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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评传(电子书——有原书插图)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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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线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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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5楼 发表于: 2013-02-06
在12楼的帖子:《十里洋场的苦斗(下)》 有这样一段话,将近两年的时间,江青主演和参加演出了十几部话剧和电影,塑造了各种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写了大量文章,公开发表的就有近十篇,其中最能代表她的思想认识是《我们的生活》。
不知大家注意没有?在文中我特意用加粗字体加以强调。因为这是有些人编造江青艳史的时间,也就是演艺生涯。这在她21岁至22岁,总共才一年零八个月,不说党交给她的任务,单就演艺生活和写作文章,就够任务繁重!难道她有分身术?
离线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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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延安窑洞的贤内助(上)


江青和毛主席结婚后,迎来一片赞扬声。

  一位在一九三九年采访过延安的外国记者写道,江青“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据见过蒋介石夫妇的罗伯特·佩恩说,江青比蒋夫人“漂亮多了。”常去拜访毛主席的苏联同志,也对江青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他(她)们结婚不久,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刘少奇满脸带笑地向从战争前线赶来的领导人说:“同志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她就是毛主席的夫人江青同志,她可是主席的贤内助啊。她在主席身边,不仅照顾着毛主席的身体健康,而且还事实上担负着主席的机要秘书工作,她实际上是在协助主席领导全军的工作。”

  当时的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人前背后都说:“一看江青同志,就知道是个好内助。”

  连王明也一反常态,用他认为是最贴切的语言来赞美江青和毛主席的婚姻。

  “贤内助”似乎是江青婚后的一致评价。殊不知,什么是“贤”,怎么“助”,“助”什么,站在不同的立场上,赋予它们不同的内涵。

  有的人喜欢看到的、大肆宣扬的是: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做事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她很少露面。来了毛泽东的战友,要么递个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个手,点个头,递上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在开始发胖的毛泽东旁边,江青显得轻巧。她乌黑发亮的头发,剪成和大多数延安妇女一样的短发,她的眼睛黑而闪亮,平和而沉稳。”“她给毛泽东织新的毛衣,做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动作熟练地发动起那架老式留声机,换上一张张七十八转的唱片,把一段段京剧唱腔送到毛泽东的耳朵里。”

  这些中外人士笔下写出来的、亲眼看到的、口中说出的江青,是真实的,是贤惠的。然而中共上层某些人认为这就是“贤”,这样就能当好毛泽东的“内助”,并且要把江青局限在这个“贤”的尺度内。其实,这是大错特错。毛主席选择江青,如果只为了这些,相信当年延安的女青年有的会比这做得更好。毛主席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是马列主义的领袖人物,他首先看中的是思想,是觉悟,是认识水平,是马列主义能力。刚结婚时,毛主席就对江青说:“我们俩,今后谁也离不开谁,永远在一起,白头到老了。我和开慧、子珍在一起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觉。我当时就觉得我们不会永远的,只是暂时的夫妻。自从和你认识以后,我就感觉到我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都离不开你了。”不要把这段话看成是新婚燕尔的海誓山盟,如“在天愿做比翼鸟,在地化为连理枝”之类。其实,这是毛主席对江青深透认识之后有感而发的,是共同的革命理想、共同的政治信念永远结合在一起的由衷之言。不讲政治、不讲思想的婚姻是不存在的,是不能长久的。世人所说的“共同的爱好”,“共同的兴趣”,不就是思想认识吗?不都是具有阶级性的吗?有的婚姻称为“凑合”,那“谁凑合谁”就是“谁服从了谁的思想意志”,严格地说就是一种政治思想认识的倾向迁就了另一种政治思想认识的倾向,超阶级意识的“凑合”是不存在的。

  江青和毛主席的婚姻称为完美,江青被誉为“贤内助”,就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这是完全无产阶级性质的,是具有强烈的路线斗争的深刻性的,是马列主义路线也就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具体体现。以后,不论是中国的革命历程,还是他们的婚姻结局,都验证了这一点。

  婚后不久,毛主席和江青从凤凰山迁往杨家岭新居。那窑洞在山脚下,地上铺着砖,墙上刷了白灰,窗格子上糊了薄薄的白纸,屋里显得亮堂,家具都露着白茬,没有刷漆,因为油漆太贵。

  三间窑洞,一间是起居室,一间是毛主席的书房兼休息室,一间是他们的卧室。

  窑洞外是一片平地,摆着石桌、石凳,还留有一块菜地,供他们闲暇时种菜时使用。

  没有电灯,没有自来水。只有蜡烛,煤油灯,水则从井里打上来,盛在搪瓷盆里。

  江青除了拿手的针线活,还学会了做菜,特别是毛主席爱吃的辣菜。她试着从井里打水,天黑了忙着点上蜡烛。



  这一切对于贫苦出身的江青来说,根本算不上什么。

  她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陕甘宁边区分会成立,江青为该会理事之一。

  一九四○年一月四日至十二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江青当选为执行委员。

  一九三九年初,江青到南泥湾参加劳动三个月。没人知道她是毛泽东的夫人,她完全是一个普通劳动者,开荒、种地,一样也不落后。劳苦的人生经历,使她具备这种能力。她发挥自己的特长——织毛线衣,用陕北土制的毛线,织了十多件厚厚的美观的毛线衣,作为又一项劳动成果向党汇报。

  她更多的时间是协助毛主席工作,出色地完成机要秘书的任务。她是毛主席的学生,也是毛主席的战友。她敢于大胆地直率地发表自己的意见,,不过,无论大事小事,最终都是听从毛主席的决定,在一生中,她都视毛主席为尊敬的师长。



  江青学会了骑马、射击、打篮球,英姿飒爽,像个女将军。她也希望毛主席做点这方面的体育活动,以利于身体健康,“走走走,到外面打打篮球,练练射击,这对锻炼身体是有好处的。”每当她看到毛主席工作累了、需要休息的时候,就两手搭在椅背上,劝他出去锻炼。

  “不行,我还是散散步好,这对我思考问题很有好处。”毛主席一使劲站了起来,背着双手,朝窑洞外走去。

  江青很高兴地跟在他的后面。她想把他引到操场和人多的地方走走,毛主席偏偏喜欢走山间小路,还边走边发议论:“各人的爱好不同,这不要勉强嘛。这也和人与人的分工不同一样,不能强求啊。我如果和朱德司令啥都一样了,不就分不清谁是朱德谁是毛泽东了吗?我看,我们俩在一起,还是你迁就我吧。”

  “那当然,你是主席嘛。”江青咯咯地笑了。

  毛主席还送给江青一个雅号:“你是我毛泽东的流动哨兵,”让她注意收集和研究国内外的各种动向,供他和党中央决策时参考。

  一九三九年冬,江青怀孕了,这是她和毛主席爱情的结晶。一九四○年八月生下一个女儿,毛主席给她起名“李讷”,取意“讷于言而敏于行”。贺子珍留下的女孩已经四岁,毛主席给她取名“李敏”。这样,姊妹俩,一“敏”一“讷”,都随江青姓“李”,都寄托着毛主席的殷切希望:“要勤于学习,勤于思考,三思而后行,行则敏捷有决断。”

  后来,贺子珍在苏联多次捎信,要求把李敏送给她。毛主席从大局考虑,答应了贺子珍的要求,于一九四一年底把李敏送到苏联。

  江青从不溺爱孩子,而是把自己的孩子当成革命的后代,她认为孩子从小就应当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当李讷刚会跑时,她就坚持不让人去扶,跌倒了自己爬起来。一学会说话就让李讷见了人问好,她常常把李敏、李讷引出来见客,大大方方地学着握手,跑来跑去逗人发笑。当李讷两、三岁时,她就教她唱京剧,有时随着留声机唱,有时亲自教,还让李讷表演各种动作。

  据说,1941年江青又怀过一次孕,她和毛主席都不想这么快再要孩子,于是去作人工流产。结果,由于医生的疏忽,把纱布忘在子宫里,造成发高烧,生命出现危险,不得不进行了绝育手术。从此,江青不能生育了。为了恢复健康,住了很长时间的医院。

  无论在怀孕、生孩子、带孩子、住院治疗,江青都坚持学习,帮毛主席整理文稿。这期间,毛主席正主攻中国新民主主义理论,需要更深刻地了解中国国情,迫切希望多读一些鲁迅的书,在这方面江青做了大量的工作。一是收集、购买、借阅鲁迅著作,二是见缝插针地(即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向毛主席介绍鲁迅作品的背景和主要内容,有些重要文章,她都能大段大段地背给主席听。这些,都为毛主席所写的不少著作打下了基础。

  康复后,江青马上投入了工作。

  一九四一年延安开始整风。

  这年九月,中共中央成立了学习小组,毛主席亲自担任组长。

  当时,党内王明的“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还没有肃清,有些地方还很严重。王明在一九四○年三月公然再版了他的《两条路线》,继续散布他的错误思想,影响着广大干群。

  经过学习和“批评——自我批评”,大部分人提高了,犯错误的人也作了深刻的反省,只有王明出尔反尔,死不认账。他躺在医院里装病,还要求见毛主席。

  一天,康生见着江青说:“王明同志在医院里住着养病,他几次捎话,想见见毛主席。你看着办,以我的意见要是主席不忙的时候,可以去看看他。不管怎么样,这个人总可以当全党的反面教员吧。”

  江青报告了主席。毛主席说:“那好,你替我去看看他吧,他有什么要求,我们有能力的就尽量给他满足。但是在原则问题上的意见,不能再迁就他。这个人对他的错误是死也不会认帐的,该说的时候,那就狠狠地碰他几下,不要让他认为我们手中没有掌握他的关键问题。”

  这是毛主席让江青代表自己第一次和王明打交道。她非常慎重,决定要表现得体,不卑不亢,显示出毛主席的风度和气量。这时她回忆起与王明的第一次交锋。

  一天,王明来党校讲课时见到江青,他对江青漂亮的身姿非常感兴趣,马上把江青叫到他的办公室谈话,他问江青:“你对党内的形势有什么看法?”

  江青坦率地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在八路军中,我认为已经出现了新军阀主义的倾向,比如红军改编以后某些人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接受国民党的委任为荣耀。在这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许多建议是正确的。他主张反对新军阀主义倾向,反对取消政治委员的制度,反对因受国民党的干涉而把政治部改为政训处。等等。毛泽东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这个新的战略原则,提出了坚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的方针,在各个抗日根据地他都提出了‘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重要原则,反对‘议会主义’的倾向。我认为这都是正确的。”

  王明有点失望,他认为漂亮的女人都是爱虚荣的,都是乖巧的,在他这个洋味十足、风流潇洒的领导面前会巴结奉迎他几句,没想到她竟赞成他的政治对手毛泽东,但他还不死心,转了个话题,抛出自己的法宝:

  “你去过苏联吗?这可是列宁的故乡,是共产党人取经的地方啊。”王明摆出一副老资格的样子继续说:“我承认毛泽东有一定的长处,但是他没有去过苏联,对马列主义不甚了解,对共产国际的方针路线并不熟悉,所以提出一些可笑的方法是不足奇怪的。你们是从上海过来的,你又是党校学习结束到鲁艺参与领导工作,是有水平的,遇事可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啊!”

  江青并不客气地说:“去过苏联的不一定就是革命的,没有去过的也有伟大的。苏联不是也出现了反列宁主义的反党分子吗?所以不能以去没去过苏联作为是不是列宁主义的标准。我是从上海来的,上海的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得最厉害,这里面的原因值得我们认真地吸取。”

  王明打了个沉,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女子竟说出这么多的道理来,脸一下子红了:“你是干什么的?”他开始盘问这位年轻的剪短发的女干部。

  江青沉着地说:“你不是知道我在鲁艺工作、今天来听你的报告吗?如果没事我就走了。”转身就走了。

  旁边一位穿皮衣的军官知道王明要了解什么,立刻接上说:“她是毛泽东的女朋友。”

  王明立即面带讥讽地笑了笑:“我说呢,她的话听起来怎么也有点像老毛的腔调,有其师必有其徒嘛。看来我们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还是很艰难的呀,连上海来的姑娘们都受到山沟沟里的人的影响了。”

  当天,江青见到毛主席把王明这番不怀好意的话告诉了他。毛主席哼了一声:“现在的共产党呵不是当年的共产党,连共产国际放个屁都是香的。他们远在几万里,对中国的事了解多少?我们就是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能再听他们瞎指挥了。”

  江青说:“王明他们也不见得能代表共产国际。”

  “拉大旗作虎皮。苏联的同志早晚会明白的。”毛主席说完之后又和江青谈论起鲁艺的情况。

  因为王明他们刚从苏联回来,又赶上旧历春节之后,延安礼堂里经常举行舞会。在王明和江青谈话的第二天晚上,他又提出邀请毛泽东和江青,王稼祥夫妇,张闻天夫妇,李富春夫妇等参加舞会,他认为在跳舞方面会一展他的“风采”。

  “嗷,嗷诺,……”王明唱着俄国的歌曲,很老练地扭动着屁股。

  毛主席来参加也只是照顾面子、做个样子,他并不喜欢这样的舞会。他转了两圈,心有感触地说:“看来这不是山沟沟里的东西,是洋货,我们这样的土包子享受不了。这种样子到外国肯定是会受欢迎的,在延安的老百姓中就很难说。”他故意加了一句:“我看还是大众化一些好,就怕王明同志接受不了。”他的话。引起了在场的人一片笑声。

  王明狠狠瞪了江青一眼,他认为她向毛泽东说他的坏话了,但又无法发作,只得憋了一口气。事后,毛主席对江青说:“看到了吧,王明恨死你了,当然他也更恨我。不过他不敢朝我来,只得把气撒在你身上。今后,你和我在一起,这样的事还会经常发生,你要有思想准备哟,今天我是有意考验你一下。”江青说:“我不怕这些。我爱你,并不图主席夫人的名声,我是崇拜您的思想,敬重您的人格,并且你的一言一行,你领导的事业,都符合我的理想和追求。”“那好,那好!”毛主席高兴地拍打着江青的手背:“以后我们就并肩战斗,患难与共。”一会儿,他又神色沉重地说:“共产党的事业,就是不光要和外部的敌人斗,还要和革命内部的错误路线斗,这是很难的呀!”江青深有体会地说:“我理解,我能经得住考验。”

  这次,毛主席让她去看望王明,江青做好了准备。

  果然,王明见江青代表毛泽东来看自己,一种很不是滋味的感觉油然而生。

  他背着江青,沏了一杯茶,放在身边的茶几上,自己这才在对面的太师椅上坐下来,居高临下地望着江青:“老毛的身体还好吧,你在他身边,他的健康就交给你了,你可要负责啊。”

  “你放心,他现在的精神好了,没有人再给他找麻烦,身体自然会健康。”江青话中有话地说:“他那个人,可能你也知道,决不是得理不饶人的人。他很懂马克思所说的那句话,无产阶级不解放全人类,就不能解放自己。所以,他能够团结和自己合作的一切人工作。即使过去意见有不一致的地方,他也能求大同存小异,不计较以往。”

  王明说:“看来你对老毛的了解,要比我们了解得多啊。”

  “朝夕在一起,所以我对主席是完全了解的。他对你的才华和水平评论也很高。”江青说,“尽管你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但是这并不影响你们成为很好的朋友和同志。全党都希望你们在这次整风后,会出现一个大的团结。分清了路线是非,不就可以在正确的基础上携手前进吗?自古来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我看,我们党内都是正人君子吧。”

  王明仰在椅子里,没有动弹,只是翻起了眼皮瞅了她一眼:“是的,是的,我对毛泽东同志也是尊敬的,毕竟他把这支最后的红军力量挽救过来的嘛。请你回去转告他,过去的是是非非、疙疙瘩瘩、长长短短,都不要说了吧。还是我在政治局会议上的那句老话:在我们面临新的任务的时候,翻腾老账没有意思,都不要提了吧。”

  江青平静地说:“延安整风既不是翻老账,也不是计较个人的恩恩怨怨,而是为了总结经验,吸取教训。这对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来说都很重要,特别是新入党的同志,更是一次很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这点,毛泽东同志说得很清楚了。主席常常跟我说:经验是一种宝贵的财富,教育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不经受住这两种教育的人,不具备这两种财富的人,是成不了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你就不是这样的吗?”

  王明垂下眼睑,结实而宽阔的脸盘上掠过一丝不快,他的左手在太师椅的手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环顾一下屋子里的摆设,换了话题:“江青同志真是一个有水平的女人,老毛有了你这样会说话的人,是很幸福的么。难怪有人对我说,老毛的老婆是他的一个贤内助。虽然我们见了很多面,但是真正坐下来交谈,还是今天这一次。我可是深有感触了。”

  江青仄着脑袋问道:“这话是你的心里话吗?我可是从来讨厌两面派的人。当年张国涛也用同样的话吹捧过我,可是后来他又骂我是‘戏子’,说我是靠着毛主席往上爬的演员。不错,我是在舞台上演过戏的人,这总比那些多年来一直在生活中演戏的人好得多吧?舞台上演戏是艺术,生活上演戏的人是什么呢?”江青有意地停顿了一下,眼睛盯了王明一会儿:“是骗子!是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骗子!”

  王明的脸一下红到耳根,他只得点点头说:“对,很对!看来这一次是老毛让你给我上了一课嘛,不过这也好,我总算领教了江青同志的水平了。”

  江青说:“这话就说得有点过分了,我这个人能有什么水平呢?主席还说他自己是个土包子,我充其量也不过是个半土半洋的包子吧。你才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洋包子呢。从苏联来的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呀。”

  王明有点坐不住了。他换了一个姿势站了起来,有些神秘地对江青说:“有句话我要请你转告老毛同志,那就是康生这个人可是靠不住的人。我和他打过多年的交道,他是一个对人不忠诚的人,老毛要是跟上他,迟早是要受他害的。”

  江青打了个怔,没有想到他会说出这样的话。就问道:“你说的有什么根据吗?”

  王明吞吞吐吐地说:“苏联的同志在康生临离开莫斯科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我是从党的事业出发才讲这个意思的。如果老毛对我的话都有所不相信的话,这句话还是请他多作参考。”

  江青回来后,向毛主席如实地汇报了王明和她谈话的全部情况。在讲到王明说康生的那句话的时候,毛主席笑了笑说:“康生是个看透他的人,所以他竭力地反对康生,我们不要上他的当。康生在上海临时中央的时候,就是搞党的情报和锄奸反特的领导人,敌人提起他的名字是恨得要死的。王明现在通过你来反对康生完全是别有用心。你不要理睬他。凡是他反对的人,我们都要团结,他这么一说,反而提醒了我。”

  受王明影响较深的领导人还有不少仍在发表错误言论,彭德怀是比较突出的一个。

  一九四一年四月初,江青看到彭德怀同年三月二十九日在中央北方局党校的讲演,题目是《民主政治与三三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其中说:“以党治国,一党专政的观点,是大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影响的反映。共产党不仅现阶段不赞成一党专政,即使到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以党治国……”她又看到邓小平在同年三月十六日发表的《关于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提议》,也是宣传这种观点的:“我们反对诬蔑共产党人要搞一党专政,我们既不赞成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主张由共产党包办政权。因为任何一党专政的结果只能顾及一党不能顾及全体人民的意志,而与民主政治相违背。”

  “主席,你看,这些党的干部们的思想认识可是太低下了。连彭德怀、邓小平都对马列主义的常识一点都不懂,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我看他们很难过关呀。”江青指着《共产党宣言》说:“你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序言里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在一八七一年给库格曼的信中说,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摧毁。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个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我们的同志怎么连这点都不懂呢?”

