俏，惹人喜爱。只是脾气倔强，从不愿受人欺侮，有时与别人拼力打架来保护自己。”

　　江青爱读书，小小年纪就读过不少古典小说。她喜爱的偶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她更崇拜《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她曾对比自己大得多的哥哥李干卿天真地说：“现在的中国黑暗得没有一点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一个投奔的女将就是我！”

　　说中国黑暗，是江青幼小心灵思考的结果。她看着向北流淌的潍河支流的溪水，望着高高的蓝天白云，触摸着快要成熟的庄稼，不止一次地想：父亲为什么这么爱打人，骂人？母亲为什么这么忍辱负重？自己在家庭、在学校为什么遭到这么多白眼，听到这么多嘲弄的耻笑声？全是因为穷！母亲穷，才逃荒要饭到诸城，屈辱地卖身嫁给大二十多岁的父亲；父亲因为家境败落贫困潦倒，才变得越来越暴躁；自己因为穷，穿不起好衣服，才被人瞧不起！可是看看诸城街上的童伴，富的很少很少，有不少还不如自己。自己还能有学上，而她（他）们整天蓬头垢面，面黄肌瘦，小小年纪就得去拾破烂，整天饥一顿饱一顿，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这世道太不公平了！中国太黑暗了！自己长大了一定去造那些富人的反，杀富济贫！”这就是12岁的江青悟出的人生道理。

　　江青的童年除有了“穷富”概念之外，就是形成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母亲是被买来的小老婆，这个地位是封建社会中妇女的最底层。母亲的遭遇，给年幼的江青上了一堂最生动、最鲜明、最血淋淋的封建压迫、封建礼教的课。她的倔强，她坚决不缠足，她劝母亲离开李家，她对父亲的憎恶、她对母亲的同情，都是这堂课取得的成果。上学了，她最讨厌的课程是孔孟之道的“修身”课，认为这是吃人的礼教，这些有意识的反抗是这堂课的理解和延伸。

　　江青虽然酷爱学习，但每逢上孔孟之道的修身课，她都心不在焉，有时还偷偷看课外书。为此，江青曾多次受到修身课老师的批评，严重时会把她拖到厕所、用戒尺打她。不过，老师也很理解她的出身和背景，看到她能结合实际来学习，对孔孟之道的修身课，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反而有点喜欢，主动向她道歉，与她和好，毕竟当时的老师已经受到1919年“五四”运动的洗礼，“打倒孔家店”已震撼了齐鲁大地，诸城虽然是山东的偏远县城，也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一九二六年，十二岁的江青小学毕业了。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江青的母亲维持生计都困难，哪还有钱供江青继续上学。但她不甘心，看到江青学习优秀，总想让她再上几年学，以后有个好前途，再也不能象自己一样没文化没能力屈辱地生活。这时她想到了李德文大老婆的女儿李云霞，尽管不是自己所生，但在李家相处得还不错，自己处处关心照看云霞的生活，云霞还比较懂事，对自己也比较尊重，对江青也很疼爱。现在嫁了个有本领的丈夫，是个军官，家境也过得挺好，去求她，她一定会收留的，说不定还会供江青读书。于是，江青母女俩在这年冬天，千里迢迢来到天津李云霞的家。李云霞的丈夫王克铭，只是个奉系军阀的下级军官，虽然欢迎江青母女的到来，但却无力供江青再去读书。

　　江青在天津姐姐家住了将近两年。她这时虽然才十三岁，但十分懂事，整天帮助母亲给姐姐家忙家务，看孩子，非常勤快。一闲下来她就读书，天津是大城市，看书自学的机会很多，所以虽然没能上学校学习，但她仍获得不少学问，接受了好多新知识。她很爱听姐夫王克铭谈话。王克铭是下级军官，看到社会黑暗、军队的腐败现象比较多，经常作为茶前饭后家庭的谈资。这些对江青的教育很大，认识到天下乌鸦一般黑，中国到处充满了剥削、压迫、欺诈、弱肉强食，她更恨透了这个社会。有一次晚上，王克铭无意中谈到了共产党的事，江青很感兴趣地问：

　　“姐夫，天津有共产党吗？”

　　“有，而且还不少呢。共产党无孔不入。前些日子，天津城里就杀了不少共产党。”

　　“共产党是干什么的？”

　　“造反，专造有钱人家的反。”

　　江青兴奋极了，脱口而出：

　　“那就该！我长大了，就去参加共产党。”

　　全家人都被她的话吓了一跳，想不到小小年纪会讲出这样的话，母亲赶紧拍打着她的后背说：“女孩子家瞎说什么？”并吓唬她：“你难道不怕杀头坐牢吗？”

　　“不怕！”江青斩钉截铁地说：“与其受苦受罪，糊糊涂涂地活着，不如轰轰烈烈地去死。就象一堆干柴一样，埋在土里只能烂掉，点着火焰能烧塌魔鬼的宫殿。”

　　姐姐和母亲一起说：“这丫头，准是看些杂书入了迷，净胡说八道，快去睡觉吧。”

　　江青的心中象燃烧着烈火，激奋得怎么也睡不着。“共产党”，好新鲜响亮的名字，一下子占据了少年的心。她憧憬着共产党，领导人们打老财，把钱分给穷人，使那些有钱人再也不敢作威作福，受穷的人都可以昂起头，过上好日子，再也不会受气了。

　　只有姐夫王克铭看出江青人小志大，长大后会做出常人做不来的事情。他很怕江青惹事生非，背后悄悄地对妻子说：“过激。不知道她受了些什么影响，今后要多管教着点，提防她出事。”

　　一九二八年底，江青母女随姐夫一家来到济南，住在城内按察司街二十七号。姐夫王克铭是奉命调来济南的，生活仍没有多大变化。自立自主意识很强的江青，感到老是在姐夫家吃白饭，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她要奋斗，自己去闯一条生活的道路。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母亲，母亲心酸落泪了：“你一个还不到十五岁的小姑娘，出去能干什么？都怨娘，不能供你再读几年书。”但又考虑到王克铭一家的日子过得也日渐困难，于是含泪答应江青出去看看有什么事干。

　　正巧，一九二九年春，设在济南的山东省实验剧院面向社会招生。其待遇颇有诱惑力：学校免收学费，而且免费提供食宿，每个月还发给两元钱的津贴。

　　天上不会掉馅饼，特别是私有制社会，馅饼更不会白白送到穷人嘴里。

　　当时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是个资产阶级革新派，颇有声望，与梁实秋、闻一多等人都有密切关系。山东省实验剧院，直属山东省教育厅，给学员教授京、昆、话剧，歌剧，也教各种乐器。每逢周末及星期天晚上，实验剧院对外售票，让学生登台演出，因此有不少收入。所以名为山东实验剧院，实际上不过是个高级戏班子，而学生则是名副其实的戏班子的学徒。

　　作为有钱人的子女是绝不会上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只有那些贫困潦倒的穷人子弟，才投奔这样的学校。当然也不排除个别有戏剧爱好和才能的学生前来报名。而剧院的待遇正适合江青，她马上报了名，回家高兴地告诉了母亲。母亲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毕竟这是去学唱戏，而戏子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是十分低下的。她却全然不顾。不过姐夫王克铭却认为江青根本考不上：“你行吗？人家招收的是初中和高中毕业生，甚至有的大学生都被淘汰了。你只有高小文化程度，怎么能够通过考试呢？”

　　江青不听劝阻，她一定要努力争取考上。她充满信心地对家人说：“我觉得我有表演才能，我一定会被选上的。”

　　江青的古文底蕴得到了发挥，她的文章并不比那些初中生、高中生差。特别是决定录取命运的目试，她获得满堂彩。

　　刚满十五岁的江青，高高的身材，秀丽的面庞，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放射着青春光泽的黝黑大辫子，刚一出场，就象一枝新荷露出水面，谈吐清晰稳健大方，古文功底雄厚，一举一动都显示出聪明俊丽、素雅高洁，连眼神都不同凡响，透露出一股英气。何况当时报考的女学生太少了，主考官正在发愁，所以马上拍板录取。

　　江青兴奋得掉下了眼泪，这毕竟是自己独立生活的第一步。离开慈爱的母亲，使她十分痛苦；离开朝夕相处两年多的姐姐一家，使她非常留恋。她给自己定下目标，一定要坚实地走好每一步，不使受苦受难的母亲再为自己操心费力、担惊害怕。

　　江青说到做到。她是个叛逆的女孩，不为世俗所左右，不向黑暗苦难的社会低头。她有志气，有远大理想，决心学习好剧院老师教的每一课，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本领，为今后的生活道路打下坚实的基础。

　　剧院的学业是繁重的，时间安排的很紧。江青把全部智慧和精力都用在了学习上。不仅阅读戏剧方面的文字和剧本，学唱古典歌剧，学演现代戏剧，而且还要熟悉各种乐器。负责教授的老师严格地训练她，以至到了非常苛刻的地步。她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刻苦耐劳的意志，去完成老师交给的各项学业，有些水平甚至超过了老师的要求。她的老师不时惊叹：这个学生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劲头，这么旺盛的求知欲望，这么不怕苦不怕累的好品德！

　　也难怪老师不能理解他的学生江青。因为那时的剧院，白天的纪律非常严密，晚上还得加班排练演出，天不明就要起床练功、吊嗓子。很多学生厌恶了这种呆板枯燥的学习生活，忍受不了体罚而逃走。但江青从来没因做得不好而受体罚，她总是表现得很优秀，总看到她在咬紧牙关坚韧地苦熬着。是一种抗衡黑暗的压迫、力图改变生活命运的巨大力量支撑着她，是一种逐渐洞悉万恶的社会现实、追求改变外部世界的朦胧理想鼓舞着她。她要选择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对此，她充满了信心。

　　尽管江青的学业完成得很好，戏剧水平也达到了很高的标准，但她的演出并不满意，无论是在济南，还是在北京，或者其他城市。这原因很简单，当时能买票到剧院听戏的大都是有钱人，他（她）们需要刺激，喜欢看才子佳人的缠绵柔情，旦角在舞台上的风骚，男欢女爱的肉麻的戏剧情节。这恰恰是江青不愿做的，也做不好的，她一上舞台往往会露出她刚强倔强的本性，尽管是个女演员，也使有钱的戏迷们感到不够味，不解馋。

　　十六岁的学生和演员江青，面对着的是一九三零年前后的中国现实。那是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黑暗社会。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广大农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封闭的、落后的、愚昧的、九斤老太式的大多数农民，根本没有观赏戏剧，特别是话剧、现代戏剧的能力。而畸形发展的城市，如北京、天津、济南、烟台，既有西装革履的买办、阔少，也有长袍马褂的遗老遗少、公子哥儿。他们说演员是臭戏子，当成玩物，特别对女演员，更是肆意亵渎，污言秽语随便发泄，他们看漂亮的脸蛋，看阿娜多姿的身材，甚至专看女演员的大腿。对他们讲究艺术，推广戏剧革新，简直就是对牛弹琴。所以江青非常苦闷。她本想以自己精湛的演技，来推广现代戏剧，改变人们的落后认识，一展改造社会、抨击有钱人、为穷苦人争口气的抱负，同时也改变自己受歧视的地位。现在却到处碰壁，处处不顺心，自己刻苦学艺火热的心凉了半截。

　　不光江青这样一个弱女子感到苦恼，连那些喝过洋墨水、有“良好家庭背景”的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戏剧革新也是“一枕黄粱梦”。所以，赵太侔、王泊生等人创办的山东省实验剧院，在反动军阀韩复榘主政济南后，很快就停办了。空有革新理想的赵太侔去了青岛大学（山东大学的前身），王泊生回了北京。

　　从潍河上游走出来的叛逆女性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经历，是独立人生的第一步。在这里，展示了她许多优秀品质。刻苦学艺，专心自己的学业，在戏剧、乐器等方面都取得可喜的成绩，达到相当高的造诣，这是剧院师生所公认的。同时，她的叛逆个性得到进一步向着正确方向发展。

　　首先，她对戏剧艺术有自己独到的认识。她反对把自己心目中的正面人物演成油腔滑调、娇滴滴、软绵绵、供人玩赏的优伶尤物。就是对于自己的装束，她也坚持自己的见解。在实验剧院录取她时，有的考试官看中了她的大辫子，而她却偏偏剪掉了辫子，梳着短发，以一个现代女性的形象出现在课堂上，因为她认为当时的长辫子也是封建压迫的象征。

　　她的吃苦，除了表现在学业上，也体现在生活上。每月两元的津贴，她舍不得花，全交给母亲。外出演出，行装简陋得寒碜，连件内衣都没有，最主要的行李就是一条棉被，是她家中最好的一条棉被，但被里的棉絮因年深日久而磨得很薄了。在北京演出时，有钱的演员都住高级宾馆，而她睡在剧团安排的简易旅店里，北风呼啸，漫天风沙，冻得她浑身发抖。就是这样，她也咬紧牙关坚持着，苦熬着，天刚麻麻亮就起来吊嗓子，练功，认认真真地排练，兢兢业业地演出。人瘦了，但精神头十足，从不叫苦嫌累。她忠于自己喜欢的戏剧艺术。这是一般男演员也做不到的，更别说女演员了，很多人不能理解她，因为她做到了常人做不到的程度。

　　在生活小事上也表现出江青叛逆的性格。当时山东省实验剧院院址在济南贡院墙根，学生宿舍则在济南文庙。每天学习、排练或演出结束都到深夜，很多男生都害怕走这段夜路，女生更是必须有人护送。而江青总是不要人护送，毫无畏惧地回到宿舍。济南文庙很大，空荡荡的，有不少玄而又玄的怪事被渲染着，学生年轻胆小，入夜便不敢出宿舍乱走动。一次，不知是谁出了个馊主意：试验大家是否迷信？能夜半走上大成殿，去摘回至圣先师头上的平天冠来，才是真不怕鬼神的。这是男生想出来富有刺激的花招，可是男同学们只能空口说白话，无人敢前往。江青听说了，不声不响地把平天冠拿了回来，放在同学们面前。这下可把大家唬住了。一是佩服江青的大胆，二是又怕亵渎了孔夫子被人知道会受责怪。江青却平静地说：“这算什么！我五六岁时就跟着母亲走夜路讨生活，有时夜里穿过阴森森的青纱帐，一个人去找母亲，有一次还叫狗咬了腿。练就的大胆。”又说：“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整天高喊打倒孔家店，反对旧礼教，怎么还这么惧怕孔老二的平天冠呢？真没出息。”

　　江青还常跟人说：“我父亲很迷信，找算命先生算卦，说我母亲是李家发财的克星；说我是个女孩，没能给他带来好运气。所以我恨透了算命先生，恨透了孔老二，他们才是真正的魔鬼和妖孽。”

　　叛逆的江青是中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生活在社会底层年少女性的代表。不在叛逆中新生，就在逆来顺受中消亡。江青走上了叛逆的路，革命的路，造反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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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聆听一组木匠的声音
虽然他已经走了
天空阴晴了好多回
在园子里弯着腰
恭恭敬敬洒水
我知道土地的润湿程度
简单的栅栏看上去相当牢固

我喜欢就那么站着
像风化
最好整天站着

<浇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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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海滨城市踏上了新生之路

　　青岛是镶在黄海之滨的一座美丽城市，得天独厚的条件,使它冬暖夏凉，碧绿的海水一年四季有节奏地拍打着米黄色的沙滩，一簇簇红瓦别墅，掩映在绿树丛中，使这座海滨城充满了诗情画意。撩开它秀丽迷人的面纱，青岛又是苦难中国的一个缩影，以德国帝国主义为首的殖民者的印记布满了大街小巷，城市的畸形发展史就是中华民族的耻辱史。

　　一九三○年刚刚创立不久的青岛大学，就设在当年德国侵略者废弃的万年兵营，它坐落在万年山麓，五、六幢楼房，便成了这所新建大学的校舍。学校门口高悬着蔡元培题写的“青岛大学”四个字。蔡元培曾任北京大学校长，在教育界有极高的声望。他担任青岛大学筹备委员会主任，也住在青岛大学校内。所聘教师，大多为知识界名流，不少来自北大、清华，如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等。原山东省实验剧院院长赵太侔，现在出任青岛大学教务长兼文学系教授，江青与他同乡。