  毛主席说:“他们还停留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不懂得无产阶级革命的意义,不懂得现在的抗日战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不懂得现阶段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是要向社会主义政权过渡的。不过也难怪,他们都是军事干部,对马列主义的理论研究不够,有的根本缺乏理论修养,能否成为马列主义者还难说,邓小平留过学研究过理论,是否能好些?彭德怀还是老一套,又有个人野心,总想表现自己,常常会露出狐狸尾巴。我们今天在延安的困难局面,有相当的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他。去年八月二十日至十二月五日,彭德怀和朱德,当然也有邓小平这些人的啦,他们背着我,也背着中央发动了所谓的‘百团大战’。朱、彭发动这次战役的目的是为了‘保卫西安’、‘撑起蒋介石的腰’,说穿了就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兵力来保卫蒋介石,他们是真的把蒋介石看成抗日的领袖。在军事上,他们利用职权擅自调集了我军一百一十五个团共四十五万人,占了我军总兵力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在华北五千里长的敌后战线上全线出击,同日伪军进行所谓‘主动的大规模的战役进攻的’运动战、正规战,大搞拼命主义。由于我八路军指战员和华北人民的英勇作战,我们在战斗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歼敌二万零六百余人,但由于战略指挥的错误,以至我军竟伤亡二万二千余人,丧失了大片根据地,引来了日寇疯狂报复,给敌后人民带来极大灾难。”

  江青这是第一次听到毛主席直接批评“百团大战”,所以一边认真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主席的话,一边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这次战役,完全违反了主席的一贯的指挥方针,是政治上的投降主义(向蒋介石政权献媚)、军事上的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也是军事上的那种‘速胜论’的典型表现。他们用大部队拼消耗,适应了日寇寻找我军主力决战的需要,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实力,以至从一九四一年起,日寇将他们在武汉失守以后已经改变了的方针,即由对国民党为主的方针改为对共产党为主的方针,更加集中其主力在共产党领导的一切根据地的周围,进行连续的‘扫荡’战争、残酷的‘三光’政策,着重地打击我党,致使我党处于这种极其艰苦的境地。”

  “你讲得好,我看你的军事头脑比他们还要强一些。”毛主席站起来,划着火柴点了一支烟卷,继续说:“彭德怀是用大量牺牲我军的实力来保卫蒋介石的投降主义路线的,这也适合蒋介石在峨眉山上‘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守实力,准备内战’、借日寇之手消灭共产党的奸计。”

  江青也显得气愤了:“是的,是的。所以,蒋介石对朱德和彭德怀指挥的这次大战十分称赞,还在百团大战正在进行当中,他就给彭、朱打去‘特电嘉奖’,并鼓励他们再来一个。而在百团大战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拿起了屠刀,制造了皖南事变。我看朱德和彭德怀眼中根本没有你和党中央。”

  “他事先没有请示我,也没有向党中央请示。”毛主席说:“我当时是从报纸上看到这个行动的。我还在战争进行中,就对王震、陈伯达等人说,朱德、彭德怀干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把我们的力量都暴露了,后果将很坏。”

  “事实完全证实了主席的预见。”江青说:“不是我当面吹捧主席,在我们党内真正能和你相比的一个也没有。”江青一生只信服毛主席,崇拜毛主席,就是这样形成的,这决不是夫娼妇随,而是政治上的真知灼见。

  江青接着提醒毛主席:“彭德怀思想深处有许多非无产阶级的东西,我听林彪同志讲,彭德怀是一九二三年带着入股的思想进入党内的,他和林彪说过:我彭德怀入了共产党的股了,下面就看共产党怎么样对待我了,对我好我就干下去,对我不好我又不是没地方去。所以彭德怀是一个要随时提防的人物。”

  毛主席不停地点头:“你看问题很尖锐,很准确。三十年代初的彭德怀也很厉害呢,他跟着王明、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走了很长时间,还和朱德、陈毅这些人把我赶出了军队,闹得很凶呢。”

  江青指着一些材料说:“今后和他们的斗争我看也不会少了。你看,他们的这些讲话没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的气味,完全是在讨好地主资产阶级。抗日胜利后,中国必然还要有一个到底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当然是后话了。”

  毛主席很欣赏江青的这句话,立刻站起来:“你说得很好,说到点子上了。其实,彭德怀的这些东西并不是他的什么发明,而是从王明那里贩来的破烂货。王明一回到延安,马上从极左跑到极右,公开提出要依靠蒋介石和国民党。我记得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我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提出‘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我讲了这话的第二天,王明和他的老婆孟庆树,还有康生、陈云和曾山等人从苏联回国到了延安。我们党内有那么一些人马上对王明等人巴结逢迎,投其所好,都来鼓吹他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彭德怀只是其中的一个积极分子罢了。”

  就当年的形势来看,中国共产党才在陕北刚刚扎下根,势单力薄,四面环敌,能否胜利,前途茫茫,没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的人,往往寄希望于外部条件,特别是苏联(共产国际)的支持。王明从苏联来,盛气凌人,不可一世,以共产国际的化身自居,引起党内一部分人对他崇拜,对他的话相当爱听。彭德怀就公开说过:“我们主要听王明同志的,他是苏联老大哥派来的,他代表斯大林同志,代表共产国际,反对他就是反苏反共。”

  只有政治上的知音,才能结成真正的革命伴侣,他们这么深刻远大的谈话,说明毛主席在江青心目中是神圣的导师,江青在毛主席心目中是不可替代的贤内助。

[ 此帖被河山在2013-02-24 22:41重新编辑 ]
离线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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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7楼 发表于: 2013-02-07
第八章 延安窑洞的贤内助(下)



 一九四○年前后,上海和其他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领导下的文学艺术工作者纷纷来到延安,使本来偏僻、荒凉的小城镇和黄土砖砌的窑洞山坡上,显得活跃起来,各种思想也在革命队伍中曼延开来。

  毛主席和江青谈了许多晚上,了解这些文人的情况,研究他们的思想状况,有些不清楚的,江青就去深入调查。经过一番努力准备,毛主席开始着手写一本关于论述无产阶级文化的著作。



  江青对毛主席说:“我看这本书就叫《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论》,在主席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有了自己的军事理论和政治理论,还应该有自己的文化理论。这本书,正好补充这方面的不足。”

  毛主席考虑再三,把这本书的名字改为《新民主主义论》。

  当江青誊抄这篇文章开头那几句气势磅礴的话时感到无比激动:“抗战以来,全国人民有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大家以为有了出路,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但是近来的妥协空气,反共声浪,忽又甚嚣尘上,又把全国人民打入闷葫芦里了。”

  江青在和毛主席议论当时文化战线的状况时,说:“周扬他们都说自己是党在白区文化工作的代表,其实,这些人都是一些文痞。他们在文化上大搞关门主义,是一伙文化宗派。真正的代表是鲁迅。”

  毛主席点点头说:“我对鲁迅是最佩服的,他的文章每一篇都是利剑。”江青接过来说:“而周扬和田汉他们恰恰都是反鲁迅的先锋。”

  于是,毛主席为了粉碎党内一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政客们的企图,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写道:“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而鲁迅,就是这个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当毛主席写到“骨头最硬”,“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这几句话时,他看着江青,心里说:“这也是对你的肯定和赞扬啊!但愿你不骄不躁,永葆这种本色。”



  同时,江青还建议毛主席给文艺工作者讲一次话,她说:“主席,你应该给他们讲讲,帮助他们分清一些理论上的是非。现在一些人演的戏、唱的歌、写的文章,延安的老百姓看不懂也听不懂,这里就有个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我们这支队伍会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吗?”

  “好,你的这个意见很好,你帮我进行一下调查研究,帮我约见一些人,各种代表人物都要有。你再拟定些题目,我们一块解决这个问题。你这个秘书没有白当嘛。”

  江青领会了毛主席的意思,积极按毛主席安排的去做,主动去团结各方面的人,见了周扬、夏衍那些人,也认真和他们商量文艺上的一些问题。周扬他们是最会看风使舵的,来到延安,看到毛泽东的威信如旭日东升,江青又成了他的妻子,敢不巴结逢迎。江青不管这些人狗脸猫脸的变化,大方地热情地又很有分寸地和他们谈论工作,吸纳各种不同意见,帮助毛主席了解文艺方面存在的问题,为毛主席准备好了一份详细的讲话提纲。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上午九点,延安文艺界的一百多名代表陆续地进入杨家岭的一个平房似的会议厅。许多木制的未上油漆的椅子和长凳排放在里面,挨着门口放着一张桌子,上面铺了一块白布,便是主席台。当代表们差不多到齐时,江青跟在毛主席身后,一块来到会场。

  江青穿着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军装,短发甩在后面,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谦和地朝认识的人笑了笑,就坐在毛主席身后负责记录的位置上。

  “同志们,今天邀集大家来开座谈会,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毛主席开始了他载入无产阶级文艺发展史册的讲话。他不时用一些形象的比喻和典故,常常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自己也随着笑起来。他没有忘记正在做会议记录的江青,是她促成了这次讲话,是她给自己整理了这份讲话提纲。她的才华横溢,与众不同,性如烈火和温柔顺从的良好结合,使他的领导工作有了得力的内助;她对问题的独到认识,谈笑自如的风格,使自己找到了红颜知己。他话锋一转,指着身后的江青说:“她是我的顾问,她在上海就演过戏,所以接触了很多的形形色色的人,那也是革命的工作。因为那时,江青同志已是共产党员了,外人不晓得,但是我们知道。她在各种小报上写了很多的文章,就讲如何和工农大众结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江青同志走到前面去了。这是个立场问题。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立场上来写文章和出作品。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还有认识不正确不明确的呢?我看是有的,许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确的立场。……”

  当着这么多的艺术家和作家,毛主席肯定和表扬了自己,江青内心很激动,但丝毫没有表现出不安和张扬,她知道,革命的路还长,毛主席的事业正蒸蒸日上,自己这个“内助”的担子很重很重。



  第一次座谈会后过了二十天,毛主席再次发表演讲。那些名学者、大艺术家、大作家们的听众,象一群温顺的小学生,听着毛主席讲出和江青商讨过多次的那一段话:“有人说:‘我是不歌功颂德的;歌颂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这种观点对不对呢?我看未必那么正确。”毛主席微笑着说:“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歌颂资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伟大,刻画资产阶级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歌颂无产阶级光明者其作品未必不伟大,刻画无产阶级所谓‘黑暗’者其作品必定渺小,这难道不是文艺史上的事实吗?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这些话确实十分准确地击中了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核心和要害,代表了江青的思想和认识。由于出于伟大领袖毛主席之口,无人敢非议,但几个了解内情又坚持资产阶级反动世界观的文人,真正领教了江青的“厉害”,内心对她恨得要死。

  江青爱憎分明,政治嗅觉敏锐,是毛主席最忠实的流动哨兵,是无产阶级司令部最信赖的人。



  那是一九四三年初,当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时,在延安盛传胡宗南要派特务打入延安进行破坏,头子就是胡公冕。这时延安的肃反立刻进入又一高潮。

  七月十四日,刘少奇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一文。

  江青看完这篇文章,立刻对毛主席说:“少奇同志的这篇文章有问题,他闭口不谈阶级斗争,不谈革命,只是空谈要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真马克思主义的标志是什么?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有那些本质特征?如何消除假马克思主义的孟什维克?等等,这些问题不明确,只高喊清算党内孟什维克主义思想,这样的提法会在党内形成混乱和误解。还是象你提出的正确区分两条路线的斗争比较好。另外,少奇同志在审干运动中有些问题处理得也不太好。”

  “什么问题?”毛主席警觉地问,他对最近出现的审干和抢救活动已经有所考虑。

  江青说:“他支持彭真在运动中打击了许多人,有不少是被冤枉的,柯庆施就是其中一个。据他们搞的材料说,柯庆施是国民党的特务,主要的证明人是张秀岩。而张秀岩是彭真同志老婆的亲妹妹,是大官僚大地主出身的人。他们已经将柯庆施同志关押了两年了,连柯庆施同志的老婆也逼得跳了井。据柯庆施在拘留室给我写来的信说,真正写了‘反共启示’的薄一波等人倒被刘少奇和彭真同志包庇了。柯庆施同志在莫斯科时,是我们共产党员中唯一见过列宁同志的,他要是国民党的特务,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现在这件事,你要是再不出面,这个同志可就要含冤而死了。”

  “有这么严重吗?”毛主席十分惊讶,立即通知康生前来,亲自了解柯庆施的案件。

  康生说:“不错,柯庆施的案子是彭真同志亲自抓的,少奇同志也过手。我虽然负责中央的审干和肃反,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案子都经过我这里,大量的案子处理是由各单位自己来抓。”

  毛主席指着江青说:“江青向我讲了柯庆施同志的案子有出入,你把这个案子的全部材料调来,我要亲自看一看。在没有弄清问题之前,你通知有关方面,先放人。少奇的工作由我来做。总之,今后再不能允许出现逼死人的现象。我们对肃反的方针政策应该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即使是特务分子,我们一个不杀,他才敢坦白啊。大部不抓,则保卫机关才能发挥他们的作用。各单位自己处理大多数的问题,必须遵循这个原则,放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这样才能弄清是非,解决问题。”

  康生非常佩服毛主席的指示,马上去找彭真,传达了毛主席的意见,要求他们认真执行。

  在毛主席的直接过问下,柯庆施的冤案平反了,他一出狱,就去见毛主席,当着江青的面,双泪长流,一个劲地说:“毛主席真伟大,毛主席真伟大,要不是毛主席挽救,我也要送上黄泉之路了。”

  毛主席也激动地说:“要谢你就谢江青同志,是她发现了审干和肃反中的许多问题,向我报告了你的情况,我才知道的。江青在我跟前的作用可是大多了,不但是生活上的助手,而且也是政治上的助手。”

  柯庆施感激地对江青说:“毛主席有了你这样的贤内助,是我们党的幸事,你为我们党做了一件大好事。”

  柯庆施又向毛主席详细地汇报了刘少奇和彭真等人在华北局拉帮结伙,包庇自首叛变分子的问题。毛主席说:“这些先不要讲了,事情复杂,等革命胜利后我们会进一步弄清真实情况的,那时也可能就会真相大白。你先要学习忍耐。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共产党员不学会顾全大局就干不了革命。”

  接着,毛主席根据江青的建议,于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以亲自给康生等有关负责人写信的形式,来解决肃反和审干中出现的问题,专门写道:肃反的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建议把这几句话在防奸杂志上刊登,以让全党知晓。





  然而,有人故意曲解毛主席信中的指示。

  一九四三年秋天,邓小平写了一篇《正确地开展除汉奸反特务斗争》,其中说:“我们对特务分子,也应该寄予怜惜和同情心,用高度的热忱去劝导提醒与感动他们。即使对那些最顽固的特务分子和屡教不改的假坦白分子,也要采取更耐心的部署,以求最后突破的方针。可以肯定,只要耐心、方法好,没有不能突破和争取最后转变的。”

  康生拿着这篇文章给毛主席和江青看。江青看完马上说:“这是毫无原则的温情主义,歪曲了主席争取教育的本意。”

  康生说:“我们党内的这种温情主义并不能代表正确的路线,而只会给特务和变节分子以可乘之机。我有个发现,凡是主张对坏人宽恕的人,对好人和革命者反而特别狠毒,认为这些人是他们贯彻执行错误路线的最大障碍,恨不得一口把他们吞下去。”

  毛主席如有所思地说:“这个问题值得注意,这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期,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相持阶段的延安,最容易产生各种思想倾向,若不及时发现问题,因势利导,澄清是非,清除革命队伍中的不良思潮,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大好形势,那么不光影响抗日战争的结局,而且会危害下一步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江青作为毛主席的妻子和机要秘书,除了照顾主席的生活和身体健康,还忙于帮助毛主席整理文件和手稿。她很勤奋,每天都读很多的书籍、报刊文章及各方面的文件,获取大量信息,然后就向毛主席汇报,谈个人的看法,有时还替毛主席起草一些文章、文件,供他修改使用。

  江青发现,之所以在中央高级领导人中出现这方面那方面的问题,根子还是缺乏马列主义原著的学习,从而背离毛主席制定的革命路线。

  例如,在一九四三年初召开的中共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彭德怀和邓小平竟提出“民主建政”是中心环节,要实行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民有、民治、民享”,“忠孝廉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政策。江青看了这次会议简报,马上指给毛主席:“这些提法同你和党中央提出的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武装斗争,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的思想,把民族矛盾纳入阶级斗争学说中去指导工作的思路,把抗日战争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联系起来的方针,都是相对立的。还有,在抗日斗争进入紧要关头,彭德怀这位武将却在《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三个中心工作》的讲话中,宣扬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是法国大革命以来,各国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这是进步的、有正义感的人士所一致主张的。我们要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职业的平等,在人与人之间发扬互敬互爱。’你听,这是些什么话?”

  “放屁之言!”毛主席轻蔑地说:“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他就是爱出风头,也不管是不是应该他出来讲话,老毛病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他不感兴趣,就是热衷于孔孟之道,一介武夫,偏偏想搞点文的,所以就雇佣了几个屁秀才替他撰文胡说八道。”

  到了一九四三年四月七日,彭德怀又发表了《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继续宣传他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在太行地区干部会议上号召人们学习这篇谈话,报刊上接二连三地刊登学习这篇东西的文章。

  江青看到后,急忙对毛主席说:“你看看你这位老乡,越鼓吹的起劲了,你再不出面,他就更加肆无忌惮,会造成严重影响。他的这些东西和王明的那一套,没有什么两样。”

  毛主席说:“你替我起草一个东西,批评他的那一套国民党都可以接受的观点。他的那些谬论,触动不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一根毫毛,相反倒可以使我们的同志麻痹大意,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

  像往常一样,江青写得飞快,一篇体现着毛主席意图的信送到他的面前:

  “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我们觉得不妥。兹将我的意见列下:

  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博爱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谈话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是为着反封建的。不说言论出版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去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增进人类互相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讯及其他任何政治权利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其实现在各根据地的民主自由对某些人是太大、太多、太无限制,而不是太小、太少与过于限制,故中央在去年十一月曾发布关于宽大政治的解释,强调镇压反动分子的必要。你在谈话中没有采取此种方针。又如在现在各根据地提倡实行复决权,不但不利,而且是做不到。又如说法律上决不应有不平等规定,亦未将革命与反革命加以区别。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两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以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着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也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该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又如说西欧民主运动是从工人减少工作时间开始,这不符合事实。等等。”

  “你寄的《党内生活》已收到,候研究后如有意见再告你。”

  毛主席看了非常满意,马上签上自己的名字,并写上时间:一九四三年六月六日。

  彭德怀看了这封信后,很不是滋味,但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对北方局的领导人说:“老毛就是事多,咬文嚼字地找毛病。又有什么错误?我就看不到我有这么大的问题。”

  后来,彭德怀到延安,专门找毛主席争论这件事。毛主席不愿意和他胡搅蛮缠,浪费时间,又须给他指出问题的严重性,于是让江青跟他说一下。

  江青说:“主席为你的讲话,两天没有睡好觉。你代表中央讲这类的意见,应该事先请示中央,而不能这样无组织无纪律,这是向中央闹独立性的表现。毛主席说,希望以后再不要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彭德怀果然耍横:“你是代表谁来和我这样谈话?老毛呢?他为什么不能和我来谈?还要你出面。我认为,你还不够格。你只要替中央把老毛的身体照顾好就行了,其他的事情不要你来操心。好不好?”

  幸亏毛主席有交代,江青有了思想准备,没被彭德怀的话激怒,仍耐着性子说:“我是没有什么资格,可是我们共产党人是讲真理的,对的听,错误的批评。毛主席让我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你,这有什么够格不够格的?你的封建残余思想也太多了。如果你认为毛主席的批评有道理,还是尽快改正为好。”

  彭德怀一气之下,扬长而去,指示他所领导的《新华日报》删去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社论中有关批评他错误观点的段落,并要求对有些内容进行篡改之后再予转载。邓小平看到风向不对,赶紧转舵,在毛主席批评彭德怀之后,承认了错误,并在太行分局会议上揭发批判了彭德怀:“彭德怀的错误就是中央所指责的闹独立性和严重的党性不纯的主要表现,这当然是我们所不允许的。”

  江青认为,彭德怀他们这些武将的错误观点是有思想根源的,特别是与刘少奇这样的理论权威有关。



  刘少奇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就极力宣扬孔孟之道,特别强调所谓“修养”。江青看了这本书觉得很不是滋味,就问毛主席:“主席,刘少奇这个人怎么样啊?”

  毛主席说:“据大家反映还可以,我对他不是太了解。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听说取得了很大成绩。不过他是反对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给我写过一封信,介绍他长期受王明等人打击的情况,并表明坚决支持我,在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上表现还不错。对下面来的同志,我们要有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以老大自居,不能求全责备。”

  江青听主席这么说,笑了笑:“反正我看刘少奇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他的报告、文章,滔滔不绝,洋洋几万字,连个‘抗日战争’和‘民族战争’都不结合,空洞地大肆地去宣扬封建圣贤的修养之道,不讲阶级斗争,也不讲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

  毛主席感兴趣地问:“你说刘少奇的马列主义水平不高,何以见得?我倒想听听你的高见啊!”

  “列宁说得很清楚:‘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话表明,他严格要求社会科学应当用客观态度分析现代社会中每个阶级所处的地位及其发展的条件。这段话就是:在当前同资产阶级对立的一切阶级中,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其余的一切阶级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日益衰落和灭亡,无产阶级却是大工业本身的产物。中层阶级,即小工业家、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他们同资产阶级作斗争,都只是为了挽救他们这种中层等级的生存,以免于灭亡。所以,他们不是革命的,而是保守的。不仅如此,他们甚至是反动的,因为他们力图把历史的车轮扭向后转。如果说他们是革命的,那是指他们将转入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那是指他们维护的不是他们目前的利益,那是指他们抛弃自己原来的观点,而接受无产阶级观点。’列宁说,在许多历史著作中,马克思提供了用唯物主义观点研究历史、分析每个阶级内部各个集团或阶层地位的光辉而深刻的范例,透彻地指明为什么和怎么说‘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马克思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主义关系以后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江青说到这里时,望了一眼听得入了迷的毛主席后,接着说:“我讲的这些,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阶级分析的方法。”

  毛主席十分惊讶能从这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妻子口中听到这么精辟的马列主义道理,须知,她既不是高等学府的毕业生,更没留过洋,去过列宁的故乡苏联,甚至连坐下来正儿八经地读几年书的机会都被艰难困苦的生活奔波挤掉了。她学习马列主义,完全靠阶级觉悟,靠自己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再加上个人聪慧的天资。他更加喜欢她了,也更加器重她了。他一边内心里不断地赞赏她,一边有意提醒她:“你讲的固然都对,不过应该知道,理论要联系中国的实际才行呢。陈独秀和王明都是背马列书的专家,但是我说他们根本不懂得马列主义,只会用马列主义的一些只言片语来吓唬人。现在,我不是说你,希望你继续努力才好。”

  江青听了毛主席的鼓励和关爱,继续说:“王明他们的问题是机械地硬搬硬套马列主义词句,无论表现‘左’或右时都打着马克思的招牌。现在,彭德怀,甚至刘少奇他们,我认为,有点要用孔孟之道来篡改马列主义的倾向,使马克思列宁主义变得资产阶级也能接受,成为有益无害的偶像。”

  毛主席说:“你说的只是个苗头,并且不是当前的主要矛盾。随着历史进程的变化,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江青欲止又言地说:“主席,您无论讲话或写文章,千万不要被一些右倾思想的人所利用。”

  毛主席哈哈大笑道:“你看,会吗?不过,我还是感谢你的忠告,也希望你随时提醒我。”

  从此,江青和毛主席更加融为一体,毛主席的思想也体现了江青的认识,江青的不少意见也被毛主席糅合在他的著作中。同时,江青的性格和毛主席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都不甘心于忍受压迫和受制于人,都有着强烈的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和共同的共产主义远景计划目标,都是为了实现他们的革命蓝图而不惜一切地、义无返顾地、执着认真地、坚韧不拔地为之奋斗,永不停息的人。他们都把革命事业作为第一生命。



  世界上有许多被人称道的伟大婚姻,在中国的近代史上当数宋庆龄和孙中山,但比起江青与毛泽东,他们还是稍逊一筹,因为他们是资产阶级婚姻,而江青和毛泽东是无产阶级婚姻。从对丈夫的帮助而言,宋庆龄对孙中山,形式大于内容,江青对毛泽东,内容大于形式。再从时间上来说,宋庆龄和孙中山只有不足十年的光阴(1915—1925年1月),而江青与毛泽东度过了三十八年的光辉春秋(1938—1976年),时间是最好的考验,时间也是最铁面无私的见证。从1938年开始,江青忠实做好“贤内助”的革命工作,谱写着“贤内助”的辉煌。她殚思竭虑,帮助毛主席收集资料,代写电文,撰写文稿,探讨问题,发现和克服革命队伍中的一些不良倾向。可以说,毛主席这个时期的光辉著作,不少都包含着江青的心血。她用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铸就了伟大女性的地位,成为毛主席的忠诚助手和亲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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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重庆谈判



 “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从一诞生,既无金钱又无势力,也就是处于经济政治的最低层,要想翻身求解放,只有斗争。一开始,是与外部的阶级敌人斗,后来,随着政党的建立,革命队伍的形成,内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开始出现,所以共产党内的斗争就不可避免了。

  第一场使江青置身于中共上层斗争旋涡的是关于延安平剧院排演新编历史剧《逼上梁山》。

  一九四三年底,江青首先发现了《逼上梁山》这个剧目,并亲自到剧院观看了演出。她高兴地说:“这出戏的主题非常好,是反映农民革命的,我们革命都是反动派逼出来的。但是,剧本显得粗糙,不集中,我来参加你们的修改,好吗?”