　　一九三○年底，山东省实验剧院停办后，一部分教员和学生随剧院教务长王泊生（后来担任院长）去北京，其余的人中，有不少人得到赵太侔的安排和照顾。江青就是其中一个。

　　赵太侔是山东实验剧院时江青的指导老师。他对这位清秀好学颇有才华的弟子非常赏识，离开实验剧院后也不断关心她的情况，给了江青不少鼓励和支持。现在听说剧院停办了，他马上托人捎信，让江青来青岛大学找他。

　　一九三一年过了春节，江青辞别了母亲和姐姐、姐夫，乘上东去青岛的列车，第一次真正离开亲人去独立生活，这年她才刚满十七岁。剧院的生活、演出的奔波，总是短时间的。在学校，在外地，再苦再累再受罪，总期盼着很快就会回到母亲的身边，得到母亲的爱抚，自己的一肚子苦水也可以向母亲尽情诉说。现在呢？前途茫茫，何时能再回到母亲的身旁？

　　坐在火车上的江青心潮澎湃。回忆一年多来的剧院生活，有苦也有甜。她为学到不少知识而高兴，也为自己变得坚强而自豪。当然，她更加为在剧院期间，在演出的场合遭遇到的、亲眼目睹的、亲耳听到的社会黑暗、人间龌龊而愤怒，而憎恨。她比任何时候都希望尽快改变这吃人的旧世界。这是年龄增长的结果，也是阅历丰富的结果，更是她善于思考勤于进取的结果。

　　越来越接近目的地，她的老师赵太侔的影子也越来越清晰。这是一位德高望重、学识渊博的知识分子，也是国民党革新派的激进人物。他的学识令她尊敬，他对贫苦女学生的激励令她终生不忘。来到青岛，举目无亲，只有依赖这位恩师了，他不会让她失望吧？江青一边想着一边拎着简单的行李，下了火车，找到青岛大学。

　　赵太侔老师热情地接待了她，她的夫人俞珊也十分友好，江青感到了温暖。

　　开学后，赵太侔把江青安排到青岛大学中文系当旁听生，让她攻读艺术理论的课程，希望她将来成为一个艺术家。考虑到江青的生活十分困难，赵太侔又和图书馆长商量，让她到青岛大学图书馆担任出纳兼管理员，每月三十元的薪水。

　　江青的求知欲非常强，她热烈地、如饥似渴地遨游在知识的海洋，吸纳各种各样的营养。她听闻一多的课，听赵炳欧的课，向沈从文请教；她阅读了五花八门的学科和流派的著作，熟记了大量的古典名著；她涉猎了戏剧、诗歌、小说各个文艺领域。她还自己练习写剧本，写小说，写诗歌。她显示了较高的艺术才华，得到了赵太侔、赵炳欧、沈从文等学者的赏识，她写的小说在全班第一，她的作品曾在校园文艺园地和其他刊物上发表。

　　江青虽然处在良好的文化氛围中，但并不忘本，始终保持着自己的本质和个性。一九三一年夏天，刚在青岛大学立足半年多的江青赶上了“九·一八”事件。日本军国主义悍然侵占东三省，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各地纷纷罢课、罢工、罢市，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和向政府请愿的高潮。江青身上压抑已久的反抗的火星一下子被点燃了，她再也坐不住了。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所尊敬和依靠的赵太侔，

　　“赵老师，我想参加请愿活动。”

　　“什么什么？”她的老师原来是国民党山东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对她的话大吃一惊：“你想毁掉你的艺术生涯，而去惹麻烦吗？”

　　“请愿是惹麻烦吗？”

　　“学生就是上课、读书，抗日救国是政治家的事，你管不了。不守本分必然要惹麻烦，到时候你会后悔的。”

　　江青惊讶地听着这番训话，那双明亮的眼睛一直凝视着他，好象今天才真正认识了赵太侔。

　　赵太侔也吃惊今天才认清了面前这位颇有才智和自制力的十六、七岁的姑娘。他隐隐感到，他是无法来左右和控制住这个贫苦出身的学生的。他从自己的经验，感到江青那双眼睛令人担心，叫人害怕。他见过懦弱者的温柔、湿润的眼睛，庸俗者暗淡无光、迟钝呆滞的眼睛，投机者多疑而警觉的眼睛，以及一双双形态各异的眼睛。但江青的眼睛很特别而且坦然，几乎是闪烁着无所顾及的疑惑之光，一种叛逆而一往无前的挑战者的目光。

　　赵太侔没有预感错。

　　江青从这次谈话之后与他疏远了。她与一些激进的左派师生来往密切起来。她不光参加了学校的请愿活动，社会上的活动也积极参加。她在学校的集会上慷慨陈词：“日本帝国主义敢于侵犯中国，并不是由于中国人民软弱，而是因为政府无能。蒋介石的枪口除了对准自己的同胞而大施淫威外，他们对外寇却是一副奴才的嘴脸。爱国青年不团结，中国没有出路，中国人民不反抗，光明不会到来！我愿把自己的青春热血，贡献给人民和我们的解放事业！”

　　她的演说和表演的抗日剧目，一下子使她成为学校引人注目的人物。

　　从此，江青把大部分精力用在了参加政治活动和阅读革命书籍上。青岛大学图书馆有些过期的革命刊物，如《新青年》等，江青都如饥似渴地找来阅读。中共地下党组织也发现了这一位热情奔放、才华横溢的革命女青年，派人去接近她，引导她，给她送些革命书籍和抗日传单及宣传品。在这些书籍和刊物中，给江青教育最大的是《共产党宣言》，甚至这本书决定了她一生的信仰，指引了她一生的道路。此外，《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书，也是她奔向共产主义新生的启蒙教材。

　　地下党组织在努力培养江青。因为她是中文系旁听生，正攻读艺术系的课程，又曾是剧院的学员，所以首先让她参加了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青岛分会，接着，在一九三二年春天，又介绍她参加了青岛的反帝大联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查，中共青岛地下市委准备把她吸收到党组织来。

　　那时候发展共产党员是非常严格、极其秘密的，需要经过十分周密、细致、巧妙的安排，一方面试探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和入党要求，另一方面要审查其方方面面的关系，要慎重、稳妥。

　　考虑到江青正在青岛大学学习和工作，就让青岛大学党支部去做这方面的工作。恰巧，青岛大学党支部刚发展了一名新党员，叫俞启威，与江青认识，正好去做她的工作。

　　俞启威的姐姐俞珊，是赵太侔的夫人，而江青初到青岛大学时就依靠赵太侔的帮助，所以常到赵家去，这样两人就认识了。

　　俞启威比江青大三岁，是青岛大学物理系的学生，浙江绍兴人。他个头不高，只有一米六的样子。他对此很遗憾，便拼命地锻炼身体，跑步、压腿、打球、做伸腰运动，等等。自己长了一头黑色卷发，他也不那么满意，于是整天搽发油将卷发梳平。江青见到这位其貌不扬的青年并不在意，甚至对他油头粉面的样子还有些厌恶。贫穷的出身和艰苦的生活道路，使她对有钱人的公子哥，有着本能的鄙视，见了他们总保持距离。

　　但听俞启威的谈话，却有许多独到的见解，他身上有着独特的魅力，从而改变了江青的看法，有一次背着他的姐姐和姐夫竟脱口而出：“我觉得你和你姐夫不一样，你们走的不是一条路。”

　　俞启威把江青的情况向地下党组织进行汇报，党组织要求他多接近江青，邀请她积极参加各种集会活动。这样他们就更熟悉了。

　　这次考察江青的入党问题，俞启威先把一些革命宣传品悄悄地放在她的住处。江青马上猜到是俞启威干的。

　　在一次集会结束后，俞启威和江青走在一起，江青心直口快，开门见山地先问道：“如果我没有看错，你是共产党员。”

　　俞启威没想到江青反客为主，说了这么一句话。不过他早有准备，随后反问了一句：“你对共产党有什么认识？”

　　江青诚恳地谈到她在天津十二、三岁时就听姐夫王克铭说过共产党，并回忆了当时大人认为是不知天高地厚的话。后来考入山东省实验剧院，忙于学习和演出，为养活自己而奔波，再也没有听到共产党的消息。来到青岛大学，知识面宽了，接触面广了，特别是读了一些进步书籍，“我的心早飞向了共产党，只恨找不到，它象云里雾里灿烂的水珠，若隐若现。你快告诉我，如何找到共产党，怎么样加入共产党。”

　　俞启威点了点头说：“我是共产党员，我也一定会帮助你的，地下党也一直关心着你，但主要靠你积极争取，只要你有良好的表现，符合了共产党员的条件，党组织一定会发展你。”

　　江青听了高兴得两颊绯红，跑回宿舍，狂跳的心怎么也平静不下来：“我终于找到共产党了！这就是《共产党宣言》写的那个无产阶级政党，那个以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建设无限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己任的革命政党！自己的愿望终于要实现了！我一定加倍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共产党。”

　　江青说到做到，她的出色表现，赢得了党组织的信任。没过多久，俞启威领着她，见到了中共青岛市委书记.。这位年轻的市委书记对江青说：“党组织考察你的表现和家庭及社会关系，同意吸收你加入党组织。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强和俞启威两位同志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江青激动得说不出话。市委书记让她回去等候通知。

　　这是一九三二年底。到了一九三三年一月上旬的一天，江青接到通知让她到街上的一家剧院门口去接头。一路上空无一人，海上吹来的阵阵寒风，在空中呼啸，这些，江青全然不顾，心里充满了紧张和幸福。只有海滩上孩子们尽情玩耍的笑声，捡起沙块打沙仗的欢呼声，在分享她愉快的心情。

　　她到指定地点等了一会儿，从身后走来三个青年，其中一个是青岛大学党支部书记王强，一个是俞启威，第三个是交通员。只听俞启威说了声“跟我们走。”他就挽起了江青的手臂。刹那间，江青还有点不习惯，但她马上意识到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也就装成恋人散步一样，沿着一条碎石小道朝教堂走去。

　　在秘密联络点，江青面对镶着镰刀斧头的党旗，举起右拳头，庄严宣誓：“我保证服从党纲，遵守党的纪律，服从党的指挥，在任何情况下都保守党的秘密，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江青还沉浸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青岛市委书记讲话了。除了对她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表示祝贺，又讲了让江青一时难以接受的要求：“为了党的工作，党决定让你和俞启威同志假扮夫妻，组成家庭，成为党的一个秘密交通站，负责与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系。你愿意吗？如果愿意，具体任务，党会随时通知你。”

　　江青为难了。她并不封建，她一直反对假仁假义的吃人礼教，可是这毕竟是要和一个青年男子朝夕相处啊！自己一个还没满十九岁的大姑娘，人家会怎么说呢？当然俞启威是个不错的青年，又是自己入党介绍人，可是自己对他一点也没有爱的感情，这样天天面对，多么尴尬呀，而且她已经看出，俞启威对自己有好感，愈这样她愈感到可怕。

　　市委书记看出了她的犹豫，再三做工作：“这是假夫妻，你不要不好意思，就象舞台上演戏一样。”同时强调：“这是党的工作需要，认为只有你合适。”想到这是为自己朝思暮想的中国共产党做工作，江青就是有一千个不愿意，也只得点了点头。她向市委书记，也向俞启威一再说：“我们是假扮夫妻，不是真的，党组织一定要给作证。”

　　说时容易做时难，假扮的夫妻不好当。首先要找个住处，向外人宣布同居，同时要告诉自己的亲属，一切要象真的一样。江青在青岛没亲人无所谓，可俞启威就麻烦了。他家是名门望族，北京上海都有家，光青岛亲朋就不少，最亲近的是他姐姐、姐夫。姐夫赵太侔、姐姐俞珊，在知识界、教育界、演艺界都是知名人士，他们的弟弟跟江青同居了，还不闹得满城风雨！不久，北京、上海也知道了，俞家那样官僚士绅资产阶级大家庭，那能容得下一个贫苦出身的姑娘做他们的媳妇！

　　对于这些风言风语，江青一开始还感到有压力，但一想到自己做的是秘密的地下工作，是非常神圣的，是随时都可能掉脑袋的事业，也就泰然处之了。

　　俞启威也严格按党组织的要求去做，从不越雷池半步。每次接头回来，他从江青身旁轻捷地走过，对她都要抱之一笑：“云鹤（这时的江青叫李云鹤），感觉怎么样？”每隔几天，他又问：“习惯这样生活吗？好，今天的饭我来做。”“这本杂志你看一看，今晚务必把情报送走。”“吃点东西吗，云鹤同志？千万不要熬坏了身体。”

　　赵太侔夫妇时时在窥探他们二人的情况，得到的印象是“就是我们也做不到这样互相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并且预言：“看来他们真是天仙一对，云鹤漂亮能干，到年底，我们启威就要当爸爸了。”

　　他们当然不会知道，这对“夫妻”从事着极其危险的工作，他们更不会想到，这对“夫妻”其实连点肉体接触都没有。江青不止一次地开诚布公地对俞启威说：“我们可以做最好的朋友和同志，但不能做夫妻。我们之间缺乏那种基础。我的态度也许会使你伤心，但希望你谅解。”每次俞启威都理解地又多少有些遗憾地点点头。

　　他们这段的假夫妻是成功的。

　　首先是无孔不入的青岛市国民党特务机关没有对他们产生怀疑。青岛大学一成立就成了猎犬们侦探的重点，因为这里是青年人聚集的地方，又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思想极易左倾，很适合共产党的发展。但他们没有怀疑过俞启威，他出身上流社会，又是省党部指导委员会委员委赵太侔的内弟，本来就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哥，现在又宣布和俊俏美丽的女郎同居，实在是风流倜傥的艳事，成了人们议论的桃色新闻，这样的人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其次，这对假夫妻真革命建立的秘密交通站，为中共青岛市地下党做了大量工作。从1932年下半年，蒋介石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发动了第四次反革命“围剿”，中共在白区的工作遭受到严重破坏，临时中央被迫于1933年初从上海迁往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这期间，屡遭破坏的山东省委和中共中央失掉联系。危机四伏的青岛地下共产党市委担负起和上海党的中央机关进行联络的重任，俞启威利用其特殊身份，在和江青假夫妻的掩护下，出入各种场合，和党的方方面面的人接触，传递情报，交流信息，安排暴露了的革命同志转移，联系进步力量坚持斗争。在中共青岛大学地下支部书记王强成了密探的追捕对象之后，俞启威很快安排他离开青岛，前往上海躲避。青岛地下党市委立即让俞启威接替了王强的工作，同时兼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长。江青则默默地积极认真地接受地下党交代的各项工作，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这对假夫妻只坚持了五个月。

　　一九三三年七月，中共青岛市委遭到严重破坏，市委负责人纷纷被逮捕入狱。本来俞启威隐蔽得较好，还能坚持下去，不想一个曾和他单独接头的叛徒供出了他，连青岛警察局也感到吃惊：“俞启威这样的人也是共产党？” 俞启威被逮捕后，搜查了他和江青的住处，当然一无所获，他们已经早就做好了准备，警察看到江青只是个美丽的少妇，又没任何破绽，叛徒也不认为她是共产党员，于是暂时放了她。

　　江青两眼含着泪水，胸中燃烧着怒火，目送敌人远去，她真想大哭一场，毕竟俞启威是自己的好同志，现在陷入敌人的魔掌，她该怎么办？

　　她只得假戏真做，去求俞启威的姐姐俞珊。俞珊当年也是个进步青年，她因当演员开罪了父亲，曾以“戏子”有辱门风，要登报脱离父女关系。俞珊影响了俞启威的进步，也暗暗支持俞启威参加革命工作，只是不知道他是共产党。现在听了俞启威被捕的消息也吓了一跳，而她的丈夫赵太侔则大发雷霆，说俞启威不务正业，咎由自取。江青求俞珊救救俞启威，俞珊暗暗地告诉她：“我会想办法的。”

　　从赵太侔家出来，江青就到处找地下党组织，找中共青岛市委进行联系，但是几天下来一无所获，在一片白色恐怖下，仅存的共产党地下组织已迅速转移，中断了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尽管她想尽了一切办法找党，但是毫无结果。