  江青把剧本拿回来后,作了许多的修改,使演出更加成功。可这下引起了中共中央上层主管文艺工作的权威的反感。

  胡乔木说:“历史上恐怕没有这回事吧,这出戏起码是反历史主义的,还是不要演。传出去,好象延安再没有人才了,连戏也是胡编乱造的。”

  彭真随后说:“我同意胡乔木和齐燕铭同志的意见,这出戏还是不演为好。因为不符合真实情况。京剧就得反映历史,话剧可以反映现实。《逼上梁山》历史不历史,现实不现实,算什么东西!”

  争论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看了剧本,并动手进一步修改了个别地方,同时针对彭真等人的谬论说:“他们懂个屁!舞台上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是两回事。如果演戏变成演历史,我看就没有多少人愿意看戏了。能够把两者结合起来当然好,不能结合也可以编戏,只要符合生活的逻辑就行。”

  一九四四年四月九日,毛主席亲自和江青一起到剧院看了《逼上梁山》的演出,回来高兴得睡不着觉,深夜给延安剧院写了封信,表达了自己的重要思想,江青随即整整齐齐地誊抄出来,第二天交给了剧院领导和编剧等人。

  毛主席在信中写道:“看了你们的戏,你们作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江青满以为有了毛主席的肯定和支持,这个戏剧革命将会进行下去。其实不然,彭真等人迫于毛主席的威望,口头上拥护,内心里反对,行动上拒不执行。江青还发现,刘少奇、朱德等人也支持彭真的观点,说了许多不负责任的话。江青思考,问题决不是那么简单,这个剧目的出现,触动了党内高层某些人的世界观,显现出他们马列主义水平的肤浅和无知,说不定他们内心深处还藏着一个资产阶级王国。尽管江青竭力宣传毛主席这封信,大谈“信”的重要意义,但收效甚微,甚至周扬、胡乔木、齐燕铭等反其道而行之,借批判“反历史主义”来破坏《逼上梁山》的名声,还打击、迫害《逼上梁山》的执笔人,并有计划地、有步骤地篡改、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和“信”的内容。从此,江青痛切地感到,虽然有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内部并不平静,两个阶级、两种思潮、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异常激烈的,以前还只认为是个别人的问题,个别的偶然现象,现在感到不是那么简单了。

  江青向毛主席谈了自己的看法,毛主席亦有同感地说:“现在是战争时期,这些问题留待全国解放后再说,你现在可以多关注下这方面的情况,看看他们的发展趋势。”

  到了一九四五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陕北有兴高采烈的欢呼,更有阶级斗争的暗流在涌动。

  八月十四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当天晚上,中共中央召开会议。会议很晚才结束,但是毛主席和江青一点睡意也没有,他们作了彻夜长谈。由于工作忙,这对夫妻白天很少有空闲,好多话只能留到晚上说。

  “中国人民整整抗战八年,终于打赢了这场战争。看来,对反动派就得打。你不打他,他就要打你。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这话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仍然是千真万确的真理。我这个人,和各式各样的人打了半辈子,看来还得继续打下去。打赢了我们解放全中国,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打输了我就是头号战犯,弄不好还得被蒋介石审判。江青,你有这个思想准备吗?”毛主席很亲切、很风趣地问道。

  这时,月亮已经偏西,正是夜阑人静的时候,这对革命伴侣之间的谈话正在进入高潮。

  “我没有你说的那个准备,我认为我们不会输,真理在我们一边,我们一定会争取到胜利。”江青兴奋而又坚定地说。

  毛主席爱抚地拍了一下江青的手说:“从长远来说,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说,你说的是对的。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军事家,不准备打败仗是不合格的,就不是一个好的革命家。准备输,才能够避免输的一切条件,而最后不会输。如果根本就不考虑输,恐怕最后的结果就是输,这里可有好多的辩证法呢。我们相识已经八年了,结婚也快七年了,我把自己的经验和教训告诉了你不少,你也学会指挥战争了吧?今后你要更多地注意军事工作,要掌管我这里的军事机要,逐渐学会指挥打仗。打仗也不难,只要能调动了自己的军队和敌人的军队就行了。不知己知彼,就只有死路一条。”

  “为什么要我掌管军事情报?”

  “下一步要和老蒋打呀!这场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现在大家可是都讲和平建国呢。”

  “这是善良人的好心,也是恶人的烟幕。你说,蒋介石会把中国甘心地交给共产党吗?”

  “当然不会!”江青已经明白了丈夫的意思,使自己对当前形势有了进一步认识。

  “不但不会,蒋介石还要借助外国人的力量消灭我们呢。抗战的时候,蒋介石就企图用日本人的手来消灭我们的力量。可惜那时候像彭德怀、朱德这些人不去分析各政治力量真实计划和打算,盲目地发动许多不应该由我们做主力的战争,不然,也许我们现在的力量还要更强大些。如今,日本是投降了,但日本的军事力量和军事人才被蒋介石接收不少,更何况美国也不希望中国由共产党掌权搞社会主义。所以打仗是不可避免的。”毛主席停顿了一下,满怀希望地看着江青的眼睛继续说:“你已经过了七、八年的考验,可以担当更大的责任了。让你参与军事机要和情报,不光是我的意见,也是中央的意见,这是为了更好地保密,更好地对付蒋介石的突然袭击。你看吧,新的大战很快就会展开的。”

  听了毛主席的一席话,江青眼明心亮,像整装待发的战士,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几年,江青深深地体会到,自己的丈夫就是站得高看得远,见他人所不见,想他人所不想。她无比强烈地挚爱着他,不光是夫妻意重,更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情深,还有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对自己领袖的无限崇敬和热爱。这多种情感,使她整天陶醉在幸福之中。

  就在毛主席向江青发出战争预言的第二天,蒋介石却发来一封邀请毛泽东去重庆进行和平谈判的电报: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中共中央为此召开了紧急会议,很晚才结束。

  “润之,你可千万不能去。”焦急地等待了大半夜的江青,一见毛主席开会回来,就迫不及待地说出自己的意见,因为她一眼就看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的阴谋。

  毛主席笑了笑:“明知这是蒋介石的一个把戏,但是我还要陪他玩一玩。究竟谁玩得了谁,世人将翘首望之。依我看,很可能得去一趟重庆,蒋介石在那里呆了八年,我去呆上一、两个月还是可以的。”今天,他的心情很好,话语里充满着幽默。

  江青着急了:“要去,我陪你一块去,我们生生死死也要在一起。”

  毛主席哈哈大笑道:“我还想让你做压寨夫人呢,怎么能说死呢。我比你年纪大,要死也是我先死嘛。”接着,他转为严肃地说:“我们都不能死,经过了多年的战争,好不容易出现了胜利的曙光,怎么能死呢?我们要让敌人去死,让反动的统治阶级下台。政治说穿了,就是要研究在阶级斗争中你死我活、你上我下的问题。不懂得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政治家,就指挥不了战争。我去你留下来,可以帮助我掌握政治、军事方面的动向,实现革命的计划。”

  对于毛主席的魄力、胆略和智慧,江青是深信不疑,但这毕竟是去闯龙潭虎穴,面对的是反复无常、一贯耍阴谋诡计的蒋介石,而重庆又是个特务横行、残杀革命志士如麻的魔窟。经过毛主席的讲说,江青从道理上通了,但还是忧心忡忡地说:“去重庆谈判,无论怎样,我看还是慎重些好。蒋介石这个人,言而无信,他要玩起鸿门宴来你怎么办?他要派刺客杀害你怎么办?他要让你交出军队、交出地盘,实际上逼你投降,你一拒绝他对你实行逮捕怎么办?还有,你离开延安,谁来代理你的职务?周恩来不愧为外交政治家,他的许多主意是很好的,可惜军事上不够火候。朱德也不行。这些年,要不是你以他们的名义发布一些命令和谈话,依靠他们的本领,可就差多了。这一系列的问题要是解决不好,后遗症可就大了。”

  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婚姻和家庭无不充满着政治。说夫妻之间不谈政治,家庭中不议论国家大事,那是不正常的,或者政见不和,无法谈拢,只保留名义上的夫妻关系,只有个人生活的需要;或者一方听命于另一方,不作政治上的探讨和争辩,只作奴隶和工具;或者以不谈为幌子,迎合孔孟之道的传统道德,做欺世盗名的伪君子。

  江青和毛泽东是无产阶级革命伴侣,他们的结合就是革命的结合,是政治见解一致基础上的婚姻。虽然江青是学生,但她也是伴侣,是同志,是战友。所以毛主席很高兴地听了江青的一番分析,板着她的肩头开了一句反映真实想法的玩笑:“知夫莫若妻,看来还是我的老婆是真疼我啊!”

  接着,他们探讨了上述问题。

  他们一起回顾了“七大”的情况。

  一九四五年四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这次大会开得很民主,江青直接参加了代表们的分组讨论。

  在讨论修改党章时,彭德怀发言说:“我是不同意在党章上写‘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的,一个人的思想哪能百分之百正确呢?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还有百分之零点一不对嘛。就这,也不能全部保证革命胜利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与会者一致反驳了彭德怀形而上学的谬论,坚决要求这样写。刘少奇表现得最为积极。他激动地说:

  “我们党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集体代表嘛,为什么不写?一定要写!”

  无疑地,刘少奇的说法是正确的,江青开始对刘少奇有了好感。她受毛主席的委托,为王明等人当选中央委员做了工作,同时她对大会选举刘少奇为政治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军委第一付主席也认为是正确的,尽管这之前她对刘少奇的一些观点有看法,但她相信毛主席的话:“一个革命家,如果不懂得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搞团结,他就会被敌人所打倒。”她也相信,只要紧跟毛主席,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每个人都会进步的。

  所以,她从毛主席的语气中得知一定要去重庆,并由刘少奇来主持中央工作,心中稍为宽松一些。

  几天后,刘少奇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毛主席当着江青的面对刘少奇说:“我去重庆,中央的重担就落在你的肩上了。”

  刘少奇说:“我会坚决按照你的意思办。”

  江青插话说:“即使主席要亲自去重庆,也需要派周恩来同志先去打前站。”

  刘少奇赶紧说:“江青同志的意见很正确,我会在中央会议上提出来的。”

  毛主席拍了拍江青的肩头,又指着熟睡中的女儿李讷,轻松幽默地对刘少奇说:“万一我要有个三长两短,她母女就交给你老弟了。”

  刘少奇回答得很慷慨:“请主席放心,有我在,就有江青同志和李讷在。就是牺牲我,也会保护好她们母女俩的。”

  随后,毛主席严肃地说:“为了工作的方便,今后江青要参与军事机要的决策,这对她是一个锻炼,同时也是培养党的妇女干部。有的人搞论资排辈,有的人又以江青是我毛泽东的老婆为借口不宜参与领导工作,这都是不对的。我一直把江青当成党的干部,革命的同志,然后才是夫妻关系。”

  “有些人是出之不可告人的目的。”刘少奇愤愤然地说:“江青同志虽然年轻,但革命的历史并不短,要说资历,也是很深的,经历过地下斗争的考验,与党内外的各种不良倾向作了坚决斗争。国民党发动派造谣污蔑江青同志,害怕毛主席的夫人参与革命的领导工作,尚可理解,我们的个别同志说三道四很不应该。我会做好这方面的工作的。并且江青同志从一九三八年调到军委办公室担任秘书后,就参与了党的军事机要,这点,中央的同志是清楚的,也是一致同意的。”

  看到刘少奇的态度,江青的心情又宽松了一些。同时她建议毛主席作好军事部署,“只有坚强的军事后盾,和谈才能进行顺利。”江青的这个观点,毛主席非常赞赏,并且早就作了安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蒋介石发来第一封电报之后,派林彪率领十万大军和五万干部奔赴东北。临行前,毛主席和林彪谈话,江青在座。

  “东北的战略地位很重要,这里既是重工业的基地,又紧靠苏联的后方。占领了这个地区,就为将来解放全中国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毛主席还和往常那样,一边说着话一边度着步子,手里夹着烟卷,不时地吸上一口。“从全国的条件来说,那里的形势比其他的地区要好一些。我看,只有你才能把那里的党、政、军、民都统率起来。下一步怎么打,你要有个计划。要立足于打,非打不可。我同江青同志谈过,她已经对军事很感兴趣。”

  江青插话说:“林彪同志是位英勇善战的大将,他对您的思想是吃得最透的,他一定不会辜负您和党中央的重托。”

  林彪点点头说:“我佩服主席的决策,对主席的命令我是无条件执行的。”

  毛主席说:“自己要用脑子,这点你比其他人强得多。我准备去重庆谈判,你这个主战派是个关键,你们越是坚决主张打,打得越狠越好,我在重庆越安全。这点,我和中央其他同志已经讲明了。”



  蒋介石以为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一着高棋,所以从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到八月二十三日,短短九天内,连发三封邀请电。

  于是,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中央主席的职务。

  开完会回到家中,江青稍有担忧地对毛主席说:“我看中央里,起码有一两个人是盼望你回不来的。”

  毛主席说:“这样好,让各种思想都暴露一下,这样才可以使我们更好地准备一下下篇文章的布局嘛。”

  毛主席又说:“现在整个国际国内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看着我毛泽东,我不会扫他们的兴的,去就去,无非是演一场鸿门宴嘛。我要是回不来,你就演一场替夫报仇的悲剧嘛。反正我已经和他们都讲好了。”

  这番话,使江青激动得伏在毛主席胸前掉下了眼泪。毛主席的博大胸怀感染了她,她抬起头,望着丈夫的眼睛,变得异常冷静和坚强。

  在去重庆的前一天,也就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毛主席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江青帮助整理和校对了《通知》全文。毛主席在这个文件中,分别对华北、华东解放区和华中华南解放区的斗争作了原则指示,告戒全党绝对不要依靠谈判,绝对不要希望国民党的善心,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

  临行前的晚上,毛主席和刘少奇等人谈话后,又和江青作了交代。毛主席抱着小女儿李讷,不住地亲吻她的脸蛋儿。他很庄重地说:“这是我们暂时的分别,不许掉眼泪。要显得高高兴兴,因为这不是个人问题,不是我们夫妻、家庭的分别,是关系到中国革命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党是坚强的、有希望的。我走之后,一旦延安有事,你可以给重庆办事处打电报,就说你的身体不适合就可以了。如果真有病也可以来,反正随时联系就行了。”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这是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毛主席中午将坐飞机赴重庆谈判,江青忙碌得连早饭都没有吃。她一再叮咛跟随毛主席去重庆的卫士齐吉树:“重庆是个‘火罐子’,热得厉害,主席肯定不习惯,请你多费心,特别是晚上,要催他早睡觉,不要怕他说你,主席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我就不多说了。我和主席都非常信任你,在重庆,主席的一切都靠你照顾了。”说最后一句话时,江青几乎要掉下眼泪。她为了让主席穿戴整齐一些,特意从苏联驻延安的工作人员那里借了电熨斗,把主席穿的衣服,里里外外熨了一遍。毛主席连顶帽子也没有(除了军帽),她又从苏联驻中共联络站的官员那里借了一顶灰色礼帽。她再次检查了给主席带的书,因为毛主席走到哪里都离不开书。

  忙碌得筋疲力尽的江青,来不及休息一下,又带着女儿李讷挤上了去机场送行的汽车。

  机场上已经人山人海,江青母女好不容易在保育员李若的帮助下来到毛主席跟前。

  毛主席望着江青激动中而带有忧虑的脸庞,只会意地点了点头。他用宽厚柔软的大手,在女儿的小脑瓜上轻轻地爱抚了一下,然后俯下魁梧的身躯,把女儿揽在胸前,在她稚嫩宽净的小额头上亲吻了一下。

  在这极短暂而匆忙的告别中,江青忍住了眼中的泪水,心中升腾起巨大的责任感:我要做好工作,迎接毛主席胜利归来。

  江青一直等待天上的飞机消失之后才和欢送的人们一道回去。回到家中,她迫不及待地向机要电台打听毛主席的情况,特别着重询问重庆机场欢迎的情况,她担心毛主席的安危。随后,她又向各个解放区了解毛主席走后的反映,她要完成毛主席的重托,掌握军事机要。

  其实,江青的忧虑和担心不是多余的,去重庆的危险性不说,延安共产党上层也有各种思想开始暴露出来。最突出的就是刘少奇代表的和平麻痹观点。毛主席刚刚离开延安,刘少奇就在《解放日报》上撰文说:“和平建设的新时代快要到来了,这是一个划时期性质的变化。”一些高级领导人也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身上,甚至幻想到国民党政府去当官。

  江青看到和听到这些一派喜洋洋的和平舆论,非常心急。她几次找到刘少奇,反对这种“和平建设”的思想观点,要求加紧备战,迎头痛击敢于来犯的国民党反动派。她一再提醒:“主席的教导是英明的:你们要敢打胜仗,多打胜仗,打得胜仗愈多愈漂亮,我在重庆越安全,回来越快。千万不要把和平的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大发慈悲上。”一开始,刘少奇还愿和江青商讨一些问题,后来就不耐烦了,背着江青说什么:“一个女人,管这么多干么!”

  江青看到刘少奇态度的微妙变化,就把毛主席临行前的告戒,直接通过各种渠道传达给其他中央领导和各解放区负责人。中国共产党是毛主席亲自参与缔造的,中国革命军队是毛主席亲自领导和指挥的,每次危难关头,都是毛主席力挽狂澜使革命得到挽救的,所以党和军队是最听毛主席的话的。各战场捷报频传,用力地支持了毛主席在重庆的谈判。

  毛主席已经走了快一个月了,江青着急地找到刘少奇:“中央应该采取措施让主席快点回来呀?”