　　江青苦闷极了。她不止一次来到海边，坐在沙滩上遐想，19 岁的共产党员，失掉了和党组织的联系比幼小的孩子离开父母还难受。她回忆自己年轻的生命走过的生活轨迹，只有接触了马列主义，只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她才获得了青春和活力。她兴奋而激动地回想着这将近两年革命生活的点点滴滴，那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书中的教导，铭刻在脑海中，时时激励自己不断提高，不断进步；所接触的那些充满革命激情舍生忘死的党的领导人，党内同志，成为自己学习的榜样，在他们身上汲取了无穷的力量。为党所做的一件件工作，也象过电影一样，一幕幕闪过，她感到自豪，感到骄傲，“我没辜负党组织的教导，我没违背入党时的誓言。”她在心中呐喊。可是今后怎么办？必须找到党组织，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去工作，去奋斗。江青明确了自己的目标，就一往无前地去走，百折不挠、死不回头，表现了她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坚强勇敢的革命斗士。

　　在青岛找不到党组织，就到上海找，上海不是党中央所在地吗？虽说临时中央去了中央苏区，但总会留下联络的地方，同时，上海是左翼戏剧家联盟和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中心，许多著名的进步作家会帮助自己找到党组织的。总之比青岛好办。何况，自从俞启威被捕以后，总感到危险一步步逼近自己。她并不害怕，已做好随时被捕牺牲的准备。但她不甘心，她要去找党！

　　想好之后，江青第二次去找俞启威的姐姐俞珊。

　　“姐姐，我想去上海！请你帮助我。”江青直截了当地提出要求。

　　“为什么要去那儿？上海乱糟糟的，并不安全哪。”俞珊也真的把江青看成需要呵护的弟媳。

　　“启威出了事，我在青岛迟早会被捕。相比较，还是上海保险。”江青并没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找党”的事要对俞珊保密，“上海有许多著名的戏剧家、作家，找到他们，对我的艺术生涯也许会有帮助。”她说出冠冕堂皇的理由。

　　俞珊叹了口气，答应设法帮忙。

　　江青并不满足于求俞珊，她又找了一些戏剧家联盟和作家联盟以及反帝大联盟的朋友帮助想办法。这些朋友虽然还不是革命同志，但大多富有正义感，认识不少上海的左派人士，他们向江青介绍了一些关系。

　　江青抓紧收拾行装，准备起程。她知道自己的行动会在特务的监视下，尽管他们还不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但总想在自己身上、自己的住处发现蛛丝蚂迹，以便向主子邀功请赏。所以江青的行动是沉着、冷静、紧张而又秘密的进行着。她的行李十分简单，只有一些书，衣服很少。在青岛大学图书馆每月三十元，十元寄给母亲，二十元的花销在青岛市是非常窘迫的。她吃的用的都十分简朴，根本没买过一件时髦的衣服，就是这样，手头也只有几十元的积蓄，她准备拿着这点盘缠去上海找党，去继续革命。

　　在俞珊的安排下，在青岛朋友的帮助下，江青这位十九岁的中国共产党员、贫穷的山东姑娘，在刚刚踏上人生之路的新起点之后不久，又象个离开了娘的孩子，开始了生命中又一次征程。这次，她认为不象从济南到青岛，那主要是为了谋生，而由青岛去上海，“我要去找党，去革命！”她一次又一次在心中呼叫。她想象着会很快投身到党的怀抱，为革命理想去拼杀、去奋斗。她的眼前充满了一片光明，丝毫没有想到十里洋场的上海，到处是欺诈，到处是陷阱，那些披着革命外衣的无耻文人和所谓领导者，比青岛的警察密探好不了多少。

[ 此帖被河山在2013-02-24 21:13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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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传记的来源：有当代的著名传记作家师东兵等人的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美国作家，维克特夫人的作品。江青与维克特夫人的长达60小时谈话，至今还被封存在中央的保险柜。
到1972年岁末，周恩来再次召集参与接待维特克夫人的有关人员开会。他在会上宣布：“已经请示毛主席，记录不必送给维特克女士，一切工作都停止，所有记录稿全部清理封存，一份归入档案。”第二天，张颖等将记录(仅是在北京的)草稿、铅印修改稿等全部归总在一起，清理出一份完整的记录，交给了外交部档案室归档，余下的则全部放进一个保险箱里，上锁并加封条，交给外交部保密室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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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老相识吧，应从多方面把真史告知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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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宋一招同志，是水步中学的骄傲！技术过硬，文艺了得。
这是余送一招同志的纪念毛主席诞晨118周年晚会演奏的二胡曲

主持人念错了名字，应该是台山白云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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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十里洋场的苦斗（上）

一九三三年夏末秋初，江青满怀革命激情踏上了从青岛开往上海的轮船。

　　由于青岛左翼朋友的帮助，再加上俞启威的姐姐俞珊的周密安排，江青顺利地躲过了警察的监视和密探的跟踪。她并不怕这些敌人，甚至想接受血与火的考验，实现自己入党时的誓言，但她不愿意就这样去死，她要找到党，要继续革命，“自己才十九岁，还没有为党的事业做出贡献，怎么能在这牢笼般的青岛蜗居下去呢？！”她一遍又一遍地告诫自己。现在终于踏上了新的征程，她对未来的革命道路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对今后的新生活有着青年人特有的向往。初秋的海湾是那么平静，粼粼微波，给人无穷的遐想，碧海落日也让第一次坐轮船的江青心情非常好。

　　也许这次航行有意给江青上一堂严峻的生活课。轮船一驶入大海，看似平缓的海面，水面下好象万马奔腾，有千万只巨大的手把轮船托起又摔下，偌大的船好似一只玩物，被大海任意耍弄。这下可苦了晕船的江青，头晕目眩，呕吐不止，性格坚强的她，这时也希望有人来照顾一下。想照顾她的人是有的，那是俞珊特意托付的一个年轻人，看上去温文儒雅，但他很快露出了流里流气的本相。当江青被颠簸得东倒西歪、心中翻肠倒肚之际，这个家伙乘搀扶江青的时候，竟伸手乱摸乱揣。江青暴怒了，想不到华丽的衣冠下竟是这么肮脏的行为，她奋力推开了他：“滚开！你再胡来，我就要喊人了！”

　　那人讨了个没趣，只好坐在她的对面干瞪眼，但本性难改，不时地呲牙咧嘴说些脏话，继续进行调戏。

　　这时的江青完全没有了刚上船时的好心情。她需要承受大自然赐给她的考验，又要和人间的丑恶行为作斗争。斗争是战胜困难的唯一法宝，江青逐渐明白了这个人生哲理。她咬紧牙关，努力适应，克服着揪心的晕船痛苦，决不表现出一丝一毫的软弱，像一座雕像稳如泰山地坐着、熬着。她的镇定，她的凛然正义，使这个心怀鬼胎的年轻人，再也不敢乱说乱动，虽然面对着美貌的姑娘，他并不死心。

　　听到欢呼声，江青知道已经到上海。她一路紧绷着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激动得两眼噙着泪花，她毕竟太年轻、太单纯、太缺少人生阅历。她猛地站起来，奔跑向迎接她的人，一路上的委屈、苦难，真想抱着朋友痛哭出来，倾诉出来。但她是从不愿向人示弱的，她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就是这样，还是把一件行李忘在了轮船的甲板上。

　　刚开始，江青把上海当作自己的故乡，自己的领土，自己的家园，因为这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摇篮，一直作为共产党中央活动的中心，是自己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崇敬向往的圣地。最初的感觉还不错，心里挺轻松的，左翼朋友们很热情，还见到了原山东省实验剧院的一些老师和同学。

　　没多久，江青就感到这里并不是那种想象当中的圣洁之地。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最令人苦恼的是无法找到共产党，找到地下党组织。由于自己是在青岛的白色恐怖中只身逃出来的，没有任何联系党组织的方法，完全凭着一腔革命热情投奔上海。可是人海茫茫的十里洋场上海，何处能寻觅党的踪迹？左翼朋友们都是戏剧界的，只能告诉她，只要找到左联的田汉等人就可以找到党。可是，中国共产党临时中央刚刚迁往江西瑞金革命根据地，上海的地下党遭到极大破坏，左翼文艺团体的负责人，如田汉、阳翰生等，已成了惊弓之鸟，东躲西藏，改头换面，他们领导的上海艺华影片公司已徒有虚名，像浮萍草一样，飘忽不定，根本没有固定的场所。其次，自己一个年纪轻轻的女子，置身在文艺圈的人群中，看到的是白眼，遭遇的是冷淡，一些正派男子有意疏远她，怕人说闲话，而个别表现热情的又不怀好意。一段时间过来，江青少得可怜的盘缠花尽，穷苦潦倒，陷入极端贫困的凄风苦雨之中。

　　万般无奈，她只得再次求助于俞珊。俞珊在济南参加过田汉领导的南国剧社的演出，也认识一些他们圈子里的人。俞珊也是一个追求自由，向往进步的女性，她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十分敬佩，乐意帮助这位无依无靠的贫穷姑娘，尽管她已经知道了江青与自己的弟弟俞启威的同居是为了革命工作施放的烟幕弹，还是不辞千里劳苦，专程赶到上海。辗转搜寻，动用了一切关系，终于领着江青找到了正在写剧本的田汉和他的秘书廖沫沙。

　　“田先生，这是我的弟媳，叫李云鹤，”俞珊仍然假戏真做，拉过十九岁的江青，向田汉作介绍：“我的弟弟俞启威在青岛涉嫌共党案被逮捕了，弟媳一个人来到上海，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地位，你看能不能收留她，求求您了。”

　　田汉当时二十九岁，相貌堂堂，风流倜傥，戴着近视镜，一付文化名人的派头。他打量了一下江青后，不紧不慢地说：“密司李能干什么工作啊？”

　　江青早已从几个渠道打听清楚田汉的情况。她是个有心的姑娘，为了找到党，她执着到如痴如迷的程度。她知道田汉是湖南长沙人，从“五四”运动起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一九二七年起，开始从事戏剧事业。一九三二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任“左翼戏剧家联盟”党组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创作了不少话剧和歌剧。一心找党的江青，曾经当过戏剧学员的江青，在青岛大学攻读了文艺理论的江青，刚入党不到一年的江青，见到田汉，简直象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尽管她对“密斯李”的称呼感到别扭，甚至有些反感，但还是充满敬意地向田汉作了自我介绍，并表达钦慕之情：“田先生，早在一九三一年左翼戏剧家联盟成立那一年，我就参加了青岛分会，并参加很多你们组织的活动。”

　　在上海严重白色恐怖下，田汉已经整天提心吊胆，担惊害怕，现在面对着热情的江青，感到手足无措，又不好直白地表现出自己的恐慌、制止她诉说左翼剧联的情况，只得岔开她的话题，把身旁的廖沫沙介绍：“他是我的秘书，帮我抄写稿件，起草一些信件。他一九二七年从长沙师范毕业，和我的弟弟田沅是同学，你们可以来往。”

　　聪明的江青已经看出了田汉的冷淡，他害怕谈革命，不愿接触左翼活动，他把自己当成外人。从一定意义上说，田汉是出于谨慎，其实表现了田汉缺乏地下党负责人对革命青年应有的责任心，他只在自己的小圈圈里打转转，他不愿从革命需要的角度去吸纳江青这个热情奔放的有志青年。

　　俞珊提出让田汉安置江青住下，田汉勉强地说：“既然没地方住，就让我弟弟领着到我家去，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

　　委曲求全，在江青短短的人生道路上已不是一次，为了继续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了参加革命工作，她辞别了俞珊，随田汉的弟弟田沅来到田家。田汉的母亲是富家老太太，一见江青是个乡下姑娘，怎么会让她和自己住在一个屋里呢，所以非常冷淡地让她和他们家的保姆住在一起。

　　江青不计较这些，先住下，向地下党汇报自己的情况才是最重要的。她三番五次地向田汉讲述自己在青岛参加革命的经过，恳切提出要求恢复党组织生活。本来田汉他们只要通过左翼联盟的关系，会验证江青的述说是真实的，能够尽快恢复她的党员身份。但由于当时田汉他们执行王明的关门主义路线，严重脱离群众，根本不敢也不愿做这些工作。他们只看重俞珊的私人关系，只想利用江青的年轻、美貌，所以才让周扬、阳翰笙也和江青见了面。

　　江青向他们展示了自己的才华。在田汉、廖沫沙和周扬、阳翰生他们眼里，并不欣赏江青的革命激情，只看到她有一双清朗圣洁的眼睛，一张漂亮美丽的脸蛋。特别是那双眼睛与众不同，好象在深深地望着人，又象在温柔地谴责什么，使他们又喜欢又害怕。当江青如泣如诉、婉转悠扬地唱了一段京剧之后，他们不约而同地赞叹不已，并拿定了主意：可以利用她的艺术才华。田汉说：“你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演员的，我给你创造上舞台和银幕的机会，就在电影公司干吧，”

　　“我很感谢田先生对我的关心。但是我想我还是多接触一下劳苦大众，做基层工作比较好。现在党需要发动群众，这方面更需要我。”

　　江青的回答，使田汉、阳翰笙等人大吃一惊，他们说：“你很年轻，而且多才多艺，不做演员会后悔的。再说，你一个外来女子深入到工厂做宣传工作，很危险哪。”

　　“我不怕！从我入党的那天起，我就决心要实践我的誓言，请你们考验我。”

　　由于江青执意不按田汉的安排去做，田汉他们对江青的工作就冷淡起来。

　　而江青在田汉家住得度日如年。焦虑于参加革命，已使她心乱如麻，再加上田汉的弟弟田沅的骚扰，更叫她寝食难安。田沅是个油头粉面的公子哥，靠着田汉的关系，混迹于革命队伍，进进出出于演艺界。从见到江青第一眼，他就开始打鬼主意。他自认为家庭条件优越，能穿考究的衣着，表现得风流潇洒，一定会吸引女孩子。他自我吹嘘对女人的相貌颇有鉴赏力，并以此为自豪。他确实接触过形形色色的漂亮女人：电影明星、舞女、女大学生。是的，他对女人独具慧眼。他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江青，色迷迷地说：“密司李，直觉告诉我，你是我熟悉的最伟大最美丽的女性，我爱你！只要你答应我，我会把自己和一切都奉献给你！”

　　田沅的无耻纠缠，江青气愤极了，她第一次领教了十里洋场上海流氓的丑恶嘴脸。她几次向田汉诉说他弟弟的不轨行迹，田汉总是笑嘻嘻地敷衍她，因为田汉在纵容自己的弟弟，让田沅有权干预江青生活的各方面，汇报江青的情况。

　　江青看到田汉的秘书廖沫沙表面上还比较正经，于是求他给予帮助，离开田家，摆脱田沅的纠缠。她对他说：“我对田沅的行为恨极了！他哥哥又不管他。我是一个追求革命的女性，实在不愿看他们那副德行。”

　　廖沫沙假仁假义地说：“我理解你，到我这儿来吧，我握着您的手，壮一壮您的胆子。”江青情急之下没听出廖沫沙的弦外之音，随后搬到廖家。

　　当时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又经常住在电影公司写作而不回家。住了几天，廖沫沙还算规矩，可是正巧廖沫沙的妻子回来了，见家中住着一个陌生的女人，立即和廖沫沙大吵大闹，弄得江青十分尴尬，不得不帮着廖沫沙解释：“我们是革命同志，纯属事业上的需要，我们的交往绝对不杂加个人的感情。”

　　“不，你不了解他。他是个典型的花花公子。我亲眼看见过他的那些丑事，又厌恶，又气愤。你知道吗？他为什么白养活你？为什么不收你的房租？别有用心！”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江青忍耐着，克制着，又住了两天，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临行前，她借了二十元钱，亲自交给了廖沫沙。

　　江青的这份工作是一位左翼戏剧家联盟的朋友介绍的，地点在上海西部北新泾镇，叫晨更工学团，是一所专为贫苦子女进行教育的学校。这所学校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倡议创办的，是公开的、合法的教育团体，一些革命左派人士都在这里工作，如共产党员王洞若、徐明清（当时叫徐一冰）、“左联”的陈企霞等。江青在晨更工学团的店员识字班当教员，教唱歌，辅导识字、读书。