  刘少奇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已经和重庆联系了,他们说谈判工作多次出现僵局,主席一时还回不来。请你放心,一旦有事,中央会按照主席的安排采取措施的。”

  江青看到刘少奇一付官腔,不由得说了一些气愤的话。刘少奇马上说:“你不要乱说,传出去影响不好,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要注意团结,维护和平的大局。”

  江青感到了不祥的预兆,回去后,立即按照事先和毛主席联系的方法,向重庆发报,借口看牙病,于一九四五年九月下旬,带着女儿李讷,飞抵重庆机场。由于一切都是秘密进行,外人谁也不知道,只悄悄地住在中共重庆办事处。

  毛主席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抱着女儿,亲着她说:“我的娃娃,爸爸好想你们呀,好想我的娃娃啊。”

  江青关切地打量着毛主席的面孔,见他安全无恙,才放心地说:“怎么拖了这么久还没定下来,都把人急死了。外面纷纷传言,蒋介石要把你扣留起来,我实在不放心你呀。”

  毛主席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谈判的进展,又询问延安的情况。江青谈了自己的看法,并把带来的材料交给主席:“据各根据地部队报上来的材料看,几乎所有的国民党军队都在积极地准备内战,只是他们的军队还没有来得及到达前线,所以用谈判来为他们赢得时间。这些材料都是最新的报告,有的不便用电文发出,我亲自带过来了。”

  毛主席看完后,对她说:“你还是不要暴露身份,以免让国民党知道了采取措施,要防止他们把你们作为人质。你还是看完病就回去吧。”

  “不,我要等你这边有点结果再回。既然来了,我总得能放心才回呀。只要我不暴露身份,其他的安全还是有保证的。”

  毛主席想了想,说:“也好,你再和他们了解一下情况,然后起草一个文件,给苏联党和政府通报一下,让他们对谈判的过程也有个基本的了解。我这次在重庆,对国际上的一些情况也摸透了。美国并不都是帮助老蒋的,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嘛。苏联的同志们也不是一切都好,他们对蒋介石还是抱有幻想的,总希望拿出个满意的东西来。这也影响了我们党内的同志,所以刘少奇他们的表现并不奇怪,这也促使我下决心再与蒋介石周旋下去。反正我们是两种打算都准备好了,一切看老蒋的诚意吧。”

  于是,江青每天把谈判过程中的一些情况记录下来,选择那些重要内容秘密地通知给苏联政府。毛主席告诉她:“对中国的事情,不管美国也好,苏联也好,他们都是从他们各自的利益出发来决定他们的策略的。尽管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支持我们的革命事业的。我们的事,我们最有发言权,谁也代替不了我们。”

  江青默默地按照毛主席的思路,干着交给她的任务。她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里,衣着简朴,不声不响地出入,像一个在校的大专女学生,整天秘密地工作着,帮助毛主席收集信息,向外传达毛主席的意图,草拟和整理毛主席的谈判思路。由于隐蔽得好,自始至终,外人谁也不知道她的底细,谁也不知道她在干什么,连负责监视毛主席谈判行动的军统特务头子沈醉事后也叹息:“她从没进入我们的视线。”

  一九四五年十月初,毛主席告诉江青:“谈判不会这样拖下去,我将召开记者招待会,向全世界公布谈判真相及我党态度,然后通知蒋介石,我将返回延安。我估计,蒋介石还不敢公开扣留我,我们这一个多月在重庆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你和女儿赶紧回延安,千万不要成为我说走就走的拖累。”江青听从毛主席的安排,立即秘密地返回到延安。

  在此后的一个多星期里,江青既向刘少奇、朱德等人对工作安排的不当而提出批评意见,又听到盛传“蒋介石要软禁毛泽东”而忧心如焚。但她不愧是毛主席教导出来的学生和战友,一方面做好最坏的准备,一旦毛主席被扣留软禁,马上携带女儿到重庆陪毛主席坐牢;一方面抓紧军事情报工作,把各种军事机要收集起来,分析形势的发展变化,同时多次敦促中央军委领导人,下达命令,迎头痛击国民党军队的进犯。江青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让蒋介石明白:光软禁一个毛泽东是没有用的,各根据地是铜墙铁壁,还不如同意毛泽东回延安,以赢得一些面子。尽管形势的发展不是江青一个人的作用,但无疑她的认识是正确的,她的作用是不可否认的。江青终于在十月十一日盼到了自己的丈夫、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胜利归来。

  江青作为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段的陕北斗争中,主要是协助毛主席做好军事机要和军事情报工作,把毛主席重庆谈判的意图,特别是“立足于打仗”的思想及时地传达给各根据地军民,为武装革命人民的战争头脑、克服和平麻痹幻想,做出了默默的贡献。同时,她从关于戏剧《逼上梁山》的争论、从毛主席去重庆之后刘少奇等人的表现,看出共产党内部路线分歧的严重,感到革命的路,今后是更长更艰巨。她的看法得到了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使她对党内斗争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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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陕北转战


 经历了重庆谈判刻骨铭心的离别,目睹了抗日战争后党内和平思想的泛滥,江青和毛主席的思想认识达到了更高境界的一致。那生离死别一般的思念,使江青一步也不愿意离开毛主席,而毛主席呢,看到江青能想自己之所想,做自己之愿做,这种革命的知音真是难求,他真正体会到了革命爱情的幸福,战斗伴侣的欢愉。



  蒋介石的罪恶行径,完全按毛主席预料的那样发展着。

  重庆谈判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政治谈判桌上狼狈不堪的蒋介石反动派,在军事战场上更是一败涂地。黔驴技穷,蒋介石孤注一掷,1947年开始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把罪恶的魔爪伸向山东解放区和陕甘宁边区。

  毛主席为了诱敌深入,与蒋匪军进行机动灵活的周旋,决计撤离延安。

  说实在的,江青对延安是非常有感情的。自从1937年来到延安,已有整整十个年头,这是她青春年华最辉煌的时期。在这里,她投入到党中央的怀抱,作为一个年轻的马列主义者找到了政治上的归宿。在这里,她结识了伟人毛泽东,多少个夕阳余辉中,延河边、宝塔下,聆听毛主席的教诲,共同探讨革命的真理;多少次幸福时光里,她陶醉在毛主席宽大柔软手掌的爱抚中;又有多少个难忘的时刻,她因受到伟大领袖的赞许和夸奖而激动幸福得脸发红,眼发亮,浑身充满使不完的力量。煤油灯下,窑洞窗前,她洒下了汗水和心血,为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而废寝忘食;田间地头,大生产的原野上,纺织毛线的院落里,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播种了她的希望,收获了她的喜悦。

  她怀着无限的深情对毛主席说:“能不能想个办法不离开延安呢?虽然从理智上说,我是明白的,但真要离开,还实在舍不得!”毛主席温和地说:“我们不是已经多次探讨过这个问题了吗?你的许多分析和见解对我都有启发,怎么该走了又犹豫了呢?我们的眼光要放远些,要胸怀全国放眼世界啊!”江青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看来,我还是有些恋旧情结。”毛主席抽着烟,在窑洞里度着步说:“恋旧并不都是坏事,但应看哪些旧应恋,哪些旧不应恋,恋旧、重感情也应服务于革命的大目标。”

  江青品味着毛主席的话,很快收拾好了东西。这已是1947年3月18日下午,延安已是兵临城下,形势非常严峻,彭德怀更是暴跳如雷,催着毛主席赶快离开。可是毛主席还是稳如泰山,和部队负责人谈话,并不时关心地询问机关和群众撤退情况,不少人急得没办法,央求江青出面说服毛主席快走。

  实际上,江青经常做些别人不能做的工作,毛主席几乎每次都采纳了她的意见。例如,有一次毛主席批评一个高级将领,生气地说:“你到外面给我晒太阳去!”这位将领真的晒了一上午太阳,卫兵看不过意,告诉了江青,江青马上见到毛主席,提醒他他不要这样责备和惩罚同志,毛主席歉意地点了点头,说:“我一时发火,没想到他认了真,我一忙,把这事忘了,你快去安慰下他。”江青说:“我早把您的意思向他解释完了。”毛主席高兴地拍了下江青的手,又去忙了。

  但这次,江青虽然也着急,可是说了几次仍不管用,毛主席一定坚持最后离开延安,还说要看看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胡宗南的兵是个什么样。没法,周恩来请来彭德怀。彭德怀心急火燎地命令工作人员和部队士兵快搬东西上汽车,硬是逼着毛主席坐到汽车上。事后,江青笑着对毛主席说:“彭德怀虽然思想上有不少毛病,可打仗还行,他气势很凶地逼着你上汽车,也算立了一功。”毛主席说:“这些人是能共患难不能同胜利的,也很难一块将革命进行到底,因为生活一安定,工作一顺利,敌人一捧场,他们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就会暴露出来。”

  深夜,江青陪着毛主席,带着女儿李讷,还有两位警卫员,挤进一辆轻型吉普车,慢慢开出了他们朝夕相处住了十年的延安古城,向着大雪覆盖的荒原前进。车队在春寒料峭的黑夜中,奔驰了70 多公里,3月19日凌晨,到达转战陕北的第一站——延川县永坪镇西南面的刘家渠。

  敌机盲目地在天上乱飞,不时投下炸弹和进行疯狂的扫射。为了安全,19日白天连续转移了好几个村庄,夜晚来到清涧县的高家(山佥)(险)村。毛主席坚持不打扰老百姓,就在村外的石板上睡了一夜。江青抱着才七岁的女儿,偎在毛主席身边,好歹休息到天明。江青向毛主席建议:“应该打一仗,挫挫胡宗南的锐气,不然,老是让他们追着屁股。”毛主席高兴地说:“你已经懂得军事了,很好。你记得我们撤离的路上经过一处地势险要的大川吗?你还说这是伏击的好地方。你马上拟份通知,告诉彭德怀,就在这个地方打伏击,这个地名叫青化砭。”

  于是,1947年3月25日,旗开得胜,解放军在青化砭全歼敌三十一旅,标志着进攻延安的胡宗南从此开始走下坡路。



  3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延安北面的子长县王家坪村开会,商量下步行动。毛主席依然坚持他的意见,坚决不离开陕北,要和陕北军民并肩战斗,拖住蒋介石的最大战略预备队胡宗南集团,减轻山东和华北战场的压力,配合即将开始的战略反攻。不少人认为,陕北兵力单薄,非常危险,应该撤到黄河以东去。经过激烈的争论,最后在清涧县枣林沟会议上形成妥协,把书记处一分为二,一部分过黄河,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一部分留在陕北。毛主席带领周恩来、任弼时,代表党中央,转战陕北,坚持斗争;刘少奇、朱德他们的中央工作委员会过黄河。

  书记处分工后,中央机关也需要调整。当时最危险的是留在陕北,其次是去晋西北,最安全的是太行解放区。江青听了这个消息后,立即表示跟随毛主席留在陕北,继续参加最艰苦的斗争。可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夫人、子女,如邓颖超等人已全部安置到安全地区,特别是女同志,没有一个留在陕北。江青找到毛主席申述理由,表明态度,让他支持自己的意见。毛主席非常赞赏江青的坚决态度,他何尝不知道陕北的危险和艰苦,但他更愿她经受锻炼和考验,自己的亲人更应该走在革命斗争的最前面嘛,这是他的一贯的思想和作风。同时从工作考虑,他也不愿离开江青。她那清丽漂亮的楷体字、流畅丰富的文学功力,能够准确无误地把自己的意思表达出来、发挥出来,变为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全党的一致行动;她那些迸发着革命火花的智慧和敏捷,常常给自己以启发,使自己的思维更加明确和坚定;她那些深深的、点点滴滴的、混合着革命同志、战友、师生的浓重的夫妻情感,常常成为自己驱逐困难、烦恼的兴奋剂。在今后征途险恶的日子,他很需要这位知己陪伴在身旁。毛主席支持了江青的要求,使江青成为留在陕北、转战陕北的唯一女同志。随后他们安排自己的女儿李讷,跟随邓颖超她们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留在陕北的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机关的同志编为一个支队,番号是“三支队”,任弼时是支队司令,陆定一是政治委员,江青担任了政治助理员,而毛主席和周恩来则以“代号”相称,随支队行动。一切就绪后,这支部队就向陕北的绥德方向进发。

  33岁的江青一身戎装,头戴解放军帽,佩有红领章,打着裹腿,足蹬黑布鞋,骑在马背上,俨然是一位英姿飒爽的女将军。有时马匹不够,她和毛主席就同骑一匹大青马;遇到难行的路,她就和毛主席一起步行,互相搀扶;黑夜走山路有危险,她就拉着毛主席的手,与其他干部战士连成一串。泥泞的黄土路,崇山峻岭的艰难跋涉,趟着深沟浅河冰冷的水,她像男同志一样挺过来了 。有准备的担架,毛主席坚持不坐,她也坚持不坐,自始至终表现了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旺盛斗志。

  陕北转战的艰苦日子,江青是忙碌的。她除了参加支队司令员任弼时召集的指挥员会议,作为机要秘书还需要随时参加中央领导的会议,参与起草毛主席口授的文件和命令,同时还要做好政治动员、军事宣传工作。

  4月5日到达靖边县的青阳岔。由于这里相对安全,三支队就暂时住下来。江青根据毛主席的吩咐,带领战士们到地里帮助农民搞好春耕生产,毛主席则抓紧时间写作,研究当前斗争的实际问题。这两天,淅淅沥沥下个不停的春雨住了,天放晴,风和日丽,小草换了嫩装,葱绿一片,高大挺拔的白杨树也抽青吐翠,绽出一片片新芽。由于气候变暖,毛主席的皮肤过敏,手肿得厉害,还起了水疱,江青着急地找来黄树则大夫,敷了药膏,包扎起来。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着千军万马,时间比金子还宝贵,怎么能停下来不写字呢?江青于是放下其他工作,专门坐在毛主席身边,记录着毛主席的伟大思维。已经连续工作了十几个小时,由于两人都全神贯注,忘掉了时间,忘掉了空间,以致连卫士们进进出出倒了几次开水,加了几次灯油,他们都不察觉,开水凉了也来不及喝一口。山村的午夜静极了,听得见大理河(靖边县境内的一条小河)的呼吸和山风留在窗纸上的絮语,周围的山峁、沟壑、窑洞都入睡了,只有青阳岔村青阳坡上毛主席和江青的这孔窑洞还亮着灯光。一个口述着对当前形势的分析和战略的思考,一个奋笔疾书,用最准确最精道的语句写出美丽流畅的文字。当启明星最后隐去,东方现出一片柔和的浅紫色和鱼肚白,毛主席大手一挥,结束了他伟大思考的驰骋,江青也高兴地在稿纸上画上最后一个标点。毛主席一目十行地飞速浏览了一遍,满意地签上名字。这就是收在《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的《一九四七年四月九日的通知》这篇光辉著作的诞生。

  毛主席在《通知》中,极其深刻地揭露了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进攻我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罪恶行经,庄严宣布:“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必须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并满怀信心地指出:“此项目的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一九四七年六月初,陕北连降了几场暴雨,沟满河平,给三支队的行动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光搭浮桥就花去了不少精力,还要给老百姓增加负担。一次,搭浮桥遇到困难,江青知道这一情况后,立即带领几位政工人员到村里查看。走到村头,只见一座庙宇占了很大面积,几重大门的院子里堆着一些木料。由于是庙里的财产,大家都不敢动。江青找到村干部,向他们说明当前的紧急形势,让他们跟群众做说服教育工作,要破除迷信,打破不能动庙里一草一木的清规戒律。经过一番工作,群众都高兴地跑到庙里,把门卸掉,把木料抬出来,很快搭好了一座浮桥,使三支队指战员和中央首长顺利地迅速地渡了河。江青怕群众还有想法,专门找了一位帮助搭桥的老汉问:“搬运庙里的东西搭桥,大家有意见吗?”老汉爽快地回答:“首长,我们这些穷苦人现在不信神了,只信共产党、毛主席,只要毛主席健健康康,平平安安,比建十座庙、烧几辈子香都可靠。”江青激动地握住老汉的手,连声说:“谢谢!谢谢!”心里想:“只有落后的领导没有落后的群众,中国的贫苦农民阶级是最革命的。”这位老汉握手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位女同志,没想到这支艰苦转战的解放军队伍里还有位女首长,惊讶得呆在那里好一会。但他更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女同志还是毛主席的战友和夫人呢!

  6月中旬,三支队经过几个雨夜急行军的转战,住进了靖边县的天赐湾。天赐湾座落在大虎高粱山的山腰,刚住下,敌兵就过来了。当时形势危急,山沟里就是大队的敌人,稍不小心就会暴露目标。毛主席沉着指挥应战,江青也同其他首长一样,深入连队协助做好指战员的政治思想工作。结果,敌人在沟底转了个弯,便顺沟朝别的方向走了。他们万万想不到,整天追寻的毛泽东,就歇息在自己头顶的半山腰上。

  因为天赐湾只有20来户人家,根本无法住下三支队,几位中央首长挤在两间土窑洞里,江青和毛主席住里边一个小窑洞,周恩来、任弼时等人挤在外间土炕上,毛主席和江青让警卫人员找些禾草铺在窑洞里的地面上挤着睡。

  刚住定,房东大嫂回来了。大嫂叫马怀芳,丈夫叫王有余,他们一家人都转移到山沟里,什么都搬走了。见自己部队的同志来了,赶忙从山沟里回来招待亲人,安上锅点着火烧水做饭。

  江青见大嫂忙碌,立即过来搭把手。她见大嫂面黄肌瘦,说话有气无力,亲切地问道:“大嫂,你是不是病了?”马怀芳把自己的病情说了一遍,江青马上报告了主席,让三支队的医生黄树则对她进行检查。经诊断,大嫂是肝炎。于是,江青带着大嫂打了针,拿了药,跑前跑后,忙个不停,并一再嘱咐她要注意休息。马怀芳非常感动,说江青是她的救命恩人,江青说:“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为穷苦人打天下,为您做这点事是应该的。”马怀芳为了表示感激之情,不顾江青的劝阻,执意返回到山里转移的地方,拿来自家的炸豆腐、糜面糕等吃的东西,让江青和毛主席吃。从此,江青和马怀芳成了好朋友,每天领着她去打针,不几天,病情就大为好转。马怀芳的丈夫王有余更加感激,每天主动地义务地为毛主席站岗放哨。后来,三支队离开天赐湾到靖边县的小河村驻扎,马怀芳专程赶来,看望毛主席和江青。



  小河村是个大村庄,三支队几百号人分散地住在老百姓家中。江青和毛主席的房东家养蚕,蚕吃桑叶的声音很大,再加上出来进去喂蚕,警卫员怕影响毛主席的休息,对房东进行了一些限制,江青和毛主席听说后很生气,批评了警卫员们的做法,使房东很感动。房东的邻居住着母女几个,丈夫参加了解放军。这母亲和大女儿俩经常帮江青和毛主席做事,江青就教她们家的孩子们识字,向她们全家宣传革命道理,还抽空到地里帮助干农活,相处得就象一家人。有时江青亲自做了饭请她们母女几个过来一块吃,她们做了好吃的也送给江青和毛主席尝尝。

  在小河村的40多天里,江青非常忙碌。她经常参加村民会议,讲解当前形势,让大家建立必胜的信心;她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启发贫苦农民的政治觉悟,宣传革命的光明前途,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理想。她的讲演使人们非常感动。她与群众一起忆苦思甜时,把自己从小受的苦都讲出来,与最下层的农民心灵上得到沟通、交融,讲到动情处,台上台下一片哭声。她参加土改工作,把发现的问题及时向毛主席汇报,为中央小河会议上纠正土改运动中“左”右倾错误提供了素材。

  小河会议是1947年7月21日至7月23日召开的,江青作为军委机要秘书参加了这次中央前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军事将领参加,同时也有像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等一些非军事领导人与会。

  小河会议之前,毛主席和江青议论过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后各野战军的相互配合问题。江青说:“现在的形势显示,中国人民最后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历史进程正在加快。由于各战场形势大好,很容易产生骄傲情绪和只看到本战区情况的各自为政的思想,主席您应该出面协调一下,对他们提出更严格的要求。”毛主席说:“你提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及时,我正想和恩来、弼时商量,召开一次军事会议,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小河会议开得很成功。陕甘宁晋绥司令员贺龙,太岳纵队司令员陈赓,以及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十七、八位军政领导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贯彻了毛主席“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战略部署,明确了下一阶段的目标和任务,把解放军的战略大反攻正式列入时间表,同时解决了军事指挥、土改运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为下一步军事行动打下了良好的思想、物资和群众基础。

  小河会议之后,1947年7月31日,三支队改称九支队,秘密转移出小河村。所谓保密,只是对敌人而言,听说三支队要走,小河村的群众纷纷前来送行,把中央首长和指战员们围成一块块的,久久不肯离开。有不少妇女拉着江青的手,恋恋不舍,送出村外很远还不愿意回去,不少女孩子还向江青提出要求:“我跟你们去!”江青激动地说:“大家回去吧,我们很快就会回来的。现在赶紧回家,做好坚壁清野,不让敌人得到一粒粮食。彻底消灭敌人的日子不远了!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八月的陕北,正是暑热天气,天上骄阳似火,地上热浪炙人,空寂的川道里像蒸笼一样,不少干部战士都热得脱掉上衣还是喘不过气来。江青作为这支队伍中的唯一女同志,更是闷热难耐,本来给她配有马匹,但她不愿特殊,执意和大家一块步行,遇到小河,就打起赤脚,涉水而过。同时她布置政工人员,抓紧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以免炎热消磨了部队的斗志。她鼓励大家:“要常想想红军长征,把眼前这点困难和雪山草地作比较,就会增加克服困难的力量和勇气。”她还引导战士们设想敌人的处境,提高革命意志。她说:“敌人老叫咱牵着鼻子走,人生地不熟,吃没吃的,睡没睡的,又没群众支持,越走越是死路一条,那才叫苦呢。那像咱们,处处有亲人,现在虽然吃点苦,可是换来了胜利,走出全国的彻底解放。”

  这样的行军,从8月1日离开小河村,到9月初,连续40多天,走过了靖边、子长、清涧、子洲、绥德、米脂等陕北一些县的地区,最后到达靠近黄河的佳县。一路上,时而热得像个蒸笼,时而被暴雨淋得像个落汤鸡,时而白昼,时而黑夜,时而泥泞的山川,时而崎岖的羊肠小道。天上有敌人的飞机轰鸣扫射,身后、左右、甚至擦肩而过的都是敌军追击部队。

  在行军途中,毛主席亲自部署了沙家店战役,并于9月20日下午取得完全彻底的胜利。这一仗,以雷霆万钧之势,闪电般地来到期待胜利的人们面前。仅仅几天以前,敌人还凶焰万丈,妄想一战结束陕北战争,然而现在,敌人就象摄氏寒暑表上的水银柱,突然从一百度降到零度以下,彻底垮了。而身处险境的我军,转眼间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江青亲历其景,身临其境,目睹了毛主席的运筹帷幄,参与了书写了一道道命令和指示,在许多关键时刻,关心、照顾、提醒了自己的丈夫、伟大的领袖,这一切,怎么能不使她感到无限自豪和激动万分呢!