　　从此，江青在上海有了正式的落脚地点，结束了一个多月寄人篱下的生活。对于这份工作，江青是满意的，完全符合她“接近劳苦大众，做基础工作”的心愿。

　　晨更工学团是个松散的教育团体，并非正规学校。最初只是借用陈更村几间农舍办学，后来又搬到一座资本家废弃的花园，一切都非常简陋，条件十分艰苦，经费极其拮据。晨更工学团的教员们，只有一碗饭吃，没有工资。但这里聚集着一些热血青年，上海地下党负责工人运动的同志十分看重这处革命阵地，建立了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

　　对于贫苦出身的革命者江青，她看重的是晨更工学团能接触劳动人民，能了解工人们所受的压迫和剥削，能洒下革命的火种，为推翻万恶的旧世界积聚力量。她通过识字、读书、唱歌，向店员们传播马列主义真理，启发大家的觉悟。她还参加编写文艺节目，反映活生生的阶级斗争，她带领学员们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进步街头剧，在附近的工人、农民中进行宣传，收到了十分良好的效果。她还在党组织的安排下，积极勇敢地去贴标语撒传单，参加和组织工农群众进行示威、抗议活动。

　　由于周扬、田汉等人不积极通过左翼联盟的渠道来了解和接纳江青这位来自青岛的年轻共产党员,在晨更工学团江青不得不重新履行参加革命组织的手续，先后加入了上海的“左翼教联”、“左翼剧联”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由于江青的出色表现，晨更工学团的党组织已通过关系，了解了她在青岛入党的情况，同意恢复她的组织关系，由晨更工学团的党支部书记王洞若给她谈了话。从此，江青又回到了党的怀抱。

　　在生活上，江青也表现出一个革命者优良的素质。她生性活泼、乐观，从不被困难所吓倒。当时三个女教员挤在一个铺着草席的地铺上睡觉，每顿饭只有黄豆芽、菠菜汤之类的素菜，连油也很少，能有大米饭吃就算不错了。有个浙江的女青年吃不了这份苦，只待了两个月就走了。江青却处处吃苦在前，时时为工学团的工作着想，能节省的就节省。例如，谁要进城（工学团离上海市区较远），就向负责人讨几角钱的车费，可是江青却从来没要过一次车费，几乎不进城，更没有逛过外滩或商店等。她的衣着打扮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从不涂脂抹粉，一头短发，俊秀中透着精干利索，一身蓝布旗袍显得朴素、大方。

　　一九三三年左右正是中国共产党受王明路线影响严重的时期，江青作为热血青年、女共产党员，还无法识别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参加了城市斗争中的一些左倾冒险活动，如飞行集会、不必要的游行示威，等等，从而暴露了革命者的身份。一九三四年一月二十八日，上海爆发了纪念“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的示威游行，晨更工学团的很多人参加，江青勇敢地走在游行队伍中。这次游行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晨更工学团的学员“王大个”扛着大旗，首先被警察抓走，游行队伍被冲散，从此，晨更工学团成了上海市北新泾镇警察所监视的重点，江青等人被“包打听”（特务）盯梢。在这种情况下，晨更工学团的党、团组织进行了转移，党组织安排江青到北京（当时叫北平）暂避风头。

　　江青在北京待了三个多月。由于党组织的巧妙安排，她没有暴露，并到北京大学当了旁听生。这期间，江青系统地听了中共“一大”代表李达教授讲解的《资本论》，又到市图书馆借阅了不少马列主义书籍，每天只靠面包和白开水维持生活。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她整天忙于听课、阅读，在知识的海洋里邀游，在马列主义的殿堂里得到进一步升华。

　　一九三四年五月底，地下党组织为了加强对妇女工人的工作，通知江青返回上海，把她安排在一所为女工开办的夜校里任教。这所学校由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统一领导，实际上由中共党组织控制着。为了工作方便，江青改名张淑贞（这之前一直用“李云鹤”的学名）。

　　江青透过这层灰色的保护，白天和外国传教士周旋，夜里到女工中宣传抗日爱国的理论，还教女工们学文化、唱歌，同时兼任浦东女工技校的课，整天处于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中。

　　这是江青在上海度过的最愉快的时光。刚满二十岁的她，长得漂亮，对人热情，工作积极负责，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她把自己学到的丰富的马列主义知识，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经常深入到工厂车间、工人宿舍中进行社会调查，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和工人交朋友，在感情上打成一片，在生活上与女工们同吃同住，用自己的知识为工人朋友出主意想办法，排忧解难。很快，她赢得了工人同志，特别是女工们的信赖和尊敬，说她是一位好老师，是工人的知心人，她教唱的抗日爱国歌曲久久在女工们中间传唱，她拉得婉转优美的二胡声时时回荡在人们的耳边。

　　江青还挤时间阅读上海新出版的左派书刊，她特别钟情于鲁迅先生的作品。鲁迅的作品深刻、犀利，与她的思想经历发生了共鸣。通过鲁迅的作品，她还粗略了解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各个派别和各种倾向之间的斗争。同时，还用张淑贞的名字给报刊投稿，公开发表的有《宝宝的爸爸》、《王秘书的病》、《催命符》、《拜金丈夫》、《还我和珊》等，显示了她较高的文学造诣，表现了她对社会对人生较强的洞察力，也说明这时的江青已具有比较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一定水平的马列主义分析能力。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初，正当江青全心全意投入革命工作，并取得很大成绩的时候，突然被捕了。

　　被捕的原因和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三四年十月的一天，江青正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忽然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她惊呆了！那人也认出她，喜出望外。于是两人走到僻静处攀谈起来。

　　此人名叫乐若，是青岛的中共地下党员，当年和江青曾一起参加活动，江青从青岛来上海，他也参加送行。一晃一年多，真没想到会在上海相遇。彼此交谈了几句就分手了，并约定下次见面的时间地点。

　　江青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在那种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不得不处处保持戒备。她回去之后立即向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作了汇报。王洞若知道乐若现在的真实身份是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的交通员，认为可以和他交往，但不要谈各自所在组织的情况，不要发生组织联系。

　　遵照党组织的安排，江青与乐若第二次见面了。由于彼此通过地下党组织互相有了了解，谈话就轻松愉快随便多了。临别，乐若说江青不引人注意，请她给一个学校的秘密联络点捎一封信，并说：“这件事很重要，关系到上海党组织的安全。”江青接信后首先跑到她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那里说明情况，那位负责人同意她去送信，并告诫了一系列要注意的事项。然后，江青一刻也没敢延误，马上把信送到。

　　几天后的下午，乐若又约江青到外国人建的兆丰公园（现在是上海中山公园）见面，并交给她一张表格，让她帮助送到指定地点。就在这时，险情发生了。原来团中央出了叛徒，乐若这个交通员已被特务跟踪。乐若一看情况不妙，马上叫江青快跑。由于江青路径不熟，很快被特务们截住，抓住她的衣服，而乐若却逃脱了。江青大声喊：“快来人呀，流氓绑架人啦！流氓绑架人啦！”

　　“你喊什么，混蛋！我们是警察局的。”一个特务给了江青一巴掌，鲜血顺着嘴角流出来。

　　江青忍住疼痛，仍然拼死挣扎，并大声说：“我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我？”

　　“你是共党分子！”

　　“血口喷人，你们有什么根据？”

　　“走，跟我们到警察局去！”

　　“我不去，我要回家！”

　　江青继续挣扎着、反抗着，特务们不由分说，推着她往警察局去。走到一块野地边，天已黑了，江青装作滑倒，歪在地上，顺手把藏在衣角里的、乐若交给的秘密表格放进嘴里，随后咽到肚子里。

　　到了上海市警察局，特务们一汇报，知道要抓的乐若跑了，只抓了个女的，也不知道她的政治情况。特务头子一听，大发雷霆，让把江青关到看守所里。

　　在看守所，江青已完全冷静。她知道特务们没有任何证据，是无法定自己的罪的。无论特务怎样审问，如何威逼利诱，江青一口咬定自己是无辜的，只是在公园里散步被抓的，自己有正当职业，是教会学校的老师。同时她托同在一个看守所房间的一位熟人（她教的一位女工人学员）给地下党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也是学校负责人）捎信，说明情况，因为这位熟人马上要无罪释放了。

　　江青在看守所被关了一个月，受尽折磨。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是“宁肯错杀一千，不能漏掉一个”，进警察局容易出来难，不死也得让人掉层皮。吃猪狗食，受精神蹂躏，不是打就是骂，牢房又黑又暗又潮湿，空气污浊，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由于没查出江青的什么罪证，再加上地下党组织托“左翼教联”和基督教女青年会上海分会出面保释，江青于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初被放了出来。

　　出狱时的江青已骨瘦如柴，发着低烧。地下党组织立即安排徐明清带她到乡下去治病、疗养，因为徐的老家就是浙江农村。

　　徐明清是早期共产党高级干部王观澜的爱人，一直在上海以办教育为名进行地下工作，在晨更工学团就和江青在一起，到了浦东女子技校是同事，一直相处很好。这次徐明清顺便回家看望父母，就和江青坐车来到了山清水秀的故乡。

　　在乡下，经过中西医的诊断，认为江青是在狱中染上了肺结核，幸亏发现得早，治疗及时，很快就控制了病情，一步步好转起来，脸色由黄变红，人也变胖了。

　　一九三五年二月初，身体刚刚恢复的江青不愿在徐家过春节（农历正月初一为公历二月十四人）再添麻烦，决意回上海。徐明清向上海党组织作了汇报，认为现在回上海,警察局还会找麻烦，建议她回济南老家，春节后去北京，继续到北大当旁听生。

　　于是，江青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探望了济南的母亲和姐姐，在北京一直待到一九三五年五月，开始迈向她革命生涯的下一个里程。

　　从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五年，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江青从一个幼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已经变为一个比较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她经历了十里洋场上不少的人和事，接触了上海的下层社会，熟悉了大都市的工人阶级，提高了马列主义水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从热血青年学生成长为沉着干练的职业革命工作者。她将以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的勇士姿态迎接今后生活道路上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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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十里洋场的苦斗（下）

　　一九三五年的中国国内形势非常严峻。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一方面军被迫进行长征，全国其他革命根据地也基本丧失殆尽，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虽然在一月份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但不要说一般老百姓不知道，就是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也不清楚。国民党反动政府散布的是“朱毛红军完蛋了！”“共产党被彻底消灭了！”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派更加紧了文化战线上的反革命围剿。蒋介石亲自下令由特务机关军统局接管各邮电检查所，实施“邮电检查纪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颁布《图书杂志审查办法》。他们派出大量特务暗杀进步人士，捣毁进步团体，查封革命文化机构，任意审查、删改书报杂志，勒令各出版社不准出版进步书籍，各电影院、剧院不准上演革命戏剧和电影。正如鲁迅先生在给友人的信中说：“黑暗之极，无理可说，我自有生以来，第一次遇见。”

　　在这黑暗中，上海的中共地下党组织要求它的党员们隐蔽起来，以灰色或黄色面目出现，积聚力量，进行合法斗争。当江青所属的党组织研究她的安置时，有人提出江青有很好的戏剧根基，思想觉悟又高，具有革命的坚定性，可以进入戏剧、电影界当演员，联络、团结影戏界的进步力量，开展革命工作。于是决定让人通过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来做这方面的工作，把江青安排到协会去。一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张善琨是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的徒弟，是手头阔绰的投机商人，所以能到业余剧人协会去会有很强的保护色；二是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有两位是江青的熟人，一个是演员魏鹤龄，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同学，另一个是导演万籁夫，是江青在山东省实验剧院的老师，由他二人向协会举荐，顺理成章，不会露出任何蛛丝马迹。

　　于是，江青在一九三五年五月接到党组织的通知，让她以演员身份回上海，改名为蓝苹，继续进行革命工作。说实在的，这时的江青并不愿再去演戏。因为她有着在山东省实验剧院当学生演员的痛苦经历，又亲眼目睹了上海文艺界的所谓名人、党的领导者周扬、田汉、阳翰笙、廖沫沙等人的嘴脸，不愿意再步入演艺圈，与这些乌七八糟的人为伍。她十分愿意再去做工人运动，和勤劳的工农大众在一起，那才是属于自己的生活天地。但她明白当时形势的残酷，自己一个年轻漂亮的姑娘，又上了上海反动警察局的黑名单，根本无法再回到她熟悉的、热爱的工人姐妹中去，那里时时张着黑网，遍地都是特务走狗，正等着革命者上钩。何况这是党组织的决定，自己应该无条件地听从党的安排。

　　江青到达上海业余剧人协会正赶上筹备外国话剧《娜拉》的演出工作。经过老师同学的介绍，编剧导演的测试，决定让她主演该剧。

　　《娜拉》是挪威十九世纪著名剧作家易卜生的代表作，又名《玩偶之家》、《傀儡家庭》，这是一出反映金钱万能的资本主义社会中追求妇女解放的话剧，江青主演的娜拉是一位反抗家庭压迫，向往自由人生的叛逆女性。

　　江青是一位进取心很强的革命者。她不干则已，干则干好。既然答应党组织做演员，这又是接手的第一出戏，她全身心地投入到排演之中。她阅读了大量的相关资料，有时睡到半夜醒来，也马上摸出枕头下的易卜生的原著，用细微的声音，耐心地读着每一句话。为此，她多次失眠。

　　为了把握娜拉的心理状态，江青多次阅读鲁迅先生一九二三年写的《娜拉走后怎样》，认识到娜拉现象是个社会问题，演好娜拉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可惜易卜生没有把出走后的娜拉应该怎样继续去找出路的法子告诉我们，而鲁迅先生则指出应该“经济自由”，“掌握经济权”，进行“经济制度的改革”，要想达此目的，必须有“韧的战斗”，要用革命的鞭子“猛抽社会”。江青边读鲁迅先生的文章边思考《娜拉》剧本，她感到自己就是在进行“韧的战斗”，用自己塑造的娜拉形象来鞭笞全世界玩弄妇女的丑恶现象；用娜拉的苦闷与无奈以及最后的没出路来召唤人们觉醒，砸烂身上的锁链，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用娜拉这个贵族妇女的呐喊和无畏，来激励革命低潮时人们的斗志。

　　这样反复阅读剧本，江青感到自己与娜拉有许多相通的。她认为，我们应该本着娜拉出走时的精神，挺起胸膛去争取社会上确定不移的地位，而不应该做“小鸟儿”，做男人的奴隶和玩具，不应该把自己的生命为男人而牺牲。我们妇女应该自主自立，不应该做寄生虫。所以，演好娜拉就是为妇女解放做出榜样，妇女的解放是整个社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于江青有这样高水平的认识，再加上她精湛的演技，刻苦认真的演出态度，并能虚心听取各方面正确意见，一心一意为观众着想，所以《娜拉》的演出获得巨大成功，轰动了上海话剧界，公演持续了一周，整个金城大戏院天天座无虚席，据说鲁迅先生也曾前去观看。

　　当演员，演《娜拉》，江青都是当作革命工作来完成，都是为了实践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誓言：“为实现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可她万万没有想到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首先，上海业余剧人协会的后台老板把这出话剧的演出作为一次赚钱的买卖来经营，来炒作，这样就把主演江青当成商业广告来大肆宣传；其次，当时上海的报刊杂志都控制在国民党反动派手中，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是文艺的主题，他们对女演员的报道是容貌妖艳、性感迷人，欣赏的是脸蛋漂亮、行为浪漫。所以这些刊物、报纸、电影画报对江青肆意进行歪曲丑化，以达到他们的要求；同时娜拉是个资产阶级的贵妇人，其装梳、行为、言语都带有北欧资产阶级色彩，这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观众也会产生各种不同的反响，更何况当时的国情，话剧、女演员最是飞短流长的热点和焦点，这一切对江青的形象都十分不利。

　　由此可知，二十一岁的革命者江青将面临着陷阱，必须走荆棘丛生的路。

　　如果光是阶级敌人的明枪明箭，江青会一笑置之，革命么，“忍辱负重”四字应该是座右铭。可恼的是“战友”，甚至是自己的“上级”，“领导”，也把他们的自私，无耻压榨在她的身上。

　　鲁迅先生给朋友的信中写道：“叭儿之类，是不足惧的，最可怕的确是口是心非的所谓‘战友’，因为防不胜防。例如绍伯之流，我至今还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演过《娜拉》之后，江青也面临着鲁迅遇到的问题。

　　周扬，这个当时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负责人之一，他早就留意上了江青。对她的身世、性格、爱好、政治态度及周围环境，作了仔细的跟踪和了解。不要认为这是地下工作的需要，因为江青在所属的党组织中表现得非常优秀，如果周扬需要什么情况，大可通过基层党组织来完成。他留意的是她的身材和美貌，几乎同时，田汉、张庚这些人也请求他帮他们的忙，以便尽快把这个女人控制在他们自己手里。

　　按照传统的观点，江青长得并不是最漂亮的——鼻子稍翘——嘴唇稍厚，但身材苗条，面目清秀，明眸丹唇，笑起来挺迷人的，露出一排雪白如玉的牙齿。从不搽一点粉，又不施脂，更无口红，完全是自然的清纯俏丽，虽然成了名演员，在舞台下，还象一个乡下姑娘一样纯洁和质朴。也许正是这些，使得周扬、田汉、张庚、廖沫沙及田汉的弟弟田沅等人，这些混入革命队伍的纨绔子弟，这些玩弄女性的高手，心猿意马，魂不守舍。

　　江青不屑于理睬这些所谓领导者轻浮的目光，依然我行我素，表现了一个成熟的革命者的坚强。在进入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当电影演员之后，她没有忘记党交给的任务，积极接近进步人士，努力争取革命力量。有一个影评作家马骥良，笔名唐纳，从学生时代就积极进步，后来又参加过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在当时白色恐怖下，仍然能主持正义，发表许多有进步意义的好文章，实属难得。演员和影评作家经常有接触，江青也有意做马骥良的思想工作。这样，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一个长得很“帅”而且多才多艺的影评作家，就成了一些心术不正的人的话题。

　　首先，周扬告诉江青：“蓝苹同志，你别跟唐纳走得太近，他很危险。”

　　“没有关系，我能争取他过来。我发誓。”

　　“党不需要这样的人。”

　　“为什么？”江青盯着周扬的眼睛，轻轻摇头表示不同意他的观点。“他一直参加着左翼联盟的工作，思想还是倾向于进步的。”

　　“张庚和田汉同志向我再三强调过，唐纳和政府当局的某些要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注意到他的行动有什么反常吗？”

　　江青摇摇头：“我看不出来。”

　　其实，当时江青对周扬的认识是很模糊的，也没想到他和自己的谈话有什么深意。周扬是笔名，周起应才是真名。他皮肤很白，发亮，一看就知道保养得很好，只是修剪过度，满脸长着粉刺，有人取笑他，他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锦上添花。”后来，在一九三六年六月到八月间，江青先后从《文学界》杂志和《光明》杂志上看到了以周扬署名的《关于国防文学》、《现阶段的文学》、《与茅盾先生论国防文学的口号》等三篇文章，阐述他的文学统一战线的主张。周扬明确指出：“国防文学运动就是要号召各种阶层，各种派别的作家都站在民族的统一战线上，为制作与民族革命有关的文学作品而共同努力。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心的主题。”

　　这个时期江青也看过不少鲁迅先生的杂文，知道有“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与“国防文学”之争，总认为鲁迅先生说的有道理，“国防文学”只能是当前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具体口号，国防的主题也只能是诸多文学主题之一，而决不是什么“汉奸以外的一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 。周扬这样写这样讲显得十分霸道，联系他对马骥良（唐纳）的态度，都反映了周扬他们“唯我为马头是瞻”的文痞和学阀作风：只有跟我走才是革命的，否则就是汉奸，就是反革命。从此，江青对周扬他们就更加反感了。

　　以后的事实，更加重了江青的这种认识。

　　周扬为了证明他的“国防文学”观点，特意树立了夏衍的《赛金花》为样板，并大肆吹捧这个剧作写了“时代的最中心的主题，给国防创作开辟了一个新的园地，是国防文学的一个标本。”其实，赛金花只不过是一个妓女，在卖身帝国主义侵略者、倍受痛苦折磨之后有所悔恨而已，她算得上什么民族英雄？周扬看中剧本《赛金花》，一是它紧扣国防文学所需要的主题，二是作者夏衍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三是迎合了当时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欣赏口味。

　　一九三六年夏季的一天，周扬、夏衍、张庚三人一起找到江青，和她商量主演《赛金花》的问题。周扬开门见山地说：“中共中央的高层形势你大概还不了解。我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因为你是位年轻的党员，政治嗅觉比其他的演员要敏锐的多！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五年八月一日发表宣言，向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各派和各界人士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到该年十二月更进一步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促进了目前的抗日高潮。我们根据王明同志发表的《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的精神，在眼下尤其要强调全民的共同利益，实行阶级融合，把宣传和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最中心的问题来对待。我们已于今年春天自动解散了‘左联’，着手筹备成立‘文艺家协会’，创作和演出关于‘国防文学’的作品。”

　　江青听着周扬滔滔不绝的讲话，本来这是一个普通党员听上海地下党组织最高领导人之一的形势报告，应该是肃然起敬，恭耳细听的，但她总是做不到。除了对王明的什么言论她没看见过，对中共中央的抗日统一战线多少有所了解，对“左联”的解散，她看过鲁迅先生的评价：“其实，左联开始的基础就不大好，因为那时没有现在似的压迫，所以有些人以为一经加入，就可以称为前进，而又并无大危险的，不料压迫来了，就逃走了一批。”所以自动解散是必要的。而“文艺家协会”，她知道，鲁迅先生没有参加，据说因为见解不同，不愿把自己让人当招牌使用，并且说过这样的话：“搞‘文艺家协会’不过是一些人为了出点名，洗洗澡而已。”并劝一些文学青年还是参加的好，否则会被逼疯的，“加入以后倒未必有什么大麻烦，无非帮帮所谓指导者攻击某人，抬高某人，或者做点较费力的工作，以及听些谣言。国防文学的作品是不会有的，只不过攻打何人何派反对国防文学，罪大恶极。这样纠缠下去，一直弄到自己无聊，读者无聊，于是在无声无息中完结。假使中途来了压迫，那么，指导的英雄一定首先销声匿迹，或者声明脱离，和小会员更不相干了。”

　　由于分散了精力，江青没有听清“指导的英雄们”是如何引出《赛金花》的，只听到了夏衍的声音：“让你主演《赛金花》，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服务的，以推动‘文艺家协会’的建立。”这下引起了江青的重视，因为是主演，而不是什么“文艺家协会”。自从接受党组织的安排，进入演艺界，已经一年多，她自问是积极认真的，也做出了不少成绩，凭自己的实力，演赛金花是没有问题的，何况这是自己这个演员的本职工作。但夏衍下面的话，立刻引起她的警觉：“但是，你必须从组织到生活都得听我们的。”

　　江青微微一笑：“如果只是从艺术上讲服从，我可以无条件地服从导演的安排。我认为由我饰演赛金花，比其他人更合适。尽管外界对这个剧本有这样那样的说法，为了革命工作，我能顶住压力，我可以不在乎。不过，我再次申明，要想从生活上因此而受限制，办不到。作为一个人，我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选择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江青很清楚，自从和夏衍相识以来，他和其他人一样不怀好意地关注自己的一举一动，这次让她主演他创作的《赛金花》更是有着不可告人的目的。

　　事后，她对另一个女演员说：“这些道貌岸然的家伙，其实都是流氓，他们用当演员，主演角色为诱饵，企图拉人下水。我是决定不上当的。十个导演九个坏，我对此有充分的准备。”这些话也传到他们耳朵里。从此，江青惹恼了他们，埋下了祸根。最后，他们终于让王莹主演了《赛金花》，而同时在演出这剧目的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中散布：

　　“蓝苹（江青）看不起王莹，想争这个角色被我们拒绝了。”

　　“蓝小姐（江青）到处搞三角恋爱，好多人都准备绑架她，放她血，她迟早是个惹祸的根子。”

　　导演张庚甚至拍着马骥良（唐纳）的肩膀说：“象蓝苹那样的女人，你能养活得了吗？她为了名利，什么都可以不顾，你趁早还是把她一脚踢开，离她远远的为好，免得将来受她的害，她接近你是有政治目的的。”

　　那一段，江青在剧团或公司，都有几个男男女女叽叽喳喳地骂她。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在她住的周围逛来逛去。

　　他们不光言而且行，与一些资产阶级文人、政客勾结在一起，编造她的花边新闻，败坏她的名声。

　　同时，江青也目睹了他们更多的下流行为。有一次她亲眼看到，在剧团演出期间，又招来一位还没满十三岁的小女孩，虽然瘦的皮包骨头，但长得很清秀。她小名瘦雀儿，正好是那个著名导演下饭的菜，他总是盯着她。小姑娘先是反抗，却招来毒打，而有些人麻木地看着小姑娘被导演揪到后屋里，接着便传出她的一声声惨叫……

　　江青气愤地说：“这个畜兽不如的家伙！”而旁人却视而不见地各人忙各人的事了，没有一个答理她。她想起了鲁迅先生的话，中国人太麻木了，太自私了，太难以改变了。

　　一次，江青刚换下了戏装，准备从那座又脏又冷的舞台上撤退，又遇到了夏衍的纠缠,“我得去见我的经纪人“，她找了个借口。

　　“我们很快就见面吗？”夏衍追上来问。

　　“那可不一定，不过我总是在这附近。”

　　她急匆匆地走在马路上，突然发现一辆小车停在路边，车里有个人向她招手，她一愣，呵，原来是在青岛的地下党组织的熟人，运气真好！转眼间，她灵巧地挤进了小车，而他闪电般地将车开动了。

　　“我看到一个女子慌里慌张地赶路，就注意了一下，没想到是你。”老熟人热情地说。

　　“我被坏蛋纠缠。上海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你知道当前的形势吗？”

　　“不大清楚。不过，听说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经过一年的艰苦跋涉，已于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延安。”江青神往地说，“我早已厌倦了在上海的生活，我多么想奔赴延安啊！如果有可能，我要给毛泽东写信，告诉他我想拿起枪杆子，当一名红军战士！”

　　“谈何容易！”那人脱口而出，不过马上作了纠正。“只要有信心和决心，这个目的也不难实现。”

　　他们在一起，谈了很久。临分手时，他给了她一张传单，是用粉红色的纸张印刷的，并说：“这对你认识当前形势很有帮助，党内也很快进行传达和布置。”

　　她回到家中展开传单一看，十分惊喜，这是党中央的声音：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全国海陆空军，全国各党派各团体，各报馆，一切不愿意当亡国奴的同胞们：

　　自苏维埃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组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以来，所向皆捷，全国响应。但正当抗日先锋军占领同蒲铁路，积极准备东出河北与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之时，蒋介石氏竟以十师以上兵力开入山西，协同阎锡山氏拦阻抗日红军去路，并命令张学良杨虎城两氏及陕北军队向陕北苏区挺进，扰乱我抗日后方。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本意集中全力消灭蒋氏拦阻抗日去路的部队，以达到对日直接作战之目的。但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一再考虑，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且连蒋介石阎锡山氏的部队中，不少愿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爱国军人，目前接受两氏的命令拦阻红军抗日去路，实系违反自己良心的举动。

　　因此，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国防实力，以便利于迅速执行抗日战争，为了坚决履行我们屡次向国人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故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然仍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特慎重地向南京政府当局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理应翻然改悔，以“兄弟关于墙外御其？”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语云“千夫所指，不病而死”，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苏维埃中央政府与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更号召凡属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团体、人民、党派，赞助我们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主张，组织停止内战的促进会，派遣代表隔为双方火线，督促并监视这一再杂货能够的完全实现。

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

主席　毛泽东

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

主席　朱德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

　　江青激动地反复看了三遍，心里一阵砰砰乱跳后，终于平静下来。这篇《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义正词严，有理有利有节，每个党员都会为自己的政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而骄傲而自豪！据说通电出自毛泽东的手笔，在白色恐怖的上海即使地下党内部，也很少能看到毛泽东的文章，但是他的传奇故事听到不少，所以她早已从好多渠道熟悉了“毛泽东”三个字，对他充满了神奇的联想，她用自己熟悉的面孔去想象毛泽东其人。从这篇通电的字里行间，她仿佛看到了一个老练、自若、大度的政治家的形象，仅从他气壮山河，稳操胜券的字句里，她就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景仰之情。“这才是我们党的领袖，有了这样的领袖，我们的革命事业才能无往而不胜！”她兴奋地一边又一边地叨念着，彻夜难眠。同时，她想到了自己目前的处境。

　　上海的夏天又热且长，江青坐在她租用的那张竹编的床上，眼泪一直在她那漂亮的脸腮上淌。她在这里，可以说没有一个知己，一贫如洗，自己的同志或者说她认为本应是一个战壕的人，除了对她的肉体或艺术还有兴趣外，他们几乎根本无法理解自己真正的心情。

　　她道别了那位街头相遇的熟人后，一连几天久久不能入睡。窗外，房东的“朋友们“又来了，刺耳的音乐声飘上楼来。一会儿又传来了牌九声，吵闹声，嬉笑声，还有各种数钞票的争执声。而她，紧紧地闭上眼睛，隔了很久终于下了决心，用她自己的心声给毛泽东写一封诚挚感人的信，诉说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苦闷，希望，要求……

　　一九三六年的上海，还是死一样的沉寂，国民党反动派的高压政策，“攘外必先安内”的倒行逆施，使反动政客、亲日分子格外嚣张；受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影响的中共地下党，表现的领导无力，东摇西摆，特别是在文化战线上继续对伟大的文化革命旗手鲁迅先生进行刁难和围攻；倒是民主党派，党外人士异常活跃，赞成共产党中央的主张，屡屡发起抗日救亡运动。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地下党员的江青更加苦恼，对自己来自演员生活的麻烦也更加愤慨。

　　江青在文艺圈遇到的麻烦，和鲁迅在整个文艺界遇到的麻烦是大同小异的。鲁迅先生也曾被窃居文艺界的某些共产党领导人骂为“汉奸文人”，“破坏统一战线的罪魁祸首”，是“理想的奴才”，是“助长恶劣倾向”的元凶，是“封建余孽”，要对他“实际解决”之。江青是和鲁迅先生心灵相通的，可惜她这个弱女子无法“投一光辉，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而只能对“上海的痞子的无耻讹诈”采取不理的态度，把万分痛苦埋在心底。

　　在上海将近四年的生活中，在文化和思想领域，江青一直把鲁迅先生当成自己的导师。她如饥似渴的阅读鲁迅先生的杂文，这正逢鲁迅先生发表的杂文最深刻、最锋利、最泼辣、最幽默的鼎盛时期。可是在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巨星陨落，五十六岁的伟人鲁迅先生逝世。噩耗传来，江青悲声痛哭起来，随后，十月二十五日，她就在《大公报》上发表了《悼鲁迅先生》；十一月十五日，又在《绸缪》月刊上刊出她的《再睁一下眼睛吧，鲁迅！》。江青含着热泪，怀者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派的深仇大恨，真实地写出了参加鲁迅先生追悼会的哀痛情景：“一个挨着一个，静默的向前移动着，当我挨到了棺材的时候，突然一种遏止不住的悲酸，使得我的泪水涌满了眼眶。同时从心里喊出：‘鲁迅，你再睁一下眼睛吧！只睁一会儿，不，只睁一下！’”

　　“由千万个人组成的那个行列——那个铁一样的行列，迈着沉重的，统一的大步走着。无数颗跳跃的心，熔成一个庞大而坚强的意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事业，我们要为整个民族的存亡流到最后一滴血！”

　　“思念吞没了大地，吞没了我们的导师。每个人象是失去了灵魂似的，拖着滞重的脚步，跨上了归途。但是每个人心头都燃烧着一个愤怒！”

　　从此，江青开始沉默了，人也变得憔悴。

　　她向自己所属的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谈了自己不愿再当演员，要求离开上海的心情。