  沙家店战役结束后,江青和一些政工人员参加了教育俘虏兵的工作。她以翔实的材料,生动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向国民党俘虏讲话,把他们都感动得流泪,有的放声大哭,立即甩掉国民党兵的服装,要求参加解放军,甚至跪在地上,不答应就不起来。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毛主席、江青和支队的同志们来到佳县的神泉堡。由于形势相对稳定,毛主席除了指挥全国的作战,可利用的空余时间相对多了,十分想多读一些书,并开始了他的英语课程的学习。于是,毛主席派江青带着几个警卫员渡过黄河,到山西后方取些书来,顺便看看女儿李讷。



  母女连心,江青见到战火中分别了半年多的女儿,其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女儿李讷扑在母亲怀中,亲热地哭了起来,毕竟才是七岁的孩子啊。江青一向不溺爱女儿,是慈母也是严师。父亲毛泽东尽管十分喜爱这个女儿,但他日理万机,忙于操持军政大事,只有休息时才能逗她玩耍一下,所以教育女儿的重担就落在了母亲江青的身上。江青亲切而又细心地询问了李讷生活学习的情况,决定把她带到陕北毛主席的身边,这也是她父亲的心愿。

  于是,江青携带女儿,完成了党交给的其他任务后,又渡过黄河,回到陕北佳县城关附近的吕家坪,与前来迎接她们的毛主席会合。父女“久别重逢”,很长时间沉浸在亲热之中。江青怕冷落了同来照顾李讷的保育员韩桂馨,忙把她介绍给毛主席。随后,江青一家三口住进了米脂县杨家沟的一个三孔窑洞中,同院里还住着周恩来。平时,女儿李讷由保育员带领玩耍,江青和毛主席忙各自的工作;闲暇时,李讷或者不停地向毛主席撒娇,引得毛主席一阵阵哈哈大笑,或者把母亲教唱的《打渔杀家》片断,又唱又表演地给父母和周恩来等其他首长看,赢得掌声和赞美。江青这时都站在一旁,满意地微笑着。一家人其乐融融,幸福美满。

  在杨家沟期间,江青首先参加了土改工作,深入走访贫农,仔细调查了这个村庄的土改状况,多次参加斗争地主的大会,耐心听取了村干部的汇报。通过了解,江青发现这个村庄的个别干部掌握土改政策不好,有侵犯中农利益的现象;更为严重的,由于这里是老解放区,村里主要干部滋生了享乐腐化的思想,私心严重,在土改中分好地、多分地,有的到地主富农家去吃喝,甚至发展到被地主拉下水,娶地主的闺女当老婆就替地主说话,不让贫苦农民继续斗争地主,帮助地主隐匿土地、转移浮财,等等。同时,她发现土改中思想教育工作十分薄弱,她认为,土改不光是斗地主分土地,而且应该让农民从思想上翻身,要认识到分土地不是谁的恩赐,而是夺回自己的劳动果实。土改就应该使农民明白这个道理。

  江青向毛主席谈了这些情况,并说:“随着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一些不纯分子也趁机钻进党内。正如列宁说的,当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什么样的人物都会高喊革命,都会拼命往革命队伍里钻。又说,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主席,您应当重视这个问题。”毛主席故意问:“那你说怎么办?”江青爽快地回答:“应该进行一次全党整风,查查阶级出身、思想认识,严肃查处那些不符合革命要求的、作风败坏的不纯分子,把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清洗出去,进而纯洁组织,整顿思想和作风。”毛主席大手一拍:“好。你好好准备一下材料,我要写篇文章,指导全党全军的工作。”这就是毛主席日夜赶写、江青全力协助、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完成的光辉著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在这篇文章中,江青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才思敏捷,文笔流畅,工作热情十分高涨,整夜整夜地陪伴毛主席到天明。有时毛主席说,江青记;有时为了一个问题,两人反复推敲;有时因为想到一块、说了相同的意思而会心地一阵欢笑。

  江青参加了中共中央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杨家沟举行的会议。这是中共党史上非常重要的“十二月会议”,毛主席在会上的报告《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成为这次会议的纲领性文件,与会的中共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讨论了这个报告,最后一致通过了这个报告。

  江青在参加会议之余,还应邀对晋绥平剧团的演出节目进行指导。《恶虎村》是演黄天霸的戏,过去把他当成英雄人物颂扬。江青说:“你们对这个戏的改编有了新意,揭露了黄天霸这个清王朝豢养的镇压人民的鹰犬的奸诈和阴险,但还不够深刻,同时还应该大力树立正面人物濮天雕、濮天虬兄弟的形象。”剧团采纳了江青的意见,在“中央十二月会议”结束那天进行了演出,毛主席、周恩来等人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职人员,毛主席称赞说:“你们的戏改得很成功,演得也很成功。对于旧的传统戏目,就是要从大处着眼进行改革,把旧戏改造成为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新艺术。”

  1948年春,经过胡宗南几十万匪军的抢掠、糟蹋和风沙雨涝、霜冰等自然灾害的侵袭的陕北大地,闹起了饥荒,上百万军民陷入饿肚子的威胁。

  毛主席号召中央机关所有人员每人每天节约一两粮食,帮助群众度过春荒。

  江青带着女儿李讷积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坚持吃大灶饭,和一般人员一样是一天两顿盐水煮黑豆,连豆皮都不去掉。她教育幼小的女儿:“你看贫苦农民的孩子连饭都吃不上,有时偷马料吃,咱们有豆子吃就很好了,你说是吗?”七岁的李讷点点头,懂事地说:“黑豆好吃。”江青又说:“我们是毛主席最亲近的人,一定不能搞特殊,别人能做到的,我们一定要做得更好。陕北的娃娃吃黑豆长得很壮,你也一定行。”李讷为了表示“能行”,随即向爸爸妈妈表演了一个《打渔杀家》中萧桂英的造型,引得江青和毛主席都笑了。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下午,江青满怀深情地离开了陕北米脂县杨家沟,跟随毛主席,东渡黄河,结束了一年来的陕北转战。

  这一年的陕北斗争,是江青一生中极为辉煌的一页。江青没有参加过万里长征,但艰苦惊险和极端困难的陕北转战,并不亚于长征,而且更难能可贵的是,她是陕北战役中一步也没有离开毛主席、一直协助毛主席工作、时刻关心照顾毛主席生活的唯一女同志。艰险的陕北转战,使江青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成为更加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勇敢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为革命献身的共同理想、繁忙紧张的战争生活、恶劣的斗争环境,使江青和毛主席的革命爱情得到升华,使他们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婚姻赋予更加崭新、更加充满勃勃生气的内容。毛主席临危不惧、指挥若定、运筹于窑洞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识和气魄,惊天地泣鬼神的旷世才华,与劳苦大众同生死共患难的高尚品格,时时拨动着江青的心弦,促使她更快地更健康地成熟起来。而江青的敏捷细致、蓬勃朝气、勇往直前的革命进取精神、精通马列主义著作的惊人记忆力,也不断地敲击着伟人毛泽东的心灵,使他对她更加信赖和疼爱,成为他生活的必需、工作的最得力助手、政治的最亲密战友,他为选择江青而感到幸福、满足和自豪。他们是真正的、亘古少有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夫妻和政治伴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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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共产党历史,就是同毛斗争、同毛思想斗争的历史。上面《江青评传》这段历史,就说明了问题。十次路线斗争,就是同毛同毛思想的斗争史。中共党史是一部毛泽东与各种左右倾机会主义做斗争,一次次证明毛泽东政治领导和思想、路线的正确,并不断壮大发展、取得胜利,完成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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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秘密使命

一九四八年春,江青在胜利结束了陕北转战之后,跟随毛主席经历了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惊心动魄的大轰炸,辗转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北坡,一直住到一九四九年春。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江青夜以继日地协助毛主席做好工作,因为在这里,毛主席指挥了举世闻名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写出了振聋发聩的《将革命进行到底》的雄文伟章,主持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向全党发出了两个“务必”(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警惕阶级敌人“糖衣炮弹”的醒世恒言,预见了共产党夺取政权后的反“和平演变”更加艰巨的斗争。而这一切,都包含着江青的想法和看法,或者说,这些方方面面的问题,江青都和毛主席一起探讨过、研究过,在毛主席的启迪下,在共同切磋的过程中,她更加明确清晰起来,她把自己的思想溶入了毛泽东思想。

  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六日,江青随毛主席抵达北京,住在西郊的香山双清别墅。中国革命胜利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江青和毛主席都是非常激动的,他们彻夜未眠,交谈着今后的革命道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毛主席说:“我们不能做李自成。但无产阶级革命在夺取政权之后应该如何搞法?中国的社会主义应如何进行?苏联的经验是否都适合我们中国?苏联的一切是否都好?这些问题一直缭绕在我的脑海中。江青,你有什么看法?”江青望着毛主席的脸说:“我看应该到苏联去一趟进行实地考察下,把他们有益的经验拿过来,对于他们走的弯路、出现的问题,我们也好避免。”毛主席高兴地说:“你又和我想到一块去了。可是,我无法脱身,派别人去,他们回来净说苏联这也好那也好,谈不出实际情况,看不出存在的问题,寻找不出解决的办法。我现在考虑派你去一趟。一是悄悄地来回,不会有大的影响,再者,也好找个理由作为托辞。你愿意吗?”江青嗔怪地说:“还问我愿意不愿意,只要是为了革命事业,只要是您这位大主席的安排,我说过二话吗?我想,就以看病为名,。李讷的扁桃体经常发炎,影响孩子的健康成长,大夫说应该尽快切除;我这两年的奔波,生活条件那么差,就我一个女人生活在你们这些大男人中间,很不方便,许多卫生都无法做到,总感到身上有些不舒服,很想看看大夫认真检查一下。你说行吗?”毛主席亲切地握着江青的手说:“陕北转战真难为你啦!现在胜利了,是该好好看看病,今后的斗争我还离不开你这个亲密助手呢。只是,这一段的荣誉、掌声、鲜花你可享受不到了。”江青抽回自己的手,认真地说:“我是那种爱虚荣的人吗?”毛主席赶紧说:“好!那就这样商定了,你准备一下尽快动身,就算我毛泽东的秘密特使吧,不过不能告诉任何人。”

  于是,江青带着女儿李讷坐火车到大连,再乘飞机到达莫斯科。

  其实,江青除了身负使命,也确实需要看病,所以,曾在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六年先后四次去过苏联。江青的疾病主要是由于战争的摧残和恶劣环境的磨难,使她得了子宫癌(当时苏联的大夫让她化疗),又患有胆囊炎等症,一劳累就脸色苍白,严重时瘦弱憔悴,体重降到不足100磅。

  在苏联,江青接触了苏联当局方方面面的人物,也曾到农村、工厂参观访问。斯大林高兴地接见并宴请过她,集体农庄的农民曾和她亲切交谈,工厂的工人们也热情地接待过这位东方贵客。

  江青通过对苏联的考察,发现了不少问题。斯大林是位伟大的马列主义者,他领导了卫国战争,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在苏联、乃至全世界享有崇高的威望,苏联人民真诚地热烈地崇拜自己的领袖。对此,斯大林是保持清醒的头脑的。但他过于封闭自己,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不多,只依靠汇报做出决策。他可能接受了列宁被刺杀的教训,处处小心,保密措施十分严谨。更为严重的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他和苏共领导层光强调经济建设,只陶醉在高科技的辉煌成就中,不讲不抓思想领域的斗争,出了问题就依赖武力镇压,缺乏阶级斗争理论的指导。他对世界革命的指导与支援,往往优先考虑本国利益,考虑世界格局的平衡,流露出大国沙文主义的苗头,他手下的人这种思想更加严重。

  在苏共中央的最高层,表面上围着斯大林转,对斯大林是百依百顺,绝对服从,可是内心里各有各的小算盘。江青发现,他们对马列主义的原著并没有几个精通,只陶醉在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的自我满足中。甚至有的人争权夺利,斤斤计较自己的名利和地位,把职务的升迁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中不少人已严重脱离人民群众。

  江青特别注意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经常看一些电影、戏剧。实际上,苏联并没有像他们表面上宣传的那样保持马列主义的纯洁,而是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充塞了文化教育的各个方面。只以电影来说,除了反法西斯斗争反映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和鲜明的爱国主义思想,有些好的影片外,而其他片子,很少反映下层劳动人民,更看不出阶级斗争的精品;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对美好社会的向往,也大多局限在物质丰富、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把与传统观念的决裂、与私有制的决裂、共产主义政治思想水平的提高放在次要地位。同时,引进的西方电影、自己拍摄的电影,其中有不少是宣传低级趣味、资产阶级的温情思想,甚至模糊阶级阵线,反而强调阶级调和的必要性,把战争统统写成残酷的、没有人性的,制造恐怖气氛,混淆了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这类影片虽然不多,但很投合一些人的口味,大有上升的势头。

  有不少时候,江青带着俄语翻译,走到田间地头,接触到集体农庄的人群。苏联的农村,有原始农村公社的基础,实行集体化比较容易,只不过沙皇时期大地主、大庄园主是农村土地的主人,十月革命胜利后,土地收归集体所有,农民选出了自己的当家人,而地主富农大多逃到国外,所以农村似乎没有公开的阶级敌人,表面上看农民的阶级斗争观念比较淡薄。但这并不能说农村就没有阶级斗争了,据江青观察,这里阶级斗争还十分严重。残余的地主富农分子经常进行破坏和捣乱;集体农庄的庄员,由于缺乏思想教育,或者说思想教育工作薄弱,很多人自私自利,只想着自己过好日子,在农庄劳动只为了获取个人更大的收入;集体农庄的领导人大都不参加劳动,有的忙于事务性工作,有的把集体的办公条件搞的很豪华,小汽车也成为负责人的专车。一种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在弥漫着集体农庄。

  莫斯科郊区的工厂很多,大多数是十月革命后建立起来的,苏联很偏重于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江青在苏联,每天都能获得苏联工业战线捷报频传的好消息。江青在与苏联工人的接触中,获得了一种朝气蓬勃的力量。大多数工人都感到生活很满足,也很自豪,很少思考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问题,大家向往幸福的明天,而明天到底是什么样子,除了物质享受,很难再说出什么。问他们对工厂领导人的看法,也只是说“领导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干,多干活领导就多给奖金,比资本家强多了。”至于对工厂领导人的特权、种种不合理的享受,只有个别工人有意见,有看法,有的人还认为这是应该的“他们的功劳大,有能耐,应该享受一些特殊待遇。”

  在与工厂领导者交谈中,江青发现,这些人引经据典的管理模式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实质,套上了社会主义外衣,他们拿不出符合马列主义的新东西,还是“奖金挂帅”、“物质刺激”的老一套,他们实行的政策、奖惩办法、思想倾向,都是要培养一个包括管理人员和高级技术人员在内的特权阶层,把广大的工人群众当成阿斗,只用一些严格的制度、严厉的处罚来约束工人群众的行为,总是强调经济效益,而忽视精神、思想的作用,他们认为多给工人办点符合切身利益的好事就可以了,根本不想或者没有想到让工人们参与工厂的管理和决策。

  每次从苏联回来,江青的思想都不轻松,似乎待的时间愈长,发现苏联的问题愈多。她得出结论:中国不能照搬照学苏联的经验,中国应该走自己的路;自己应该协助毛主席开辟中国社会主义的马列主义道路。

  江青把自己的所见所听所思所想全部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高兴地说:“我毛泽东的妻子就是了不起,能看出苏联老大哥存在的问题,不简单!其实,我对苏联一直有自己的见解,从建党那天起,直到中央苏区的反围剿,长征路上的斗争,王明的一系列表现,都有苏联、特别是斯大林影响的存在。没有苏联的支持,中国共产党无法发展壮大,中国革命无法这么快取得伟大的胜利,这是事实。但事情都要一分为二,苏联的支持也要一分为二,他们的错误影响也给我们造成了困难和损失。过去是这样,今后很长一段时间还会这样。他们之所以有种种不正确的观点,还是个掌握马列主义的水平问题。他们不只影响我们,也会影响其他兄弟党,不只在国际上,也会在国内出问题,我原来就是这么考虑和分析的,你的实地考察,证实了我的看法。我们应该好好读马列的书,精通马列主义,研究中国的路怎么走。”

  毛主席又说:“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我们也住进了封建皇帝才有权居住的地方,我被有些人当成皇帝看待,你也成了中国的第一夫人。今后,你想做点什么工作?”江青思考了一下,严肃认真地说:“我从年轻时就开始信仰马列主义,立定志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自从跟了你,认识提高了,所以也更加坚决了。今后,我还是做个马前卒,做好你的哨兵,为我们的共同理想做一番事业。”“那好!你一不要挂什么荣誉头衔,二不要和那些资产阶级直接打交道,可以从文艺入手,就做一下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吧,同时多注意国际国内各种动向,收集些情报,一切有我出面处理就可以了。”毛主席经过深思熟虑地说。



  从此,江青默默地按毛主席的要求去做。她心领神会地意识到毛主席这样安排的良苦用心。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要想不出问题,必须抓好意识形态的斗争,经济所有制的改造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而思想意识方面的斗争将会长期存在下去,直到共产主义社会,弄的不好,党会变质,国会变色。所以,中国解放后,江青没有像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夫人那样忙于“社交”,忙于“和平事业”,忙于“儿童妇女工作”,而是潜心研究文化、教育、思想领域的阶级斗争,研究文艺战线上改革问题,江青名副其实地成为意识形态方面的尖兵。这项工作,作为整个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在世俗眼里,是件“出力不讨好”的工作。当革命胜利后,不少革命者需要的是鲜花、美酒,听的是颂歌,要的是光宗耀祖的风光,人前背后讲究的是地位、身份。惟独无产阶级革命者不讲这些,还需默默无闻地继续革命,继续“挑刺”,继续“找麻烦”,继续“讨人嫌”,一句话,还要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江青就是这样做的,江青的伟大也正在此处。



  1951年,江青用三个多月的时间参加了湖北省武汉附近农村的深入土改。她带着几名土改队员,仍旧用“李进”的名字,和贫苦农民吃住生活在一起。她决心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走出一条与苏联农村变革不同的道路。斗地主和听农民诉苦的工作必须做得既细又好,才能达到启发广大农民阶级觉悟的目的。农民痛哭时,江青也坐在地上一块哭泣;她尽管得了气管炎,还是参加查恶霸、起浮财、分土地的工作,并亲自把没收的财物送到贫雇农手中,把土地证分配给无地的农民。她告诉农民,这不是共产党的恩赐,也不是那个领导人的功劳,而是革命斗争胜利的结果,是夺回自己应得的财产,是天经地义的。今后,应该紧跟共产党和毛主席,提高阶级觉悟,彻底挖掉穷根子,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她特别注意做妇女工作,教育大家开阔眼界,加强思想政治认识,抛弃一切陈腐的旧观念、旧传统,做好名副其实的“半边天”。她对妇女问题的分析是清晰的,而且有很大的启发性。她处处以身作则,给土改工作队队员和农村干部做出了榜样,有时为了照顾她的健康,不让她一些十分艰苦的群众活动,她会生气地说:“你们这不是爱护我,而是让我脱离群众!”有时为了改善一下她的生活,在菜中多加了一些油,她也提出抗议。在湖北农村三个多月的生活快结束时,江青“不敢参加”最后的土改庆祝大会和工作队告别会,显然是因为人们已经兴奋得“近乎发狂”,他们的感激之情会使她受不了,临离开那天,农民们敲锣打鼓欢送,人们把她围了里三层外三层,好多人哭了,江青也哭了。



  江青和毛主席与苏联领导人夫妇最大的不同是永远不脱离群众,这也是江青多次秘密出使苏联后感到自豪的地方。经常去中南海访问的人看到的是一个平静、和蔼而贤良的江青。1952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六,毛主席过去的警卫员翟作钧来看望老首长,江青正和革命烈士毛泽民的儿子毛远新打牌(毛远新从延安时起就跟着毛主席,当时才几岁,主要由江青照看。),她马上热情地欢迎翟作钧的到来,还叫12岁的李讷和15岁的李敏出来问好,这下使这位老兵非常感动,他看到江青全家都穿着十分普通的布衣服和布鞋,吃晚饭时,特为招待他加了几个菜,一家人围坐在一起,气氛亲切而又热烈,江青饭前饭后一直忙里忙外,殷勤地招待客人,照顾孩子们,完全是个贤妻良母。还有一次,1954年夏天,毛主席招待对中国解放事业有过帮助的前国民党将领张治中一家。事后,张治中的女儿说:“毛伯母(江青)很有礼貌,很热情。”张家的人也都认为江青一点不摆架子,对他们很尊重,完全不象“中国第一夫人”。



  1958年盛夏,江青陪着毛主席到河南农村视察。和农民代表长谈之后,毛主席在住处招待他们,并把全家介绍给大家:“这是我的两个女儿,都是大学生,这个是我侄儿毛远新。她是我的爱人,”毛主席指着江青,诙谐地说:“也就是你们说的老婆、婆姨。”吃饭时,江青和毛主席直往客人碗里夹菜,亲如一家人。临走时,全家五口人把农民代表送到门外,江青亲切地一再说:“再见!再见!”