　　这时，西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双十二”事变，随后逼蒋抗日成功，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为八路军、新四军，南京、西安等地相继设立了八路军办事处。

　　江青断断续续听到这些消息，有的是从党内同志那里，有的是从同事的口中，这就更加坚定了她离开上海、奔赴延安的决心。她无心再干她的演员工作，不止一次地向党组织负责人反映自己的苦恼，反映自己“在那样的环境里的郁闷狂躁”，并且写了不少文章，投给报刊杂志，表达自己对社会，对人生，对妇女，对演艺界的种种看法。

　　地下党组织也明白江青的处境，了解她的苦衷，认为“李云鹤在上海，生活很不安定，这对于一个很有进取心的年轻女党员是不适合的，如果离开这个环境她会有很好的发展，为革命做更多的工作。”同意了她的要求，并立即着手进行联系。于是江青在一九三七年四五月份离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回到济南，与母亲、姐姐团聚了一段时间，然后就搭乘去西安的火车，跨上奔赴延安的征程。

　　江青的演员生活虽然给她带了不少麻烦，产生了种种苦恼，曾写过《人言可畏》，谈到对演艺界女性不公正的诽谤和歧视女性的文人的攻击。但这一切对她革命性的磨炼却起了重要作用。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女子，在十里洋场这种弱肉强食的环境中，在白色恐怖的重压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在演艺界单枪匹马地同各种敌人进行斗争，遭受了那么多落难却坚强的挺着，不顾一切地去完成党交给的工作，顽强地生活下来，最后排除万难投奔延安，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说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了不起的奇才”，“一个在逆境中成长起来的坚强的女革命家”，“一个不屈不挠的从高压下冲撞出来的无产阶级勇士”，是一点也不过分的。试想，那些身居高位，如周扬，田汉，夏衍，廖沫沙等人这段时间又干了些什么？除高喊口号，排除异己，攻击鲁迅，生活上男盗女娼，又为革命做了多少好事？又试想，当时又有多少女演员冒着危险去演那些进步的、有一定革命性的话剧和电影？而江青每次都挺身而出，不怕担风险，不怕流言蜚语。在那“人言可畏”“谣言杀人”的时代，阮玲玉以自杀抗争，王莹以堕落同流合污，而江青却出污泥而不染，敢爱敢恨，坚定地走自己革命的路，如果没有相当的马列主义水平和无产阶级觉悟，能做到这一点吗？将近两年的时间，江青主演和参加演出了十几部话剧和电影，塑造了各种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大量文章，公开发表的就有近十篇，其中最能代表她的思想认识是《我们的生活》。这篇文章辞藻华丽，情绪激昂，观点独到，给昏暗的上海演艺界投一曙光。文章中她鞭笞上海戏剧界环境的罪恶，责骂某些导演把演员当成玩物，痛斥了“演员就应该过糜烂生活”的陈腐观点，宣扬演员应该是创造者，要把自己训练和培养成象钢条一样坚不可折，她坚持认为戏剧应该是改良社会的手段，当前应该高举反对帝国主义的大旗，警惕依恋旧世界的帝国主义的魔爪伸向新剧运动。她认为，左翼戏剧不能象资本主义戏剧那样只要漂亮的脸蛋，只要没有思想没有灵魂的玩偶；演员应该深入生活，演出应注入自己的精神，要为社会的主体工农大众创造出艺术精品。这是不是“了不起的奇才”？江青面对的是花花世界，灯红酒绿的十里洋场，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心不动、气不馁，连眼皮也不翻，心静如水，依然保持着清贫的生活。台上扮演贵夫人，台下是清纯秀丽的朴实的乡下姑娘打扮，穿着兰色或白色旗袍，脚上是一双帆布鞋，有时连袜子也不穿，头上依旧短发，额上一束“留海”，从不施粉画眉抹口红。这样的形象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大上海，在蜚声影剧界的女明星中，有几个能得做到？江青演出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是躲在宿舍里看书写文章，她几乎读遍所能见到的鲁迅先生的作品，这给她“韧的战斗”增添了精神力量。她很少去舞厅，连电影院也舍不得花钱进去欣赏和享受，她把仅有的收入除支付生活费用外，大部分寄给她的母亲和姐姐，因为这时姐夫去世，姐姐母子和母亲的生活陷入十分困难的境地。有时江青生病了，连想吃点水果都没钱买；甚至出现饥一顿饱一顿、把吃晚饭的钱都节省下来。住最便宜的亭子间　屋内只有一张铁丝床，一张写字桌，随身所有，只有一只黑皮箱和一个铺盖卷。这一切的一切，就是年仅二十一二岁的江青所度过的演员生活！这还不够“伟大”和“坚强”吗？须知，江青之所以操守自检，节俭自律，自强不息，完全因为有革命的理想，完全为了保持共产党员的形象。若不然，以她的演技，可以在上海大红大紫；以她的容貌，可以嫁个阔老享受终生，也可以找个如意郎君厮守一辈子。她为什么自寻烦恼，自讨苦吃，自找麻烦？因为她是无产阶级革命者！因为她是马列主义革命家！她要革命，要斗争,要改造中国和世界！又因为她是个女人，她的宏图伟念受到世俗的非议，受到小人的诬谤,受到敌人的攻击和咒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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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宝塔山下的归宿（一）

　　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三岁的江青，这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怀着极大的兴奋，千里迢迢奔赴延安，寻找革命的归宿。
　　她牢记从上海临行前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交代，到达西安后，先去找徐明清，徐明清的地址是西安北大街幼稚园。
　　江青一路上心情一直不能平静，她憧憬着革命圣地延安，考虑着到西安是否顺利。她在西安火车站下了车，马上叫了辆黄包车直奔北大街。西安是座古都，笔直的大街很宽，带庭院的房子显得很矮，车马走过，尘土飞扬。由于战乱，街上到处是兵，市面萧条，只有那些巍峨庄严的唐式建筑随处可见。江青无心欣赏这些古文化，只希望黄包车快点把自己送到目的地。
　　她很顺利地找到了徐明清，因为她的公开身份是这所陕西省立幼稚园的主任。
　　徐明清一九三五年四月由于叛徒的出卖而被捕，在上海关押三个月后被解往杭州反省院，由于写了自首书，又经人保释，关押一年多被放了出来。她对党组织隐瞒了自首情节，重新被安排工作，当时是西安市妇女工作委员会书记。
　　江青见到徐明清，并不知道她被捕的情况，象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她毫不保留地谈了分手两年多的经历。徐明清已接到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的来信，知道了江青的情况和要求去延安的心情。
　　两个女朋友、女同志、女党员住在一起——幼稚园宿舍，无话不谈，过得很融洽。但徐明清没有吐露她在杭州反省院自首的事，这是她的隐秘，是她的一块心病。当江青回忆起自己被关进上海看守所一个月的时候，心无芥蒂，畅所欲言，而徐明清却脸色灰暗，心事重重，只不过江青把徐当成最亲近的革命同志而没有觉察到，况且她只是因嫌疑被关押随后释放，而徐明清是因为叛徒证明为货真价实的共产党员（地下党的负责人）被正式逮捕的，必须进行反省、自首然后才能出狱。两者的处境有很大的不同。
　　江青急于去革命圣地延安。徐明清把她的情况向西安八路军事办事处的负责人作了汇报。于是，她带着江青来到西安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博古，博古就是秦邦宪，是位知识丰富热情洋溢的年轻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由于犯了左倾错误，又认识比较好，被党中央、毛主席派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负责。
　　通过几次交谈，博古认为江青是一位革命意志坚定，充满共产主义理想，才华横溢的好同志，又有上海地下党的介绍，所以非常同意她去延安，并让她搬到八路军办事处住，等待去延安的机会。
　　当时中国共产党进驻延安虽然只有半年多，但由于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得到贯彻执行，革命面貌焕然一新。延安成了革命的中心，抗日爱国的策源地。虽然生活十分艰苦，大批革命青年、知识分子还是冲破重重难关，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投奔延安，当然，党中央是十分欢迎他们去的，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设置了一道道障碍进行阻挠和破坏。所以到延安去谈何容易！没有革命热情和毅力不行，没有正确渠道也通不过那一个个鬼门关！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担当去延安“朝圣者”的交通转运站。但一次不能去太多，否则特务们就要干涉捣乱。所以只能瞅准机会，一批批地走出西安，穿过国民党占领区，到达共产党管辖的延安地区。
　　江青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等了半个多月。在这期间，她填了登记表。考虑到“李云鹤”是学名，“蓝苹”是艺名，现在就要进入革命圣地，这是一个革命者梦寐以求的归宿，总得有个崭新的、富有诗情画意的响亮名字，才能代表自己憧憬幸福的好心情。她有扎实的古诗文根底，马上想到了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你想，听完了优美的曲子，却看不见弹曲的人，抬头望去，只有映入湘江水中几座清晰可辨的山峰。这是多么悠远奇妙的意境！我们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是也在追求这种意境么！她决定改名“江青”。
　　在招待所里，她结识了不少革命同志和办事处的领导人，象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等，以及一起等待去延安的李丽莲、陈兰英等，她们相处得很好。江青认为都是革命同志，坦城相待，整天笑嘻嘻的，对生活充满了乐趣。她脱掉已经半旧的蓝旗袍，穿上女八路的服装，扎着腰带，梳了两条辫子，辫梢上还系了不显眼的蓝带子，显得干练、活泼、俏丽，生气勃勃。
　　一九三七年八月江青与其他去延安的同志搭乘一辆运米的卡车出西安北行。半道上遇大雨无法前进，耽误了好几天，天放晴，路上泥泞太多，车无法开，只得改乘马匹。对于从未骑过马的江青，十分勉强地坐在马背上，非常艰难地走了两天，才到达延安南面八十公里、位于洛河之滨的洛川。
　　洛川在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是个重要的地名，因为在这里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著名的有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纲领指导了中华民族的八年抗日战争。
　　江青她们到达洛川那天，正赶上会议结束，与会者热烈地欢迎她（他）们的到来，革命根据地非常需要知识分子，非常需要革命的新生力量。
　　江青非常激动地和欢迎她们的领导同志握了手，幸福的一夜都没有睡好觉。但遗憾的是没有见到毛主席。直到第二天坐车向延安进发的时候，才有人指着一位身材魁梧，英姿勃勃，迈着稳健步伐，在众人尊敬的目光下走向汽车的中年人，说：“这就是我们的领袖毛主席！”
　　自从参加中国共产党，江青就知道有中央革命根据地，就听到不少毛泽东的传奇故事，就明白中国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身上。今天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位伟人，虽然只是远远地、匆忙地，但也够幸运的了！那一天，晴空万里，一轮红日普照大地，灿烂的阳光，黄绿斑驳的庄稼，显得十分辉煌，再加上这一车队的中国革命精英，江青置身其中，是陶醉？是激动？是幸福？她都没有感觉到，她已进入忘我的境界！心中充满了激情，四肢洋溢着活力，大脑中只存留一个念头：我要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
　　汽车轰隆隆地在陕北黄土大道上奔跑着，下午到达延安。
　　巍巍的宝塔，弯弯曲曲的延河，夕阳的余晖照在清冽的河水上泛起万道霞光，迎面而来的有些破旧的城墙，延安城南门上“安澜”两个大字，都令江青十分亲切，都引起她一次又一次的激动。
　　她被安排在延安的第二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食宿，在住宿登记表上，她自豪地写上：中共党员江青。从此她可以再也不要掩饰自己的政治面貌，堂堂正正地去做革命工作，象鸟儿自由自在地飞翔，这与青岛假扮夫妻的地下工作，上海白色恐怖下的苦斗，有着天壤之别！
　　为了安排江青的工作，延安党组织进行了慎重的考虑。
　　首先要审查她的党籍问题，这是例行手续。入党介绍人之一俞启威已改名黄敬，成了中共北方局的领导干部，这是很容易解决的，至于在上海的表现，有她所属的党组织负责人王洞若、徐明清的介绍，也是一清二楚的。其次是安排她进行农村调查工作，以适应陕北的生活，也考验她的革命意志和能力。
　　对于过艰苦的生活、与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江青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她本来就出身于中国最贫苦的下层劳动人民家庭，从小受的艰苦曲折，入党仍保持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这一切使她很快变成了头上包着毛巾，身上穿着蓝布或黑布衣服的陕北农民中的一员。她喜欢上小米粥，很愉快地在有些浑浊的河水中洗衣服，她习惯了住低矮昏暗，但却凉爽的黄土高原上的窑洞，她学会了烧土炕，做农家饭菜，她高兴地出门就包上头巾，以抵御西北风吹起的沙土。她早就厌恶了上海灯红酒绿的演员生活，不是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一天也呆不下去，她感到这里才是自己的家。
　　这期间，江青手不释卷地反复阅读了刚发下来的小册子《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这是她第二次读到毛主席的文章，第一次是在上海偷偷看了《停战协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那时的兴奋，现在想起来还心跳不止。而这一次，是在革命圣地，是在安静祥和的延安窑洞里。
　　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主席对当时的形势进行了精辟的分析，高度赞扬了全国爱国同胞爱国军队的抗日热情，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日寇的妥协退让，对人民群众的压制和镇压。江青边读边回想从一九三六年自己所见所闻所参加所经历，心里感到热乎乎的，认为毛主席的话，句句都说到了自己的心坎里。她看到毛主席写的十大纲领，感到热血沸腾，心潮澎湃，深切庆幸自己毅然决然的这个时候来到延安，投身到抗日救国的革命洪流中，为十大纲领的实施贡献力量。文章的最后部分说：“必须抛弃单纯政府抗战的方针，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的方针。”这是毛主席、党中央的一贯精神，多么明确啊，而上海的地下党是如何执行的呢？江青心中的疑窦找到了答案。
　　“中国共产党在自己一贯的方针下，愿意和中国国民党及全国其他党派，站在一条战线上，手携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战胜万恶的日寇，为独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斗争。”江青想，全国只要有一点良知的人，在毛主席的召唤下，都不会无动于衷的，何况自己是个热血青年，是个坚定不移的马列主义的信徒！
　　她坐不住了，从农村调查回来，几次向领导要求分配最艰苦的工作。
　　党组织对江青有更高的要求和期望。中共中央组织部付部长李富春作出决定，让江青参加中共中央党校学习。
　　中共中央党校位于延安东郊桥儿沟，利用了法国神甫建造的天主教堂。党校学员一律是中共党员，是培养党的干部的学校。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江青搬进党校学员宿舍，开始了她党校学习的生活，她是四、五百名学员中仅有的十个女生之一。
　　党校的物资生活同样是艰难的。主粮是小米，很少能吃到米饭、白面。来了外国记者，招待吃饭，也只添几个煮鸡蛋罢了。学员们用的都是铅笔，难得一、两个人能用上自来水笔。对于过惯了苦日子的江青，这里已经是天堂，更何况这里的精神生活、娱乐活动都很丰富。她贪婪地熟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刻苦自觉地接受军事战术训练，积极踊跃地参加文娱活动，她的戏剧演出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最难忘的是亲耳聆听毛主席的教诲。
　　那是一九三七年的冬天。一天吃午饭的时候，党校通知大家，下午两点在礼堂听报告，按时入座，不得迟到。一点多钟的时候，礼堂里已开始有学员进来。
　　江青很早来到，找了一个前排位置，为了听得清记得准。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全国各地的都有，方言很重，又没有扩音设备，不用心听容易听不懂。江青是个上进心很强的学员，惟恐漏掉一个字、一句话。好在她的手头快、文字功夫好，很多课，许多报告，都能整理出比较完整的记录稿。今天也是一样，不管是哪位中央领导人，报告一定很重要，一定要听好。
　　礼堂里坐满了学员。
　　两点整，忽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全体学员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原来讲台上出现了毛主席，他亲切向大家招手，这时几百双眼睛放出喜悦的光芒，有的甚至流出激动的泪水。
　　这是江青第二次见到毛主席。他高大伟岸的身躯就在自己跟前，离得这么近，看得这么真切。他的棉军装打着补丁，没扎裹腿，脚穿黑布鞋。长发向后梳着，额头很宽，一双智慧的眼睛，向人们投来慈祥的目光，时而挥动拍掌的大手那么硕大有力。江青真是太激动了！她拼命地鼓掌，含着泪花招手，直到毛主席开始了演讲，她的心还不能平静下来。她抑制住兴奋，全神贯注地听报告。
　　毛主席讲的是哲学问题。江青虽读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听李达讲过《资本论》，对于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还是一点不懂。所以听得很费劲，记得很费力。好在毛主席讲得浅显易懂，有时还插入引人发笑的例子，使人听得很入神。江青拿着削好的铅笔，不停地在笔记本上记。她时而认真听、时而以手支颚在思考毛主席讲这句话的含义，当她想通了会高兴地快速地写在本子上。
　　两个多钟头的报告结束了，江青感到又紧张又疲劳，她的精力太集中了。
　　听完报告，江青怎么也轻松不起来。过去她以为已经懂得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原理。诸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问题，私有制理论，资产阶级社会的基本矛盾、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以及当前的抗日统一战线方面的方针政策。但这些大部分是书本上的，如何结合实践，在实践中怎样应用，这些都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才能解决。现在她感到自己简直象个小学生，肤浅得很，简单得很，贫弱得很。回到宿舍，她顾不得休息，就向别人借阅了毛主席关于《实践论》和《矛盾论》的油印小册子，找个僻静地方独自学了起来。通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她总算入了门，但还有不少疑问，如“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那么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不是还需要通过社会实践才能成为真理呢？社会实践又包括哪些方面？“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样的过程经过几次才能完成真理的认识呢？在实践中如何区分矛盾的主次？怎样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这些问题，在学员讨论中，尽管有人夸夸其谈，实际上也是似是而非，问党校的教员，他们只会回答抽象的理论，使你不得要领。
　　江青是个执着的女子，她具有“打破沙锅（问）到底”的韧劲，她决心不怕别人的闲话，写信向毛主席请教。
　　那是一个星期日的下午，江青按照毛主席的要求，准时来到他的住处。
　　毛主席平易近人，态度温和，悠闲地点着一颗烟，让江青坐在自己的对面，开门见山地说：“你提得问题很深刻，说明你学习得很认真，这是其他同志没有提到的问题，我很高兴和你一块探讨。”为了使江青能放心的畅所欲言地交谈，毛主席随后问了她老家在什么地方，家中还有什么人。
　　江青虽然鼓着勇气来见毛主席，当真正面对这位传奇式的党的领袖的时候，还是不由得十分紧张，毕竟自己只是个普通党员，年龄才有二十三岁，在主席面前是个无知的小学生，是主席的和蔼亲切随和使她放松起来。她愉快地、清晰地满怀感情地回答了主席的提问，并恭恭敬敬地聆听了毛主席对她提问的解答。时间过得真快，秘书说毛主席去开会，她才恋恋不舍地向主席告别。毛主席热情地把她送到门口握手“再见”，并希望有什么问题随时来。延安时期的干群关系就是这么融洽、亲切而自然。
　　这次见面和交谈给双方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日，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毛主席是首任院长，中共中央党校派出一些党员干部加强“鲁艺”的领导和教学工作。
　　于是，江青四月中旬在党校结业后来到鲁迅艺术学院教务处工作，并兼任戏剧课的指导员和教师。
　　在“鲁艺”，江青又一次发挥了自己的艺术才能，她不光戏剧课教得好，思想工作也相当出色，并亲自参加排练和演出。最有名的是饰演崔嵬编导的话剧《被糟蹋了的人》中女主角和演唱京剧《打渔杀家》中的萧桂英。这两次演出，毛主席都观看了，并上台与演员亲切握手，祝贺演出成功。
　　通过这些接触，毛主席认为江青不仅是刚烈倔强的女子，而且政治水平挺高，认识问题有独到之处，对共产主义信仰是那么执着坚定，真是个难得的好同志。他不知不觉有点喜欢她了。
　　毛泽东同志一生对异性是坦诚的，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伟大胸襟接纳方方面面的人。真正触及个人感情时，他总是把革命理想放在第一位，以共同的政治认识为前提。他年轻时的恋爱，之所以选择杨开慧，就是看中她的激进的革命思想，对自己理想的认同和坚决支持，因为当时追求他的女性不少，其中不乏比杨开慧漂亮、家庭地位高的。对于贺子珍，更是看重她的革命性，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环境，一个冲锋陷阵的女干部，实属难得。然而，贺子珍的出身，影响了她的世界观的改造；对马列主义的肤浅认识，使她已不能成为与毛泽东并肩前进的战友。在长征中受不住外部条件牵制，竟发展到对毛泽东不忠诚，和别人搞在一起，对此，毛泽东都原谅她，因为他重感情，认为自己的妻子可以犯错误，也应允许她改正错误。但是贺子珍在错误的道路上愈走愈远，到达陕北后不停地和毛泽东闹，她是个不愿服从别人而一心想让自己的丈夫无原则迁就自己的女人，这也是一般好强女人的通病，最后发展到在党的会议上正式提出和毛泽东离婚，并且在一九三七年九月不辞而别，从延安跑到西安，和张国涛的老婆杨子烈打得火热，一起诉说毛泽东的坏话。
　　贺子珍走后，毛泽东不顾工作的繁忙，托人带口信给她，希望她返回延安；后来又给她发去电报，劝她回延安。然而，贺子珍固执自见，甚至认为毛泽东的思想、路线都是错误的，她要到苏联去寻找真理（当然是以看病为借口），不顾一切地从西安到兰州。中共驻兰州办事处主任谢觉哉是毛泽东的亲密朋友，毛泽东曾托他劝回贺子珍，但贺子珍根本听不进去，坚持坐汽车到达新疆迪化，然后从迪化坐飞机去了苏联。到苏联后，一九三八年一月，贺子珍又一次正式提出和毛泽东离婚，这一次毛泽东同意了，并通知了党内元老董必武。
　　和贺子珍离婚已经几个月了，毛泽东正在考虑新的革命伴侣。那些花瓶式的洋学生，是一些老革命追逐的对象，而他只和她们礼貌地应酬。现在的环境是相对稳定了，1938年的延安已成了名副其实的抗日革命圣地，党的高级领导人也成了那些攀高枝的小资产阶级狂热女性谈婚论嫁的热点。杨开慧的早逝，贺子珍的背叛，使毛泽东在择偶上相当慎重。要想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完成自己的宏图伟愿，没有最知己最亲密的战友不行，而妻子是自己的左右手、内当家，更必须和自己志同道合，理解和支持自己的“政治世界”。
　　他对江青进行了默默的考察。
　　她长得很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明亮，鼻子挺秀，鹅蛋型的脸庞，不施脂粉依然清丽白皙，腰枝苗条，笑声动听，表情迷人。
　　她从不嫌延安生活条件艰苦，更不怕斗争形势严峻。不少人来延安后经受不住考验又跑了，但她很乐观、积极、上进地坚持下来。从几次交谈接触，可以看出她学得很认真，能结合实际，能触及自己的思想，许多看法显示出较高的马列主义政治水平，这是一般人达不到的。
　　她的字写得好，特别透露出良好的楷书功力。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才气，展示了较深的文学造诣。
　　她出身很苦，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中最低层饱受穷苦欺凌的女子，是从重重重压下走出来的叛逆者，是为了追求光明，追求解放19岁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分子。虽然她的内心世界还要进一步了解，但她已有了极好的根基。她没有女学生的娇气，也没有参加过长征的女革命者的霸气，她显得深刻、执着、认真，不亢不卑，有极强的可塑性。
　　她已经进入他的视野，走进他的心房，结局如何还要看发展。
　　此时的江青朦胧中感受到爱神降临，她有些恐慌，有点不敢妄想，但更多的是无比的喜悦和幸福。和伟人谈恋爱，与传奇式的革命领袖结为伴侣，可能吗？可行吗？自己配吗？但江青很快把烦乱的心绪理清，她仍要走自己的路，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除非毛主席理解她，帮助她，教导她，接纳她，否则她不会为了私利去高攀领袖的地位。她在宝塔山下找到了革命的归宿，已感到异常幸运，那么，婚姻的归宿也会圆满吗？她无法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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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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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宝塔山下的归宿（二）