  1959年夏天,中共经历了历史上有名的第一次庐山斗争,在与以彭德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时,毛主席感到筋疲力尽,所以立即把在上海的江青召唤过来。江青为这次会议的顺利进行和圆满结束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会后江青陪着毛主席游览了庐山的一些名胜,拍摄了很多照片,使毛主席从痛苦的党内斗争中摆脱出来。毛主席后来还在江青精选的风景照中题了不少含义深远的诗句,其中有《七绝·为李进同志题所摄庐山仙人洞照》:“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在险峰。”(此诗1963年12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诗词》公开与读者见面)和《五绝·庐山汉阳峰》“江上有奇峰,锁在云雾中。寻常看不见,偶尔露峥嵘。”(此诗1972年江青会见美国女学者罗克珊·维特克时首次向外界披露)







  1961年的一个夏日,江青深入到广东某部队调查研究,这个部队过去曾屡建奇功。由于苏联的军队强调正规化、专业化,脱离生产劳动,江青从苏联回来曾经向毛主席谈了自己的担心,认为苏联军队会走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怕中国军队受他们的影响。毛主席鼓励她发现好的苗头及时予以报道和表彰,走自己军队建设的道路。现在,她发现这个部队的第一警卫连自己种菜养鸡,节省了不少开支;战士的床铺干净整洁,蚊帐吊挂有序;尽管离营房两百米就有一家备有电风扇的理发馆,指战员们还是自己相互帮着剃头。于是,江青在《中国青年报》发表调查报告说:这些战士“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自力更生,勤俭节约,他们是“人民真正的儿子”。



  处理好家庭方方面面的关系,也是江青苏联秘密之行的另一个附带课题。家庭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社会上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必然反映到家庭中,尤其政治家的家庭,何况按中国的传统教导,政治家为了搞好国家,首先必须管好自己的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家庭关系如何处理,苏联的领导人并没有留下多少可资学习的榜样。列宁逝世过早,他的遗孀是内外碰壁;斯大林的家庭也存在很多问题。究其原因,还是没有完全摆脱旧的传统势力的桎梏。毛主席对家庭成员的态度比较超脱。他可以跟他们玩,指导他们,放任他们,在他们身上花时间,他是把他们当作自立的个人看待的。而江青,作为家庭主妇,又是毛主席的第三个妻子,她的处境就比较困难:四周有前两次婚姻遗留下来的关系,还有好多或明或暗以政治监护人自居的所谓亲朋好友时时要博取权力,这样就制造了家庭内部的不少麻烦。他们可以挑拨李敏与后妈的关系,用李敏和亲妈的势力向江青施压;也可以怂恿毛岸英兄弟去批评江青,甚至这两位儿媳也成了某些人向江青进攻的王牌。江青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度,以表里如一的襟怀,跳出几千年私有制传统的束缚,一切用无产阶级思想为衡量的准绳,大而化之,把儿女后辈都当作革命事业接班人来对待,把全家人的思想都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上来,把大家的行动变为忠贞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表现。所以江青生前没有人能公开说她一个“不”字(除了政治陷害的谣言之外)。





  李干卿是江青同父异母的长兄,比江青大13岁。1959年有人提出李干卿曾在日伪时期干过事(属于一般历史问题),要进行审查,李干卿害怕,写信给江青,请她给自己说情,遭到江青的严词拒绝,并让李干卿认真地、实事求是地向组织交代自己的问题,同时江青还写信告诉当地政府“李干卿的问题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一切按党的政策处理。”

  李云霞是江青同父异母的姐姐,从小对江青最好,在江青母女孤苦无靠的时候收留了她们,并且相依为命生活了好多年。解放后,李云霞长期寡居,只有一个未成年的儿子。1959年江青在中南海热情地接待了她们母子,除了叙述姐妹深情,还给她们讲解了国家的大好形势,让她们看到前途看到光明,和全国人民一道度过面前的困难时期,同时要求她们不能特殊,不能打着自己的名义向政府提“照顾”,也不能在中南海长住。江青严肃地说:“我跟着毛主席,是搞无产阶级革命,不是为自己谋任何福利,请你们千万体谅这一点。”最后,江青拿出自己的工资让警卫战士给她们母子买了车票,又赠送了一些钱物,打发她们尽快回了山东老家。





  有人说江青和毛主席是“政治夫妻”,并以“政治夫妻”来嘲弄奚落江青,认为她得不到毛主席真正的所谓“爱情”,而这些人的所谓爱情不外乎小资产阶级的卿卿我我。其实这是天大的无知。政治家的夫妻,只要是出自内心的结合,而不是出于外界因素的苟合,都应该是政治夫妻。资产阶级政治家的夫妻,那是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目的的,是由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利益观、爱憎观所决定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夫妻,那是为了无产阶级政治目的的,是由无产阶级世界观、利益观、爱憎观来决定的。江青和毛主席是在相对比较稳定的延安结的婚,他们都已经是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特别是毛泽东已经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他们当然要建立在政治基础上形成夫妻关系,也就当然是真正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夫妻”。他们不像周恩来和邓颖超还带有青年学生的热情、冲动,也不像朱德和康克清是残酷战争中的彼此需要,他们倒像刘少奇和王光美,都是“政治夫妻”,只不过一个是无产阶级政治上的光辉结合,一个是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臭味相投。毛主席曾多次向江青说:“我们俩,今后谁也离不开谁,永远在一起,白头到老。”这是无产阶级政治基础上的铮铮誓言,这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爱情观,毛主席和江青都实践了自己的誓言,谱写了无产阶级政治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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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新篇章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年风靡全国、震撼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新篇章,而其实真正书写这个新篇章的第一篇文章,却是开展对电影《清宫秘史》、《武训传》和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的批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无产阶级的政权建立起来,这时共产党内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问题就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随着时间的推移,斗争愈来愈明朗化。一条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路线,它要加快社会主义革命的进程,“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带领全国人民朝着没有剥削、没有压迫,没有奴役的共产主义方向迅跑。这是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贯彻着、执行着、完善着的路线。另一条是巩固新民主主义革命秩序,使中国革命停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范围内,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来建设中国,最后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劳动人民重新沦为阶下囚,过着被压迫、被剥削、被奴役的痛苦生活,这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顽固地执行着、变着花样表现着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由于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路线中形成的严密组织系统,又由于毛主席无与伦比的崇高威望,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就显得扑朔迷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此起彼伏,有消有长,其中的猫腻,别说一般老百姓,就是中下级干部也看不清、理不明,只有那些决策者,或者那些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精髓的人,或者那些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的人,才知道在平静水面下的急流险滩、波涛汹涌。

  江青建国后第一个公开职务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随后又担任了电影指导委员会的委员。这在比地位、攀职务的人眼里,是个无足轻重的“小官”,可江青时时不忘毛主席的重托,时时牢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的誓言,“位卑未敢忘国忧”。她遇到的第一次挑战是在一九五零年。

  一九五零年三月到五月,香港拍摄的电影《清宫秘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风风火火地上映。江青看过影片之后,认为“内容反动”,宣扬“卖国主义”,于是在会议上提出自己的看法,并说:“拍摄放映这样的电影应该向中央请示。”

  这下惹恼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他们正想从这部电影打开缺口,宣传自己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达到阶级调和、讨好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不想让江青识破,于是恼羞成怒。

  “请示谁?”中宣部长陆定一不客气地说:“他们拍片子,肯定是请示了有关领导。你说影片不好,还有说好的呢,我们该听谁的?总不能拍一部影片到处去请示中央领导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是上海地下党负责文艺工作的权威人物胡乔木慢条斯理地搬出后台老板:“这部影片我们请示过少奇同志,他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拍得不错。”

  江青把这些情况向毛主席做了汇报,毛主席当即表示:“电影《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刘少奇也听取了汇报,他不以为然地说:“这是主席听了他老婆的话无事生非。江青在三十年代和文化界的一些领导同志关系搞得不好,总想找他们的一些把柄。此事宜大事化小,千万不要让江青小题大做,乱了我们的工作。”

  江青迎接这次挑战,虽然得到毛主席的支持,但由于阻力太大没能成功。

  一九五一年初,江青又接受了第二次挑战,这一次是公开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电影《武训传》出笼了。




  《武训传》是周扬和夏衍等人组织力量拍摄的。立刻,在报刊上出现了连篇累牍称赞和歌颂的文章,有人公开提出:“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武训的精神。武训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这个问题很快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他问江青:“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让我参加会议进行审查的。”江青说:“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哪!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主席说:“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电影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江青看了电影后,向毛主席做了汇报,然后他们写了《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发表。




  文章说:“《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的性质。像武训那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斗争的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所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国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的宣传。

  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至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在许多作者看来,历史的发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旧事物,而是以种种努力去保持旧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阶级斗争去推翻应当推翻的反动的封建统治者,而是像武训那样否定被压迫人民的阶级斗争,向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投降。我们的作者们不去研究过去历史中压迫中国人民的敌人是些什么人,向这些敌人投降并为他们服务的人是否有值得称赞的地方。我们的作者们也不去研究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发生了一些什么向着旧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上层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争的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阶级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决定什么东西是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不应当称赞或歌颂的,什么东西是应当反对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号称学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党员。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象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象电影《武训传》及其他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为了上述种种缘故,应当展开关于电影《武训传》及其他有关武训的著作和论文的讨论,求得彻底地澄清在这个问题上的混乱思想。”

  混乱思想的制造者并不就此罢休,在报刊上、在讲话中继续赞扬“武训精神”。周扬说:“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不能武断地下结论,要听听群众的意见,要请示少奇同志,要作调查研究,不能急躁鲁莽。”胡乔木也说:“《武训传》本质上是好的,革命的,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真理究竟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江青和毛主席一看阻力这么大,一方面更加感到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非常严峻,一方面准备把斗争展开,引向深入,借以教育全党和全国人民。毛主席愤怒地对江青说:“看到了吗?有人还想秋后算帐的。那好,通知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研究,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解决,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于是,一九五一年六月,毛主席派江青参加了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调查中江青用的是“李进”的笔名,没人知道、没人了解她的情况,所以调查获得了大量真实可靠的材料,当然也受到了周扬(当时的文化部长)派去的人的刁难和阻挠。尽管这样,江青克服了一切困难,不顾身上的疾病,深入到群众中去,直接和间接地采访了各阶层的一百多人,夜以继日地工作,终于完成了毛主席交代的任务。

  江青告诉毛主席说:“看来问题不简单,周扬、胡乔木等人仗着刘少奇支持他们,有恃无恐,他们派去的人处处破坏和捣乱。”毛主席说:“他们的问题慢慢解决,你先说说,当地的人们对武训和他的学校究竟看法怎样?”

  江青说:“对于武训的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例如穆仲山(堂邑县柳林镇人,地主,一九一三年任过‘崇贤义塾’的校董,六十六岁)的意见,即代表地主阶级对武训学校的看法。他认为武训学校是‘义学’,他说武训曾经说过:‘我穷,念不起书,我要穷人念书。’当我们问他是否亲耳听到过,他竟然虚报年龄,说什么‘当时我已经十三、四岁,听到武训讲过’。其实,武训死时,他才不足十一岁。可是劳动人民箫振录(堂邑县箫集会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为中农)却抗议地对我们说:‘武豆沫(当地人嘲笑武训,给他起的绰号。——引者注)的学校穷人根本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呢?现在的学校才是真正的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一般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

  毛主席一边抽烟,一边点头:“看来还是不同的阶级说着不同的话啊!你们的调查结果给周扬、夏衍他们看了没有?”

  江青说:“看过了,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了,其实从骨子里是仇视我的。”

  “那就让广大人民来了解一下事实,看看到底谁是代表无产阶级,谁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毛主席把手中的烟头往烟灰缸里一摔,站了起来。

  江青接着说:“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证明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并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义学’为进身之阶、叛离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他的剥削方法,就是放高利贷,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在临清的时期,从光绪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年至一八九六年),武训所进行的剥削,其主要形式为高利贷。那时,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劳动人民面前。他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毛主席说:“这就证实了周扬、夏衍他们所站的立场完全是地主阶级的立场,我们就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你的工作做得很仔细,我们已经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这笔帐,迟早还是要算的。”

  江青从书架上找出一本鲁迅的书,指着其中的一篇说:“鲁迅对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从来就看不起,写了许多文章来批评他们。事实证明,这些人的思想从来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们还是停留在三十年代那个水平上不肯前进!”

  “他们就没有改造,而不是没有很好地改造。”毛主席强调说。

  “你看,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在病中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即表现了对主席的拥护和热爱,又痛斥了周扬他们。鲁迅针对周扬污蔑他‘破坏民族统一战线’的指责,严正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是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就像轻易诬人的周扬、在南京大演汉奸戏的田汉、阳翰笙、夏衍这四条汉子,就可以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依势!定人罪名,而且重的可怕的横暴者。’这些话,至今读起来,还是非常亲切的。”

  毛主席感慨地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的性格和某些做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点,或许将来的历史学家要做出很准确的结论的。”

  “周扬‘四条汉子’对鲁迅的围剿,我至今气愤难忍。”江青说:“鲁迅致一位作家的信中指出,周扬对他的围剿完全是有计划的。‘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的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今日上海小报一类,此种效验已经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眼前露出本相’。在八月二十七日,他又在一封信中说:‘我以为文界败像,必须扫荡。’鲁迅的这些批判周扬一伙的话,我看将来也是我们的武器。”

  毛主席说:“这个问题,等以后再说。”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经毛主席和江青共同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

  这篇《调查记》最后下了结论:“大地主武训以‘兴义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歉收,却又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江青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加了一句:“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个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这篇《调查记》发表后,全国掀起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热潮。

  同年九月上旬,江青在文化部开会的时候,她当着周扬、夏衍等人的面说:“主席亲自修改的这篇调查报告,实际上已经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总结。你们这几个领导人必须从中吸收教训,否则,你们还会犯错误的,这次,是毛主席派我来讲这番话。”

  周扬他们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不以退为进,做了表面上的检查。

  江青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经常与周恩来交谈,把毛主席批评《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意见传达给他。

  有一次江青跟周恩来说:“总理,文化部的一些领导同志,对主席的指示根本不听,而对其他的一些什么人的话却是奉若神明,这是不正常的。如果要从历史上看,他们的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周恩来点头佩服,江青看问题很尖锐很深刻。他知道她所说“其他的一些人”是指刘少奇他们,但当时他不便点破,也不能点破。他是亲耳听到一些刘少奇对周扬进行支持、对江青非常反感的一些话的。

  江青告诉周恩来:“我们和周扬他们的斗争由来已久了。他们本身就是王明一伙的人,而且丝毫没有改过。早在一九三五年,周扬、胡乔木、夏衍、田汉等人在上海推行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反对鲁迅,诬蔑‘左联’搞宗派,强行解散,为讨好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用救国会代替‘左联’,遭到鲁迅先生的强烈反对和严厉批评。”随即江青详细介绍这段历史。周恩来说:“鲁迅是正确的,我以前对这段历史不了解,现在看来,他们的错误思想是一贯的,必须进行批判。”至此,周恩来开始站在江青、毛主席一边,支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

  可以说,用电影《武训传》发动的向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进攻,是以失败告终的。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如果周扬他们真有一点良知,是会觉悟和悔改的,但出于顽固的错误立场,他们除了灰溜溜地做了表面性的检查,而内心恨死了江青,认为江青“无事生非”,“找茬”,甚至公开说:“有江青在,我们的工作难做,难,难,难,实在是难!”以此煽动不明真相的人,拉拢一起犯错误的人。殊不知,周扬等人完全颠倒因果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应该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走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应该由无产阶级思想占领一切文化艺术的阵地,而你们背道而驰,宣传封建主义的破烂货,为被打倒的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扬幡招魂,发起一次又一次地向无产阶级进攻,江青正是代表无产阶级进行了正当反击,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真理不是已经辩明了?!你们倒打一耙,只能说明是混蛋逻辑,是剥削阶级的理论。

  正是由于江青代表毛主席革命路线,在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中发起了有力的反击,影响了广大工农兵,影响了广大青年知识分子,提高了不少人识别真假马列主义的能力,增强了革命队伍中的人们战斗的勇气,才出现了一九五四年“小人物”批评“大人物”,山东大学的学生李希凡等人驳斥理论权威俞平伯的好苗头、新气象。

  长期以来,“红学”界被胡适派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把持着,散布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毒素来危害青少年,其代表人物就是挂有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员等多种头衔的权威人士俞平伯,其代表作品是《红楼梦简论》。一九五四年夏,刚从山东大学毕业的学生李希凡、蓝翎,利用暑假的时间,写出俞平伯的文章《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这篇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很快被江青发现了。她饶有兴味地读后,大加赞赏,并推荐给毛主席看。毛主席看后很高兴,建议《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江青把毛主席的意见告诉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和《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等人,竟遭到他们的反对。毛主席知道后,于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其他有关人士写信阐述自己的观点,全文如下: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毛主席的信,以雷霆万钧之力,给了周扬等人一记猛掌,极其强烈地震荡着中国知识界。隔了一天,十月十八日,中宣部、中国作协,相继开会贯彻毛主席的指示。于是,全国掀起了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的运动。

  建国后,江青在毛主席的指引下书信的意识形态阶级斗争的新篇章,吹响了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进军号。但是,并没有能触动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后台老板,所以每次斗争,只是表面上的胜利,只敲打了几个马前卒。由于他们仍然掌权,仍然保持着自己的统治体系,因而尽管江青冲锋陷阵,有时毛主席亲自出马,仍收效甚微,甚至有时还被他们利用,成为他们打击异己、培植资产阶级势力的政治黑幕。其原因就是没能广泛、深入、细致地发动群众,没能培养出自己的马列主义队伍,没能把资产阶级分子掌握的政权夺过来,让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把权牢牢掌握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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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大破大立

  从批判电影《清宫秘史》和《武训传》的斗争到批驳俞平伯等人资产阶级唯心论引起的风波,预示着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将正式拉开序幕,而五七年的反右斗争则敲响了开幕的锣鼓。

  一九五三年斯大林逝世,从一九五五年开始江青敏锐地发现,苏联的报纸上对斯大林的赞扬突然显著减少了,她马上告诉了毛主席:“我估计赫鲁晓夫和苏共领导对斯大林的评价要发生较大的变化。他们会诋毁这位伟大的人物。”

  毛主席当时正集中精力解决国内问题,江青的话引起他的高度重视:“给你的任务中,尤其应多注意国际问题,特别是苏联的动向。这个国家对我们现在的影响最大。斯大林的逝世,可能要使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对内的方针有所变化,你要从大量的现象中抓住最本质的东西。”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开场。当大会的情报源源不断从好几个渠道送到毛主席的案头以后,江青首先看完这些材料,她对毛主席说:“你看怎么样,事实证明了吧?赫鲁晓夫这个人,在斯大林健在的时候,他是最拥护斯大林的,不然他不会有今天这样的地位。斯大林逝世不到三年,他就露出了真相,说明他改变斯大林的政策是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的。他是在一切条件都对他有利的情况下才采取反斯大林行动的。”

  毛主席沉思了,说:“这下可好了,整个东欧都引起了巨大的震动。这势必会波及我们中国。”

  “这是肯定的,这几年斗争的矛盾会趁势暴发一下。国际的反苏势力会制造一些事端,国内的反共分子一定会遥相呼应,党内的右倾势力也会有所行动。”江青有些忧虑地说:“我们可要早作准备啊。”

  见毛主席没有出声,江青接着说:“尽管斯大林有一些错误,也造成过严重危害,但我们不宜在国内大反斯大林,相反地,对赫鲁晓夫这个人,倒是值得特别警惕。”

  毛主席说:“你的认识和观点很正确,我会在政治局讲这个问题,并在适当的时候向外界发表我们的看法。”

  到了一九五七年初,国内开始出现一些苗头。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说:“今后我们还是少提毛泽东思想,多提马克思主义,不要让苏联同志认为我们是在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最后结局是破坏党内的民主,不利于党的集体领导的发展。”

  邓小平立即响应:“毛主席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今后我们不搞个人说了算,采取集体领导,避免斯大林晚年的悲剧重演。”

  与此同时,陆定一、周扬等人也马上行动起来,在宣传系统作了若干的规定,如不提毛泽东思想,不提毛主席而一律称为毛泽东同志,等等。但是这一套规定,由于受到广大干群的抵制,没能贯彻执行。

  江青把这些动态报告给毛主席:“主席,这些动向是个信号。党的‘八大’由于你的主动,他们还羽毛未丰,可能还自觉不太成熟,所以没有行动。‘九大’时可就不一定了。”

  “去年‘八大’我是以退为进。”毛主席说:“这是观察一些人真面目的好办法。下一步怎么办?还是因势利导,一步一步的来。”

  于是,毛主席召集全国省、市委书记开会,说:“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或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今年五月人大会、六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我看我们要准备打仗,把这几股歪风打下去。”

  会后,江青问毛主席:“你把话说到这样的地步,右派岂不是不跳了吗?”