与伟人谈恋爱，特别是江青和毛泽东，既无花前月下的卿卿我我，也无情话绵绵的鸿雁传书。他们没有同辈人陈毅追张茜的浪漫佳话，也没有先哲孙中山对宋庆龄的婉拒、热恋的曲折动人，更没有伟大的文学家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冲破“围剿”，“酿造”那么多“两地书”。他们完全是另一种恋爱，一种完全无产阶级化的形式。

　　他们是从什么时候迸发出爱情的火花，自己也说不清道不明。作为江青，是由崇敬、热爱而发展到向往结成终生伴侣，生死相随，永做领袖引导前进的马前卒；而毛主席呢？作为政治家，首先应考虑政治，考虑他呕心沥血的革命事业，即使无产阶级政治家也不能例外。在世俗眼里，政治家的婚姻应是政治联姻，或门第，或财产，或势力，或权威，或一呼百应的群体基础，或小集团利益的生死联盟。毛主席选择江青，远远跳出了这因袭的旧观念，完全站在更高层次来考虑问题。

　　江青的家庭背景是一贫如洗，毫无门第可言；她的经历，在老红军、老革命、参加过长征的老资格看来，“根本上不了台面”；她孤身一人，从济南到青岛到上海，最后奔赴延安，不光没有圈子内的战友、同志来支持，来拥戴，来呼风唤雨八方响应，甚至连替她说句好话的人都没有。虽然有人居心叵测，胡说八道，说什么“康生给他们穿针引线”。殊不知，康生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才从莫斯科回到延安，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职务则到了三八年五月。在康生没来之前毛主席和江青已有接触与了解，康生到中央党校时，江青早已从党校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他和她根本还没有见过面，更谈不上认识。

　　那么，毛主席通过自己的亲自观察和接触，看中了江青的什么呢？看到了她身上最可贵的品质，那就是坚定不移的无产阶级革命性。它既表现在对过去的回顾，也体现在对当前党内党外、国内国际形势的看法，更显现在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深远认识。

　　最初的接触，毛主席和江青谈的最多的话题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因为江青从1933年到1937年有四年的亲身经历。

　　毛主席提出对“左联”的情况不甚了解，江青详细地作了介绍：

　　“上海左翼作家联盟是在一九三○年三月二日成立的。当时的常委委员有鲁迅，沈端先也就是夏衍，田汉，冯乃超，郑仍奇，钱杏村，洪灵非等七人。鲁迅在成立大会上作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讲话，他说得很有预见性。他讲道：‘现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为右翼作家的。这是因为，第一，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作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关在屋子里，最容易变成右倾。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共同的目的为必要的条件的，我们战线不能统一，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事后证明，鲁迅的意见完全是正确的。左联虽然是在党的领导下的，但在在王明等左、右倾机会主义者的把持下没有做多少好事，倒是鲁迅为左联做了不少工作。”

　　江青介绍的左联的情况，特别是鲁迅先生的话，引起了毛主席的共鸣：自己经历的党内斗争不是也正如此么！他赞许地看着江青，这个聪慧、记忆力极强、叙述问题那么清晰明确的年轻女子，真不错！

　　他由衷地说：“我对鲁迅先生始终有个遗憾，就是没有见过面。这也好，君子相交未必谋面嘛！实际上，鲁迅也是反对李立三的左倾路线的。有人告诉我，当年，大概一九三○年夏天，李立三亲自去找鲁迅，推行他的路线，鲁迅对他说：‘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你看，鲁迅说得多策略啊。”

　　江青受到毛主席的鼓励，激动地继续说：“周扬到了上海以后，和夏衍田汉等人联合在一起，多次地反对鲁迅，散布许多攻击鲁迅的言论。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四日，鲁迅针对着周扬、田汉等人的攻击，在《答（戏）周刊编者的信》中说：‘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预先知道，所以对于同一刊物上的任何作者，都没有表示调和与否的意思；但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我一刀，则我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在这里，鲁迅表达了对来自内部阶级敌人的攻击是极其愤恨的。他接着指出：‘这倒并非个人的事，因为现在又到了绍伯（田汉等人的化名）先生可以施展老手段的时候，我若不声明，则我说过的各节，纵非买办意识，也是调和论了，还有什么意思呢？’可见鲁迅对周扬、田汉等人的态度多么的明确。”

　　毛主席说：“这些文章你替我找来好好地看一看。鲁迅和郭沫若，都是当代奇才。一个重在革命的气节和勇往直前的理论，一个在中国历史的研究和文学的造诣上，两个都是我尊敬的。但是对鲁迅，不仅是尊敬的问题，而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到老的楷模。我们要培养象鲁迅那样的文艺干部，用鲁迅的精神教育人们，特别是文艺青年。所以准备建立以鲁迅命名的艺术学院，我去当院长，你也可以去那里工作。”

　　毛主席的话使江青倍受鼓舞，在导师的身边是多么幸福啊！

　　但是，和毛主席这样的伟人谈恋爱也是非常“累人”的。他有极强的个性，又有异常活跃的思维。他喜欢散步，你可以偎依在他身傍，但突然考虑到一个问题，他会大步走回去，把你凉在一边不管，当然过后会向你真诚地致歉。他提的问题，天南海北，古今中外，有许多常人所不想、不知的知识，江青像个用功的小学生，回答总能让毛主席满意。她把自己写的悼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拿给毛主席看，恭恭敬敬地等待这位严师的批评、指正，但她得到了最高的奖赏——毛主席批道：“这是一个无产阶级战士的声音，是向整个黑暗的社会宣战的火花。”高兴得她一夜没有睡好觉，再见到毛主席，把甜蜜、快乐、活泼的笑容挂在脸上，象得了什么宝贝一样。

　　一次，毛主席又问到一九三六年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时，江青非常激愤地说：“鲁迅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后，多次批驳了周扬他们的攻击。周扬诬蔑鲁迅破坏统一战线，甚至提出鲁迅与托派分子有联系；而托洛茨基分子也趁机拉拢鲁迅，一个托派分子公然写信寄给鲁迅，恶毒攻击斯大林，咒骂党的统一战线是‘出卖革命’，是‘无耻的叛卖行为’还把他们的刊物《斗争》《火花》赠送给鲁迅。真是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鲁迅先生清醒地认识到，托洛茨基分子之所以拉拢自己，‘不是没有原因的，那就因为我的某几个“战友”曾指我是什么什么的原故。’这里说的某几个战友，就是指周扬他们。实际上，鲁迅对托洛茨基分子的痛斥就是对周扬他们的批驳。鲁迅在《答托洛茨基派的信》中写道：‘那切切实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奋斗者，我得引为同志，是自以为光荣的。’这就把自己不光与托洛茨基分子区别开，也和周扬他们划清了界限。鲁迅在信中还写道：‘你们的“理论”确比毛泽东先生们高超得多，岂但得多，简直一是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佩的，无奈这高超又恰恰为日本侵略者所欢迎，则这高超仍不免要从天上掉下来，掉到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去。’‘你们的高超的理论，将不受中国大众所欢迎，你们的所为有背于中国人现在为人的道德。’这些话，是一九三六年六月九日鲁迅怀着极大的气愤抱病写的，它不光打中了托洛茨基派的要害，也刺中了周扬他们的痛处，对‘国防文学’理论是个极大的嘲弄。所以，这封信，在当时被周扬他们把持的《文学月报》上不予刊登，暴露了他们的心虚。不光如此，在隔了一个多月，八月一日，周扬又指使徐懋庸趁着鲁迅先生‘病得要死’‘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骂鲁迅先生对‘国防文学’的看法是‘助长恶劣的倾向’，指责鲁迅这也‘不对’那也‘可笑’，‘若偶像然’，要对‘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言行进行‘打击’，施行‘实际解决’，等等。”

　　江青这番精辟的分析说明，使毛主席了解了两个口号斗争的真实情况和实质问题。联想到党中央的某些领导人，如刘少奇，就不怎么赞成鲁迅，还认为周扬他们和鲁迅的矛盾是一场“个人之争”，甚至是“宗派之争”，更感到江青的可爱可敬，他和她的心贴近了。

　　临分手，毛主席把刘少奇一九三六年化名莫文华发表在《作家》第二卷第一号上的那篇题为《我观这次文艺论战的意义》的文章找出来，让江青带回去看看，考验一下她的分辨能力。

　　江青连夜看了这篇文章。刘少奇在文章中写道：“我以为现在我们的文学无论‘国防文学’还是叫‘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是以前几年文学的发展来作出发点的。这次论争延长很久，经历着很多的纠纷，也无非证明宗派主义或关门主义在文坛上非常根深蒂固的，有着历史性和现实性而已。其实，两个口号并不是矛盾的并没有截然相反的意义，大可不必如此对立。还是团结到一起吧。”

　　江青对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地各打五十大板非常气愤，她在这本杂志上批道：“抹煞了两个口号的实质区别，是阶级的调和论观点，不足为凭。”毛主席看到江青的批语，欣慰地笑了，他决定再抽时间和她好好谈谈。

　　这天下午，江青和毛主席并排走下凤凰山，来到延河边。入夏以来，下了几场大雨，细瘦的延河已经变得丰盈碧绿，水满当当的，平缓地流淌，显得可亲可爱。河边的青草细嫩茂密，织成了宽敞的绿毯，从岸上一直铺到水边，人踏在上面松软舒适。夕阳晚霞，嘉陵山上的宝塔直端端地沐浴在金光里。抬头望去，雄伟的延安城墙从山岭上迤逦而下进入谷地，显得很有威势。背后巍峨的凤凰山，眼前弯曲的延河水,构成一幅壮美的山水画。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风光真不错！”

　　毛主席日理万机，总是夜里工作天明才能睡一会，难得出来散步，即使和江青谈恋爱，也总是坐而论道的时候多。江青盼望见到毛主席，享受恋爱中的幸福，可是又不愿打扰毛主席的工作。今天是难得的一次。

　　毛主席背着双手，大步走在河滩上，江青满脸愉悦地快步傍在他的身旁。有时停一会儿，主席站在那里，威武有力，凝重的脸色给人以力量，一举一动都会让人感到不平凡，江青漂亮，行动敏捷，一头乌发梳得整整齐齐，高高的鼻子和紧抿的嘴唇使她五官秀丽，线条分明的脸上显得十分庄重。

　　毛主席刚整理完他的重要著作《论持久战》，心中轻松愉快。他运筹帷幄，整个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今天，他要和江青谈谈他们的事情。仍从鲁迅和周扬他们的争论开始。

　　毛主席赞扬了江青在刘少奇文章上的批语。江青接过来说：“周扬他们那么肆无忌惮地攻击和打击鲁迅，我看是得到了刘少奇这位白区工作最高领导人的支持。”毛主席沉思了一下，说：“刘少奇现在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支持我的工作，我也知道他的认识水平不高，可是知音难觅啊！所以我十分看重你，从心里喜欢你。”江青幸福得两眼盈满了泪花，激动地说：“回想当年，周扬他们对鲁迅尚且如此，何况对我呢？在上海时，我千方百计想参加革命工作。想得到他们的指导保护，哼，还不如个普通的女工人对我有所帮助呢，那些人不但在生活上是流氓，政治上也是流氓！”

　　毛主席爱抚地说：“都过去啦，要往前看嘛。今天我就是想告诉你，中央准备变动一下你的工作，把你调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那样我们交谈更方便了，你愿意吗？”江青高兴而平静地说：“安排什么工作我都愿意，现在我已经感到十分幸福了。”

　　于是，一九三八年八月，江青接到调令，让她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因为毛主席是军事委员会的主席。从此，江青加入了军籍，成为人民军队中的一员。

　　朝夕相处，毛主席发现了江青更多的优点。

　　他写的文稿比较乱，别人整理总不放心也不满意，而江青完成得很出色，字写得漂亮还在其次，主要是能把握主席的思路，即使有几个字不清楚，甚至有漏字掉字，她都能通畅地按主席原意顺下来，一笔不误地誊写清楚。有些典故，有个别生僻字，江青整理得相当细致认真、清晰明白。每次拿到江青的整理稿，毛主席脸上总是挂满了笑容，有时还当面夸奖她的楷书写得好。

　　女工针线，绝大多数的女青年来到延安需要现学，而江青十二岁辍学，随母亲寄住在天津姐姐家，忙家务做针线，心灵手巧，样样精通。现在，她的手艺派上了用场。毛主席的衣服破了她补；脏了，她洗；天冷了，很快织了件毛衣帮主席穿上。自己缝制的衣裤，非常漂亮。

　　她不光关心主席的生活，对其他领导，对周围的同志也乐于帮助。她教别人织出各种花样的毛衣，自己动手替人裁剪的衣服。

　　她和一块工作的同志，和附近的群众，关系都很好。教大家唱歌，教女孩子针线，教人学文化，讲解社会科学知识。

　　她以流畅华丽的文笔写文章，她喜欢骑烈马，她朝气勃勃，一心上进。

　　毛主席开始和江青商量结婚的事。

　　这次的结婚，既不同于和杨开慧，也不同于和贺子珍。前者是热血青年的自由结合，后者是“山大王”的“马上婚嫁”

　　现在，毛主席领导了震惊世界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建立了革命圣地延安这块不大不小的牢固根据地，手中握有数十万钢铁般的革命军队，令骄横跋扈的日寇闻风丧胆，让奸诈狡猾的反共头子蒋介石束手无策，就连世界强国英美的领导人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毛主席在革命阵营的威望，如旭日东升，蒸蒸日上。他已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共最高领袖。

　　所以，毛主席和江青的婚姻，万人瞩目，必然引起轩然大波。

　　敌人的攻击、污蔑、诽谤是意料中的。“毛泽东”在他们眼里一直是洪水猛兽，是“匪”，是“共匪头子”，他还能找到好女子？他能有蒋介石的本领娶到宋氏大财阀的三小姐？所以，从延安刚传出一星半点毛泽东和江青恋爱的消息，反动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马上开始大做文章。男尊女卑，是中国的国情。毛泽东毕竟是男人，又是他们眼中已经定型的“洪水猛兽”，无须再进行加码咒骂，那么他娶的女人一定是“不安分、不安定”的女人，一定是乱了“三纲五常”的女人，一定是“充满桃色新闻的不入流的演员”，背后甚至有更下流的话。这样说得越厉害，越满足了他们没落阶级进行垂死挣扎的一丝快意。

　　那么延安呢？中共上层呢？

　　一些敬仰爱慕毛主席而没有成功的女青年，首先发出不平，“江青有什么好？主席怎么会选中她呢？”那些从上海传来的道听途说的谣言，成了她们窃窃私语的资料。有个别想追求江青的男青年，也开始“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加入到因不满而造事生非的行列。

　　中共上层也开始波涛汹涌。这有两部分人，一是对毛泽东不满的，他们看到毛泽东在事业上势如破竹，在爱情上春风得意，得到一位如花似玉的漂亮女子的芳心。他们巴不得敌人对江青的谣言都是真的，让毛泽东的婚姻并不美满。另一部分人是毛泽东的支持者，他们希望自己的主席要完美，要娶一个有资历、有来头、有显赫背景的女子为妻。像周恩来和李富春的妻子邓颖超、蔡畅在二三十年代出过国，做过长期的工人运动和教育工作；最低也像朱德的妻子康克清，是个游击队员，参加过长征。所以他们力争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婚姻不破灭，尽管他们也了解贺子珍的不忠诚和执意单方面提出离婚，但贺子珍总是自己圈里的人，她的亲属和战友一直替她说好话。他们不愿意接受陌生的江青，他们偏听偏信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周扬一伙的一面之词，有时还被敌人的谣言弄得晕头转向。

　　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内部进行了激烈的争论。

　　毛主席是伟大的领袖，是个有决断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看人的本领胜过他的同事千万倍，他决定的事是经过深思熟虑、有马列主义思想依据的，是任何人也动摇不了的。在毛主席的钢铁意志面前，任何人都得低头。

　　首先真心实意支持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是周恩来。自从遵义会议之后，他亲眼目睹了中国共产党的转危为安，亲身经历了毛主席一次次英明正确的决策，他对毛主席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认准了一条原则：凡是毛主席决定的事，一定是有道理的，一定是正确的，自己坚决紧跟照办。他看到毛主席和江青那么亲密地在一起，谈得那么投入和忘情，作为旁观者，作为革命战友，他清楚地知道，毛主席和贺子珍一次也没有过。毛主席现在是深深地陷入爱的旋涡中，找到了人生的知音，他替毛主席高兴。当听到有人还在追求江青时，周恩来马上找到毛主席说：“我看您和江青同志应该尽快结婚了。江青同志的年龄也不小了，人又长得漂亮，不了解情况的难免会有人追求，时间拖长了可能要引起一些闲言碎语。”

　　毛主席说：“恩来，你是理解我的，我没有对不起贺子珍，是她一次次地吵着离婚，谁劝阻也没用，最后我只能同意，并告诉了董必武同志。当初我们结婚没搞什么形式，现在好说好散，也不需要什么形式。所以我和江青恋爱是光明正大的，我们要公开结婚。”

　　消息传出后，在延安引起了一阵轰动。平常人结婚大家还高兴，何况伟大领袖、敬爱的毛主席呢。当然仍有人劝毛主席不要公开结婚，说江青不过是个唱戏的，影响不好。毛主席冷冷笑道：“现在我们的人还是这么封建，看不起唱戏的。其实唱戏也是一项正当职业，何况江青同志多年来一直是用唱戏作掩护从事革命工作。你们看不起，我偏偏要看得起，看他们能怎么样！”

　　也有人从大男人主义角度来支持毛主席和江青结婚，贺龙就是其中一个。他骂咧咧地说：“什么影响不好？全是他妈的胡说八道，谁再兴风作浪，老子毙了他狗日的。一个娘们有什么了不起，还值得如此大惊小怪。我看是有人故意捣乱。”

　　康生看问题就比较真切。他过去在上海搞地下工作，又负责党中央的特工科，对十里洋场的黑暗，对艺术界的无聊和无耻，都比较了解。这次和王明、陈云同机回到延安（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感到了中国革命的希望。他知道苏联的同志、国际上的同志也不都相信王明，他们临来再三交代要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不要叫王明胡来。所以在延安的会议上，他多次当着王明的面说：“我们这些人谁也比不上毛泽东同志，没有毛泽东同志对中国革命的正确领导，我们这些人怎能够坐在这里开会？还不和王明、张国涛一样断送了红军力量？这个历史的教训，我们再也不要违反了，一定要老老实实地向毛泽东同志学习。”

　　当听说江青也是山东省诸城县人，康生暗暗为这个家乡走出来的奇女子的成长高兴，但他还没有机会和她单独见过面。他是一九三八年五月到中共中央党校任校长的,这时江青已分配到鲁迅艺术学院工作，倒是看过她的几次演出，特别是扮演《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也正是这时，他听人说，江青正和毛主席谈恋爱。

　　虽然还没有宣布正式结婚，江青已经经常到毛主席的住处来，帮他抄写文章，甚至替他起草文件，成为他离不开的助手。当然每次都是毛主席的警卫员负责接送。

　　一九三八年十月的一天，毛主席早就在院子里等着江青的到来。一见面，他紧紧握住她的手说：“江青同志，我发现我越来越离不开你了，我们尽快结婚吧。我已经向董必武同志讲了，恩来同志也一再催促我们，他们都和我们站在一起。我已经和贺子珍离了婚，我还请示了马克思他老人家，我的做法完全符合马克思的原则。”说完，哈哈大笑起来。

　　正巧，周恩来和康生一前一后来到毛主席住处。周恩来一看他两个的亲热劲，就打趣地说：“主席啊，你和江青同志是天生的一对呀！”又认真地转向康生说：“贺子珍怎么能和江青同志相比呢。她和江青同志简直不可同日而语嘛。”

　　康生接过话头说：“贺子珍是毛主席的负担，江青是毛主席的动力，主席应该和江青同志结婚。江青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已经比我都强了。”

　　康生的话使毛主席想起那天书记处开会的情形。当时大家都在讨论党在抗战时期的新策略，江青作为秘书担任会议记录。

　　张闻天提出毛主席的一些口号不符合《共产党宣言》里的精神。毛主席说：“那请你给我们讲一讲这本书的背景和精神是什么吧。”

　　张闻天一时语塞，其他书记也没有人能站出来给他圆场。毛主席又说：“哪位同志知道，包括列席会议的同志，站起来谈谈嘛。”

　　大家面面相观，会场一时沉默。

　　江青心直口快，放下做记录的笔，站起来说：“这本书是一八四七年十一月在伦敦召开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大会上委托马克思写的，当时同盟已经进行了改组。大会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一篇宣言来把党纲的基本原理规定公布于世。会议至少开了十天，马克思和他的敌手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终于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自那时起，它已遍历了全世界，差不多译成了所有的各种文字，并且直到今天还是世界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同盟的旧格言‘人人皆兄弟’，已经改成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今天，世界各国奋斗着的无产阶级都已把它写在了自己的旗帜上。”

　　这一下，书记处的成员们对她刮目相看了。

　　毛主席故意问：“马克思在这本书里难道没有讲他们斗争的策略吗？”

　　江青说：“对此，恩格斯讲得很清楚，他说：‘无产阶级不通过暴力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自己的政治统治——这个进入新社会的唯一门户，在这点上，我们没有分歧。为了使无产阶级在决定关头表现得充分有力从而能够取得胜利，必须使它组成一个与其他一切党派分开的、与他们相对独立的阶级政党，马克思和我从一八四七年就坚持这个立场。’恩格斯在另一个信件中，再一次阐述了《共产党宣言》的策略纲领，即：共产党人并不是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别政党；他们没有任何与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并不提出什么特殊的原则来企图约束无产阶级运动；共产党人区别其他政党的是维护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中，他们始终特别重视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江青说到这里，望了毛主席一眼，“我认为我们的策略都是从《宣言》制定的这些原则而出发的。”

　　在这些留过洋的、参加革命十几二十几年的、经历了万里长征的中共中央决策人物面前，江青这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女子，党龄才五、六年的机要秘书，能够毫不怯场，侃侃而谈，条理清晰，逻辑性强，特别是大段大段地背诵马、恩的原话来说明毛主席的斗争策略，使在场者目瞪口呆，“这是个奇女子，”从而完全获得了中央大多数领导人的好感、信任和赞赏。而毛主席也从这一系列的表现中加深了对江青的了解，他为找到了知音而高兴，所以今天约她好好谈一谈。

　　尽管江青早有思想准备，现在，毛主席主动提出了和她结婚的问题，又当着周恩来和康生的面，倒使她感到脸红起来。

　　对江青的表现，在中共上层也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一个女人，不应该这么锋芒毕露；一个机要秘书，在党的高层会议上大发议论，是自不量力。更有对毛泽东心怀不满的人，认为毛泽东选择江青，是臭味相投，今后毛的政策又多了一个支持者。

　　在毛主席和江青结婚的事被广泛关注的时候，周恩来起了很好的作用。他找到持反对意见的人进行做工作：“你们对江青同志的历史不了解，对她的一些情况也不清楚，所以主席也不怪你们。江青同志在上海的革命活动，中央是了解的，她在上海一直是受反对派迫害的。她写的许多文章，主席也看了，对她的风格、思想、认识都非常赞赏。这些我都可以担保，我是毛主席和江青同志结婚的介绍人。”

　　于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下旬，在宝塔山下，在延安的窑洞里，江青找到了婚姻的归宿，她和毛主席正式结婚。

　　他（她）不需要什么结婚证书，不需要旧社会的任何形式，毛主席的前两次婚姻就是这样的。革命同志聚一聚，也算“请客”吧，作为喜庆的表示，他们分几次进行，一是为了工作的空暇，二是考虑到大家整天前方后方的到处跑，很难到齐。每次请客都非常简单，请了一位厨师帮忙，江青是忙里忙外，顾前顾后，最后才坐在主席身边，殷勤地为客人们敬酒夹菜。饭桌上虽然只比平时多了几个菜，大家还是吃喝得非常高兴，祝福庆贺的话语不断。

[ 此帖被河山在2013-02-24 22:26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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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评传（电子书——有原书插图） [复制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