  “不跳他们怎活下去呢?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不可。”毛主席说:“不过,也有不跳的,隐藏很深的,甚至变着法子浑水摸鱼。你好好地看看吧。”

  从一九五七年初整风号召发出后,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期间,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不作反批评,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不予反击,目的是让全国人民分清是非,辨别鲜花和毒草,提高阶级觉悟和政治认识水平,积聚左派力量,等待适当时机,实行有效反击。

  刘少奇等人对毛主席的安排非常反感,他们的本意是“整整个人崇拜”,“破除个人迷信”,降低毛主席的作用,树立他们自己的威信。不想这样一来,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毛主席的威望更高了,而受自己右倾思想影响的党内外人士纷纷跳了出来,叫革命左派抓个正着。刘少奇发泄地说:“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气氛紧张起来,似乎只有创造斗争的样子,才舒服,好象就有这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随后他真的“浑水摸鱼”,指示负责反右工作的邓小平,要多打几个右派,“法不责众”,“有机会纠正的”,“现在正在风头上”。

  江青却不管这些,认认真真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她收集各方面的反映,及时送给毛主席参考。江青参与的整风活动,既打击了真正的右派,也发现了一些党的干部以反右派为名进行公报私仇,对提意见的群众无限上纲,有意多报右派人数等问题。她特别提到周扬:“整风一开始,他带头闹事,说:‘七、八年来的思想改造是严冬,到今天才有初春的感觉。’又说:‘党有没有领导好?我看没有领导好,真正领导好一定是内行。’可是后来抓右派时,他又摇身一变,表现最‘积极’,他主管的单位定了那么多右派,是他们搞得鬼,都是邓小平批示:‘同意’。主席,我看他们才是真正的右派。”

  毛主席告诫江青:“这次斗争,要有侧重点。该解决的问题很多,应有先后。这次能在经济战线急风暴雨革命之后又取得思想战线上的胜利,就很不错了。它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对于江青的工作,毛主席有很高的评价。他在中南海“一组”会议上专门提出表扬:“江青这个哨兵干得不错,问题和时机都抓得比较准确、及时,没有贻误战机。如果不是这场斗争,我们很可能经受不住党内党外、上层下层的资产阶级的联合进攻。那样一来,我们的反击就困难得多了。在这场斗争中,江青同志算立了一功。今后还是要准备继续打仗呢。”

  毛主席是真真正正地把自己的夫人江青当成革命同志、当做党的干部来要求来使用的,只不过又遵循着“亲者严”的古训以及从更高标准来培养教育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角度出发的。

  江青没有辜负毛主席的希望,她不为名不为利,默默地做好无产阶级革命哨兵的工作。一九五九年夏,江青正在上海做调查工作,收集对毛主席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各方面的意见,作为毛主席和党中央决策时的参考。去年夏天,她陪着毛主席视察各地,看到全国人民在“三面红旗”的鼓舞下的冲天干劲,但也看出一些问题,主要是干部工作时简单粗暴,存在命令主义、官僚作风,导致不少地方出现了“浮夸风”“共产风”,等等。这些她都及时详细地向毛主席作了汇报,并谈了自己的看法。她对毛主席分析产生问题原因时讲到的“所有制观念”印象特别深刻。毛主席指出,集体所有制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它过渡到比较完全的全民所有制还得有个过程,还得有一定的条件。有些人有意无意地混淆了这个问题,导致许多地方出了严重的缺点、错误。毛主席满怀信心地向全党提出认真读书学习,提高认识,纠正偏差,彻底改正错误,以利于继续前进。这才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召开了“庐山会议”。

  可是会议开始不久,江青在上海就接到毛主席的电话,让她马上去庐山。江青立即感到出了问题,不然毛主席不会这么急。她上山后,毛主席劈头第一句话就是:“又有大仗要打啦!”他让江青先看材料,看会议简报,看彭德怀等人的发言。江青看完之后,气愤极了:彭德怀怎么能这么不顾事实,夸大错误,把屎盆子扣到毛主席头上呢?!毛主席说:“先别生气,你说说彭德怀要干什么?”“要夺权,要改变党的路线,要让你休息!”江青脱口而出。毛主席吸了一口烟,点点头说:“那好,你参加会议,深入到参加开会的人群中去,听听大家的反映。”

  经过几天会议的发言辩论,江青看到大多数人都和自己一样,对彭德怀等人的言行十分愤慨,连刘少奇也揭发批判出不少彭德怀的问题。江青把情况汇总后报告给毛主席说:“这是一次党中央的路线斗争,绝大多数人还是拥护您的路线的。”毛主席沉思着说:“这个绝大多数也要进行分析。跟着彭德怀他们跑的,情况也不一样。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件好事,彭德怀迟早是会暴露的,早比晚好。不过斗争才刚刚开始。江青呀,你的担子更重了,在中央,真懂马列的不多啊!”




  庐山会议后,江青和毛主席同甘共苦,节衣缩食,克勤克俭,与全国人民一起,迎接三年自然灾害的挑战,迎接国内外阶级敌人的污蔑和挑衅。同时,他们认为,现在更需要抓好意识形态工作,让无产阶级占领思想宣传阵地,不然的话,外界的困难就会压垮革命意志薄弱的人,牛鬼蛇神会纷纷出笼,革命的成果就会丧失,无产阶级的江山就会改变颜色。

  马列主义者都有一个显著的特征,那就是迎着困难上,不被阶级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他们自信掌握真理,“真理是不可战胜的”。江青也不例外,她从自己的革命生涯中,她从自己掌握的马列主义理论宝库中,她从二十多年与毛主席相濡以沫、孜孜不倦汲取毛泽东思想的飞快成长中,认识到真理的伟大作用。

  当悲观情绪笼罩在一部分人心头的时候,江青却独辟蹊径,要歌颂光明、歌颂工农兵、在文艺舞台上塑造无产阶级的伟大形象。她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多次向中宣部、文化部提出自己的意见:“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应该有选择地少演旧戏,多排演新戏,让历史的创造者工农兵登上舞台、占领文艺阵地。”她的这些正确意见,或者被某些“大人物”压下去,或者被当作耳旁风,因为她的地位不够高,权力不够大,甚至有的人把她的话当成笑柄,当成批评、嘲弄的对象。江青却执着认真,矢志不渝,坚决要实现把工农兵搬上舞台的目的,一定要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的精神,为此进行了“大破大立”的艰苦工作。







  善于抓“大立”的典型。江青发现了上海搞京剧革命的好苗头,就亲自跑到上海,找市委领导谈,找编剧、导演、演员谈,从剧本的改写,舞台的设计,演员的遴选,演员的唱腔、动作,音乐的配置,她都一丝不苟、不厌其烦地一一去抓。工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年的奔波努力,极大地推动了全国的京剧革命。终于,在一九六四年,于首都北京进行了第一次京剧现代戏的观摩演出。她在演职人员座谈会上讲道:

  “我对这次演出表示祝贺。大家付出了很大的劳动,这是京剧革命的第一个战役,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收获,影响也将是比较深远的。

  京剧革命现代戏是演起来了,可是,大家的认识是否都一样了呢?我看还不能这样说。

  对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的信心要坚定。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不是这些历史真正的创造者,不是这些国家真正的主人翁,那是不能设想的事。我们要创造保护自己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文艺。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辨清方向。我在这里提两个数字供大家参考。这两个数字对我来说是惊心动魄的。

  第一个数字是:全国的剧团,根据不精确的统计,是三千个(不包括业余剧团,更不算黑剧团),其中有九十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八十多个是文工团,其余两千八百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九十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第二个数字是:我们全国工农兵有六亿几千万,另外一小撮是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分子。是为这一小撮人服务,还是为六亿几千万人服务呢?这问题不仅共产党员要考虑,而且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文艺工作者都要考虑。吃着农民种的粮食,穿着工人织造的衣服,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为我们警卫着国防前线,但是却不去表现他们,试问,艺术家站在什么立场,你们常说的艺术家的‘良心’何在?

  京剧演革命的现代戏这件事还会有反复,但要好好想想我在上面说的两个数字,就有可能不反复,或者少反复。即使反复也不要紧,历史总是曲曲折折前进的,但是,历史的车轮绝不能拉回来。我们提倡革命的现代戏,要反映建国十五年来的现实生活,要在我们的戏曲舞台上塑造出当代的革命英雄形象来。这是首要的任务。我们也不是不要历史剧,在这次观摩演出中,革命历史剧占的比重就不小。描写我们党成立以前人民的生活和斗争的历史剧也还是要的,而且也要树立标兵,要搞出真正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写的、能够古为今用的历史剧来。当然,要在不妨碍主要任务(表现现代生活、塑造工农兵形象)的前提下来搞历史剧。传统戏也不是都不要,除了鬼戏和歌颂投降变节的戏以外,好的传统戏都尽可上演。但是,这些传统戏如果不认真整理加工,是没有什么人看的。我曾系统地下剧场两年多,观察了演员、观众,可以得出结论,传统戏如果不认真进行加工,是不会有人看的。今后传统戏的整理、加工工作还是要的,但是,所有这些都不能代替第一个任务。

  其次,说说从何着手的问题。

  我认为,关键是剧本。没有剧本,光有导演、演员,是导不出什么,也演不出什么来的。有人说:‘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话是很对的。所以,一定要抓创作。

  这些年,戏剧创作远远落后于现实,京剧的创作更谈不到。编剧的人少,又缺乏生活当然创作不出好剧本来。抓创作的关键是把领导、专业人员、群众三者结合起来。我最近研究了《南海长城》的创作经验,他们就是这样搞的,先由领导出个题目,剧作者‘三下’生活,并且亲身参与了一次歼灭敌人特务的军事行动。剧本写好之后,广州部队的许多负责同志都亲自参加了剧本的讨论。排演以后,广泛征求意见,再改。这样,不断征求意见,不断修改,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搞出这样及时反映现实斗争的好戏来。

  ……

  在创作上,要培养新生力量,放下去,三年五年就会开花结果。

  另一方面是移植,这也好。

  移植要慎重选择,第一看政治倾向好不好,第二要看与本剧团条件是否合适。移植时,要好好分析原作,对人家的长处要肯定下来,不能改变;对人家的弱点,要加以弥补。

  ……

  京剧艺术是夸张的,同时,一向又是表现旧时代旧人物的,因此,表现反面人物比较容易,也有人对此很欣赏。要树立正面人物却是很不容易,但是,我们还是一定要树立起先进的革命英雄人物来。……”

  江青在这里提出了许多无产阶级文艺观点。她在1964年7月8日的讲话中又强调说:“塑造正面英雄人物是一切文学艺术的根本问题。”她还支持文艺系统的人员、院校的师生反对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文化,反对修正主义的文艺观点。1964年,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教师、干部、学生,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信,反对该院修正主义党委的错误观点。江青受毛主席的委托,于十月二十五日接见了他们的代表,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表扬了他们的革命行动,并说:“你们放心,不搞清楚不下战场,不获全胜,决不收兵。”她把文艺当作无产阶级政治的一部分,提出“领导、作家艺术家、群众三结合”的革命主张,发挥了她三十年代的革新思想:演员可以怀疑导演,要允许演员和观众提意见修正剧本,破除“导演中心论”的陈规旧俗。江青不止一次地讲:“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

  江青顶着巨大压力,在1964年11月18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说:“如何对待民族的和外国的遗产,这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个问题。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解决这个问题,资产阶级、修正主义他们都是腐朽的、反动的,他们根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堕入形式主义,直到搞扭摆舞等等,民间音乐也商品化、爵士化了。

  我们应该有雄心壮志,敢于在世界上推陈出新,标新立异,那种‘非驴非马’的说法是错误的,是谬论,它只从形式上看问题。‘洋老虎’、‘土老虎’都是很厉害的,我们不能受它的束缚。”

  当时的国内的阶级斗争已十分严重,刘少奇、邓小平利用中央名义召开文艺座谈会,对抗毛主席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1963年12月12日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6月27日的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沿。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在会前会上会后,他们大放厥词:刘少奇说:“反对艺术上的教条主义”“文艺工作者下农村可以开大轿车去,作家可以在车上做饭睡觉”“现在写的小说、剧本也常常不如封建时期的好,所以演戏就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邓小平说:“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强加于人,结果是不中不西,非驴非马!”他看完《红色娘子军》发牢骚说:“工作了一星期,人们想到戏院来轻松轻松。相反,你走进戏院,看着这玩意,还是发现自己在战场上。”;彭真诬蔑京剧革命是“粗制滥造”,京剧演革命现代戏是“穿开裆裤子”“吃手指头”的小孩。特别是对《红色娘子军》更极尽嘲笑和污蔑:“只能说是象一个襁褓中吃奶的婴儿”,是难见婆婆的“丑媳妇”,他边看《沙家浜》边说:“象一杯白开水。”(江青反唇相讥:“你只有喝了白开水,才能喝茶、喝酒,谁离开了白开水也没法活。”);周扬则搞了“新十条”,胡说什么“哪些作品是社会主义的,是非社会主义的,很难说。”“适合社会主义需要,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今后不要再提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等等,他还说:“如果所有的影片全表现阶级斗争也不好,大家看了会以为中国社会不安定,不稳定。”他们还封锁毛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歪曲毛主席对文艺工作的批评,制造了不少事端。

  毛主席对江青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毛主席亲自观看了《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红嫂》、在看完《芦荡火种》后并指示:要突出武装斗争,改名为《沙家浜》。在1964年十月八日,毛主席观看了《红色娘子军》后说:“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江青不怕党内资产阶级分子的冷嘲热讽,顶着压力,也面对着各种各样的表扬,仍然一如既往,坚定自如。她在一九六四年七月八日讲道:“凡是我讲过的戏,我都一道参加修改,如《红岩》、《奇袭白虎团》、《杜鹃山》、《五把钥匙》。”随后她又集中精力,成功地创造了第一个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使毛泽东思想在芭蕾舞台上大放光芒。

  江青除了在戏剧方面大立了无产阶级思想,还抓了美术、音乐、电影方面的思想改造工作。她一九六四年冬参观美术展览时说:“油画应当很好地为工农兵服务。应当做到外为中用。”“不能因为学绘画艺术就不和工农兵在一起。这里有技术为谁服务的问题。”“反映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压迫农民的作品在你们美术里面倒是有的,也许还不少吧?可是反映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以及和资本家作斗争的作品,这里就没有看见。应当有这样的作品,应当有鲜明的表现阶级斗争的作品,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嘛!封建地主阶级倒是臭了,资产阶级呢?恐怕还有人觉得香吧?其实,应当搞臭才是。”

  “搞臭资产阶级”,这是江青的远见卓识,是她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巨大贡献。

  江青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同音乐工作者进行了亲切交谈。她尖锐地指出:“你们学校(指音乐学院——作者注)的问题,有学校工作的问题,也有文化部的责任。现在情况复杂了,延安来的同志有的停滞不前了,有的革命意志衰退,当然还有革命的。要有这样的信心,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好。”随后不久,她又对六十八部国产电影片进行了入木三分的评价。这些评价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显示出它闪烁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无产阶级光辉。

  由于江青身先士卒,带领广大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冲锋陷阵,在屏幕上,在舞台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反映抗日战争时期地下革命斗争的京剧《红灯记》、人民武装斗争的京剧《沙家浜》,有反映解放战争时期剿匪斗争的京剧《智取威虎山》,有反映抗美援朝的京剧《奇袭白虎团》,有表现解放后码头工人战天斗地英雄形象的京剧《海港》,有表现革命妇女反抗压迫反抗剥削反抗奴役不屈不挠斗争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和《白毛女》,还有革命交响乐《沙家浜》。除了抓这八个革命样板戏,江青从一九五一年就提出“要搞‘三大’战役”的影片,“希望明年至少先搞出一个来”,她指出:“在军事影片方面,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属于政治工作方面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有种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大,这种片子也还是要的。象三大歼灭战这类片子,因为要忠实于历史,故事性会少些,但是这些斗争的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的。如西北战役拍起来也会有困难,但是还要拍。”“明年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最要紧的是打垮美蒋武装的这一段的片子,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们已经经历过艰苦斗争与战胜过美蒋强敌,我们不畏惧任何侵略者来挑动战争。”江青的这些提法,都强调了电影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广泛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她为在银幕上体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在她的关心和指导下,一些比较优秀的军事影片拍摄成功,如《南征北战》、《南海长城》、《平原游击队》、《战斗里成长》、《上甘岭》、《地道战》、《小兵张嘎》等等。




  培养意识形态领域的无产阶级新人,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任务,江青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在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中,她发现了李希凡、蓝翎两位年轻人,尽管后来他们被名利缠身而落伍了,但当时却是充满了蓬勃朝气和革命造反精神;在戏曲改革中,她发现了谭元寿、于会咏等好苗子;在思想舆论战线上,她帮助支持了张春桥、姚文元、俞铭璜(写《“有鬼无害”论》的作者)等一批新的理论工作者;她还和革命元老柯庆施团结在一起,使文艺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服务而出谋划策。

  这些工作,江青在文艺战线上的斗争、革新、改革,是完全遵循着毛主席的教导进行的。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我们的文艺,第一是为工人的,这是领导革命的阶级。第二是为农民的,他们是革命中最广大最坚决的同盟军。第三是为武装起来了的工人农民即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队伍的,这是革命战争的主力。第四是为城市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和知识分子的,他们也是革命的同盟者,他们是能够长期地和我们合作的。”一九四四年在《看了〈逼上梁山〉以后写给延安平剧院的信》中又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是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从以上所引几段毛主席的教导可以看出,江青在意识形态的重要喉舌——舞台上、银幕上大树工农兵的形象,宏扬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无产阶级主旋律,是在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是在回击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反革命路线的猖狂进攻。

  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中期,江青的言行表明了她是“大破大立”的共产主义战士,她的“破”和“立”都遵循着无产阶级革命轨道前进。她的大胆创造,丰富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文艺宝库。江青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采已逐渐展现在全国人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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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25楼 发表于: 2013-02-24
[font=ˎ̥] 第十四章 历史见证——文艺战线颂歌集锦


 对于江青在文艺战线上的巨大贡献,各界给予极高评价;对江青在电影、京剧、芭蕾舞、交响乐等方面的辛勤劳动,广大革命干群发出动情的讴歌。下面选十篇一九六六年电影、京剧、交响乐、芭蕾舞等系统的大字报文章作为历史的见证。由于篇幅所限,只详录一篇,其余九篇仅列出题目。

第一篇:乱云飞渡仍从容——向电影战线的先锋战士江青同志致敬

  建国十七年来,电影战线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及其死党周扬、夏衍、陈荒煤之流用卑鄙恶毒的手段专了政,篡了权。他们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致使电影界群魔乱舞,毒草丛生,成为他们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阵地,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从建国初期就在电影战线上向这条黑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她坚定不移地捍卫和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电影事业无所畏惧的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江青同志满怀豪情地号召我们:“过去,教育文化战线上一条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现在我们要把它夺过来!”

  在这场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把电影战线的权夺过来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电影战线上升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在电影战线上,如同在戏曲战线上一样,作出了卓越的巨大的贡献,为革命、为人民立了新功。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电影战线上英勇奋战的先锋战士。让我们回顾江青同志在电影战线上走过的布满荆棘的道路,从而激励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一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

  1949年,当黑暗的祖国即将逝世,黎明的曙光即在眼前的时刻,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发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号召,并在会上指示全党:“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做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同时又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不久,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强调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是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路明灯,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珍贵法宝。江青同志深刻地领会了毛主席的教导,极其敏锐地看到了我国的电影事业只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真正有前途。而当时迫切要解决的是由资产阶级经营的电影企业要不要收归国有的问题,这是让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还是让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的问题。因此,在四月间,当中央电影局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江青同志就及时地提出:为资本家所经营的电影企业应尽早收归国有。

  可是,就在当时,刘少奇到处散布“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谬论,公然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唱反调,明目张胆地公开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煽动资产阶级“必须要和工人斗争”,极其险恶地大肆叫嚣:“我们的党、政府、公营企业必须主动地去找私人资本家和他们合作”,要“依靠”“自由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废除。”“这样,中国就有救,有前途。”这难道不是煽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吗?!难道不是在赤裸裸地宣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一句话,刘少奇是反对无产阶级来夺资产阶级的权,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周扬也跟着其主子狂叫起来:“全国文化事业也不是全部由我们管”,要“鼓励私人资本家对影院的投资”。窃踞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的周扬同伙夏衍,在到职的第二天,就向上海私营昆仑电影公司老板秘告:“今后有事可找我。”接着,便借口“公私兼顾,发展生产”,利用职权大量地批贷款给上海一些私营电影公司,并到处宣扬所谓“电影创作分工论”,公然提出“上影可专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电影”。在夏衍的支持下,私营厂相继炮制了《乌鸦与麻雀》、《二百五小传》、《女大亨》等反动影片。看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多么积极地贯彻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要夺资产阶级的权,周扬、夏衍之流及其总后台刘少奇,则支持资产阶级在垂死挣扎中利用反动影片作为舆论工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的阴谋勾当。

  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定不移地一再提出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电影事业的领导权。1951年,当江青同志看到周扬、夏衍在上海仍然顽固地与资本家继续炮制《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姐妹冤家》等毒草影片,紧密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向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继续发动进攻,江青同志又挺身而出,向他们严正指出:“私营公司决不能照这样搞下去!电影生产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且指出:“生产影片不比生产茶杯,电影工作者如果不改造思想,片子是搞不好的。”

  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大导演”蔡楚生听了以后,跳出来疯狂叫嚷:“为什么私营的片子只能演一星期?!用这样的办法建立国营片的威信是不公平的,可以互相竞赛嘛!”顿时,一群牛鬼蛇神都向江青同志张牙舞爪大肆反扑。

  周总理看到这种情况,立即表示坚决支持江青同志提出的必须在电影战线上进行夺权的革命行动,并由政府采取措施,指示有关方面进行私营厂国有化的酝酿与筹备工作。在周总理、青同志坚持斗争下,终于冲破了周扬、夏衍、阳翰笙及蔡楚生之流的阻挠,将长江影业公司和昆仑影业公司等合并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对资本主义电影企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电影战线上的夺权斗争中,打了第一个胜仗,并戳穿了周扬、夏衍之流及其总后台刘少奇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面目。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严重斗争

  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并不是随着三座大山被推翻之后,就很快解决了。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在解放初期,反动影片、戏曲、歌曲、书刊被资产阶级用为向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进攻的武器。刘少奇也公然为反动文化大肆泛滥大开绿灯,胡说:“宣传封建,不怕。几千年了,我们不是胜利了?”“对书报、戏剧、电影的审查尺度要放宽,否则会使很多人失业。”于是,刘少奇的死党胡乔木、周扬一伙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将香港反动的永华影业公司和反动文人姚克等炮制的大毒草《清宫秘史》拿出来公开放映,一些报刊随之为它大肆吹捧。刘少奇看后更是大为赞赏,津津乐道地对胡乔木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

  毛主席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看到《清宫秘史》之后,立即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清宫秘史》是一部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影片。江青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用毛泽东思想深刻地分析了《清宫秘史》的反动本质,勇敢地投入了电影战线上这一场激烈的斗争。江青同志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提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是,大阎王陆定一、胡乔木、周扬却疯狂地进行反扑,胡乔木竟厚颜无耻地捧出他的后台老板,大声叫嚷:“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妄图拿刘少奇的黑指示把江青同志的正确意见压回去,但这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获知之后,立即尖锐地批评了胡乔木。毛主席说:“这个影片明明是卖国主义的,为什么说是爱国主义的?”胡乔木理屈词穷,阳奉阴违地不得不表面上“承认”错误,被迫停映了影片,但是,暗中却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文章写成后,胡乔木还嫌“太激烈”了,干脆就扣压不发,妄图蒙混过关。

  1954年,毛主席看到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贼心不死,不仅妄想在《清宫秘史》问题上滑过去,又企图在《红楼梦》问题上打击、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于是又再次提出严重警告:“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刘少奇本来就对毛主席和江青同志通过《清宫秘史》问题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怀着刻骨的仇恨。因此,他在一次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非常恶毒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狂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还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没有学习,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如此赤裸裸地进行疯狂反扑,恰恰暴露了这个“刘克思”本身反毛泽东思想的大野心家的真面目。

  毛主席又向刘少奇及其死党再次敲下警钟:“《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 。”

  毛主席尖锐的批语正中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点出了他们跟帝国主义、封建皇帝是一路货,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干着卖国主义的黑勾当。这一下促使他们乱了阵脚。此后,他们虽然不敢再出头露面地为《清宫秘史》唱颂歌,但却向毛主席、向全国无产阶级欠了这一笔罪债。

  江青同志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死党面前,敢于展开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任凭风多大,浪多高,坚定地按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办事,显示了江青同志忠于毛泽东思想,敢于向敌人搏战到底的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

文艺战线上爆发了第一次大斗争

  人民公敌蒋介石曾大肆吹捧武训的奴才精神是“坚苦卓绝”,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称颂武训“廉顽立儒”,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也不比他们“落后”,虽然没有公开颂扬武训,但曾对民主人士说:“我到天津的时候曾经讲过,说你这个资本家,现在有几百工人在门外等着,要到工厂做工。问题就是:‘资本家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我要在你工厂里面做工,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不让我工作,那就不得了!’”这岂不是在大肆颂扬武训的奴隶主义和奴才精神、要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乞求剥削、屈膝投降吗?刘少奇这样污蔑工人阶级,比起蒋介石、汪精卫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异口同声颂扬“武训精神”,正是他们阶级本性的大暴露。

  周扬、夏衍之流也狂热地吹捧《武训传》“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夏衍亲笔下手帮助修改《武训传》的剧本,亲自批下贷款,催促这部反动影片早日出笼。他们妄图利用电影这个舆论工具“教育”群众,要无产阶级象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周扬看了影片后,非常满意、非常感慨地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流了眼泪……”美帝国主义也看中了这部毒草影片,花了大笔臭美金把影片买走了。可见,《武训传》是什么货色!

  毛主席发现《武训传》在上海、北京广泛上映放毒之后,便由江青同志通知周扬,指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必须进行批判。江青同志还没有说到毛主席的意见,就被周扬恶狠狠地顶回来,他恶毒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周总理见周扬如此顽固地抵制对《武训传》的批判,很快就下通知,一定要批判这部反动影片,以肃清流毒,并教育电影及文艺工作者。

  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了。这是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第一次大斗争。毛主席亲自写了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表于《人民日报》,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周扬、夏衍之流在其总后台刘少奇支持下炮制《武训传》和抵制批判《武训传》的罪恶勾当,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在全国展开大批判运动的大好形势下,周扬、夏衍之流受到沉重打击,但却不甘心失败,他们支持上海一些报刊宣扬《武训传》问题“你、我、他都有份”,故意制造混乱,为《武训传》辩护。周扬还直接跳出来为自己开脱罪责,他胡说什么《武训传》的出笼是由于思想上的“麻痹”,是由于“事务主义的作风”造成的。

  江青同志看透了周扬之流阳奉阴违的鬼把戏,为了彻底揭开他们利用《武训传》进行反革命宣传的政治阴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亲自指导了“武训调查团”去山东调查。周扬害怕江青同志撕掉他的假面具,派了他的秘书钟惦裴进行种种阻挠和破坏。但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调查团终于冲破了种种障碍和困难,经过深入、细致、准确的调查,后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武训历史调查记》以铁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周扬见他们的罪恶勾当被戳穿了,便赶紧以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自居,掩饰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假惺惺地作了个“总结”。过后,他又趁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会之机,反转来为《武训传》批判“纠偏”,大肆叫嚣这场大批判运动发生了一些偏向,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啦,“粗暴”“武断”啦,“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啦。实质上,他是向毛主席,向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而进行尖锐斗争的江青同志实行猖狂反扑,妄图反攻倒算。

  江青同志看到文艺界在周扬之流的控制下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一次又一次出现反复,便亲自深入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向中央反映。中央决定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在旧中宣部一次只限少数文艺单位领导参加的小型整风会上,有人点名批判周扬,周扬生怕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大暴露,想方设法,避重就轻。更恶毒的是他对江青同志的尖锐批评怀恨在心,胡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妄图把江青同志排挤出去。但这只是周扬白日做梦。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起来,周扬的同伙夏衍、阳翰笙都保不住,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蔡楚生、史东山都受到批判。在江青同志坚决斗争之下周扬被迫作文艺思想“检查”,但由于其总后台刘少奇在背后为他撑腰,他就妄想在政治问题上滑过去,准备再来一次大反扑。江青同志就是这样艰难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斗争,大大推动了电影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为在银幕上体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斗争

  列宁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建国初期,党为了加强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周总理指示: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对剧本、制片、完成片、及发行计划和政策等提出指导意见。周扬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贯彻到电影战线上,便玩弄阴谋进行抵制。他们在电影指导委员会里除江青同志外,七拼八凑塞进了陆定一、李立三、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一伙反党分子,以及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江青同志虽然被这一伙牛鬼蛇神包围着,但她始终不怕“孤立”,不怕围攻,非常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行斗争。

  1950年9月8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会上,讨论1951年故事片制片计划,胡乔木当即作了长篇报告,公然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电影艺术的创作,提出“应根据人民对艺术作品的整个要求来指导创作”,“我们考虑电影计划的根本出发点,是全国老百姓的需要。”在这里胡乔木不仅大讲“全民文艺”,而且极力反对体现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胡说什么“不企图以这些军事政策,战略方面来解决问题而仍然反映了斗争。”江青同志当即和胡乔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驳斥:“在军事影片方面,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属于政治工作方面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有种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大,这种片子也还是要的。象三大歼灭战这类片子,因为要忠实于历史,故事性会少一些,但是这些斗争的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的。如西北战役拍起来也会有困难,但是还要拍。”“明年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最要紧的是打垮美蒋武装的这一阶段的片子,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们已经经历过艰苦斗争与战胜过美蒋强敌,我们不畏惧任何侵略者来挑动战争。”江青同志在会上强调电影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广泛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在9月14日的会上,她又再次提出:“要搞三大战役,希望明年至少先搞出一个来!”“这样一部军事片,说的国民党有优于我们的武器弹药,开始时有多于我们几倍的兵力,有大量美帝的军火物资援助,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于我们的将领和干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由于我们战士们的英勇,我们战胜了蒋介石,也就是战胜了美帝。”“如果本质的写出美帝侵略野心的影片和这样一部军事片配合起来,那么对于打垮美帝侵略的教育意义一定更大的。”

  在江青同志坚持斗争下,在1951年9月6日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上,通过了表现毛主席伟大军事战略思想的《南征北战》电影文学剧本,并决定:“应组织创作干部对剧本创作经验进行学习。”这两个决定,意味着江青同志所执行的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胡乔木、周扬之流推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遭遇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就在电影创作处在最困难的时刻,是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文艺方向,不辞劳苦,亲自抓了和时时关心着影片《南争北战》的创作和拍摄,并获得巨大成功。影片一出来,便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慌了手脚。周扬在1953年3月电影局召开的创作干部会议上大叫要“以现实主义的标尺来衡量电影剧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提倡“暴露黑暗”、“大胆写困难与矛盾”、“揭露社会矛盾”,大肆反对所谓“公式化”、“概念化”、“图解表现政策”。

  1952年之后,江青同志因病离开了电影界。但体现毛主席人民战争伟大的战略思想的故事片《南征北战》的摄制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两军对垒,旗帜鲜明。《南征北战》上映没几个月,除了周扬,这个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怀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憋不住跳出来大声叫喊要“以现实主义的标尺来衡量电影剧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外,林默涵也杀气腾腾地狂叫《南征北战》“不真实”,胡说《南征北战》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完全不足为训”。陈荒煤更恶毒地进行挖苦挑疵,说“导演和演员表现缺乏真实”“放弃根据地向后撤退,造成内部思想混乱”“研究创作方法,第一条就是是否真实地描写生活”。大肆宣扬“人性论”,胡说什么“共产党员最有丰富的感情,爱自己的妻子,也爱全世界人民。共产党员也是人”。这群牛鬼蛇神狂蹦乱跳,妄图一棍子把《南征北战》打死,他们对《南征北战》的攻击和污蔑,实际上,也就是对江青同志的攻击和污蔑,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疯狂反扑,他们恨不得砍杀江青同志经过艰苦斗争和关怀而拍摄出来的影片。但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迎和喜爱这部影片,给予影片以很高的评价,这使周扬、林默涵、夏衍、陈荒煤之流的恶毒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江青同志重回电影战线展开新的战斗



  毛主席在1963年、1964年先后作了关于文艺界的两次批示,严重地指出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尖锐地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毛主席针对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一次敲下了警钟,毛主席写道:“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过后,在一次谈话中又尖锐地批评:“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资产阶级)服务的,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毛主席的批评一针见血。这一年中,大批毒草影片,如《两家人》、《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桃花扇》、《早春二月》、《兵临城下》等纷纷出笼。邓小平甚至公然同意让《兵临城下》作为国庆献礼片。陈伯达同志看了之后,立即指出,这是一部反动影片,必须批判。周扬、夏衍之流才不得不停止发行。《北国江南》公开反映后,有人登报大肆吹捧,康生同志发现后,立即指出影片必须批判。1964年8月间,周扬、夏衍之流不得已便草草写了个报告给中央,准备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作批判。毛主席见此报告后,作了如下批示:不但在几个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一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但是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批示竟被阎王殿扣压下来。(直到1966年4月才拿出来,可见他们怕得要死。)



  江青同志虽然身体有病,但见到文艺界、电影界问题如此严重,斗争如此尖锐,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1964年12月间旧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向阎王们尖锐地提出:《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逆风千里》、《红日》、《革命家庭》、《聂耳》、《舞台姐妹》、《两家人》、《球迷》等十部反动、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毒草,都必须批判!批判了可以达到思想、经济双丰收。而陆定一、周扬一伙,在刘少奇的支持下,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把原定批判十部坏影片的计划否定了,只批判《林家铺子》与《不夜城》。同时,又定下学术批判的调子,不许接触政治问题。即便如此,周扬还暗中捎信给《不夜城》的炮制者柯灵,要他“不要紧张”。



  江青同志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在北京遭到抵制,便设法在1965年1月间通过上海市委,指示这些坏影片上映时不要修改,不要为坏影片遮丑,以便让它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彻底批判。周扬获知之后,极端害怕这条黑线从上海开刀因而全部暴露出来,赶紧先下手为强,伙同彭真、罗瑞卿命令把大毒草《不夜城》、《舞台姐妹》、《阿诗玛》修饰后上映。

  江青同志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企图破坏对毒草片的批判,便当面要求周扬、石西民等一定要召开“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讨论有关电影创作上的重要问题。周扬之流在江青同志接二连三发动猛烈攻势之下,步步被动,慌了手脚,为了挽回败局,他们又在背后策划,进行破坏,故意拖延开会时间。在江青同志一再催促下,他们迫不得已,又耍了个花招,叫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召集各厂摄影师去讨论过期的彩色胶片如何使用的问题,歪曲了江青同志的原意,扭转会议的方向。江青同志看出他们要捣鬼,便亲自前来参加会议。周扬闻讯后惊恐异常,他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要通知她,她来干什么?!”第二天,江青同志来了。周扬假惺惺地陪同前来,并请江青同志指示。江青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她只有三句话,要与会的同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江青同志还谈到要“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破掉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制”等重要问题。另外,对会议室挂的一张毛主席像提出批评,指出:这张像是抽象派画的,歪曲了毛主席的形象,建议马上将此像摘掉。

  周扬狼狈不堪,惊慌失措,不得不把原定的三天会期延长七天,并亲自出马和刘白羽一唱一和,妄图诋毁江青同志讲话的巨大影响。周扬在会上大肆歪曲江青同志提出的“标新立异”的口号,借题发挥说:“标新立异是任何阶级、时代共有的要求,有此要求,人类才能进步。”甚至胡说什么“苏加诺退出联合国也是标新立异”。他处心积虑地抹煞阶级观点,混淆阶级界限,贩卖“全民文艺”“阶级调和论”,同时周扬又反对江青同志提出的破“导演中心论”,他胡说:“正因为导演在创作中是领导,所以才要听工农群众的意见。”周扬极力要保住“导演中心制”,而且还要让导演以老爷的资格“听听”工农群众的意见。由于周扬等的破坏,江青同志的指示和革命精神,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

  江青同志非常气愤,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亲笔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江青同志写道:“我曾建议中宣部和文化部召开一个‘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的专题会议,读了毛主席批的徐寅生的讲话,鼓励大家奋发图强,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指出:“为了彻底解决目前这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我建议认真解剖一个麻雀(制片厂)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

  江青同志这封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信,判处了电影界资本主义复辟的死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害怕这封信在电影界会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失掉他们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阵地。于是,使尽了反革命的伎俩进行抵制和破坏。他们严密封锁消息,不让江青同志的信与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封信转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手里,他根本不加理睬,一脚踢给了旧文化部肖望东。肖望东这个刘邓的忠实走狗把信压了五个月之久,才假惺惺地让秘书写一张纸条,说什么要电影局提出个处理意见。后来,肖望东一伙又拖压了三个月,才勉强拼凑了一个所谓的“调查组”,并指名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雪当挂名队长。调查组最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雪、赵辛初、肖望东对此根本不闻不问,就同时集中全力炮制《北京农业大跃进》和《刘少奇访问四国》等美化刘少奇、彭真的大毒草影片,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大作舆论准备,同时又为自己独揽大权树碑立传。

  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惧怕,又这样仇视江青同志,就是因为江青同志的指示和信件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江青同志毫不畏惧,为了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地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冲破周扬、夏衍之流的阻挡和破坏,在忙于进行京剧改革的同时,深入到电影工作者当中,直接和制片厂的摄制组成员座谈,直接抓影片的拍摄工作,给同志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江青同志在1964——1965年间在百忙中带病多次接见八一电影制片厂《奇袭白虎团》摄制组和山东省京剧团部分同志。江青同志批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把“反帝斗争”、“血的南京路”都给削弱了。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则“突出了姚母,大讲资产阶级恋爱经,这是写中间人物的戏。”后来又指出:“电影《人民战士》很不好,凄凄惨惨,最后进关时只剩下刘兴一个人,其他人都死了!”“战争是那么残酷,那有什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

  江青同志同志激励电影工作者说:“我们一定要打破这种洋教条、洋迷信。要有雄心壮志,搞出好作品来。现在世界上资本主义进入了腐朽阶段,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有些进步的东西,在意识形态、文艺领域是腐朽透顶的,对我们没有用处,一定要奋发图强,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江青同志对电影工作者这样热情、诚恳、坦率地批评和勉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江青同志不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阻挠和破坏,相信群众,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和群众一道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仅说得到,而且做得到。,特别是亲手抓了《南海长城》的拍摄工作,满怀信心地把这个样板电影树起来,要在电影战线上真正升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揭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1965年二月间,江青同志受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写出了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光辉文献——《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共中央于四月十日发出文件,指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其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修正主义的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复辟资本主义准备精神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全国解放以后,文艺战线上的多次重大斗争和这三年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都是毛主席亲自领导的。”

  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党中央充分肯定《纪要》。毛主席还在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指出:“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江青同志按照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在这一场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搏斗的时刻,在《解放军报》发表了署名高炬的文章,向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猛烈开火。

  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并由中共中央发出的五.一六《通知》这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重要文件,吹响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毛主席击中要害地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亲自批发北大聂元梓等同志的革命大字报后,轰轰烈烈地在全国开展起来。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广大革命群众揪出了文艺界、电影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及总其后台刘少奇,把他们统统暴露在毛泽东思想的阳光下,宣告了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彻底破产。

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攀登无产阶级革命电影的最高峰



  当代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伟大导师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三十年代文化战线的伟大旗手是鲁迅先生,六十年代文艺革命、电影战线上的先锋战士是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江青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毛主席的好学生,是捍卫和执行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的优秀战士。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千百年来为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服务的中国戏曲、西欧芭蕾舞交响乐,经过一场深刻的革命,引向为工农兵,为无产阶级政治,为社会主义革命服务的革命航道,这是一件震撼世界的伟大创举。江青同志自建国初期在电影战线上所进行的这一系列斗争,实质上就是电影战线上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和以刘少奇及其死党周扬、夏衍之流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虽然在垂死挣扎中屡次进行歇斯底里的疯狂反扑,但是,任凭敌人耍什么鬼花招,捣什么乱,最后必然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彻底垮台,彻底灭亡!江青同志正是在向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尖锐斗争中冲杀出来,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革命的电影事业闯出一条攀登世界电影高峰的道路,为世界革命文艺、革命电影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开辟的革命航道前进立下了巨大的功勋。


  最近,江青同志发出了振奋人心的豪言壮语:“我的雄心壮志——搞二十个戏,二十个电影,希望同志们努力……”

  让我们向敬爱的江青同志学习,向敬爱的江青同志致敬!为在银幕上体现光焰无际的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为塑造工农兵英雄人物的光辉形象,为使电影艺术真正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艰苦奋斗。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要学习您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英勇奋战的革命精神,学习您“对工作的极端的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您脚踏实地走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您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我们愿在您的指导下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大踏步地前进、前进、再前进!

  第二篇:京剧改革的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江青同志在北京京剧一团蹲点情况(略)



  第三篇:革命红灯万代明——记革命京剧样板戏《红灯记》的诞生(略)





  第四篇:无限风光在险峰——记革命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的诞生(略)





  第五篇:披荆斩棘第一人——记革命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的诞生(略)





  第六篇:风景这边独好——记革命京剧样板戏《海港》的诞生(略)



  第七篇:革命芭蕾舞的红旗要我们来扛——记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诞生(略)





  第八篇:《奇袭白虎团》在斗争中诞生成长(略)





  第九篇:毛泽东思想的雨露培育了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略)





  第十篇:走我们自己的路——记革命交响乐《沙家浜》(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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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外传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


关于江青的两本传记
1975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谈话被提起,并且越闹越离奇。其实,《红都女皇》与《江青同志》或《红都女皇——江青同志》是两本根本不同的书,很多人错把两本书误认为是一本书。张颖说:维特克的这本书与《红都女皇》事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回事,但直至如今关于这件事仍然是非颠倒,有些人甚至造谣生事,这令我始料未及。
由于维特克夫人的汉语听写水平不高,当时江青的讲话主要靠王海容和唐闻生来翻译,并且只能拣重要的同步译出,维特克夫人用英文记录下来的则只是一个大概。谈话结束之后,维特克夫人要求江青让有关人员按全部录音整理出来一份全稿,并译成英文,交给她。江青爽快地答应了。
当时参加接待维特克夫人的全体人员分工整理了几个月,终于完成了中文整理稿,并打印了10份。随后不知什么原因,上级突然决定不再将之译成英文,并将10份中文打印稿放在外交部封存。
到了1975年,当时在北京和其他一些地方盛传有所谓《红都女皇》一书,闹到后来,甚至是街谈巷议,无人不知。传说毛泽东看了这本书后大发脾气,严厉批评了江青。
维特克夫人回到美国以后,曾多次发表了有关江青或中国问题的谈话,但因等待中方交给自己谈话的英译稿,所以并没有立即动笔写书。197610月中国粉碎四人帮后,维特克夫人估计这份英译稿不会再给她了,于是找出当年自己的速记稿,整理成一本书。这本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一说是1977)才用英文在美国出版,名为《江青同志》。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是否有不妥的内容,抑或是否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呢
文革后期,有一特殊的社会现象,即所谓政治谣言往往不胫而走。具体到《红都女皇》事件,很多人借它来表示对江青等人的不满,并由此揣测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之间的内部分歧与斗争,以至于有追查政治谣言的举动。至于说当时有人据此指责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夫人合作,让这本书在西方出版,因而泄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如今看来,却并非事实,真的不过是谣言而已。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1976年,华国锋在一次讲话中历数江青的罪状,也提到了她与维特克夫人的讲话,说江青贬低主席,内容下流”。
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要说有不妥的内容可以,但说她泄露了党和国家的机密则言过其实。其实,当初一些参加谈话的反映给周恩来,主要是因为江青在谈话中涉及到了毛泽东的婚姻和家庭,这些也可以称为中方接待人员(如张颖等),之所以很快就对江青谈话的内容表示出惊讶和不满,甚至马上想到的是领袖的隐私。张颖回忆,那时她深感惊讶,本能地感到不妥至于对其他内容并没有在意,更没有什么觉察到泄露了党和国家机密一说

   张颖则回忆说:江青与维特克夫人的谈话,虽然很不得体,影响很坏,不过,因为记录稿没有流传出去,并未立即产生风波。只是后来《红都女皇》的出版,这才成为导火线,讲话和书被联系起来,以至让毛泽东震怒”。
  这就是《红都女皇》事件 我们现在依然所知甚微。
[ 此帖被河山在2013-02-28 13:16重新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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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特克夫人应邀来华访问
1972年春,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向北京发回一份电报: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副教授洛克珊·维特克夫人希望到中国访问,专门采访有关中国妇女革命的历史,请考虑作为友好人士予以接待。
 
71991,维特克夫人应邀来华访问。在中国友协的安排下,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康克清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维特克夫人。此外,会见她的都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战士、老革命家,是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杰出人物。
 
一位普普通通的美国公民,受到这样高规格的接待和会见,应该心满意足了,但是,她想得到中国问题专家的称号,便提出了会见江青的要求。她说:美国人知道宋美龄,却很少有人知道江青。她认为江青是当代中国最时髦、最有权威的女人,写一本关于江青的书,肯定会给美国读者带来震动。
 
周恩来总理在外交部的呈文上批示:江青同志:如你这两天精神好,可以见见此人,谈上一个钟头就可以了。如不愿见,也可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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